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文章采用Heckman模型控制样本选择问题，研究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加率对家庭创业资产规模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加水平对家庭创业资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文章还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状况和风险厌恶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制约作用，从而激励了家庭创业投资。
关键词：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创业资产；Heckman模型
一、引言
创业研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激励创业是解决失业的有效途径。创业投资是一项风险比较大的投资。家庭在决策创业投资时会考虑家庭的背景风险。背景风险本指居民在金融资产配置过程中，居民投资者实际承受的除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外的其他风险，包括健康风险、支出风险、收入风险、长寿风险、住房价格风险等。Cardak和Wilkins(2009)发现，居民的背景风险会影响他的风险态度，而风险态度会影响他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判断会影响当期的消费、投资决策。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大，当期的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更小。医疗保险能减小家庭的背景风险中的健康风险和支出风险，从而减小家庭未来的不确定性，对家庭创业投资起到激励的作用。本文根据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并运用赫克曼（Heckman）模型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医疗保险的研究主要方向是，医疗保险可以降低医疗支出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经济上的冲击，从而影响家庭的储蓄和消费决策。医疗支出风险增加家庭支出的不确定性，风险厌恶者会以增加预防性储蓄的方式应对医疗支出风险。早在20世纪60年代，Arrow(1963)就指出，医疗保险能分担健康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医疗成本。Chou和Liu(2004)将未来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引入居民预算约束，就得出居民最优的消费路径受医疗花费的不确定性的影响。Goldman和Maestas(2013)研究发现，居民如果参与了单位的职工医疗保险计划，则持有更高比例的风险资产。何兴强、史卫等(2009)研究也发现，中国居民享有社会医疗保险或者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进行有风险的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更高。国内外研究医疗保险对创业资产的影响的文献比较少。美国主要的医疗保险是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关于美国医疗保险与创业的关系的研究大部分显示，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增加了职工离职的成本，减小了职工放弃现在工作的意愿，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性减弱，从这一方面来看，职工医疗保险减小了创业的可能性。美国在1986年实施了一项税收改革法案，法案减小了企业职工通过企业主购买的医疗保险和创业者自己购买医疗保险的税后价格的差距，法案使创业者在1986年少交25%的保险金，1999年减少60%，2002年减少70%，到2003年减少100%，大大降低了创业者的税后健康医疗保险价格。Heim和Lurie(2010)利用1999-2004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这项政策使个人进入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上升1.5%，并且使个人离开创业者队伍的可能性减少2.8%。国内的保险制度和国外有很大区别，特别是针对没有被正规用人单位雇佣的居民，国内有专门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他们提供基本医疗保险。而这部分群体正是失业人口或者潜在的失业人口，研究社会保险政策对他们创业投资规模的影响非常有意义。
三、数据
本文拟利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①的数据，获取家庭及个人的相关信息。Chfs数据中包含以下几种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信息，即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社会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本文主要考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影响。对于创业的数据，问卷中有关于家庭最主要的一个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的具体情况的系列问题，文章把家庭有工商业生产经营项目并且最主要的项目最初以创立形式开始的样本定义为创业，以该项目目前的总资产②的数据作为创业资产。考虑到家庭规模、家庭人均收入、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年龄、政治身份、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平均健康状况、行业、所在区域对家庭的投资决策都有影响，在研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创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的时候，本文控制这些变量（表1）。2011年，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总共有8438个样本家庭，删除样本缺失值，得到6565个样本家庭，再排除320个户主及其配偶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样本家庭，得到6245个有效样本家庭。表2变量描述统计显示，在有效的6245个样本中，有10.9%的家庭有创业项目，即683个家庭有创业项目；有10.1%的家庭有成员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即有633个家庭有成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四、估计结果及分析
（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创业资产的影响
本文首先估计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影响，结果见表3。①由表3（1）列显示全样本的估计结果，由结果可知，从总体来看，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的系数为正，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越高，家庭创业项目的资产越大。在表3（2）列显示农村子样本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的系数也为正，并且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农村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越高，家庭创业投入资产更大。表3（3）列显示城镇户口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影响，从结果看，城镇家庭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影响并不显著。可见，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创业资产投入的边际激励作用比城镇家庭更显著。本文考察的对象是家庭创业资产的情况，但是研究的一个难题是有一部分家庭不存在创业资产，如果将没有创业项目的家庭忽略或剔除，将不可避免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这是因为只有当没有创业资产的发生是随机的时候，忽略或者剔除这些家庭才不会导致估计误差。而事实是，家庭是否创业与家庭的风险厌恶水平、健康状况、户主年龄、受教育情况、周边的创业环境等因素有关，所以，家庭是否创业的发生及其创业资产大小并非随机事件。人为地将那些没有创业资产的家庭排除在外，仅对有创业资产的家庭进行估计是采用了一个自我选择样本，而不是随机样本，这种非随机的数据筛选本身将导致有偏估计。赫克曼模型为解决样本选择问题提供了方法。基于前面的分析，文章在样本选择模型中，除加入影响家庭创业资产的自变量外，还加入户主受教育程度平方项、户主年龄平方项、社区创业率作为选择模型的自变量。从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表4），lambda的系数显著异于0，意味着样本选择的偏差确实存在。社区创业比例系数为正，意味着社区创业比例越大，家庭创业的可能性更大；而年龄的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年龄对创业可能性的影响呈倒“U”型，即户主是中年人的家庭更有可能创业。在考虑样本选择问题后，rateurban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家庭创业资产仍有正向的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
（二）城居保参保率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制约作用
