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金融化，资源的分配，学者们对金融发展所体现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专家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经济增长受金融发展的影响，但是经济与金融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学者难以给出定论。也这是由于如此，本篇文章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实证来分析来对安徽省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联性进行了研究，并根据最后的研究结果回答了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相同的关系。
二、安徽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章节基于VAR模型之下，将经济增长、资本存量、金融发展、要素投入以及对外开放看做是系统里面的变量指标，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考察。
(一)变量和数据来源
1.经济增长指标。选取安徽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RGDP)来衡量安徽省经济的发展状况。
2.由于研究的具体对象不一样，因而学者所选取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大相径庭。为了对金融发展进行准确的衡量，我们在选择金融发展指标的时候，充分借鉴和思考了戈德史密斯(1969)、罗纳德.麦金农(1973)、爱德华.肖(1973)以及莱文(1997)等相关人等的观点，并着重从金融发展的具体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机构在工作上的效率这三个层面上展开了考察。
3.资本存量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存货增加额，本章以资本存量与GDP的比例来衡量资本的投入。由于存货增加额的数据难以获得，本章采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代替资本存量。资本投入的指标用(MKR/GDP)表示。
4.本章以工资总额与GDP的比值(W/GDP)来对劳动投入进行衡量。
5.本章在考虑到了对外开放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VAR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对外开放程度这一变量，用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IE/GDP)来表示。本章以1989年到2012年这段时期内的数据为蓝本，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GDP、固资投资以及薪资总额等相关的数据都源自于安徽统计年鉴。由于数据系列可能存在异方差，故本章将所有的数据系列都取对数，所有相关测试都是通过Eviews6.0来进行。
(二)研究方法和计量模型
1.VAR模型因为不能够预先对系统里面各个变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确认，所以本文使用基于VAR模型之上的分析法来对我国金融发展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分析。VAR模型作为一种系统回归模型，其对系统里面全部的变量都是统一对待的，因此我们不用对自变量以及因变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预先考虑。
2.短期因果关系测试样本中的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单位根测试过程，基于单位根测试可知晓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此时可考虑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仅仅只能够对一阶差分层面上的变量进行测试，并未涉及到误差修正项的检验工作。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可知:应变量是ΔLRGDP时，否定了3%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W、ΔLMKR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与此同时还否定了4%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IE并非是ΔLRGDP格兰杰成因的假设，其最终结果显示GDP之所以会发生改变，其关键在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方面发生改变，在这之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劳动力、资本存量等。如果应变量是ΔLFIR，5%水平层面上对自变量ΔLMKR并非是ΔLFIR格兰杰成因的假设进行否定，金融深化的关键性因素是资本存量发生改变。VEC格兰杰因果测试结果如下:
(1)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存量、经济增长、劳动投入等存在因果关系;换言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资本存量等。
(2)资本存量、金融深化这两者是因果关系;换言之，金融深化的关键在于资本存量发生改变;
(3)金融深化、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不具备统计意义。前三期无需考虑LRGDP所做出的贡献，LFIR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所有变量中最大的，从第二期开始便可知晓误差方差是9.7%，到第三期时可明显发现此时已经达到顶点，即解释率为31.5%，直到第七期为止呈下滑趋势，第八期在20%水平层面上所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波浪形。固定资产投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第二期时可清楚知晓误差方差为0.78%，第二期到第四期这段期间大幅度增长，第四期时误差方差的解释率为40%，直至第六期为止一直都是上升趋势，第六期时便达到最高点，解释率为57.5%，达到顶点之后便逐渐下滑，但解释率不会低于20%。仅就劳动投入而言，第四期的解释率为7.3%，此后便会呈现上升趋势，但解释率不会低于15%;仅就对外开放而言，从第二期开始便可发现误差方差的解释率没有达到0.1%。综上所述，通过新息分析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金融发展给经济大幅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给经济增长带来很大影响的因素有很多，所有变量中贡献率最大的是金融发展，尽管经济增长的反馈作用会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但就现实情况而言，金融发展的影响力较大，远远超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安徽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对经济大幅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此次研究工作中主要采用的是VAR方差分解法、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法，从劳动投入、经济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对外开放程度、金融发展等方面进行深入，对1989年－2012年这段时期所有变量的动态关系进行分析，其最终结果如下:
(1)在5%的显著水平下，经济增长指标RGDP与金融发展指标FIR处于长期均衡。这说明，在1989－2012年间随着安徽省GDP的增长，金融资产也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二者保持着长期稳定。
(2)此次研究工作中以安徽省为例，对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的因素有很多，金融发展便是其中之一，尽管对经济快速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就现实情况而言，影响力较小。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因素也有很多，例如法制环境、地方金融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等，对安徽省现阶段实际发展情况进行了解，可明显发现本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当下最重要的工作是构建完善成熟的法制体系，对现行机制进行修改与完善，如此一来才能够将各项工作有效落实，区域经济大幅增长的同时带动金融行业快速发展。
(3)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测试可明显发现短时期内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固定资产投资等有一定关联，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劳动投入、金融发展等。与此同时还可明显发现固定资产投资、金融发展等变量是因果关系，金融发展主要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这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1、交易费用对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理论应用于广泛的领域，如关系、寻租活动、企业内部考核等等。农户的借贷行为，是农户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农户与农户之间一种以资金为对象的交易活动，同样要面对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谈判、签订契约、监督执行而付出费用的问题。出于降低交易费用和节约成本的考虑，可以很好地解释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问题。由于农村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要为与农户的贷款交易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宁夏农村自身具有的很多特点，如地广人稀、基础设施不发达、较大程度上依赖社会关系等，这些特点构成农村信用社发放农户贷款的较高交易费用。根据达尔曼和阿罗的交易费用理论，农村信用社与农户的贷款交易具体要支付下列费用:①、客户信息搜集费用。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的金融企业，只有将贷款成功发放、按期收回才能盈利，获得可持续发展，因此农村信用社为了避免贷款不还的金融风险，提高经营效益，必须花费一定的费用用于搜集优质客户信息费用。②、贷前调查费用。由于农村社会缺乏象城市信贷记录这样的信息网络，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信贷风险，农村信用社会在贷前对贷款农户的财产、资信等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在地广人稀的农村，尤其是在宁夏南部山区，这种调查费用是非常高昂的。③、签订贷款合同的费用。对于每一位贷款农户，无论其贷款数额大小，农村信用社都要在层层审核之后与之签订贷款合同。由于农户贷款具有数额较小、分散等“规模不经济”的特点，农村信用社与农户签订贷款合同时，就要为单位金额的农户贷款负担较高的交易费用。④、贷后检查、监督费用。农村信用社为了保证发放的农户贷款按时、足额收回，就需要对农户的贷款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在居住地非常分散的宁夏农村地区，农村信用社要为此付出高额的费用。笔者认为，基于以上分析，农村信用社在与农户发生贷款交易时要支付高额的交易费用，而在国家对贷款利率实行制度约束的情况下，较低的贷款利息与高额的交易费用相比，农村信用社出于经营效益的考虑，就会理性地选择对农户“慎贷”、“惜贷”或“不贷”，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短缺。
