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論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以]伊曼纽尔.安全共同体[M]. 阿德勒 孙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24.
[2]王帆，卢静.国际安全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133.
关键词：综合安全观；概括；重要意义；途径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 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 ），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 ），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 ），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从良.多元化威胁要求中国军人树立新国家安全观[N].报,2008-07-15.
【关键词】 SPS 震荡波理论 社会危机 政治博弈 利益集团
【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A
SPS震荡波理论分析框架
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纵波又称P波，是推进波，地壳中传播速度为5.5～7千米/秒，最先到达震中，它使地面发生上下振动，破坏性较弱；横波又称S波，是剪切波：在地壳中的传播速度为3.2～4.0千米/秒，第二个到达震中，它使地面发生前后、左右抖动，破坏性较强。
笔者运用地震横纵波（SPS）交互震荡传导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危机管理的SPS震荡波理论。该理论认为，由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性危机”、与国内反对势力勾结对执政安全的影响称之为地震波的S波（横波），它们呈现出左右震荡传导的形式，形成社会危机的涟漪效应。S波的组成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因子：第一，以社会意识形态对立化为政治差异冲击执政安全；第二，以制造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为策略对执政安全的影响；第三，以扶植或打压政治势力为核心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对执政安全的消解作用；第四，以瓦解领土完整为核心目标对执政安全的破坏。
SPS理论将纯粹由国内因素导致的上层分裂和下层动乱，乃至上下层的危机连为一体，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的症状称为P波（纵波），它们呈现出上下颠簸、垂直震动的形式。P波的主要构成因子有以下四点：第一，政治路线斗争和高层政治权力分裂对执政安全的摧毁；第二，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变迁与执政安全的影响；第三，社会分层化引起的利益集团利益冲突对执政安全的消解；第四，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引发的群体性公共危机对执政安全的冲击。
从S波解析泰国危机的国际背景
SPS震荡波理论中S波的影响是一种背景因素，它在泰国的危机中若隐若现，其中不乏国际因素和西方势力的影响，只不过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反作用形式在加剧泰国的危机。有学者认为，西方大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一直保持对泰国的控制，西方曾经是泰国的重要外援，也是泰国政局不至于太动荡的重要原因。亚太金融危机后，泰国财富被西方金融势力洗劫一空，同时西方大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开始从泰国撤退，并且在最近的泰国危机中无视泰国政治势力的求援，严守中立。西方大国的这种不作为，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事实上扮演着泰国危机恶化的催化剂角色。从S波因子――即以制造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为策略对执政安全的造成影响的观点来看，西方势力是以“中立和不作为”为借口，其目的恰恰是制造泰国的国际社会压力，通过施行“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来威胁泰国的执政安全，直接形成了泰国危机的国际背景，并间接导致了泰国危机的泛滥。
如果说西方势力在泰国近十年的危机动荡中始终恪守中立，恐怕也是牵强的，他们直到2013年泰国政局不可收拾时才表明绝不干涉的鲜明态度。在此之前，西方势力尽管在国家战略上是处于撤退状态，但他们在泰国仍有相关利益和势力范围。在泰国危机还没有全面恶化之前，西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是倾向于向泰国的政治势力施加影响，客观上促使泰国的政局趋于稳定。有学者研究指出，西方势力更倾向于支持的阿披实政府，同时放出声音要“红衫军”的运动降温，希望两方势力达成谅解和妥协。可见，在利益面前，国际因素和西方势力的幽灵无处不在，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通过各种手段来或扶植或打压泰国的政治势力，从而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像这种西方势力干涉泰国内政的情况，就属于S波因子的国际“输入性危机”，即通过扶持或打压政治势力来干涉他国内政，从而消解他国的执政安全。表面上看，西方势力暂时缓解了泰国的危机，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对于泰国的执政安全和危机的最终解决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反而制造了不利于泰国现政权执政安全的S波。
泰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历史乃至文化要素导致的社会阶层分裂，从而上下震荡产生的P波（纵波）在泰国近年来的危机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P波对泰国的执政安全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自从2006年他信下台后，P波上下震荡，烈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直接导致了2013年底的泰国执政新危机。英拉看守政府政令不通、权威不再，持续至今的社会危机表明，泰国目前实际处于某种程度上的“无政府状态”。本文用SPS震荡波理论的P波四因子来演绎泰国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
从P波四因子解析泰国危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书记顺应时展要求和国家利益需要，坚持把国家安全问题放在当今世界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运筹，强调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2014年4月15日上午，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观中提到“从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来看，主要存在国家被侵略、被颠覆、被分裂的危险，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被破坏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被打断的危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社会矛盾多发叠加，面临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挑战。”
而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教训也告诉我们，意识形态安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对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安全现状的分析，有利于认清楚当前意识形态安全形势，从而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文从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状况两方面来阐述。
一、国内人民意识形态淡化
1.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繁荣的背后带来了很多问题。社会两极分化拉大，贫富差距明显，区域、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公共服务覆盖面不够。人民面对教育成本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等压力，部分人并不是利用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财富，而是利用职权贪污、受贿获得大量财富。但同时社会还有一些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的人需要帮助。这些问题使部分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使党的形象和威信受到严重破坏，一些群众开始失去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2.部分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低，功利主义倾向突出
一直以来，党都是先进理论的引入者和教育者。而作为教育者的党员干部，现在的意识形态素养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严重不足。一些干部中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突出。而意识形态则成了抽象的政治概念和标语化的口号，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今社会的问题结合起来，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党员内部的精神力量和行为准则。党员干部追求短期的效用，而没有从培养党员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素质这一远大目标作为指导，使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不成体系，并不能化为内在的动力和行为准则。所以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应提升党员干部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有针对性地聘请专业老师对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使其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问题。使其增加同当今社会思潮对话的能力。例如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等。党员干部要有能力从理论上对这些理论进行分析以拆穿它分裂社会主义的真实面目。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政治理念，形成稳定、成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
3.部分高校师生存在意识形态安全危机