健康状况是医疗保险影响家庭创业资产投资的重要渠道。健康水平差的家庭医疗支出风险更大，家庭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会减小有风险投资。美国调查数据研究就发现，健康状况会负向影响居民对于风险资产的投资的可能性及其比例。Rosen和Wu(2004)用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也发现，健康状况不良的人因为风险暴露的提高，会更少持有风险资产。医疗保险能够减小家庭医疗支出风险，减小未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文预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能够缓解健康水平对家庭创业投资的制约作用。为了验证这个推论，本文加入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户主健康水平的交叉项。结果见表5（1）列显示，健康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户主健康水平越差的家庭，创业资产投入越小；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户主健康水平的交叉项的系数为正，意味着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确实缓解了健康水平对家庭创业资产投入的制约作用，激励了家庭创业投资。风险态度影响家庭创业投资，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制约了家庭创业投资，即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风险厌恶程度更高的家庭，家庭进行有风险的创业投资更小。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家庭医疗支出风险，减小家庭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因此，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能减小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投资的制约作用。为验证这个推论，文章加入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户主风险厌恶水平的交叉项，估计结果见表5第（2）列。结果显示，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资产有负向的影响，而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显著为正，意味着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缓解了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资产的负向影响，从而对家庭投入创业资产起到激励作用。
五、结论
本文通过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研究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家庭创业资产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对家庭创业资产投资都有正向的作用。从子样本估计结果显示，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创业资产的激励作用更显著。通过加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健康水平、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以及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账户余额与健康水平、风险厌恶程度的交叉项，文章发现，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健康水平和风险厌恶程度对家庭创业投资的制约作用，从而达到激励家庭创业投资的效果。
参考文献：
【关键词】金融排斥 农村家庭 收入水平
一、引言
金融排斥是指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缺少足够的途径或方式接近金融机构，以及在利用金融产品或服务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障碍（Chan，2004）。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并强调“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满意度，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特别是要让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及时获取价格合理、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从中可见，金融排斥研究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对金融排斥的研究起于Leyshon and Thrift（1995）基于地理排斥视角的理论研究。其后在国外逐步引起学界的关注和探讨。而中国的相关研究相对较晚，多集中在2005年之后。一部分缘由联合国在2005年明确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作为普惠金融研究极度相关的研究――“金融排斥”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当然，另一个原因是，随着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衍生出了许多金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徐少君、金雪军，2008）；其中有很多问题与国外的金融问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如金融排斥等（金雪军等，2004；武巍等，2005）。在此之后，中国学者对国内存在的诸多金融排斥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来自中国的理论及经验证据。但是目前国内对金融排除研究的综合论述还较少，因此，本文将从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论文量入手，对国内金融排斥研究的进展进行相对全面的综述，试图总结已经取得的成绩，探讨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二、文献回顾及变量说明
（一）文献回顾
在已有文献中，从个体与家庭层面，基于社会人口学特征，Elwin（2004）、Rosen and Wu（2004）、Guiso et al.（2008）、Christiansen，et al.（2009）分别研究了年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对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认为这些影响可能通过认知能力、收入和财富能力等途径起间接影响作用。而其他人口W特征如性别（Christiansen，et al.，2009）、政治面貌（Liu，2003）可能通过风险态度、家庭收入等来间接影响金融排斥。对于民族的影响，Devlin（2005）通过对英国家庭数据的分析，认为少数民族易受到金融排斥。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在2010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项目数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旨在通过跟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调查覆盖了25个省/市/自治区，共采访约14960户家庭、42590个人。通过数据处理之后共获得了6399个家庭/户主观测值。考虑到家庭户主对家庭金融决策的重大作用，其中人口社会学特征使用户主的相关数据。
（三）变量模型说明
本文主要关注在农村家庭（居民）各项特征对遭受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
模型方法上，考虑到因变量为0-1变量，借鉴李涛（2010），用Probit回归模型，即
P■=1 if P■■=α'X■+δ'W■+ε■>0P■=0 其他
其中借鉴李涛等（2010），被解释变量用家庭是否在某金融服务方面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如储蓄、贷款、基金等，表征家庭是否受到金融排斥。该变量为0-1虚拟变量，若存在金融排斥，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主要解释变量用居民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口、是否加入社会组织、收入水平等表征，并用Xi表示。控制变量考虑到户主所处行业、及身份对家庭决策影响较大，借鉴王修，马柯，王翔（2009），用户主（居民）是否从事金融业、户主是否为管理者以及樊纲市场化进程指数等作为控制变量，并用Wi在公式中表示。
三、实证分析
本节汇报并讨论主要变量的统计分析结果和相应的实证研究发现。
表1 城乡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比表
■
表1报告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对比发现，样本居民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金融排斥状况，其中农村受到更为严重的储蓄排斥和保险排斥。表2中，在户主性别方面农村有更多的男性户主。城镇中的户主有更高比例加入组织。家庭资产上，城镇是从农村的三倍之多。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农村要比城镇第一个等级。在家庭年均收入上，城镇是农村的2倍之多。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能够明显地从收入和财产上发现农村经济的滞后。
表2 农村家庭金融排斥状况影响因素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
■
注：①括号内数值为稳健的Z统计量（Robust z-statistics）；②***、**和*分别表示1%、5%和10%显著性水平（双尾检验）。
表2报告了农村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等因素对储蓄排斥、贷款排斥、保险排斥等金融排斥状况的影响的三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表明，在对家庭受到储蓄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影响；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教育程度、健康、管理者呈显著负向影响；人均收入呈U型影响；市场化进程指数呈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贷款排斥的影响上家庭户主的年龄都有显著的U型影响；家庭户主加入组织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人口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户主的健康程度在农村家庭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倒U型影响；农村家庭中户主的事业心有较显著的负向影响；在对家庭受到保险排斥的影响上，户主性别并没有显著性影响；户主加入组织、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规模在城乡家庭中都有显著且稳健的负向影响；健康程度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有显著性的U型影响；
四、结论
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中的中国家庭为例，本文实证研究了家庭人口社会学特征、财富收入特征对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年均收入对金融排斥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家庭要获取金融服务更多的以教育、健康、收入水平为辅助条件。
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中国农村家庭受到金融排斥的状况依旧严峻，在当下供给侧改革的形势下，要根植农村基础状况，加大教育和健康医疗的投入，提高农民收入，同样有助于农村家庭金融困局的解决。
参考文献
[1]Leyshorn A.and N.Thrift.Geographies of Financial Exclusion： Financial Abandonment in British and the United States[J].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1995，20（3）：312～341.
