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闻学 学科属性 社会科学
刘锐，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讲师，博士后。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研究精品培育项目《“新闻经典”研究》最终成果的一部分（SKJ201004）。
时至今日，中国新闻学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新闻无学”的争论也已告一段落，但与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较为成熟的学科相比，诞生于20世纪的新闻学还尚显稚嫩，理论基础薄弱、研究层次不高等依然是不争的事实，许多新闻学的基础问题还未彻底厘清，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关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达成一致的意见。新闻学到底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这一新闻学的基本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学科归属是关系到学科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新闻学到底是向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靠拢，还是向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逼近？这不但关系到新闻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的实现，且会影响到新闻学能否在学科之林中与其他学科平等地展开交流对话。下面笔者将在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的基础上，通过辨析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重点阐释新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
一、新闻学的学科归属之争
客观地讲，20世纪的中国学术研究中，既有人文学科的研究，亦有社会学科的研究，但向来只有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的提法，而没有人文科学或人文学科（尽管《辞海》上已单独作为一个条目而与社会科学区别开来）的提法。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学者提出区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要求。[1]因此，新闻学早期关于新闻学科归属的讨论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之内，而主要讨论当今新闻学众学者在新闻学科归属问题上的争议。综观新闻学科属于人文学科还是社会学科这一问题，学界仍无一致的看法：
一类以李彬、李希光、屠忠俊、吴廷俊、徐培汀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科是人文学科。他们在分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差异时指出，首先是二者的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是社会科学的行为学科。再次，二者研究的方法不同，新闻学属人文学科，人文学科讲究人文性，体现人对人的终极关怀，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质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方法、实证的方法。[2-5]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唐远清则根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即人文学科本身具有人文气质；直接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相关；对人、社会、民族具有价值导向、精神塑造等功能；研究具有主体性、求异性、偶然性、复杂性和创造性等特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6]
再一类以郑保卫、张昆、赵凯、丁法章、黄芝晓等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以新闻现象和新闻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7-9]除概念界定外，对新闻学为什么属于社会科学，其与人文学科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并无过多探讨。
还有一类以杨保军为代表，认为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新闻学是对人类新闻传播现象、新闻活动特征及其规律的探讨和揭示。按照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理解与基本区分，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属于社会科学。但是，严肃一点讲，社会科学从严格意义上说要求研究者以价值中立或者价值无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结论，而新闻学还包含着人文的思想和论述、价值性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就学科性质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闻学是一门以社会科学性质为主，但同时兼有一定人文科学性质的学科。[10]
上述论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一个明显缺陷即大多并未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区分角度进行新闻学学科性质的界定，唐远清和杨保军虽然区分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不同特征，但失之系统、全面。
唐远清依据李承贵提出的划分人文学科的4个主要依据来定义新闻学科的学术归属，相应标准虽容易区分，具体到实践中则很难操作，究竟何谓突出的“人文”气质？什么学科的研究才算与人的意义特别是精神价值直接相关等等，并无明确的具体的规定。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作者单列一节论述新闻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坚持认为新闻学是人文学科，但在前文中却把新闻学界定为“新闻学是一门研究大众传媒业的独立的社会科学” （博士论文阅评人雷跃捷也指出了这一点），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顾此失彼的现象。
而杨保军在谈到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别时，仅谈到了研究对象和研究判断类型的不同，判断标准有失片面。另外，在认定新闻学兼有人文学科属性时，仅仅从目前新闻学研究现状出发，认为相关的理论著述在事实判断之后，总要加上一个价值判断的尾巴，认为新闻学科兼具人文学科属性的理解也存在偏差。因为现有著述存在的问题与该学科属性并不等同。
二、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这里，笔者从区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不同特性出发，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判别标准归结为4点，以明确新闻学科的学科归属问题。
1. 研究对象和价值
人文学科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是人的精神世界及其积淀下来的文化。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物质财富或实用的技术，而在于为人类提供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人类的心灵有所安顿、有所依归。而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它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发展。即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主观世界和人类的精神文化，社会科学关注的则是客观的人类社会，它是外在于具体个人的。
2. 研究方法
人文学科具有体验性、阐释性、评价性的特点，强调研究者的个体性和独创性，它的知识并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呈前后递进式发展，而是散点、跳跃式的、或不断阐释性的。一些古典著作中提出的命题可以被后人不断地理解和阐发。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分析、归纳、证实等特点，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是前后递进式的，前人提出的某些命题可以被证伪或替代。
当然，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虽越来越多地借鉴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法，但社会科学并不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既应该采用自然科学的逻辑实证方法来研究认识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制度、关系、结构和功能，又需要采用人文科学的精神与情感体验方法来把握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问题，因为社会具有物质客观属性与精神观念属性两重性质。
3. 成果形式
人文学者在人文科学领域中的探索与创造，主要表现为精神的收获和思想的创造；而这些收获与创造，主要以人文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社会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以社会科学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决策的制订、规划的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甚至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而人文科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则很少以文本之外的形式加以保存。
4. 研究效用
人文学科是基础性学科，而社会科学是应用性学科，所以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往往不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而社会科学的成果则往往具有实际运用的价值。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文学科没有用，只有社会科学才有用，而是说人文科学是一种无形之用，而社会科学则是一种有形之用。社会科学更能直接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对人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新闻学的学科属性辨析
依据以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划分标准，笔者认为，新闻学总体属于社会科学。理由如下：
1. 从研究对象来看，虽然目前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根据不同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较为常用的关键词是：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活动、新闻、新闻传播活动、新闻现象、新闻与社会关系等。有学者依据56位新闻学者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的论述，筛选出中心词的出现频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新闻事业（27次）、新闻（传播）活动（24次）、新闻现象（18次）、新闻工作（14次）、新闻（12次）、报纸（10次）、新闻事业与社会关系（6次）。[11]可见这些关键词都与社会活动、现象、组织、运作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更有不少学者如徐宝璜、黄天鹏、李公凡等认为，新闻学的间接对象就是全社会。[12]且自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理论新闻学著作——甘惜分的《新闻理论基础》开始，对新闻学研究对象界定的中心词都由比较具象的“报纸”转换为比较抽象的“规律”——学者们几乎都使用了“规律”一词，尽管在与其他中心词的搭配上，有“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的不同。[13]这符合社会科学以社会为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的观点，而非人文科学研究对象范畴。
2. 从研究方法来看，新闻学强调研究“新闻事业规律”“新闻活动规律”“新闻工作规律”“新闻传播规律”等，既然研究对象的中心词是“规律”，那么，强调研究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虽然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目前仍以定性研究为主，但定性研究并不代表就是主观性研究，定量研究也并不意味着就是客观研究，定性与定量只是研究方法的区别，而主观和客观则是研究对象与客观事物的符合、相去程度。“科学是理性的产物，使用事实、规律、原因等概念，并通过客观语言沟通信息。”[14]与此不同，“人文学科是想象的产物，使用现象与实在、命运与自由意志等概念，并用感情性和目的性的语言表达。”[15]从这一点看，新闻学无疑也归属于社会学科，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反映新闻现实，符合新闻实践的要求和发展规律，有效地指导新闻实践，而非自由想象，闭门造车。
3. 从成果形式来看，新闻学探索与创造的成果，除了以著述的形式保存下来外，还集中表现为新闻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新闻管理决策的制定，甚至还表现为规模宏大、长期持续的社会运动（譬如公共新闻学）。从新闻学界尤为强调新闻学研究成果要对新闻实践有指导意义即可见一斑。
4. 从研究效用来看，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新闻业务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实际运用价值，能够对新闻实践产生直接作用和影响，即使是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研究，也强调要对新闻实践有所启迪和教益。尽管目前学界的研究和业界现实尚有一定隔膜，但已有一批研究成果得到业界和政界认可。从长远来看，新闻学将更好地服务于新闻传播实践，对新闻传播实践产生更大的影响。
从以上4点可以看出，新闻学理当归属社会科学。然而，事实上，我们很难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之间画出泾渭分明的界线，正如著名学者让·皮亚杰所说：“在人们通常所称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不可能做出任何本质的区别，因为显而易见，社会现象取决于人的—切特征，其中包括心理生理过程。反过来说，人文科学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也都是社会性的，只有当人们能够在人的身上分辨出哪些是属于他生活的特定社会的东西，哪些是构成普遍人性的东西时，这种区分才有意义。”[16]新闻学虽然属于社会科学，但新闻学也具有较为浓郁的人文色彩，从学科性质而言，新闻学是具有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表现在：
第一，从研究对象和价值来说，新闻学既是事学，是对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会运作和变革的普遍规律的研究，又是人学，除研究新闻媒体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对于社会所起的作用及其运作之外，还需关注在媒体运行过程中传者和受众各自的精神状态、价值情感等。新闻传播事关每一位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新闻学研究决不能因事废人，放弃新闻传播学的人文属性。因为“新闻传播活动根本上是人的交流活动，尽管这种活动在现代以来越来越需要利用机器和制度等途径进行，但它毕竟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从没有离开‘人’的新闻传播”。[17]“新闻学的终极关怀或指向是为人的，新闻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和新闻传播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让人更加趋近人所能拥有的自由、美好而不悖乎人性的生存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18]从这一点上来说，新闻学科注定将难以回避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在新闻学科中占据较大的比重。价值判断是每一个新闻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新闻学需要事实判断，也需要价值判断。
第二，新闻学的文本之学特征较其他社会科学更重。尽管学界对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是否为新闻文本仍存争议，与“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等这些关键词相比较，将“新闻”文本作为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呼声相对弱小一些，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其成效好坏最终都将反映到新闻文本上。可以说，新闻文本是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最重要的环节，无新闻文本则无新闻事业、新闻活动、新闻现象、新闻工作。新闻学的研究起步于新闻文本，最终无论是作用于新闻实践，还是作用于新闻管理政策，也将落脚在新闻文本上。新闻学研究是围绕着文本这一中心运行的，这是新闻学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他们的研究未必起步于文本，也未必最终作用于文本，从这点看，新闻学也具有较为鲜明的人文色彩。
因此，新闻学的学科性质为具有强烈人文底蕴的社会科学。新闻学不单单是人事之学，也是文本之学。
结 语
新闻学具有较多的人文色彩，但新闻学并非人文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一样仍属社会科学。一些学者在辨析新闻学和传播学时过分突出了两者之异，以至两个协同发展的社会科学之“小异”，被说成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之大别。目前，新闻学和传播学都还尚未达到成熟之境，过分强调其区别，不利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的融合和两个学科的协同共进。两个学科之间只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双剑合璧，才能全面提高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也才能在学科丛林中占据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之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李承贵. 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方法问题[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2] 李彬. 媒介话语 新闻与传播论稿[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3] 李希光. 畸变的媒体[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 屠忠俊，吴廷俊. 网络新闻传播导论[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5] 徐培汀. 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
[6] [11] [13] 唐远清. 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135，134.