青年学生是国家的脊梁，把握着未来发展的趋势，担负着中国社会进步的责任，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但是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不容乐观。2014年11月13日，辽宁日报记者走遍大半个中国，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重点高校教育城市的20所高校，用了半个月时间，听了将近百堂专业课。在对多地区高校文科课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文中概括出三种问题：“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解密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同中国历史上的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二是缺乏政治认同。将中国社会中出现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等问题归结为理论错误。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教学生利用“厚黑学”明哲保身。”[1]此文客观反映了我国高校中存在的师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够，信仰缺失。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教师是关键。如果教师都教给学生如此的世界观、价值观、政治信仰、处事原则，那么怎么确保我们可爱的学生们能有崇高的社会主义信仰和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呢？高校师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危机责任在老师。所以应严把教师政治素质关，把政治立场作为聘用教师的主要标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应该是信仰教育。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以文化软实力为重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对此，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国际国内形势教育，使他们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历史定位，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存在的机遇与挑战。
二、国外分裂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
1.文化产品输出
目前，在世界文化市场上，文化输出大国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美国、欧盟、日本。以图书刊物、音像制品、网络产品为代表的大量文化产品冲击着我国文化市场。国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随着未曾筛选的文化产品汹涌而来。青少年群体是我国未来的希望，然而青少年大多比较感性，思想上具有开放性和宽容性，他们喜欢新鲜事物，更容易接受外来文化产品所包含的价值观。这些文化商品一边收获巨大的经济利润，一边传播着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我国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对西方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好奇和模仿。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被侵蚀、我国文化独立性被破坏、甚至我国文化有被同化的倾向。大量外国文化产品的输入，冲击了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文化归属感，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我党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
我国也应不断加强文化产品的发展，增加文化产品输出。通过文化产品向世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才能扩大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从而粉碎西方利用文化分裂我国的目的。
2.宗教渗透
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教的研究也随之复苏。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经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科研的书文好几百倍，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2]
在西方分裂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高校渗透计划中，利用文化宣传宗教已经成为一种隐性形式。一些宗教组织和民间组织以“学术交流”的旗号，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翻译出版以宣传宗教为目的的图书，并且组织开设带有宣传教义性质的研讨课和讲座，这一类的利用文化宣传宗教，是境外敌对势力争夺我国大学生的重要举措。
3.利用各种名目基金、智库、网站掌控我国社会思潮
第一个是要进一步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总书记在讲话当中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强调“极端”二字？我想这里面是有深意的，我自己理解，因为意识形态建设和经济建设、军队建设一样，关乎到我国安全，关乎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大家知道改革开放我们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问题还比较突出。精神懈怠成为我们党和国家稳定发展的首要威胁。再一个，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正在悄然的发生变化。过去国家按照主要是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现在又加了一个文化安全。特别是作为文化安全核心的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
第二个是怎么样认识意识形态的形势。
总体上来讲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是一致的，可以用一句话来讲，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是一个总的判断。为什么讲现在的意识形态工作处于黄金发展期呢？我想大致有这么几个理由，第一就是我们的理论创新硕果累累。三十年来我们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思想理论创新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最近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思想，还有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党可以像我们这样不断的推进理论创新。所以我们国家之所以30多年来发展这么快，原因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的理论建设搞得好，在不断的推进。第二就是我们理论武装工作效果比较显著。第三就是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方式不断的改进。第四就是文化体制改革逐见成效。
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处于矛盾凸显期，还存在很多新情况新问题。至少有十个方面的问题。
1、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较量。这些年围绕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多的争论。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有人讲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这些错误的言论还是不少的，混淆了人们的世界。2、在改革方向问题上存在激烈的思想较量。这些年有的借反思改革为名，从左的或者右的方面攻击改革开放。3、思想理论和社会实践方面存在很多的脱节。我们整天都在讲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实际工作当中一些党员干部阳奉阴违，存在双重人格，严重败坏了马克思主义形象。4、思想理论界争论的问题很多。比如说这些年关于指导思想一元化的问题。有的人认为现在都市场经济了，经济多样化、利益多样化、人群也多样化，思想为什么不能多样化？这个问题好像很有道理，实际上是不对的。我们讲的一元化是指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总体的一元化，并不否定每个人、每个集团具体的行动可以多样化。5、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的专业教育之间存在矛盾。6、思想教育和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群的生存状况之间存在矛盾。7、体制外人群思想工作存在空白点。8、宣传思想工作方式方法比较陈旧。这些年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虽然成就很多，但是形式主义也广泛存在。9、民族宗教领域意识形态斗争严峻。10、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关键词：产业安全理论，贸易理论，投资理论
一、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起源
目前普遍的看法是，产业安全起源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国家经济安全作为系统、科学的研究仅仅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有关国家经济产业安全的理论也正在讨论、构建和形成之中。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曾对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进行过描述，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处于低生活水平、高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穷国与富国的经济、政治力量的悬殊。力量的悬殊不仅表现在富国占有控制国际贸易格局的支配地位，还表现在富国拥有决定以什么条件向穷国转移技术、外援和私人资本的专断权力。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不切合后者实际国情的价值观、体制以及行为准则等，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以巴西学者t.d.桑托斯为代表的依附理论者认为“所谓依附，我们指的是若干国家的经济受到它们所依从的另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扩大的制约”。他们认为，经济上依附将会产生国内经济不稳、加强外国资本主义的控制、受跨国公司的压榨等不良后果。
著名国际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国际金融体系有内在的“疯狂、恐慌和崩溃”倾向。它容易不时发生债务危机、国际资本流动不稳、投机、为追求更高收益率或安全避风港而出现的资本抽逃。他认为，国际金融是同霸主国对国际经济和政治事务施加影响紧密相关的。霸主国既是国际金融体系的管理者，又是该体系中的主要收益者。总之，从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国际经济学家和国际政治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能发现蕴涵着国家产业安全的问题。
