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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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毫无疑问，文学圈是核心概念。根据丹尼尔的描述，笔者以为其所说的“一小群”与当前英语课堂上的小组类似，一个小组的成员即可成为这一小群学生（当然也可以是课后自由组合），“读一本书”保证了这一小群学生能够围绕同一个话题进行“深度研讨”“，圈”即“群体”，是学习的主体体现。课外阅读是文学圈在本研究中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促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从当前中学英语教学的情形来看，因为英语作为一种语言，其能力提升更多地发生在学生课后的英语意识与英语交流上。但第二语言的学习又决定了学生不大可能有一个良好的英语交流情境，而文学圈恰恰可以提供这样的情境。这样，将文学圈与课外阅读紧密联系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可以利用前者促进后者的情境，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两者之间的关系，亦为实践奠定基础。
二、精设步骤，是文学圈在英语课外阅读中应用的途径
有了上述的理论基础，具体到实践中，文学圈又应当如何应用呢？笔者通过研究，寻找到了重要步骤。一是基于共同爱好，共选一本书，共建一个组。在学生进入初一时，笔者就注意帮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基于文学圈的思想，笔者推荐学生以《悦读联播》作为阅读材料，并根据自己的朋友圈去初步形成阅读圈，教师根据学生自主建立的阅读圈中成员的英语学习能力进行调整，让阅读圈成为文学圈。这样，通过一本大家都愿意阅读（这一点很重要）的书，将文学圈形成。二是围绕一个话题，从文学解读的角度深入阅读。笔者以为文学圈是离不开对文学的研读的，尽管初一学生能力有限，但这样的要求可以给学生培养一种意识。从英语行文特点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然后在文学圈内交流，这样学生的阅读就不只是浅显的“读”的层次，更能抵达理解、运用的层次。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过程中不能完全局限于学生理解后再交流再应用，因为语言有一个特点，即其有可能在应用中加深理解。三是教师适度介入。课外阅读从时间角度来看，发生在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之外，但其与课内学习应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标之一也是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英语学习。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在学生的文学圈当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尤其是《悦读联播》中概括出来的二十多个话题与中学英语学习有不少一致的地方，那么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进行泛读、精读，并且由教师适当点拨与提醒，就能有效地为课内学习提供前置性铺垫或后置性重复。总体来说，只要保障了以上三个步骤的衔接与完整，学生就能形成良好的课外阅读的习惯，从而使得文学圈能够成为英语阅读能力提高的有益途径。
三、反馈评价，是文学圈在英语课外阅读中应用的保障
还有一点必须着重强调，那就是对文学圈在促进学生课外阅读时的反馈与评价。事实证明，完全自由的课外阅读，作用是不大的，至少指向性是不强的。要让学生的课外阅读在文学圈方式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教师对其提供反馈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阅读方式的指导。以《悦读联播》为例，其图文并茂，而初一学生的注意力还不那么容易集中，因此学生在“圈”中阅读并交流的时候，往往重点难以一致，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对他们的阅读提供指导，告诉他们重点是什么（一般是英语语句及其蕴含的英语表达习惯），图片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主要是形成表象、增强记忆）。根据笔者的经验，这样的指导持续一个月左右，就能让学生形成习惯。二是阅读内容的指导。由于是课外阅读，学生不可能得到太多的指导，如任由学生自由阅读，学生有可能形成的是一个机械学习的过程。而如果教师能够在研读阅读材料的基础上，给学生在阅读内容上形成一个方向上的指导，则可以让学生的阅读事半功倍。比如说读《悦读联播》时，每一个主题的指明，及其与课内学习可能的联系点等。
四、结语
我校以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目标，通过职业岗位能力调研、实践专家访谈会、典型工作任务分析、教学过程设计等环节，按照职业成长和认知规律，在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构建起“工学交替、分段培养”的人才培养模式，将学生的学习过程分为“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4个阶段，主要包括：按照工学结合模式的要求，学校开发学习领域课程并建设接近真实工作环境的实训场所，开展理论与实践一体化教学；在第4学期和第6学期分别安排学生参加校外教学实习和顶岗实习，从而真正实现学生在学校和企业交替完成“学习型工作”。2009年11月，我校与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以下简称“宝供物流”）签订合作协议，开发并实施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宝供物流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创建于1994年，在国内拥有78个分公司，是目前国内最具规模、最具影响力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之一，已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并开始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延伸的国际化物流运作网络和信息网络。该公司与国内外近百家企业结成战略联盟，为其提供商品及原辅材料采购、储存、分销、加工、包装、配送、信息处理、系统规划设计等供应链一体化的综合物流服务。根据合作协议，宝供物流参与我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并作为学校校外实习基地，提供专业实习平台；学校作为宝供物流的人才培养基地，优先输送优秀毕业生；根据实际需要，学校派教师到公司实习、讲学，参与企业员工培训和技术服务，公司派专家和技术骨干到学校讲学、进修等。从2010年3月至今，我校每年分批组织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参加1—2个月的教学实习，已有四届共332名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学生参加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的运作模式
（一）项目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
实习项目小组由我校专业教学部负责人、相关教师和宝供物流人力资源部经理及相关人员组成，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对小组成员做适当调整。双方共同制订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并根据学校教学和企业生产需要，制订年度教学实习计划。学校根据实习计划，组建实习教学班（每班30—40人，分批实习），指派教师全程参与实习指导、过程管理和学业评价等；宝供物流负责安排学生实习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指派相关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参与日常管理和学业评价等。实习结束，双方进行分析评估，共同探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以确保项目的质量得到持续的改善。具体运作过程如图1。