[7] 郑保卫. 论新闻学学科地位及发展[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
[8] 张昆. 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赵凯，丁法章，黄芝晓. 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新闻学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0] 杨保军. 新闻活动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2] 李秀云. 中国新闻学术史[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14] [15]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6）：761，760.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研究生；高等教育
一、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内涵
新闻传播学硕士是一个介于学士及博士之间的研究生专业学位，新闻传播学要求本专业硕士具有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基础、独立的思考能力。世界上最早开办新闻传播学硕士学位课程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其专业涉及新闻的各个领域，毕业生在美国乃至世界各主流媒体十分活跃。而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本身起步较晚，无论是学科研究还是人才培养，都是在借鉴西方模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学制一般为学分制，学时为三年，前两年是基础课和专业课学习时间，课程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通常可以修完绝大部分学分；第三年用来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以及求职。毕业后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证书以及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开始于1978年，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招收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自己培养的高层次的新闻教育人才。经过几代新闻人数十年的努力后，当前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逐渐规范化。
二、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一）人才培养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培养注重多元化。近年来，跨专业报考新闻传播学硕士的人数比例逐年上升。跨专业学生在接收新闻传播学相关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将这些理论方法与自己本科专业所学的专业知识相结合，进行深入的辩证思考与分析。在学科交汇处提出新的理论设想，进而取得新的研究成果，促进学科融合发展。当前，业界需要这样既具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拥有其他领域专业知识储备的复合型人才。结合近几年状况来看，部分新闻从业人员也开始选择读研深造，他们的加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战案例资料。
（二）课程设置重应用性
由于基本专业的特殊性，新闻传播学在人才培养上更加注重实用性、应用性。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比起本科阶段来更加注重的是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学习，并且在进行了系统的概论学习后，细化专业学习。应用型课程的设置将当下新兴的科学传播技术和先进的新闻传播理念引入课堂，弥补研究生在实践能力方面的短板，以更好地进行学术研究，使学术研究贴近实际生活，实现学术成果对实际生产力的转化，促进新闻传播理论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的新闻业务中。这也能使研究生毕业后更快速地融入专业工作，使研究生教育与时俱进。
（三）注重思维及能力培养
与新闻传播学本科生相比，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突出特点是强化对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塑造，通过研究和讨论，引导学生对理论进行思考，结合新闻业务案例进行研究。在这一过程中，锻炼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使学生建立逻辑思维能力，辩证地理解新闻传播理论，进一步研究新闻业务，发展学科理论学说。研究生教育需要从学术层面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深刻理解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案例进行研究分析，对学说进行发展或批判。研究生教育精且细，才能形成理论架构的系统搭建，逻辑思维的准确塑造，科研能力的着力培养。在不断训练的过程中获得的能力，是研究生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
三、新闻传播学研究生培养的意义
（一）促进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发展
我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均起步较晚，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基本是在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过程中结合实际的新闻传播事件进行的，主要是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事业发展的探索。其研究实用性质较强，相应的理论色彩就比较弱。传播学引入新闻学界后，经过一代专家学者的探索，将二者磨合，新闻学和传播学已经彼此交融，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和批判思想已经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一部分。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更加强调学科的融合，将二者的思想理念与研究方法融汇，以传播学的研究方法探索新闻学研究。研究生教育就是在着力培养一群从事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人才，培养其科研能力，鼓励热心学术的学子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储备人才。
（二）提升新闻传媒行业的竞争力
从新闻传播业界的角度看，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对我国新闻传媒行业的推动作用也是相当大的。新闻传播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将新闻传播学术理论转换为新闻传媒行业的生产力，促进我国新闻传媒传播能力的提升，扩大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范围，提升我国新闻的传播影响力，提高我国的国内外舆论引导能力，进一步增强我国现当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新媒体的出现、社交媒体平台的强大给新闻传播力的提升带来了新的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形势多变的环境下加强我国的新闻传播力，需要学界的研究者们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反复地进行研究，探讨出最好的方案、办法。
（三）符合研究生自身发展的需要
随着本科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本科毕业生就业的压力持续增长，而本科文凭的竞争力却未曾增长。这使得本科毕业生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越发处于劣势地位。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硕士研究生在就业时相较于本科生会更有自信心、更有竞争力，部分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企业对高学历人才有更多的需求。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单位，研究生的优势较大。在工作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接收的教育和培养出的思维能力能促使其在事务处理上看得更远、考虑得更周到、处理得更妥帖，这种能力使研究生在工作发展上有着足够的后劲。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教育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行业，甚至从国家的角度来看，都十分重要。国家传媒影响力的拓展、新闻传媒行业的发展以及新闻传播学硕士研究生本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科学、规范的高等教育，需要高校和专家学者们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予以重视，完善学科教育体系，丰富研究生教育内容，鼓励学生刻苦钻研学术，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周婉馨 单位:重庆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1］董天策.新闻与传播专业型硕士的培养目标与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4（4）：65-68.