二、国家产业安全的贸易理论基础
1.重商主义保护贸易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萌芽。国际贸易保护理论开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它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体系，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约翰.海尔斯和威廉.斯塔福，主要观点是：金银是财富的唯一代表，国家的一切经济活动和一切经济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为了国际经济贸易的顺差，国家必须干预经济。
景玉琴(2005)研究认为，到重商主义后期，鼓励出口与限制进口成了普遍做法。这种做法具有明显的保护国内产业的性质。为就业创造机会以及扶植工业，既增加财富又加强了国势，很多国家已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
2.亚当·斯密关于国家产业安全的理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补充。斯密主张必须“小心翼翼地恢复自由贸易”。因为他意识到如果国内制造业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受到大量外国进口工业晶的冲击，可能导致一国产业不安全，这可能直接表现为人们的大量失业和生活资料的丧失，甚至发生严重的社会混乱。斯密还对产业不均衡、过分依赖某一产业、某一市场可能导致的经济、政治负面影响表示担心。实际上，产业和贸易的不均衡，在一切国家都普遍存在，但是过分地不均衡，则可能导致国家产业不安全的严重后果。尤其是某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如果过分地依赖少数国外市场，就会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产业安全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3.保护幼稚产业论标志着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成熟。以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汉密尔顿(1757-1804年)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曼.李斯特(1789-1846年)为代表的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提出，使产业安全理论趋向成熟。1791年美国的经济学家汉密尔顿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报告)，阐述了保护制造业的必要性，建议征收保护关税，因为本国的幼稚工业经不起外来竞争。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曼.李斯特的学说集中反映了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他的学说更多地关注了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和保护。他通过对英国、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一个国家不能在工业尚未充分发达前，就采取自由贸易的方针，如果盲目执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就会使国家的工业衰弱、消亡，最终导致这一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衰落。李斯特在论证他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时，提出了独特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以美国为成功的例子来说明，只有对本国工业进行保护、扶持，待本国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再开放市场，才能真正提高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确保国家的经济和产业安全，才能使一个国家最终富强起来。
4.发展经济学家的贸易贫困化增长理论是产业安全经济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贫困化增长”是二战后50年代中期国际经济学界在研究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影响时提出来的一项重要命题。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参与国际分工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普维雷什(prebish)、辛格(singer)和巴格瓦蒂(bhagwati)等人的贫困化增长理论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所生产的初级产品，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大量增加出口必然造成价格大幅下跌，这样产量提高的收益将由于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而完全丧失，从而造成本国的实际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比增长前绝对下降，出现福利恶化的“贫困化增长’。贫困化增长理论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传统的贸易分工格局中，处于分工低阶梯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地位，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实际利益较少，而这种不利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是与其低层次的出口产品结构和不利的价格贸易条件直接相关的。”
5.当代国际贸易理论是对产业安全思想的深化。(1)比较优势陷阱(后发劣势)和竞争优势理论。一般认为，比较优势理论的缺陷是仅考虑了各方静态利益而忽视了动态利益。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入国际分工，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资本和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各国都可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但在现实的国际贸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谜，这是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长的现象，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稳定，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人“比较利益陷阱”或“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发展中国家完全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运用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只能获得相对较低的附加价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际分工形式，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形势恶化，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主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并有可能进入高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而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而且具有固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还会引起对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排斥，这会使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实行竞争优势战略。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micheal porter)教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阐述了“竞争力问题”，向传统贸易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他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全球范围和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迈克尔.波特教授认为国家竞争力最终取决于产业竞争力，并创建了竞争优势的“波特六因素”模型。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优势战略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特征，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所关心的是一国如何将的潜在的比较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一个必然选择。
(2)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20世纪80年代，布兰德(j.a.brander)撕潘塞(b.j.spencer)、克鲁格曼(p.r.krugman)等人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该理论，突破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学说，强调了政府适度干预贸易对于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种有利于促进战略性产业发展、实施政府有效干预的产业政策。该理论有两大内容：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
利润转移理论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体内容，包括战略性出口政策、进口政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政策。该理论认为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对出口或进口的贸易干预，影响本国企业及国外竞争者的行为，改变国际竞争的格局，从国外寡头厂商抽取租金或向本国企业转移利润，达到增加本国净福利，并促进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的目的。
外部经济理论包括收益性外部经济和技术性外.部经济。前者是指厂商从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厂商的集聚中获得市场规模效应(包括获得便利而低价的原材料、中间产品、技术工人、专业化服务等)，后者是指通过同一产业或相关产业中其他厂商的技术外溢获得技术和知识。两者都能使厂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外部经济理论认为，某些产业由于外部规模经济效应，厂商不能独享投资带来的收益，且投资的风险很大，打击了私人投资的积极性，这在新兴高科技产业最为明显。这些行业的私人投资明显不足，实际产出低于社会最优水平。然而，外部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又往往具有战略性，其创造的知识、技术、产品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政府要扶持高科技产业，降低其投资的风险，吸引私人资本投入该行业，推动战略性产业成长，以更有利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贸易理论，它所涵盖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对贸易结构和特征变化的分析，提出了保护和拓展国际市场份额的手段和途径，还广泛涉及了科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因而它实际上是二种对产业安全问题的最好诠释的理论。
