关键词：人口均衡型社会；西方人口均衡思想；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天人合一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1；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1—0034—05
一、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紧迫性
2010年5月，在中国人口学会主办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人口学界专家提出了一个社会建设的新理念，即在已有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的基础上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经过近两年来的探讨和研究，目前人们的共识是，中国要建立的人口均衡型社会应该是一种“在稳定人口系统内部诸要素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探求与人口规模、结构分布等要素相关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资源承载和环境保护之间协调平衡的社会发展模式”。
就中国目前的发展实践看，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有着强烈的紧迫性。一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需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今，我国目前的人口现状已经不能适应全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们需求的不断升级，需要我们从战略高度重新思考人口问题。二是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经过近40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需要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做出准确归纳和总结，即我国长期以来的人口政策的出台和调整在保证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以及自身发展相互均衡方面的基本状况和本土性的经验教训。三是解决现实人口问题的需要。在目前生育率逐步降低、人口年龄老化、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城乡户籍壁垒仍存、人口素质偏低和人口与环境的矛盾激化等现实人口问题面前，我们急需一种大人口观和全新的人口发展理念来改善目前的人口状况，为经济、社会的良性循环做出努力。四是构建中国具有本土化特色的人口理论的需要。在中国人口目前出现阶段性特点和正在转型的关键时刻，需要我们提出一种新的适合人口长远均衡发展目标，统筹人口数量和质量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能够实现现代人口科学的重大突破以及具有本土特色的人口理论，以指导中国未来人口的转型和发展，为中国人口领域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五是新形势下我国人口管理服务和综合改革进程推进的需要。在目前强调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下，人口管理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其发展战略、具体发展路径均需与社会管理的目标和效果相一致，而强调人口的均衡发展，可以从机制角度确保社会管理达到理想的状态。另外，中国目前的综合改革已取得明显的成效，作为社会生产力的主要因素、上层建筑的执行者、一切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的人口群体，对综合改革的推进起着巨大的推动或阻碍作用，一个从数量、素质、分布、结构都相对均衡合理的人口群体对我国未来各领域的体制改革无疑会起到极大的助推作用。
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是我们转变人口发展理念、适应整个国际、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围绕着这一全新的提法，人口学界的专家学者均对其含义、现实意义、指标体系、实现路径及困境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取得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阶段性成果。也有一些文献对其赖以建立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和梳理。如陆杰华、黄匡时在《关于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基点理论思考》一文中，已提到了“可持续发展、适度人口理论、人口安全观、大人口观和两个统筹思想、和谐社会理论和科学发展观、一般均衡理论和区域均衡发展理论”等一系列基本思想对人口均衡社会进行理论基础的构建。但是，到目前为止，学界总体上对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概念框架、理论框架、政策框架等还没有深刻的理解和极其明确的阐释，尤其对人口均衡型社会赖以建立的思想资源的挖掘还很不到位，表现在已有的少数文献对此问题的研究比较浅显和缺乏系统性。笔者认为，在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过程中，理论的构建同样具有非常极大的紧迫性。表现在：第一，任何一种建设目标的提出，都需要坚实的理论作为支撑，人口均衡型社会的建设也不例外，因而宏观而科学的理论建构是人口学界目前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第二，关于是否放开二胎的论争，也需要我们尽快从理论层面去廓清，寻找存在问题的根源，在准确剖析相关人口转变理论、低生育率理论的基础上尽快尽早给出中国人口发展的近、远期目标，保证目前中国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发展。第三，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前已经出现的严重的人口问题及其趋势，与人口均衡型社会的理论构建联系起来，使现实问题的解决拥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有效路径。因此，本文拟围绕“人口均衡理论”的构建，挖掘与其具有密切联系的三大思想资源及其对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意义，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脉络和相互联系，同时提出理论建设的困境及其努力的方向，使这一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和科学，力争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最终实现打下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思想资源
（一）西方人口均衡思想
西方人口均衡思想是伴随着西方古代人口思想同时出现的，其中以古希腊最有代表性。如柏拉图、亚里十多德等思想家，很早就提出了人口增长不利于维护古希腊城邦国家的稳定、要依靠国家力量限制人口规模、使人口适度发展的思想。柏拉图在他的《法律论》中指出：“一个国家人口的有效规模只有在与其周围国家的土地和城市联系在一起考虑时才能够正确理解。就土地而言，需要确定的是供养适宜的公民数量需要多少土地——因为更多的认口是不必要的——但是，就人口数量而言，需要确定的是需要多少人方可抵御周围的部落。”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保持适度人口的规模可以避免贫困，以及由此导致的叛乱和罪恶。虽然欧洲中世纪人口思想因为宗教势力的强大出现了以基督教为基点的鼓励增加人口的鲜明特色，但在之后的17世纪末18世纪初，伴随着人口问题的日益凸显，许多思想家们又一次从理论层面对人口均衡这一观点进行了强调，形成了明显的人口均衡思想的思潮。如英国牧师威廉·德汉姆就认为，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必须保持平衡，因为地球只能给一定数量的动物提供空间和食物，或者说地球所能承载的所有动物的数量是一定的，如果他们的数量加倍增长，超过这个数量，那么他们就会陷于饥饿或毁灭。大卫·李嘉图也认为生产力大于人口增长的情况不会长期继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将会导致贫困和人口过剩。瑞士学者西斯蒙同时认为，人口与财富直接必须保持比例；人口应按收入和劳动的需求来调节；人口过剩的原因是由于劳动需求的变化；人类的意志和法律可以限制人口增长。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对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增长关系的分析和说明，完全是建立他对两者之间不可能均衡的认识基础之上的，而随之提出的备受批评的“两种抑制”，则是他为解决这一问题，使两者之间达到均衡的治世良方，虽然他的人口论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无情的批评，但他抓住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生产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均衡关系的学术视点，开辟了一个人口研究的新领域。与此同时，以坎南、威克塞尔、道尔顿、桑德斯、费伦齐、索维等人为代表的“适度人口理论”，更是基于经济学的立场开辟并深刻论述了人口适度的意义、标准和分类，以一个全新的角度完善了人口经济学原理，同时论述了人口均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后，以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当代西方控制人口增长的诸多学说，从更加广阔的角度，适应时代的需求，提出了基于人口与环境关系的一系列丰富的理论。以《世界的饥饿》《生存之路》《世界人口的危机》《世界动态学》为代表的一部分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研究思潮的兴起和兴盛。他们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人口压力与土地负载能力有限论”、“人口危机与社会发展停滞论”、“人炸与生态环境恶化论”、“人炸与自然资源枯竭论”、“人口控制与物质增长极限论”、“人口控制与人类有机增长论”等。20世纪80年代，西方研究者的目光更加犀利，也更加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进一步提出了以“食物供应、土地负载能力的人口压力”、“经济增长极限、失业与贫困问题的人口压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以及现代化面临的人口压力”为理论视点的控制人口的新思想。
纵观西方人口均衡思想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古典哲学家，还是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抑或是当代的生态理论的倡导者，都从当时社会的需要及其人口与军事、经济、生活资料、生态、环境等的关系出发，强调了人口作为社会存在中的重要力量，其数量、质量都必须与社会、经济、环境相协调，否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甚至破坏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自1843年恩格斯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始，马克思主义人口思想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逐渐得到丰富和拓展，最终形成了非常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体系。在该体系中，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经济发展和具体国情的均衡是最为核心的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时代的经典作家的人口均衡思想的梳理，分析这一思想的主要观点及其特征。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深刻论述了人及人口的本质，论述了人口在社会发展中的双重作用，论述了人口规律的本质，强调了人口生存必须同物质资料生产相协调。他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口是“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与其人口思想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形式的剖析，则是基于人口社会属性变化对原有均衡状态破坏所做的经典描述，即在社会人口日益分化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过程中，探究社会内部人口阶级结构的既有均衡遭受倾覆的原因，并进而洞悉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恩格斯的人口思想可概括为：社会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在社会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将会是有计划的生产；提高人口的整体素质，会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人居环境和经济资源决定人口分布等。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序言中，他指出：“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反杜林论》中，他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社会生产内部的元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组织所代替”。在《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他指出：“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好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阐释了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各个社会固有的人口规律、两种生产的比例是社会生产的基本比例、人类自身生产与社会、环境相协调的规律也是各社会共有的人口规律、人类自身生产与社会、环境相协调规律的基本要求等内容。列宁也认为，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人口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会日益突出。他指出：“世界所以有这种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根本原因是有成亿成亿的人卷进这个发展的洪流了”。
的人口思想可概括为：人口发展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的生产要有计划；人口素质应该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中国的妇女是重要的人力资源等。他指出：“我们这个国家的好处是人多，坏处也是人多”。“要提倡节育，要有计划的生育”。在整个50年代，多次强调了人口要有计划的发展并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观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更加完善的人口思想。邓小平的人口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第一次把人口问题摆到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中加以观察和分析，深刻阐明了新时期人口问题的重要性、综合性、长期性，并以此为出发点，阐释了以下观点：人口与资源的尖锐矛盾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人口政策是带有战略性的大政策；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他指出：“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生育工作不能放松，人口增长必须与经济增长相适应。
