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著、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著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
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
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
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五、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六、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
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母题的[7](P.320)。
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
七、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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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的创作离不开“情”字，而古代文学艺术中的情，本身反映出来就是一种本真与原创性质的思维痕迹；本文尝试对这个创作特征进行初步探讨，认为赏析古代作品必须高度重视作品中情感因素的分析。
【关键词】
古代文学；情感；体验式思维；本真；原创
文学作品脱离不了关于“情”的描述，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又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这点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脱离“情”字，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艺术也就没有了生命与灵魂；因此，分析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必须习惯于从“情”字入手，解剖开了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情”的元素，也就能够充分把握住古代文学作品的脉搏所在了。
一、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原创意义
古人对世界的认知，以“天人合一”为主要特征，其情感体验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情感体验属于一种感性活动，这就决定了古人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出来的“情”是具有原创意义的；文学艺术本身是文化的子项目，其必然是从属于文化并受文化的制约的，因此，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化中的原创意义，也就自然揭开了“情”在古代文学中的原创意义；对于古代文学而言，其显著的特征就是缘情而生与缘情而立；对于古人而言，其生存的过程就是情感体验的过程，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化不可避免的成其为一种情感体验类型的文化，所谓“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便是对这种情感体验文化的直观描写，充分体现了难以言说的直觉体验的文化特征，这也构成我们古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正因为古人的情感来自于生活中直观的体验，因此，古代文学中关于情的内涵意义，首先就是一种原创性质的意义。
二、古代文学中“情”的要素具有本真规定
情是属于一种人性的本能，是不需要去特意学习而能具备的一种特质，表现为喜怒哀乐爱恶等等方便，这是一种本能生理需求，是人的一种生命活动的自然行为；因为情发端于生命的本真，所以情的状物又往往和另外一个用来表述生命存在特征的“性”连接起来使用，通称性情之谓；古人热衷于对各种社会现象的探究，以追求其本真为目的，古人在建构文化和艺术实践方面，往往是从追求其本真的角度出发，并基于本真的标准来把握事物的发生发展的原理，评判行为的标准。因此，可以理解在古代文学中体现的“情”的要素，本身就是古人对事物本真的一种探索和尝试，所以可以这么说，古代文学中体现出来的“情”，符合本真的规定。
三、古代文学中的“情”具有原创意味
古人的思维形态中，其情发乎于本真，而本真出于血缘亲情，因此，古代文学中的情之一字，是具有原创特征的，其本质上是古人建构和把握世界的心灵方式；古人通过这种思维形态来关联日常社会文化生活活动与艺术活动，并使二者之间不存在于直接明显的界限和区别。古人的情感主要是一种体验型的情感思维模式，其关注点在于现实与历史的各种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关系的包含范围相当广泛，不但包括人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包含个体的人与整个社会之间的情感关系，还涉及到社会的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情感关系，通过对这些情感关系的体验，并细腻真切的表述出这种情感体验，便构成情在古代文学中的体现。
四、古代文学中“情”是创生艺术的母体
中国古代艺术不同于西方艺术的明显差异，在于中国古代艺术中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抒情要求，这种早熟的抒情艺术，催生了我国古代文学艺术各种形式的创造性涌现。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形式中最早出现的无疑是音乐，而音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抒情性；音乐不但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最早出现的形式，更重要的是其中国古代音乐的出现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在这种自觉中走向成熟。音乐之外中国古代艺术中另一个很早就出现的艺术形式就是诗，而无论是音乐还是古诗，其都是以抒情为基础，并通过情与乐将诗与音乐有机结合，形成了璀璨的艺术隗宝。音乐与古诗通过情的粘合而为一体，体现的是中国古代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本质。
五、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论以“情”为统领
为了比较深入地讨论有关艺术考古学科教育的问题,笔者首先厘清一些概念,以便以后的讨论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得以展开。这些概念,与常见的、书本教材的表达,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不同之处提供了一些笔者的思考。
(一)关于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考古学是西方传进的一门先进的人文社会学科,其不同于文献史学,也不同于具有中国传统的金石学——文物学。但是,考古学又和文献史学、文物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时至今日,无论哪个国家或地区,研究历史科学,尤其是中古史以前的历史科学,如果离开了考古学,就会有严重的缺憾。与之相仿,研究文物学,尤其是研究大致相当于中国宋代以前的文物学,离开了考古学也是万万不能的。考古学以田野操作作为其基本的学术特征,简而言之,就是考古学探讨的问题出自于田野,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实践于田野。这里所谓的问题,就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样式,包括了存在的环境,维持人类生命及社会的基本方式,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然是物化的表达),也包括了人对愉悦感的获得。现在,在这里讨论一下“愉悦感的获得和肯定”问题。个体的人乃至组成为社会的人群,受大自然环境的基本掌控,会感觉到生存空间的逼仄。个体的人和组成社会的人群,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制,会感到自己常常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挑战这种逼仄和无能为力的状态,人类是需要思想、梦想和幻想的。在人类的思想、梦想和幻想的范畴之内,既有对大自然、客观环境的琢磨和开发,也有对自身能力的训练和提高(包括对他人和不同人群的能力的借鉴、学习和模仿)。此外,这些思想、梦想和幻想就要给予人们以憧憬、舒适感,以及对于未来充满希望(当然这种希望,首先建立在对自己能力的肯定上)。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使人们获得一定的物质剩余和时间闲余的时候,人们要把这种“美”、舒适的感觉物化,这就是艺术与审美的起源。当人们需要了解人类适应环境、顺从环境、挑战环境、破坏环境又被环境所惩罚的历程时,人们离不开环境考古学。当人们了解自身的创造能力,以及由这些创造能力反过来为社会创造物质,生活条件改观,人们生活状态的多样化,又感觉到生产、生活资料总是不够丰富时,人们自然会应用一般考古学来了解这一历史。与人们对于环境考古学、一般考古学需求相仿佛,人们对“美”的历程(认知美、创造美)的探究,当然就需要艺术考古学。所以,社会上极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全体人类的历史、生命史、生活史、审美史是密合无缝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教育事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可这一点。
(二)关于艺术史与艺术考古艺术的起源,是和人类有闲余时间思考舒适感即最初美感的物化同步开始。这种物化,不仅仅是通过画面,如在泥板泥地上以及洞穴石壁上的刻划,不仅仅是做出三维造型,如泥塑、陶塑、石雕、木雕等。其实更重要的是对人身本体的各种认可,包括对异性的欣赏、对老人的尊重、对婴孩的抚爱、对少年的引导教育;包括纹身、发饰、穿鼻、穿耳;包括运用发声器官而产生歌唱和诗吟,也包括用躯干、五官、肢体语言发展出的舞蹈。对人身和人群这种美的寄托,可能还要早于利用自然材料的外化的表现。所以,艺术史的开端几乎和人类社会的开端一样古老,人们在肯定了生命和肯定了对生命的维持之后,任何舒适感都有可能导致艺术的产生。所以,虽然个体生命会表达个体性的美感的外化显现,但社会性人类艺术的产生并不主要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基于个体的群体的必然,由个体向群体的聚会和飞跃更为重要。人们定居以后,对摆脱自然的掌控、创作出丰富的物质生活等方面的能力日益加强,其发展频率日益加快。同样对于艺术来说,它们的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展与演进,也大抵如此。今天,考古学的收获可以说明这一切。正如人们获得近现代生活以后,很少或很难具体考虑人们从野生动物般生活状态时摆脱出来的那一刻,即真正成为人的那一刻,无论是环境、自身、技术获得与创造,极少去回溯、考虑这一初期或早期的问题。同样,在近现代艺术品类纷繁、光怪陆离、充满激情的表达下,人们也很难去考虑艺术起源的“端点”的问题,如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的发端。这当然是艺术史的问题,在分门别类的艺术上,又可以区分为美术史(还可以细分水墨画史、油画史、版画史、水彩画史、漫画史等)、设计史、工艺美术史、音乐舞蹈史、综合艺术史。应用考古学的方法,考虑艺术的端点问题以及艺术的早期发展问题,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端点和早期的问题。正如人们对待新石器时代以后,文字文献产生之后,例如,中国对于从三代直到隋唐五代,虽然文献记载日益详尽,可是考古学还是发挥着重要作用,发现、说明、解读甚至参与重建某个历史的片段。同样,尽管艺术史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文献记录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是仍然需要考古学的发现、说明、解读,这就是艺术考古学所要解决、解释的关于艺术发展的问题,事关品类、样式、品种、材料、技法。当现当代艺术不断甚至急切地向历史、向传统汲取营养,重新评价、批判、认识传统,以传统为一种参照以冷静地认识现当代艺术,考古学就是不可缺失的手段。
