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刘伟校工作单位：西安体育学院艺术系体育舞蹈教研室
结果与分析
专项柔韧柔韧是指人的各个部位关节的活动幅度和肌肉与韧带的伸展能力[3]。这种能力有人体关节活动的灵活性、肌肉与韧带的伸展性和弹性、肌肉紧张与放松的协调性所决定。将柔韧一般分为动态柔韧性和静态柔韧。体育舞蹈是以动态表现为主，以静态表现为辅，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力量性。体育舞蹈不仅包含一般体育运动所需要的关节动作，而且集合了舞蹈所需要表现出来的艺术性动作，对选手的柔韧性要求比其他一般运动项目高。如果选手的柔韧素质较高，各个关节的灵活性较大，那么可以更好的发挥选手的身体速度、协调性和力量，可以完成较高难度的体育舞蹈动作，提高选手的综合竞技能力。所以，较高的柔韧素质是体育舞蹈选手所必须具备的身体素质，也是选手进行高质量动作训练的条件，更是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前提。在体育舞蹈的发展过程中，许多教练员、专家对选手的柔韧素质训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总结出了许多针对肩、腰、膝、踝的灵活性进行训练的方法和技巧。随着体育舞蹈向着更高方向的发展，需要体育舞蹈选手在高韧性的前提下，表现出更高的速度和更强的力量，这也对体育舞蹈选手的训练和比赛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柔韧性的方法与手段：放松性练习一般按照12％－15％的比例递增练习；重复弹性动作；被动地保持最大幅度动作；主动地保持最大幅度动作；逐渐增大幅度的摆动。在第一个训练周期，柔韧性练习要循序渐进，每隔一天训练一次，以便身体各部位都能适应训练。以后则需要每天进行训练，以免柔韧性反弹或不能得以更好的进展。在正式进行柔韧性训练前，先要有充分的热身性准备活动，预防身体损伤；训练的最后还应安排恢复性练习。专项协调性在现代体育理论中，协调能力理论的讨论，属于最复杂、最难以明晰的范畴。其实，这一概念最早的定义是非常简单的“协调性”一词。早在拉丁语起源时就定义为：和谐、配合之意，词意至今未改变。然而，协调能力的形式及合理性在“科学与理论”中并没有达成一致，直至今日。有些国外的运动训练学专家在其科研理论中，通常将协调能力划分为6种形式：①对动作的动力性和“空间———时间”参数的判断与调节的能力；②保持身体姿势平衡和稳定的能力；③节奏感能力；④空间定向的能力；⑤放松的能力；⑥动作配合的能力。还有一些专家认为，除以上6种形式外还有4种能力。①变换动作的能力；②连接动作的能力；③对变化的情况和不习惯动作及姿势的适应能力；④对动作反应时间的控制能力。在体育舞蹈运动中，常采用协调性和灵活性以及相适应的概念。协调能力是指在完成动作时通过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的指挥选手全身各部位肌肉进行的有机配合，包括有主动肌与协同肌交替协调的收缩与拉伸[4]。体育舞蹈运动的协调是指选手在动作节奏和音乐节奏完美配合下完成复杂多变的高难度技术来展示舞蹈套路的运动能力。体育舞蹈技术动作复杂多变，同时又是双人配合完成套路动作。当今的体育舞蹈正朝着快节奏、强旋转、动作密度及数量急剧增加的方向发展，这对体育舞蹈选手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专项协调性的手段有：肌肉放松练习；快速反应练习；身体各部位间协调动作练习；按时间、空间和肌肉用力的变换参数再现动作的准确性练习；技巧动作练习；非常规动作灵活性比赛。还有反向完成动作练习；改变已习惯动作速度和节奏练习；采用不习惯组合动作练习；使已掌握动作更加复杂化练习。
研究结论与建议
柔韧性练习对身体姿态的控制和完成高难度动作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选手的高柔韧素质使关节的灵活性较大，可以更好的发挥选手的身体速度、协调性和力量，可以完成较高难度的体育舞蹈动作，提高选手的综合竞技能力。体育舞蹈运动员的协调性决定着高质量的完成动作和运动水平的发挥。针对提高专项协调性的训练，要加强选手对于体育舞蹈动作及技能的储备，对体育舞蹈运动员提高协调能力是极为重要的。柔韧与协调性的训练尽量结合体育舞蹈具体的舞蹈动作，不只是单一的拉柔韧与协调性训练，要融入到平时的训练动作中。在体育舞蹈教学与训练实践中，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全面理解体育舞蹈柔韧与协调性的含义，重新认识本项目特点对柔韧与协调性的突出要求，在全新的科学观念下展开柔韧与协调性训练。广泛应用多学科知识和科学仪器设备加强对体育舞蹈柔韧与协调性的监测。
当前高中生素质的现状分析
生长发育比较迅速，提早进入青春期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从而使得人们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提高，这样一来，造成青少年儿童生长处于日益增长阶段，进而导致青少年提早进入青春期。调查以17岁城市男生身体发育情况为例，在1979年，此阶段男生的平均身高为168.6cm、体重为54.8kg、胸围为82.3cm。然而，到了2000年此阶段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72.8cm，比以前增长了4.2cm；体重是62.6kg，而胸围也增加了3.5cm，变为85.8cm。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通过调查发现，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其身高、体重以及胸围等的生长状况都和以前发生了很大反差。各项体育锻炼的指标都所有下降，例如：引体向上、仰卧起坐等。除此之外，青少年肺活量下降也是造成身体素质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同时，近视的概率大大提高。有专家证实，上述这些问题都表明青少年身体发育远远落后于身体形态的生长。肥胖的几率逐渐增加我国体质监测中心的研究教授指出，过于溺爱孩子成为增加青少年肥胖的数量的原因。通过一组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和1995年比较来说，我国城市男生肥胖概率从6.7%增加到10.7%。青少年过于肥胖会造成心脏与肾脏等身体问题的出现。因此，导致青少年的毅力、耐力等大大下降，使学生的整体状况出现大幅下降。
培养高中生终身体育意识的重要意义
不断激发高中生终身锻炼的动机巨大的动机成为引导人们进行各种活动的动因，而目标则是借助各种活动而获得的结果。而事实上，动机与目标都是人们参与各种体育活动的内在动力。因此，体育教师要在体育实践过程中，下意识的培养学生的体育动机。只有有了体育动机，才可以对体育锻炼产生极强的兴趣爱好。从而引导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各种体育活动中，适当调整其自身的运动行为。培养学生对体育技能的学习兴趣体育兴趣分为两大类，即直接体育兴趣与间接体育兴趣。其中，第一类兴趣指的是学生被某个体育项目吸引，在激发出这种兴趣爱好后，便产生很强烈的热情。第二类体育兴趣指的是使学生认识到体育练习的重要意义，进而使人们对体育产生较强兴趣，但这是和自身意识努力紧密相连的。使高中生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培养学生终身的体育意识，养成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是非常重要的，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运动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既要传授给学生必要的运动技能，又要学生利用正确运动方法进行锻炼的过程。养成一个良好的锻炼习惯，能够减少锻炼过程中出现损伤，使学生身体状况保持健康的状态。当学生参加工作后，只有拥有了健康的身体才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为社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培养和提高高中生终身体育意识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教学改革; 思考与实践
中国当代文学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十分重要的专业必修课，它的开设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培养学生感知和欣赏文学作品的能力，增强学生的学术意识和科研能力，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与道德情操等等。其教学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同时，当代文学的生态性决定了这门课程的历史现场感，新产生的问题与争议会不断修正先前的研究所得，也会给教学带来种种冲击。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令人堪忧的教学现状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所涉范围甚广，其中存在如下几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
其一，课程设置的变动给教学内容的安排增加了难度。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课时被删减。按照通行的教学内容，当代文学应包括文学史讲授和文学作品分析两部分，涵盖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四种文体，讲述“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乃至九十年代文学等重要的多个文学发展阶段，但一再被删减的课时与如此庞大并不断丰富的教学内容产生了现实矛盾，直接给专业教师安排教学内容增加了难度。以某校为例，按每学期开课18周计算，每周4课时，当代文学的总课时量是72课时。而要以此涵盖60年的当代文学史及其作家作品，显然是有相当难度的，选择哪些内容来讲述及如何安排讲述的详略往往难以操作，可能会造成两种不良做法:一是重前不重后，把十七年文学作为教学重点，对新时期文学简化处理，或者对之后的文学史基本不做阐述或草草带过，使得原本与现实距离非常接近的当代文学“当代”意味有限而历史意味过浓;二是重专题轻文学发展史，当代文学史在每个特定的历史阶段都有重要的文学现象，然而有的老师碍于课时限制，索性放弃对文学历程的总体把握，只对相对来说更重要的专题进行讲述，使得当代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被打破，学生上过以后对当代文学只有细节记忆而整体认识缺失。
其二，文学“边缘化”加剧了文学教育的尴尬。在经济的飞速发展与社会的巨大进步面前，不少人享受着优越的物质生活，对纯精神追求不再怀有企盼之心，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冲击，文学的边缘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消费时代、娱乐世纪，大学生的精神生活甚至出现粗糙化、粗鄙化的危机，对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失去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对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质疑。当询问《百合花》中新媳妇为何会给牺牲的小通讯员缝补衣袖上的破洞，并盖上自己的新被子时，有的学生便认为这表明新媳妇对小通讯员产生爱恋之情;当讲授《拖拉机手与总农艺师》对林震理想的意义、林道静成长道路时，有的学生对理想的理解却停留在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当老师在为文学而激情澎湃时，学生却在疑惑:文学究竟是什么呢?文学在今天这样一个全面商品化的时代还有什么价值呢?甚至还有人认为文学无用，学当代文学更没用。以这样的心理对待当代文学，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文学教育在文学“边缘化”的时代中显得如此尴尬。
