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 领导坐在主席台上，驻站的几位工作人员分坐前列，紧挨后面一排是各重点学校的校长，再后面满满的是晋级人员，晋级人员选出的代表坐在显眼的两边，站人员早把晋级人员的名单写在黑板上，依次进行排列，进行得严整而又有序。
下午2点的会，只因个别人员或远距离或堵车等一系列的原因迟到，推迟到了3点才开始。
一、述职报告
按黑板上的先后顺序逐一上前台自述，由于各校长转述的信息不一，再者也不知道领导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的述职报告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有写成近几年工作功德总结的；有写成自己的教学方法的；有写成自己如何兢兢业业，视校为家的……竟也没几人理解到领导的目的是让晋级者写出自己近五年的获奖证书简介，以便积分时在座的各位有参照数。
各位校长起初也是无所适从，在领导的训斥下才拿出笔，看似认真详细地作着各位老师的述职证书情况。
这一项整整进行到夜里20点有余，让老师交了各自的档案袋。（里面是各种各样的证书）。才散会收场。
二、积分
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所有人均到齐。各就各位，各司其职。领导清清嗓子到：“我们今年的晋级严格按照上级下发的新文件，共11项积分细则，我在此重新宣读并解释积分细则，免得有些校长的导误，个别老师的误解。细则具体如下：职业道德按近五年的考核表分三类：优秀，合格，不合格分别为1.5分，1分和0分……我在此特别声明，之前让各位老师到教育局复印你的各种证书文件，既然你们不配合，我亲自去把近几年的各种荣誉证书档案印了来，没备案的视为假证书，恕不加分。积分正式开始……
王洁看着自己仅有的几个证书，知道自己是晋级无望了。也好，即来之，就安之。看看晋级进程如何吧。
校长作记录起监督作用，其他工作人员和晋级代表宣读文件，领导审查证件，晋级人员都详细记录每人的分数情况，以便对比借鉴并想发现些许端倪。
有人小心犯嘀咕了，这第一项职业道德怎么按近四年的考核等级来加分呢？考核是以学校为单位进行的，有的学校每位老师教学成绩都排名前列，可因为学校优者多，只得了合格，而有的学校的教学成绩倒数仍是优秀，这怎么显示公平呢？那在一类好学校就不晋级了吗？
领导解释道：“这是上级的指示，我无权更改。这些也都是各校报上来的，我无权干涉，再者公平都是相对的吗？哪儿有绝对的公平？这你我都心知肚明。”
老师们都沉寂了，表示默认。资历工作量都是死条条，大家有目共睹，无人辩议，倒是表彰、教学技能等几项缩水性就大了，事件连连，矛盾频发。
有证件丢的文件上有的，直接加分。多的是文件上没有又是经过教育局经手办出来的，货真价实，领导一口否认。王洁仅有的几个证件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倒是同校的桦，由于一次搬家中疏忽，把最高学历弄丢了，只有学校的证明，领导要以低文凭记分，桦站起来辨驳了：“我到省里毕业证认证时，工作人员还认可呢？咱这里比省城还有特权吗？“校长也站起来说：“特殊情况要特殊对待，她确实在转校搬家时弄丢了。”
领导默认了，有了这一次甜头，在市辅导员证书这一项加分时，由于局里没有存档，但经办人就在场，肯定这一事实性，但具体人员他已记不清楚。看着别人亮出证件加了分，临到桦时，心里不平衡了，脑子转动快地她站起来说：“我辅导员证书和毕业证一同丢的。”“这同毕业证不同，毕业证经国家鉴定，我无可非议，但此证不能加分。”“20元买3分，谁傻到不买？我当时确实买了，也确实丢了。”“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什么买呀买的！下一人！”领导怒斥后喝令。“事实就是事实。”桦小声嘀咕着，底气不足地坐了下去。而王洁心里非常清楚，她在办此证时是正休产假。没有填表，事后知道已晚，为此背后不少指责校长。
坐在王洁左边的是50多岁的工人转正的老教师。右边是曾在初中教过她的语文老师。这语文老师现在初中任主职，证件很多，都是越级通过教育局拿出来的。章印齐全，但可惜没想到今年领导来这一手，他措手不及，没有一项加分，和领导顶撞几句后愤而离场。这时已是20：21分，所有的人都饿得饥肠辘辘，在一校长的提议下才散会，领导带着工作人员和校长进了酒店，老师们踏着夜色满脸的疲惫各归各家。
第二天上午8点，王洁看到语文老师被初中第一领导领了进来，倒是旁边的老教师却不见来，小声问桦，桦暗示，由于昨天评时他分太高，被人指控他转正不足3年不准晋级，自动弃权了。
今天倒有一位即年轻又穿着时髦，打扮惹眼的女老师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由原先的低分一下子窜到前几名，原因是表彰，教学技能几项全满分。几位老师都在低头窃窃私语。桦小声说：“和她校长私好。听说和领导也不清白。这不，唯一的一个市优秀教师就给了她，我们竟不知道有这等事。”但这漂亮女教师还不满足，在岗位职责绩效考核一项中，和她前任校长吵了起来。起因是有一学期把她划为第四类，那可是多年的校长了，公众场合何忍其辱，愤而拍桌道：“你请半月假没有？按文件规定请假就是四类！”“我是请假，但有前任领导的批条！我总成绩在学校排到第四类吗？谁没有事？谁不请假？你难道请假少吗？凭什么你每次都是一类？！我不签字，你找人代签！”“都是烂芝麻的老陈事了，到此为止！”领导的发话才平息了一场争斗，不管如何，她在公布的名单中位居前列，晋升是板上定钉了。
“晋升上的高枕无忧，很多人也不怎么努力了；中年教师名额少，没机会、没希望；年轻老师职称低、待遇差。”近日，济南某县区一中学教师蒋振告诉记者，自己20多年以来一直在一线教学，学生喜欢，成绩也不错，平时都是满工作量甚至超工作量，“但就是因为各种证书少、加分因素少，到退休也没晋升到高级职称！”
“不评不甘心，参评特累心，落评更灰心！”在山东采访调查时，不少中小学教师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职称评聘“评一次，打击一次”，似乎已经成了中小学老师心里“永远的痛”。
“教得再好，学生再喜欢，也不一定能评上职称”
“最糟心的是工作11年，还是拿最低档工资。”威海一名中学教师徐宏告诉记者，自己的工作越来越缺乏动力，“因为教师职称评聘不能体现实际教育教学水平，你教得再好，学生再喜欢，也不一定能评上职称。”
好多年评不上职称，相应的职称工资10年未涨，老师工作积极性受挫。“不仅对教师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没有激励作用，反而更闹心。”徐宏说。
“问题是学校多年来根本就没有高级职称的晋级名额，七八年只给了一个指标，比20世纪70年代买自行车还难，无论你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有机会。”济南一位中学教师王明说。
职称评聘具体过程也有不少问题。李强2003年晋升到中学二级教师，满5年后，他年年参加晋级，但晋级标准年年变，如今七八年又过去了，还是没晋升上中学一级教师。“晋升上高级职称的教师一般都在领导岗位，一线教师很少。”李强告诉记者。
程平工作近20年，成绩突出，就是晋升不上一级教师。“因为每次晋级标准都在变，量身定做、名额分配，人为因素多，导致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程平说，“精力放在晋级上，哪还有心教学啊！不仅如此，还人为增加了教师之间不合理竞争的内耗，说起来是笑话，传出去丢人。”
“明明我的分数够了，却有人故意为难，把该得的等级分数降一个档次，少加了3分，最终让我少了零点几分，没评上职称！”杨青很郁闷，因为她觉得“这其中有个别人暗箱操作，不仅没有激励作用，反而让人怨气冲天，影响教学”。
“当前教师职称评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名额太少，特别是高级教师名额更少，几乎到不了小学段。”淄博一名小学教师林岳认为，“个别教师甚至快要退休了，连一级职称都不是，为教育奋斗一生，打击不小。”
淄博一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学校700多个老师，高级名额一年也就一个，中级名额2到3个，排队等高级的有300多人，等中级的100多人，“几乎看不到希望。”
“职称上去了，教学水平下来了，人也不教学了”
评不上职称的难受，评上的又怎么样呢？
“不少评上高级职称的‘老’教师，既不愿意多承担教学任务，也不愿意损失一分钱的收入，而且把这一切都视作理所应当，因为他们是‘高级教师’。”泰安一名中学教师王康说，“职称上去了，教学水平下来了，人也不在教学一线了。”
“教师职称与工资待遇紧密挂钩，聘上职称，万事大吉，脱离一线，或者找个清闲处，反正不影响工资待遇。”程平说，“高级职称教师很多都不教课了，工资又不少拿，只有晋不上级的，还在一线苦熬。”
“职称评聘已‘异化’成学校领导管理教师的一个重要手段。”淄博一位教师孙明说，“比如，班主任劳累又费心，待遇比较低，很多人不愿干。领导便会在职称评聘中将班主任任职年限列为‘硬杠杠’。”
事实上，很多老师并不认同这种做法。“职称是对专业技术人员技术水平、工作能力的反映，是其成就的等级称号。”王明说，“担任过班主任可以在同等得分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但不能作为决定性因素、限制性因素。反之，就会出现只是有过班主任经历但工作上并无建树，反而比获得过省市优质课、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的学科教师得分更高、机会更多的问题。”
职称评聘的具体要求围着荣誉、论文等“指挥棒”转，脱离教学实际，也是一个问题。“能得到高级荣誉的一般是学校领导、中层干部，一线教师勤勤恳恳工作多年，也不一定能获得个小小的区级荣誉。”孙明说，“此外，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还要求发论文，绝大多数老师只有花钱、托关系了，实际教育教学水平倒在其次了。”
“既要考虑职称作用，也要注重工作实绩”
职称评聘分离、待遇不能及时兑现，职称与工资待遇紧密挂钩，再加上难以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的原则，也为不少中小学教师所诟病。
“实行职称评聘分离后，即使评上了职称，依然是‘空头支票’，涨工资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济南市一名小学教师告诉记者。
2005年至2008年，山东中部地区某县试行职称评聘分开，3 000多名教师取得了中高级职称资格。2009年职称制度改革后，该县又实行了职称评聘合一政策，但到目前仍有300多名取得中高级职称资格的教师未能聘任。
“未聘教师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各种来信、来访不断，但因为职称设岗比例有限，待聘教师在短期内还是难以完全解决。”该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这部分教师解决不了，新符合条件的教师也很难聘任高一级职称，又造成了新的不满。总体而言，还是评聘合一好，特别是要保持相关政策的连贯性，不能评上许多，聘任很少，增加矛盾。”
上述人士表示，教师职称不应与工资待遇紧密挂钩。以该县为例，高级与中级工资差900元左右，中级与初级工资差700元左右。中级教师是教育教学骨干，而高级教师由于年龄偏大，评上职称后教学积极性大大降低，教学任务相对较轻。