纵观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我们发现这一科学体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他们都强调了社会生产是两种生产的结合，两者缺一不可；第二，人类自身生产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三，主张在提高人口素质和合理分布人口的同时使人口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相协调；第四，中国人口众多作为一个基本国情，我们在安排社会生产方式、部署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时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可见，虽然所处时代不同，但他们对人口发展必须与其他社会要素相协调的观念和认识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积累和诸多纲领性认识为我们今天提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构建打下了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整个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及文化智慧可以被概括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论、天人合一的认识方法、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观、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等。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强调人与自然必须和谐共生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它包括，人要敬畏自然及其宇宙、人道要合于天道、整个社会要保护环境、讲求生态文明。综观中国古代的诸多典籍，都深刻地阐释了这一思想。荀子曰：“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藏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董仲舒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晋代的葛洪认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宋儒张载也认为：“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就道家而言，这一思想更加突出和明晰。如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庄子主张：“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人口与其他相关因素的均衡，是一个相对复杂、可以充分体现事物之间关联性及辩证关系的问题。因为人口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是所有相互联系着的物质的核心，它的数量、质量及结构方面的具体变化既受经济的决定性影响，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同时，与人口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联一样，人类作为整个自然界抑或生态系统当中的一分子，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一直保持着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系。或是人口压迫生产力、或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或是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都是我们曾经面对过的现实或是人类为了自身的良好发展提出的或错误或者正确的理念。尽管人类在当时还没有树立一个极其明晰的“均衡”理念、或者是有关“均衡”的理论还没有作为主流思想被我们纳入到发展理念当中，但人类内心深处对均衡及和谐的追求并无平息。尤其是当人口面临大自然的无情报复的时候，人类的苦痛及挣扎更彰显了我们对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其他各要素之间良好关系的渴求。
将以上思想相与我们构建的人口均衡型社会联系起来，我们不难看出，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为我们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提供强大的传统力量，可以启发人们沿著人道-天道-生态-环境-社会这一思路，探究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和最终要追求的文化精神和终极目标，进而更加关注身边的环境，尽量保持人口的数量和行为与环境的协调，自觉的调整目前人口的种种问题，最终实现人口均衡型社会。
以上我们分析了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三大理论资源，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可以建立起这样一个理论资源框架，即以西方人口均衡思想为借鉴、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为指导、以古代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为传统力量，使三大思想资源形成合力，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构建提供理论支点。
三、有待开掘的研究方向
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是方法不够简便，不利于推广。此外，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许金声（1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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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程晓农: 中华民族的创口：人口压力
项飚: 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落实在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们生活水平上面。人民的富裕、民族的兴旺、国家的强大、人类的进步必需有足够数量与质量的人口，一定数量与质量的人口有助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实现。改革开放让我们融入了外面的世界，开始尝试从世界大背景下思考中国的婚姻家庭、生育、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人口变迁以及人口发展等人口学问题；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着国人科学把握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之间的互动规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分析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促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政策框架。这为建立中国特色人口学理论及其学科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与现实可能。
一、建立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必要性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乃至每一种社会形态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都会走出独特的人口发展道路，形成具有独立性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规律，凝聚成各自的人口学理论。同时，各民族国家的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某种人口思想或理论，把它们当作该国人口政策实践的前提和依据，从而不断深化和丰富已有的人口学思想及理论。因此，人口学理论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制度及人口政策设置的原则与要求、目标及任务、途径及方法。16世纪以后，人口数量的增长引起了人口学家们就人口生殖力与土地供养力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逐步建立了人口生产、人口保障、人口教育、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以及婚姻家庭等制度，以便提升人口质量，促进人口可持续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资源环境的变化以及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政府出台了以控制人口增殖为主导的计划生育政策，完善了优生优育、婚姻家庭、养老医疗以及人口就业、人口迁移、人口分布、人口教育等政策，这为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一，打造本土人口学话语体系需要建立自己的理论。人口学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及表达方式，展示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独特性质，进而形成了体现人口学科理论体系与思想内容的概念逻辑、知识体系及话语方式，彰显出人口学科自身所具有的性质与地位、对象及任务、功能与目标，这是人口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重要之处。同时，各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也会形成为其他国家人口学科所接纳并共享的概念范畴及理论命题，这是各国人口学科得以便利交流、展开学术对话、形成学术共识、推进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的前提，它体现出人口学科所具有的共性特征以及各国人口学科共同遵守的学术话语体系。但是，应该看到，任何一种话语方式实际上都是文化乃至生活方式的外在表现或表达习惯，人口学科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以及不同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文化与行动中也会赋予其特殊内涵，形成了具有各民族国家及各种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特色的话语体系，体现出本民族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表达方式，它意味着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受到各民族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及思维方式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在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建构中既要看到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也要注意到各国人口学科所面临着不同的主题、任务及战略目标。既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一般共性而否定各国人口学科及人口学发展的独特性质，也不能因为人口学科的特殊性而忽视甚至抛弃人口学科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吸收以往人口学科及人口政策实践基础上扎根于本民族国家的人口学发展实际建立起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体系，系统而科学地回答本国人口生产与再生产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促进本民族国家人口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进而为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建设及人口学理论发展开启另一扇窗户，这是文化多样性、社会多元性、生活多彩性的集中体现与内在使然。
第二，突破传统学科话语体系的局限性需要建立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人口学科话语体系对应着人口实践探索与理论建设的文化及思维系统，具有民族性、文化性以及历史性特征，是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在人口领域内的反映与折光，蕴含着各国对人口与婚育、人口与经济、人口与地理环境、人口与教育及人力资本、人口与保障等人口生产与再生产等相互关系的认识与态度。不同的民族特别是不同的种族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们的婚育观念、婚育行为及家庭与社会观念自然就会有所差异，不同的国家及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中面临的人口生产及再生产的任务与目标不尽相同，由此产生了不同的人口政策实践并为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繁荣人口科学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人口学理论不断推向深入的前提与可靠依据。可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依仗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吸引一大批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学者依据发达国家的实际构建起较为系统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提出了一整套人口学科的概念范畴及命题原理，强调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的普世性、普适性与真理性，试图统治人口学科的话语权，居高临下地推广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及学说，主导其他国家的人口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人口学理论研究，而不去考虑他们的人口学理论对于其他国家的条件性与适用性。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实施赶超战略往往把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当成解决本国人口问题的依据，直接简单地套用发达国家自己都不用的概念命题，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科话语体系来开展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结果非但不能有效解决本国人口问题，而且产生出许多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立足于本国实际，扎实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形成可解释性以及全面性的人口学理论，建构起能够有效指导本国人口政策实践的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着力突破发达国家人口学科话语体系的单一性与狭隘性，寻求更加丰富、更为科学的人口学理论体系，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科学的发展。
第三，解决中国人口问题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生育观念、生育意愿、生育文化及生育政策有所不同，各省的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以及收入结构差异较大，面临的人口矛盾与问题、需要实现的人口目标不尽相同：北京、上海、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早已进入老龄化乃至高龄化时代，这些省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已超过16%[1]，而部分西部地区尚未出现这一问题，但面临着未富先老、先老还穷问题的威胁。就人口红利而言，中国正面临着低生育率陷阱而出现的人口红利日益减弱、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再明显等问题；就人口就业来说，我们面临着将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本优势压力，以及促进就业方式的转型以及就业质量的提升等问题；从流动人口角度看，中国每年产生的流动人口达到2.5亿左右，比俄罗斯的总人口还要多，接近美国的总人口数，众多流动人口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问题运用发达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手段及方法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实际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甚至在数十万非洲难民潮面前都显得相形见绌、难以奏效，更遑论解决数以亿计的中国流动人口问题。在这种情境下，简单地采取同一种人口学理论，特别是套用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显然是不科学、不可取的，也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这就需要站在世界人口第一这个基点上重新审视古今中外人口学思想观点，“重建中国人口学理论”[2]，揭示出人口问题的本质与实质，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增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二、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的问题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各界立足于人口总量世界第一的国情开展人口学理论研究，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等政策建议，以便使我们的人口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将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本强国，实现人口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统一。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40年来的建设，我们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但是，人口学领域尤其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等领域近年来出现的矛盾折射出现行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是简单地套用西方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人口学理论是人口学家关于人口变动与人口发展规律的学说，人口变动与发展总要受制于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特定的社会形态。然而，每一种社会形态乃至同一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历史阶段都有其特有的人口发展方式，形成不同的人口变动规律，这就为产生不同的人口学说、形成不同的人口学理论派别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不同的人口学家因其自身的认识程度以及所处的时代不同也会产生相异的人口学理论，形成丰富的人口学理论资源及理论派别。从学术史上看，无论是主张人口自然生产说、人口社会再生产说，还是基于经济增长、生育率或死亡率视角的总人口发展过程理论，乃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老龄化理论、人口迁移理论、城市化理论、增长极限理论以及人口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实际上都是把人权当成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与前提，特别强调人口的自然再生产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不仅如此，凭借先发优势，借助计量技术，抓住后发国家急于赶超的心理，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人口学理论，进而润物无声地输出了这一理论赖以存在的人权基础，试图把后发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及人口政策依附于发达国家，全然不顾后发国家的生育观念、生育文化、生育政策以及人口基数与人口结构，全然不顾人权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别性与民族性差异，凡是采取与发达国家不同的人口政策就被打上侵犯人权的烙印，凡是与发达国家相异的人口学理论观点则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殊不知，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本身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它涉及温饱权、健康权、福利权、民族权及发展权等，而不仅仅只是西方学者所鼓吹的选举权与政治自由权；人权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不存在唯一正确的人权观以及由此演绎而来的人口学理论；人权也是历时性的而不是即时性的，它与各民族国家的生育文化及生活态度有关，是各民族国家生活史的写照与延续；它涉及的层面是复杂多样的而不是简单划一的，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权涉及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各个层面。西方人权观的这些缺陷决定了简单地套用它不可能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人口政策的科学设计。
