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学位论文 版权 开放存取
中图分类号： G255.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85-05
学位论文是高校机构知识库重要的文献类型之一，能取得电子全文授权将是实现各高校机构知识库真正意义的开放存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台湾地区学位论文的开放存取在中做得最为出色、最具指标意义的是其“国家图书馆”接受“教育部”委托建立的“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截止2013年2月14日，该系统共收集了已取得全文授权的博硕士论文共250794篇，摘要754877篇，覆盖台湾地区137所高校，自2010年6月起访客达103210709人次[1]。而由我国台湾地区的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商业数据库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只收录了56所台湾地区高校的学位论文摘要、全文共197040篇[2]。可见，现阶段，我国台湾地区的学位论文获取模式是以开放存取为主的。
1 台湾地区高校博硕士论文开放存取及授权书现状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台湾地区各高校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及其授权的现状，笔者于2013年1月抽取台湾地区28所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进行了网络调查。这些高校中既有实力位于台湾高校前列的台湾大学、政治大学、成功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中兴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也包括私立高校如东吴大学、长庚大学、世新大学、南开科技大学等，基本覆盖了台湾地区现有的所有高校类型。
1.1 台湾地区高校博硕士论文开放存取的现状
要了解台湾地区各高校博硕士论文开放存取情况，一是看该校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是否OA，二是看该校在“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中全文授权的数据量，同时也和该校被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收录实行有偿获取模式的数据量进行对比（见表1）。
在抽取的28所高校中，有17所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通过互联网向全世界免费提供经授权的论文全文，占60.71%；在“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能免费获取全文量超过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收录实行有偿获取模式的数据量的高校有23所，占82.14%；5所高校在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收录的数据量较“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多，占2.19%。
1.2 台湾地区高校学位论文授权书的解读
28所高校中，有的院校对学位论文纸本和电子档的授权都在同一张授权书中规定，如台湾大学等；有的院校提供的是学位论文电子档授权书的列印，如中央大学等；有的院校则分别提供纸本和电子档的授权书列印，如逢甲大学、成功大学等。由于开放存取的实现主要是与其电子档授权有关，所以像逢甲大学等高校我们都仅以博硕士论文电子档授权书为调查对象。不管是否在图书馆网页上提供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下载，这些授权书基本都能通过提交系统进行列印，很多选择是通过提交系统实现的，因此，要准确解读各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必须结合其提交系统授权部分。
1.2.1 授权书提供授权人及论文信息的情况
所调查的台湾地区高校中，所有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全部都在最前方列印或填写详尽的授权人信息及论文信息。这些信息基本上都包括授权人姓名、所在大学、系所、学年度、学期、博（硕士）论文类型、论文名称、指导教授姓名。甚至有些授权书还必须填写授权人的学号，如成功大学；有些授权书在最后还进一步要求授权人提供E-mail、联系电话、联系地址等，如台湾大学。
1.2.2 授权形式的规定情况
28所台湾地区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授权书100%都明确表示为非专属授权，意思是学生将著作权的部分权利非独家授权学校及“国家图书馆”或者第三方商业数据库，学生未来仍可主张其所授权的权利，不受授权与否影响。
1.2.3 网络公开范围时间的选择情况
所调查的28所台湾地区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授权书或者提交系统100%都提供了学位论文全文网络公开时间的选择，其中大部分都允许学生自订时间。有18所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授权书或者提交系统还能分别对校内外的公开范围及时间进行选择或自订，占64.29%。
1.2.4 转授权第三方的选择情况
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及提交系统均没有提供转授权第三方的选择或者表述的有16所高校，占57.14%。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及提交系统均有提供转授权第三方的选择或者表述的有9所高校，其中进一步提供有偿授权权利金回馈选择的有6所高校，占21.43%；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台东大学的转授权第三方采取无偿授权形式，但是强调了基于个人非营利性质的网络利用，占10.71%。仅在提交系统上提供转授权第三方的选择或者表述的是交通大学及清华大学2所高校，选择授权后也可进一步对有偿授权权利金回馈形式进行选择，占7.14%。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及提交系统均没有提供转授权第三方的选择或者表述，但是在图书馆其他网页上提供了授权商业数据库商（如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的授权书下载的有中正大学1所高校，占3.57%。
1.2.5 “国图”授权的选择情况
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及提交系统均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或表述的有12所高校，占42.86%。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上没有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或表述，但是提交系统提供了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有10所高校，占35.71%。本校博硕士授权书上有电子全文授权“国图”授权的表述，但是提交系统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有1所高校，占3.57%；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论文提交系统均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或表述，但在图书馆其他说明网页上提供链接是成功大学和中兴大学2所高校，占7.14%；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台北教育大学3所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论文提交系统均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或表述，也没有在图书馆其他说明网页上提供链接，占10.71%。
1.2.6 授权异动申请的情况
有17所高校在其提交系统或者是图书馆表单下载专区提供了学位论文授权异动申请表格的下载，占60.71%；有11所高校则暂时无法在其图书馆网页找到相关的表单下载，占39.29%。
2 台湾地区高校学位论文授权及实现开放存取的经验
2.1 主管部门主张开放存取
我国台湾地区的《学位授予法》第8条规定“博、硕士论文应以文件、录影带、录音带、光碟或其他方式，于‘国立中央图书馆’保存之”。“教育部”在2010年补助“国立中央图书馆”构建了“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这一台湾地区学位论文开放存取平台，先后于2008年和2010年两次发函给各高校，要求“以公开利用为原则，若延后公开则需订定合理期限，其期限至多为5年，且应避免永不公开之情况”[3]，“将学位论文之纸本及电子档案送存‘国家图书馆’，并鼓励所属研究生授权公开” [4]。
纸本学位论文的公开利用原则在台湾地区高校中基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基本都预设同意图书馆可以公开上架阅览，如果有申请专利或投稿等考量的，不同意纸本立即上架陈列的，必须另外填写延后公开发表声明书，而且延后公开期限至多为5年。异议主要是学位论文的电子档的网络公开期限是否也是5年为限。在所调查的高校中，有的高校如南开科技大学对学位论文的电子档暂不开放的最长年限也设定为5年。有的高校如台湾大学对电子档的网络公开日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更多的是像成功大学、逢甲大学、朝阳科技大学、台湾科技大学等高校在提交系统的说明文字中建议授权人如无特殊情况，请尽量勾选较高开放权限的选项或立即开放选项[5-7]。
2.2 仿UMI学位论文开发模式及开放存取度
上文调查的28所台湾高校中的成功大学、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台北教育大学均表示仿照UMI（Universal Microform Internationally Dissertation Publishing学位论文开发模式。这几所高校自身学位论文数据库的构建都是采用了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开发的软件，一般都和华艺数位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博士、硕士论文授权电子合约”取得作者授权，在校外范围要利用这几所高校的学位论文全文，主要是通过注册付费的形式利用旗下的商业数据库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来获取。
这几所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或者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有以下三个特点。
（1）转授权第三方的选择详尽且居于显著位置。这几所高校同时在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直接详尽规定了转授权内容。尤其是电子全文转授权于商业数据库部分，提供了有偿授权、无偿授权、不同意授权等多种选择，其中的有偿授权部分进一步提供了有偿授权产生的权利金是捐赠学校相关部门作为发展基金还是回馈本人的多项选择。
（2）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这几所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都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家图书馆”的表述或选择。成功大学、中兴大学则在图书馆相关网页上有提供“国家图书馆”“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的授权链接，成功大学更是在独立于提交系统之外的另外一个授权书列印系统提供了“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电子档案上网授权书”的下载，让有将博硕士论文电子全文提交给“国图”意愿的作者下载填写提交。所以成功大学也是上述四所高校硕士论文电子全文授权“国家图书馆”、“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篇数最多的高校。台湾大学、台北教育大学都没有提供相应的链接。台湾大学则在其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常见问题文件中列明“研究生的纸本论文既已由图书馆代缴‘国图’，即已符合学位授予法的要求，缴交电子全文至‘国图’非办理毕业离校的必要条件，研究生可以依个人意愿办理[8]。”
（3）总体开放存取度较低。上述四所高校中，自身机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实现部分（作者愿意将电子全文无偿授权校外网络公开）开放存取的只有成功大学1所高校，其余3所高校实行了IP限制。现阶段，校外读者要免费利用台湾大学、中兴大学、台北教育大学的博硕士论文全文，只有通过“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这一平台。但由于这几所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都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表述或选择，从上文表1中的调查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包括成功大学在内，这几所高校在“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中的全文授权的数据量都远低于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收录实行有偿获取模式的数据量，台湾大学、中兴大学更是不足其五分之一。
2.3 仿NDLTD模式及开放存取度
台湾地区的“国家图书馆”是NDLTD（Networked Digital Library of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学位络数字图书馆）的机构会员，其构建的“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也是仿照NDLTD的模式的。实行以“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作为校外读者获取自身机构博硕士学位论文的最主要平台而不是商业数据库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在上述调查的28所高校中有台南大学、南开科技大学、中央大学、屏东教育大学、中正大学、嘉义大学、东华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逢甲大学、朝阳科技大学、南华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东吴大学、铭传大学、大叶大学、世新大学17所高校，占60.71%。