（二）教学实习内容
学生在第4学期参加校外教学实习之前，已基本完成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和校内实训，初步掌握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教学实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和体验企业文化和服务理念，并在企业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具体的生产作业任务，熟悉生产作业操作规范，从而获得宝贵的工作体验和技能。具体内容如表1。另外，学生在参加生产实践的同时，必须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学习任务由学校指导教师负责设计。例如，入库阶段的具体学习任务为：（1）制定一份入库作业计划书；（2）完成收货作业，制作收货作业流程图并说明其操作标准；（3）画出收货工作中需要的各种单证并正确填写；（4）完成补货作业，制作补货作业流程图并说明其操作标准；（5）画出补货工作中需要的各种单证并正确填写；（6）收集并描述入库作业中常见的异常情况，并拟定处理办法；（7）收集并描述你所在仓库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并拟定处理办法；（8）描述你在工作中如何与其他员工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好的关系；（9）搜集工作场景照片等等。学生实习考核的内容、方法由学校与企业共同确定，其中，企业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60%，学校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40%。
（三）项目管理的SOP流程
SOP（StandardOperationProcedure）是标准的、可具体操作的作业程序。学校将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的整个过程制定成SOP的一个标准化流程，并制定出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规范要求和标准、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各类记录的标准范本等，从而使教学实习的过程管理更加科学，操作性更强。该项目管理的SOP流程包括：一是实习前的准备。成立项目组、职责分工、制定实习计划、学习和工作任务设计、企业宣讲、组建班级、岗前培训、实习岗位和食宿安排、实习指导教师选定等。二是实习中的管理与指导。工作与学习任务的安排、作业前与作业中的指导、学习任务的指导等。三是实习后期的管理。学业评价、就业指导、项目评价与改进等。企业与学校指导教师全程参与学习实习的指导和管理，并分别填写实习指导记录，真实反映学生实习情况，为项目分析评价和改进提供依据。
三、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实施的效果
（一）工学结合，有效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
通过参加宝供物流教学实习，学生从学校的学习环境过渡到真实的工作环境，在实践中训练专业技能和提升工作能力，从而完成学习与实践的第一个循环，并为下一个循环以及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生通过接触宝供物流的运作模式和企业文化，对物流、物流企业和行业都有了感性、真实的认识，有助于学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在企业环境下，学生的沟通、表达、自我学习等关键职业能力得以快速提升，学生在后期明显更加成熟，也更加具有就业竞争力。
（二）校企合作，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011年—2013年，在我校建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期间，宝供物流积极参与我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配合开展职业岗位能力调研，参与实践专家访谈会、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课程体系设计、专业课程与实训基地开发等。通过教学实习项目，学校开发了大量基于企业实际业务的学习任务，为构建工学结合课程提供很好的素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学校现有实训设备和场地的不足。
（三）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通过与宝供物流的合作，学校建立起学生实习与教师实践的双平台，每年指派1—2名专业教师全程参与实习指导和生产实践，这对于教师自身，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教师通过参与生产实践，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更新知识，提升技能，收集整理素材，丰富教学内容，并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参与企业员工培训、技术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校外教学实习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措施
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是符合人的成长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其教学效果十分明显。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企业积极性不高，限制了教学实习项目的扩大和推广
一般而言，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制订用人计划并招收实习生参与顶岗实习，从中选拔和培养企业后备员工，也可以一定程度解决用工问题，因此，企业接收学生顶岗实习的积极性较高。但教学实习项目一般周期较短，专业对口要求较高，与生产用工需求的结合度不够，也不能直接选拔后备员工，因此企业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同时，学校对教学实习企业的选择也比较严格，一般选择运行规范、具有一定规模、能提供足够专业岗位、住宿条件良好、有一批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教师，并热心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担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学实习项目的扩大和推广。解决思路如下：一是建立健全“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配套政策和机制，进一步明确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并对承担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政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二是提升职业学校自身能力，与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积极参与企业员工培训、项目开发和技术服务，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形成校企“合作办学、共同育人、多赢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加强与企业沟通，合理安排教学实习计划，尽可能做到教学实习与企业生产需求有机结合。