“工资差距过大，导致部分中青年教师为了晋升高一级职称，削尖脑袋，想方设法争取各类考核优秀、荣誉称号和业务称号等，造成了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部分中年教师对晋升职称失去了信心，工作积极性受到较大影响；还有部分中青年教师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重，但工资待遇低，心理不平衡。”上述人士表示，“应缩小教师职称之间的工资差距，有效实施绩效工资，既考虑职称的作用，也注重工作实绩，对教师的激励作用会更大。”
王康认为，应该缩小职称工资差距，加大绩效工资差距，大幅提高班主任工资。“职称工资有所体现就行，还是绩效工资、班主任工资差距大最好，让能者上、庸者下。”徐宏说。
全国政协委员、教育专家朱永新认为，因为职称评价体系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对年轻教师发展不利。受职称评定制度影响，评职称需要满足、考职称外语和计算机等附加条件，导致很多人为此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而没有把精力放在主业上面。应该取消职称的评定，改为用人单位聘任，让职称与待遇脱钩。至于与职称直接挂钩的待遇问题，应由用人单位根据工作人员的业绩和表现来确定。
毕竟，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乡镇政府，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来到基层的这几年，活多、钱少、压力大，成了常月对自己工作的全部评价，“我们根本升不上去，除了考出去，还能有什么办法？”她无奈地反问。
“进了基层，一般就很难出来了”
常月告诉记者，她的同事中，有人在备战国考，有人打算考县纪委，还有的要考县财政所，“总之没几个人真正在干活”。
她的男友江星，是同县另一个镇的公务员，这个出生于1989年的湖北男孩有着类似的困惑：“想不到这才来一两年，我已经被‘困’在乡镇了。我都能想象到自己十几年后的样子。”
通过选调生考试后，江星被分到镇里的计生办，这个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会主席一度“斗志满满”，每天吃着面糊、苦瓜、酸菜、白菜这些食堂的“老四样”，江星觉得“基层是对自己最好的考验”，他每天早起，第一个到办公室扫地、拖地、打开水，杂活累活抢着干。
深谙“计生办是基层服务的窗口”的他，在下班后，还会抽点时间练习当地方言，每天看到来办事的老百姓也“笑容不断”。
但一个月不到，江星就笑不出来了。
镇政府的“熟人”悄悄问他：“怎么就你去了计生办？一般选调生都去了党政办，离领导近不说，也最容易出成绩。”江星还没反应过来，“熟人”又提醒他，“计生办事务性工作这么多，很容易被困住手脚，在基层最没出路。”
这并非危言耸听。镇政府的宣传委员面对江星的“疑惑”，“意味深长”地告诉他，计生办的人只有3条出路――要么去卫生院，要么留下竞争主任的位子，又或者“通过运作离开计生办”。
话到最后，这个老干部劝江星“赶紧‘活动’一下”。
江星傻了。他猛然意识到，这个计生办除了一名50多岁的办事员，还有一正一副两个40来岁的主任，“都是熬了十几年才等到这个位子”。这让他有点沮丧：“主任年纪大了，估计仕途也差不多了，我们年轻人本来就升不上去，要是办事员再内退，所有的活儿都由我做，我还出得去吗？”
“干得好不如分得好”？
按照江星这位“熟人”的说法，在乡镇工作，“能见着一把手和村书记的工作才是好的”。原因很简单，只有多接触镇长和书记，人家心里才有你，晋升的时候才会记起你。“要不然你以为镇上三四十个公务员，靠什么才能升上去？”
“干得好竟然不如分得好？”江星心下一凉。
他随即想到，自己来计生办这么久，看见书记的机会“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更别说让书记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力，“难道我真的要在计生办呆一辈子？”
与江星不同，姚云是“干得好不如分得好”理论的追随者。当初，县里对公务员分配的去向公布时，这个湖南女孩“幸运地”成为唯一一个留在党政办的年轻人。看着同批考来的年轻人投来羡慕的眼神，她打起了小算盘：“努力做，争取30岁之前升到正科级。”
“太天真了。”在贵州某乡镇担任团委书记近5年的曾莹，摇摇头向记者分析，乡镇政府一般有三四十个人，“要是上面领导走得快，机会还多点。要是上面领导走不了，我们想都别想，这不碰运气吗？”
她已在成为科级储备干部的队伍里，但组织口、宣传口、党政办的人，都在她前面，“真是太恼火了”。
在基层，年轻公务员升职究竟有多难？河北某地级市机关副局长梁文再清楚不过。去年，他下乡到基层，正巧碰上一个副镇长被调往县里的开发区工作，不过是升半个职级的事情，这个副镇长却在他面前“高兴得语无伦次”。
“基层晋升通道堵塞的情况，太严重了。”正县级干部梁文举了个例子，局长退了，上面很有可能直接调一个来，那么副局长就上不去。副局长上不去，科长也上不去。“你看看县委书记和县长，很少从本地升上来，这不能说明问题吗？”
江星的爸爸最近“活动”失败了，江星还得留在计生办。这个昔日的“三好学生”跟自己的女友慨叹：“原来进了基层，真的很难再出去啊。”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
常月是女孩，她对“仕途”并不是太在意。让她难过的是基层让年轻人感到“心寒”的待遇――缺乏晋升通道，也没有足够的福利补贴。
目前，她和江星两人的月工资，都只有1500元左右，有时碰上亲戚朋友办喜事，几百元的随礼多送几次，“剩的工资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常月很无奈，如今的工资和自己的教育投入，完全不成正比。
“就这点钱，我俩怎么结婚，怎么买房呢？”常月不时冒出这样的困惑。
别看在基层党政办工作，常月自称“压力绝对不小”。上对县里，下对村书记和老百姓，干的越多风险越大，“一出问题纪委马上过来查我们”。很多个晚上，她和镇政府其他几个年轻公务员聊起来，大家都有着类似的迷惘。“没人知道，我们用这1000多元的工资，什么时候能付得起房子的首付？”
江星还想读在职研究生，但很少跟常月聊到这个。两人的深夜通话内容，往往是自己工作中的趣事，就是不聊工资。“钱钱钱，全是钱。不敢说这个，一说就要冷场。”常月说。
作为男生，江星坦言“压力更大”。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拜托同学给他下载论文、找资料，一逮着空，就开始做当地文化节的方案，反反复复地修改。“假如，我是说假如某一天，县委组织部能看到，我会不会就有晋升的可能了啊？”沉默良久，江星试探性地问。
“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走是迟早的事情。”曾莹说，基层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还有严格的排队晋升制度，很容易让年轻人“在等待中消磨了所有的热情”。
曾莹自己也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个贵州女孩最忙的时候，被领导安排了团委、人事、档案等9类工作，“想要干出新意太难了，能应付就不错了”。那段时间，领导一来电，她握着电话的手就发抖。
也是那段时间，她下定决心“逃离基层”。她和50多个乡镇公务员报名参加了县里的遴选考试，“基本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参加了”。
今年，她成功了。同时，她也终于等到一个成为组织委员或宣传干部的机会，这意味着她离党委委员“不远了”。不过，“也只是不远了”。没有犹豫，她干脆利索地拒绝了这个“可能性不大”的机会。
“一个县上千名公务员，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
基层晋升通道是否真的如此狭窄？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周志忍的回答是肯定的。“一个县里，一般有上千名公务员，他们大多在乡镇工作，绝大多数干十几年也升不到处级。而国家机关里的研究生，一个处级单位就三四个人，基本干上六七年就能到处级。基层的晋升机会少，可见一斑。”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的认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制度性缺陷”，中国700多万名公务员，大部分在基层工作。基层公务员承担了大量工作，但其晋升通道却十分狭窄。
“有点像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公务员晋升的过程，往往会引起很多冲突和矛盾。”他说。
汪玉凯在调研中发现，有不少一定职级的公务员，在晋升失败后，不到退休年龄就会离岗回家，导致大量年富力强的公务员闲置在家。更有甚者，为了职务晋升，在基层大搞“买官卖官”等行为。
说“下嫁”似乎是理所当然。作为香港选美史上最年轻的港姐，蔡少芬早在17岁就一举成名，并以无可匹敌的青春美貌，和在众多影视剧里表现出的精湛的表演才华，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中包括资产高达80亿的商界名流刘銮雄，也包括帅气逼人的偶像派明星吴奇隆。而张晋只是一个普通的重庆男孩，虽然也一直在娱乐圈打拼。最辉煌的经历不过是曾经替甄子丹做过替身。
蔡少芬为何会选择一个看起来和自己差距如此之大的男人呢?请看本刊特约记者专访――
繁华落尽，谁是那个值得托付的人
1991年，香港丽晶酒店张灯结彩，宾客盈门，一派热闹景象。稍后，“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声响起，玫瑰花瓣雨一般撒下，穿着国外空运来的华丽白纱裙、佩戴价值千万的名牌钻饰的女主角，就在这梦幻般的气氛中登场。
“今天是我18岁的生日，很高兴能和这么多朋友一起度过。”当女主角满面春风地开口，有眼尖的媒体记者认出，她不是别人，正是刚刚当选港姐季军的蔡少芬。
这就是后来被香港娱乐话题所津津乐道的“百万生日宴”。一个才出道不久，又并非生于富贾之家的年轻女孩，为何能举办如此花费巨大的宴会?一时间，各种猜测层出不穷，很多人都认定蔡少芬贪慕虚荣，傍上了大款刘銮雄。
其实，这一切并非是蔡少芬心甘情愿。蔡少芬1973年出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年纪很小时父母就离婚了，她和哥哥跟着母亲生活。可母亲嗜赌如命，成天为了逃避赌债而四处搬家，蔡少芬也被逼着不停转校，渐渐形成了极重的自卑感和封闭的个性。本来像她这种性格的女孩子，长得再漂亮也是不愿意进娱乐圈的，但一天母亲却郑重地找她谈话，说因为手气背，欠了人家的一笔债：“现在只有你能救我，如果你不出来抛头露面，赚钱帮我还这笔债的话，那些追债的人就要杀了我。”在母亲的哀求下，蔡少芬只好参加了当年的港姐选美，并按照母亲的授意，接受了富豪刘銮雄的示好。
刘銮雄也没有“辜负”蔡母的期望，这位富豪大手一挥，便替蔡母还掉了所有的赌债，还先后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为蔡少芬购买了四套房子，总价值数千万元。面对刘銮雄大张旗鼓的追求，蔡少芬却很难开心。刘銮雄是有家室的人，她再受宠，也只不过是他养的一只金丝鸟而已。而且，刘銮雄是有名的追女高手，和包括李嘉欣、关之琳在内的很多女星都传过绯闻，他对自己的这份“爱情”又能持续多久呢?
