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学生；消费理念；引导机制
当代大学生在消费方面，较为突出地存在攀比心理严重、消费决策能力差、双重消费理念并存、消费两极化现象明显、理财意识薄弱等特征和问题。面对这些特征和问题，引导大学生养成合理消费观成为必然选择。大学生的消费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支配钱的问题，还关系到如何支配时间的问题。如何合理地安排消费比例，安排消费时间，达到科学合理的消费，对大学生至关重要。构建大学生科学消费理念引导机制，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力量，全方位、多渠道来努力。
一、克服消费攀比心理
科学的消费不是表现为敢花钱，而且表现为会花钱。大学生们不缺少消费的冲动，但往往缺少消费的理性，因而常常发生不自量力、盲目追潮、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显示出理财方面知识和能力的不足。基于这样的现实，对大学生进行理财教育势在必行。
1、树立量入为出的消费观念。针对在校大学生提倡“科学与合理”消费，反对各种形式的过度消费、超前消费等不良消费倾向，提倡“量入为出”消费观念；培养艰苦朴素的节俭消费观；大力发扬理性消费、理，反对盲目攀比、盲目从众的病态消费等盲目的消费理念，是对他们的最佳引导方式。在消费支出总量的前提下，在校大学生要重视消费支出的合理安排，从固定总量中寻找出效用最大化，满足全面发展的要求。
2、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不同方面正确认识自我，克服盲从和虚荣心理，增强自律自主意识，杜绝消费中的攀比、盲目行为；不贪图享受，节制超过自身消费能力的高消费，勤俭节约。通过思想教育，让学生深刻理解节约是一种美德，它不仅仅表现为对社会财富的珍惜，更体现出对广大劳动者的尊重。
3、注重消费实效性。攀比心理、追求时尚的理念使一些大学生忽视现实生活，不合理的消费结构日趋凸显，长此以往，这种生活作风就会恶性循环，损害部分学生和家庭。因此要引导大学生注重购物的实效性，要因地制宜、量体裁衣，在自己能力承受的范围内消费，更不能为了盲目攀比增加家庭的负担，要树立良好的消费意识。
4、提高消费的文化含量。自觉地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价值修养，提高自己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平，对于每一位在校大学生都是一种追求人生完美过程的实践。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青年，应基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和正确认识闲暇消费，自觉追求高层次的消费、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消费，同时要积极追求文化含量，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智力性、发展性消费活动，充实、丰富自己的生活，树立科学消费观，促进身心的健康发展。
二、提高大学生消费决策力
当前大学生在消费上出现过度消费、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观念的盲目化、各种攀比和奢侈浪费、恋爱支出过度等问题，一方面与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有着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也与学校和家庭教育缺乏对学生的正确引导紧密相关。大学生的高消费问题比较突出，各种费用的支出使得他们的每月生活消费居高不下，所以提高在校生的消费决策能力，节制高消费问题，对大学生形成科学合理的消费理念具有重要作用。
1、自身主动抑制。避免高消费，抑制身边的无意消费，大学生本身的抑制作用一方面能够节俭不必要的消费，另一方面对于大学生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有着重要的牵引作用。
2、家长示范作用。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对于孩子的生活和习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大学生的高消费问题中，父母也应以身作则，坚持科学教育子女的消费理念，培养子女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同时，家长要从自身做起，树立节约消费的意识，不向子女灌输“金钱就是一切”的拜金主义和寻求安乐的享乐主义。
3、学校文化与舆论传播。学校要在“两课”中增加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及时客观的分析社会上的消费现象，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心态，帮助高消费者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校园的舆论对在校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也有较大影响，健康的校园消费环境对于学生消费理念的形成有正面作用，要充分利用各类校园舆论工具，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
三、培养大学生理财意识
良好的理财意识不但能够提高自身理财修养，更重要的是对人生的一种规划。作为在校大学生，理财意识的正确与否能从侧面来反映毕业后走向社会的成功与否，这就需要在校大学生强化理财意识，加强理财意识势在必行。然而理财意识的薄弱对于大学生的消费结构和理念起着负面作用，大学生理财意识淡薄的现象比较明显，所以加强理财意识的培养有利于大学生的消费理念转型，有利于形成合理的消费结构。
1、转变大学生的理财观。树立正确的理财观是强化理财意识的根本，经调研，大部分的学生认为只有金融、财会和经济专业的学生才应该学会投资和理财，自己并不需要学习，这种错误的思想意识并不能满足学生理财发展的需要，然而，从步入大学校园到走向社会，每一名学生都要对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料理，所以，在校大学生应学习必要的金融知识和财务管理，培养自己的理财观。经济上的非独立性并不能为你提供“整存整取”，但是可以从“零存整取”的方式来养成攒钱的意识。
2、加强大学生独立理财能力。大学生需要懂得如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就应该具备独立理财、记账和编制预算的能力，这是控制消费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对理财能力的一种培养。社会学者分析指出，21世纪的大学生不应该只有智商，还应该具备一定的财商。财商是正确认识和应用财富及财富倍增规律的能力，是人作为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的生存能力，是实现成功人生的关键，只要具备了较高的财商，就能在今后的事业中游刃有余，人脉旺盛，机会自然也就接踵而来，对财富的渴望就有可能变成希望，变成现实。所以，提高大学生独立理财的能力成为培养大学生理财意识的必然选择。
四、建立“学习型消费”理念
1、加强对学生消费心理的研究。就目前来看，多数高校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缺乏研究。只有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实际行为才能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近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科研条件、人员配备等原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特别是大学生消费方面的研究更是欠缺。据了解，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题材的理论成果被收入中国学术期刊的寥寥无几，由此可以看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没有对大学生消费心理和行为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两课”教学中对大学生消费观的教育指导力度不够。由于对大学生的消费心理和观念缺乏全面客观的了解，加之课程设置等因素，与人生观、金钱观、国情观等思想观念紧密相关的消费观的专题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没有充分开展，从而难以给予大学生真正有效的指导。良好的消费风气应该成为校风建设的重要内容。良好校风是师德师风、教风学风和学生学习、生活作风的有机组合，而学生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则是体现学生生活作风的重要方面。高校校风建设应该遵循育人为本的原则，培养和塑造大学生健康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良好的消费习惯一旦养成并得到加强，就会对良好校风的创建起到推动作用，并逐渐形成“校风助学风”的良性循环。因此，高校应当把大学生良好消费心理和行为的培养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展校园文化活动时设计有关大学生健康消费理念的专题活动，以健康的消费心理和行为促进良好生活作风的养成，进而促进良好学风、校风的巩固与发展。
2、树立“学习型”消费理念。作为在校大学生，四年的本科生涯如此短暂，同时这段时间也是学生学习的大好时机。对于在校学生来说，当前的消费理念是注重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不是更多的去追求享受型消费，首先要在保证身心健康的基础之上选择更多的消费方式。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巨大的就业压力，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是每位在校大学生和学生家长的迫切心愿，用人单位的挑剔成为选择学生就业的门槛，所以高学历和技能成为选择的标准，这就迫使在校学生去考研、考取证书、参加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以提高自我素质修养。发展消费理念不仅可以提高大学生的自身素质和能力，还可以增加大学生就业机会，为选择好工作奠定基础，符合在校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因此，建立以学习型消费为中心的的发展理念是每位在校学生的必经之路，也是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期待。
五、发挥学生社团的引导作用
学生社团活动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在帮助学生完善知识结构和培养实践技能、提高综合素质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新形势下有效凝聚学生、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活动的重要组织动员方式。同时学生社团作为在校大学生开展和组织活动的必要场所，为大学生的平日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大学生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问题也可以作为社团活动内容，通过社团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辩论赛，来探讨消费结构对大学生自身素质修养问题，也可以通过宣传海报、展板等形式让众多的学生了解如何制定消费计划等知识，并鼓励自己去实践，以帮助广大同学形成合理的消费理念，深化对消费观的认识。社团还可以通过一带一的形式组织各种模拟实验对在校学生进行模拟，到学期末开展优秀表彰活动，这些都能对科学消费理念和合理的消费结构产生带动作用，并使这种效果得到升华。校内之间的对比以及良好消费观的形成可以扩展到与校外的比较研究，横向和纵向的比较更能让学生体会到自身的不足与优势所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社团活动的开展一方面能充分发挥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比较成熟的同学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社团开展活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能够在部分程度上帮助没有形成合理消费结构和消费理念的同学扭转消费观，弥补不足，对以后的消费观产生正面影响。最后充分利用校内大众传媒工具，引导高校消费舆论，培养合情合理的消费习惯、消费理念和科学的消费观，促进大学生的合理、适度消费，提高大学生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在校园内形成良好的消费舆论，为大学生消费行为提供正确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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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消防部队 财务 内部会计控制
中图分类号：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4-180-03
一、绪言
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有一定的目标，会计工作也不例外，部队会计作为部队的一项经济管理活动，它的总体目标是维护部队经济秩序，提高社会效益，使部队的财力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这一目标使整个部队会计理论体系和部队会计实务都建立在部队会计目标之上，它对会计要素的定义和分类、资产的确认和计量、会计报表的体系和提供会计信息的范围和质量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消防部门的财务会计是随着消防部队的产生和发展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的专业会计，在长期的实践中，不论是在会计理论还是在会计实践或理论与实践结合上，都取得了进展，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规范的会计理论和方法体系，但在具体应用上，还没有体现控制的重要职能作用。
消防部门的目前的会计工作更注重其核算功能，未能完全发挥管理的基本职能，在控制风险与监督管理方面，主要加强的是审计方面的事后控制，其最大的不足在于很难做到对消防部门的业务活动进行即时监控，因此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制度建设。从目前的会计制度的发展来看，开展会计的事中控制最好的举措就是加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设。
我国的武警消防部队担负着城市的消防监督管理、火灾扑救和抢险救援等任务，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保护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市级消防支队为例，一般设有司、政、后、防四个职能部门（其组织机构形式见图1a），下属数十个消防大、中队和其他直属基层单位。会计机构属于后勤编制序列，组织领导和直接从事本单位的财务工作（其人员机构形式见图1b）。
笔者在本文中拟针对平时消防部队会计实践工作中内部控制的不足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建设的措施建议。
二、内部会计制度的含义
人们研究内部会计控制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在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丰富了其自身内容，体现出会计的管理作用。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会计内部控制就是管理工作的基础，支持管理部门实现经济业务活动有条不紊和高效率进行，保证经济业务合法，资产安全完整、会计信息准确，从而最终保证组织目标合理实现。