目前学界关于新闻体裁的分类十分庞杂，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新闻体裁概念理解的模糊。与新闻体裁概念最为切近的是新闻文体，从学理上厘清新闻文体与新闻体裁概念，有助于新闻信息的再现操作。特别是在当下全媒体[1]语境中，正确把握新闻体裁意涵，有助于更好地审度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客体”、“符号”与“意义”，有助于提升新闻报道的理论自觉与实践创新。
一、 新闻体裁的渊源
新闻信息古已有之，“在古代，新闻信息的陈述内容和传播方式与其他信息没有太大差别。”[2]新闻信息从其他信息中自觉地分离出来是人类自身的需要与发现，它显示着人类关注与读解事实信息的新思维、新方法。对新闻事实的认知遵循的是科学的符合论，是新闻主体在新闻思维统摄下的“本质力量和认知定式的一种对象性的功能表现”。[3]127采写新闻就是运用新闻思维与新闻认知来审视与再现新闻事实信息，它要求人们严格按照新闻式的认知开掘新闻价值，发现、采写新闻事实信息。新闻体裁的理论界域就是其处理新闻事实信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理念框架，是在新闻思维与新闻认知浸润牵引下，左右着新闻主体观照新闻事实信息的新闻认知定式。
新闻体裁起初是对文学文体的借鉴。当下学术界一般认为，文体，又称体裁，是指内容得以表现的文章样式，也就是文字作品在体制、结构、语言等方面所形成的外部形态。人们常将“类型”、“体裁”、“体制”、“样式”、“文体”、“种类”等交叉使用。如“文体，指文学的体裁、体制或样式”[4]。文体，“指文学体裁或文学类型”[5]1。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童庆炳先生的观点，他指出，“长期以来，文体一直被理解为体裁。”“文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裁问题，而是关系到文章写作的全局性的问题。”“文体是一个系统，它由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面构成。”[6]1“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体’被定义为文学体裁，于是文体研究也就被限定为文学体裁的研究。”[6]3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学界目前几乎将文体与体裁视为同一个概念，但是，按照童先生的观点，文体与体裁是有区别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论内涵。童先生不仅对文体作出了富有创见的论述，而且提醒今天的学界必须注意运用新的视角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文体研究不同于体裁研究，要科学地赋予文体与体裁不同的理论界域。
李良荣先生在其《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中对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演变过程作了系统的论述，这是我国学界对新闻文体较早的理论探索。其研究表明：中国报纸文体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从模糊到清晰、从借鉴到自立的不断规范化、学科化过程。对西方的借鉴，现实社会变革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古典文学的滋养，商业报纸的出现，反映战争、商情、灾害等内容对新闻的准确性要求以及电讯稿的出现，都从不同角度促使报纸文体“按照报纸的特殊要求不断地变革，逐步发展到现在的各种新闻写作体裁”[7]。但李先生在其论述中并没有将新闻文体与新闻体裁进行理论上的区分。现在关于新闻体裁与文体较有代表性的表述是：新闻文体是指“新闻的体裁、样式，是新闻写作中以文字形态表现的各种写作形式，是新闻事实（事件）在新闻传播中呈现出来的信息内容、表达特色和结构方式的整体形态”[8]。“新闻文体，新闻体裁中以文字表现的各种写作形式。在长期实践中，为适应读者和传播事实的需要产生了新闻文体，并逐步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文体的特征。”[9]实际上，我国新闻文体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它的确是在借鉴文学文体的基础上，按照“报纸的特殊要求”逐步形成实践与理论的自觉的。简言之，新闻文体直接渊源于对文学文体的借鉴。无论是文学文体还是新闻文体，其概念的形成都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当下新闻观念的确立及新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们审视新闻文体概念的理论内涵提供了新的理论语境，它要求我们将新闻体裁概念的理论内涵重新予以明晰，进而真正从文学的借鉴中进行学科自立。
二、新闻体裁是新闻文本的抽象分类
事实上，“认识作为一个活动过程，从其直接所要实现的任务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是认识的主体根据其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认知定式，接收和获取信息、储存和加工处理信息的过程”[3]18。新闻体裁就是对新闻文本的分类，它以新闻报道过程中新闻事实再现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彰显程度为标尺，对新闻文本作类别划分。“现在人们已经公认，并不存在原原本本的客观事实，因为任何事实或现象都已经是经过描述的，而不同的观察点和参考框架和指述语言就决定着一个事实或现象将以何种方式和面目呈现给我们。”[10]287 “每个新闻事件都有不同的叙述框架，一个好记者应该选择那种公正的、最接近事实真相的框架”，“选择好的叙述框架，可以使记者摆脱记者个人偏见、信源价值观的影响”[10]290。分类就是区分，是人类认识事物的一种基本方式。新闻体裁分类就是给新闻报道确立一个新闻叙事的文本理念框架。
在对过去分类理论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面对新闻文本的抽象分类，必须从新闻学学科自身的理论属性出发来展开。首先，新闻文本属于实用文范畴，新闻文本的基本功能是再现新闻事实信息，这就与文学文本相区别。实用文相对于审美文，其文本信息中呈现的概念性命题或逻辑性信息更加充分，新闻事实中的可再现性与可分辨性信息更加清晰，新闻文本的表达方式也更为直接，其功能性特征更加鲜明突出。其次，新闻体裁是对新闻文本的文类划分，“裁”的本质就是进行理论的抽象与切割。虽然可以运用不同标准对新闻文本进行理论上的划分，但从有利于新闻文本的实践操作出发，以新闻文本再现新闻事实的功能性特征作为新闻文本的分类标准，更能彰显新闻学的学科理念，也更便于新闻文本的实践操作。再次，坚持以新闻理念为标准透视新闻文本的功能特征分类法，其合理性在于新闻理念来自新闻文本实践，又是对新闻文本实践的不断总结与反思，实践与理论的相互检视，有助于提升新闻理论的科学性。最后，从涵括性上看，新闻文本是新闻事实信息的符号性再现，当下媒介符号包括文字、声音、图像、信号及其组合，以新闻文本的功能性特征为切入点的新闻文本分类，有助于涵盖全媒体语境下新闻文本的多元符号呈现质态。因此，以新闻理念为背景，从文本的功能属性及其意向性诉求出发对新闻文本进行理论上的分类，应当说是一种更趋科学的视角。
从新闻理论发展过程看，从最初个案的新闻文本出现到后来纷繁众多的新闻文本实践再到其后新闻文本分类意识的逐步确立，实践的自觉与理论的反思，使得新闻文本自身的理念性的功能特征日益彰显出来。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闻学学科的发展以及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入，迫切需要科学的新闻理念直接融汇到具体的新闻文本实践中，将新闻理念直接内化为新闻体裁的功能性内涵，直接指导新闻文本的实践操作。从本质上看，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是互通互融互塑的，新闻理论来自于新闻实践，新闻理论又回归到新闻实践。比如，人们先将新闻文本分为消息、通讯和评论，后来又将其表述为消息类、通讯类和评论类。从理论上看，前者对应的是新闻体裁，后者指向的是新闻文体。所谓“消息类”，实际上是消息文本的集合，它以新闻文本的实践存在质态为观照对象，是存在态的新闻文本，是消息体裁在新闻报道中的具象呈现。以新闻体裁概念观之，就可以直接表述为“消息”，体裁类分的背后已经内涵着对消息文本实践的理性诉求。质言之，新闻体裁彰显新闻文本的共性特征而忽略个性化表现，与之相反，新闻文体是新闻体裁的文本话语实践，是新闻体裁的共性特征在新闻报道实践中的个性化呈现。新闻体裁更注重的是其理论的抽象性及其对实践的导向性，新闻文体侧重的是新闻体裁的理论功能在新闻实践中的文本性再现。
三、新闻文体是新闻体裁的文本呈现
无论是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还是未来诞生的新媒体，新闻报道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报道什么、怎么报道。报道什么的判断标准是新闻价值，在怎么报道中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就是用什么文体来报道。一旦报道对象确定，新闻采写人员就必须考虑是选用消息、通讯或者言论去报道，这就涉及新闻文体。
新闻文体不同于新闻体裁，新闻文体是新闻体裁的文本话语质态，是新闻体裁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文本话语的框架性表征及其功能呈现。质言之，新闻文体是以新闻文本的话语质态为观照对象的，是“作为话语的新闻”。作为研究对象，它既可以特指某一个具体的新闻文本，也可指向具有相似性文本特质的集合。而新闻体裁的研究对象虽然也是新闻文本，其立足点在于以某一特征为标准的具有相同文本特征的类的抽象。从总体上看，新闻文体与新闻体裁都以新闻文本为自己的观察点，如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但观照的视域不同，方法不同，着力点不同，因此概念内涵不同。新闻体裁注重的是对新闻文本的“特征性”、“类别性”切分，新闻文体指向的是新闻报道中由不同的新闻体裁所建构的文本话语形态。即是说，任何新闻事实信息最终都必须通过不同的新闻体裁来呈现，新闻体裁作为一种理念性、框架性、意向性的层级规则，从特定角度规定着新闻事实信息在再现过程中的信息构建走向。就像语言与言语，语言注重共性规则，言语侧重个性表现，语言来自言语，言语是语言的话语实践。要言之，新闻文体是新闻体裁在具体的新闻事实报道中的文本话语质态。而新闻体裁是对新闻文体的类型特征的抽象。一个是特征性抽象，一个是质态性呈现。
【摘 要】“新闻真实”是新闻学理论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传统的“新闻真实观”研究具有形而上学的色彩。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认为形而上学不足以揭示“真实”的本质含义，主张“回到事实本身”。本文以现象学的方法对“新闻真实”进行了现象学的还原，让“新闻真实”回归到“真实”本身，这种新阐释的核心就是让“新闻事实”自己言说。现象学“新闻真实观”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一种新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方式，同时也彰显了新闻学人文科学的价值本性。
关键词 新闻真实；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
一、“新闻真实”的现象学涵义
任何一门学问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理论创新基础之上。在我国新闻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建国之前，我国的新闻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总体上处于一种比较朴素的发展状态，还没有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闻学才真正走上学科自律的发展道路。新闻学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获得迅猛发展，与整个社会对新闻的普遍需求有关，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来自于四面八方的各种信息的需求量急剧上升，面对着这种情况，国家制定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相关新闻法律法规，以此来大力推动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今天，新闻事业不管是从规模上还是从质量上较20世纪80年代之前有了大的发展，但是相关的新闻理论却始终徘徊不前，这在一定意义上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的势头。陈力丹在谈到当代的新闻理论发展时说： “深化新闻理论的研究，除了要研究新问题和新现象外，对基本范畴的研究应该重新赋予较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一个地做全面的考察，能够提出许多深入的思考。例如，已有研究人员分别就新闻事实、新闻价值写出了专题研究著作。可惜这种深入的研究尚限于学界的个别人。”笔者认为陈力丹对当代新闻理论整体状况的把握和认识是十分深刻而且全面的，当代的新闻理论不能只局限于对单纯的新闻现象的描述，更要对新时代所出现的新的新闻现象做出合理的理论阐释，这种阐释工作并不能仅仅以传统的理论做假大空式的臆测分析，真正的理论创新必须要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借助于新的理论武器对新时代、新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分析，明确定位这种新问题所出现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这样的工作才是以新瓶装新酒，才会有真正的研究价值。