(三)关于艺术教育人们对生活技能、生产技能的获得,是需要靠教育的。广义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教育范畴之外的。例如,大人对孩童的诱导、模仿、各种教诲,在自然环境当中的趋利避害,人群当中的互相帮助,正确与人相处,包括异性间相处、同辈间相处、异辈间相处的方式和能力,一般来说,这些是非学校教育,每个人几乎不可避免地要经受这些教育。艺术教育有相近的地方,也就是对基本美丑的辨别,对自己的舒适感的肯定以及对人群总体的舒适感到美感的尊重肯定,这一系列的行为都需要进行诱导和触发,这些教育一般也可以是非学校教育获得的。一些观点认为,人们的艺术是不需要教育的,是先天就能获得的,这种说法起码在后来就不尽准确了;也有认为艺术教育只能是依靠学校教育,这当然也是不完整的认识。艺术教育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第一,基本审美的教育,对美的认识和肯定。第二,基本的技术教育。歌唱、舞蹈、绘画、雕塑、设计等,都需要一些基本的训练。第三,高等的教育及再教育。到了第三个阶段,大致是为了造就专门的艺术人才或者称为专门的艺术家的,如音乐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等。至于不主要依靠学校培养的艺术天才、天籁之音等,实际上是把教育的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了,这个阶段他们摆脱了学校的外在形式,但是这一阶段本身是跨越不过去的。陕北的信天游的老歌王、不识字的“白狼”柴根,讲述过他多少次在山峁上、沟壑间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大声吼唱;津巴布韦地区的非洲石雕、木雕艺人,最有成就者,总是在精益求精,并且以对手的作品作为参照,以提高自己超越对手,这些都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隐形化的实例。所以,把艺术教育定位于一个广义的艺术教育,就是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升华的过程。我国既然有了艺术院校或艺术系科,有了成规模的学校、课堂、教材书本化的艺术教育,自然应当非常珍视这种条件,以造就
现代艺术家。可是,往往是事与愿违,学校里往往难以创造出真正的艺术家和大师,其间的问题很多。有一般教育的问题(和非艺术广大院校的教育的问题同在),也有专门教育的一些问题,但这些不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艺术教育的作用时,着重讨论艺术考古对艺术教育某些纠偏的意义和价值。 二、艺术考古教育探究
艺术考古教育,是个相当宽泛的问题,包括针对教育的对象,针对教育的需求和目的,这里分成几个主要层次、几个主要侧面进行讨论。
(一)一般层次对于艺术教育,存在有中专水平、大学本科水平的一般艺术教育层次,艺术考古教育应当介入这个层次。艺术考古学可以考虑专门的本科教育,进行比较系统的考古学、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教学与训练。培养的毕业生,为将来进入研究生教育阶段做准备,也可以向文博考古研究、展示、保管单位提供人才,也可以向社会提供需要。作为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艺术学科,应当把艺术考古学作为基础课、必修课之一,这门课程不必占用很长时间。其主要任务是解释清楚审美的起源,艺术的起源,一般艺术史与考古学的关系,解说艺术考古的最基本原理,介绍中外艺术考古的已有成就,使艺术学科的学生初步感觉到艺术考古训练的必要。
(二)中高级层次所谓中高级层次的艺术教育,一般是指硕士、博士阶段,艺术考古的介入应当带有一定的科研成分。对于专修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要求更加专业一些。例如,对艺术起源的研究,人类起源和艺术起源的关系,早期艺术与人们定居的关系,以青铜器为代表的技术变革之后艺术的发展问题。其中,艺术的起源的最早阶段其共性是远远大于个性的,人类定居之后,造成了人类艺术气质的分离、变异,要深究其时代和原因,要深究艺术本身与非艺术的因素。不言而喻,就物质遗存来看,艺术考古学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即考古学的收获,以美术品占绝大多数。其中,首先有平面的和立体的表现;其次,可以分析出来设计的表现(包括工艺设计和艺术设计),间接可以涉及早期的音乐、舞蹈、诗歌等其他艺术门类。因此,应当探讨各个艺术门类在考古学当中所反映的权重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深入了解各种艺术门类其发展时的或迅速或迟缓的表现,以及深究其原因。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区分,从人类定居时开始,西亚北非地区、中亚地区、欧洲南部、欧洲中部、欧洲西部,东亚等有关地区之间的艺术的差异。除了以上讲到过的艺术表现的差异之外,艺术考古学还要关注材料、技法以及造型偏好的差异,关注有关艺术与艺术之外的因素。
(三)为现代艺术教育服务在几乎任何艺术门类往往都有这样的现象,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尚未有掌握时,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强大,作品品格成为唯一、成为典范、成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反之,人们对艺术创作规律掌握的越加透彻,其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就越加被束缚,作品不可避免地品格低下,中规中矩的艺术作品往往也是最为平庸的艺术作品。恐怕不会有人拒绝从艺术考古教育当中摄取古老艺术创作当中的原动力、原始冲动与创造力。艺术考古学关注艺术家所用材料,艺术材料学在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以后,会反向关注其原始、早期状态。材料的选择使用,会对艺术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以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为例,甚至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两个时代艺术材料的探讨,舍弃考古学是无法进行的。艺术的历史以美术史为例,说到底,不过是写实主义与写意主义的理论与技法的纠结互动前进的历史,这一点从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上看是非常清晰的。早期的人们为了表现美,同时在向着具象和非具象两条道路在努力奋斗,伊比鲁尼亚、米诺斯、红山、马家窑、两河、埃及、黑非洲地区的早期艺术都证明了这一点。在西亚、北非、欧洲地区,写实主义主要是和环境地貌学、建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相结合,表达的写实主义情趣,即逼真性与人文内涵的结合。在东方,主要以中国艺术为代表,由于意念性和理念性的趋同、至上与笼罩,表达了写意的充分发展。从早期的同途而殊往,发展到近现在的可能的殊途同归,艺术考古学不仅给予了实例和实证,表达各期和各地的技法表现,而且应当指出其深刻的原因,摸索其规律,服务于未来的艺术发展。现在的艺术批评,包括美术批评,尤其在中国,常常呈现出一种无根基的漂浮、浮躁的趋向,趋于玄学的趋向。艺术考古学可以提供一些历史的、基本的参照物,于是当代艺术可以和传统艺术得以比较,个性化的作品可以和群体的无意识艺术倾向相比较,中外的某些作品可以在考古学指出的时间带上相比较。对当代特定的区域,如中国,总体艺术发展水平的评价离不开艺术考古所提供的基础、所提供的路径、所提供的相对比的标本。这样的批评,由实证出发才有可能达到哲学的高度。艺术考古学经过数以万年计的排队和爬梳,经过千余年以来有了专门的艺术家队伍的创作实践,以及艺术史家的梳理和爬梳,找出一定的艺术发展规律并以此建立艺术发展坐标系,这样有助于对人类未来艺术的预测。
(四)艺术的终极目的与艺术考古艺术的终极目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牵涉人类为什么有了艺术而艺术的终极目的又是为了什么。人类把艺术看作是具有人类自身的和人类社会的基本属性之后,便可知道艺术考古学的教育是一个须臾不可缺失的部分了。艺术的诞生是由人们的自我愉悦开始,艺术的终极目的应当是促使人类的圆满达到可能的极致。简而言之,艺术的终极目的就是人类社会在艺术层面上的真善美的全面实现。从这种认识出发,人们看到了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直到现当代的太多的假恶丑,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愈加堕落卑劣的趋向。如果说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华民族的存亡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有真正的艺术家提出“艺术救国”的口号,我们这代人听到还带着一种不解的振奋的话,那么现当代的人们对于以艺术、以真善美来救世,恐怕就会有一种切肤的认同的感觉了。艺术品和艺术家本身有真、善、美和并非真、善、美的区别,如果当代人不能够悉数说清楚此间的区分的话,那么艺术考古却能够比较客观的、以从历史回顾的角度,叙述人类以真、善、美对抗假、恶、丑的艺术历程。由此说来,认识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阐述艺术的终极意义和终极目的,极需要艺术考古学的有力支撑,需要艺术考古学的认真培训。
三、艺术考古课程设计问题
艺术考古应当课程化,在艺术院校尤其需要。各所艺术院校、系科所属地域不同,教学科研特点不同,在设置艺术考古学课程的具体做法上不可能“一刀切”。笔者在这里提供了一种设计,以供参考。
(一)中专、本科阶段以下指的是非艺术考古学、艺术史学专业。开设“艺术考古学”课程,可以将艺术考古学作为美术史学的前半部。在中专和大学本科阶段,要给学生们以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知识,使学生知道如何采集考古学和文物学成果,了解考古学和文物学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