从属性上讲，内部控制属于微观经济管理学的范畴。内部控制的主体是实施管理单位的内部人员，是内部控制系统的组成部分[本文讨论的是消防部队（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及单位负责人]；内部控制的客体是单位内部的各项活动，是单位在实施管理中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保证主体实现管理目标，实现人与物的最佳组合。
三、消防部队财务会计活动的特点
消防财务管理体制基本上分为公安部消防局后勤财务机构、各省总队财务机构、市支队财务机构，以及支队下辖的大队或中队基层财务机构四个层次。公安部消防局后勤财务机构负责制定全国消防部门年度预算与决算，制定消防财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及统一办理经费的划拨、收支等工作。省总队根据公安部消防局统一制定的规章制度，制定适合本单位的补充规章制度；审查各项预算和下属决算；实施各项财务监督及综合报告本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办理下级经费划拨等工作。地级市消防支队的财务部门，属于上述四个层次的第三层次――支队财务科，主要是组织实施对各中队的经费供应；根据总队的统一要求，制定适合本单位的补充规定，及时上报各项决算；实施对下辖各基层单位的财务监督，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执行地方财经制度。大队、中队财务一般不单独设立一级财务机构。
消防部门具有独特的经费来源渠道，其自身建设和完成各项业务所需经费保障，内容繁杂、项目繁多其经费来源分为三个渠道(图2)。
1.武警军费。武警经费大体分为生活性费用、公务性费用、事业性费用及建设性费用，主要保障官兵的工资、津贴、被装、伙食等开支。
2.地方事业费。地方事业费是地方财政部门为保障消防部队完成防火工作、业务训练和灭火战斗、抢险救援任务而拨付的预算业务经费，由市财政局直接拨入，并受其监督，支出主要用于装备器材费、宣传费、房租水电等公务费及其他业务经费需要。
3.行政事业性收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是消防部门行使政府权力及开展消防宣传培训等工作而获得的预算外经费，主要用于培训工作费用、补充业务经费的不足及购置大型消防车辆、现代化消防器材的需要，其开支同样受市财政部门的监督。
财务科的会计业务，其主要工作之一就是针对消防支队的资金活动情况而进行的，其工作任务是控制资金的拨入、收入、上缴、支出、拨出、偿还等流转过程（业务流程见图3）。
根据数年消防部队会计工作的实践和深刻体会，笔者感受到，由于消防部队的业务职能兼有部队的值勤战备特性和防火的政府管理职责，这导致其在会计工作中有许多区别于普通地方单位会计工作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消防部队的会计管理有独立统一的体系，上自公安部消防局后勤财务部门，下至省市财务部门，逐级实施业务管理，形成一个整体。
2.消防部队经费来源列入国家财政拨款部分，就消防部门的性质和经费开支用途来说，它具有军事消费性，但国家财政不列入国防费支出，而是按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形式，在国家行政管理费中列报。从地方财政取得的业务经费，需按地方财政的要求进行管理和反映。
3.消防预算经费统一归口公安部后勤财务部门，对国家财政部发生经费领报关系，省总队、市支队等都不与国家财政部发生领报关系；国家财政部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国家预算，将经费拨给公安部后勤财务部门，然后再按消防部队财务供应系统逐级下拨。经费开支后，自下而上逐级编报决算，进行核销。
4.消防部门需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和重特大火灾，这些任务在年初编制预算时无法预料，将直接影响经费预算执行情况。
四、××市消防支队内部会计控制上的不足及其分析
依据数年消防支队会计工作的实践，笔者认为目前消防部队内部会计控制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缺少可以全面把握部队行政经费和地方业务费资金结构的预算管理员岗位。从××市消防支队的财务人员机构图（图1b）可以看出，财务科没有可以全面把握部队行政经费和地方业务费资金结构的预算管理员岗位，导致其会计管理职责不明，最直接的后果是预算指标的执行不够严格以及经费使用的效果不够最优化。例如消防支队在××年增建××消防中队，需要配备一系列配套消防器材共需资金×××万元，由于同期预算指标没有下达这个项目，在紧急向财政部门追加预算指标的同时，为保证××中队及时投入值勤战备工作，缓解该地区消防战斗实力紧张状况，决定由行政军费中的人员经费暂借该款，该追加指标在次年下达并执行，致使行政军费中的人员经费产生赤字。该案例反映出财务科目前组织结构的局限性，如果设立了负责把握会计管理工作全局的岗位，就可以协调地方事业费和行政军费的开支，在年初制定预算时，通盘考虑经费使用，将部分可以在行政军费中支出的项目进行支出，就可以避免这类情况发生。
2.经费管理上的规章制度不明确。表现在部分经费支出上存在随意性，尤其是在下属的消防大队经费开支上表现更为突出。例如根据工作需要，××市消防支队的各下属大队已设立独立的账户，同时规定大队部分经费可以在支队财务科列支，但规定中未明确列支经费的具体范围，这给大队经费的使用造成制度上的漏洞，将可在大队账户支出的项目在财务科核销，加重了财务科的资金紧张程度，影响消防支队整体业务建设的经费需要。
3.内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会计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真实有效的会计信息，以便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据此作出有效的决策。当财务管理上缺乏有效的监督情况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出现失真的会计信息，从而造成政策制定的失误。消防支队在会计信息失真方面主要表现账实存在一定的不符情况，例如财务科曾对下属的某基层中队进行年审，在审计过程中发现，该中队伙食账在6月份的一笔购买副食款上，存在账簿与原始凭证合计金额不符。随后在接下来的审计当中，发现多笔类似记录，经过询问调查发现，是司务长利用一人同时管理账簿和钱款的机会，多计支出，并将多出的现金占为己有。该案例反映出，由于基层的财务活动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缺乏不相容职务分工，导致实际结存现金的信息失真。
总结以上方面的不足，其归根到底的原因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内部控制体制不顺。主要表现在：岗位设置和人员配置不合理，会计人员兼职过杂，职责不明，内部审计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
（2）内部控制制度存在不全面或有关内容不适用的情况，致使遇到具体问题时，过于强调灵活性，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失去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
（3）会计管理应立足于全局的观点，从整体利益出发来实施控制活动，这部分工作需要单位的主管领导来完成，但在目前，会计的管理作用还未得到领导的足够重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制定与完善缺少单位决策层支持。
五、如何加强消防支队的内部会计控制
内部会计控制是对会计的基本业务进行有效管理，在制定和执行这部分内部控制制度的同时，有必要加强会计制度检查及内部审计对其的促进作用，具体的措施建议如下：
1.优化财务机构。合理的组织分工是保证经济业务按章运行，提高经济效率，增强会计数据可靠性的重要条件。按照财务归口，即财务基本业务统归后勤财务统一核算的原则，可以对××市消防支队的财务机构及岗位设置进行优化（建议可以按图4进行优化），合理配备财务工作人员，严格区分其职责分工，明确工作任务。
（1）增置专职审核员岗位，其职责是：监督基层建账单位的财务制度执行情况，并提供基层的会计信息；组织实施对基层财务人员的会计业务培训；管理消防支队财务科的财务档案。
（2）增置专职财务管理员岗位，财务管理员职责主要是通过会计员提供的会计信息，为财务科长的进一步决策服务，具体工作为：分析经费使用效果，提出经费使用改进建议；分析预算执行情况，编制预算和决算；对基层的财务信息进行分析，提出基层财务管理改进方案。在人员机构上增加专职审核员和预算管理员的岗位，可以挖掘会计的管理功能，而不仅仅局限于核算功能，从制度上保证财务上的内部会计控制功能。
2.加强预算控制。
（1）在预算安排上要分清轻重缓急，保证重点，兼顾一般，即在集中财力保证重点的同时，还必须适当安排一定财力，兼顾一般项目的支出，使消防部门的各项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保障。
（2）贯彻消防工作的发展目标，发挥经济最佳效果，解决供需矛盾；同时，通过经费的合理分配，保证各方面的需要，节约开支。
（3）编制和执行预算应力求统筹安排，综合平衡，克服预算中的盲目性，加强计划管理。
3.加强职务分离控制。基本要求是将现金收支业务与记录业务人员的职务分离，即要求由不同的人员或部门分别担任这些职务。具体来看，消防支队财务科是本单位财务收支的管理部门，负责票据购领、发放及保管，负责向财政部门报送预决算及执行财政部门批准的收支计划，负责财务管理制度的制定和监督，各级消防支队职能部门及下属单位负责具体的现金收支工作，按照财务科制定的规定办理现金收支；在财务科内部，进行职务分工，会计负责报送及执行预决算，记录总账和明细账，及票据管理；出纳负责及时缴款和收支款，发放票据；各级消防大队和中队，其现金收支操作人员和记录业务人员都要做到职务分离，避免出现类似前文出现的司务长利用一人同时管理账簿和钱款的机会多计支出、占有公款的情况。
4.加强职责分工控制。以消防支队的购置车辆、器材为例，由于城市建设发展导致消防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的需要，近年购置大型车辆、器材增多，而财务人员由于其专业和工作的特性，不可能全面了解付款业务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因此，有必要进行职责分工，各施其职，加强管理。具体操作上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总体把关，由消防支队领导进行单位建设发展进度的考虑，支队分管财务的副队长和财务科长进行本年度预算的调整与执行；二是业务归口，由下属各大队的领导负责购入设备的分析论证，确保付款的执行效果；三是财务部门的监督作用，消防支队财务科需监督付款的可行性、真实性与安全性，负责实施支队长和财务分管副支队长的意见，审核业务的真实性，防止贪污挪用，负责核算与监督执行情况及付款与追缴。三个层次相互补充，相互制约。
5.其他控制措施。
（1）执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时，消防支队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制度规定，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即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应上缴同级财政专户，支出由同级财政部门按核准的预算计划，从财政专户中拨付支出。
（2）财务支出要有健全的审批手续，对于不同额度的支出，制定不同的审批程序，如对于日常消耗，经财务科长审批，对于大型消防装备的及消防救援车辆购置，应经支队党委研究，并由财务分管支队长和财务科长共同审批方可执行。
（3）财务科要加强对基层的财务监督访查，对检查出的问题下发《财务整改意见通知书》，并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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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理财教育的实施和开展迫切需要高校、家庭和社会三方的相互配合，而且优化理财教育方法和选择切实可行的实施途径对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至关重要。本文阐述了大学生理财教育的具体实施途径，构建一条高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理财教育的实践路线。
［关键词］ 大学生；理财教育；三位一体教育
大学生理财教育是当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新内涵，其有效实施急需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密切配合，既需要三方在理财教育的实践中发挥各自的积极作用，也迫切需要三者的协同效应。学校理财教育的优势在于它的系统性、组织性和计划性，而且在学校开展理财教育既经济又有效，是大学生理财教育的主阵地；而家庭则是大学生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物质金钱的场所，父母是大学生认识和学会理财的启蒙教师，对大学生进行理财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社会是一个不可缺少和不可替代的实践场所，社会力量组织的理财教育，特别是社会金融机构组织的理财教育的实用性特别强，容易引起大学生的浓厚兴趣。因此，如何优化理财教育方法和选择切实可行的实施途径对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和消费观尤为重要。
一、通过校园文化建设加强大学生理财教育
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学的校园文化建设。而高校的校园文化是学校本身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由于学校是教育人、培养人的地方，因而校园文化一般取其精神文化之含义。即学校共同成员在学校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包括学校最高目标、价值观、校风、传统习惯、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在内的精神文化，以及校园建筑、校园景观、绿化美化等物质文化，其中以精神文化为第一要义。因此，校园文化是师生精神风貌、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学校发展的独特理念与发展特色，可以说，校园文化是一所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品牌，在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培养大学生理财能力方面已经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高校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应着力通过多种途径对大学生实施理财教育：
1.确定理财教育目标，建立理财教育人才队伍
学校理财教育的目标与内容应该与高校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阶段和水平相匹配，不能等同于成人的理财教育，其显著特征是它的基础性。基础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学校教育对象处于知识、技能和人格等各方面发展的基础阶段，而实施作为整体教育组成部分的理财教育，对于大学生人格的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二是理财知识的积累、理财技能的发展应该是一生的追求，而且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中的理财实践，在高校所接受的理财教育对于大学生毕生的理财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而言具有基础性。为有效实施理财教育目标和内容就要建立一支高效、精干、稳定的理财教育队伍。大学生理财教育队伍可以由党政人员、思政人员、大学生辅导教师、班导师、金融机构特派员和一些理财能手等组成，建立理财教育研究中心和科研所，周期性地实施理财教育。
1.延伸课堂教育，开设理财课程
高校教务处可以为所有专业的学生开设财务管理课程，作为选修课程并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使广大学生了解必要的理财知识和技能。课堂教育是大学生获取知识和接受思想的主要渠道，高校可以与时俱进，开设《理财学》、《创业常识》、《消费经济学》、《消费伦理学》等经济类的选修课，这些课程既有一定的知识性又有实用性，颇受大学生的欢迎，通过这些选修课的开设和老师的讲解，系统地向学生介绍个人理财和财富道德的理论知识，同时将理财教育与大学生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密切相联，强化教学的针对性。