2、交易费用对农户借贷的影响
如前所述，现阶段宁夏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市场失灵状况，是一种“卖方垄断”市场，农户作为农村金融市场上的资金需求主体，为了获得贷款，也要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农户在与农村信用社进行贷款交易时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①、贷前获得农村信用社信贷信息的费用。由于宁夏农村金融市场上资金的短缺和农村信用社的垄断供给，农户必须主动去搜集农村信用社的信贷信息。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影响，加上宁夏农村闭塞的通讯和交通的不便导致的信息不畅通，农户为了获得农村信用社的信贷信息要支付较高的交易费用。②、获得贷款的费用。农户在获得农村信用社信贷信息后为了获得贷款还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由于在与农村信用社的贷款申请、合同谈判时处于不平等地位，农户必须按照农村信用社的要求，提供各种繁琐的信用、担保或抵押证明，这些无形中增加了农户的交易费用。③、其他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农村信用社可能会存在“寻租倾向”。目前，在宁夏一些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贷款发放的不规范操作，部分农村信用社存在“关系贷款”、“人情贷款”的腐败现象，农户为了获得贷款，还要额外支付一定的“寻租费用”，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摘要】文章在对帕加诺模型推导的基础上,结合新疆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设定,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对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作回归分析。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键词】新疆农村金融农村经济发展
1样本的确定、数据选取与实证方法
由于数据获取原因,本章将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和衡量金融对我区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支持作用,进而通过新疆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实际农贷投入中所占比重来证明其对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
至今为止,国内关于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分析,大多从宏观层面出发,讨论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与金融深化程度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常认为,金融市场化程度,多元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金融市场单一,信贷资金依然是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金融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支持上。因此,农村金融机构信用发行量的多少将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增长。
为了分析目前新疆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影响,作者拟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对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作回归分析。
新疆自改革开放,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以来,农村经济发展迅速,1980-2005年,农业生产总值由22.01亿元增至831.06亿元,增长了36.8倍,年均增长7.96%,农民人均纯收入也由200.77元提升到2482.15元,增长了11.4倍,年均增长10.6%。在新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金融业发挥着重要的资金支持和产业导向功能。2005年末,全疆全年各项农业类贷款642.52亿元,比上年增长32.3亿元,占金融机构全部贷款的28.3%,农业贷款余额达169.78亿元,比上年增长13.8%,高出各项贷款增幅7.8个百分点,是1980年的75倍,年均增长16.2%。新疆农村金融机构灵活运用信贷杠杆,加大优势农业信贷投入,支持开发式扶贫,新增贷款从支持传统农业到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从单纯支持农业生产转变为全面支持农村经济,并捐助大量资金支持农牧区建设发展。信贷结构的调整优化实现了农业战略性转变,促进了新疆农村经济增长。下面通过模型验证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支持。
2模型设定
2.1实证模型的建立
(1)理论依据:经济增长的原因、内在机制及其实现途径历来是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Harord一Dmoar首先建立起研究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开始,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数次变革。80年代中期以来,以Romer,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技术进步的内生化研究,探讨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理论与研究方法从外生均衡分析到内生机制分析的飞跃。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主要依靠有形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结构的优化配置以及制度上的创新所实现的经济增长之后,都面临着如何能够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问题。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则需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扩充的外延式增长方式,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内涵式增长方式的转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促使了内生增长理论的出现。
金融发展对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发育良好的金融市场有利于储蓄的增加以及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这己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自从1973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和他的同事肖几乎同时提出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理论以来,金融市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尤其在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停止偿付外债而引发国际债务危机后,更加突出了动员国内金融资源的重要性,而不是大量依靠外部资金流入来为本国经济增长筹集资金。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金融部门的作用也纳入了传统的以研究实物部门为主的内生增长模型,致力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生机制分析。国外学者对金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普遍看法是金融中介在调动储蓄、评估项目、管理风险以及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都有助于经济增长,即金融促进经济增长,同时金融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大量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上述观点。国内学者于90年代初兴起了关于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研究,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2002)等学者的研究证明,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金融深化理论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过程相适应,现阶段不能单纯地追求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的数量扩张,而应该重视金融体系的效率与质量问题。国外学者在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关系上的普遍看法即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可能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而我们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的上述看法是否也适用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由于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相互促进必然意味着在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我们要对我区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
