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 人才培养 口语教学 文化交流
一、前言
本文先介绍了对外汉语专业的重要性，从口语教学与文化交流上进行了分析；其次，将教学人才培养上的各种相关问题做好了评价，尤其是在培养人才实践能力与基础素质上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这几个方面来阐述问题的存在原因与影响；最后，分析人才培养中的问题，一一进行解决，做好教学人才培养准备。
二、对外汉语专业的重要意义
对外汉语中的语文课，是讲究语言与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我们对学生负责，首先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一）口语教学的重要性
在教学过程中，非常讲究实践效果的强化，不能只在理论基础上入手，打好基础是关键，但是实践能力才是重中之重。中国的发展现状越来越受到外国政府的关注，所以在众多教学人才培养和文化交流提升上，做好教育教学准备，进行全面促进，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更好的国际形象。同时，做好口语教学的强化，培养更好的教育人才，在课堂上对学生展现自己的语言交际能力，实现国际性的英语口语与汉语标准化的全面结合效果。这样的教学是比较成功的，从内部对学生做好口语提升，强化课堂中的语言交流技巧，形成习惯之后，可以与国际友人进行实际交流的时候，能够全面应对。
（二） 文化交流的强化提升
学好对外汉语专业，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从书本、视频、课外书中了解国际文化，我们了解了别国的文化，看看哪些与我们有共性，哪些与我们有偏差，在实际交流中，运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口语交流，将我们的文化介绍出去，重点吸收外国的文化，同时在教学中学好基础知识的同时，了解外国的文化，可以实现快速交流的效果，为交流质量的提升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人才培养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文教学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几点缺失：
（一）重视理论研究，缺乏实践结合
由于教学模式的落后，许多教育人才还是以理论为主的，教学生的理论多于实际的口语交流、文化渗透等教学内容，专注于学术，对于第二语言教学实践技能的培训还是缺乏更多的技术促进强化的内容。
理论性的东西不能反映对外汉语的实际价值，进行全面交流与实际工作强化中，必须将理论性的东西灵活运用到实践中来，遇到问题不能及时解决，进行全面交流、加强文化渗透，也就无从谈起了。
（二）口语考核缺失，个人渗透不强
但是我们要想让国际友人记住我们，必须进行交流，而进行交流的主要工具就是口语交际，而这些重要的对外汉语教学人员还是以基础性的理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虽然我国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务院设立了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学位，但是学位、学历并不代表实际的口语交际水平。
在口语教学与交流中，十分讲究个人能力的发挥，如果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将第二语言掌握起来，“听不懂，说不清”，那就会造成许多尴尬的事情。对外汉语渗透到实践中来，需要这些人才在平时的交流中随机应变，听到什么，回答什么，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不能拖拉。而以上说的这些现象在现实中一再出现，教材里面讲的基础知识真正运用到口语交流上时，已经改变了“味道”。当与外国友人交流时，外国朋友说出一句话，我们还要去想，这是在课本的哪一页，我们要用怎样的语言来回答，这就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不利于我们正常对外交流的进行。
（三）文化交流偏失，教学素质不高
许多这方面的人才都没有将自身文化与国际性的文化交集、偏差等内容没有认识清楚，由于对外汉语教学人员偏重于理论性的知识，将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书本理论中，所以没有对国际性的新形势与新型的国际文化优势认识清楚，在长期的交流中，也就不能掌握其文化上的共性与非共性的文化知识点。比如，像英美一些强国，他们的生存哲学讲究的是“个人价值”的凸显，而我们中国讲究的是“集体主义”，所以在一些实际生活与能力交谈中，我们如果还是以我们自身的想法来强加给他们，那么交谈就不会真正顺利进行下去。
于是，许多毕业生、硕士或者更高级别的毕业生，大多数不能与国际友人进行长时间、全面的文化交流。而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教育“人才”操着中国式的“英语音”，把课本中的内容反反复复地重述给学生，自己又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就会在课堂上造成许多错误，不利于对学生进行全面的提升，甚至有可能被指责为“误人子弟”。因为口语是交际是基础，文化交流是重点，所以没有打好基础，也就不能实现正常交流；没有了解对方文化，就不能与其进行实际性的协商，这样，对外汉语教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四、对外汉语教学中人才培养提升方法研究
（一）口语培养提升
在口语训练中，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熟练掌握第二语言。首先，要求对外汉语专业的人才要熟练掌握第二语言，尤其是英语，对许多句子的语法、口语表达中的句式等都要进行研究，并在平时的听力训练中，自己能够一听就懂，将听下来的语句在心中随即翻译出来，并及时想出应对的语言；第二，对外汉语与第二语言的交融分析。对外汉语是与第二语言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同国家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但是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学会分辨英语意思，将他翻译成中文，在给学生进行教学研究时，再将汉语中复杂的句式、成语灵活地翻译成英语，通过查资料的方式给出最好的答案，并在口语化的呈现上，找到更加准确的句子来应答，让学生一听就明白，更好地理解汉语中的各个语句的真正意思；第三，实践交流中的灵活运用。教师平时与学生交流过程中，不能查资料，也不能再上网去查询，必须养成一种随机应变、灵活应答的习惯，学生在提问题时，教师要能听清，随时随地做出回答，将汉语中意思与外语意思能紧密联系起来，在语言表达上发挥自如，才能取得教学成功。
（二）对外汉语的多媒体教学促进
多媒体技术是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方式相结合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教师将教材内容制成多媒体课件，使其包含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信息，满足学生的视听需求，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教师教得轻松，学生也学得愉快。运用多媒体的教学方案，融合更多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自身进行实际操作，比如用幻灯片、电脑，使学生能够融入其中，学习效果会更强。
（三） 科学教学手段的促进
当前现代化的管理理念以及多行业大融合发展的趋势给教学方式的丰富性提供了很大的支持，比如说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以及实验性的教学等等这些教学方式都具有针对性强、科学性强的特点。老师可以采取探究式教学和实验性教学的方式，侧重于理论的文章或者是逻辑性强的文章可以采取讨论式的教学方式。这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教学的有效性也有不错的效用。
（四）文化交流手段强化
口语表达不能脱离实际，文化交流则不能远离“基础知识”，这里说的基础知识就是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对外国文化的深层积累，尤其是平时在与学生或其他外国友人的交谈中，学习他们的文化，在对基础性的文化概念了解清楚了之后，才能进行深层的交流。这样，就要求这方面的人才在平时的积累中，对各国文化要有兴趣，对外汉语主要讲究的是实践，实践中避免不了有文化冲突，如果我们掌握了别国的文化，在交谈时则可以放松自如，侃侃而谈。
另外，要求对外汉语教学人才在课上课下都要进行资料的查询，有哪里出现了教学瓶颈，哪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都要进行学习及更正，真正了解外国友人的想法与建树，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分析他们要表达的意思，然后才能应对自如，以不变应万变。
（五）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
对外汉语人才的素质有待提升，不仅是在平时的教学中，还包括在平时的自我训练中，应当积极应对一切问题，敢于面对错误，及时地改正。在国家教育机构分设的硕士学位内，进行适时考察，在这些已经拥有了这个学位的人才中进行再次考核，及考察他们的基础课程掌握情况，又要对相关的实践技术、语言掌握情况等内容进行考察。对于相关的外国文化掌握情况、平时的言语积累、教学素质、品质等方面更要进行考核，不能随意就录取这些人员，因为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比较严肃、严明的课程，不允许出现半点差错，否则会对以后培养人才战略、建立邦国化交流团队时，出现更多的缺失。
五、总结
现在的对外汉语教育人才在语文教学方面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过于看重理论知识；二是口语交际能力较差；三是文化交流水平不高。要解决这三个问题，必须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做好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口语交流能力的细致研究、对各国文化的全面掌握，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在将来的发展中才能一往无前。
参考文献：
[1]张和生.对外汉语教师素质与培训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3）.