其三，文学研究中的争论给教学增添了困扰。当代文学教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研究界的成果对教学自然能产生新鲜的触动，能开拓师生的视野，但正在进行的尚无定论的某些争论也会增加教学中的困扰。如“重写文学史”的争论就加重了教材选择的难度。教材的选择是教学的一个棘手问题，当前普遍使用和认可的教材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和朱栋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但有论者认为“这些版本对于一些地方院校的学生来说并不是完全适用”[1](114)，还在期待真正适用的教材。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就推出了一种旨在从书写形式上也进行变革、主张多元声音并存的“开放式”写作模式，并已引起了相当的关注。还有些教师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情况而自编教材，固然能贴近本校的教学实际，但对它的衡量与评定又缺乏学理标准，使用又相当受限。而近几年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产生“去经典化”现象，则进一步加大了教材选择的难度。对当代文学史“重写”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十七年”、“文革”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未完成性，而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对当代文学的研究，同样对大陆的当代文学研究形成了新的冲击波和影响力，他们则更愿意把“当代”安置在“现代性”这样后冷战的西方视野中。当代文学史被历史重释不断地改造、装饰和增添，这势必造成教学中教材选择的难度。
再如如何评价当代文学的问题。如何评价当代文学，成为当下文学研究中最前沿的问题。这场争论源于2009年10月间王蒙肯定“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当年11月在北京“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对当代文学，德国顾彬贬抑，陈晓明高评，由此引发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的热议，现在讨论还在进行，如《北京文学》今年的第一期到第五期都开设专栏“如何评价当代文学”。又如，如何看待网络文学。网络文学显示出创作量急剧增长，新的小说类型大量涌现，青年读者队伍稳步扩大等特点，学生对此类作品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当代文学作品选的兴趣。这些问题恰恰体现出当代文学学科的当代性，虽尚未纳入文学史教材中，但学生对此亦有关注和疑问，教师则不可不关注，任何简单的回避与泛泛而谈显然不能解决他们的疑惑，任何贬义的否定与评价又只会造成他们学习当代文学的困扰。
当上述情况经常困扰着我们的教学时，我们切身感受到当代文学教学危机的存在。值得庆幸的是，当代文学的教学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反思，这涉及到学科的性质定位、教学体系、教材编写、教学改革、教学方式、文本阅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有越来越多的学校与教师对解决这些问题、推进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例如:
以大学为单位的课程改革。北京大学的课程设计贯彻教育的主体性原则，针对学生实际素质和教学理论资源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课程结构调整、教育目标调整，具体到教学内容就是要注意“学术”与“人生”的均衡，还有就是在现有条件下，倾向采取小班上课的方式，几十个人最好，便于组织讨论和配合教学的相关活动。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科研突出专业教师的主导作用，它在文学立场、理论追求、整体观念、创新意识方面的创新对其他兄弟院校不无借鉴作用。华东师范大学教学则注重作品，丰富学生的艺术感悟。武汉大学的教学改革特色强调文学审美教育，更注重课外与课堂结合。上海大学中文系确立了以“培养21世纪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为本科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文素质培养和通识教育为主导方向，以课程改革为教学改革的核心。
以教师个体为特征的教学探索。在考察大学课程教学问题上，杨洪承教授认为目前当代文学教材滞后，教学与学科发展相矛盾，其根本的原因是来自长期形成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大学教育的狭隘思路，而新形势下大学教育的多元办学途径，在开放性视野中对当代文学课程设置必然提出多样性要求。朱晓进教授认为该课程不仅要向学生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讲授文学知识，并且要在方法层次上，训练学生掌握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学会以历史的眼光来思考和理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和一些文学问题;在能力层次上，注意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和科研能力。[2]杨四平教授从“通才”教育的角度考虑，提出要改变过去教学的灌输性和空洞化，必须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成为审美的、历史的和人生的。谢昭新先生从自己教学体会出发肯定了将作品选和文学史分开来教的好处。陈晓明教授则从教育的意义考虑，认为“现代文学总体上是健全的人格教育，这是通过文本解读、知识的传播和知识分子的理想教育三者结合起来完成的。第一要具备审美能力，是通过文本解读来培养;第二是知识训练，这是从一个学习者变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过渡;最后完成知识分子的人格教育。这三者是一个统一体，离开任何一个都不健全。[3](174)
这些持续的教学探索，分析了当代文学教育的现状，呼吁对现当代文学教学要有当下性的新思考，其用心则多集中在对学生主体地位的强调，对多种教学方法的采用，除此之外，更主要的还是要反观专业教师的内在原因，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要想产生新的教育范式，关键还是教师的教育观念与教育行为要转变。我们认为，有如下四点值得我们去思考与实践。
第一，就职业伦理而言，专业教师应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为己任，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在现时的文学教学中，课时的压缩与文学史内容的丰富确实对教师备课造成相当大的压力，甚至出现一些消极教育现象，如搜索现成的教案，进行有限的删减，然后据为己有，或者在课堂上津津乐道于当代文学的“花边新闻”来吸引学生一时的兴趣，放弃对文学精神的正面引导。这些现象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代文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到了需强调的时侯了。对当代文学教师来说，当代文学教学不仅仅意味着一份教职而已，它有着独特的现实价值。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与魅力，而不是单纯传授当代文学史知识，这应当是专业教师的职责所在，需要我们持守积极的从业态度与道德标准，“需要我们的从业者持守最基本的职业伦理来尽量加以克服，以经典性的文学标准参与新作品的推介，激活教育主体对文学的感觉和感情”，这是一个“基本的朴素的要求，也是对从事这一职业称职与否最高的衡量标准”。有理由相信，专业教师的精神自主与教学原创会对当代文学教学现状有所改观。
第二，就教学追求而言，应坚持独立原创精神。对当代文学课程来说，讲授是主要的教学方法，那么教师良好的教学风范、独立原创性的分析，对学生将会产生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教学实践表明，教师照本宣科地讲授只能令学生生厌，教学只有追求原创精神，才会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这里的原创，包括独立的教案编写、个性化的阐释与解读、富有启发性的教学设计、独立制作的教学课件等等。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会发现文学教育常识化、理论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学生对此普遍缺乏关注的耐心，原因就在于其中文学的魅力的缺失，教师应当发挥自己的独立原创精神，用富有个性化的解读来传达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同时，还要鼓励学生通过自主阅读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表达他们自己的阅读感受。例如可以定期安排读书会，给学生一个月时间读一两本书，撰写读书心得，然后在读书会上发言交流，教师鼓励并适时引导和总结。
第三，就培养目标而言，应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文学素质和能力，甚至是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而不宜局限于文学认知上。从教学实践来看，惟有将文学教育定位为人文教育、审美教育，才能彰显出文学教育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有论者表示，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思路就是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课程向素质培养型课程转型，事实也证明，对于当代文学教育来说，传授专业知识是必要的，但并非终极目标，它应该致力于提升受学生的文化修养，并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人文理想，在一个精神危机的时代重塑学生真善美的灵魂。当下出现的文学争议现象也期待相关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来对学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追求创造性发现，在思考中培养他们的科研意识与科研能力。总之，当代文学教学关注点始终在于“文学”，在于素养、在于能力。
同时，文化语境中的当代文化研究对当代文学教学也提供了新的启示，那就是美育的被强调。蔡元培先生说:“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4]教育除了传授知识，更应该感染生命，现当代文学的现时性、接近性使它更容易引发当代人的心灵共鸣。但是要在教学中实践美育教育，教师主体还需要选择体现“真善美”三义的教学内容和行之有效的讲授策略，这方面已有探索，但对现当代文学中的美育资源多理解为作家传记式经历，似还可再推进。
第四，就技能训练而言，写作训练宜在当代文学教学中给予重视。事实上，写作训练正是着眼于尊重青年学生的主观创造力，它体现在文学体裁写作训练与学术论文写作训练两个层面。文学写作训练培养学生文学形象思维能力以及文学理论思维能力。当前的网络博客写作热会让学生亲身体会到文学写作的乐趣，而学术论文写作训练考量的是把握问题的系统能力，其中融汇了研究、思考、表达三个过程，在学习当代文学课程中，“尝试写研究性的论文，是有利于提高整体能力的综合训练”[5](321)。这样的实践训练会使学生对文学、对文学写作、对文学教学产生一种难能可贵的专业兴趣，切实提升专业技能。对此，我们在自己的教学中进行探索和实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希望在当代文学的教改中，对此引起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并把学生所有的与当代文学相关的写作成果都纳入对学生的综合考核之中。
总之，近年来，当代文学教学现状受到了相当集中的关注与讨论，越来越多的专业教师加入进来。但是如果将关注的目光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教学举措上，显然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当代文学教育的职责与目标，而这个问题又是和专业教师的教育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有效追问、积极探索和努力实践将直接关系到今后当代文学教学改革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杨荣.中国当代文学教学的问题与思考[J].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9(4).
[2] 朱晓进.略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教学中的历史意识[J].江海学刊，2006(3).
[3] 陈思和.陈思和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2009(3).