这些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或者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有以下三个特点。
（1）没有转授权第三方的表述或选择。这些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都没有提供转授权第三方的表述或选择，更没有电子全文有偿授权商业数据库的选择和表述。只有中正大学在图书馆其他页面提供了“中正大学与华艺数位合作之博硕士论文授权书”的下载，但是迄今为止，中正大学授权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数据量也还是相当低的。
（2）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在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或者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表述或者选择，提醒同意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研究生要列印单独的“‘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电子档案上网授权书”。其中9所高校既在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提供同意不同意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网络公开时间的选择或自订时间，也同时在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中也列印出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等相关表述。
（3）总体开放程度高。上述17所高校中，除了台南大学、嘉义大学、东华大学、台中教育大学、逢甲大学等5所高校，其余12所高校自身机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本身都尊重授权人的选择，只要愿意对校外读者开放的，都能实现开放存取。台南大学、南开科技大学、屏东教育大学、嘉义大学、台中教育大学、台北市立教育大学、逢甲大学、南华大学、台湾科技大学、东吴大学、世新大学11所高校授权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数据库篇数还是0，中正大学、东华大学、铭传大学、大叶大学4所高校授权数也仅为数篇，仅中央大学、朝阳科技大学2所高校授权篇数较多，但与其授权“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的篇数也存在较大的差距。可见，校外获取这些高校的学位论文全文最主要是通过“台湾博硕士知识加值系统”及自身机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的开放存取形式。
2.4 兼顾型开发模式及其开放存取度
兼顾型开发模式的高校既鼓励研究生将博硕士电子全文授权“国图”进行推广，也鼓励授权商业数据库进行推广，其有两大特点。
（1）兼顾型开发模式的授权特点。长庚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台湾师范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台东大学等6所高校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或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同时提供了转授权第三方的表述或选择，也提供了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表述或选择。长庚大学、彰化师范大学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上转授权第三方的表述或选择类似于仿UMI模式的成功大学、中兴大学、台湾大学，在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提供了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同意的研究生要单独列印单独的“‘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电子档案上网授权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的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上没有转授权第三方的表述或选择，但是在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提供了是否同意“有偿授权华艺数位”，同意的研究生则需另外列印并亲笔签署“华艺数位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博硕士论文全文电子学位论文授权书”一份，这两所高校还同时在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提供了是否同意“全文电子档送交‘国家图书馆’”的表述或选择。台湾师范大学、台东大学两所高校也同时在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提供了是否同意“全文电子档送交‘国家图书馆’”的表述或选择，与交通大学、清华大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两所高校本校博硕士论文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上都直接列明了非专属、无偿转授权第三方，且强调了基于个人非营利性质的网络利用。
（2）总体开放存取度也较高。上述6所高校中，除了长庚大学、台湾师范师范大学，其他4所高校自身机构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尊重授权人的选择，只要愿意对校外读者开放的，都能实现开放存取。在这几个高校同时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及转授权第三方选择的情况下，目前台湾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篇数和授权给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篇数基本相当，都为9000多篇。长庚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台东大学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篇数则比授权给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篇数多了不少，其中长庚大学、彰化师范大学、台东大学授权给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篇数还分别是0、1、2。
2.5 以自身机构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开放存取为主要推广平台的模式
在所调查的28所台湾地区高校中，政治大学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政治大学的本校博硕士授权书和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中都直接列明了非专属、无偿转授权第三方，但是都没有提供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选择。关于电子全文开放时间的拟订，政治大学自身机构学位论文数据库采取的是校内外一致的做法，没有像很多高校一样分别对校内、校外进行限定，只要同意在网络公开的，校内外都可以同一时间通过网络免费获取全文。截止2013年2月14日，政治大学学位论文电子全文授权“国图”的篇数为2338，授权给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的篇数为6577，远远少于自身机构学位论文数据库的对校外全文开放授权的篇数。
2.6 充分尊重授权人的选择权利
由于各高校开发自身机构的博硕士论文的模式不同，所以各高校博硕士电子文档授权书或提交系统的授权选择的范围各有侧重与不同，但都充分尊重著作权人的选择权利。授权人能保留自己的学位论文电子全文不授权“国图”或者其他商业数据库的权利，可以选择甚至自订公开的时间及范围。非专属授权形式更是给予授权人更多的选择空间。仿UMI学位论文开发模式的高校的授权选择虽然没有提供“国图”的选择，但毕业生如果想把自己的学位论文电子全文提交到“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供全球用户免费阅读可以自行到“国图”提交系统提交并签订“‘国家图书馆’博硕士论文电子档案上网授权书”。同样的，仿NDLTD模式的高校的毕业生也可以自行和华艺数位签订授权书，把自己的学位论文提交到CETD中文硕博士论文资料库进行商业推广。相当多的高校在一定期限内还允许毕业生通过填写授权异动申请改变对其原有授权进行改变。
2.7 授权书规范且能独立具有法律效力
所调查的台湾地区高校的博硕士论文授权书都相当规范，除了上文提到的对授权对象、授权形式、授权内容、地域范围、时间等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外，每一份授权书都列明授权人包括系所等在内的详细信息及论文题名、导师姓名，最后还有授权人及导师的签名，不需要和各自的博硕士论文装订在一起也能具有法律效力。这一点也值得我们大陆高校学习。
3 结语
我国台湾地区各高校学位论文开发模式的不同决定了各高校授权选择的侧重点不一样，也决定了其开放存取度。但无论何种模式，都充分尊重著作权人选择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侵权诉讼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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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思潮冲击中国文学的境况下，当代文艺学与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正面临一系列新的课题。面对文艺创作和文艺发展的现实，如何突破既定的思维禁锢，与时俱进，开拓研究新思路，提出具有建设性和有创新意义的理论观点，是一项紧迫而又不可回避的任务。这几年来，文学理论研讨会的议题相当多样，它们既涉及当今文学理论所处的语境问题，同时又关乎文学理论自身的建设。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这一议题，可以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切入了文学理论建设的基本方面。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1、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议题并非旧话重提或空穴来风，而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一种人文理想精神对现实发出的提问，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浓重的人文理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文学评论》主编钱中文认为，谈论"人的全面发展"不能仅仅从纯文学、纯理论的角度进行探讨，而必须联系现实的人，人的处境及其现状。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社会转轨进入了市场经济。一方面，物质逐渐丰富起来，极大地开发了过去被压抑的个人的潜力。另一方面，科技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又危及人的生存，而且由于信仰的空白与缺失，形成了人们对物的追求。物的拼命追求与物的挤压，使人的精神转向颓废，不少人变为空虚的人、扁型的人、平庸的人。加上这样不健全的社会体制，更是培育出了大批大批以追求物欲、权欲、为目的的钱性权式的人物。
在如此残缺的现实面前，要重新强调人的身体和精神和谐的全面发展，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那么，提出"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命题有何价值意味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克剑认为，人的存在是对象化活动中的对象性存在，或受动而能动的存在。人的生命存在的"受动－能动"性，使人不再像动物或其他物种那样只是接受或适应一种给定的生存境域，而是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遇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人为自己创设生存境域因而以自己创设的生存境域为存在对象是由于人自己，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义上，人的存在当然可以是"自由"而非"他由"的。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应是人的"富强"、"正义"、"和"、"真"、"善"、"美"、"圣"等价值之维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展示，因而也正意味着人对作为自己的存在对象的文化诸多领域的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
要达至这种"健全而非偏至的创设"，是人的未来的追求。钱中文认为，"全面发展的人"本身是以走向完全的自由、人的全面解放为条件的，是一种理想境界中的理想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志伟认为，人是一种有限的存在物，渴望全面发展。但人的全面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只能是一个追求的目标。人始终存在于"去存在"之中。如果认为人的全面发展是本质的、先在的，并按照这个观点去规定人的话，就是一种倒退。现在应该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解成开放性的，始终处在实现的过程中的，非现成性的。