（二）理想与现实、学习与工作的差异，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
【关键词】儿童文学 外语学习 视点采择 行为主义
说到儿童文学，人们常常将其与图画书或是讲故事等相提并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指出，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而儿童文学，其定义却不像儿童的定义这样简单清晰。
一、儿童文学的定义与划分
虽然儿童文学一直是文学研究者热衷的话题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针对儿童文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Nancy Anderson认为儿童文学指“所有为儿童而创作的书籍，但不包括漫画书、笑话书、卡通漫画书，以及一些非小说类参考读物，如字典、百科全书等”（wikipedia）。
广义上讲，儿童文学指一切适用于儿童的读物。其划分主要有两大依据：著作类型和读者。但《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全书》明确指出，儿童文学著作类型的界定并不固定，存在很多争议。比如由英国女作家J. K. Rowling创作的《哈利波特》，尽管作品本身起初是为儿童量身定做的，但在市场上却赢得了很多成年人的欢迎。由此可见，不论是儿童文学的定义还是划分，都没有统一的、具体的结论。但是，儿童文学在生活和教学环境中被广泛运用，且承载着多种文化、教育和社会意义。本篇文章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述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即：外语教学和承载视点采择、行为主义的儿童文学。
二、外语教学中的儿童文学
使用文学原著有利于外语学习者有效地掌握外语，提高其语言能力。多位学者也在他们的科研中多次证实真实文学作品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Chen， 2012）。然而，从语言学角度来看，文学本身相对较复杂。通常情况下，藏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元素距离语言学习者所处的时期较遥远，且多数作品篇幅较长。因此在实际学习中，教师经常从作品中节选出一部分或者一些片段，或是对原著中的词汇、风格以及形式进行简化后再在课堂上使用。这样一来，节选的或是简化后的文学作品只能片面地构成一个缺乏真实性的语境，打破了原著中语言的表现形式，对学生语言的掌握带来消极的影响。
多项科研结果证明：儿童文学具有语言简单明了、话题大众广泛、形式易于掌握，以及信息情景化和插图精彩丰富等特点。而这些特点使得儿童文学成为一种形式丰富且有效的学习工具，尤其是对于初级和中级的成年英语学习者。理论上讲，儿童文学是一种有效的外语学习材料是因为儿童文学作品以简单易懂的信息向读者传递语言的内容和形式。Chen （2012） 也曾明确指出：想要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学习者需要在有效的、有意义的语言环境中了解并掌握语法形式。同时，研究也证明对于任何一个年龄阶层的学习者，儿童文学都是有效的学习材料。对于那些成年学习者，英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或是第一外语，使用儿童文学作为他们的学习材料可以极大的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激发他们学习的兴趣。在英语阅读教学中使用儿童文学作品，使得阅读不再枯燥无味，学生对于阅读树立一种积极的态度，学生可以在愉悦的环境中、真实的语境中接触、了解、掌握英语最地道的表达方法。Khodabakhshi 和 Lagos （1993）的科研结果证明“对教师和学生双方而言，让学生大声朗读儿童文学作品是一种富有成效的，同时还兼顾学习乐趣的学习材料”。
三、承载文化和社会意义的儿童文学
上文对外语教学中儿童文学的作用进行了论述。实践证明，儿童文学可以积极地鼓励学生，为学生营造一种真实的、完整的语境，提高学习结果。然而语言早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或符号，其本身就是一个集合概念。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文化，一个民族的特性，语言传递着多种社会意义。
儿童文学与视点采择。视点择选指的是在持有自身视点的同时也能接纳他人不同的观点。在人际相互理解中，在跨文化交流中，视点采择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一个具有多种语言、多种民族、多种文化的社会里，视点采择就显得尤为重要（Gaskell，2006）。先前教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Bhavnagri & Samuels，1996），采用儿童文学及其相关的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认知，其中包括视点采择。采用儿童文学让学生能够很好的融入故事情节，从故事主人公的角度出发设身处地的为人物思考，感触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理解他们的抉择，从而可以更好的了解不同的文化。在此基础上，搭配一些活动，比如角色扮演、角色互换等，这样学生会以一种更理性、更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和自己不同的视点、不同的文化。在作品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插图中人物的表情和手势。在角色扮演中，学生可以跟老师及同伴进行语言和社会的交流。这样可以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社会能力，增强学生的包容和接纳，有利于学生具备更好的视点采择。
儿童文学与行为主义。儿童文学的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传递有效的信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就是将抽象的故事具体化的一件工艺品。而故事本身是一个行为主义，是一种文化向导，故事通常对政治和个人层面上的人性有鼓励、吸引、创造和改变的作用（Bruner， 2004）。因此，我们可以说儿童文学从多个方面阐明、体现了行为主义。很多儿童文学作品就像结缔组织一样，连接着个人与团体、人与社会。儿童文学通常也被认定为行为主义者生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需要读懂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文字，更需要读懂它的世界”。儿童文学“既是一扇窗户又是一面镜子”（Bishop，1990），让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同时也看清自己的世界。
从以上两个方面可见，儿童文学不再是单纯的为儿童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儿童文学本身在社会中活跃地扮演着多种角色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影响着不同年龄阶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参考文献：
[1]Bhavnagri，N.P. & Samuels， B. G.（1996）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activities promoting social cognition or peer relationships in preschoolers.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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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Bruner， J.（2004）. Life as narrative. Social Research.7l（3）.
