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要着力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这是党中央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对湖北发展的科学定位，也是湖北省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即要努力把湖北省建成中部乃至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加工基地、现代物流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使湖北成为中部经济要素富集、充满创新活力的区域，成为巾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平台，成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
显然，产业集群发展与投资环境创新之间具有互动关系。一方面，投资环境创新是产业集群良性发展提供保证，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助于企业加速在同一空间区域的聚集形成产业集群。因此，当前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背景下，湖北省积极进行投资环境的创新，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于解决其目前存在的经济外向度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政府职能缺失等问题，增强湖北省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真正发挥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便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
2投资环境创新。提高比较优势，加速产业集群发展
与中部六省的其他省相比，湖北省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人才优势、资源优势等，但在全国范围来看，中部六省的投资环境水平总体处于全国的中等水平，其中河南、湖南、湖北属中偏上水平，山西、安徽、江西属中偏下水平，基础设施和经济环境是中部六省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湖北省只有突破投资环境限制的瓶颈，努力进行投资环境的创新，提高其比较优势，才能在在中部六省中脱颖而出。
投资环境的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因为一般情况下，投资主体行为的产生主要基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两方面的考虑，其中成本因素包括劳动力成本和交易成本两个方面。交易成本则可以看作是一系列制度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的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市场因索则包括市场的规模、市场的集中度以及市场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显然较大的市场规模、较高的市场集中度以及巨大的增长潜力是投资主体选择的理想对象。
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初步发展正满足了以上两个方面的要求。密集的厂商及专业化的生产主要是通过专业化的分工来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加速了劳动力素质较高的技术型和知识型人才的汇聚，降低了生产资料和人力资本。同时产业集群通过经济活动和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所产生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构成资金流入的主要吸引力，能有效带动区域产业规模的扩张。规模扩张优势远优于单个企业，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拉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
目前湖北省投资环境创新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1)整体科技水平不高，人才优势没有充分发挥，人才流失严重。湖北省作为中部腹地和长江中游的一个重要省份，全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是中国高校科研机构密集区，科技实力比较雄厚，但是由于没有好的人才机制，高端人才在企业中并没有发挥作用，更多的则是流失到沿海等发达地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2)政府职能缺失，服务水平不高，法治建设有待完善。尽管湖北省的软环境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但与投资环境建设的相关配套政策、制度缺乏整合完善，同时相关的职能部门不能互相协调，直接导致行政审批的繁琐、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责任等现象时有发生。(3)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自然资源浪费严重。在中部六省中，湖北省具有明显的土地资源、水电能源资源、矿产资源等优势，但是普遍存在资源合理利用程度不高的问题。(4)区域形象不佳，诚信度有待提高。全民信用意识淡化，企业信用水平较差，由于信用欠缺，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影响湖北区域信用环境的建设。
3产业集群发展。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投资环境创新
实施产业集群战略是提升区域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集中就促使了大批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的产生，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和主要力量。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利于节约成本，有利于推进技术创新，有利于开拓市场，有利于规模扩张。而由竞争优势带来的利润前景，会进一步吸引资金、人才，形成良性循环。能否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经济竞争力强弱的关键。因此，湖北应做好规划，明确支持重点，在有条件的地区大力推进企业之间的相互联系，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形成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推动产业竞争优势的提升。
结合湖北省自身的部分产业优势来看，同样也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目前已经逐渐培育出一大批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产业，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纺织服装业以及船舶制造业等，同时还有一些拥有发展潜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如工业激光业、移动通信系统及设备业等。这些产业通过逐渐的数量积聚和质量提高，已经形成了大量拥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目前湖北省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产业关联度偏低，缺乏专业协作。各城市产业有趋同的弱势，特色不明显，缺乏合理的分工和互补性。同时上、下游产业配套和协作不够密切，未能形成较好的互补性较强产业链，使产业集群未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乘数效应的作用。例如：湖北省的襄樊市和十堰市，汽车零部件企业存在集中度相对较低、基础薄弱、企业规模小、营销能力弱的问题，这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利于形成产业链和提升产业整体竞争优势。(2)技术创新能力低。湖北省的制造业虽有一定程度的集群效应，但是整体的科技产出率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成果的科研转化率低。(3)品牌优势不明显，整体实力不强。
4促进投资环境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对策
针对以上进行的湖北省投资环境创新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互动机制以及存在问题的深入分析，在“中部崛起”战略下，提出以下战略对策：(1)政府要充分发挥其服务职能的作用，做好相关的协调服务工作，要增强服务投资者的意识，提高服务质量。(2)要下大力气发挥科教优势，推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营造留住人才和用好人才的良好环境。(3)要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为科技创新和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支持。(4)通过对外宣传以及积极的自身完善，为区域树立良好的外在形象。(5)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提高加工深度和调整产品结构来改善经济效益和增强产业素质，进一步巩固工业基础。
总之，在区域经济日益融合而省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现实条件下，湖北省既要挖掘自身的科技潜力，起到中部崛起的表率作用，又要正视科技发展领域中存在的不足，深化科技领导体制的创新。中部的崛起意味着湖北的崛起，而湖北的崛起也将成为中部崛起的亮点。湖北省通过走科技强省之路，以湖北的发展拉动中部地区的发展，成为“中部崛起”战略的支撑点。
摘 要：本文构建了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框架，分析了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流程，从环境分析、经济性分析和风险分析等三个方面论述了投资机会分析的内容，提出BOT项目投资机会评价与决策的方法，从而更好地完成投资机会选择。
关键词：BOT项目 投资机会 评价 决策
一、引 言
BOT项目在我国的兴起，为众多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企业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对投资者而言，投资活动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机会寻取与选择的正确与否。进行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是BOT项目投资过程中首先要做好的一个重要环节，投资机会恰当与否，不仅影响到项目本身，还影响到投资者本身。错误的投资机会分析，或者对项目规模、项目收益的预测不准确，会造成投资者经济资源的浪费，或引起财务状况恶化，处理不当将使投资者陷入瘫痪。若投资者是进行多元化投资，则失败的机会分析，不仅挤占投资者正常经营活动资金，还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风险。
二、 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概述
（一）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的内涵
投资通常是指投入财力以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或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获得收益的行为。广义的投资概念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也包括生产性投资和金融性投资，还包括固定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这里所要讨论的BOT项目投资主要是指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属于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那么，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就是投资者在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发活动之前进行的分析和论证过程。
（二）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框架体系
BOT项目运作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多阶段的过程，对其涉及到的每一个要素进行全面科学的分析是投资机会分析的基础。对BOT项目进行选择与确定，一般从环境、成本、收益和风险等方面来考虑，其中成本和收益属于经济性因素。因此，BOT项目的投资机会分析可从环境分析、经济性分析和风险分析三个方面展开，其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三）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流程
一旦获取项目信息，投资者首先需要对项目的投资环境进行分析与评价，在此可行的基础上制定投资方案；然后对拟投资项目的方案进行盈利能力分析和清偿能力分析，对达不到要求的项目，可进行其筹资方案的修改或予以放弃。对于达到要求的项目，再进行经济不确定性分析，从而完成投资项目的经济性分析与评价；最后对BOT项目进行风险分析，并对在风险分析中发现的一些缺陷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方案按上述流程重新进行分析，最后形成投资分析报告。其分析流程如图2所示。
三、 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的内容
（一） BOT项目投资环境分析
BOT项目投资环境是指一定时空领域内影响BOT项目投资活动的各类外部条件的综合，它是制约BOT项目投资效益的经济、政治、政策、法律等外界因素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充分了解和把握投资环境，对准确进行投资机会分析，制定正确的项目投资方案，进而做出合理正确的决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构成BOT项目投资环境的要素众多，一般可概括为六大要素，即法律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设施情况等。
法律环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法律完整性、法制稳定性和执法的公正性。法律完整性主要指BOT项目运作所依赖的法律条文的覆盖面，包括法律法规是否齐全；法制的稳定性主要指法规是否变动频和有效；执法的公正性是指法律纠纷、争议仲裁过程中的客观性、公正性。
良好的政治环境是BOT项目成功实施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政局稳定和政策连续，实施BOT项目所需的广泛的政府支持才可能成为事实，投资者才会主动去开发BOT项目。
经济环境由经济发展目标、产业等级、资源开发、国际贸易、金融行情、财政收支等状况构成，它是影响BOT项目投资决策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经济环境要素包括的内容很多，主要有宏观经济环境、市场环境、财务环境和资源环境等。
图2 BOT项目投资机会分析流程图
社会环境是指拟投资地区的社会秩序和社会信誉，这些环境条件对于投资的安全保障十分重要。
