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导向。思想政治教育通过理想信念导向、思想道德导向等功能，在各个阶段帮助教育客体在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道德品质，坚定正确的价值观准则，努力保证其思想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二）行为导向。思想政治教育的行为导向主要是在道德规范导向和法纪规范导向两方面进行的。道德和法纪是维护文化安全最为直接的途径，是表现在外在方面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两种导向同时也是实现其他导向的重要保证。有些国人理想信念淡薄，极易受到西方文化的诱惑，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导向来对其进行预防，提高维护文化安全的自觉性。
（三）舆论导向。新闻媒体、网络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一部分，在维护文化安全中起着很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西方国家极力鼓吹言论自由，依靠这种自由来侵蚀我们国人的思想，在隐蔽性中渗透进行，网络、新媒体成为他们的主要利用工具。因此在这一点上，要保证文化安全，必须使思想政治教育舆论导向坚持党性原则，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有效主导舆论，使文化传播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四）政策导向。文化安全问题关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保障我国文化安全，需要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思想政治教育要切实担负起政策导向的重任，作出强有力的政策导向，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统筹发挥好宣传文化战线的重要工作，调动社会各方面组织的积极力量，进行主流文化方面宣传的政策引导，为弘扬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出努力。
（五）利益导向。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式，是最高形式的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利益导向，使人们正确区分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并最终使利益认同上升到价值认同，引导人们形成正确的利益观，进而树立文化安全观，使文化利益得以实现，巩固主流文化价值，维护文化。
二、发展对策
（一）完善文化安全视角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导向体系。
1.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内容。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迫切需要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内容，这就需要我们改造落后文化，整合外来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在文化安全视角下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导向内容，应始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们的主流文化，站在时代前沿，使人们深刻领会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意义。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坚持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原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基本立足点。第一，以人为本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有关于人的实践活动，其导向也直接指向于人，国家的文化安全依靠的是大多数国人对国家文化价值的认同与支持，进而维护文化安全。第二，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国家文化受西方文化的隐蔽侵蚀，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的发挥主要有预防作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自觉抵制各种不良文化。第三，核心价值原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根本，是支撑整个民族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精神导向。在当今维护文化安全中，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宣传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使我国文化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3.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导向的机制。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建立一定的导向机制，主要有思想导向机制、心理导向机制和舆论导向机制等，利用这些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判断和引导，充分发挥导向功能。
关键词：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国梦；
目前，学界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相对来说成果丰富，学界对中国梦的探讨也十分充分，而就中国梦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关系方面进行探讨的文章却相对较少。为此，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的实现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有其学理方面的意义。现阶段，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实现中国梦的内在逻辑进行探讨，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11月29日，在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并把“中国梦”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核心目标是“两个一百年”，“中国梦”的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十以后，由于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安全形势严峻，2014年4月15日，主席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想，以此来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新形势。在会议上，指出“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
主席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主要表现在以下四方面：第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是实现“国家富强”中国梦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剧变后，中国抵制住了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压力，面对中国经济的腾飞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完善，西方世界开始向中国的经济进攻，散布“中国崩溃论”。中国的经济面临严峻挑战。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令西方世界再次倍感恐惧。十以来，以为首的党中央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在经济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思想，形成了“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稳定快速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经济发展了，国家才可能实现富强。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前提和物质力量。从这一点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中国梦”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第二，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及“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实现“民族振兴”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硬实力”的展现，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看，国家的“权力”并不是越大越好，但国际现实状况是各国都有本国自己的军队，并都在不遗余力地扩充军备。因为军事力量关系着国家的生死存亡，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保证，国家安全就很难实现。军事安全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和根本。文化力量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展现，1990年约瑟夫・奈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他认为“软实力”有同“硬实力”同样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擅长以文化为外包装向我国输出其资本主义思想，腐蚀我国公民的价值观。十以后，在多次公开讲话中提倡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号召公民积极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因为文化安全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社会安全是衡量国家安全的综合性指标，社会安全工作做的好，有利于国家安定，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化解，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只有国内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做好后，才可以更好地放眼国际社会。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提出“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是因为国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外部支撑，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谁都不能独善其身。同理，一国的国家安全再也不是孤立的，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4年5月21日，主席在亚信第四次峰会上作主旨讲话，他指出：“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一部分国家安全而另一部分国家不安全，更不能牺牲别国安全谋求自身所谓绝对安全。”[2]为了与国际环境相适应，中国政府积极调整外交政策。2015年4月22日，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表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重要讲话，讲话中呼吁要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建设命运共同体，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新路，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上述做法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利益。只有中国的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才能更好地实现民族振兴；同时，实现民族振兴，又可以更好地保障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这个层面上说，“总体国家安全观”与“中国梦”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第三，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与“中国梦”实现“人民幸福”相一致。主席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体现，体现了党和国家的以人为本。十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安全，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加大反腐力度，以、为代表的大老虎纷纷落马；同时“老虎苍蝇一起打”，致力于排除对人民利益构成威胁的一切因素。这一点与“中国梦”中提及的人民幸福具有一致性。只有人民的利益受到保障，人民才能真正幸福。
第四，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政治安全简而言之就是在政治方面免于内外各种因素侵害和威胁的客观状态。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就国际层面看，以为首的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最高政治目标是结交朋友，中国欢迎其他国家搭乘中国腾飞的便车，减弱“中国”、“中国骄傲论”、“中国强硬论”的浪潮，为中国进一步发展营造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国家间共建“命运共同体”，在国际层面使中国的政治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为了更好的维护中国的政治安全，就国内层面看，以“”、“”、“”为代表的民族分裂主义，受境外势力的支持企图分裂中国，加之，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在国内仍有其影子存在，这对我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台，为我国的政治安全从法理角度再次提供保障。正如2014年3月28日，主席在德国柏林发表重要演讲结束后，在回答现场听众提出的关于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在事关中国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3]只有国家政治安全得到保障，才有利于中国社会和谐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更近一步。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有助于“中国梦”的实现。
[参考文献]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N].人民日报，2014-4-16（1）.
[2]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4-5-22（1）.
领导文萃：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的时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显得尤为紧要，请刘教授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刘跃进：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人们发现与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作风转变，遏制了官员的势头。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很少被大家关注，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做了紧锣密鼓的布局。首先是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对此专门做了长段说明。其次是今年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亲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需要在国家安全观念上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可以说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直接的背景。
但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越来越需要整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那就是：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正是这个判断，使我们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在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相继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必然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安全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在中国迅速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外面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变了，我国对外面世界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变了，这其中就包括您说的“中国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多年来一直在说的“中国”，其实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及其学者、政客、军人、百姓，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就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说，一些人就认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或者说确实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没有力量做的事，现在有力量做了，对此别人不适应;我们过去一忍再忍的事，现在不能再忍再让了，别人会担心，会防范。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安全矛盾，有时会成为安全冲突，甚至可能会陷入“安全困境”中恶性循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安全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保障，但是如果保障的措施和手段不适当，又会引起新的矛盾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矛盾，走出“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打破国际上对我国发展的担心，以及某些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是某些自以为是的制裁和围堵，适时、适度、适当、有效地保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和安全，这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和仔细谋划的事。这可以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或外部因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原因或国内背景。这几年，通过观察和研究，我把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状态概括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不断升级，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与外部问题比较起来，国内经济、政治、社会甚至军事等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不断加剧，解决起来又没有什么非常得力的措施，有时甚至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按住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到今天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不是问题，相反却越来越严重地挑战我国的国内安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整个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严厉打击党政军各界的，就是新一代领导采取的比较有力也初见成效的措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也是新一代领导在治国安邦上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这两方面的背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时，有过简洁明了的概括。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从而深刻阐明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与必要性。
除了这些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新安全观”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对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演进。中国政府针对国际安全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最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是具有新意的非传统安全观。但是，由于它仅仅针对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安全问题，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观。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国家安全观来替代如上的“新安全观”。事实上，从2006年起，中国党和政府就很少再提“新安全观”，起码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其他党政重要文件中，很少再用“新安全观”了。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是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特别是在不断加强对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为此，就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来填补“新安全观”退隐后的空缺。这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材料。
领导文萃： 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请您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各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比较复杂，有的概括比较简单，最简单的是把它说成是“十一个安全”，即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我认为，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既不能把它简单概括为“十一个安全”，也不能局限于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的讲话，而必须把关于国家安全的主要论述全面概括进来。当然，主要内容还应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时的讲话为主。依我的理解，可以用“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来概括。
