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审计收费；审计质量
中图分类号：F239.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20-04
一、引言
审计作为一种提高公司会计信息可信度的监督机制，其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审计质量的高低。DeAngelo（l981）将审计质量定义为审计师发现客户违约行为和披露该违约行为的联合概率。其中，注册会计师发现违约行为的概率取决于其专业胜任能力的获取、保持和发挥；注册会计师披露违约行为的概率取决于其独立性。Becker（1998）、Magee和Tseng（1990）的研究认为，在审计过程中，大额的审计费用可以增强审计师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但另一方面，支付给审计师大额的审计费用，将会导致审计师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于他们的客户，这种经济依赖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将有损审计师的独立性，最终导致审计质量降低。
我国学者王跃堂、赵子夜（2003）用2000―2001年上市公司1 170个观测值为样本进行研究，并没有发现事务所对客户的财务依赖性与审计意见之间有显著关系，这意味着事务所对客户的财务依赖性没有削弱其独立性并导致审计质量的降低；但唐跃军（2009）以2004―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审计收费异常增加与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负相关，即管理层有望通过增加审计费用实现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
可见关于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至今未形成定论，归其原因是未能区分审计收费对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的不同影响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当公司股权集中度较高时，由于成本较低，公司往往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Fan and Wong，2003；曾颖、叶康涛，2005）。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这一因素来研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本文的研究发现：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公司成本较低，缺乏高质量审计需求，高额的审计收费更可能是出于购买审计意见的动机，进而会导致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受损，审计质量降低；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公司成本较高，存在高质量审计需求，此时高额的审计收费有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进而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
根据DeAngelo的理论，审计质量是由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决定的。从专业胜任能力这一角度看，审计收费有助于提高注册会计师的专业胜任能力，进而提高审计质量。专业胜任能力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注册会计师获取并保持其专业胜任能力；二是在进行具体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将其专业胜任能力运用到审计项目中即专业胜任能力的发挥。审计收费作为事务所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会保障事务所从人力、物力上获取充足的资源，为其专业胜任能力的获取和保持提供经济基础。此外，当审计收费在补偿了相关的成本费用①后，随着审计收费的增加，事务所的利润也将增加，此时受经济利益的激励，注册会计师的工作积极性将会提高，注册会计师将更有动力在具体审计项目中发挥其专业胜任能力，从而提高审计质量。
从独立性这一角度看，由于审计收费使得注册会计师与被审计单位存在利益关系，从而可能有损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导致审计质量下降。审计独立性包括实质独立和形式独立，形式上的独立要求注册会计师以独立第三方的身份出现在公众之前，一般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实质上的独立，其他人则往往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当被审计单位的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时，由于审计收费这一利益纽带的存在，被审计单位与注册会计师之间甚至会出现合谋。此时被审计单位购买审计意见，审计收费的增加将会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并不存在绝对正负相关关系，它们之间呈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与专业胜任能力和独立性这两个因素对审计质量的影响程度有关。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引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这一因素，继而再讨论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
（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收费
当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过高时，大股东或者他们的代表通常是董事和管理者，这使得他们可以直接对公司决策产生影响（李源，2007）。由于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未形成实质上的分离，公司成本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低，公司所有者不会形成对高审计质量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看，此时注册会计师的聘任与否实际上也是由被审计单位的经营者决定的，这使得注册会计师极易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从而严重影响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当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时，公司所有者往往是知情者，由于会计信息会产生经济后果，所有者缺乏自愿性审计需求，他们更乐于利用私人信息来获取额外收益，此时公司大股东往往会有购买审计意见的意愿，注册会计师面对外界压力（如解聘压力），也更倾向于与公司大股东合谋。此时大股东以高额的审计收费购买审计意见，注册会计师独立性受损，即使注册会计师拥有较强的专业胜任能力也不会提高审计质量，从而导致审计收费越高审计质量越低。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当被审计单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负相关。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成本较高，信息不对称问题较为明显，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主要矛盾。此时，公司所有者需要借助审计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保证自身利益不受损害，因此公司所有者对高质量审计存在需求。当公司出现财务问题时，他们会更倾向于通过高额的审计收费来保证审计质量，从而了解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此外，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审计项目的委托人与被审计单位经营者相分离，这有利于注册会计师独立性的保持。此时较高的审计收费有利于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获取、保持和发挥，进而有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但较低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意味着分散化的股权结构，这可能会导致聘任注册会计师的委托方由所有者转变成经营者。由于经营者与所有者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当公司会计信息失真时，经营者可能会在所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以高额的审计收费购买审计意见，进而导致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受损，审计质量降低。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不明确，故本文提出：
假设2：当被审计单位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相关关系有待检验。
三、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由于本文的假设提出是以财务状况出现问题的公司作为分析对象，因此在选取样本时我们以2002―2009年因年报出现问题而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剔除以下数据：（1）金融类的上市公司；（2）未按期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3）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剩余样本67个。本文的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补充数据来自于巨潮资讯网以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上市公司审计快报。
（二）回归模型的建立
基于以上分析，构建模型如下：
OPINION=?琢0+?琢1LnFee+?琢2Size+?琢3Loss+?琢4RCOA+?琢5Age+?着
OPINION表示审计意见类型，陈汉文（2007）认为，选择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得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更为合理，可以有效改善前人研究中直接将标准意见认定为低质量审计所产生的谬误。故本文以审计意见类型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时OPINION取0，为非标准意见取1。LnFee为解释变量，表示审计收费的自然对数。此外，我们借鉴La Porta（1999）的方法，依据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将样本分为分散持有（无控股股东）和控股股东控制两类（以30％的股权比例为分界点，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30%时，公司的股东制衡效果较好，因此以30%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临界点）。
本文还选取了4个控制变量，其中：
Size表示公司资产规模。莫茨、夏拉夫（1990）把经济依赖性界定为影响审计独立性的重要负面因素。公司规模越大，其游说能力就越强，这使得大公司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可能性较小，故我们预期Size与审计意见类型存在负相关关系。
Loss表示公司是否亏损，净利润为负时Loss取0，否则取1。当公司面临财务困境时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作，从而导致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故预期Loss与审计意见类型负相关。
RCOA为总资产现金回收率。当公司资产产生现金能力较低时将面临着资金流动困难，故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预期RCOA与审计意见类型负相关。
Age表示上市年限。Chen（2001）认为一个公司上市时间越久，就可能越难以达到规定要求的盈利目标，所以更易于卷入盈余管理，从而导致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因此预期Age与审计意见类型正相关。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从对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出（见表1），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等于30%的上市公司中，低审计质量个数为26个，高审计质量8个；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30%的上市公司低审计质量数为20个，高审计质量数为13个。这说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总体审计质量略高。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上市公司中，低审计质量公司的审计收费从均值、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及审计收费大于50万的样本比重来看都高于高审计质量公司的审计收费，即此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中，高审计质量公司的审计收费在均值、最大值、中位数及审计收费大于50万的样本比重上都高于低审计质量公司的审计收费，仅在最小值上小于低审计质量公司的审计收费。因此可以初步判断，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呈负相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呈正相关。
为了进一步验证假设，接下来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综合检验均在0.01水平下显著，且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小于0.5，不足以影响模型结论，故此模型的设计是有意义的，具体结论如表2、表3所示。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等于30%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负相关，且在0.1水平下显著，这与假设1的预期一致。公司资产规模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这与预期结果一致但其关系并不显著；公司是否亏损、总资产现金回收率与审计质量负相关且在0.1水平下显著，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亏损公司及现金流动困难的公司更有动机进行利润操作，进而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公司上市年限与审计意见类型负相关且在0.1水平下显著，这与预期相反，即公司随着上市年限的增长，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增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时间的延长，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更容易与事务所形成合谋，进而使得出具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增加。