三、国家产业安全的投资理论基础
l.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根据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跨国公司从事国际生产要同时受到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是这三项优势整合的结果。其中内部化理论认为，市场缺陷的存在是内部化优势产生的前提，公司可以通过内部交易安排节约交易费用，从而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在现实中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之—就是规避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壁垒越高，即外部交易费用越高，对外投资即内部化的意愿就越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能很好地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使东道国借助贸易措施保护产业失灵。
2.边际产业扩张理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认为，一国应将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产业转移至该产业正处于优势地位或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他通过国与国之间产业转移次序的分析，认为一国所有趋于比较劣势的生产活动都应通过直接投资顺序向国外转移。按其理论模式，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不仅取决于跨国公司的产业结构高度，而且还取决于转移产业的比较劣势程度。于是依赖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而推动的产业发展，将难以缩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结构差距，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陷入“利用外资的陷阱”。
3.其他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巴克莱和卡森等人的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对“知识产品”的内部化动机最强，其根本原因在于，避免外部化导致的技术外溢和壮大自己的竞争对手。1966年，费能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此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开始发展起来。先是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了“雁行模式”，它基本揭示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随后，日本学者小泽辉智在赤松要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的因素，提出了“增长阶段模式”，使“雁行理论”进一步深化，从而使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得以逐步形成。从其理论主张看，无论“雁行模式”还是“增长阶段模式”都表明，由于国际直接投资所引发的产业国际转移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开始进而到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是从相对发达国家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再由次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样梯度推进的。当代国际直接投资实践表明，为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跨国公司不可能将所拥有的一流先进技术以技术转让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转移出去。许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是国内已淘汰、高能耗、高耗原材料、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低端产业，不仅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安全，而且大大地破坏了东道国的生态环境。
四、国内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由于国家经济安全具有：国家性、根本性和战略性等特点，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其中蕴涵着产业安全理论的一些成果。如我国学者张幼文等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经济安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一套(经济全球化论丛)丛书，在国内影响较大。万君康等将经济安全分为金融安全、信息安全和产业安全三部分，认为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经济信息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环节，而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内容。随后，一些学者开始对产业安全进行了专门性的探索研究。有关产业安全界定上有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强调以国民为主体的产业安全观，如赵世洪(1998)认为谈论产业安全不能脱离国民这个主体，一国国民具有共同的利益，产业安全的准确提法应为国民产业安全；强调控制力的产业安全观，如王允贵(1997)认为，产业安全是指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掌握控制权，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本国的资金、技术和品牌，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强调竞争能力的产业安全观，如杨公朴(2000)是指一国对国内重要产业的控制能力及该产业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长春税务学院的景玉琴(2005)认为产业安全应当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并分析了导致产业发展偏离安全状态的因素不仅源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内部：外部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控制及外国生产商在我国的低价倾销；内部因素包括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产业层面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共存，政府规制层面的缺位、错位、越位。虽然上述观点各异，但为我们能准确把握产业安全的内涵做出了重要的提示和贡献。在关于维护产业安全的对策方面的研究，吕政(2006)认为必须处理好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更有利于提升本国产业的竞争力；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2004)认为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维护产业安全的根本途径。此外，何维达等(2002)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我国三次产业安全现状进行了初步估算。
可见，国内对产业安全的研究成果虽多，但研究远没做到完善和成熟，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成果不多见，产业安全基本理论尚处于形成之中。
五、国外学者对产业安全问题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要全面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经济学对外资在美国的作用及对美国产业发展的影响进行了研究。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b.莱福特维奇对1962—1971年间外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做了全面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增长迅速，但总的来说，直到1972年，美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产业被外国主宰。但1988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martin tolchin和华盛顿大学教授susan tolchin在(购买美国)一书中指出，外国投资在改变着美国，美国必须采取措施，防止外国人控制美国经济的要害部门和插手美国的内政。
此外，还有欧盟、东盟的立足于联合自强、谋求合作安全的国家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观；东欧等中小国家谋求大国或国家集团保护的依附型经济安全和产业安全观，等等。
国外对产业安全的关注和研究较国内早，但研究缺乏深度和系统性。
关键词: 高等学校 军事理论课 教学改革
利比亚卡扎菲政府的,美日经济的加速衰退,欧洲债务危机的加速蔓延,美日印三国的军事联盟形成的威胁,以及新军事变革的加速发展,、南海问题的复杂化,恐怖事件的日益增多,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经济转型,征兵降温等社会现实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些新情况对我国的国防军队及后备力量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进一步明确军事理论课的目标,创新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方法,切实提高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是增强国防教育实效,加强国防教育的有效手段。
一、新时期大学生军事理论课的教学现状