【关键词】中医；教育思想
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参照，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我国基本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医人才培养模式。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现有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的特有规律，需要进一步革新与发展。作为独具民族传统特色的中医教育，创新的前提是继承，只有“古为今用”，方能“洋为中用”。中医教育思想的改革、更新，虽然决非是传统思想的自然延伸，但一味照搬外来文化与文明成果，而不与传统文化相融合，不与中医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独特教育思想相融合，即使是最先进的文化，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就要求首先要以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对待传统的中医教育，汲取传统中医教育中合理的具有生存价值的内核，积极加以继承和弘扬，以指导现代化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目前中医教育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探讨和总结，进一步认清中医教育的自身规律，针对当前中医教育的种种争议，本着“以史为鉴”“以史励志”“以史启智”的目的，汲取历代中医教育思想中那些值得现代中医教育加以吸收的观点、内容和方法，以服务于当代，这对端正中医办学思想、推动中医教育的发展不无裨益。
1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现状分析
古代中医教育研究是广义医学史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然历来关注较多者是古代医学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医教育改革的兴起和深化，理念层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才逐步开展起来。但时至今日，这方面的专门著作仍寥寥无几，尤其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层面较为深入的挖掘尚属欠缺，是亟待开掘的一个学术领域。虽然目前国内有些中医药院校也在积极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方面的研究，但总体来看，研究力量比较薄弱，而且较为分散，没有形成较有实力的学术团队，学术积累也不是很深厚。
古代中医教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体系，成为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后世的继承与发展留下了许多历史课题。但是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古代中医教育主要是民间家学师承，虽然唐宋以来也有官办中医教育，但入学条件和服务对象主要局限于贵族，规模较小。在这种情况下，由小生产方式形成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缺乏在系统教育实践基础上，总结概括上升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总体来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需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将分散的、不系统和处于自我封闭状态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总结概括上升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知识。但综观目前国内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现状，对原始文献的挖掘和整理尚未完备，在理论的提升和深化上就更显欠缺和不足。
综上所述，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尚存在许多空白点和盲区，学术研究的任务比较繁重，亟待得到中医教育界的高度重视。
2对开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2.1准确定位，认清目标，重视中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任何一个学术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中医教育学作为一个独特的研究领域，至今尚未谋得自己的学科位置，更谈不上课程建设。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中医教育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目前国内中医院校极少招收中医教育学方向的研究生，少数院校招收也是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研究力量薄弱，不足以形成学术团队的情况下，挂靠在其他学科之下是开展中医教育研究实际可行的有效措施。但从长远来看，中医教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领地。当然，从目前全国中医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这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2.2有效整合研究力量，形成学术团队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是一项综合性比较强的学术领域，因为中医本身是文化性与科技性的融合，在古代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医教育负载了特定的政治、文化内涵。尤其是中医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离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就难以真正深入认识与了解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内涵和精髓。因此，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必须要整合教育学、中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力量，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如此，方能真正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发展的脉络，探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内涵。
2.3立“今”鉴“古”，明确研究方向任何对“古”的研究都是立足于“今”之上，对于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首先是要找准立足点：一，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为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如此，方能在繁杂的资料面前把握研究的总体方向和清晰的逻辑思路；二，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绝不是史料的堆积和梳理，也绝不仅仅是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当代先进的教育科学理念为指导进行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这就不仅需要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梳理，更需要以现代教育理论的视角和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更为重要的是要针对当前中医教育中存在的困惑，针对性地开展研究，总结出中医教育中具有规律性的经典原理，以期借古鉴今，用来指导现代中医教育的实践和发展。
2.4明确研究思路，确定研究内容基于上述考虑，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研究应该包括如下基本内容：
2.4.1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当代中医教育模式是以现代学校教育为主体进行构建的，由于中医的传统性、民族性，在传统与现代、民族与西学的碰撞和交融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与困惑，这些争论与困惑不解决，就很难引导中医教育的健康发展。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明确的目的就是：向古代寻求中医教育思想的理论资源，以期对解决当前的争论与困惑提供理论指导。这就需要开展对当代中医教育思想中争论焦点问题的调查研究。
2.4.2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的收集、整理任何回顾性的学术研究，资料是第一位的，必须要争取做到“涸泽而渔”，在穷尽资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这就需要研究者具备较为扎实的文献学知识。目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资料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得很不够，许多有意义和价值的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没有被很好的发掘和阐明。应充分利用丰富的古籍资源，组织科研力量，潜下心来，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相关资料做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这是进行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一项最为基础性的工作，需要花大力气去做。
2.4.3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研究在资料收集、整理的基础上，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脉络，掌握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古代中医教育思想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和教育实践逐步完善起来的，是一个动态的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一历史发展脉络的理清对于认清中医教育的发展规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目前中医教育的建设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在理清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脉络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背景研究，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影响研究。中医学及中医教育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范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教育的发展演变，当然要受到这一传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因此，要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需要将其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本质特点。
2.4.4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构建作为现代人去研究古代中医教育思想，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现代人的眼光，站在现代的历史高度，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考察和探索，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为“今”而“古”。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的还原和展现，而是要以宏观的视角和理论的高度对古代中医教育思想进行体系性的构建。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古为今用”“借古鉴今”的研究目的。这就需要研究者掌握现代教育理论，具备较强的理论提炼和概括能力。
关键词：公共空间；批判功能；异化；重新封建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7)03―0315―02
在我们以前的研究中，时不时要涉及“公共空间”问题，但我们始终没有对此做出系统论述。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没有弄清当代体育的空间概念，对体育在空间展开的可能性和限度没有作系统思考，从而缺乏立论基础；另一方面，在当代体育中，与“公共空间”概念相相关的大众传播媒介、公共时间、对话、狂欢等问题没有澄清之前，我们很难在整体上对其做出准确的把握。故此，我们对“公共空间”的研究作了相对滞后的处理。由于“公共空间”牵扯到当代体育社会文化功能的实现形式问题，是体育联系社会和文化的理论中介。所以，我们必须深入探讨体育作为“公共空间”的前提、结构、功能及对体育的负面影响，并对其发生、演变和解体的整个过程给与历史的文化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系统地阐释体育在当下社会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文化功能和价值。
1 何谓“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public sphere)又被称作“公共领域”。1990年，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nabermas)在《公共空间的结构变迁》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它是指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民众可以自由参与并就涉及普遍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平等的、理性的论争的场所和机构。
古老的体育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带有“公共空间”的文化属性。在古代希腊，人们营造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时，体育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论及这一点时，哈贝马斯曾指出，在希腊城邦中，“城邦领域”同“家庭领域”严格区分开来，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共同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q3 J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贸易发展的不平衡，古希腊城邦之间动辄兵戎相见，战争成为古希腊人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件。战争需要强悍的体魄、敏捷的行动，坚强的意志，体育于是就成为了锻炼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水深火热的战争生活中，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和平的渴望。在奥林匹亚举行的以祭祀宙斯神为主旨的奥林匹克竞技赛会期间，人们必须停止一切战争，这就是人们所熟知的“神圣休战”。从此可以看出，对古希腊人来说，奥林匹亚赛会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塑造的“公共空间”，赛会期间人们不仅可以竞技、竞争，还可以自由交往，发展友谊，自由贸易。它具有了“公共空间”最基本的规定性和功能。
2 体育：社会文化批判的“公共空间”
对于当代体育而言，无论是作为“有形公共空间”，还是作为“无形公共空间”，它的社会文化属性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被凸现出来。过去，在讨论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时，总是强调体育在人类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性作用，如人们津津乐道的“乒乓外交”、“女排精神”、“体育产业化”、“姚明现象”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从正面突出体育在外交、民族精神、经济和明星崇拜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而对当代体育公共空间性的认识，使我们意识到体育对社会文化建设性作用的另一方面――对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特别是对中国的当代体育而言，这种社会文化的批判功能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当代体育所以有这样的批判功能主要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显然是由于大众传媒的介入。由于体育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以及体育自身所具有的释放，使得大众传媒在体育这一领域惊奇地发现一块可以自由设置议题的‘飞地’。”也就是说，体育为社会文化的批评行为提供了理想的空间。公众在体育这一公共空间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做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木特征。
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是体育的游戏本质。游戏规则的制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理想性，它要体现自由、公平、公正的原则，就要人为地祛除复杂的政治、经济背景，将人类一切美好的东西整合进来，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的任何游戏都带有“乌托邦”性质。这一点我们在古代奥林匹克赛会的相关规定中就可以看到。