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30%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但不显著；公司资产规模、是否亏损以及总资产现金回收率与审计质量的关系也如上文预期的方向一致，即呈负相关，但不显著；上市年限与审计质量正相关，与预期方向一致但不显著。这说明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审计意见类型受公司资产规模、公司是否亏损、总资产现金回收率和上市年限的影响较小，表明审计质量的高低受来自于事务所外界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
五、研究结论
通过进行实证分析可以看出，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呈负相关；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呈正相关，即此时并未发现证据表明经营者通过高额审计收费购买了审计意见。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中，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公司的主要矛盾，当财务状况出现问题时，所有者更乐于通过高额的审计收费来促进注册会计师履行职责、保证审计质量，进而降低与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维护自身利益。但可能由于所有者和注册会计师较于公司经营者相比处在信息劣势的地位，以及注册会计师行业内的低价竞争等行为使得审计收费不足以保证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的获取、保持和发挥，所以导致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上市公司中，审计收费与审计质量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本文由于是以舞弊公司为研究样本，而未将正常上市公司考虑在内，可能使得结论具有一定片面性。此外，由于研究中并未考虑诸如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等因素的影响，也可能使得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同时这也为以后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分析思路。
注释：
①审计收费由产品成本、预期损失费用和正常利润构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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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udit Fee and Audit Quality
Shen Fuping1, Ding Han2
（1. Headmaster Offic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2. School of Accounting,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摘 要：本文针对审计动因这个问题，阅读了相关的文献资料，从受托责任理论、信息理论到冲突理论，对各种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最后得出了自己的一点思考，以期对审计理论体系的构建有所助益。
关键词：审计动因；受托责任；理论
一、引言
审计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出现的。从国内外审计的历史和现状来看，审计根据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政府审计、内部审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并相应地形成三类审计组织机构，共同构成了审计监督体系。审计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审计动因是指审计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动力和原因。研究审计动因对未来审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现代审计主要的动因理论包括：1、受托责任理论，2、信息理论，3、理论，4、保险理论，5、冲突理论等。
二、基于现代审计动因的若干理论
2.1、受托责任理论
受托责任是一种普遍的经济关系，也是一种动态的社会关系。委托人将资产的经营管理权授予受托人，受托人接受委托后承担起所托付的责任，我们把这种责任称为受托责任。委托人可以是投资人、债权人、股东，也可以是政府和管理当局；受托人可以是公司的董事会、总经理、部门经理。站在受托人的角度看，要想得到委托人的托付，就必须创造出令人满意的投资报酬；受托责任理论认为，受托责任是资源占有人对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以及使用的保证机制。当受托责任关系确立后，委托者需要对受托者的经营状况实行监督。由于委托人受到时间、专业能力及成本等条件的限制，不能亲自监督受托人的经济行为，这就需要具有相对独立身份的第三者对受托人进行检查，这就是审计。由于审计人员独立于受托责任双方，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于是审计成为受托责任关系能够实现的必要手段，可以说，受托经济责任关系是审计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根本动因。
2.2、信息理论
信息理论认为，非对称性的信息是民间审计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审计可以提高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对财务报表的信赖程度，经过审计的财务信息可以降低潜在信息的非对称性，从而降低产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利用信息理论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信息关注者应对管理当局所提供的财务信息进行查实，如果每个人都去查账，则获取可靠的信息成本显然高了。所以，通过聘请注册会计师对管理当局提供的信息进行审计，可以大大降低这一成本；也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发生。注册会计师的职责是运用专业技术，对管理当局的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进行审查和判断，进而做出合理保证，并向公司股东及利害关系人报告。从这个角度来说，审计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发生，使信息使用者做出合理的决策，从而提高了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
2.3、理论
是指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直接由被人承担的一种法律制度。由于企业中的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员等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必然会牺牲他人的利益，这种利益冲突关系反映在公司股利分配决策过程中表现为不同形式的成本。以下是问题中几种常见的冲突：
2.3.1、经理人员与股东之间的冲突
当企业拥有较多的自由现金流时，企业经理人员可能把资金投资于回报相对较低的项目，或者为了个人私利而追求额外补贴等，这可能使得经理人员和股东的经营理念产生了冲突。
2.3.2、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
企业股东在进行投资与融资决策时，可能会为了使自身的权益增加而选择加大债权人风险的政策，比如，公司通过发行债务来支付股利或者为发放股利而拒绝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存在冲突时，债权人为保护自身利益，希望企业采取低股利支付率，通过多留存收益少分配的股利政策以保证有较为充裕的现金留在企业，以防资金链断裂。
2.3.3、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冲突
现代企业股权结构的一个较明显的特征是所有权与控制权集中在少数大股东手中，公司的管理层通常由大股东直接出任或委派，管理层与大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但所有权集中使得控股股东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变产生了冲突。
2.4、保险理论
保险理论认为，审计是降低风险的活动，审计费用被认为是财务信息使用者为防止管理层舞弊而支付的保险费用；同时审计被认为是风险转移的一种机制，所有者之所以愿意支付额外的审计费用，是因为审计人员对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风险所产生的损失做出了赔偿的承诺。在审计动因的保险观念下，审计风险可分为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这为政府、审计人员及管理层划分权责提供了理论依据。
2.5、冲突理论
冲突理论认为，之所以审计能够存在，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利害冲突，管理层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使得财务报表存在着虚假报告，这是导致公众需要审计的最基本原因。为使财务报表为预期使用者所信赖，必须要求有独立于利害关系的审计人员对财务信息予以佐证。冲突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审计独立性的问题，但也有其不足，即不能充分地解释审计为何产生。
三、结束语
关键词：生态文明；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审计问责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7日
一、引言
现代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发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繁荣昌盛，但是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使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开始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十七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列为“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十报告提出：“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2014年4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指出，国家实行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2014年7月颁布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实施细则》指出，自然资源资产的开发利用保护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是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主要内容之一。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前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环境治理的紧迫性。
有鉴于此，除了在环境治理的技术发展上寻求解决途径之外，其实最关键的还在于控制人们的环保行为方式。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者行为进行分析和评价，同理，环境责任当然可以通过环境责任审计对领导者的环境责任履行情况进行评估。但总体来看，目前所进行的环境审计主要还是合规性审计，包括环保政策的执行情况和环保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的绩效审计。环境责任审计是对环保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检查。在中国，环境问题的责任主体是各级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领导人。要加强环境保护，其重点应该是将环境责任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融为一体。怎样才能使环境责任审计在强化国企主要负责人应承担的环境责任以及对环境损害责任进行问责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怎样更好地揭示国企主要负责人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评价？通过哪些路径可以更好地服务环境治理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理论框架
（一）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的理论基础。一是利益相关者理论。20世纪6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提出颠覆了传统的“股东至上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不是股东一方的。弗里曼（1984）从所有权、经济依赖性和社会利益三个角度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分类。上述各类对企业的发展都起着重要作用，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对象。环境责任是企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责任，在新型的社会责任体系中，环境责任被认为是与经济责任同等重要的两个基础责任；二是受托环境责任。受托责任是伴随委托关系的建立而发生的，委托关系可以通过托付行为建立，也可以通过聘请和任命行为建立。但是，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委托人不可能规定人的所有行为，会相应产生一些委托问题。委托人必须选择有效的机制来对受托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审计由此产生。公共受托责任在环境领域拓展形成受托环境责任，它催生了环境会计和环境审计；三是权力制衡理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王勤学、吴瑞勤，2010）。我国企业现在的控制权日益沿着“股东――股东大会――董事会――经营者”方向转移，经营者掌控了绝大部分的决策权，如果没有其他权力与其控制权相制衡，管理者就很有可能滥用权力，不能履行其受托责任的勤勉义务，环境责任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权，可以与监督者的控制权相制衡。环境责任审计后的问责制则可以作为一种惩罚权与管理者的控制权相制衡；四是可持续发展理论。主张建立人、企业、政府、社会与环境的新型关系，确保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五是环境压力承载理论。环境承载力会因人类对环境的改造而变化，通过适当的资金投入、技术投入和政策运用，区域资源的承载能力可能有所改善，因此企业对生产废弃物进行处理，进行技术改进，提高绿色生产意识是有必要的，国企领导人（此处指股东）实施环境保护方面的审计是有意义的。