笔者认为新闻理论的创新必须要对传统的新闻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进行新形势下的全新反思，因为在一种理论体系当中，核心概念阐释不清，所谓的理论创新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什么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呢？鲍勃·富兰克林等人主编的《新闻学关键概念》中收入了236个新闻学关键概念，当然他也没有穷尽所有新闻学核心词汇，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还会有更多的新闻学核心命题形成，这也是新闻学不断发展的表现。虽然新闻学的相关核心概念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它必须形成本门知识所特有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不能随意转化成为其他知识的核心，否则该种知识的可靠性与独特性就无法保证。笔者认为在新闻学理论中，像“新闻真实”“新闻价值”“媒介”等等都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但是从知识的体系上看，一定有一些概念在某种程度形构和规定着新闻学的基本思想，其中“新闻真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概念。
那么什么是“新闻真实”？在建国以来的多次关于“新闻真实”的讨论中，主要形成了“本质真实观”与“现象真实观”，“宏观真实观”与“微观真实观”以及调和这两组互相对立观点的“新闻真实三层观”。笔者认为对“新闻真实”的正确理解不能将眼光只局限于“本质”“真实”“微观”“宏观”这些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之上，而要突破旧有观念的限制，对“新闻真实”概念中的“真实”合理理解才能形成正确的“新闻真实观”。
“真实”按照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解就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实存状态，“新闻真实”就是要求在新闻报道中，按照客观的实际情况，不参与任何主体的判断，将事情原原本本地报道出来。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近代以来不管是西方还是中国的“新闻真实观”都是以此思想为基础。但是笔者发现这种貌似纯粹客观的“新闻真实观”实际上仅仅只是人的一种观念构造的结果，这样的一种观念有着十分强烈的主观因素作为基础，因为新闻活动总是一种人的活动，人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因为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影响，总会形成他认识事物的一个角度，对事物的观照实际上并不是现实的。按照现象学哲学家胡塞尔的看法，任何事物对人的显现都只仅仅是一种“侧显”，因为人受生理条件的限制，知觉总有一定的阈限，所以那种超越于客观事物之上的纯粹的观看是不可能的，而所谓的“纯粹的观看”只是人的主观的精神构造的结果。这样人们看到所谓纯粹客观的“新闻真实”，从现实性的角度来看是不可能实现的。
既然纯粹客观的真实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到真实，现象学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就是著名的现象学口号“回到实事本身”，“回到实事本身”不是完全排除任何人与历史的因素，而是要让事实本身自己显现，在这个显现的过程中“悬置”一切自然主义态度，即将任何未经反思的观念与判断都以加括号的形式置之不论，而让人能够在和现象照面的过程中直观到事物的本质。
对于新闻活动而言，新闻报道者并不是在报道之先，从主观上将新闻对象对象化，从而确立自己的一种先人为主的观念，而是要“悬置”新闻活动中的主观判断，让新闻事实自己表达。以2014年11月10日《新京报》的一则新闻报道为例，该报道题目为《河南××学院一男生表白被学校开除》，在今天这样一个爱情自由甚至爱情泛滥的时代，这样的报道的确是具有强烈吸引眼球的效果的，但是能说这是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吗？很明显，根据报道，这个刚上大一的学生的的确确被开除了，但是因为“爱情表白”吗？不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任何一所高等教育学校的管理者绝对不会因为学生的爱情表白而开除学生，人们看到导致该生被开除的原因是该学生在学校管理者劝阻该生的过程中以及该生父母到达之后，该生的一些过激行为才直接导致学校开除该生。但是《新京报》在报道的过程中，并非让事实说话，而是将自己的一些意念例如引起新闻受众的惊异、提升该则报道影响力的观念已先行植入到新闻报道之中，进而影响了真正的“新闻真实”。这无疑就是失实的报道。究其原因，就是对“新闻真实”的“真实”理解出现了偏差。
总之，根据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观念，所谓“新闻真实”就是要“悬置”新闻报道过程中的任何先人为主的观念，让新闻事实自己说话，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新闻真实”。但是必须要区分清楚现象学的“新闻真实观”不同于“零度写作”中的主体消亡观念主导下的客观报道，在现象学“新闻真实观”中，十分强烈地存在着一种主体间性，即让新闻事实自己表达，这里新闻事实不再是冷冰冰的抽掉了人的存在处境的简单的社会事实，而是让新闻事实通过现象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生机的和表达可能性的“现象”自己对人言说，此时新闻活动中的受众也不再是置身于新闻事件之外的单纯的聆听者，而是和通过切身的体验，同新闻事实一道进入对新闻存在的感悟活动中，这样的真实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
二、现象学“新闻真实观”的理论价值
首先，现象学“新闻真实观”是一种全新的理论，它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为当代的新闻学理论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方法和视野。
新闻学是一门人文学科，人文学科有着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将研究的客体对象化，作为研究者的主体必须将自身的一切主观因素排除在研究活动之外，从而揭示对象的客观规律，达到对真理的揭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自然科学）是对存在者的研究，存在者可以大到天体宇宙，小到人的情感心理，关键是这些“存在者”都是可以以实体的形式而存在的“存在者”，在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中，这些“存在者”是异于作为认识活动主体的人的存在者，它们的关系是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在认识活动中，“真实”就是主体的认识与认识对象完全符合，这种认识活动的结果就是真理。
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的是，在人文科学研究活动中，活生生的人的要素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始终。活生生的人是指人以其生活于其中的态度来看待世界，世界不再是外在于人的认识对象，而是随时随地都将人的历史、人的现在与人的未来串联起来的境遇式的存在环境。但是在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活动中，由于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原本是活生生的人的体验都转化成了认识对象，例如情感、想象力、道德伦理、审美体验也都转化成了实体性的存在者，都成了与人相异的一种东西，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的敞现。
在新闻学研究中，任何新闻实际上都是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新闻，所以“新闻的真实”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真实，而是一种渗透融合了活生生的人的体验的真实，以上文所举的新闻报道为例，如果报道者能够以境遇化的方式去理解“表白事件”的话，则从性质上它就转化成为一个“开除事件”，所谓境遇化的理解就是“悬置”任何现成的观念，设身处地地了解该事件。这样“事件”对于报道者而言就转化成一个内在于自己的“事件”，该事件的真理也就在事件自身的显现中完成了“揭蔽”。
胡塞尔说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方法，将这种方法应用于新闻学研究时，人们也不再将新闻事件看作是一个认识的对象，而是通过理解与诠释，使新闻事件的本质得以自身显现的过程。这种方法对新闻学理论研究来说无异于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其次，现象学“新闻真实观”揭示了新闻学的价值本性。
传统的“新闻真实观”不管是“本质的真实”还是“现象的真实”，或者是“微观的真实”和“宏观的真实”以及它们的统一，都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新闻学研究基础即新闻的价值本性。价值就是对人的有用性、对人的意义。如果在新闻活动中，只追求客观的真实，而忽略它对人的价值，那么这样的纯粹客观就如康德所说的在“真空中飞翔的鸽子”一般。现象学的“真实观”总是有关于人的“真实”，海德格尔通过一把锤子说明了真正的真实总是不离人的一种真实状况。他说，一把锤子，在没有使用它时，它就已经在那儿了，但是此时锤子与其他的物件，例如没有生命的石头一样自然的存在，它们本性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一旦当人们使用锤子的时候，锤子就明显与没有生命的石头区别开来了，锤子的本性正是在这种人的使用过程中显现出来。对于“新闻真实”而言，所谓的“真实”也就是在对人的有用性的基础之上，它的意义才显示出来。任何与人的存在无关的“新闻真实”都是没有意义的。
陆定一的新闻思想集中体现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中。该文是“解放前党报理论中最有学术色彩的文章”，是“中国新闻学高耸的一座灯塔”。按照上述划分思路，我们可以这样认定:陆定一是站在党的理论化路径和学术化路径中间的人，陆定一的该篇文献也自然成为被反复解读的经典，其对新闻实践的指导意义和对新闻理论的建构之功都是巨大的:实践指导意义主要表现为在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内部，形成了围绕事实工作的良好传统;理论建构之功主要表现为辩证唯物论基础上的新闻本源论(事实论)和新闻真实观的建立。近些年来，关于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研究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就是超越以往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简单的观点罗列式分析方式，进一步把陆定一的新闻思想放到特定的知识生产语境和知识生产逻辑中去考察。比如陈力丹教授把陆文放到“新启蒙”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认为新启蒙运动将马列主义哲学观和阶级分析方法提上日程，从而对陆文的论证方式产生了影响，即简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思维模式和大批判传统。黄旦教授则把陆定一的定义与徐宝璜的定义进行比较，指出徐宝璜的定义是建立在经验事实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在中国新闻思想史上第一次确立了以“事实”为本位的新闻观，建构出“公共机关”式的办报模式。而陆定一的定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础上，其事实报道已然不只是对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更不是徐宝璜所谓的事实和意见分开，而是包含了意见和倾向，从而建构出“用事实说话”的报刊样式。在知识社会学看来，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并得到辩护，因此对任何一种知识的考察都必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知识语境下进行理解。理论知识的生产语境一般包含着两个维度:科学(信度)维度与社会(功用)维度。科学(信度)维度是某个理论知识对自身科学化追求的努力;社会(功用)维度则是社会和文化因素对理论知识生产的牵引作用。科学(信度)维度和社会(功用)维度之间常常存在着高度的紧张关系，但又时常纠结在一起，经过意识形态化的作用机制，最终形成标准化的社会知识。很显然，正是借助上述这样一种知识社会学视角的考察，我国新闻理论界初步达成了对陆定一新闻思想学理价值的深度思考:陈力丹教授的研究是从社会(功用)维度进行的开掘，黄旦教授的努力则偏于科学(信用)维度。但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我们的很多研究成果更多地是从社会(功用)维度(、救亡与启蒙的变奏、党的意识形态建构)来完成对陆定一新闻思想的再解读的。现在，我们需要把它科学(信度)语境的一面凸现出来，并沿此路径作进一步“接着说”的努力。
