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XX年主要工作回顾
一年来，文教卫体委员会完成常委会调研课题2项，并形成视察报告2份。完成本委重点课题1项，并形成调研报告1份。参加调研的本委委员 38 人次；组织各类专题视察及座谈、行风建设通报会20次，参加活动的委员307人次；接待省政协教文委员会、医卫体委员会视察组和兄弟市政协学习考察团7批103人次。
（一）科学安排，全力以赴，搞好常委会课题调研
我委今年以来自觉服从政协机关的统一部署，始终把常委会协商课题作为视察调查的重点任务，做到全力以赴，精心策划，从而形成内容较为翔实的视察报告。
根据市政协第六次常委会关于“做强做大民营企业、加速民营经济发展”协商专题调研的统一部署，我委牵头组织了对海门、启东市的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组听取了海门、启东两市政府领导有关情况通报和有关部门的意见，分别走访了27家民营企业“百强”企业，与部分乡镇领导和企业负责同志就提高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了座谈。针对制约我市民营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因素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清理传统观念；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引导；规范各类收费行为，严格控减企业负担；创新机关服务，优化发展环境；引导企业提高自身素质，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等五条建议。在此基础上，我委起草、修改、形成了《关于海门、启东部分民营工业企业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并参加了第六次常委会的大会交流。
8月上中旬，根据市政协第七次常委会“扩大就业，加快富民步伐”的协商课题，我委与学习文史委员会、港澳台侨委员会组织部分常委、委员对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进行了视察调研。调研组分别召开了市教育局、市人才服务中心、南通大学和7所地方高职、中职院校负责同志的座谈会，赴如皋市、如东县听取了当地政府领导有关情况通报及相关部门、学校的意见，赴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部分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人事专职干部进行了座谈，听取他们选择、录用大中专毕业生的情况以及用人等方面的建议。实地视察了大中专毕业生夏季“双选”市场，邀请10多名已就业和未就业毕业生就学校教育中专业设置、知识结构、人才市场对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导向、用人单位选人用人中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交流。调研组还赴常州市进行了学习考察。我委根据调研组成员讨论的总体框架拿出了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视察调查报告初稿，并登门到教育局、人事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等部门征求意见，几易其稿，最终形成了《关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参加了第七次常委会的大会交流，并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研究参考。
《关于我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送达有关部门后，得到市人事局、市人才服务中心的高度重视。市人才服务中心对调研报告提出的建议逐条分析，为最大限度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决定采纳调研报告中的相关建议，组建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会，。经过近一个月的筹备，11月26日，南通市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协会正式揭牌，聘请施景钤副主席为顾问。该协会由人才服务中心、高校、企业等5家单位共同发起建立，现有理事单位30家，另有近30家企业及用人单位正申请入会。成立的协会，将每年进行毕业生生源信息及需求信息统计，对毕业生的就业动态跟踪调查，在用人单位和高等院校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对新形势下开展毕业生工作进行前瞻性理论研究，为政府有关部门决策提供服务。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组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调研
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今年我委确定的与各县（市）区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联动的重点调研课题。去年，市政府根据省政府的要求和全省农村五件实事会议精神，从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出发，结合我市几十年来传统农村合作医疗的特点，提出了XX年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不低于70%的目标，并列为政府为民办的12件实事之一。为进一步了解和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进程，确保市政府提出的目标任务的完成， 10月中旬，我委组织医卫界部分委员，分别到海安县、海门市，就今年以来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进展情况、工作中的矛盾和困难以及实现市政府提出的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70%的目标的措施和建议进行了实地调研。10月底，我委召集6县（市）2区政协文教卫体委负责同志就调研情况专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从调研情况和全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展来看，截止10月底，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为62%，与市政府确定的今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70%的工作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此，我委及时形成了《关于海安海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提出了五点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工作考核机制。继续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列入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加大行政督查力度。建议市政府召集通州、启东两市主要领导，尤其是通州市，要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促使通州、启东两市主要领导痛下决心、果断决策，尽快研究出台XX年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施方案。二是广泛开展多层面的宣传工作。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工作的宣传摆上十分突出的位置，正确引导农民确立互助共济意识，提高广大农村居民自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积极性。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和监管力度。建议市政府在原有市级财政“1+1”补助的基础上将补助标准提高到3-4元，以充分体现公平性原则。市政府要督促各地尽快落实人员编制，进一步明确办公和业务经费的来源渠道，人员经费要全额列入财政预算。四是科学合理调整工作方案。要在坚持“保大为主”的同时，适度考虑、兼顾“保小”的问题，“低水平、广覆盖”。五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除合作医疗统筹资金以外，在县一级还要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救助基金，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形式。
调研报告报送市政府后，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季金虎副市长作了详尽的批示。他认为调研报告针对性、可操作性均很强，请市卫生局、市编办、各县（市）区政府有关负责同志认真阅研。他还根据调研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要求强化四个方面的工作：1、启东市已着手启动，通州市要加强督促，尽快启动；2、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要按规定落实人员编制和必须的开办经费。至于市级补助标准问题，请丁大卫市长、袁静波副市长定夺；3、市卫生局要按计划召开一次研讨会，主要是交流运作方案，以取长补短，迅速完善；4、市卫生局要主动与市委宣传部配合，进一步做好宣传工作。
（三）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撰写集体提案和反映社情民意
XX年2月，为了让孤残儿童拥有一流的生活、学习、活动及康复等设施，南通市政府在该市新区动工建设新儿童福利院，并将其列为为民办实事工程。经过近两年的施工，去年年底福利院主体工程基本竣工，但是门前约200米的道路、排污、供水等问题难以协调，始终得不到妥善落实，造成新儿童福利院已建成却无法投入使用。该院领导致信程亚民主席，反映新儿童福利院所面临的困难。程亚民主席对此非常重视，批示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员会了解情况，帮助该院与有关部门沟通，推动困扰儿童福利院门前道路这一问题的尽快解决。春节前夕，我委在实地走访、与院领导商讨、座谈的基础上，形成了《及早建设儿童福利院至工农路道路建议》的集体提案，呼吁政府特事特办，确保在今年6月1日之前为儿童福利院建设一条长约200米的通达工农路的道路，并为儿童福利院接通排水、排污管道，以使孤残儿童能够在儿童节前入住新院。市建设局接到我委提案后，立即到现场踏勘并进行了研究，专题向市政府作了书面报告，建议提前实施福利院门前路段，以解决儿童福利院进出交通和污水排放。市政府主管副市长批示同意工农路至福利院路段先行实施。为了确保“六一”前完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了超常规措施，市建设局与所在村组协商租用集体土地、筹措近300万元资金先行动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工，宽24米的道路及地下管网全部完工，从而保证了儿童福利院的按时搬迁。