二是一味地依赖西方人口学理论派别与内容。回顾建国以来的人口学理论建设，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两种生产理论”上面，没有自觉地将人口研究纳入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3]，更多地注重实证研究特别是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人口政策研究，而忽视人口学理论本身的研究，尤其忽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在批判地继承发达国家人口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符合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口学理论体系。一些学者往往照搬西方人口学理论产生的人权基础，简单地沿袭了F?W?诺特斯坦、E?坎南、A?索维、J?斯彭格勒、A?柯尔以及D?R?福尔肯伯格等人的“人口转变”、“适度人口”、“人口控制”以及“人口可持续”等理论，强调在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都会普遍性地产生出生率下降幅度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幅度情形，这种“时滞现象”是影响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关键。[4]为此，一些学者探讨中国人口规模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关系，提出最优人口数量及其因应措施，认为要实现经济强国就要将人口总数控制在7亿到16亿之间[5]，进而把17亿作为我们的生命线，并以此提出各种人口政策。实际上，西方学者基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人口自然生产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适度人口以及人口控制等诸种形态的理论隐含着“最大收益何以持续”以及“人口是产业最大收益的唯一变量”等两个“模糊性和伸缩性”问题[6]，隐含着人口惯性增长同一性以及人口变动周期相似性等理论前提，更蕴含着人口变动的跨文化性。因此，简单地依据西方人口学理论内容与理论派别将使得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建立在错误的理论假设以及错误的理论前提上，使得我们的理论研究总是拾发达国家的牙慧而无法系统地提出并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口学理论体系，自然就难以有效地指导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
三是把西方人口学方法当成唯一科学的方法。人口研究方法是一种帮助人们更加精准地认识人口现象、掌握人口规律的手段与工具，注重定量研究特别是基于人口统计学的量化研究是人口科学研究的时代潮流与发展趋势。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人口数据收集、人口指标测量、人口模型建立及其人口预测等方法，不断优化生命表、人口普查和间接估计、人口发展方程预测模型以及出生性别比MFC数学模型等方法，以便于对我国复杂的人口现象进行“科学严谨的统计分析，揭示其背后的规律”[7]，更好地服务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实践。应当注意的是，国外人口统计测量、模型建构与估算技术方法都是在西方人口学理论影响下对西方人口理论的验证，它是基于本国人口变动这一“社会事实”之上的方法假设、数据模拟、数据检验与方法修正，这些方法在建立与使用中有意或无意地把西方的人口学理论以及人口变动实际特别是“稳定人口”实际当成方法论建构的“假设与条件”，运用这些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很适合这些国家的人口发展实际，可以很好地服务于这些国家的人口政策实践。但是，把这些方法移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不仅失去了人口研究方法存在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失去了该方法所附有的前提、假设与条件，进而消解了各民族国家人口生活的丰富性、文化性与社会结构性。例如，以常住人口为主、以结构式访谈为主要形式的人口普查技术无法保证中国人口调查的有效性以及所获取数据的真实性，用这种结构式访谈形式虽然可以反映被访者本人的生育意愿，但并不能体现被访者家庭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数量。又如，依据发达国家关于失业人员数量及其生活状况的抽样调查同样难以了解到中国“真实的失业形势和失业者的真实问题”[8]。再如，人口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周期性的人口流动等让任何一种国外人口学方法都黯然失色。然而，大多数学者往往把国外人口学方法当成分析和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不仅不去反思国外各种人口学方法的理论基础、理论依据、适用范围与适用条件，不去构建中国自己的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方法，不去寻找人口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与逻辑必然性，甚至“误用和滥用”国外的人口统计方法描述和解释中国人口现象[9]，依据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难以科学地指导我们的人口政策实践，难以扎实推进中国人口研究的繁荣与发展。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结合本国的人口发展基础创造出适合中国人口实际的本土人口学理论与方法，不断增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理论自信。
三、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建设
我们提出建立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不是简单地否定西方人口学界数百年来所取得的理论成就，也不是简单地否定中国30多年来的人口政策实践，而是强调立足中国特有的人口规模、人口特性、人口结构以及人口文化，探索并运用更加科学的研究方法，反思中国人口学理论建设及其政策实践过程中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理论依据，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进行理论概括与理论抽象，形成自己的人口学理论框架与理论体系，回答我国人口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发展道路，为世界人口学研究提供中国模式。
第一，探索中国自己的人口学理论基础。人口学理论基础是构建人口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它内在地规定着人口学理论体系及其基本内容，体现出人口学理论所蕴含的价值观念。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生产理论出发，反思西方国家的人口学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人口变迁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应该抛弃发达国家把那种简单抽象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基础的做法，采取那种能够体现人口生产权与自然生产权相统一、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人权作为人口学理论的建设基础。这样的人权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人权，能够很好地解决人口发展与物质资料增长之间的矛盾，能够成为构建中国人口学理论的基础。一方面，这种人与自然及环境相统一的人权在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尊重人口生产的社会文化性，赋予人口自然生产权利的同时体现出与物质资料的生产规律相适应原则，它强调了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的辩证统一性，而不是依据抽象的人权观片面地强调人口自然生产的至上性，也不依据物质资料生产的有限性否定人口生产的能动性与选择性，特别不会依据两种生产的矛盾性去简单地控制人口生产。另一方面，这样的人权能够全面准确地揭示出它所应有的内涵与意蕴，认为人权不仅只是人口的自然生产权尤其不能等同于生命权或胚胎权，而应该包括抚养权、生存权、教育权以及发展权等，是这些权利的有机整体，它要求我们在人口学理论研究中应该坚持全面的人权观念及人权基础；同时，这样的人权嵌入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事项中，反映着特定国家的人口生产与再生产观念与行为，离开了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就无从解释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偏高问题，无法解释中国人的居家养老观念，更无法解释农村富余人口大规模流入城市然后又季节性返乡这一独特的流动人口问题。这意味着我们的人口学理论研究要扎根于自己的社会土壤，明确人口学理论的建设重点与主攻方向，解决长期以来困扰中国人口持续发展的问题。
关键词：流动人口 社会融合 战略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定义
社会融合作为社会政策概念源于欧洲学者对社会排斥的研究，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在论文里首先使用了“社会排斥”这一概念。1995年联合国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指出，“社会融合的目的是创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都可以发挥积极作用。Ratna Omidvar认为，社会融合应该拉近互相隔离的人们在空间、社会和经济上的距离。时至今日社会融合并没有统一定义，普遍观点是：社会融合是动态而非静态的；社会融合既是目的也是手段；社会融合不仅是制度性的也是主观性的融入；社会融合是多维度的、多层面的。
（二）国外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成果
在国外，诸多学者对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移民的融入类型研究领域中，戈登的“二维度”划分法认为移民的融入有结构性和文化性两个维度。杨格-塔斯等人的“三维度”模型认为移民的融入可划分为结构性融入、社会文化性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恩泽格尔等人认为移民在流入地社会要面临四个维度的融入：社会经济融入、政治融入、文化融入、主体社会对移民的接纳或拒斥等。
关于移民在流入地社会面临的社会孤立与排斥以及社会融入限制，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三种归因理论：人力资本归因论、社会资本归因论与制度归因论。此外国外始终存在同化论和多元化主义之间的争论。
对于人口流动的研究，按照空间划分可以分为国际移民和国内移民。国外对于国际移民研究的更多，我国显然是侧重国内移民研究，因此我们需要立足于本国国情，抓住我国流动人口特色进行研究。
（三）国内对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已有研究成果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大多数的城市融合实证研究都纳入了客观性指标和主观性指标：前者主要是说农民工生存状态；后者是说的迁移意愿、身份认同、社会地位、交友意愿和困难求助对象，接受本地文化价值程度和社会满意度等。
朱力认为城市适应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经济层面的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的适应是反映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而心里和文化的认同才能促使完全的社会融合。他指出，“融合与适应不能简单地等于同化，它比同化具有更主动、积极的意义。”
社会融合从定义理解，并非单方面行为就可以促成，否则只是“合”而不“融”。如果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融合，需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
二、研究方法
（一）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衡量指标
我们参考朱力的见解，认为融合既要考虑物质、社会关系层面，又要考虑到人的精神层面，且以后者为融合的最高标准。因此我们把“是否对城市有归属感”以及“是否对居住区有归属感”作为因变量，以此衡量流动人口在心理层面上的融入状况。
同时我们认为，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区域范围内并不相同。我们把心理的归属感分为“对居住区的归属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做两个独立模型，然后通过做影响因素对比分析，更全面的了解流动人口融合状况。
（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如朱力所言，社会融合的三个层面是递进的，所以我们认为，心理上的归属感不可避免要受到是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影响。但是我们的考察重点放在融合双方的意愿、能力上，试图从精神、心理等内在层面了解社会融合影响因素。
在这里主要把自变量分为四类：第一类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基本情况。个人情况主要反映其人力资本。第二类为迁移状况，包括打工去过的省份、离家外出原因、户口类型是否有过变化、是否希望获得城镇户口等因素。迁移情况可以反映出受访者对于融合的主观态度。第三类为目前工作生活状态，包括居住情况，工作所属产业类型、是否认识小区内邻居等因素。第四类是社会交往层面。首先，融合要考察双方的融合意愿。本文采用“博格达斯主观性社会距离”概念，即可通过测量两个群体之间接触、互动意愿的强弱来测定其社会距离。因此我们需要考察“交友是否考虑本地居民、是否受到本地居民歧视、离家外出是否因为想进入城市”这些因素。其次，双方的社交能力也会对融合有影响，强社交能力者的社会融合状况更好。我们列出受访者日常生活的交际圈，重点考察与本地人的来往状况。再者，受访者本身的心理素质也是相关因素。例如在平时是否感到孤独、无助。乐观的性格和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是优秀社交能力的基础，而后者对融合很有帮助。
若想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收集数据构建Logit模型，此文仅作理论推导。
三、结论和建议