所谓“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分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四，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第五，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表面看好像是“自我相涉”，实质上并不矛盾。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讲到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六个方面，是指导当前整体国家安全工作的六个战略性新思路。
所谓“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讲话中非常明确指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句话体现了人民在国家安全观中的核心地位和根本目的。
所谓“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在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中说的也很明确，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些观点，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
所谓“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是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十一个安全”，加上他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论述中讲到的“国民安全”。这就成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里的“国民安全”，应视为与前面讲的“人民安全”相同，因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安全为宗旨”。
所谓“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在今年5月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所提亚洲安全观包括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我之所以把亚洲安全的四个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亚洲范围把它们称作“国际安全理念”，首先是因为这四个安全理念事实上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全球国际社会，其次是因为在一个多月前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两点必须首先强调，其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二是统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思维。
领导文萃：有人说，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过去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是对“国家安全”的再定义。您能否谈谈“国家安全”、 “传统国家安全”、 “非传统国家安全”、 “综合安全观”这些相关提法的内涵及其联系。
刘跃进：我先说一下升级版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是中国官方在世纪之交提出并长期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大家知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只涉及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问题，没有涉及内部安全或国内安全问题，因此，虽然新安全观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非传统的思维特征，可以称为一种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但由于国内视角的欠缺，它难以说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如果硬要说它是国家安全观，那么也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安全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新安全观”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中国官方当时在国内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上，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依然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和重心，依然强调军事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还通过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统一了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又区别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区别四个概念，即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和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而不可能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无视或贬抑传统安全问题，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至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能够兼顾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一种统合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因此，从概念关系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的观察、思考和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非传统安全内容和全面的非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另外，具有特定主体的“国家安全”，也不同于没有特定主体的“安全”。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研究”，而欧洲人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了，而是讲一般性的“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种情况，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欧洲人的国家概念相对弱化了，甚至在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都在探索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卫政策，而且许多国家间还统一了货币，使用统一的欧元。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之外的各种“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更具普遍性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且很早就讲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安全”。所以，他们讲普遍的“安全”，我们讲特殊的“国家安全”。这与各自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关，很难说谁优谁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国家安全措施和手段的综合性，而且更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综合性，重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综合性。前面说的“十二个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传统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又有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要素。此外，在作为亚洲安全观提出的“四个国际安全理念”中，不仅包括了综合安全，而且还包括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显然是过去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没有达到，因而是一种更高版本的国家安全观。
领导文萃：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两个特色首先体现在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上，其次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谋划与布局上。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民二分”基础上强调“以民为本”的文化。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墨子强调“兼爱”，虽然都没有提“仁爱”的差别，甚至还特别强调仁爱的无差别，但由于这些观点提出时的社会基础是“官强民弱”，因而事实上是倾向于普通百姓的。当孔子、荀子讲到“载舟覆舟”理论时，明确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是大讲特讲“民贵君轻”的道理。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挂在嘴上，但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而且与今天的民主理念相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把民作为手段来重视，而不是作为目的来重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仁爱善良”的传统，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其做了改造，把视民为“手段”的“民本观”改造成了以民为“目的”的“新民本观”，也就是民主观。这就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贵君轻”的“民本”特色的同时，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群众史观”的“民主”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两个特色的突出体现和有机融合。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系统性，也是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就是强调对事物的综合性认识和思考，尽量避免出现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系统科学的促动下，已经发展为系统辩证法，非常强调事物和认识的系统性、辩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讲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维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辩证思维。
在此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而是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安全观相比所具有的特色，那么也可以把它概括为两点，一是“总体性”，二是“民本性”。
领导文萃：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
刘跃进：前面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思想渊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的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但是全面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会发现其思想渊源非常广泛，并非只这两点。例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观点，与“冷战”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就有多方面的联系和思想渊源。再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都是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新安全理念，因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其包纳进去，就与这些国际上的新安全理念建立了非常直接的思想联系，它们也都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还有“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就与国际社会很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学界这些年对“可持续安全”的持续探索相关。还有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与我们10多年来所做的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密切的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学科建设，给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安全思想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秀安全思想和理论被包容进去。由此来看，要完全说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还需要从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中寻找更多答案。
领导文萃：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那么，“国安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责？
刘跃进：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但从时间顺序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在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在后，好像这句话难以成立。但从实质关系看，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设立“国安会”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名词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说中共十报告已经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事实性存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说明时，更进一步强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种“事实性存在”。这种作为“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思想。今年4月15日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使这种“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变成了形态完备的“概念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设立的。
对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过明确、准确、详细地说明，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安会的这“四大职责”中，前面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两项具有战略性的职责;后面的“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两项，虽然也有战略性，但战术性更强些。这四大职责履行起来，难易、轻重、缓急，是各不相同，随时变化的，其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极端的艰巨性，需要国安会下大气力来做。
领导文萃：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刘跃进：从前面的背景和思想渊源介绍，人们可以看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想强调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意义和指导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到国安会四大职责的履行中，最终使我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是“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也必须有“总体性的思谋与考量”。
从理论建设上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时，我国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是吸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并且大大提升了这些思想和理论，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建设的一个新高度。用这一具有新高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今后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一定会使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坚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能够使我国的发展与安全得到进一步的切实保障，使全体国民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与安全带给自己的福祉与安全。
领导文萃：我们知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际通行做法。请刘教授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介绍一下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和职能。
刘跃进：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在1947年根据其当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设立的。《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章第1条第1款不仅规定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规定“美国总统主持委员会会议;总统不能出席时，他可指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代替其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意见，以便能够使这些军事机构和政府各部门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
在设立已近70年的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继续对世界各国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样本。
尽管前苏联于195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很大差别，但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主要还是以美国为样板来设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包括1960年土耳其成立的英文名称全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67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由其所谓的“国防会议”改组成立的所谓“国家安全会议”，以及近年来韩国、英国、日本等陆续改立或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例如，韩国在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翻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同时，也按照美国的机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命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987年修订的韩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及国内政策的树立，为在国务会议审议前答复总统的咨询，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二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总统主持。”第三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织、职务范围及其他必要事项由法律来规定。”到了2013年12月20日，为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韩国总统朴槿惠批准设立掌管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 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室室长担任委员长，每周一次协调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并向韩国总统提交相关内容。必要时，委员长还可按总统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再如，2010年5月，英国政府在2007年成立的“内阁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和发展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与美国机构名称相同、职能相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首相担任主席，常任成员包括副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内政大臣、国防大臣、国际发展大臣和安全大臣，其他内阁成员，包括国家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国防参谋机构的负责人、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等，可根据需要参加该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一种“大国家安全”的管理框架。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安全；国际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安全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颠覆和攻击，使它客观上不受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国际关系的主流学派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安全进行了理论探索。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视角的缺失使传统安全观解释力有限。在对传统安全观的批判中，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女性主义认为：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国家间的军事和安全功能总被认为是男性的事务，女性在安全研究史上很少被提到。例如，现实主义代表作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thau）的《国家间政治》一书，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虽然作者在谈到各国政治家时，曾分析过欧洲历史上4位著名的女王和王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维多利亚女王、奥地利的玛利亚·特蕾莎和俄罗斯的叶卡捷林娜二世，然而摩根索在分析这些女性活动时，是把她们当做女王或王后，即国家的代表而非女性。至于普通女性参与国际事务他并没有提及。