（二）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审计要素。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审计主体和客体。由于委托人和人的不同，审计类型也不同，国有企业股东对环境保护履行情况可以由国家审计部门对其进行环境责任审计。股东为了免除其受托环境责任，作为原始委托人，需要对组织的最高管理层的受托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问责，因此需要民间审计作为独立的第三人对最高管理层进行审计。最高管理层是派生的委托人，组织内部的中层和基层管理者甚至重要岗位上的员工是派生的人，最高管理层作为问责主体，需要设立专门的部门为其问责服务，即内部审计。通过一层一层的责任追究，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产生间接的影响，最终服务于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审计的内容。国有企业环境审计的内容是环境责任人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做出的、能够对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的行为。环境责任人是指拥有环境管理决策权和对环境造成直接影响的执行人。他们要承担履行环境责任的义务。企业环境行为，是指责任人在使用公共资源或在相关经济活动中，做出的能够对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破坏产生影响的所有行为。例如，生产“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产品。
企业内部的最高管理层及中层和基层管理者作为承担受托环境责任的人格化核心主体，其个人环境责任是对环境方面的决策、执行的信息报告、行为过程、活动绩效等应承担的直接责任、主管责任和领导责任。如果仅以利润指标作为考核管理者业绩的标尺，管理者通常会为了突出业绩，而不顾环境责任的履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自己薪酬待遇的提升。环境责任审计则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关系，评价、追究相关管理者的环境责任，督促管理者积极、主动地履行环境责任，实现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的。
三、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责任问责实施途径
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国家环境战略的实施需要政府、企业、公众的共同努力，作为资源环境的最大使用者，国有重工业企业对环境保护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细分环境责任，明确审计内容，规范审计实施
1、决策责任。第一，最高层管理者在决策中应树立环境责任意识，大力推进清洁生产，指导企业由“高开采、高消耗、高排放、低利用”的三高一低模式向“低开采、低消耗、低排放、高利用”的三低一高模式转变；第二，广泛树立环境教育和环境意识，把绿色经营管理理念作为环境竞争力之一；第三，如实向相关部门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第四，合理利用环保资金；第五，重视内部环境审计工作；第六，其他与环境有关的决策行为。
2、执行责任。第一，中低层管理者应妥善保管和合理使用环境资源；第二，如实向高层管理者披露企业污染治理和周边环境质量和污染事故；第三，其他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
3、监督责任。董事会应建立严格的考评制度，依据环境责任履行指标完成情况对责任人进行奖惩，监督管理层环境责任履行情况。
（二）多元化问责主体，完善环境问责机制。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审计问责行为的实施者由国家审计机关对董事进行问责，董事根据民间审计结果对最高层管理者进行问责，最高层管理者根据内部环境审计结果对中低层管理者进行问责。这一过程是实现国有重工业企业环境治理的必然途径。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问责效果，必然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来共同推动。比如，道德责任需依靠舆论平台的支持。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多层级问责主体框架。这样构建的理论依据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视角。（图1）
要提高问责效果，国有企业内部必须建立完备的管理契约，建立起严格的考评制度，依据环境责任指标完成情况对责任人进行惩罚。人民作为消费者，应增强绿色消费的观念，通过消费者权利对企业施加外部市场压力来监督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情况，推动企业环境责任不断走向规范化。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对任何一家拒绝履行环境责任的国有企业均可进行全面曝光，以督促其履行环境责任。同时，对积极履行企业环境责任的企业应给予大力支持和宣传，提高企业信誉，赢得社会公众支持。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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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控制风险 增量审计收费 审计努力
一、引言
审计风险是影响审计收费决策的重要因素。被审计单位的控制风险，即被审单位内部控制未能发现舞弊、错报和遗漏的可能性，是审计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安然、世通等一系列财务丑闻后，事务所越来越关注控制风险。这引起了学术界对控制风险与审计收费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包括Raghunandan和Rama（2006）、HOGAN和WILKINS（2008）、戴捷敏和方红星（2010）以及张旺峰等（2011）等。从获取的文献来看，它们均认为当期控制风险影响了当期审计收费。根据审计风险模型“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在既定的可接受审计风险和固有风险水平下，控制风险的增加则意味着审计师需要更多的审计努力，即扩大测试范围和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来降低检查风险。但是，是否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即当控制风险增加时，审计师会相应提高可接受的审计风险，增加的审计收费主要不是用于增加审计努力，而是作为提高可接受的审计风险的“投保费”。换而言之，增加审计收费并非出于考虑未来会扩大测试范围和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而是提前收取的风险承担费。正如Hogan和Wilkins（2008）指出，审计收费的增加可能反映了风险溢价而不是增加的审计努力（audit effort）。这是我们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对研究控制风险与审计收费议题的进一步深入。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的提出
Hoitash.R和Hoitash.U（2008）发现内部控制缺陷的存在会导致更高的审计收费。Raghun andan和Rama（2006）证明，对于实施SOX404的公司而言，更多的内部控制缺陷与更高的审计收费相关，因为需要花费更多的审计投入（例如增加测试的范围、花费更多时间与客户管理层进行沟通等）。Hogan和Wilkins（2008）也在SOX302下发现了内部控制缺陷数量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与国外学者普遍使用内部控制缺陷衡量控制风险不同，戴捷敏，方红星（2010）、张旺峰等（2011）使用了评估的内部控制质量，均得出低内部控制质量会增加审计收费。由此可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事务所会对控制风险高的审计客户收取更高的审计收费，高出的部分在后文中简称增量审计收费。
这些文献验证了高控制风险会导致更高的审计收费，但是没有进一步探讨更高的审计收费是否确实用于扩大测试范围和实施更多的实质性程序。对于增量审计收费，注册会计师可能有三种做法：第一种，将增量审计收费全部用于增加审计努力，从而降低财务报表中的操纵性应计利润或错报、漏报；第二种，根本不用于增加审计努力，将增加的审计收费作为提高可接受审计风险的“投保费”；第三种，将增量审计收费部分用于增加审计努力，部分作为“投保费”。注册会计师会权衡增加审计努力与承担诉讼风险的利弊，最后做出如何处置增量审计收费的决策。Mock和Wright（1999）研究应收账款项目后发现，对于风险因素的变动，存在审计测试性质的调整，但是没有发现审计范围的调整，总的来说就是审计计划并未很大程度上调整，与早期研究（例如Bedard，1989；Mock和Wright，1993）结论一致。同样，O’Keefe等（1994）使用了一个事务所的数据，并未发现审计时间或者劳力投入与对内部控制的依赖的关系；Felix等（2001）也未发现在SOX法案以前存在这种联系。这些研究以个案的形式初步讨论审计收费与审计努力之间的关系，且研究背景为SOX404条款实施前。尽管在脱钩改制后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存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有效监管机制尚未能形成、激烈的行业竞争以及高度集中的股权下所产生的大股东与事务所之间的利益链条等问题，我国事务所重业务量轻业务质量的情况还比较普遍。这种情况下，事务所倾向于将对高控制风险公司多收取的审计费用作为承担更高风险的保险费，而不将这部分费用用于扩大测试范围和增加更多的实质性程序。因此，我们假设：
H1：增量审计收费并非主要用于增加审计努力，而是作为提高可接受的审计风险的“投保费”。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首先检验所选取的样本是否存在控制风险与审计收费的显著正相关关系，即控制风险高的公司相比控制风险低的公司是否存在增量审计收费。接下来，检验增量审计收费是否用于增加审计努力。内部控制质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负相关（如Doyle等（2007a）；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如果事务所将增量审计收费充分用于增加审计努力，则控制风险高的公司与控制风险低的公司在操纵性应计利润上至少应当处于类似水平。如果控制风险高的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甚至比控制风险低的公司更低，即审计收费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负相关时，则意味着增加的审计收费被充分地用于增加审计努力。
（二）样本来源
我们从CSMAR数据库中选取2010年2215家上市公司。我们剔除了2010年在巨潮资讯网公布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以便获取更加准确的财务报表审计收费；剔除金融类样本、当年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公司；剔除变更事务所的样本；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样本数据839个。我们对所用到的连续变量的极端观测值进行Winsorize处理。数据来至CSMAR数据库或从巨潮资讯网年报中手工收集。
（三）模型与变量设计
在模型（1）中遵循国内的做法，采用评估的内部控制质量作为控制风险的替代变量，特别地我们采用了上期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审计收费的其他影响因素，我们对那些在确定审计费用时（当期起初）可预见性较好的直接影响当期审计工作量的因素采用当期的数据，其他的影响因素则采用以前年度数据，详见表1。公司的平均增长速度和资产报酬率的波动性反映了公司经营的稳定性，经营越稳定则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相应越低；总资产、存货、应收账款和长期股权投资占比则直接反映了注册会计师的工作量；外币业务、分部数量则反映了审计的复杂度；事务所的声誉直接影响到审计要价能力；而事务所的服务年限则反映了事务所与审计客户的密切关系，也会影响审计收费。
四、描述性分析
为了初步检验控制风险是否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以及增量审计收费被有效地用于增加审计努力，我们分别按照控制风险高低情况、审计收费高低情况进行分组，进行了T检验和Z检验（鉴于篇幅限制，表格略）。比较控制风险高组与低组，表明：控制风险高组相比控制风险低组审计收费显著更低，与以前的研究结论相反。这可能源于单变量检验未能控制其他重要的影响因素，例如控制风险高的组的资产总额、是否存在外币业务以及是否为国际“四大”审计等方面就显著低于控制风险低组。比较审计收费高组与低组，表明：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差异性检验结果不一致，需要在多元回归中进一步检验；公司规模越大审计收费显著越高，印证了前文对控制风险高组相比控制风险低组审计收费显著更低的解释；营业周期越长，股权集中度越低则审计收费显著越低；当期控制风险越高，当期审计收费越低，与以往研究结论不一致，也佐证我们在模型（1）中采用上期内部控制质量而不是当期控制质量的合理性；国际“四大”审计收费更高。
五、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根据（1）可知，上期内部控制质量与审计收费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控制风险越高，审计收费越大，与以前的大部分文献结论一致。另外，资产规模、长期股权投资占比、外币业务以及业务分部数量直接影响到审计师的工作量与复杂性，与审计收费均显著正相关；具有更高声誉的国际“四大”要求的审计收费更高；事务所任期越长收费显著越高，能源于公司更能从任期长的事务所购买审计意见，从而需要付出更高的审计费用。
如（2）所示，在控制本期内部控制质量，即控制审计前操作性应计利润情况下，审计收费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正相关。这表明，对于高控制风险公司增加的审计收费并未有效地降低它们的高操纵性应计利润，即增量审计收费并未有效地用于审计努力。另外，内部控制质量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负相关，与Ashbaugh-Skaife等（2008）、Doyle等（2007a）以及方红星和金玉娜（2011）等结论基本一致。国际“四大”与操作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表明整体上国际“四大”事务所并未有效地降低操作性应计利润，其所要求的更高的审计收费可能仅仅是源于声誉，而非更多的审计努力。前五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表明较差的股权制衡结构可能会导致致大股东更频繁地操纵公司的盈余。
六、结论
在验证高控制风险会导致高审计收费情况下，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增加的审计收费的最终流向问题，结果发现：因控制风险高而增加的审计收费主要作为提高可接受审计风险的“投保费”，即事务所消极应对高控制风险下的高盈余管理行为，而非充分用于增加审计努力。
注释
{1}参照王宏等编制的2009、2010年内部控制指数来衡量内部控制。
{2}在表2中，（1）中IC为2009年内部控制指数，（2）中IC则为2010年。
参考文献
[1]戴捷敏，方红星.控制风险、风险溢价与审计收费[J]——来自深市上市公司2007年年报的经验证据.审计与经济研究，2010，（3）：46-53.