(2)模型推导: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还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均强调了储蓄率和资本一产出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帕加诺模型(Pagano,1993)是现代金融理论中说明金融中介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是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理论为基础,假设生产率是总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能够以相同的技术被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扩大资本存量,就一定能实现经济的增长。
假定农村经济是一个封闭的经济系统,根据该模型,可以假定农村经济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农村人口规模不变,农村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既可以用于农村投资,也可以用于农村消费,则有农村生产函数:
Y=AK(1)
方程(1)中,Y为农村总产出,A为农村资本资源的边际生产率(投资效率),k为总资本。根据Kt+1-Kt=It代入式(1),整理得:
ΔYt+1/Yt+1=(AIt/Yt)-δ(2)
方程(2)中,I代表农村投资,δ代表折旧率。在t+1期的农村经济增长率ΔYt+1/Yt+1等于第t期的农村资本资源生产率A与农村资本—产出率的乘积减去折旧率。
在一个没有政府的两部门封闭经济系统中,均衡条件下,总投资等于总储储:It=St。假定农村储蓄在向农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一定比例的总储蓄作为成本被消耗掉了,设这一比例为(1-θ),则有:
θSt=It(3)
将(3)代入(2)得AK模型为:
g=ΔYt+1/Yt+1=A(θSt/Yt)-δ=Asθ-δ(4)
方程(4)为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AK模型的表达式,它反映了均衡的农村经济增长率g取决于农村资本的边际生产力A、农村储蓄率s、农村总储蓄向农村投资的转化比例θ以及折旧率δ。考察农村金融资源影响农村经济增长率的机制,就是考察农村金融是如何影响A、s和θ的。首先,储蓄—资转化率θ反映的就是金融市场改进资源分配的效率,金融中介为投资动员足够的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θ值越高说明金融市场的效率越高。第二,储蓄率s反映的是金融中介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金融市场和信用中介的存在降低了信息与交易费用,其对投资时机更良好的把握可以给储蓄者提供一个相对更高的收益,所以金融中介的存在可以通过更好地动员居民储蓄来聚集现有的金融资源,使投资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能使资本生产率得到提高,相应的加速经济的增长。最后,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的作用,使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而分散消费者流动性风险,这种生产者的专业化能够提高社会边际资本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而在A、s和θ三者中,尤其s和θ发挥的作用更主要。
(3)变量的选取:根据以上分析,结合我区农村经济运行的特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如下
1)储蓄—投资转化率(θ)
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代表了金融发展的水平及金融部门的效率。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部门效率高可以促使储蓄更多更快的转化为投资。而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收益变化也会影响金融部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效率。我们知道金融发展水平和金融效率一般可以用一国全部资产价值与其GNP或GDP之比加以衡量,也可以用货币化比重(M2/GDP)来表示。因此,首先,我们选取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其次,我们选取农业贷款余额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来衡量我区整体上的金融发展水平。原因是目前我区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信贷资金的供给上。从理论上分析,农村贷款作为一种货币资金,对农村的产出应当具有促进作用。即农村贷款投入的规模越大,农村社会产出的规模也应该越大,两者之间应呈正相关关系(周小斌,李秉龙,2003)。从我区1981一2005年农村贷款与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数据来看,两者呈同步增长(见图1)。在这期间,我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和农村贷款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分别为1.21和4.9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业总产值(当年价)将增长1.24元和4.96元。我们认为用以上两个指标来衡量我区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即每单位产出有多少金融资产支撑,每单位产出有多少贷款投放,这两项项指标可以反映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指标越大说明单位产出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金融机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RGDP=c+aRFA(1)
RGDP=c+bAL(2)
其中,RGDP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b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业总产值的弹性系数。
2)储蓄率(s)
根据有关分析,影响储蓄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的收入水平、实际利率水平、预期不确定性、经济货币化程度、资本市场发育程度、社会贫富差距等(韩廷春,2003)。考虑新疆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选取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在1981一2005年期间,新疆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贷款之间也两者呈同步增长态势(见图1)。在这期间,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村贷款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分别为3.41和13.36,即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农业贷款每增长l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将增长3.41元和13.36元。这两项指标越大说明农民人均纯收入中金融中介的作用越大,反映农民将收入转化为储蓄比例越高,支持农村经济建设的效率越高。所以农村金融市场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可以表示为:
FI=c+dRFA(3)
FI=c+eAL(4)
其中,FI为农民人均纯收入,RFA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AL为农业贷款余额,c常数项,d为农村金融资产总量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e为农业贷款余额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
2.2验证过程
根据以上(1)-(2)个方程以及1980~2005年的新疆农村金融资产总量(RFA)、农业贷款余额(AL)、农业总产值(RGDP)、农民人均纯收入(FI)的数据,判断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利用Eviews3.1经济计量软件,经比较得到模型为:
RGDP=111.35+1.21×RFA(1)
s.e(26.296)(0.107)
t(4.234)(11.238)
R2=0.876,ADRR2=0.868;F=126.28
RGDP=54.43+4.96×AL(2)
s.e(18.666)(0.304)
t(2.916)(16.349)
R2=0.920,ADRR2=0.917;F=267.276
FI=510.9+3.41×RFA(3)
s.e(59.862)(0.244)
t(8.535)(13.961)
R2=0.915,ADRR2=0.911;F=194.92
FI=411+13.36×AL(4)
s.e(52.084)(0.758)
t(7.891)(17.63)
R2=0.945,ADRR2=0.942;F=310.82
3实证结果与分析
模型(1)-(4)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均通过t检验与F检验,相关系数R2也在0.9上下,说明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农村金融资产与农业贷款每增加1元将分别拉动农业生产总值增长1.21和4.96元,分别带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3.41和13.36元。因此,推进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加大农业和农村的信贷投入力度对新疆农村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事实上,新疆政府一直坚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2008年,自治区政府把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自治区农村工作会议精神与春耕备耕、灾后生产恢复工作紧密结合,引导人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包括兵团农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涉农金融机构不断加大支农力度,全区农业贷款表现出强劲的增长走势。到2008年4月末,全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286.3亿元,同比增长21%,增幅较上年同期提高13.3个百分点,达到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新增农业贷款99.4亿元,占全区各项贷款新增额的88.1%;全区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54.4亿元,同比多投放31.2亿元。
参考文献
[1]纪森,李宏瑾:《我国农村正规金融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南方金融,2007.
[2]张玉红:《农村信用合作社内控建设:以稽核为视角》[J],河北金融,2008.
[3]朱斌:《从紧货币政策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如何实施区域弹性调控》[J],西南金融,2008.