想来想去，蔡少芬觉得人还是只能靠自己。她渐渐疏远了刘銮雄，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拍戏上。从1994到1999年，她先后参与《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西游记之月光宝盒》《妙手仁心》《大清名捕》等电视剧的拍摄，成为TVB的当家花旦，片酬也一涨再涨。可不论她赚得再多，一转手还是被母亲送上了赌桌。而且，蔡母不仅将女儿的钱花得一分不剩，还一再跑去找刘銮雄以及其他人借钱，然后让女儿去还。面对这个填不满的无底洞，蔡少芬终于忍无可忍，1999年初，素来以孝顺著称的她宣布与母亲断绝关系。
就在蔡少芬的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参与了拍摄电影《还我情真》，与男主角吴奇隆擦出了火花。作为曾经红极一时的小虎队成员，“霹雳虎”吴奇隆外型极为帅气，而且在演戏和唱歌上都表现出出众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着和蔡少芬相似的经历：他也曾为生意失败的父亲还了十年债。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很快走到了一起，成了娱乐圈里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
但好景不长，这对情侣很快面临了圈内人恋爱经常要面临的难题：聚少离多。特别是吴奇隆2000年将事业重心转往内地后，他们更是一年到头连面也碰不到几次，“需要的时候你永远不在身边，有你也似没有一般”，2002年，这场恋爱也只得以“性格不合”为由告终。
有了这两段经历后。蔡少芬对感情彻底失望了：不论是富可敌国的成功男人，还是才貌双全的白马王子，她都感到难以依托，这辈子她还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003年夏，蔡少芬怀着一颗孤寂的心，前往内地拍摄电视剧《水月洞天》。别进摄制组不久她就因不适应当地的气候而感冒了，大大咧咧的她没有放在心上，而是像没事人一样走进了聚光灯下，可拍摄告一段落后，她下来就忍不住连打了几个喷嚏。几分钟后就是吃饭时间，盒饭送到后，蔡少芬捧起附送的汤喝了个干干净净，这时旁边有人将自己的那份汤推到了她面前：“你喝吧，感冒了多喝点热汤会好得快点。”蔡少芬侧过头来一看，原来是内地演员张晋。
张晋在戏中扮演蔡少芬的追求者，和她有很多对手戏。在现实生活中，外表俊朗帅气的他，看起来天生是该被女孩宠坏的那类男孩，而且他比蔡少芬还小一岁。蔡少芬没有想到，他竟然这样会照顾人。
“这个男生长得又帅又细心，谁嫁给他真是有福气。”蔡少芬脑子里突然蹦出这么个念头，她自己也被自己吓了一跳。
因病得福，原来恋爱的感觉可以这么好
2003年9月17日是蔡少芬30岁生日，这天摄制组特地为她庆祝，聚会开始了，蔡少芬却一直没看到张晋的身影，她不由得有几分失落。“你在找准呢?”同事戏谑地问她，她赶紧掩饰说：“没呢，我随便看看。”直到稍后，戴着面具的“生日老人”推着蛋糕进来了，她从体型上发现那个人很有可能是张晋，才恍然大悟：原来剧组的人都看出了她的心思，在搞拉郎配。
制作人周平更调侃说：“我让你丢了一个吴奇隆，现在想还你一个。”原来，当年正是周平监制的电视剧《萧十一郎》，使剧中主角吴奇隆认识了内地女演员马娅舒，从而加速了蔡少芬和吴奇隆的情变，而今同样是由周平监制的《水月洞天》，却让她结识了张晋。
吃完饭后，同事们心照不宣地丢下她和张晋，一跑而空。两个人第一次单独相对，不免有些尴尬。还是蔡少芬打破沉默，调侃地问张晋：“你听过关于我的那些传闻吗?我可不是个好女孩。”张晋笑笑说：“在这个圈子里谁能不被人指点呢?自己活得问心无愧就行了。再说过去的事情提它有什么意义，做人得向前看。”
张晋还主动聊起了自己的情况。他1974年出生在重庆，9岁习武，11岁加入四川武术队，之后来到香港加入著名的袁家班做了一名武术替身，先后在《卧虎藏龙》和《英雄》中，分别担任章子怡及甄子丹的替身，由于演技不错，《卧》走红之后，他也顺理成章被发掘，进入幕前成了一名电影演员。
“我进这个圈子也是偶然，那时候我就是喜欢武术，没想到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我不属于这个行业，那种喧哗浮华的生活不合适我，我骨子里只愿意过简简单单的生活……”
张晋的话立刻引起了蔡少芬的响应：“是啊，我和你一样，我只希望能够拥有平常的幸福就够了……”
两个人越聊越投机，分手时都有几分依依不舍。此后他们便经常聚在一起。2004年6
月初，蔡少芬和张晋相约去崂山爬山，前往明霞洞观光时，由于山势陡峭，石级小道极为险斜，张晋便安排蔡少芬坐“山兜”(一种类似轿子的交通工具)，他自己则陪在旁边徒步前行。不料这一幕被记者逮个正着，第二天，“蔡少芬新男友浮出水面”，便成了各大报纸的娱乐头条。有些报道还不怀好意地指出蔡少芬火速结交新男友是为了报复吴奇隆，因此，这个新男友不过就是个“人梯”。
“真不好意思，你看，谁和我沾上边都要倒霉。”蔡少芬拿着报纸有些歉意地对张晋说。张晋却笑了起来，指点着报纸说：“呵呵，我们看起来还蛮般配的。”原来，这段时间以来，张晋悄悄喜欢上了蔡少芬。他觉得这个女孩纯真质朴，没有半点架子，和别的港台女演员完全不同。和她相处没有任何压力，就像是和邻家姐姐在一起那么温馨。
四目相对，不知道是谁先伸出手来握住了谁的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两人确定关系后没几天，蔡少芬就因喉咙剧痛病倒了。医生检查发现她喉内出现白点，认为会是比较严重的不明病菌感染，便采取了严格的隔离措施，要求相关人员和蔡少芬接触时都要佩戴口罩防御。可一惯听话的张晋，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向医护人员保证后果自负。
“我要是戴了说话就不清楚了，可是现在，你最希望的事情就是听到我的声音，对不对?”病床边，张晋温柔地抓住女友的手说。“你就不怕感染啊，万一是致命的病毒呢?”蔡少芬抱怨。张晋一笑：“当然不怕了，你难道不知道，不求同生但求共死，是做情侣的最高境界吗?”
听着男友俏皮的话语，蔡少芬也笑了，眼角却不觉渗出了泪水。成长中她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爱，恋爱后两任男友也都少有时间关怀她，这个孤独的女孩第一次体验到，被人疼惜的感觉原来是这么暖，这么好。
经历这次的事后，蔡少芬和张晋的感情更深了。虽然在媒体面前，出于种种顾虑她不想承认两人的恋情，但她却坦白：“我是个很传统的女人，愿意为将来的家庭毫不犹豫地放弃现在的一切。我觉得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如果连家都是一团糟，那要其他的又有什么意思呢?”
说到做到，此后每次接戏，蔡少芬都会首先考虑到男友。如果觉得会因为工作而和男友分开太久，抑或男友觉得角色不合适，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在公开场合，她也尽量不采用女明星们惯用的性感装束，而多以清纯健康的形象出现。
张晋则回报蔡少芬以更热烈的爱。工作之余，他几乎形影不离地陪伴在女友身边。如果实在没法到场，他也要每天打上三四个小时的电话。2005年8月，蔡少芬去银川拍外景，得知当地气温极低后，张晋跑遍夏天的重庆给她买到了一个寒冬用的小火炉，还给她准备了羽绒保暖服。分开的日子，他还把女友的照片做成饰品挂在电话绳上，这样就可以每天都和心爱的她见面。
终成眷属，你就是我的极品男人
有了稳定的感情做后盾，蔡少芬变得更敬业了。2006年她参拍的电视剧《七剑下天山》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她饰演的飞红巾被认为是剧中最出风头的角色。同年播出的《火舞黄沙》，收视率高至37点，成为年度无线十大最高收视剧集。蔡少芬也因此掀起演艺事业的第二春，被誉为“香港最魅惑女人”，稳坐无线当家花旦的宝座。无线的老对手亚视甚至开出80H0万天价，要将她将招至旗下。
“以我现在的知名度，你还敢不敢娶我?”有时候，蔡少芬会开玩笑地问张晋。张晋的回答是：“当然敢，在感情面前，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停了停，张晋又补充，“放心，我也会努力，不说多成功，至少不能拖你后腿给你脸上抹黑。”
事实上，扎实的武术功底和良好的人品正为张晋赢得越来越多的机会。早在2002年，他就被邀请到美国担任《霹雳娇娃2》的副武术指导，在和蔡少芬合作《水月洞天》后，又参演了《上海滩之侠医传奇》《把酒问青天》《泪痕剑》等剧，媒体称赞他：“综合素质堪比国内当红武打小生赵文卓、吴京、吴越等人。”李连杰、周润发、章子怡、黛咪摩尔等多名国际国内影星也和他结为好友，其中周润发对他的身手十分佩服，还专门送了他一套名牌运动服，上写：“学生周润发送给张晋老师”。
尽管事业爱情两得意，蔡少芬却始终有一块心病，那就是她和母亲的关系。在她向媒体公开宣布和母亲断绝关系后，两人便很少见面，但蔡少芬私底下却一直关心着母亲的一切。得知她继续豪赌，被人追债到往身上泼红油时，她十分心疼，却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如果我认回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担这样一个包袱，如果不认，又觉得她很可怜。”蔡少芬对张晋哭诉。张晋沉默半晌，只说了一句：“不论怎样，她都是你的母亲，这是不能改变的。”张晋给蔡少芬说起了自己的童年，父亲是教师，家教很严，小时候常常会责罚他，他也恨过父亲，可后来一次生病后看到父亲急得焦头烂额的样子，才明白他始终是最疼他的人。“可能你母亲觉得你有能力为她支付那样的生活，所以她才那么好赌，而你离开她后，她就更加自暴自弃。其实你不该和她断绝关系逼迫她，而应该尝试通过正面的方式感化她，让她真正自愿自觉地放弃……”
男友的话犹如拨云见日，让蔡少芬阴沉多年的亲情天空豁然开朗。第二天。她鼓足勇气拨通了母亲的电话。事实证明张晋的建议是对的，失去女儿后颠沛流离的生活，早已使蔡母悔恨万分，如今面对女儿的呼唤与劝告，她终于彻底醒悟。她还在女儿的带领下加入了教会，成了一名虔诚的信徒。母女俩经常同时去教会参加礼拜，一起交流对教义的看法。看着这对有说有笑的母女，许多曾对她们的事做过报道的香港记者都不敢相信。
享受着愈来愈美妙的感情世界，蔡少芬也对人生也有了更深领悟，明白了付出与收获是一个大轮回的道理。2006年7月，她出任香港爱心大使，和邓萃雯一起为内地危校重建筹募经费。11月，她又为“身心美慈善大行动”揭幕，为该慈善基金会筹得约六十万港币善款。
政绩显赫屡获殊荣，错觉中极尽骄奢
在山西省晋城市，人们都知道，周腊成是个人物，他虽然土生土长在泽州县巴公镇巴公二村。1984年8月，29岁的他从部队复员回乡后，因为是党员，被选为巴公二村村委会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周腊成虽然初中毕业，由于在部队锻炼了多年，脑子特别活跃。上任后，他凭借着巴公二村丰富的煤炭资源优势，建立了春城、润城两个年产30万吨的大煤矿，很快使村里富裕了起来。村民们对周腊成也是感激有加，非常的信任，而周腊成也因政绩显赫，造福一方，先后获得省市劳动模范、人民公仆等众多荣誉称号。
随着村子的繁荣和各种褒奖的纷至沓来，周腊成私欲开始膨胀。
村民从他身上，再也感受不到丝毫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的“公仆情怀”。他对村干部、村民，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周腊成的一喜一怒、一宠一辱牵动着整个村子的神经。村民无不对他诚惶诚恐，百依百顺。
1993年，巴公镇政府派工作组解决某村群众上访问题，周腊成任组长，杨堆山和另外几名同事被泽州县检察院安排查处有关经济问题。期间，杨堆山因为“私自”到村里一熟人家吃饭，令周腊成大动肝火。杨回来后，周腊成骂了几句，不解恨，上前又是两拳，杨堆山的检察官帽当即飞落到地上。
1993年夏天，时任省委书记的王茂林到巴公视察工作。张太生当时是巴公镇党委书记，由于没有安排周腊成参加王茂林书记的座谈会，王茂林走后，周腊成冲到张太生的办公室，一拳打得他口角流血，还威胁张要拉砖堵他办公室的门。张太生至此再不敢上班。
2001年4月，一位叫李春花的妇女因为找“周书记”要拆房子的补助款。刚好周腊成正在喝酒，扫了酒兴的他抓住李春花的头发一把摔到门外。李春花坐到地上痛哭，周腊成又下令村治安队的人，将她抬出村委院外。令李春花至今胆战心惊的是，周腊成对她的破口大骂：“不怕我管不了你！二村就是我说了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告到省里、中央我也不怕！”
一些人慑于周腊成的权势，忍气吞声，暗自哭泣！而一些人却不甘如此受辱，暗地里把一封封控诉周腊成恶行的举报信寄到了国务院、公安部等。公安部领导高度重视，随即批示山西省公安厅立案侦查，并将周腊成案作为公安部督办案件。
2002年6月25日，周腊成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晋城市公安局刑拘，7月5日被逮捕。
周腊成被拘当晚，整个巴公二村灯火通明，村民们扬眉吐气的村民，有的人兴奋地放起了鞭炮。
贿赂高级法官，20年改判3年
2003年6月24日，周腊成被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偷税罪、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非法拘禁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一审判决后，周腊成一边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一边让家人开始托人找关系，因为周腊成心里有谱，在他的手里，不吃鱼的猫儿还没遇到过。果然，没几天，家里传来信，已经疏通了省高院刑二庭审判长郭文明，此人拍着胸脯承诺一定会给周腊成一个满意的答案。
与此同时，晋城市检察院也向省检察院提请抗诉。周腊成案件再次成为晋城市万众瞩目的焦点，牢牢牵动着人们脆弱的神经。
2004年3月23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曾经轰动全国的“晋城第一案”。周腊成案件引发的又一轮余波再次将人们淹没。无论是在安静的办公室，还是在喧哗的酒楼，各种传闻被晋城各界人士反复咀嚼。自信与祈祷、不安与忧虑，各种心态相互交织。人们拭目以待，期待判决结果。
2004年4月20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周腊成案件作出终审判决：以周腊成犯职务侵占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非法拘禁罪、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数罪并罚，判处执行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70000元，当庭释放。判决结果的天壤之别让晋城各界为之震惊……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一审中晋城市检察院指控的周腊成因行贿24万元，被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行贿罪判处周腊成有期徒刑5年，而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正好相反：认定周腊成不构成行贿罪，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周腊成给领导送钱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
罪行累累，五毒俱全的周腊成一审被宣判后，绝大多数村民暗自庆幸。但是，当二审将周腊成30年刑期改判成3年后，人们不由瞪大眼睛，曾经深受周腊成皮肉之苦的人更是毛骨悚然。
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喊冤之声，晋城市有关部门陷入了难言的尴尬和无奈。而担任该案终审审判长的，正是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法官郭文明。
2005年山西“两会”期间，巴公二村百姓将此情况反映到山西省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引起重视。“两会”之后，省人大很快组成调查组，深入案发当地进行调查。