我委还把反映社情民意工作作为专委会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视察过程中，注意收集各类信息，筛选有价值的及时上报。今年，我委及我委委员撰写的社情民意信息被《政协信息》专报采用6篇，如《应尽快确定南通师范学校升格搬迁用地问题》、《动工建设崇川路东延段迫在眉睫》、《以南通职业大学为基础组建本科层次高职院校》、《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分馆应增加徐红艳的事迹介绍和图片》、《“空混气”价格过高，用户反响比较强烈》、《在城乡结合部设立禽类屠宰加工场的建议》等。其中有的社情民意信息引起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推动了相关问题的妥善解决。如《“空混气”价格过高，用户反响比较强烈》报送后，为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复，市物价部门对燃气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通过审计报告、价格认证报告进行了确认，并就调价方案反复论证、召开听证会、广泛征询社会各界意见。考虑到群众承受能力和“空混气”热值比价关系，经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最终决定作适度下调，“空混气”价格由每立方米5元调降为4.5元。据物价部门分析，按“空混气”一年多的运行情况来看，每月每户平均用气量约8立方米，照这次降价幅度计算，每户每月少缴4元，全年可少缴48元，全市17000用户每年可少支出80余万元。
据法新社报道，虽然美国的新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并未明确提出针对中国，但外界普遍认为，该报告暗示美国应防范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在这一新战略的框架下，美国国防部和相关机构制定了新的 NSSS，明确提出在太空领域对中国提高警惕。
据美国《航空航天技术周刊》报道，负责太空政策的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投入引起美国的担忧，“像中国这样的竞争对手使美国不得不面对一个拥挤的、充满挑战的太空”。美国必须想办法保持竞争力，并保护自己的太空资产。新版NSSS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它标志着美国的太空战略发生了转变。
报道强调，除了反卫星能力，美国还担忧中国发展另一种能力――太空监测。中国可能开发出“无死角太空监控系统”，它能掌握在近地轨道上运行的所有飞行器的方位和运动轨迹。这套系统能够帮助中国监控别国的太空装备。
报道指出，美国已发射全球首款“太空监视卫星”，从而拉开了构建侦察星座的序幕，以巩固美国的太空军事优势。中国开发的太空监控系统，其功能与美国的侦察星座异曲同工，是“中国版侦察星座”。新 NSSS认为，中国与美国和俄罗斯一样，已经拥有具备军事应用潜力的侦察卫星，美军将它们称为“隐形军用卫星”。这类卫星联成星座，具备对地面和太空的双重侦察能力。
据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为紧盯“构建侦察星座的动向”，NSSS要求美国与亚太盟友联手实施监控，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报道披露，虽然澳大利亚能获得美国提供的卫星图像，但它希望拥有自己的军用侦察卫星，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监控。如果美国提供帮助，澳大利亚愿意与美国共享卫星情报。
澳大利亚防务图像与地球空间组织和美国国家地球空间情报局就此达成协议，卫星由澳方负责运营，将在情报搜集、网络安全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美澳两国还考虑在澳大利亚境内增设地面雷达传感器，以完善美军的监测网络。
美澳共同编织的这张空间监控网，不仅能追踪并预判卫星和太空碎片的运行轨迹，还能有效监测他国发射卫星和弹道导弹的行动。“美国将利用它密切关注中国的航天发射行动，并监控太空中的中国飞行器”。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中国的反卫星能力和太空监测能力表明，它在太空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这令美国感到紧张。为此，美国寻求与日本合作。日本同意美国调用日本先进的侦察卫星，同时利用日本本土的雷达，对中国的太空飞行器和航天行动进行监控。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空间领域将成为各国展开争夺的重要战场。美国的新太空监控计划符合《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关于“扩大与盟友合作”的方针。美国有意借助像澳大利亚这样的亚太盟友维持其在空间领域的主导地位。
报道指出，美国现有的空间监控网络，足以覆盖北半球上空，但对南半球的监控尚存“空白区”，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追踪近地轨道上的物体。澳大利亚地处南半球，可以弥补美国监控网欠缺的部分，使这张监控网覆盖整个地球。
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美国寻求与日本进行合作获益匪浅。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日本各地设有28座雷达基地，能对周边国家的航天发射行动进行监控。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我县2009年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领导，确保选聘工作公开、公平、公正、有序进行，成立*县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全面负责我县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相关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组织实施考察
(一)成立考察工作组。由县委组织部、县人事局、县纪委(监察局)、县政法委、县教育局、县公安局等相关单位抽调人员组成考察组，负责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资格复审及组织考察工作。
(二)资格复审及考察公告。由县选聘办公室在6月25日前向省选聘办确定的第一批考察对象资格复审和考察公告，明确资格复审时间、复审要求，考察对象、考察的主要内容，考察时间、地点，考察组人员组成情况等需要公告的内容。
(三)资格复审。从6月26日起到7月5日前第一批考察对象向县选聘办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党组织关系证明材料、户口册、获奖证书等原件。考察组开始对考生进行资格复审。资格复审要认真对考生的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未毕业的需出具毕业分配部门出具的证明)、党员介绍信、校级以上表彰获奖证书和学校表彰的正式文件(如表彰决定)或学校证明等原件进行核查。其中，关于是否为校级以上“优秀团干部”、“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三好学生”的级别认定，主要根据授予表彰学校是否为独立办学的学校进行判定，即受独立学院表彰的，为校级表彰;受大学内二级学院表彰的，属院系级表彰，不得享受加分政策。
考生对填报的各项信息承担责任，因报名时错填、漏填，形成信息错误或没有享受到相关加分政策的，由本人负责，不再进行修正。
资格复审时凡有关材料与报名信息不符的，视为填报虚假信息，不得参加组织考察，且终身不得参加全国范围内公务员考试和选聘到村任职考试。资格复审过程中出现空缺的，使考察人比例达不到1：1.2要求即81人时，考察人选按照笔试成绩(含加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进行公示。
(四)组织考察。7月10日至15日由考察组负责对考生进行考察。主要采取面谈、查阅档案、函调了解等方式进行，了解高校毕业生的思想认识、理想信念、政治素养、道德品质和学习实践能力等综合情况。同等条件下，对本科以上学历、中共党员、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自愿回原籍的毕业生、人口较少民族毕业生优先选聘。
(五)提出拟聘人选。7月20日前，县选聘办根据组织考察情况，按每个选聘职位1:1的比例确定拟聘人选。因组织考察过程中放弃选聘等原因导致拟聘职位空缺时，在进入组织考察的人员中进行调剂。拟聘人选报市组织和人事部门审核。
拟聘人选按照我县拟聘职位数，根据参加考察考生的笔试成绩(含加分)依次递补。如遇笔试成绩相同，按以下原则和顺序依次确定拟聘人选：①中共党员优先(含预备党员);②校级以上优秀团干部优先;⑶校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优先;④校级以上优秀毕业生、⑤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先;⑥本科以上学历优先;⑺人口较少民族优先;⑧女性考生优先。
三、体检、公示
1、体检(7月20--30日)。拟聘人选经市组织人事部门审核合格后，由县选聘办负责组织体检。体检标准按《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
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的城镇家庭和农村绝对贫困家庭报考人员，可凭县民政部门出具的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证明和低保证(原件)，或者凭县扶贫办出具的特困证明和特困家庭基本情况档案卡(原件)，报县选聘办，免除体检费用。
因体检不合格出现空缺，在该选聘职位进入组织考察人员中，根据笔试和组织考察的情况顺序递补。
2、公示(8月1--10日)。体检合格者由省选聘办统一在组织人事网站进行公示，同时在县辖区范围内公示。
四、聘用及上岗
1、确定选聘人员(8月15日前)。公示期满后，由省选聘办审核确定选聘人员。
2、签订合同(8月15--20日)。由各县人事局与选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选聘人员情况及签订合同的情况报省选聘办备案。
选聘人员未在规定时间签订合同或签订合同后1个月未到岗的，县选聘办可按上述规定进行递补或调剂。递补和生源调剂的截止时间为2009年9月30日。