需要指出的是，体育所具有社会文化批判功能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它不能寄予过高希望，因为，体育的游戏本质决定了，它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是在“象征”的层面上实现的，我们得到的更多的是行为和心理满足，而非客观与现实效果的满足。但不管怎么说，当代体育的“公共空间”性，还是让我们认识到其自身所凝聚的，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社会文化批判功能。
3 中国当代体育：自由“公共空间”的“彩排”和“预演”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认为，18世纪报业独立以后，初期主要从事于交流各种信息的报刊逐渐成为政治论争的中心地带，公共空间也就体制化了。哈贝马斯归纳出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准则：第一，它无视个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差别，而倡导一种建立在“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平等社会交流活动；第二，它是对于理性的公共运用，使此前未受质疑的东西，比如政治和宗教的权威，文化上的特权受到质疑；第三，它对于公众的广泛接纳，不仅是站在普遍的立场上关心共同利益，而且使每一个公众都可以直接参与论争。如果加以概括，“公共空间”中活动所遵循的共同原则可以归纳为：人类对“自由”的体认和运用。
哈氏所言虽然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但对于体育而言，他的理论总结却颇得要领。
1)在体育中的确存在着共同的人性基础――人类对自己身体的珍爱和尊重。
2)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理性的公共使用”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有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但更为重要的是，“理性的公共使用”没有自己的空间。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事实让我们看到，“公共空间”发育得不够充分，使得“理性的公共使用”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为此整个社会付出了发展缓慢的代价。“公共空间”的营造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
由于体育的游戏本质，以及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使得上述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的缓解。就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而言，在其他类型的“公共空间”没有充分发育之前，体育作为“公共空间”，无疑起到了“彩排”和“预演”的作用，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摩擦和消耗，其“先发”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4 “公共空间”化给当代体育带来的影响
“公共空间”化虽然增强和丰富了当代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但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这不能不应起我们的重视。就中国当代体育的现状而言，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在当今时代，作为公共空间的当代体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社会机构争夺的场所，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使体育自身的价值理念被“异化”，人们参与体育的动机被扭曲，为人们所珍爱的奥林匹克精神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国内外体育界所共同面对的兴奋剂问题，就是这种“异化”的一种体现。在任何条件下，体育的目的都是“身体”，而一旦成绩成为唯一的目的，金钱决定一切，“身体”必然成为药物作用的中介和手段。
2)大众传播媒介迅速发展为大规模的商业组织，变成了由文化工业来塑造和控制的文化消费场所，传播的内容变得非政治化、人情化和耸人听闻，公众交流被个体化的被动接受所取代。这主要表现在媒介与主体的关系不再是主体对媒介的制约，而是相反，即主体适应媒介。媒介让人看到了世界，但人却付出了牺牲世界丰富性的惨重代价。大众日益依赖媒体，并从接受的主体变为媒介的附属品。对当代体育而言，大众传媒的这一负面影响极具威胁。在大众传媒上体育在不断被翻新和包装，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而大众对媒体的依附性又决定了他们不愿意也不能够进行及时的消化和处理。“久而久之，使大众对体育产生了麻木感。大众传媒的这种麻木作用使大众懒于思考，对体育的审美能力萎缩，趣味趋同，使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的品质和创造的精神遭到严重消蚀。”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廉政教育；“廉政文化进课堂”活动；《论语》
[DOI]10.13939/ki.zgsc.2016.32.229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中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内部环境则表现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精神文明建设亟待加强，多样文化、多种思潮跌宕冲击，“利益至上”的观念撩拨人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对大学生即将树立的廉洁思想构成潜在的威胁。对高校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正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的重大策略，也是将全社会反腐倡廉预防教育“关口”前移的创造性举措，因此成为当代思政文化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热点。我国有着漫长悠久的历史，更有着优秀厚重的廉政文化传统，笔者借助“廉政文化进高校”活动开展的良好契机，以《论语》这一国学经典论著为支点，积极借鉴优秀廉政历史，把廉政文化的优秀传统与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时代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将培育廉政价值观融入高校教育之中，并以此作为支点设定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要求及实践路径，力求为助力高校人文素质教育工作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1 《论语》德育思想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
廉政文化教育是指通过积极践行廉政文化理念和指导思想，褒扬勤政廉政人物、宣扬社会正气，培养广大民众对廉洁从政的信仰和追求，抨击各种不廉洁的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以期在全社会形成“敬廉崇洁”的价值取向和良好社会风尚。作为全社会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以高校教师、高校管理人员和高校学生为主体，包括廉政从教、廉洁从政和廉政修身三部分内容，涉及从高校廉政文化生成到最终践行的全过程，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是以高校学生为主体的廉政修身教育。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并奠定终身发展基础的重要阵地和关键机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代表着青年人的主流方向，关系到祖国的前途命运。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高度关注高职大学生的发展，高度重视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工作。党中央和国务院在21世纪初就制定了将学校纳入反腐倡廉体系的重要方略，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发〔2005〕3号）、《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2013―2017）》以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2015）》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充分肯定了“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以及“廉政教育体系”基础工程的重要地位，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在对学生进行廉政教育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将“高校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示范区和辐射源”。因此，在高校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借助其相对完善的文化传播渠道和系统的文化建设载体，将廉政教育锻造并融入到高校文化中去，正是将反腐败斗争提前到学生“职前”阶段，是提升到文化反腐高度，从思想根源上清除腐败病灶、实现标本兼治、打破腐败“反复发作”怪圈的必然选择。
同时，加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还应当做好从本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的充分准备。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蕴藏了丰富的“廉政文化”，而这些“廉政文化”传统一脉相承、历久弥新，最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中华廉政文化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民族延绵不衰的宝贵精神源泉。因此，加强高校廉政教育，应当回溯至廉政文化的发源处，从传统廉政文化中淬精撷华，使之为推动高校廉政教育工作的稳步发展提供更多的助益。孔子所著的《论语》一书，正是廉政教育最当之无愧的宝贵成果之一。该著作成书于春秋时期，正值我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分化的转型阶段，政治危机频发、人类所信守的道德信条被破坏，无数哲人陷入了对“道德”“天人关系”等重要命题的深入思考中，涌现出了诸多经典著述和思想理论，成就了我国文化发展史上一次不可多得的大繁荣。《论语》一书完整翔实地记述了孔子关于儒家伦理道德的全部设想与“理想人格”的热切期待，以更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及更强的践行力，对中华民族甚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论断。认真研究《论语》的“德育”思想，深入发掘蕴含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当代价值，从中找出传统与现代的契合点，做好孔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使其更好地为改善和提升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更好地为培育和践行高校廉政教育服务，是当代高校思政教师所应关注的重点。
2 《论语》德育思想体系及内容与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高度契合
“廉”及“廉政”是我国古代伦理学史、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概念，其中：“廉”由本义为厅堂的侧边引申为一种道德品质和行为，具体指人在利害矛盾、冲突面前节制谨慎和方正刚直的表现；“廉政”则具体指从政者在这种道德品质支配下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崇尚清正廉洁、勤政为民、严守法纪、艰苦朴素，杜绝贪污受贿、、铺张浪费的高尚行为。廉政教育，对于高校大学生来说，则更多地表现在对其主体人格及道德方面的修正与规范。从这一角度来讲，作为一部“君子”修身、立德、自省的“教科书”的《论语》，正与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目的、理论及方法论高度契合。
2.1 以“仁”来修身正心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仁”是其间最为重要的“精神内核”，是孔子“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仁”的内涵十分深远：第一层含义是一种可使人安身立命的道德追求。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因此，“仁”是人心所在，同时，孔子对这种人之本性还寄予了一定美好的期待，认为“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强调了内心处于“仁”的状态是很美好的事情，并相信具备了“仁”的美德，即可安于贫苦，专心于仁道的修炼，而颜回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被孔子所称道：“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讲，以“仁”这一至高道德范式来规范和修正内心，使内心处于一种平和安乐的良好状态，波澜不兴地面对当前腐败所带来的物欲诱惑，正是再恰当不过了。第二层含义则指一种人生活在世上的具体选择道路。孔子所推崇并认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是与“仁”这一人生道路选择紧密联系起来的，“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对于大学生而言，选择与“腐败”为伍还是与“廉洁”相伴，在孔子那里似乎就可以很轻松地找到答案；第三层含义是人格的完善及人生价值的实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孔子没有对“仁”进行具体界定的原因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实现“仁”的实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大学生都是性格分明的鲜活个体，在道德和人格完善方面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需要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但只要坚定目标、坚持不懈，就必然能够“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2.2 以“礼”来规范行为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体系中，“礼”则是“仁”的外在形式和标志，是实现“仁”的一种制度保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原有的社会规则这个时候被破坏殆尽，这使得孔子在《论语》中对“礼”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界定和说明：第一，“礼”需要以“仁”之心为心理基础，仅有“礼”的外壳而无“仁”的内核，则“礼”的根基也是虚无的，因此，孔子强调“三年之丧”这一守丧礼制是建立在儿女感恩父母恩德基础之上的真心实意的行为。对于大学生而言，只有坚守廉洁的行为而缺乏对“廉政”的高度认同，其行为也必然是无法一贯而终的。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既要使学生知道“如何做”，更应当使其明确“为何做”，唯有如此，这一教育才是成功的、可持续的；第二，“礼”具有规约人、评价人的重要功能。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指出了“礼”的作用就是发挥使事情发展最终恰到好处的约束作用。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当以廉政文化思想及行为体系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行为，当然，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将“礼”的约束之力上升到制度层面，即将廉政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密切联系起来，最终使其成为自觉遵循、自觉维护法治社会的高素质人才；第三，“礼”是指使人的人格得以完善、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基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礼”使人获得行为规范，具体培养人性，启发心智，使人开始走向人性之道，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人文素质课教师也应当始终把握教育的主线，始终贯彻“完善人、发展人、成就人”的教育理念，使学生在思想、人格和行为方面得以全面完善，最终成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
2.3 以“义”来引导人生
“义”，即“宜”，是指以相适宜的行为来做相适宜的事。“义利之辩”是我国古代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命题，在孔子的“德育”思想领域中，“义”也同样被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高度，将“义”作为衡量人道德品质的最高准则，“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孔子进一步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始终坚持“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肯定“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以比”（《论语・里仁》），特别强调“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甚至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强调以“义”来调节和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价值观念对于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使人们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人格精神境界。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与孔子所提倡的去除“私欲利诱”十分契合，人文素质课教师要以“义”来引导和规范学生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提高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孔子虽然坚持“义重于利”的“义利观”，但并不是全盘否定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认为在合理合法下获取收益是完全可以的，这样的廉政文化教育也更符合“人性”，即可以有适当的欲望，但不可毫无节制，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也因此而更具有说服力和践行性。