3.加强大学生心理调适工作，建立消费健康档案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出现入不敷出、借贷高筑等不良消费，容易造成大学生心理失衡和心理畸变。学校应该及时地发挥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辅导的积极作用，通过专题讲座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方式，对大学生在消费行为上存在的不良心理实施矫正，帮助其摆脱不良心理因素的困扰，同时将各个年级和不同专业的大学生的心理调适工作做好详细记录，建立大学生的健康消费档案，为大学生的理财教育提供有效的数据库。
4.开展课外教育，丰富理财活动。
大学生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各类社团、各种组织活动多种多样，通过开展这些课外活动，也是传播理财知识和进行财富道德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高校充分发挥各种社团的作用，开展以消费、理财为中心内容的教育活动，如开展理财道德规范和理财知识的竞赛等，使大学生了解科学的消费观和理财知识。通过开展消费指导和以理财教育为主题的具体活动，让大学生积极参与到以消费、理财为中心内容的教育活动中来，自觉主动接受消费伦理观、消费道德观的教育。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网、广播电视台、校报、宣传栏等传播媒介的功能，形成科学、合理、健康理财的舆论氛围，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理财教育，形成科学的理财观和消费观。
不可否认，校园文化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校园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就在于创设一种氛围，以期陶冶学生情操，构建学生健康人格，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渗透大学生的理财教育是一个颇具意义的思想教育活动。
二、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渗透大学生理财教育
我国作为世贸组织成员，未来的高速发展急需培养具有国际化素养的现代人。作为培养人才的高校，理当让大学生树立在市场经济中的理财意识，使他们在实践中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财道德观念。因此，高校应该以思想政治课为主阵地，拓展教学内容，开展理财教育。首先 ，将理财观的内容纳入到思想道德修养课中，将理财教育与大学生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紧密相联，强化教学针对性，提高思想道德修养课的实效性。在思想道德修养课中，着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觉悟，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地认识金钱、使用金钱，自觉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蔓延。同时，在道德修养的教育过程中对大学生加大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诚实守信等传统美德教育的力度，使大学生学会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其次，心理健康教育也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延伸。目前不少高校都在大学生中开展了心理健康教育，可以结合学生的心理解困问题，教育和引导大学生树立起正确的理财观。对家庭贫困的大学生，要鼓励他们穷则志坚、勤俭自强，努力拼搏，力争上游的学习精神；对家庭富裕的大学生，要教育他们富而不显、厉行节约。最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理财观，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解决目前大学生理财失范的又一准则。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85周年会议上（2007年5月4日）对青年大学生提出了“四个新一代”的要求，其中就有“开拓进取、艰苦创业的新一代”。在新的时代，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好传统永远不会过时，而且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传统的节俭观重在珍惜劳动财富，是“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而新世纪的节俭观不仅仅要珍惜劳动创造的财富，反对财富浪费，还要珍惜资源，反对浪费资源，避免过渡消费，并有效地对大学生实施科学理财、可持续性消费的教育。这样可以使大学生正确制定收支计划，量入为出、合理开支、降低成本、科学消费以获取最大收益；也使他们懂得合理的消费也是一种投资，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大学生的理财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思想问题。思想左右人的行动，行动改变人的命运。因此，改革政治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拓宽理财教育的内涵，把理财教育真正地作为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营造良好的社会消费环境，培养大学生正确消费意识
每个大学生都生活在社会之中，其行为和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影响。目前，社会上一些商家善用大学生不成熟的消费心理，专设赠品或给抽奖机会来吸引大学生购买他们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除此之外，电视、网络、报刊杂志以及其它新闻媒体等的铺天盖地的“广告轰炸”，让大学生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另外，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如请客送礼、吃喝玩乐、走后门等现象对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产生了不良影响。大学生正处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费观和理财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可塑性极大，自身的免疫力弱、自我约束力差。很容易受不良社会风气的腐蚀。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消费的社会环境，而消费的社会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校园外的社会环境，另一个是校园内的消费环境。因此，在大学生理财教育过程中，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环境，应该呼吁全社会公民行动起来不断净化消费环境，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可以长期信赖的理财实践的好环境。一方面，我们应该净化校园外的环境，尽最大努力避免社会上不良的消费风气侵蚀大学生的心灵，建社会上的高消费的宣传坚决于校园外，为大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社会消费环境，积极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和适度消费观，减少那些误导大学生消费的虚假广告，通过社会舆论和传媒宣传的引导使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大力营造和谐的校园消费文化，净化校园内的消费环境，提倡勤俭节约，反对奢侈浪费。多采用生动鲜活的例子开展直观形象的消费教育，引导消费舆论。同时，以班、组为单位开展科学的理财观、消费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财意识、消费意识和道德意识，使适度消费和科学消费的理念深入人心。此外，学校还可以不定期邀请相关金融行业的专家给大学生进行讲座，介绍一些最新的金融产品及其在理财活动中的应用，介绍一些先进的理财理念、理财方法，使大学生能够有机会了解最新、最前沿的理财知识和技能，使大学生在学生时代及走向社会的理财活动能够与时俱进。
四、优化家庭理财教育方式，培养大学生理财能力
家庭是大学生生活、学习和成长的主要环境，对大学生的消费意识和理财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大学生实施理财教育活动千万不可忽视家庭的重要作用。大学生基本接近成年，具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家庭对大学生的理财教育应该着重做好引导和启发作用，不能够停留在琐碎小事上，否则极易引起大学生的逆反行为。父母应该经常与身为大学生的小孩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和分析理财事宜，以朋友式的方式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理财理念。适当之时，父母应该主动与孩子谈论一些涉及生活、学习和未来事业发展的问题，有意识地教育孩子一些日常理财的知识和技巧。其实，大学生的理财观，绝大多数与家庭的理财观和家长的态度有密切关系，家长对其子女的理财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学校有关部门应强调家长的配合，做到有计划、有节制地供给各类费用，有效地遏制大学生乱消费。在家长的密切配合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大学生的理财能力。
五、注重大学生理财的实践教育，发挥金融机构服务作用
大学生的理财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知识和技能，其理财教育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因此，大学生的理财技能的培养应该包括理财情景教育，实际操作训练和理财氛围的营造等，主要以实践教育为主。实践教育是培养和提高理财技能的重要方式，也是培养大学生思想品德和高尚情操的主要措施。现在，高校必须充分重视理财教育，加大理财教育所需软硬件的基础设施，鼓励大学生采取参与网络虚拟投资，进行模拟投资操作，个人资金账户管理等方式进行课程实践，适当鼓励学生拿生活费进行理财实践活动，获取理财的实践经验。高校还应该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自行实施理财活动，通过实践教育，可以加深同学对财富增值的理解，熟悉各种投资品种，便于从个人理财规划开始，对自己的财富进行归类组合，找准投资方向，规避风险，按期进行损益评估，获取理财经验教训。另外，高校要联合金融机为大学生的理财教育实施定期或不定期的理财知识和技能的讲座和宣传，而为个人理财服务的金融服务机构在开拓个人理财业务，获取利润的同时开展教育投资者的公益活动。这些公益活动包括：（1）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合作，由专业人员和投资者在互联网上实施定期讲座，探讨相关个人理财的棘手问题；（2）举办一些针对大学教师、大学生、新闻工作者的理财教育活动并向他们发送理财知识和投资知识的宣传手册；（3）在网站上专业化地为大学生专门开设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的理财教育课程，并采取一对一网络咨询活动；（4）除了与大学合作外，还积极发挥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和经济实力，开展面向社会的理财教育活动，提高大学生家长们的理财能力。同时，金融机构还需要密切联系中小学，建立青少年理财教育基地，编制针对中小学师生的个人理财教材，举办免费的教师培训班，推广中小学理财教育的教学指南和课程计划，为高校大学生理财教育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可见，高校大学生的理财教育工作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内容，需要有效结合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作用，才能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和消费观，才能具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毫无疑问，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高校理财教育的不断完善，大学生的理财意识会逐步增强，其个人理财能力也会越来越高，也必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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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给消费者在日常生活支付手段、投资理财渠道等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和信任、感知风险理论，从消费者角度，结合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本质特点来构造概念模型，解释消费者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为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产品；技术接受模型；信任；感知风险；使用意愿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产品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引起了高层管理者、传统金融机构和相关研究者的高度关注。例如，2013年6月13日，国内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和天鸿基金合作的创新支付+投资类产品——余额宝上线。至6月底时，余额宝用户突破250万，规模达66亿；9月初其规模已近500亿元，天鸿货币基金在余额宝用户爆炸式增长的推动下，一跃成为目前中国用户数最多、甚至是规模最大的公募基金。余额宝的成功，也激起了更多的基金从业者拥抱互联网金融，产生了众多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产品。
天鸿货币基金的《余额宝运行一周年数据报告》显示，截止2014年6月30日，人均拥有余额宝金额为5030元，表明其依然是资金量不大的用户。余额宝用户在二季度突破1亿。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尝试民众很多，说明国内理财需求的空间很大，传统金融机构没有覆盖的客户通过互联网金融得到理财服务。另一方面，相对支付宝的注册用户数量8亿（截止2013年7月）而言，余额宝的用户数量还有待提高；而且对个体用户而言，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平均投资额度较小，说明了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采纳程度还有待提高。
如何扩大互联网理财产品的受众，提高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采纳意愿，有必要对影响消费者采纳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因素进行探究。文章以余额宝类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并且以余额宝为示例，为以后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发展以及传统金融机构的创新可以提供思路借鉴和理论指导。