3、培训上岗(8月20--31日)。以市为单位统一对选聘人员进行不低于7天的培训。
五、任职
1、任职。到村任职的高校毕业生，由县领导小组统一进行分配，安排到全县除社区以及去年以安置以外的67个村委会担任村党组织书记助理或村委会主任助理。
2、管理。选聘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管理，管理和考核等按聘用合同及《*省选聘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管理办法(试行)》(*厅字〔2009〕1号)有关规定进行。
9月1日，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世立的侄女兰剑敏在北京召开新闻会，向媒体提供了兰世立实名举报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的控告状。
东星航空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民营航空公司，2009年8月被法院裁定破产。2010年4月，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5000多万元，被武汉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在这份控告状中，兰世立控告袁善腊多项违法违纪行为，包括“六大罪状”：大肆索取巨额贿赂，包养多名情人；利用公职挪用公款，将政府的巨额资金借给黑社会发放高利贷；帮助黑社会组织收取高利贷，并使用黑社会手段，指使他人组织围攻国家政府机关，再，迫使双方签定《民事调解书》；多次索取巨额贿赂，为其子女所用；指使公检法部门做出包括非法拘捕、拘禁、虚构罪名等诸多违法行为抢夺受害人的合法财产，并针对受害者进行打击报复等。
这份控告状吻合了外界理解中的官商关系想象，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想象，也被理解为东星航空破产之后兰世立的反戈一击。而东星集团有关人士则称，控告状已于今年7月递交湖北省检察院，相同内容的检举信也已提交湖北省纪委，最终决定召开新闻会是因为没有获得上述机构的明确回复。
针对这份控告状，湖北省纪委新闻发言人9月2日回应称：曾于7月底收到兰世立委托其亲属送来的类似举报信，随后两次约其亲属当面核实情况，并就举报内容展开调查，同时希望举报人进一步提供有关证据。
而控告涉及的武汉市常务副市长袁善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称，“这是污蔑、诽谤，我非常气愤。”“控告的所有内容纯属无中生有，对我的名誉是一种极大的损害，我已经将这些材料递交武汉市纪委，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
2008年东星航空因扩张过快，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资金链断裂。在湖北省政府的撮合下，原计划被中航集团收购，但兰世立最后拒绝了中航的重组。在拒绝中航之后，武汉市人民政府突然发出《关于停飞东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称东星航空欠债过重、实际控制人擅自出境，应当停飞，随后民航中南局对东星航空做出停飞的处罚决定。
[关键词]灾难；激变；人类学；工作坊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1-0081-07
2015年10月16日-18日，“比较视野中的灾难与激变：感知与应对” 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工作报告会在四川成都西南民族大学隆重召开。此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由中国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三方共同主办，《民族学刊》编辑部、美国杜兰大学人类学系、他山人类学学社协办，并获得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2015年度引智项目“西南民族地区灾害场景辨析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2）、“西南民族地区灾难应对机制的人类学研究”（FE2015-038），以及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藏彝走廊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灾难应对机制的建设”（NCET-12-0980）的支持。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张原副教授和汤芸副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卡嘉娜（Katiana le Mentec）研究员，以及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副组长张巧运博士是本次工作坊的学术召集人。这个由中、欧、美三个学术区域的学者共同召集参与的学术工作坊旨在成为跨社会文化之比较研究的学术平台，并试图基于民族志研究来促生有益的学术概念及理论框架，进而在深化灾难与激变的基础性学理研究之时，也期望能为人类社会有效应对生活可持续性所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做出贡献。为此，4位学术召集人邀请了一批国际上在灾难与激变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参与到工作坊的研究工作中。在为期一个月（2015年9月23日至10月23日）的时间里，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学术机构的20位海外学者陆续汇聚于成都，在西南民族大学开展了各种学术活动，其中包括公开的学术讲座20场、圆桌讨论会7场、田野报告会5场，并在汶川、北川等地进行了3次短期的田野走访调查。为深化合作交流与总结研究经验，本国际学术工作坊以“工作报告会”的形式，在西南民族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召开了一场为期3天的学术研讨活动，设立7个研究专题和两个特别活动，参与研讨的海内外学者共40人。
10月16日上午9点，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报告会正式开幕，主持人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院长张明善教授。首先，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丁克毅教授用英语作开幕致辞，向海内外专家学者介绍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情况，特别是在灾难人类学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并期望借助这次国际学术工作坊，能促使西南民族大学相关领域的研究更加国际化与前沿化；接着西南民族大学国际交流处副处长肖琼副教授用英语简要地介绍了西南民族大学的外专引智项目；《民族学刊》作为本次国际人类学工作坊的协办单位之一，专门刊发了参与这次工作坊的多位国内外学者的论文，学刊编辑赵秀云老师用英语介绍了本期刊近年来的发展状况；之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的卡嘉娜研究员代表工作坊的组织召集人向全体参会人员介绍了工作坊的主旨；最后，西南民族大学张原副教授代表工作坊的组织承办方作会议特别致谢。简短的开幕式结束后，所有与会代表至西南民族大学行政楼前合影。
“人文视野下的灾难与激变”是本次报告会的第一个专题，于10月16日上午进行报道讨论，主持人为美国波特兰大学人类学系主任米歇尔・甘本德（Michele Gamburd）教授，评议人为大英科学院院士、英国牛津大学万灵学院教授大卫・帕金（David Parkin）。以“人类学者与2015年的尼泊尔地震”为题，英国牛津大学人类学所所长大卫・盖尔纳（David Gellner）教授作了工作坊的第一个研究报告。他介绍了自己在和尼泊尔本地的几位人类学家对尼泊尔的地震灾后状况的考察，且初步认为，人类学家若要参与和帮助尼泊尔的灾后救援与恢复重建工作，应该从人类学的地方感知角度出发来探讨灾后公众最关注的问题，并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出发来分析灾难及其后果的影响，进而提出了有效利用媒体和互联网、加强对偏远村庄的救灾工作、评估鉴定易受灾地区、监测并考察救灾和灾后重建的执行等几项人类家应该有责任义务参与的工作。接着，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凯布朗利博物馆馆长弗里德克・克可（Frédéric Keck）研究员以“禽流感的防预：禽流感病毒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人与鸟关系”为题进行了报告。在简介禽流感及其破坏力后，克可研究员回顾了自己在香港两年的实地考察研究，指出作为环境预警哨兵的鸟类在今天与人类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生存境遇、文化象征和社会功能都在改变。通过思考当代人类社会可以从哪些方面感知鸟类的灾害风险与生物安全预警，他倡导应该加强人类与动物的多元自然主义关系这一人类学理论的建构和运用。之后，英国赫尔大学当代史研究所前所长格雷格瑞・班考夫（Gregory Bankoff）教授在其“减少灾难风险的历史路径”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在风险中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以及人类从生活、社会结构、身体和心理上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往往是根据个人特点、知识经验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表现各异。班考夫教授提出，脆弱的特殊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问题，而在今天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学会适应了“常态化”的风险威胁，从而可更好地承受风险危机，所以展开一些关于脆弱性历史本质的反思，以及在当下对脆弱性的研究中去分析总结不同环境和不同经验的人群对风险的处理方式，这对整个人类社会减少灾害风险而言极为重要。本专题最后一个报告人为西南民族大学的汤芸副教授，在其“面向生活世界的灾难研究――灾难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定位”的报告中，她指出了不同的文化是以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义逻辑来感知灾难的，这使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应该面向一个天然就充满主体交互性和意义性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中。她提出当前灾难研究中的核心概念是人类脆弱性，但我们还更应该注意到社会弹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通过“灾”这一概念在中国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意义内涵，以及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的经验研究，来强调灾难人类学研究的4个维度应为生态环境、文化观念、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而整体性、过程论和地方视角这是基本的考察路径。大卫・帕金教授在做该专题的总结评议时专门指出，人类学是一个跨社会和文化比较的学科，灾难研究需要这种比较性的考察视野和多元化的理论思考，而这个专题中的4位报道人用他们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理论思考很好地呈现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旨趣与价值。