[2]李涛，王志芳，王海港，谭松涛.中国城市居民的金融受排斥状况研究[J].经济研究，2010（7）：15～30.
[3]王修华，邱兆祥.农村金融排斥：现实困境与破解对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10）：47-52.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提升全镇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为目标，紧扣全面提升人口素质，创新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继续深化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培育市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良好风尚，促进家庭人口文化建设，引导市民进一步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二、评选范围
全镇计划生育家庭(含在本市居住满2年的新市民计划生育家庭)。
三、评选标准
1、家庭兴旺，遵纪守法好。执行国策，法纪遵守严;依法婚育，带头宣传好;关爱女孩，教育程度高;子女成才，社会贡献大;支持计生，参与活动多。
2、家庭文明，品德素养好。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生育观，品行高尚;科学育儿，读书育人;文明礼貌，邻里友好;诚实守信，敬老爱幼;模范践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积极履行计生义务。
3、家庭致富，奉献社会好。注重学习，创业敬业;少生快富，造福社会;奉献计生，热心公益;助人为乐，结对帮困;奉献爱心，共同致富。
4、家庭保健，身心健康好。家庭成员知晓优生优育、避孕节育、生殖健康等知识，自觉落实避孕节育措施，主动参与生殖健康检查、优生筛查，身心健康;晚婚晚育，优育优教;传播新风，男女平等;计划生育，丈夫有责;生殖健康，文明性福。
5、家庭和-谐，少生幸福好。以和为贵，民-主平等;夫妻和睦，教子励志;勤俭持家，优生兴家;邻里团结，互帮互爱;关心发展，家庭幸福。
四、活动安排
1、启动阶段。年为启动年，各村、社区要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切实将“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标准宣传到家喻户晓，动员全镇广大计生家庭主动参与评选活动。
2、实施阶段。各村、社区要围绕主题，突出重点，组织计生家庭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以活动提高群众创建“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的积极性。实施中，要注重典型引路，以转自：群促群，使活动取得实效。
3、评选阶段。中期和期末各评选一次，数量各10户。各地要按照“全民参与，自下而上，严格评驯的要求进行评癣公示，确定“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候选名单，上报镇计生办。
4、表彰阶段。中期和期末对评出的“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要进行总结表彰，授予“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奖牌，并在镇《今日》报和市新闻媒体作专题报道。
五、活动要求
(一)统一思想，高度重视
各村、社区要统一思想，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加强家庭人口文化建设和开展“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评选活动的重大意义。明确标准，及早安排，精心部署，落实责任，培育典型，在全镇掀起争创“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评比高-潮，引导广大市民加强新型家庭人口文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文明幸福。
(二)严格标准，确保质量
“幸福家庭·生育文明示范户”评选活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要严格对照评选标准，好中选优，优中选精，确保推荐家庭经得起公示，经得起群众评议，经得起时间考验。率先垂范，以榜样的力量引导群众实现生育文明。
【关键词】孕产妇；孕期保健；影响因素；干预措施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01-0382-01
良好的孕期保健是预防或减少孕期并发症，促进母婴健康，提高新生人口质量及素质的关键。近年来大量研究均证实，及时、定期、有效的孕期保健能显著降低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并发症，对改善妊娠结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为了解满洲里市孕产妇孕期保健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为制定下一步的孕期保健工作策略提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对满洲里市18岁-42岁的3859名已婚流动人口“孕产妇”进行孕期保健状况及相关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本研究资料来源于2007年1月——2012年1月对满洲里市孕期保健状况及相关问题调查，调查范围包括所辖七个街道街道办事处、1个镇（乡）的18岁-42岁的3859名已婚流动人口“孕产妇”。
1.2调查方法根据卫生部颁发的《孕产期保健工作管理办法》和《孕产期保健工作规范》要求，结合满洲里市具体情况，自制孕产妇孕期保健情况调查表。调查由经过严格系统培训的妇幼员采用家庭入户问卷调查的方式完成。
1.3调查内容包括孕产妇的一般情况（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家庭基本情况（家庭关系、经济收入等）、对孕期保健知识的了解、距保健医疗机构的距离、生育水平等方面。
1.4统计学处理所有数据均应用SPSS13.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χ±s）表示，结果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X2检验，以P
2结果
2.1一般情况本次共调查孕产妇3859人，均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1702人，占44.10%，初中1213人，占31.4%，高中562人，占14.6%，大学及以上112人，占2.9%；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偏低1265人，占32.7%，中等2184人，占56.6%，较高410人，占10.6%。