关键词：金融自由化金融抑制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资本价格、市场业务、资本流动自由化等为基调的金融自由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一。对于处在改革深化中的中国金融业来说，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它们的教训对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一种启示。
金融自由化的经济背景比较
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29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遭受了经济金融危机的打击，金融业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因此，大萧条过后，美国便率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盛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金融业方面，各国政府普遍认为过度竞争是导致金融业倒闭的主要原因，于是纷纷强化对金融业的监督控制，试图消除金融存在的不稳定因素，维护金融长期稳健运行。例如：美国在1935年、1966年先后将Q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适用范围扩展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非会员银行；对银行投资证券、新银行的开设都做了限制；加强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管理与监督。这些措施促进了战后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但也使金融部门由于过分管制而失去了活力。于是各主要发达国家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
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大都是在战后建立的。由于生产力落后的一致性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具有经济货币化程度低下、金融体系欠发达、金融资源极为有限的特点。另一方面，政治上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在当时的发展经济理论的影响下，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扩大外汇储蓄，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政府为了把稀缺的资本导向工业部门，除了减免税收外，对货币金融系统进行了严格管制。其结果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建立起以抑制为特征的货币金融制度。这种制度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初期集中利用国内储蓄资源、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发挥过积极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进口替展战略的实施。但是，政府信贷配给金融资源也导致投资效率低下，效率高的小企业和私营经济部门无法得到资金，只能从地下市场以较高的利率获取资金，或进行内源融资。汇率实行严格管制，造成对本币的高估，抑制了出口，影响国外资本的利用。因此，抑制型金融体系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改变政府干预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施金融探化发展战略成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环节。
金融自由化动因的国际比较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GDP平均增速为7%-10%。因此，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是为了解决市场深化进程中出现的金融结构与金融管理体制的矛盾与冲突，即以金融创新为特点，本质是市场深化进程中的金融重构。
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发展战略之前，普遍存在金融抑制，如低汇率、低利率、信贷配给、贸易保护等。在其经济发展的初期，“金融压抑”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它能使政府有效地控制资源配置，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但随着经济发展的加快和市场体制的日益健全，其弊端则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金融机构的效益得不到提高，从而限制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对经济起飞构成了“瓶颈”。因此，它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实施金融自由化的目标有别于发达国家。它是为了调动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证投资更有效以及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其本质是为了消除“金融抑制”，解决落后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解除金融抑制为特征。
金融自由化动力的国际比较
从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看，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是其经济自由化发展的组成部分，源自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的推动。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金融业本身的市场化、自由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尤其是像美国这类具有完善市场条件的国家，金融自由化主要由市场力量推动，由微观经济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政府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法律法规的重建，为自由化提供制度支持。从金融微观主体角度看，动力来自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在工业化国家，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竞争力显得非常迫切，而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创新，创新就要突破已有的规则和束缚，获得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活跃的金融创新成为金融自由化的直接动力。在金融创新发展过程中，政府在信贷和利率方面的控制程度越来越松，逐步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各种束缚，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同时也去积极应对创新带来的金融风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确保金融稳定。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动力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这类国家经济市场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市场机制并不完善，金融自由化的动力来源外部竞争力和内部追求效率的需要。从外部力量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一体化发展程度的加深，原来的金融管制难以达到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实现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目标，从而导致本国资本的外流和国内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从内部力量看，国内经济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求金融部门更具有效率，金融部门市场化程度急需提高。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大多是与经济市场化同步进行的，构成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的一部分。这是与发达国家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自由化的根本不同。
金融自由化理论基础的国际比较
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到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奉行“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内部实施比较严格的管制制度。但是，经历约20年的较快发展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经济发展陷入“滞涨”的泥潭。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思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金融管制还是否有效成为人们新疑问。以弗里得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任何相机抉择策略的必要性并不那么明显，对经济的任何干预都有可能加剧，而不是缓和经济震荡。因此，在货币主义看来，国家最好不要干涉经济。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弊病是由于国家干预太多造成的，如果国家干预少一点，竞争就会进一步加大，垄断就会大大减少。如果国家用人为的方法（如管制、财政方法等）来干预资源配置，其结果必然是降低经济效率，提高产品价格，导致通货膨胀，使经济陷于不稳定之中。这些理论转变了人们对金融管制和货币政策应起什么作用的看法，对大萧条的重新估价直接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改革，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改革进程。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还受国际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理论的影响。由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自由化趋势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政府和金融当局对金融系统的管制权有弱化的趋势。况且，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实行利率自由化的要求。而爱德华•肖与罗纳德•麦金农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又为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深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肖与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实施金融深化战略，可以在本国资金市场上筹集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金融抑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放松金融管制，提高利率水平，促进储蓄向其他金融资产转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金融自由化成效的国际比较
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的动因源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而金融自由化也给经济发展、金融深化带来了一系列正向效应，从而使金融自由化取得了丰硕成果。仔细分析不难发现，虽然不同国家所采用的改革方式不同，但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比如英国、新西兰实行的是激进式的金融改革，而美国、日本等国却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但却异曲同工，这些国家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理解不透，实践中不能根据自身情况推进具体改革，以致改革没有取得成功。总的来看，虽然各国的情况各异，取得的效果各异，但都可以从中吸取不少经验教训，形成对我国的有益借鉴。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金融自由化实践中，尽管南锥体国家与亚洲国家和地区采取的方式不同，具体实施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差异，但金融自由化实践确实给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业带来了许多新变化：利率自由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当面临国际投机攻击时，高利率客观上使得投机资本进行攻击的成本加大，不敢轻易进入，从而可以用于保护本国货币；外资金融机构进出自由后，竞争加剧，从而提高了国内金融机构的效率。金融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效应：破坏了经济的良性发展；金融市场无法良性运行；金融业的脆弱性加大。
