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科技论文,论文写作,论文怎么写,科技论文写作
1.从选题上看，科技论文应注重题目的学科前沿性，一定要注重新颖、有学术研究价值的方向作为论文选题的依据，从而让论题看起来有价值和意义。
2.确定了论文题目之后，需要对资料搜集整理，区别其正误，在吸取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避免少走弯路，避免所写出来的论文老生常谈、没有学术价值，应找出前人论证不足与需要增补、发挥之处尝试解决前人没有解决的新问题，围绕所写论题中心去钻研研究成果。
3.提纲拟定是科技论文写作的关键，一定要结合所写内容，按照一定的逻辑顺序进行，使得论文的每一个部分都指向核心内容，为论文题目服务。在具体的章节方面，应该注意每一章节与中心论题是否相称，各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否恰当，让论文的“骨架”匀称得体，重点突出，层次性强，简明具体，一目了然。
4.论文正文撰写要求简明扼要 ，中心突出，能够围绕论题，本着“指出问题—说明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思路进行，在写作之中如果突然发现某些论点、例证和论证理由不确切，应进行仔细斟酌和推敲，给予增补，不断完善。当然科技论文也并不是非用坚硬的语言形式不可，也可以适当用排比、重复起强调作用，以突出重点。当然，所有内容都是为了论题服务的，应秉持“句无虚发、字无浪费”的原则，从而掌握科技论文写作方法。
5.安排好论文结构，从部分到整体都应该做到结构严谨、层次分明。主要应注意五个方面：（1）围绕主题，选择典型材料；（2）疏通思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规律；（3）结构完整统一，文章应有开始、中间、结尾3个阶段；（4）层次分明，有条不紊。依次表达，前后连贯，突出主题思想。（5）找准文章体裁。以事物内部逻辑关系来安排结构层次。
6.清楚注意事项，科技论文写作，应注意题目不能太大，字数不能太多，设计内容的面也应适当，不能过宽，否则便没有研究的价值了。此外，也不能单纯为了求深求新，而应该尽可能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一点新看法。对于论文中出现的前人成果，需要著名作者及文章，这是论文必要的规范，体现学术的严谨性，并且注意引用文献资料的学术权威性，尽量用经典专著与核心刊物。文中图表应有明确指向，随文出现，数据内容详实，来源可靠，稳重出现数值应有明确的量与单位，使用符合国家及国际标准，表格最好使用“三线表”。
同传统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取决于资源、资本和硬件的直接投入，而是依赖于知识积累和应用，将知识作为主要生产要素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以科技创新能力来改变资源、资本的总量或增量，决定经济发展状况的模式。科技创新的速度和方向将决定知识经济的成败。
人类每一次在科学技术上的重大飞跃，都会导致生产力获得划时代的进步，从而也进一步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伟大论断的远见卓识。
一个国家只有保持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并保持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科技创新已成为一国经济生命的源泉。
我国现有一些企业之所在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出现昙花一现，其重要原因就是缺乏持久的创新能力。而成功的企业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雄厚的知识产权和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如江西苎麻纺织集团，这是一个生态型的极具发展前景的好企业，拥有最好的优质原料(“赣苎三号”苎麻)，可是他们没有充分利用，也没有注意科技创新能力，且缺乏层次高的人才，由于设备落后，人才紧缺，管理不善，终致破产倒闭。大家都还记得，去年西班牙一场火烧“皮鞋”大事，将我国的贸易磨擦，困境烧到了极点。我国已连续数年是世界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最大受害国，截至去年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669起“两反两保”调查，涉案金额已超过190亿美元。中国产品之所以会成为贸易磨擦“重灾区”的内因，与我国缺乏品牌意识和技术优势，尤其是没有深刻认识到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以致出口商品重数量轻质量的经营方式和出口导向有关。江西出口产品，品牌很少。特别是现在我们已加入了“泛珠三角”，必须更新观念，树立品牌意识和科技创新，才能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
所以面对知识经济的有力挑战，我们应该立足于省情、市情，培养和增强我省、市科技创新能力，充分利用科技进步的要素和有限资源，集中经济和科技优势实施超越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来形成我省、我市经济发展的独特魅力。
现在许多产品优不成势，其原因就是不少企业产品，挤在同一行业同一技术平台上，造成行业内的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具有优势产品企业，市场开拓能力不足，因而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显然优势产品只有靠有效营销策略和注入高科技术的不断创新，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市场。
根据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当前产业化升级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进高科技产业化，一是在现有企业中采用高新技术，提高产业的高科技含量，二是直接发展一部分高科技产业。
但是我国我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和科技创新上，还存在着一些必须解决的难题。诸如：20xx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中居第28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一些重要指标，与创新型国家比存在着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
一、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都在30%以下，美、日仅为5%左右。在占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中有60%以上要靠进口来满足，高科技含量关键技术基本上依赖进口。
二、发明专利数量少。按每百万美元gdp平均计算。20xx年我国公民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国际排名第31位，大约仅相当于世界总量的1.8%，中国内地在美国获得发明专利授权仅占美国人发明专利的0.2%，而我国的台湾地区占6.4%，韩国占4.6%。
三、科学研究质量不高。从1993—20xx年美国每篇论文被引次数12.23%次，我国只有2.78%次，排在世界第20位，比韩国、巴西、印度都低。我从事农业科研半个多世纪以来，仅有两篇论文，被波兰、澳大利亚摘录过。国家三大科技奖之一的发明一等奖，已连续6年空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6年中只有2项。科技进步奖我省几年来，才得到一项一等奖，是我省新选的院士张文海有关铜业方面的成果，这些情况都反映出缺乏具有突破性的重大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可喜的是，据人民日报去年11月18日各地新闻点击中，报导了江西省麻类科研所，在宜春建成“中国野生苎麻种质资源圃基因库”保存185份，不同生态、不同生育特性的野生苎麻，异地保存占世界78%的野生苎麻活体，据中科院王文采院士为首的专家们鉴定该成果占国内外领先水平，是世界野生植物资源圃中的一朵璀璨的奇葩。
四、拔尖人才匮乏。过去我国还有一批挤身于世界一流行例的科技大师，而今天这种领军人物已不多见，拔尖人才严重匮乏，使我国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科学前沿和把握重大发展 方向，因而也难做出真正具有开创性的科技贡献。21世纪是高科技进一步发展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谁的高科技产业化速度快，谁就有更强的竞争能力，高科技竞争实质，就是高素质人才竞争，谁能创造条件，培养人才造就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求得发展。江西最高学府，几所大学，这是培养人才中心，但从几所大学来看，未能列入国家重点，名牌更谈不上，主要就是匮缺拔尖一流的名教授。我市宜春学院，也是一样，现在只有陈武教授一人领军。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建设赣西经济中心城市，人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
近十几年以来，现代化电视采、编、播技术领域掀起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化革命，数字技术给电视行业带来的不仅仅是新的技术与新的设备，随着计算机技术在电视行业里的渗进，专业电视制作设备的更新换代周期也将越来越短，电视节目制作的手段、模式甚至是工作流程都将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作为电视技术的最终使用者与受益者，电视技术人员在面对各大公司强大的宣传攻势和各种各具特点、各有所长的新技术、新设备时，必须掌握主动地位，不断地捕捉最新的电视制作技术的发展动态，广泛地比较各种电视设备的性能优劣、价格高低，深入的了解新技术的原理与应用情况，为将来的发展掌握第一手资料。这种新的形势就为开展专业电视技术的科技情报工作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更多要求。
二、科技情报工作的步署与实施
开展电视技术科技情报工作是一种提高业务能力、把握专业领域最新技术，开拓视野的有效途径，其主要目的是随时跟踪新技术、新设备的发展动态，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技术依据。整个科技情报工作共分三个方面：收集、管理和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1.收集
范围以现代电视技术为中心、相关视听技术为周边，以数字为主模拟为辅的现代电视采编制作的技术文献、视听产品等。主要类型包括：技术说明、产品说明、产品操作手册、技术标准、产品宣传品、相关科技工具书、技术期刊、技术会议文献、技术论文以及光盘录像资料等。主要内容包括音频、视频、计算机技术三个部分。
方法根据技术工作情况，收集方法可采用以下几种方式：
随机资料这部分资料是随着买进的设备一起附送的，既各种已引进设备的说明书、操作手册及附本等。
订购主要是通过每年的邮局期刊预订或汇款邮购工作，收集电视技术专业期刊、会议论文文献及各种标准等。
索要通过与厂家联系，直接索要某一产品的详细资料。
网络下载定期上网搜索，访问各个电视技术网站，下载、收集电视技术领域最新的科技发展动态。
现场收集主要是通过参加各种产品展示会、技术交流会，较为集中地收集某一技术领域最新、具有发展性、趋势性的技术资料及介绍。
2.管理
由于收集工作是在专业范围内开展，规模不大，其管理、检索方法可沿用简单的图书管理系统，大概分五个部分：
验收盖章每份收集来的资料都必须验收盖章，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必须在入藏前登录，包括时间、来源、类型、价格、出版单位等。统计按入藏时间为序，统计所得的报表结果即是技术资料财产清单，可以作为转手、交接的凭据。
分类(编目、排架)根据电视工作的实际情况，可将所有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可分为不同的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
建立查询系统根据分类，及时地为每一份资料都制作一份独一无二的检索卡。合理科学组织、管理检索卡，建立简易方便的查询方式。
保管科技情报工作应由专人负责管理，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科技情报人员应负责技术资料的整理、分类、清点工作。
3.情报的分析、研究与提供
这项工作主要有三个部分：定期总结、专题服务与资料提供。
定期总结报告以一年或半年为一终结周期，以简单报表的形式概括整个电视技术的发展的最新动态，并预计其发展趋势。
专题服务根据领导的决策需要或工作中的咨询需要，针对某个特定的专题或领域进行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归纳、分析与终结。
为技术人员提供完善的资料查询系统。
三、我台科技情报工作工作的开展