现实主义另一位代表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1]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将安全定义为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显示“国家和领土完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安全的底线是生存”。[2](P20)据此，学术界把安全概念分成消极安全和积极安全。前者强调免于危险和威胁以求生存，后者则强调稳定。生存和稳定是安全的两个重要目标。
新现实主义自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后，把安全作为其关注的重点。但新现实主义的安全观同样是缺乏女性视角的。新现实主义安全观中并没有专门论及女性。因为，它和现实主义一样，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惟一的行为体，在新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肯尼斯·沃尔兹(Kenneth Waltz)看来，国际关系的性质与领导的个人因素无关，它完全是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的，这难免给人留下社会性别同安全，乃至同整个国际关系毫无关联的印象。[3]
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国际安全意旨处于安全困境中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只能以自助的方式，通过增加实力、扩充军备等维护本国安全。然而，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做法，会让别的国家感到不安全，于是它们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以防范对本国安全的威胁，以至竞争和对抗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在无政府状态下，任何一个国家都走不出这个安全困境。这里有三个条件：（1）至少有两个以上行为者才会产生“安全困境”；（2）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以上的权威机构；（3）安全依靠各国政府的互动。总之，在安全困境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的基础上，而这会导致国际社会更大的不安全。[4]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安全观。
显然，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其安全观主要是指的“军事安全”，一个国家只有在军事上更强大，才能保证“免于威胁”，保证“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安全总是从是否存在战争可能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的。对于主权国家来说，国际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战争威胁。在这样一种国际体系里，安全往往是一种你输我赢或我赢你输的零和博弈。而且，这里的安全主要是指“国家的安全”。作为保护者，国家确立“外来”威胁者，指出不安全的存在，在保护内部人民的名义下，国家要求具有性别特征的公民做出牺牲：男人入伍上前线，妇女在后方从事社会化工作。如同国家的垄断权具有合法性一样，婚姻制度对合法生育和财产继承权具有垄断性，而且是以保护妇女的理由出现。妇女从婚姻中谋求安全，谋求得到丈夫的保护，使自己不受别的男人或一般男性的暴力行为伤害，使自己不在经济上因性别分工而产生不安全感。于是，男人与国家、国内暴力和国际暴力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这种意义上的安全概念使男人和国家享有绝对权力，以对付别的男人和国家。
女性主义对安全的关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妇女大会在荷兰的海牙召开，美国著名女性主义学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要求以一种新型的国际主义取代自我毁灭性的民族主义，因为它导致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并造成巨大的破坏。会议通过的决议质疑了女性或者所有平民能够在战争中得到保护的传统观点，认为裁军才是确保未来持久安全的更加有效的途径。[3]
1985年，在加拿大的哈里发（Halifah）举行的国际妇女和平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国的妇女根据自己在生活中遭遇的直接威胁来理解安全。西方中产阶级妇女主要关注核战争的爆发，第三世界国家的与会者则把缺乏安全同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造成的结构性暴力联系起来。与会者一致认为，如果以他人的不安全为代价，所谓的安全便形同虚设。在同年举行的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各国代表也对安全做了类似的全方位定义，即它不仅意味着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消除战争、暴力和敌意，而且需要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公正。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建立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安全由片面强调军事到重视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以国家为中心转向以人为本。与之相适应，各女性主义流派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女性主义安全观渐呈轮廓。
二
女性主义认为，揭示性别关系的不平衡和将女性的经验添加进安全分析中能够帮助建构更加综合的安全定义。女性主义安全观包括：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一）安全是所有人的安全
女性主义者质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安全的定义其实是反映男性经验的。他们批判在性别问题上的所谓中立，通过区分性别（gender）和性（sex），从而在安全观念中加进了女性视角。女性主义理论更注重从社会学分析方法中吸取营养，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各流派共享一个核心分析概念——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社会性别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被称为男性特质（masculinity）或女性特质（femininity），性是生理的，而性别是社会建构的，女性主义强调，所谓性别中立的全球政治实际上是普遍的男性经验和知识。性和性别的区分为女性主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他们相信所有的性别关系都是社会关系，同时把性别引入国际关系也纠正和推翻了这样一种假设，即男人的一定经历可以被普遍地用来代表男人和女人的经历。在区分性和性别的基础上，女性主义新安全观认为，现行的安全概念只不过是男性经验的反映，是建立在男性基础上的军事与政治安全。
女性主义者还认为，在所有人的安全中女性的安全问题尤其突出，其理由是，女性在国际安全中特别脆弱，极易受到破坏和损伤，据妇女组织估计，从二战以来妇女和儿童构成了全球难民人口的80%，[5](P54-55)这是由军事冲突导致的。女性还是国内暴力的最主要的受害者。 因此，安全是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所有人的安全，也只有所有人的安全都得到了保证，女性才有安全可言。
不仅如此，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女性的安全更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国际安全中添加普通女性尤其是边缘人的声音，安全研究才能变得公正和全面。克瑞斯汀·丝维斯特（Christine Sylvester）认为：“我们必须使国际政治学界定位在行动的领域，这些领域远不是英雄主义的，绝非高度抽象的，与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定理大不一样。这些领域比‘低级政治’还要低，如家务劳动、工厂、农场、偏僻的乡间区域，国际移民的动向等等，它们的背景可能很小、也可能比原来的要宽大。把这些小人物带入国际政治的舞台，对于那些眼睛只盯着重要行为体（如官方的决策者、战士、国务活动家、恐怖主义分子、国王和某些极端主义集团）的学者，无疑是一种震惊和撼动。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提出，当我们最终能够令那些处于边缘的人发出声音时，我们确实是给自己安装了一种可以与西方传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抗衡的麦克风。”[6](P639)
（二）经济安全与军事安全同样重要
女性主义的重要学派之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强调物质和经济力量决定女性的生活，安全的定义被扩大到了经济层面。他们认为，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女性的不平等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中，推翻资本主义体系是获得女性平等和保障女性经济安全的必要途径。撇开阶级的分析，女性在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在世界各国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据联合国统计，妇女在家庭劳动、照顾儿童、农业生产方面的贡献每年高达11万亿美元；虽然妇女代表过半数的全球人口和1/3的付酬劳动力，却只能得到世界收入的1/10，拥有世界财产不到1%。[7]由于生理特点或历史原因，几乎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女性所得到的报酬普遍少于男性，女性的失业率也比男性高出许多。这些证据说明，在所有社会中，妇女都面临巨大的经济风险。
女性主义者强调，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蒂克纳认为，如果说传统的安全观一直与军事力量以及从物质上保护国家免受战争威胁有关的话，那么，这一传统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全面的。在现代社会，技术先进的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很高，如果使用致命的武器，战争中不会有赢者，因此，对这些国家来说，依赖战争去确保自己的安全已经显得不再有用。对于世界上的多数人而言，安全问题更多地涉及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不是对付军事威胁。基本需求的满足与妇女有很大关系，因为妇女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提供者，并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8]
女性主义者还把女性的经济安全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他们认为，全球化的发展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妇女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妇女的经济不安全。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贫穷的女性化”，许多全球性危机，如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和环境的恶化，对女性的生活和工作都打击很大。在发达国家，女性比男性承担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她们同样是社会福利削减和失业的受害者。这种“贫穷的女性化”不仅在发达国家存在着，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8]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社会转型国家里，大量女性失业，劳动力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就业压力十分沉重，女性的经济地位急速下降。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量耗能高、污染重、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被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在这些跨国公司里拿着最低工资为企业卖命的往往是女性廉价劳动力。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还为发达国家的家庭工作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但是每当经济衰退需要降低福利或裁员时，受害的往往首先是这些女性。 “贫穷的女性化”说明女性在经济事务上的普遍的不安全感，由此，经济安全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学者所关注，寻求女性参与经济事务的权利，尤其是通过参与和发展全球化中的经济事务来影响和选择女性自己的经济生活是女性主义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三）环境安全与女性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臭氧空洞、酸雨、核泄露、河流海洋的污染所形成的环境威胁日益严重，环境安全（environment security）作为国际关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自20世纪80-9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女性主义者从性别视角审视环境安全领域，在“环境”与“安全”问题上找到了两性价值的结合点。
女性主义者首先指出了环境安全领域存在的性别缺失。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环境科学和环境保护领域，而事实上，在环境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具有出色的理论建树，在国际环境保护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们与男性一起为环境安全作出了贡献。环境安全领域的性别缺失，并非由于女性事实上的“缺席”，而是传统国际关系学已经将女性划归为“自然”领域，视男性为“文化”与“科学”，而“文化”与“科学”必须征服自然。造成全球性环境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理论将女性排除出公共的政治领域，视女性与自然为一体，将女性看成是被征服和改造的对象。
女性主义者进一步认为，妇女更易受到环境安全问题的侵害。在传统的安全理论中，大多数环境主义者并没有指出妇女在环境威胁中所面临的特殊困境，事实上妇女和自然界之间存在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贯穿于文化、语言和历史中。根据林·纳而逊(Lin Nelson)的分析，环境恶化对女性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的燃料木材短缺危机带来沉重压力。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妇女要到离家10公里以外的地方搬运木柴回家，以作为燃料。可是，国际环境安全领域中很少有人指出木柴燃料的减少是一个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却有人看到了石油燃料的减少所造成的威胁，原因正是，木柴燃料的消费者是普通的穷苦妇女，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妇女，她们没有什么政治权利，自然得不到国际政治领域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破坏对女性的生育系统也产生了很大的伤害。1984年，印度发生的农药事故不仅夺去了几千人的生命，更造成了妇女人工流产率的上升，因为她们担心毒物渗透会导致胎儿畸形。[9]
那么，女性主义者是如何重构环境安全概念的呢？贝蒂·里尔登（Betty Reardon）概括了反映女性价值的“全球安全”的四种图景，提出了女性主义的多元安全观，其中包括全球生态安全、为全球生态平衡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第一种是生得权图景（the birthing vision），这是一种建立平等的世界秩序的综合景象，其实质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包括充足的食物；清洁的住房；尽责的父母或监护人；具备清洁水源、基本卫生设施、医疗服务、基础教育条件的社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积极追求和平、公正、可持续和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的世界社会。第二种是妇女作为平等伙伴的图景（women as equal partners）,这是一种平等世界的景象，这一世界为人们提供了更健康的社区，更强有力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第三种是超越暴力的图景（the transcendence of violence），这是一个非军事化和裁军的世界。第四种是综合的、真正的全球安全的图景，为全球生态平稳和建立健康的生物圈而奋斗。[9]里尔登的这一安全观表明，对环境问题的疏忽与女性在国际关系中的沉默具有直接的关系。女性主义安全观更加强调和侧重女性运动和环境的内在联系，强调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统治自然。建构包括女性视角的环境安全观，将有助于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
（四）安全应以人为中心
与传统安全观强调“国家的安全”不同，女性主义者运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从更广泛的人性出发来重新定义安全，于是，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被包含社会性别安全的“人类安全”观所超越。女性主义的“人类安全”观把联合国的新安全观念引进国际关系，从而丰富了国际关系的安全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向“妇女2000年”特别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安全”是由“以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概念演化到“以人为中心”的新安全观念。[10]女性主义学者驳斥传统国家安全定义，认为这样定义国家安全的结果只能导致坚持以权力来维护国家利益的旧思维。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安全包括所有人的安全，既有国防和国家安全，也有家庭和个人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女性主义者将研究视角的核心放在人的安全上。他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保障人的安全才是根本目标，所有国家安全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保障作为人的安全。
继“人类安全”概念出现之后，女性主义者还进一步提出了“女性人类安全”概念，女性主义学者将它视为人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家庭生活、国家内部和国际关系中的暴力行为是相互联系的，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的暴力都会在以“统治——服从”为特征的社会性别关系中得到体现，比如在战争中，80-90%的伤亡者是平民，其中妇女和儿童占绝大多数。从本质上看，形形色色的暴力都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欺凌和压迫。她们主张，对女性的暴力侵害应当放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来理解，以多层次的观点定义安全。女性主义的目标是要消除各种暴力行为，包括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性别暴力，认为它的实现要求尊重他人、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愿望，而不是将他们视做敌人，予以征服和压制。[3]
在实现人的安全方法上，女性主义者认为，仅仅把国家作为所有人的安全的提供者是不够的，女性主义质疑某些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中心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依靠种族、阶级和性别等一些跨越国界和地区边界的类别划分而存在，指出现实主义的政治认同与政治边界成为综合定义安全观的障碍，声称女性主义以“人”为中心的安全观定义是超越国家和地区边界的，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国家和地区的界限，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安全。显然，这种安全观包含太多的理想主义色彩。[8]
女性主义者强调多元的、反映女性特质的安全观，并不是要把男性特质从安全观念中祛除，而是要说明，认为人性本恶、通过对他人的制约来谋求安全的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安全观。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多元的，在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利益的冲突，也有合作的基础。他们对维护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同等重要。正如蒂克纳所说，女性主义决不是要以自己的主张去取代传统看法，在国际关系学中吸收女性观点，最终是为了超越作为一个分析视角的社会性别，最终破除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僵化划分，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如何评价女性主义安全观对主流国际关系的影响，也许可以引用一位女权主义批评家塞丝亚·安罗的话：“我们不必等待某个‘女权主义的亨利·基辛格’的出现，我们或许可以自己创造一个有新意的、更现实的国际政治研究方法。每当一位妇女诉说政府对她的控制、她自己的期望和她的劳作时，这样一种理论便在不知不觉地创造中。在国际关系学里，揭露对女性的排斥、对她们的控制、对她们的劳动成果的剽窃，都是对一种新的学科思想和方法的发展。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改造着、创造着人们关于国际政治的定义和假设。”[6](P639)女性主义安全观虽然还没有撼动主流国际关系安全观的地位，它甚至还没有引起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足够重视，但是，它毕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和影响着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女性主义提出了更加全面的、普遍的、以人为本的安全观，扩展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视野，使国际关系理论更能客观地反映国际关系的现实。
[参考文献]
[1]Arnold Wolfers. National Security As an Ambiguious Symbol[J].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52,(67).
[2]Barry Buzan. New Patterns of Global Security in the 21st Century[A]. in William Olson (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 1994.
[3]胡传荣.权力、安全、女性主义[J].国际观察,2005,(2).
[4]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Ann J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6]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7]江洋,王义桅.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J].复旦学报,1998,(5).