结论与借鉴
首先，金融自由化是工具而非目的。金融自由化是克服由“二元”市场结构所导致的“金融抑制”的有效途径，单从金融自由化本身的功能而言，它也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非金融体制改革的目的。转轨经济应着眼于服务实体经济推进金融改革，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是危险而脆弱的。如果在金融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把利率自由化、金融业务自由化等作为目标，而不管这些措施实施的条件、后果如何，必将导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失败。
其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条件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进程与经济市场化进程相统一，与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行为理性化和成熟化的进程相统一；同时，金融深化的速度安排还要综合考虑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时进行必要调整，发达国家的金融本身就比较自由化，对利率往往只有上下限的控制，放开较易。而发展中国家对利率多数存在严格控制，因此，从严格控制走向放松，绝非易事。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劲，市场发育程度高，不怕同别国竞争。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较弱，如完全开放，很可能被它国投机者操纵市场，以致产生金融危机。
再次，金融自由化不是无序的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不应排斥金融监管。事实证明，由于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加之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于激进，因而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在金融监管体系不健全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推行金融自由化在使金融体系多样化、竞争能力增强的同时，也给金融监管造成了负担过重等问题，金融监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跟不上金融自由化的速度，金融自由化往往会陷入无监管或监管漏洞很大的状态。
参考文献：
1.田超.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J].当代财经，2005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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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有关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是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提出了一组用以反映股票市场发展状况的指标，在计算出有关国家的总体指标值之后，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发现，在人均实际GDP和股票市场发展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阿切和约万诺维奇实证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发展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影响显著。莱文和泽尔沃斯结果显示，在股票市场总体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关系；另外，在预定的股票市场发展和长期经济增长之间也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斯蒂格利茨进一步从流动性和上市公司融资成本角度分析股票市场的作用。他指出，股票市场分散风险的能力并没有理论上所论证的那么强。谈儒勇对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韩廷春得到的结论是：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
二﹑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
股票市场可以通过分散风险、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监督经理层和运用公司治理、影响储蓄率等功能来减少信息和交易带来的成本,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目前，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速度很快，与国民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但是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而言，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时间很短，因此发展程度很不完善。我国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究竟是否促进了经济增长？为此，我们建立模型，利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关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1、变量与数据的选择
在此，我们运用莱文和泽尔沃斯提出的方法利用1998-2006年期间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确定以下几个方面的指标。
（1）反映我国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第一个指标是每季的平均市价总值与季度GDP的比率,它用来反映股票市场的规模,我们用CAPITALIZATION来表示这一指标。第二个指标是每季的总成交金额与季度GDP的比率,用VALUE表示。每季的总成交金额等于该季度三个月上交所和深交所股票(包括A股和B股)成交金额之和。第三个指标是季度周转率,用TURNOVER表示。某季度的周转率等于该季度的股票总成交金额除以该季度的股票平均市价总值。
（2）反映我国经济增长的指标。实际GDP季度环比增长率,用GY表示。使用季节调整后的GDP环比增长率(GY)作为季度经济增长指标。
2、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结果1：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4季度)。
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状况有深刻的关系。第一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时间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关制度很不完善，股票市场不能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等功能作用。第二是股票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不健全,甚至有歪曲信息以达到牟取暴利的目的。这就扭曲了二级市场上的价格，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效率。第三我国股票市场的换手率不仅高,而且与实质经济发展状况相脱离,可以看出,我国股票市场的投机性非常强。。第四是上市审核制效率低下,我国股市的审核制基本上是行政性的安排,由于资源的稀缺,造成了种种寻租行为,上市公司质量无法保证,破坏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机制,造成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运行良好，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实施，股票市场也取得了很快的发展，因此应该进一步规范股票市场秩序，使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一步密切，达到相互促进的良性发展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Atje,Raymond,andBoyanJovanovic,1993,“StockMarketsandDevelopment”,EuropeanEconomicReview,April。
[2]Demirguc－Kunt,Ash,andVojislavMaksimovic,1996,“StockMarketDevelopmentandFinancingchoicesofFirms”,TheWorldBankEconomicReview,May。
[3]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第10期。
[4]韩廷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经济科学，2001，第3期。
研究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不协调的情形，这种不协调导致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4］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可以概括为两种模式：一种是金融业过度发达而逐步脱离于实体经济所导致的分离，称之为金融过度分离。导致这种分离的内在矛盾有三个方面：其一，金融体系发展速度越快，其自身所要求的交易方式就越灵活、周期就越短，风险也就越高，而这些都是实体经济所不具备的，甚至可以说实体经济中大部分交易特点是与这些相反的；其二，金融的本质是逐利，过于发达的金融业可以将力量延伸至经济领域的每一个角落，并选择回报率高者合作，而实体经济的发展随着市场的出清、技术的成熟表现为边际报酬递减，因而与金融逐利的本质要求相悖；其三，金融过分发达，所经营的产品就充满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越高收益越高，而实体经济发展较为平稳，正常状况下没有明显的波动性，这也与金融的本质要求相矛盾。另一种分离模式是金融业十分落后以至于无力服务于实体经济而引起的分离，这种分离便称之为金融抑制分离。导致这种分离的主要矛盾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实体经济发展而产生的高涨的金融服务需求与金融业服务功能缺失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资本存量规模庞大，但由于金融业受体制的束缚发展十分落后，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的单一，致使资本流量短缺，或者说过大现金流缺口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金融在实体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金融与经济关系的一个分支，与其相对应的是金融与虚拟经济的关系。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对金融的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是哪一种关系，以及金融应重点服务于哪一种经济模式。金融与虚拟经济往往容易被混为一谈，但实质上虚拟经济是金融的属概念（也称上位概念），其外延更为广泛，不仅包含金融，还包括房地产业、业、收藏业等。［5］但不可否认的是，虚拟经济是在金融的辅助下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虚拟经济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但虚拟经济中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其与金融的关系一旦过度发展，便极有可能会引燃金融系统内部的不稳定性和高风险性。因此，虚拟经济不能作为金融存在的基础，金融也不应为其配置过多的资源。图1反映了虚拟经济是在金融的助推下发展起来的，金融过度服务于虚拟经济便陷入了一种恶性的自我循环，最终走向通往危机的不归路。［6］因此，金融只有依托实体经济，并推动实体经济走向“生产积累扩大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如图1所示），才能实现自身的安全发展。由此可见，协调和发展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才是正确的战略选择，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应定位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实体经济是金融存在的基础。金融是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抛开实体经济来单独强调金融的发展，便会造成金融资本泛滥，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金融脱离了实体经济，金融资本便会流向投机市场，扰乱商品市场秩序，甚至发生危机，这样也就失去其存在的意义。从图1中可以看出，金融资本大量流入虚拟经济会引发各种危机，这些危机又会反向地破坏金融系统安全。实体经济之所以被称为金融存在的基础，是由其自身的属性和其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决定的。实体经济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其市场内交易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看得见，摸得着，具有较强的可控性，因此风险也就相对较小。虚拟经济包含着很多不确定性，而实体经济则为金融系统注入了更多的确定性因素。实体经济在金融发展中的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实体经济是金融产生的摇篮，没有实体经济就没有金融，金融是顺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其次，实体经济为金融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积累，金融便没有可以支配的资本，资金来源受限，金融也就不可能发展壮大。［7］再次，实体经济为金融提供了稳定的收益率。实体经济稳定的收益率是金融经营风险的基础，如果没有这部分稳定收益作保障，而盲目地进行虚拟战略扩张，便会产生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吹大风险的泡沫直至其破灭。因此，实体经济也可以说是金融稳定之锚。