2005年5月，在省人大的多次过问和监督下，周腊成一案由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立案,进入再审程序，2005年6月27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对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晋城土霸王周腊成案”进行再审，审监庭庭长孟来贵担任该案审判长。
在郭文明的运作下，6月27日晚上，郭文明在山海大酒店的一个包间里，请到孟来贵和他的妻子张素英。
酒足饭饱之后，周腊成诚惶诚恐地从包里拿出一沓沓现金摆放在孟庭长面前，说：“孟庭长，我的事儿请您多费心。”孟来贵面不改色，哈哈大笑，顿了顿，正色道，“法律是公正的，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而张素英则不慌不忙地从精致包里取出一个包装袋来，熟练地清点现金，不多不少正好5万元。数完之后，她麻利地将钱包装好放在包里，随口说道：“我们会在你的案子上帮忙的。
法官落网，恶到尽头终有报
2005年9月15日，周腊成再一次拨通了孟来贵的电话，孟来贵在电话中意味深长地说：“我爱人病了，近期一直住院，我忙得焦头烂额。腊成啊，最近案子进展对你有些不利，对方聘请了律师，托了关系，背景很深，来头很大，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工于心计的周腊成当时就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他详细询问了张素英住哪家医院与房间号，第二天就马不停蹄地赶到病房，送给孟来贵的妻子张素英5万元，并说：“这是我的心意，为了我的事情，让您累着了，您安心养病，以后有事，我随叫随到”。
孟来贵看着妻子收下了周腊成的礼物，拍着周腊成的肩膀说：“老兄，在山西这个地盘，你的案子在我这里就是最后一站了，放心吧。”
半个小时后，在饭桌上孟来贵给周腊成所在的二村委会委托的矿长李良也讲了这句话，说得李良感激涕零。原来，周腊成被释放后，开始对现村委会“反攻倒算”，不但派人占矿、抢矿，还将村委会告上法庭，村委会遂委托矿长李良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终于在省高院启动了再审程序。就在周腊成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孟庭长身上的时候，孟来贵频频在暗地里与李良接触，多次接受李良宴请，张素英收到李良的银行卡后，问：“里面多少钱？”得到李良说是5万元的答复后，张素英满意地笑了。
两个月后，李良再请孟来贵夫妇在酒店吃饭时，又送给老孟10万元现金。游走于原告、被告之间，已经成了孟来贵夫妇“繁忙工作”的主要内容，夫妻二人乐在其中。
水落石出，贪官现行
再审一拖再拖，雪片般的举报信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为彻底查清此案背后的腐败，2006年4月，山西省人大常委会请山西省检察院反贪局介入调查。
4月3日上午8时许，山西省检察院反贪局的办案人员对孟来贵办公室和住宅的搜查同时展开。办案人员两人一组分布在孟家每一个房间，打开柜子，掀开床板，映入眼帘的情景令见多识广的办案人员目瞪口呆，一整捆、一整捆的人民币、外币分门别类，有的藏在柜顶，有的压在箱底，最抢眼的是卧室的床板下，一捆一捆的现金排成一个蔚为壮观的方阵，将一个宽大的双人床铺得满满当当，其中一个手提包里，竟然躺着一厚摞尚未拆封的现金，整整60万元。
与此同时，负责搜查孟来贵办公室的检察官们也满载而回，“缴获”现金40余万元。
傍晚时分，办案人员开始清点、封存、扣押赃款赃物，张素英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一摞摞堆成小山的现金，忽然扑到了一个薄薄的信封上，失声喊道，“这个不能拿，这是我自家的钱。”
当天，孟来贵夫妇因涉嫌受贿被刑拘。他们位于高院宿舍10号楼的住宅一直房门紧闭，只有一副旧对联残留着往年的喜气，上面的内容依稀可辨，“千好万好年年好，一顺百顺事事顺”。
2007年2月12日，备受关注的“孟来贵、张素英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孟来贵夫妇涉嫌受贿人民币253万元、美金1.5万元，另有237万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4月6日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原高院法官孟来贵因和巨额财产，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妻张素英犯巨额财产，免于刑事处罚。
防阎准备“雨伞” 积蓄抗日力量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敌当前,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亲密合作,组织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抵抗日军的进攻,开创了山西抗战的新局面。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阎的联共抗日政策发生动摇。1938年2月临汾失守以后,他看到山西大片土地陷于敌手,共产党的力量却不断扩大,对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构成威胁,于是逐步走向反动,直至“十二月事变”,掀起了第一次高潮。
1938年7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晋绥军高级将领会议。会议一开始,他就说:“此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的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三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说:“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惟独八路军不但没减少,反而增强,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的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的立足之地吗?”
牺盟会(全称为牺牲救国同盟会)是由当时“山西省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倡议下成立的。成立不久,薄一波在阎锡山的邀请下,受中共北方局的委派回到太原,参加了牺盟会的领导工作。抗日战争开始后,晋绥军在日军的进攻下节节败退,损失很大。阎对亲手培植起来的军队已失去信心。他曾在与八路军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彭雪枫的一次谈话中说:“晋绥军扰民有余,扰敌不足。”因此,他急于扩军。这时,薄一波等向阎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建议,得到阎的同意。新军的名称定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队在1937年8月成立时,只组建了1个团。但到1939年夏,山西新军迅速发展到约5万余人,共计50个团。牺盟会会员已发展到300万人左右。在山西105个县政权中,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特派员担任。牺盟会和山西新军,名义上是由阎锡山领导,而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群众组织和抗日武装。
阎锡山在古贤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是煽动旧军起来反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山西新军。从此,阎锡山一步步走上扶旧抑新反人民的道路。
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阎锡山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在会议上,阎说,武汉失守以后,抗战越来越困难,二战区削弱了,只有共产党八路军壮大了。我们要自谋生存之道。他甚至说,“不足畏,倒是可怕的人物。请看今日之华北,竟是谁家的天下。现在的形势是,蒋要抛弃异己,看来是想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只有抗日第二,防共第一才能立足。”
中共北方局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及时了解秋林会议情况,派晋西南区党委负责人张友清,秘密住在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与新军领导人薄一波等,领导左派势力同阎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同时,紧急疏散左派力量,在秋林的牺盟会、决死队的干部,有的回前方,有的到延安。
5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听取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关于阎锡山内部情况的汇报。王说,阎锡山召开的秋林会议基本上是右倾的,阎在报告中批评军队的政治工作,撤换进步分子等。指出,阎锡山态度的变化,除整个摩擦趋势增大外,还有日本的挑拨离间,山西旧派的不满,中央的压力等。我们对阎锡山仍应有条件地拥护,可以对他进行必要的批评。在此之前,曾听取了参加秋林会议返晋西北路经延安的决死四纵队政委雷任民的汇报。对雷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提醒山西新军领导人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1939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阎锡山又召开了同志会临时代表大会,目的是借开会之名一举端掉新军领导人。新军领导人识破了阎的阴谋,除二纵队政委韩钧参加会议观察情况外,其他新军领导人均未到会。阎的阴谋未能得逞。
拥阎抗日讨逆 挫败十二月事变
1939年12月初,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又称晋西事变),命令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第六十一军、十九军等部,围攻驻守在晋西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立支队;破坏永和、石楼、洪洞、蒲县、大宁等抗日民主政权和群众组织;杀害干部及晋立支队后方医院伤病员数十人。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维护山西抗战局面出发,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派副总司令由延安赴秋林。12月5日、6日,先后会见了阎锡山与梁化之。彭痛斥反动分子的罪行,陈述利害关系,表示拥护进步,坚持反对倒退的决心,同时也表示了某种让步。谈话以后,彭向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阎的上述反动决心有动摇之意。总之,阎投降与未到最后决定。”6日,关于晋西事变及党的方针致电等:“晋西南阎部新旧两军已发生严重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反新军反抗日的武装叛变,可能在晋西南、晋西北再扩大化。”我们的方针是:“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刻警惕,准备坚决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决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以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八路本身严加警戒,以防意外,并应给新军以鼓励、掩护和支持。”按照中共中央的方针,晋西南新军于6日组成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晋西南新军一致行动,对顽军的进攻实施反击。9日,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方针又作了补充指示,认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的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我们的方针,“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指出,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样子上还没有公开。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
这天,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和八路军总部等,指出,“阎已令赵承绥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
晋西南地区新军由于连日作战,极度疲劳。顽军正以数倍兵力逼进。新军即决定北上晋西北。27日晚,新军和八路军晋立支队,由柳林至离石之间的公路通过日军封锁线,进抵临县招贤镇、任家山;30日,又转移至离石、方山、交城、静乐地区。驻防于晋西北的晋绥军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集中8个团的兵力,在白文镇、寨上村、开府、方山一线,企图阻止晋西北新军南下,并以6个团在临县以南阻止晋西南新军继续北上。在此情况下,晋西北新军成立“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以续范亭为总指挥,实施反击,至1940年1月16日,将顽军逐出晋西北地区。顽军逃向晋西南。
在此期间,阎属第八集团军孙楚所部,联合部分中央军向在晋东南地区的新军决死第一、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奋起自卫,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0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在发言中说,对山西新旧军的磨擦问题,我们采取强硬方针是对的。当日,致电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指出:“国共分裂之谣不可信,这是汉奸放的空气,你应对外表示八路拥护阎长官抗日建国一如往昔,但希望旧军停止进攻新军,双方和解以利抗日。”11日,在复的电报中,对目前国内形势指出:“还不是全国下雨之时,在全国任务还是组织进步力量,力争中间阶层,击退大资产阶级的动摇与反动,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未丧失。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是阎锡山的反动。他就是目前大资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部分。他的阴谋十分恶毒。他已封锁了吕梁山与中条山。我们对策,以贺、关力量首先夺取晋西北的全部,至少是大部,以晋东南力量巩固晋东南未失阵地,争回已失阵地之一部,打开一条通洛阳的路,十分要紧。然后由贺关与晋东南各出一部,向吕梁山攻击,至少恢复原有陈支队阵地及一条交通线,打通延水关。如果此时阎锡山愿意讲和(还未丧失此种可能),则让他占领吕梁山的大部,我只占一小部及一条交通线,就此罢手,否则战事难免扩大。”