考古学和文物学以断代和分类为基本手段的工作方法,课时量控制在16至20课时即可基本完成这一任务。例如,在中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院系的课程中设置一门考古学通史类课程,或在全校范围内由专业教师开设文物赏析类课程,课程内容不必过于精深,旨在为学生打下基本的考古学、文物学、美学基础,提高学生欣赏美、感知美,有关作品中继承和模仿的能力。 (二)硕士研究生阶段区别中外,区别主要地域,进行艺术考古学的重点教育,树立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史的“时间树”概念,开展艺术考古学方法论的探讨。使艺术史“物化”,变为空间环境艺术史、生命体验艺术史、生活创作艺术史。有条件的院校系科可以进行考古工地艺术考古实践,分专题的艺术考古实践(如青铜艺术、陶瓷艺术、画像石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等)。尽可能完成认识中外艺术史文献和艺术考古实物的“互证”问题,这方面西方希腊罗马艺术史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应当成为美术史论硕士研究生的必选理论课程,应当推荐成为其他艺术科系的重点选修课程,鼓励产生艺术考古学范畴的硕士生论文。
摘要 涉及中国古代画学、画论的古籍数目庞大，但学术界缺乏对此类古籍文献的系统挖掘，我们知道，艺术学界至今未见对书画类古籍上的手录题跋进行整理并系统研究的成果。长期以来被忽略的研究内容不仅仅涉及画论文本内容，还涉及有关各版本之优劣，校勘之精粗，以及书籍流传、书林掌故等，这些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所以本文试图对此项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论证，希望能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关注。
关键词：题跋 艺术文献学 画论 画学
中图分类号：J20 文献标识码：A
涉及中国古代画学、画论的古籍数目庞大，但学术界却缺乏对此类古籍文献的系统挖掘。目前来看，有影响力的中国古代画学、画论文献整理、研究著录如下：余绍宋1932年出版的《书画书目解题》使处于传统学术边缘地位的书学及画学有了传统意义上的目录学专著，也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术文献研究奠定了基础；丁福保等所编的《四部总录艺术编》（1984年）；谢巍的《中国画学著作考录》（1998）等都是重要的画论文献整理专著；近年来出版的《艺术文献学论纲》（2006）则提出单独建立“艺术文献学”学科。越来越多的学界专家开始认识到画论、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基础地位及其厚重的历史意义；而中国古代书画类古籍题跋是画学文献中极为重要的原始素材，但迄今为止，此领域研究成果却甚为罕见。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画论类古籍上存有大量古代、近代知名学者的手书题跋。相比而言，书画作品上的题跋，往往感性色彩较浓，有时是即兴式的诗词，并且作品真伪也会影响画面题跋价值，而书画类古籍题跋从学术的角度上来看相对严谨，很大部分可以视为对画论文本内容的修正、补充及考释，但迄今为止，对此类题跋进行系统整理并利用其对画论文本内容进行补释考证的研究成果十分罕见。
一 书画类古籍题跋的整理、研究现状
从综合性的文献学研究来看，一直以来都缺乏对书画类古籍题跋的关注及挖掘。虽然，台北“中央图书馆”于1994年整理出版了《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序跋集录》，收录《圣朝名画评三卷一册》等画论类古籍题跋约三十余条，但是只是进行断句、标明手书题跋作者，并没有进行背景渊源考释及后续研究。除此之外，至今未见到有类似规模的画论题跋整理工作，更不用说进一步的深度研究了。据笔者统计，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子部艺术类善本题跋中与画论有关的古籍题跋约一百多条，北大图书馆涉及书画类的古籍题跋约十条，清华大学图书馆子部艺术类古籍题跋约九条，上海图书馆及其他大学图书馆等较大藏书机构所藏画学类古籍中也有部分手写题跋，但至今都未被系统整理及研究。
从个人题跋整理、研究来看，除了李慈铭、王国维、章钰、郑振铎、翁方纲等人的全部或部分题跋被整理，绝大部分古籍题跋尚未被系统揭示，而这些被整理的小部分题跋中涉及画论类的微乎其微。至于整理工作之后的注释及深度研究工作则更处于微观零碎和支离分散的状态。
历年来，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中的多数学者更关注于“气韵生动”说、“南北宗”说及《历代名画记》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念及著作，缺乏足够的学术力量对画学文献原始素材进行有针对性的分类系统整理、校勘、注释及深度研究。学理上讲，书画类古籍题跋地整理、研究应属于艺术史的关注范围，但遗憾的是，艺术史学界至今未见对书画类古籍上的手录题跋进行整理并系统研究的成果。长期以来此项被忽略的研究内容不仅仅涉及画论文本内容，还涉及了有关各版本之优劣，校勘之精粗，以及书籍流传、书林掌故等，对后来的研究者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资料。
二 书画类古籍题跋的研究价值
近些年，随着经典古籍文献研究向纵深处发展，题跋作为研究的原始素料，其重要性越发凸显出来。而画学、画论古籍题跋自身承载了大量的文化信息，是文人学者思想精华之所在，做题跋者往往是文化史上有影响力的学者。中国古代旧式学者具有多重身份，精于书画鉴识，其画学思想往往反映在其手校亲录的题跋中，他们或借用读书题跋表达对画论古籍版本优劣的判断，或传达其对画论文本内容的理解，故将此类书画类题跋的研究置于规范化的总体格局中，这无疑具有重要的艺术史研究意义。而且，画学、画论类古籍题跋整理研究，可视为客观记录及主观研究结合的产物，体现了原始资料与学术性的结合，以画论、画学类古籍题跋为线索构架一个中国古代画论补考的体系，相信会为今后画论的挖掘工作提供新的研究路径。其研究价值初步归为三点：
1、藏书题跋和批校题跋是关于书籍内容、刻印、流传及反映学者思想精华及学术认同的重要资料，题跋之有无以及题跋之作者，常常成为判断该书真伪和价值的重要因素，其价值有时甚至超过了书籍本身。所以，对此类问题的关注及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沿价值。
2、由于藏书和批校题跋的存在形式极具个别性，同样的内容一般不会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学者若要使用，非亲历其地、亲阅其书而不能。题跋行草书写的形式又决定在短时间内无法实现快速、准确的抄录。所以，在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领域，对书画类古籍题跋类原始素材的利用率甚低，研究是十分罕见。正因为如此，克服这些困难，对书画类古籍题跋进行“摸底”、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更具填补空白的意义。
3、相信此项研究会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提供线索及可靠证据，并且诸多画学文献的研究会得以推进，对书画类古籍题跋研究在整个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作一个总的估计与评述。由于上面所述工作前人未曾涉及，因此，全面地整理、研究并公布艺术类古籍题跋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及创新价值的研究工作。
下面略举两个书画类古籍题跋前期整理、研究的例子：
《书苑菁华》（11077，国图藏）明抄本宋陈思辑，清袁克文、朱锡庚跋，四册，十一行十九或二十一字，此书上有标题为“寒山赵凡夫校正”。此版本题卷首有朱锡庚跋：“寒山赵凡夫校正是编，于古人论书之语分体编次，凡三十二类，一百六十余篇亦墨薮之类，而所收较为该博，亦较为芜杂，盖长短不相掩也。魏了翁为之序，称思为粥书，人亦古来书贾中可传者也。（小字）辛已九月案，宝刻丛编亦有鹤山翁序云临安鬻书人陈思多为余收揽散逸，扣（疑为扣，字迹难辨）其书页末，辄对如响，呜呼！贾人规画于肆，而善其事若此，可以为士而不如乎？钤印少河。”（此题跋之前未被揭示）此题跋所言“所收较为该博，亦较为芜杂，盖长短不相掩也”与四库总目提要所言：“编次丛杂，不免疏舛”及“虽思书规模草创，万不及后来之精密，而大辂肇自椎轮，层冰成於积水，其造始之功固亦未可泯焉”一分为二的态度有暗合之处。而且朱锡庚题跋重复魏了翁之序言“（陈思）人亦古来书贾中可传者也”，实则也是表明了其认同魏之观点，所以书画类古籍题跋有为相关研究提供补证的作用。
《广川画跋》六卷一册，宋董 撰，明嘉靖间什邡知县韩宸刊本。书中有清陆心源手校并跋：“此书则仅辗转传抄，一若未见刊本者，不可解也。此本为杨升庵所刊，又王氏刊本所从出，惟为夺甚多，几不可读。卷四蒲永升《画水跋》、李营丘《山水图跋》、卷五武宗元《天王跋》，皆有录无书；展子虔《画马跋》脱五十余字，误连营丘《山水图跋》末数句，《秋雨图跋》亦误连《天王跋》末数句，想当时升庵所见本有缺页，故致此误耳。但元人跋语已称伪字甚夥，不可枚举，虽互相勘正，疑窦尚不可少也。独怪广川跋锁树谏图，持论甚正，及靖康之变，助逆忘君，行同犬豕，文人无行至于如此，绝可叹也。归安陆心源书于茗溪之亿卷庐，时同治纪年之九年孟秋初四日。”研读此跋，首先结合《广川画跋》书中内容，再参考今年来发表的《董 〈广川画跋〉考据特色简论》等论文，进行专题考释。
三 对书画类古籍题跋的基本整理、研究思路
此项研究需要亲赴国内各大藏书机构抄录画学、画论古籍题跋内容，进行断句、注释等“摸底”、整理工作。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为基础，参考各主要图书馆的馆藏善本书目，选择其中有题跋且与画学有关的善本，确定需要整理的书目。还需要参考《古籍版本题记索引》等工具书，确定业已整理的画学善本题跋，已见载于其它书刊的亦可直接复印，但需注明出处，并与原文核对。上网数据、采访数据及其它记录也是参考内容。
除了对新题跋进行辨认、断句外，对其背景资料及收藏情况也要给予必要的揭示，对于涉及重要学术新发现的画论古籍题跋应单拟题目给予深度研究。试图构建一个以画论题跋为线索的画论研究新体例。以书画类古籍各名家题跋为线索，对中国古代画论文本内容进行补考，与中国古代画论文本内容相互应证，相信此项工作为深度挖掘画论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因为，至今尚无同类研究成果。围绕这些新材料进行一些主题研究，由于多数书画类古籍题跋没有被整理及公开揭示，所以更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总之，此项研究应该采用既分析又综合的方法，在前人画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书画类古籍题跋进行断句、考释、背景源流及文本内容细部研究，试图创构一个画论补考体系。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时期、分地域、分收藏机构的量化分类及宏观把握，以便研究有一定数据的支持和结构上的解释，最终使成果更具科学性和可信性。
重点在于：准确整理书画类古籍题跋，关注画论类古籍题跋与画论文本内容之间或互补、或反衬、或颠覆等相互应证的关系；兼顾手抄题跋作者背景与手书书法艺术价值；条件允许时，研究内容可兼及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校勘及序跋。