[2]刘运国，麦剑青，魏哲妍.审计费用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证据.审计研究，2006，（2）：74-80.
在剧烈市场竞争环境下，与公司盈余管理产生的诉讼风险相对应的审计风险溢价波动模式会因市场监管力度和审计怀疑水平的不同而变化，随着公司购买审计意见需求的扩大和审计师自身利益的内在驱动，审计风险溢价的波动规律日趋复杂化。我国2004年以前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并没有反映盈余管理行为蕴藏的诉讼风险，如处于微利或配股区间实施盈余管理的公司支付审计费用较低［1］，公司盈余管理与审计定价呈弱性负相关［2］，这些研究从定量视角揭示此阶段的审计定价无法及时、充分和适当反应公司盈余管理所蕴藏的诉讼风险，此种现象根源于在高质量审计需求普遍匮乏的市场环境中公司对审计定价主导权的掌控。随着近年来在风险导向审计框架准则中引入审计职业怀疑，在适度审计怀疑状态下公司盈余管理诱发的诉讼风险对应的审计风险溢价机制研究意义凸显。国内外有关盈余管理与审计定价的博弈研究可以归结为盈余管理幅度与审计定价关系，以及审计风险利益分配条件两个层面。已有文献集中于分析盈余管理的单向操纵导致的诉讼风险对审计定价的影响，这些研究关于审计定价对不同性质盈余管理的响应模式结论不一，没有考虑在审计师不同职业怀疑状态下诉讼风险对审计定价的潜在影响。Ab－bott［3］，Barron［4］，Heninger［5］，赵国宇［6］等发现，审计师忽视向上盈余操纵时将面对着更大的诉讼风险，因而审计定价与正向盈余管理正相关，然而刘运国［7］借鉴Simunic［8］的审计定价模型研究结论则是审计定价与正向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负向盈余管理显著负相关，还有Caraman－is［9］，Eshleman［10］，Higgs［11］给出了操控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与超额审计收费负向相关的证据；Heninger［5］，Subramanyam［12］等实证检验了正向盈余管理同事后审计诉讼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审计诉讼风险依赖于盈余管理的性质和程度，审计师预期损失会因盈余管理的方向不同而变化；宋衍蘅［13］和冯延超［14］则发现违规处罚形成的审计风险会提高处罚披露当年的审计定价，并且导出诉讼仲裁和违规处分等法律事件对应的诉讼风险与审计定价正相关，而Pratt和Stice［15］强调高增长型公司倾向于正向盈余管理而招致更严厉的未来诉讼惩罚。审计风险博弈定价在治理审计风险和抑制盈余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审计定价博弈的研究方法已经从单期静态三方“囚徒困境”博弈发展到跨期动态贝叶斯精炼博弈，然而现有的博弈分析文献仍未给出审计定价的均衡对价解和博弈均衡关系的经验证据，更未考虑在不同审计师职业怀疑状态下公司管理层与审计师的利益关系和均衡条件。龚启辉［16］，余玉苗［17］，刘锦芳［18］给出了利益博弈均衡条件下形成审计风险的利益分配关系，以及双重审计监督博弈下导出风险混同均衡的条件，从对立面视角获取降低审计风险的利益分配方案；审计定价在适度的博弈条件下对盈余管理存在一定的治理效应，陈汉文［19］通过调查分析得出，当同时增加审计测试范围和怀疑性咨询会抑制公司管理层的盈余操纵，而且，审计收费的提高对于减少盈余管理的效应在国有企业情形内比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本文采用Bedard［20］的盈余管理风险假设和可操控性应计额度量盈余管理的幅度与性质，探析在审计职业怀疑的不同心态下诉讼风险导致的审计风险溢价行为对双向机会盈余管理的响应模式。主要理论创新在于：（1）率先探析在审计师不同怀疑心态下诉讼风险导致的审计风险溢价的定价机理，发现审计风险溢价会因诉讼风险的非对称性而导致对于双向机会盈余管理的非对称性响应，提供高增长型公司的盈余管理因诉讼风险增大而导致审计风险溢价倍增的经验证据；（2）首次运用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构建包含诉讼风险和审计怀疑因素的审计风险溢价模型，导出不同诉讼风险和审计职业怀疑水平条件下审计风险对价的博弈均衡条件，给出了审计职业怀疑抑制盈余管理和诉讼风险的作用模式。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向上盈余管理诱发的诉讼风险会增加审计的风险溢价，性质严重但幅度较小的盈余管理导致的诉讼风险更大，审计师要求较高的诉讼风险溢价补偿，而当审计师无法保持适度的职业怀疑时，识别特定盈余管理与其潜在诉讼风险的能力下降，因而无法降低盈余管理可能给审计师造成的诉讼风险损失。轻度向下盈余管理可能引起的当期诉讼风险较小，但长期轻度向下盈余管理所潜伏的诉讼风险的后果更严重，导致审计师无法查出跨期性的重大财务报表错漏报的审计风险更高，需要更多的审计经验判断、审查时间和运用高级审计技术，因而需要更高的审计风险补偿，由此假设：H1：盈余管理与审计怀疑博弈均衡形成诉讼风险溢价，在低度和高度审计怀疑水平下双向机会盈余管理与审计风险溢价呈U形波状关系。在既定审计怀疑水平下正向盈余管理产生的诉讼风险明显高于负向盈余管理形成的，而且审计师面对正向盈余管理产生的诉讼风险会增加审计风险溢价。负向盈余管理是出于平滑当期利润、未来扭亏或“保牌”、“保配”和“增发”等诱因，因其所造成投资者或利益相关者的损害较小，所导致的诉讼风险也相应较小，同时审计师执行标准审计程序产生第一类审查错误所承受的诉讼风险成本也相对较低；低度与高度审计怀疑所形成的审计判断会因锚定效应和推定性预期而更容易忽视负向盈余管理所潜伏的诉讼风险，但在适度审计怀疑水平下这种审计判断的偏误效应会得到反向的修正，据此假设：H2：低度与高度审计怀疑会导致正向机会盈余管理比同幅度负向机会盈余管理产生更大的诉讼风险审计增溢，而中度审计怀疑水平对应的审计风险溢价与机会盈余管理呈二次曲线关系。高成长型公司可以借助盈余管理和高市盈率预期夸大公司市场价值而欺骗外部的投资者，审计师为此要遭受比审计普通公司同性质的盈余管理更大的诉讼风险，需要增加更多的审计成本和收取更高的审计风险溢价以弥补后期诉讼风险损失。对于高成长型公司而言，高幅度或性质严重的盈余管理导致的诉讼风险与市场公众的高市盈率预期产生剧烈的反差，未来很可能遭受监管部门更严厉的诉讼惩罚，而适度的审计怀疑促使审计师更谨慎地识别高增长型公司的账外经营、复杂关联交易、变更会计政策、隐瞒重大事项等较为隐蔽的盈余操纵手法，从而降低相应的诉讼风险补偿，因此提出假设：H3：高增长型公司的盈余管理导致的审计风险溢价与公司市盈率正相关，且增加的幅度与审计职业怀疑水平和盈余管理性质直接相关。
3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
本文率先运用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理论探讨由公司主导审计时风险溢价分配的连续博弈分析机制，考虑审计师要价与公司出价策略空间的概率分布和诉讼风险约束条件已知的情况，通过求解使双方获取最大风险收益的最优风险溢价分配，使盈余管理与审计风险溢价达成混合策略纳什博弈均衡。研究在效用最大化框架下，考察诉讼风险溢价分配方案由公司方提出而审计师可以对其进行讨价还价，推导在不同诉讼风险和审计怀疑状态下审计风险利益分配的均衡对价解。审计师和公司对于诉讼风险溢价的争夺取决于博弈双方的策略，为此假设公司对审计师的风险对价预测密度函数f1，审计师对公司的风险出价预测的密度函数为f2，出价和对价的取值大于Smin且小于γ（E－λQ2），其中Smin代表审计师风险溢价的最低对价，Smax代表公司在既定的诉讼风险条件下盈余操控收益所能支付的审计风险溢价上限，E代表诉讼风险的总溢价，λ代表遭受诉讼的风险概率系数，Q1代表审计师对风险溢价的要求，Q2代表公司对风险溢价的要求，γ代表公司市盈率倍数因子，考虑高市盈率公司时，取γ＞50；S1代表盈余管理风险的对价策略，S2表示公司对审计风险溢价的出价策略，则在风险契约条件下有：Smin＜Q1。推论3表明：当审计怀疑处于低度水平范围内，均衡审计风险溢价与诉讼风险线性正相关且相关程度受审计怀疑的二次负向调节，审计怀疑通过实际超额风险收益和公司最大风险偿付调增均衡审计风险溢价，且因低水平的审计怀疑使诉讼风险增加的审计均衡风险溢价较为接近公司能够支付的最优审计风险溢价；当审计怀疑处于中度水平范围内时，均衡审计风险溢价与诉讼风险的关系性质取决于审计怀疑系数，随着审计怀疑系数的增大，均衡审计风险溢价先与诉讼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而后与诉讼风险呈负相关关系，两种变化速率较为接近，审计怀疑以一次非线性增长关系调节均衡的审计风险溢价；当审计怀疑处于高度水平范围内，均衡审计风险溢价与审计怀疑和诉讼风险均呈正相关且主要由审计师的最优要价支配。当审计怀疑处于低度水平范围内时，负向盈余操纵程度越大时诉讼风险越高，均衡审计风险溢价也越高；而当审计怀疑处于中度水平范围内时，负向盈余操纵程度越大对应的均衡审计风险溢价处于稳定阶段且受制于审计怀疑水平；当审计怀疑处于高度水平范围内时，随着负向盈余操纵幅度加大而小幅增加诉讼风险，使得均衡审计风险溢价因审计怀疑水平较高而缓慢增大。对比双向盈余管理与均衡审计风险溢价行为可知，审计师与公司管理者在风险框架下可以按照各自的对价策略进行博弈，达到双方利益最优化的均衡状态。高度和低度审计怀疑状态下的审计风险溢价与盈余管理呈左倾U型曲线关系，即不对称的诉讼风险条件下审计风险溢价与盈余管理性质的作用关系发生变化，在正向盈余管理情形下审计风险溢价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而在负向盈余管理情形下审计风险溢价与盈余管理成负相关关系；而中度审计怀疑状态下的审计风险溢价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且取决于审计怀疑对盈余管理内容与性质的识别程度，不同的审计怀疑水平对于盈余管理产生的审计风险溢价起着不同的调节作用。高增长公司盈余管理导致的审计风险溢价与诉讼风险正相关且增加的幅度被市盈率放大，扩大乘数与审计怀疑水平和盈余管理性质有关，支持了在既定诉讼风险约束下高市盈率公司的盈余管理比低市盈率公司同幅度同性质盈余管理会导致更高的审计风险溢价。