自然环境是指投资项目所在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由于自然环境是一种投资者无法轻易改变的客观物质环境，具有相对不变和长久稳定的特点，而BOT项目一般为基础设施项目，其具有地理位置的固定性和不可逆转的特点，因而自然环境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BOT项目中，自然环境主要从环境保护和自然条件来考虑。
基础设施环境主要包括投资地区的交通、能源、通讯、给排水、排污等。项目所在地基础设施的完善情况，直接影响项目开发成本，从而影响投资效益。
（二）BOT项目投资经济性分析
BOT项目投资经济性分析是指投资者根据国家现行财税制度和价格体系，分析、计算项目直接发生的财务费用和效益，编制财务报表，计算评价指标，考察项目的盈利能力和清偿能力等财务状况，并对经济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据以判别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其程序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步骤：（1）选取财务评价基础数据与参数；（2）估算各期现金流量；（3）编制基本财务报表；（4）计算财务评价指标，进行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分析；（5）进行不确定性分析；（6）得出评价结论。其具体流程如图3所示。
图3 BOT项目经济性分析流程图
（三）BOT项目投资风险分析
BOT项目投资风险分析是指分析BOT项目风险的来源及构成，建立BOT项目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风险评价模型对风险进行量化分析，以确定拟投资项目的风险及其大小，进而对拟投资项目的投资方案进行优化，保障项目以最小风险运行。BOT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对风险的管理过程，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机会分析时必须对各种风险有清楚的认识，较好的处理各种风险。
BOT项目风险分析的一般过程或主要步骤有风险识别、风险评价和风险应对。
1.风险识别。风险识别是整个风险分析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环节。它的任务是了解风险的客观存在，识别风险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条件以及风险事件发生后的后果及影响，目的是找出风险之所在和引起风险的主要因素，并对其后果做定性的分析。BOT项目的风险主要包括：（1）投标风险，包括项目许可风险、土地征购风险、环境及文物保护风险、专营及税收法规风险等；（2）融资风险，包括资金不足风险、破产风险、利率变动风险、货币兑换风险、汇率变动风险等；（3）建设管理风险，包括承包商的表现风险、地面条件风险、造价超支风险、工期延误风险、质量不合格风险、技术风险等；（4）运营风险，包括收入风险、运行及维护成本风险等。
2.风险评价。风险评价是在项目识别的基础上，通过建立项目风险系统评价模型，对项目风险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并估算出各类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其可能导致的损失大小，从而找到该项目的关键因素，确定项目的整体风险水平，为如何处置这些风险提供科学依据，以保障项目的顺利进行。
3.风险应对。风险应对也即是风险控制和防范，是项目投资者努力将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减低到可以接受的程度，并将剩余的不确定的责任分配给最适合承担的一方。
四、BOT项目投资机会选择
通过对BOT项目投资环境、经济和风险进行分析和评价，并将几者进行统筹兼顾、合理分析后，形成投资机会分析报告。对投资者而言，机会分析报告只是进行投资机会选择的关键工作之一，还应以机会分析报告为依据，对投资机会进行评价，以选择适合的拟投资项目，并通过详细的可行性研究，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从而更好地完成投资机会选择。
（一）BOT项目投资机会评价
投资者在进行投资机会评价时，可以运用实物期权理论计算拟投资项目的期权价值，以考察单个项目的投资机会情况；也可以通过结合可能性理论和层次分析法，计算项目各经济性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的排序指标，并通过对比多个项目的排序指标来确定投资机会。
BOT项目属于风险型投资项目，进行其投资机会评价，一般可以从收益、成本、环境和风险等方面来考虑，前两者为经济性因素，后两者为非经济性因素，这些因素都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可利用可能性理论来处理其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完全性。同时，上述经济性因素和非经济性因素又可细分为多类因素，所有这些因素构成BOT项目投资机会评价指标，这些评价指标具有多目标、多层次的特点，可利用网络层次分析法来具体比较和分析。
（二）BOT项目投资机会决策
对BOT项目投资者而言，从获取项目信息开始，就展开了项目投资机会研究，经历投资机会报告的形成、投资机会的评价、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到最后进行投资决策，通过一系列的机会选择工作，最终完成投资机会决策。
在初步选定了拟投资项目后，应该进一步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从而做出最后投资决策。在这一阶段，投资者应在投资机会研究的基础上扩大范围和提高深度，对拟建项目的市场需求状况、建设条件、生产条件、技术、设备、融资、经济效益、环境和风险等方面，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进行论证，做出项目是否可行的结论，选择并优化建设方案。
五、结束语
对于投资者运作BOT项目而言，投资机会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从获取项目信息开始，就展开了项目投资机会研究，通过投资环境分析、经济性分析和风险分析形成投资机会分析报告，必要时需在此基础上进行定量化的投资机会综合评价，最终完成投资机会选择，为投资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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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绿色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结构；污染密集行业
中图分类号X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2012年，在我国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全国党代会报告第一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将经济绿色发展――即发展仍是首要，不过是要求在发展的过程中尽量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朝着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向前进[1]――设定成实现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过程。然而，随着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环境也有恶化的趋势。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是造成东道国污染主要原因这一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尚无定论。现有的研究多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为探究“污染天堂”是否存在于我国，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相结合，理论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进而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确实以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主，但其影响的还不严重，即便如此，为实现绿色发展，我国应从宏观战略层面上引导外商在华直接投资。
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的同时，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呈现恶化趋势。在过去的三十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以货币度量）年均增长率约为16.3%，至2011其总量达到1 160.1亿美元；从合同利用外资项目数分析，1979年至2011年累计达65.98万项，其中，2011年为2.75万项[2]。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FDI 流入的大背景下，不容忽视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的环境状况也呈现逐渐恶化的趋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从1992年至今各项指标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图1）。其中，工业废气持续增长，在1992-2010年间增长高达479%；工业SO2排放在1992-2006年间快速提高，增幅达到69%，随后出现缓慢下降，相对于1992年依然增长41%；工业废水在有效控制之后，排放基本保
持不变，这凸显了政策选择对污染排放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国内外不乏就FDI的流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机理的研究，但是相关研究竟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FDI的流入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其假说检验表明，由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低的减排成本以及松弛的环境规制，发达国家往往会选择这些国家进行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直接投资。当环境政策规定的环境边际成本很低时，会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出现环境倾销现象[3-4]。另外，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经济一体化会带来更多污染避难所的出现[5-6]。然而，基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的环境业绩比较研究，现有部分文献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研究认为东道国环境恶化并不是跨国公司造成的，因为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通过对马来群岛的研究，Jenkins表明外资或是外资控股的企业会更多的使用环保技术，环境业绩比本土企业要好[7]。利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环境治理水平数据，Wang和Jin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环境业绩最好的是国外的跨国公司，其环境治理水平优于我国国有或私人企业并在统计上显著[8]。上述研究都仅是从实证角度出发，尚缺乏从贸易理论角度进行分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文首先构造贸易理论模型，进而将FDI区位选择模型引入其中，建立FDI污染转移模型，分析“污染天堂”存在的可能性；其次，运用我国的工业行业分布数据，我们将实证检验FDI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集中于我国污染密集程度较高的工业行业。
杨博琼等：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10期1在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基本情况
本文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的产业结构依据国家统计局2003年第14 号文件《关于印发〈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的通知》的标准。其中，第一产业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指工业和建筑业；而第三产业为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例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图2FDI在各个产业分布图
Fig.2Distribution of FDI in three sectors图2表明，从流入中国的FDI在三大产业内的分布看，FDI在三大产业是非均衡分布，第二产业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中占主导地位[9]。在2010年，实际投向第二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占中国同期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6.2%，从投资绝对值角度看，从1995至2010年，2001年的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绝对金额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达534.48亿美元；1999年最低，为283.85亿美元。与第二产业占比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比重很小。
然而，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在2006年出现了结构性变化。1995-2005年间，我国第二产业中的外资流入平稳增长，从1995年的69.6%增长到2005年的74%。其中，2001年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最高，一度达到77.2%。从2006年开始，在我国产业政策调整的多方驱动下，FDI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渐降低，2006年降为67.4%，2007一年之间下降了10个百分点为57.3%。从此，FDI在第二产业中的份额一直停滞。
尽管从基本的产业分布来看，FDI还是主要分布于污染较为密集的第二产业，但是FDI集中于制造业主要是因为产品更接近国内消费市场和追逐低劳动力成本，因此简单的产业分布及其趋势分析不足以证明我国存在“污染天堂”现象。
2FDI污染密集程度理论研究
关于FDI区位选择问题，现有文献表明税收、市场的其他要素以及政府的功能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企业税及税收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FDI的流动方向和速率[10]。另外，税收的量能、方式和政策的稳定性是影响FDI区位选择的重要要素[11]。还有，经济的集聚作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FDI[12]。对于在华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论述较为完全的是Leonard和Yum，他们认为对于在中国的FDI区位选择比较有影响的是市场的大小、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政府政策以及劳动力的价格，也就是预期收入和成本因素[13]。