二、“科学”: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语境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开篇便强调了一个核心词“科学”:“辩证唯物主义，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解释它，而不做任何曲解或增减。通俗一点说，辩证唯物主义就是老老实实主义，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主义，就是科学的主义。”陆定一接着指出:“这套思想意识，这套新闻理论(指旧的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作者加)，是很糊涂的，是不大老老实实的，甚至是很不老老实实的，也就是不大科学的，甚至很不科学的。”很显然，在这里，“科学”是作为一种元叙事存在的。在三个简单自信的“主义”排比句叙述话语背后，存在的是“科学=辩证唯物主义+老老实实主义+实事求是主义”这个不证自明的常识逻辑判断，这一常识判断无疑又承担着对新的新闻理论建构的学科合法性与合理性颇为自信的宣称。这构成了该叙述话语的“显性因素”。但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是这个叙述话语背后的“隐性因素”是什么。这个“隐性因素”就是当时的“科学”语境。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科学”一词在五四时期作为元话语的崇高地位。“科学”一词是康有为从日语中引入，1915年以后开始流行的。据杨国荣先生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对近代科学的追求有其较为独特的背景。一方面，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之时，中国传统儒学内部出现了经学实证化的倾向，即清代学者的经学考据方法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体现了归纳与演绎、逻辑分析与实事验证、无征不信与大胆推求的统一。这种方法论系统扬弃了理学的思辨性，在相当程度上将经学引上了实证性研究。另一方面，随着经学独尊时代的过去，各门学科的分化与独立逐渐成为可能，知识系统与价值系统得以分离。同时，在学术思想的领域，向经学告别又意味着传统的知识统一模式的解体，如何重建学术、知识与思想的统一变得突出起来。于是，二十世纪初的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入和扩展来沟通各个知识领域，呈现出一种以科学来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
五四时期主要有两类思想家承担着“科学”的传播工作。一类是聚集在中国科学社及其同人杂志《科学》周围的一批职业科学家，他们将科学严格限定为自然科学的知识谱系和蕴含于其中的方法、理念，倾向于从纯知识学的角度普及科学原理、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以此变革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一类是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一批启蒙思想家，他们将科学的实质和精髓理解为一种具有客观性、实践性双重品格和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人生双重功能的新型宇宙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侧重于从社会人生理念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宣传科学普及科学，以此更新国人的价值观念和精神信仰。这样，在“五四”前后，在各种“主义”的引入和论争中，科学的观念经过由“技”(科学方法)而“道”(科学精神)的形上化过程，并最终被提升为一种主义(科学主义)，成为当时的理论支点，并且渗透到学术、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重建学术、知识的统一，到入主人生领域;从生活世界的存在，到社会政治领域的运行，科学的影响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随着向各个社会领域的这种扩展，科学的内涵也不断被提升和泛化: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超越了实证研究之域而被规定为一种普遍的价值———信仰体系。”其次，我们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内涵。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还没有产生一定的影响，而科学的观念却早已确立(至三十年代，从事实出发、讲逻辑、重经验、偏实证的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高度的科学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让其思想易于接受，便注意展示这种科学性。但这个时期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都用“实证科学”的眼光看待、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比如陈独秀早在1915年写道:“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不矛盾之谓也。”瑏瑡这时陈独秀的“科学”还主要指自然科学。1920年，陈独秀将科学界定为狭义的自然科学和广义的社会科学，并指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欧洲近代以自然科学证实归纳法，马克思就以科学的归纳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马克思搜集了很多社会上的事实，一一证明其原理和学说，所以现代的人都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社会学，都是以这种科学归纳法做依据，所以都可相信，都有根据的。”瑏瑢这样，马克思主义者就将科学扩展到了人生观领域。他们认为，科学应该成为人生观的基础(这一点与科学派的认知相同)，但作为人生观基础的科学覆盖面要广，包括唯物史观(这一点与科学派不同)。
在1923—1924年科学与玄学论战中，陈独秀作为唯物史观派的领袖更是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一种属于社会科学、当然也是属于科学的哲学，而“不是指本体论宇宙论的玄学，即所谓形而上的哲学”瑏瑣。这样，在陈独秀那里，“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瑏瑤。而在1930—1936年的辩证法论争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重点，由前一阶段的唯物史观转向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成为理论主流。此种转向的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初步显示了其科学性。但它“在当时主要仍是以一种政治学说(即‘主义’)的面貌出现的，人们普遍尚未将之作为一种探讨‘问题’的学理来看待，所以它对思想学术领域的影响还比较有限”瑏瑥。这次论争中，唯物辩证法能否作为真理、方法适用于实践主体的行为是论战的焦点，而对焦点问题的讨论又是围绕着“纯粹哲学”与“实践哲学”“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展开的。经过论争，“唯物辩证法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史中所未有。学者都公认这是一切任何学问的基础，不论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者，都在这哲学基础中看见了新的曙光”瑏瑦。
三、“事实”: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逻辑分析
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紧紧围绕“物质”“事实”“新闻”“报道”四个关键词来建构其新闻本源观和新闻定义的:“唯物论者认为，新闻的本源乃是物质的东西，乃是事实，就是人类在与自然斗争中和在社会斗争中所发生的事实。因此，新闻的定义，就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是唯物论者的观点”瑏瑧。在上述论述中，物质等于事实，新闻等于报道。在对其论证逻辑进行分析中可以看到，一方面，“事实”和“报道”是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运行的:“事实”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实在(此时等于“物质”)，“新闻”必须被理解为是对这种客观实在的意识的反映。另一方面，“事实”与“报道”实际上还承担着第二个层面的含义，即新闻操作的微观层面。“事实”是单个事件(事情)的真实情况，“报道”是新闻的采编与写作(此时新闻等于报道)。在这两个逻辑层面中，“事实”是一个交集点，是逻辑起点。现在，我们必须再回到五四时期的知识语境中，看一下“事实”与“科学”的关系。五四时期，关于“科学”与“事实”的观念存在着两条路径。科学派们更多传播的是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实验、逻辑成为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们则更多地信奉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和事实观，事实、思想(理论)(规律)、实践是关键词。在这两种观念中，“事实”是共同的概念，但一个指经验事实，一个指客观事实。这里需要先区分一下两个事实概念:经验事实和客观事实。经验事实从内涵上讲，是指人们通过一定的实践活动，在头脑中获得的对客观存在的事物和过程的印象后，又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形成的经验陈述。经验事实构成科学的经验基础。客观事实则是指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过程，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
客观事实是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范畴，无对错之分。而本体论范围内的“客观事实”/“客观存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是用物质范畴加以概括的。列宁指出:“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瑏瑨我们看到，中国科学社的成员们在宣传科学时，特别强调“事实”作为科学的内涵和特质的重要性。比如王星拱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呢?换一个名字，就可以叫做实质的逻辑。这实质的逻辑，就是制造知识的正当方法”，科学的方法有五个特征，即“张本之确切”“事实之分析”“事实之选择”“推论之合法”和“试验之证实”瑏瑩。丁文江认为:“所谓科学的方法，不外将世界上的事实分起类来，求出它们的秩序，等到分类秩序弄明白了，再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这许多事实，这叫做科学的公例。”瑐瑠任鸿隽则强调科学精神有二要素，一是崇实:“吾所谓实者，凡立一说，当根据事实，归纳群象，而不以称诵前言，凭虚构造为能。”“故真具有科学精神者，未有不崇尚事实者也。”二是贵确:“吾所谓确，谓于事物之观察，当容其真象，尽其底细，而不以模棱无畔岸之言为足是也。”瑐瑡在上述论述中，“事实”成为“科学”的同义词。这里的“事实”是经验事实，是可证实的经验事实，是逻辑实证主义视野下的经验事实。科学是事实之学、实验之学、逻辑之学。它所涉及的主体问题主要是秉持科学的方法和态度，尽量将对经验事实的认识提升到科学的水平。据此，我们发现，徐宝璜的新闻阐述正是在上述认知框架内进行的。徐宝璜认为“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同时，他又指出:“新闻须为事实，此理极明，无须解释，……苟非事实，即非新闻。若登载之，是为假冒。”瑐瑢为什么徐宝璜认为“无需证明”呢?很显然，“科学”等于“事实”，“事实”依托“证实”手段而呈现出“客观”效果———这已成为那个时代的“常识”，而“常识”自然是无须证明的东西。尽管徐宝璜认为“事实”是一个无须证明的概念，但是在他的使用脉络里，我们还是能够大体看出“事实”的含义。首先，“事实”是与“真”联系在一起的，是与对事实的“正确”和“完全”的表现联系在一起的;其次，“事实”是与“意见”分开的，是客观性的操作手法。最后，“事实”是与“诚”与“公”联系在一起的，是与记者的“公人”身份联系在一起的。徐宝璜“事实观”走向的是被称为“新闻本位”的新闻观。而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更多地强调的“事实”是客观事实。在1930年—1936年间的唯物辩证法的论争中，他们就用主观和客观辩证统一的思想对论战方作出了批判。比如陈伯达指出:“腐败哲学家以为逻辑是独立于事实之外的，与事实无干，而我们则以为逻辑只是事实的反映，逻辑的发展与事实的发展相一致，没有事实就没有逻辑。”瑐瑣这里的“事实”表面看来是经验事实，但实质上已经多少含有“客观事实”的意思在里面了。