4实证研究设计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实证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RESSET金融财务数据库和CSMAR审计收费数据库，并与新浪财经网和巨潮资讯网相同指标字段进行核对，手工补充采集的数据取自于上市公司年报、董事会决议和相关的公司公告，覆盖12个基本行业类别选取2006－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虑到金融保险业经营与监管的政策性因素，剔除新上市、已退市、金融保险业、未披露审计费用和相关变量数值缺失的部分公司后共取得1587个有效样本。对于审计怀疑权重指标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和量纲评分方法整理获得，具体量纲指数和评分方法详见下面的变量定义部分。本文对于具有异常值的变量数据均进行了前后1％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4．2变量定义与研究模型盈余管理可以划分为管理人员为了获取私利、改变契约结果、攫取额外资本收益、满足监管者要求等进行的机会盈余管理，与管理层为了传递企业价值相关信息，建立在企业真实经营业绩的基础上调整应计额的决策盈余管理。由于机会盈余管理的应计额无法与未来的经济利益注入和现金流量相联系，因而不确定性程度更高和潜在的错报风险较大，本文按照盈余分布处于“保牌”、“配股”、“增发”阈值区的公司选取为机会盈余管理的样本，可操控应计的度量方法采取应计利润分离法，选用可操控性应计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替代变量，通过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算操纵性应计额，修正Jones模型认定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主要是固定资产应计项目和剔除应收账款的主营业务收入相关的应计项目，可操控性应计额等于总应计额减去不可操控性应计额，而总应计额等于净利润减去经营现金流量净额，通过公式迭代求得不可操控应计利润估计值后，依据Simunic模型［8］和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出可操控性利润，进而应用于审计风险溢价分配模型（式4）对上述假设进行检验。审计怀疑变量采用基于人类心理学、组织行为学和社会伦理学等前沿实验研究证实有效的个性特征变量［21］、公司风险控制水平［22］和心理素质指标［23］相结合的权变度量方法。个体特征变量测量指标包含审计经验、年龄、职位、公司声誉、性别和教育程度等，公司风险控制水平变量测量指标分为年报审计鉴证年数、非审计鉴证业务收入占比和风险内控与业绩评估等，采用Likert五点量表加以测量，主要从注会协会网站和事务所主页手工采集；心理素质指标运用Hurtt［23］的心理量纲6分度量法，通过电邮问卷调查法选取自信、轻信、主断、包容、随和、探奇、找岔、谨慎判断、多疑、动机识别等20个测量指标，依据怀疑程度的高低进行评分。信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Cronbachalpha信度指标值为0．81，表明这些指标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5实证结果分析
5．1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各公司审计风险溢价的标准差、极值点和分位点的分布较大，说明2006年以后诉讼风险已经在审计风险定价得到反映；持续性审计意见变量均值0．77和方差0．27表明所选样本大部分符合审计博弈条件；独立董事比例均值36．8％且标准差偏小，样本中ST公司数目占比接近10％，子公司数目离散程度较小，而海外子公司占比均值4％，说明所选取的样本公司组织管理结构差异较小，有利于分析盈余管理和审计溢价作用关系；对外担保对数和存货加应收／总资产以及盈余管理度量指标可操控性应计额的均值0．12和标准差0．07，说明不同类型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幅度具有相似性。
5．2实证分析结果模型1的TOBIT回归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类的控制变量中监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占比、监事会财务背景，同审计溢价的关系与理论预期相符但并不显著，经营状况类变量包括连续亏损、营运资金占比、对外担保额、母子公司规模、国内与海外子公司数目的回归系数均与审计溢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与理论预期符号相符，其中子公司数目和母公司规模的影响系数较高，表明营运资金占比越大反映出公司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状态越复杂，而对外担保额通过经营和财务风险间接增加了审计风险，规模越大、结构越复杂、有海外子公司的上市公司的审查风险越大，连续亏损的公司管理层为保住上市资格倾向于盈余操纵，导致审计师为弥补多承受的审计风险而收取更高的审计风险溢价。模型2与3分别使用低度和高度审计怀疑状态对应的样本，回归结果表明正向盈余操控与审计溢价的相关系数显著为0．324，与理论预期符号相符，表明正向盈余操控同审计风险溢价呈正相关关系，同时负向盈余操控与审计风险溢价的相关系数为－0．211，与理论预期方向相同，表明负向盈余操控同审计溢价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而在低度或高度审计怀疑状态下负向盈余管理比正向盈余管理支付较低的审计风险溢价，非适度审计怀疑对正向盈余管理产生的诉讼风险报酬要求更高，从而证实假设1的结论。模型4显示在中度审计怀疑状态下双向机会盈余管理与审计风险溢价的关系不显著且估计误差明显变大，这印证了假设2在适度审计怀疑状态下机会盈余管理与审计风险溢价的关系不确定。模型5为高市盈率样本公司的诉讼风险对盈余管理与审计风险溢价关系的调节效应，双向盈余操控同审计风险溢价的非对称关系的强度比普通市盈率样本公司更大，这归因于高市盈率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诉讼风险高于普通市盈率公司同幅度同性质盈余管理的诉讼风险，从而证实了假设3。本文结论的稳健性检验方面，首先剔除双向盈余管理应计项目在75分位点以外的样本，在解释变量不变条件下与审计风险溢价的回归关系的显著性水平更高，这表明诸如“扭亏为盈”或“亏损大清洗”等严重的盈余管理不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其次，识别国外“四大”或国内“十大”审计师事务所并按照行业分类重新配置样本和再次统计检验，回归结果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对审计大所和跨行业的适应性，“大所”在审计风险利益分配中没有收取额外的溢价；接着，进一步控制异方差和改变年份控制变量，对海外子公司占比、子公司数目以及营运资金占比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方差扩大因子值均小于2），同时将年份控制变量设成2007年前后两个子区间，检测2006年新风险导向审计准则出台后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本研究结论具有参数估计值和模型拟合度的稳健性（模型5）；最后，检验在适度审计怀疑状态下检验审计风险溢价与机会盈余管理的二次协变关系为显著二次正相关，表明在低于（高于）平均的机会盈余管理幅度内审计风险溢价会随着盈余操纵幅度增加而降低（上升）。
6结语
关键词：审计；审计抽样；控制
1引言
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会计师事务所作为服务机构，向被审计单位提供独立的第三方审计服务。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可靠的审计报告，能提高社会公众对企业的信任，同时会影响投资者作出相关决策，影响着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审计抽样是审计程序中的一个重要步骤，通过应用审计抽样，能够极大地提高审计效率，推动审计工作的有序进行。在审计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审计抽样的技术和方法也在不断地完善与进步。而随着数据式审计概念的提出，尽管目前业内人士对其理解不够成熟，具体如何实施，也在不断的探索，但是随着审计技术的不断成熟，遭遇瓶颈，数据式审计模式的理念和技术的出现，成为了现代审计技术的曙光，逐步引领审计理论的完善与审计实务工作的进步。审计抽样的技术和方法也会在数据式审计模式的理念和技术的启发下，不断适应和进步，其应用也会进一步提高审计效率。
2审计抽样概念和审计抽样风险
2．1审计抽样
审计抽样是指审计人员从总体中选取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来实施审计程序，其中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为审计人员据此推断总体特征提供合理基础。审计抽样的基本方法包括统计抽样法和非统计抽样法。统计抽样法，是通过使用统计方法来确定样本规模，根据随机原则选取样本，然后根据样本得出的结果，来推断总体特征的一种方法。统计抽样法是用随机方法抽取样本，能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能保证选取的样本在总体中具有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抽样风险。统计抽样法可分为属性抽样法和变量抽样法。非统计抽样法又称判断抽样法，是审计人员凭借自身的主观判断和以前工作积累的经验，从总体中选取样本，并根据样本特征，推断总体特征的一种方法。非统计抽样法虽然不如统计抽样客观，不能保证审计人员作出判断的准确性，但如果审计人员经验丰富，专业素质很高，只要运用得当，也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2．2审计抽样风险
审计抽样与详查法不同，这个过程必然导致误差的产生，换句话说，抽样风险必然伴随着审计过程中审计抽样的运用而产生。所谓抽样风险，就是指审计人员根据样本推断总体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于对总体全部项目实施相同的审计程序而得出的结论。在进行控制测试和细节测试时，审计人员都会用到审计抽样。在控制测试中，抽样风险包括信赖过度风险和信赖不足风险两种。信赖过度风险，就是指推断的控制有效性高于其实际有效性的风险。信赖不足风险，就是指推断的控制有效性低于其实际有效性的风险。信赖过度风险会直接对审计结果产生影响，结果可能导致审计人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所以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要尤其关注。信赖不足风险，则会导致审计人员增加样本量，对审计结果虽然不会造成影响，但会因此增加很多审计工作，影响审计效率，增加审计成本。信赖不足风险通常是由于审计人员没能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的谨慎性原则，因过度谨慎而造成的。在细节测试中，抽样风险包括误受风险和误拒风险。误受风险，就是指注册会计师推断某一重大错报不存在而实际上存在的风险。误拒风险，就是是指注册会计师推断某一重大错报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风险。误受风险，可能导致审计人员发表不恰当的审计意见，会对审计结果产生直接影响。误拒风险则可能导致审计成本的增加，影响审计效率。总之，只要存在审计抽样，就会存在审计抽样风险。
3审计抽样风险的控制