针对环境污染与环境税收即有理论也有实证分析。Markusen理论推导出税收对跨国公司去留存在负向作用机理，即税收过高跨国公司则被驱走，反之亦然[14]。Murat，Emmanuel和Anastasios都认为环境税对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有影响，与Markusen不同的是，这两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税收政策的确定性问题而非程度问题[14-16]。前者分析了在环境政策不确定的情况下，竞争性企业区位选择的最优解[15]，后者分析了环境政策的时间连续性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关系，例如获得专利的企业倾向于环境政策稳定的政府[16]。值得注意的是，环境税收问题的研究对象均为污染企业，如果从行业角度来看，这些企业均属于工业行业。这也暗示非工业企业的污染是相对轻微，对于污染税或环境规制也不会特别敏感。
基于贸易理论，有关学者从全球分工的角度就这个问题作了比较系统地分析[17-18]。前者对于全球贸易分工理论分析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相对污染比例较高，所以发达国家的污染税征收较高，因此会迫使产业链上污染密集的部分转移到发展中国家[17]。Dean和Lovely拓展了Copeland和 Taylor的模型，对于中国的贸易对环境的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18-19]。其理论贡献是将加工贸易从普通贸易中单列出来，对于以利用东道国低要素成本为目的FDI生产（即垂直型FDI）生产进行了分析[12]。该文也同样认为产业链中的污染密集部分会被世界分工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两篇文章都是以工业为研究对象，但是仅考虑了垂直型FDI，缺乏对以进入东道国市场为目的FDI（水平型FDI）区位选择的分析。为填补这一真空，本文将综合考虑水平型和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对工业部门的FDI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2.1污染的供给函数
污染作为公共物品，由社会上所有的消费者提供。假定全社会有N个消费者，所有消费者的偏好是类似的，每个消费者的效用由普通效用和污染损失所组成，且两种效用是可以分离的，则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表示为：
U（x，y，z）=u（x，y）-h（z）（1）
其中，u（x，y）是同阶单调递增的凹函数，函数h是单调递增的凸函数。
于是，当产品价格人均收入和污染量给定时，消费者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V=u（I）-γZ（2）
其中，I是居民的收入，等于全社会产出G的人均值，即I=G（P，τ，Z，K，L）5N。
遵从Copeland和Taylor假定产品价格不会变化[12]。由此，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由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减去污染所带来的效应组成。根据萨缪尔森公共物品的需求定理：如果全社会污染总排放为Z，政府的污染税为τ，为了使其效用最大化，公共物品的税收等于所有人的边际成本之和。政府的税收由代表性消费者的利润最大化来决定，其表达式为：
τ=-NVZ/VI=Nγ5u’（I）（3）
[关键词]中小城市软环境评价模型构建
一、构建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模型的目的及背景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生存较量已从规模、专业、浅层次的外在竞争，逐步发展到内在的、隐含的、综合性的、深层次的战略性竞争，这就涉及到软环境。我国学者对投资环境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主要针对宏观经济环境而设计，由于投资软环境含义广阔，评价范围过于宏大和宽泛，评价指标直接关系到的是国家或区域创造性能力的提升，对中小城市而言，缺少针对性、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因此，笔者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构建，便于指导实践工作。
二、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
1．价值性。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和优化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此，设计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还应具有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指标中要具体体现降低企业成本、吸引外部资本、促进经济繁荣和改善民众生活质量、解决社会矛盾方面的问题。
2.独特性。投资软环境是一个城市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培育和积淀而成的，它是一个城市内在的、隐含的、深层次的，是本城市所特有的，能为城市带来持续发展能力的内在因素，它不易被其他城市模仿和替代。设计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要反映城市的历史优势、资源优势、文化优势等信息。
3.整合性。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是由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单个某一方面的优势和强大都不足以提升城市的整体价值。因此，这些要素必须与城市的其他软环境要素形成一个有机的能力体系或具有整体互动的功能，才能向国内外的投资商展示出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显著优越性。
4.针对性。中小城市无论在规模、基础设施、发展机遇、人力资源等方面都无法与大城市相比。因此，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应具有针对性。着力于解决在执法、政府政务、市场竞争机制、文化特色等方面问题，所列指标要突出企业和群众经常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实改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这篇论文
5.导向性。评价指标体系既要反映投资软环境的现状，又要导向未来，指引人们应该如何加强投资软环境建设。
三、建立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
对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特性分析为探索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构成提供了理论基础。经过研究发现，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建设的好坏集中在法治与政策环境、行政服务环境、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四大方面，其构成了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内容。在此基础上，下设法制环境、政策环境、政务环境、投资服务环境、资金盈余环境、诚信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基础服务、商务基础设施、文化环境、舆论环境和教育环境等12个二级评价指标，并通过51个观测群的调查分析，对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评价和诊断。建立的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的评价指标内容详见下面图表。
中小城市投资软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包含了目标层、指标层、观测层等多层面的综合评价体系。指标数量要繁简适中，以便用来测度和分析我国中小城市的投资软环境。
参考文献:
[1]梦祥茹杨育红:开封市优化投资软环境若干问题研究[J]．开封大学学报,2007（3）
[关键词] 房地产投资环境 梯形模糊理论 群体准则 综合评价
从战略营销观念出发，房地产企业营销活动旨在使顾客产生满意感。投资者可以从房地产的区域环境入手，通过市场调查获取消费者所满足的环境组成，此外，再结合专家和投资者的意见，进一步降低风险。基于以上观念，结合投资环境评价中定性指标向定量化的处理方法，提出了基于梯形模糊理论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方法。
一、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模型
在投资者、专家、客户群多准则下对多个房地产投资环境（以下简称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其中，记专家为;投资决策者为;抽样调查的客户为个；投资环境为;一级评价指标为，对于一级指标有个二级评价指标，记为分别表示专家、决策者、客户群给出的指标权重值，其中为梯形模糊数[2]。是由专家给出的数据，分别表示一级指标层下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二级指标相对于的权重，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总权重。专家给出投资环境关于评价准则的评价值为梯形模糊数。其中是指标的最低评价值,是最可能区间，是最高评价值。
1.评价指标的构造和约简
在系统分析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将指标分类：一类为企业指标，一类为客户指标。所谓客户指标是指客户在购买房产时考虑的投资环境方面的因素；所谓企业指标是指总的投资环境评价指标除去客户指标以外的指标因素。对客户指标进行约简，与企业指标共同构成最后的评价指标体C。在此过程中通过设计合理的客户调查表得到客户群的指标权重。
2.指标评价值的规范化处理
指标类型有效益型、成本型。效益型指标是指标值越大越好的指标，成本型指标是指标值越小越好的指标。为消除不同物理量纲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对各数据进行规范化处理，处理方法如下[3]:
若为成本型准则，则作下列变换：
若为效益型准则，则作下列变换：
经上述处理，并与1比较取极小值后得到的值为。
3.评价指标合成权重的确定
（1)专家的指标权重
首先构造指标重要性两两对比判断矩阵。通过梯形模糊层次分析法[4]得到专家指标权重，并求其期望,。为方便权重合成，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得指标层二中指标对目标层的权重:，并对其按企业指标和客户指标分类。
（2)投资者的指标权重
投资者指标权重处理方法与专家指标权重的处理方法类似。得到决策者的指标权重:。
（3)客户的评价指标权重
对所得到得潜在客户群的客户评价指标权重初始值。进行量纲统一化处理:。
（4)指标权重合成
企业指标权重合成为:
客户指标权重的合成:
其中，满足，是评价者的重要性系数。
最后得总的指标权重:
4.指标的个体评价合成
对于每位专家对投资环境的模糊评价值为:。
5.指标的群体评价合成
（1)通过IAHP法[5]计算专家组中专家权重，满足;
（2)指标群体评价合成:。
6.识别排序和评价
本模型采用改进的距离公式[3,6]作为排序依据。
其中，λ为评价者的风险态度，我们定义专家的风险态度为中性，即λ=0.5。计算，然后按照从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投资环境的排序序列，越大投资环境越优。
二、实例分析
某房地产开发公司欲对三个投资环境进行评价，以决定对哪个区域进行开发。该公司针对不同的调查对象编制不同的调查表，对5位专家，300名客户进行调查，结合决策者()的意见，制定出房地产投资环境指标体系。如表1。
表1 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指标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以专家对投资环境的评价过程为例阐述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的计算过程。
1.初始指标评价值
构造指标评价等级标准，如表2。
表2 指标评价等级标准
在对指标体系进行分类后调查得到专家E1对指标的初始模糊评价值。如表1所示。
4.2权重确定
（1)专家指标权重
采用1～9标度构造指标重要性两两对比模糊判断矩阵,通过梯形模糊层次分析法经过处理和计算得到面向目标层的指标权重：=（0.1998，0.1121，0.0560，0.0285，0.0319，0.0584，0.0538，0.0716，0.0852，0.0551，0.0101，0.0300，0.0844，0.0431，0.0113，0.0069，0.0374，0.0244）。
（2)决策者指标权重
决策者指标权重处理方法与专家指标权重的处理方法类似。最后得决策者的指标权重为=（0.1230，0.1260，0.0606，0.0258，0.0375，0.0632，0.0584，0.0843，0.0950，0.0624，0.0389，0.0306，0.0751，0.0426，0.0125，0.0066，0.0342，0.0233）。
（3)客户评价指标权重
通过设计合理的客户调查表得到客户群的指标权重。并对其进行量纲统一化处理得到=(0.1779，0.0790，0.0523，0.0720，0.0349，0.0354，0.0282，0.0606，0.1020，0.0576，0.0905，0.0069）。
（4)指标权重合成
根据评价者的重要性，取，权重合成为=（0.1724，0.1097，0.0566，0.0364，0.0342，0.0552，0.0546，0.0733，0.0925，0.0573，0.0187，0.0302，0.0763，0.0545，0.0108，0.0068，0.0364，0.0241）
3.指标的个体评价合成
通过3.4中的公式得到专家E1对投资环境A1的综合模糊评价值。=(0.8729，0.9050，0.9355，0.9676）。
4.相似处理
其他投资环境的处理过程与A1类似，计算得所有投资环境的模糊评价值:=(0.7867，0.8172，0.8601，0.8921），=(0.8189，0.8442，0.8772，0.9116），=（0.9075,0.9345,0.9646,0.9729）,=（0.8582，0.8881，0.9214，0.9550）；=(0.8603，0.8818，0.9173，0.9470），=(0.8756，0.9101，0.9371，0.9682），=（0.8467，0.8716，0.8903，0.9227），=(0.8487,0.8726,0.9012，0.9396），=（0.8751，0.9175，0.9343，0.9743）;=(0.8674，0.9197，0.9503，0.9806），=（0.8591，0.8736，0.9297，0.9474），=（0.8971，0.9361，0.9615，0.9817），=（0.8453，0.8872，0.9207，0.9618），=（0.8418，0.8799，0.9089，0.9335）。
5.专家权系数的确定
通过IAHP法计算专家组中专家权重=(0.2387,0.0719,0.1600,0.3561,0.1733)。
6.群体评价模糊数的确定
通过专家权重合成得房地产投资环境群体评价模糊数，评价结果见表3。
表3 投资环境群体评价模糊数
7.识别排序和评价
计算。，。排序得。通过分析可以看到：投资环境从优到劣依次为投资环境3，投资环境1，投资环境2。
三、结论
本文建立了模糊群体准则的评价模型对房地产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在对投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类的基础上，采用梯形模糊数学理论实现了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的模糊转化。同时，将投资者、专家、客户群三者准则结合，增加了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结果的可信度。最后给出了可靠度较大的综合评价结果。实例证明该方法对于解决房地产投资环境评价问题是科学有效的。
参考文献：