[关键词]中外合作办学；问题；应对措施
一、中外合作办学的现状
改革开放不久，我国的高等教育为了落实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一指示精神，以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率领的中国大学校长一行于1979年11月赴美国考察，揭开了中外高等教育与文化交流的新篇章。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外合作办学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沿海地区合作的数量大大增加，中西部地区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也已经开始起步。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1300个，覆盖了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夕哈作办学机构相对集中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及大中城市诸如上海、北京、山东、扛苏、辽宁、浙江等省市，这种发展趋势符合这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各类人才的迫切需求。外方合作者主要来自经济发达、科技及教育先进的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合作办学的专业主要有工商管理、外国语言文学、电气信息、经济学、艺术、教育学等。
近年来，我国双边和多边教育合作与交流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并向高层次、宽领域发展。国务委员陈至立还代表中国政府与德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互相承认学历、学位的协定)，这是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签署的第一个相互承认学历、学位的协定，标志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教育合作与交流达到了—个新层次。
二、中外合作办学中的问题和应对举措
1．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质量问题
目前中外合作办学的国外合作者大部分是国外二、三流和名气不大的院校，其课程质量和学术声誉都难以判断和保证，而绝大部分处于前列的大学还在持观望态度，这使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整体层次不高。在专业设置方面则是过于集中，不论是非学历成人教育还是高等学历教育，都是经济管理类多、理工科较少，从学科建设角度来看，这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根据本校特色设立的特色专业较少，致使本校教育资源得不到优化。从长远来看，这种专业过于集中的状况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师资和图书资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缺口，外籍教师队伍不稳定，现有的教师大多达不到师资要求，绝大多数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都没有正式的图书馆。在教学方面也还来形成一个科学体系，课程和教材引进存在很大的随意性，照搬国外的学分制来管理教学，这些做法都无法使中夕哈作办学最大限度地发挥中西合璧的教育独特功效。
笔者认为，要解决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整体层次不高的问题，政府部门一方面要提高外方合作教育机构的市场准入门槛，设立合理的投资下限，另一方面还要加紧制定具体的优惠措施，以吸引外国优质的教育资源进入中国市场。在专业设置方面，政府部门也要充分发挥审批和宏观调控这两大职能，尽快出台能突出中外合作办学优势的专业目录之类的纲目性文件，对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指导。中外合作者要做好长远的学科发展规划，以充分整合双方的优质资源，避免低水平办学项目的重复设置。对于外籍教师的到位情况、教育经费与设备的供给、教学计划的执行以及教学质量保障方面可能需要政府、媒体、学校、学生一起进行监督。在引进国外先进的课程和教材这个问题上，则一定要结合本校现状来引进合适的课程和教材，以减少盲目性。
2．中外合作办学的经营管理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的经营化特征是探索教育产业化和投资收益驱动的必然结果。但中外合作办学必须在不违犯国家法律、不损害国家利益、合作办学者双方利益及教育消费者利益的前提下规范经营管理，才能实现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由于目前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经营行为认识不到位，监管也滞后，因此造成一些中外合作办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经营管理上出现不规范行为。主要表现在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产权不明晰，使出资方和合作方的利益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会计账目和资产管理混乱；决策机制不健全，决策具有随意性；领导体制不顺畅，举办者和办学者关系不协调等。
规范合作办学的经营行为，首先应重视保护中外双方的合法权益。教育是WTO规则下的“服务贸易”，中外合作办学在WTO的规则下是“商业存在”，政府部门应将中方的知识产权和无形资产按折价人股的办法确定中方的投资比例，并在合作办学的章程中加以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出资人可以从每年办学的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合理回报部分归出资人所有，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和处置，并受法律保护，以激发外资投资办学的积极性。其次应严格会计制度和完善审计监督。允许出资人从当年办学的结余中提取合理的回报，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扣除办学成本并按规定预留发展基金和提取其它必须的办学费用后的余额。因此，主管部门必须定期检查办学机构的会计制度是否健全，是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进行会计核算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再次，健全理事会(董事会)的决策机制，强化理事会的作用，提升中外合作办学高校的管理层次，完善自我约束机制，保障管理干部和员工的合法权益。
3．中外合作办学中的外籍教师管理问题
正确管理和合理使用外籍教师，对于真正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人才模式的培养目标、改善我国大学英语教学并加速双语教学改革和创新的历程，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特色是外籍教师多，大量外教的涌入使国内长期以来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外语教学看到了希望，同时也客观地激活了国内庞大的外语培训市场。然而，在对外教的使用上，很多办学机构仅仅局限于语言课，甚至是单一的听说课的教学环节，并不注重开发外教的其它潜能，也就是说，只重视有形的“外语”，不重视无形的“外智”。外教的学科背景多样，其作用也应是多元的：在语言教学以外，可担任其它专业课的教学或教研工作；也可以参与部分教学设计工作；还可以参与学生的一些课外集体活动，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把中外合作办学办成货真价实的中西合璧教育。另外，盲目引进外教，质量得不到保证。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迅速发展和国内外语培训市场急剧膨胀，外籍教师往往供不应求，鱼目混珠，其结果是外教管理出现混乱，外教质量不尽如人意。我们应该严格遵循《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规定：外籍教师和外籍管理人员应当具备学士以上学位和相应的职业证书，并具有2年以上教育、教学经验。
4．中外合作办学中不能忽视的德育问题
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对外开放性办学，其主要特点是由办学各方组成的董事会(或其他类似机构)来共同审议专业发展规划、教学计划、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等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德育的地位如何体现。毫无疑问，中外合作办学培养的也必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建设人才，既然总体培养目标不变，那么德育的地位同样也必须保证。高校的德育仍继续围绕培养“四有”新人，培养跨世纪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开展工作，尤其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学校德育工作领导的原则和德育首位的原则。其次，为提高德育的有效性，应在德育实施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有机结合起来。要在发挥“两课”在德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的同时，加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最后，对中外教师要内外有别。对外籍教师要因势利导，对他们在德育方面的有益做法予以鼓励和支持，而对他们一些不健康的做法则予以劝阻并通过德育工作的规范化管理制度予以限制。对国内教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他们同党中央保持一致，自觉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守好德育这块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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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辉．市场供给与中外合作办学[J]．教育科学,2003，(12):52-55.