1月16日,、王稼祥指示王世英,立即向阎锡山等表示:山西新旧军斗争应和平解决,以便团结抗日,拟派南汉宸去秋林协商,问阎是否同意。28日,毛、王又电王世英,要他再问阎锡山等,“是否真正同意此间派人商谈团结抗战及调解新旧冲突。”2月11日,为新军起草薄一波致阎锡山的电报,希望阎锡山调和山西新旧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当日,电朱、彭等,指出,在的分化政策下,阎锡山可能与新军达成妥协,新军也以在有利条件下仍属阎指挥,恢复合法地位为宜。我们的政策在于暂时中立阎,不使阎与中央联合对我,不使新军受中央指挥。并指出,同阎锡山谈判应由萧劲光以居间调停形式出面进行。
在中共一再争取,做到仁至义尽的情况下,阎锡山复电中共中央,表示,“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月25日,萧劲光、王若飞持致阎的亲笔信到达秋林。信中鼓励阎:“尤因先生领导提挈至明至慎,必能处理悉当,益臻进步,团结之途,无可疑者。”还指示萧、王:“你们俩去给阎锡山讲清楚,我们共产党是诚心实意要同合作抗日嘛!你们为什么要同室操戈,制造磨擦,杀人略地,让日本强盗高兴呢?抗战初期你阎锡山同我们合作的还可以嘛!为什么现在跟着的指挥棒转,同我们过不去呢?我们也不是好惹的。”“警告他,我们共产党以忍让为怀,可决不软弱可欺。”萧、王在秋林与阎谈判了四天,达成了初步协议。双方同意继续派代表具体协商联合抗日和划分防区等细节问题。阎锡山亲笔给写信,表示,“仍盼共同努力,克服当前一切困难,以尽民族革命之全功。”4月初,双方正式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南与晋西北的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从此双方划界而治。
促阎保持中立 连挫高潮
“十二月事变”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方面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山西旧军力量在阎的指挥下,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恢复新军和阎的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和西北抗战。”
这时阎锡山的处境,实际上更为困难。他掌握的仅有晋西吉县等十余个残缺不全的县份,且这一地区山峦连绵,土地贫脊,军民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为表示励精图治,阎锡山把他的驻地吉县坡南村,改名为克难坡。
始终处于日本、和中共斗争旋涡中的阎锡山,想脚踩三只船,以图求得“存在”。
在阎锡山的司令长官部驻地,早在1938年8月下旬,便设立了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那是在总司令由前方回延安,途经洛川转道山西吉县古贤村时,向阎提出并经阎同意的。商定由王世英担任办事处主任。王是山西省洪洞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第四期生,1929年曾在阎军中工作,是办事处主任的最佳人选。办事处成立后,除了沟通中共与阎方的联络外,对阎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这个办事处直到日本投降时才撤销。的省党部是1938年4月成立的。开始时,提出在山西恢复省党部的要求。阎深知蒋的用意,未予理睬。于是,就在财政上给二战区制造种种麻烦,压迫阎屈从。阎虽然不满,但因对中央有依靠和需要的一面,所以只好同意。这样,在山西省停止活动多年的省党部又重新挂起了牌子。主任委员名义上是赵戴文兼,实际上是派来的书记长黄树芬。黄到任后,干了许多破坏团结抗战,反人民的勾当。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后来也与日军勾结,作投降日本的准备。日军虽然没有在阎的驻地设立办事机构,但准备降日和与日军勾结的人员,也是由这里策划和派出的。日军在策动阎投降的活动中,一方面与之谈判,另方面也以军事进攻相威胁。因此,第二战区领导机关住址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形势紧张了,从河东吉县克难坡迁到河西的宜川县秋林镇;形势缓和了,再由河西迁回河东的吉县克难坡。
当时,阎锡山是黄河两岸度春秋。一天,阎在用餐时,他的孙女树榕说了一首当时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抗战抗战,黄河两岸;十三个高干,哄着一个老汉。”阎听后一怔,接着哈哈大笑说:“他们的说法不对,是一个老汉哄着十三个高干。”
1940年4月4日,秋林各界举行除奸大会。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在会上大骂共产党、八路军。4月11日,黄又在清明节追悼会上通过了呼吁中央讨伐“叛军”的通电。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提出质问和强烈抗议,要求在报端澄清是非,阎锡山却以“无可奈何”来搪塞。
1940年下半年,发动了第二次高潮。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皓”、“齐”两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阎锡山接到通电后,犹豫不决。王世英面见阎锡山,指出“皓”、“齐”两电是鼓动,破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坚决反对,一定要斗争到底。阎于是对何、白的电报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12月28日,、指示王世英,向阎锡山等说明之自杀政策,“我们希望晋绥军取中立态度。双方执行友好。”并电述毛、朱向阎等三人的问候之意。
皖南事变发生后,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副主任曹言行面见阎锡山,说明皖南事变真相。望阎仗义执言劝告,以团结抗战大局为重,立即释放新四军军长叶挺和被捕将士。阎以“皖南的事不会是中枢的意见”为由加以敷衍。中共中央得知阎的态度后认为,阎锡山的态度是中立的,对孤立有利。
1943年,顽固派又发动了第三次高潮。山西省党部书记长黄树芬,利用曾任军官教导团团长的武玉山致电,要求取消中共组织。对此,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对阎的交际处提出质问。阎批令主管机关查纠,并下手书对武玉山严加斥责。
1944年9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会上中共参政员董必武、林伯渠提出改组国民政府,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中共方面通过办事处询问阎锡山的意见。阎锡山说,现在的中央政府,大家说是独裁政府,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有人又会说这是党派分脏的政府。表明了他既不拥护独裁政府,又不赞成中共提出的联合政府主张。
拉阎发展贸易 以求共生共存
阎锡山财政上十分困难,部队粮饷靠中央政府供给。为了多领粮饷,阎属行政人员也实行军队编制。而方面,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同时,不断卡紧阎的脖子,1941年以后,进一步压缩对阎的供应,使阎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10月18日,他对王世英说,重庆当局不仁,晋西地域狭小,为抢粮生存,已令前方个别部队与日本人往来,并表示愿与中共亲密合作,“以共生求自生,以共存求自存。”
为了解决阎方的经济困难,中共方面倡议双方开展贸易活动:“以物易物,以有易无,互助互利”。阎对此非常高兴,指定其经济作战处长徐士珙和贸易特派员崔楚材等与中共方面联系商谈。决定阎方在黄河西的桃渠和河东的吉县成立办事处,在平渡关、马头关、永和关、辛关和三交等地设立专事物资交换的渡口。初期双方交易主要项目是陕北的食盐和石油,晋西的布匹和熟铁。往后双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贸易额越来越大。1944年春,崔楚材去延安与边区对外贸易局就扩展贸易范围及交换物资品种进行磋商,此后,崔成为二战区常驻延安进行经贸活动的代表。二战区的各经济部门都开展了对边区的贸易。当地商人也一批批地到陕北做买卖,促进了晋西与陕北的经济发展,打破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对阎锡山的限制与合并。
阎方与中共的经济往来和阎派员驻延安,被特务侦知。重庆的国民政府指责阎,并企图阻止。阎回答说:“交换货物,并无其事,购买食盐则是实情,因晋西军民不能不吃盐故也。”国民政府无可奈何,只好决定每月拨20万斤食盐给晋西。阎方为了避开当局的监视,改变了一些货物交换地点,不在宜川到克难坡的路上设点,改在吉县龙王迪以北的马头关、凉行崖渡口等地进行。
崔楚材在延安的活动暴露,电阎查询,阎只好将崔密令召回。但1944年夏,阎借口欢送中外记者参观团到延安的机会,又派徐士珙带崔楚材赴延,避开中央社记者耳目,秘密与边区有关部门达成物资交换的一致意见。
第二战区与陕甘宁边区在双方贸易中,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政治上的了解与合作。阎锡山借助边区的力量与抗衡,达到了“存在”的目的。
阻阎投降日本 稳固抗日战线
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阎锡山为了“存在”,也考虑从对日妥协中寻找出路。同时,日军方面也在寻找机会对阎进行诱降活动。
1940年夏,驻太原的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派汉奸白太冲偕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和 县与阎锡山警卫军军长傅存怀接触,后又派特务头子大矢秘密前往克难坡见阎。阎派其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接头,并将两名日军俘虏秘密护送到太原。11月,阎派赵承绶到孝义县白璧关同日军第一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赵秉承阎的旨意,提出“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四项原则,并要求日军武装山西军队30个团等。1941年3月,阎派赵赴白璧关与日军第二次接触。4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清除敌对行为,互相提携,共同防共。”9月11日,阎、日双方代表在汾阳签订了《晋绥军与日本军基本协定》和《停战协定》,通称“汾阳协定”。此后,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按照协定向日军催要东西。后来,双方达成了阎方在太原、汾阳、运城等地设立办事处,和日方交换军事情报、物资的正式协议。
阎、日勾结,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重视。11月18日,王世英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约见阎锡山。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王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日本表面气势汹汹,实际十分虚弱,进退维谷,面临困境的实际情况。并以坚定的态度表示了中共与八路军抗战到底的决心。阎锡山对的抗战持怀疑态度,提出,如果同日本人妥协谈判怎么办?王世英明确回答,在全国人民的推动下,不敢公开降日,降日会把他的政治资本丧尽,人民会把他打倒。同时,美、英等国也不会支持他降日。如果扔掉抗日这面旗帜,去降日本,我们就坚决地打倒他。谁投降日本,我们就打倒谁;哪里有日本侵略军,我们就到哪里去打。中共方面的态度,阎不得不慎重考虑,所以暂时放慢了与日军勾结的步伐,只在互换情报与交换物资方面断断续续地进行。
熟悉二炮情况的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8月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试射的导弹是“东风”41，但他表示，二炮正在发展的第三代洲际导弹符合西方描述的特征。
东风41横空出世
对于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西方总是投以各种猜疑的目光。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刊登的报道称，二炮部队7月24日从位于华北地区的导弹基地向数千英里远的西部沙漠发射新型导弹，这类飞行试验往往会通过限制第一级火箭的工作时间来缩短射程，以确保导弹落入中国境内。
早在1992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到“东风”41项目的存在，美国著名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甚至宣称该导弹于1986年就已立项。但美国曾长期认为“过长的研发周期”导致放弃了该项目，集中力量开发“东风”31洲际导弹。费舍尔说，此次试射的导弹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简要提到的导弹，但该信息又被从今年上交到国会的简报中略过。事实证明五角大楼忽视了这种新导弹的研制。
《简氏防务周刊》称，从2007年以来，中国网络上出现多张照片，显示搭载“东风”41导弹的运输/起竖/发射三用车（TEL）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报道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说，7月24日二炮部队发射的就是当前中国最先进的“东风”41洲际导弹，“这是美国当局首度确认该导弹项目的存在”。简氏的资料还指出“东风”41的研发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负责管理。
32枚导弹覆盖全美？
本次试射让西方最为关注的是，“东风”41可能采用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技术，并成为中国第一型真正具备多弹头分导打击能力的洲际导弹。该技术并非是简单地在一枚导弹上装载多枚分弹头，而是让每个分弹头都有独立的飞行弹道，可调整轨迹攻击不同目标。这样每枚反导拦截导弹最多只能摧毁一个分弹头，让反导系统的效能大为降低。一名亚洲军事专家告诉简氏记者，“东风”41可携带多达10枚分导式核弹头，这将严重动摇美国反导系统的可靠性。
该报道还称，中国一直声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力量仅用于反击针对其领土的核袭击。但由于装备MIRV的洲际导弹是理想的第一次核打击（主要打击军事目标）武器，“东风”41不仅是中国第一种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战略导弹，而且也具备可靠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这可能代表中国将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前军事情报官员、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拉里·沃策尔表示，估计“东风”41导弹的多弹头中将包括被称为“突防辅助装置”的诱饵弹头，专门对抗美国反导系统的传感器。由于其机动性，“东风”41导弹很难被探测和打击。
菲利普·卡博则认为，未来二炮部队只需要拥有32部可重新装填的“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装置，其携带的核弹头就足以瞄准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他宣称，“如果中国最终制订了这种针对美国城市打击社会财富的战略，而我们不建设用来抗击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意味着亚洲核威慑力平衡的终结”。