[1]刘正山:房地产投资分析[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一）区域投资环境的自然环境因素引导民间资本配置在农业社会里，人类会优先选择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的上等土地进行开垦。其次，当交通便利、土壤肥沃的上等土地被开垦殆尽的时候，次级土地便成为上等土地的替代品，逐渐被人们进行开垦。当人口数量急剧增加时，次级土地亦不能满足市场吸纳量年年翻进的需求，劣等土地渐被开垦。实现生产运输成本最低是这种生产扩展方式的优势所在。这种扩展方式同样表明了人类具备天然的理性选择能力。在工业社会，人类同样存在着这种理性选择能力。利润的实现是通过资本投资力求实现的最终目标。当投资者选择投资地区时，主要有两大参考因素，即当地市场吸纳力和生产资源获得的便利性。因此，自然资源是否丰富、原材料获取的难易程度是影响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绝对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生产成本能否降低。因此，在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差异并不明显的阶段，投资者选择投资区域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丰富和交通便利的地区。不同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纵观历史，但凡物产丰饶、资源丰富、交通便利的行政区域，均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或货品集散地，且区域经济发展各具特色，这是由于不同区域的自然环境、道路交通条件以及历史发展决定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技的进步，自然环境因素的战略地位不再像工业初期阶段那样受重视，而是伴随着劳动力、资本及技术等众多因素共同影响着资本的配置，但是追逐自然资源的丰富、优越的区位条件是资本转移的客观规律。当下，世界上一些不发达国家及地区仍然以出口资源为主，自然环境因素在这些国家招商引资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从本质上讲，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出发，充分利用一定的资源来进行深入地加工形成产品，并进行交易的过程。所以，自然环境因素对于民间资本配置起到极大的引导作用。
（二）区域投资环境影响民间资本投资方向在接受投资时，受资地区会从区域实际及优势出发，通过综合评价择选利于有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区域投资环境的投资项目，做到既要符合区域产业政策，又要有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项目，而对那些不利于地区发展或会危害到区域生态环境的可以采取一定的限制性政策予以约束。因此，我们认为区域投资欢迎对民间资本的投向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在虽然投资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及投资领域的决定具有充分的决策权，但是当投资企业进行实际的投资时，往往会受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接受来自宏观角度的指导。对投资企业而言，从微观角度其拥有生产决策和营销行为的自，但是在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投资者投资数量的多少又受到了被投资区域市场规模及消费水平的影响。市场机制下，要求投资者结合区域实际调整投资水平，而受资区域的人员流动状况及劳动力素质也对区域投资的效果产生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不公平性是地区市场准入的一个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会对区域民间资本的投资形成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情况下，一些一般性竞争性产业，因准入门槛较低，十分容易出现行业间的国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对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来讲，在区域市场准入存在一定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民间资本进入该区域市场的难度，甚者出现民间资本撤离实体经济，转而选择进行间接投资等现象。这一现象在现实市场中主要表现为民间资本转向购买股票、购买债券等，又或将大量的民间资本投入到房地产业，对民间资本及区域经济的安全产生极大的潜在威胁。
（三）区域投资环境影响民间资本投资企业机能和效益投资者始终在寻觅着最佳的投资区域，这在国内投资和国际投资中均是如此。投资者十分热衷于选择最佳投资区域。而致使投资者形成这种投资倾向的原因在于，这些优质的投资区域能够实现在最短时间内，以最少的投资成本获得做大的投资收益。对投资者而言，对良好的投资环境可谓趋之若鹜，这表明对投资者来讲好的投资环境能够在资本生存基础上实现资本的增值，且会对资本产生一定的牵引作用；反过来讲，当投资者遭遇较为恶劣的投资环境，往往尽可能的规避。美国印地安那大学法默(R．N．Farmer)和多伦多阿尔尼亚大学里奇曼(B．M．Rugmam)两位教授主要围绕影响跨国经营的重大要素为研究要点进行系统的分析进而提出关于跨国经营企业效益是如何形成的模型，该模型假定“企业的综合效益是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要素的函数。对企业而言，企业效益受到两方面各自的差异而产生不同，即由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二者的共同作用”。上述模型揭示了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和外在因素投资环境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受到来自外在因素投资环境的影响。“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是企业内部资源组合、协调及其运作的方式，其广泛包括企业的组织行为以及组织的生产和经营等。其中，组织行为主要涉及企业的战略与规范、组织与控制以及领导与鼓励。而组织的生产与运营则广泛涉及企业内部的各个环节，包括资源的采购、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人力资源管理、营销、财务以及公共关系等。”（邓宏兵2000），外在因素投资环境影响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而内在因素企业经营机能则是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决定能否获得投资效益的核心力量。特别是接受投资地区的经济、文化、市场竞争状况等均会对企业的经营机能产生重要影响：是处于劣势需要政府帮助，还是已具备较强的竞争活力；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需要侧重注重外部社会效益，还是应重点关注降低企业的内部各环节的成本。投资环境的不同，会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形成风格各异的企业特征，且通过投资环境的这种作用会对企业投资效益的获得以及企业的决策产生影响。
二、我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构建与指数测算
（一）构建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理论分析民间资本投资是资本投资活动的一种典型形式，因此也具备一般资本投资活动的属性。在整个的民间资本投资过程中，要牵涉到人文因素、社会因素、资源因素、经济因素等多种环境因素，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民间资本投资成果生成的决定性因素，但绝对是保证民间资本投资活动得以全面实践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客观评价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前提是合理分解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环境因素。针对民间资本投资活动的自身特点，结合前人有关区域投资环境因素遴选的经验，本文将区域投资环境细分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如图1所示。如图1所示，我们从自然资源、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五个方面对区域投资环境进行详细地划分为自然资源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因素。1.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自然资源环境是区域投资活动能够进行的基本物质保证。区域投资活动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高产出的活动，尤其在投资过程前期，基本上是高投入、零产出。因此，区域投资活动一般容易发生在自然资源密集的地区，比如富含煤矿、天然气、石油等区域。可以说，一个地区自然资源越富足，硬环境越良好，区域投资活动发生的概率就越高。2.经济环境因素经济环境因素对区域投资环境产生直接影响，是影响其能否获得良好效果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投入区域投资活动中的人才、资金、设备足够充分，经济环境足够优越，那么获得投资成果的可能性也就会大大提高。另外，一个地区良好的经济实力能够提供吸引外来投资的良好经济环境，这样有利于对资金的转换和吸收。可以说，一个地区经济实力越强，经济环境越好，用于投资活动的资金越充足、资金渠道越丰富、资金来源越充足，这个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越有利。3.社会环境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在整个区域投资环境中，是以导向性的作用出现的。由于区域投资是一种风险性很高的活动，区域投资主体的创新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环境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区域投资环境的优化，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激励政策，涉及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可以说，看一个地区的区域投资环境是否有利，首要考察的就应该是社会环境因素。4.文化环境因素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性普及，我国人民文化素质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因此，区域投资环境过程中也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只有这个地区具备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区域投资成果的后期推广才能获得广泛认同。所以，一个地区的文化基础越好，它的区域投资环境越有利。5.生态环境因素我国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较大的差异。城市的生态环境主要是以人工生态环境为主，而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则不同于城市地区，主要以自然生态环境为主。随着近年来经济发生速度的加快，我国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受到了不同程度来自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等诸多方面的威胁。区域投资的生态环境因素是指要协同、全面地治理城市与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环境高度融合互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是区域投资环境的重要保障。
（二）构建区域投资环境评价体系的参数设计根据前文研究，本文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五个方面对区域投资环境进行了详细划分。为提升运用于后续分析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我们借鉴陆迁和杨天荣（2010）、白永秀等（2013）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将这些因素细化为23个二级参数，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三）我国区域投资环境评价指数测算结果分析根据西部地区民间资本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我们遴选了东、中、西部地区以及全国投资环境的相关数据。各项统计数据从2007年到2012年，采用统一的年度时间维度，将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利用熵权模型计算二级参数的熵权，可以求出自然资源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态因素对于总体区域投资环境的评价得分如表2所示。从表2数据显示来看，我国区域投资环境呈现以下特点：（1）2007~2012年间，我国区域投资环境指数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偶有波动。受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7~2009年我国投资环境出现短暂的恶化。由于我国政府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金融危机政策，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2010~2012年我国投资环境出现明显改善，并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2）目前我国区域投资环境呈现阶梯状分布特征，自西向东，呈现十分明显的东强-中弱-西更弱特征。区域投资环境的这一特点与我国区域之间经济水平的阶梯状格局是相符的。（3）东、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相差悬殊。根据表2中2007~2012年区域投资环境指数评分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3倍。这反映出我国投资环境地区差异明显。（4）影响我国各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顺序存在差异。从全国层面来看，影响我国投资环境指数的主导因素为经济环境，其他依次为生态环境、社会环境、自然资源环境和文化环境；从分区域层面来看，影响东部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与自然资源环境；对中部地区而言，影响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而影响西部地区投资环境指数的因素排名为经济环境、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
三、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灰色关联度模型从系统论角度出发，一个完整的系统包涵多种不同类型的因素，各因素之间通过交互作用对整体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一般而言，为确定各因素对整体系统的影响程度，我们在进行分析时，主要选用回归分析、方差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理统计分析法。但陈平（2004)指出，目前广泛使用的计量经济学的回归方法缺乏可靠的理论基础，我们必须发展非稳态非参数的分析方法和复杂经济科学。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复杂经济科学———灰色关联分析来检验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的影响。