第二，金融是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工具。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实体经济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付中介；另一方面是帮助实体经济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高效地将这些积蓄转化为扩大生产的再投资，并承担整个过程的风险分散与稳定增长的责任。［8］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正朝着新的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如实体经济的兼并与收购、信息披露、信用体制建设、财务管理等活动都是在金融的辅助下完成的，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广泛。［9］鉴于金融具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种积极作用，可以将其称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工具。当实体经济需要变革和创新的时候，金融可以通过各项功能来发挥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金融的工具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体现。图1也描述了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金融的支持下实体经济可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会因虚拟经济过多地吸收金融资本而受到影响。
我国现阶段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失调的表现
通过研究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存在的各种失调表现，可以为寻找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对策提供方向。我国金融系统发展失衡、二元化问题由来已久（图2与表1的数据均显示我国金融系统正面临着严重的失衡问题，而图3的数据进一步反映出，近些年来，拥有我国大部分金融资产的银行业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与此同时，无论是金融发达区域，还是金融落后区域均存在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象。在金融资本充足的经济活跃地区，由于金融本身的逐利性，加之虚拟经济较实体经济相比有着更高的回报率和更快的流通率，使资本大规模地从实体经济市场流入虚拟经济市场，导致了社会资本错配。例如，从属于虚拟经济的房地产业在近些年发展势头迅猛，由于其超高的利润率，金融体系的资本疯狂流入房地产业，并大量地占据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资金。大量经营实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因银行信贷资金稀缺，被迫转向融资成本高且风险大的民间借贷（也就是俗称的高利贷），实业发展受制于融资瓶颈而难以为继。此外，由于实业生产的回报率低，资本充足的企业也不愿将资金继续投入生产，而是投资于虚拟经济尤其是房地产业，谋取短期暴利。
我国资金大量地流入非生产领域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的主要表现，正是这种分离引发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问题。在资本稀缺且经济落后地区，金融系统面临着银行存贷倒挂现象，整体金融发展水平十分落后。经济落后地区的金融资本由于利用效率低，致使多余的资金被金融机构总部抽离，这一行为也使这些地区的实体经济长期地面对较大的资本缺口。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被调配到经济发达地区的过程中，金融系统实现了内部的资源优化配置，却导致了外部配置的失衡，这样便使经济落后地区陷入了金融资源匮乏的恶性循环之中。经济落后地区的实体经济需要金融资本促进发展，而薄弱的金融体系、稀缺的金融资本和落后的金融服务不能满足这一需求。此外，欠发达地区的金融资本抽逃和金融抑制不仅限制了金融的发展，也是这些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诱因。资本与劳务保持适当比例才能合理生产，资本的转移会带动劳务的转移，两种主要生产要素的匮乏使实体经济生产陷入资源瓶颈，这也将使这些地区陷入长期的落后状态。综上所述，当前我国同时存在金融过度分离与金融抑制分离已成不争的事实，这种金融市场结构不仅难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还变相地恶化了我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也难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建设的要求。
协调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路径选择
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目标是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二者之间任何形式的分离都会破坏经济的正常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应全力推行经济体制金融体制改革，以协调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要重视化解主要矛盾，以保持二者的关系长期协调稳定。笔者认为，当前协调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改革路径应该按着“实体经济金融结构调整金融自由化资本市场发展虚拟经济”的步骤进行，理由如下：金融改革不能脱离实体经济，因此实体经济的改革和自我完善应先行，这样才能发挥金融的工具作用；金融结构的调整应先于金融自由化，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集中度很高，没有打破垄断而直接开放市场将会适得其反，金融垄断集团可能会组成卡特尔联盟，向市场征收更多的垄断租金，如利率市场化后大银行可以联合起来提高信贷价格，导致存贷利差未缩小反而扩大；金融自由化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前提，金融市场的各种要素价格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才能实现自由定价，实现多层次发展；实体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得到巩固之后才能发展虚拟经济，否则便会重蹈国际金融危机的覆辙。改革路径上的各种因素既是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问题的关键，也是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诱因，认识到这一问题有助于明确改革中各环节的具体作用。除了顺序正确合理之外，改革路径中的各个环节之间也不应该是孤立的、分离的，而应该是相互联系的、协同的，以增强抵御虚拟经济风险的能力，保证发展过程中经济金融系统的安全，沿着这样一条脉络推行改革，就会解决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分离问题，实现二者之间的融合。笔者认为，要协调好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应着重抓好以下工作：
第一，调动实体经济内部的积极因素，促进金融的发展。实体经济由于创新乏力、粗放经营、管理落后等问题而表现为收益率低下和增长动力不足，这些问题也是其与金融产生两种分离的主要原因之一。协调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需要发挥实体经济主动性，实现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后再以实体经济的需求为导向引领金融的发展，使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问题得到解决。实体经济内部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实体经济的增长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资本流入了金融系统，大大地扩张了金融业的规模；实体经济市场化推动了金融的自由化，实体经济实现市场化才能派生出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才会强烈地要求市场化的金融服务，以此来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实现；民营实体经济可以激励金融业务朝多样化方向发展，民营实体经济是市场中最活跃的因素，但其自身信用等级较低，因此适合他们的金融产品往往也是灵活多变，且金融技术含量较高，这些均有利于实现金融服务多样化。总之，实体经济内部也要改革，目的是要发挥好实体经济中易于金融发展的积极因素，促进当前我国粗放式金融增长方式的转变，提高金融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最终实现与金融体系相融合的目标。
第二，优化金融市场结构，解决各种内部失衡问题。结构与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金融结构的失衡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也是导致我国金融与实体经济两种分离模式并存的主要因素。我国金融结构的失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资产结构失衡。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过大，而区域性金融机构、地方性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过小，金融过于集中不利于效率的提升，使金融难以适应实体经济的发展。二是区域结构失衡。经济发达地区金融业市场十分繁荣，而落后地区经济金融化的进程缓慢，金融抑制现象时有发生。三是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发展失衡。我国属于银行导向型的金融，因而金融中介的发展要快于金融市场，二者发展的不平衡严重地收窄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渠道。四是金融业务结构失衡。金融业服务大面积倾向虚拟经济以及大企业和大项目，中、小、微型企业的金融服务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以致实业经济发展缓慢。五是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失衡。我国金融机构的数量和种类已经趋于完善，资产也已经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但可以运用的金融工具相对较少，表现为品种单一和创新乏力。总之，落后的二元金融模式难以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融合，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化各种金融结构，以结构的优化来解决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问题。实现金融结构优化，不能仅依靠宏观调控，更需要跟进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