促进流动人口融合要实施综合引导政策：一方面要培育市民与流动人口的现代市民意识；另一方面要促进群体间的沟通和理解。但最根本的还是户籍、医疗、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子女教育和住房的改革。只有制度上的革新，才能为融合提供良好基础，为社会和谐、经济稳步快速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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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的研究看，南京大学人口所已故的马淑鸾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采用PQLI（直译为"生活的物质质量"或 "物质生活质量"，移译为"生命素质指数"或"人口素质指数"）来测度人口素质存量的人口学家。马淑鸾根据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进行计算并与国外比较，结论是：1982年中国的PQLI为77，印度为43，美国为94；而且 1982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生命素质指数在全国的排序与其人均GNP 的排序基本一致（马淑鸾1986）。王俊改等对1982～1990年中国人口生命素质指数的变化进行了时序比较，结论是：1990年中国的PQLI为83；从区域差别看，PQLI达到80以上的高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1.24%，PQLI在60～80之间的中等素质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8.57%，唯独西藏只有51，属于低素质人口。并且再一次发现PQLI与人均GNP 存在着较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王俊改，谢韦克1997），即人口素质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函数，二者同时也相辅相成。笔者本人也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对1990年的PQLI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结论是：世界平均为65，发达国家为94，欠发达国家为53，中国约为80，印度为57. 结合人均GNP 来看中国人口素质的综合发展水平，至少在现象的层面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素质的发展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穆光宗，许金声1991；朱国宏1994）对这种怪异的现象主要有二种解释：一种认为，上述的 "超前"现象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中国人口素质潜能转化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较低；换言之，中国的人力资源还有待于更充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这似乎与我们所观察到的社会事实是吻合的（穆光宗1996）。另一种认为，"超前"可能是一种假象（冯立天1992）。
虽然PQLI方法有很多优点，如3 项指标达到较高水平是人们的普遍愿望，3 项指标具有泛人类色彩并反映的是 "产出"的情况，能够较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福利状况，计算比较简单方便等；但也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这种方法有不少的局限性：首先，在PQLI的3 个构成指标中有2 个是反映健康状况的，而只有1 个是反映教育状况的；仅用识字率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对文化的需求似乎太粗；仅从健康和识字两个方面来反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生活质量显然又过于简单等。据此，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改进的办法，用"0 岁平均预期寿命"这一指标来代替婴儿死亡率和1 岁预期寿命，用"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来代替识字率（冯立天，1992）。还有的学者用 "25岁以上人口受过中等教育以上人口的比重"来代替识字率，并用实际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朱国宏1994）。
也有一些学者另劈蹊径，用新创造的指数来衡量中国人口素质的存量。首都经贸大学人口所陈再华（1992）利用模糊数学方法来处理各因素指标，利用模糊隶属函数使各因素指标成为无量纲指标，并且具有横向可比性，建立了人口素质综合评价模型。结果发现：无论是综合来看还是分因素来看，中国人口素质都是呈递增的趋势。从结构来看，问题主要出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方面，区域之间的差异也主要在这些方面。陈再华的方法一个最大的缺陷是过于复杂，不利于推广。南京大学人口所夏海勇（1992）也提出了一种"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他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但舍去了思想道德方面的内容，最终他选择了9 个指标来构造"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平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残疾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总和生育率、男性成人识字率、女性成人识字率、受过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人口比重、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计算方法是借助于系统聚类分析等方法，组成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的取值阵，求得基点数据，并进行同度量处理，再计算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从而获得评价概念。根据作者自己的评价，此方法效果较好，反映面广、灵敏度高等。但主要问题还? 欠椒ú还患虮悖焕谕乒恪4送猓本┥缁帱a href=//shiti.7139.com/3034/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科学院社会学所许金声?991）和江苏计生委陈友华等（1998）也探讨和提出过"人口素质指数"。
由于人口素质本身是相当复杂的现象，试图用一种方法就揭示清楚是不太可能的。综合上述，笔者以为：PQLI 方法的生命力是不容忽视的，目前国内的一些探讨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一种新指标可以替代PQLI的位置。因此，继续探求新指数无疑必要，但需要提醒的一点是，要注意数据的易得性和操作的便利性。从目前的情形来看，改进 PQLI方法使之更加实用和准确比较现实。
五、人口素质问题的理论探讨
1992年，刘铮教授重提"人口现代化"，在人口学界和实际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人口现代化"的框架中，"人口素质的现代化"被摆上了关键的位置（刘铮1992；穆光宗1995，1999；陈友华1998）。目前，国内提的 "三优系统工程"正是实施"人口素质的现代化"的具体措施，所谓三优，是指优生、优育、优教。
为了从整体的角度来把握"人口素质"问题，笔者于1991年上半年撰文提出了"人口素质木桶理论"。与此同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许金声也提出了相似的理论。所谓"人口素质木桶理论"是从科学哲学常讲的"水桶现象"中获得启发的，即一个水桶的容量受制于最短的那块木板，假定水桶的周边是参差不齐的话。笔者认为，人口素质本身存在的问题和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分属两个层面的。也就是说，一是人口素质存量水平的高低问题，二是人口素质潜能开发水平的高低或转化程度的大小问题。中国人口素质的"短板效应"主要表现在非智力素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只有建立正确评价人才和合理开发人力资源的社会经济机制，中国才能塑造不断克服"短板效应"的机制，让人口素质潜能不断喷发出来。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人口质量投资唯有相辅相成才能形成良性循环，人口质量投资则大致包括了优生优育投资、文化教育投资、健康卫生投资和环境（生态环境、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优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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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文教学；口语训练
当今社会人人都面临着挑战，我们必须正视现实，认清这个充满竞争的信息时代，人际间的横向联系正在大大加强，所以一个人口语水平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他的社会交际能力的强弱，说得长远一点，可能要影响他的事业前途。口语交际能力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越来越被重视，而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却远未把培养训练学生口头表达能力放到应有的位置。笔者在普通中学语文口语训练课的教学实践中，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在此谈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做法。
1．加强口语训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1．1 从语文教学的目标看，口语训练不容忽视。中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任务应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新《课程标准》对学生口语方面的要求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能根据不同需要正确运用规范语言进行口语表达，具有一定的口语交际能力；能根据不同场合的需要，得体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正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发表自己的见解；具有一定的演讲能力和论辩能力。由此可见，口语教学是语文教学中一项十分艰巨的教学内容。然而长期以来，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往往重读、写，轻听、说。教师们并非不知道口语交际能力对于学生将来踏上社会后的再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迫于考试的压力，不得不违心地引导学生抠字句背解释，而把许多能力的训练挤出了语文教学的课堂。现在，在语文教学改革中，我们必须认识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要性，把提高学生“说”的能力作为语文教学主要目标任务之一，必须在语文课中给它以应有的一席之地。
1．2 从社会发展的要求看，口语训练非常必要。新课标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21世纪的社会是一个有强烈交往意识、信息万变的科会，交往活动是21世纪人的最基本、最经常的社会实践活动。善于交往，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是21世纪的人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人们通过交往，开放自己，大量吸收社会信息，丰富情感体验，接受社会文化和社会规范，得以顺利发展,人际间的横向联系大大加强，在社会工作与社会交往中，许多时候需要谈判、辨论、宣传、演讲……。我们的学生不论他们将来从事什么工作，都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交际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外事工作、商业谈判、法庭辩论、企业公关哪项不用口语？教师、记者、节目主持人、导游、推销员谁个不需口才？就是汽车售票员，商场营业员、宾馆服务员也要有良好的口语表达能力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出色。当今社会，人们已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口才的重要，口才对于某些人来说将直接影响到其事业的成功与否，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试图通过强化训练来提高自己的口才。
因此，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口语训练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非常迫切的任务，这是社会对跨世纪人才的要求，也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必不可少的一环。
2．对学生加强口语训练的途径
2．1 凭借语文教材，加强口语交际训练。对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首先要依托语文教材。语文教材中语言因素十分丰富，为我们对学生进行口语交际训练提供了较广泛的内容和多种形式。因此，教帅要十分重视运用教材的内容和形式，加强对学生的口语交际训练。新编教材中，有一个新的特点是：课本中专门编排了“口语交际课”，每册一共编排了6课。例如：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安排有《这就是我》、《漫游语文世界》、《感受自然》、《探索月球奥秘》、《我爱我家》、《追寻人类起源》等。这都是学生进行口语训练的好内容和生动形式，教师利用这类教材对学生进行训练时，必须在自主的语言实践中来培养学生口语交际能力。因此，教师教学时，除了按照教材编排的专项对话交际训练外，还要在讲读课文时突出人物对话的部分，有意识地让学生学习人物之间是如何进行口语交际的。可通过朗读、分角色读，以及表演等形式进行训练，努力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
2．2 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口语交际训练。教学过程的实质是教与学的过程，是教师、教学内容、学生互动的过程，是师与生、生与生进行学习交往的过程，因此，充分重视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学生口语交际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在质疑解疑中加强口语交际训练。
质疑解疑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共同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这个环节不但能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也能培养学生表达能力、跟人讨论的交际能力。尤其是解疑的环节，就是通过互相讨论、议论，甚至争论来求取真理、获得知识、提高能力。
其次，在评议中加强口语训练。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对别人的读书、答问进行评议、补充，这不但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而且评议活动，也是师与生、生与生的学习交流，是口语交际训练最常见的形式和良好的机会。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要充分重视“评议”环节，要把这一环节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在“评议”时，首先要求学生留心听别人的朗读、发言、答问，然后要积极思考、判断，敢于提出不同意见和补充意见，敢于争论，互相交流，从而提高口语交际能力。
第三，在小组合作学习中加强口语训练。
组织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对提高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有很大的作用。如在小组中交流自学情况，在小组开展讨论，在班上进行小组汇报、组与组进行交流，并互相评议。这样使口语交际训练面广，增大学生口语交际训练的活动时间，也增补了以学生个体活动为基础的群体的口语训练的形式。
参考文献
[1] 《给口语训练一片天空》作者：王惠萍
[2]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口才训练探究》 作者： 蒋近朱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消费人口的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二者的负担孰轻孰重，一目了然。但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两个不同年龄组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就会发现，老年人口和未成年人口并不是简单的1: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3亿未成年人口简单。因此，考察年龄结构的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它会使我们能更准确地把握人口变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这一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的到来，对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搞清这种关系对于制定中国下一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阶段的中国来说，正确认识中国人口老化发生的原因、运动的过程、发展的趋势以及将会产生的社会经济后果至关重要。中国在制定下一世纪的产业政策、分配政策、交换政策、消费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客观事实。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全面、稳定、协调、健康地发展。
二、几个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龄界线