（二）灰色关联度结果分析综合考虑所用软件的运算能力和样本数据缺失等因素，本文研究认为民间资本是除政府资本、国有企业资本之外的国内非国有经济的经营资本。考虑到从规范渠道极难获取与民间资本相关的数据资料，本文采用近似法，选取2007~2012年我国全社会投资额减国有及国有控股经济投资额，再减去外商及港澳台经济投资额的方法以获得民间资本数据。本文数据均来自于CCER金融研究数据库与《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3），采用的灰色关联度模型软件是GM灰色关联度分析软件。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本文使用灰色系统理论建模系统3.0软件分析了东、中、西部以及全国投资环境指数与民间资本投资的灰色关联度结果，具体如表3。其中，第一行关联度R1表示的是灰色绝对关联相关系数；第二行，关联度R2表示的是灰色相对关联相关系数；第三行，关联度R3表示的是灰色综合关联相关系数（其中本文采用θ=0.5）。实证结果显示，区域投资环境对我国民间资本投资都有较显著的正相关性，东、中与西部地区关联度系数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与民间资本投资综合灰色关联度才0.503，明显低于全国综合水平。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能主要在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程度以及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等。这也表明亟需改善和优化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积极引导、鼓励和推进我国民间资本对发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予更多的投资，以进一步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为目的，推动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断缩小与其他地区发展差距。
四、结论
关键词：可行性研究 战略环境 投资效益
1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可行性研究是在建设项目的投资前期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论证，从而为项目投资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的一种科学方法和手段，有助于对拟建项目的投资进行合理选择[1]。随着我国经济建设速度的加快，大部分投资项目都为企业带来了良好的投资效益，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然而有些企业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缺乏认识，对其分析论证不充分，甚至有些企业并未真正地进行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因此并没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影响了企业的投资效益水平。在可行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1 可行性研究基础工作不扎实。编制一份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需要成立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可行性研究小组，做大量的基础工作，并针对项目收集大量的、可靠的、及时的资料，作为可行性研究的依据和内容，以满足企业决策需要[2]。基础工作是否认真细致，收集的材料是否完整可靠，直接关系到可行性研究的质量。然而企业的相关研究小组人员，由于项目的主客观因素而只是随意地凭借现有的资料和主观推断，编制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此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过程不规范、依据不充分、内容不全面、分析不深入、针对性不强，无法发挥可行性研究所应有的作用。
1.2 评价指标的选择性使用。在很多可行性研究报告中，评价指标数目很少，并且没有系统性，只为单方面地满足某一规定要求[3]。有些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只选择使用有利于项目开展的指标，而对不利于项目的指标则加以忽略或放弃，如在财务评价中只对盈利能力进行分析，而忽略对其偿债能力指标的分析论证，从而根本无法全面地对项目的可行性做出判断。
1.3 投资单位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缺乏认识。许多投资单位对项目可行性研究的重要性缺乏理性的认识，从而对可行性研究不加以重视或片面地重视可行性研究。他们把可行性研究只当做是为了“走过场”，或是怀有目的只提供给某些相关方面看的，以获得其支持，从而他们缺少对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重视对技术可行性的评价，忽视对经济合理性的评价;看重对财务评价，而忽略对国民经济评价、社会评价、敏感性分析和风险分析等[4]。
1.4 企业可行性研究偏重短期利益。许多企业在进行可行性研究过程中，只注重项目的短期利益，或孤立地对本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缺乏以企业的战略目标来指引对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从而忽略了对企业现阶段所有的项目群的整体方面的可行性研究。这往往导致企业为了眼前利益而损害了企业长远的发展，为了局部的利益而破坏了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2 企业投资效益的影响因素
任何企业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的发展和变化，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威胁。企业在对建设项目进行投资选择时，都将会以战略发展的眼光来对企业自身所处的内外环境进行分析，合理配置资源，发挥企业独具特色的潜在价值，从而确定使投资的项目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益。对企业战略环境的分析包括企业外部环境分析和企业内部环境分析或条件分析两部分。
2.1 企业外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一般包括宏观外部环境，即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地理环境，这是企业一般所共处的环境，企业能否全面、准确、及时地掌握和分析这些因素，对企业的投资成败有着巨大的影响;微观外部环境，即企业所处的行业竞争状况，认清行业环境因素有利于了解行业总体情况，发现行业中存在的威胁与机会;运营环境，即与企业在人、财、物、信息、时间等直接发生关系的客观环境，这是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环境。企业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不但受到企业环境因素的制约，同时也依赖于环境而生存和发展，并通过企业工作影响着环境的变化[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动态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2.2 企业内部环境。通过对企业外部环境的了解分析，将会意识到其给企业带来的潜在机会。然而也只有具备了能够利用这种机会的内部条件的企业，这种机会才是企业现实的机会。企业在进行投资项目时，其自身的条件将会对其有很大的影响，自身条件的优劣势决定着企业的投资效益。企业内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将由企业资源、组织结构、核心竞争力、执行力与创新力所决定。
2.2.1 企业资源因素。每个企业都拥有一定的资源，不明晰企业资源和利用资源的能力，就无法正确地制定战略。对企业资源分析可以有效地协调获得的资源，从而满足特定市场需求，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益。企业的资源可以分为实物资源、人力资源、财务资源、无形资产等四类。
2.2.2 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是指企业内部分工协作的基本形式或框架。分工是协作的前提，但又离不开协作，否则，分工就会失去意义，造成组织效率低下，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益。企业组织结构的形式很多，基本的组织结构形式有直线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子公司和分公司、网络结构和虚拟组织[6]。每一种组织结构形式都具有自身的特性、优缺点以及适用范围，企业应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结构形式。企业组织结构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十分完善，应随内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动而实施组织结构的局部或整体调整，保持组织的高效运转。
2.2.3 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不易被竞争对手效仿，使企业在某一市场上长期具有竞争优势的独特的内在关键能力。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新产品研发、售后服务和各种决策中形成的独特技术、机制和文化优势，直接决定着项目投资效益的高低。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竞争优势的基础，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开发能力、战略决策能力、核心市场营销能力、有效生产能力及市场应变能力[7]。
2.2.4 企业执行力。所谓企业执行力，就是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要完成企业的最终目标，就要靠企业主体的实践活动，即通过员工的执行能力把企业的发展蓝图变成现实。因此执行力是把企业规划变为客观现实的重要载体，对企业的兴衰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因。执行力可分为个人执行力和企业执行力。个人执行力取决于个人能力以及工作态度，个人能力是基础，工作态度是关键。企业执行力是指贯彻战略意图完成预定目标的操作能力。这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是把企业战略、规划以及企业所有个体执行力转化成为效益、成果的关键。
2.2.5 企业创新力。企业要永续经营和不断地茁壮成长，关键是要持续创新与突破。尤其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时代，积极主动地创新与突破，更是重要的成功之道。企业创新力是指企业不断创造新思想、新观念，并运用这些新思想、新观念，通过科技进步、市场开拓、管理升级和文化建设等具体创新内容，为企业带来利润和效率，获得竞争优势，最终实现企业发展战略目标[8]。创新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目标创新、技术创新、领导创新、制度创新、组织机构和结构的创新以及环境创新等六个方面。
3 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的联系
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深度将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益，企业所获得的效益也将决定着企业对可行性研究的重视程度，虽然一个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会花费额外的投资成本，然而这却也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为前提的。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之间的联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从图中可以看出，企业的投资效益由企业的内部环境决定，即企业的资源、组织结构、核心竞争力、执行力和创新力，并受企业外部环境的影响。企业投资效益的提升也能增强企业的内部实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企业内部实力的增强，将会使得对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做得更加深入、更加完善，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可行性研究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益。由此可知，无论是对于项目可行性研究还是企业的投资效益，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内部环境，它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
4 改善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的途径
从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之间的相互联系中可以知道，要改善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关键在于把握好企业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努力改善企业内部环境，增强企业的内在实力。改善企业内部环境主要可以考虑决定其内部竞争力的五个方面。
4.1 企业价值链分析。价值链分析是从企业内部条件出发，把企业经营活动的价值创造、成本构成同企业自身竞争能力相结合，与竞争对手经营活动相比较，从而发现企业目前及潜在优势与劣势的分析方法，是指导企业战略制定与实施活动的有力分析工具。价值链分析的关键是认识到企业不是人、资金、设备等资源的随机组合，如果不将这些资源组织进生产经营中来，保证生产出最终客户认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些资源将毫无价值。对于一个企业而言，价值链分析都应该放在产业价值活动的系统中进行。通过对企业价值链的分析，能够更加清楚企业内部条件及其竞争的优劣势，从而更加全面地对这些资源进行规划使用，提升其使用价值。
4.2 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的建立并不是一步就能十分完善，它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优化，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企业组织结构是动态的，随着经济全球化下日益激烈的竞争，组织结构必须坚持按照效率性、专业化的分工协调及有效监督控制原则进行创新，走产品、产业与资本经营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构建新型企业组织结构，推行扁平化管理[9]。企业组织结构扁平化是一种通过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机构、裁减人员、使组织的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中间管理层次越少越好，以便使组织最大可能地将决策权延至最远的底层，从而提高企业效率的一种紧凑而富有弹性的新型团队组织。在扁平化管理下积极构建学习型组织以及协作型团队组织，从而不断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实力。