[8]童立群，独特的视角，理论的进步[J].合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当今,全球化浪潮使得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领域,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其中,文化安全在国家战略和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与作用愈发显得重要。
一、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相互交流、冲突、渗透及融合,构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化发展图景,但是,在不同文化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也有个别奉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西方国家为了达到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形成了日益严重的“文化帝国主义”倾向。它们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本国的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损害本土文化为手段,图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方式延续和强化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对全世界的控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来自外部的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和威胁,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大肆宣扬“中国”和“文明冲突论”,为西方文化扩张寻求理论依据,恶化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外部环境。
1992年9月15日《亚洲研究》上刊登了罗斯?芒罗的文章《正在觉醒的龙——在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该文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外交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对亚洲和平与利益所构成的“威胁”,并以此警告美国防范这个远隔重洋的“充满活力、热气腾腾的国家”,由此成为“中国”的肇端。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提出“文明冲突论”与之遥相呼应。他认为在后冷战时代的新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和经济的,作为儒教文明主要代表的中国是西方最大的威胁之一。在大肆宣扬“中国”的背后,深深隐藏着的是美国妄图建立文化霸权的“传教士”心态,以及恶化中国文化安全外部环境,达到遏制中国的企图。
2.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向中国推销西方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妄图通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最终达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西方一些理论家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同意识形态国家进行文化渗透是最有力的进攻。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西方利用一切手段大力宣扬西方的一套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近似强制的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和文化输出。推行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各种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宣扬西方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用似是而非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概念,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现实地实现真正属于人民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的努力。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的思想,破坏我们的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消解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西方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文化产品的输出,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并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通过网络这只无形的手,以网络所特有的穿透力突破传统的国家概念和框架,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传统的语言交流规则和动作方式。
西方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中华民族的特性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情结已经有弱化的状况和趋势,一些人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人生目标,甚至崇拜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发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扭曲错位。这将导致中华民族的文化混乱,使传统文化、道德准则受到强烈冲击。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学会积极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应对措施。 二、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论文关键词】：安全; 现代安全观; 新安全观
【论文摘要】：对新安全观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国际关系学领域，需要更多学科的关注。新安全观是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安全观的产物。现代安全观的前提条件是，在绝对信任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对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和人们生活安全的能力的绝对信任。但资本的全球化使现代安全观的存在条件陷入困境：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人们理性无法控制的风险后果，民族国家无力保障社会和人们的安全，个体对本体性安全充满焦虑。然而，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还处于争论和探索中，还无法完全超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其根源在于，作为其观念基础和制度保障的新政治形态尚未确立。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其次是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的安全问题。社会的安全不仅要使之遵循由商品交易市场决定的"丛林法则"，免于政治国家的过分干预，而且还要维系包括以文化、宗教和习俗等认同为核心的社会自主运转，免于专制政治造成社会国家化。理论和经验表明，主要有两条确保社会自主的途径：其一是通过宪政民主制度来提防国家权力走向专制主义，这是保障社会安全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宪政的实施意味着遵循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原则，通过宪法限制国家权力扩张并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权利和自由。相反，在诸如德国法西斯主义和苏联集权主义这些没有通过民主政治制度平衡国家权力的国家里，不仅社会中各种自主组织、文化和族群等在国家控制下丧失安全感，而且这种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变异的国家体制在国际社会更没有安全感，最终走向灭亡；其二是通过和平或激进的社会运动来确保社会安全。民族国家的权力过分干预社会自主性，或者国家无能力解决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将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以有组织、非暴力的社会运动方式强烈反对甚至推翻政党当局的统治，并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改革政府和国家权力结构。
最后，关键是人们在民族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都只是手段，而衡量的标准和终极的目的都是提升人们生活的确定性安全。国家使人们生活提升安全感的方式是，通过完整的法律体系保障人们各种平等权利，通过完善的福利政策和成熟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社会是通过人们自主建立各种社团组织，结合成紧密的社会交往网络，成为表达意愿、相互信任和互利互惠的公共平台，以此形成地方自治并抵制国家权力干预。这样，现想的安全观的逻辑关系是，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安全、社会在国家统治过程中的安全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三者构成一种线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作为最无力保障自身安全的个体则处于国家与社会的双层保护之中。
总之，西方近代以来所形成的现代安全观是，在绝对信任人定胜天的理性主义思维和科学技术推动人类进步的科学主义思维的基础上，绝对信任民族国家和政府保障社会安全与公民安全和自由的能力。
二、现代安全观的破解
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得到巩固，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而成为一种世界普及性的观念。然而，随着工业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不断为其消极后果所抵消，随着科学本身导致人之理性无法预测的风险增多，日益全球化的世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发现，用于保障安全的民族国家越来越不可靠，无法阻止外界力量的侵蚀和内部认同的冲突，丧失国家保护的社会也无法保持稳定，人们的生活也从此失去保障。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破解了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神话。
首先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和理性控制和预测风险的不可能性。追求真理的现代科学是一种确定性的生活态度，是把人类对传统和自然的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基本武器，而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力量来控制自然和社会的发展秩序。然而，科学与理性的扩张给人类带来许多不安全和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追求确定性的科学和理性本身是不确定的。高度专业化的科学知识愈发注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模糊性和离散性特征，因此科学往往被指责为不是现实世界的客观反映，而是各种观念形态的理论解释。理性的力量不仅无法控制自然界不可预测的活动，如海啸、地震和洪水等，而且可能产生非理性的灾难性后果，如战争和屠杀等。另一方面，不仅各种科学技术发明本身相互抵触而愈发充满不确定性，而且科学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等造成危害是无法估量的，是产生风险的重要根源，因此，人类安全需要科学但科学同时又制造新的不安全。这种自反性的悖论对理性也适用：所有解决问题的理性努力带来新的问题，风险随着我们的理性权力而增长，并且人类理性越来越难以控制与预测科学带来的各种意外后果。由此，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由危机引导的全球风险社会。 "
其次是民族国家的不可靠性。西方近代兴起的民族国家是理性国家机器在通过民族主义寻求其管辖的领土原则、暴力的合法性原则、统治的认同原则的产物，是国家与民族的相互利用的结果。民族国家尽管在19世纪晚期出现衰败，但这种迹象却为世界战争和美苏阵营的二元对立所蒙蔽。在后，民族主义的风起云涌和资本全球化的加剧正彻底撕裂民族与国家重温结合的图景。所以，鲍曼认为，尽管分离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如果与西方近代之初实现政教分离而结束漫长中世纪的教会政治那样，那么，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这种分离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民族认同的弱化。国家把经济功能转让给全球化的市场，把文化功能回归到地方化的族群，这使民族认同丧失其在政治国家中的特权位置，在总体上丧失许多曾拥有的主权而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二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不是民族主义的力量而是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为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连贯性，国家被迫放弃具有归属感和确定性意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转而成为全球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员"。全球资本允许和期望国家担当唯一的经济任务是，国家更有力地干预企业的管理，要求保护环境和人权，抵制市场恶性竞争的无序后果。显然，逐渐丧失民族、经济和文化领导权的国家在性质和目标上已脱离规范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安全主题上也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9·11事件表明，几乎所有国家都无法确保在国际社会的安全地位，无法保障国内的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的安全。而作为主要安全议题的恐怖主义使所有国家陷入尴尬境地：国家如果运用高科技手段全面监视和控制社会的运作和人们的生活，则侵犯法律规定人们的各种自由权利，但同样运用科技和理性力量的恐怖主义却无孔不入。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确保自身绝对的安全，国家、社会、个人各层面和军事、政治、文化、经济、环境各领域都处于不安全的状态。
其三是社会的不稳定性。在安全研究专家奥利·维夫看来，社会安全是"关于巨大的、自我持续认同的群体安全"，而安全的议程则是由不同时空的不同行为主体来规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原本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运作的资本主义已经扩展到全球市场，以经济自主运行、文化认同和人际交往网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也难以与以领土边界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保持同质性的统一。阿尔布劳指出，经济全球化使社会从民族国家的限制中得以解放。然而，这种失去民族国家保护和调控的社会充满不确定性，不仅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和信息技术瞬间性汇集的全球各种风险因素足以引起社会的大恐慌，而且以追求认同为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极端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使确保社会平稳和安全的法律制度难以奏效。这些公共危机都是威胁到当代西方社会安全的要素。由于民族国家保护社会安全的能力下降，无法通过社会整合和政治一体化来维护社会秩序，所以社会安全的行为主体不只是某个或几个文化族群和社团组织，而是全球范围内被风险和危机意识启蒙的人们。我们或许可以说，以认同为核心的社会安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威胁，而这种威胁无法上升为国家安全层面来解决，也无法通过社会组织自身来消解。
最后是人们生活的无保障性。联合国在1994年最早提出并界定"人的安全"，包括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求的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方面。在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原来属于民族国家和社会双重保护下的人的安全问题现在却不得不由一种超国家组织来呼吁和关注。这表明，国家的制度设计、行动方案和观念形态以及社会结构安排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安全问题，社会中焦虑的个体不得不直接遭遇外界生存环境中主观和客观的不确定性，并且不得不"用个人传记式的解决方法来处理系统性的矛盾"。个体在主观上面对的人为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犯罪、毒品、贫困、传染病、暴力和战争等， 而客观上的不确定性除了自然灾害之后还有科学带来的各种风险，如核危机、传染病和转基因食品等。同时，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出现危机之后，国家和社会把包括科学和理性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抛给个体来选择，个体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反思能力和知识水平，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对教育、医疗、就业等问题的策略做出艰难选择。这样，个体的生活失去了科学和理性的知识基础，也失去国家和社会的制度保障，不得不直接面临风险社会中各种不安全的因素。其结果必然是，个体对自身存在的焦虑，也就是吉登斯所探讨的"本体性安全"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个体心理上产生一种无力感，使个体的无意识和情感深处感受到一种不能反抗的外在支配，从而对自身是否安全存在表示怀疑和焦虑。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结构功能衰微的民族国家既无法通过军事暴力的方式来确保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地位，在国内也无法维系稳固的社会安全和社会认同；同样，脱离民族国家保护外壳的社会不仅使民族、文化、宗教以及各种社团组织直接参与全球多元竞争主体的博弈，而且还加剧剥离了个体生活的确定性保障。正是由于丧失了国家和社会的双层保护，所有个体不得不直接面临并力图寻求解决各种安全问题的生存策略。在这种意义上，建立在绝对信任科学理性基础上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的现代安全观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必然为新的安全观念所取代。
三、探索中的新安全观
在全球化时代，由于以国家安全为核心现代安全观无法满足社会和人们生活对安全的需求，西方许多非政府组织和学者开始发展出一种以人的安全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们把安全研究的重点从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转移到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上，包括恐怖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环境生态恶化、自然灾害、科技发展带来的各种风险。在他们看来，安全的主体发生巨大变化：由国家扩展到人类整体，无论国籍、肤色、种族和阶层的所有作为类的人都是安全的主体和实现安全的全部目的；安全的层次已改变：从宏观层面的国家结构和军事装备下降到微观层面的社会个体，个体对外在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主观感知成为衡量安全程度的标准。
然而，在有着思想多元化氛围的西方学术界，对这种新安全观的认识有很大差异和争议，更有学者批评到，这种排斥国家主导的"人的安全"定义散漫、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或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相比较而言，目前中国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如布赞、维夫和怀尔德所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保持一种以国家中心主义为特征的现实主义立场对待新安全观，继续以一种物质主义的视角考察在全球化时代新出现的安全问题。所以，一般都认为，不仅复杂的国际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首位，而且许多自然灾害和科技风险所造成的天灾人祸都需要国家建立公共安全机构和制定公共安全政策。在这种意义上来，他们认为，新安全观与现代安全观之间不是超越而是补充关系，必须继续把研究重心以国家安全为主题的现代安全观。
固然，新安全观还无法超越或取代现代安全观，还只是处于一种理论探索和价值诉求中的新观念形态。但我们发现，发育不成熟的新安全观更有其深层次的理论原因。这是因为，在人类历史变迁中的安全问题总是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维夫从安全的角度指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阿伦特则从政治的角度指出，政治意味着"一切事情都必须通过言辞和劝说（即和平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强力和暴力来决定。"这表明，政治有一个重要安全功能：通过协商而成的法律使人民的生活制度化和规范化，把一切引起不稳定和不安全的人为因素排除于政治共同体之外，从而使安全制度化和常规化。我们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重视研究古希腊城邦的兴衰和安危问题，而现代西方学者则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研究的首位。
然而，在民族国家的结构和功能日益衰败的全球化时代，以民族国家为认知基础和价值前提的现代政治理论已丧失启蒙时代那种强劲的解释力，相应地，西方近代以来倾力于民族国家安全的现代安全观也必然难以续存。在此现实和理论背景下，西方许多思想家集中反思并力图超越现代政治观，进而根据自己的理论逻辑开始寻找一种能适应并解决全球化时代新问题的新政治观，如吉登斯试图主张用"生活政治"及其"第三条道路"的现实策略来超越现代政治（他称之为"解放政治"），贝克宣扬超越现代党派政治的"亚政治"，而鲍曼则试图回归共和政治来取代现代的集权政治。这些新政治观之间同样存在很大差异和争执，也还只是一种理论探讨和理想追求。因此，以人的安全为主题的新安全观只有新的政治形态在现实世界得以确立之后才能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模式。
参考文献 [2] 厄内斯特o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背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3] 乌尔里希o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4页.