论文摘要：目前外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着“重语言、轻文化”的现象，改善这种局面的有效途径是要加强文化教学。本文论述了文化差异对于外语教学所造成的障碍，并提出了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传统的外语教学缺乏西方文化环境的配合，学生虽然掌握了一些语法知识、语法结构，但在实际交际能力上却很缺乏。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与文化有机的结合，使外语教学只是单纯的培养了“纯语言能力”。要改善这种局面，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笔者根据其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一、 典故引入模式
英语中有很多固定搭配有其固定的意思，这很类似于中国的成语。这些看似简单的习语却很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对于这样的习语，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典故向学生引入其意思，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境下，加深了学生对习语的理解。例如“leave no stone unturned.”，就决不是“把每块石头都翻遍”的意思。这是出自于一个历史典故。波斯与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大战于古希腊的普拉特亚城，波斯战败。事后，有传言说波斯军队留下了大批珍宝。一个叫波利克雷兹的人东挖西掘，但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跑到阿波罗神殿去问神。神谕：“leave no stone unturned!”。波利克雷兹照做，果然找到了珍宝。此语现在被引申为“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不错过任何机会”。
二、 实践经验积累模式
记得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当他问中国学生“how are you?”，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是“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使他非常的费解,难道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感觉都一样吗？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口语教学太过于模式化，缺乏灵活性。那么除了了解课本知识之外，还要通过实践，即与英语国家的人接触，从交往的过程来提高口语的交际能力，同时学习异国文化。中西之间打招呼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见面往往会说“吃了没有？”，而西方人则很简单,仅“hello!”或“how are you?”。中国人喜欢问一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属于隐私的问题，如“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多少钱？”等。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喜欢谦虚，总喜欢说“you are flattering me!”这会让西方人摸不到头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仅这几例日常用语，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通过实践，学生们既学会了如何与西方人交际，也了解了西方文化。这要比在教室里组织学生对话收效大的多，达到了双重目的。
三、 对比分析模式
东方文化含蓄、婉约，而西方文化则是开放、外露。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习俗、价值取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导入这类文化时，就要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别，从而加深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以《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三单元“the present”中的“marigold”（万寿菊或金盏菊）为例，绝大多数学生特意为老太太的生日献上一束“marigold”,以表示对她的关心，这与老太太女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可是，中国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marigold”，而不是“carnation”(康乃馨)？这里就涉及到西方文化源泉之一，即宗教文化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carnation表“祝福”之意，而且是母亲节的花卉。实际上，marigold意为“圣母玛利亚的花”之意。据说古人以此花献给因失去耶稣而悲伤的圣母玛利亚。更重要的是marigold的花语是grief，而这不正是象征着老太太的凄凉晚景吗？至此，学生对整个课文的悲凉基调就能很好的把握了。
综上所述，文化是语言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在交际中受到了限制，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在教授过程中应该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的学习中。因而，这对语言教师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教师既要教规范的语言，又要教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兼顾语言的个体和社会性。语言教师除了教语言以外，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语言教师应对其职业进行思考，从而将语言教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巧，而且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参考文献：
[1] claire kramsch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2] h. g. widdowson. aspects of language teaching[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的观点，是随着本世纪初直接教学法（DirectMethod）的出现而逐步形成的。直接法强调通过外语本身进行会话、交谈和阅读实施外语教学，明确提出外语教学不应使用学生的母语，不用翻译，也不用形式语法。虽然直接法已不那么时髦，但它的影响却相当广泛。