16日下午14：00-17：00，工作坊报告会进行了第二个专题“有关灾难与激变的理论反思”的报道讨论，中国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人类学中心资深访问学者彭文斌先生为主持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作评议人。本专题的第一位报道人为卡嘉娜研究员，她在“理解激变时代中的延续性：简论人类学中的争论”的报告发言中指出，东亚社会把异常事件的解决作为适应性的这一举动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所以在考察灾难时人类学必须注意比较不同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灾难反应。卡嘉娜研究员认为，激变所呈现的变迁之剧烈性虽然往往是超出人们通常的社会经验的，当其能够经由不同的理解框架得到社会文化性的阐释，并且外显的变迁之中总有一种“内在性”的延续。在“灾难阈限阶段的谣言与行为应对――以5・12汶川大地震为例”报告中，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杨正文教授指出，谣言的流行是与灾难相伴而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他以汶川地震为例提出灾难“阈限”正是谣言滋生的沃土，并认为谣言作为一种民意表达和民情宣泄方式实为灾难阈限中社会的一种反应，应将其视为非常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而加以应对。接下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科学研究所的艾丽莎・雪格（Elisa Horhager）博士以“辨析灾难的能动性：关于自然灾害的定义之争议”为题做研究报告，围绕着如何处理“自然灾害”的动荡及评判其对社会建构的性质这一问题，她以2008年汶川灾难和2011年东日本海啸大灾难为例，运用比较框架来分析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应对中的资源动员和制度化过程，并提出公众对于造成灾难原因的不同讨论可以对灾难受害者的保护和形成制度化应对措施产生影响，所以灾难之中也有一种社会建构的能动性需要得到人们的关注。随后四川大学社会发展与西部开发研究院李锦教授作了“羌寨空间的变迁与震后文化修复”的报告。她指出地震是一种会对人们的自然空间和社会空间造成巨大破坏的灾难，而灾难过后地方文化的修复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则需要人类学家细致地关注。通过对阿坝州理县休溪寨近百年来空间变迁的田野调查，李锦教授强调羌寨的空间变迁一直以来是一个常态，但聚族而居的居住形态与神圣空间的位置安排等空间格局的基本原则在变迁过程中有其延续性，即使受到了大地震的破坏以及灾后重建中政府的强力介入，羌寨的空间格局在深层的意义结构和文化逻辑上仍保持着较强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因此当面对地震这一较为偶发但破坏性极大的灾难时，传统文化逻辑完全可以发挥文化修复的主导作用。本专题的最后一位发言人是美国应用人类学会危机与灾难研究组负责人、美国圣何塞州立大学副教授A. J・法思（A. J. Faas），他报道的题目是“灾难的纠葛：灾难应对、恢复与重建中的实践网络、记忆和文化”。基于对南美洲厄瓜多尔安第斯高地野火灾难的社会应对的田野经验研究，法思教授指出在人类和环境的复杂纠葛中文化生产的核心关系要素是记忆与实践，对于普通灾民而言是实践形塑记忆，而对于专业救援人员而言则是记忆指导实践。所以灾难中人们通常会利用现有的文化体验和记忆经验来复述和共享一些文化含义，并减少个体差异和特质的经验，以有效地形塑分享一种有效的同时又具有文化涵义的灾难应对行为和记忆体验。米歇尔・甘本德教授在总结评议时强调，人类学的理论建构与反思需要基于扎实的田野经验研究，而本专题的5位报道人在富有启发性地提出她们的理论观点之同时，也极为细致生动呈现了她们的田野个案，这样一种研究讨论风格值得人类学的灾难研究去坚持和发扬。
16日下午17：10-18：10，在卡嘉娜研究员的主持下，工作坊报告会开展了第一次特别活动“灾难历史研究国际项目介绍”。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皮埃尔・富勒（Pierre Fuller）作为“灾难历史网站”（Disaster ）发起人，向与会学者介绍了这个由历史学家创建的专门为学者研究和公众利益服务的可供相互学习合作的专业网站。富勒副教授指出，中国有时间很长但鲜为人知的灾难管理历史，中国的学者可以加强对这个国际网站的利用，将其作为一个动态的国际合作研究和数据共享平台，从而让灾难历史研究超越学科区隔，扩大地理范围，并获得自己与全球的研究学者的合作机会。
10月17日上午9：00-12：00，“在灾难与激变中反思社会-政治关系”的报告专题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永祥博士的主持下进行，由A. J・法思任评议人。米歇尔・甘本德教授首先以“金浪：海啸后斯里兰卡的权力与礼物”为题做研究报告。她指出随着2004年印度洋海啸的爆发，斯里兰卡涌入了大量救灾物，因此观察大范围人道主义救助的社会影响是反思政治―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此外，在考察给予礼物和收到礼物的权力关系，以及对人道主义援助的话语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灾民在重建社会等级与社区关系中，“礼物”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与文化意义。紧接着，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人类灾难与危机研究网络发起人、意大利卡塔尼亚大学玛拉・贝纳杜禧（Mara Benadusi）教授以“唤起灾难：印度洋海啸之后的真相与伪饰之机制”为题，报告了其对经历内战和海啸等灾难之后的斯里兰卡南部省份的一个佛教僧伽罗语地区的田野调查，她指出人们在显示灾难和揭示冲突时都采用一种类似的机制，即公布或隐藏特定类别的对象和主体，从而使得灾区的社会形象呈现出一种既脆弱又坚韧的特征，而这正是灾区获得外界援助时所采取的一种弹性策略。之后彭文斌教授在“环境/认同政治以及原住民对环太平洋油轮扩张的抵抗运动”的报告中，以2015年4月初一艘泄漏油轮驶入温哥华引起当地居民的广泛关注，特别是原住民为其领土土地和水源受污染而抗议的事件，对全球地方化中灾难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和身份政治问题进行了讨论。以“等雨来：墨西哥气候变化中的政治、话语与物质生活”为题，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罗伯特・巴里奥斯（Robert Barrios）针对大部分墨西哥人口仍继续在高脆弱的水文气象灾害的影响下生存这一现象的分析指出，气候变化不仅对人类发展实践产生有形影响，也是一种通过不同方式和语境来完成的具有政治诉求和经济目的的话语-政治现象，因而干旱并非一种纯粹的自然灾害，而是一种政治建构的风险景象。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郑少雄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当代内蒙古的草原政策及蒙古牧民的应对”。郑少雄博士指出过去几十年来内蒙古草原社区所遭遇的种种灾害可视为一种空间改造过程的产物，其反映了国家空间生产与社会地方营造的一种紧张关系，而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力量平衡则决定着草原未来的发展。A. J・法思教授在总结评议时指出，灾难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这一专题的5位报道人用他们精彩的研究告诉我们，灾难的肇因还具有一种显现的政治性，因而从灾难的研究来反思权力、话语和社会行动，对于灾难的人类学研究而言是一个亟须加强的议题。
17日下午14：00-16：00，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施帝恩（Stéphane Gros）研究员的主持下，报告会进入第四个专题“灾后重建中的社区恢复与文化重塑”，该专题的评议人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社会学学院的张亚辉副教授。以“灾后恢复重建与社区需求”为题，李永祥研究员介绍了他对云南省两个灾后恢复重建社区――盈江县傣族社区和姚安县彝族社区的田野调查研究。他认为社区需求，包括社区连续性、文化功能、生产便利程度、安全感等方面都是灾后恢复重建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民族文化和居住条件下的不同，社区需求也不尽相同，因此灾后恢复重建中的“统规统建”政策无法满足不同地区的社区需求，反而会导致社区产生更加复杂的社会脆弱性。接着，美国杜兰大学的张巧运博士在其“想象文化：汶川地震文化重建和抗灾能力塑造中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要想获得成功，规划者和管理者必须真正考虑“地方文化”的意义。以汶川地震后羌族村寨的文化重建为例，张博士反思了将羌族的“文化”作为一种旅游开发资源的那些恢复重建项目对羌族村落社会生活的影响。最后张亚辉副教授在评议时总结道：在当前中国各种灾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由于外来行政和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下，日常生活展演的前台与后台之区隔被打破，这对于灾区居民的伤害是值得重视的，而两位报道人的研究都清晰地呈现了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反思。