自冷战结束以来守成大国美国为了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在安全合作领域，采取了联盟战略，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更是形成了围堵中国的第一和第二岛链；相反，作为正在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选择了不结盟政策。纵观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以及崛起后所采取的诸多安全战略，大多都以联盟战略为主。如果从全球视角来看安全合作战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多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联盟战略，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民族国家采取了不结盟政策。如果从地理空间上看，前者主要分部在西欧，北美地区，而后者主要分布在亚非拉地区。如果从大文化的视角看，前者属于西方主义的文化，以个人主义核心的文化群，而后者除了拉美地区[1]属于东方主义，以追求和谐与秩序的文化群。那么，为何两者选择的战略会如此的不同？她们是基于什么逻辑？值得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视角来探索现实主义特色的联盟思想以及具有新自由主义特色的不结盟政策。
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学院的2014年《复旦全球治理报告：增量与改进--全球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升级》中关于全球治理中安全观的重新解读对笔者影响较大，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最大的兴趣源泉之一。《报告》指出：“当前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进入21世纪后尤为突出。接着《报告》又指出：“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以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2]在这里，《报告》指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结伴”，这对当前新兴民族国家采取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新的解读，而结伴与结盟本身就属于两种不同的思想来源。结伴体现了一种相处的艺术，有一种东方主义文化的和谐成分，也即共生的思想。
回顾学界关于联盟思想的研究，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国内外学者都是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角度去探讨联盟的起源，其中尤其以现实主义为主。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在他的《联盟的起源》中探讨了联盟是何如产生的，也就是著名的“制衡说”[3]。对于“不结盟”的研究，大多是国内学者。如冷胜利的《中国为什么不结盟》一文，主要探讨为什么中国在当代选择了不结盟政策，他通过对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政府工作报告外文部分、国防白皮书等资料，对中国的不结盟政策进行了一番梳理，他发现：每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以及意识形态。最后他指出，虽然中国采取了不结盟政策，但自从建国以来，与很多国家建立的伙伴关系，也为中国拓展了外交网络，但他又强调：伙伴关系并非是联盟关系。[4]
从上文可以看出，不管是对于联盟或不结盟的研究，都是出于现实主义的考量。但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各国政治、经济依存度的不断增加，传统的政治、军事因素在当今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中往往只能起到遏制的作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硬实力已经不再是大国之间敌对的重要依据。国际政治领域的权力核心开始出现向文化转移的倾向。所以文化的视角，是我们研究国际关系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近年来，文化自觉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即我们应该自觉地从中国文化视角去看待和研究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等。目前，国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共生论”这一特殊的文化视角去研究国际关系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全球治理、安全合作等。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实主义的研究视角仍然是诸多影响国际关系主体问题变量中的重要因素。本文试图从“国际共生论”的视角去探讨国家安全合作战略中的联盟与不结盟的思想根源以及形成动因。
1 相关概念界定以及理论假设
本文研究的主题是：“国际共生论”（International Co-existence）视角下的安全合作观：以结盟战略和不结盟战略为例。那么，为什么有的国家会偏好联盟战略？而另外一些国家会选择不结盟战略？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将国家的安全战略简化为：联盟和不结盟。[5]一般来说国家的对外安全战略有结盟外交，中立外交和不结盟，以及具有内向型的集体安全，伙伴安全等。本文认为一国决策者在作外交战略选择时受本国内生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由此衍生的其他具有文化理念的观念的影响。具体地来说，从文化的诸多影响中选取“共生”的思想来探讨其内涵与影响。
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国际共生论”，它的含义是什么？这并不是一个西方语境下的概念，而是基于东方文化而衍生出的概念。目前，学界关于共生观的研究已较为丰富，但对“国际共生论”并没有做较为清晰的定义。首先，国际共生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关于此项研究的是复旦大学胡守钧教授，他从社会学角度探讨了共生的概念，他在《社会共生论》一文指出：“共生关系是主体之间交换资源和分享资源的网络，每个主体既享有权利，又要承担义务。权利和义务存在于共生关系之中，并且一方的权利与另一方的义务对称。”[6]由此看出，共生首先是一种关系，有关系那么就有一定的互动，这表明共生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其次，共生也是一种事实的存在，它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最后，共生关系是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一方压倒另一方的非对称关系。此后，金应忠教授由此概念作了进一步探讨，如他在《共生性国际体系与中国和平发展》一文中所指出的，共生，一词源于生物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共生单元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如太极中阴阳相处之道那样，形成相生相克、对立统一的关系。自从共生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后，其基本观点是强调国际体系是一个共生体系，本质问题是发展，着力点是如何实现均衡、平衡、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如何建立互相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7]共生不仅是一组相对平等的关系，而且强调其对立统一的特性，共生的思想是告诉我们要承认矛盾的存在，而矛盾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原始动力。所以，国际共生论，也即国际社会共生论，就是国际社会中的行为体――包括国家，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在当前国际体系下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达到动态，和谐的平衡状态。通俗地讲，就是处在共生思想的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不追求对抗只求共存。
就安全合作观而言，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关于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也即关于安全合作的相关理论，理念或思想。在国际社会中，对一国来说，安全永远是一种稀缺资源，而国际无政府又是“常态”，所以追求安全是每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首要考量。安全观是一种观念，是一国决策者处理、制定对外安全战略的一种思想渊源，而安全战略是基于一定国际国内现状和安全观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往往具有实际的参考意义。那么，国家安全观（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作为一个复杂的观念系统，近年来中外国际政治学界对它的研究与争论日渐增多。简言之，国家安全观就是一个国家对国家安全的主观认识，对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以及基本问题的根本态度和观点。[8]
自国际关系学科在一战后兴起起来，安全研究就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个主流范式研究的重点。冷战结束以来，建构主义开始日益关注安全问题，并以独特的思维视角对一向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的安全研究发出挑战。对于现实主义思维下的国家安全，关注的主要是权力，威胁，利益，其解决方案主要是权力均势和霸权稳定，国家安全战略往往选取联盟来弥补自身战略资源的不足，这也同时导致了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一直处在一种“零和博弈”的状态，如美国一直以来的安全战略就是联盟；[9]与现实相比，自由主义显得更加温和，它主张人性善，强调行为体的多元化，重视国际合作，倡导国际机制，推崇相互依赖的国家间关系。在自由主义中关于安全的研究，主要代表是由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共同完成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他们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认为全球化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相互依赖是指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从安全概念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相互依赖概念实质是一种安全关系的出现。复合相互依赖把现实世界看作是一个更加友好与合作为特征的国家间关系为主的世界，特别重视跨国行为体及其跨国关系。[10]由此可以看出，自由主义强调通过国际上某种安排来降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即国际机制。如近代以来以英国学派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属于自由主义范畴；就建构主义而言，它的核心是强调国际政治是一种社会规范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强调规范，认同文化。建构主义学派把安全看做是一种社会构建，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认为，行为体只有不断参与国际互动，才能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依赖中形成“集体认同”，就会对国际环境和战争危害程度产生共识以进一步推动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增强彼此的信任感。[11]如果将国家看作一个行为体，那么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是国家这一行为体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思想源泉。
以上三种范式是基于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而形成的（其中建构主义和东方文化最为接近），而本文主要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思想对安全合作观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探讨。为了便于研究，本文根据研究的简约原则，提出本文研究的理论假设：国际社会共生是一个宏观层面的“体系观”，可以内化共生社会下的国际行为体的规范，形成认同，从而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越相似，国家的决策者就会采用较为温和的安全合作战略，如伙伴关系，结伴战略；若一国的内生性文化与共生思想差异甚大，该国会采用具有对抗性的安全合作战略，如结盟战略。
为了验证此理论假设，限于篇幅，本文只选取中国作为案例，考察其二战后的外交战略的演变与思想，及其内生性文化。
案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安全合作战略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与大国的外交发展，经历了冷战时间的“结盟模式”，“不结盟模式”以及冷战后的“结伴模式”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特殊历史时期的“结盟模式”。结盟是一种古老的国家间关系的模式。在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会盟就是这么一古老模式的肇始。结盟的载体是盟约，其表现为军事、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正逢美苏两大集团间“冷战”，复杂的国际形势迫使我们选择了与苏联结盟，也就是常说的“一边倒”外交策略。1949年初，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的对抗时期。随后，被迫与苏联发展友好关系，进而发展成为盟国。1950年中苏双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标志着中苏进入“结盟”模式。然而，既然中苏是结盟关系，就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一是要承担同盟义务，二是如果盟友有民族私利会损害于己。由于苏联并没有完全抛弃大国主义，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能平等地对待中国，而中国则相对较弱，且较多有求于苏联，致使中国在处理中苏双边关系过程中，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迁就苏联，放弃自己的正当要求。应当说，中苏结盟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中国的综合实力。
因为在当时的背景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即被由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孤立，另一方面新中国更是迫切需要得到国际承认和支持，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政局。[12]虽然，在既定的时代背景下，通过结盟的方式维护和追求国家利益体现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但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的“和”“合”的思想，使得这种“结盟”显得不那么“现实”。如毛泽东当年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的仅有国家”。[13]
第二个阶段：“不结盟”模式的萌芽阶段。进入到1950年后，随着冷战的演变以及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均经历了不同程度的解构。[14]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中苏同盟出现了破裂。事实上，两者关系从1950年代后期就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主要是一方面因为中苏两国在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存在重大分歧。另一方面由于苏联实力大增后，认为中国是他的“负资产”，进一步加深了中苏联盟的不对称性。[15]在外交实践中，苏联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而是实行大国沙文主义。如50年代末期，在中国刚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之时，苏联无情地撤走技术专家；此外在国际社会上也是以“大国对待小国”姿态与中国相处。由于苏联这种“膨胀”的外交姿态，以及其综合实力的增长，特别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大增，苏联最终也走上了霸权主义的道路。[16]这种情况下，到了20世纪60年代，为了维护国际尊严和国家利益，中国挣脱了中苏同盟的束缚，实行既反美又反苏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策略，坚决捍卫了独立自主的地位。
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和苏联的对抗也发生了“势”的变化。因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在对苏策略上，美国逐渐从进攻性的遏制策略转为防守性的平衡策略。而此时的苏联，在“相对实力”上，占有较大的优势。这一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中国的生存环境越来越严峻，1970年初，尼克松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美关系大门，最后于1973年发展了外交关系。虽然在当时，中美仍存在一些结构性矛盾，但是中国牢牢抓住了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试图减少中美双方的分歧，求同存异。在反思过去处理同大国关系的失误时，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结盟政策包括搞战略关系的政策给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弊端。1982年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7]这就旗帜鲜明地阐明了新中国对外关系的根本原则立场。至此，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靠边站”的外交策略被终结，不结盟政策正式确立。
第三个阶段：中国外交新时代--不结盟政策的确立和结伴策略的探索。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正式进入改革开发时期。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在对新时代国际环境作出准确判断后，认为世界的主题不是战争，也不是革命，而是和平发展。1984年，邓小平在接待巴西总统菲格雷多（Figueiredo）时说道：“现在世界上问题比较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二是南北问题”。[18]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外交实践来看，中国一改“选边站”的策略，而是实行一种“和睦相处”的策略，如中苏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1990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持续近40年的冷战结束，世界也开始真正进入邓小平所畅想的“和平与发展”时期。[19]