本世纪60年代，以英国学者为主，交际教学法（CommunicativeApproach）又登上了外语教学的“舞台”。交际法提出，外语教学的目标是学生的“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反对以语法为基础的教学方法，又摒弃听说法（Audio-lingualMethod）。它的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外语学外语”（EnglishOnlyApproach），主张教会学生语言的不同功能（function）、使用语言的方法等等。这也就承袭了直接法轻视母语的观点。交际法影响颇大，它的倡导者和追随者则纷纷著书立说，来宣扬它的理论和方法。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在外语教学界颇具影响的几本书。Hubbard等人著的ATrainingCourseforTEFL和Haycraft的AnIntroductiontoEnglishLanguageTeaching两本书根本没涉及到母语的作用，Harmer所著ThePracticeofEnglishLanguageTeaching只在4处偶尔提及，Gower和Walters合著的ATeachingPracticeHandbook没有提及母语的作用，却警告人们不要滥用母语。在一些称为“人本主义”（humanistic）教学著作中，如Moskovitz的CaringandSharingintheForeignLanguageClassroom和Sterick的TeachingEnglishaWayandWays也没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语言是与思维直接联系的。那么，有多少外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能完全脱离母语，而仅用外语思维来进行交际呢？
80年代以来，又有强调外语习得的说法，其代表人物克拉申曾讲过，学习的语言与习得的语言在人脑中是分别贮存并且分别运用的，而且从有意识地学习到的语言中不可能产生自发的语言，一个人要想习得语言，必须通过有意义的信号参加到交流信息的语言中去。由于上述种种理论影响，人们似乎可以得出母语在外语教学中没有什么积极作用的结论。因此，外语课堂中不宜使用母语进行教学。
上述诸理论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我国的外语教学。60年代，直接法逐渐在我国试用，80年代，交际法又影响到我们的外语教学。客观地讲、这两种教学法对我们的英语教学产生过积极影响，直接法使我们注意到口语训练的重要性，交际法使我们注意到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但这两种方法都反对在外语教学中使用母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教学，在我国方兴未艾。大量的说英语国家的教师执教于我国大中学校。其中有些是称职的（qualified），但也有一些是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unqualifed），雇请他们的原因往往仅是因为他们是讲英语的本族人。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绝大部分不懂汉语。开始一段时间里，学生对外籍教师的“全英化课堂”（allEnglishclass。）感到新鲜，因此学习积极性特别高，尤其在口语训练方面，更是受益匪浅，我们似乎因此可以得出学习外语就要忘掉母语的结论。但结果如何呢？学生和外籍教师之间产生了摩擦，学生报怨不懂的知识外教不去教，对已掌握的东西外教却讲个不停。甚至有的学生拒绝去听外教的课，与开始的积极性形成明显的对比。当然，这其中原因很复杂，有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也有教师、学生自身的因素。但我们是否已认识到：教师不懂学生的母语，外语教学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呢？
主张在外语教学中肯定母语作用并非新的观点，这我们完全可以在外语教学理论中找到依据。只是伴随着各种新的理论的冲击，我们似乎把它淡忘了。
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每一位外语学习者，特别是初学者，都在琢磨母语（本族语）和目的语（外语）有哪些异同。马克思说：“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斯大林讲：“思想的真实性是表现在语言之中。”语言与思维是直接联系的。母语与思维的关系和外语与思维的关系有共同的地方。这就是说，外语作为一种第二信号系统，在实现它的功能时，可以同母语一样，与思维直接联系。但是讲到母语与思维和外语与思维的共同点的同时，还须承认，他们之间还存在着重大区别。这些差别主要是由掌握母语与掌握外语的不同的生理与心理特点所决定。一个人学习和掌握母语都是自幼开始的。幼儿学话的过程是和言语器官的成长、发育过程同时进行的，也是和思维的过程相辅进行的。因此，这个过程是和思维能力的形成同时进行的自觉过程。而作为成人学习外语的过程完全不同。他们的言语器官和思维器官已发展成型，他们的思维已和母语建立了直接和牢固的联系。母语和思维的联系是自然的，而外语和思维的联系却要把思维从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基础上，这个过程是不能离开母语的。直接法恰恰忽视了这一点，给外语教学带来了不必要的困难。
下面我们再从翻译教学法（GrammarTranslationMethod）和对比法（ContrastiveMethod）的使用中看母语的作用。翻译法名目较多，但我们可给它下一个简单的定义，那就是：用母语来教外语的一种方法，它的特征就是母语与所学外语并用，在整个外语教学过程中始终是母语和所学外语打交道。在我国大中学校的外语教学中，翻译法所创建的翻译教学手段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和有效的教学手段。首先，翻译法利用学生的理解力保证了学生确切理解外语词和句子的涵义，特别是在外语学习初期，翻译可以使学生摆脱推测、猜想的困惑，避免对外语词句造成理解不确切的情况和因而养成的一知半解的坏习惯。确切理解在外语学习中是十分重要的，只有这样，所学的知识才会牢固，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才会大大发挥。其次，翻译法使用方便，不需要什么教具设备，在初学阶段节省了教师讲解新材料的时间。例如，教师在教“revolution”，“brave”，“work”，“minute”这些词时，只要告知它们分别相当于汉语中的“革命”、“勇敢”、“工作”、“分钟”，而不必去阐述这些词的意义，就可着重讲解这些词跟其他词的搭配关系，帮助学生掌握它们的用法。但在教学中过多依赖翻译，教师就会觉得如果某一语言点未给学生译成母语，学生就不可真正理解。这样，也就忽视了两种语言形式语义语用方面的等值特征（translationequivalence），而一味求助于生硬的翻译，势必走上把两种语言进行机械对比之路，这也是翻译法失宠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翻译法在教学实践中把翻译既当成教学目的又当成教学手段，创建了在外语教学中利用母语的理论，这一点已为广大外语教师所接受。近年来，直接法、交际法、功能法（FunctionalMethod）的出现把翻译法推向了对立面。然而大多数外语教师并不随波逐流，而是冷静思考，不少教师在学习了新的教学法后，采取了折中法（EclecticMethod），在保留翻译法优点的基础上，广采各家之长，加强听说训练，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Atkinson谈到EFL教学中母语使用问题时，主要谈了对比在教学中的作用。由于学习外语的人不可能是空无所有的白板（tabularasa），只要有机会学生就会无意识地在头脑中把所学外语与母语进行对比。他认为，我们的教学应顺应这一自然现象，而不应阻止其产生。例如，英语中的塞音和塞擦音有清音和浊音的区别，互相对立，构成不同的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而汉语普通话的塞音和塞擦音都是清音，没有浊音，却有送气不送气的分别，而且成对出现，构成不同的音位，有区别意义的作用。如果外语教师一开始就给学生讲清楚，学生就不会用送气不送气的对立去替代清浊的对立，也就能够读好浊音。
最后以人本主义教学法（HumanisticApproach）谈谈母语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人本主义教学法，又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StudentCentredApproach）。它的主要原则就是发展人的价值观，加深自我认识和对他人的了解，对人类感情要有敏感性，使学生积极学习并积极参加所进行的学习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及主体作用。基于这样的原则，在外语教学中，特别是在初级阶段，把母语作为辅助手段是十分必要的，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例如，教师在解释某一语法项目（如动词的时态）而类似结构母语中又没有时，授课中，尤其给较差的学生作个别辅导时，母语的使用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这场关于母语在外语教学中有无作用的讨论中，我们的结论是：外语教学中可以利用母语，发挥母语的必要作用。同时，必须注意，使用母语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使学生能熟练掌握所学外语，用外语进行交际。外语教师在教学中应尽量排除母语的干扰，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母语的滥用，防止其反作用。