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借用中国一句古语“实事求是”，并加以改造，赋予科学的新意:“‘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瑐瑤在整个运动中，反复地阐述、发挥这一思想。唯物辩证法终于获得了中国式科学化、通俗化的解释。这样，我们看到，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眼中的“科学”成为“事实之学”“实践之学”和“唯物辩证之学”。1943年陆定一写作《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时，正是运用当时被公认为“常识”的“最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架构新闻理论。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物质等于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等于客观事实，在这样的逻辑下，自然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陈述方式和知识逻辑。黄旦教授认为陆定一定义的中心是“报道”。本文认为，实际上，陆定一新闻定义有两个并置的中心词，即“事实”与“报道”，这两个中心词共同支撑起一种建构论的新闻观。而这种建构论的新闻观正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重要科学性之所在。
四、结语:陆定一新闻思想的知识困境及其思考
陆定一新闻思想的论证逻辑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知识困境:陆定一既然以科学的方法论建构了事实第一、政治第二的规范，为什么在我党后来的新闻实践中，依然出现了“新闻，旧闻，不闻”这样的操作规范(这种操作规范明显是一种把对事实的报道和不报道作为一种政治表态，将事实的政治性看得高于事实本身的做法)，甚至在中彻底走向虚假新闻呢?为什么陆定一在去世前都在强调新闻真实性为何如此经不住政治性的冲击呢?前面我们谈到，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一文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论述: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层面展开的对什么是新闻的知识论证，二是从新闻操作的层面展开的什么是新闻的论证。这两者交叉在一个点上，这个点就是新闻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其中，按照哲学逻辑，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保证新闻的真实性，应该是认识主体在认识事实的过程中要运用辨证的、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并在报刊的有机运动中为受众提供真实、全面和理性的报道，它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则单个新闻报道的操作要求。然而，新闻定义中的“事实”在新闻操作的层面上又承担着单个“事件”的含义，而“报道”被理解为就是“新闻采写”“新闻选择”这样的一种微观层面的活动，而不是一种人类传播行为或活动，这样就可能导致对人类整体传播活动的宏观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报道中。断裂就这样出现了，从而为政治性压倒事实性打开了方便之门。
【关键词】民国高校；新闻评论；实践特色；历史借鉴
作为党和政府的路线风向标，新闻评论担当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等重要作用。笔者发现，如今大学设置的新闻评论课程，在课程地位、教学环节、教学内容等方面与民国时期相比都有较大变化。不论是在革命动荡的民国还是改革开放激荡的当下，尽管时代不同，但新闻评论在社会舆论中的作用是深刻的、不容小觑的，新闻学专业的新闻评论教育更是马虎不得。据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国新闻评论教育之特色进行考证和探索，为当下新闻评论的教学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教育主要在中等职业教育、成人（业余）教育和大学新闻系三个层次上进行。据李秀云所著《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统计，近代中国有82所教育机构开展了不同性质的新闻教育，其中高等新闻教育机构39所，占比例最大，是中国近代新闻教育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本研究亦以民国“高等新闻教育机构”（下文均以“民国高校”简称之）中设立新闻系的高校“新闻评论教育”作为研究的主体，加以考证与探索。
民国年间，我国的新闻教育一直“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新闻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将培养专门性人才作为办学宗旨，这在新闻学的课程设置中有着显著体现。笔者从已收集到的高校新闻专业课程表中发现，实操性强的课程占绝大多数，“新闻评论”（“评论写作”、“社论写作”）更是作为专业必修课为众多高校所重视。“高学分、多学时、多实践”是民国高校新闻评论课程的基本特点。
新闻评论教学在民国高校中的专业基础地位
民国早期的新闻学教育提倡“新闻本位”，即强调讲授新闻基本理论、基本业务和基本技能。在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学会中，徐宝璜的授课注重“编辑新闻之练习”，邵飘萍的授课则注重“评论新闻之练习”。专题讲授“评论写作”，虽为讲座性质，但却是相对独立地讲授新闻评论写作的开始。此后，在民国高校的新闻学课程设计中，“新闻评论”一般定位为“专业必修课”，授课时数多，课程学分高。
从课程定位来看，新闻评论课程一般被列为专业必修课。1923年，由徐宝璜先生创办的平民大学新闻系，在15门专业类课程中，即开设“新闻评论法”、“评论实习”两门。燕京大学新闻系极为注重对学生采、写、编、评的新闻业务训练，在第一学年即开设“社论”，新闻编辑课程总量（含采访、写作、编辑、社论）更在专业课程中占比高达73%。
从课程学时安排来看，新闻评论课程学时较长，且以安排两学期授课及实习为多。如复旦大学于本科第四学年开设“评论练习”，课程分为上下两学期。平民大学开设的“新闻评论法”于本科第三学年开设，“评论实习”则于第三、四两学年开设，足见其学时之长。学时长，表明了教学机构对该课程的重视，也说明教与学的内容和分量都较多较重。
从课程学分安排来看，新闻评论课程学分高。如复旦大学开设的“评论练习”分上下两个学期，共计6学分。综观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其他课程，基本上每门课程的学分均为2至3分，而“评论练习”一门课就安排了6学分。这样的情况同样存在于燕京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及其他新闻专科学校中，在此不一一赘述。
专设评论实习课，开创实践型教学的新局面
民国时期，新闻教育被定位于新闻专门人才的养成教育，十分重视新闻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开设专门的评论实习课程，教学中采取讲授与评论实习相结合的方式，为学生的职业技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既是当时新闻评论课程的一大特色，也是它与目前同类的新闻评论课程的不同之处。
复旦大学于第四学年开设的“评论实习”实行每周一次讲习和两次实习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燕京大学的课内实习，在讲授课程过程中让学生接受采、写、编、评的训练；其报纸编辑管理的校内实习，系以师生自办的校内刊物为学生提供了大量实习机会，报纸的社论、编辑、采访等均由学生分任。［1］此类实践教学模式的开展，为应用型学科培养人才提供了更为直接有效的教学方法，更打开了我国文科专业实践教学的新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大学新闻系师资力量主要来自新闻机构的从业人员，当然也包括“新闻评论”的任课教师。奋战在新闻第一线的新闻机构从业人员，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们“谈经验、讲技术、论方法”，极大地丰富了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对新闻评论在增加理性认识的同时，有了更多的感性认识。
英文教材引进思想，教员讲稿言传身教
民国时期，新闻学专业普遍缺乏中文教材。梁士纯（1934年至1937年主持燕京大学新闻系工作）在主持燕京大学新闻系工作时曾指出：“现在学校所用的新闻学课本，差不多皆为英文，或少数由英文翻译成中文的书籍。最近几年来，关于新闻学或新闻事业的著作，也可算不少，不过这些书籍大致都是属于普通介绍的性质，不能作班上的课本之用……”［2］
直到20世纪40年代，教材问题仍然困扰着我国高校的新闻教育工作者。储玉坤在他的《现代新闻学概论》中指出：“在中国出版界，新闻学著作少得可怜，真有些凤毛麟角，因此在教授方面，感到教材的缺乏。”
据已掌握的史料显示，民国高校新闻评论课程大多以教员讲稿及新闻学英文原著为课程教材，其中教员讲稿多无文本流传于世，其概况只零星见于高校校史。如平民大学报学系，该系的教材有的由本系教师编写，有的则由教师口授学生做笔记。英文教材方面，有美国教会背景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开办期间，几乎没有用过一本中文教科书。其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余部报学书籍中，99％由美国人所著［3］。
作为新闻评论教材的教员讲稿是教学与前沿实践的结合，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既有教益又饶有兴趣的教学内容。而将英文原著作为教材，把最先进的办报理念和专业研究引入课堂，更为学生提供了传播国际化的专业视野。
新闻评论专著日益独立化、学科化
早在民国初期的各类新闻学专著中，已经有谈及“新闻评论”的内容。如我国第一部《新闻学》（徐宝璜，1919年）中对新闻的定义、新闻采访编辑、新闻评论写作等问题作了较深刻的阐述。其后，随着新闻评论专著朝着独立化、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坊间又出现了专门论述新闻评论的专著。尽管数量有限，但也体现了新闻评论的发展及其应有的重要地位。
1929年，郭步陶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讲授“评论实习”，并出版了《编辑与评论》一书。全书分为“编辑”与“评论”两编。第二编“评论”下设五个章节，分别是概说、评论的种类、评论的变迁、评论记者应有的条件、评论的作法，第一次较为系统全面地阐释了新闻评论。1937年，他又编著了我国第一本独立的评论研究专著——《时事评论作法》，由潘公弼、李浩然、谢六逸等人作序。1947年，程仲文编著的《新闻评论学》分新闻评论与评论记者、新闻评论三要件、新闻评论写作入手等5编。这是我国第一本把评论提高到学科高度上来的独立专著，表明新闻评论已从实用新闻学中独立出来，开始朝专业学科的方向发展。
民国高校新闻评论教育的实践特色及借鉴
民国高校新闻评论教育的基本实践特色为“基础专业课、多学分、多学时、多实践”，而当下高校的新闻评论教育虽然基本保持基础专业课的地位，但课程往往只开设一个学期，学分多为2分，而且还未曾见到专门设立的评论实习课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新闻教育实现了由以技能训练为主转为技能训练与学理教育并重，以培养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传播技能的复合型新闻与传播人才。这是顺应时展的转变。但面对实操性强的课程时，并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新闻学专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应用型的学科，我们时刻都不应忘记培养的对象是为业界输送大批实用型人才。他们既要有正确的新闻观，同时又要有很强的实际操作的动手能力。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新闻评论教育十分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而新中国成立后却未能保持其实践性强的特色呢？究其原因，一是思想上忽视加强评论写作实践的训练和培养。我们要认识到，教育学生具有正确的新闻观固然重要，但新闻观必须落到实处，要通过新闻实践予以体现，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式的空洞理论而已。二是缺乏足够的能从事新闻评论教学的师资力量。目前，尽管有许多优秀的高学历人才加入新闻教育队伍，但他们未必有严格而实际的新闻采写编评工作的历练。所以，对他们来说，有一个“补课”或重新回炉的问题。三是部分从事新闻评论教学的老师对加强课程的实践性存在畏难情绪。他们往往觉得评论写作的要求较高，不同于消息或新闻特写写作，只有通过新闻工作实践才能予以掌握，在学校课堂上是难以学到的。这种把学习与日后工作割裂开来的看法自然是不对的。我们不应否定评论写作的要求虽然较高，也正因如此，才更应在学习阶段努力予以加强。如通过写作一事一议的小言论，或就当前主要热点问题撰写小评论等具体方法，逐步提高学生的实操能力，而不能见难而退，就此却步。