3．1正确处理审计效率和效果的关系
审计效率是高还是低，与审计人员所花的时间长短有关。一般来说，所花时间越短，审计效率越高。而审计效果的好坏则直接决定着审计人员审计质量的高低。审计人员选取的样本规模越大，一般审计效果就越好，但是样本规模过大，花费的时间成本就会过高，审计效率下降，而样本规模过小，审计速度提升，审计效率得到了提高，审计效果却因此下降了。因此，在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要衡量审计效率和审计效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保证审计效果的前提下，采取措施提高审计效率。
3．2审计人员自身应该提高责任意识，并不断提高自身素养
在审计过程中，前面提到的四类审计风险难以全部避免，但是却可以通过一些有效措施，将风险程度降至最低。首先，在开展审计工作前，审计人员应当充分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整体环境，了解越详细，越全面，就越有可能将审计抽样风险降低到可接受的低水平，还能够提高审计过程中职业判断的准确性。其次，根据总体，通过运用合理的方法确定适合的样本规模，并选择合适的审计抽样方法，最后选出用以推断总体的样本。审计抽样风险大小，会直接受到样本规模的大小的影响，二者呈反比关系。所选取的样本规模越大，审计抽样风险就会越小，反之亦然，所选取的样本规模越小，审计抽样风险就会越大。因此审计人员需要运用合理的方法确定样本规模，保证既不会因为样本太小，难以推断总体特征，增加审计风险，也不会因为样本太大，工作量太大，降低审计效率。然后，用某种审计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最后，抽取样本后，要对抽样的结果进行评价控制。审计人员要通过执行审计程序，获取审计证据，对审计结果进行评价，来确定样本的误差，包括误差的性质、原因及其对其他审计工作的影响等，再根据样本误差来推断总体误差，并作出相应的审计结论。从另一方面来讲，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国家政府出台了各种新政策，审计人员必须时刻保持学习的理念，学习必要的以及在不断变化的业务知识，提高审计的技能，提高审计过程中审计职业判断的准确性，确保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同时在审计过程中保持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保持职业道德精神。
3．3提高样本的有效性
进行审计抽样，由样本特征来推断总体特征，是审计人员的工作。审计人员要根据所抽取的样本所得出的结果，来合理地推断总体特征。“推断”的这个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的误差，这个误差会因每个审计人员专业素质不同而不同，这样就会对审计结果造成很大的影响。审计抽样的方法，包括统计抽样和非统计抽样。这两种抽样方法都离不开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在非统计抽样中，审计人员在确定样本规模大小以及在评价样本结果时，靠的是主观判断和个人经验。统计抽样虽然选取样本时采用随机方法，但一定那个程度上，审计人员也需要做出专业判断。因此，在进行审计抽样时，审计人员要利用自身不断提高的专业素质来进行职业判断，根据不同的审计抽样方法的特征，来确定合适的样本规模大小，以尽量提高样本的有效性。
3．4会计师事务所建立风险责任制度和专业指导机制
审计抽样是审计的一个环节，为了降低审计抽样风险，就要从整体上降低审计风险。为了控制风险，会计师事务所要建立健全内部的风险责任制度和专业指导机制。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内各个层次、各个岗位的审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做到有人进行实地审计工作，有人负责监督审计过程，有人在审计报告完成后进行审核，这样不仅在出了问题时，能够分清责任，从而及时解决问题，还能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提高审计效率并降低审计成本。因此，建立风险责任制度十分有必要。现在，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业务范围很广，涉及到各个行业，审计人员不可能懂得所有的知识，在遇到超出自己知识范围的情况下，就需要得到及时的咨询服务以及恰当的业务指导。例如，可以通过聘请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家做会计师事务所的技术顾问，帮助审计人员做出更专业的判断，从而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结论的可信度。
3．5改进审计风险模型
现代审计工作是在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在风险导向审计理论指导下，传统审计风险模型需要进行改进，出现了现代审计风险模型。现代审计风险模型，在形式上有所简化，但却扩大了审计风险的内涵和外延。现代审计风险模型被描述为：审计风险＝重大错报风险×检查风险。在审计理论的不断发展中，审计风险模型肯定也会不断改进，审计抽样风险作为其中影响的一个环节，肯定也会因为理论的发展，审计模型的发展，而不断改进审计抽样方法，降低审计抽样风险。
4结束语
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活动，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审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便是进行审计抽样。样本规模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样本规模太大，会造成审计效率低下，样本规模太小，又不能用于推断总体特征。因此，需要运用合理的方法，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确定合适的样本规模，既能提高审计效率，还能降低审计抽样。审计抽样的存在，必然导致审计抽样风险的存在。在履行审计程序时，审计人员必须采取措施来控制审计抽样过程，以降低审计抽样风险。而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技术的进步，在浩如烟海的电子数据中，如何通过恰当地确定审计样本，提高审计效率，将审计抽样风险、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低水平，甚至是更低的水平，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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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秋明．正确运用审计抽样方法提高审计工作效率［J］．中国审计信息与方法，2000，（02）：16－17．
在国家审计领域，以绩效审计取代传统的财政财务审计是必然趋势。美国是最早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国家，美国审计总署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把注意力转向了绩效审计，70年代绩效审计已占到其工作量的86％以上；英国开展绩效审计也已有20多年的历史。1983年英国制定了《国家审计法》，授权审计长检查任何部门使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及效果，为英国国家审计署开展绩效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英国审计署有一半以上的人员从事绩效审计工作，每年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是绩效审计项目。绩效审计在提高政府及公用部门服务质量，提高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在我国，绩效审计问题也越来越引起重视，审计署在2002年提出的审计工作五年规划中明确要求：至2007年效益审计（即绩效审计）所占比重要达到50％以上。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绩效审计工作的推进遇到了不少问题，从公开的案例看，十分有效的项目也不多，绩效审计实施的总体效果不够明显。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推动绩效审计工作，必须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提高绩效审计的层次和权威
绩效审计不在于对具体一项资金的违规使用和财务处理错误，而是从更宏观、更根本的角度分析研究项目实施和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不经济、低效率问题。2004年美国审计总署的直译称谓由“总会计办公室”变更为与政府的经济、效率和效果密切相关的新名称――“政府责任办公室”，更加明确地表明会计从来都不是审计总署的主要使命，审计总署的首要任务是提高联邦政府的绩效，保证联邦政府尽到对议会和公众的责任。审计总署利用其向国会提供职业化、客观性信息的独特权威，不仅提示联邦资金使用是否适当的问题，还扩展到对联邦政府的政策、行政机构和项目的工作情况进行评估，以通过财政和其他管理审计手段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确定公共资金是否依照有关法律有效地使用，进而帮助、改善联邦政府的工作。绩效审计的高层次和权威性显而易见。同时，这种高层次和权威性的审计工作都依赖于审计独立性的有力保障，没有独立性保障，绩效审计的高层次与权威性也就必然受损。而从我们目前开展的对绩效审计的探索来看，这一点还远远没有达到。比如，近年来实施的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审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审计，都只是基于政府政策制度下的资金筹措、管理、使用的审计，至于问效、问责，我国绩效审计的层次和权威远未实现。审计失地农民基本社会保障时，可以发现：农民不愿拿出土地补偿款参保，在即征即保的政策高压下参保的农民多数选择最低的保障标准（因为可以少缴费），所以，发生了参保率低、保障标准低等问题，但这只是个表面现象，进一步分析不难发现还有政策制度和政府的问题。比如，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没有与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等制度相衔接，容易产生多头参保缴费、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强制失地农民参保，而政府的出资责任大多没有履行到位，政府的公信缺失，且有政府通过政策进一步圈钱的嫌疑等等，这些问题是目前政府序列的审计根本无法分析和揭露的。政府审计政府及其部门的绩效，难以避免走过场或程式化。因此，从体制上保障审计人员敢于对政府决策、政府管理的有效性提出质疑，是推进绩效审计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确保绩效审计计划的科学性