本文仅依据我们的教学实践，结合各外语教学理论，对母语在外语激学中的使用问题给予粗浅的探讨，无意对各家外语教学理论褒贬。文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是幸。
参考书目
1.Atkinson,D.1987.TheMotherTongueintheClassroom;ANeglectedResource？ELTJournal41/4
2.Harboard,John.1992.TheUseoftheMotherTongueintheClassroom,ELTJournal46/4
[关键词] 医学论文 写作
健康网讯: 潘伯荣 许昌泰 第四军医大学621楼12室 陕西省西安市 710033 在科技论文中经常要采用外文字符进行表达，如量的符号、单位的符号、以及略语等常采用外文字符表达，例如，S大写正体是化学元素硫的符号，也是语法中subject主语的缩略语， 必须根据具体语言环境作出正确判断，而s小写正体则是计量单位秒的符号，s小写斜体 则是统计学符号，表示标准差. 由此可见，同一个字母表达不同的含义，这是由于大写、小 写、正体、还是斜体来区别的. 因此，外文字符的大小写绝对不能马虎出错. 然而 在医学杂志论文中经常能见到错误的表达，必须引起广大作者的注意. 为此，将常用的必须 采用大写的情况综述如下. 1 组织机构名称 UN,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 CA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中国科学院 WD， World Digestology Network 世界消化网 CSCG, China Speciality Council of Gastrology 中国胃病专业委员会 IAHM,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uatuo Medicine 国际华佗医学研究会 WHO,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世界卫生组织 2 会议名称 WCD, World Congress of Digestology 世界消化学大会 WCG, World Congress of Gastroenterology 世界胃肠学大会 3 文件名称 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生物医学 期刊对投稿的统一要求 World Medical Association Declaration of Helsinki 世界医学会赫尔辛基宣言 CSSN, China Standard Serial Numbering 中国标准刊号 GB/T 15834-1995 Use of Punctuation Marks 标点符号用法 4 学校名称 FMMU,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第四军医大学 CMU,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中国医科大学 5 单位名称 Xijing Hospital 西京医院 Chinese PLA 222 Hospital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2医院 解放军222医院 Shaanxi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陕西省人民医院 Shanghai First Municipal Hospital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第一附属医院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内科，内科学教研室 Third Department of Surgery 外三科 Endoscopy Room 内镜室，内窥镜检查室 Chinese PLA Nanjing General Hospital of Nanjing Command Area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6 地名 Asia 亚州， Europe 欧州， Beijing 北京 17 Changle West Road, Xi’an 710033, Shaanxi Province, China 中国陕西省西安 市长乐西路17号 7 专有名词 时代 Stone Age, Old Stone Age, Bronze Age, Iron Age, Middle Age, Christian Era 太阳系 Solar System, The Milky Way, the Galaxy 卫星等 Big Dipper, 85 Pegasi, Saturn, Ursa Major, NGC 6165 宗教等 Buddhism, Catholician, Islam, Muslim 思想等 Marxism, Leninism 地质时代及地层单位 Neogene 晚第三纪， Holocene 全新世统 地质符号 Qh 全新世， T2 中三叠世， D3 晚泥盆世， Z1早震旦世 奖金基金 Nobel Prize, China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事件 Industrial Revolution, South Sea Bubble 其他 India ink, Paris green, Prussian blue, Rad Army, World War I, Boeing 707, Project Apollo, A-bomb, Q-fever, X-ray, X-linked 8 德语名词Dampf 蒸汽 9 基因产物的名词 C-myc protein C-myc 蛋白 Ras product Ras 产物 10 句首 Gene therapy is now available. 当代基因治疗已经可行. AIDS is preventable today. 艾滋病现在是能够预防的. 11 诗词每行之首 AH CHLORISTUNE: Major Graham1 Ah, Chloris, since it may not be That thou of love wilt hear, If from the lover thou maun flee,Yet let the friend be dear!12 分项之开头 a. Origin of the newspaper. b. Structure of a newspaper. c. Educational value of the newspaper. 13 每个直接引语之首 He asked，“Why are you here” 如直接引语的头一部分省略，那么其余部分不再大写. Let us hope for rest when we have“crossed the bar.” 14 每一个决议之首 Resolved, that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given to the study of capitalization. My Country: May she ever be right. 