1、理论基础
1.1 技术接受模型
技术推进理论是金融创新成因的代表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新技术革命的出现，特别是计算机、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证。互联网金融产品和传统金融产品的主要区别在于销售渠道和产品的创新，金融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消费者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渠道从传统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扩展到互联网、移动终端。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接受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金融需求，还取决于对互联网、移动技术这种交易方式的接受。TAM是David（1989）和David等（1989）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和理性行为理论提出来，用以解释用户对新技术的接受行为。由于模型结构简单和各种实证研究对其价值的证实，被广泛用于研究对各种信息技术的采纳，也延伸到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互联网金融情景。
1.2 信任理论
互联网金融情景下，由于消费者和网络零售商之间的时空分离，以及网络设备的不可预测，使得在线交易产生了隐含的不确定性。信任在包含未知风险的交换关系中起着核心作用。特别是在网上购物环境中，信任尤其重要。缺失信任的网上交易和网络供应商的是电子渠道市场渗透的重要阻碍。此外，研究表明，信任对用户愿意从事有关金钱和敏感个人信息的网上交易有重大影响。对商家的信任是消费者进行网上购物的重要前因。此外，用户通过长时间积累起来的对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信任会影响其对同一渠道内另一种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信任。在淘宝、支付宝进行过交易从而对支付宝信任的用户更愿意在支付宝客户端进行余额宝的体验。已有研究发现消费者信任会降低客户开发成本和交易成本，促进口碑传播，提升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刺激重复购买行为。
1.3 感知风险理论
Bauer引入感知风险这个概念，并且把感知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和相关结果严重性的组合。Featherman等把感知风险模型扩展应用到新兴的信息技术情景下（例如移动支付），用实证研究检验了互联网情境下对电子服务的感知风险的七个维度的影响，包括操作风险、财务风险、时间风险、心理风险、社会风险、隐私风险和整体风险。
余额宝是支付+投资类金融产品。第三方支付设计的用户众多，操作频繁，任何操作失误、系统设计不当或蓄意事件（如攻击或滥用信息及程序）等都有可能带来风险。用户在第三方平台上注册以及进行交易的时候，用户的身份信息。账户资金信息、交易信息以及认证信息等，已经被记录和保存在第三方支付的数据库中。如果第三方支付平台对用户信息的安全保护不到位，则很容易造成用户信息泄露。这些风险会产生用户隐私泄露或资金盗用等问题。易观国际在《中国第三方网络支付安全调研报告》显示，用户在网络支付过程中由于木马、钓鱼网站和账户、密码被盗的原因带来资金损失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4%、33.9%。另一方面，余额宝所对接的是货币基金理财，虽然历史上货币基金的收益比较稳定，但是不排除会有资金损失的情况。这些都是消费者在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时可能感受到的风险。
2、研究分析
这篇文章在技术接受模型、信任、感知风险理论的基础上，从消费者和互联网金融产品角度，结合消费者个人特点和产品特点构建了消费者互联网金融产品使用意愿模型，模型如图1所示。
2.1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显著影响消费者使用意愿
TAM中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是决定使用意愿的两个主要变量。余额宝是第三方支付平台推出的理财+支付产品，作为一种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具有理财功能，另外，还可以随时随地用于支付宝的购物付款，集理财、购物等功能于一体。而关于余额宝的相关操作都是通过电脑或者手机来完成，需要使用者具备一定的电脑、手机操作技能。这种情景下，这篇文章将“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感知有用性”定义为用户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满足自己的理财需求的程度；“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感知易用性”反映了用户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操作体验，定义为，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容易程度。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程度越大，消费者使用意愿也更强。
2.2 信任显著影响消费者使用意愿
余额宝本质上是天弘基金旗下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市场基金，天弘基金本来名不见经传，但是通过和支付宝合作，把余额宝内嵌在支付宝体系里面，借助支付宝的影响力，降低客户开发成本。不论支付宝选择与何种基金合作，支付宝用户都会有意愿进行尝试，可见，出于对支付宝的信任，是消费者使用余额宝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也是众多基金公司和已经沉淀大量客户的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篇论文定义的信任是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产品提供平台的信任，而且信任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意向有显著的正面影响。
2.3 感知风险显著影响消费者使用意愿
依据余额宝的应用情景，定义感知风险为：使用余额宝带来的经济损失、心理压力、操作不当等不好的后果和可能性。并且从四个维度来划分感知风险：安全风险是指由于操作、安全问题等引发的经济损失可能性；隐私风险是由于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用户失去对个人信息控制的可能性；心理风险是指由于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而使自己处于担心状态、遭受精神压力的可能性，比如担心自己账号被盗信息泄露资金不安全；功能风险是指投资互联网金融产品可能带来的损失风险。
当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感知的风险越大，使用意愿越弱。减少消费者感知风险是促进消费者使用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主要途径。比如在支付过程中提供各种安全工具，提供保险服务；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风险进行披露等。
2.4 个人特点和产品特点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风险
消费者的个人特点风险偏好和理财知识对消费者的感知有用性和感知风险有影响。风险偏好是指消费者有规避或者追逐风险的倾向。Chen和He在B2C电子商务环境下证明，消费者对相关品牌的知识越丰富，消费者感知到的风险就越低；而且消费者风险偏好越高，感知风险越低。也就是说消费者拥有的理财知识越多，对理财产品越了解，那么感知到的风险相应地就会降低。而理财知识越丰富的消费者在判断一金融理财产品的时候，比理财知识匮乏的人更了解自己的理财需求，也更清楚产品的有用性程度。
理财产品形式多样，但都可以从收益率、流动性、风险性和投资门槛4个主要指标来衡量。余额宝类的互联网金融产品具有收益率较高、投资风险低、流动性强、投资门槛低等特点。可以很好的满足消费者的理财、购物、变现等需求。理财产品的这些特点是消费者有用性感知的前提。另外，余额宝是金融产品的属性，本身就存在相应的投资风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消费者的风险感知。
3、结论及建议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金融平台、消费者的参与。对互联网平台而言除了应加强互联网安全，注意保护消费者隐私和资金安全，还应该注意金融理财产品的风险控制，同时可以对消费者进行理财知识宣传，促进其理财意识。对于消费者而言，提高理财知识、风险意识，权衡收益率、风险性、流动性以及购买平台等各种要素，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监管方面，监管机构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真空地带，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对余额宝类金融创新进行引导和规范；应不断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建设，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有效落实。通过行业自律和监管双管齐下，营造良好的互联网金融环境，也可以增强消费者对投资环境的信心，对投资平台的信任，促进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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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支出；城乡居民消费； 动态影响；时变参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4-0015-06
Abstract： Using the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private consumption. From the total perspective，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has the positive effect on consumer spending，but the effect become weaker than before，and the overall trend appears the inverted L shape.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economic construction expenditure has always suppressed private consumption， the role of social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becomes strong， and the role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expenditure on consumption becomes negative. There are som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se three type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on all residents， urban residents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government expenditur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ynamic effect；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1相关文献回顾
关于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的关系，不同经济学派的观点大相径庭。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增加政府支出可以通过乘数、加速数原理对国民经济起到倍增的刺激作用，带动居民收入增长，从而刺激居民消费，因此该学派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一些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Blanchard和Perotti运用美国经验数据构建了SVAR模型，以分析二战后的美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认为政府购买性支出增加刺激了消费[1]；Athanasios Tagkalakis运用1970～2001年19个经合组织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发现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更能刺激私人消费[2]。但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则认为，在完全理性、消费期界无限和资本市场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债券融资与征税的影响是一样的（李嘉图等价），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也有实证研究支持这一观点：Aschauer采用永久性收入的方法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替代关系 [3]；Ahmed在跨期替代模型中发现英国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挤出了私人消费[4]；Tsung wu Ho用1981～1997年面板数据对经合组织24个工业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5]。
近十年来，为了应对内需不足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刺激措施，因此扩张性财政支出在拉动内需上的有效性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较早的实证研究以政府支出总量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主：谢建国、陈漓高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就长期而言政府支出则会完全挤占消费支出[6]；李广众基于消费者最优消费选择欧拉方程，推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实证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为互补关系[7]；陈太明基于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结果一致表明，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中国的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都具有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会导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果大打折扣[8]。近期的研究则转移到了政府的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官永彬实证分析表明，在政府支出结构层面，政府投资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长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引致效应，而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出效应[9]；苑德宇使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分类财政支出的居民消费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科教文卫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挤出作用，经济建设支出对居民消费的作用微弱[10]。