美国联邦审计总署和英国审计署都对确定绩效审计的重点和计划采取了几乎相同的方法，以确保其科学、有效。那就是：定期确认那些易于发生舞弊、浪费、滥用和管理不当的政府项目，分析评估审计风险和监管风险，以确保绩效审计工作的重点放在政府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和最具风险的项目上。所以，绩效审计项目的成果大小，在一定程度取决于绩效审计计划确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而计划的科学、合理与否，则取决于能否持续地分析发现那些最需要开展绩效审计的问题和项目。我们的项目管理基本上还是随意和散乱的，特别是前期的分析研究几乎空白。究其原因，我们的审计是多头领导的，法律规定审计就受本级政府和上级审计部门双重领导，但实际上，只要党委、政府、纪委、人大的领导一批示，审计都得配合，什么行风评议、执法检查、经济责任审计、人大评议等都是给审计下项目的途径，要解决审计计划管理混乱的问题，还需从提高审计的独立性入手。
三、创新绩效审计程序和方法
绩效审计的程序和方法有别于一般的常规审计，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首先来自绩效标准和评估方法的不确定性。同时，被审计单位和政府、公众对绩效审计的期望和要求的差异性，也要求我们在绩效审计时采取更为灵活和机动的方式方法，以说服各方接受审计意见。联邦审计总署认为绩效审计没有严格的审计准则可供遵循，其报告形式多样，要充分考虑不同兴趣读者的需求。在严格保证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客观性的前提下，绩效审计更多地吸收了管理咨询中专业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为我所用。也正是由于这种灵活性，对审计人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几乎没有既定模式和方法可供审计人员模仿套用，也不像财政财务收支审计那样有具严格规定性的律条作为审计标准来判定不经济或低效率的程度，并课以审计处理。目前，我们的国家审计的规制非常严格，程序复杂，一个一周时间实施完成的项目，按规定程序也许3周还难以完成，大小项目都一样，这无疑也是一个最大的审计绩效问题，所以有些审计项目由于及时性问题而使其绩效大大缩水。因此，推进绩效审计，必须研究适应绩效审计的审计程序等制度。
四、审计公开是实现绩效审计目的的最有效途径
【关键词】审计；低碳经济；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随之而来人类需求不断增加，资源消耗过大，短缺现象逐渐明显，我们每天也生活在环境质量不佳，碳排放量超标的环境里。资源的耗损和环境的恶化给国家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突出，人们对自然资源及环境问题日益关注，所以，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低碳经济审计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一、低碳经济审计概述
低碳经济，就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状态。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积极承担环境保护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也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型工业，建设生态文明。低碳经济审计是由有关审计组织，依据国家政策，法律和有关规章，制度和标准遵循审计准则，对被审计单位或部门的低碳生产经营，资源利用，财务信息，职责履行等活动进行的特殊管理。
开展低碳经济审计有助于缓解国家资源紧张短缺等严峻情况，也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贯彻的更好，与我国一贯执行的方针政策相吻合。
二、建设低碳经济审计模式方向与思路
构建低碳经济审计模式是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建设低碳经济审计模式目的在于，国家可以有效监督被审计单位低碳生产管理的水平和内容，监督他们是否按照相关标准进行严格的执行低碳生产，根据审计结果，总结审计报告并提出合理的审计建议。审计报告可以提供的科学合理的数据，有助于分析被审计者的行为动态或者公司相关设备运行状况，从而找出一些潜在的节能减排措施和能源高效利用方法，这样就可以更直观的让政府，企业，人民大众都明白能源到底都消耗在哪里，我们每天的日常行为是否是消耗能源的表现，而碳排放又排放到何处，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全民形成节能减排的意识。
三、制约低碳审计模式发展的因素
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执法不严格。我们国家需要不断完善低碳经济审计的法律之多，这是实施低碳审计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已经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或者管理条例，但在低碳经济审计方面的相关细则还不太完善，就更不要提执法过程了。例如，在审计过程中，被审计单位质疑审计者，并不配合审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没有有力的相关法律条例来说服被审计者，就会导致审计数据不完善或者提供材料不真实，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审计的进程，也对审计结果产生很大影响，从而也会对国家制定低碳审计相关方针政策造成偏差。
低碳经济审计人员匮乏，专业性有待提高。因为低碳经济这一现象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被提出的，所以低碳经济审计这一行业也可以说是一新兴行业。我国审计人员大有人在，而对于低碳经济审计来说，确是少之又少，其专业性也是在不断地审计过程中，不断提高，所以从客观角度讲，人员匮乏，专业性有待加强。
低碳经济社会意识薄弱。虽然，最近几年，全社会的环保意识有所增强，但是在经济增长面前，环境保护又被摆在了不重要的位置。所以，在这其中，也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形象和政绩，他们对环保工作消极散漫对待，就更不认同低碳经济审计了。其次，企业环境意识淡薄，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毫无节制地损耗各种有限资源。此外，人民群众对于环境保护意识薄弱，有很多不自觉的行为，其实就是在破坏环境，全社会环境保护意识总体水平较低对我国低碳经济审计机制的建设也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四、对我国低碳经济审计发展的建议和想法
我认为，需要提高全社会环境意识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意识。我国应该依据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环境宣传教育体系，多层次，全方位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例如，学生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多方面抓起，营造全社会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积极向上的氛围，提高全民保护资源环境的自觉性。当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问题，如果不能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资源就会衰竭，也终将会有一天，资源会耗竭，就不可能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低碳经济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不可忽视的一个发展模式，不论是重工业还是轻工业，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都会朝着低碳化，无碳化方向发展。近几年，我国先后成立了北京环境交易市场和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它们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环境交易市场的初步形成，但由于刚刚起步，我国碳交易制度尚未成熟，相关审计标准难以确定，我国要想实现碳交易良性运作，必须建立相应的与之配合的监督机制。因此，越来越多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将低碳经济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它们的目的是想通过主导国际社会节能环保标准的制定，从而在技术设备方面给发展中国家设置难题，从而确保国际竞争优势。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不断挑战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一定要选择低碳经济发展之路。审计机关作为国家经济运行的不可或缺的系y，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保障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和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发挥重要作用。构建低碳经济审计模式是我国经济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是经济形势发展与行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深入贯彻落实我国政府方针政策的实践需求。
参考文献：
[1]李惠珍.低碳经济与审计[J].审计研究，2010.11.