报告会的第五个专题“关于灾难的记忆、叙述与情感”，于17日下午16：10-18：10在西南民族大学蒋彬教授的主持下进行，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为本专题的评议人。华东师范大学的王晓葵教授在其“灾难记忆与民间叙事”的报告中提出，中国近代的灾难是如何被表征叙述和记忆传承的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1970年的通海大地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和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王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关于地震灾难的记忆传承呈现出了不同的样态，其后面所依托的是不同时代社会意识和文化逻辑，而纪念物和纪念仪式的不断变化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灾难记忆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重构的范例，并呈现了中国社会灾难记忆多样化的趋势。接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陈学仁（Chris Courtney）作了题为“历经灾难：1931年汉口洪水的现象经验与情感经历”的报告。通过对20世纪初期汉口市民如何经历了洪水的历史考察，他认为当时相关部门和机构所制定的灾难应对策略不仅仅是理性地为了生存，也在通过显示悲伤、宗教仪式和慈善行为试图在逆境中寻找生活意义，甚至是追求一种“苦中作乐”的乐趣。虽然这些行为并不总是能增强了大众的生存机会，但在帮助社区应对灾难方面也显现了一种重要的功能。随后，西南民族大学的张原副教授以“沙粒中的世界：高寒湿地草原沙化灾害的地方叙述”为题进行了报告。张副教授指出干旱通常被认为是土地荒漠化灾害发生的主要前提条件，然而降雨充沛且拥有大片湿地的若尔盖草原的严重沙化灾害迫使我们应该从地方的视角重新认识什么是沙害？特别是要关注沙害在地方叙述中是什么样的灾难？以及沙化灾害的前提条件和诱发肇因是什么？他进而通过案例指出，在当地藏民看来，沙害是一种报应，其发生是因为一种跨界和过度的行为打破了生活世界中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平行关系和边界秩序。而今天在若尔盖草原所发起的很多治沙工程在藏族牧民眼中，就像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做了一场错误的仪式一样，除了制造更多的灾害之外并没有逆转当地的沙害。因此，理解灾难的地方叙述，人类学的灾难研究或许可以更为准确地揭示灾难发生的社会文化机理及其应对方式。格雷格瑞・班考夫教授作总结评议时指出，三位报道人的研究表明，对于灾难的地方记忆、体验与叙述的考察可以让我们基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情景和文化价值逻辑来还原灾难的本来面貌。
17日晚上19：30-21：30，工作坊报告会的第二次特别活动“纪录片中的2008年汶川地震”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当代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柯安娜（Anne Kerlan）主持下进行。香港科技大学人文部博士候选人邱月首先以“国家主导的灾后恢复中的个体”为题进行发言，她指出北川县城是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在政府高度参与的重建过程中，个体被植入在这个由国家提供的新的社会结构中，进而地方个体的声音被响亮的官方叙述淹没了，不少关于这场灾难的纪录片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理解灾后个人生活感知的途径。接着与会学者观看了由马占冬导演的纪录片《五月一天》，观影结束后马占冬导演和学者们在现场围绕着灾难、生育、创伤、情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10月18日上午9：00-12：00，报告会第六个专题“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在王晓葵教授主持下进行，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作评议人。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郭建勋副教授首先做报道，他的发言题目为“环境、族群、地方知识与灾难：以1786年大渡河地震为例”。郭教授指出发生在清代中期的这场地震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历史上大渡河流域的地方环境、生活模式、族群关系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在相同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不同民族会形成不同的环境知识和灾难应对经验，这使得灾难来临时不同的民族所承受的影响是不同的，这些民族则会在经历灾难之后通过相互的学习借鉴形成新的地方知识。以“中国的空气污染中的双重认同以及潜在的环境灾难”为题，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史乐闻（Edwin Schmitt）介绍了他近来关于空气污染的考察研究。史乐闻指出，许多突然性的灾难事件其实是自然生态受到人类社会严重干扰的结果，所以针对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这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必须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而人们在感知全球性的环境问题时，还往往导致世界性与地方性的双重认同。之后，西南民族大学旅游历史学院的薛熙明教授作了题为“变动中的家与地方：灾后移民社区的空间生产”的报告。以震后移民安置的羌族社区邛崃市木梯村为例，薛教授指出，在现代化和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家与地方的联系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变化，特别在一种“自上而下”的规制化社区安置重建中，家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家所蕴含的物质空间、情感空间、生计空间、文化空间等多重意义都发生了分离，社区主体也缺乏对地方的认同，所以灾后社区重建过程中亟待一种“自下而上”模式的出现。随后，意大利米兰比可卡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候选人法比奥・卡尔尼里（Fabio Carnelli）作了题为“缺失了现在的民族志：意大利拉奎拉地震后的时空实践”的研究报告。他分析了幸存者们生活轨迹里关于“灾难”一词的意义变化，并列举了一些具体城市在震后采取的应救机制，从而指出要在灾难研究中去记述一个复杂的时空框架，这可以帮助人类学者去分析受灾难激活的“事故”及其后果。本专题的最后一位报道人是华东师范大学的雷天来博士，他报道的题目是“国家权力、现代传媒与民族共同体：以‘东方之星’翻沉事件后‘头七’祭奠为例”。他提出公共纪念仪式一直被视为国家对灾难的反应，而纪念仪式的模型通常则反映了社会的基本状态，当国家的纪念仪式与民间传统的“头七”习俗结合后，纪念仪式就发生了形式和内涵的变化。在此过程中，现代媒体和公众的参与不仅更新了纪念仪式，还挑战了传统模型，所以政府应该允许和提高民间信仰在国家公共事务中发挥特定的功能。最后，弗里德克・克可研究员在总结评议时提及，人们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必然是依托于一定的社会文化情景的，因而具有社会性、政治性和文化意义性，但人类学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要过于人类中心主义，也应该关注到动物，特别是那些和人类社会紧密嵌合的动物对灾难的感知与呈现。
2015年5月，一封匿名举报信，被送到了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桌前。同样内容的举报信，还被寄到了北京。
在反腐风暴持续的当下，举报信的内容看起来触目惊心：2015年年初，为了当县委书记，时任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县长张宏志给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行贿了价值200万元的字画和20万美金，另向推荐考察张宏志的临汾市委常委们各行贿5万―10万元。
反腐高压下，山西真的还有如此明目张胆的贿选？一封匿名举报信引起的官场震荡，由此开始。
“这种大环境下，还有人敢顶风上？”
2015年5月，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收到了一份举报信。信的内容直指山西省临汾市多名厅处级官员涉嫌一起贿选。资料显示：匿名信除了举报张宏志向临汾市委书记罗清宇和多名市委常委行贿外，同时举报张宏志有生活作风问题。
此时正值张宏志拟提拔为县委书记的公示期。2015年4月14日，临汾市委组织部了《干部考察预告》。预告称，1964年出生的襄汾县县长张宏志被确定为县（市、区）委书记人选考察对象。5月5日，山西省委组织部也了公示，称张宏志拟任县（市、区）委书记。
抓了这么多高级别官员，罗清宇和临汾市委常委们还有这么大胆子？看到举报信的多名山西官员表示，得知举报信内容后十分震惊。此时的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包括4名省委常委。山西共辖11个地级市，截至当时已查了4个市委书记。
举报信是从北京寄出的，除了寄给王儒林、山西省纪委、山西省委组织部外，也同时寄给了中纪委和中组部。2015年10月，王儒林在一个内部会议上透露，接到匿名举报信后，山西省委责成山西省纪委查清楚。
“举报不属实，属于诬告”
张宏志被举报贿选的消息，也传到山西省委组织部。2015年4月，山西省委组织部一名厅级官员介绍，当时山西空缺15个县委书记岗位，这些空缺至少有8个是因为原县委书记违法违纪被查出现的。廉洁，成为经历过塌方式腐败后山西选拔官员的第一标准。
为防止带病提拔，山西此轮选拔县委书记与过去还有不一样：全程差额，全程记名推荐，全程廉政审查等。“你推荐的县委书记将来被查出问题，推荐人都要被追究责任。”山西省纪委一名官员说。
5月，经过了山西多个部门多番调查的张宏志被任命担任山西夏县县委书记。“经过调查和研判，匿名信对张宏志行贿市委书记买官的举报不属实，属于诬告。”山西省纪委一名官员介绍。临汾市纪委副书记樊奋强介绍，虽然有匿名举报，但张宏志还是通过了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严格的审查。
2015年9月，上级部门基本认定对张宏志的匿名举报是诬告。匿名信被转给了临汾市纪委。查出匿名诬告者是谁，成为临汾市纪委的一个任务。
“坚决要查处这种诬告”