以上的文献回顾表明，已有文献在政府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研究方面，由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结果差异很大。同时已有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首先，总量研究较多，考察不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较少；其次，由于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相同性质的财政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影响不同，已有研究在这方面考虑欠缺；第三，不少实证研究局限于利用具有固定参数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静态分析，没有考虑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其结论解释力不强。本文从我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出发，将政府支出划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并选择时变参数模型，从动态演化的角度分析政府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以及分别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
2理论模型设定与计量模型选择
2.1理论模型设定
居民有效消费函数是一个关于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的函数，国外学者如Bailey、Tsung-wuHo等都假设它是一个线性的有效消费函数，即C*t=PC1+θGCt，C*t为居民有效总消费，它包括人均实际消费PCt与人均实际政府支出GCt两部分，参数θ为表示人均实际消费支出与人均实际政府支出之间的关系系数。
其次，所有的α2t的值都为正，说明政府在社会文教方面的支出对居民消费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系数在1986～2000年之间在0.2～0.6之间低水平波动，2000～2011年增长较快，从0.57增加到1.14，这表明最近十多年社会文教支出大幅度增强了居民消费意愿。社会文教费是指国家用于文教卫生、科学研究、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政府增加该项支出相当于间接提高了居民的收入水平，消除了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减少了强制储蓄，增强了消费预期。据统计，1978～2000年社会文教支出大约占政府支出比重的四分之一，远低于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开支比例。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1992～2000年），以前在计划经济时期享受的相关福利待遇被相继取消，教育、医疗和住房等领域被推向了市场，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在其他方面的消费。2000年以来，政府十分重视改善民生，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文教支出，目前该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现在义务教育免收学杂费，职业教育费用减免力度也很大，覆盖城乡的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形成，各类居民都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保障房建设，所有这些保障民生的举措都极大地促进了居民的消费意愿。
最后，系数α3t在1984～2003年为正，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2004年以后变为负值，这说明行政管理开支对居民消费的正面影响越来越小，负面影响逐渐增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费用开支占政府开支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78年该比例仅为4.71%，但到了2004年该比例高达19.4%。一方面，财政负担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不断增多，机构臃肿，服务效率低下，严重挤占了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开支；另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来源是国家税收和行政收费，过高的费用必然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税收负担，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这两方面的叠加效应必然导致行政管理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弹性为负。
3.3政府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
再次，根据图6，系数β3t和γ3t在1986年以前波动幅度较大，1990年达到最高点后两系数逐渐走低，并在2009年后先后变为负值，说明1990年以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刺激作用逐渐降低，并最终变为抑制作用。对此现象的解释前文已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述。从1988年开始，β3t始终大于γ3t，说明行政管理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作用大于农村居民。对此本文认为，行政管理费支出包括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三公”开支和庞大的政府采购等，这些费用的提高有利于财政供养人员的收入提高和增加从事“三公“等相关行业的城镇居民人员收入，但对农村居民来说影响很小。
4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先后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全体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以及政府不同支出结构对全体居民和城乡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根据方程（7）、（9）和（10），从总量上来看，政府支出对全体居民以及城乡居民的消费都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促进作用在1998年以前表现明显，此后稳中有降，大致呈现“倒L型”，说明财政政策已经出现效应递减现象。
其次，根据方程（8），从结构上讲，政府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全体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同。总体来看，经济建设支出一直抑制居民消费；而行政管理支出在2003年前促进了居民消费，以后则相反；社会文教开支始终促进居民消费，且程度不断增强。
再次，根据方程（11）和（12），经济建设支出总体上讲是抑制城乡居民消费的，但对城镇居民的抑制程度更甚；社会文教开支2000年以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很小，但对城镇居民消费起抑制作用，2000年以后对城乡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日益明显；1990年以后行政管理开支对城乡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并最终变为阻碍作用。
最后，根据以上分析，我国政府支出虽然在总量上能够促进居民消费，但是从结构上看真正起促进作用的是社会文教支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从国际上来看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过去；从国内来看，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很高，但结构性失衡问题严重，今后必须牢牢抓住扩大内需（关键是扩大居民消费）这一战略基点才能抵御危机，扭转结构失衡问题。为此本文的建议是：
一是不宜长期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虽然实证表明财政支出政策能有效地增加居民消费，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促进效率不断下滑，政府支出的增加会在一定程度上挤出居民消费，导致政府支出乘数降低，从而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政府应拿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医疗、保障房建设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增强消费预期；把更多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到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的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
三要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问题主要靠市场解决，政府应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这样能有效降低政府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同时精简机构和人员，缩减部门经费支出，提高办事效率，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对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四是扩大居民消费不能仅靠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还需要改革收入分配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优化消费环境等组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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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风险态度；房地产财富效应；居民消费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6207
一、引言
我国自1998年全面住房体制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迅速发展，家庭住房拥有率逐年提高，居民持有的住房资产占居民财富的总比率也呈增长态势。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截至2014年3月底，我国城镇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0%，远高于同期美国的652%，也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拥有二套房以上的城镇家庭比率迅速上升至210%。另外，根据CHFS在2014年1月公布的调查报告结果，在我国家庭资产构成中，城镇地区房产占家庭总资产的652%，农村地区的房产占比为539%，这表明我国家庭资产中，一半以上的资产以房产的形式存在，住房财富在家庭财富构成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而且，我国居民消费不足问题由来已久，2002年起，扩大内需一直是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根据财富效应理论，家庭财富情况会影响家庭消费，而住房作为家庭重要财富，其价值的增加与积累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在我国经济依旧面临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如何使房地产市场有效发挥其财富效应，扩大内需以拉动我国经济发展，依然是政府与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因此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2014年以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地区间市场分化情况日益凸显。由于房价在过去长期处于整体上涨态势，那么当面临未来房价走势的不确定性时，居民的心理状态与主观态度可能会受到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的影响。因此，关注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别家庭之间的表现特征，尤其是家庭主观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是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当前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将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基本表现以及家庭风险态度对其的影响进行研究，并试图为如下三个问题的回答提供参考。第一，家庭住房财富在总体上对居民消费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第二，家庭风险态度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第三，不同的家庭风险态度会使得房地产财富效应表现出怎样的不同？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可以为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以使房地产在提振国内消费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模型
1文献综述