综上所述，笔者切望通过对民国高校新闻评论教育的梳理，为当下新闻评论的教学提供不同的视角和经验借鉴，其要点是：
首先，从课内、课外两方面着手，加强新闻评论课程的实践训练，在原有课内实践训练的基础上增加课外实践训练。如在第三学年开设“新闻评论实习课”，锻炼新闻业务能力。倘若学生在实践中发现了自己的欠缺之处，还可在第四学年予以加强，用以提高学生的职业技能和竞争力，进一步体现高等教育为社会服务的职能。
其次，开放多元化的教学环境，加强新闻评论课程的实践价值与意义。聘请在职的新闻从业人员来校担任兼职教师。目前，许多国家的应用型大学都在加大兼职教师的比例。他们从各专业领域邀请具有专业特长，又有余力的人员来校担任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同时，还可以派出年轻教师去新闻机构进修，加强采写编评等课程的实际教学能力。这样做，将有利于加强实践教学，密切学界与业界的联系，有利于建构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新模式。
最后，加强新闻评论课程的学术价值，将最新鲜的研究“端进”课堂。民国时期，学者们注重在新闻教学中贯穿他们的新闻思想，教员们将最新的学术成果或实践经验呈现于课堂，在有利于学生接触到学术前沿的同时，又能活跃课堂气氛。不仅如此，教员还可在教学实践中，得到其研究成果的反馈与检验，这种有机互动有利于新闻学教育在理论层面的上升，更能促进新闻评论研究的发展。
［本文为暨南大学科研培育与创新基金研究项目“民国时期广告学教育史研究——以广告学和新闻学的关系形成和发展为中心”（编号：10JYB206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参考文献：
［1］齐辉，王翠荣.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理念与实践［J］.教育评论，2010（1）.
［2］梁士纯.中国新闻教育之现状与未来.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1936.
［3］刘豁轩.报学论丛[M].天津：天津益世报社，1946：117.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page_break]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学术在传统意义上是指学说和方法，在现代意义上是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诸多知识系统和方法系统。”①就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现状来看，尽管其“系统化”还比较孱弱，但确已成长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门类。本文将新闻学、传播学分别视为一个学科，新闻传播学则是包含上述两个学科的相对独立、专门的研究领域。本文只讨论一般层面上（in general）的新闻传播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不包括广告、公共关系、编辑出版等研究领域。另外，本文所研究的地域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
根据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推进的特点，本文把它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1978年-1982年：学术研究逐步恢复
“”十年，新闻学术研究几乎停滞，没有一本研究性专著出版。“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为新闻传播学术恢复和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大环境。
与整个社会拨乱反正同步进行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新闻报道的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注重“真、短、快、活、强”消息的传递。报纸版面不断增加，形式逐渐多样化。一些在“”中被打倒的新闻工作者相继得到。一批在“”中被迫停办的报纸相继恢复出版。全国性报纸从1968年的4种恢复和发展到1980年的33种。②在结构上，科技、教育、文化、法制类媒体或内容开始增多。实践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对象，只有新闻传播事业本身有了可供研究之处，学术才有恢复的可能与发展的空间。
教育方面，1977年高考恢复，新闻专业开始招生，1978年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学术的持续性得到保证。研究机构方面，专门性的研究机构、学会纷纷成立。1978年，部级新闻研究机构――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成立。至1983年，专业新闻研究机构已达50多个。学会、学术刊物也纷纷恢复或成立、创办。1980年，北京新闻学会正式成立。学术会议方面，影响最大的是1980年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报会议”。这是“”后召开的首次大型新闻学术讨论会，“昭示着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经历了严冬之后，走向春天”。③学术期刊方面，《新闻研究资料》《新闻大学》等先后复刊或创办，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交流和探讨的园地。
此阶段新闻传播研究者以“”前的老一代为主，再加上有实务经验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刚刚毕业的“新手”。全国新闻传播专业的副教授、教授加起来才25人。除社科院新闻所外，高校新闻系、专业的教师基本上以教学为主，科研大多是围绕着教学展开，成果较多地表现为史料汇编、教材、讲义等，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匮乏。据统计，1978年底至1982年，我国出版的有关新闻学的论著、译著共240余部，而1983年一年就出版100部以上。这表明新闻传播学术虽在恢复，但仍非常有限，不过速度非常快。
在研究内容上，以新闻工作恢复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主，大多属于实践领域的业务研究。新闻工作在“”中遭到极大破坏，一批优秀老报人被打倒，长期积累的有益经验被抛弃。因此，学术研究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问题着手。
除传统的理论、业务、历史三大块外，边缘学科也有了初步研究，如新闻与政治、新闻心理学等。1982年，“传播学集大成者”施拉姆先生访问我国。同年11月，传播学研究座谈会在京召开，传播学研究开始系统化、组织化和专门化。这表明，新闻学在逐步恢复的同时，不断生成出新的特质。
甘惜分著《新闻理论基础》、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和艾丰著《新闻采访方法论》是此阶段代表性的著作。
“”期间，“贴标签”和“映射史学”等成了人们思考问题的常用方法，因此，研究方法的突破和改进对新闻传播学术的发展意义重大。上述三本代表性著作，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强调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不过，这种恢复和回归是初步的。
二、 1983年-1988年：新闻改革引发学术论争
1984年-1988年是我国改革最火热的阶段之一。新闻改革是整个社会改革的一个缩影，它起始于业务层面，并很快进入体制层面。
与新闻改革相伴随的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急速发展。1988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达2322种，6年内增加了两倍多。电视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88年底电视台达到422座，是1983年的8倍多。④电视在全国媒介构成中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广播电视专业、学会、年鉴和专门的期刊相继创办，广播电视开始进入新闻传播研究的核心范畴。
新闻教育迎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扩张。1983年，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设有新闻专业的院校达21个，新闻类专业点由1983年的16个增加到1988年的74个。1984年，新闻学专业首次列为博士学位授予专业。博士课程的开设，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之一。
科研机构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不断向高层次迈进。1987年，研究团体发展到150个。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也于1986年先后成立，研究正逐渐成为高校的重要功能之一。从1986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开始增添新闻学项目。人文社科领域影响较大的“吴玉章奖金”也设有新闻学科奖。
新闻改革，观念先行。新旧观念的冲突反映在学术上就是学术论争。就新闻传播学术发展史而言，争论的内容当然值得叙述（本文不再赘述），但争论背后的语境以及所折射出的思维方式更值得关注。
关于新闻定义之争，不管赞成或反对哪一种定义，论争者的出发点却大体是一致的：一是要与“”期间“事实为观点服务”的说法和做法划清界线；二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法定义新闻，与资产阶级的定义划清界线，这是方法论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三是都讲究逻辑规定性（定义=属+种差）、科学性，与泛泛而谈的简单化描述划清界线，这是研究或学术表述问题。
新闻事业性质的讨论，主要围绕“阶级斗争工具论”与“社会舆论工具论”展开。通过广泛讨论，看法渐趋一致，持前一观点的日渐减少，反映出“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开始从人们的头脑中走出来，思想解放的进度有所加快。
1957年“反”之后，新闻价值因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而一度成为研究的。⑤此时又重新进入学术争论的视域，实际上是要解决：如何看待西方新闻界关于新闻价值的论述，尤其是如何对待所谓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学这个问题。与1957年相比，这次参与争论的研究者都能“由简单地排斥变为科学的探讨”。
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在1985年“讨论广泛而深入”。有学者认为，新闻真实性问题之所以成了一个似乎谁也说不清的问题，是因为其负荷太重了。真实性被加上各种别的意思，如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特别是在错误路线盛行时，哲学变成了玄学，辩证法变成了变戏法，一时搅得人们晕头转向。⑥
党性与人民性之争是该阶段所有争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争论的焦点是新闻事业应该坚持党性第一还是人民性第一，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舆论监督。
通过以上简述，我们可以看出：学术争论的根本起因是各种思潮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争论繁荣了学术，推进了改革；澄清了一些问题；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锻炼了队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⑦1978至1988年间，共出版新闻传播学著作1050种。
传播学取得了进一步发展。1986年，第二次传播学学术讨论会召开，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传播学原理与应用》（戴元光等著）等专著得以出版。传播学的成长给传统新闻学以理论、方法和视野上的启发，系统论方法的运用就是最好的体现。