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告诉记者，具备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的第三代洲际导弹的确是二炮的发展方向，但7月的试射并非以此为目的。他表示，中国的第三代洲际导弹仍处于科研阶段，这次试射主要还是在测试现有导弹武器的性能。
1.4万千米全球打击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就中国“东风”41导弹试射发表评论。原美国国防部官员、中国战略核系统专家、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表示：“不同于‘东风’31所使用的动力装置，‘东风’41看起来使用了新型、更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该发动机的地面试验已进行了数年之久。”
《简氏防务周刊》称，与中国现役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导弹一样，“东风”41可能也采用“冷发射”方式，即借助辅助动力单元把导弹从发射筒内弹射出去，在导弹到达一定高度后再点燃主发动机飞行。报道猜测，“东风”41属于三级固体燃料推进导弹，与“东风”31相比，前者弹体直径更大，长度更长，意味着弹头载荷与射程更具威慑性。此外，“东风”41采用与俄制“白杨”M洲际导弹相同的TEL三用车作为机动发射平台，比“东风”31机动平台更具打击灵活性。
也有美国情报专家怀疑“东风”41是基于俄罗斯机动式洲际导弹SS-27“白杨”M研制而成，采用了俄罗斯制导技术。国际评估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也认为，“网络上流传的4张TEL三用车图片清晰显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同俄罗斯的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相似。”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的报道则指出，“东风”41洲际导弹的最大射程约14 000千米，从中国东部或北部发射，足以打击美国全境。对此，美国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8月15也发表文章宣称，此前中国研发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针对印俄设计，而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为打击美国境内目标而研制。这种洲际导弹将加强中国的战略力量，使他们拥有各种中短程弹道导弹和覆盖不同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成为世界上导弹种类最齐全的部队。戈茨还认为，“东风”41导弹是中国努力研制能突破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的作战系统的一部分。
对此，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指出，从技术上看，第三代洲际导弹完全可能控制全球有威胁的战略目标，提升全球打击能力。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未改变，中国研制新导弹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只是为防范可能挑衅中国的敌对势力。
巨浪2连续试射
除“东风”41外，“巨浪”2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同样是西方关注的焦点。“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2012年8月21日刊登了比尔·戈茨的相关文章，该文宣称8月中旬进行了新型潜射弹道导弹飞行试验，这次发射是在“东风”41陆基机动式多弹头洲际导弹试射不到一个月后进行的。
一位美国官员说，新型“巨浪”2导弹的飞行试验于8月16日早上进行，从一艘在渤海巡航的新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发射。美国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再次拒绝对此次试验发表评论。但中国的公开报道似乎印证了美国有关“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的内部报告。中国深圳电视台8月8日和9日报道，一艘配备“巨浪”2导弹的“晋”级导弹潜艇出海巡航，但没有提及试射导弹的计划。这家电视台的报道援引一名中国军事评论员的话说，“据五角大楼称，一直不具备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此后，辽宁省海事局8月13日了“航行警告”：渤海海峡8月16日和17日将进行军事演习，并警告船只避免进入该海域。美国官员说，这艘“晋”级导弹潜艇就是在禁止航行的海域发射“巨浪”2导弹的。
此外，一名中国的军事博主8月19日发表的帖子称，“巨浪”2导弹已经试射成功。一位中国网络评论员说，这次导弹试射可能部分是中国对新近发生的与日本就海上争端的愤怒反应。然而，观察家说，“巨浪”2导弹的任何飞行试验将需要数月时间准备，因此这次试射不可能是因为争端。
五角大楼最新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已经开始生产一种称为“晋”级或094型的新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晋”级核潜艇携带的“巨浪”2导弹射程为7 400千米，该报告称“晋”级潜艇和“巨浪”2导弹“将使海军第一次拥有可靠的海基核能力”，其还宣称“巨浪”2导弹项目经历了“一再拖延”，但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美国国务院2007年11月的一份电报称，中国曾从乌克兰求购弹道导弹核潜艇上使用的制导系统：“我们有情报显示，截至2007年8月底，北京的许多人计划到基辅和哈尔科夫，于9月初与乌克兰武器设计局的代表讨论一种制导传感器”。这种传感器 “可能被用于中国的航天运载火箭、潜射弹道导弹，或中国的SC-19式反卫星导弹上”。
另据台湾“国防部”称，本次试射之前，已知的“巨浪”2导弹最近一次试验是在今年1月初进行的，从水下发射了多达6枚导弹，试射海域同样是在渤海，至少2艘潜艇发射了导弹。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测试潜艇导弹发射筒“冷发射”抛射系统。“试验显示该型导弹有一个钝弹头段”，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认为，“其他许多如此布局的导弹都是多弹头的，尽管还不能证实‘巨浪’2导弹也配备了多弹头”。
理查德·费舍尔还猜测道，“巨浪”2导弹试射与中国在南海“增加攻击性”似乎是有联系的：“随着094型导弹核潜艇从海南岛新基地出航进行威慑巡航，将寻求对中国南海更高水平的军事控制，以确保他们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有一个安全的巡航海域”。
炒作中国导弹
针对西方在所谓新一代洲际导弹试射后的种种喧嚣，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认为，西方媒体一贯热衷于炒作中国导弹威胁，而实际上美俄当前宣称的“大幅削减核武器”才是概念炒作。因为“大幅削减”只是核武器状态的转换，而不是彻底销毁。美俄并未真正销毁核弹头，而只是从高戒备状态转化为低戒备状态。他认为，中国面临的核威胁在增加，必须有限度地发展第三代核武器，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安全挑战。
中国目前总共储备了多少枚核弹头还不得而知，美国情报机构的估计是300到400枚。《简氏战略武器系统》今年2月就曾报道称“东风”41将取代“东风”5和 “东风”5A等旧式基于发射井的战略导弹。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甚至宣称，中国军方负责战略打击以及常规导弹使用的二炮正将“东风”41纳入其“可操作性战略储备”。（本文摘编自《环球时报》、东方网）
责任编辑：王宏亮“未来中国‘东风’41洲际导弹搭载的核弹头足以瞄准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在所谓“中国二炮部队7月24日进行导弹试射”后，研究中国核项目的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菲利普·卡博做出这样的警告。英国《简氏防务周刊》8月22日宣称，这次发射的就是中国最新型“东风”41洲际导弹，它不仅大幅提高了射程，而且还能携带多达10枚分导核弹头打击不同目标。
熟悉二炮情况的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8月2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否认试射的导弹是“东风”41，但他表示，二炮正在发展的第三代洲际导弹符合西方描述的特征。
东风41横空出世
对于中国核力量的发展，西方总是投以各种猜疑的目光。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刊登的报道称，二炮部队7月24日从位于华北地区的导弹基地向数千英里远的西部沙漠发射新型导弹，这类飞行试验往往会通过限制第一级火箭的工作时间来缩短射程，以确保导弹落入中国境内。
早在1992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到“东风”41项目的存在，美国著名中国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甚至宣称该导弹于1986年就已立项。但美国曾长期认为“过长的研发周期”导致放弃了该项目，集中力量开发“东风”31洲际导弹。费舍尔说，此次试射的导弹可能就是美国国防部《2011年中国军力报告》中简要提到的导弹，但该信息又被从今年上交到国会的简报中略过。事实证明五角大楼忽视了这种新导弹的研制。
《简氏防务周刊》称，从2007年以来，中国网络上出现多张照片，显示搭载“东风”41导弹的运输/起竖/发射三用车（TEL）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报道援引美国匿名官员的话说，7月24日二炮部队发射的就是当前中国最先进的“东风”41洲际导弹，“这是美国当局首度确认该导弹项目的存在”。简氏的资料还指出“东风”41的研发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负责管理。
32枚导弹覆盖全美？
本次试射让西方最为关注的是，“东风”41可能采用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技术，并成为中国第一型真正具备多弹头分导打击能力的洲际导弹。该技术并非是简单地在一枚导弹上装载多枚分弹头，而是让每个分弹头都有独立的飞行弹道，可调整轨迹攻击不同目标。这样每枚反导拦截导弹最多只能摧毁一个分弹头，让反导系统的效能大为降低。一名亚洲军事专家告诉简氏记者，“东风”41可携带多达10枚分导式核弹头，这将严重动摇美国反导系统的可靠性。
该报道还称，中国一直声称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力量仅用于反击针对其领土的核袭击。但由于装备MIRV的洲际导弹是理想的第一次核打击（主要打击军事目标）武器，“东风”41不仅是中国第一种携带分导式多弹头的战略导弹，而且也具备可靠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这可能代表中国将改变“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
前军事情报官员、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成员拉里·沃策尔表示，估计“东风”41导弹的多弹头中将包括被称为“突防辅助装置”的诱饵弹头，专门对抗美国反导系统的传感器。由于其机动性，“东风”41导弹很难被探测和打击。
菲利普·卡博则认为，未来二炮部队只需要拥有32部可重新装填的“东风”41洲际导弹发射装置，其携带的核弹头就足以瞄准每一个人口超过5万的美国城镇。他宣称，“如果中国最终制订了这种针对美国城市打击社会财富的战略，而我们不建设用来抗击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意味着亚洲核威慑力平衡的终结”。
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告诉记者，具备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的第三代洲际导弹的确是二炮的发展方向，但7月的试射并非以此为目的。他表示，中国的第三代洲际导弹仍处于科研阶段，这次试射主要还是在测试现有导弹武器的性能。
1.4万千米全球打击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拒绝就中国“东风”41导弹试射发表评论。原美国国防部官员、中国战略核系统专家、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主任石明凯表示：“不同于‘东风’31所使用的动力装置，‘东风’41看起来使用了新型、更大的固体火箭发动机。该发动机的地面试验已进行了数年之久。”
《简氏防务周刊》称，与中国现役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导弹一样，“东风”41可能也采用“冷发射”方式，即借助辅助动力单元把导弹从发射筒内弹射出去，在导弹到达一定高度后再点燃主发动机飞行。报道猜测，“东风”41属于三级固体燃料推进导弹，与“东风”31相比，前者弹体直径更大，长度更长，意味着弹头载荷与射程更具威慑性。此外，“东风”41采用与俄制“白杨”M洲际导弹相同的TEL三用车作为机动发射平台，比“东风”31机动平台更具打击灵活性。
也有美国情报专家怀疑“东风”41是基于俄罗斯机动式洲际导弹SS-27“白杨”M研制而成，采用了俄罗斯制导技术。国际评估战略中心高级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也认为，“网络上流传的4张TEL三用车图片清晰显示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同俄罗斯的机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相似。”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的报道则指出，“东风”41洲际导弹的最大射程约14 000千米，从中国东部或北部发射，足以打击美国全境。对此，美国资深媒体人比尔·戈茨8月15也发表文章宣称，此前中国研发的“东风”31和“东风”31A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针对印俄设计，而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被认为是为打击美国境内目标而研制。这种洲际导弹将加强中国的战略力量，使他们拥有各种中短程弹道导弹和覆盖不同射程的洲际弹道导弹，从而成为世界上导弹种类最齐全的部队。戈茨还认为，“东风”41导弹是中国努力研制能突破美国战略导弹防御的作战系统的一部分。
对此，中国军事专家魏国安指出，从技术上看，第三代洲际导弹完全可能控制全球有威胁的战略目标，提升全球打击能力。但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未改变，中国研制新导弹并没有明确的指向，只是为防范可能挑衅中国的敌对势力。
巨浪2连续试射
除“东风”41外，“巨浪”2型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同样是西方关注的焦点。“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2012年8月21日刊登了比尔·戈茨的相关文章，该文宣称8月中旬进行了新型潜射弹道导弹飞行试验，这次发射是在“东风”41陆基机动式多弹头洲际导弹试射不到一个月后进行的。