正因为人的"全面发展"如此艰难，才需要精神的践履，需要人文知识分子高扬人文精神的旗帜。北京大学教授王岳川认为，全球化语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新的难题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何在经济全球化中为中国文化和人的精神发展定位，成为知识分子的迫切工作。知识分子是问题的提出者，他需要对时代不断提出问题、反省问题，把怀疑和追问放到优先的地位。如何使知识分子的分化和片断化的状态转入知识分子的对话化，非中心的的圆桌化，文化语境的清洁化和知识分子的前瞻化，实在是全球化语境中仍能保持人的全面发展的关键。
2、把"人"与"发展"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命题来讨论时，我们就有必要对这一命题来作一番谱系学的考察，看看是谁在谈论以及怎样谈论"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牛宏宝认为，在历史上有三种谈论"人"的话语方式。一种是"园艺师"的方式。"园艺师"对"人"进行修剪。其二是"立法者"的方式。"发展"的概念就是在这里"人"发生了本质性关系。其三是"编码者"的方式。"编码者"把"人"看作是一套符码，并给"人"编码。马克思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是在"立法者"的话语中被言说的。但是，国内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对此命题的言说中，却只是取此命题的召唤力，谈论的话语却遵循的是"园艺师"的话语逻辑。这样，学术界就可以获得最高权能的授权，但也就失去了这个命题作为"立法者"话语的独立性和自明性以及它的全部内涵。一个由"园艺师"谈论的"立法者"的话语，在今天却遭遇了"编码者"的话语逻辑的结构，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不幸和尴尬。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吴琼认为，要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必须先确定自己的知识平台。现代性话语提出要通过激活人的感性力量以对抗启蒙理性的单向度统治，这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种话语产生的知识机制，而现代性则是此后人们讨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一个基本平台。但是，随着后现代时代的到来，随着后结构运动对人、主体、精神、历史等传统概念作的根本性解构，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有了一个新的平台--后现代性。我们今天已不可能只站在一个知识平台上来讨论问题。我们同时处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混杂语境中，这构成了我们今天谈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真实平台。因为只有在这个平台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才能与当下的中国经验发生联系，我们的文艺学建设才能找到其现实的生长点。
当我们从后现代的知识平台上来讨论"人"的"发展"问题时会发现，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传统启蒙主义的人道主义话语进行质疑的理论。但在中国的后现代论述中（特别是那些批判后现代的论述），似乎后现代话语是反人性、反人道，似乎反对一切人文关怀。针对这一问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晓明提出了"后现代的人性"的命题。他指出，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基础理论的后结构主义理论对"人"这一主题的解构清理，并不意味着不关怀人。只不过去除那些虚假的、人为的面具，恰恰是更真实地关怀人的本来存在境遇。例如，福科的《疯狂与文明》、《诊所的诞生》、《性史》等一系著作，难道不是对人的命运极其深切的关注吗？德里达也并未放弃对人的真实命运的关切。特别是他最近几年的论说，明显加大了人文含量。至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本身，显然是把对人的关怀放到首位。后现代建筑、后现代文学艺术，明显是把人的主题放到一个解除了历史重压的更加真实的语境加以思考和表现。
同样是在"后现代"的话语平台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慧林则从"后现代神学"对当代社会的参与和批判出发，对"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文学与神学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这一基本特征，与基督教群体在"全球化"的世俗语境中所必须持守的自我诠释有关。然而，正是通过这种相对艰难的自我诠释，显示出一种较为积极的神学态度，即：基督教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有所持守，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曹卫东分析了席勒对现代性的理解，认为在席勒那里，现代与前现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甚至矛盾的关系。现代的发生就是对前现代的反动；现代的发展就是对前现代的批判和纠正以及对现代自身的批判和纠正。席勒的"现代断裂论"首先表现在他对于神圣与世俗的理解上面。席勒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用以对抗全能的上帝（超验之神）和独裁的君主（世俗之神）。如果说，从现代性批判角度来看，席勒反对神圣是"破"的话，那么，他弘扬世俗，也就是弘扬人性，则是"立"。席勒"立"的关键在于提出了"完整的人"的概念，来作为他的现代性理解的主导范畴。
文艺学的"越界"、扩容与文化转向
1、当代中国的人文学术乃至文艺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而且是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变化。不同于80年代文学发生的由中心到边缘的"三级抛离"，以及走向审美、走向文本、走向内在规律的总体趋势，新世纪的文艺学正在原有的自足自律的封闭体系，在一次有深度地走向历史、走向社会、走向文化。这次"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研讨会所展示的，恰恰是这种转折性的变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钱竞认为，这是一次富有新意的"旧话重提"，也展示了与时俱进的学术格局。而且，这次转折所伴随的必定又是一次学风的变化。与80年代的急促、幼稚和浮躁相比，今天的学人更讲求理论--范畴--逻辑所沉淀的历史内涵，而不是狂放而空泛的宣言。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者对发言的回应，都证实了学者们尤其是青年学者注重"言有物"以及"言有序"的学术倾向。
全球化背景随着进一步的开放日益进入我们的生活中心。电子媒质的兴起向纸媒质的一统天下发出强劲的挑战。媒介文化深刻地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元浦指出，当代大众文化发展的现实向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文艺学研究必须打破传统精英主义和正统的学院文艺学对大众文化的理论偏见，对此作出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文艺学必须扩大它的研究范围，重新考虑并确定它的研究对象，如全球化时代的大众流行文化、性别文化、少数族裔文化与身体文化等。至少，电视文学、电影文学、图像文化、网络文学与网络文化应及早进入文艺学研究和文学理论教学工作的程序。金元浦认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边界固定不变的文学。而独立的文学学科则是在18世纪以后才逐渐建立起来的。文学的边界实际上一直都在变动中。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以及更小的类型，都是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传播时代"加入"文学的阵营的。因此，重新审视文艺学的学科构成，并依据历史、文化、艺术的发展而有所扩容，有所变更，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文艺学的学科反思正在引起业内人士的关注。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认为引发这种反思的根本原因在于文艺学研究与公共领域、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正在松懈乃至丧失，不能积极有效地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与审美艺术活动。因此，他的发言集中讨论了大众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相应的审美活动的日常生活化。他指出，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了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占据大众日常生活中心的，已经不再是小说、诗歌、戏剧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等。陶东风认为9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研究就是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它已经极大地超出了体制化、学院化的文艺学研究藩篱，大大地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与方法。其研究的主旨则已经不是简单地揭示对象的审美特征或艺术特征，而是文化生产、文化消费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复杂互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法也提出要重新认识和构建文学理论：（1）文学曾经是文化教化的中心，也是审美文化的中心，这是建立在两个因素之上的：一是语言与理性的关系，黑格尔就是以此赋予了文学在艺术体系中的最高地位；二是印刷文化中文字的主要地位。小说与印刷时代和现代化有一种共生的关系。（2）在电子文化出现，特别是电视普及、计算机普及使文学在文化中的读者份额和支配中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文学理论首先要重新认识自己在文化体系和艺术体系中的定位。（3）文学与人的关系首先是文学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一个人有多少时间来读文学，其次是文学在人的发展（美育）中起了多大作用，审美感受是来自哪一种艺术门类。（4）文学理论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变化了的环境，才能重新认识自身。
上海市社科院研究员许明认为，文艺学是一门中介性的学科，其特征是实践性、科学性和开放性。目前，文艺学的发展面临着八个方面的关系：（1）意识形态与文艺学的关系；（2）社会制度与文艺学的关系；（3）经济全球化与文艺学的关系；（4）市场经济与文艺学的关系；（5）高科技、互联网与文艺学的关系；（6）艺术实践与文艺学的关系；（7）自然生态与文艺学的关系；（8）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的关系。文艺学的发展必须要对这些重大问题作出回应。文艺学正在走出书斋，它应当充分关注现实，充分关注当代社会生活的进程问题。社会有理由把沉湎于书斋的学者抛弃。文艺学是一个开放性、实践性的体系，这是我们的生命力之所在，是我们真正获得与国际同行对话的立足点之所在。
许明的发言引起了较为热烈的反响。有些学者对"走出书斋"的提法表示了不同意见；还有一些学者对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关于跨学科研究，钱竞认为，在文艺学与友邻学科之间、与远邻学科（如生态伦理学等）之间、与突发事件之间，不能过于功利地生硬整合，而必须思考和寻找那些过渡、中介环节，注重"间性"的互动对应关系，让多学科知识成为真正的思想资源、又生成能力的思想资源。
与上述诸位学者的观点不同，上海师大文学所教授余虹提出，文学的自主性是一种尚需努力的文学现代性工程。文学自主性问题仍然是当代文学思想的核心问题，或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之一。必须联系"生存自主性"来思考"文学自主性"和"文学现代性"问题。文学自主性问题是生存自主性问题在文学活动领域的展开。如果我们还认同"生存自主性"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文学理论对"文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就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保卫文学自主性"。黄克剑认为，人生有审美这一独立的维度，对于这一维度的自觉是审美自觉。从审美价值是人生价值祈向中的独立的一维这一点，可以大致确认审美在人生总体格局中的地位，而审美之维所提供的审美视界却又可以摄受整个人生。进入审美视界的种种人生题材被措置在一定的审美形式中，于是便有了所谓文学艺术。