[2]成宁.探讨汉语成语习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J].语文学刊，2006（02）.
[3]陈绂.谈对外汉语教学硕士研究生的知识结构[J].语言文字应用.2005（S1）.
[4]周健.论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及教师的双文化意识[J].语言与翻译，2004（01）.
[5]李燕凌.基于对外教学的汉语常用成语功能考察[D].北京语言大学，2006.
[6]张洁.对外汉语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研究[D].北京语言大学，2007.
[7]崔娜.对外汉语成语教学初探――试论《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四字格”成语的教学[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8（10）.
论文摘 要：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大众化”和大力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支撑，也是扩大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加强对外语专业学生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培养大批高素质的从事外语外事工作的人才，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
2008年10月，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中央党校就“奥运后的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做了专题报告，指出今后我国“要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加深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友好情谊。”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文外交”概念。“人文外交”是一种凸显人的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理念的对外交流方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来说，人文外交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在外交主体上，强调非官方的社会和民间力量的参与，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和潜力。其二，在外交方式上，强调将外交渗透到文化、体育、旅游等与普通民众生活直接相关的领域。其三，在外交理念上，强调世界各种文化的共生并存、对等交流、求同存异。其四，在外交目的上，强调传播优秀中华文化，促使“和谐世界”的构建。
2009年7月20日，胡锦涛主席在出席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扎实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人文外交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人文外交是中国外交未来的新亮点，是中国实现未来发展目标的重要保障。
二、外语人才肩负着开展人文外交的重要使命
外语人才是中国外交多层次化和“大众化”的重要支撑，实实在在地担当着外交、外贸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任务，直接构成对外交流的窗口，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我国高校外语专业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现有的千余所普通高校中，除了体育、艺术类院校、部分中医院校外，其它院校均设有外语专业，共讲授53种外国语言，为我国各行各业培养了涉外性大批人才。然而，目前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习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与大力开展人文外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还有很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知识结构单一
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外语专业一直被定位于文学学科门类中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被当做具有基础学科性质的专业教育，肩负的使命则是“教授外国语言、文学、文化等课程，直接导致了我国外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单科教育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缺少文化底蕴的单向度外语人才难以适应社会要求。”
（二）实践和创新能力缺乏
外语专业学生在工作中表现出的实践和创新能力主要指能够从事不同文化间交流与合作的能力、交际能力、协作能力、适应工作的能力、独立提出建议和讨论问题的能力、组织能力、知人处事的能力、灵活应变的能力等等。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制度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重课堂、轻课外”的倾向,这种状况远远不能满足开展人文外交的对大批外语人才的需求。
三、适应人文外交需要，加强外语院校外交学理论与实践教育
人文外交的性质决定了发挥公民个人力量的重要性，因而积极培育广大民众的外交观念，促使其掌握国际和外交知识，积极关注和热情参与中国外交事业的建设，共同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也就成为中国外交的当务之急了。为中国日益发展的“大外交”、“总体外交”服务，成为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强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课程学习
周恩来总理的“大外交”思想（外交人员不但要有外交外语知识，还应有哲学、政治、法律、经济、中外历史、地理文化以及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认为，从事外交工作的人员仅有外语知识远远不够，“一定要学习驻在国的语言，尊重驻在国的文化，向他们学习。”李岚清同志也曾经指出，“不能只靠外语，要加大内容，增加外交、外贸等方面的知识，要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第一，加强外交学理论的学习。可以增加外语类院校公共必修课，增加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内容；第二，开设交流学课程。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总结到，在几十年的外交工作中，通过观察对比，发现交流学是一门当前中国十分紧缺的学问。很多中国人不懂得交流，结果在对外交往中效果就大大地打了折扣。第三，加强对外礼仪等外交实务课程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外交工作中的具体知识。注重对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第四，各高校外语院系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课程体系设置上积极探索、敢于创新。外语专业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学、历史文化等通识教育课程的同时，可根据社会需求及个人兴趣跨学院，跨专业选修课程，以拓展其知识面，培养其综合能力。
（二）加强外交实践教育
外交是一门交流性、实践性很强的学问，它应该紧密结合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如果缺少实用性，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培养学生具备外交外事工作所需的“五种基本素质”（政治、专业、语言、交流、信息技术）和“五种能力”（调研能力、办案能力、礼宾能力、谈判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外语院校面前的重要任务。培养学生的外交实践能力可从以下两个环节着手：