难点在于：手跋不易辨认、释读有难度；艺术类古籍藏书和批校题跋分布零散，耗时耗力。目前未见有学者对书画类古籍上的题跋深度挖掘，缺少可借鉴的参照成果，需要交叉学科协同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对于“艺术”的理解与今人有较大差距。古典文献中称为“艺术”的并非都属于今日艺术的范畴。而今日所言之艺术内容分布于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所以研究范围主要限定在经、史、子、集中有关的画论古籍题跋。不限于简单罗列，因为只是资料的汇编，缺少学术层面上的研究，往往只有量的改变，而无质的飞跃，所以此项整理、研究工作更倾向于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试图揭示艺术类善本题跋中某些学术规律性问题，力求将个案研究分析上升到形态学的高度；不仅揭露藏跋内容本身，对其所涉时代学术氛围、书人事理及书画类文献自身学理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以展示生动的中国古代艺术史历程。而且美术史研究需要与其它文史学术传统接轨，这自张彦远以来，其如清代《佩文斋书画谱》及画学著作四库提要、余嘉锡、余绍宋以来具有重考据的传统，然而，自俞剑华以后，这个传统便断绝了。幸而近年来，有阮璞、谢巍先生的工作，能继绝学，然而，纵观整个美术史学界，此学术传统气脉如丝。近世以来，治美术史者不但忘记了这一传统，同时也对西方美术史学研究一知半解，有的不看英文原著，就敢声称引用西方方法论治艺术史研究，认为这就是与国际接轨。大部分艺术史学者的优势在于对作品的分析，而对于文献，他们缺乏这方面的解读能力，尤其是青年学子，所以此领域研究需要更多人的关注。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遵循陈寅恪语之现代学术研究之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而目前未被开发的画论古籍题跋应属此新资料之范围，在新材料的基础上研求问题才符合学术的创新要求；而且，惟有如此，我们的传统艺术史研究才会有厚重的历史感。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如果绕开文献则有可能会与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渐行渐远，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没有其它快捷方式，只能在尊重自己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转益多师，学问才具扎实，研究才具厚重。
注：本文系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课题《中国古代画论研究补遗》（10df32）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郭建平：《明钞本图绘宝鉴题跋考释》，《美术与设计》，2010年第8期。
[2] 董占军：《艺术文献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关键词:关学思想;文艺关学;和谐论;审美关系
为了使人们便于理解和掌握“和谐论”的理论体系，我把自己在学术上的一些追求概述一下:
一、我认为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既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20世纪诞生的一个新兴学科，有的同志说它是中国美学家对世界美学一个独特的创造和贡献，是有道理的。因为时一间短，目前学术界对文艺美学的对象、内容和学科定位，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有益的。我根据长期反复地思考，试从研究视角、方法、对象、内容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界定文艺美学的内涵、性质和学科位置。我认为文艺美学既是哲学美学和艺术部门美学的中介环节，又是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并列学科。但似乎不是美学与文艺学交叉产生的既非美学、又非文艺学的第三种学科，也不是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之一。
因为传统的艺术哲学只有单一的哲学视角和哲学方法，所以文艺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文艺心理学也主要是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它们都着重从一个方面揭示文艺的本质和规律，而文艺美学则将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综合起来，力图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美学规律。它是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的一个新发展。它是整个美学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学术范围和学科性质上是属于美学学科的，同时它又吸收和融合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也可成为彼此互动互补的文艺学的并列学科。
二、在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之间的艺术本质的审美规定上，我也在着力弘扬和发展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古希腊的摹仿再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与主体的素朴统一中偏重于客观本体的认知;古代中国偏于抒情的表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和主体的素朴和谐中偏重于主体心灵的呈现。西方17世纪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对立，特别是康德之后，在自然与人本、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日益转向主体情感的表现。从康德开始客观本体日益转向人类理性主体，以后又擅变为柏格森的生命主体。海德格尔则由康德抽象的主体，走向感性的生存着的“此在”(d a sein)。雅斯贝尔斯则由海德格尔原始的主客体未经分化但又非个体的“此在”，走向“我”这一“非知识性”个体的决定论。如叶秀山同志所分析的:他认为“我”不是由因果律决定的，不是“我”的过去决定了“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决定了“我”的未来，而是“我”吸收了过去和将来，我是决定性的，“我”自己决定我是(什么)。这种“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决定论，把个体主体突现到首要地位。解构主义的德里达，则在否定客体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一切本质、中心，把一切归于个体主体的虚构，它用主观相对主义勾销了客体、绝对和普遍真理。总之他们拒绝传统的客观的理性认识论，拒绝知识哲学，只强调存在、主体、人、生存的个体的本体性，只承认艺术是“存在的本真的”呈现，是人的主体的“呈现”，而否认艺术的客观性、认识性、真理性。这有部分的真理性，但也似更为极端和片面。因而近现代的中国美学，虽然在西方文化、美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极端，而是在曲折中走向更高的和谐。和谐美学的艺术审美本质论综合了古代和近现代的美学并予以辩证的发展，真正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二儿对立，审美地把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客体再现和主体呈现辩证地和谐地统一起来，力图在二者之间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握艺术的审美特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艺术是对世界“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也正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1983年我曾写过《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艺术掌握“既不是单纯的物质实践，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思维，而是两者的融合”也就是说，“既与感性实践活动的感性、具体、物质性相联系，又与科学认识活动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相联系，同时在根本上又不同于感性实践和理性认识。它是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认识、情感与理智、具体和抽象、物质实践性和精神息识性的和谐统一”
三、我把艺术审美本质界定为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界定为理性科学认识和%少l伦理实践之间的第三种审美意识，界定为以情感为中介的感知、表象、想象、情感、理解有机统一的心理结构整体。这一规定既吸收了康德在智、情、意的三大划分中把审美判断归于情感领域的论述，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因为美、艺术本身就是真与善和谐统一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真、抛弃善的唯美主义。同时处于这一之间的审美艺术，也防止了把艺术等同于理性科学认识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遏制着把艺术等同于感性伦理实践的意志化理想化倾向。前者貌似于再现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后者一冒充为抒发内心情感、追求主体理想的假浪漫主义，它们都超越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而易于滑入纯理智认识或纯意志实践的非艺术领域。
四,与把美和艺术砍成两撅的观点不同，我把美和艺术、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和艺术的本质，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只有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的区别，而在结构上、本质上是一致的。从美的本质到艺术的本质，从美的形态到艺术的形态，是美学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美的本质是由审美关系决定的，而艺术正是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同样，古代的美是偏于和谐的，古代艺术也是和谐美的古典主义艺术;近代是偏于对立的崇高，近代艺术也是偏于对立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现代反和谐的丑，规范了丑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对立中走向极端化和悖论的荒诞，陶铸了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而新型的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艺术有本质上的一致。美和艺术这种本质上的共性又正好说明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美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理论中介和逻辑环节，而不是脱离美学轨道的第三种学科。