2、文化研究仍然是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当今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正在日益影响着我们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在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持中国的民族和文化身份?我们有可能为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而有所作为吗?针对这些问题，清华大学教授王宁指出,在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之下,人的身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往往从一种身份发展为多重身份,人的主观能动性正越来越受制于高科技和互联网的作用。因此重提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对于弘扬后人文主义时代的人的主观能性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王宁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强有力的影响,我们首先要顺应这一潮流,在不损害中国文化本质的前提下,扩大中国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通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交流和对话,使得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研究全方面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另一方面则对西方学术界的固有思维定势产生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夏建中从概念、历史和理论三个方面对当代欧美学术界的流行文化研究进行了介绍。他指出，西方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普遍采用的已不是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学的研究取向，而是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取向，其研究对象是现代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一样，一直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及其批评，历史，心理分析，文化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等学科。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高建平的发言指出文学艺术的评价要从文化性和国际性两个方面考虑。在国际性的术语下，他对"世界文学"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不管歌德还是马克思恩格斯，都只说了单数的"世界文学"。今天，后殖民时期的"世界文学"是一个复数的概念。这一新的"世界文学"概念，指的是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人立足于自己文化立场的对人类各民族优秀文学的各自解读、接受，也意在表示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对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光炜对60年代电影进行了文化考察，指出作为""中硕果仅存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之一，电影不独构成了一代青年的娱乐史，而且重组了他们的精神史。程光炜指出，在1949－1976年的当代文学史上，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实际还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然而，电影院实际就是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文化博物馆，它不仅珍藏着对文学史而言弥足珍贵的各种文献，也把当时许多文学的构成方式、话语方式和审美经验尽可能地收纳了进去。因此对电影院文化时尚的研究在今天也不应该形成任何障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孟繁华对1942年以来大众文学的演变进行了描述，认为40年代以后的战争题材的大众文学培养了读者崇尚暴力的审美趣味；80年代以后置换成了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同样充满暴力倾向。电子传媒的产生重塑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学遭到了来自主流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两方面的攻击，被视为"带菌的文学"，需要不断被"除菌"。诚然，大众文学是带菌的，但大众已经有了免疫力。苏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子平对民国转型时期的大众通俗文化进行了考察，指出在近代通俗文化研究中还没有找到与大众通俗文化相适应的研究思路。大众文化非要被拔高到与精英文化可以对话的地步才能被研究，而无法与精英文化对话的部分则没人关注。
个案研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在以前的文艺理论与文化批评中却很少进行。这一方面是由于先前的批评范式只关注宏观整体的研究，习惯于从普遍性、一般性的角度来把握文化对象；另一方面，也由于我们还不大会用个案研究的方法。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金元浦主持的一组文化研究的个案分析引起了与会者的普遍关注与高度评价。这组个案分析包括对《大话西游》现象、"脱口秀"、《黑客帝国》、韩东等《断裂》问卷、苍蝇乐队、"校园民谣"以及老照片系列现象的文化解读。其中对《大话西游》现象的分析采取了课堂讨论的形式，带有一定的实证性质，在方法上更接近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而不同于传统的哲学和文化史研究。
人论建设与文论建设
1、人的全面发展与文艺学建设的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文艺学的建设"这个议题，实质上是人的建设与文的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贵山认为，有什么样的人学理论，便有什么样与之相适应的文学理论。文艺学的建设，不仅应当有利于作为文艺服务对象的人--广大的读者群众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而且更要强调作为创作主体、批评主体和研究主体的人--作家、批评家和理论家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文艺队伍的建设是文艺学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作为学者的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主要是应当努力拓展、深化和优化自身文论的知识结构和学理结构。他认为，文艺理论领域内存在着几大有影响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只有比较完整、深入地掌握了这几大文论学理结构和文论学理系统，才有可能进入文学理论研究的相对全面和自由的状态，推进文艺学的全面建设和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才认为，当代中国文论的变革发展，凸显了"文学是人学"的视角。"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从最深层的意义来理解，可以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命题。就是说，文学本体必须和人的生命本体相关联，把文学放到人的生存发展的根基上，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从本体论出发看文学，它就不仅仅具有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价值，而且具有解放自我、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生命本性的意义。因此，当代文学观念的变革、重建，就不能停留在文学主体性和文学价值论的探索，还应当推进到文学本体论的构建上。
在当代中国，如何建立一个后现代的人性化的文艺学是一个当论建设迫切的课题。新的文艺学如何关怀人本身？陈晓明认为首先,应该把人从历史的重压之下解放出来，人不再只是历史寓言化的象征之物；其次，回到人本身的文艺学??通过回到文艺本身，也就是人性化的文学艺术本身，文艺学转向批评化，也就更接近人性化的言说。南开大学教授刘俐俐则从文化身份意识的介入，提出切断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逻辑轨迹，建立自己的文学理论，这样的理论能够概括中国现代性追求中文学发展的现实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的设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恒达在题为《主体性人论与当代西方文学》的发言中对多元主体性、开放主体性和交互主体性与当代西方文学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深入分析了这三种主体性理论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及文艺实践的影响，对我国当代人论和文论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山东师大教授李衍柱指出，人论是中西文艺学共同的理论基石。因此，对人本身的研究和认识，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研究和认识，就成了我们打开文学艺术殿堂的大门、探索文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科学的入口处。四川大学教授冯宪光认为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中，可以把建设的重点放在人类学模式上，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审美人类学的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思路。他认为，与政治模式、意识形态模式和经济学模式相比，人类学模式的文艺学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在学理上超越一般功利目的、特别是超越有悖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功利目的，具有强烈的文化价值特征。此外，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忠厚以"人的发展论和当代文艺思潮"为题作了发言，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潘天强向大会提交了论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逻辑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卢铁澎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人的发展与文学思潮的历史形式》。这些论文或从马恩原典出发，或以文学思潮史为对象，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
2、中国传统文化是当代人论和文论建设的重要资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成复旺把中国传统文化看作是一种生命论的文化。这种生命论文化把天（宇宙）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生命大家庭；把人理解为与自然相统一的生命主体；把文理解为物我一体的生命意象。这种生命论的文化无疑属于前现代文化，但是对于矫正现代文性的弊病、在新的形势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却具有重大的意义。怀特海指出，"除非我们把物质自然和生命融为一体，否则二者都是不可理解的。"作为典范性的后现代科学的生态学就把宇宙理解为一个统一的生态系或曰生命圈。而后现代的基督教也考虑用宇宙大生命这个"神圣实在"代替作为人格神的上帝。总之，就是走向生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似乎从过去投来一束照向未来的光芒。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金惠敏在题为"孔子的仁学：一个后现代性的阅读"的发言中指出，如果我们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来理解，那么它所处理的问题及其思维方式则是亘古就有的。他不想把孔子说成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但认为孔子也曾处理过那些被后现代主义所放大了的主题，如主体性、他异性，也就是说，孔子曾经"后现代性"地思维过。与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对孔子的"仁"的解释完全不同，他尝试从一个后现代的视角重新阅读之。他承认在中国哲学史上"仁"有一个被本体化的历史，但在作为中国思想原典的《论语》那里，"仁"是一个实践性的、过程性的和无限开放的哲学范畴。它体现为一个不懈的德性追求，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 "仁"的运动性或过程性意味着"仁"不是一个本体性的目标，它是一个无终点的过程，无确定目的地的力。"仁"是儒学中主体建构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中华人格建构的重要资源。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是与能源转换和利用紧密相关的一级学科，下设工程热物理、热能工程、动力机械及工程、流体机械及工程、制冷与低温工程、化工过程机械6个二级学科。是国民生产生活和科学、文化活动的动力之源，也是社会日常生活的必要保证。能源动力科学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要素。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的理论与技术应用于交通、工业、农业、国防等领域，与此相适应，如何培养21世纪社会需要的能源动力类及相关专业人才，是每个大学相关专业以及每位从事该专业教育的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代表本专业高水平人才培养的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更是重中之重。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鼓励创新，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措施。因此，衡量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指标之一就是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下面以1999年至2013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为基本素材，[1]分析讨论本学科的研究生培养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授予单位比重分析