2.2孕期保健状况3859名流动人口“孕产妇”中，产前检查2267人，占58.7%，平均每个孕产妇接受产前检查（2.8±1.5）次，产后访视2621人，占67.9%，平均每个孕产妇接受产后保健（1.1±0.2）次。流动人口孕产妇较常住人口孕产妇明显低，提示我市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孕期保健工作仍不够。
2.3影响因素调查分析发现，文化程度低、家庭经济状况差、家庭住址不固定、孕期保健知识缺乏及丈夫常年外出务工等因素均是造成孕产妇产前检查不及时、不足够甚至不检查的原因。
3讨论
孕期保健是预防或减少孕期并发症，保证和促进优生优育、母婴健康的重要措施。妇女怀孕后，伴随着胎儿的生长发育孕妇生理及心理均会出现一系列相适应的变化，如身体臃肿变形、恶心呕吐、头晕头痛、失眠、烦躁等症状，如妊娠变化超越了生理范畴之外或孕产妇不能适应这些变化，则有发生高危妊娠的可能[2]。研究表明，孕早期通过有效的孕期保健可显著降低高危妊娠的发生率，使孕产妇和胎儿转危为安。对孕产妇围孕期的保健直接关系妊娠结局与新生儿的质量。然而，在我市目前大多数流动人口“孕产妇”，受文化水平、经济条件、孕期保健知识缺乏、家庭环境、交通、风俗习惯、医疗卫生条件等因素的影响[3]，人们对孕期的健康保健认识普遍不足，部分并存在错误认知，严重影响孕产妇及胎婴儿的健康，甚至威胁母儿生命。重视孕期保健知识宣传，强化围孕期管理网络的辐射力量，提高围产期护理知识及技术的培训，做好基层围孕保健工作，实施针对性保健措施，是今后孕期保健工作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王永红，武茜，刘宏艳.探讨影响孕期保健的因素，2012，21（6）[J].2012，07（10）：1001-1003.
关键词 家庭医生制度 责任制 社区卫生服务 效果分析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08-0018-04
美国的家庭医疗学会（AASP）对家庭医生的定义，“家庭医生（family doctor）是经过家庭医疗这种范围宽广的医学专业教育训练的医生。家庭医生具有独特的态度、技能和知识，使其具有资格向家庭的每个成员提供连续性和综合性的医疗照顾、健康维持和预防服务，无论其性别、年龄或者健康问题，类型是生物医学的、行为的或者社会的。这些医生由于其背景和家庭的相互作用，最具资格服务于每一位患者，并且作为所有健康相关事务的组织者，包括适当的利用顾问医生、卫生服务以及社区资源。”家庭医生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称呼，在美国称"家庭医生"，英国则叫"全科医生"，两者本质上都是直接为所在社区的居民提供服务[1]。
20世纪80年代上海市开始引进全科医生服务的理念，2000年上海市静安区率先开展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2011年4月上海市在10个区县开展家庭医生制度试点[2]。全科医生与居民签订家庭保健协议，建立相对固定的服务关系，通过试点使全科医生逐步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淮海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黄浦区医改试点单位之一，2009年开始家庭医生制度的探索，建立了各项规章制度，培养了一支家庭医生队伍，拓展健康管理各项任务。为了评估家庭医生制服务的效果，我们于2010年底对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的效果进行了评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09年1月-3月，淮海中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济南卫生服务站首批自愿与全科医生签订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协议的15户居民、45人作为观察组，其中男20人，女25人；年龄38～79岁，平均年龄（58.2±6.8）岁；大专及以上文化6人，中学20人，小学及以下19人；家庭成员中退休30人，在职15人；独居1人，空巢老人24人，与子女共同居住人20人；高血压28人，糖尿病12人，脑梗死（腔隙性）9人、冠心病6人（一人可同时患几种疾病）。
在同一辖区内采用抽签法随机抽取已经纳入社区慢性病管理的20户、62人居民为对照组，其中男28人，女34人；年龄41～78岁，平均年龄（60.7±7.5）岁；大专及以上文化8人，中学29人，小学及以下25人；家庭成员中退休40人，在职22人；独居2人，空巢老人32人，与子女共同居住28人；高血压35人，糖尿病16人，脑梗死12人、冠心病8人（患一种或几种疾病）。两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居住和职业情况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观察组
观察组实行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具体内容如下。
1）实行专人负责 每户家庭配备1名家庭医生；组建家庭服务团队，由全科医生、社区护士、中医师组成，为家庭医生提供服务；开通24 h家庭医生热线电话，设立家庭医生“报病箱”，发放家庭医生联系卡等，使家庭医生责任制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2）进行健康管理 实行常见病、多发病社区医生首诊，开展预约式上门服务；社区护士提供上门护理；病情变化本中心可优先住院；行动不便的患者由家庭医生团队送药上门；化验、心电图等检查免收上门服务费；家庭成员每年安排1次健康体检，进行家庭健康评估；定期发放疾病防治知识手册和宣传资料，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健康宣教，开展健康生活方式指导；如需要转院诊疗，家庭责任制医生负责通过区域双向转诊网络，联系瑞金医院或卢湾分院住院。
3）实行分类服务 将家庭成员分为患者、老年人、学龄前儿童、孕产妇4类，根据不同生命周期提供特殊服务。对现病患者，根据循证医学开展预约上门和定期随访；对老年人，家庭医生进行每月1次的健康教育、定期进行中医体质测试、营养和健身指导，提供中医养身保健和居家康复护理的方法；对0～6岁的学龄前儿童，家庭医生进行电话通知，开展上门儿保体检，协助办理儿童少儿基金保险等；对孕产妇，家庭医生团队进行上门产前指导、产后随访和婴儿喂养等专业指导。
1.2.2 对照组
常规的门诊治疗和卫生站慢性病管理，无固定的家庭医生及其团队服务，转诊和住院无专门通道和提供优先服务。
1.3 评价指标
1.3.1 工作效率指标