3 以《论语》德育思想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践路径
春秋时代是一个“最好的”、也是一个“最坏的”特殊时代，这样的特殊时代和社会形势，造就了孔子这样一位伟大的先贤，也成就了他的“德育”思想和育人事业。开展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将孔子的“德育”思想看作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财富，高度珍惜其间所蕴含着的理论思维的积极成果以及可以激活当代文明发展的活性因素，将会对于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高校文化素质课教师应对孔子及其《论语》的“德育”思想加以现代诠释，使之与当今时代精神相熔铸和升华，在高校廉政文化教育中充分实现价值发挥。
3.1 明确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点
目标明确是强化高职廉政文化教育践行性的目标保障。孔子在《论语》中刻画了一个鲜明的“君子”形象，这也是千百年来儒家在德育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的终极目标，将成为“君子”这一目标“拿来”作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使整个廉政文化教育的目标更为形象化、生动化、明确化，使教育主体――广大学生自觉树立道德修养的理想，积极主动对身心进行修正和“规范”，使自己最终成长为一个拥有较高道德修养，能够遵循礼乐伦理，拥有“循义、尊礼、谦逊、诚信”等优秀道德品质的彬彬“君子”，使廉洁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这将进一步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实效性。
3.2 完善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
完善的理论体系是促进高职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深化的理论保障。孔子及其所著的《论语》，最初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道德规范”系统，再历经数千年的完善、阐释和锤炼，已经成为融入中华民族血脉中成为被高度认同的道德准则体系。我国高校开展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廉政文化教育是以“廉政文化进校园”这一活动为起点的，最初主要借鉴了党员干部廉政文化教育的理论、办法和经验，在理论体系方面仍有待于完善。将孔子的“德育”理论纳入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体系中来，正是健全充实这一理论体系的重要举措。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要牢牢把握这一点，在具体实践活动中梳理清晰孔子的“德育”理论体系，并使其“为我所用”，成为建设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理论支撑的宝贵资源。
3.3 丰富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知识内容
丰富的廉政文化知识是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实效性的内容保障。“仁”“礼”“义”“利”“孝”“悌”等“德育”概念、“德育”知识、“德育”资源，使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知识体系更加丰满，内容更加丰富，也使得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廉政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时有更多的“着眼点”和“下脚处”。当然，人文素质课教师也要始终把握“时效性”原则，在保留孔子“德育”精髓的基础上对其中所包含的理论、观念和知识内容进行适当的“加工改造”，不断地注入新时代的内容，消除因时代久远而造成的阻隔影响，拉近与现实及教育主体之间的距离，增强大学生对高职廉政文化教育的认同感。
3.4 创新高校廉政文化教育的路径
创新路径是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践的方法保障。孔子在进行“德育”教育时十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这一点值得高职人文素质课教师学习和借鉴。人文素质课教师在开展相应的实践活动时，要采取更符合“人性化”的教育方式，将“廉政理念”渗透到形式多样、类型丰富的各项校园活动中去，通过生动活泼的教育形式，来激发大学生参与廉政文化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使廉政理念入耳、入眼、入心。例如，在学校门户网站上开设“廉政大家谈”专栏，引导学生针对一些热门话题、典型案例进行辩论、研讨，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充分利用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高校廉政文化教育重要的活动载体，组织开展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座谈会、读书会、知识竞赛和辩论大赛等形式更加活泼的教育活动，切实提高高校廉政文化教育实效性。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高职思想政治文化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反腐倡廉工程的基础部分，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文化教育，引导他们明晰何谓腐败、何谓廉洁，帮助他们构筑一道坚实的拒腐防变防线，培养他们对腐败的“零容忍”态度，确保他们成为“崇廉敬洁”的坚定支持者，增强他们廉洁从业、做人、处事的自律性，是一项播撒廉洁种子、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使一切更有利于逐步解决腐败现象深层次问题的重要举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廉政传统。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作为中华民族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其“德育”思想的内容、原则、路径和方法，《论语》一书中所蕴涵的高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精神，为今天我们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程提供了有益借鉴和重要参考，丰富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文化教育的优质资源，奠定了当代大学生廉政教育的坚实根基，有助于引导高校人文素质课教师把握廉政文化教育的价值导向，强化廉政文化教育的教育效力，对于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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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独立设科百年以来，一直在批判中发展。远的不说，“20和21世纪之交，对语文教育的批判简直达到了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地步”（周庆元教授语）。客观地说，一时由于语文课程本体论的定性问题和语文课程价值论的学术争议，的的确确造成了语文教学的种种偏差，二是源于中国根深蒂固的教育传统面对世界先进教育文化必然的应激反应，也促使语文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当代语文的性质、特征及其历史使命”的探究骤然显得迫切；面对新的课程理念和众多的教育实验，当代语文教学亟待有一个，也应当呼唤一个相对完备的、前沿的通识理论，为此，2006年以来，我们从语文教育批判转向语文教育理论建设研究。
学校是文化传播和科学教育的重要场所，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渠道，课堂形态直接关系着教育教学的效益。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探讨一直是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的热点，但由于教育实际的千差万别只能是具体而微的特定运演，如果上升不到教育哲学的高度，只停留在学科教育或技术层面恐怕难以奏效。王国维先生说“哲学是教育之母”，也有学者指出教育后设理论的核心是哲学。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教育哲学的思考，需要教育思想的引领。2006年以来，课题组核心成员以语文课程为突破口，进行了“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系列研究，后来又延伸到其他学科，构建了“生成的课堂”理论体系，就是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2010年在全国的一些研讨会上，课题组的负责人又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得到大家的首肯和回应。虽说“生成的课堂”包容了诸多教育实验，集成了课堂生成理论的诸多精华，但限于当时的条件，理论追寻和教研实践的关注比较浮泛，只能说是平面的、静态的研究。总之，没有在其理论谱系上进行深入的追索和全面的梳理，也没有在这一通识理论的指导下对当代语文作出专门的演绎实验和针对性研究。为此，近年来，我们着重关注教育大家和当代语文教学，期间课题组在深入追索哲学渊源和立体动态构建这一教育理论的过程中，对以往研究由于逻辑不很缜密出现的某些疏漏进行了补救。一是对作为教育通识理论的“六生课堂”作了纵深研究，理清了“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比如近来发现，第一次提出“生成学习”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家维特罗克，他在1974 年撰写《作为生成过程的学习》一文中阐述了生成学习模式并于1983年完成了对“生成”的定义表述；我国的课堂生成理论最早是由著名教育家、教育学家叶澜教授提出来的，此后“课堂生成”理论逐渐为广大教师所熟知并用以指导课堂教学。二是对当前教育教学改革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和集成性研究。远的不说，比如邱学华先生的“尝试教学法”和杜郎口中学的教育经验，可以说基本上动摇了“传统的课堂”，坚定了对“生长（发）的课堂”的认同和追求；朱永新同志的“新教育实验”卓有成效，但至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术界定。站在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的临界来看，他的“新教育实验”既是“永新教育”的试验研究，也是继陶行知“生活教育”以来的落实杜威进步主义教育的中国“全新教育实验”，有着“生活”教育的针对性和“鲜活”教育的生命力；还有郭思乐教授的“教育要走向生本”、张文质老师的“生命化教育”理念以及大面积的实验推广，都给中国的基础教育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但也明显感到上述课堂理论依然单薄而且失之偏颇，这是实验研究难以避免的瑕疵。三是率先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研究范畴，并廓清了它们的理论谱系。“新语文”、“大语文”、“深度语文”、“本色语文”、“诗意语文”等从表面概念上看似各执“本色”和“风雅”的旗帜，然而本质上都是为了提高语文课堂的教育效果。可惜的是从语文教学的本身和现实出发，对理论追索和形成共识缺乏理性的光辉，只不过一直在新概念和新理念上兜圈子。当然，他们的学识和见地非常令人景仰，只是在当代语文性质、使命和语文教学的个性、范式等方面的研究，新锐有余而耐久乏力，向度正确而质量不足。必须从民族未来、国民素质、教育质量母语价值等方面进行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诸多层面关注当代语文教学……
本课题就是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同质化的研究进行深入合并，对本质性的结论加以探究放大，对一些歧异加强梳理和辨析，以“六生课堂”理论为通识指南和逻辑起点，以当代语文教育为突破口和关节点，对“六生课堂”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作协同互动、鲜活集成研究，最终形成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践行策略。
二、项目研究的基本命题和核心理念
“六生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一种课堂形态和一种教育境界，确立了包含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理论系统，是由我们南阳理工学院首先提出来的，并对其进行了逻辑界定和命题表述。意指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深入开拓生活教育资源，真正关注生本教学主体，重视教育生态过程，运用生动教学方法，实现生发教学目的，促进个体生命发展的一种自然、灵动、真实、高效的课堂教育新理论。构建了有效课堂教学的主流形式，体现了教育生态的根本特征。
它对应不同的课堂因素和生态本质包涵生本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动的课堂和生发的课堂这“六生课堂”，但由于它们都具有“生成”的特征和本质，因此，在理论探讨时惯用“生成的课堂”这一学术化表述，在基层实验和理论推广时，为了便于解读和实验，通俗的称为“六生课堂”。 因此，“生成的课堂”是“六生课堂”的本质性表述，“六生课堂”是对“生成的课堂”的通俗化代称。
“六生课堂”的核心理念： 立足课堂的本质特征和生态文化，是将“课堂”看作“师生一段重要的生命的历程”，倡行生本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动的课堂和生发的课堂。
在这种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不是外在于课程的，而是课程的有机构成部分，是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他们共同参与课程开发的过程，从而使课程实施过程成为课程内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课程由此也变成一种动态的、生长性的“生态系统”和完整文化。
在这种课堂上“教师”应当称之为“导师”，“教室”应当称之为“学场”，“教材”应当称之为“课程”，课堂是正在发生或即将生成的生命时空，已经生成的课堂才是历史的真实。
课堂具有临场性和生成性的本质。“教材无非是一个例子”，教师是最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是“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学生不仅是学习的主体，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教师“教”的好不代表学生“学”的好，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习的内因；学生“天赋人权神圣不可侵犯”， 教师是学生的拄杖，而非学生的盲杖；生活是学习的源泉，也是学习的目的，“学以致用”，以用促学。
谱系的英文为 [pedigree] ，中文的解释为“家谱上的系统”或“物种变化的系统”。这里借“记述宗族世系或同类事物历代系统的书”喻指理论所依据的古今中外纵向传承和横向繁衍的文本。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是在“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其理论谱系既有哲学理论的远程追溯，也有教育研究的近距关注。
当代语文是指基于国际一体化格局和信息时代、知识经济背景下的中国母语学科课程，她具有基础工具性、文化承继性、现代革命性和高度综合性的特征。当代语文教学的一个终极点是实现高品质的沟通；两个基本点是立足语文特性中的语感和文感；三个关节点是表达了什么、怎么表达的、为什么这样表达；四个加强点是多说、多读、多写、多思；五个鲜活点是意在植立具有真挚的情感、真诚的话语、真切的态度，真率的行为，真实的生活的“真人”——这些实现需要“六生课堂”理论的支撑。
三、项目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六生课堂”贯穿了生活的课堂、生本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发的课堂六种课堂文化的层累叠加，它的内涵分别指向特定的教育逻辑和课堂要素，这是正效课堂不能回避的前提条件，因此“六生课堂”是素质教育背景下新课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广大教师回应新课程，实施创新教学的基本能力体现。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理论谱系和践行策略的理论，包括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作为目前语文教学以及优秀传统教育的升级理论，基本上可以覆盖现行语文教学课堂教学的前沿理论和探索，是一个比较完备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必将牵引、助推当前的语文课堂教学，大幅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益。“六生课堂”是集理论导引、课型示例、教学实验为一体的综合性课题，它既包含课堂教学的理论认知，又兼备课堂教学的实践指南，也具有课堂教学的方法指导;既是课堂教学的基础理论，又是教学的理想境界,同时也提供了课堂生成的文化元典。对语文教学不仅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有特定的实践价值。在实践层面，作为语文教师培养和培训提供了经典的课程资源，为教育主管部门的教育评估和课堂评价提供参考标准，同时，作为家长和其他关心教育的社会各界精英提供理论参考，将会极大地推动课堂教学改革，为落实新课标提供了理论支点。