4.3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核心竞争力是通过长期的发展和强化建立起来的，核心能力的丧失将导致企业无法估量的损失。企业必须通过持续、稳定的支持，维护和巩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确保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健康成长。企业要将自身潜在的核心能力转化成现实的核心能力，为竞争优势提供源泉，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益。
4.4 提高企业执行力。企业的目标都是通过员工的执行能力把企业的工作任务完成而得以实现的，执行力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强而有效的执行力将会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为企业带来可靠的效益[10]。有效地提高企业执行力首先要进行充分的沟通，对完成目标任务取得较为一致的认同。保证企业执行力应该有奖惩分明的措施，不然人们就没有动力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企业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应该逐渐地把执行力变成一种习惯，从而在良好的企业执行力文化氛围里有效提升执行力，形成一支优秀的执行力团队。
4.5 培养企业创新能力。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是要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努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速生产设备的更新以及生产工艺的改进，增强管理创新及文化创新，综合提高企业的整体创新能力是企业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必由之路[11]。营造有利于员工创新能力发展的企业文化氛围。弘扬员工个性品质，充分发挥员工主体性作用。尽可能建立鼓励员工创新的多层次激励制度，努力创造良好的学术研究与交流环境，大力倡导集体合作攻关的风气，经常开展有领导有组织的创新活动。
5 结论
本文讨论了项目可行性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环境以及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之间的联系的分析，得出了影响企业投资效益的主要因素在于企业自身的内部条件。因此，要想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改善项目可行性研究与企业投资效益，关键在于把握好外部环境所提供的机会，从企业内部出发，不断巩固和提高企业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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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区位选择 影响因素
一、引言
国际直接投资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最核心的特征。国际直接投资正以快于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迅猛增长。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就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国家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口贸易必然转向对外直接投资，这不仅可以突破国内资源短缺的束缚，而且有利于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这样既能保障河北省经济发展的能源供应，又能充分利用世界各地的资源优势。
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理论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发达国家， 主要研究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投资行为和投资方向等。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包括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
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以垄断优势理论（Stephen Hymer，1960）、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aymond Vernon，1966）、比较优势理论（Kiyoshi Ko jina，1978）、国际生产折衷理论（John H. Dunning，1977）等为代表理论。
从20世纪70 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渐开始重视对外投资理论的研究，并先后提出了以小规模技术理论（Louis R We lls，1983）、技术地方化理论（Sanjaya La，1983）、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John A. Cantwell）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强实践指导价值的理论。
国内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两种方向。一是通过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 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投资模式、区位选择和产业选择等，如程惠芳（1998）把对外直接投资纳入开放宏观经济均衡分析，实证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及与宏观经济协调的关系。另一种研究方向主要利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数据，建立基于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从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如蒋冠宏（2012）利用中国对95个国家的OFDI数据，基于引力模型考察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三、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3+2”因素分析
（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环境的因素分析
1. 河北省经济环境因素分析
第一，河北省市场规模因素。河北省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市场规模可以反映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供给能力。根据Dunning（1981） 投资理论和蒋冠宏（2012）对中国对外投资模型分析，证明对外直接投资随着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所以随着河北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提高，投资潜力将成上升趋势。2012年河北省对外投资首破10亿美元，同比上涨11.56%。
第二，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边际产业转移因素。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与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需要与边际产业的转移为河北省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适时契机，是推动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动力。目前河北省产业结构依然呈现“二、三、一”的分布结构，第三产业竞争力整体较弱。河北省虽然已经形成诸如建材、装备制造、纺织、服装、医药等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是仍然以第二产业为主，如何持续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也是亟待研究的问题。另外由于河北省资源禀赋的约束、国内市场竞争的加剧、国际贸易壁垒等因素的制约，不利于提高优势产业的竞争力。通过统筹整合河北省企业优势资源，采用多样化投资模式，使河北省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梯度转移，同时集中力量发展本省优势产业，不仅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水平，也有利于河北省产业结构的升级。
2. 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因素
第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因素。河北省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主要包括政府制定的对外投资总体战略规划、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支持、对外投资的资本市场资金支持等。这些对外投资的政策因素将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这些政策措施影响着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与产业选择。首先，对外投资总体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对海外企业的宏观管理，可以帮助企业更广范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更合理地进行区位选择。同时可以指导对外投资企业以跨国公司的规范和国际标准提升管理水平，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效益。其次，对外投资优惠政策的支持，有利于帮助企业明确对外投资的重点区位和产业，降低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与难度。另外，完善对外投资的资本市场支持，建立境外投资的金融服务保障，有利于降低企业对外投资的资金门槛。
第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环境。对外投资法律体系的健全使对外直接投资做到有法可依。目前对外直接投资的法规比较散乱，“海外投资法”尚未出台，造成企业的对外投资无章可循，无法可依。另外健全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有利于对河北省对外投资项目进行有效监管和科学评估。
（二）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1. 企业对外投资动机
第一，利润驱动型。获取利润是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根本动机。资本具有逐利性，资本总是从低利润行业流向高利润行业。当生产成本一定时，获取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追逐的目标。对外直接投资在开拓海外市场的驱动下，以目标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为引导，通过扩大市场份额，适时提高销售价格，攫取较高利润。
第二，成本推动型。生产成本是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然而，目前随着土地、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不断上涨，全国乃至河北省的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的制造业成本将比中国更具竞争力。所以河北省企业可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将中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低成本的东道国。
第三，技术创新型。通过分析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发现部分投资流向技术创新型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并购可以表明这点。技术创新是提高企业对外投资水平的关键因素。技术创新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技术创新政策支持、高校及政府的科研机构数量、科技人才比例、研发费用比例、专利总量、技术转让限制等。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对外投资更倾向于选择技术创新较好的区位。
第四，资源攫取型。资源的供应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战略保障。随着河北省经济发展对稀缺资源需求的增长，资源攫取性对外直接投资将占据主导地位。近些年，通过股权收购、投资建厂等方式，河北省境外资源开发步伐不断加大。河北省资源攫取型对外投资主要集中于拉美等资源富集国家投资开发矿产、油气、林业、渔业、农业等资源。比如三河汇福粮油公司投资9600万美元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建设棕榈园。河北文丰实业集团投资7825万美元在智力开发黑熊铁矿。
2.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所具备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克服因在东道国经营所遇各种阻碍的利剑，这也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企业所具备的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考虑的重要因素。
对河北省而言，人才匮乏和自主研发不足，制约了河北省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这不仅影响河北省对外投资的总体规模质量，也影响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国际竞争力较弱的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企业可以投向发达国家，促进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进而形成良性循环的对外投资模式。
3. 企业的战略规划
为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将进行国际化经营尝试。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与企业内部国际化经营战略规划密切相关。在企业的国际化经进程中，通过区域战略的动态进程来安排具体的投资区位布局，形成区域化的国际经营网络。通过合理选择投资区位，获取更高的国际市场份额，实现企业国际化战略经营目标，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影响因素分析
1. 东道国硬环境
东道国的硬环境主要包括能源供应、交通运输以及通讯和相应的基础设施。一般而言，企业的对外投资主要选择能源供应有保障，交通通讯便利，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区位。资源攫取型企业更偏向于选择能源供应丰富的区位。成本推动型和利润驱动型企业偏向于选择交通便利的区位，因为便利的交通会使企业获得较低的物流成本。