我台的科技情报站是根据技术工作的实际需要，经台监委会审批之后，在原有由台资料室转交的部分技术期刊的基础上，于1999年3月份建立的。科技情报站由技术部专人管理，1999年全年共计收集各种技术资料、期刊、工具书达400多册。2000年，又根据电视技术的发展趋势与特点以及大家的反馈意见，更改了部分的技术期刊的征订，增订了一批更加符合专业业务需求的专业技术期刊。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共收集了500多份技术资料，其中包括设备技术说明书128册、技术期刊19种200多册，和部分专业论文、系统图和业务交流录像带等，内容涉及视音频工程、计算机视频技术、网络技术、电子维修和艺术灯光等。
（一）关于科技情报的收集方面，我台主要将其分为了三个方面来考虑：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标准、厂家提供的技术支持和用户方进行的技术交流。收集工作的具体开展如下表：
（二）在管理上，我台科技情报站采取了现代化微机管理、查询系统，每册书刊在我频道的内部办公网络上都具有唯一的登记号，并保存有著者、出版社、价格、出版年月、摘要以及备份等检索信息，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技术人员的资料查询。
验收盖章每份资料都加盖有“都市频道科技情报站”字样，将技术资料与其他节目资料区分开，同时作为单位财产的标志。
登录每份资料都以唯一的9位数字登录号登录在办公网络上，左4位数为收集年份，右3位数为序列号（与收集前后顺序有关）。同时要在微机中录入收集时间、来源、类型、技术领域、摘要、价格、出版单位等。
分类(编目、排架)资料分为音频、视频和计算机三大领域，每一领域又分9个种类：1、设备说明书及副本2、技术性期刊3、图书4、工具书5、系统图6、技术论文7、行业标准8、产品宣传材料9、音像资料等。其中设备说明书及副本、图书、工具书、系统图、技术论文、行业标准、音像资料保存在闭书库中，技术性期刊和产品宣传材料因数量较大、借阅人次多而保存在开架书库。
建立查询系统利用现有办公网络的检索功能及与每一份资料都唯一对应的电子检索表，只要输入关于所需查询资料的任何一个信息，都可以方便快捷地查询每份资料的内容摘要、备份情况以及借阅情况。电子检索表设计如图一。
保管科技情报站的管理与保管工作必须由专业技术人员来负责。由于电视技术的行业专业性较强，其科技情报工作要求管理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以便对资料进行合理的分类与管理，同时对新出的资料进行涵盖内容、技术领域、适阅范围等方面的鉴定，以最终确定它是否适合本科技情报站收藏。非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技术资料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科技情报站的建立为我台创造了一个自觉学习业务、集体交流、集体提高的业务学习环境。科技情报站为我台的日常技术保障、技术人员的自我培训与自我提高、我台系统设备的升级改以及技术交流论文的写作等各方面的工作开展提供了大量的专业资料与信息。以前，我台的设备说明书都由个人自由保管，时间一长资料一多就难免有丢失现象发生。科技情报站建立以后，对所有的技术设备说明书和操作手册进行集中的闭架管理，中英文分开保管，注意保留适当的备份资料，有利的保障了设备维护、新来技术人员对设备熟悉的资料要求。每月在节目制作之余，近20种涉及视频、音频、计算机、灯光等专业技术领域的技术期刊为我台技术人员的业务提高提供了有力的信息跟踪服务和资料选择余地。另外，科技情报站为每年技术人员的论文写作也提供了大部分的资料查询。
四、几个应注意的问题
借阅出入的登记
保留资料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日后查询，资料的流动性较大，常常是一个人借出库，看完后另一个人又借走，最后却是由第三个人或第四个人来归还。这样就要求资料管理员一定要做好资料的借阅出入登记工作，由谁借出就由谁负责。其它人员也应严格遵守借阅制度。
设备技术资料与普通的技术期刊分开管理
设备技术资料主要是在日常设备维护、设备维修以及系统改造时使用到。普通的技术期刊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技术人员的自我业务提高和论文写作的需要。二者分开管理十分常必要的。首先是因为他们的重要性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往往是一个设备一份资料的独本，丢失后无法补订；而技术期刊是可以日后补订的。其次二者的使用特点也不同：设备技术资料借出是一般是针对于某一种设备，借出量很小；技术期刊的借阅常常是针对某一个问题，借出时常常是几本、几十本，管理起来工作量相对较大。单独保管设备技术资料，可以确保技术保障工作的顺利开展。
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利用电脑网络检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前期资料的摘要录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技术期刊，每月都有20多本期刊新到，每一本期刊至少刊登十几篇技术文章，在摘要中输入这些文章的题目（和著者），将为以后的专题查询提供极大的方便，查询者只需在检索条中输入一个关键词，在案下搜索建后，所有题目中包含这个关键词的文章都会被显示出来，同时提供刊登这些文章的期刊的期数与保存架位。
互联网搜索
在我台内部办公网上的科技情报站中，专门有一留言板模式的简讯板块，是专为下载互联网上的信息而设。有一点是应注意的，科技情报站中只有这一个板块是设置为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的，其他板块都是只有管理人员才有写权。全体设置写权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互联网上的信息量台大，不是一、两个人就可以完全承担网上业内信息的搜索与发展动态的跟踪工作的。全体技术人员都有写权，无论谁在上网时“网”到了有价值的业内信息，都可以把他放到科技情报站的简讯终于他人共享，无形中扩大了收集范围。
管理人员的时间统筹安排
由于我台的科技情报工作由我台的技术制作人员专人兼职，不可能在此项工作上花费大量时间，故采取每月月初集中管理的方式。每月月初首先将上月还入的资料整理归架，然后将上月新来的资料登记、入架，最后整理、清洁书架。平日里只需及时在借出资料的电子检索表上标注出借阅人员或去向即可。
年终清点
每年元旦或春节期间，资料的借阅量比较少，可要求资料全部归库，集中一、两天的时间对所有的资料（包括备份）实物与电子检索表的纪录进行一对一的清点，确认是否有资料丢失的情况发生。
科技创新是驱动发展的新引擎，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科技创新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至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此问题，经济理论界的研究在传承中不断发展。Smith(1776)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这一经济思想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大家广为接受。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和变革，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理论难以解释的经济现象，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经济现象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贡献之外，还出现了一个“余额”。那么这个国民收入增长的“余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经济学家经历了长期探索。Solow(1957)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推动现代经济突破传统模式增长的根本原因。Denison(1962)也认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产要素，另一类就是提高生产要素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即广义的技术进步。以Lucas、Romer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溢出模型(Lucas，1988)和知识溢出模型(Romer，1990)，把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纳入了增长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中，认为各个国家或各个地区经济增长的差异是由其技术进步水平差异所致。因此，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要想实现经济赶超，必须要依靠各种形式的创新。之后，以Young(1991)为代表的技术扩散模型，Aghion、Howitt(1998)为代表的Schumpeter主义增长模型等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拓展，深化了科技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识。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Kydland和Prescott认为宏观经济的波动是技术的冲击变化所引起的。迄今为止，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已成为人们的普遍性共识，并深深影响着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我国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就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也强调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未来将要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目前，我国学者更多的研究焦点不是侧重从理论上阐释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更多的是围绕着经济增长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估算，进行量化研究。如，刘伟、张辉(2008);袁堂军(2009);胡宗义(2010);陈诗一(2010);高昌林等(2012);何锦义(2012);张浩然、衣保中(2012);邹心勇、赵丽芬(2013)，以及周绍森近几年的一系列成果等。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由于学者研究过程中采用的测算函数形式不一、科技进步的内涵界定不一、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假设的前提不一，以及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方法不一，导致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估算结果还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在30%－50%之间，这一方面进一步说明经济增长中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不同侧面的贡献，能起到互相补充或交叉验证的作用。
二、科技创新驱动产业演进的理论研究进展