第一，增加课堂实验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除了多采用案例式、讨论式、启发式教学外，还可尝试增设与外交一线工作相关的模拟课。还可以聘请专业人士对各种礼仪等方面知识进行专门介绍示范。第二，增加课外实践活动。各外语院校要创造条件多举办模拟联合国、外交外事礼仪大赛、模拟外交谈判、模拟新闻发言人等一系列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实践。此外，学校还应鼓励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参加诸如国际会议的翻译服务工作、模拟联合国、以及一系列青年志愿者服务活动，增强外语实际应用能力。还应加强校外联系，建立校外教学实践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高校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教师是关键。没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高素质外交人才的培养就有如空中楼阁。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外交人才培养的师资力量还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政府依托的专门从事外交培养的教学科研机构数量较少；另一方面，很多外语院校的师资队伍自身外交外事理论知识储备不足，更缺乏外交实践经验，难以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素质教师的要求。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办法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一是要加强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包括加强他们与外交一线工作的交流。二是高校要为教师建立激励机制，提供到国外进修、学习的机会，挂职参加外交实践，借以提高教师政治和业务素质。加大教师海外研修的力度，优化知识结构，并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增加教师对外交流交际工作的能力。三是高校应积极引进具有外交外事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员做专职或兼职教师，以加快外交外事人才培养的步伐。
参考文献：
[1]杨洁篪：“奥运后的中国外交”，《学习时报》，2008年10月6日。
“2009两会杨洁篪记者招待会中英文实录”， wenku.baidu.com/view/67509d4bcf84b9d528ea7a4d.html
[2]新华网：“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在京召开，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 ，gov.cn/ldhd/2009-07/20/content_1370171.htm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关键词]两岸 跨文化交际学 研究 教育 现状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214-02
一、引言
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均大量引介美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但是深究两岸的现状，两岸文化虽同属中国文化，但经过数十年的分隔，已经在思想、教育、文字、价值观与生活形态上产生了差异；文化的“同文同种”并不等于同一种思维方式、同一种价值观，海峡两岸呈现了异质的次文明。此外，海峡两岸由于体制不同，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不尽一致，所享有的师资资源也不均衡。因此，两岸跨文化交际学①因学校而异，可谓百花齐放，各显神通，少有相互借鉴，仍然像林大津在其《跨文化交际研究》一书中指出的“各自为战”“缺少合作”“表层差异与深层文化之间的联系尚缺乏深入、全面的探讨”。鉴于此，本文试着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现状及其教育现状进行比较分析。
二、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现状
在整个传播学发展史里，跨文化交际学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领域。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所写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出版，该书首次使用“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被视为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的开端。此后，从60年代至80年代陆续又有一些关于跨文化交际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更加关注跨文化交际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美国一些大学开始开设跨文化交际学课程，进入70年代，开设这门课程的学校愈来愈多，如今开设该课程的大学已有400多所，有的大W甚至还授予硕士和博士学位。
（一）大陆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现状
与国外相比，中国大陆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大陆引进跨文化交际学的时代背景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外交流时出现文化冲突；外语教师走出国门后猛然意识到外语教育重语言知识，轻文化素养的弊端，回国后积极引进跨文化交际学。从80年代开始，外语界开始了对交际法的理论探讨。在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外语教学及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上。
自20世纪90年代起，跨文化交际研究在中国大陆开始普及并取得了稳固的发展和进步。从1990年开始，根据对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社会变迁和学术拓展，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990年至1995年为借鉴和初创期。在此阶段，还是延续着80年代对此学科理论的引进、介绍。这一时期的引介开始趋于活跃，但是多为译著型文献。1996年至1999年为提升和拓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跨文化交际学的国际化进程加快，开始将西方跨文化交际学与中国大陆的实际相结合，拓宽了研究视野。中国大陆的跨文化交际研究与国外接轨，学术交流活动增加，相关著作的译介进一步加强。从2000年至今为高潮和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对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横向拓展和多学科交叉，许多学科包括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都从本学科角度出发介入跨文化交际的研究，表现出较强的学科构建意识。
中国大陆关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成果散见于各种期刊杂志或专著中。从已发表的著作和论文来看，“我国学者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语言与交际的关系；2）非语言交际；3）中西习俗比较；4）中西经营管理模式比较；5）国民性研究。国内学者对于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也有一些见解，但是，总的来说，这方面论著较少。”[1]大陆对于跨文化交际的理论研究非常缺乏，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自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二）台湾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现状
台湾地区由于体制不同，中外交流相对于大陆而言，更早呈现出开放式。台湾地区引进跨文化传播学的主要缘由是80年代初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研究背景，随后才是为适应全球语言教育与文化教育相结合的总趋势而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
台湾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中，影响较大的专著主要有汪琪的《文化与传播》，该专著为台湾地区第一本跨文化交际学的教科书。其后有陈世敏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翁秀琪的《大众传播理论与实践》，黄葳葳的《文化传播》等十几部专著。发表的论文主要有：许力生的“跨文化的交际能力问题探讨”，陈国明的“传播学研究概观”。这些成果仍以介绍国外传播理论为主，以台湾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教科书并不多见，反映了台湾传播学界还未能对于跨文化传播学的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发展出一套具有本土特色的论述。[2]
三、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教育现状
近年来，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研究者频繁共进国际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但海峡两岸高校跨文化交际学教育的合作与交流却未见涉及。在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学术往来日益频繁的今天，对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课程设置情况、教材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以及教育实践的实施等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者加强信息交流、互相取长补短，加强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课程的教学效果。