五、理性主义美学偏重于艺术审美本质抽象的总体的研究，黑格尔宏大的《美学》三卷，缺失艺术作品的具体剖析。20世纪非理性美学似正好相反，它们拒绝抽象的总体研究，而日益关注艺术作品具体而微的解析。19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开始转向语言、形式的具体探索，英美新批评派把文本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现象学美学在“走向事实本身”的口号下，专注于艺术作品的思考。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1931年写了《文学的艺术作品》，1939年写了《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1962年写了《艺术本体论研究》，到1969年又写了《体验、术作品和价值》，他用了30多年几乎是一生的时一间，研究艺术作品。而他所说的艺术作品就是艺术的本体，所说的艺术本体论，也就是艺术作品论，二者一没有什么差别，实质上是以具体的艺术作品论，取代和否定了艺术抽象的总体研究。“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则取二者之长，力避二者之短，既对美和艺术抽象总体把握，又对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作具体探索，尽力把抽象思考的艺术总体和具体分析的艺术作品辩证结合起来，以相互补充、相交印证、相映生辉。
六、我认为重视方法论，是文艺美学作为哲学、美学学科的标志之一。没有深刻的方法论，不能称之为哲学理论，也不能称之为美学理论。我历来主张研究方法是学术科学的生命线。美学要创新美学理论要有原创性，首先方法要创新，要有自己方法论的特点。“和谐论”文艺美学的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运用以辩证思维为统帅的多元综合一体化的方法，构筑了一个纵横结合网络式圆圈型的逻辑框架。“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以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逻辑思维为根基，以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为主线，展开了一个从艺术的萌芽(亦即其本质的抽象规定)开始，经古代的古典主义、近代对立崇高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丑的现代主义、荒诞的后现代主义、向现代新型辩证和谐美的社会主义艺术发展的历史画卷。“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又吸收融合了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及现代哲学、现代美学的方法。它对美的本质、艺术审美本质的分析，借鉴了系统论的方法，是一种超越对象性思维的关系系统思维。在美的形态和艺术形态的研究上也渗透着现象学的方法、结构主义的精神，它们是在构成美和艺术的各种元素或和谐或对立的矛盾构成上，划分着古典美和艺术、近代崇高和崇高性艺术、现代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艺术的根本差异。结构主义与系统论骨子里也是相通的，它们都可以升华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由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子以整合和融汇，成为丰富、发展、完善辩证思维的一个富于生命力的构成部分。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思维长于纵向动态的历史观照，缺乏横向静态的共时分析。而现代自然科学方法是一种横向、静态、共时的思维模式，20世纪的现代哲学、现代美学也多专注于共时的横向研究。它开始倾向于艺术家研究，后又转向艺术作品论、文本中心论，最后又转向受众中心论。创造美学，特别是文本美学、接受美学，成为20世纪西方美学的主要内容，但它缺失了黑格尔、马克思宏大的高瞻远瞩的历史眼光。“和谐论”文艺美学体系力图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取二者之长，弃二者之短，把纵与横、动与静、历时与共时高度融合起来，使之既包括美和艺术由古代到现代的历史嬗变的多彩画卷，又包括横向的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接受的静态解析，力争成为目前最全面、最丰富、最完整的文艺美学体系。而这种纵横、动静的结合，不仅表现在其内容的组合和构成上，而且渗透于各个范畴、各个观念的分析上，使它纵向中有横向，横向中有纵向;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历时中有共时，共时中有历时。如美和艺术由古代、近代向现代历史的嬗变，是纵向的、历史的、动态的，但对古代、灼_代、现代关和艺术本身的剖析，则是相对静止的、横向的。再如绘画、音乐、舞蹈、文学、戏剧等各种艺术样式，既有自己产生、发展、成熟a变的历史，又都是相互并列的姊妹艺术。特别像视觉艺术给画、听觉艺术音乐，几乎和人类同时诞生，也将永伴着人类生存的历史。只要有人类，恐怕就要有绘画和歌声。同时在横向的研究中，也渗透着纵向的历史感。如内容与形式这对古老的范畴，虽然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但在古代强调二者素朴的和谐，近代则把二者对立起来，现实主义艺术、再现艺术偏重内容，浪漫主义艺术、表现艺术则偏重形式。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开始把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现象学和存在论的美学则致力于消解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现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则应把内容与形式更高的辩证和谐作为美和艺术的最高理想。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也如此，一方面要阐明二者一般的美学关系，一方面要揭示其组合的不同的历史原则。古代艺术偏重于情节，古希腊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情节放在第一位，人物处于第二位。中国古代文学富于故事性，人物在故事的演进中展示出来。近代艺术则把人物提到核心的地位，为了塑造典型人物，打破了故事的完整性和情节的单一性，甚至剪取和集中一些互不相关的细节，多侧面、多层次地刻画典型性格。现代主义淡化人物和情节，后现代主义则把人物作为一种符号，情节可以随意编造。还有艺术是感知表象、情感、想象和理解高度融合的审美心理结构，在历史上也各有偏重，古代艺术倾向于四者平衡协调，近代艺术趋于分裂对立，现实主义更张调感知、表象、理智，浪漫主义更追求情感、想象、理性，表现主义和荒诞艺术则把想象推到幻想、梦想、直觉甚至荒诞离奇的极端，强调本能、无意识和荒诞意识。新型和谐美的社会主义艺术则追求再一次把四者更高更理想地融合起来。这样便形成为一种动静结合、纵横交错、螺旋上升的网络结构，我力图用这种发展着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复杂的网络结构，多视角、多层次、动态的、立体的、全方位地完整地揭示文艺的美学原理和历史规律。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文艺复兴；近代科学；达·芬奇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63-02
爱因斯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见解，他认为对科学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试验方法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出现。如桑迪拉就称文艺复兴的艺术家为“掌握数学的艺术家”。文艺复兴对哲学、宗教、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近代科学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孕育。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对艺术来说就像是一场革命，革命对近代科学造成很大的冲击，造就的良好的艺术氛围成为近代科学诞生的条件，这种氛围变为了近代科学靓丽的人文风景线。
一、古中寻求创新
首先当时的人们比较推崇复古，希望再现古希腊语古罗马时期的辉煌，这种对古典知识的再研究使得人们的治学非常严谨。不过复古并不是全盘复古，而是通过复古寻找里面更深厚、更丰富的内容。这种复古与创新的气氛，对科学、艺术、宗教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4世纪末，艺术家的兴趣与所关心的已经开始转向如何展示自然，不再拘泥于宗教故事。他们想探索视觉的法则，掌握足够的人体知识，来描述真实存在。艺术家应该拥有的想象力与敏感并没有因为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过度迷恋使其开始不断进行模仿而受到影响，而是更为快速地发展。可以说，文艺复兴就是西方思想的一次大综合，而这种综合则主要表现在艺术方面。
我们知道艺术一般都含有较为优秀的古典因素，因而古典艺术相比于其他艺术就更为具体与集中，它研究的东西也就更为深奥，而这种对复古艺术的再发掘，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辉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反过来当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便会反作用于科学，起到导向带头科学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影响时代的进程。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也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升华来陶冶人们的品格，塑造完美的人，促进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者必须要运用复古的观点才可以用较为现实的眼光来发现人类经验的内部构造，当然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智力与文化统一到一起，从而塑造那个时代拥有最高智慧的全能型人才。而这也就造就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可以充当许多角色。艺术家控制复古的目的与功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从中创新，这也就应运出现了许多全才。同时当时艺术家通过所持有的机械观念来对近代科学进行分析与实践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时，复古与创新就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而且一直以来复古与创新、继承与发展就是科学得以进步的最关键因素，这些都为近代科学的产生打通了学习的道路。
二、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人文主义的解释就是对人性的赞颂，对人的肯定。它提倡要在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去完成自己的理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就是秉承这种复古与创新的思想，在现世中去实现自己的抱负，这种做法也与中世纪往往把希望寄托于“来世”大相径庭。艺术家们得到了理想主义与现世主义的结合，运用艺术的形式将其扩展。进入16世纪，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大师已经深刻理解了人文主义的精髓，开始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古典的范畴，领悟到古典主义的另一高峰——在写实求真与理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也就是寻求和谐之美。用拉斐尔的话就是说，艺术既要源于生活，也要源于理想。