2. 东道国软环境
东道国的软环境主要包括政治因素，法制建设、投资及贸易政策与融资条件，政府机构工作效率、服务质量，各项政策的透明度，社会公众的文化素质、劳动力的教育与科技水平等。东道国软环境的影响越来越被对外投资企业所重视，因为东道国软环境对企业的投资影响更加长远。
（四）东道国制度因素分析
东道国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优惠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吸引更多的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分析，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东道国的制度因素主要包括政权稳定性、腐败控制、法治、政策优惠、关税保护等。由于东道国制度因素难以量化，进行对外投资时很难进行比较，难以进行区位选择。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可以参考国家政治风险指南（PRS）所计算的制度风险指数，以此来指导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五）基于路径依赖的因素分析
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
1. 文化历史传承的路径依赖
文化历史传承性的路径依赖是对外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企业对东道国文化历史理解的不同。这些理解差异导致对外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上严重依赖其对东道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经验，并很难摆脱对投资国文化的理解。比如2011年河北省对外投资总额的45.7%主要集中于亚洲，主要考虑地理上的接近和对文化习俗的了解等因素。
2. 国家政策的路径依赖
国家政策是影响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因此河北省对外投资企业选择的东道国的投资区位严重依赖其对东道国政策的了解程度，企业会尽量选择那些东道国政策与其战略目标最接近的区位作为投资地点。
四、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启示
（一）制定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规划
政府通过征集科研方案并进行国际市场实地考察，统筹部署河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规划，并制定优惠的扶持政策，以多种形式服务对外投资企业，宏观指导与具体的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相结合，逐步实现河北省对外投资企业在产业转移的推动下，以梯度转移方式“走出去”的新格局。
目前由于没有宏观的对外投资区位规划，河北省企业“走出去”的优势没得到充分发挥，区位布局的不合理不仅限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因此正确认识影响企业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制定符合河北省实际情况的对外投资区位战略规划非常重要。
（二）河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和所在产业及企业的优势相结合
河北省企业在宏观投资区位战略规划下，进行区位选择时，不仅考虑具体的区位影响因素，另外还要考虑本企业的竞争优势及所在产业的比较优势。企业在具备条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不仅应该确定投向哪些区域，而且应该明确投向哪些产业。这时企业能否成功进入就取决于企业的优势及所在产业的优势。虽然目前河北省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远不能与大型跨国公司的竞争实力相比，但却将企业与产业的比较优势相结进而选择合理的区位战略。
（三）加强对河北省境外投资企业的监管和服务
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与对其监管应该紧密配合，由于制度方面的因素，政府部门对境外投资情况的统计不能准确掌握，监管有时存在漏洞，这就使得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很难帮助企业对投资区位及产业选择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通过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监管，不仅可以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信息咨询和金融等优质服务， 而且可以提供优惠政策和法律方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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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08-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2
自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化成果斐然。这一方面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企业生产过程的外部不经济性，表现为资源消耗过快，生态环境恶化。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随着环境破坏日益严重，全球环境保护运动迅速普及，环保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加强环境规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共识。与此同时，人们对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对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就业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一般认为，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应该在实现环境保护的同时，尽可能降低对被规制企业、产业和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双赢”[1]。由于技术创新既能促进环境保护，也会提高企业生产力，进而支撑经济的发展和新型工业化的推进。因此，研究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降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对于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如果从静态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行政和管理费用，降低了企业竞争力[2]。但是波特等人从动态视角的分析则发现，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为企业提供技术创新的信息和动力[3-4]，长期内会产生“创新补偿效应”，提高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实现“双赢”[1]。波特假说提出后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后学者们从不同的时间维度、计量分析方法和变量设计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基本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证实了“波特假说”的存在。这类研究多数选择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或专利申请数来衡量总体技术创新，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来实证研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1，5-7]。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波特假说不成立[8-10]。第三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能确定。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在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区域环境、经济增长等方面存在明显差距，将会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产生影响，因此实证结果可能呈现出多样性，不能得出一致的结论[11-13]。
通过上述文献简述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已经对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但是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不同于传统静态的观点，“波特假说”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待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区分为长期和短期的不同效应。但是，这种区分也仅仅停留在定性研究，缺乏定量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以往通常将环境规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并未将环境规制进一步分类，也鲜有对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效应进行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过于笼统，缺乏政策针对性。根据大多数学者对环境保护投资的研究，可以将其分为费用说与投资说两类，本文借用“费用”和“投资”这两个概念，同时借鉴原毅军[2]的思想，依据能否形成固定资产以及其影响的长短，将与环境相关的资金投入划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并通过构造合理的指标来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影响。
张平等：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现有研究一般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效应，即正的激励效应和负的挤出效应[14]。费用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首先，费用型环境规制强调的是一种负担，相当于企业购买了污染排放权，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产品价格。在消费需求不变的前提下，必然缩减企业的利润，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资金投入[15]。其次，企业需要动用现有资金购买污染排放权，在企业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企业可能挪用本来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来缴纳排污费，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原毅军等认为环境费用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同时这种规制手段不能激发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最终阻碍了产出增长[2]。最后，排污费征收作为一项制度，存在政策失灵问题，抑制了费用型环境规制正向作用的发挥。伍世安认为当前我国排污费标准低，仅相当于污染治理设施运行费用的50%左右，导致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进行污染治理，同时还存在排污费使用不规范导致环保治理资金被挤占挪用的问题[16]。
投资型环境规制是投资的一种，它不仅具有一般投资的经济效益，还有环境保护效益和社会效益[17]。首先，从长期来看，缴纳排污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企业为了长远利益，最终会选择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改进生产工艺来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一般情况下，企业经过一次性环境保护投资后，污染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环境标准，企业就可免交超标排污收费和免受罚款等经济惩罚，有利于减少企业的经济负担[17]。其次，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会为企业提供更加明确的创新方向，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信心，促使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提升技术创新能力[18]。最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会给企业带来先动优势的激励，最先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可以通过申请专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阻止其它企业进入或利用专利，从而巩固甚至扩大市场份额，提升企业的竞争力[19]。因此，从长期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
基于上述文献回顾与归纳分析，本文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符号预测为负。
假设2：投资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激励效应，符号预测为正。
2研究设计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现象，其表现形式是一种产出。与一般的生产函数类似，技术创新过程的生产函数也需要人力与资金的投入。环境规制变量是本文考察的重点，所以本文将环境规制视作要素投入，区分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和投资型环境规制，并将其纳入技术创新生产函数中。另外，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性，必然对国家整体技术创新产生影响，因此也将外商直接投资这一因素纳入模型中。本文将技术创新产出函数设定为类似C-D 函数的形式，同时为了避免异常项和异方差对数据平稳性的影响，采用C-D 函数的对数形式，最终模型建立如下：
LnIit=β0+β1LnFEEit+β2LnEINVit+β3LnCLit
+β4LnCMit+β5LnFDIit+εit（1）
其中：变量下标i代表不同地区，下标t 代表不同的年份。本文选取的是全国30 个省份（除外）2003-2012 年的面板数据，样本数为300个。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全国及各省份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变量解释如下：
（1）技术创新（I）。在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相关研究中，广泛使用专利数量指标来衡量技术创新产出。基于已有研究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专利授权量来衡量技术创新产出。