第三，加速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与金融自由化相对应的是金融抑制，即存在各种管制限制了金融功能的发挥，金融发展的落后产生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第二种分离模式。金融自由化改革可以消除金融抑制，金融抑制是由金融体制内的各种限制和约束而导致的，如利率浮动限制、金融市场准入限制、金融机构业务限制等。［10］诸多的限制因素束缚了金融的发展，并产生了金融同质化现象（如限制利率浮动则不利于存贷业务的产品的创新，使银行只能普遍通过扩大规模的外延式增长吸储放贷），使其无法服务于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发展要求，这一现状亟须通过金融自由化改革来扭转。金融自由化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从整个资金供求渠道改善实体经济融资效率。首先，金融自由化使利率水平提高，进而加大储蓄规模；其次，金融自由化可以推动直接融资发展，有助于提高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再次，金融自由化消除了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干预，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最后，在监管体系完善的前提下，金融自由化可以通过影响投资来提高实体经济的服务效率。此外，金融自由化还可以打造差异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配合解决目前存在的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问题。总之，金融自由化改革可以释放金融发展能量，消除第二类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分离问题。
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中国学者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方面均有所描述。部分学者从农村居民收入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谭燕芝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1〕但华志远通过协整分析发现，农村贷款的增加能够有效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而农村居民储蓄的提高则起到抑制作用。〔2〕在探究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方面，谢琼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政府主导特征导致农村金融规模的扩张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负向影响，〔3〕而赵洪丹则认为，农村经济发展对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均具有负面效应。〔4〕在区域层面，赵洪丹等通过分析认为，长春市农村金融严重抑制了农村经济发展，〔5〕但刘荣刚通过对山东省农村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实证分析后提出，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深化水平则呈现反向作用。〔6〕此外，还有部分学者通过研究国外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村经济的支撑作用，提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值得借鉴的地方。郑良芳认为，美国在政府农贷机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系统的合理分工值得中国借鉴，〔7〕张坚则以印度农村金融改革为例，提出中国应扩大农村金融机构分布、发展农业保险和加强农村金融法规建设。〔8〕综上所述，中国学者均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并且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但整体归纳后可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研究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上，通常以农村经济总量或农业经济增长指标代替经济发展指标，而单一指标不能全面描述农村经济发展情况。第二，对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不一致，对二者的相互作用有着较大的分歧。第三，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农村金融支持研究文献极少。基于上述问题，本文拟从农村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效率水平和金融结构三个角度描述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从农村经济发展、农村民生改善、农业政策支持、农业现代化水平、城乡协调发展等多角度出发，提取农村经济发展指标。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与金融发展指标的实证分析模型，考察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村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框架
基于上文的分析，本文的实证研究框架主要分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从经济发展水平、农村民生改善、农村政策支持、农业现代化水平、城乡协调发展五个方面设定指标，指标的选取原则主要是依据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政策制度着力点和前人的农村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研究，最终获得农村经济转型综合指标。然后，运用VAR模型分析中国农村经济转型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农村金融深化水平、金融效率水平和金融结构三个方面构建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另一方面，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等实证分析方法描述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转型的支持状况，考察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和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对经济转型的作用及影响程度。1．指标设定在充分考虑相关指标代表性以及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将以三级指标体系构建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在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上，主要参考Beck和Levine〔9〕对金融发展指标的归纳总结，并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选取了金融深化指标（FIN－SIZ）、金融效率指标（FIN－EFI）和金融结构指标（FIN－STR）。农村金融结构指标为农村非正式金融信贷规模与农村贷款余额之比。阮素梅通过研究界定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表现为农村居民个人之间、个人（含私营企业）与民间金融组织之间的货币型借款融资，〔10〕李海峰在分析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形成逻辑中指出，农村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上，并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为依据提出以农村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的68．37％估算农村非正式金融规模。〔11〕本文对农村非正式金融信贷规模采取同样做法。2．数据来源本文的数据包括基础数据和分析数据，基础数据采用1992年～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为能够综合反映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情况，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提取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的金融支持作用，所以对农村经济转型指标的因子分析过程将不详细赘述。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ET）的因子分析结果为：通过因子分析最终提取了一个公共因子，即农村经济转型指标（ET），累计可解释14个三级指标中82％的变动情况；计算得到的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36＞0．5，Bartlett值为595．91，P值趋近于0，说明提取的公共因子是具有代表性的。所以，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最终构建为一个变量，该变量可有效代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数据。
三、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对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和农村金融发展指标（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上，ET、FIN－SIZ、FIN－EFI和FIN－STR均为非平稳变量，经一阶差分处理后，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表明ET、FIN－SIZ、FIN－EFI和FIN－STR为一阶单整序列。
2．Jonhamson协整检验
利用Jonhamson协整检验判断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考察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在5％的置信水平下，对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的Jonhamson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存在3个协整关系，可以确定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3．VAR模型估计
利用VAR模型考察ET和FIN－SIZ、FIN－EF、FIN－STR之间的短期动态关系，通过检验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结合AR根的倒数图表显示，所有单位根的倒数均在单位圆内，确保了模型满足稳定性条件。回归结果为：ET＝－0．187813＋0．81881ET（－1）－0．264079ET（－2）＋0．059254FINSIZ（－1）＋0．131494FINSIZ（－2）＋0．075454FINEFI（－1）－0．177456FINEFI（－2）－0．267143FINSTR（－1）＋0．460685FINSTR（－2）（1）通过对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检验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FIN－SIZ、FIN－EF和FIN－STR的第1滞后项均通过检验，FIN－EF和FIN－STR的第2滞后项未通过检验，说明上述三个变量的短期变动会引起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波动，但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上存在差别，这与中国农村金融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有很大关系。
4．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在确定了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前提下，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济转型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相互影响的方向。表4为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与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效率指标、农村金融结构指标是农村经济转型的Granger原因，农村经济转型水平是农村金融效率水平的Granger原因，说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的影响。