这两种方式的结合对于近代科学的产生具有启蒙作用。受人文主义影响的现实主义画家开始详细地观察自然，通过自然界来认识事物，不再是从逻辑与经验中去寻找。他们反映现实性从而达到科学的精确性。达芬奇说任何的画家都是“一切看得见的自然景物的临摹者”，而且他觉得一幅画越能够接近去“模仿的事物”就越完美。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对“逼真”的追求体现了“求真”的诉求，也就是蕴含着科学的“求真”，它革命性地改变了艺术原有的叙事方式，数学化的透视法法则开始进入艺术家的领域，并通过解剖学来对人体进行研究，这两种诉求在绘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艺术家受人文主义思潮影响开始出现了现世主义价值观。艺术家们不愿再单纯地充当雇主的工匠，而开始想着如何去主动创作，立志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同时这时期的绘画艺术家已经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潮的复古影响，数学方法与观察实验成为他们的主要研究发法。文艺复兴时期把新柏拉图主义的“万物皆数”与“万物皆磁”推向高峰。达·芬奇认为，“为了追求自然主义，绘画必须受制于‘数学科学’”。这说明艺术与科学并不存在对立，并可以完美结合。艺术与科学通过数学这一伟大方法来认识世界，寻求真理。通过数学方法和试验方法，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已经开始把数学方法与主动原则合二为一，从而推动近代科学的出现。首先表现在天文学上，哥白尼在他的著作《天体运行论》上曾对太阳有过这样的描述“即使不是太阳崇拜，也会有新柏拉图神秘哲学的意味”。哥白尼正是因为持有的数学观点可以很好地验证他的宇宙观点，所以他也就更加坚定日心说的理念。神在他的心目中只是一位最佳和最有秩序的工匠，因此已被纳入到基督信仰的亚里士多德系统和在当时还处于主流之外的新柏拉图主义就成了他和托勒密之间观念不同的主要根源。
近代自然科学出现的艺术气候主要原因就是开始把数学运用到绘画当中，而它的主动原则又为解剖学的发展带来了动力。可以看出近代科学得以确立的两大基本方法：数学和观察实验方法都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发展的，并且在文艺复兴时期这两方面还结合在一起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把握了人文主义的精髓，即现世主义的真谛，提出了极为精确的自然观点，通过数学以及实验观察的方法，引发艺术的变革，从而带来近代科学的变革。同时，艺术的现实主义也进一步强化了现世主义观点。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完美结合，使得艺术在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中不断发展，从而为科学的出现与发展奠定基础性作用。
三、达·芬奇对于近代科学的贡献
在文艺复兴的大师们看来，他们想通过真实来表现自然，并借助透视法来展现人性之美。达·芬奇就是把这一思想推向高峰的艺术家。他试图借助于透视法以二维表现三维，以静态表现动态，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那种有生命的、具有灵性的、从内在展现的活的东西，从而达到绘画最高境界。他把艺术看作是技艺之皇，另一方面他早就认识到了人体解剖与光学这些基础的科学对绘画的推动作用。他虽然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考虑这些问题，但是也开始有抽象的思维方式，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使他开始步入科学殿堂。
达·芬奇通过对复古不断地反思与思考，其中包含着对古希腊与中世纪关于视觉解释的思考，这些都是他将艺术引向科学的方法。他试图建立新的光学理论，认为光的速度是有限的，他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体的行为都是以简单的方式进行的，通过这一想法他还提出了光与声这类自然现象的一系列理论，他认为振动是光与声的传播方式，与水的传播方式是相同的。同时他还制作了许多光学仪器来研究光的折射与反射，探究影响是怎么样被反射所扭曲的，还有如何通过镜片对其放大，以及三原色相互介乎的原理等等。他的一系列实验都表现了一种可贵的经验论和严谨的推理习惯。达·芬奇生前留了13 000多页笔记，记录了他一生的科学实验及其心得。在他的笔记中观察与实验被他认为是最重要的科学方法，同时还有他对前人提出的概念的总结与升华，把探索推到了形而上学的领域。
达·芬奇也喜欢使用“自然规律”这个词，画家最应该去研究与揭示的规律就是把被自然规律制约的自然场景表象出来，难能可贵的是达·芬奇还认识到了可以通过这种观念与思维方法去思考别的领域的表象与物象。达·芬奇深知试验的重要性，所以他的假设都是经过数次的观察与测量来验证，从中去寻找那些隐藏在背后的一般性原理。其实早在伽利略之前，达·芬奇就已经有效地使用了科学实验的方法了。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极为强调数学的作用，他几乎所有的科学探讨活动都是与数学所分不开的。因此后人把他称为“第一位科学家”，发现了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他最大的贡献，并且他不光发现，还将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说近代科学是通过“实验和推理来理解宇宙的一种方式的话”，那么达·芬奇显然做到了。在1490年之后，他已经对古代与中世纪的自然科学，尤其是在光学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反思，并进一步在数学和试验领域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论。
16世纪的科学进步一大部分要归功于像达·芬奇这样一批高级工匠，他们向人们示范了只有观察与实验才是探索自然奥秘的最好手段，另外还将所收集的经验证据去挑战当时的语词权威，几何学是他们去发现的重要方法，进而建立了一整套一般原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艺术从中感悟到的人文主义与现实主义以及二者的完美结合，使其对现实世界即人与自然界的热爱与欣赏得到升华，事实上它为近代科学提供了非常完备的科学组合方法，就是试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结合。
近代科学因为人文科学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人文科学通过复古与创新去营造的治学传统与氛围，以及对现实生活的积极态度，都为近代科学的出现提供了近乎完美的孕育条件。可以说艺术不但可以开启人类的心灵之门，也可以开启人类的科学之门。总而言之，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的洗礼，也就不会有16世纪近代科学革命的辉煌！
参考文献：
[1]帕金森，编.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M].田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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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认为文艺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既是传统美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又是20世纪诞生的一个新兴学科,有的同志说它是中国美学家对世界美学一个独特的创造和贡献,是有道理的。因为时一间短,目前学术界对文艺美学的对象、内容和学科定位,有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有益的。我根据长期反复地思考,试从研究视角、方法、对象、内容和相关学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界定文艺美学的内涵、性质和学科位置。我认为文艺美学既是哲学美学和艺术部门美学的中介环节,又是文艺社会学、文艺心理学的并列学科。但似乎不是美学与文艺学交叉产生的既非美学、又非文艺学的第三种学科,也不是黑格尔式的艺术哲学之一。
因为传统的艺术哲学只有单一的哲学视角和哲学方法,所以文艺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文艺心理学也主要是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它们都着重从一个方面揭示文艺的本质和规律,而文艺美学则将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视角和方法综合起来,力图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现艺术的审美本质和美学规律。它是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的一个新发展。它是整个美学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学术范围和学科性质上是属于美学学科的,同时它又吸收和融合了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也可成为彼此互动互补的文艺学的并列学科。
二、在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之间的艺术本质的审美规定上,我也在着力弘扬和发展古今中外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古希腊的摹仿再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与主体的素朴统一中偏重于客观本体的认知;古代中国偏于抒情的表现美学,在自然和人本、客体和主体的素朴和谐中偏重于主体心灵的呈现。西方17世纪理性派和经验派的对立,特别是康德之后,在自然与人本、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基础上,日益转向主体！情感的表现。从康德开始客观本体日益转向人类理性主体,以后又擅变为柏格森的生命主体。海德格尔则由康德抽象的主体,走向感性的生存着的“此在”(D a sein)。雅斯贝尔斯则由海德格尔原始的主客体未经分化但又非个体的“此在”,走向“我”这一“非知识性”个体的决定论。如叶秀山同志所分析的:他认为“我”不是由因果律决定的,不是“我”的过去决定了“我”的现在,“我”的现在决定了“我”的未来,而是“我”吸收了过去和将来,我是决定性的,“我”自己决定我是(什么)。这种“我”的存在论意义上的个体决定论,把个体主体突现到首要地位。解构主义的德里达,则在否定客体本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否定了一切本质、中心,把一切归于个体主体的虚构,它用主观相对主义勾销了客体、绝对和普遍真理。总之他们拒绝传统的客观的理性认识论,拒绝知识哲学,只强调存在、主体、人、生存的个体的本体性,只承认艺术是“存在的本真的”呈现,是人的主体的“呈现”,而否认艺术的客观性、认识性、真理性。这有部分的真理性,但也似更为极端和片面。因而近现代的中国美学,虽然在西方文化、美学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却没有像西方那样极端,而是在曲折中走向更高的和谐。和谐美学的艺术审美本质论综合了古代和近现代的美学并予以辩证的发展,真正突破了西方近代的二儿对立,审美地把理性的科学认识和感性的伦理实践、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客体再现和主体呈现辩证地和谐地统一起来,力图在二者之间巧妙地恰到好处地把握艺术的审美特征。马克思在《导言》中所说的艺术是对世界“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也正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1983年我曾写过《论马克思关于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艺术掌握“既不是单纯的物质实践,也不是单纯的精神思维,而是两者的融合”也就是说,“既与感性实践活动的感性、具体、物质性相联系,又与科学认识活动的理性、抽象、精神性相联系,同时在根本上又不同于感性实践和理性认识。它是感性与理性、心理与认识、情感与理智、具体和抽象、物质实践性和精神息识性的和谐统一”