诬告给官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临汾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刘予强介绍，过去不少官员深受诬告之苦。一旦有人要被提拔，就有人写举报信。收到这些举报信，纪委研判后一旦找干部谈话，“某某某被纪委调查”的消息就会传开。即便被举报的干部根本不存在举报中的情况，也会给他造成不好的影响，他本人也觉得很委屈。
诬告还可能导致一个官员的提拔受阻。“过去，有的干部准备提拔，就有人写信告。一告，这个干部就放放吧，这一放就把人家给耽误了。”上述山西省委常委说。
王儒林在一个内部会议上公开表态，“对于匿名诬告、制造谣言这种歪风邪气要坚决压制下去，决不能让诬告陷害、制造谣言在山西横行，如果还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照样严肃查处，省委一定要还干部清白，一定要保护各级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随后，山西省纪委对是谁诬告张宏志做出了三种可能性分析：第一种是与张宏志有竞争关系的官员；第二种是对临汾市委班子不满的官员，可能是被处理过的官员；第三种可能是与张宏志有过节的官员。
临汾市纪委也做出了类似的研判。临汾市纪委副书记樊奋强介绍，临汾纪委研判认为后两种可能性更大，经过细致调查，一个曾被临汾市纪委处分过的当地处级官员成为重点嫌疑人。
“给官场上那些爱乱告状的人一个警告”
樊奋强说的人，叫常引根，曾担任临汾市文物局局长。2013年，临汾市纪委接到举报后曾查处常引根在担任文物局局长期间私设小金库、工程不招投标、擅自处理公房、擅自以解决班子成员交通问题为由购买两部车、挪用专项资金40万元等问题。“当时，常引根受到撤职并两年的处分。”樊奋强介绍。
常引根不仅符合因受过处理心怀不满的条件，还符合与张宏志有过节这一条件。11月23日，临汾市纪委处级官员、常引根案调查组组长汪俊介绍，常引根曾与张宏志在同一个单位搭班子，并有矛盾。
2003年左右，常引根时任临汾市商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副处级，因一把手空缺，常引根主持工作。当时，张宏志是该公司总经理助理，正科级，是常引根的下属。时任该公司副总经理的张胜来证实，常引根与张宏志共事仅几个月，不久张宏志调任临汾市外经贸局担任副局长。但是，张的工资关系尚未转走，常则擅自通知临汾市财政局停了张的工资。有一天，张宏志为工资的事找到常引根理论，两人发生了冲突。“没有打起来，但他俩声音很大，我听到后去劝了一下。”
临汾市纪委纪检监察五室副主任刘兵，曾找张宏志做过调查。张宏志称，当年常引根经常挑拨他与其他班子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也认为常引根就是匿名诬告者。
2015年8月1日，再次接到举报的临汾市纪委将常引根。经临汾市纪委调查，常涉嫌在一项工程中向一家企业老板索贿300万元的事情，其中200万用于给其妻妹买房。被调查时，常引根、其妻、妻妹名下共在北京、天津、海南、河北等地拥有11套房产。
汪俊还发现，张宏志与常引根另有矛盾。常引根索贿涉及的“丁村博物馆”项目，在张宏志担任县长的临汾市襄汾县境内，两人为这个项目也曾有过工作上的分歧。
汪俊接手常引根案后，2013年曾处理过常引根的同事就告诉他，常引根在期间爱下跪，动不动就给办案的纪委官员下跪。
由于担心直接问常是否写过诬告信其不会承认，汪俊决定委婉地试探一下中的常引根，“老常，你以前有没有向组织反映过别人的什么问题？”常引根爽快承认，“写信举报过张宏志。”汪俊问，“那你举报说的这些事，是你参与过还是听说的？”常引根说，“写着玩的。”在一份亲笔写的书面材料中，常引根承认，“信的内容是胡编的，道听途说的一些事凑合起来的。”
常引根在亲笔写的检查中称，今年上半年的一天在微信上看到张宏志拟提拔担任县委书记的消息后，“心中不平衡”，写了那封举报信。2015年5月9日，他让妻妹武某在北京市昌平区长辛店邮局用平信寄出了匿名信。
论文关键词 审前羁押 必要性审查 风险评估 社会调查报告
一、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概述
（一）审前羁押的基本概念、意义
所谓审前羁押是指，在未经法院正式宣判定罪前，为了保障随后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对犯罪嫌疑人所施加的、临时性的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措施。包括了从犯罪嫌疑人被批准逮捕起，到法院依法判决确定有罪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
从司法实践来看，审前羁押起到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保证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按时到庭，减少不必要的诉讼风险;第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人身安全，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在严格控制的羁押场所，不仅能有效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畏罪自杀，更能保护其它诉讼参与人，如被害人、证人等的人身安全，防止杀人灭口;第三，保全证据，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毁灭证据，串供等;第四，方便侦查，有获取口供的功能，被羁押人在侦查机关严密的控制下，承受了更大的心理压力，容易做出关于认罪的自白，同时也更方便侦查机关随时获取口供。
（二）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律定位、意义
《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次提出羁押必要性审查，对规范审前羁押，明确监督主体和监督时间都有着十分重要且积极的意义。
虽然法条只指出“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们检察院仍应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没有明确指出在申请逮捕的时候是否需要进行必要性审查。但联系我国原有的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的制度来看，不论是审查批准逮捕，亦或者逮捕后对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它们都是由检察院完成，它们都是检察院行使诉讼监督职能的体现。并且在批准逮捕后，检察院依照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结果，对强制措施的使用做出决定，相同的，在审查批准逮捕时检察院也必须依照羁押必要性的审查结果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强制措施适用程序前后，我们所做出的决定，依据的标准是同一个，标准是稳定和可预知的，而非主观的臆断和想象。并且从逻辑上也不难看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不仅仅是体现在逮捕后，更是要体现在批准逮捕的时候，否则法条中的“仍”字将得不到解释。
综上所述，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是检察机关诉讼监督职能的具体体现，不仅要体现在逮捕后的审查中，更要体现在批准逮捕的审查中，只有在两个环节中都得到充分的实施和落实，才能起到严格规范强制措施的积极作用。
二、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及其问题
（一）超高的羁押率
前文阐述过，在我国“逮捕”就意味着“羁押”的开始，在此意义上，审前羁押（亦即逮捕），是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强制措施”章节内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对犯罪嫌疑人所施加的、“临时性”的剥夺其人身自由的措施。从法律条文的逻辑中，我们不难推断出，相较于“逮捕”或“审前羁押”，“取保候审”才是在第一选择顺位的，只有当“取保候审”不足以防止发生法律规定的社会危险的时候，我们才可以选择“羁押”。
然而我国的司法实践所反映出来的超高羁押率，却是于此大相径庭，在我国羁押是普遍情况，而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则是例外。
（二）“必要性审查”的行政化倾向严重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来看，对于这样一种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诉讼法本身只规定了检察院通过查阅案卷材料和证据的方式来进行审查和控制。 虽然逮捕决定的批准与否，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体的人身权利，但不是法官能做决定的，不是辩护人能参加审查的，更不是社会机构所能参与的。这样的批准逮捕，更像是行政审批，而忽略了其诉讼活动的司法属性。况且出于对侦查的需要，和为公诉服务的偏向，不利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批捕的决定，相对容易且顺理成章的就做出来了，不利于公正、公开。
（三）风险评估及社会调查报告之困境
作为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的关键环节，风险评估报告和社会调查报告为我们审查“必要性”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可操作性。然而，这两份报告在司法实践中依旧存在着诸多的不足。第一，报告多采用文字叙述的方式表达，多是主观化的表述，无法核对信息的准确和真实，在后期评估中也无法科学的判断和分析。第二，报告的制作主体多是检察机关，基于侦破案件的需要和公诉的压力，并且没有有效的监督手段，报告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于此同时，中立的社会机构和辩护方却很少制作、提出风险评估报告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第三，风险评估报告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没有在每一个个案中得到确实的适用，案件多依案情、罪名和罪刑的轻重来确定是否羁押，报告的审查流于形式。
（四）司法实践中的其他困境
1.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公诉机关除了逮捕羁押，没有其他完善的配套保障措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按时到庭。
2.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在被逮捕之后很难再放出来，呈现“一押到底”的形态。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从法律上明确了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不光是在批准逮捕时要进行，在被逮捕后还应当要继续进行。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法律的规定没有明确，在逮捕后，对于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方式是什么，从何时开始，延续到什么时候，由谁来主导。