财富效应最早是指实际货币余额变动会对消费造成影响，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家庭所持有的财富逐渐多样化，财富价值的变化不只来源于货币余额的改变，以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值的改变也可以带来个人或家庭财富水平的变动。经济学家在后续对于消费变动的研究中认为，由于储蓄和借贷的存在，居民可以根据其全部财富进行消费，那么消费者在进行消费决策时不仅会考虑当前面临的状况，还要依据对未来状况的预期来进行规划。这些研究以Ando和Modigliani [1]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CH）以及Friedman [2]提出的持久收入假说（PIH）为主要代表，他们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家庭财富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消费行为分析中。Hall [3]在LCH和PIH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修正和扩充，在消费分析中引入理性预期假说和动态优化理论，逐渐发展为多时期最大化方法下的消费决策理论，即“生命周期―持久收入”（LC-PIH）假说，这一假说成为后续大部分财富效应实证研究的理论出发点。自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开始，房地产财富效应受到了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大量相关实证研究在总体上验证了发达国家正向财富效应的存在，而财富效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差异也得到了考察。同时，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异质性家庭之间有差别，Sinai和Souleles[4]认为，家庭的预期生命跨度、遗产动机、拥有房产套数以及未来住房规模改变计划等都会对这一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而通过直接财富效应（消费函数所揭示的消费―财富关系）、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这三种基本渠道的共同传导，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型家庭的最终表现可能存在不确定性。Campbell和Cocco[5] 、Li和Yao[6]以及Gan[7] 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家庭年龄和家庭收入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更多的经验证据。
另一方面，少有文献讨论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风险态度对人们的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那么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其消费受房地产财富变动的影响程度可能不同。个体的风险厌恶程度由诺依曼―摩根斯坦效用函数的凹度界定，Pratt[8]、Arrow[9]认为财富的边际效用弹性的组合（即（-W） u″（W）/u′ （W））可以对相对风险厌恶系数进行度量。房地产由于其价格的波动性，应被归为风险资产，根据风险的Pratt-Arrow度量，一个具有更高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通常有一个更凹的效用函数。那么，具有不同风险厌恶程度（即不同凹度的效用函数）的家庭，从相同的房地产财富增加中能够获得的预期边际效用也不相同，这就导致对于某一家庭的最优跨期消费计划对其他家庭并不最优。因此，直觉上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会影响消费决策。Liao等 [10]把风险态度引入到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检验了家庭不同的风险厌恶程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他们使用美国消费支出调查数据（CEX）检验了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家庭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 在理论上和实证上讨论了家庭风险态度的重要性。其结果表明，风险厌恶程度较小的家庭房地产财富效应更为显著，当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强时，消费与住房财富之间的正向关系被削弱。
我国学者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分析房价与消费之间关系的作用机制[16]。后续的实证研究中，骆祚炎[11]、况伟大[12]使用宏观数据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具体存在性进行了检验。而近年来随着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的逐渐丰富，针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表现差异，以黄静和屠梅曾[13]为代表的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也逐渐涌现。总体来讲，我国有关房地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的文献并不十分丰富，且基于宏观数据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存在性和方向性的检验结果存在分歧。另外，基于微观数据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房地产财富效应在不同年龄、收入及所在地区的家庭之间表现差异的探讨，缺乏对于家庭风险态度的关注。本文将基于上述两个问题展开后续的实证研究，通过理论模型改进和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进行检验，并重点关注家庭风险态度及其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使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意义。
2理论模型
近年来，对国内外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Blanchard和Fischer [14]构建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LC-PIH）模型，模型中效用函数被设定为二次型形式，且假定家庭时间偏好率等于资产回报率。这样的模型设置可以最终推导出简洁的消费函数形式，并且其中家庭风险态度也不会对资产和收入的弹性系数造成影响。考虑到现实中资本市场并不完全有效，资产回报率可能不会与家庭时间偏好率相等，这里将放松Blanchard和Fischer [14]建立的模型，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基本表现，以及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假设一个家庭可以存续T期。在时期t（0≤t≤T），用β表示不变的家庭时间偏好率，Ct表示家庭消费，At表示家庭财富，Yt表示家庭收入，r表示不变的资产收益率，并将即期效用函数设为常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形式，θ表示其风险厌恶系数，则家庭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以表示为：
max E∑Nt=01（1+β）tu（Ct）（1）
stCt+At+1=At（1+r）+Yt
对最大化问题求解，可得消费、资产与收入间的关系如下：
由于篇幅所限，具体模型推导过程没有列出，可向作者索要。
∑Tt=01+r1+βtθ1（1+r）tC0=A0+∑Tt=0φ1+rtY0（2）
整理可得：
C0=β1A0+β2Y0（3）
其中，资产与收入前系数的具体表达为：
β1=1∑Tt=01+r1+βtθ1（1+r）t，
β2=∑Tt=0φ1+rt∑Tt=01+r1+βtθ1（1+r）t（4）
由式（3）可知，修改后的模型依旧得出了与Blanchard和Fischer [14]模型相似的消费函数表达形式，即消费是资产和收入的函数。此外，根据式（4），当β不等于r时，风险厌恶系数θ会通过影响效用函数，对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产生影响。当资产回报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风险厌恶系数越大，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越大，即财富效应在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家庭表现更明显；反之，当资产回报率小于时间偏好率时，风险厌恶系数越大，资产的消费弹性系数越小，则财富效应在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家庭表现更明显。由于不同类型资产在流动性、其他社会属性以及所有者对价值变化的敏感性等方面不同。因此，不同类型的财富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也存在不同。那么对于金融资产和房地产的价值变动，居民消费水平在现实中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即房产财富和金融财富往往并不具有相同的边际消费倾向。作为我国家庭的主要财富，与金融资产相比，住房资产兼具消费品和投资品双重属性，在价值上具有较强的不可分割性。此外，其流动性较差，变现难度更大且成本高，在交易过程中需承担更高的税负，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家庭对于住房财富具体价值及其变动的判断也不及金融财富准确及时。综合上述原因，家庭风险态度在住房财富―消费关系中应当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也更值得关注。下文将以此为参考，使用微观调查数据，重点对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家庭风险态度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进一步确定风险厌恶系数对我国房地产消费弹性系数的具体影响方向。
三、基于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1数据来源与指标描述
本文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库2011年调查结果作为经验分析数据来源。CHFS在2011年首次开展，共调查了8 438个家庭的详细信息，所选样本覆盖了我国25个省及直辖市。首先利用调查结果对家庭消费、收入、各类资产价值以及描述家庭特征的人口统计学变量等进行测算和设定。（1）家庭消费，包括食品、日用品、服装、休闲娱乐支出以及除留学外的教育支出等非耐用品消费以及其他耐用品消费。（2）家庭收入，包括工资收入、经营收入、利息及分红收入。（3）家庭财富，包括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家庭总住房财富价值由被访者自报；金融财富包括活期存款、定期存款、股票、债券、基金、衍生品、金融理财产品、非人民币资产、黄金、现金以及借出款；实物财富包括农商业生产资产、车辆以及古玩字画等有价资产。（4）家庭地理位置属性，包括经济地域和城乡划分。本文将最终样本覆盖的25个省及直辖市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按国家统计局对我国经济区域的划分，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属于东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广西、甘肃和青海属于西部地区。并使用虚拟变量对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进行区分。（5）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规模。其中，性别以虚拟变量来区分男女；户主工作类型分为有工作和无工作两类；婚姻状况分为有配偶和无配偶两类；户主受教育年限代表了其受教育程度，具体年限设定方法参考了黄静和屠梅曾 [13]的做法；家庭规模即家庭人口，不包括家庭的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
剔除包含统计填报错误和数据不全的样本观测值，表1列示了关键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在整体上反映了CHFS在2011年的调查样本中我国居民家庭消费、收入、财富以及其他情况的基本信息。其中“是否拥有住房”和“户主性别”两个指标为虚拟变量，前者以拥有住房为1，不拥有为0；后者以男性为1，女性为0。数据显示家庭总消费与总收入均值分别为3372万元和5301万元，家庭拥有平均住房数量为1073套，住房拥有率为0909，住房平均价值为42406万元，最高值达1 110000万元。其他类型财富中，金融财富均值为6678万元，实物财富均值为8040万元。家庭平均人数为3478人，户主平均年龄为49798岁，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16年，0734比例的家庭为男性户主。
2家庭风险态度
在风险态度的度量上，由于家庭在风险资产上的投资是可观察的，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与家庭向风险资产中的配置份额负相关，因而经验研究中经常使用家庭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占比来区分家庭风险态度，但实际中有相当大比率的家庭并不拥有风险资产，这给家庭风险态度的度量带来了难度。这一情况可能是由于股票市场的固定进入成本造成的，在金融学相关文献中被称为“有限市场参与”，而是否参与的决策主要由投资者支付固定进入成本的意愿决定，该意愿可以通过使用类似于像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统计人口学变量、收入与风险资产回报以及对于资产的风险意识等变量来预测。Morin和Suarez[15]发现风险资产与总财富的比率显著地依赖于家庭成员年龄。另外，相当多的研究验证了家庭风险态度与人口统计学变量之间的关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暗示了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会影响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大小。Liao等[10]的研究中，由于所用数据并未提供关于家庭风险态度的直接信息，因而他们先使用两步Heckman校准模型，根据微观数据中的统计人口学信息和家庭流动资产构成来估计家庭风险态度，再通过估计所得结果对样本家庭进行分组，对比各组的房地产财富效应系数，以研究房地产财富效应与风险厌恶程度之间的关系。
本文直接以CHFS在2011年调查问卷中关于“如果您有一笔资产，您愿意选择哪种投资项目”的回答结果来度量家庭风险态度。对该问题的回答有5个选项，包括“高风险高回报”、“略高风险略高回报”、“平均风险平均回报”、“略低风险略低回报”以及“不愿承担任何风险”，分别被赋值为1―5。即家庭风险态度是一个离散变量，风险厌恶程度随着其取值的升高而增大。在具体的数值分布上，取值为1―5的家庭分别占总样本数量的0061、0073、0262、0173以及0431。可见，CHFS在2011年的调查结果整体呈现出我国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高，最高风险厌恶等级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0431，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风险等级组别，而风险厌恶程度处于1、2级别的家庭相对较少，一共只占到总样本的0134。