从1999年到2013年，共有28篇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博士论文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他们来自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江苏大学和海军工程大学等8所高校，各高校所占百分比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到，占比由高到低依次是：西安交通大学29%，浙江大学25%，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东南大学各占11%，上海交通大学7%，江苏大学和海军工程大学各占3%。除江苏大学和海军工程大学之外的其余6所高校都被列为国家“985”和“211工程”高校，占75%。据此可以看出“985”和“211工程”高校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都是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东南大学的热能工程和江苏大学的流体机械及工程是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依托“985”工程建设及国家重点学科优势，上述学校及学科几乎囊括了所有入选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由此可见，“985”工程建设及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对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促进高层次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方面的重大意义和作用。
此外，北京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上海、江苏和浙江是经济发达地区，汇聚了大量的相关人才。优秀生源充足，这一优势也是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起到促进作用。
二、学科比重分析
表1 工学及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占比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在学科门类分布上主要集中在工学、理学、医学三个门类，其中工学包含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在内的21个学科类，共79个专业。历年工学入选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平均每年入选论文占入选总数的37.9%，同时，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奖总数在所有大学科中排名第一。
图2是本一级学科优秀博士论文在所有学科优秀博士论文中所占比重的柱状图。从图2中可以看到，1999～2001年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占比出现较大下降，2001～2003年占比又逐年上升，2004年到2006年占比回落到1%左右，2007年到2009年期间波动比较大，2009～2012年则稳定在2%附近，2013年占比达到3%。
参考本学科优秀博士论文在工学学科中所占比重及工学在全部学科中占比的柱状图（图3）。可以看出，工学占比虽然略有波动，但大体而言比较平稳，维持在38%左右，本学科在工学中的占比在3.8%左右波动。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西安交通大学和浙江大学对本学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占比影响较大，本学科在工学中占比较高的1999年、2003年、2007年及2013年上述两高校均有入选论文，而本学科在工学中占比较低的2001年、2002年和2008年则上述两高校均没有入选论文。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而言，两校是本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和水平的领头羊，在学科内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三、论文影响因子分析
影响因子是测度期刊有用性和显示度的指标之一，同时也是测度期刊的学术水平，乃至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所以对于论文影响因子的分析就显得非常必要。
图4是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在攻博期间发表的论文（注：这里只统计优博获得者作为第一作者的论文）的影响因子的分布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本学科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数量偏少，在统计分析的105篇论文中，影响因子超过3.5的有8篇，占总数的7.62%；影响因子在3.0～3.5之间的论文有7篇，占总篇数的6.67%；影响因子在2.5～3.0之间的论文5篇，占总篇数的4.76%；影响因子在2.0～2.5之间的论文有30篇，占总篇数的28.57%；影响因子在1.5～2.0之间的论文有7篇，占总篇数的6.67%；影响因子在1.0～1.5之间的论文3篇，占总篇数的2.86%；而影响因子低于1.0的论文数量为45，占总篇数的42.86%，占比还是比较大的。
本学科的高影响因子论文偏少与本学科领域的研究特点有关，由于本学科是传统的工科学科，研究的新兴热点相对理学学科不会太多。因此与大多数工学学科一样，整体学术刊物的影响因子不会太高。因此，大多数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研究发表在影响因子低于1.0的学术刊物上。同时，由于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强调创新性，这可以通过在高水平高影响引因子的学术刊物上有若干代表性的工作发表来体现，这样的代表性论文不会太多。因此，本学科优秀博士论文在影响因子3以上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并不多。
四、二级学科及作者性别分析
1999年至2013年，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的28位作者中，有14人在博士期间攻读工程热物理，占到优博论文作者的一半；攻读热能工程的有6人，占比为21%；4人攻读制冷及低温工程，占比是14%；2人攻读流体机械及工程，占比7%；能源环境工程和动力机械及工程的各一人，分别占比4%。各专业所占比例如图5所示。
同时在这28人中，男性人数25，占总人数的89%。女性人数3人，仅占总人数的11%，男女比例差距较大。
由此可以发现，若假设所有优秀博士论文作者具有相当的智力水平和勤奋程度，其导师的指导水平也相当，则可说明工程热物理二级学科最有可能产生创新性的研究。或者说，该二级学科由于涉及学科的基础理论问题较多，研究偏基础，产生创新性突破的可能性相对其他二级学科较大。此外，男性优秀博士作者数远较女性作者大，则说明了本学科男性在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中的普遍表现高于女性。
五、指导教师分析
本学科28篇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是在22位博士生导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这22位指导教师中，有17人指导出1 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人指导出2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人指导出3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表2是历年指导教师的平均年龄。这22位导师指导的博士学位论文第一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时的平均年龄是57.5岁。50～59岁和60～69岁这两个年龄段的人数最多，分别是5人和10人，其次是40～49岁的有3人，70～79岁的有2人，40岁以下的有1人。
由此可见，从全国优秀博士指导教师所指导优秀博士数可以看出其在本学科领域内的学术水平和指导研究生的能力；同时，大多数年份的指导教师平均年龄在60～66岁，可以看出一般这个年龄段的研究学者其学术水平和造诣容易达到最高点。
2009年6月由江苏省书协主办，在江苏美术馆成功举办“诗酒风流・邱世鸿书法篆刻艺术展”，获得好评，“文化江苏”栏目进行了专题报道。2013年3月由现代快报、艺+美术馆举办“诗韵酒魂・壮此生邱世鸿书法精品展”。《美术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神州书画报》、《中国书画》、《中国书法》、《中国美术研究》、《珍藏》、《艺术百家》、《艺术名家》、《华夏大家》等刊物多次刊登“名家访谈”专题。
出版专著有《邱世鸿书法篆刻集》、《抚云斋书法文集》、《魏晋书法的艺术精神》、《创作与理念》、《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大学行书教程》、《诗酒风流》、《抚云斋诗稿》、《邱世鸿草书千字文》、《抚云斋艺术论评集》（正版）。
论文多次参加全国书学研讨会二十余次，多次应邀请在全国高校进行学术讲座。在各类刊物、文章100余篇。2004年论文《论新文书法与文化精神》获得“中国文联理论奖”三等奖，2008年艺术论文获得江苏教育厅颁发的“艺术教育论文评选一等奖”。2009年专著《理学影响下的宋代书论研究》获得“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二等奖”。2011年论文获得大学生艺术节艺术论文“特等奖”。
参展，荣获奖项：
“全国高校师生作品展”（优秀奖1989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三届新人新作展”（1995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六届书法篆刻展”（1995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二届正书展”（1996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首届篆刻艺术展”（2001山东。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首届南方长城杯书法大赛”（二等奖2002湖南。湖南书协主办）
“当代青年书画大赛”（一等奖2002北京。、中国书协主办）
“2005国际书法篆刻年展”（一等奖2005河南。书法导报社主办）
“全国第二届兰亭书法展”（艺术奖2007安徽。中国书协主办）
“荷之韵一全国书画名家邀请展”（2008山东。济南市政府主办）
“国大阅兵题联”（二等奖2009北京。中国楹联学会主办）
“全国首届篆书展”（2010贵州。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第三届扇面展”（2010湖北。中国书协主办）
“全国楹联书法绘画邀请展”（二等奖2010北京。中国楹联学会主办）
“当代楷书创新展”（入展2011年。中国书协、河北省文联）
“首届中韩优秀书画家”（韩国国会邀请展。2011韩国首尔）
“百名博士写百米长卷”（2011年天津某文化公司主办）
“国际简牍帛书邀请展”（2011年湖南。湖南文联主办）
“西南大学书法论坛暨全国名家邀请展”（2011年重庆文联、西南大学主办）
“中意韩三国名家书法邀请展”（2012年中、韩、意三国。《中国书画》杂志社）
“启功《论书绝句百首》书法名家邀请展”（2012年北京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
“当代最具学术价值与市场潜力的艺术家作品展”（2012年北京国家画院）
“全国梅花书画名家邀请展”（2013年南京梅花艺术馆并任艺委会委员）
“全国兰花书画名家邀请展”（2013年贵阳阳明祠并任艺委会委员）
【摘 要 题】理论视野
【关 键 词】文化理论/建构/当下性/原创性
【正 文】
一
对于中国的当下文化语境，常常见到以“全球化”或者“多元化”加以概括者，如果浅尝辄止，那么这其实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说法，因为同样是“多元”，有有序的多元化，也有无序的多元化，有可以整合的多元化，也有一盘散沙般缺乏凝聚力的多元化。而同样是全球化，有主动的全球化，也有被迫的全球化，更有欲迎还拒的全球化，而且全球化本身便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本土文化，就可以在那里看到什么样的全球文化”。[1] 事实是，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中西文化碰撞之后，当下文化语境非但未能达到一种堪称为多元有序的状态，反而日见纷繁杂乱、断裂无序，更重要的是，文化理论界不但未能在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中摸索出一条阐释文化现象的有效的范式，反而越来越显苍白和失语，更遑论真正中国化和现代化的体系建构。
也许我们首先想到这样的疑问：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实践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当下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出了问题？是当下的文化现象的确令人眼花缭乱以致难以言说，还是研究界本身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研究者对此多将问题归咎于前一个方面，而忽视了理论建构和思想方法的问题。进言之，这又造成两种令人郁闷的局面，一种情况是从现象到现象，无意或无力做理论层面的思考，仅作感性的价值判断，缺乏高度理性的把握。另一种情况则表现为：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世界，层出不穷的新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形态，知识界并不缺乏足够多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模式，研究者也在纷纷尝试各种理论原则，但是这些或中或西的理论资源并不能有效地对文化现象及历史实践进行阐释加以指导，尽管知识界产生了浓重的“阐释的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但却不能够将这种焦虑转化为原创性的理论建构的冲动。第一种情况在文化批评、文学评论领域较为常见，由于它缺乏理论思维的深度和思想建构的前瞻性，因此批评活动本身便成为纷乱的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很难为当下的理论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第二种情况存在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其最大的症结在于缺乏理论的原创性与问题意识的当下性，这就意味着无论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如何复杂，它们对文化研究的挑战尚不在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而在于怎样去解释它们。这是文化建设走出低谷所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二