三、相关制度、体系完善的探索
（一）有关风险评估、社会调查报告的探索
1.报告制作主体的探索。现如今我们的风险评估报告和社会调查报告多是由检察机关主导的，基于侦破案件的需要，以及公诉的压力，导致其主观上会倾向于做出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决定，从而导致报告的中立、公正受到怀疑。关于主体的探索，我们应努力从单一到多元，实现从公权力到被告方和中立第三方的转变。
2.报告内容数据话、客观化的探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了关于风险评估报告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司法实践，总的来看，报告的内容形式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是用叙述报告的形式反映所调查的内容，其优点在于内容比较详尽，但参杂了太多报告制作人的主观想法;第二类是用填写表格的方式呈现，其优点在于内容相较第一类比较客观，但内容多表现的空洞、无说服力。
可以尝试着将具体的评价内容细化、数据化，通过科学的分析和调研，联系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创立一套科学、完整的项目分类，以打分的方式，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评估、打分，以分数的高低决定羁押之必要性大小，让“必要性”审查做到客观化，也便于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评价标准。
3.报告调查对象、内容的探索。司法实践中的风险评估和社会调查报告多限于直接关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身。但一个人行为习惯，性格特征的养成是与其家庭成员、社会关系等分不开的，特别是未成年人父母等。
报告内容应尽可能涉及更广的方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包括有：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时表现、社会交往、犯罪原因、悔罪态度、是否具备监护条件等多方面的内容。
4.报告调查方式的探索。在如今的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和风险评估报告的调查方式多采用走访、邮寄函件等。采用的方法多为：居委会、村委会等社区基层组织证明;犯罪嫌疑人自书之情况说明;未成年人父母字书的监管保证书等。其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第一，客观性、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二，其反映的情况很难发挥作用，内容多空洞、无价值;其三，其公信力严重缺乏。
关于报告的调查方式的探索，笔者考虑可否将部分证明内容，交到征信部门去完成。在我国努力构建诚信社会的大背景下，征信部门掌握了大量个人诚信状况的资料，包括有资金、财产状况，个人信用，犯罪纪录等等方面的内容，它们都对判断羁押“必要性”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二）审查批准逮捕环节中引入听证的探索
听证程序的引入十分必要，也是有可能的。在决定逮捕的时候，我们的法律也规定辩护方发表意见的必须。但事实上，在批捕之前，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的唯一途径只有拘留决定，或者从讯问方向中猜测。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师情况略好，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件进程和基本事实，可是非常有限，侦查机关基本不会向律师透露太多的案情和证据。这就造成了十分大的障碍，当检察院决定逮捕时，辩方很少有证据去辩护，因此形成关于必要性的讨辩论制十分必要。
（三）有关强制措施期间表现的探索
我们的司法实践有这样一种看法，仿佛只有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控制起来，才能达到教育被告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目的，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看守所就像一个犯罪的大学校，形形的犯罪嫌疑人都羁押于此，他们之间的交流并不是都是积极的，很有可能在交流中，产生新的犯意和犯罪技术，因此，简单、粗放的羁押是不利于犯罪的预防和惩戒的;其次，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控制住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个手段，更重要的是对被羁押人的教育和改造。
适当的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强制措施期间的表现纳入一个考核评价系统，把这段时间的表现纳入到最终量刑的酌定情节中，不但利于教育、改造目的的达到，更是为社会能更好的接纳他们打下基础。
第二条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年度报告制度是指党政领导班子正职按有关规定，对应向组织报告的、组织需要知道的有关事项按年度报告的制度。
第三条本制度所称市管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包括各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市委各部门正职，市政府各委、办、局党组（党委）书记、行政正职，市级各人民团体党组书记、行政正职；市委、市政府直属各事业单位党组书记、行政正职。
第四条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年度报告内容包括：
1、本单位中心学习组和本人的学习情况。
2、领导班子及本人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情况。
3、领导班子研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
4、领导班子及本人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情况。
5、本人执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和《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的情况。
6、《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办发[**]3号）所列领导干部个人应向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
7、本人外出考察学习、下基层调研、因病因事请假等情况。
8、本人认为应当向组织报告的其他事项。
第五条报告采取上报《市管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年度报告提纲》（以下简称《报告提纲》）的方式进行。组织认为必要时，可约请有关报告人当面听取汇报。
第六条《报告提纲》根据本制度第四条所列内容拟定，必要时可增减有关内容。
第七条汇报内容要真实、准确，不得隐瞒实情。报告人对报告的事实负责。凡违反本规定，隐瞒应报事项虚报者，查实后，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
第八条市委组织部负责对本人报告的内容进行综合整理并报市委。
第九条市委组织部结合对领导班子的年度考核和届中、届末考察等方式，了解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填写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
第十条《报告提纲》一律由正职本人填写。因公外出不能及时填报的，回单位后在一周内填报。
第十一条每年1月上旬将上年度《报告提纲》报市委组织部。县区委书记、县区长的年度《报告提纲》在上报市委组织部的同时，由本人直接上报省委组织部。
第十二条本制度自之日起施行。
市管党政领导班子正职年度报告提纲
（年度）
填报人姓名
单位
职务
填报时间
中共**市委组织部
填报说明
本提纲须由本人填写。
提纲所留空格不够时，可另附纸。
每年1月上旬将上年度有关内容填写齐全，及时报送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审理科。县区委书记、县区长同时将本提纲直接报送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处。
1、年内党组（党委）组织了次中心组学习，本人参加了次。中心组及本人学习的主要内容是：
2、年内党组（党委）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的决定并结合本县区（本部门）实际，开展了哪些创新性工作，成效如何？
3、年内党委（党组）会议研究提拔干部名，交流（轮岗）干部名，免职干部名。提拔任用的干部，是否进行了民主推荐；是否进行了组织考察；考察工作是否进行了考察预告；是否实行了任前公示；是否集体讨论决定。有无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情况：
4、本县区（本部门）年内安排的重要工程项目是否进行了公开招投标。没有进行公开招投标的工程有哪些：
原因是：
5、本县区（本部门）投放大额度资金使用是否经过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研究决定。由个人审批的大额度资金使用有万元，用途及原因是
6、按照《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办发[**]3号），本人向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有
7、年内本人去境外（国外）考察学习天；到省外学习天；下基层调研天；因病、事请假
天。
8、年内本人找中层以上领导干部谈话（谈心）人
Abstract： Based on an engineering cas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eficiencies and shortcomings in tender bidding process， and put forward the enterprise bidding control strategy and the suggestion to regulate enterprises bidding activities and improve purchasing management benefit.