健康档案更新率：慢性病人的健康档案内容每年更新>1次，60岁以上老人每年更新≥4次；社区首诊率：常见病、多发病首诊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率（急、危重症除外）；社区门诊预约率：调查对象在社区门诊时预约的比例；健康体检率：18岁以上家庭成员每年健康检查的比例；上门服务率：上门医疗、护理、康复、妇幼保健服务>1次/年的率（以户为单位）；慢性病管理率：对象中高血压、糖尿病按照上海市高血压、糖尿病防治指南管理的比率（以人为单位）；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率：上门营养、运动指导和（或）参加健康教育>1次/年的率（以户为单位））。
1.3.2 服务效果指标
服药依从性：慢性病患者遵医规范服药>9个月人数的比例；血压控制率：调查前最近1次血压
2 结果
2.1 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工作情况
通过1年家庭医生制服务的试点，观察组签约居民常见病、多发病的社区首诊率，社区门诊的预约率均比对照组明显提高，全科医生上门医疗服务率、慢病管理率，健康生活方式指导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由于服务到位，健康档案更新率也明显提高（表1）。
2.2 家庭医生制服务的效果
通过1年家庭医生制服务的探索，观察组慢性病患者服药依从性明显提高，血压和空腹血糖的控制率明显提高；按照《中国公民健康素养》食盐和食油控制率显著提高；《中国公民健康素养》的知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居民对家庭医生的满意度也比较高（表2）。
3 讨论
3.1 家庭医生制服务有利于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据卫生部门统计，人们对卫生服务的需求80.0%可在社区内完成，只有20.0%的患者需要到综合性医院进行治疗[3]。随着疾病模式的改变，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逐年上升，精神和心理疾病患者增多，大量孕妇盼望高质量的围生期保健服务，多数老人需要家庭医疗护理。只要全科医生改变传统待诊的服务模式，走进社区，走进家庭，家庭医生是完全可以满足人们的这些要求的，并且服务质量优于综合性医院。推行家庭医生制的目的就是为百姓的健康负责，从最需要的人群做起，不断满足社区居民的健康需求，最终形成良好互动。在推进的过程中，家庭医生的能力得到了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这对完善社区“健康守门人”作用很有借鉴。
本中心经过1年家庭医生制服务的试点，建立了完整的家庭医生制服务制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家庭医生工作规范，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家庭医生团队。社区卫生服务的利用率明显提高，全科医生团队的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签约的慢性病患者不但治疗依从性和疾病控制率提高，还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居民健康知识和健康行为有了明显改善，全科医生与社区居民的关系更加融洽，居民满意度也有所上升。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3个方面：①家庭医生提供的“六位一体”综合服务，符合现代医学“生理-心理-社会”模式，因此更加贴近疾病防治工作的实践；②家庭医生与居民通过签约建立相对固定的服务关系，有利于为家庭成员的健康提供从生命孕育到终结全过程的临床预防服务，从源头上做好疾病的防治工作；③家庭医生通过预约服务、上门服务、双向转诊，使社区卫生服务更便捷、更可及，有效提高卫生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事实说明，家庭医生制服务是深化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的本质需要，是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管理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重要途径。
3.2 存在问题
由于本研究开展的时间较早，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存在着全科医生数量不足、与居民签约困难、缺乏有效激励机制和量化的绩效考核指标、没有指导性政策文件等[4]共性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可能制约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开展：①全科医学是临床二级学科，全科医生要承担健康管理的全部工作有一定困难，需要团队服务加以支撑；②目前家庭医生服务对象主要是老年人，家庭其他成员的健康管理，因工作、学习等原因难以达到预期目标；③家庭医生自身业务素质有待提高，特别是营养、心理、康复方面知识的缺乏，难以开展上述服务；④目前家庭医生数量少，但工作任务繁重，工作时间以外的预约服务难以兑现，仅提供电话咨询服务；⑤家庭医生还缺乏客观的评价指标和有效的绩效考核手段，没有相应的待遇保障，全科医生的工作积极性难以持续。
3.3 进一步开展家庭医生制服务的建议
随着医改的不断深入，家庭医生制服务已经成为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重要内容。作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①团队式服务 如以居委为单位，形成由1～2名全科医生（包括中医）、1名全科护士、1名防保科人员、若干名社工共同组成的服务小组，以全科医生为主，提供团队式服务；②整合资源 对于工作时间以外的预约服务，建议采用所有团队轮流值班的方式来解决，要进一步理顺医疗联合体各单位的关系，使绿色通道真正畅通无阻；③注重全科医生的能力培养 建议采用“4+1模式”，即全科医生4天在社区提供服务，1天到上级医院进修或者培训；④建立家庭医生的绩效考核体系 一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分配要向家庭医生、向社区一线倾斜，二要建立科学的家庭医生制服务评估体系；⑤采用临床预防模式 全科医生要把医疗作为切入点，采用临床预防的模式，把疾病防治知识传播给大家，使全科医生真正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
由于本次研究的样本太小，因此家庭医生在妇幼保健、双向转诊中的作用难以显现，有待今后进行大样本研究时加以评价。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为社区卫生服务实施“家庭医生责任制”提供了发展契机[5]，我们将本着服务于民、方便于民的宗旨继续将家庭医生服务做深做实。
参考文献
[1] 储振华. 国外的家庭医生制度[J]. 中国医院管理， 1986， 6（4）： 47-63.