三、我把艺术审美本质界定为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界定为理性科学认识和%少l伦理实践之间的第三种审美意识,界定为以情感为中介的感知、表象、想象、情感、理解有机统一的心理结构整体。这一规定既吸收了康德在智、情、意的三大划分中把审美判断归于情感领域的论述,又超越了康德把美归于形式的倾向。因为美、艺术本身就是真与善和谐统一的产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脱离真、抛弃善的唯美主义。同时处于这一之间的审美艺术,也防止了把艺术等同于理性科学认识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也遏制着把艺术等同于感性伦理实践的意志化理想化倾向。前者貌似于再现客观生活的现实主义,后者一冒充为抒发内心情感、追求主体理想的假浪漫主义,它们都超越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而易于滑入纯理智认识或纯意志实践的非艺术领域。
四,与把美和艺术砍成两撅的观点不同,我把美和艺术、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和艺术的本质,美的形态和艺术的形态,只有物质存在和精神意识的区别,而在结构上、本质上是一致的。从美的本质到艺术的本质,从美的形态到艺术的形态,是美学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美的本质是由审美关系决定的,而艺术正是审美关系的典型形态。同样,古代的美是偏于和谐的,古代艺术也是和谐美的古典主义艺术;近代是偏于对立的崇高,近代艺术也是偏于对立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艺术;现代反和谐的丑,规范了丑的现代主义艺术;在对立中走向极端化和悖论的荒诞,陶铸了荒诞的后现代主义艺术;而新型的辩证和谐美,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艺术有本质上的一致。美和艺术这种本质上的共性又正好说明文艺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美学学科发展的一个理论中介和逻辑环节,而不是脱离美学轨道的第三种学科。
五、理性主义美学偏重于艺术审美本质抽象的总体的研究,黑格尔宏大的《美学》三卷,缺失艺术作品的具体剖析。20世纪非理性美学似正好相反,它们拒绝抽象的总体研究,而日益关注艺术作品具体而微的解析。19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开始转向语言、形式的具体探索,英美新批评派把文本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现象学美学在“走向事实本身”的口号下,专注于艺术作品的思考。现象学美学家英伽登1931年写了《文学的艺术作品》,1939年写了《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 1962年写了《艺术本体论研究》,到1969年又写了《体验、术作品和价值》,他用了30多年几乎是一生的时一间,研究艺术作品。而他所说的艺术作品就是艺术的本体,所说的艺术本体论,也就是艺术作品论,二者一没有什么差别,实质上是以具体的艺术作品论,
[关键词] 气韵 中国古典舞 美学特征 发展轨迹 美学价值
序言
中国古典舞是一个特指的概念，是在中国古代艺术长期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表演艺术。中国古典舞始于民间原始娱神、祭祀，进入宫廷后得到专业艺术家的精心培育，逐渐形成了典型性的舞蹈动态形式。在不断的发展中，中国古典舞蹈荟萃了我国戏曲、武术、杂技、民族舞蹈并吸收了芭蕾动作的抽象性而形成了“神形兼备、刚柔并济、动静互补、以身为本、以意为神、内外合一、一动俱动、兼含并蓄”的美学特色。
“气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自南北朝以后，人们广泛运用于艺术批评和艺术理论中，特别在我国传统绘画方面，赋予了它极其丰富的内涵。自谢赫在论画有六法中将“气韵”作为美学范畴提出至今1400多年来，“气韵”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核心。笔者认为，“气韵”论对于同样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中国古典舞蹈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应该成为中国古典舞创作、表演、鉴赏的重要标准和最高法则。
一、“气韵”论下的中国古典舞美学特征――刚柔之美
中国古典舞动作以意、劲、精、气、神为精神支柱，以手、眼、身、法、步为技巧要领，从而构成了刚柔相济、形神统一、文质并重的美学特征。笔者认为，“气韵”就是力与媚相结合而形成的流溢于中国古典舞的神采。
“气韵”范畴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韵”论，可以直接追溯到《周易》。《周易》中的阴、阳观念是对宇宙万物普遍秩序的一种反映，自然也可以解释审美和艺术现象。“气韵”中的“气”和“韵”就可以理解为分别体现了宇宙万物阳刚、阴柔的特性，反映了宇宙与艺术的根本性的二元对立。这在中国古典舞动势中得以了充分的体现。至今留存在中国古典舞蹈中的“云手”，它包括了“穿手”、“划圆”、“提腕”、“亮相”四个舞姿动作造型。“穿手”为“气”，也就体现舞美阳刚的一面；“划圆”为“韵”，体现的就是舞美阴柔的一面；而“提腕”和“亮相”这两个动作无不将“气韵”中的媚与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前者向内收敛，后者含苞欲放。
古典舞的刚柔之美，在我国古代诗歌中也可寻得记录。唐代诗人李端写下《胡腾儿》的诗，对《胡腾》舞做了如下描写：“跳身转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就是说音乐节奏快，舞蹈随着节奏跳转，舞者又反手叉腰，向后下腰，柔得就象一轮弯月一样。又如唐代诗人李群玉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中对《绿腰》舞进行生动描述：“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翩如兰苕翠，宛如游龙举……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舞蹈轻盈、温婉，却又不失气魄。这些都无不反映了舞蹈的刚柔之美。
二、“气韵”论下的中国古典舞蹈发展
中国古代美学形成的“气韵”范畴，它与古代中国人的生命状态、社会实践以及世俗风气有着多层次的联系。就中国古典舞而言，“气韵”是能够反映艺术表现者对作品的理解程度，是人心理上的一种内在意识，而这种内在意识是艺术变现者特有的思维现象。之前有学者指出，“气韵本乎个性，一人有一人之面貌，即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个性不同则所作之画，气韵也不同。”如此演绎过来，中国古典舞的创作、表演也都会受到艺术表现者的思想性格、精神状态、才能气质等多方面的影响。“气韵”也就可以决定艺术作品所能够达到的境界。
1、舞自心出的起源
《淮南鸿烈・诠言》记载：
“……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为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为丽。歌、舞而不事为悲、丽者，皆无有根心者。”
《淮南鸿烈》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李尚、苏飞、伍被等，仿秦吕不韦著《吕氏春秋》，集体撰写的一部著作。这是目前能够找到的论述舞自心出的最早文献。
“气韵”论在汉代处于一个萌芽的状态。有学者研究指出，“气”是创作主体以力量展现的心胸状态及其赋予作品的内在活力和外在动势，“韵”是创作主体身心和谐而赋予作品的雅致、淡远、和谐的风貌之美。我们由此推论出，“气韵”本身就是表现创作主体内心深处的载体。我们不难发现，“气韵”论的萌芽与“舞自心出”这一理论的萌芽惊人的出现在了同一时代。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巧合。任何文艺作品，它与其存在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的联系，这是学术界早已公认的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舞自心出”这一舞蹈的基础理论是受到了“气韵”论的影响而形成的。由于“气韵”论的萌芽，两汉也就成为了中国古典舞蹈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表现在舞蹈活动的普遍兴盛，乐舞百戏等表演艺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舞蹈和舞人等等。
2、舞蹈风格的变化
汉代艺术(特别是西汉的艺术)基本上以“气”为主，“气”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韵”。而通过研究大量汉画像砖石中保存的各种丰富的舞蹈形象，我们发现它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气质，大多是气势昂扬，雄健有力，充满勃勃生机，连戚夫人跳的“翘袖折腰之舞”，也是动作幅度较大、节奏鲜明的舞蹈，以“气”为主。当然这也与汉代兴盛向上的时代气息相关，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舞蹈的主要观众一一皇室贵族、文人学士的欣赏趣味与审美要求。李泽厚先生认为，“气势与古拙”为汉代艺术的基本美学风貌。在这一时代，“气”的重视程度是远胜于了“韵”，但并不是说在这个时代的舞蹈艺术就没有“韵”的存在。汉代诗赋中就可以找到描写以“韵”为主要特色的舞蹈作品。笔者认为，在这个时代的舞蹈中，“气”、“韵”还是两个比较独立的审美要求，虽然在某些作品中，能够有所融合，但毕竟不足以称之为统一和谐的审美范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意识、文化艺术在动荡不安的社会大环境下发生了悄然的变化，而且融汇了许多的外族文化。“气韵”这一审美形态和美学范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正式形成，并在理论上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地步。中国古典舞在这一时期也充分的受到了这一审美范畴的影响。舞蹈的基本观众变成了贵族士大夫，他们情绪低沉，及时行乐的思想深深影响着他们。因此这个时期的舞蹈没有了汉代那种豪放粗犷的气质。“如白贮舞。从晋至隋唐，一直盛行。它具有江南地方特色，舞袖激发丰富多变。时而高举，时而徐转，时而飞舞，时而掩面，”如推若引留且行“的优美舞步，引人入胜。”就像上述描述的那样，这个时期的舞蹈已经失去了汉代的那种大气。但是我们可以惊喜的发现，这个时期以白贮舞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舞，多了几分妩媚，却又继承了汉代的舞容，已经能够找寻到“气”、“韵”交融的影子了。但是，这个时代的表演性舞蹈，大多崇尚以“韵” 为主要的审美标准。