产业升级发展是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产业结构逐步高级化的一个过程。Clark(1940)通过经验分析揭示出了三次产业逐步演进的内在规律。那么这个规律是如何形成的呢?Clark研究发现这个规律形成的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不同产业的技术进步效率才是关键。Schumpeter(1942)充分认识到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重要贡献，并认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事件，在时间上也不呈均匀分布，先是一些企业科技成功创新，领先市场，之后是大多数企业争先跟进、模仿;产业发展的实质就是由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一个不断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内部经济结构的一种创造性破坏过程。20世纪50－60年代，Kuznets在研究产业演化规律时指出单一产业部门的兴衰往往是与科技创新紧密联系的;Rostow(1963)认为主导产业部门是区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指标，而由科技创新所带来的产业持续增长则是这些产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主导产业部门的一个关键原因。Porter(2008)认为产品创新、过程创新和专有知识的扩散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产品的创新可以扩大企业的市场范围，实现产品差异化，进而增加企业利润;过程创新或者工艺创新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专有知识的分享或扩散则会影响到整个产业或行业的持续竞争优势。由此可见，科技创新是产业演进发展的根本原因。当前，更多学者对科技创新作用和影响产业演化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以1978年哈佛大学的Abernathy和麻省理工学院的Utterback提出的描述产业技术创新分布形式的A－U创新过程模型最为典型。Abernathy和Utterback指出创新类型和创新程度取决于产业发展的成长阶段，形成了以产品创新为中心的产业技术创新分布规律。A－U模型为我们更好理解技术创新和产业生命周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它不仅考虑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指明了在单一产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应如何对创新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及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变迁。吕明元(2009)运用A－U模型对技术创新推动产业成长的路径及机制进行了研究，认为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特点，应该结合产业的自身属性以及特定的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A－U模型。除此之外，众多学者还探索了科技创新对产业发展的内在作用机理，如，张倩男(2008)、赵玉林(2012)等;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如，施建军(2009)、江可申(2011)、孙冰(2012)等。近年来，个别学者开始从科技创新的需求侧，即从需求空间、需求异质性和需求条件、需求约束等视角出发勾连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以及产业发展，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孙军(2008)、孙晓华(2012)等，从而改变了以往过于侧重如何改变技术创新的供给，进而推动产业发展的传统研究范式或路径。从上述研究文献可知，学者围绕科技创新与产业演进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不同产业的创新演化规律有其自身的特点，还应该结合产业的属性以及特定国家和历史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三、现代科技驱动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研究进展
以“文化产业”、“文化与科技”、“文化产业与科技”为关键词进行CNKI检索，之后再经过筛选，发现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文化产业概念的层系研究(段莉、胡惠林，2013);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雷宏振，2012);文化产业发展的竞争力分析(朱智文，2013;冯根尧，2014);文化产业国际比较研究(郭玉军，2012);文化产业发展政策和战略研究(金元浦，2012)，等。仅有部分文献围绕文化产业和现代科技的融合问题进行了一般研究，但大多是理论的可行性辨析，或者散见于数字产业、内容产业等新兴文化业态的零星论述中。如，胡惠林(2007)就认为科技创新是推动文化产业革命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正是现代科技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解学芳(2007)、张培奇(2010)、祁述裕(2011)等在研究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充分认识到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重要性。解学芳(2010)进一步深入地对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的逻辑演进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现代科技发展与文化产业管理制度形成了互动和谐的逻辑关系;但短期内，文化产业管理制度与现代科技进步之间往往存在时滞性，现代科技的反文化特性以及管理主体的利益之间会存在明显的时间差。顾江(2010)通过构建赫芬达尔指数对我国大多数省域的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程度进行了测算。张京成(2011)、朱自强(2012)等在研究文化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过程中纷纷认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是这些新兴文化产业形成和发展的典型特征。近两年，个别学者还对文化产业的科技贡献率进行了实证分析，如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运用DEA－Malmquist方法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但由于我国文化产业统计工作起步晚，统计口径不一致，导致数据收集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全要素生产率方面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外有关现代科技与文化产业交叉研究的文献规模相对而言较少，且比较零散，亟需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当前研究更多侧重于理论可行性辨析，实证研究还非常薄弱，也有待今后加强。
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注意综合性生物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面向21世纪的生物科技发展的重要特点是学科间相互渗透与协调发展。事实上,这种渗透与发展趋势在20世纪就已出现,现代生物学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化学就没有现代酶学,没有X射线衍射及计算机技术就不可能了解蛋白质的三维立体结构,也就没有现代分子生物学。如果说过去的生物科技得益于引进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而得到长足的进步,那么,21世纪的生物科技研究就更离不开这些相关科学技术了。生物科技的这一发展趋势,要求从事生物科技研究的人员应具备相当的数理化等基础知识、宽厚的生物学知识以及相关的专业知识。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生物科技工作者中具备上述条件者为数不多,相当部分人已知识老化,专业狭窄,与目前生物科技的发展趋势不相适应。这种状况是制约我国生物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全球来看,生物科技的蓬勃发展正吸引着大量的优秀人才。近年来,在国外每年学习和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人数迅速增加。以美国为例,在近两年统计的48万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生命科学占到51%。大量高素质的青年科学家流向生物科技领域,是美国生物科技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在我国这种趋势尚不明显。为什么呢?一方面在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机制尚未适应生物科技迅猛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人才培养计划滞后于生物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于国内生物技术开发研究起步较晚,生物技术产业尚未形成有效的规模,导致相当部分的生物科技人才流向国外。因此,我国生物科技人才的质和量两个方面都是不足的。对此,生物科技管理工作者应有清醒的认识。针对上述缺欠与不足,我们认为应采取三个措施:(1)打破学科间的界限,积极吸引物理学、化学、数学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直接参与生物科技的研究与开发,知识互补,相互协调,联合攻关;(2)根据目前生物科技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及时有效地对传统生物科技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大力培养素质优良、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的生物科技人才;(3)在国内大力发展生物科技产业,有效地吸引和使用优秀人才。
大力创造宽松的学术氛围,强化与企业的联合
从生物科技的发展来看,生物科技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来源于基础研究领域中的突破。而在基础研究领域,重大的发现和突破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家的观念发展过程。因此,在生物科技项目的确立等方面应该尊重生物科技工作者的想法和建议,给他们以更大的自由空间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创造性。过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科技管理上,人们往往过于强调计划和预测。这种作法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阻碍甚至扼杀了创新性的思维与工作。按照上述思路,在生物科技领域自主性研究应大力提倡。然而随之带来的问题是科研经费的不足。长期以来,能够有充分的经费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一直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愿望。如何增加科技投入,为自主研究创造条件,是摆在科技管理者面前的一项新任务。目前科研基金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各省的自然科学基金。由于基金的申请要求有一定的工作基础,加之申请者很多,竞争也很激烈,因此课题争取难已经成为广大科技人员最为头疼的事。在国家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努力地从各个生产应用部门争取科研经费是个好办法。上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与上海新黄浦集团合作成立的上海生元基因开发有限公司(侧重在人类基因的克隆和测序)和上海新黄浦复旦基因有限公司(侧重功能基因的寻找和基因的功能开发)是一个例子。他们通过与企业的联合,不但解决了国家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又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腾飞注入了新的活力。现在,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对知识的渴望将越来越强烈。管理部门应抓住这一良机,使全社会都意识到科技的发展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促使企业设立各类研究基金,使科学研究与发展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与国际接轨,努力提高论文的质量和增加论文的数量