《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2006年修订)(以下简称:《大纲》)要求,通过军事教学,使学生掌握基本军事理论,增强国防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强化爱国主义观念,为中国人民训练储备合格预备兵员和培养预备役军官打下坚实基础。从微观的层面来看,这是军事理论课的课程目标;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其教育目的应该是增强大学生的国防意识,这也是国防教育的根本目的。所谓国防意识是主体在认识国防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以知识、情感、行为倾向为核心成分,并反映国防这一客观事物的综合系统。它是个体的国防知识、国防兴趣、国防行为倾向、国防情感和国防评价五个方面的综合。[1]这里所指的国防意识主要包括民族忧患意识、国家安全意识、爱军尚武意识等内容。因此,新时期高校军事理论课的主要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三个意识”教育,把大学生培养成具有较强民族忧患意识、国家安全意识、爱军尚武意识的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与建设者。通过开展“三个意识”教育,实现“在政治上可转化为向心力和凝聚力,在军事上可转化为战斗力,在经济上可转化为生产力”[2]的目的。
虽然高校军事课教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目前的军事理论课教学现状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教学经费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军事理论课的教学改革,无法保障对学生开展全面系统军事理论教学的需要;二是军事理论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偏弱,缺乏专职教师,大都是兼职教师,无法完成普及和深化国防教育的任务;三是军事理论课的授课时间较短,缺少系统而全面的持续性军事理论教育教学;四是军事理论课的授课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五是大部分高校军事理论课的教学目标设定偏低,与信息化战争要求不相适应;六是军事理论教学不够规范,上大课、上统课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影响了国防教育的发展。
二、高校军事理论课教学的改革思路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国防教育工作,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客观要求,是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培养造就大批高素质后备兵员的重要措施。[3]《大纲》规定,军事课程以国防教育为主线,以军事理论教学为重点。因此,军事理论课的教学质量,不仅影响到高校国防教育效果,而且制约国防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明确军事理论课的时代任务,增强军事教学的针对性。
第一,强化民族忧患意识教育。我军在新军事革命的推动下实现了由机械化向信息化的跨越式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同时,西方强国尤其是美国,主导新军事革命,为此极大地提升了其国防军事实力,取得了独一无二的优势地位。在教学中,突出军事高技术,其目的是让大学生认识到我军在军事高技术方面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引导大学生树立忧患意识,将对祖国的那份爱国之情和发自心底的那份忧虑之心化为自己学习的动力,发奋图强,自觉投身于现代军事科技和国防建设之中。
民族忧患意识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一种居安思危的高超智慧。在教学中,强化国难史、民族屈辱史的教学,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居安思危意识。通过中国国防史的学习,尤其要是近代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那段屈辱史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史的学习,让大学生感受到我国古代的辉煌历史和近代的屈辱,促使他们增强居安思危的意识。
第二,强化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国家安全是关乎一个国家的生存发展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大事。虽然我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总体上处于平稳发展时期,但依然面临着诸多威胁。美日印三国建立军事同盟对我国形成包围之势;美国还在南海、等问题上插手,企图使之复杂化,进而牵制中国的和平崛起;西方强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富强与壮大,大势鼓吹“中国”,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周边环境不容乐观,面临着多种威胁元素。
强化对国家安全知识的学习,是培养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教学中,结合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着重强化对国家安全重要性、国家安全内涵、国家安全威胁来源、国家安全各要素、国家安全实现途径等五个方面的学习,从而促进形成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
第三,强化爱军尚武意识教育。爱军尚武教育,就是要大学生充分认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和地位作用,学习人民军队的优良品质和战斗作风,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自觉履行兵役义务。
在教学中,通过讲授光荣史、新中国国防建设,播放国庆大阅兵、军事演习等,让大学生深切感受到官兵的人格魅力与从军职业的崇高,以及强大的国防实力,促进大学生对国防事业和国防实践的认知,提高大学生投身国防实践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例如,国庆60周年大阅兵激发了当年大学生当兵激情,于是演绎了10万大学生进军营的宏大场面。
【关键词】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经济竞争优势
一、问题的引出
1943年，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首次提出“国家安全”这一概念。传统上，对安全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为宗教冲突、民族矛盾、领土纷争等。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安全观也发生很大的转变。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国家安全主要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外交安全等五个层面。在冷战期间，国家的安全观主要体现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层面，而其他安全层面均从属并服务于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后，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使经济因素成为影响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支柱。由于各种壁垒的设立，国家之间的经济摩擦日益加剧和频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国经济的发展。为此，世界各国先后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并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至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位置，如，俄罗斯于1996年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并在《国家经济安全战略》中强调“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
近些年来，各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尤其是，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并逐渐扩大，使世界各国重新考虑国家经济安全状况。2011年5月，美国债务违约危机更是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恐慌，这严重影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安全状况。然而，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表现就是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因此，这些危机也给各国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正是基于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这样的内在联系，文章将进一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
二、相关研究现状
早期，很多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就存在不同的观点和理解。例如，西方政治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强权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军事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指维护一国的经济免受外部因素的侵害；而有些经济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经济竞争力及由其带来的相应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能力[1]。但到目前为止，“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仍然没有得到统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学术界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理解和研究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国外，Neu et al.(1994)对“经济安全”有两重理解：第一，经济安全是使一国面临可能威胁或妨碍其经济利益的事件、事态发展或行动时能够保护那些经济利益；第二，经济安全赋予一国塑造符合自身利益的国家经济环境的能力。[2]Richards(2009)研究了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融合，并认为测量真实的经济安全水平，需要运用经济物理学的相关知识。[3]Pankov(2011)探讨了2008-2010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经济安全问题。[4]在国内，卢林(1990)将定义“国家经济安全”为：维持公认的经济生活水准和确保本国资本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国内重要经济部门的控制。[5]赵英等(1994)认为，应该根据国家经济安全所面临的主要威胁来定义“国家经济安全”：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国家经济抵御国内外各种干扰、威胁、侵袭的能力以及国家经济得以存在并不断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6]聂富强(2005)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处于不受各种因素尤其是外部因素的冲击，即使受到冲击也能保持经济利益不受重大损害的状态，维护这种状态的能力及其所获取的政治、军事和文化安全。[7]此外，叶卫平(2008)认为，国家经济安全不是指各个产业安全和区域经济安全的简单累积，而是指一个国家经济战略利益的无风险或低风险的状态，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没有受到严重损害，使得经济危机的风险因素处于可以控制的状态。[8]顾海兵和张一弓(2010)剖析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在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并得出我国经济安全战略的内容和形式。[9]叶卫平(2011)分析了维护经济安全对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且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怎样发展经济及如何保障经济安全进行了论证，并认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10] 张汉林和魏磊(2011)从九个方面构建中国经济安全量度体系，以反映中国经济安全的整体状况，并通过评估和判断经济安全所面临的局部问题，提供可量化的决策依据。[11]