15 人名及以人名命名的病名等 Sun Yat-sen, PAN Bo-Rong, MA Lian-Sheng, XU Chang-Tai Hodgson’s lymphoma, Crohn’s disease, Eck’s fistula, Cabot’s ring bodies, Jackson ’s sign, Babinski’s law, Papanicolaou’s stain, Quick’s test 16 神名 Savior, God, Divinity 17 节日 National Day, Thanksgiving Day, 18 语言名称 Chinese, Japanese, Latin, English 19 山河及古迹 Great Wall, The Yangtze River 20 文题、表题及图题之首 Gene therapy in gastroenterology 胃肠病学中的基因治疗 Table 1 Gastrin level in tumour tissue 表1 肿瘤组织中促胃液素水平 Figure 2 AFP production in HCC cell culture 图2 HCC细胞培养中AFP的生成 21 图及表内栏目的名称 Group 分组 Gastrin level 促胃液素水平 22 冒号后的首词 Gastric carcinoid: 12 cases report 胃类癌12例报告 23 人称代词I应大写 Can I help you 24 星期几 Saturday 星期六 25 月份 October 十月 26 书报刊名称 Gastroenterology 胃肠病学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 WJG， 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世界胃肠病学杂志 Journal of Fourth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第四军医大学学报 27 计量单位来自人名者 Pa 帕、帕斯卡，kPa 千帕 Hz, W, V, N, Gy, Bq, A, K, J, Wb, L, C， F 28 缩略语 常用大写，如：DNA， PCR， RIA， ELISA， AFP， CEA， ACTH， HBV， RNA， CT， RPMI 1640， IL2， CD8， WBC， RBC， Hb， ECG， CSF，等 29 量符号 有些也习惯用大写，必须采用斜体，如：S面积，A吸光度. 30 电脑语言 APL， BASIC， COBOL 31 量纲符号 L 长度， M 质量， T 时间， I 电流 N 物质的量，J 发光强度 32 化学元素等 Fe 铁， O 氧， Zn 锌， Cu 铜， CO2 二氧化碳， H2SO4 硫酸， HCl 盐酸 ， CCl4 四氯化碳 33 药物商品名及商标 用大写，如Tagamet 泰胃美，Coca Cola,等. 但在中医药术语采用汉语拼音时如不在句首不 必大写，如pixu脾虚，hegu point 合谷穴等. 34 方位 South, Northwest, East, West 35 朝代 Ming Dynasty, Sung Dynasty 36 带人名的普通名词 应大写，如：He is Profe ssor Pan. BUT: He is a Professor. 37 兆以上的十进位词头应大写，如： Mg 兆克，Gg 吉克(109)，Tg 太克(1012)，Pg(1015) 38 参考文献 1 Poulter C, Williams R, Lacey T.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7-180 2 Quirk R, Greenbaum S, Leech G, Svartvik J, Crystal D.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91:5-138 3 潘伯荣，蔺崇甲，郭凌，吴灿理，李之源，黄栩兵，于少勇，王春梅，杨化兵，王小仲. 实用医学论文写作手册. 第1版. 西安：天则出版社，1990：130
关键词：浅析 外语教学 文化导入
传统的外语教学缺乏西方文化环境的配合，学生虽然掌握了一些语法知识、语法结构，但在实际交际能力上却很缺乏。最重要的也是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把语言与文化有机的结合，使外语教学只是单纯的培养了“纯语言能力”。要改善这种局面，在语言教学中导入文化是刻不容缓的事。笔者根据其自身的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种文化导入模式。
一、 典故引入模式
英语中有很多固定搭配有其固定的意思，这很类似于中国的成语。这些看似简单的习语却很容易对学生的理解造成障碍。对于这样的习语，笔者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典故向学生引入其意思，一方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在具体的语境下，加深了学生对习语的理解。例如“Leave no stone unturned.”，就决不是“把每块石头都翻遍”的意思。这是出自于一个历史典故。波斯与希腊在公元前五世纪大战于古希腊的普拉特亚城，波斯战败。事后，有传言说波斯军队留下了大批珍宝。一个叫波利克雷兹的人东挖西掘，但一无所获。失望之余，他跑到阿波罗神殿去问神。神谕：“Leave no stone unturned!”。波利克雷兹照做，果然找到了珍宝。此语现在被引申为“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不错过任何机会”。
二、 实践经验积累模式
记得一位外国朋友问我，当他问中国学生“How are you?”，绝大部分学生的回答都是“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使他非常的费解,难道他们都经历了同样的事情？感觉都一样吗？从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口语教学太过于模式化，缺乏灵活性。那么除了了解课本知识之外，还要通过实践，即与英语国家的人接触，从交往的过程来提高口语的交际能力，同时学习异国文化。中西之间打招呼的区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中国人见面往往会说“吃了没有？”，而西方人则很简单,仅“Hello!”或“How are you?”。中国人喜欢问一些在外国人看来是属于隐私的问题，如“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多少钱？”等。对于别人的赞扬，中国人喜欢谦虚，总喜欢说“You are flattering me!”这会让西方人摸不到头脑，甚至怀疑自己的判断力。仅这几例日常用语，就反映出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通过实践，学生们既学会了如何与西方人交际，也了解了西方文化。这要比在教室里组织学生对话收效大的多，达到了双重目的。
三、 对比分析模式
东方文化含蓄、婉约，而西方文化则是开放、外露。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习俗、价值取向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导入这类文化时，就要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别，从而加深对异国文化的了解。以《大学英语·精读》第一册第三单元“The Present”中的“marigold”（万寿菊或金盏菊）为例，绝大多数学生特意为老太太的生日献上一束“marigold”,以表示对她的关心，这与老太太女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可是，中国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要“marigold”，而不是“carnation”(康乃馨)？这里就涉及到西方文化源泉之一，即宗教文化方面的信息。众所周知，carnation表“祝福”之意，而且是母亲节的花卉。实际上，marigold意为“圣母玛利亚的花”之意。据说古人以此花献给因失去耶稣而悲伤的圣母玛利亚。更重要的是marigold的花语是grief，而这不正是象征着老太太的凄凉晚景吗？至此，学生对整个课文的悲凉基调就能很好的把握了。
综上所述，文化是语言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文化差异使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在交际中受到了限制，但这种差异并非不可逾越，我们在教授过程中应该把文化知识的传授贯穿于语言的学习中。因而，这对语言教师也就提出了新的要求。语言教师既要教规范的语言，又要教不同情况下的语言使用方式，因此必须兼顾语言的个体和社会性。语言教师除了教语言以外，也应该是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语言教师应对其职业进行思考，从而将语言教学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和教育环境中，帮助学生掌握语言技巧，而且成为新型的跨文化交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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