从1978年至1990年代，中国实行了“真正的不结盟”外交策略。这在邓小平的多次公开发言中可以见到。[20]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交“朋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不结盟与结盟中间开始探索另一种符合中国思想的外交路径，即结伴的外交政策。顺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中国领导人在1990年代初期开始尝试实行伙伴关系战略。从1994年开始，中国逐步与一些大国建立了不同层面的伙伴关系。如1998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此后，中国分别与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相继建立各个层面的伙伴关系网，一直延续至今，而且日后还将继续增加。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结伴而不结盟”的安全合作战略。
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自1949年以来，基本上都试图与他国建立友好合作关系，不追求对抗与冲突，符合“天下为公”的共生思想，中国内生文化中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和平相处的思想，这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从对外关系的历程上来看，中国经历了从结盟到结伴的演变。与西方国家的“利”、“私”不同，中国外交的内核是“和”、“义”、“同”，因此中国的结盟战略非常的短暂。正由于这种“温和不对抗”处事方法，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赢得了世界上主要国家的欢迎与承认，从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2 小结：中美一定对抗吗？
本文提出的共生思想下的国际体系观，如果运用到安全合作领域，那就是一种结伴体系。中国自从冷战结束后，在共生的思想下，通过各种安全合作载体，建立了庞大的结伴体系。在安全观上，中国一直向国际社会灌输我们的“新安全观”。如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打破了传统安全观，即结盟的思维，各国不管大小，经济实力，都是平等对待，应对全球和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怖主义，反宗教极端主义，反分裂主义，各国奉行不结盟政策，不针对第三方等。除此以外，随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诸如“和谐世界”，“中国梦”等思想，无不反应中国在新的安全观――共生的思想下进行全球范围内的合作。
[关键词] 中国特色；政治发展；基本原则
我国正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急剧变革的条件下，多样化的利益群体必然会形成对政治体系的多种输入，从而积极谋求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通道。在这种背景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求有一个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必须适应当前社会利益结构变动的格局，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开辟出一条政治发展的新路。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原则，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树立全球意识，科学规划中国政治发展之路
在当今世界，一国经济与他国经济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国际经济走向区域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各国政治不得不进行调整，以反映经济全球化趋向的要求。经济日益国际化的趋向，使一国的政治发展不可能超脱国际社会的影响。这就要求各国政治决策者必须具有全球意识和世界[光，以适应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需要。为了保持中国政治持续健康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必须注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将国内层面的政治发展置于世界变革的大背景下，顺应全球化趋势，以科学的态度规划中国政治发展之路。这是我们首先必须采取的基本原则。
全球意识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如果把社会主义放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社会主义从出现那天起，就成为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消灭剥削和各种各样的差别、歧视、压迫，凸显了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中不同主体间的平等价值理念，不仅为全球化进程中的弱者提供了思想斗争的武器，而且迫使资本主义采纳了许多社会主义理念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西方势力在全球的扩张。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的变化并不是社会主义的失败，它表明了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任何一种制度都要走出封闭，在与其它制度比较学习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创新，以更充分地体现其潜在的价值理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将更有价值。
二是开放的思想观念。中国是全球化的后来者，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学习和适应国际活动的各种规则，以更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尽管人类的文化存在着许多差异，但人类社会还是存在着不少共同的价值理想。我们在致力于政治发展时，要对这些共同价值理想作出积极的回应，并通过对话与交流，努力扩大共识。这既是提高自身政治发展水平的需要，也是参与、影响、推动全球化进程的手段，绝不能因为有些价值理想是西方资本主义所推行的，就拒绝学习与对话。那样不仅不利于我国的政治发展，而且会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
三是宽广的全球视野。在开放的环境下，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际的影响。现代通信工具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某些问题极易]变为国际问题，科索沃危机表明，将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国际化”，然后公开介入，正成为冷战后西方国家干涉别国内政的重要手段。民族国家的国内事务和国际问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我们在处理国内问题时，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绝不允许西方国家插手和干预我国的内政；另一方面又要有敏锐的全球视野，对国内政治现象、社会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和妥善的处置，根据自身的适应力、应变力和生存力，以审慎的行为不断推进政治发展。提高治国水平和执政艺术，建立科学的预警和防范机制，加强综合治理，牢牢掌握主动权，及时把各类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因为政策、策略的失当而使国内问题发展为国际问题。
二、拓展世界[光，构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是政治发展的根本保障和前提。就中国自身而言，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进入全球化进程中必须有战略考虑及政策取舍。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全球化时代，一旦进入竞争的全球体系和开放的信息网络，民族国家的安全就不是一个狭义的、静止的概念，而是一个广义的、动态的概念。一些源自国际的不安全因素会不时地渗透或波及国内，如国际股市、汇市动荡，计算机系统和信息网络中难以预料的严重故障，西方政治思潮和文化观念的渗透等。因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和军事安全，而是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安全在内的有机统一，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综合安全。国家实力的基础也是以经济、军事为核心，包括政治、科技、文化等诸多要素在内的综合国力。因此，在全球化趋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必须以综合安全观为基点。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坚持多种手段并用、多种措施并举，以求发挥整体合力。防范来自外部乃至内部的各种威胁，实现国家的整体安全。具体体现在：
1.树立综合安全的政策意识，以综合安全观为理论依据构建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21世纪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就是要为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时间和空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内、外部环境。关注国家的综合安全，就是要关照国家安全内部诸要素的相互协调，为在未来世界格局中谋求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提供安全保障，最终保证中国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的崛起。在安全体制上，当前国家应建立能够协调维护各种安全利益的综合职能机构，如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改变目前在维护国家安全中各部门条块分割，职能不明的现状。
2.采取综合手段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在全球化进程中，军事实力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高和最后手段，仍十分有效，但非军事力量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更加经常和必要。因此，在维护国家安全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等手段的综合并用，实现“安全手段的复合化”。全球化使当今世界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相互间的依存度提高。国家外部安全格局的变化也呈现出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元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的基本趋势，国家间的安全合作基础逐渐增大。因此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注重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加强合作与协调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安全对话与合作正在多层次、多渠道展开，国家安全应当依靠国与国相互之间建立互信机制，加强双边或多边合作，以谋求在更大范围内达成共识，创建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和平环境。
3.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是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的重要措施，我国既要抓住全球化带来的发展的机遇，加速融入全球化进程。又要认清西方主导的格局和西方推行强权政治、谋取利益的本质。经济全球化并不会使世界各国经济趋同化，成为一元的同质的均衡的整体；相反，它将使世界不同类型国家之间和同一类型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使得国际竞争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范围内更加激烈地展开。这种国际竞争和不平衡发展日趋加剧的态势，正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争取自身经济利益的反映。当前国际多边经济合作与协调的加强所带来的是各方经济利益的提高，是实现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的重要机制，同时也反映了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和内容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态势下，国家的作用不应削弱，而应该增强捍卫和追求国家权益的职能。只要国家存在，捍卫和追求国家权益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最高原则和行动的指导方针。不论是在国际竞争中，还是在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各国总是以维护和加强本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争取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我国为加快实现现代化，谋求可持续的政治发展，更加需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国家的利益，保持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国情选择政治发展道路
国情是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现代化是一个多层面、全方位的过程，它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人类思想和行为所有领域的变革。由于现代化浪潮正在向全球渗透，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多元主义、政治上的激进主义、思想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等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大有席卷全球之势，也构成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潜在压力或动力。在各国现代化发展史上，尤其是在西方，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发展阶段一直是学者研究的热门课题，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设计纷纷涌现。西方学者巴林顿、摩尔把西方社会通往民主政治的道路概括为三种模式，即英国模式、法国道路和美国道路。亨廷顿则是设计了传统稳定期，现代化起飞期、城市突破期、绿色崛起期、现代化巩固期和现代化稳定期等阶段。这样的概括明显是以欧美的发展历史为基点的，带有浓厚的“欧美中心论”色彩，此外还有各种“精神推动论”、“政党推动论”、“文官组织论”、“军队参政治”、“心理文化更新论”等多种政治发展模式理论。从全球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现代性对中国政治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理论对政治发展的某些现象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它们只具有相对价值，并不是全球政治发展的普遍原则，这些理论只能给各国的政治发展提供某些参考。实践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的价值和道路选择是很复杂的，要受许多因素的制约，例如国情、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结构，政治发展现状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国情就是政治发展道路选择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都不可能作为其它社会发展的样板，尽管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国家多少都得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政治发展的价值选择从根本上而言，是由本国自身的条件所决定的。选择必须从本国国情出发。盲目模仿或照搬别国的政治模式，不能适应不同文化、不同传统、不同民族、不同体制千差万别的需要。我国政府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拒绝学习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是反对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有用的民主形式。事实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某些方面的有益经验，恰恰是我们国家所缺乏的。对于某些适合我国的、合理的、具有人类社会发展共性成分的宝贵经验，我们必须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但同时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都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因此，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切有用经验的时候，决不能忘记和丢掉自己的优势，不能妄自菲薄，照搬西方的一套，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些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
四、坚持新的文明观，追求政治发展的人本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类社会由传统的发展进入更高级、更综合的协调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文明在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飞跃。传统文明偏重于物质文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在传统文明时代，尽管人类文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到了近现代以后，却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尖锐冲突和人与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全球性发展问题。这表明，传统的文明观没有反映出人类追求全面协调发展的高境界，把经济建设当作社会文明的中心，甚至一切。新的文明观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四位一体的文明形态。新的文明观的四维结构是有机的统一体，它们具有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态势；而且这四个子系统的功能是有机联系、相互作用的，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不可能有大文明应有的、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功能，因此，新的文明的发展，不是一二个子系统的单一、片面发展，而是四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协调、综合发展，即新的文明在发展中强调和追求协调性、综合性。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在指导理念上就要相应树立这样一种四位一体的大文明观。