目前《科学引文索引》(SCI)、《科学技术会议索引》(ISTP)和《工程索引》(EI)检索系统已被国际上公认为评估科研水平的重要评价工具。由于SCI主要涉及基础研究,而生物科技大多属于这个范畴。因此,目前生物科技的综合水平一般可以采用SCI来评价。1996年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编制了以期刊影响因子为主要指标的《期刊引用报告》(JCR),以此来评价学术期刊的论文被引用情况。所谓影响因子是指在一定时域内期刊论文的平均被引用次数。JCR编制的SCI论文平均影响因子见图1。由图1可见医学和生物学领域的期刊平均影响因子最高,分别为1.959和1.755。从期刊的分布来看,生物学和医学的SCI期刊数量在各自然科学期刊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两者之和占到所有期刊的49%,见图2。这种统计充分说明了生物科技是当今科学技术中最为活跃的领域。然而,从1997年中国作者发表的11584篇SCI论文来看,其中生物学和医学方面的论文数量仅占5.8%和10.55%。这表明,目前我国生物科技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及其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除了前述的我国生物科技人才培养不足和生物科技产业规模较小以外,我国现有的许多生物科技的研究还处于低水平的重复及跟踪研究上,有创新的高水平研究论文很少。由于科学论文的数与量(特别是SCI论文的数与量)综合反映了科学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及水平高低。因此,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培养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研究队伍,另一方面还应该集中现有人才和财力,使有关生物科技的研究贴近当今国际研究的前沿,同时努力寻找和开拓新的生长点。由此努力提高研究论文的质量和数量,使我国生物科技的研究在国际上占有应有的地位。
面向国家经济建设,强化专利保护意识
生物科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在农业、医药、化工、环保、能源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正因为如此,在加强生物科学基础研究的同时,将国家有限的人力和财力用在能迅速加强国民经济的有关生物科技的研究方面是完全必要的。目前,鼓励广大科研人员主动投身国民经济主战场已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专利保护是实现投资补偿和保证良性循环的有力武器,因此,许多国家都视专利为生物技术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专利保护方面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超前意识,他们采取强占基本专利,先期收购专利等基本战略,唯恐错失良机。作者根据《中国专利年度索引》,按国际专利分类(IPC),对1990～1995年在我国申请并授权的涉及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酶学、变异或遗传工程的239项发明专利中的专利权人进行了统计,发现国内单位作为专利权人的仅有95项,约占这一领域发明专利的40%;而国外公司或个人作为专利权人的发明专利为144项,占这一领域发明专利的60%。在我国某些投资巨大的生物技术研究的产业化过程中,已经遇到因国外抢占专利而造成法律障碍与纠纷的事件。目前,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入关以后,如不注重专利保护,此类事件将会大幅度上升。因此,研究专利工作如何介入生物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应用的工作模式与运行机制已是刻不容缓的重要课题。在专利注册与保护方面,外国已有许多经验。例如英国的约翰-英尼斯植物研究中心设有专业公司负责本所基因科研成果的专利申请。研究人员只要提供必要的材料,其他专利事务均由该公司办理,该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专利商业化机构,其最终目的是发现基因专利的商业前景并推销专利,加速商品化的进程。借鉴于这些经验,我们在大力倡导科技人员研究和开发生物科技产品的同时,应该建立公职发明顾问制度,在较大规模的研究机构内部中建立相应的专利机构,改变过去专利机构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脱节的现象,使科研成果处于有效地专利保护之下。
明确研究目标,争取在重大问题上有所突破
[摘要] 科技档案的务实性是由科技档案的准确性来保证的，科技档案真实性不会因为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而受到损害。科技档案的真实性包括内容的真实和形式(载体)的真实。 [关键词] 科技档案；真实性；准确性 一、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要求是科技档案真实性的保证 陈兆祦、和宝荣在《档案管理基础》中说“档案是机关、组织、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保存备查的文字、图表、音像及其他各种方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⑴（P10）凭证、查考是档案的基本作用，这是由档案作为客观的历史记录所具有的真实性来保证的。 档案是历史凭证和原始材料，它在反映历史活动的客观过程方面必须是真实的。在反映史实内容方面较其他资料更为可靠，因为它客观记录了以往的历史情况，更因为它准确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当事。可见，准确性是维护档案真实性的保证。 对科技档案而言，“科技档案是保存备查的直接记述和反映科技生产活动的科技文件”，⑵（P13）是科技生产活动的直接记录，客观反映了科技生产活动的历史过程和科技对象的实际面貌。准确、完整是科技档案质量的保证。 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就是要保证“两个一致”。“首先表现在相关科技档案材料之间，互相对应，彼此协调，内容一致；其次，还要能够如实地记载和反映科技对象的变化，同科技对象的实际面貌保持一致。”⑵ (P122)科技生产活动的不断发展和科技对象自身的变化，对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产生很大影响。一方面，静态的科技档案内容难以反映科技活动的动态变化；另一方面，相关的科技档案总是在不断地形成，致使原来有的科技档案从相对的完整、准确到不够完整、准确。 科技档案对准确性的要求同其他档案特别是同一般的文书档案不一样。文书档案所记述的主要是各种政务活动的过程，它的功能主要是反映史实；科技档案要严格地反映现实情况，不仅记述科技活动的过程，而且还往往记述和反映作为活动成果的有形实体。人们在对这些有形实体进行使用、维护、检修或是进行改造创新的时候，要求有一套反映现状的图样和文字材料，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其他文件材料归档以后，基本上完成了现行功能，多是用来进行历史查考。科技档案则不同，归档进入档案部门的大多数科技档案，不仅没有退出现行使用过程，而且将在较长的时期内发挥现行效用。因此，对于这部分科技档案来说，不仅要求具有记述史实的作用，还要求有反映现状的功能，这是由科技档案的现实性特点所决定的。如果这些科技档案有与现状不相符的情况，就叫做“档案不真实”：一是形成过程中造成的差错，这是“先天”的不准确；二是因没有及时更改已有的或补充新形成的科技档案，使这部分科技档案与现实不符，造成“后天”的不准确，从而影响科技档案的真实性。 就完整性而言，就是要保证科技档案齐全、成套，不能残缺不全。一是应建立的科技档案种类，项目必须齐全；二是每个科技项目的档案材料保持成套性，即一个科技项目所形成的全部科技档案，客观地记述了这一科技项目的进展过程及成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任意割裂分散。 为了保证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在科技档案工作实践中人们建立了灵活的归档制度和科技档案更改、补充制度，以最终维护科技档案的真实性。 二、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是科技档案准确性、完整性的保证 档案作为原始凭证材料，是不允许更改和补充的，肆意更改或是添加补充违背档案的形成规律。造成档案记载内容与事实不符。《档案法》第24条规定，对有涂改、伪造档案行为的要依法追究行政刑事责任，可见国家对档案的真实性已从法律角度上加以保证。任何档案一经形成，是不允许更改的，此为法律所规定。科技档案也不应当例外。 在日常的科技档案归档工作中，关于归档时间的规定灵活而实用，可按项目结束时间、按工作阶段、按子项结束时间、按年度，随时归档。在归档时，还考虑到科技档案的现实性特点，即科技档案必须同它所记述和反映的科技对象一致，避免因科技档案内容的相对静止与科技对象的动态变化之间的矛盾，导致失真失准的科技档案无法满足它的现行使用功能。归档时间的灵活多样与科技档案现实性特点，使得我们在科技档案工作实际中，建立、健全了更改、补充制度，对归档保存的科技档案适时地进行更改和补充，这已成为行之有效的科技档案管理方法。 但这在理论上，似乎与“任何档案都不可更改”的论断是相矛盾的。 关 于科技档案更改补充，目前国内档案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科技档案可以更改，补充”⑶，他们从“两个一致”出发，力图保证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另一种则认为科技档案不容更改，因为“档案是社会实践活动真实的历史记录，历史不容篡改，否则历史将失去其本来面目”，⑶同样科技档案也不容更改。 两者观点截然相反，各执其理。当然，理论是在争论中不断完善，问题在于我们应该怎样认识与理论不符但现实确实存在的科技档案更改补充制度呢? 首先，我们说的科技档案更改不是对所有的科技档案，而是有其特定条件的。其一，科技档案在形成过程中与所记载、反映的对象发生偏差，即科技档案存在先天性不足；其二，科技档案记载、反映的对象由于某种需要发生新的变化，即科技档案内容没有随对象的变化而相应变化，存在着后天性不足。这两种情况都存在着科技档案内容与其相对应的客观事实不一致的情况，它可能出现在任何种类、任何形式载体的科技档案中。但在科技档案工作实际中所谓“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是具有很强针对性的，一是针对基建档案，二是针对产品、工艺、设备等类别科技档案。并且，主要针对上述类别科技档案中的图样材料，而不包含表格类、文字类、声像类材料，这时我们说的“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只是哲学意义上的个别现象，并不具有普通意义。 其次，科技档案完整性要求补充科技档案材料，以保证成套性。任何科技生产活动总是围绕一个项目或某一特有现象进行。规律性地形成了一系列文件，他们既以不同的工作阶段相区别，又在内容上紧密衔接，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一个项目，一项科研活动的设计完成，在时间上是需要相当的跨度，一般在子项结束或某一阶段完成时，其形成的科技文件即可归档保存。但单个子项的完成并非代表整个项目的结束，后面子项形成的科技文件会依次补充进来。在工程建设特别是科研活动中，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或者随着相关学科的新发现新举措而产生一些新的数据材料，随着科技活动的发展不断充实新的内容或者进行某些必要的改动。为了保证科技档案内容上的准确，需要进行相应的更改补充。当一个项目告一段落后，由于科技生产活动的延续性。今后会补充一些文件材料，但更改是大大减少了，或基本上不再更改了。 除了科技生产活动的延续性，客观存在的合作性也要求补充科技档案以满足成套性。同一项目往往需要几个单位的通力合作，共同完成。由于各个单位归档的角度不同，要达到成套，需要各个单位的互相补充，达到数量与质量完整的辩证统一。 此外，应注意到各种自然现象观测活动如天文、水文、气象科技活动等。也有时间上的延续性特点，即一旦开始某一项活动，就要求不间断地一直进行下去。但由于不会在活动中产生有形实体(如基建活动中的建筑物，生产活动中的产品等)，所形成的文件材料主要作为历史凭证保存。而不间断进行下去的观测活动会不断产生新的文件材料，不存在因科技档案内容没有随对象的变化而相应变化，而与所反映的对象不一致的问题。因此，这些材料的归档是以年度为单位，材料的补充是在每一年度内归档形成新的案卷，而非对原有科技档案更改补充，或者说，这一类科技档案不存在更改补充现象。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认识到科技档案的更改并非主观意义上的对档案的篡改，“更改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度和要求，用特定方式改变科技档案某些内容的一项工作，有合理的更改原因。严格的更改权限，规定的更改程序及更改要求和更改方法，它根本上是为了使科技档案与所反映的事物始终保持一致。”⑶篡改则是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利用管理疏忽和漏洞、采用非法手段改变档案真实内容，与科技档案的更改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不能将之简单等同于篡改而任意否定。 但不管科技档案更改的理由和制度有多完善。毕竟，它已经与“任何档案不能更改”的论断产生了矛盾。若对科技档案进行更改，虽然保持了与实物一致，但是，是否干扰到当时实体的真实记载，是否真正做到维护科技档案的真实历史面貌，让人不得不对科技档案更改依旧存在异议。 在此，我们需要弄清“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只不过是由于人们受认识水平限制而沿袭下来的一种习惯表达。理论意义上的“科技档案更改”除了“包括对已归档科技档案材料的更改，更大程度上包括的是应该归档但尚未归档披称作为科技文件或科技档案原件、复制件的更改。还包括另行制作科技文件对科技档案的修正更改。”