（一）课程设置情况
大陆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院系主要集中于外国语学院和传播学院，以及部分院系如国际教育、人类学等。很多高校开设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目的只是为了改善外语教学的效果，提高学生运用外语进行交际的能力，而且授课者也多局限于具有外语或语言学背景的教师。此外，由于开设的跨文化交际课程类别针对性强、授课对象限制较大、课程开放性低，一般只有本院系的学生才能选择该课程，而且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研究生而开设的，面向本科生的课程较少。因此，该课程可供学生选择的余地很小，无法真正满足大部分学生的需要。
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课程设置比较零散，每所高校课程都是根据该校的研究传统或授课教师的研究兴趣制定的，主要分散于各高校传播科系中。虽然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学课程主要是由传播科系开设的，但其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传播学领域，而是注重跨学科内容的交叉与融合。从搜寻所得的资料看，在台湾38所学校87个传播相关系所，约有54个学系开设与文化议题相关的课程。其中，以“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或“文化传播”为课程名称的科系约有27个，其他依各系的特色与专业需求以不同的名称开设与文化相关议题的课程。
（二）教材内容的选择
大陆在教材内容的选择方面统一度比较高，国内教材主要集中于胡文仲和关世杰的著作，国外文献则以萨莫瓦与波特的著作为主。教材的内容往往是停留于对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习俗、礼仪、禁忌等方面的简单介绍，很少涉及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总体来说，教材内容存在以下三点不足：一是知识广泛，但对跨文化教育突出不够，文化内容偏狭、过时。二是中国本土文化内容缺失。教材大部分内容的背景材料都来源于英美国家，以灌输英美国家的文化为主要目的，有关大陆本土的文化则很少涉及。三是重知识，轻态度与能力。这些教材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跨文化教育的知识，但没有说明如何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形成积极的跨文化态度和跨文化能力。
台湾高校在选择教材时，比较注重教材的适用性与切实性。教学者在设计整合教学内容和选择教材内容时，多半是自制讲义，或由不同的书籍整合反映台湾当今社会状况的阅读资料以符合教学目标；同时也尝试使用不同的教材，或是更换指定阅读的资料。因此，教材的选择比较分散，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教材内容方面，主要包括以下议题：文化或族群的异同、文化差异对于沟通的影响、语言与文化的问题、非语言传播、文化冲击与同化适应等等。
（三）教学方法的运用
由于大陆高校讲授跨文化交际学的师资队伍中本土教师居多，不少教师缺少留学经历，所使用的参考文献多为二手资料，缺少亲身体验，其跨文化知识结构和能力构成也亟待丰富和完善。这些不足极大地限制了教师在课堂上运用各种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来进行跨文化教育。教师在教学中主要还是采取传统的授课方式，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很少结合社会文化因素来培养学生对生活进行体验和思考的能力。近年来，虽然讨论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课堂中，但是尚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和科学性，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
台湾高校除了利用外教讲授跨文化传播学外，也有很多具有留美经历的本土师资。其教学方法更多地受美国高校的影响而摒弃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由以教师做单向知识灌输的模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尊重学生、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教学模式。因此，他们讲授的课程内容往往比较新颖，所介绍的理论和方法也较具前沿性，学科交叉性也比较强，教学方式多样且较具系统性。教师主要采用引导、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小组讨论、客座演讲及学生报告等几乎穿插在每节课当中，传统的以灌输语言知识为主的授课方式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四）教育实践的实施
在大陆高校的一些学科教育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零散、不自觉、不系统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成分，但是在高校的教育纲要中，并没有明确的跨文化教育实践的内容。大陆高校的跨文化教育研究及实践多数集中于外国语教育中。不可否认，在跨文化教育中，外语作为交流的手段必不可少，但是在高校的外语教学中，相对于言语应用来说，文化的学习还处于次要地位，更何况单一的英语文化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化群体。因此，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应通过众多学科的统筹来进行系统、全面、深层的跨文化知识的传授和实践。此外，大陆高校的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大多只限于课堂教学中，对于社会生活教育中存在着的广泛的跨文化教育活动却很少涉及。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有意识地把社会生活纳入到学校的跨文化教育中，并加以正面的引导，使社会教育中的有利因素得到强化，其不利因素得到稀释。
与大陆不同，台湾高校“跨文化传播”这门课散布在不同的科系中，法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都有开设跨文化传播课程。台湾高校跨文化教育的学科分布比较广泛，授课教师也比较注重将知识与实际的生活情境相结合。为了兼顾知识的教育及其在生活情境中的应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以课堂时间传授理论或概念的知识，而实践的部分，则在执行活动与作业的过程中完成。
四、结论
没有比较便没有鉴别，没有鉴别便没有思路，没有思路便没有与时俱进的出路。通过全方位比较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历史与现状，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交流与合作，在两岸跨文化交际学的理论研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实践等方面互相取长补短。如果我们接受“任何两人之间的交往都带有文化交流性质”的命题，则海峡两岸跨文化交际研究成果必能促进台海地区亚文化群体交流，促进海峡两岸民间交流和学术交流。
在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方面，台海两岸均非常缺乏，至今尚未真正形成自身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美国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家古迪康斯特曾提及：“亚洲学者需要创建适合自己文化的交际理论”，胡文仲和贾玉新也指出：“只有学习和借鉴而没有发展和改造，没有结合自己文化特点的理论，是不可能把跨文化交际研究建成一门适合中国国情的学科的”。[3]台湾学者翁秀琪认为：台湾跨文化传播教育应以“在地思维，全球实践”为典范，以“在地”的传播问题意识为根本，并将研究与实践深耕于建制化的传播教育制度与课程中，方能使久居学术边陲的台湾传播与研究获得其主体性。[4]这与大陆学者提出的“特色研究”不谋而合，都是一种“立足本土，国际视野”的理论与实践的追求。这一追求对于创建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跨文化交际理论的新视角，对于克服简单化的“对台宣传”以促进祖国统一均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台湾大多翻译成“跨文化传播”，为行文方便，本文将台湾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传播”，大陆相关研究的术语统一取“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严明主编.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6.
[2]翁秀琪.台湾传播教育的回顾与愿景[J].新闻学研究，
2001（10）：47-48.