一位美国官员说，新型“巨浪”2导弹的飞行试验于8月16日早上进行，从一艘在渤海巡航的新型“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上发射。美国国防情报局发言人再次拒绝对此次试验发表评论。但中国的公开报道似乎印证了美国有关“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试验的内部报告。中国深圳电视台8月8日和9日报道，一艘配备“巨浪”2导弹的“晋”级导弹潜艇出海巡航，但没有提及试射导弹的计划。这家电视台的报道援引一名中国军事评论员的话说，“据五角大楼称，一直不具备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能力”。此后，辽宁省海事局8月13日了“航行警告”：渤海海峡8月16日和17日将进行军事演习，并警告船只避免进入该海域。美国官员说，这艘“晋”级导弹潜艇就是在禁止航行的海域发射“巨浪”2导弹的。
此外，一名中国的军事博主8月19日发表的帖子称，“巨浪”2导弹已经试射成功。一位中国网络评论员说，这次导弹试射可能部分是中国对新近发生的与日本就海上争端的愤怒反应。然而，观察家说，“巨浪”2导弹的任何飞行试验将需要数月时间准备，因此这次试射不可能是因为争端。
五角大楼最新的中国军力年度报告称，中国已经开始生产一种称为“晋”级或094型的新型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晋”级核潜艇携带的“巨浪”2导弹射程为7 400千米，该报告称“晋”级潜艇和“巨浪”2导弹“将使海军第一次拥有可靠的海基核能力”，其还宣称“巨浪”2导弹项目经历了“一再拖延”，但预计将在未来两年内形成“初始作战能力”。
美国国务院2007年11月的一份电报称，中国曾从乌克兰求购弹道导弹核潜艇上使用的制导系统：“我们有情报显示，截至2007年8月底，北京的许多人计划到基辅和哈尔科夫，于9月初与乌克兰武器设计局的代表讨论一种制导传感器”。这种传感器 “可能被用于中国的航天运载火箭、潜射弹道导弹，或中国的SC-19式反卫星导弹上”。
另据台湾“国防部”称，本次试射之前，已知的“巨浪”2导弹最近一次试验是在今年1月初进行的，从水下发射了多达6枚导弹，试射海域同样是在渤海，至少2艘潜艇发射了导弹。这次试验主要是为了测试潜艇导弹发射筒“冷发射”抛射系统。“试验显示该型导弹有一个钝弹头段”，军事问题专家理查德·费舍尔认为，“其他许多如此布局的导弹都是多弹头的，尽管还不能证实‘巨浪’2导弹也配备了多弹头”。
理查德·费舍尔还猜测道，“巨浪”2导弹试射与中国在南海“增加攻击性”似乎是有联系的：“随着094型导弹核潜艇从海南岛新基地出航进行威慑巡航，将寻求对中国南海更高水平的军事控制，以确保他们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有一个安全的巡航海域”。
炒作中国导弹
他曾是中国人民高级将领，曾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具有共产主义高尚品质和革命情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拥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戎马倥偬，革命数十载，历尽艰辛，百折不挠，鞠躬尽瘁，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他顾大局，识大体，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主席曾赞扬他：不愧为军中良才。他，就是开国上将朱良才。
深秋的北京，阳光明媚的午后，在开国上将朱良才的故居，他的女儿朱筱秋，带着对父亲的崇敬和追忆，给我们讲述了朱良才上将感人的革命故事。
义无反顾 坚定走上革命路
朱良才，原名朱姓明（字少时，号振声），出生于湖南省郴州汝城县一户书香门第，先祖为明朝太子太保朱英，但到朱良才这一代，家道没落，仅剩下几亩薄田。其父早逝，剩下母亲带着朱良才兄弟几个生活。打小朱良才就帮母亲纺线，打猪草，下地干农活，深深体会到了人民群众的疾苦。
朱良才从小酷爱读书，长大后，就读于衡阳诚德中学。在这所新式学堂，朱良才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树立了爱民、救国、解放劳苦大众的革命思想，并成为他为之奋斗终身的理想。
1925年，湖南省开始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消息传到汝城，朱良才义无反顾地投身农民运动，积极参加农民协会的活动，并当选县农委会安全委员会的委员。
1927年“四・一二”事变发生，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左派及革命群众，血雨腥风一时笼罩中华大地，中国大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大转折。当时军范石生部的一个团开进汝城，朱良才得知此事，立即设法向县委报告，不幸被敌人逮捕。他被关押，吊在牢房中整整一天。
当晚，敌人审问时，问朱良才叫什么名字。恰好，当地人朱良慎是记录员。朱良才灵机一动：“我叫朱良才。”敌人无从得知朱良才的真实身份，也没有朱良才参加农民运动的确凿证据。结果，朱良才在被关押36天之后获释。
经受了严酷考验后，朱良才的革命信念更加坚定。出狱后，在白色恐怖盛行，革命处于低潮时，朱良才向汝城县县委书记何日升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何日升及县组织部长胡伟章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庄严的入党宣誓仪式结束后，朱良才郑重地说：“上次被捕，我曾改名叫朱良才，并因之躲过敌人的屠刀。现在，我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即使为党、为人民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从此以后，朱良才立志为革命奋斗终生，并正式更名朱良才。
湘南起义 与敌周旋试锋芒
1928年1月12日，、领导的年关暴动在宜章暴发，从此拉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
由于湖南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思想基础，当革命的火种在此点燃后，轰轰烈烈，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燎原，涉及十余县，覆盖人口百余万。各县纷纷起义，地主封建统治，其中，有7个县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
宜章暴动胜利后，汝城县委书记何日升派朱良才和堂弟朱赤去联络、，共同商议组织汝城起义。
汝城有发动农民运动的基础，湘南起义的领导者、有意让汝城参加到湘南革命当中来。经过十余天的长途跋涉，朱良才和朱赤终于到了耒阳，在敖山庙找到了、。朱良才、朱赤的到来，让正在设法和汝城联系的、大喜过望。
朱良才把县委书记写的秘信交给了，向、汇报了汝城县参加起义的想法和思路，、很高兴，安排他们先住下来，共同研究如何更好地开展汝城起义，并安排朱良才和朱赤作为汝城的代表参加湘南特委在湖南省永兴组织召开的湘南第一次党代会。朱良才代表汝城在会上发言。
会后，朱良才和朱赤被派到资兴县去组织农民起义。资兴农民起义非常成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党委，召开了资兴县的第一次党代会，组建了农民军。朱良才当选为县委委员，出任组织部部长，带领农民军在资兴、酃县一带和地主武装周旋。
浴血奋战 黄洋界上显神威
当年4月，朱良才与资兴农民军随、南昌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与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
朱毛会师后，成立了红四军。此时，朱良才调至红四军军部，任的秘书，掌管大印。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内，朱良才和、朝夕相处，亲眼目睹了领袖的工作方法、感受了领袖的高尚情操、人格魅力。这段工作经历，对朱良才工作作风、思想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后来，朱良才主动要求下连队，去战斗一线，随后被派往红三十一团一营一连，任党代表。在此，朱良才经历了黄洋界保卫战。井冈山上有五大哨所，黄洋界是其中之一。1928年8月，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命令红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下井冈山开赴湘南，因此山上守备力量较弱。敌人组织了两个团的兵力，围攻黄洋界，想趁此机会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黄洋界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如今的湘西，竹子满山，一片葱绿，而在当年，山上没有树。敌我兵力悬殊，红军只能凭险而守。
8月29日，朱良才和连长王良受领了守卫井冈山的主要防御方向――黄洋界的任务。当时，一连包括炊事员在内，总共只有72人，每人最多只有三五发子弹，身上穿的是单衣单裤。朱良才和连长王良沉着应战，排兵布阵。子弹有限，就搬石头、挖陷阱、插竹签，在正面堆石头、木头;没枪没炮，就把松树掏空，做成松树炮。内装自制火药，用火点燃，“轰隆隆”，向着敌人轰击。等到敌人爬上半山腰，再将滚石、擂木滚下，敌人伤残很多。没死的敌人，继续往上爬时，埋好的竹签，又开始发挥威力，杀伤敌人。
山路崎岖，限制了敌人的攻击能力，战斗处于胶着状态，从早上打到晚上，红军先后打退敌人的4次进攻，敌军横尸遍野。红军士气更加高涨，敌人则军心动摇，只能望黄洋界而兴叹。
下午，朱良才和王良命令将二十八团留在修理厂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搬上战场，但满打满算，只有3发炮弹。第一发，没响;第二发，依然是哑炮;第三发，炮弹轰鸣，借助山势，呼啸而出，正好命中敌人设在山下的指挥部。
霎时，战火弥漫了山谷，迫击炮声、松树炮声交织在一起，巨大的爆炸声在山谷回响，敌人被吓破了胆，以为红军主力返回，趁着天黑落荒而逃。
夜幕下的山谷，渐渐归于宁静。
回到黄洋界，闻知战况，高兴地说：“你们保住了井冈山，就是保住了咱们的家，保住了红军的根据地啊。”
兴奋之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豪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勇猛善战 率部活捉张辉瓒
1929年，朱良才率部随毛、朱进军赣南、闽西，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次年，朱良才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第九师政委。1930年底，对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2月29日，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十八师师部和两个旅深入到龙冈地区。张辉瓒率领的湘军，以勇猛能战著称，要想消灭他，也非易事。红军当时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定在江西的龙岗山区集中红三军七师、八师、九师3个师的优势兵力，歼灭张。
根据部署，七师在左，八师居中，九师在右翼。战斗十分激烈，双方打过来打过去，成了拉锯战。红军准备调集其他兵力增援。增援部队赶到，杀声一片，前方打得更激烈。朱良才和师长徐彦刚指挥整师的兵力迂回敌后，及时发起了猛攻，一鼓作气，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奔敌人指挥部，活捉了张辉瓒和指挥部全体人员。
除此之外，缴获战利品9000多件，其中包括两千多杆枪支，一部电台，俘虏了电台班人员。更为难得的是，缴获了敌电台密电码本，为红军破译敌人电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部电台，成为红军的第一部电台。战后，朱老总很高兴，前来慰问，当时朱良才并不知道那是电台，还用脚碰了碰：“这个东西不错。”朱老总赶忙说：“碰不得，那是大宝贝，那是电台。”
朱总司令大喜，为嘉奖朱良才，把缴获张辉瓒的一匹白马，奖励给他。
在朱良才担任红九师政委的两年中，九师常常出敌不意地在敌背后开刀，几乎每战必胜，九师也被誉为善打迂回的常胜师。由于在征战中屡建奇功，朱良才获得了1933年中央苏区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历经艰险 九死一生找部队
长征结束之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在甘孜草地会师。当时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是。中央为了加强对四方面军的领导，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从一方面军选派了二三十人，至四方面军任军师级干部。朱良才调任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政治部主任。
对一方面军派来的干部，极为排斥。朱良才小心翼翼地开展工作，还是难逃厄运。有一次开干部会，朱良才告诉大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了，大家要有干劲，坚持走到陕北。认为朱良才这样说是吹捧一方面军、贬低四方面军，就把朱良才抓起来，准备批斗后就地解决（处死）。
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得知后，专门赶来参加会议。批斗会开了一整天，始终一言不发。最后，他果断拍板说：“这个问题复杂，今天不解决，以后再说”。就这样保护了朱良才。在那个年代，徐帅以这种方式，保护了一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方面军的同志，使党的干部免受厄运。
几经辗转，朱良才到了西路军。后来西路军失败后，朱良才经过36天的乞讨，走回到甘肃镇原八路军援西部队的指挥部。
期间，险象环生，开始是几个人一起找部队。后来，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朱良才就地隐藏，天亮一看，身边的战友，没了去向。朱良才就只好只身一人向着东方、向着延安的方向走。开始时，还有一点钱，可以跟沿途的老乡换点儿吃的，后来，就一无所有了。
西路军在甘肃境内被打散，当地多回民，马步芳土匪就在此横行。马匪擅骑马，持大马刀，极残忍，见红军就杀。马步芳要求百姓发现红军，必须报告，不报告，就地正法。朱良才是南方人，为免于引人注目，只好晚上摸黑走。一天，朱良才碰到一个矿工，跟人商量，用身上的破袄跟他换了一身沾满煤灰的破棉袄。这样，才能一天多走一点儿路。
白天躲，晚上行，前进的途中，只要远远看到马匪，就得就地找一坑躲藏。一天白天，朱良才正在赶路，远远听见马蹄声疾。此时，身处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只见一个孩子赶着一群羊，朱良才急中生智，向小孩借了羊皮袄反穿着，躲进了羊群。放羊的孩子，还把羊往一起拢了拢。马匪骑兵卷着尘土如风而至，见到孩子放羊，连停都没停，又飞驰而去。这样，朱良才躲过一劫。
一次，朱良才拉着一根木棍，手持一只破了边沿的碗，继续前行。远远听见敌人喊叫：“在那里，在那边，别让他跑了！”朱良才赶紧捡了块土块就地伏倒。朱良才想，这回只有拼了。趴在地下，朱良才偷偷抬头一看，只见不远处一只兔子，吓得愣在那儿，呼呼地喘着粗气。朱良才举起手中的破碗，砸了过去。兔子跑了，敌人也飞驰而过。
朱良才又躲过了一难。
历经千难万险，朱良才终于走到了黄河大桥边，正发愁如何过黄河大桥，见一队兵散漫地走来，朱良才灵机一动，就势跟在队伍的后头，安全地过了黄河。
朱良才在大街上看到抓的俘虏中有很多红军战士。想到能解决吃饭问题，还可从中了解红军的情形，朱良才暂时混入。随后，朱良才佯装晕倒。兵见朱良才体力难支，视而不见，朱良才得以逃出。