“六生课堂”是立足教育原点，探究教育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正如朱永新同志认为我们需要从教育原点“再出发”一样，他认为教育的原点是“教育是什么？”、“教育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而课堂教学依然是目前最主要、最普遍、最常见的教育形式，因此，“课堂是什么？”“课堂上要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课堂？”就是教育最基本、最元典的问题。而针对当代语文的应用性研究而言，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也必须回答“语文是什么？”“语文课堂上该干什么？”“什么是好的语文课堂”这些本原的也是终极的问题。必然对传统文化形态和现行课堂质量进行反思，势必重建生成的课堂文化，基本上体现了当前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方向，也是教育科研和学科教学的奠基工程。
“六生课堂”按照中国自身的教育发展逻辑并运用本土的话语来表达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对母语教学尤有适切性。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光是自然条件得天独厚，与中国文化不同凡响代代相传密切相关。从远古生活实践变为教育资源的三皇五帝，到无中生有、道法自然的老子，再到因材施教、愤悱启发的孔子，天人合一、同类相应的董仲舒以及格物致知、我注六经的王阳明……中国有着本土的优秀教育传统，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可惜的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一直到今天，我们的本土教育实践一直为西方的马首是瞻。这里并不是完全排斥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本土教育的传统合理合理迁延和生套西方的适应和存活问题。课堂作为教育生态管理的前沿，目的在于建设和优化课堂环境，进而控制和利用环境，管理课堂生态内部生态主体间的关系，促进课堂生态系统内生态环境改善，使课堂生态系统处于良性循环，让课堂变得更和谐、更具人文性，让课堂充满成长气息，充满智慧和挑战；让课堂回归自然，组织一个健康的课堂生态系统，不仅给人全面发展、个性发展的机会，也应该给于人可持续的、终身发展的机会。因此立足课堂形态研究，着眼于“生成的课堂”文化，构建生本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生发的课堂无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价值。教育本土化是教育现代化的基点也是目的，只有基于自身的自由意志和独立价值才可能促进本土传统的发展。近几年，教育界的有关专家和学者提出了课堂生成理论，对传统的预设性课堂进行了反思，对生成性课堂进行了探讨。我们也曾就此进行了系统的探索，提出了"生成的课堂"理念，并着力进行理论建构和试验研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尤其是“六生课堂”理论的提出对此具有特定的意义。“六生课堂”作为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课堂文化形态，倡行"生成的课堂"文化，目的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生态观和高效低耗的效益观，革除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关注现实教学的效果，提高课堂教育教学的效率。
首先，“六生课堂”的本质特征是生成，它具有生命的气息和生发的效益，能够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满足学生探求知识的欲望，展现课堂教学的真实性，体现教师的教学机智和教学艺术，表现课堂学科自身动态生成的特点，提高课堂教学的教育效率。生成性是新课程课堂教学的亮点，它从理论层面解放了教师、解放了学生、解放了教材，照亮了课堂，使课堂教学焕发出了生命活力。
其次，“六生课堂”是师生合作且心向往之的理想课堂，为课堂教学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并将“课堂”看作“师生一段重要的生命的历程”。演绎着课堂的精彩，更充分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而激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让课堂和学校成为师生学习的第一乐园，让学习和阅读成为师生生活的基本方式。
再次，“六生课堂”作为涵盖生本的课堂、生活的课堂、生命的课堂、生态的课堂、生动的课堂的代称，不仅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供了方向、方式和方法，而且为称衡课堂教学的优劣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客观标准。
另外，“生成的课堂”为教师摆脱机械繁复的形式备课找到了依据，减轻了教师课前预设的劳动强度和学生的课业负担，会极大地提高课堂效率。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不仅让语文教师进一步明确了语文的课程性质和语文教学的特定追求，而且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当代语文教学必将是高效的课堂、典范的课堂。
四、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创新价值
本课题研究立足课堂教学，从探究教育哲学的高度，为全面、系统、深刻地探讨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从what、why、how三个维度入手围绕这三个“W”：什么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为什么要倡行以及怎样倡行——这是理论研究的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而确定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核心理念、解读其典型特征、实现六生课堂教育境界的基本途径——为实践应用提供通识性结论；进而提出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基本元素——为语文高效课堂提供理论参考，为生态课堂确立典型案例。所以，从课堂的特定时空上来看它也是融教育理念、课堂形态、教学方法为一体的包括课堂认识论、课堂实践论和课堂方法论在内的模糊集成。当然，从系统的特定因素来看，它的子命题又是符合课堂要素和课堂流程的精准对应。
概括来说，项目主要解决三个层面涉关五个W的问题：一是事实层面的三个what：1、什么是“六生课堂”，包括该理论的提出、确立以及核心理念等在内的综述性问题；2、什么是“当代语文”，涉及当代语文的性质、任务以及当代语文教学的新理念等探究性问题；3、什么是当代语文“六生课堂”，包括命题的确立的基础，向度和内涵等概念性问题。二是价值层面的一个why：为什么要倡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涉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理论谱系、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等内容。三是技术层面的一个how：怎么践行当代语文“六生课堂”，从课程资源的生成、教学目标的确立和教育环境的改善等策略方面作出宏观规划，再通过当代语文教学的经典案例作出示范引导。
该课题的创新在于：a.从教育哲学的高度和历史时空的视域聚焦语文课堂文化，b.以语文课堂教学为突破口探寻教育的元典问题和高效课堂的本质，c.以实践的集成性理论总结和理论的应用性研究互动生成，构建语文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模式的基础元素。
值得一提的还有其科学缜密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阶段，首先在于严格遵循科学探究的五个步骤：
1.观察和提出问题
根据语文课堂现状和工作实际，着手探究语文课堂生成研究
2.形成假设
以语文课堂为例，完成“生成的课堂”理论建构。
3.检验求证
通过理论追索、会议交流、课堂实验以及成果申报的形式不断完善理论和修正结论。特别是运用多重证据法验证当代语文“六生课堂”： 一是借助国外教育理论和传统语文教育的相关文献进行理论当然的探究。二是从哲学依据、理论逻辑和现实支撑的不同层面进行文化社会学对照研究。三是按照生成的课堂——六生课堂 ——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研究序列，顺承体己的心得进行求索和悟证。四是参考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教育经典进行比对或推断。五是利用教育专题实验研究和理论成果进行互动生成。
4.得出和解释结论
完成“六生课堂”理论表述以后，重新以此指导指导语文教学，完成当代语文“六生课堂”的结论，并通过“新语文教学”的理论成果进行比对并解释。
5.交流与应用
把阶段性的研究成果作为课程资源培养和培训教师，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和理论推广，最终形成教育通识理论和学科教学论指导中小学语文教学。
五、项目研究的方法和思路
采用文献检索、教育考查、比较分析、问卷汇总、实验研究、学术研讨等方法，沿着“六生课堂”作为一种课堂理念、一种课堂形态和一种教育境界的时空逻辑，进行流程探讨和应用研究，确立包含课堂认识论、课堂方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系统理论，构建有效课堂教学的主流形式，体现生态教育模式的根本特征和基础因素。
从研究的机缘来说，具有将日常工作和学理探究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学术推广相结合的职业优势。从研究时序来看，“六生课堂”是对“生成的课堂”的升级性和补充性研究,当代语文教学是“六生课堂”理论指导下的具体运用；从研究范围来看，“六生课堂”在上述研究的同时，广泛吸纳了全国各地相关的教育研究，特别是包括语文教学实验研究的一些成果作为现实支撑和校准参考。从研究思路上来说，先经历了理论到实践的演绎推广，而后又从教育实验到理论归纳集成的双重反复，现在研究的重点是再次从理论到实践中去。
所以，该课题研究先按照已有的研究基础作纵深理论研究，再通过大范围的调研加以丰富和补充，形成理论纲要，会议研讨后进行微调，在实践中修补、验正，最后形成结论并汇集成果。从理论上来说是对以往理论成果的演绎性、针对性研究；就实践上而言，是对创新语文教学实践的完善和集成。
六、研究条件
（一）项目主持人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研究经验。
该项目主持人长期从事文学教育教学及研究工作，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宋祖建为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党支部书记、全国本色课堂导学总课题组的学科专家。杨天志现为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南阳市中小学教师培训特聘讲师，河南省首批教师教育专家；中原教育网名师课题组专家；全国义务教育语文教学研究中心和河南分会和协作组秘书长。曾担任2009年中国名师大讲堂首席讲师、获2009中国教育杰出人物。主持或参与省市社科项目和教育科研课题十多项，获得各级社科优秀成果、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及全国有关教育学会、文化机构的奖励十多次。编著《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合参编《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社会主义荣辱观系列教育读本》一套6册。总之，项目主持人在组织课题组成员完成该项目研究和管理方面驾轻就熟。
（二）该项目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并已取得了系列化的初期成果，为本项目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本课题负责人对于“六生课堂”的相关研究已近十年，先是自觉地探究高效课堂和有效教学，获得师范学生和培训学员的普遍好评，多次获得市教师培训先进个人、市年度考核教育先进工作者、学院教学优秀奖以及省教育技能竞赛奖。随后涉足理论研究，成果丰厚。在2006年教师培训中初步提出包含有课堂认识论、课堂方法论和课堂实践论的系统理论，首倡“生成的课堂”既是一种课堂理念，也是一种课堂形态，更是一种教育境界。近几年已取得的相关成果计有论文十多篇，著作三部(套)；获得奖项近十次。其中“生成的课堂”专题探讨系列文章作为“教学新理论”在刊物上卷首连载，曾获得2007年度南阳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论小学语文生成的课堂》在2007年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会年会上交流并荣获课程类一等奖。《“生成的课堂”专题研究》曾获准2007年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经专家组鉴定合格，通过验收。“生成的课堂”已作为课堂生成论编入大学师范教育本专科《小学语文课程教学论》教材中，成为该类教材的一个创新点。该书主编、全国高校教育学会小语教研究中心常务理事赵绍军先生认为这是“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项重要成果”编入该书，“填补了该类书籍在全国范围内的一项空白”；《加强课堂形态研究 构建生成的课堂文化》作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由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管的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2009年获得全国“本色杯”教师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10年相继获得南阳市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河南省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一等奖以及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生成的课堂”文化溯源及哲学思考》2010年3月发表于《黑龙江高教研究》。《加强课堂文化研究 践行“六生课堂”理论》2011年月在“中国教育实践与研究论坛”大赛中荣获壹等奖，入选大型教育文献《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指导全书》并发表于《中国成人教育》(11/2011)；《生成的课堂——有效教学和课堂生态理论研究》项目于2011年5月通过河南省科技厅鉴定。鉴定委员会认为该项目“以教育生态的子系统为特定研究对象，首次提出了‘六生课堂’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创造性的理论研究……达到了国内同类研究的领先水平。”；《生成的课堂理论纲要及当代语文六生课堂践行策略》2011年7月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语文专业委员会小学语文教学法研究中心第16届学术年会上交流。
现在“生成的课堂”或“六生课堂”理论已经成为综合课程开发和课堂教学理论研究的基本依据和参考文献。
（三）项目组成员学科专业搭配合理，优势互补，形成了一个具有综合研究能力和较高科研素质的学术团队。
项目组成员主要由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和一些中小学校的语文教师和领导组成，其职称职务有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还有中小学校领导，其年龄结构既有经验丰富的老教师，又有精力旺盛的中青年教师。课题组的人员构成合理、专业精良；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为理论调研、学术研究、成果推广提供优势资源和其它教研便利，从根本上保证了按时、足量、高效、优质完成这一科研项目。南阳理工学院重视科研，在研究资料、办公设施、配套经费、研究时间等方方面面都为科研创造了良好条件，也为本课题的顺利完成创造了条件。
（四）具有较好的研究实验、检验条件和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
当代中国对体育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大转折的时代，“每当社会发展和社会思想处于大转变的关头，所有的一切思想和学术研究便被转换为文化研究，因为文化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总体性的研究和最基础的研究深度” 。
在世纪之交，全球体育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多元化”的趋势，这里的“一体”指的是诸如奥林匹克运动会之类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多元”则是每个国家/民族体育各自的特色。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们试图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更深层次地认识千差万别的体育现象，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这些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密切，个人的体育价值的实现更是关系到全民健身的有效实施。因而，从文化学的视野运用社会、历史的方法来研究体育既是社会转型的要求，也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笔者在对体育文化的观察和研究中发现，当前关于中国体育文化的研究已经在许多相关领域中展开了讨论，但是研究者们对于体育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及理论体系的构建等问题存在着较多不同的学术观点，不少地方仍处于模糊的边缘状态。更主要的是，对于这一研究的整体现状还缺少较为准确的把握，为了穿过这些纷繁的现象，透视中国的体育文化研究，本文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CJFD）中选取1994年以来关于与体育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作为量化分析的文本，在历史回顾与观点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总结。在肯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找出当前中国体育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足，希望能够对我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发展有所帮助。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跨地域的交叉研究的重要领域。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高新科技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得到巨大的发展，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格局已然显现。在这一背景之下，文化的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本民族的文化对于自身繁衍生息的重大意义。许多学者断定未来世界的竞争将演变为“文化力的竞争” 。