5．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本文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描述三个农村金融发展指标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的动态关系。农村金融深化水平的波动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性影响。当对农村金融深化指标施加一个冲击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从第1期开始迅速攀升，在第5期冲击效应达到峰值，此后冲击效应减弱并最终趋于平稳。这说明以农村存贷款余额、农业保险保费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衡量的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村存贷款余额和农业保险保费的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农村的消费和投资水平，生产性投资水平的提高无疑会带动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优化。农村金融效率水平的波动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影响并不显著。当对农村金融效率指标施加一个冲击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在第2期迅速达到峰值，在第3期达到负向峰值，并且这种波动反应极小，最终冲击效应逐步减弱并趋于0。实证结果说明，由农村贷款余额和农村存款余额之比表示的农村金融效率水平对农村经济转型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了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单一、农村金融机构业务种类单一和农村金融机构资源配置能力效率低的问题，农村金融机构在面向农村农户和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时，仍然以传统存贷业务为主，〔12〕金融产品多样性严重不足，并且在资金配置上，农村金融机构为满足风险性和盈利性原则，致使农村信贷资金大量流出，弱化了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农村金融结构水平的波动对农村经济转型有着显著性影响。当对农村金融结构指标施加一个冲击后，农村经济转型指标在第6期达到负向峰值，然后逐渐上升并趋于平稳。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发展在法制建设上仍不完善，目前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发展是以缺乏有效监控和牺牲风险控制为前提的，〔13〕导致农村居民和乡镇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和风险不可控，对农村经济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从图3也可以看出，农村金融结构指标对农村经济转型的影响一直都是负向的。
6．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方法可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图4是基于VAR模型的方差分解结果。
四、结论
一、危机后英国金融改革概况
在金融改革立法上，英国金融改革立法迅速，2009年2月21日《2009年银行法》(Banking Act2009)生效。与此前的各个银行法相比，这一法律具有以下特点：(1)赋予英格兰银行在预防和应对金融风险时以更大的责任和权限;(2)在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会下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Committee)。其职责是判断金融风险的性质，关注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制定和实施金融稳定战略;(3)进一步强化英格兰银行对支付系统的监管;(4)设立特别应对机制(Special Resolution Regime)，以便对陷入危机的银行进行快速的干预;(5)更加有力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2010年6月16日，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了更为彻底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
二、危机后英国金融监管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
(一)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英国财政部《改革金融市场》的白皮书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建议：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理事会(Councilfor Financial Stability，CFS)，以取代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在2006年3月设立的三方常务委员会(The Tripartite Standing Committee)。金融稳定理事会是一个法定委员会(statutorycommittee)，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由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金融监管局三方组成，对议会负责，由财政大臣担任理事会主席。金融稳定理事会的宗旨主要包括：(1)通过定期磋商和讨论，及时发现金融市场上的风险;(2)协调三方制定的金融政策;(3)增加金融市场上各类信息的透明度。二是进一步完善和强化金融服务局的职能。
然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更为彻底，即FSA的职能将由三个机构取代，分别是：英国央行英格兰银行下辖的金融政策委员会，主管宏观经济风险;央行下辖的风险管理局，负责监管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保险业等的风险。这一方案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将从FSA那里接管金融监管职责，成为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而英国财政部则保留最后时刻的否决权。
事实上，这也是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13年后重回老路。FSA是上轮英国金融改革的产物。1997年工党政府上台后，决定设立金融服务管理局。自此以后，英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就呈现财政部、央行、FSA三足鼎立的局面。但三者并没有明确分工，没人知道究竟是谁负责。而按照最新的监管改革方案，央行的权威将被重新确立。
(二)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
白皮书对加强系统性风险监管明确提出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密切关注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规模非常大，它们的业务牵涉到方方面面，对广大的市场主体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大型企业中的任何一个出现危机，都会对整个金融系统造成重创。虽然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不鼓励政府限制金融企业的规模、不鼓励对金融企业具体业务的干涉，但向这些重量级企业提出适当的要求则是很有必要的，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向这些企业灌输关于社会责任、市场纪律、资本金要求、危机应对策略的知识。这些知识和理念部分带有约束性、部分只具有引导意义，但这确实可以更好地减少这些金融企业存在的风险，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性。二是完善防范管理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包括：(1)改进会计制度，增加金融体系的透明度;(2)提高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程度，完善批发银行市场的基础设施。
(三)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笼统来看，国际金融危机对银行业的危害是普遍的和深远的，批发银行业务和零售银行业务都深受其害。但是不同于批发银行业务，普通消费者和中小企业更依赖零售银行业务，他们在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更大，其利益受损的情况更为严重。白皮书也意识到这一问题，强调政府在实施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应当更加重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尽量减少他们的风险和损失。
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公布的全面改革英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提案则提出了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局。无独有偶，美国的改革方案要求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为消费者提供简明清晰的资讯，防止不公平和欺诈性交易，并促进公平、有效率和创新性的金融市场服务。英美两国的改革说明了加强消费者保护已经称为次贷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三、英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中央银行在一国金融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一国的金融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中央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维护一国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但是在现实运作中，各国中央银行所具有的法定权限大小不一，这既取决于各国立法进程，也取决于各国的市场经济运作机制。例如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美国，以往是没有中央银行的，充当央行的美联储其历史并不算悠久。但是金融危机的积累和频繁发生，会对各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相应的立法产生刺激，迫使各国强化金融监管机制，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中央银行的职能也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强化，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考虑到现代金融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先考虑到现代金融与其他行业的交叉重叠特性，传统上仅仅关注银行业的金融监管也显得不足，迫切需要理念和立法上的创新。再加上传统上央行的监管权限显得过小，受到的限制过多，显得束手束脚，可以调动的监管力量和监管资源有限，难以有效约束银行的行为，在频繁的金融运作中显得力不从心。从英国等国家的金融改革来看，中央银行的权限正在进一步扩大，其监管范围狭小的问题正在被克服。具体到我国中国人民银行，也同样存在着监管权限不大、监管范围狭小等问题，这就需要借鉴西方金融业的经验，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加强金融立法，明确并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只有扩大央行的监管权限，才能增强央行的监管能力，从而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二)加强审慎监管
考虑到现代金融风险的复杂性和连锁性，金融监管部门有必要将监管关口前移，多做一些前瞻性的监测工作，尽量做到防患于未然，以免金融危机出现时疲于应付。从英国北岩银行危机来看，监管部门的疏于防范和玩忽职守是酿成危机的重要原因，正是监管部门的失职使北岩银行的风险一步不累积直到爆发。这一案例对我国金融监管工作也有重要启示。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大多是从央行分离出来的，其分离设置的理念不可谓不明确。但在监管工作中，仍然存在监管资源不足、监管手段落后、监管人员水平低下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是我国金融业在入世冲击下更是显现出竞争力的不足和安全性的不足。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加快培养高素质人才，多向西方国家学习金融监管经验，让更多具备胜任能力的人走上监管岗位，而不是滥竽充数。同时应在实际工作中将监管关口前移，及早发现隐患、解决隐患，而不是只是在事后寻找补救措施。通过多种措施实现审慎监管以后，我国金融业的风险就能够得到更好地控制。
(三)加大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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