作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表现。因而，如何通过增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来提升国家经济安全水平，就成为研究的关键。在国外，Aleshchenko and Nedelea(2008)研究了开放市场条件下俄罗斯的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并认为，在当前基于低技术再分配产品阶段，俄罗斯的经济竞争力将继续由于策略性价格因素的存在而得以维持。[12]Macerinskiene and Sakhanova(2011)从理论框架和方法论方面研究了哈萨克斯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经济竞争力，并认为哈萨克斯坦具有经济竞争优势是由于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13]Azarov(2012)强调，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乌克兰必须充分调动其国家经济竞争优势。[14]在国内，林子铭(1992)提出从管理教育层面来建立国家经济竞争优势[15]；章玉贵(2010)提出在结构升级与战略转型中构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16]秦嗣毅和胡根华(2011，2012)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研究了中国经济竞争优势状况，并对比分析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经济竞争优势。[17]-[18]
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关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鲜有文献阐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之间的联系。基于此，文章进一步探讨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之间的内在关系，并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政策建议，以提升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从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
三、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首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一国国家安全水平就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安全水平。因而，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由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外在表现是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因此，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稳定的状况，就为增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个相对较为抽象的概念，它首先应该表现为一种经济的竞争力，而这种竞争力就表现为经济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在当今世界的开放形势下，各种竞争逐渐加剧并愈演愈烈，这使得增强经济竞争优势就成为各国竞争与合作中的首要战略。一般情况下，如果国家经济安全水平越高，状况良好且稳定，经济免疫力越强，且风险防御能力也较强，那么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就越强，其经济竞争优势也会越强；然而，如果国家经济安全水平较低，状况欠佳且不稳定，经济免疫力较弱，且难以抵御外界不利因素的冲击，那么该国的经济就会失去竞争力，也就无法获得经济竞争优势。
国家经济安全是能够使一国经济处在一个持续、健康发展的运行状态，而这一良好的经济运行状态又需要国家在经济上获取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程度越高，其经济竞争优势就越容易获得，其水平也会越高。当一国经济处于安全状态时，经济就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这有利于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当一国经济处于不安全状态时，有利于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因素不能得到有效地发挥，从而妨碍或阻止经济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一国应该通过维护其经济安全水平来提高经济竞争力水平，进而增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
国家经济安全是能够使一国经济在整体上抵御外部风险。影响一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因素主要来源于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因而国家经济所面临的风险有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其中，内部风险主要包括国家经济制度、三大产业结构与政策、金融、科技、战略性自然资源等等。就这些内部风险如何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许多学者和实务者都作过很多详细的阐述。就外部风险的来源，主要从两个方面分析：在世界经济方面，各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不足，这严重影响了一国的经济运行状态；在国际合作关系方面，如果一国在政治和军事关系等方面不能处理妥当，将会影响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冲击。因此，一国经济必须能够有效地防范、抵御这些风险，才能提升国家经济安全状况，进而提高经济竞争优势。
我们认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竞争与合作进程中，一国（或地区）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实力及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更有利国际经济地位的能力。因此，一国经济竞争优势越强，经济实力越强，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也能够获取更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反之亦然。实际上，国家经济安全是一国经济竞争优势的综合反映，而这一优势又体现在经济竞争力上。如果经济竞争力越强，经济越具有竞争优势，那么国家经济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反之亦然。因此，对经济竞争力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就应该提高其绝对规模水平和相对质量水平；而对经济竞争力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则应该采取有利的措施来减少或消除，从而减少它们对经济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并使国家经济竞争力朝增强的方向发展。正是基于此，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提高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状态。
综上所述，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即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即国家经济安全能够提升国家经济竞争优势，而后者又能够促进前者的提高。实际上，国家经济安全与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是经济竞争过程的内在表现形式与外在表现形式，而这两种表现形式具有一致性。
四、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区域合作，获取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从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减少外部风险的不利影响。同时，积极利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安全。
第二，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推动经济高效运行。同时，完善与国家经济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的增强提供保障。
第三，建立科学的投融资机制，增加人民币汇率波动性，避免“热钱”给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同时，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技创新力度，为经济提供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
第四，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互换，发展循环经济技术，开发新能源，来发展低碳经济，抢占全球新一轮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第五，建立合理、有效的监督机制，大力发展民主政治。加强政治互访、增进政治互信，促进政治安全，为国家经济竞争优势提供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环境。
第六，加强军事交流，扩大军事合作，加大国防与军队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快国防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提升国家核威慑的力量，以增强国家的军事安全，为国家经济竞争的提升提供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Robert Gilp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2]Neu C.R., New C.R. and Wolf, C. Jr.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National Security [M].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California, 1994.