关键词：外宣英译改写 生态翻译 三维转换
生态翻译学起步于2001年，从20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越来越深刻，我国也随之对其重视起来，因而出现了可持续发展以及科学发展观等理论，从历史翻译的发展来看，生态翻译是翻译发展的必然结果，能清晰的展现时代的特点。外宣英译改写需要体现出跟随时展的生态翻译特色，本文就生态翻译下外宣英译改写的策略作出如下分析。
一.新时代下外宣英译改写的生态翻译理论
生态翻译是一种从原翻译对象的内在结构为起点，对翻译的文章进行选择，在翻译的过程中将结构进行不断的循环，并用另一种语言表示出来，具有一定的翻译特色，是具有发展意义的翻译理论。在新时代下，外宣英译改写的生态翻译理论挣脱了传统翻译理论的束缚，正不断地发展下去。
（一）外宣英译改写的生态翻译原则
生态翻译学是以生态的整体主义为基础创立的，着重要求了在翻译中各个环节的相辅相成的整体作用，结合生态圈中的适者生存、和谐共生的理念，参照我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提出了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理论。在生态外宣翻译的各项环节、各项因素中，讲究的是翻译工作的过程中的生态平衡，最终目标是整体适应选择度的最佳状态。在生态翻译中，其中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多元共生，他与生物圈理论中的保护生态平衡和维持生物的多样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生态翻译中的多元共生指的是对于不同译本之间的多元共生，尤其是指翻译理论的多元化和对于不同译文之间的共生共存。
（二）传统翻译理论与生态翻译理论的对比分析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传统翻译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诸多读者的需求，因而，衍生出了生态翻译理论，其发展的基础就是传统翻译。传统翻译一般只对所需要翻译的内容按照国人汉语的习惯进行翻译，翻译出来的句子或文章也只针对于汉语使用者，这就是以英语为目的语的使用者在阅读时出现一些阅读上的障碍，经常会出现语句不通顺，语句蕴含的意思不准确等问题，给读者造成一种阅读误区，而生态翻译理论能够完美的解决所出现的问题。生态翻译遵循了翻译的适应选择论，以译者为主体，以“三维转换”为指导，即语言、交际、文化相互转换，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结合所翻译的内容的具体生态环境，对原文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整，使翻译内容能够体现现代生态性，使读者能够更清晰明了、准确无误的理解原文所表达的涵义与情感。
（三）生态翻译对外宣英译改写的影响
翻译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使不同语言的读者能够更加深刻的了解翻译内容，体会翻译内容所带来的不同感受。外宣英译改写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工作之一，生态翻译的科学使用，能够有效的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之间的合作，推动中外文明和谐稳定发展。
二.外宣英译改写中生态翻译的应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全球一体化的持续推进，使用生态翻译对外宣英译进行改写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目前已经应用于多种方面，不仅应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而且还应用于企业方面和旅游方面。
（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应用
随着我国各项外交政策的深入开展，国际中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正在日益加强加强。许多地区已经发现并P注非遗这种独树一帜的文化形式，并且开始着手对其进行外宣英译工作，各地区纷纷立项以支持非遗项目的外宣英译。随着外宣英译不断发展，许多专家学者站在了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出了包含了科学性质的外宣翻译理论，对外宣英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的重点保护对象，其中所包含的内容有很多，例如，传统语言文学、传统手艺、传统民族习俗、传统的美术、书法、音乐等。我国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让外国的人们了解的，使他们感受中国丰富多彩又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但是这些文化遗产在外宣英译过程中，经常会出现翻译内容与原文化内容不相符，内在情感不明确的问题。所以，才出现了生态翻译理论，它能够有效的表达原文中所蕴藏的内涵，并使其内容具有生态意义。在非遗的生态翻译中，译者同样是处于翻译的主导地位，翻译后的内容既要使英语使用者看的明白，又要使翻译内容有中国特色，例如，我国的剪纸文化，可以翻译为“Chinese Paper cutting”，传统的关中皮影戏可以翻译为“Guanzhong Shadow play”。运用生态翻译进行外宣英译，能够使世界更能够了解我国的传统文化，感受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二）在企业中的应用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企业也逐渐的开始面向世界，将加强企业的外宣英译工作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起来。使用生态翻译理论对企业进行外宣英译改写，能够加强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之间的对外贸易和交流，有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使其在世界企业竞争的洪流中占据一席之地。
企业的外宣英译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企业在世界上建立一个良好的形象。传统的企业外宣英译经常会让读者难以了解企业文化的重点，在内涵的表达上缺少一定的严谨度，因此，生态翻译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在企业对企业产品进行外宣英译时，经常会将产品描述的天花乱坠，使读者感受不到产品的作用和功效到底在哪里。例如，我国的著名企业产品“白象方便面”，译者通俗的翻译为“white elephant instant noodles”，从生态翻译的角度上讲，译者就没有细致的考虑到读者国家语言的使用习惯，white elephant英语中也称为很大却没用的事物。这样就很难让企业的产品使外国了解，走上世界。使用生态翻译描述企业产品就能这样翻译，如，做工精细可译为“fine workmanship”，这样的话读者就能够真正明白产品的特点或功能，使企业的产品得到有效的推广，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三）在旅游方面的应用
生态在我国旅游方面的应用最为普遍。随着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来到中国游玩，欣赏各地的名胜古迹，想要一睹传统文化最多的国家的风采，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外国人旅游必然会看到名胜古迹的标语，而使用生态翻译对我国的名胜古迹进行外宣英译，能够帮助外国人对我国的文化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且翻译可以体现风景的文化内涵，具有一定的生态意义。在外宣英译改写时，首先译者要站在读者的角度去看原文，外国人过来旅游应让他们看懂才能够进行接下来的活动；其次，站在生态的角度上，将本国文化内涵结合翻译对象进行翻译，因为失去了内涵就没有了特色；最后，翻出译文。目前生态翻译的外宣英译已在我国各个地区的旅游景点都有应用，为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三维转换”指导下的外宣英译改写策略
生态翻译下，外宣英译改写策略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运用语言维、运用文化维、运用交际维。具体方法策略如下：
（一）运用语言维进行外宣英译改写