⑶可见“科技档案更改”这一提法，具有特定意义。 在我国，只要经过立卷归档的文件就可称为档案。“文件生命 周期理论”认为，文件的生命周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形成阶段和使用阶段、暂存阶段、永久保存阶段，其中处于三个不同阶段的文件分别是现行文件、半现行文件和非现行文件。非现行文件即是档案。”⑷这里，用是否具有现行性作为区分文件与档案同属一个事物不同阶段的标准，得到的结论就是：只有非现行性的文件才能称其为档案，档案就不具备现行性。既然不具备现行性，那么，按理现行档案的概念也就根本不存在。 但事实上，在我国，现行档案这个概念，不仅客观存在，而且也已被广泛接受，其原因就在于我国的一份文件改称为档案是从“立卷归档”后开始的。一般地，文件经过文书处理程序后就可称之为档案了，但“立卷归档”这一时间界限对现实性强和归档时间灵活的科技档案而言，更多地带有主观性，可说是一种人为的措施，不应成为区分文件和档案的根本性标准。例如一套设备文件，由于设备自身的安装调试已结束，为了保护文件不受损坏，应立即归档。但事实上在设备运行、使用、维护修缮过程中必须要使用到这些由于立卷归档而被称之为“档案”的文件。实际上它们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档案，只是名称上变化而已。这种科技文件先归档后使用，或一边归档一边使用，我们称之为超前归档。比如有些基建项目工期长，规定按阶段或子项工程结束归档，对整个项目来说，这个活动还未结束，但由于这些文件归档案部门保管，故称之为“档案”；再比如，产品试制或生产中、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出现设计错误、设计改进或原材料变更而对科技档案更改，这实际上只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是允许的。也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更改，都只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 科技档案的更改，在实际操作中并非真的直接在原件上进行修改补充，而主要是在复制件上更改并形成新的科技文件，原件不销毁，同时保留更改通知单等依据性文件以反映更改过程。或者是根据现实状况，重新形成科技文件做出准确的反映。这已经是在原来科技档案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科技文件作为补充。“正如人事档案工作中，当发现对某一人物的处分不当时，我们不是在原处分决定上改动或是自制后改动。而是重新根据事实做出新的正确的结论对人物作鉴定，这一过程也需利用原件，原件也不可废弃。”⑶这也是对档案内容进行必要的更改，但我们并没有得到“结论”——人事档案可以更改，只是在纠正原来的处分决定中形成一个新的、对该人物做出正确判定的新文件，补充进来，使档案记载与人物活动相符。因此，更改过后产生的是新的科技文件。这样的更改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对原有科技档案的补充，或者更进一步，可以认为对原有“科技档案的更改”实际上是一种对原有“科技档案的补充”。确切地说，这是补充，而非更改。 可见，任何档案都不容更改。科技档案的产生、积累、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只是一个主观性的概念。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更改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极少数对科技档案的更改也不是“科技档案的更改”而是“科技档案的补充”，补充进来的是不断形成的新文件。而这些更改补充正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科技档案的准确、完整。 三、对科技档案真实性的进一步分析 1．档案的真实性包括内容的真实和形式(载体)的真实 档案的真实性，“指的是档案文献本身是真品，另一方面，指的是档案文献所记述的内容是真实可靠的。”⑸（P177）由于档案是历史的凭证和原始的情况材料，所以人门把它称作真实的历史记录，这是从大量的实践中得出的理性认识。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对档案的真实性，需要辩证地理解。 从内容记述而言，“真实”一词指的是与客观事实相符，是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因为档案是由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的伴生物——文件转化而来，总的说来，在反映历史活动的客观过程方面是真实的，较之其他资料更为可靠。判断档案是否真实，内容真实与否是重要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就每份特定的文件或某部分案卷而言，档案记述的内容有可能是不真实或是不完全真实的。如果我们认为档案的真实性就是指档案内容的真实，因而把这些文件(或案卷)拒之门外，斥为“假档案”，或是对它们进行事后的修改，以保证其真实性，则前者是片面的理解，后者更是错误和危险的做法。因为即使档案内容有虚假部分以致完全违背事实，但只要是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各种文字、图像、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形成过程具有原始性，是原件，即原始性得到保证，就可以判断这些内容失实的材料于档案本身是真实的，具有档案载体的真实性，即是真品。当然，这时候档案的真实性因其内容上 的不真实受到了质疑。 并且，我们不应将内容的真实性与正确性混为一谈。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人们的认识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一定时期内认识不可避免存在一定局限，加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致有些文件内容所描述的某些事件的现象，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从而削弱了内容的正确性，可这不能说明其内容的不真实。正如人们不会因科学发展，越来越显示出“日心说”的局限性和错误性，而将哥白尼进行长期研究所形成的一切档案材料都认为是虚假的而加以剔除销毁。推而广之，由于主客观原因造成的档案内容的不正确，不可等同于档案内容的不真实。 只把档案形式或档案内容的真实与否作为衡量档案真实性的唯一标准，各执其理，不仅对档案理论发展无益，而且其偏颇的作法也无法运用于工作实践。对于科技档案也是如此。可以说，只有形式和内容都是真实的，才能构成档案的真实性。 2．更改补充保证了科技档案内容的真实和形式(载体)的真实 科技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它犹如物体运动留下的轨迹，客观地体现和反映物体运动。它是与科技活动的进行同步产生的。这是科技档案区别于其他相邻事物的突出特点。原始记录性实质上是形成过程的原始性、真实性，即保证是第一手材料，是原件。 科技档案的备查考性充分说明它的形成是有意识的，科技人员在完成现实任务的同时，必须有意识地形成完整、准确、系统和规范化的科技档案材料，以供查考，这种“有意识性”保证了科技档案的本质属性。 对于更改补充的科技档案，“事后补记而形成的文件，如工程建设中的实测补记图样……都是为了留下历史的记录而有意识地形成的文件，从它们形成过程和记录的数据，信息的性质来看，仍然属于原始的历史记录范畴。”⑹一些大型基建工程项目的建设及设备的改进等，所进行的更改补充，在原文复制件或是在新形成的科技文件上的更改补充，是项目和设备进展告一段落后活动的继续，也是为了与所反映的现实一致，而有意识地保持更改后的原件，并产生新的科技文件。这正是这项活动延续的反映，而不应当视为是该活动结束后的“事后产物”，它们同样也具有原始性。 这是科技活动暂时告一段落的情况，而有的产品，不只是小小的改良，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更新换代的改进。如有些基建项目的重新建设(如改建、扩建)，虽然建筑物的地点不变，或是某些部分原样保留，但是，就建筑物本身而言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个体。这时的更改补充，不再现为一般意义上的更改补充，而是一个新的科技活动的产生了。作为该活动伴生物直接产生的科技档案，当然具备原始性。 可见，前面对科技档案更改补充的分析，一方面是从内容上强调通过更改补充保证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从而保证科技档案内容上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论证了所谓“科技档案的更改补充”，实际上是对科技文件的更改及对原有科技档案的补充，并非文件转化为档案之后的更改，更非事后的修改，从而保证科技档案形式(载体)上的原始性、真实性。 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看问题，更改补充不仅从内容上保证了科技档案的准确性、完整性，从而保证科技档案内容上的真实性；而且，于科技档案本身、由于不是事后的修改补充，而是作为与科技活动的运动变化同步的伴生物，是直接形成的原件，这就从形成过程的角度说明了它是形式(载体)上具备原始性、真实性的档案。 总之，科技档案内容的真实与形式(载体)的真实是一致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科技档案的真实性。对科技文件的更改及对原有科技档案的补充这一行为既从准确性和完整性上保证了科技档案内容的真实性，又保证了科技档案形式(载体)上的原始性、真实性。所以说，更改补充后所形成的科技档案是更为真实的档案。 陈兆祦、和宝荣：《档案管理学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王传宇：《科技档案管理学(修订本)》[M]，1998． 纪红卫：《科技档案更改引发的理论辩析及实践应用问题》[J]，《北京档案》2001(3)． 马静：《“现行档案”探析》[J]，《中国档案》2002(2)． 曹喜琛：《档案文献编纂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王英玮：《关于档案本质属性的思考》[J]，《档案学通讯》200l(2
1.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走出二难困境的必由之路
面对科技发展的二难窘境,我们该如何进行抉择？还要不要发展科技？如何发展科技？无论是科技的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把一切都归于科学技术本身,从而走向了两个极端。然而,事实上,科技的悲观主义阻挡不了现代科学技术飞速前进的步伐,科技的乐观主义也不能使人类摆脱二难的困境。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基石,因此,遏制、取消科技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放任科技的无度发展,听凭人类危机的加剧,同样也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走一条新路,这就是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谓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就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人类的内在尺度与客观世界的外在尺度、以及人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推进人类文化的整合,一方面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增进人类的福利;另一方面,合理利用科技成果,减少、避免其可能造成的负面效应。
2.文化的整合:科学技术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