“老年人”是指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界线的人，这里的关键在于老年年龄界线，因为确定这一界线是统计老年人口的前提条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老年年龄界线的定义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龄分类和死亡率研究》一书中将人口按年龄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实际上，他是将50岁作为老年年龄的下线；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中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的下线；而198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又将老年年龄界线定义为60岁。国际上之所以将老年年龄界线从1956年的65岁增改为60岁，这是因为1956年联合国发表的报告主要是针对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老化问题，而当时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人口老化问题，将65岁定义为老年年龄界线是根据当时发达国家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而设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经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人口老化问题，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得多。因此，考虑到全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的情况，将老年年龄的界线定义为60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年龄的标准应是不断变化的。一般说来，发达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应高于发展中国家老年年龄的起点。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尽管人均预期寿命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还是比发达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将60岁作为中国老年年龄的界线是合理的选择。
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也是不同的，界线范围在15～20岁不等。一般说来，发达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高于发展中国家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国际上一般将15岁定义为未成年人界线，即0～14岁的人口均为未成年人口。
在给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龄界线后，我们就很容易确定成年人的年龄界线了，即成年人的年龄界线是15～59岁。（二）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
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划分是主观的，而不是客观的。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发展和人们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特别是随着老年年龄标准的不断变化，对人口年龄结构类型的划分也是要相应改变的。一般说来，对老年型人口的定义通常以60及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称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问题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来说，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迁移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龄结构是在不断变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构成是不断变化的。在总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我们就称这一动态过程为人口年轻化。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说，人口可能出现老化，也可能出现年轻化，人口的老化与年轻化是可逆的；而对个人来说，从他或她一出生就开始进入了老化的过程，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问题是指在总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由于在人口老化的过程中，各个年龄组的人口都在发生变动，所以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有老年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调整问题，而老年人口问题是指老年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给社会经济带来的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即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问题，而存在人口老化问题则一定存在老年人口问题。三、关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观点综述
国外早期对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多数是对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讨，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临的实际问题。然而，对实际问题的研究离不开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不同的学者在特定的条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论假设，而这些理论假设又为后人所演变发展，进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论。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1969年，在二十四届联大上，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龄问题，呼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关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长的趋势及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
国外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和老年事业的经验为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提供了借鉴的成果。但中国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背景既有别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更与发达国家的情况不同。因此，国外的经验虽然可以借鉴，但终究难以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的问题要靠我们自己去解决，中国人口老化的科学研究要靠我们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揭开了中国的老年事业的序幕。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观事实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近些年来，中国相关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学人口所张纯元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编的《中国老年人口》、《中国老年人口经济》、《中国老年人口社会》、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武汉大学人口所徐云鹏等主编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熊必俊主编的《老年学与老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杜鹏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学军的《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复旦大学王爱珠的《老年经济学》，天津学者的《1988年中国九大城市老年人状况抽样调查》和上海学者的《上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关调查数据为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人口所组织的“中国1987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92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老年人供养体系调查数据”等。所有这些文献和数据都为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老化问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一）关于下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老化趋势的预测
人口老化的理论和实际证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阶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对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导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导作用。无论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预测的两个最重要的参数。基于中国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趋势，当初人们在进行人口预测时，普遍倾向于中国人口生育水平会急速下降的乐观估计，估计到200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会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种预测方案的参数假定是：总和生育率从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随后不变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88岁上升到2050年的80.20岁。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趋势继续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现了波动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总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较快。对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进行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国内外争议较大，大多数人认为此结果偏低，极少数人则认为实际的结果可能会更低。人们对目前总和生育率的水平众说纷纭，低的低到1.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工作部门对此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给人口规划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也造成了学术界的混乱。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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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综合考察国家计生委规统司1992年10月作的“38万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1993年国家计生委对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结果（见“当前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喜与忧：由几则信息引发的思考”，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厅，《计划生育情况》增刊（9）期）以及国家统计局1990～1998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的结果，我们认为，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计。就中国的全国平均水平而言，中国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长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现在这样低的生育率水平。因为即使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国家，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仍然为2.1，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同样会带来许多问题。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中得到一定的启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过高，劳动力短缺，社会保障负担过重等问题。因此，2020年倘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则应采取干预政策，抑制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国人口三年肿瘤死亡回顾调查”资料表明：当时中国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6.3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中国男性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4岁，女性为69.4岁，男女合计为67.9岁（姚新武，尹华1994）。1985年，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则表明，当时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为68.9岁，其中男性为67.0岁，女性为71．0岁（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93）。1998年，中国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上升到71岁，其中男性为69岁，女性为73岁。目前，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6岁，其中男性为64岁，女性为68岁。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61岁，其中男性为59岁，女性为62岁；而发达国家人口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为75岁，其中男性为71岁，女性为79岁（PRB1994）。
从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近3岁，平均每年提高近0.5岁。从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1岁，平均每年提高0.33岁左右。而从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间，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提高了2岁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岁。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卫生和营养保健状况的不断改善，中国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还会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速度是“边际递减”的，即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低时，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会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而当平均出生预期寿命较高时，相似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预期寿命有相对较小幅度的提高，在达到一定阶段后，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甚至可能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中国人口的平均出生预期寿命的提高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每年提高0.5岁下降到每年提高0.33岁，进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岁。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人口的人均出生预期寿命会逐渐提高，但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会逐渐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绝对数会逐渐增多。目前，中国每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数为550万左右，而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1130万左右（世界银行1993）。
(2)世界银行，《1984年世界人口预测》。
(3)中国老龄委，《中国老年人口发展预测》，1986年全国老年学术讨论会参考材料之二。
(4)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2年.