我们当下的文化建设绝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话，而应当是社会现实、当下体验、当下意识与一切既有文化的对话。对于有些研究者而言，一谈到文化建设总是自然地将其与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全球化／本土化之争加以等同，这已成为一种非常顽固的思想惯性。其实，对于身处当下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来说，尤其对于人们的生命体验来说，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是一种“他者”，甚至对于“70后”、“80后”出生的一代人而言，中国传统文化较之西方文化似乎显得更为遥远和陌生。现实生活中情感的与理性的矛盾、直接的社会经验和感受，并非来自于中与西或者传统与现代的选择，而是更为内在的和切实的生命感受，是其生活本身和生命本身的矛盾。
黄宗智曾提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的构想，他认为，“由于现代西方的势力和理论一直主宰着全世界，中国（以及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使用西方理论来认识自己，结果把实际硬塞进不合适的理论框架。”[2] 他试图提出一个不同的认识方法，即从实际出发，使用“悖论社会”概念来突出它们违背西方理论信念的实际。这里的“悖论”所指尚不在于个别违背理论预期的现象，主要是指一双双矛盾、有此无彼的现象的同时存在。他认为如果从实际而不是从西方形式主义理论信念出发，便会看到中国社会存在许多悖论现象。而由此出发，便会对西方主流理论提出质疑，不仅是描述性的质疑，还是对其所包含的因果逻辑的质疑，同时更会突出怎样解释中国的现实的问题，突出建构另一种理论的必要。在作者看来，这种悖论社会的核心表现就是“二元对立的语境”，它可见于今天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比如在法学界全盘西化论者与本土资源论者针锋相对；在经济学界，自由主义派和其反对者同样对立；在历史学界，西化论和反西化论同样对立，而实际上，中国近现代最基本的“国情”之一就是西化和本土化的长期并存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会脱离实际。二元对立的语境所造成的误区之一就是无视“现代传统”，因为“对立的是西方的现代和中国的前现代，非此即彼”。而“面对中西悖论在实践中所形成”的现代传统，恰恰是当下中国理论建构所必须首先要重视的。 [3] 黄宗智这一观点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他主要是侧重于从物质文化层面，即我们常说的社会科学的层面进行探讨的，并未充分涉及精神文化或者人文科学的层面。
从广义上而言，文化不仅关涉社会实践领域，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近年较通行的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文化”的含义大都侧重于指“一般人日常的信念、价值观和生活态度”[4]。有学者认为“文化的根基不是人类自觉的精神活动，也不是政治、经济等有组织的社会活动，而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假思索地置于背景世界中的日常生活。”[5] 这就更强调了文化的价值／心理学的层面。《亨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一书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后，引发了学生剧烈的抗议反美运动，但一些年轻的活跃分子在街上贴完反麦当劳的标语后，立刻到肯德基炸鸡餐厅去吃东西。同样的，中国中央电视台在1999年6月，取消预定的全美职业篮球联盟（NBA）比赛的转播后，很多观众打电话去抱怨，坚持运动跟政治无关。此文的写作者乃洛杉矶加州大学的人类学家阎云祥，他还记载了1999年夏季，他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时采访到一位带领大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前示威的学生领袖，这位大学生在NBA比赛的转播取消后，也打过电话去抱怨。阎云祥问他“为什么行为这么矛盾”时，“他似乎相当惊讶”，回答说，“不对，没有矛盾，我确实痛恨美国霸权，但是我喜欢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这是两码子事，全美职业篮球联盟的比赛属于全世界，每个人都有权欣赏。”这位大学生诚挚和纯真的回答使这位美国学者突然了解到，“至少对于像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实际上可能有一种真正的全球化文化，可以被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欣赏，同时他们在政治上，又可以保持民族主义。”[6] 阎云祥的研究重心在于透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国家权力和文化的变迁规律和动向，因此，他指出通过这个例子可证明，“新兴全球文化跨越了国界”，或者像一位名作家所说的一样，如果文化可以协助改善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准，这种文化应该由所有人类社会共享，应该叫做“人类共有的文化”，而不必问这种文化属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属于西方还是东方。“文化全球化不见得代表民族主义会消失，在某些情况下，两者很可能共存。”[7] 显然，如果一个学者从“某某主义”的立场或者价值预设出发是不会充分重视这类现象的。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有价值的启示在于，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民族主义之争对于阐释当下文化现象建构文化理论来说完全是剑走偏锋，是没有多大针对性和实际价值的。二者的断裂或者共存才是不争的事实。一旦纠缠于教条难免掩盖当下社会的真问题。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成果也表明，就高度的现代化而言，诸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等概念“这些范畴之间的差别变得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些意识形态与思维界限分明的概念“所形成的这些差别或者陈词滥调（不管我们偏爱这一种还是另一种）并不涉及高度现代化的社会结构的战略要素或者非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8] 因此，研究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一系列问题时，思想是不能被这些概念所限制的。这也正如国内学者所指出的，“由于急于与国际学术接轨，往往在批评中追赶潮流，忽略了自己文化建设中的真问题，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了舍本逐末的结果。”[9]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当下研究界尽管也注意到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下“真问题”的隔膜，并提出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实践所形成的“现代传统”纳入研究的核心视域，但另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即现代传统依然与当下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当下世界的文化问题并不总是现代传统的自然延伸。尤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诸多主客观的环境的交互作用下，文化的许多层面发生了断裂性的改变，产生了许许多多脱离任何传统的异质因素。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来自于存在本身的新体验新状态新矛盾，找到这些新的文化因素复杂的或者似是而非的历史与传统来源并不难，问题在于这样并不能解释更不能解决问题。这是当下意识提出的新问题，而新问题呼唤新的文化视野与原创性的理论。
三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即不断遭到质疑，其研究范围与边界，研究方法与方法论体系，理论资源与价值标准，文学史观与叙述范式，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处于变动不居、莫衷一是的状态。由于这一领域所面对的研究对象正是人们的当下存在意识与生命体验的反映，通过对它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梳理可望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展示文化理论建构与学术建设的脉动，从而做出有针对性的批判反思。实际上，从1980年代初拨乱反正的“作家重评”到后来的“重写文学史”，再到世纪之交以来的“重建新文学学科”的呼吁和探索，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总是与其对于自身合法性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只是这种危机在今天显得尤其突出。诸如泛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趋势，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之间的断裂，有学者慨叹“重写文学史的终结”，更有学者发出“文学史还是思想史”的疑问。应该说，这种现状既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冲击有关，更是20多年来许多隐而未决的问题淤积至成瓶颈的结果。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反思现当代文学研究，离不开对于其对象、问题与方法三个方面之间关系的清理。从历史与现状来看，研究界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许多可贵的努力，关键的问题在于忽视或者没有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不足以形成学术上的逻辑结构。正是这一原因，尽管研究界一度热衷于探讨“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生长点”问题，但实际上所谓的生长点只能依赖于单一侧面，或者乞灵于外部，而不能从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上“逻辑地”产生学术问题。比如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及“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使对象范畴与边界趋于合理，但在方法论上并没有充分的创新。另一方面，方法论热一度是学术研究的强大动力，但却连一两种与研究对象高度契合的研究范式都没创新出来，研究者常常感到头痛的是面对研究对象无从下手。于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表面上的繁荣之下，提出了许多像“鲁迅能不能称为伟大的作家”、“沈从文是不是思想家”之类的“伪问题”。而有些对“问题”感兴趣的学者由于缺乏从该领域的对象与方法上进入问题的途径，干脆“逃离”文学研究，转至思想史或知识分子史领域。可以说，对象与方法的游离、问题意识的虚假与浮泛，已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极为顽固的学术症结。
众所周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1980年代前一度是文化界的显学，经过近20年的发展反而日见萎缩。究其实质，之所以造成上述令人尴尬的局面，有两个更为具体的和根本的原因，即西方方法遮蔽了本土经验，西方问题掩盖了中国问题。1919年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曾提出“新思潮的手段是研究问题与输入学理”，新文学者普遍服膺这一口号时也大多忽视了中西学理之沟通的必要性。从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看，1980年代至世纪末，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先后经历了“现代化”、“走向世界”、“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全球化”四个阶段。这四个最为核心的学术概念关注的重心不外两个维度：一是超越国民性的人性层面，一是超越本土问题的世界性因素。它们表明研究界主流价值趋向恰恰是越来越脱离本土经验和超越本土问题。而中国文学面临的更为切实的问题是：民族精神正在变异甚至失去特色，优良的传统正在日渐消失，在更为广大的中国民众那里，需要的是反封建的启蒙任务而不是反思现代性或者追求全球化的问题。比如，在韩国与日本的创作界、影视界与评论界中，汉民族许多优良的道德与审美传统被保持和发挥得有声有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文学思潮呈现出的却是更为后现代甚至比西方更为西方化的气象。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
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异质化之间的张力”（阿尔君·阿帕杜莱语），面对汹涌澎湃的全球化浪潮，现当代文学学术虽然不至于像大众传媒那样一味迎合，沉浸在新消费意识形态所制造的美妙幻象之中；但是无疑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建构“全球神话”的重要一员，自觉不自觉地抛弃了中国文化语境与民族精神的内核。在评论界，从公共空间、交往方式等生活体验的认定到价值观念的梳理都以“全球性”为贵为尊，一些反映民族精神、传达本土需求、体现当下生命体验的作品反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将对象与方法结合起来看，近年来的现当代文学学术的标志性的景观表现为文化研究对于文学研究的全面出击，以文化批评介入文学领域，将文学研究对象膨胀至整个文化现象成为流行的研究模式。与此相适应，现当代文学学术界较之以往更容易被哲学界、美学界与文艺学思潮牵着鼻子走。理论界流行什么，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就流行什么。这样虽然能够加深文学学术的理论性，为文学学术开拓某些新的话语空间。但是当这样的方式成为流行，问题也就凸显出来了。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审美感知能力下降，或者说不愿意认认真真地读作品，而是浮光掠影地过一遍，然后找一个流行的理论切入，进行整体性叙述。本来评论家应当是读解作品，现在反而更多的是作品为某种理论提供例证。原本更多的中国作家反映的是中国经验与现实问题，但在西方理论的图解下，反而变成了后现代景观；或者以超越性、本质性、生存性解读遮蔽了其本身的一些现实性因素。反过来，在这种文学学术方式的影响下，某些作家开始有意识地按照评论家的喜好进行创作，构成了一种相当有意思的以理论指导创作的局面；不少作品对历史的回忆也完全“现代化、全球化”了，打着人性的幌子任意游戏文学。因此不少作品表面上有深刻的思想性，但其往往并非出自作家的体验与想象，思想浮在表层，并没有渗入作品的肌理，变成了一种新型的“主题先行”。更有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木子美现象”、“下半身写作”等由于评论界与学术界的介入，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效益飙升。批评界的狂轰滥炸，反而为对象所渴求，所利用，不正说明文学研究自身出了问题吗？