第一节 文化学研究与中国体育学研究的对接
中国正处于历时性转折的重要时刻，社会文化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这一宏观的社会语境对各个社会学科的文化理论与研究实践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作为文理兼容的一个研究领域，体育学自然面临着如何应对当代文化变革的新课题。本节试图从文化及文化研究的态势入手，分析文化学与体育学对接即体育文化研究的学科背景。
一、我们该如何理解“文化”
至于“文化”的概念，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难题。在著名的泰勒定义 之后，众多不同的文化定义相继提出，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已有200多种。
中国古籍中的“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礼》“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刘向的《说苑》中也有“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的话，主要指文治教化，与“武功”相对应。在西方，“文化”一词主要源自拉丁语的“Cultura”，意思是“与自然存在的事物相对的，通过耕作、培养、教育、发展出来的事物” 。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康德、席勒和黑格尔都各自从道德、美学及哲学领域对文化进行过理性的思索，但关于真正明确的“文化”定义，所有的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的引用19世纪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BTaylor）的提法：“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
其实，泰勒定义是一种狭义的文化定义，它侧重于将文化定义在上层建筑的范畴之类。而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所说的：“文化者，人类心能锁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 则是对中国学术界中影响较大的“大文化”即广义的文化定义。
泰勒与梁启超的定义分别从描述与归纳两个角度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细想一下，文化其实无所不包，只要是与“人”相关的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可以划归文化的范畴。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的一段话进行简明的阐释：“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努力创造的结果之总和。由自然的演化而有人类，人类与自然之间却又存在矛盾。人类为了维持和提高其生活，必与自然斗争。在这斗争过程中，便逐渐创造了文化。斗争必由劳动，且必由集体的劳动，斗争的结果便改造了自然，同时亦改变了人类自身。”
本文倾向于赞同《中国文化概论绪论》中的定义：“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的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换言之，“自然的人化”即文化。
二、体育学研究与文化学研究相互对接的学科背景
在知识经济的现展中，具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文化恰恰是我国最为丰富和独特的资源之一，日渐融入世界文化格局的中国文化也处在转折的历史关口。总结、概括、研究当前的文化转型，对于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与学科意义。随着学术界对文化资源的配置与盘活问题的深入探讨，中国的文化研究也相应地呈现出以下态势：
一方面，文化研究逐渐发展为跨学科的研究，许多边缘学科应运而生。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西方近代学科分类的影响，分工分科过细，各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文化研究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固有界限，甚至打破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限，进行
综合研究、交叉研究和比较研究，这既是文化研究本身的需要，也为学术语言的丰富开辟了道路。
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也在努力改变先前的纯理论化、思辩化的研究，追求实证化、社会化乃至量化的方式，突破学理层面的反复论争，将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引入社会科学。
上述态势影响着众多学科的研究格局与研究实践，体育学自然也在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体育科学偏重于运用生物科学理论（主要是人体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和教育学理论来研究体育运动。前者属于自然科学研究领域，后者虽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围，但视角过于狭窄和单一。把现代体育仅仅视为一种教育现象，已经落后于时代和体育运动的现实，无法深刻全面的对种种现象和相关问题做出科学的解释。
随着体育运动与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体育科学积极的引入社会科学的各学科理论，从过去仅仅从生物学、教育学研究体育，发展为运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体育运动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综合研究，体育科学也发展成为多学科的知识体系。
第二节 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流变历程
一、文化研究的引入是中国体育学界发展的必然趋势
按照社会学的观点，“多种文化结构可以并存，并且是被社会行动者不均匀地进行社会性分配和重组的”。 体育的发展也要同社会大文化的发展相一致。
1. 体育理论研究关注体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如上文所说，八十年代以来，我国体育理论界突破了原有的“体育理论”（包括体育的目的、任务、制度、手段以及体育锻炼、体育教学、运动训练的基本理论和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的组织和方法等）框架，把体育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社会语境中，拓宽了研究视域。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凸显，与体育有关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个人的体育价值关系到全民健身是否有效实施。因而，体育越来越倾向于对体育与社会环境之间双向关系的研究，特别重视从文化学的视角探索体育与文化的关系，如体育道德、体育行为、体育风尚、体育精神、体育价值等。研究体育文化不仅是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之一。
2.“文化热”潮流的具体体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伴随着经济、政治改革的要求，思想文化领域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关于文化讨论的大热潮，当时即被称为“文化热”。许多类型的文化研究也随之伴生，兴盛一时，例如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旅游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等。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并不限于精英文化的范围，而是扩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文化”一词也不再是少数精英学者们的专利。我国的体育文化研究便在这股热潮的具体体现之一。
3. 全球化趋势要求中国体育研究与世界体育研究的接轨
早在二十世纪中叶，对于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体育与文化社会的关系的问题，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学者就取得了一定成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体育社科界开始重视加强国际间的交流，积极组织、参与各种国际学术会议，如奥运会科学大会、国际体育社会委员会（ICSS） 等。目的是通过广泛的国际交流，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扩大中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影响，提高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在国际科学论坛中的地位。
二、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文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上升态势，其具体发展科分为三个阶段：
1. 引入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从文化学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体育，引起了一些社会工作者和体育界一些从事理论研究的有识之士的极大兴趣。冯之浚、高尔泰、金大陆、郑也夫等社会科学界的学者在体育报刊上撰文、在体育文化讨论会上发言，与同时期的体育界研究者程志理、解毅飞、郝勤、张争鸣等附和，推动了中国体育文化研究的兴起。
八十年代后期，一批经历过社会科学正规训练的中青年人进入体育界并逐步成为体育文化研究的主力，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与此同时，一些体育期刊杂志也开办了体育文化研究专栏。除了江苏省的《体育与科学》杂志的“体育文化研究”栏目外，国家体委的《体育文史》、《体育论坛》杂志也是体育文化研究的主要阵地。此外，陕西省的《体育世界》杂志和北京市的《五环》杂志也一度重视体育的文化品味。
除了著作以外，举行体育文化研讨会也是我国体育文化研究和宣传的主要方式。1996年成都体育学院成功地举办了一届全国体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期间有不少有关体育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或以专题的形式进行讨论，或以墙报的方式进行学术交流。在那之后的三年里，出现了一场小范围的体育文化研究热潮，相继在报刊上发表了100篇左右的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
这一时期多数学者就“体育是不是文化”这一问题已达成共识，普遍的观点认为：体育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2. 萧条期
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受社会政治的影响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人们对文化研究陷入“热潮”之后的“冷却”，体育文化研究也呈现出比较萧条的景象。多数体育科普杂志的兴趣从较注重文化品位转向宣传足球、篮球等比较容易吸引读者的内容。当初以全面宣传体育为办刊宗旨的刊物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体育文化宣传的责任心。
在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文章在报刊杂志中日趋减少时，“弘扬人类崇高体育精神、宣扬体育的文化价值”几乎成了一句空话。所幸的是在人们对体育文化的宣传失去激情后，一些有关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却横空出世。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关于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包括旷文楠主编的《中国武术文化概论》，胡小明主编的《体育人类学》，以及卢元镇主编的《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等。这些专著已开始从文化学的 视角来审视体育学研究，其中体现了作者对体育文化内涵及外延的把握和对体育现象的哲学认识，但在体育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方面却一直存在重大的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3. 发展期
90年代后期，我国政府首次明确地将文化放在与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进行宏观构架，重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生产力”的价值论断，中国又呈现出“文化研究热”的繁荣景象。
有关体育文化的研究内容相应增多，仅体育文化的定义就出现了数十余种提法，并已逐渐走到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对体育文化理论体系的研究初现端倪，一些体育文化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现，如闻昊主编的《体育文化学概论》、易剑东主编的《体育文化学》、伍晓军主编的《体育文化学》。此外，体育文化的研究领域也有所扩展，对相关亚文化，如校园体育文化、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西比较体育文化等，研究规模颇为可观。
关键词：古代；近代；学校武术；变迁过程
中图分类号：G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044-04
Abstract: Ancient and Modern Wushu Development on modern school martial arts have an important role in history, the ancient and modern martial arts school evolu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factors were studied, it was found, natural and war conditions; safeguarding the ruling class political power need; civil-military division appeared; civil, military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military and martial school selection and training mechanism is establish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martial arts school is main because of. Modern school of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 is mainly based on the political reasons; sports clubs and a person with breadth of vision advocate; health and physical exercise needs; dispute led to martial arts to recognize; government to people and celebrities promoting factors.
Key words:
ancient; modern; martial arts; change process
中国武术有着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和横亘千年的历史传统。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武术在学校中的开展是关系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教育手段。回顾历史，武术教学活动的产生几乎与学校制度的产生同步，特别是近现代（近代指1840年-1949年，现代指1949年至今）学校武术经历了百年的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学校武术的开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体育全球化背景下武术能否健康科学可持续的发展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正确认识近现代学校武术的百年变迁，探讨学校武术嬗变过程中的有益启示，对当代学校武术教学将大有裨益。
1 古代(1840以前)学校武术变迁的演变与动因分析
1.1 古代学校武术的演变
武术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武术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源于远古时代的生产劳动与战争。资料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民食果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 《诸子集成》)［1］，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争，在平常的狩猎、搏斗和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这种砍、劈、刺等技术成为了武术的雏形。为了使这些在生产和生活中的经验加以延续，教育活动随之出现。当然，在早期的教育活动中并没有独立的教育机构，也没有专业的教师，是存在于生存技能与搏斗经验的传习，这种传习仅限于晚辈与长辈之间，部落之间，这种教育活动的产生为学校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历史上学校制度最早出现在夏、商、周时期，《孟子•滕文公上》对于学校制度的记载是“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用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学校制度经历了夏、商的发展到了周代体系更加完备，形成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在周代的六艺教育中前“四艺”即“礼、乐、射、御”均有着丰富的武艺教育内容。西周时期的教育体系包括国学和乡学两类，教育内容主张以礼为中心，以武（射、御）为主要内容，文武兼备。这一时期所倡导的技击理论对后来的武术理论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私学的兴盛，出现了孔子、墨子等一大批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非常重视“射、御”等武艺技能的发展，如孔子强调指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论语》中也多次提及孔子论及射御的记载：“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墨子的教育思想中也非常重视“武技”的培养，《墨子》一书把武勇精神置于首要位置。墨子论《修身》的首句即“君子战虽有阵而勇为本焉”，指出武勇是战斗的根本要素。《尚贤》篇把“善射御之士”列为诸贤之首，并主张“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以激励人们习武。