唐代国力强盛，整个社会生气勃勃，而且文化交流频繁。中国古代社会在唐展到了最高峰，也正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太好时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的舞蹈，特别是中唐以前的舞蹈，自然也就重新拥有了大气磅礴的气势。唐代诗人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用“气韵”论舞，一句“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可窥见剑舞所展现裂石惊云般的“气”，从“来”与“罢”中不难体味到那股游刃有余的“韵”。由于唐代舞蹈不但继承了魏晋时期的优柔“韵”味，又重新唤起了汉代所崇尚的“气”，并在各族文化的交流中，不断融合，“气韵”这一审美范畴可以说在唐代的舞蹈中表现达到了一个极致。但同时，在中唐之后，盛及而衰，逐渐消解。
宋代，被誉为古代舞蹈发展的转折点。气韵的消解主要表现在宋代美学中“韵”的突出。这种消解我们可以通过唐代著名“软舞”《绿腰》(又作《六幺》)的变化中找到足迹。
黄时龙的《虞美人》对宋代的《六幺》舞做了如下描述：
“卷帘人出身入燕，烛底粉y明艳。A鼓初催按六幺。无限舂娇都上，舞裙腰。画堂深窈亲曾见，宛转楚波如怨。小立花心曲未终，一把柳丝无力，倚东风。”
同样是描写六幺舞，但为唐代诗人李群玉在《长沙九日登东楼观舞》中对《六幺》舞进行了如下生动描述：
“南国有佳人，轻盈绿腰舞……翩如兰苕翠，宛如游龙举……低回莲破浪，凌乱雪萦风。”
通过两者的对比，我们不难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宋代的《六幺》舞承袭了唐代《绿腰》舞以舞袖为容和舞姿轻盈、飘逸、流畅的特色，却摈弃了“飞去逐惊鸿”那敏捷昂扬的风貌。也就可以此推论，宋代的舞蹈没有能够很好的承袭唐代以“气韵”为美的审美标准，过于注重了“韵”的突出，“韵”在宋代成了艺术作品最高的审美标准。
在之后的几百年间，中国古典舞都逐渐走向了一个低谷，没有能够有所大的突破。而这一时期，与社会气运相关的“气韵”在唐代以后就逐渐走向了消解。应该说，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这一状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穷途末路，毕竟会直接影响到“气韵”的发展。“气韵”的消解也给中国古典舞带来的不少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明清至民国初，中国古典舞已经谈不上自己的独立性了。它不是沦陷于西方文化的侵入，而是经典失落于自己的民族文化内部。
三、中国古典舞的现代性转变
“气韵”的消解并不是说，“气韵”这一美学范畴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只是“气韵”已经不再作为社会的基本审美标准，表现于人们的艺术创作中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恢复中国古典舞蹈的课题才逐渐成为大家的关注对象。“中国古典舞”这一概念也是由戏曲舞蹈家欧阳予倩提出并得到业界认可的。而这一概念中的中国古典舞已经不再是纯粹的舞蹈了，而是荟萃了我国戏曲、武术、杂技、民族舞蹈并吸收了芭蕾动作的抽象性发展而来的。
中国古典舞的代表作《金山战鼓》以戏曲形象为基础，第一次以舞蹈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作为表现手段，再现了九百多年前南宋名将梁红玉带领两个儿子擂鼓助战，英勇不屈地抗击金兵的光辉事迹。
《金山战鼓》的舞蹈编排上，以戏曲舞蹈为基础，吸取了“起霸”、“走边”等许多因素并按照编导所需人物的性格，以舞蹈的特性加以夸张、变化和发展，使原本戏曲性的动作更加舞蹈化、情感化，不仅在节奏上强调轻重、刚柔、强弱、急缓、松紧的对比，造型上也具有拧、倾、圆、曲的特征，强调动作路线上回环往复的特征，突出了流动连接上闪转腾挪的鲜明民族风格，加强了古典舞特有的节奏变化，从而把中国古典舞的风格和韵律融会贯通在整个动作形态当中，把梁红玉这个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女中豪杰的特有形象准确生动地层现出来。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典舞的现代性转换，也没有离开“气韵”这一美学范畴。
《金山战鼓》在创作中，以“气韵”为审美形态，提出了古典舞的曲线之美，在舞蹈动作上做到了动与静、放与收有机的结合，形成了一套特色的动律，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可以说，《金山战鼓》是中国古典舞现代性转换的一朵奇葩，是传统“气韵”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的古典舞。
关键词：古典元素；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融入
在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不仅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提升，精神层面的文化审美需求也越来越高。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运用了很多西方元素，但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古典元素在各个艺术领域中的运用也在不断增加，将其有效融入到现代环境艺术中，是当前环境艺术领域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现代环境艺术中古典元素的作用
我国环境艺术领域中的文化遗产灿若星辰，如园林设计、传统建筑等，都有着非常有特色的民族文化风格。设计人员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站在现代设计的角度上，对中国古典元素进行全方位解读，攫取其中的经典与流行的西方设计理念相融合，从而创造出既具有现代设计理念，又具有古典艺术元素的作品，在保证作品实际作用的前提下，赋予作品独特的个性与魅力[1]。
1、让环境艺术作品更具生命力
古典艺术元素中的很多内容，都值得在环境艺术作品中充分利用，因此，设计师需要树立起在环境艺术作品中融入中国古典元素的创作理念，在实际设计时，通过现代设计方法，将我国民族、地域、传统等古典特色元素，有机的融入到环境艺术作品中，为中国古典元素的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氛围，进而为环境艺术作品带来更加鲜活的生命力，打造具有中国古典艺术特色的创造模式，对环境艺术设计领域的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2、让环境艺术作品更具含蓄性
含蓄性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特色，所谓“贵不言”，便是对含蓄性最直观的表达，很多艺术作品的美丽都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2]。对于环境艺术来说，其不仅是形态语言，还是一种感性语言；其中既有形象的表达，也有抽象的传递；既有确定因素，又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在对环境艺术作品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重视以境感人，艺术语言的运用不能太多、太直白，要留给受众想象的空间，通过每个人不同的理解而产生不同的感受与意境，这也正是古典艺术元素强大力量的体现。
3、让环境艺术作品更具有和谐性
“天人合一”是我国古典文化中的一个主要观念，其与当前我国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异曲同工，重点都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原本设计思想的不合时宜，因此，需要改变原有的设计思路，运用古典艺术元素，吸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理念，并结合现代环境设计方法，实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当前情况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环境艺术设计开始逐渐走进一个误区，一些设计师对西方设计观念盲目崇拜，不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运用“拿来主义”；也有一些设计师单纯的追求高档材料的运用，没有有针对性的对实际景观运用合理科学的材料，在环境设计过程中欠缺整体性的规划，这些问题都使我国环境艺术作品中的内涵与个性越来越缺乏，古典文化底蕴得不到凸显，未来的发展道路也必然会越来越窄。我国一些环境艺术设计人员对我国古典文化中的传统风水学说存在偏见，认为其等同于封建迷信，在实际设计过程中不想也不会运用，这便导致我国环境艺术设计领域中的理论存在空白处，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很多西方设计理念占据了古典传统文化的地位，很多设计师对西方设计理念盲目崇拜，城市建设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文化与地域特色[3]。因此，将中国古典元素融入到现代环境艺术领域中，已经刻不容缓。
三、现代环境艺术中古典元素的融入
1、复制与仿制
中国古典元素中有很多视觉形象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将这些视觉形象运用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能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情感与思想。也可以将这些古典元素与现代艺术设计理念相融合，保留古典元素中的形态或神韵，加之现代设计中的形式与意味，从而将中国民族气质表现出来。另外，古典图形元素也是在现代环境设计中可以直接运用的元素，将其融入到一个新载体上，可能会迸发出更有表现力的视觉语言。
2、继承与创新
在对现代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继承古典文化中的传统元素，并融合现代审美取向，前者表现的是环境艺术中的继承，后者表现出的是环境艺术中的创新。比较有代表性的便是苏州博物馆，该建筑的设计单位是贝氏建筑，其设计理念便是以传统古典元素为基础，融合现代设计理念，将建筑外部与苏州古城相融合，内部则运用了很多现代化元素，而且两者之间相得益彰，丝毫不显得突兀与不和谐，这便是现代环境艺术中古典元素的完美融入[4]。
3、变异与进化
很多情况下，现代环境设计中无法直接运用中国古典元素，这便需要对这些元素进行变异与进化，以现代设计理念为基础，对古典元素进行重构，将其中的精华部分充分挖掘出来，并找到两者之间的结合点，从而形成具有古典气息的现代设计作品。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充分融入古典元素，是当前的主要发展趋势，但在融入过程中，不能单纯的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挖掘出传统古典元素的精华，并加之现代设计理念，对两者进行有机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出既符合人们审美要求，又具有古典特色的作品。
参考文献：
[1]黄焕义，殷健.探析中国古典园林的造景方法在环境陶艺设计中的运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5，03：188—191.
[2]张小溪，舒芳.古建筑元素在武汉东湖听涛风景区中的景观设计融合研究[J].现代装饰(理论)，2015，06：63—65.
[3]张婉琳.浅谈产品设计中的民族特征——传统元素在现代产品设计中的运用[J].大众文艺，2013，0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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