[3]Richards, James G. Economic Securi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teraction and Synthesis [J].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2009, 3(3):8-49.
[4]Pankov, V. Economic Security: Essence and Manifestations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57(1):192-202.
[5]卢林.经济安全问题的性质、发展及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0, (7):39-44.
[6]赵英,胥和平,邢国仁.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7]聂富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系统研究[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8]叶卫平.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重要特征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11):35-40.
[9]顾海兵,张一弓.后30年: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总体研究[J].经济学动态, 2010, (1):10-14.
[10]叶卫平.论经济安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J].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1, (2):56-60.
[11]张汉林,魏磊.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安全量度体系构建[J].世界经济研究, 2011, (1):8-13, 87.
[12]Aleshchenko, V., Nedelea, A.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under Conditions of Open Markets [J]. The Annals of the “Stefan cel Mare” University of Suceava, Fascicle of the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8, 8(1):17-21.
[13]Macerinskiene, I., Sakhanova, G. National Economy Competitiveness of Kazakhstan Republic [J]. Inzinerine Ekonomika-Engineering Economics, 2011, 22(3):292-299.
[14]Azarov, M. Premier says it is necessary to mobiliz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national economy. (2012-02-16) / [2012-03-30]. nrcu.gov.ua/index.php?id=148&listid=164269.
[15]林子铭.以管理教育来建立国家经济竞争优势——中国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代序)[J].管理工程学报, 1992, 6(5):2-5.
[16]章玉贵.在战略转型中构筑中国经济竞争优势[J].经济视角, 2010, (1):10-11.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在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加剧。从表面上看，南海争端是岛屿和海洋管辖权争议，实质上是战略利益碰撞和资源争夺。例如，所有通过南海的空中和海上航线大都要通过南沙群岛海域，从某种意义上讲控制了南沙岛屿就等于直接或间接控制了从马六甲海峡到日本、新加坡到香港，甚至从东亚到西亚、非洲和欧洲的大多数海上通道。所以，南沙地区地缘政治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同时，南海海区油气资源丰富，数十年来的勘探表明，南沙海域有十余个大中型沉积盆地，总面积达60余万平方公里，其中在我国九段线内的含油气面积有40余万平方公里，据有关机构测算，石油资源蕴藏量为235亿吨，天然气为10万亿立方米。这在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自然引起相关国家的高度关注。另外，南沙海域有近千种鱼类和其它各类矿物质，这也是相关国家和地区争夺的重要经济资源。
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总的趋势是和平、发展与合作。经济全球化深人发展，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世界面临难得的机遇。但是，在国际形势总体上保持稳定的同时，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国际安全形势更加复杂，人类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随着冷战结束，各种被冷战黑幕所掩盖的矛盾重新暴露出来，有些矛盾以空前激烈的方式爆发，对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地区在民族独立国家形成过程中，曾遭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各国充分利用了这个地区在民族、文化、宗教等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因此，在二战后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的进程中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冲突不断，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东南亚地区成为世界上少有的社会政治矛盾集中而纷繁的地区。东南亚在地理上是亚洲和大洋洲两块大陆、印度洋和太平洋两大洋之间的“十字路口”，是世界重要的海上运输通道，是世界战略的要冲。东南亚也是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交会地，自然也是冲突多发区。
当前，南海方向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斗争也更加激烈。美国拉拢日本直接插手南海问题，支持菲律宾、越南等国对南海问题的诉求，从多个方面对我国实施挤压和打压。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目标不一，诉求不一，应对南海问题的策略和模式也不一样。例如，美国等军事强国的介入使东盟担心地区大国关系的失衡以及东盟内部关系的失调。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也不希望把南海问题极端化，东盟内部对南沙的利益要求不同，政策也不平衡。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加强各方面的综合研究，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强有力的策略和行动应对南海地区的斗争。