外宣英译的最终目的在于使本国的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在运用语言维进行外宣英译改写中，首先要适应所翻译的生态环境，只有体会了所翻译的生态环境，才能够加深对翻译原文的了解；其次，将自身翻译的身份环境与所翻译的生态环境相适应，这是翻译的关键部分；最后就是翻译出原文。汉英两种语言使用者无论是在思维方式上、还是语言交流上都具有极大的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要选择读者能够理解的语言和词语，对外语的使用方式极为了解，当翻译的句子很长时，对句子进行科学合理的转化。以上海世博会为例，主题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般翻译就是“Better city can make life better”，这样翻译根本无法体现出我国的文化精神，但如果这样翻译“Better city，Better life”，就能够深刻表达出我国的文化内涵。使译文不仅能够使读者明了，符合其阅读习惯，有效促进了生态翻译的发展。
（二）运用文化维进行外宣英译改写
文化维顾名思义，就是在外宣英译改写时，需要兼顾两种语言多代表的文化内涵，使两种文化相互交流与沟通，促进和谐并实现共同发展。运用文化维进行外宣英译改写，需要译者对所译语言的文化十分清楚与了解，能够准确找出文化翻译之间的差异，并作出科学的改动。例如，老人优先上车在我国公车上随处可见，若译为“Old People Getting on First”，外国人认为old主要表达的意思是年老且无用，但我国的文化却与之相反，老代表着尊敬的意思，这就出现了文化上的差异，因此，可译为“Senior Citizens First”，这样就能够使英语使用者明白我国的文化内涵，使译文能够让双方都得到相互理解。
（三）运用交际维进行外宣英译改写
交际维主要适用与对外交流方面，两种语言在相互交流中会体现出各自的交流习惯，使用生态翻译的交际维，能够清楚表现出译文所表达的交际意图。英语和汉语在相互交流中都会带有各自的交流特色，这就需要译者对译文阅读者语言的交流方式与习惯做深刻的了解。例如，在英语中“？is prohibited”句式翻译会更多一些命令式语气，这在生态翻译中尽量不要出现，会使读者产生反感，可使用“No？”这样的句式来进行翻译，更能够给读者委婉亲切的感觉，使译文更加贴近读者，可以真正体现出生态翻译的特点，在尊重差异的同时，使两种语言相互了解，相互交流。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关键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战略；齐鲁文化
一、“一带一路”战略简要概述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统称。“一带一路”策略是现阶段我国最高等级的战略目标。主席在二〇一五年十月份访问英国时，重点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议。在该建议中，认为一带一路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等特点，虽然起源于古代丝绸之路，却不完全局限于丝绸之路，拥有更广阔的领域，所有感兴趣的国家都可以自己加入该范围当中。强烈地表明了本国的态度，欢迎世界各国共同加入“一带一路”战略目标中。
二、“一带一路”文化战略及政策的实施现状
二〇一五年，山东省得到文化部门的全力支持，并在党与政府的领导下，对文化系统进行了进一步的创新，开拓了全新的交流平台，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社会为对象的对外文化交流制度，力求于将齐鲁文化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二〇一五年，山东省共派出一百四十二组访问团对外进行访问，共计1562人；共接待四百零六组外来访问团，共计4894人。(一)根据国家外交以及全省外交现状，策划各种文化话交流活动首先，安排高质量演出团队协同国家领导人员外出访问。二〇一五年十二月，省杂技团的《鼓韵》节目登入了中非合作项目推出的约翰内斯堡峰会文艺晚会中，并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二是以省委政府的工作目标与要求为依托安排各种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例如，山东省曾在法国地区组织了“孔府乐舞”、“山东鲁绣精品展览”等活动、在立陶宛开展了“孔子文化展”以及各种古典文化表演，在米兰世界博览会中通过演出的方式展示山东文化等；三是积极参与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强化山东省的文化水平。例如参加海外组织的“欢度节日”相关活动，在二〇一五年，山东省共派出十二批团队参加海外城市组织的“欢度节日”活动，是我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次对外交流活动，充分展现了我国齐鲁文化的文化底蕴与特色；五是通过组织“东亚文化行动”来展示山东省的东亚文化之都形象及齐鲁文化底蕴。“东亚文化之都”对于山东省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交流渠道，山东省于二〇一五年举办了“东亚文化之都•青岛活动年”活动，该活动共由4个部分构成，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多项框架内项目，该活动对山东省“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施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二)依托孔子故里、齐鲁文化建立对外文化交流品牌首先是在海外建立“尼山论坛”这一品牌。具体是在泰国围绕“儒学、佛学宗教交流”等主题建立“尼山论坛”，中外各领导纷纷参与了此次活动的开幕典礼。此外，中泰两国的研究人员共同针对这一主题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与讨论，“尼山论坛”活动海外的成功举办，象征着我国齐鲁文化进一步推向了国际；其次是推动“尼山书屋”项目的构建。“尼山书屋”于二〇一五年正式在美国洛杉矶、纽约以及泰国曼谷等地区成立，截止至现在，“尼山书屋”已经在全球十四个国家正式落户，包括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等；三是组建“文化中国、齐鲁风韵”演出团队，并奔赴世界各国进行表演。山东省与国务院侨办、省侨办、省外办等部门建立了密切的合作机制，构建了一批演团队，专门赴海外进行各种以齐鲁文化遗产为主题的文化演出，向全球推广我国传统特色文化；四是将山东杂技推向全球各地。山东杂技是我省甚至我国较具特色的文化品牌，同时也是将齐鲁文化推向世界的核心品牌。山东省杂技团与日本、美国以及欧盟各国建立了合作表演的良好互动关系，常年与上述国家联合开展巡回式商业演出，不仅获取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还促进了齐鲁文化在国际市场中的传播。济南市杂技团在二〇一五年八月至十二月之间，将京剧意象杂技晚会《北京梦》在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进行了持续一百天的巡回商演，共计出演了九十二场演出，踏遍了美国二十五个州以及加拿大七十多个城市，刷新了我国杂技演出团队国际巡演的记录。(三)文化贸易活动取得了理想的初步效果山东省每年会从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基金中提取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扶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项目的开展，致力于发展良好的国际文化交流关系。从二〇一三年至二〇一四年间，省级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共拨款一千万元用于山东省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开展，例如山东齐鲁文化以及品牌的推广、文化进出口贸易工作的宣传、齐鲁文化贸易平台及相关国家重点扶持项目的构建。二〇一五年，山东省的关键文化产品以及实现了四十五点三亿美元的进出口额，以及百分之四十点四的同比增长率。
三、“一带一路”文化战略及政策的计划