关键词： 招标案例；招标管控要点
Key words： tender bidding case；bidding control points
中图分类号：F2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14-0174-02
0 引言
某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单位（下称项目单位）拟对该工程中甲方采购供应的材料部分（含塑钢窗供货安装工程）拟采用邀请招标方式自行组织招标，初始意向为塑钢窗供货安装、入户门制作安装、卫生洁具采购安装工程三项综合采购招标，拟选择一家中标单位。
经对招标文件初审，因三项因产品类型性质不同，且因塑钢窗工程供货安装工程涉及到施工资质及成活要求，同时能符合相应的资质条件的投标人较少，故建议拆分成三个分项，通过一次招标采购活动办理。该项目单位经过修改招标文件有关要求，本项综合采购招标更改为仅塑钢窗供货安装招标。
该招标文件中对塑钢窗的材质采购要求标准及报价要求为“塑钢窗为蓝灰色塑钢框料，明框，玻璃型号为低辐射中空玻璃窗5+9A+5，门窗产品要求（海螺）品牌。塑钢为88系列。门窗拦标价均为307元/m2（含制作、安装、运输、成品货到达工地、含配件、锁具等成活价）”，择日开标，经百分制综合评审，某报价306元/m2的投标人被推荐为中标候选人。
1 案例分析
经调查研究，该招标案例工程存在以下缺陷或弊端：
1.1 招标前期策划不合理。综合采购选中一家中标的意向不合理，没有考虑资质资格要求的匹配性，主要是混淆专业分包工程的性质和材料采购的性质，不确定选择的是供货商还是专业承包队伍。
1.2 招标工作安排整体计划性欠缺。没有根据整体工程施工计划节点要求提前准备，导致本次招标活动时间安排紧迫（工程在等待），自报审时间至开标时间仅3日，且从发标到开标时间没有严格遵守招投标法相关不少于20天规定，有关标的技术标准和价格标准没有匹配性复审。
1.3 采用的是邀请招标非公开招标，没有在指定媒体上公开公告，消息的广度不够，投标单位数量太少不具有竞争性。项目单位称本项目曾邀请过有关单位，但投标人因价格低，不愿参加，本次为调整价格后第二次邀请。
1.4 招标文件审核中米组价未经专业人员比较测算审定。招标控制价依据为上报的考察价格报告中批复的内部预算综合平米控制价，而非相关预算编制依据和规定做完整预算结合市场考察分项报价资料综合测算确定的。
1.5 对投标文件报表格式没有设置固定表格样式，造成投标结果以综合平米单价的形式报的模糊，无详细的相应分项报价。将对后期施工过程中的退换或尾留单项核价、质保零星物件价格参考确定等工作带来不利。
1.6 招标图纸表达的技术标准没有事先复核。中标后，招标图纸中对塑钢窗玻璃的标准两处表达不一致，经复审关键材料标准“玻璃型号为低辐射中空玻璃窗5+9A+5”为设计错误项。此时投标人认为如做低辐射中空玻璃窗5+9A+5需要增加相关的镀膜费用大约40-70元/平米，否则不能应标，招标人陷入被动。
1.7 考察行为计划完备性欠佳和目标实施有偏差。一般情况下招标人对投标人应做详细调查了解，对其生产、供货等履约能力及同期业绩参考价格等情况调查了解后方可进行邀请。但本次对投标三家均未进行考察，曾经提供的考察报告仅为对塑钢窗专营实体店面考察确定307元/平米控制价的报批报告。在对塑钢窗专营实体店面进行考察材料之前，缺少完整详细计划和考察调研格式书面文件。店面零星工程制安和批量工程采购没有体现报价优势区别。
2 对策和建议
以上案例虽然具有个例特点，但招标运作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故建议企业自行招标中，应重视以下管控要点：
2.1 招标前期策划。应充分考虑资质资格要求的匹配性，不应混淆专业分包工程的性质和材料采购的性质，明确选择的是供货商还是专业承包队伍。策划中应根据标的所需资质资格要求不同，合理拟定和构想中标单位个数结果，是否能够兼投兼中等问题。
2.2 招标工作应有计划有组织有序进行。主要根据总体工程施工计划节点要求提前准备，避免招标活动时间安排紧迫（工程在等待），适当放宽报审复核准备时间，有关标的技术标准和价格标准对应匹配性复审，从发标到开标时间应严格遵守招投标法相关不少于20天规定。避免中标后有异议和发生变更。
2.3 采用公开招标，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增加竞争性。如公开公告后，投标人参与愿望低，不够3家时，可考虑延长一次报名时间，仍缺少投标人参加的，凭有关信息报名资料登记情况报请有关主管部门申请调价或变更材料标准，进行第二次招标活动。但前提是有关书面来往答复的相关资料能证明曾做过类似邀请。企业自行招标有关管理实施细则中应予以明确要求规定竞标力不足时须提供有关书面资料或信息平台来往资料证明。
2.4 招标文件审核中米控制价须经专业人员比较测算审定。不能将综合测算的内部预算价，作为招标控制价格。招标控制价应按照相关预算编制依据和规定做完整预算结合市场考察分项报价资料综合测算确定，才可。
2.5 对投标文件报表格式应设置固定投标表格样式，引导投标结果详细的相应分项报价。方便将对后期施工过程中的退换或尾留单项核价、质保零星物件价格参考确定等工作管理使用。
2.6 招标图纸表达的技术标准应先复核，准确表达，以免造成招标结果因标准变化大产生纠纷，招标人陷入被动。
2.7 考察应制定完备的计划，设定固定的表格格式，对不同材料标准有不同的表列明示区别，并对数量大的工程材料采购安装区别零星材料采购安装应有价格优势与否做出表格让考察对象给予填报，并注意被考察对象的签章。无论对塑钢窗专营实体店面进行考察还是对参加的投标单位考察，都需要形成有考察人签字的报告材料，供评标参考。
2.8 企业（公司）层面应明确不同类别招标管理部门或设立招标委员会，配备相应专业管理人员。建议“有关部门或招标委员会”应该明确。为避免招标委员会形同虚设，应有相应的运作流程和审批细则要求。避免报审无门。
2.9 企业制定的招标细则，对不同类型如工程施工类、服务咨询类、设备材料采购类，应做到分工合理，标准明确，分合有致。即对一个建设项目应设有统一汇总登记管理的单位或部门台账，自项目之初至项目结束，及时登记管理各类招标项目，关注项目投资预算分项招标工作执行情况。
2.10 加强对招标采购人员进行培训，并注意对多种招标方式研讨和运用。比如竞争性谈判方式在招标中的应用。即不集中投标人到场开标，而采用一对一逐家进行谈判，另一家不知道上家的谈判报价让利幅度和原则。此种方式建议应适用于国家有关采购要求规定。非国有资金独资或控股的招标人可采用。但应注意谈判前事先进行详细的调研测算和了解市场行情的底限和高限，熟知合理的幅度区间，并避免低价中标高价索赔。参加谈判组成员专业性高，并有一定的谈判技巧，对商议确定的原则性的要求心中有数。
3 结语
经过对某工程项目自行招标组织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漏洞和弊端分析，不断总结并提出相应解决的策略和办法，对规范招标采购行为具有积极的意义，尤其对国有投资项目的运作更应注意合法合规性，并同时招标能真正的满足项目需要，带来积极的管理效益。
参考文献：
[1]李志生，付冬云.建筑工程招投标实务与案例分析[M].（ISBN：9787111316466）.
[2]郝永池，刘健娜.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与合同管理[M].（ISBN：9787564050016）.
[3]秦洁.工程项目组织与管理[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