(5)杜鹏，1994年，《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
(6)于学军，1995年,《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中国人口出版社，北京。
从表2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单位或学者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预测是非常接近的。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下世纪前半期老年人口数量的规模的发展取决于现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而与今后出生的人口数量没有关系。在上述的各种预测中，联合国的预测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中，对下世纪老年人的预测又相对较高，但无论如何，从以上的各种预测结果中，我们可以作这样的判断，即到2000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左右，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0.9亿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预测毕竟是预测，任何自认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设条件为依据的预测都难以断言其所预测的内容会成为现实。对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变动受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我们不能肯定中国政府在某个时刻不会改变其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结果会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目前尚缺乏权威、精确的人口和经济方面的统计数据，这为我们的预测在一开始就造成了障碍。因此，我们的预测大致只能说明一般的趋势，而不能将其视为对未来的客观描述。（二）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主要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邬沧萍认为，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看，中国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不发达的背景下发生的，中国未来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国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长期，人口老龄化速度将超过一些发达国家。中国人口转变快，但人口增长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受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邬沧萍提出的最新观点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数量问题，而非老年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高低，因为无论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对的，而数量是绝对的。据此，他指出，人们要从新的视角审视计划生育在老龄化过程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田雪原认为老年人口学研究的重点在于老年人口变动，而老年人口变动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紧紧连在一起。在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分析之后，他认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特点表现在：一是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达到的水平比较高；二是老龄化发展在时间上具有阶段和累进的性质；三是老龄化在空间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学袁方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人口老龄化将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解决中国老龄问题要依靠国家、社会、集体和家庭相结合的方式。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徐勤认为人口转变速度将决定人口老龄化强度。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任何人口随着社会的发展或迟或早总要发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速度不同，导致人口转变的速度不同，从而人口老龄化的强度也不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人口转变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转变的后期将出现老年人口比重急剧增长的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乔晓春通过对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认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响因素时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现实人口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从现实看，年龄结构对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还要大（虽然历史上年龄结构最终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的）。过去往往只重视出生率、死亡率对人口老化的影响，而忽视了现实存在着的年龄结构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认为，运用稳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国人口处于急剧转变之中。以往根据稳定人口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对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长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过对9个方案人口动态模似的结果分析，史菁却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死亡率下降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与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样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国的人口老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计划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国1964年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运用人口预测方法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没有使中国人口老龄化，反而使其年轻化。他还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发展的惯性也是年龄结构变化的一个原因。
杜鹏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一书中认为，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现在：（1）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过程重新加以认识，这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特点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制度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们分析过去40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数据为基础所作的人口预测也使我们得以对未来的人口老龄化趋势重新进行估计。（2）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龄结构，但是这些因素在过去40年的人口发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还没有从数量上加以全面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作用是否一样？差异有多大？这些问题都有待进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们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用比较预测方法对过去40年和未来40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3）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断地更替，新进入老年人口的队伍逐渐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两个不同时期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并未改变，甚至老年人口数也一样的情况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这种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的特点及由此产生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都会有所变化，这是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以往未被广泛认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这里将运用第三、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老年人口的更替规模和更替率进行分析。（4）人口老龄化过程并不只是总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断老龄化。对这一特点的了解是随着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而出现的，但还未被广泛认识（杜鹏1994）。
于学军认为，无论采取那种方案对中国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都会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国在下个世纪将面临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战。面对下一世纪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我们既不能采取不承认的态度，视而不见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就“谈虎色变”，盲目悲观，凡是不尊重客观规律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以积极的态度迎接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挑战，积极采取对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总抚养比较低的有利形势，大力发展社会经济，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我们又要认真研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消极后果，尽量避免或减缓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因此，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问题，从宏观上看清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的趋势，及早地制定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总体战略规划，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别要注意的是，各个年龄组的人口群体是抚养和被抚养的关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过程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时，要全面系统地考察整个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老年人口是整个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龄组人口的变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体，必须与未成年人口和劳动力人口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不同年龄组人口群体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学军，1995年）。
以上列举了部分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献，这些研究对认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问题都有重要的发现和建议，为以后的中国人口老龄化过程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过程及影响的认识需要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人口发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预测的方式变化，随着新的人口数据的取得和人口老龄化分析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和特点重新进行认识，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对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人口老化过程，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如上所述，人们之所以关心中国人口老化的过程，是因为会产生所谓的人口老化问题，而人口老化是会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及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可能是人们最为关心的。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老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产生了一些学术上的争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马赢通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乔晓春之间的交流。
马赢通（1987）指出，多年来，人口老化被作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因素来论述，研究的重点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对策。这无论对认识未来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对深入开展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都是不利的。他认为，从各方面的相关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决不是坏事。人口老化是人口发展的必经阶段，主观上抗拒是无济于事的，人们在其面前的选择，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脱。只有按规律办事，促进其发展，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马赢通指出，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必然形成少儿人口远大于现时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时上升的“两头沉”的现象，而人口老化过程起到了减轻一头负担的作用。因此，只有通过计划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将有利于中国四化建设的全局。
乔晓春（1988）不同意马赢通的上述观点。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与近年来的计划生育没有关系，但人口老化系数的变化与计划生育确实有关系。这一点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认为，人口老化、计划生育、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出生人口数量减少及老年人口数量增加会导致人口老化；由于作为人口老化系数分子的老年人口数量是相对确定值，而出生人口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长只能使出生人口减少，从而加速人口老化；计划生育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虽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计划生育引起的，但从逻辑关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乔晓春进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减少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关系，人口老化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没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
马赢通和乔晓春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的讨论，既交流了学术思想，也深化了学术研究。笔者认为，马赢通和乔晓春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问题：老年人口问题和人口老化问题。他们之间的辩论没有使用同一个概念和标准，讨论的结果自然不会达成共识。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学者没有间断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田雪原（1987）认为，中国人口从属年龄比的大幅度降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条件，未来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总的来说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反过来，人口老化又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相应的影响。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人口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使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于学军在《中国人口老化的经济学研究》（1995）一书中认为，伴随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构成人口老化问题，以至于整个国家的人口问题要看它的发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影响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要区分不同的阶段来看。从长期的趋势上看，中国的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于积极的影响。但如果分阶段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的人口老化问题大致以下世纪20年代为过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许多有利的条件，这一阶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许多“利”将逐渐转化为“弊”，这一阶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说明的是，利与弊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利与弊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要我们能利用这二、三十年的有利时机，在大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注意人口老化的动向，采取相应的对策，及时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就可能将人口老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四、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们对中国人口老化原因和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过去，我们的研究主要以宏观为主，视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学和社会学领域；今后，我们应进行一些微观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并将我们的视野放远于更多的交叉学科之中。我们应将人口老化问题提高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从多角度审视人口老化问题。我们都预感到人口老化会对中国的社会关系、经济发展、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人们想知道这些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在这些影响中，哪些是积极的，哪些是消极的？如何引导积极的影响而减缓消极的影响？只有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让人们意识到人口老化问题不仅是老年人口问题，而是与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时，人们才会关注和重视人口老化问题。
在进行人口老化问题研究时，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研究成果，因为他们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为解决老龄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严格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理解和掌握这些理论和经验会使我们少走弯路，节省很多时间。但遗憾的是，对他们成熟的理论和经验，我们知道的还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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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media，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internet gets more attention and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et word of mouth（IWOM） communication becomes prominent. Many companies realize the advantages of social media and using it to build up their brand reputation. In this paper， features of social media， current situation of IWOM in social media， IWOM communication paths in social media and IWOM application in social media are analyzed to help brands establishing good word of mouth. At last， suggestions about how companies using IWOM in social media are put forward.