一、引 言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上市公司发展壮大的过程，仅仅依靠内部积累资金是很难完成的，并且双重缴税会增加企业的负担，因此，外部融资不可避免地成为公司重要的融资渠道。陆正飞，叶康涛（2004）认为，在中国，上市公司在融资过程中主要受到融资渠道、融资成本、公司获利能力及规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选择外部融资方式时多倾向于选择股权融资方式，因此权益资本成本的大小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来说至关重要[1]。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公司信息披露状况、公司的规模、公司上市策略及公司治理水平等，当然也包括声誉机制。姜付秀等（2008）认为，由于中国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机制不完善，公司内外的声誉机制在其融资过程中就显得尤为重要[2]。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声誉逐渐成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可以从某种程度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对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提供保证作用。声誉可分为审计师声誉与公司声誉两种形式，审计师声誉是一种外部治理机制，主要通过资本市场的信息传递来发挥其作用，而公司声誉是一种内在的，与企业成长密不可分的无形资产。目前，已有许多学者对审计师声誉和公司声誉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作出了研究。Lai（2009）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审计师声誉可以对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负向影响[3]。Beatty et al（1986）证明了具有良好自有声誉的上市公司对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具有显著加强的作用 [4]。但是，以前学者都是将审计师声誉或者公司声誉单独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没有将两者综合起来研究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而未单独针对中国的民营上市公司，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文试图以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挖掘公司声誉、审计师声誉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发现在限制其他条件后，审计师声誉和公司声誉分别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公司声誉的递增，审计师声誉对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也就是说，公司声誉对于审计师声誉会产生替代作用。
二、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权益资本成本是股东对所投入资金所要求的最低收益率，也是公司获得资金使用权所付出的代价。Jensen和Meckling（1976）研究发现：如果投资者承受的风险较大，他就会通过索取较高的资金报酬率来补偿风险，也就是说公司需要承受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5]；Diamond 和 Verrechcia（1991）通过检验得出，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与公司信息披露有着直接的关系，公司信息的充分披露有利于降低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有利于投资者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风险，从而降低其要求的投资回报率，即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6]；在我国，汪炜和蒋高峰（2004）、黄娟娟和肖珉（2006）利用我国配股再融资的上市公司数据验证了这一结论[7，8]。由此分析可知，虽然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很多，但是只要上市公司能够降低投资者所承担的风险，那么投资者就会要求较低的投资回报率，相对应的，公司所承担的权益资本成本就会较低。
一些学者已研究证明，审计师声誉与公司声誉也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因素。Lai（2009）和张学勇（2014）的研究证明：审计师声誉可以降低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上市公司为信息不对称付出的成本[3，9]。施继坤（2012）通过研究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审计师声誉通过对被审计单位披露信息质量的保证作用来影响权益资本成本[10]。Titman和Tureman（1986）研究发现：审计师质量可以提供关于公司真实价值的信息，良好的公司声誉可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及经营风险小的信号，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降低权益资本成本[11]。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良好的公司声誉可以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在显著促进公司业绩提升的同时，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进而降低投资者的投资风险及其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从而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审计师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的关系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审计师声誉是如何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呢？一方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良好的审计师声誉可以向投资者传递上市公司已披露信息是真实可靠的信号，有效改善资金投入者与使用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从而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另一方面，根据Mc Gee，J.S（1958）和LG Telser（1966）审计需求保险假说“深口袋”理论，其认为审计是存在一定风险的，因审计师在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错误而造成的损失，审计师应承担相应的保险赔偿责任，从而进一步增加财务报表信息的可靠性，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12，13]。因此可以说，这是一种风险转移机制，审计师声誉越高，为了维持高声誉，审计失败的风险越低，投资者承担的风险越小，从而要求的资金报酬率即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越小。据此，提出假设H1：
假设H1. 限制其他条件，审计师声誉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公司声誉是公司所拥有的一种特殊的无形资产，由于其具有难以模仿和持续性的特点，建立及维护公司的良好声誉可以增强公司竞争优势。要建立公司声誉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累积过程，但是要毁损公司声誉却是瞬间性的，并且会给公司带来巨大损失。醋卫华（2010）研究了中国证监会处罚的147家公司的数据发现，受到处罚的公司，其市值损失大部分是由声誉损失构成的[14]。所以，公司一旦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就会尽力维护公司声誉。拥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更容易得到客户的信任及认可，更容易保持较高利润率，经营风险更小，投资者遭受损失的风险更小，因而公司股权融资成本更低。由此，我们提出假设H2：
假设H2.限制其他条件，公司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
在有效的权益市场和债务市场上，声誉作为一种能够传递积极信息的信号，通过改善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来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首先，瞿旭等人（2011）已证实在债务市场中，非国有企业的自有声誉对审计师声誉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即公司声誉越来越好时，审计师声誉对降低债务成本的作用会越来越弱[15]。在理性人的假设下，权益投资者与债权人同样为公司外部人，可获得市场信息含量是一致的，而且他们追求的目标均为收益最大化，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合理推断：在权益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的自有声誉对审计师声誉也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其次，从审计师起到的合理保证作用角度来说，审计师声誉越高，其提供的审计意见可信度越高，从而投资者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可信度越高，但公司声誉的提高会直接增加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度，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削弱审计师声誉起保证作用的重要性，因此公司声誉可能会对审计师声誉起到一定的替代作用。综上所述，提出了假设H3：
假设H3.随着公司声誉的递增，公司声誉对于审计师声誉具有替代作用，审计师声誉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将会逐渐减弱。
三、数据样本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样本包括2009～2013年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A股民营上市公司。研究样本按如下原则进行筛选：（1）考虑到公司由于资本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了ST或PT类上市公司的样本；（3）剔除了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了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的样本。最后剩余样本公司为383家，其中2009年76家，2010年83家，2011年75家，2012年73家，2013年76家。数据整理、计算采用Excel2003软件进行，同时，为减少极端值产生的误差，对连续性变量我们按1%和99%的标准对其进行 Winsorize处理，多元回归方法采用Stata11统计分析软件进行。
（二）研究模型和变量定义
根据前文的分析，分别构建如下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H1、H2和H3。
学术界对于因变量权益资本成本的测算方法有很多， 如基于市场风险的APT模型和CAPM模型，还有基于公司财务数据的股利贴现模型。Gebhardt，et al.（2001）引入了剩余收益折现模型来计算权益资本成本（以下简称GLS模型），剩余收益折现模型设定当前价格的贴现值等于投资者预期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16]。在GLS模型中，其既不需要假定未来股利是固定的或持续增长的，也不需要事先确定风险溢价，故大多数先前学者均以GLS模型来研究权益资本成本，采用GLS模型对权益资本成本进行预测时，其准确性均要高于APT模型、CAPM模型等其他权益资本成本模型[17-19]。为此， 在计算权益资本成本时，也采用了GLS模型来进行衡量。具体公式如下：
自变量为审计师声誉（Auditor）和公司声誉（Reput），控制变量分别反映了获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市场风险、破产风险、企业规模和流动性等，具体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四、描述性统计与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从表2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知，民营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的平均值为0.062，最大值为0.124，最小值为0.008，相差比较悬殊。审计师声誉的平均值为0.353，这表明从2009～2013年期间，我国大约有35.3%的民营上市公司选择了“十大”高声誉审计师，但同时也表明“小所”在整个审计市场中还是占主导地位。在公司声誉的描述性统计中，其平均值所占的比例为75.6%，这说明我国大部分民营上市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都能遵纪守法、诚信经营，但也有部分公司未遵守市场经济相关法规。获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比较明显。
（二）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从表3的相关系数可以看出，审计师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系数为-0.137，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在我国的资本市场中，审计师声誉已起到良好的信号传递功能，民营上市公司通过聘请高声誉审计师，对降低权益资本成本已起到了显著作用；另外，公司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相关系数为-0.079，且在5%水平下显著，这初步说明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时，公司声誉作为一项无形资产已向资本市场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有利于降低民营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与前面的假设基本相符。与此同时，其他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4，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适合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由表4模型（Ⅰ）的混合数据多元回归结果可知，审计师声誉与民营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系数值为-0.0091（t=-4.29），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审计师声誉确实对民营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审计师声誉越高时，其对应的被审计单位的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假设H1得到验证。模型（Ⅱ）中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司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系数值为-0.0095，t值为-1.96），这表明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投资者在向民营上市公司进行股权投资决策时，被投资公司自身声誉的大小已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判断标准。
考虑到在影响权益资本时，公司声誉对于审计师声誉是否存在替代作用，在这里使用了公司声誉和审计师声誉的交乘项，从模型（Ⅲ）的回归结果中我们发现，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系数值为0.0135，t=5.29），这说明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随着公司自身声誉的逐步建立，审计师声誉对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负向影响逐渐减弱，公司声誉在影响民营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时，确实对于审计师声誉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回归结果很好的印证了假设H3。
就模型（Ⅰ）、（Ⅱ）、（Ⅲ）的控制变量而言，获利能力（Roa）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民营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越强，留存收益将会越多，从而越不需要进行股权融资，导致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另外，公司规模（Size）与权益资本成本在1%水平上亦显著负相关，表明规模越大的公司，自身声誉一般越高，社会公众认可度越高，其抵御财务和经营风险的能力将越强，从而更有利于降低公司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导致投资者要求的报酬率相对较低。
以上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审计师声誉机制和公司声誉机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投资者开始对声誉机制所传递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反应，同时发现，在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因素中，公司声誉对审计师声誉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判断民营上市公司是否违规来进行度量，这种方法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不违规的公司就一定是高声誉公司这一观点尚未得到检验。为此，采用另一种方法来度量公司声誉，借鉴醋卫华（2013）以《经济观察报》的《最受尊敬的中国公司》和财富中文网的《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排行榜》来对公司声誉进行度量，若在这两个榜单中出现过一次即认为是高声誉的公司[20]。从2009～2013年对这两个榜单的公司数据进行收集，五年内数据总数为217个，但是有些是国有公司，有些属于金融保险业公司，有些在境外上市，剔除这些样本后，最终得到五年的高声誉民营上市公司共158家，替换公司声誉的变量后重新进行了回归，除了拟合优度和控制变量与前面检验结果略有差异外，解释变量均在1%置信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回归结果略），因此，总体上回归结果是比较稳健的。五、研究结论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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