进一步检验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由于家庭风险态度变量为离散变量，这里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进行研究。另外，由于风险态度有5个选项，而各选项之间存在排序关系（风险厌恶程度有大小之分），因此，最终选取排序多元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的中的系数符号及相应的p值，可解读各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在各解释变量中，户主性别、婚姻状况、工作情况、所在地区以及村居类型为虚拟变量，具体参照组设定为：户主性别以女性为参照；婚姻状况以无配偶为参照；工作情况以无工作为参照；所在地区以西部地区为参照；村居类型以城镇家庭为参照。由表2可知，家庭收入、家庭规模、户主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以及婚姻状况都会对家庭风险态度产生显著影响：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规模的扩大以及户主受教育年限的提升会降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而男性户主比女性户主具有更低的风险厌恶系数。年长家庭更加厌恶风险，而婚姻生活也会显著地提高家庭风险厌恶程度。户主是否有工作对家庭风险态度没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的地理分布上，城乡家庭之间的风险态度无显著差异，而与西部地区相比，经济发达程度相对较高的东部地区家庭具有更高的风险厌恶程度。以上结果从总体上说明，当家庭面临更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厌恶程度通常会提高，当然，一些自然属性如性别和年龄的差异，也会对家庭风险态度构成影响。
3家庭风险态度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
根据前述的理论模型推导结果，在家庭消费决策中，财富与收入是影响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而家庭主要财富分为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另外，由于异质家庭之间存在偏好差异，家庭消费水平还受到家庭特征变量的影响。因此，为了考察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具体表现，建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lnC=α0+α1lnY+α2lnHW+α3lnFW+α4lnMW+∑α5iXi+ε（5）
其中，lnC、lnY、lnHW、lnFW和lnMW分别表示家庭总消费、收入、房地产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的对数。Xi表示所控制的家庭人口学特征以及地区和城乡指标，具体包括：家庭规模、户主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地区以及村居类型等。
进一步根据家庭风险态度各取值的统计结果将全部样本家庭分为三组：将选择“高风险高回报”和“略高风险略高回报”的家庭划入低风险厌恶组；将选择“平均风险平均回报”和“略低风险略低回报”的家庭划入中等风险厌恶组；将选择“不愿承担任何风险”的家庭划入高风险厌恶组。进而根据这一分组，以高风险厌恶组为参照，设定虚拟变量risk1和risk2，分别代表低风险厌恶组和中等风险厌恶组，与lnHW相乘形成交叉项，以检验不同风险厌恶程度的家庭在房地产财富效应方面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在式（5）的基础上进行修正，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C=α0+α1lnY+α2lnHW+α3lnHW×risk1+α4lnHW×risk2+α5lnFW+α6lnMW+∑α7iXi+ε（6）
根据式（5）和式（6），以家庭消费为被解释变量，以家庭收入、住房财富、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为解释变量，同时控制了家庭人口特征和地区城乡因素进行分析。为了检验横截面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微观数据进行怀特异方差检验，结果显示本文使用的数据存在异方差。因此，使用稳健标准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修正，最终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各模型的最大方差膨胀因子都在3以下，说明各自变量之间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从2可知各模型的拟合度较高。家庭收入、住房财富、金融财富以及实物财富等在各模型中的系数均为正，且统计显著，与理论预期结果相符。在具体结果上，房地产财富的系数为正，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房产价值对消费有正向的提升作用。房地产财富对消费的弹性系数为0082，表明住房价值每增加1%，将导致消费增长0082个百分点，与黄静和屠梅曾[13]测算的0080接近。同时，金融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系数也均为正，且在1%水平下显著，而家庭总收入的消费弹性系数较高且显著，说明当期收入对当期消费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家庭特征来看，家庭规模对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年轻家庭的消费欲和消费力强于年长家庭，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越高，家庭消费也会随之更高；户主性别和婚姻状况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在城乡差异方面，城镇家庭的总消费显著高于农村家庭，说明我国城乡消费之间还存在明显差异，农村家庭消费有待进一步释放。
在不同家庭风险态度带来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差异性方面，由表3回归结果可知，风险厌恶程度会对房地产财富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不同风险态度组之间的住房财富消费弹性系数不同，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降低。对于房地产财富1%的增长，风险厌恶程度最高的家庭，其消费会产生0080个百分点的显著正向变动；中等风险厌恶组的弹性系数比参照组高出0002，而最低风险厌恶家庭的消费会随着房地产财富1%的增加上升0089个百分点。两组家庭对应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均是显著的，说明这两组家庭与最高风险厌恶家庭之间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具有显著差异，家庭风险态度会显著地影响住房财富―消费关系。这一实证结果与Liao等[10]使用美国微观数据的检验结果相似，且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理论模型中所预示的可能性，即家庭风险态度会在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发挥中起重要作用。说明在我国，当家庭风险厌恶程度较强时，房地产财富与消费之间的正向关系也会被显著削弱。
由于我国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普遍较高，总样本中有431%的家庭处于最高风险厌恶等级之中，那么将近一半家庭的房地产财富效应由于过高的风险厌恶程度而受到了抑制。这说明我国住房财富对消费的提振作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相当大比例家庭基于住房财富的消费潜能有待释放。除年龄、性别等自然因素外，家庭风险态度显著受到家庭收入、户主受教育年限以及家庭面临经济生活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那么，在当前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三重转型期的背景下，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教育条件、提高社会经济政策持续性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家庭面临的经济生活不确定性，显著降低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促进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居民家庭中的有效发挥，为刺激社会消费提供更强的力量。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本文的结果暗示了我国资产回报率在整体上小于居民时间偏好率的可能性，这可能是由于我国投资渠道不足所导致的居民资产回报率较低，也可能源自于我国转型期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增加所导致的居民更为强烈的“人生不耐”心理。
四、结论
本文以放松假设后的LC-PIH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讨论了家庭风险态度及其在发挥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中的重要性。已有相关文献通常忽视了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将家庭风险态度差异引入到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研究中，为房地产财富效应与微观主体行为特征之间的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更多依据。主要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家庭风险态度显著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当家庭面临更多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的不确定性时，其风险厌恶程度通常会提高。二是在总体上，住房财富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市家庭的房地产财富效应大于农村家庭；而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家庭规模、户主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也对消费具有显著影响。三是房地产财富效应在具有不同风险态度的家庭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住房财富对消费的影响随着风险厌恶程度的增大而减弱，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显著削弱了正向的房地产财富效应。
我国正处于三重转型期，而房改以来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对我国居民消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当前消费对经济发展贡献不足、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房地产市场拉动内需、在保证经济稳定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根据本文研究结论，更高的家庭风险厌恶程度会抑制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那么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营造可降低居民风险厌恶程度的经济社会环境，可以使房地产财富增值更好地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因此，维护房地产市场及其配套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的平稳发展，提高各项政策的持续性，促进居民家庭形成财富稳定增值的预期，并切实提高社会福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降低居民在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可以提升全社会房地产正向财富效应程度，进而有效释放潜在消费力，为促进居民消费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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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hold Risk Attitude and Its Impact on Housing Wealth Effect
JI Han
（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Social & Behavioral Studies，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关键词】 凯恩斯效应 地方政府支出 私人消费 地方 政府偿债能力
一、引言
2008年底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国外总需求下降而对我国出口形成较大冲击,以投资和出口为主要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受到广泛的质疑。一个较为统一的观点集中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将为我国未来的高速增长提供长期而有效的支撑。从即期效果看,中央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行的积极财政及货币政策确实缓解了金融风暴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及就业压力。2009年完成了“经济增长保8”的目标,消费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增长。但在一个较长考察时滞内,成功的财政政策不应仅仅着眼于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而应集中于对消费的促进。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检验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是否存在,其有效传导路径是否稳固,最终政策的效果又受到何种因素制约,就愈加突显其现实价值。
二、文献综述
凯恩斯学派认为,一个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预算及公共支出的增长,无论其手段如何,即无论支出增长属于生产性还是非生产性,或属于经济性抑或非经济性,都将导致社会总需求水平的上升。首先是公共消费品的增加,另外,税收的减免将使得企业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从而提高了投资需求进而影响产出及工资率,最后,转移支付的增加也将提升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提高私人消费。但是,一些经验证据及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and Perotti(1999)的研究结果却表明,当财政支出增加时,特别是生产性支出扩张时,由于对私人投资挤出效应的存在,其将导致私人储蓄的增加及消费的减少。反之,当财政支出缩减时反而会刺激私人消费的增长,其最终效果取决于挤出效应的大小。换言之,在特定条件下,存在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Blanchard(1990)、Sutherland(1997)从预期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加以了解释。在政府收入能力不足,即支出扩张主要源自赤字时,一个大规模及长期的政府支出扩张可能会使消费者产生持续性增税预期,从而产生未来收入减少的预期,进而增加储蓄并减少私人消费,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临时性及短期的,私人消费不会产生这种相应的反映。期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差异归结为财政政策的稳固性与政府偿债能力差异。