既然科技发展的二难困境的根由深藏于社会文化之中,根源于文化的破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失衡,那么,走出二难困境,实现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就在于文化的整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这是因为:没有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失却前进的动力,而没有人文精神的引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就会迷失方向,只有二者的有机结合,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首先,科学精神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科学精神弘扬人的理性,追求认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理性是人类科学认识的基本特征,是人类知和行的指南,是确定已知与未知、可知与不可知,判断正确与错误的基本思维依据,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本质、规律的永无止境的追索。没有创新,就没有科技的任何进步,没有创新,就不会有一次又一次的科技革命的发生。其次,人文精神是科学技术健康发展的导航仪或保证。这是因为:人文精神为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精神氛围和思想自由的环境,开阔人的胸襟,拓展人的视野。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反对中世纪神学抬高神,贬低人的观点,弘扬理性,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从而为自然科学从神学统治下解脱出来开辟了道路。可以说,没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就不可能有近现代西方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最后,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也需要人文精神来支撑。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引发的诸多争论,诸如:未来的机器人是否会统治人的争论、有关克隆人的争论,甚至媒体有关“人造美女”的争议等等,其实,不过是人对高科技发展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或情感反应罢了。
作者：王声涛 单位：武汉理工大学马房山校区工程训练中心
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人类控制自然和自身的能力，但是，科学技术在实际运用中所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工业的发展带来的水体和空气污染问题，大规模开垦和过度放牧造成的森林与草原的生态破坏问题，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发展所引起的人类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伦理问题，等等，引起了世人的高度关注。同志指出：“在21世纪，科技伦理的问题将越来越突出。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3]同志这一具有前瞻性的科学论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工作的价值目标和善恶标准，是建构社会主义科技伦理体系的核心内容。
1.科学技术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于人类的进步事业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为全人类服务是科技伦理的核心内容。1946年，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宗旨规定，充分利用科学，促进和平和人类幸福，尤其要保证科学应用，要有利于解决当前的迫切问题。1949年，国际科学协会联合理事会通过的《科学家》中，对科学家的义务和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科学家的影响力，用最有益于人类的方法促进科学的发展，防止对科学的错误利用。科学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对它的运用则是必须做出价值评价。同志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采访时郑重地指出：“科学自由的原则一定要坚持，但科学的发展要为人类服务，不能危害人类自身。”他还指出：“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4]“科学技术门类众多，服务对象广泛，但是为经济建设服务，要摆在首要的地位。”[5]这就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必须维护人类的利益，为经济建设服务，施善于广大人民。在我国，科技工作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转变观念，改革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加强科技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联系，努力使科技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更好地为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服务。科技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基础上，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科技工作只有把现代化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主战场，紧密结合社会经济的现实需要，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国防实力服务，才能取得不竭的动力资源，也才能最终实现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
2.弘扬创新精神，勇攀科技高峰
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科学技术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创造性劳动的产物，是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尤其需要发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精神，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是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崇尚科学，弘扬科学精神，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
创新也是时代的需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在发生新的重大突破，以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日趋全球化的条件下，我们要实现新世纪发展目标，必须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大力追赶世界科技的先进潮流，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与时俱进，加紧推进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持。大胆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是时代的呼唤，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新时期科技工作者应具备的道德品格。
实现科技创新，必须从世界科技发展和我国科技发展的实际出发。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在有条件的领域实现突破，力争在基础科学上有所发现，在技术上有所发明，努力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6]他的关于我国科技发展前景的这一高瞻远瞩的论述鼓舞着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优良传统，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敢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勇攀科技高峰。
3.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
随着科技进步，人类不仅要运用科技手段从自然界中取得各种物质资料，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还要有控制地利用自然，使自然界能够进行“再生产”，以维持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心大自然，就是关心人类的利益，呵护大自然，就是维护人类的生活权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今，人类已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但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痼疾。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重视环境保护工作。1992年我国正式将环境保护确定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批准制定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1994年，我国政府响应国际《21世纪议程》的号召，制定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纲领——《中国21世纪议程》，向世界表明了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决心和决策；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和1996年第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发展规划纲要，将可持续发展与科教兴国确定为基本发展战略。1995年9月28日，同志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切实保护资源和环境，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他把建设和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看做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他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进一步提出“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这里，同志深刻揭示了可持续发展伦理意义，论述了以平等的原则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代际伦理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观念。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机会、利益均等的发展，在处理人类与环境、资源的关系上人与人、国家与国家，都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互相尊重，互不侵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平等的原则不仅包括代内平等原则，而且也包括代际间的平等原则。代际平等的道德原则要求，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还要顾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现代的发展不能对后代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如果我们目光短浅，仅顾一时一世的利益，无所顾忌地暴殄天物，即便有幸逃脱大自然的惩罚，但最终只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孽债。因此，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科技伦理的重要内容。“和谐”是我国古代“仁”、“爱”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我国古代，孔子讲“仁”，讲“泛爱众”，墨子讲“兼爱”。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这一传统的伦理思想引申至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这一和谐发展的道德原则，在凸现人的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了道德主体对大自然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能动的和谐原则，要求我们在利用科技手段，对大自然进行开发的同时，也要通过发展科技对自然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通过科学普及提高认识能力和开发能力的同时，增强人的自我控制和理性思考能力；在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素质教育，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是实现人—环境—社会同步发展的重要的思想道德保证。