[2] 孟仲莹， 杜兆辉. 开展家庭医师签约服务的体会[J]. 上海医药， 2012， 33（22）： 21-24.
[3] 田小元， 张学文. 实行家庭医生负责制建设高标准的社区健康服务中心[J].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 1999， 19（11）： 43-44.
[4] 彭艳英. 朱泾社区家庭医生服务签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J]. 上海医药， 2012， 33（22）： 25-26.
【摘要】目的：了解深圳市龙岗区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通过对2008年至2010年746名我院分娩的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进行调查问卷及深入访谈，建立数据库，进行分析；结果：被调查的746名流动人口孕产妇，平均年龄27岁，67.5%为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家庭平均月收入构成以低于2500元为主，占调查人数的44.6%；34%为经产妇；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孕产妇接受产检的次数越高，产检8次及以上流动人口孕产妇52.2%为高中及以上学历。孕产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孕次、产次第一次产前检查时间、产前检查费用、丈夫的文化程度等均是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次数的影响因素。结论：建议加强对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的系统管理，加大宣传力度，促进流动人口孕产妇接受孕早期检查。
【关键词】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
【正文】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以家庭迁移的形式流入城市，深圳是中国南部海滨城市，改革开放后，大量流动人口涌入深圳，据统计 2010年末常住人口1035.79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51.03万人。流动人口育龄期保健服务质量是直接影响辖区妇女卫生保健工作好坏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中孕产妇受经济条件、文化水平等的制约，他们对城市所提供的孕产期保健服务缺乏有效利用［1］［2］本研究拟了解我院2008年-2010年期间的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情况，并分析讨论其影响因素。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2008年至2010年期间在我院分娩的流动人口孕产妇746名。
1.2调查方法和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①孕产妇的年龄、学历、家庭平均月收入、婚育状况、生育史；②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孕产妇保健服务状况；③流动人口育龄妇女孕产妇服务利用状况。
1.3统计分析方法
用Epidata 建立数据库，用SPSS13.0软件进行分析，包括描述性分析、X2检验。
2 结果和分析
2.1流动孕产妇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平均年龄27岁（18-49岁），年龄分布以18-29岁、30-39岁为主（分别为364人、334人，占调查总人数的48.9%、44.8%）。学历构成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孕产妇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32.5%，初中及以下67.5 %。家庭平均月收入构成以低于2000元为主，占调查人数的44.6%；调查人数中经产妇占 34 %。
2.2 产前检查情况
流动人口孕产妇孕早期检查比例低，调查人群中没有做过产检的人数44人，占5.9%；产检1-4次人数322人，占43.2%；产检5-7次人数181人，占24.3%；产检8次以上人数199人，占26.6%。
2.3 产前检查次数与家庭人均月收入的关系
家庭收入越高的流动人口孕产妇接受产前检查的次数越多，未做过产检的孕产妇47.6%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500元以下；产检5-7次孕产妇56.7%家庭人均月收入在2500元以上；8次及以上产前检查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家庭人均月收入均在2500元以上。
2.4 产前检查次数与文化程度的关系
受教育程度越高流动人口孕产妇接受产检的次数越高。未做过产检的孕产妇学历均在初中及以下；产检8次及以上流动人口孕产妇52.2%为高中及以上学历。
2.5 产前检查次数与产次的关系
初产妇产检次数明显高于经产妇，产检8次及以上的孕产妇中初产妇占43.5%，经产妇占25.6%。
2.6 产前检查次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孕产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孕次、产次第一次产前检查时间、产前检查费用、丈夫的文化程度等均是流动人口孕产妇产前检查次数的影响因素。
3讨论
深圳市龙岗区目前正处在城市化过渡期、经济社会转型期和产业结构调整期，外来人口与常住人口形成了严重的倒挂现象。由于龙岗区工业主要以简单、低技术含量的制造业为主，多数外来妇女来自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差、文化层次低、自我保健意识不强，因此流动人口元产妇的保健知识掌握情况尤其值得关注。流动人口的特点：1、外来流动人口妇女多来自贫困地区，经济条件差，文化层次低，自我保健意识不强，因而有部分人不愿意接受住院；2、流动人口从业和居所变动频繁，无有效证件，无固定职业，其流动性、隐蔽性、复杂性带来了系列管理问题，加之缺乏及时、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有效的管理手段，使得各部门难以掌握流动孕产妇情况。
产前检查作为母亲安全的四大影响因素之一，能够及时筛查孕妇的危险因素、防治各种孕期并发症、合并症以及监护胎儿宫内情况等，是贯彻预防为主、及时发现高危妊娠、保证母婴安全的必要措施。［3，4］孕早期检查非常重要，通过检查确定孕妇是否为正常怀孕，为孕妇建立母子健康档案，对孕妇进行孕期保健指导和健康教育。
尽管产前检查次数和母婴安全的直接关系尚无定论，但产前检查在孕产期保健中作用是肯定的。按照临床规定的检查时间和检查次数进行产前检查可以促进孕产妇的健康，保障分娩的顺利进行。
流动人口妇女的文化程度及收入水平是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的主要影响因素，应重点依据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类型等因素，在每个环节上加强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提高他们对孕产期保健的重要性认识，提高其对流动人口孕产期保健优惠政策及相关服务机构的知晓情况，并进一步扩大医疗保健制度的覆盖面，努力降低孕产期保健服务收费水平，改善孕产期保健服务获取的方便性，以有效的提高孕产期保健服务的利用率，更好的保障流动人口育龄妇女的生殖健康。建议采取干预措施：
1 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加强合作，公安部门对流动人口中的妇女登记建立流动人口档案，计划生育部门及时摸清育龄妇女的孕情，卫生部门负责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建卡、管理和最总服务，民政部门负责贫困孕产妇的救助工作，从而使公安、计生、卫生、民政部门建立了完善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和监测网络。