（2）技术创新投入（CL和CM）。选取研究与开发机构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分别作为创新人员投入（CL）和创新资金投入（CM）的指标，并以2003年为基期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创新资金投入进行平减。
（3）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FDI）。虽然目前学术界对FDI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没有形成共识，但是FDI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关联也得到了认同，因此本文将FDI纳入技术创新函数进行分析。
（4）环境投入（FEE和EINV）。本文环境投入区分为两类：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费用型环境规制是指只有短期影响且未能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2]，以“排污费征收额”作为费用型环境规制的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短期影响。投资型环境规制是指存在长期影响且最终形成固定资产的资金[2]，以“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来代表投资型环境规制，用来衡量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长期影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包括工业新老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以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所投入的资金。同样，用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排污费进行调整，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投资型环境规制进行调整。
3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3.1环境费用、环境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
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有效，因此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中的模型（1）。对关键变量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费用型环境规制（LnFEE）对技术创新起到了抑制作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排污费征收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但是这种成本的上升与企业的高利润率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因此企业更愿意认缴罚金而不愿进行技术创新。排污费征收是一种短期行为，它虽然能在短期内对减少污染排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并不能对企业形成倒逼机制，甚至会使得企业为了获得短期较高的利润率而将用于技术创新投入的资金挤出部分用来缴纳排污费，这必然会降低企业的短期技术研发力度和预期水平，不能有效的刺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可见，费用型环境规制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产生了负面的挤出效应。
相反，投资型环境规制（LnEINV）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为显著为正，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与费用型环境规制的“挤出效应”不同，投资型环境规制是一种长期的策略行为，更容易产生“激励效应”。首先，从长期来看，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会越来越完善，企业应付环境规制的策略手段将会逐渐失效，短期的投机取向也会改变，会将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技术创新；其次，完善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会提供更加明确的企业创新方向，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加企业的技术创新信心；最后，征收排污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通过缴纳越来越高排污费带来的成本也会越来越大，从而迫使企业通过增加技术创新投入来减少污染，促进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3.2各类环境投资与技术创新
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包括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所投
入的资金、工业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以及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等三类，分别考察这三类环境投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有利于加深对影响机制的理解，回归结果见表1模型（2）。考虑到三类环境投资之间可能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为了避免因多重共线性而导致的回归偏误，表1模型（3）、（4）、（5）分别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单独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从中可以发现，这三类环境投资单独作为解释变量和一起作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模型（2）不存在回归偏误，则模型（2）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显著为正，说明增加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不显著，但是系数为正，说明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在现阶段没能显著的发挥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工业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它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
进一步分析其中原因：第一，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可能与大量的资金投入有关，亦与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和提高环境质量的迫切需求密不可分。另外，与工业污染源治理这种末端治理相比，本文倾向于认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一种前端治理模式，它可以显著的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而工业污染源治理多为偿还历史“欠账”，治理目的也仅仅为满足达标要求，很难促使企业主动进行技术创新。第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阻碍作用，其原因可能与我国中小企业是一个“污染主体+治理弱势”的矛盾体有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小企业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活跃，在企业数量、产值以及税收等方面逐渐占据优势；但是中小企业又是我国工业污染的主要来源企业，它们多集中在技术水平低、污染治理难的行业，加上中小企业在自身资金、信贷支持、研发能力和研发预期等方面一直处于劣势，所以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明显不足。基于这个角度观察，可能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阻碍作用。
4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
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假定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存在线性关系，这一假定固然可以简化模型，但是据此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片面性。近几年随着计量技术的深化，尤其是Hansen发展了门限回归以后，研究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非线性关系的文章也逐渐增多，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符合实际。因此，本文将采用门限回归的方法研究不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
4.1模型建立
首先建立以排污费征收（LnFEE）为门限变量的回归公式（2），来考察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模型如下：
其中，μit为门限变量；γ为待估算的门限值；I（・）为示性函数，其他变量的含义与上文相同。当μit≤γ时，排污费征收对技术创新的效应为α5；当μit>γ时，排污费征收对技术创新的效应为α6。如果α5=α6，则说明不存在门限效应，线性模型是合理的；如果二者不相等，说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存在一个门限值，在门限值的两侧存在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同理，我们可以建立以环境污染治理总额为门限变量的回归模型来考察投资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门限效应。
4.2门限回归结果
本文沿用Hansen（1999）采用的Bootstrp自抽样法，利用Stata 12软件分别进行以排污费征收和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门限变量的门限检验。检验结果显示，二者都存在单一的门限值，分别为0.407 7和3.350 2，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门限效应。表2同时列出了固定效应线性模型与固定效应门限模型的回归结果。
可见，在门限模型（1）以排污费征收为门限变量的回归中，LnCL、LnCM、LnFDI和LnEINV这四个变量与线性模型基本相同，而LnFEE在两个模型中的系数则不同。在线性模型中，排污费征收对技术创新产生-0.191 6的抑制作用，而在门限模型（1），当排污费征收额的对数值小于0.407 7时，对技术创新产生-0.039 8的抑制作用；当超过0.407 7时，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大，达到了-0.291 7。这说明排污费征收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始终为负，并不存在某一拐点来“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是，可以根据门限值来调整排污费的征收，从而将排污费征收对技术创新的负面效应降至最小。本文实证结果提示，如果将排污费征收额的对数值控制在0.407 7之内，则可以有效的降低排污费征收对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
在门限模型（2）以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为门限变量的回归中，LnCL、LnCM、LnFDI和LnEINV这四个变量的结果与线性模型中基本一致，说明不同阶段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对技术创新有不同的影响。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对数值小于3.350 2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为0.238 9；当大于3.350 2时，它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下降，为0.177 4。这说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存在效用递减的，这与政策实施的现实情形更为接近。
那么，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门限效应的非线性关系。门限效应的存在使得本文的分析更加接近于现实，据此提出的政策建议也更加有针对性。
5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它占用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资金中挤出的资金用以支付环境费用，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挤出效应”；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即污染治理投资总额每增加1个单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将增加0.139个单位，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工业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
本文研究的结果说明，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的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因此，在制定总体政策时，一方面要着重强调投资型环境规制政策，鼓励环境保护投资，尤其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建立一种既能实现环境保护，又能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出增长的环境保护投资体系。另一方面，要为费用型环境规制发挥激励效应创建良好的环境。科学制定排污费收费标准，规范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加大对环境科技人才的培养，加强环保宣传，激励企业环保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和创新意识的树立等。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由于数据限制，无法对排污费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比如把排污费划分为排污税、排污权交易、排污违法处罚等；其次，本文仅对经济型环境规制进行的分类研究，对于政府命令型、自愿型环境规制尚未涉及，尤其是隐性环境规制（环保意识、环保组织）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这将是本文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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