山东省会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工作的开展，以“一带一路”文化为基础，将齐鲁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深入地推广。致力于研究与策划，加强行业、部门以及区域文化的整合，深入强化顶层设计，制定清晰的工作方向，以服务国家及本全身为格局，依托省政府为核心开展相关工作，坚持梳理全省“孔子故里、齐鲁文化”的国际品牌，创新活动方式，建立完善的文化传播体系，促进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进展，向全世界讲述山东的故事，建立优质的山东品牌。山东省委政府在《山东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实施方案》中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标的实施是我国发扬中国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方式。山东省素来享有“孔孟故里”的美誉，是我国齐鲁文化的发源地，齐鲁文化代表的是鲁家文化，对世界各国的文明具有深远的影响。加入“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中可以将山东省的特色文化以及资源优势丰富地发挥出来，有助于齐鲁文化在全球市场中的推广，使山东省在全球的品牌形象良好地树立起来，享有更高的国际知名度。进一步强化沿线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为我国的民间文化铺设坚实的文化基础，使各国之间实现良好的文化交流与借鉴，增强国际文化的包容性。要加大人文交流平台合作机制的构建力度，进一步挖掘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底蕴，通过创新的方式来宣传儒家思想的精髓，做好“山东故事”的讲述工作，使国际文化交流工作更有效地落实。构建高质量文化交流平台，以促进齐鲁文化传播为目的，全面提高全省地文化软实力，形成一个具有国际文化特色地文化交流中心。并构建一批独具我国传统特色的文化品牌。二〇一七年，山东省将以“一带一路”文化战略为基础，致力于以下工作的落实：建立省部合作机制，全面贯彻文化部门的策划与统筹工作，与新加坡共同举办“二〇一七新加坡与中国山东的文化交流年”活动，两国并肩策划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例如美术作品展览、文化遗产展览、各种文化交流研讨会、旅游特色介绍等项目。全面贯彻“海外中国文化中心”的构建工作。在“一三五”期间，山东省将与文化部门及山东高速集团进行强强联手，共同打造塞尔维亚中国文化中心，全面做好设计与策划工作，向上海以及北京等一线城市借鉴资源投入方式、人员派遣模式以及管理形式等方面的经验，充分做好塞尔维亚中国文化中心的建设工作。积极完善“东亚文化之都”的遗留工作。“东亚文化之都--青岛活动年”的开展取得了理想的活动效果，并掀开了中韩文化交流的最新序幕，我们应充分利用好“东亚文化之都”的良好口碑，将中韩文化交流工作推向更高的深度。扩大“尼山书屋”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范围。在二〇一七年，山东省将联合山东友谊出版社共同落实“尼山书屋”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工作，其中包含韩国安东大学孔子学院、安东市图书馆、韩国首尔尼山书屋等。5、庆祝山东省与澳洲合作关系建立三十周年活动。该活动主要包括:按照省委书记姜异康二〇一年九月与澳洲南部州长魏杰签订的《山东省--南澳州友好合作行动计划》，山东省计划于二〇一七年组建一个画家采风团队赴往澳洲进行有关国画、油画以及水彩画的写生活动，随后又接着举办了有关山东画家眼里的南澳州艺术画展示。山东省计划在明年十月份继续举办“南澳州文化周”活动，活动由双方合作表演、南澳州艺术文化展、南澳州电影展等活动组成。“南澳州文化周”活动将作为两国三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开幕式，并邀请了两省州的领导共同参与，此外山东省还将派出艺术演出团协同省级领导共同访问南澳州。6、选拔并派出相关人才至海外进行深造学习。基于省委组织部在《关于加强儒学人才高地建设的意见》中提出的要求，山东省将选拔一批儒学传播人才至其他国家进行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播，预计在明年拟派出两名儒学派人才赴往海外图书馆进行研修学习。7、积极推广对外文化贸易交易的开展。持续更新对外文化贸易模式，构建更多优秀体系用于推广齐鲁优秀文化，维护山东良好的国际形象。山东省组织了对外文化贸易团队至日本以及韩国等过进行文化交流，对日本与韩国的文化产业以及贸易政策进行进一步了解，并共同讨论我省与日韩两国的具体合作机制。计划于明年赴新加坡举行以山东齐鲁文化为主体的产品展销交流会，强化与韩国在儒学文化方面的研究，增强两国的文化交流机制。参与文化部门举办的海外春节联欢活动。山东省将组织各类杂技演员以及文化遗产研究人员共赴泰国参加“春节联欢活动”，在活动上开展风筝年画展览并形成风筝制作培训班，并将其作为泰中文化交流活动的最终闭幕式，同时也作为庆祝泰国王后八十四岁诞辰的表演活动。此外，山东省还将以“山东木版年画展”为代表至德国进行展示。预计在明年左右，山东省将组建十五个团体共同赴往十几个海外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项目。最后，山东省还致力于加强与港澳台三地的文化交流活动力度，与港澳台相关文化部门建立合作机制，使中国京剧、戏曲以及笔墨等传统文化传播至港澳台地区。
参考文献：
[1]申现杰,肖金成.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形势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战略[J].宏观经济研究,2014
[2]韩永辉，邹建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西亚国家贸易合作现状和前景展望[J].宏观经济研究,2014
[3]高虎城.深化经贸合作共创新的辉煌——“一带一路”战略构建经贸合作新格局[J].国际商务财会,2014
[4]保建云.论“一带一路”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的投融资机遇、市场条件及风险分布[J].天府新论,2015
[关键词]言语行为 商务信函 语用失误 跨文化交际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5）12-0056-01
商务信函是跨文化交际中十分重要的交流方式，也是体现英语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方面。商务信函的书写是否能表达交流者的本意，是否符合跨文化交际的原则，直接关系到商务交流的成败。因此，对英语商务信函中常见的语用失误进行研究，是十分重要且必要的。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理论，从言语行为理论的方面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地减少商务信函中出现的错误，避免由于语用失误导致的跨文化商务交流的失败，从而达到提高英语专业学生英文商务写作能力的目的。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理论。是由Austin（1962）首先提出的，根据Austin的理论，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perlocitionary act）。言内行为指说话本身，即发声说出一个语句的行为。言外行为指通过说话所完成的言语行为。言后行为就是通过实施这一言语行为所造成的行为，即言外行为的后果。言后行为依赖语境，并不是通过话语本身就能达到，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交际结果的失败，常常是因为言后行为没有发生所导致的。因此，通过研究言后行为没有发生的原因，能帮助我们分析导致商务交流中出现语用失误的原因，并有效地避免这些语用失误，从而提高商务交流的能力。
二、英语商务信函中的语用失误分析
（一）称谓用语差异导致的语用失误
商务交际中，信函开头的称谓标志着写信人与收信人之间交流的开始，如果称谓使用不得当，会给对方留下糟糕的第一印象。中国学生在商务信函的开头，常常会使用Dear Sir， 或Dear Madam这种比较宽泛的称谓用语，因为在没有确切了解对方信息的情况下，这种称谓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可以指向对方机构的任何人。而这种不够具体的称谓在英语商务信函中并不容易被英语的本族人接受，看到这样的称谓，会让对方觉得不够礼貌和重视，因此，也会让对方在进一步的商务信函交流中缺乏热情和兴趣。英语的本族人倾向于使用指向性更强的明确称呼。
（二）寒暄语差异导致的语用失误
寒暄语一般出现在商务信函的开头，常常是一些没有实质意义的客套话。在汉语习惯中，我们通常在信函的开头使用一些寒暄语来拉近彼此的关系，从而为后面的交流奠定基础。而类似：“hello，how is everything going lately？”这样的寒暄，往往会给英语的本族人留下随便的印象，反而显得对接下来的商务交流不够重视，不但不能达到维系友好的人际关系的目的，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在正式的商务信函中，应该避免这种差异导致的语用失误。