关键词： 网络口碑；社会化媒体；传播；博客；微博
Key words： internet word of mouth；social media；communication；blog；microblog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3-0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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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红燕（1975-），女，河南荥阳人，博士，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人文与国际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公关、网络传播。
0 引言
随着SNS网站、微博等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网络中人际沟通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公司采取积极措施鼓励消费者在社会化媒体中交流信息。社会化媒体对提供品牌建立客户关系、树立良好口碑、以及决定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带来了口碑的革命，使口碑传播被赋予新的意义。因此，企业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的优势来做好网络口碑传播成为当前的研究热点。本文从社会化媒体中网络口碑的现状入手，分析网络口碑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传播路径，并为网络口碑在社会化媒体中的运用提出策略及建议。
1 社会化媒体与网络口碑
1.1 社会化媒体的含义 社会化媒体也称社会性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常见的社会化媒体有博客、维基、播客、论坛、社交网络和内容社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赋予了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人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建立博客，开通微博，并将信息轻松地传播到网站上。
1.2 社会化媒体的特征
1.2.1 参与性 社会化媒体可以激发感兴趣的人主动地贡献和反馈，并模糊了媒体和受众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的模糊性，使企业可以通过互联网与目标客户平等的进行互动，更贴近消费者的想法和需求。
1.2.2 公开性 大部分的社会化媒体都可以免费参与其中。人们参与和利用社会化媒体中的内容几乎没有任何的障碍。在这种无门槛的方式下，信息的和传播很快速，也更容易。
1.2.3 交流性 社会化媒体的优势在于，内容在媒体和用户之间双向传播，形成了一种交流。它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让不同层面的人在同一平台上得到了接触。
1.2.4 社区化 在社会化媒体中，人们可以很快地形成一个社区，并以共同感兴趣的内容为话题，进行充分的交流。例如豆瓣通过用户自我创造与分享内容，形成无数个具有共同话题的小圈子，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好友社区。
1.3 社会化媒体中的网络口碑 网络口碑是互联网用户借由BBS、网络虚拟社区、博客等一系列基于网络的沟通工具，展开的关于某种产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的交流和讨论。网络口碑在社会化媒体中的运用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1.3.1 提供网络口碑咨询服务的调研咨询公司 它通过剖析消费者在社会化媒体中，如网络论坛上的表现以及对产品的评价，总结网络传播现象，帮助企业理解网络口碑，发掘传播机会，并在科学调研的基础上，向客户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
1.3.2 搭建社区口碑传播平台 主要目的是吸引网民关注，诱导网民讨论，引导更多的意见领袖到社区之中，最终影响用户的购买行为，帮助企业客户从网络口碑当中获益。
1.3.3 提供传播口碑的网络媒体 这类媒体并不是为了口碑而专门设置的，仅仅是口碑借以存在的平台。所有的社会化媒体都是企业和口碑营销公司可以利用的平台。
网络口碑能够像病毒一样蔓延，通过转发和转寄迅速的感染和扩散到更多的受众。近几年微博以信息传递交流的迅速与方便吸引了众多企业。很多品牌都乐于建立品牌微博，推广产品信息，传递品牌理念，建立与消费者互动平台。其与虚拟社区的结合运用、互补，已成为品牌建立良好口碑的一把利器。
2 网络口碑在社会化媒体中的传播路径
2.1 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对于口碑传播有着很大的作用。要扩大口碑的影响力，就要设法使口碑渗透到论坛中，引起目标公众的关注，并能够挖掘潜在的客户。网络论坛口碑影响力的重要表现是其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引发探讨的手段之一是开设跟帖功能。大多数网站在楼主发帖后设有评论和点评等跟帖的功能，使新闻报道与网民讨论自然地成为一个整体。当然，也有某些事件不宜开设跟帖功能。对于此类事件，企业应尽快做出反应，及时对负面消息进行引导，消除消费者对品牌的负面印象。引发讨论的手段之二是企业有意识的在论坛上发表一些有针对性的评论，引起网民的关注，引导网友的意见走向。同时，企业也可通过论坛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及时与目标消费者进行互动。
2.2 博客 现在的企业若要进行网络口碑的传播，必定会利用到红人博客。可以说，博客在网络口碑中的运用已经相对的趋向成熟，也被众多的品牌所青睐。博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使其能够做到目标群体准确定位，迅速找到专业或爱好相同的人群。每个博客都有其不同的受众群体，细分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形式的媒体。普通博客能够起着参考群体的作用，知名博客则能够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企业可利用知名博客这一平台，在博文中软性的植入产品信息，并推荐给其他爱好相同的人群。由于不少博客拥有长期以来建立的用户，因此这类博客更容易获得人们的信任，这大大加强了博客的口碑价值。
2.3 社交网站 社交网站集合了论坛的社区形式以及博客表达自我观点的特性，鼓励用户使用真实姓名，更加有效的与其他用户分享交流。这些属性决定了其成为口碑传播的绝佳传播媒介。企业在社交网站中进行口碑传播，可充分利用该平台的各种应用和互动方式，让品牌与个人成为好友，以更亲近的方式进行交流。同时，通过互动的口碑传播去“感染”消费者，在潜移默化间让用户接受产品和品牌的概念，进而达到口碑传播的目的。社交网站具有“病毒”式的自发传播性，即一旦用户获得对自己有用的品牌信息，就会主动向好友传播，并在一定的用户范围关系网中迅速散布。企业可利用社交网站这一特性，消费者感兴趣的话题，以此不断扩大品牌的影响力。
2.4 微博 微博，是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微博比博客更便利，传播更迅速，字数限制在140字之内，方便用户通过电脑、手机等各类平台浏览，信息分享实时传达，并可一键转发。它使企业获得了一种更加直接与消费者互动的渠道。品牌可以通过微博，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中有针对性地回答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解除消费者购买前的种种顾虑，促使消费者购买产品；通过活动、产品介绍、使用体会等方式来提高企业或者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一个成功的微博是需要长期维护的，发帖的频率也是需要关注的。因此，微博的口碑传播是一项长期的公关投资，需要花费人力和时间才能起到塑造良好口碑的效果。
3 网络口碑在社会化媒体中的运用策略
3.1 内容策略 社会化媒体只有在被赋予可用内容的前提下才会对企业起作用。
3.1.1 了解受众需求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社会化媒体的运用。开通一个品牌微博、建立一个开心账号、或是以网友的身份在虚拟社区中与消费者互动是现今企业进行口碑传播的惯用手段。但是并非所有品牌都能获得良好成效，原因就在于其对于自己的目标受众、受众需求没有精准的把握。企业要在互联网中建立起正面的口碑效应，首先应定位品牌所要传播的内容信息，传播目标受众感兴趣的内容，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求。例如，某一化妆品品牌，在微博内容的定位上，除了有自身产品的推荐外，还会提供给消费者一些关于化妆技巧、美容保养的小贴士。对于女性用户来说，这些都是十分有价值的信息，并符合她们的需求。企业通过社会化媒体为用户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可以潜移默化的在消费者中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3.1.2 口碑内容的趣味性 在口碑内容的定位上，趣味性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口碑内容趣味性是指受众浏览某产品评论或文章时感觉到的好玩程度，包括好玩、愉快和享受等维度。生动有趣的口碑内容对消费者行为意愿的影响比平铺直叙的方式更为强烈，能够增强受众对广告信息的接受、对产品的认知和记忆，并且进一步触发信息传播行为。内容趣味性越强，信息扩散的速度越快。现今，许多企业都开始利用较具趣味性的传播内容来达到吸引消费者眼光的目的，并配合其他的广告形式来进行口碑的建立。
3.2 应用策略
3.2.1 增加互动性 在社会化媒体中，企业要与客户建立良好的关系，最简单最实用的方法就是进行互动。互动的实质是参与，互动设计的越好，消费者的参与度就越高，企业与消费者的接触度也越高。这时，企业和消费者双方不再是买卖对立关系，能够更好的促进口碑传播。社会化媒体使消费者成为创造内容的主体。因此，企业应引导消费者去创造内容，与消费者之间构建一个良好的互动。比如，企业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主题或创造内容的框架，消费者将在限定的主题或框架内创造有利于企业的内容。同时，让消费者来创造内容，对其他浏览内容的消费者来说，会更具有说服力。另外，互动能促进消费者间的联系并逐步形成基于共同消费体验或产品偏好的社会化群体，进而形成群体效应，影响其他潜在消费者，让口碑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
3.2.2 找准意见领袖 企业进行网络口碑传播时，应当寻找到能够让受众感觉具有一定专业性的口碑传播者，该口碑传播者要比一般受众在该产品或服务领域内具有更多的专业知识或使用经验。从而增强网络口碑受众对该口碑传播者的信任，达到建立良好口碑的效果。