2 加强有关科学生育和住院分娩的健康教育 在流动人口中采取深入工厂、社区等针对流动人口孕产妇加强孕产期健康教育。电视、网络、宣传小册子、免费讲座、免费体检和咨询活动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保健意识，使其主动参加孕期保健。
参考文献
［1］ 刘英涛，陈刚，吕军，等.影响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服务利用的因素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6，9（7）：5462547.
［2］ 蒋美方. 浦东新区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妇幼保健，2007，22（30）：427824281.
［3］ 乐杰. 妇产科学［M］. 第6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一项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实践活动，通过提高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近年来，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我乡的“文明家庭”创建工作取得了一定的初始成果，家庭参与活动覆盖面达60％以上，“文明家庭”达到全乡家庭总数的10%以上。但是，我乡“文明家庭”创建工作与目标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为了进一步提高创建活动的整体水平，促进我乡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现就进一步深化“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以提高广大家庭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为目标，不断开创“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新局面，为我乡的“三个文明”建设作出应有贡献。
二、工作原则
1、“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进一步体现群众性。要面向全乡所有家庭，动员每一个家庭积极参与创建，形成一个户户参与的浓厚氛围。
2、“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进一步体现先进性。既要坚持文明家庭的评比标准，保持文明家庭的示范性，又要发挥文明家庭的辐射作用，进一步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
3、“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进一步体现创新性。要与文明百村、平安千村工程等工作相结合，找准结合点，创新载体，丰富内涵，相互促进，进一步提高创建实效。
4、“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进一步体现多样性。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各具特色的“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美德在农家”以及优秀家庭的角色等评选活动，不断推进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
三、工作目标和要求
各村、各单位“文明家庭”创建工作中，要突出爱国守法进家庭、科技信息进家庭、绿静美安进家庭、爱心奉献进家庭、文化体育进家庭；要把学习型家庭建设作为工作的重要载体，大力加强学习型家庭建设，积极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形成人人争做学习型公民的良好社会氛围。
1、加强领导，确保工作有序开展
各村、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领导，将创建活动列入工作重要议事日程，要将创建规划纳入各村各单位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2、健全方案，明确创建任务
“文明家庭”创建是一项长期的任务，要求各乡镇(社区)与时俱进，进一步建立和健全评选方法和实施方案。各乡镇(社区)“文明家庭”的评选要结合“文明楼幢”、“环保家庭”、“健身家庭”系列评选，一年一次，形成户户参与，家家争创的局面。提高创建活动水平上下功夫，到20*年在巩固原有60%创建面和10%达标率上有所提高。
3、完善制度，实行动态管理
要进一步完善评比机制、考核机制、动态管理机制，促进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增强创建活动的实效。各村要建立“文明家庭”公示栏，及时对被评选上的家庭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的监督。要坚持每年对文明户进行回头看，对不符合条件的家庭，坚持予以摘牌；对新评上的文明家庭要给予挂牌，保持达标率的动态平衡。
4、创新载体，形成本地特色
要根据本村的实际，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手段，强化群众的文明素质。要设计切合本地实际的活动载体，充实创建活动的内涵，丰富创建活动内容，激活文明家庭的生命力，形成当地特色。
5、强化舆论宣传，树立先进典范
论文摘要: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
(一)有利于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孝经》有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决定了为人子女者不应长期远离健在的父母，即使远行也要保证父母能召之即来，以免出现父母无人照料的情况。孝是我国传统家庭养老思想的核心，家庭养老与传统社会的和谐统一，将充满令人陶醉的儿女绕膝、其乐融融的幸福晚年景象。家庭是传统文化传承最初的场所，老人对晚辈有意识的教导，生活经历、生活经验的分享，对晚辈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父慈、子孝，仪礼、情感代代相传，家庭养老模式的继续保持有利于家庭文化、社会文化的传承的延续性。
关键词： 党组织管理方式 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发展
党组织是学校的政治核心，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主要负责学校领导班子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参与学校重大问题的决策，并支持和监督校长行使职权，协调学校内部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共同办好学校。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学校党组织在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同时，更要利用自身优势，立足本校实际，创新管理方式，提升管理的有效性，其中以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党组织日常管理中是当前党组织给力教师健康发展、快乐成长的重要方式，对学校教育教学事业的健康和谐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1.党组织创新管理方式，以专家引领为导向，提升教师心理健康水平