（三）致谢语差异导致的语用失误
在商务信函交流中，出于礼貌的考虑，我们常常会使用致谢语来表达认可和感激之情。这些致谢语有的出现在信函的开头，如：“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consideration.”“Thanks a lot for your last letter.”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中出现了起强调作用的修饰词“very much”“a lot”。如果这些修饰词的使用频率过高，会让英语的本族人感觉到莫名其妙，无法理解这么多的致谢从何而来。因此，如果不能意识到这种差异，那么我们的致谢言语行为就无法产生我们所期望的言后行为，也无法对商务交流的顺利进行起到促进作用。
三、结语
言内行为是通过说话的行为表达字面的意思，言外行为是通过字面意思表达说话人的意图，而言后行为就是当你的言外行为被理解以后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我们只考虑自己的表达方式是否表达了本意，而忽略了这些表达是否恰当，是否符合英语本族人的思维和语言习惯，这也就等同于忽略了言后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最终也必将导致表达意图和表达效果不对等，从而造成语用失误。我们在商务交流中，应该更多的关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学会按照英语本族语者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处理问题，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使其满足的适应商务交流的需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由于文化背景和表达方式差异所导致的语用失误，有效地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成功地实现良好的商务交流。
【参考文献】
[1]杨蔚.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看英语专业学生英文求职信中的语用失误[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5（08）.
对于语境理论国内外的语言学者都有相应的论述，对于语境的定义和分类也提出了相应的看法。我国比较通用的语境定义是，语境是语言交流所存在和以来的环境，比较通用的语境分类方法，是将语境分为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其中，文化语境，指的是语言当中有些词汇或语句仅仅依靠语言语境和情境语境并不能够理解它的含义，而需要结合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语境有着很多的功能，了解语境的相关功能，能够更好地掌握词汇、语句的意思和含义，对于交流和沟通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语境最基本的功能是制约功能和解释功能。制约功能即对语言中的词汇和语句的理解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避免产生歧义和语义模糊的情况，保证交流的通畅和语言的准确性。解释功能，即语境能够为语言交流双方提供有效的提示和帮助，让交流双方能够根据语境信息对语言进行推理和思辨，进而明白语言传达的主要内容，帮助交流双方实现更好的交流和沟通。要想实现大学英语课堂文化导入，就应当充分了解语境理论，尤其需要掌握文化语境的概念和作用。文化语境指言语双方所在的语言社团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在同一语言社团的人能够很好地理解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理解其在语篇中的含义。
2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的重要性
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除了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沟通之外，还会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一个国家的语言通常会将该国家的民族文化特征和思维模式融入到语言当中，使得该语言承载着全部的民族特征和历史文化内涵。要想学好一种语言，除了掌握语言的构造和技巧之外，更重要的是掌握该语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只有充分了解文化内涵，才能够消除语言之间的文化鸿沟，实现语言的熟练运用，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外语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培养学生掌握一种交际技能。语言学习应当在文化的环境中进行，语言教学要与文化教学相结合。大学英语教学更应当重视文化导入的重要性，让学生充分掌握英语国家的文化内涵。教师应在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生活习俗、交际方式、宗教历史等等，让学生能够运用英语国家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
3运用语境理论实现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导入
3.1发掘并运用文化语境因素进行英语教学
要实现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导入，教师在教学时应当充分发掘并运用文化语境因素。教师在平时应当积累英语国家的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并拥有较强的中西文化分别能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掘教材当中蕴含的丰富英语国家的文化内容，并给学生进行详细系统的讲解，让学生拥有相关概念，并主动进行文化的学习。同时，教师在授课时，可以选择一些富有时代性和趣味性的文章，也可将英美国家的文学文化、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充分融和在到课文素材中，将文化内容充分融入到学生英语听说读写的教学训练当中，让学生在英语能力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得到文化的学习和理解，加深文化印象，学生既能够在听到英语语言时发现相应的文化因素，还能够辨别出中西文化的不同导致语义的变化，更加准确地理解听到的语言信息，能够在说、读和写的时候牢记文化语境的要素，在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上都能够充分认同英语国家的文化。
3.2创建文化语境，实现文化的有效导入
大学英语教师应当在课堂上适时创建文化语境，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到文化语境，了解英美文化内涵。教师可利用网络和多媒体等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收集相关的多媒体材料，在课堂上播放给学生观看。这种方式不仅直接快速而直观，还能够改变传统严肃枯燥的教学方式，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热情。相关的多媒体资料如经典的《走遍美国》和BBC出品的相关纪录片，还有当前受欢迎的《生活大爆炸》等等，还有一些包括相关主题的影片。不仅能够让学生充分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和风土人情，了解当地的生活习惯以及宗教、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等，让学生能够更加了解英语的语言内涵。在多媒体教学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活动，让学生就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进行相关的讨论和辩论，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学习中来，加深对英语国家文化的认识，实现文化的有效导入。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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