4.发扬“四种精神”，加强科技职业道德建设
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而科技工作者的道德水平是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保证。因此，努力提高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思想道德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同志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求实创新精神、拼搏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这四种精神，是我国数代科技工作者崇高品质的结晶，也是科技事业繁荣的重要保证”[7]。
爱国主义是一面光辉的旗帜，是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光荣传统。同志称赞钱学森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战士。他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向钱学森同志学习，希望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自觉地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全部力量。
爱国主义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在处理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关系时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衡量行为主体的政治尺度和道德尺度。爱国主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今天，讲爱国就是要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个人的理想和事业融会于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这是因为我国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深深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历史的经验一再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科技事业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科学家的事业与自己祖国和民族的兴衰休戚与共。只有在实现国家独立、安全、稳定的前提下，科技事业才能不断发展，只有献身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科学家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施展才华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促进科技工作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自觉地把个人理想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志向与民族的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才能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求实是科学之本，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志指出：“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以求实的态度，尊重客观规律，探索真理，开拓创新。”[8]科技工作者应率先垂范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克服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反对一切虚假行为，努力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者。科技创新能力已越来越成为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在激烈的国际科技竞争面前，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同志指出：“如果自主创新能力上不去，一味靠技术引进，就永远难以摆脱技术落后的局面。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人民日报》，1995年6月5日）因此，我们在科技领域，必须做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只有这样，才不会辜负时展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拼搏奉献是所有科技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德。探索科学真理是一项极其艰巨、复杂的劳动，只有不畏艰险、勇于在崎岖的小路上辛勤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二弹一星”的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依靠科学，顽强拼搏，发愤图强，锐意创新，所表现出的惊人毅力和勇气，成为新中国科技战线的一面旗帜，展现出科技工作者的时代风貌。在社会主义社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责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以推动社会进步，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的具体体现。坚持为人民服务是科技道德建设的核心，广大科技工作者只有坚持为人类造福的宗旨，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身于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去，才能创造出更高的社会价值。
团结协作是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内在要求，也是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具体体现。在科技工作中，既要倡导学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又要提倡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发挥集体优势，协同攻关。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在科技工作中也要利用这种优势，集中集体智慧，去攻克科技难关，在一些重大科技项目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加强团结协作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摒弃落后生产方式所形成的陈旧观念，扫除小生产者“平均主义”的思想残余。要树立全局意识，识大体，顾大局；要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精诚团结；要谦逊礼让，尽心竭力，忠于职守；要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博采众长。总之，在科技工作中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就是要既注意发挥个人专长，又善于集中集体智慧，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强大的合力，增强整体竞争实力。
5.社会科学家的道德责任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兴旺发达，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能没有创新的理论思维。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同志2001年8月7日在北戴河与部分国防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座谈会上和今年4月27日视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对社会科学的地位、作用及学风建设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
同志深刻指出，社会科学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对于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培养具有重要的作用。（见《人民日报》，2001年8月8日）这些重要论断，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科学的功能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对实践又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列宁曾经指出：“先进的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为了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深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抓住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课题，做出科学的理论的回答，以帮助人们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掌握和运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在我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重要时期，所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社会科学工作者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为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包括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为维护和发展我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发挥作用。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特别是当前，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对时代变化的特点和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进行深入的观察和研究，通过理论的创新，帮助人们提高认识能力，掌握应对各种变化的主动权。所有这些艰巨而光荣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在了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肩上，这也是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面对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和庄严的道德责任，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同志结合社会科学工作的性质和特点，对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学风和职业道德建设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指出，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要坚持严谨治学、实事求是、民主求实的学风。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力戒浮躁，潜心钻研；要认真读书，多思慎思，关注现实世界，注重学术积累；要厚积薄发，出精品，出上品；要加强团结，和谐合作，在学术研究中相互切磋，共同进步。（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2002年7月16日，他在考察中国社科院时再次强调指出，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建设，要坚持优良的学风。要坚持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坚持老老实实地做人，踏踏实实地做事，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见《人民日报》，2002年7月17日）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科学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是社会科学界思想道德建设重要的指导方针。同志特别强调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指出，“三个代表”是衡量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性质、方向和水平的根本尺度。（见《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己任，为繁荣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为促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