如果对西方方法与价值的认同占绝对优势，如果方法论焦虑解决的仅仅是方法本身，而不能有效地使用，那么就既不能充分地建立属于现当代文学学术自身的问题范畴，更不能对文学创作提供切实有益的指导和参照。说得严重一些，这是西方问题对中国问题的一种文学入侵。常有人感慨于理论界热衷于介绍西方思潮而缺乏原创性，戏称之为西方学术的“二道贩子”，现当代文学如果将自身的学术资源依附于国内理论界，而忽视学科自身的本土方法与问题，岂不是更为可悲的“三道贩子”？
四
如果说从西方化或者全球化的思想立场上来研究当代文化时所表现出的理论与对象的错位现象比较明显，那么试图以本土化来抵抗全球化、以民族主义排挤西方现代性的“以中反西”文化策略，就越容易遮蔽其内在思想理路的二元对立问题，也更容易给文化界以虚妄的鼓舞。有学者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发现了“本土”这个民族身份对于处于身份危机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增势”作用，并有意识地运用这种身份来提升他们的自尊和社会地位。他们利用“本土”这一新归属来确立自己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文化利益”的代言人。这在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中国式的“第三世界批评”及其批评家那里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样一来，“本土主义”便成为知识分子作为自我增势的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结构，本土知识分子在本土范围内实际上是处于权力的边缘，他们的自我增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加入官方权力。但这也同时意味着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要想既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特身份，又摆脱彻底边缘的无力感，进入具有代表权的中心话语地位，知识分子便需要一个他能为之代言的群体，而“民族”也就顺应了这一需要。“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增势的基本策略不是对本土官方的中心地位直接质疑和挑战，而是把官方和他自己放到同样的‘弱势’地位上。但是就在他通过强调另一种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时候，他也否认了一切本土中心／边缘关系（官方权力／知识分子关系乃是其中的一种）的实际意义。否认种种本土的中心／边缘关系的现实意义的直接后果就是掩饰它们对人们日常现实生存所造成的种种压迫。这也就决定了本土主义批评在本土范围内的保守性。” [10] 这就使得中国后殖民批判理论在试图摆脱西方牵制、反对“臣属”的时候，却在另一种意义上又重新确立了西方中心的地位并使自己陷入了另一种西方霸权和“臣属”境地。
这样的“本土化”理论更深层的危机在于它的理论意识更多的来自于西方话语的启示，与“西方化”同样缺乏理论的原创性意识，而其严重的文化自恋情结，必然也会导致文化上的进取心的丧失。其实，文化传统的某些方面即使不用“民族主义”、“本土化”的大旗去维护，它也会丢失，也会改变；而另一些方面，即使不用“全球化”、“现代性”的招牌去弘扬，它也挥之不去，顽冥不化。比如福山在新著《信任》中便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与中国，谁更“个人主义”？——是中国，而不是人们想当然的美国。在“个人主义”方面，中国文化较之美国文化已经更“西方化”了。再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家族”、“礼”等观念，现在在韩国等异域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甚至保留得更好，而不是在中国。如果仅仅是形式主义化和观念化地进行文化批评，这些最为切实的问题就很难引起应有的关注。因此，我们所说的当下性追求的基于理论原创性的当下性，原创性是基于当下性的理论原创意识。必须把文化建设的重心深植于当下生活的土壤与生命体验的本相，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理论界缺少“元话语”的局面。
参考文献
[1][4][6][7] 亨廷顿，柏格：《亨廷顿与柏格看全球化大趋势》，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1，19，59，76页。
[2][3] 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2期。
[5] 王勇：《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前瞻》，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8] 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817页。
将智慧与情感全身心地投入到民族教育事业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邓小平理论研究独有建树，尤其是在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方面，是业内公认的资深教授、知名专家、省级教学名师。三十年来，一直笔耕不辍，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共发表了200多篇论文和译文。他独撰、主编、主译、主审、参编、合著过20多部专著（含译著）、教材和工具书，并多次获得甘肃省社科工作者优秀个人、省委宣传部先进工作者、省中青年社会科学优秀个人、甘肃省大学生课外活动优秀指导教师、甘肃省教学名师，等荣誉称号，并荣获40多次奖励。事迹先后收入《时代足迹》、《当代中国学者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辞典（英文版）》、《当代中国中青年社会科学家辞典》、人民网甘肃频道等媒体和辞书之中，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
贾教授的篇篇论文，本本专著，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个学者的真知灼见和对人生的深沉思考。这与他广阔的知识面、吃苦耐劳、执著追求的精神和勤于钻研、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分不开的。三十年来，培养的桃李数以千计，许多都成为学术骨干、行政领导和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
在多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他坚持走中外交叉融合、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结合的道路。向学生们讲授《思想与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列经典著作导读》、等课程。他一方面从事着马列主义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又专心致力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研究，并应邀到部队、基层及大学校园宣讲马列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党的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等研究情况，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到实践基层、带进学生课堂、带给部队战士、使青年学子深受启迪。上个世纪70―80年代贾教授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的理论论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先后有五篇论文和译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
1984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贾教授“论一国两制”的论文，被国内最高权威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发表，多家杂志、报刊予以转载，后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事典》收入并作为该书“一国两制”专题的首选观点加以介绍。1994年他的论文《新时期民族工作的光辉指针――邓小平民族理论研究》被《人民日报》摘发了文章中的主要观点，并收入编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巡礼》一书中，该文获得“甘肃省社科最高奖――兴陇奖一等奖”、“全国优秀论文奖”、“国家课题优秀成果奖”等多项荣誉。其中《邓小平民族理论比较研究》被、国家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诞辰110周年全国67种重点出版的图书之一，并获三等奖。《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与贡献报告》一文，2002年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大奖；《关于云贵川等省民族关系的调研分析与对策研究》2005年获得国家民委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甘肃省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调研三等奖；2007年《民族精神研究专论》荣获甘肃省第十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研究》一书，2009年获国家民委优秀成果二等奖。
同时他的《东干学在国际汉学中的地位》、《“列宁关于‘两个民族’的论断对于分析东方民族文化的意义”》牵头主译的《中亚各民族文化艺术史》均获得学术同仁的好评，并获甘肃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在世界史的研究方面，先后参编和主编《世界近现代史纲要》、《世界民族学史》、《中国近代史学纲要》等专著，史学专著《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及论文突破了前苏联专家的许多观点，其中《法国大革命中的杜木里埃叛变事件初探》一文，获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专著《世界民族学史》教材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一、法学论文数据库概况 （一）综合性学术论文数据库 1 CNKI工程 CNKI工程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的简称。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被国家科技部等五部委确定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CNKI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由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等单位承担该工程的实施。主要从事中国期刊、报纸、博硕士论文、重要会议文件等论文的部级大规模全文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面向全社会服务。CNKI包含的数据库有：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CNKI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早的产品，分光盘版、网络版两种形式，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公司的背景、实力，还是从所搜集的资源的规模、范围以及数据库的规范性、科学性的角度看，中国期刊网是国内众多法学论文电子出版物中的“国家队”、“航空母舰”， 被誉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 是中国最权威的、同时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期刊的唯一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自1994年以来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5300种，累积全文文献800万篇，题录1500余万条，分为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等九大专辑，12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 （2）《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了自2000年6月以来中央级及地方级以上重要报纸500多种，每年精选 80 万篇文献，累计文献量220多万篇，包括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等六大专辑，3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每月更新。 （3）《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后面介绍） （4）《中国重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是国内唯一的学术会议文献全文数据库，收录自1998年起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单位的会议论文集。