在社会化媒体中，消费者个体之间进行着高效的沟通和联络，成员之间相互认同、彼此共鸣，结果塑造出群体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们会在社会化媒体中表达并分享着自己对品牌的认识，享受社区成员对自己的尊重与依赖。品牌可以通过对社会化媒体的关注，从中寻找出在某产品或服务领域经常发帖且具有突出专业性的网友，并激励该网友在网络中散布关于企业的良好口碑。但这种方式较为被动。因此，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的口碑信息，如产品使用常识的文章等来引起其他成员的关注，也可通过品牌微博的互动回答消费者的疑问，以此来树立网络中产品专家的形象，获得网友的信任。
3.2.3 重视负面口碑，实行危机公关 由于网络效应的迅速扩散，一旦在网络中产生对产品或企业的不满的负面言论，其传播的效应会更加的明显。消费者往往对负面口碑更敏感，也更容易接受。因此，企业一定要密切关注社会化媒体中的言论，一旦出现类似情况，应采取积极态度应对，及时有效地进行危机公关，展现企业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化解危机。
另外，企业应注重网络领袖力量。研究发现经常传播负面信息的往往是社会化程度较高，社会责任感较强的人。企业应主动与这些重点客户联系沟通，让他们反映产品或服务的问题，及时妥善的处理，并与这些客户建立社会感情，以降低负面网络口碑的传播。
4 结语
通过社会化媒体来进行口碑传播，可以强化消费者已有的正面品牌态度，弱化负面品牌态度。特别是针对没有直接经验的消费者，企业利用网络口碑传播，使其获取别人的良好使用体验，可直接建立品牌的美誉度。伴随社会化媒体的发展，网络口碑已成为公司运营管理计划的一个重要战略性要素。企业应充分重视网络口碑对企业品牌形象带来的影响，充分发掘网络舆论的正面影响力。这是企业提高形象，建立良好口碑的必要手段。
参考文献：
[1]毕继东，胡正明.网络口碑传播研究综述[J].情报杂志，2010，（1）.
[2]廖涛.SNS能否成为网络营销利器[J].时代经贸，2010，（1）：1-4.
[3]崔冰，侯学博.基于博客的网络口碑营销浅析[J].中国商贸，2010，（1）.
[4]社会化媒体环境下弱关系网络口碑传播研究..2013.1.30
[5]刘蔚，胡昌龙.关于中国当前社会化媒体的应用研究[J].前沿，2012，（8）.
关键词：计划生育政策；理论发展规律；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C9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3-0038-02
一、概述
计划生育政策的雏形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形成，经由、、邓小平三位领导人基于马克思人口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多位学者从民族关系、文化背景、法制建设、制度设计的创新与管理以及医学等各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详细论证后，1979年正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实现我国人口计划的核心。
计划生育政策既是政府的一项制度设计，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人口理论的指导下更好地遵循人口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必要保证。近年来人口政策改革的呼声愈高，在“十二五”和“两会”上都有类似的声音，但大都只关注社会的表面现象，如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劳动力短缺、性别比例失调、养老保障功能的被削弱等问题，而缺乏对现象成因深入的理论分析。本文从理论上论证当前计划生育政策做出调整和改变的必要性。
二、理论的内在发展规律
任何一门理论或学科都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托马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论述了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从人口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级数论，到赫茨勒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坎南和维克赛尔的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后来索维对适度人口理论的发展，或者是批判马尔萨斯将人口与生产、分配和消费有机联系的马克思人口理论，人口抑制是大部分学说的首要观点。从总的趋势上来看，人口抑制是对社会发展有利的必要约束，也是在一定区域内实现综合效益最优化的方法之一。但随着社会实际情况的变化，适度放宽的人口政策成为刺激经济发展，保持经济活力的有效手段，这在发达国家中应用得尤为广泛；鼓励—抑制—鼓励的循环发展道路体现了人口理论本身的灵活性。这说明我国在应用人口理论指导制定人口政策时应该关注社会现实变化，适时做出自我创新，才能更有效地使理论为现实服务。
三、制度分析
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不仅是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人口理论，也是我国的一项制度设计。一项制度由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二者的实施特征构成，这三者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对于该项制度的经济绩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式规则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计划生育政策于1982年正式被写入宪法，《劳动法》、《刑法》、《收养法》等多部法律也从各个方面界定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在新中国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这些政策使得中国人口保持良性增长，对妇女地位的提高及生态环境的保护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正式规则起主要作用的同时不能忽视非正式约束的变化，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存在一个程度上的差异。非正式约束来源于社会传递的信息，是我们所谓文化传承的一部分。
我国的生育观念从古至今曾经历过多次变化，控制人口增长以提高人口质量的思想从先秦时代起就经由多位改革家提出过，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多子多福还是较为接受的观点。晚清至五四时期由于政权分裂疏于管理，人口出现激增，而20世纪初又流行起欧美的节育之风。
新中国成立以后，计划生育处于缺失阶段，直到党中央认识到控制人口的重要性后，才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节育的宣传和教育，并延续至今。而最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收入较高的地区如上海、北京的生育率较低，且晚婚少生的观点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而在逐渐增多的中产阶级人群中，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生二胎的观念开始兴起。在农村，虽然计划生育的宣传不曾间断，但少量偷生或者罚款生二胎的情况一直存在。由于这种从文化传统衍生出来的非正式约束不会立即对正式规则的变化做出反应，在两者相抵触时则更易给制度的有效实施带来困难，而这恰是制度变迁的契机。
对于一项制度的变迁，新古典模型曾给出一个有效的解释，“‘相对价格的根本性变化乃是制度变迁的最重要来源。’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能改变‘各人在人类互动中的激励’，而且能改变人们的口味和偏好，从而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一些‘先存的心智构念’，并最终引致制度的变迁。”这里的“相对价格”可理解为实施制度的相对成本。对政府而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成本可以由显性和隐形成本组成。显性成本主要包括宣传计划生育理念的成本、设置行政机构的成本以及实施惩罚机制所需人力物力成本等，前两者一直保持着较为平稳的水平，而近年来为了抑制超生现象而对超生对象实施惩罚而付出的譬如稽查、教育等成本逐渐增加。而隐形成本的增加则更为显著，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现已承担起家庭责任且承受较大养老压力，政府应对其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和医疗补助。同时对于孤巢老人增加等社会问题，政府也应加大福利投入，并发动社会群体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个人而言，养老负担的加重只是一个方面；亲情的维系及现代独生子女的孤独感亦是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今在中产阶层中日益增加的生二胎现象，也是他们过去“只生一个孩子好”的大口号性质意识形态逐渐改变的体现，这同样是促进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长期经济变化的发生不仅是因为新古典模型所强调的相对价格的变动，而且是因为不断演变的意识形态观念导致各人和团体对自身地位的公平性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并且按照这些看法行事。”
四、结语
从理论本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以及实施理论所设立的制度发展因素两个方面来看，计划生育政策在当代中国都面临着一个新的改革契机。
参考文献
[1] 杨阳.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再思考[J].研究与探索.
[2]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杜闻贞，马淑銮.学习《资本论》中的人口理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J].人口研究，1983，（3）.
[4] 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M].时报文化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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