1.20世纪初至60年代的大企业封闭式科技创新鉴于大企业与科技创新间的紧密关系，及其实践、理论重要性的多重强调，使得这一时期针对科技创新的研究基本上都以大企业为研究样本。如，熊彼特在提出科技创新理论时就认为大企业是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现实中，基于这一时期经济、科技环境的局限，大企业与小企业相比的确更有可能吸引、提供、负荷和合理利用科技创新所需的大量资源［3］。最为典型的表现是大企业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如1925年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成立的贝尔实验室。此外，Maclaurin(1954)通过对美国1925—1950年13种工业发展情况的实证分析，进一步从理论上明确了大型企业在构建美国经济方面的重要作用，揭示了大企业科技创新对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2.创新专利带来的巨大利润和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使得这一时期的科技创新具备了另一个显著特征:封闭。如，Turner(1954)在对191个企业科技创新境况分析后发现，大部分企业以自身内部资源为支撑，很少吸纳或借助外部资源开展合作创新。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科技创新研究思路基本立足于单个企业本位组织内部及其对外部环境的被动适应上，即如何通过自身条件调整(包括组织及其所拥有的创新要素)适应外部环境，以实现企业科技创新效能的最大化。所以，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企业外部环境对其内部科技创新的线性影响研究，二是企业所拥有的创新要素及其自身组织安排对科技创新的线性影响研究。
3.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式科技创新进入20世纪70年代，科技创新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向，具体表现在:创新参与主体不仅由大企业拓展至中小企业，而且高校、科研院所等其他主体也参与进来;突破组织边界以“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开放式战略思维撬动尽可能多的创新资源;创新过程不再是机械、线性的，而更趋于非线性和复杂系统性;创新不再满足于1+1=2的线性结果，而是努力获取1+1＞2的协同效应等。总之，科技创新模式由大企业封闭式创新步入多元主体参与的开放式创新，且形成了名目繁多的细化科技创新模式，其中已被广泛认可且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合作创新模式。20世纪50年代开始，科技创新就已经面临所需经费日益庞大、研发过程日益复杂的现实，单兵作战的创新模式已不适应发展需求，Arnold(1954)当时就认为合作研发(cooperativeresearch)可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有效途径，基于此Arnold详细分析了4类从事研发的团体及9种出资团体，冲破了单个企业独自研发的组织路径选择，开拓了研究科技创新多组织(单位)合作创新模式的先河］。但是之后合作创新研究并未受到重视，直至70年“I/UCRC”(Industry/UniversityCoop-erativeResearchCenter)的提出，合作创新研究才受到关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合作创新新模式，其中最具代表性是Franks(2000)将供应链思想引入创新领域提出的“供应链创新”模型和Etz-kowitz等(2000)构建的大学、政府及产业“三重螺旋”创新模型。
二、创新系统模式
1.基本科技创新单元间的合作具有偶发性，为了使合作创新更具稳定性和可预见性，需要相应的系统予以持续培育和支持。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创新系统模式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且形成了三个代表性流派:以Free-man(1987)、Lundvall(1992)和Nelson(1993)为代表的国家创新系统，他们从国家层面关注创新过程，认为创新的实现与一国的具体国情具有内在逻辑性，并构建了国家创新系统分析模型［9-11］;以Cooke(1997)和Braczyk(1997)为代表的区域创新系统，他们批评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过于模糊，并用区域予以取代，将分析对象具体化，这为分析一国国内不同地区创新能力的差异提供了分析框架;在吸收“三重螺旋”创新模型的基础上，以Malerba(2002)为代表的部门创新系统也已形成，他们将分析对象定位于更为微观的“部门”(sector)。可见，创新系统更加侧重科技创新宏观层面，其对顶层设计的重视为有效规避合作创新偶发缺陷，促进合作创新持续进行提供了系统保障。创新网络模式。为使系统性创新更具有可操作性，创新网络应运而生。创新网络最先发轫于Imai和Baba(1989)，Freeman(1991)在引证并接受了两者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正式采用创新网络这一名称，是指“应付系统性创新的一种基本制度安排，网络构架的主要连结机制是企业间的创新合作关系。”Gemiinden等(1996)则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企业为核心，以管理机构、供应者、协同供应者、研究与培训机构、竞争者、批发商、客户、咨询者为合作者的创新网络参与主体模型
2.明确了创新网络的主体构成。Sheffi于1985年提出的超网络(Supernetwork)已被引入创新网络研究领域，并成为创新网络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总之，创新网络模式为合作创新水平的升级和创新系统的落实提供了可能。创新集群模式。科技创新并非均衡分布，而是某些行业、区域或者时间点总是比其他行业、区域或者时间点具有更多的科技创新产出，甚至会出现科技创新成果“涌现”的现象。OECD基于实践的总结和理论整合，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出版的《集群———促进创新之动力》和《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驱动力》两部研究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当代意义上的创新集群。之后研究热度不断上升，对于创新集群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和多样，较具代表性的研究包括美国竞争力协会(2010)基于高强度合作视角的分析、Preissl等(2003)基于技术功能联系的解读和Scott(2006)基于创意领域的诠释。至于创新集群运行方面，创新机制、创业机制、产业促进机制和区域发展机制成为其有效实现的4大核心支撑机制。总之，创新集群模式的出现使科技创新与产业或经济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也为合作创新、系统创新和网络创新的建设开辟了新的视野。开放式创新。Chesbrough在梳理、总结创新已有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在2003年《开放式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并从中赢利的新规则》一书中正式提出开放式创新这一概念。他在对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做了详细的比较后认为，智力资源的流动与私人投资及其对外部知识的支持是开放式创新产生的重要原因，且认为这一模式的本质在于，企业可以通过外部(内部)的路径将外部(内部)的想法商业化推向市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采取的方法包括建立新公司、认证许可等。之后，Ches-brough(2004)又对开放式创新的管理原则和经营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和分析，为开放式创新的切实推行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3.网络众包模式。2006年，Howe在《连线》杂志首次提出网络众包(Crowdsourcing)，但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之后Estellés-Arolas等(2012)在总结40个已存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网络众包的定义，是指一种在线参与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科研机构、非营利性机构或公司灵活需要解决的任务，大众自愿承担任务;并廓清了网络众包的8个特征:清晰的任务承担者和众包者、任务目标明确、任务承担者报酬明确、众包者可接受的报偿明确、在线参与、一定范围内的公开征集和使用网络。可见，与以往创新模式相比，庞大、分散的参与者管理成为此种创新模式成功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两种解决方案得到认可:一种是技术方案，如采用先进计算机技术构建大型分布式计算系统，为网络众包中研发问题的编码、信息化和模块化提供技术平台;另一种是采用管理方案，如给每个研发问题指定一个项目经理或通过“动机—诱因—激发—行为”模型对参与者实现有效管理。作为刚刚出现的一种创新模式，其所独具的创新合作关系、计算机网络化和创新过程民主化为已有创新模式的发展，或者几种创新模式的整合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三、结论与研究展望
1.技术仍是科技创新理论的核心关注点，且科技创新模式根据不同的创新问题相应产生，具体来说:合作创新弥补了孤立、封闭式创新的能力或资源局限;系统创新规避了合作创新的偶发性，使其更趋稳定和可预测;创新网络在超脱了合作创新过度关注微观创新单元间两两关系束缚的同时也具体化了系统创新，使其更具可操作性;创新集群则摒除了均衡发力的思维，以有重点、分步骤的路径实现了创新辐射，同时紧密结合产业集群，使创新更加凸显生产力属性;开放式创新更加侧重创新要素组织间的无缝流动，为创新资源的集成使用提供了方法和依据;网络众包更是集成了计算机网络技术和创新民主化，为大众创新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支撑。可见已有科技创新理论和科技创新模式研究成果为现实科技创新的有效实现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导引。然而，已有文献在以下研究中仍显薄弱，急需进一步的探讨与完善。科学研究与创新的内在规律研究。由前述文献可见，目前针对科技创新的研究集中于技术领域，而对于更为基础的科学研究却关注甚少。所以，应用于技术创新的理论和方法是否也可应用于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与创新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何?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互动过程到底如何进行?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研究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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