第36天，朱良才终于找到了甘肃镇原县援西军指挥部，朱良才对门口的哨兵说：“我是西路军的红军，请找下你们领导。”看着拄着一根打狗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全然是一个叫花子老头的朱良才，哨兵根本就不相信他是红军。此时，楼上一位干部模样的人推开窗问：“谁在下面吵？”朱良才抬头一看，脱口叫了出来：“陈仿仁，是我！”楼上的人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顾不得细想，几步冲下楼，只看了一眼，就高兴地叫到：“朱政委，朱良才政委！”此时，朱良才刚要说话，一口鲜血喷涌而出，人也晕了过去。
多方设法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1938年，朱良才被中央派到晋察冀边区，先是任三分区政委，后来，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秋主任舒同调走后，他任代主任，1944年任主任。这期间，他为创建晋察冀模范抗日根据地，协助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不仅建议并领导了整个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建军”“创建模范党支部”“争当铁军”“创建抗日模范根据地”等活动，还负责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等工作。
在他主持工作时，晋察冀边区涌现出著名的3支文化轻骑兵――抗敌剧社、《晋察冀画报》及《抗敌三日刊》（后改为《子弟兵报》），为当时晋察冀边区的文化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子弟兵报》改编为《晋察冀日报》，这就是后来的《人民日报》的前身。《晋察冀画报》发展为后来的《画报》。
在抓这些工作中，朱良才付出了很多心血。对很多工作，他亲自抓，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在艰苦战争中保证文化轻骑马兵的正常运转。
此时，在晋察冀出了位名人――大师级的摄影家沙飞。他拍摄了大量反映晋察冀边区军区战斗、生产活动的照片。在战火纷飞中，沙飞视胶卷如生命，为了保护胶卷，他永远是胶卷不离手，如同战士钢枪不离手，保护了大量的珍贵史料。现存晋察冀的史料照片相对完整，整体质量较高，应该归功于沙飞。朱良才非常支持沙飞的工作，对沙飞爱护、保护、教育有加。
正因为如此，晋察冀的文化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1942年，是华北的连年灾荒之年，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之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进行长期的毁灭性的“扫荡”，老百姓和部队战士没有粮食吃，只有撸树叶，挖野菜，扒树皮，聊以充饥。在春荒之际，为了保护老百姓，朱良才亲自起草和签署了世界军队史上唯一的一个“不与民争树叶子”的政治训令。命令部队将村庄周边的树叶子全部让给老百姓，部队到远离村庄的无人区采摘树叶。训令下达后，反响很大，当地百姓带着自己采的树叶，找到司令部，要求部队收回成命。此道训令极大地团结了当地百姓，激发了群众对部队的热爱之情。
朱良才还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给军烈属发放很少的补贴。虽然很少，但也感动了军烈属，鼓舞了士气。
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整体素质，使之产生强大的战斗力，成为一支有纪律、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1942年，朱良才提出开展创建模范党支部的运动。此项运动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了战士的思想觉悟，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战士们更加团结，更加勇敢，多打胜仗。
为鼓励全体指战员奋勇杀敌，朱良才还提出开展立功运动，人人立功，争当铁军。此举激发了晋察冀边区军民团结一致，奋勇杀敌。涌现出了大量的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如：战斗英雄邓世军、爆炸英雄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
晋察冀边区英雄辈出，为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边区先后召开了第一届、第二届群英会，表彰英模。子弟兵母亲戎冠秀，把孩子送上前线，还努力做好支前工作，掩护八路军伤员，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提起她，无人不知。
在群英大会上，朱良才代表聂荣臻司令员兼政委、肖克代司令员、程子华、刘澜涛副政治委员亲自将写有“子弟兵的母亲”，并贴着戎冠秀的半身像的大红光荣旗赠给戎冠秀。朱良才还代表军区和边区政府向戎冠秀赠送了一只大骡子，朱良才亲自把缰绳递到她手中，让戎冠秀骑上骡子，与她握手祝贺，戎冠秀露出自豪的笑容。最后，政治部全体同志列队两侧，敬礼，欢送戎冠秀。
朱良才团结人民，不与民争食，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采取多项措施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而这正是共产党的部队获得民心、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
朱良才为创建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朱良才去世后，聂荣臻在给她夫人的信中称朱良才是自己的好战友、好帮手。
>>> 对话朱筱秋
踏着父辈足迹前行
《祖国》：作为女儿，您认为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筱秋：父亲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他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顽强的革命毅志。从早年参加革命，到残酷的战争年代，再到后来的和平时期，从青年到老年，都坚守着他的坚定信念，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顽强的毅志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肯定。
父亲是一位襟怀坦荡、淡泊名利的人。他的上级、部下，都认为他对党、对革命忠贞不渝。对下级非常爱护，如同一位兄长，爱护、理解、帮助、教育部下，使之不断成长。当国家需要时，他主动让位，是第一个主动申请离开领导岗位的开国将帅。
父亲也是一位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战争年代，冲锋在前，身先士卒;和平年代，成了高级将领，他依然保持了艰苦奋斗的良好作风。
《祖国》：在您的印象中，朱老最经典的语录是什么？请和我们一起分享。
朱筱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父亲一生关注人民的疾苦。对上，他说：“俭可以养廉，廉可以养德。”对下，他说：“不能脱离群众，凡事要多为人民群众着想。没有群众的支持，共产党人将一事无成。”
《祖国》：朱老的精神，对你们兄妹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筱秋：父母就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也沿着他们指引的道路前行，久而久之，我们也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很强的原则性。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退休后，在遇到原则性的问题时，我都会以大局为重，坚持原则。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我会想想父母，他们对此将会怎样处理。我会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如果自己有错，就承认，要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一、存在的问题和根源
1.在“聚焦绝对忠诚，从严整肃阳奉阴违表里不一问题”方面。总书记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对党绝对忠诚就要做到坚定信心不动摇，坚持不懈的学习。从鲁炜案，“陈、杨、周”案件。部分党员领导干部，阳奉阴违，做“两面派”，他们对党的忠诚早已经变成了口头上的忠诚。而通过对他们的案例学习，我发现自己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平时虽然经常学习一些有关党章党规党纪的文章，但学习还不够系统和全面，连续性、系统性不够，对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识的不够全面，还没有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在“聚焦初心使命，从严整肃理想动摇信念滑坡问题”方面。
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从鲁炜案和其他的一些贪腐等案件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们已经完全忘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摒弃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在他们心里有的只是以权谋私，贪图享乐。我从事人事科工作已12年，我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不怕苦，不怕累，脚踏实地，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一把尺子对人，对符合条件晋升晋级的人员，提前告知，帮助完善各类材料，按照正常程序晋升、晋级，对不符合条件的人员耐心做好解释工作，为做好晋升和晋级做好准备。但是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工作上有时候安于现状，满足于老经验，老办法，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责任担当不够，进取心不强。
（三）在“聚焦纪律规矩，从严整肃践踏法纪行为失范问题”方面。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党员干部的言行指南， 鲁炜案以及其他的一些贪腐案件的涉案人员的犯罪道路，都是从蔑视践踏政治纪律规矩开始的。此次专题民主生活会动员开展以来，我一直也在深刻反省，一是自己还存在遵守政治纪律观念不够坚决的问题，工作开展上有时候缺乏大局观念，对人事和党建工作满足于干好分内的工作，站在本科室和所承担的党建工作角度开展工作为主，对不相关的工作和事情关注不够、思考不多，发表意见不够多。
（四）在“聚焦作风建设，从严整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方面。
一是对自己要求不够高，停留在完成平常工作上。二是工作过于强调忙，完成任务没有完全做到深入细致。作为总支组织委员，本人没有真正发挥好总支委员的责任和担当，平时也以自己本人从事人事科工作，事情较多，为没有做好总支组织委员工作作为借口和理由，平时工作主动性不高，上面布置党建工作也只是做二传手，没有积极主动的安排和督导。
（五）在“聚焦清正文化，从严整肃拉帮结派公器私用问题”方面。
指出“干部不是哪个人的家臣”，就是要告诫党员干部应远离“圈子文化”，塑造清正文化。鲁炜等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信奉“现实主义”庸俗哲学，江湖气重，搞亲亲疏疏、人身依附、投桃报李，以权谋私。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本人能够自觉抵制和反对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和歪风邪气，能够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能够严格遵守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扎扎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对上述问题认为离自己很远，只要自己不违法违纪，做好本职工作就可以了，就放松了对自已要求，没有时刻保持警醒，督促自身。
（六）在“聚焦政德操守，从严整肃品行不端德不配位问题”方面。
“德者，国家之基也”，政德操守是关系到党员干部是否能够秉持理想信念，选择正确道路方向的根本性的大问题，是做人和从业的必备素质。通过个人自我对照检查，在实际工作生活中，我能够做到始终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人事科从事的都是每位职工切身利益的事情，本人在工作中从不循私情，严格对照和执行国家和医院有关的人事方面的政策和规定，认真对待每个人和每件事。但也存在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对自身的要求只满足于现状，对自身要求不够严格，提高意识不强。
二、问题产生的根源
1、理论学习不够深入。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主动学习少、被动学习多，系统学习少、现用现学多的问题，有时满足于完成“规定动作”，没有真正做到把学习作为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改造主观世界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学习领会报告和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深入和系统性不够，还要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上下功夫。
2、宗旨观念淡化。对党的群众路线观点认识不深，身在人事管理岗位，关心职工观念不够,在具体工作中，由于日常业务、琐事纠缠,深入临床一线的少，与职工面对面交流的时间相对较少，处理问题上不够主动积极。
3、自我约束和责任意识有所松懈。工作缺乏激情，主动性不够。认为作为老同志了，没有升职空间了，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
三、今后努力方向及整改措施
1、加强理论学习,不断提升工作能力。毫不动摇地把理论武装作为主抓手，千方百计挤时间学习,做到锲而不舍、学而不倦，更加系统地学习人事、党建等业务知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
2、密切联系群众,改进工作作风。切实维护好医院职工的核心利益，落实好医院职工的合理诉求。努力做到思想上更亲近于临床医护人员,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服务意识，不断提升工作水平，全面调动和激发全院职工的工作积极性。
3、艰苦奋斗,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自觉净化朋友圈、社交圈,做到廉洁清正。提升干事创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发挥党员的摸到带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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