此一阶段另一引人瞩目的研究是新闻调查。它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民意调查的功能，关注的是民众对新闻改革的态度和看法，主要目的是为新闻改革服务。
三、 1989年-1991年：学术研究曲折前行
19发生的使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暂缓。1989年11月，、李瑞环分别发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重申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一些根本问题。
1989年10月，国家开始大力压缩整顿报刊。1989年和1990年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锐减至1496种、刊物1442种，⑧规模明显变小。
新闻传播研究受影响也较大。部分学术刊物停办或整顿、调整，一些学术活动不能正常举行，理论探讨气氛受到破坏，直到1990年下半年才逐渐重新活跃起来。期间，围绕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研究成了这一阶段新闻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于前期的积累，该阶段仍不乏一些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新闻理论方面，民著《系统理论新闻学》把用系统科学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闻史方面，姚福申著《中国编辑史》后来获吴玉章奖金优秀奖；韩辛茹著《新华日报史》对我国革命历史上一份重要报刊做了详尽的个案研究。
“”以后，“大部分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放弃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方式，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化的学术研究，明显地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⑨新闻学界同样如此。从学者的构成看，1991年之前的新闻传播学者（特别是新闻理论研究者）大多来自实务界，以对实践的观察、提出自己的观点见长。如火如荼的新闻改革实践也为这种“观察和思考”式的研究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后新闻改革虽然绵延不断，但突飞猛进式的改革几乎没有了。1991年之后，原来以教学为中心的高校新闻专业教师开始更多地转向学术研究。一批经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硕士、博士开始登上新闻传播学术舞台，这也是导致学术研究旨趣发生转向的原因之一。
四、 1992年-1996年：相对平稳发展
短暂的风波很快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一轮改革开放成为全社会的重心。新闻传播事业、教育和学术都迎来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
新闻传播事业随着的结束而开始大步向前发展。1992年，大约平均每两天就出现一家新报纸。{10}1995年底，公开发行的报纸种数达2089种。除规模扩大外，各家报纸纷纷扩版或出周末版。1995年创办的《华西都市报》是代表着报业发展方向的新型市民报。经济类报刊、电视节目和栏目不断创办。在经营管理上，除了发行、聘任制度的改革外，企业化管理开始引入新闻机构。1996年，广州日报社被批准组建报业集团。
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速。1993年，全国新闻类专业教学点为66个，{11}1997年则发展到120多个，5年实现了翻番。研究机构方面，截至1996年底，全国已有100多家新闻研究机构。{12}其中，1992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我国新闻史研究中起到了很好的组织作用。专业刊物和辞书编撰更加注重学术性。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新闻传播教师队伍出现老化、断层，中青年教师流失过多，高学历、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困难等。主要原因是新闻专业教师与新闻从业人员在住房、收入等待遇上反差太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研究队伍开始出现分化。继续从事教书、研究的教师在自我意识和定位上也发生了变化。多数研究者开始从一个通过对新闻改革的论述来直接、积极参政的启蒙知识分子扭转为一个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发现和创造来博取学术资本的“知识人”，提倡“为学术而学术”。其结果是新闻传播知识本身的增长、体系的严谨、科学化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成熟。从学术史的视角来审视以上变化，无疑意味着一次质的提升。
学术生态上的转换加上前期的积累，该阶段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如陈力丹著《精神交往论》、黄旦著《新闻传播学》、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吴廷俊著《新记史稿》等。这些研究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耗时长，需要研究者沉下心去精耕细作。这是以上两个阶段所不具有的。
五、 1997年至今：在新的起点上迈向繁荣
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擢升为一级学科，成为其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新闻传播业呈现出规模不断扩大、结构多元、格局更新和市场化运作的发展态势。
1997年-2006年间，报纸种数维持在2000种左右。经过2003年的整顿，种数有所减少，但报纸总印数、广告经营额一直在增长。都市报迅速崛起，中等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有一份甚至多份都市报。电视方面，除了电视台家数增多外，地区市以上的电视台都办有多套节目，节目播出量飞速增长。省级卫视在全国范围内竞争激烈。
在经营管理上，集团制成为我国传媒业一种主流运作形式。2002年底，全国报业集团已达39家。{13}至2005年，共有18家广电集团成立。1999年，《成都商报》相关资产借壳上市，传媒业开始涉足资本市场。都市报、电视综艺、网络传播相继为大众文化推波助澜，媒介的消费化、娱乐化特征初现端倪。
新闻教育狂飙猛进。1999年，首家新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复旦挂牌，完整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至此得以建立。2005年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专业点达661个。{14}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博士点19个。在校学生约10万人，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15}教育规模的扩大，师资力量的增加，意味着研究队伍的壮大，再加上国家的积极引导，新闻传播研究气氛空前浓厚。
研究机构方面，1997年，中国记协成立新闻学术委员会；1998年，传媒业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等四个重点研究基地相继成立。之后，又建立了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等四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跨学科、跨部门研究机构的成立反映出新闻传播研究的多元化趋势。一些新的学术组织、会议不断创办，并朝高层次、固定化、细分化发展。期间创办的较有影响的学会和会议有：中国传播学会、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等。
从研究内容和成果上看，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也呈现出多元与发散的特点。
新闻理论方面，传播理论、方法对传统新闻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新闻传播学”命名的教材、著述陆续出版。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深度改造着新闻学，大众媒介、网络传播、受众、经营管理等已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基本语汇。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一以贯之。2004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开始实施，相关新闻学教材正在陆续出版中。
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是异常繁荣。随着积累的不断增多，通史、综合史的研究余地已经很小，地方史、专门史中的通史、个案史研究成了一种必然，新闻传播史研究朝精细化、深入化发展，广告史、管理史、思想史、学术史、教育史等成了该阶段新闻史研究中的亮点。
传播研究方面，除了大量、全面的引介外，并有意识开始张扬并沿着不同的路径有所开拓：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思想的梳理和挖掘，如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二是把一些传播理论在中国做验证。但从目前发展状况来看，传播学仍停留在观念、理论和方法层面，创新性研究仍然较少，理论体系的建构更是无从谈起。
传播科技的发展及网络传播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和格局，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甚至成为该阶段新闻传播学术研究中最热闹的领域。
新闻传播研究规范和方法得到充分讨论。关于新闻传播研究方法，1978年以来就不断有零星论述，但只有在1998年之后才得到整个学界的重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研究方法的进一步规范，新闻传播研究必将走向深入。
结语
综上所述，30年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从整体和宏观上看，新闻传播研究在短短30年时间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具备了作为一个学科的面貌；第二，成绩的取得是与我国政治、经济、教育、科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分不开的；第三，新闻传播学术发展的过程，也是不断分化的过程；第四，作为一种建制意义上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可以说已经初具形态，但从其理论体系来看，一些基本概念尚不稳定；分支学科多是跑马圈地，尚不成熟；描述性、低层次、重复性研究较多，概念化、理论化不够。
注释
①张立文：《中国学术的界说、演替和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1-9
②《中国新闻年鉴》(1982)，卷首。为控制篇幅，下文没有注明的数据均引自《中国新闻年鉴》
③方汉奇、李矗主编：《中国新闻学之最》[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1）：495
④以上数据均据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下）》（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版）计算得出
⑤徐培汀：《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1949-2005）[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6）：58
⑥旭培整理：《关于新闻真实性的讨论情况综述》[A]，载于《中国新闻年鉴》（1985）第74页
⑦甘惜分：《一个新闻学者的自白》[C]， 香港：香港未名出版社，2005：31-32
⑧{10}{12}《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第2232、第2251页；2321页；第2457页
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J]，天涯，1997(5)：133-150
{11}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6）：249
{13}该数据不包括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地方宣布成立的报业集团
{14}何梓华：《控制办学规模提高教学质量》[J]，《新闻战线》，2005(7)：64-65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