关键词：国家安全观 安全困境 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苏联的解体和美苏对抗的消失，军事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相对下降。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和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使国际社会面临着更复杂的安全挑战，传统以国家为本位的军事安全只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众多安全问题之一，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国内外学者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变化，并提出综合安全、全面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解释使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容易发生误解和偏差，易于忽视或忘却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甚至有贬低传统安全之嫌疑。笔者拟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分析安全观的不同视角及国家安全观的转变形态等方面探讨现今国家安全的地位，并对新安全观提出质疑，以便更加准确地认识冷战后安全问题的新发展，同时提醒人们警惕忽视传统国家安全的现象。
一 国家安全的缘起与传统安全观
以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观古已有之，但其含义与今天的安全观相比已有很大的差异，因此，要认识传统安全观，还得从国家安全的缘起和含义说起。
（一）国家安全的缘起
国家安全问题早已存在。中国历史上就存在古代国家安全观。当时的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统治者政权的安全和外来侵略引起的“国家安全”问题。“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属前一类安全，“战国七雄”、“春秋五霸”及“三分天下”等指的是后一种安全。古代欧洲也曾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安全问题。恺撒被刺后的罗马政局变化属前一种安全，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及古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属后一种安全。现代的国家安全则起源于欧洲。17世纪，欧洲在王权摆脱了教权的控制后，又陷入了领土和国际权力的争夺，君主国之间兵戎相见，国家没有安宁可言。领土没有保障，民众常常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大国干涉他国内政是常见现象。与此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垄断资本的扩张，欧洲国家间因对外扩张、扩大对外贸易和投资及抢占新领土而发生了一系列战争。为了使民族国家能享有主权独立和安全保障，1648年欧洲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国家主权的存在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际上，该和约第一次从法律上肯定了各诸侯国的主权地位，规定缔约国不得破坏和约条款，对违约国家可以实施集体制裁，罗马教会不再享有任意干涉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的权利，王权因此脱离了神权的束缚。这也是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安全的缘起之时。
（二）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
传统国家安全的含义大致可归结为:第一，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安全即国防的观念影响很大，安全受制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各国为保卫领土和扩大边界而扩军备战。加强军事实力是世界所有国家主要的安全手段。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本能地考虑的是自己会不会被他国所威胁，自己需通过“自助”的方式来防止这种威胁的出现。因此，按照传统观念，国家安全主要涉及的是军事问题，①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即国家军事力量是否强大，是否面临军事威胁。第二，国家安全是保卫国家领土、边界不受到侵犯。在历史上，中外国家均为扩大边界和保护边界而战。第三，国家安全是保护自己的国民和政权组织。保卫国民不受外来侵犯是国家成立的最初动因之一，因为当国际社会处于丛林状态下，国家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成员免于外来干扰。政权是国家的四大要素之一。如果没有政权，就不可能将抵御外敌和惩罚各类犯罪的力量集中起来，臣民同样处于不安全状态。第四，国家安全是指国家主权不受到威胁。国家主权属近代概念，源于欧洲，是在欧洲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才有的，这也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与古代国家安全观的主要区别。第五，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有学者认为，安全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②其实，安全主要是客观安全问题，与心理的关系不大。无论你是否恐惧，威胁就是威胁，安全就是安全。主观安全可能是假想的、臆造的，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威胁，如果没有安全威胁，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这种对不存在的“威胁”的恐惧感是一种心理上的反应，而不是安全威胁，因为事实上这种威胁根本不存在。“中国威胁论”就属这种恐惧感，是制造出来的恐惧感，中国的崛起被安全化(securitization)了。③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谋求和平崛起的道路。同样，如果没有恐惧感，只要威胁存在，也是不安全的。如在二战前的绥靖政治，当时欧亚已存在巨大的法西斯威胁，尽管英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领导人没有恐惧感，然而威胁并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恐惧感就不存在。事实上，这些国家均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打击。因此，假想威胁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威胁(不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威胁(安全状态)。假想安全也有两种情况，即事实上存在的安全状态和事实上不存在的安全状态。
（三）国家安全与传统安全观
到15世纪末，在反对罗马教会干涉的过程中，西欧逐渐形成民族国家，然而当时各种分裂因素和国外的干涉势力依然存在。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王权，近代国家主权理论应运而生。众所周知，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让·布丹首先提出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国家主权是绝对的、永久的、不可分割的和不可让与的，除了受制于自然法则之外，主权的行使不受限制。荷兰著名法学家格老秀斯则从国际法的层面发展了国家主权理论。他认为，所谓主权就是国家行为不受另外一个权力的限制。主权国家平等相待，战争被证明只是用来保卫主权的。①目前主要有两种国家观，即“国家主权无限论”和“国家主权有限论”。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来看，“国家主权有限论”较符合实际。
总之，传统安全观将安全理解为国家安全，坚持国家安全至上主义。它以传统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认为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的国际目标是谋取最高权力。国家安全也主要限于军事领域，军事实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国家的军事力量越强大，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也越强。
二 分析安全问题的三重视角———国家安全观是核心
在安全问题上，三大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现实主义强调权力与安全，理想主义则注重制度、利益与合作，建构主义却看重规范、文化和认同。然而在三大学派关于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家安全占据其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是相同的。
（一）现实主义的安全观
现实主义是安全研究中最为广泛的分析视角，②该理论从马基雅维利关于人性恶的观点出发，认为国家在国际上总想谋求权力。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③由于国家安全处于自助状态，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只要对手存在，国家就会有安全恐惧感。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经济竞争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日益加大，国际合作开始受到重视，国际制度仅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反映，对国际安全的影响有限。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注重的是安全，而不是权力。这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①具体来看，现实主义强调均势安全和霸权安全，实力不足时可谋取权力均势，实力强大时可建立霸权体系。
均势安全观认为，由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呈现无政府性、多样性和对抗性，因此，几个主要大国通过结盟、加强军备或削弱对手等手段使各力量之间处于均衡状态，以此来制衡威胁安全的对手。权力均势是传统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国际自助机制，是各国自发作用的结果。均势是各方利益暂时妥协的产物，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均势状态就会被打破，各主要力量之间会重新组合，达到新的均势。在国际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之下，有关各方彼此之间相互猜疑，任何一方采取措施都会刺激他方采取反措施，造成国际局势的紧张，出现“安全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安全的维护是一场零和博弈，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一国的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因此，均势安全状态是一种非常脆弱的稳定状态，是对权力追逐中的稳定。②均势状态中的各方只是获得暂时性的安全，各方处在被他方侵略的恐惧阴影之下，国家之间互为人质。霸权安全观则强调霸权体系的重要性。霸权体系是指由综合国力远大于其他国家并有要求别国做某事的能力(硬权力)的霸权国领导和统治的国际体系。霸权体系与国际安全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霸权国实力越大，世界就越安全。历史上出现了三种霸权体系，即“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英国治下的和平”及“美国治下的和平”，这几种体系是对该理论的有力支撑。按照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标准来看，该理论始终保持旺势，没有衰微。③用历史的观点看，霸权体系表现出周期性，不平衡发展规律导致重新分配权力，世界走向新一轮的霸权冲突。④
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新现实主义均强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一状态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主权国家是国际政治活动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①加强军事实力与军事结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重视物质权力对安全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对某一个特定国家的安全政策而言。②可以说，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传统国家安全观。
（二）理想主义(或称自由主义)的安全观
理想主义者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声称要唤醒误入歧途者的良知，要消除国家间的误解，这样世界和平与安全就有希望。他们欢庆国家主权的衰落，寻求通过多边主义超越权力政治、狭隘的国家利益及从根本上超越民族国家本身。③理想主义认为，不能简单地以军事因素等硬权力来衡量一国是否强大，以文化为基础的软权力(想别国做某事的能力)对国家安全的作用可能更大，维护国家安全不仅在于军事力量，文化、制度等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理想主义的安全观主要强调通过建构国际制度和建立全球民主制度的方式来获得国家安全，即国际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
跟现实主义一样，制度理论也是功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④制度安全观认为，以军事问题为中心的国家安全概念越来越难以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境，其象征性作用也在下降。⑤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和单纯依靠军事实力，通过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原则、规范和规则之上的国际制度能够带来真正的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及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为全球性的国际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国际制度安排可以对国家行为进行规制，并通过谈判、合作达到互信来减少彼此间的恐惧感。民主安全观则认为由人民选举而成的民主国家可通过制度约束阻止战争的爆发，当民主国家间发生冲突时不会诉诸武力，所以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当世界所有国家成为民主国家时，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就会有保障。①
制度安全观和民主安全观的基本出发点是国家安全。制度安全观所建构的是由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谋求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摆脱国家安全困境，实现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是制度安全观的最终目的。虽然制度主义者强调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进程影响的重要性，但国际制度一般是国家间谈判的结果，其权力也是国家让与的，国家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民主安全观则将西方民主制度设计为国际安全的必要条件，西方民主国家的安全才是其追求的最终目标。
（三）建构主义的安全观
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文化和认同。规范表明了各行为体的利益和对利益的认同，文化是由不同规范和认同构成的，认同则是用来指行为者对安全的认知和学习，国家利益不是如现实主义所言由权力界定的，而是由认同安全或身份界定的。②国家有多重的、变化的认同和利益。③建构利益的观念又是被国际体系中的共有观念或文化建构的。④建构主义也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只是强调社会建构对国家行为和国家安全的影响，⑤认为这种状态是一种文化，一种观念形态，即所谓“观念的分配”(distributionofidea)。安全文化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建构的;民族和国家并不是必然趋势，可通过建构而成。同样，安全困境也是国际社会建构的结果。既然如此，国家安全也可以通过建构形成另外的国际规则，如国际安全共同体⑥。国家则可以在相互关系中通过学习扮演、认同自己的角色身份。国家是否安全取决于各方的观念，取决于国家作为不同的身份认同，如对手身份或盟友身份。如果选择作为盟友，彼此是安全的;如果选择对手，彼此就处于不安全状态。
建构主义理论与现实主义、理想主义理论一样也没有跳出国家安全的传统框架，建构主义者提出的安全共同体指的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安全共同体，它没有侵蚀国家的合法性，也没有取代国家。①规范是由国家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认同也是国家对自己身份的认同和国际规则的认同，国家是建构主义分析的主要对象，建构主义着重解释国家为什么会那样行动的原因。②因此，国家安全仍然是其分析国际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三 安全观的三种转变形态———传统国家安全是中轴
冷战结束以后，安全观念正处于巨大的变化之中。安全威胁、安全战略、安全概念以及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经历深刻的变革。影响安全的非国家因素、非军事化因素正逐渐增强，国家因素有所减弱，安全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安全问题出现了全球化、社会化和人道化趋势，并相应出现了人权安全、全球安全和社会安全等概念，这一趋势大致可归结为安全变化的三种基本转变形态，即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及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一）从主权安全到人权安全的转变
传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国家安全和主权不可分割。人们对国家安全内涵的理解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国家主权而忽视个人权利，国家安全等同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捍卫国家领土。18世纪中叶开始，同质性、单一性的国家观念迅速转变;形式化的国际关系概念成型，标准化的享有公民权利和义务的个人概念和较具体的关于人类的概念成型。③如果说过去主权一直是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东西的话，现在它已不再是如此。国家边界与过去相比，正在不断地变得模糊。④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问题的增多，社会发展中的人道问题的严重性日益显露出来，国际社会因此变得相互依赖，国际人道合作显得更加重要，传统的主权观念难以适应这一趋势发展的要求，安全观念正从以国家为本位的安全观向以人为本位的安全观转变，国家成为维护安全的主要手段，而可能不再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的。国家可能无处不在，其触角可以伸到每一个角落和缝隙，但它的结构、进程和政策可能已经远离公民的认同感、历史感和一致感。①个人安全观强调民众不受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社会犯罪、饥饿、环境及专制统治的威胁，强调保护个人的各种权利。只有有了个人安全，才会有国家安全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过分强调国家安全会对个人安全造成损害。在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的摧残和长期的专制统治之后，以人道为主要内容的个人安全观念也逐步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并有可能在各类安全观念中占据主导性地位。