当围绕海洋权益与岛屿归属引发了更大的矛盾争端，如何遏制岛屿战争的爆发，如何打赢岛屿战争，如何维护岛屿安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更为现实、更为直接、更加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时，朱文泉将军的《岛屿战争论》面世了。这正如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在《岛屿战争论》序言中指出的：《岛屿战争论》问世恰逢其时。《岛屿战争论》“纵论岛屿战争的历史演变大势，勾画当今岛屿争端的严峻态势，分析古往今来岛屿战争的深层原因”“立足大棋局探讨岛屿战争的主要战略问题，研究岛屿作战的制胜艺术”，在展望岛屿战争的发展前景的基础上“指明了打赢岛屿战争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
如果说以前的岛屿战争理论研究的侧重点主要是岛屿作战的实施，《岛屿战争论》则不仅研究了战争原因、战争的准备、战争的历程、战争的规律、制约战争的因素、取胜之道、综合保障、组织指挥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把握历史发展的脉搏，着眼信息化时代的战争形态变化，注意全球化时代国际环境的变化，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思路，研究了文化、宗教、法律等问题对岛屿战争的制约和影响，构建了全新的岛屿战争理论体系，把岛屿战争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岛屿战争论》跳出了对岛屿战争是“岛屿攻防”“登陆和抗登陆”的传统偏见，站在战争指导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入研究岛屿作战的基本规律，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了岛屿战争制胜之道，提出了遏制战争的谋略、打赢战争的方略。这一切正是应对南海地区复杂斗争形势所需要讨论、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岛屿战争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岛屿战争的相关问题，构建了富有时代特征的岛屿作战理论体系，对于筹划和打赢现代岛屿战争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岛屿战争论》从岛屿的作用、岛屿战争的成因、岛屿战争的历史和特点人手，揭示了岛屿战争的一般性规律和特点等重大问题。书中通过对4000多年来岛屿战争的系统研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现实与未来相贯通，从大战略角度研究了现代战争的规律。
《岛屿战争论》一书在“术论・制胜的艺术”中提出了：全程夺取并保持制控权；制敌必须知敌；选择有利的登陆场直指要害；组织强有力的工程保障，集三军之力打开上岛通道；指挥员要敢于拼决心、拼实力、拼速度；必须坚决统筹岛上、岛外两个战场；充分依托信息化指挥平台，实施扁平式集中指挥；出其不意地发起进攻行动，确保战役战斗行动的突然性；坚持实施猛烈的火力突击与支援；不断变换创新进攻作战方法等十大u屿作战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我军渡海登陆作战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升华，更是朱文泉将军多年实践的积累，也是其对未来作战的思考，是他对信息化时代的岛屿作战理论创新的贡献。
这些原则着眼新的时代背景，注重信息化时代岛屿战争的发展特点和规律，不忘我军的传家宝和光荣传统，又积极借鉴外军的成熟经验和新理论。在《岛屿战争论》中，作者明确现代岛屿作战是联合作战，只有形成整体力量，方能联合制胜。书中还特别强调统筹岛上和岛外两个战场，明确岛外战场对岛上战场的作战支援、后勤支援、阻断岛外增援、协同岛上作战以及保交护交、切断岛上敌军退路等指挥员容易忽略的问题。在强调信息在联合岛屿作战中的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火力的运用和突然性的取得，明确岛屿作战中必须持续实施猛烈的火力与支援，并特别指出“仅仅强调火力强度是不够的，还应该强调精度”。书中针对岛屿作战的特殊性研究火力运用时，不仅明确了火力的构成、组织和实施，还提出了要采用合适的弹种、增强登陆兵自身火力和防御能力等问题，作为一位高级指挥员的专著，研究问题之精细，研究成果之可操作性，令人惊叹，是为后人楷模。
岛屿作战不是简单的攻占或撤离岛屿，是一系列作战行动的组合，所以《岛屿战争论》别强调扁平式集中指挥，要组建联合指挥机构，对参战诸军兵种实施集中指挥和组织协同。书中对指挥员特别提出了要敢于拼决心、拼实力、拼速度，在岛屿作战中要一鼓作气，始终保持强大和不停顿的进攻锐势，避免陷人僵局，被防御方的“绞肉机”所绞杀。
我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6000余座岛屿。在历史上帝国主义曾经多次侵占我国岛屿，现在日本侵占东海的，南海诸岛也存在争议，越南甚至对西沙群岛提出无理要求。这严重威胁我国海上方向安全，严重威胁我海上航行安全，严重威胁我国和平利用海上资源。因此，我们要认真研究岛屿战争，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岛屿战争论》研究视角独特，在展示世界范围内岛屿作战风貌的同时，更富有中国特色
《岛屿战争论》不仅具有很强的系统性、理论性和前瞻性，更为可贵的是《岛屿战争论》的研究视角独特，在研究世界岛屿战争问题时融人中国军事文化特色，富有中国军事战略的大智慧。作者不就事论事，而是站在世界战略格局的高度，从战争的起源和本质出发，论述了人类文化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时代风云的变化对岛屿战争的影响。研究中突出对战争哲理的研究，从方法论上使岛屿战争的研究跨上一个全新的高度。这一点对于当前南海军事斗争指导更有现实意义。
南海问题牵涉国家和地区众多，影响因素广泛多样，同时，南海地区远离祖国大陆，岛礁面积有限。在前期围绕南沙岛礁的一系列斗争中，某些相关国家在美国等国家支持下，企图通过蓄意制造事件，把自己打扮成弱者，制造谎言，博取同情，赢得舆论。因此，在南海地区岛屿作战中，如何从法理上有据，行动上有力，效果上最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朱文泉将军提出的“不战而和人之兵”的理念是应对岛屿战争的新思路、大视野、新举措，应用得当将在南海斗争中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心论・兵不血刃的战场》等篇中也论述了指挥员在复杂战场中如何以强大的心理素质战胜敌人。这些为我国在南海斗争中提高指挥员和官兵的心理素质提供了重要基础，能促使他们敢于与对手比斗志、比意志、比战斗力，也善于与对手比忍耐力、克制力和周旋能力。
南沙海区岛礁不大，但是，事关全局。应对南海地区的局势，对指挥员的全局意识、战略素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岛屿战争论》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指挥员的培养等问题，在第五篇《将论・打仗，打将》中论述了将领的重要作用、对将领的要求、将领必须具备的素质和将领的培养等重大问题。这一切为我们新形势下指挥员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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