现已收录1000本论文集、近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每年增加1500本论文集、约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 内容覆盖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等各方面，已经上网文章60000篇，2009年9月份累计文献量可达10万篇。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数据每季度更新。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光盘形式）[12] 该数据库是《复印报刊资料》的电子版，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制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6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搜集、整理、存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信息资料的学术机构。其包含的有关法学内容的综合性或专题性数据库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精选全国公开出版的3500余种报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论文全文，该光盘收录自95年至今100多个专题全文复印资料，分为五大类，法律与马列、政治、哲学、社科总论分为一类。法律类又细分为法理学和法史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以及国际法学等七个部分。2009年，《复印报刊资料 》全部102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21847篇，涉及的报刊数量为3292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588种。其中，法律类7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1003篇，涉及报刊数量为1235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13种[13]。数据每季度更新。
前不久落马的南京市市长季建业在仕途上曾一帆风顺，在学术上同样顺利——党校干部班学员出身却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季建业在2006年拿到苏州大学在职博士的学位证，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论文博士。
在职博士因为诸多腐败官员而名声受累，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的论文博士更是受到牵累，一直难以正式推广，被业内研究者视为因噎废食。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是否需要论文博士？
隐形于“绝不手软”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有重要的著作、发明、发现或发展者，经有关专家推荐，学位授予单位同意，可以免除考试，直接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对于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博士学位。”
教育主管部门为何没有推广论文博士这一培养模式呢？
2012年5月1日，曾因老家房屋被强拆而给山东省潍坊市市长写公开信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王进文在微博上发文爆料：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厅长徐景颜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是他的同班同学，但同学们从未见过徐景颜。清华大学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廖莹随后证实，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然而，早在2008年10月9日，国务院学位办副主任郭新立就在回答记者提问“怎么看目前有不少官员只要递交论文就可以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的说法”时称，我国目前并不存在论文硕士或论文博士，并称，如果发现这类情况，教育部将“决不手软”。
另有声音质疑，廖莹在回应中称，“论文博士入学后会明确论文写作方向和指导老师，一旦正常毕业则是双证齐全（毕业证和学位证）”。廖莹称，徐景颜是清华大学法学院论文博士生，每月集中两天学习，清华大学对论文博士有严格招生规定，每次上课均有考勤记录。论文博士相当于以研究为主，他们的课时安排跟全日制博士生课时安排是不一样的：论文博士生都是在职学习，他们在第一年做课程学习，之后专门做论文研究，不需要上课，且第一年上课均是在周末。廖莹还称，法学院论文博士并不止徐景颜一人，据了解，仅徐景颜所在的班就有十来人是论文博士。他们中有政府机关或一线工作人员，也有国企人士。
论文博士在中国一直受到质疑。1999年，时任同济大学研究生院管理处处长的王子成、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蒋慧和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主任竺曼莉曾联合署名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关于论文博士的招生、培养及教育》的文章称，教育部可能考虑，为保证博士生的入学质量，不宜大面积地开展这项工作。因为“少数研究生招生单位，不顾及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质量，把论文博士变成为人情博士、权力博士和金钱博士，把招收论文博士工作变成降低要求的代名词”。
在职博士是前车之鉴
对论文博士引发腐败的上述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各高校大量招生的在职博士，因为管理不严而出现了大量学术腐败案例（见下表）。这些贪官获得博士学位的过程显示，在职博士已经成为权力入侵学术领域不容忽视的现象。诸多案例表明，一些高校存在着对官员滥发博士学位的潜规则。
200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在职人员如果想在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读博士，必须辞去工作，参加全日制学习。这是因为公职人员以及高级经管人员利用“充电热”，投机取巧，使得一些文凭含金量下降，也破坏了学术氛围，可谓影响巨大。
正是由于中国大学给一批贪官滥发博士学位，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公信力的下降，真正的论文博士受到池鱼之殃，至今难以大范围推出。与在职博士相比，论文博士管理更松弛，可以想象腐败将更难以避免。
国际通行在国内变形
论文博士管理到底有多松？在国际上，论文博士本是一种通行的学位授予方法，英国、日本、德国等国都有论文博士制度。这些国家的论文博士不必到校上课，学习内容主要是和教授交流论文，只要提交达到博士毕业生学术水平的论文，答辩合格后就可获得和全日制课程博士生同样的学位。
历史上曾有中国学人获得过国际上的论文博士学位。马廷英是民国时享有国际声誉的地质学家，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之一。他早年从事珊瑚生长节律之研究，是“古生物钟”的最早发明者，后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上世纪30年代，马廷英在日本帝国大学留学时已是日本颇有建树的学者。因他拒绝加入日本国籍，日本政府一直阻挠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一怒之下，把他的博士论文寄到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立刻颁给他一个论文博士。日本随后也给他颁发了博士学位。他成了日本的4位华人理科博士之一，也是首位华人地质学博士。但他获得的第一个博士学位，是来自柏林大学的论文博士，虽然在柏林大学他一天课都没有上过。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别敦荣表示，在国外，论文博士的要求非常高，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往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获得了出色的学术成果，于是再向授权学校提交论文申请相应学位。国外的论文博士多是知名学者，学术水平普遍高于普通博士生。但在国内，论文博士生多是官员或者国企人士，并不从事学术工作，这与国外的论文博士是有区别的。
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文学院教授杨春时认为，中国一些高校为避免滥发学位的质疑，搞出了变相的论文博士：说是学历教育，又可以脱产；说不是学历教育，又有课程和考试。最奇怪的是，清华大学的论文博士可以既拿到学位证，又拿到毕业证。一般来说，双证博士必须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要全脱产学习，只有专业博士才可以在职学习，而论文博士应该只授予博士学位，俗称单证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礼也认为，论文博士应该只有博士学位证，没有学历毕业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论文博士既然能不脱产学习，怎么能有毕业证？显然是因为论文博士的招生和培养质量下降，导致论文博士学位贬值，招生单位和论文博士本人都不愿用这个名称，干脆多发个证向全日制学生看齐。此外，由于教育部并未推广，论文博士的招生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因此在上报教育部录取名单时，不能名正言顺地以论文博士名称上报，而在毕业时，更不便以论文博士的名义申请学位和填写毕业证书，这就形成了按论文博士的方式招进，而按一般博士生的培养方式培养这种状态。
“招生”“毕业”成关键环节
在终身教育时代，论文博士本身并无错误，反而是教育的进步，公众质疑论文博士，并非否定这种培养方式，是反对扭曲的混文凭现象。现实中，确实存在大量实践中的高级人才达到甚至超过了博士水平，却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而不能担任教授、博导等工作，限制了知识的传播。这样的人往往肩负重任，不便离岗，而论文博士既能很好地考察他们的水平，又能要求他们出成果并取得学位。
在国外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大多在教学科研领域成绩显赫，其科研学术水平已超过普通博士生。日本的论文博士专门为在职人员设立，要求极其严格。由于渠道正当，论文博士在日本比比皆是。在日本大学任教多年的段冀康介绍说，申请论文博士的人多在公司或研究所工作，有学术成果，但其所在单位并无办法博士学位的资格，所以要向大学交论文申请博士学位。
在日本很多理工科大学里，一半以上的教授是出身于公司和研究所的论文博士。他们在工作中先做出了成果，拥有较高声望，已被研究所聘请去作研究员，或者被大学聘请去作教授、助理教授，此时再交学费去读课程博士是浪费人力物力，也与大学气氛不协调。在中国，很多研究所本身就有博士学位的授予资格，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以博士研究生名义入职后学习并开展研究，获得成果后不需要向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在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论文博士的需求。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在企业和政府中从事专业工作的人，这些单位是没有博士授予资格的，所以关上论文博士的大门，对这些人和这些单位并不公平。
中国首个论文博士就是一位在企业工作的总工程师。清华大学论文博士徐大懋是中国首位论文博士称号的获得者。1986年，清华大学热能系的蒋滋康老师找到他，希望他能来清华读博士，被徐大懋以工作太忙拒绝了。让1983年就升任哈尔滨汽轮机场总工程师、技术副厂长的他放下手头工作再回头去学校读书不太可能。于是清华大学答复：不用来上课。随后徐大懋参加了包括数学、英语等科目在内的考核，“主要以口试为主，”徐大懋回忆道，“考官是清华的几个导师。”
《海外英语》是一本综合性的外语类学术期刊，内容涉及语言学、外语教育、翻译学、文学文化研究、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我刊注重反映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的前沿动态、报告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或信息；兼顾纯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不仅载有文论型的文章，而且报导可直接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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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英语》创刊伊始即面向全世界公开发行，近10年来在国际、国内产生了很大影响力。它是一本综合性的外语类学术期刊，内容涉及语言学、外语教育、翻译学、文学文化研究、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它注重反映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的前沿动态、报告国内外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或信息；兼顾纯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不仅载有文论型的文章，而且报导可直接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成果。 它是经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获得国家外交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单位特别支持，代表中国权威的英语杂志。它是目前安徽省内唯一一家普及性英语读物类杂志，在全国英语期刊市场上和读者中已经具有了影响力，读者层次主要固定在高中生、大学生，以及部分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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