人是学校教育教学事业发展的主体，能否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是学校发展最直接的决定性因素，只有学校领导、教职员工、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得到良好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业务素质的提高及校园和谐才能快速实现。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教师因工作、生活、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而产生工作上的情绪化、生活中的堕落化、人际关系中的冷淡化等不良行为层出不穷，严重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也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人力资源的内耗。
党组织作为协调学校内部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的重要力量，要针对社会现实的发展，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坚持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努力提高教师心理的健康素质、舒缓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为学校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证。近几年来，我所在学校党支部把教师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来抓，每学期都固定邀请全国著名的心理教育工作者、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周红五、郑日昌、钟志农、王国荣、章毓光等来学校进行心理健康、人际关系协调、工作适应性等为主要内容的讲座及个别教师心理辅导，效果很好。据统计，学校原来有9位教师因工作压力而产生压抑的心理问题、有4位教师因家庭关系而产生郁闷的心理问题、有7为教师因人际关系紧张而未能在学校很好地发展，学校党组织及时邀请有关专家为他们做心理健康辅导。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几位教师都走出了阴影，在工作、生活、家庭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2.创新党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时充电为抓手，培养优秀心理健康教育队伍。一是学校党组织要求教师系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提升自身专业水平。党组织要积极引导教师参与心理健康教育学习，为教师外出心理健康教育学习创造机会，同时向教师推荐心理健康教育书籍，及时为自己充电，引导全校心理健康事业的发展；二是党组织要求教师不但要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而且要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参加心理健康教育培训和学习，大大提高了教师自我心理健康水平，这确保了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有先进的、前沿的科学理论指导。但是，如何把先进的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细化、具体化为可操作知识就需要进行实践操作，必须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为此，学校党支部建议教师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自己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工作经验和心得体会，并注意把它们上升到理论的层次，不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研究和心理健康教育的论文撰写，为学校教师的健康发展提供更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理论和第一手资料。
在学校党组织的引导下，我所在学校涌现出了一批年轻的、有作为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这些教师不但为同事提供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指导，而且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了辅导，为校园“人和”环境建设提供了师资保障。我所在学校党组织从周一到周五都安排心理健康教育老师在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为学生做心理健康咨询或辅导，为学生构建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提供最大的帮助。
3.创新党组织管理方式，以开展活动为载体，舒缓教师工作和生活压力。学校党组织除积极组织广大教师认真学习心理健康教育理论知识外，还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努力促成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有机结合，把教职员工的注意力、兴奋点不断引导到学校发展的整体目标上，让学校的办学目标成为全体教职工的共同理想。
近年来，我所在学校拨出专项资金建设了室内乒乓球、羽毛球馆、塑胶排球场、篮球场，为教师的文体活动提供场地。学校党组织通过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重大节假日组织教师进行登山、长跑、趣味运动会等比赛，以激发教师的潜能，挑战极限。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不仅活跃了校园文化生活，加强了教职工之间的深度融合，而且提升了教职工的心理健康素质和文化品位，培育了教职员工的团队精神，凝聚了教职员工同心同德的办学激情。
4.创新党组织管理方式，以家长辅导为支点，营造良好的家庭育人环境。家庭是孩子接受教育的最重要领域，家长的生活方式和家庭关系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一些家庭夫妻关系不和谐，“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一些家庭夫妻离异；部分家长缺乏教育孩子的知识和手段，以错误的观念和方式来要求孩子成龙成凤等都在孩子心灵中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造成孩子严重的心理问题。因此，如何引导家长构建和谐的家庭，树立正确的教育孩子的观念，提高自我教育孩子的能力，为学生的发展创造一个温暖舒心的学习环境，直接影响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
我所在学校党组织利用家长会、家长约谈、家访等方式为家长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千方百计为家长构建和谐家庭和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而努力，并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家长问卷调查反馈的情况来看，家长教育子女的观念、方式、理论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家庭和谐的氛围也浓了很多。
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心理健康教育在学校中有序开展，学生、教师、领导自然融入到了校园文化的建设中。全校学生没有因心理问题而产生过激行为，师生关系和谐、和睦、健康发展，校园文化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培育下呈现出了蓬勃生机、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为学校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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