秦汉时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此教育中“尚武”逐渐衰退，但武术内容在军队和民间却日益丰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推动了武术文化的发展。
到了唐代开创了以武取士的先河，创立了武举制度，武举制度是科举制度中专门为选拔武艺人才而设置的科目，这一制度自唐代创立起一直延续到清初（公元702至公元1901），武举制度的创立是武术精炼化规范化发展的结果（表1）。武举制度成了习武之人博取功名的主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到了宋明时期，出现了专门为培养武术人才而设置的学校――武学，武学产生于宋仁宗庆历四年五月（公元1043年），是在武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培养武术专门人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表2）。
清朝的前期也非常重视武术发展和武术人才的选拔，清世祖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军入主中原后自诩“以孤矢定天下”，足以看出对武技的重视。鸦片战争以后枪炮的威力得以显现，火器的出现代替了徒手器械格斗的近身搏杀，于是军队中的火器装备开始逐渐增多，武术在战争格斗中的搏杀价值开始逐渐减弱，到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止武举制度。自此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的武举制度宣告结束。武举制度的结束也促使武术从概念上告别了军事技术的范畴。
1.2 古代学校武术发展的动因分析
无论是古代学校武术教育的开展还是武举制的建立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历史环境，正是当时特殊的社会制度才促生出学校武术的萌芽，因此古代学校武术发展的本质动因取决于五个方面：（1）由于原始社会的特殊环境和战争的频繁出现促使原始先民自觉尚武；在生产生活和战争搏斗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武术的雏形，为武术的传习奠定了基础。（2）武术作为特殊的搏杀技能为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保障，因此统治者均将教育内容与治国和战争联系在一起，“射、御”等作为古代战争中的主要技能成为学校武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内容。（3）由于文武分途的出现致使武术发展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加快了学校武术的发展，使培养目标更加明确具体。（4）民间和军旅武术的发展，使一些功法和理论与学校武术相互融合，促进了学校武术的发展。（5）“武举制”与“武学”的出现为培养和选拔武术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 近代（1840-1949）学校武术的演变与动因分析
2.1 近代学校武术的演变
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道路是艰辛与曲折的，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武术在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争论过程中跋涉前行。这一阶段的学校武术虽然经历了曲折和论争，但是总的发展趋势是向前的。其发展演变历程有以下特点：
2.1.1 武术学校的本土化与军事学校的西方化之争
辛亥革命前夕出现的军事学校的西方化与武术学校的本土化之争就是典型的论争之一。辛亥革命之前，受到当时“洋务派”和“新式教育”的影响，清政府废除当时的“书院”，在1811年至1890年期间建立了以北洋水师学堂（1881）、南洋水师学堂（1890）、天津武备学堂（1886）、广东水师学堂（1887）、广东陆师学堂（1886）、湖北武备学堂（1887）等为代表的大批军事学校，这些军事学校以西方式的教育为主课程内容，主要围绕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火器（洋枪、洋炮）和文理科目展开，这些西式科目的开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武术的开展［3］。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开设武术课，特别是在1903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以后一直到五四（1919）运动前，在“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以肆兵事”的倡导下，各学堂以军国民思想为理论基础，普遍开设体操科。虽然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有尚武的一条，但是由于武术师资缺乏，统治阶级的控制和兵式体操主导地位的影响，学校教育中并没有体现武术内容。到了辛亥革命（1911）以后，由于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尚武之风勃然兴起，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强国保种”和“尚武精神”的倡导下，武术成为当时学校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08年至1911年之间先后成立了以中国体操学校（1908）、精武体操学校（1910上海）、北京体育研究社（1911）、中华武士会（1911天津）等为代表的近百家武术会社，这些武术传习机构普遍开设有拳勇、刺刀术等课程，这些本土的武术传习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的体育与军事内容的开展。在此基础上徐一冰先生在《整顿全国学校体育上教育部文》（1914）中首次提出将武术列入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正式课程。次年（1915）四月北京体育研究社在当时的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了“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当年教育部就做出了“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的明令批示，自此武术这一本土化的体育项目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
2.1.2 本土独特的身体文化与舶来的西方体育之间的论争
所谓本土独特的身体文化即指武术，本土独特的身体文化与舶来的西方体育之间的论争就是近代体育史中的“土洋之争”，所谓“洋体育”是指以在华的外国体育传播者和留学生为代表的西方式的体育运动，倡导推广西方式的体育运动，其主要核心是从日本、德国传入的军国民教育（体育）和美国的自然主义体育。土体育即指武术。这种争论主要是在西方体育传入中国之初围绕着西方体育和我国本土的武术之间展开的。体育一词是舶来品，现代体育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中国的古代并没有“体育”一词及相应的概念，为此在体育传入之初国人就对其与本土的武术进行了比较，“近日学堂界增体操，与拳法比较有无异同”［4］，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人处于强国强种的考虑特别是在20世纪后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获胜引起了国人的注意，许多人认为“日胜俄，实得力于柔术。日之柔术，因胎孕于我国之拳艺也，其收效也如是”。 为此认为“乃知中国旧有之武术，为最可实矣”，“今也欲求强国，非速研究此术不可，尤非崇为普通学科不为功［5］-［7］”。在国人提倡大力开展武术的同时一些西方的体育家则讥笑中国武术是对着空气打架的东西，“既乏教育价值，又不合生理的需要”［8］。这种争论随着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预赛中被淘汰消息的传出而全面展开。一些认为国人不适宜开展西方体育，应该开展中国旧有之武术，一时间土洋体育相互否定引发了一场大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围绕着三个论点展开，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多年来学习西方体育不得要领、西方近代体育（包括参加奥运会和远东运动会）不合中国国情”，这一观点还明确提出中国体育的根本出路在于脱离“洋体育”，提倡“土体育”，“从中国文化之丰富遗产中，觅取中国独有的体育之道”（大公报1932）。这一观点还认为“卫国治产”，为“土体育”之目的；祛病延年，锻炼筋骨则“土体育”之内容；“此道诚大兴，虽孤立于奥林匹克之外，可以无愧矣”［9］；提出“今后体育应以国术为宗，以外来体育为辅”［10］。第二种观点认为“学术无国界，体育何分洋土？体育如有教育意义，不分洋土，自当采而行之；其不善者，立应淘汰，亦无顾虑洋土”［11］。第三种观点介于第一种观点和第二种观点之间，辩证的认为食“洋”不化和食“土”不化都是错误的，这种观点认为盲目的采用“洋体育”很难使我国的体育走上新的途径，认为提倡“洋体育”的人，只注意到了体育的时间性，却忽略了体育的空间性，适合西方社会的体育，决不完全适合于中国；盲目提倡“土体育”的人，虽然留意了体育存在的社会条件，却忘记了其时代性，疏忽他的时间性，固执的保持“土体育”同样不能使我国体育走上新途径［12-13］。这场关于“土洋体育”的争论一直持续到30年代中期，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转变为广泛的“全民体育化”和“体育军事化”、“体育救国论”的争论［14］。这场关于土洋体育的论证是近代以儒道文化为主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面对西方文化的撞击与挑战时做出的本能的回应，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土洋体育的论证促进了国人对西方体育和文化的初步了解；第二，在抵御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下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传统文化（武术）的地位；第三，在争论的同时也进一步的培养了国内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心理；第四，土洋体育之争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使国人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审视武术，促进了武术的进一步发展。土洋之争以后在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中开创了武术与西方体育项目并行的局面。
2.1.3 教育部门对武术师资的重视及政府要人的提倡巩固了学校武术的发展地位
民国期间学校武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特别是学校武术的师资培养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民国时期的武术教师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第一、民间聘请；第二、武术团体聘请；第三、由各学校和各国术馆培养。这一期间各武术家纷纷受聘于各个学校传习武术（表3）。
此后，在 “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精神的指导下，各级师范学校开始培养武术师资人才，一些师范学校增设了体育科开设武术课，例如当时的北京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体育科，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将武术作为主要内容每周练习5小时。特别是 1932年成立的国立国术专科学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的武术专业学校，该校历时10年，培养的毕业生大约有600余人，这些毕业生后来均成为当时各省、市国术馆和大专院校的武术骨干教师，对当时学校武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国时期的学校武术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政府和社会名流的提倡。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多次提出尚武精神，特别是在1919年的精武体育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为该会的《精武本纪》作序指出“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并且亲笔题写了“尚武精神”的条幅，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在他所任教的学校中积极提倡武术，主张“以国术来培养健康的体魄”。到了统治时期武术又“一跃而为党国要人所重视”［15］。1927年政府刚刚上台，就有大批党国要员联名呈请政府，要求改“武术”为“国术”［16］。议案的发起人均为当时的社会名流，有宋子文、、、孔祥熙、李宗仁、于右任、何应钦、蔡元培及何香凝等［17］。也在不少言论中时常提及“拳术国技为我国固有之体育，奋发振作之良好运动”［16］。从上述资料来看社会名流的提倡对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进一步确立了武术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
2.1.4 学校武术人才的培养得益于武术传习机构的建立
统治时期，建立了组织严密的武术组织，为了对这些社会武术组织加以控制，深知“非动用国家政治力量不可”［17］。建立了中央级的官方武术组织――中央国术馆，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各省市地方国术馆。并相应制定了《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以及《省市国术组织大纲》和《县国术馆组织大纲》。根据《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的规定，“地方各级国术馆馆长之职由地方首脑兼任，或由政府及董事会推定资望相当者充当之”。另外《中央国术馆组织大纲》还对中央国术馆的工作内容作出了规定，确定了四项工作任务，依次为：一、研究中国武术与体育；二、教授中国武术与体育；三、管理全国国术事宜；四、编撰国术及体育图书。这在一期间以王子平、马英图、孙禄堂、杨澄甫、高振东为代表的著名武术家纷纷受聘中央国术馆，这些武术家除了进行武术教学外还组织了国术国考，另外还出版了以《查拳图说》、《少林武当考》、《国术周刊》等大量的武术专著和刊物。截至1933年底北京、青岛、上海、江苏、山东、四川等24个省市成立各省市国术馆，同时地、县级国术馆达300余个。1933年时任中央国术馆馆长的张之江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传习所”，学制2年，1934年更名为“中央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学制3年；1936年又易名为“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该校迁至天津，1949年该校最后两届毕业生被调整到河北师范学院体育系。尽管上述机构的建立也存在诸如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但是这一时期的武术传习机构为培养武术师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培养了一大批的武术人才，为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乃至中国武术运动的延承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2.2 近代学校武术发展的动因分析
学校武术在近代能够得以发展并且进入学校体育课堂主要取决于以下五个因素：第一、政治原因是保障武术发展的关键，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从抵御外侮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尚武教育，带动了学校武术的发展［18］［19］；第二、一些体育社团和有识之士对武术的提倡；武术能够正式进入学校课堂主要来源于有识之士的提倡，正是徐一冰在1914年的提案和北京体育研究社1915年提出的《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案》等提案推动了武术进入学校的步伐；第三、辛亥革命后健康教育开始受到重视，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已成必然趋势，武术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第四、中西方关于“土体育”与“洋体育”的论争加深了国人对武术的认识，一些国人认为“袭他人之形式，未克振己国之精神”，而“提倡中国旧有武术，以振起国民勇往直前之气”。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下，武术的地位得以巩固；第五、政府要人及社会名流的提倡对当时的武术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3 结 语
古代学校武术经历了从萌芽起源到专门武术人才培养传习机制建立的漫长演变过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推动：第一、自然与战争条件的影响。在生产生活和战争搏斗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武术的雏形；第二、维护统治阶级政权的需要。武术作为特殊的搏杀技能为统治阶级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保障，第三、文武分途的出现致使武术发展趋向专业化和规范化；第四、民间和军旅武术的发展促进了学校武术的发展；第五、“武举制”与“武学”的出现为培养和选拔武术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近代学校武术的发展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体育社团和有识之士的提倡；增进健康和锻炼体魄的需要；土洋之争促使对武术的重新认识；政府要人和社会名流的大力提倡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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