（二）从国家安全到全球安全的转变
在主权安全向人权安全转变的同时，国际关系中的安全观也在经历着从国家安全向全球安全的演变。在过去，由于国家处于自助状态，国家要保护自己的主权、领土、居民和政权不受到外来力量的威胁，要保存自己既定的价值观不受到攻击，国家只有通过单边行动加强自身军事能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安全也往往指国家安全，安全被限定于国家范围之内，国家强调本民族国家的安全利益。国家安全的地理边界由国界决定。②今天，国家安全的边界可能无处不在。③随着国际局势的迅速发展，威胁人类生存的各类因素已经跨越国界，这些新的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它们已不再是某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其界限变得模糊，并显示出同等的重要性。④这些变化促使人们突破过去的国家安全观念，要求人们从全球安全的视角来看待人类面临的共同威胁，安全观也从国家为主导向以全球安全为主导的方向演变。
（三）从军事安全到社会安全的转变
安全具有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两重特性，前者将主权当作终极目标，后者则强调不同认同观念的协调。⑤传统国家安全观过分强调安全的军事层面，国家安全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自己的军事能力或削弱对手，而社会安全观则强调安全的综合性、全面性和社会性，国家安全不应仅仅局限于安全的军事层面，单纯依赖军事手段难以保证国家处于安全状态，尤其是当安全的范围急剧扩大，军事安全只是国家所追求的几个目标之一，安全不仅涉及军事，还包括经济、环境、人权等领域时，更是如此。如果国家安全不能保证国内民众的生存条件，那么国家安全就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因此，现在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产业协会等与国家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对主权的转型都有重要的蕴涵。①当今安全观的含义正在发生另一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同样突破了传统国家安全的局限，即安全观念正从狭义传统的军事安全观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广义安全观，军事安全观正在被社会安全观所取代，这反映了全球化对整个国际社会影响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势，人、民族国家和全球社会在这一趋势中似乎已找到了一条新的安全出路，人类安全观念可能面临一次全新的变革。
从国家安全观基本的三种转变形态可以看出，人类的安全观念的确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许正处在新安全观念到来的转折时期。过去，太过于强调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而忽视了安全的其他方面，如个人安全、全球安全及社会安全等。由于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些安全问题从美苏军事、政治对抗的背后走上前台，并日益成为影响人类社会生存的重大问题。即使如此，国际关系中的国家安全本位仍将难以改变，只是过去对国家安全、军事安全、主权安全强调得太过了，现在只需将天平的砝码向个人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一边稍稍移动罢了。人权安全需要国家安全的保护，全球安全只有在民族国家参与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社会安全更不可能在没有国家安全的情况下而存在。因此，主权国家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仍担当着主要角色，传统国家安全观的主导性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四 国家安全观的终结?———新安全观质疑
冷战结束以后，人类社会的确正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安全挑战，世界安全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相互依存进程的快速发展，国际安全威胁呈现多样化特征。人们日益感到，只注意安全的军事层面已经远远不够，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众多全球性问题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起对人类构成不同的安全威胁，这些威胁已成为许多国家安全战略的优先课题，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并难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世界各国的合作。在当代世界体系之中，越来越多的国家目标的实现因为相互依赖而需要集体行动，如应对生态挑战、国际金融及贸易的竞争与合作以及武器控制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问题。①众多国内外学者提出的新安全观试图摆脱困扰人类数千年的安全威胁。新安全观的提出是否意味着人类可以走出国家安全困境，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其实，新安全观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理论和现实困境。
（一）新安全观的理论困境
概而言之，新安全观其要旨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而其理论困境也蕴涵其中。
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新安全观倡导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多个层面的综合安全，包括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②这些新型安全问题的提出实际上降低了传统安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因为在新安全观中，传统安全只是众多安全问题之一。另外，综合安全观涉嫌利益即安全的误解。综合安全观太过宽泛，如果将安全的外延任意扩展，将安全等同于利益、好处，安全将变得没有实际意义。有些利益不属于安全的范畴，如投资受损等。综合安全观有将整个国际社会安全化之嫌。安全应涉及个人、群体、国家及人类社会等安全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带根本性的利益才是安全。在安全的概念方面，除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外，笔者认为，国家安全和非国家安全，军事安全和非军事安全也许是更为准确的概念表达。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虽然国家安全不能仅依靠增加军备和建立军事同盟来保证，但决不应该因新安全问题而降低甚至放弃传统安全手段。
新安全观强调要抛弃冷战思维模式，提倡安全新视野。新安全观拒绝用对抗、寻找对手及敌友思维等传统思维模式看待当今国际关系，倡导在新的背景下的新模式。如在中日关系上，有学者强调用新的视野来看待两国关系，要有“新思维”，①要进行一场“外交革命”，②要甩掉历史包袱，要搁置历史，③超越历史问题的羁縻显然是可行之举④等等。虽然历史已成为过去，但像生灵涂炭、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等反人性行为往往是难以超越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恐怕难以抹去。受害者曾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危害，如何让他们超越历史?如果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而“超越”，实际上是对军国主义的纵容。
新安全观是“共生共亡”的安全观。有学者认为，在核时代，战争是政治的毁灭，克劳塞维茨所谓的“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已经过时。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从某方面说是在核武器阴影下得以维持的。战与和的意义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战则皆灭，和则共生。零和游戏不再适用了。⑤实际上，“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没有过时，零和游戏依然在发生作用。如进行有限的核战争、常规战争、地区战争及核威慑等仍能达到政治目的。从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来看，在许多情况下，美国通过战争和军事威慑同样达到了政治目的。
新安全观是“俱损俱荣”的安全观。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信息和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一联系更加紧密。各类信息的快速传播、资本的瞬间转移及经济关系的联动反应等，被许多学者称之为“蝴蝶效应”，或称之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国际现象。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国家之间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双赢、多赢、共赢的局面。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开始将此归入安全的范畴，并称之为经济安全，将其作为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之一。然而，这一观点与冷战结束以后的国际关系现实有相当的背离。的确，许多时候经济上会出现“俱损俱荣”的现象，但也有一些时候并非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开始走出经济发展的底谷，并出现连续110多个月的快速增长，可欧洲、日本却一直没有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之外，很少有国家能与美国“俱荣”，“蝴蝶效应”似乎失效。
新安全观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安全观。其实，在国际社会，绝对的相互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互利互惠是一个博弈过程，国家之间的平等更不可能做到，合作是有限度的。仅就相互信任而论，新安全观认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相互信任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证，共同利益是国家合作的基石，没有共同利益的国家之间只会相互疑虑和猜忌。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国家间才能长期合作，和平才能持久。这一观点存在四大疑问:第一，由于各国发展的程度不同，战略目标各异，共同利益很难持久。第二，即使存在长期的共同利益，国家间的互信也不太可能长期维持。旧的猜忌消失了，新的猜忌又会重新开始。互信是一段时间的，甚至是暂时的。第三，任何安全措施都不能消除有关国家的不信任感，国家利益仍是各国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依据，是各国采取国际行为的主要动因。因此，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冲突时，各国的妥协就更加困难，如领土之争。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第四，互信观点的提出本身就表明当今世界处在一种互不信任的状态。
新安全观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国际交往更加频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各类人群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如一些非政府组织等)与全球整体的生存和发展等变得同等重要，因此，强调个人安全、群体安全和全球安全的统一是非常必要的。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有些异议:其一，国家安全不能仅作为群体安全的一个方面而被其“湮没”，应将其突出出来，甚至仍应着重加以强调，否则，易于让国人忽视国家安全而丧失警惕。其二，强调三者安全的统一容易造成个人可以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误解。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个人总是归属于某个集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某个组织等。某些特殊身份的个人尽管对国际关系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个人无论何时均不可能成为国际行为体。而国家只要不消失，将一直会是国际社会最主要的行为体。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角，国家安全仍将是各类安全问题的核心所在。
(二)新安全观的现实困境
新安全观表现出善良的目的和良好的愿望，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其观点缺失，其主要问题不可忽视，主要表现在太过理想化，与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有很大的出入，世界仍深深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安全困境之一———美国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趋势的冲突。美国仍旧突出强调它的军事实力、地缘政治优势等传统安全目标，谋求美国及盟国的“绝对安全”，损害别国的安全。美国在其拥有巨大军事优势的条件下，仍然强调核威慑，推进导弹防御体系及实施先发制人战略等。美国还继续增加军费，以取得和保持其在军事力量方面的“绝对优势”，实现“绝对安全”。美国继续与日本、韩国等国结盟，在亚太地区驻军并承担军事义务，扮演地区军事力量“平衡者”的角色。美国还谋求将亚太经合组织扩展到安全领域。美国已部分实现了安全目标，如联合反恐，但仍然坚持强调其军事力量和强化军事集团实现其安全目标的冷战思维方式，随意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它所声称的“恐怖活动”、“武器扩散”及“地区冲突”等安全问题。2003年3月爆发的伊拉克战争也再次证明国际安全困境依然存在。
安全困境之二———全球军备竞赛与军事威胁。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军事因素在经过前一时期的沉寂之后，其影响日益加强，各主要国家开始加强军事力量，军备竞赛的范围有所扩大。军备竞赛加剧，国际间增加军费开支和加速高科技武器的研制都是不争的事实。①美国可以说是穷兵黩武。1999年，美国国防部制订的军费增长预算使其2000—2005年的国防投入均高于预先计划，并增加军费1000亿美元。2002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3830亿美元的2003年军费预算，这还不包括伊拉克战争花去的500亿美元。2003年9月7日，布什要求国会追加87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反恐。1999年，俄罗斯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把国防预算由占GDP的2.8%提高到3.5%，欧盟、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军费预算也都有所提高。2002年度全球军费开支增幅为6%，达到7940亿美元，占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人均125美元。与此同时，有关国家重新反思军事安全战略，继续推动战略武器的研制，更加重视其核武库的小型化、安全性和可靠性。因此，人类并没有完全摆脱军备竞赛的现实困境。
安全困境之三———地区冲突与国际安全的两难。地区冲突是当今国际安全冲突的中心问题之一。冷战结束以后，每年全球有几十起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发生。从1991年至1997年间，世界上各种规模的地区战争和冲突共计245次，年均约35次，其中新产生的共计73次，每年约10场次。②1999年发生了40次地区冲突。进入新世纪，全球三大地区冲突中心，中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自印巴1998年核军备竞赛引起地区局势的紧张之后，两国还一直在试射新型导弹，边界冲突不断。中东局势一直紧张，巴以局势不断面临新的威胁。伊拉克、前南斯拉夫及阿富汗等国家成为地区安全困境的牺牲品。现在伊朗、朝鲜等国家又面临着同样的危险。
安全困境之四———全球性问题与国家安全利益的博弈。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人类变得相互依赖。相互依赖的发展可以在重要的政治团体中间产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这会影响到国家政策。相互依赖意味着各方都要付出代价。①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国家之间的博弈仍是主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人口爆炸、核扩散、跨国犯罪、恐怖活动以及毒品等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既是为了全球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了主权国家自身的利益。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各国之间需要进行谈判，由于威胁程度不同，各类问题的紧迫性也不一样，各国的政策和态度也会有巨大的差异，谈判过程就变成了博弈过程，谁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就是这一困境的结果。
(三)新安全观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新安全观都不能取代传统安全观。国际安全威胁多样化是否意味着国家安全观的终结?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及人类相互依赖的增加意味着能走出安全困境?其实，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各国所受到的安全威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利益就有不同的含义，美国的安全与中国的安全也有巨大的差别。很多发展中国家仍面临国家主权受到干涉、领土被侵犯等传统安全威胁，这些国家的主权与发展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中国就存在着国家统一问题，而美国目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恐怖主义问题，欧盟关注的是难民威胁，非洲则面临着种族仇杀、爱滋病泛滥成灾等或旧或新的困境。如果让朝鲜和美国一样去打击恐怖主义是难以想象的，让非洲国家和欧盟一起去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和美国一起去倡导全球民主、人权，同样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对国家来说，自身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它只在必要时，才会去维护国际安全。国际安全表现为国家安全的外延，成了国家安全的一种表现形式和实现手段。一般说来，在安全问题上国家都是“自私”的，它们是不会无条件地去“利他”的。如果国家认为某种国际安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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