Blanchard(1990)的模型中则将公共债务的初始水平作为影响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实际效果的主要因素。例如税收的增加可能有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基于这样的事实:税收的增加将下一代的税收负担转移到当代,因此减少了当前的私人消费。第二种效应是具有正的财富效应。当前税收的增加将避免未来税收的增加,也就是避免了长期收入的减少,从而当前税收的增加减少了未来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个原因,消费者可能就会减少为了预防未来税收增加而作的预防性储蓄。当债务率很高时,第二种效应可能是占优势的。
Bertola and Drazen(1993)认为在静态模型中看似收缩性的政策可能是扩张性的,如果它引发了未来相反政策的预期。Cour et al.(1996)提出在1980年爱尔兰和丹麦的财政调整时期就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以债务融资的公共支出的增加会增加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风险,家庭因此会增加私人储蓄。最后,Giavazzi and Pagano(1990)and Alesina and Perroti (1997b)同时考虑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研究表明,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加速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李永友(2008)从凯恩斯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及新古典学派的三方视角及研究入手,讨论了财政政策实际效果差异的影响条件,其认为“凯恩斯效应”的最终实现需具备如下条件:资源的充裕程度、私人部门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私人部门预期的稳定程度及财政赤字和债务的风险水平。王立勇、刘(2009)则利用区制转移的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特征和效果进行了研究,其结论为:我国财政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而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时间段存在差异,具体有1952―1988、1987―1990、1994―1995时间段内,财政政策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原因为短缺经济和政府数量约束,而1983―1986和1996―2008时间段内,存在“凯恩斯效应”。
综上可知,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中,政府偿债能力及财政政策的稳固性将影响财政政策的最终效果。关于“凯恩斯效应”的实证分析也未取得一致的结果,其原因也许是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或初始财政条件或计量模型与变量的差异(王立勇、刘,2009)。而我国地方政府由于“晋升激励”的存在,其公共支出存在过分重视生产性支出而忽视公共品提供的问题。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较大,使得不同省份政府的收入能力存在较大差别,进而影响了其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因此,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研究的基础上,在一个面板模型框架内,通过导入“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控制变量,实证检验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对消费的影响及“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分析我国不同省份由于经济发展非均衡而导致的政府收入能力(偿债能力)差异会否显著影响地方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三、实证检验
1、变量导入及模型设定
sumi,t:私人消费变动。文中以各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度量私人消费变动。并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78=100)。
gdpi,t:社会总产出变动。产出使用各省生产总值度量。同样使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gvsi,t:政府经济性支出。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文政府经济性支出用诸省基本建设投资度量,而未将支农、城市维护建设等其他支出纳入,数据用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折算为不变价(1980=100)。
gvii,t: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转移支付用各省份社会保障补助及抚恤和福利救济数据加总以度量转移支付变化。用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加以折算。
cznli,t:政府偿债能力。António Afonso(2006)、Blanchard (1990)、Sutherland(1997)的研究中,采用了国家赤字占GDP比重衡量偿债能力,其预期假设为当偿债能力超过一个“trigger point”时,将产生未来加税的预期。但由于我国地方政府预算资金管理体制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资金筹措手段也不尽相同,传统的“赤字比”衡量方式并不适用。而实际数据中,又缺乏省份预算外资金收入的统计。本文采用各省份人均税收与全国人均税收水平的高低来度量当地政府偿债能力,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当某一省份具有较高的人均税收水平时,政府在“分税制”下将取得更多的体制内收入,因此具有更高的政府支出能力与偿债能力。具体有:cznli,t=1, 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高收入能力组,或cznli,t=0,i省t时期人均税收小于t时期全国人均税收――低收入能力组。
从全国来看,北京、上海、天津、辽宁、吉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浙江、江苏、海南、四川、贵州、新疆在各年份均处于高收入能力组,而贵州、广西、青海、黑龙江、甘肃、宁夏、一直处于低收入能力组,山西、陕西、内蒙、江西、河北、河南则在不同年份显示出不同的偿债能力(由于的省份数据缺失,因此并未纳入本研究样本,而香港、澳门、台湾由于体制差异,也未进行分析。与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划分不同,按税收水平的划分与收入划分显示了不同的结果,其差异产生的原因可能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税收水平,而我国税收组成中流转税种占相当比例)。
由于我国省级经济体发展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为克服异方差的影响,对上述数据均进行对数处理。数据源自1999―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模型估计由Eviews5.0完成。
2、模型设定
本文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模型引入各财政相关变量的一阶差分以度量短期效应,同时考虑到政府投资的连续性和投资跨期,模型使用对应滞后变量以衡量支出的连续性。上式中,?渍2度量了短期的产出弹性,对应的长期弹性由-?渍1/k给出。-?琢1/k、-?茁1/k,是高收入能力组对应的政府经济性支出及转移支付的长期消费弹性。而 -?琢2/k、-?茁2/k 则为对应的短期弹性。低收入能力组中,各财量的长期消费弹性为-?琢3/k、-?茁3/k,短期消费弹性为?琢4与-?茁4。一个需要检验的事实是,如果“凯恩斯效应”存在,且与政府收入(偿债)能力不相关,则无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组,积极财政政策都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正的冲击,因此上述弹性数值将显著为正,而如果出现不符,则说明财政政策效果中,存在不同原因的“非凯恩斯效应”。
3、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传统的面板模型往往由于数据的非平稳特性而受到“伪回归”的质疑,而协整理论则是以模型变量具有同阶单整为前提的,因此,首先对模型变量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实际是对面板数据的不同截面分别进行单位根检验,最终的检验在综合了各个截面的检验结果上,构造出统计量(高铁梅,2006)。由模型形式可知,本文模型属于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ous)的平衡面板数据(balanced panel data)检验结果见表1。
检验结果表明,私人消费、政府转移支付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即为平稳变量。而社会总产出与政府经济性支出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协整模型并不适用于该模型,而“伪回归”的影响必须规避,因此,最终模型残差的平稳性检验将决定估计结果的无偏及有效性。由于本研究是在数据可得性基础上将全部省份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一个全样本的估计更适于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对上述面板模型进行TSLS估计,结果见表2。
模型残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t值=-2.7134)拒绝了单位根假设,因此有理由相信上述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为进一步识别财政支出与私人消费关系的作用关系中是否存在高、低收入能力政策的财政政策效果差异,本文对上述模型施加了下列两个假设并加以检验:
其对应似然比统计量为x2(q)=2nlog(SSRc/SSRu)
其中假设1检验的SSRc源自方程
而SSRu取自式(1)
x2(q)检验的结果为拒绝H0与H0'(对应似然比统计量分别为17.2481与9.8051)。因此,若式(1)是我国省际财政政策与私人消费关系的正确描述,则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确实因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
由估计结果可知,在我国省际经济体中,私人消费的产出弹性无论短期还是长期都是统计显著的,对应的长、短期产出弹性分别为0.54与0.49,但两者差异不大。而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中,高收入能力组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长期影响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弹性值为0.071。但短期内对于私人消费的影响没有得到数据支持,此外,高收入能力组政府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也将促进私人消费,其长期弹性值为0.091。但短期内的影响却不显著。
而在低收入能力政府组别中,政府经济性支出对私人消费的长期影响并不存在,而政府转移支付的变化不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影响都是不显著的。但一个有趣的事实是,低收入能力政府其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的弹性值为-0.018,即低偿债能力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长将对私人消费产生挤出效应,其财政政策层面存在“非凯恩斯效应”,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地方政府在低偿债能力限制下,其经济性政府支出的增加往往投入到低效率部门或低就业吸纳能力部门与行业(一个传统的认识认为国有企业或是国有企业比例高的行业代表着低效率、低就业能力),从而影响了家庭户收入水平进而影响到消费水平。
四、结论
本文在António Afonso(2006)的研究基础上,在使用人均税收水平作为政府偿债能力的度量变量基础上,通过构建我国地方政府支出与消费的面板模型,实证了我国地方财政经济性支出、政府转移支付、产出与私人消费的长、短期关系,检验了地方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性,结论及其背后的政策含义可以解读为:我国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都将有效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且短期与长期的产出弹性大致相当,即通过积极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传递路径是存在的。但财政政策“凯恩斯效应”的取得将取决于地方政府偿债能力的高下。当地方政府具有较高的收入能力及税收水平时,其经济性政府支出及转移支付的增加在长期内都能提高消费水平,但对消费的拉动能力较弱,分别为0.07与0.09。但短期内对消费的影响并不明显。而低偿债能力政府,其政府经济性支出的增加将在短期内对私人消费产生微弱的挤出效应,即积极财政政策在短期来看反将降低消费水平。而转移支付的增加却无法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这也验证了“非凯恩斯效应”的存在。概括的,我国地方财政政策对拉动消费的具体效果如何,将取决于政策实施主体的偿债能力,而政府支出结构也影响着最终的结果。相对而言,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更为显著,而转移支付的影响却并未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将有效提高消费水平,其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当前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中,转移支付的比例偏低。
当然,由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地方政府的“赤字政策”与“相机抉择”体现出与西方国家较大的差异。而人均税收水平能否有效衡量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也是值得质疑的。本文只是在一个粗略的框架下进行的分析,诸多不足有待未来更深入与细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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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永友: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4).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行为金融学
消费函数理论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房地产、股票等财富与消费的关系。然而,很多经济现象无法仅仅从经济学自身角度得到解释,比如房价上涨往往得不到基本经济面的支持,股价上涨严重脱离公司价值。行为金融学将心理学、决策科学与金融学、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分析金融市场,克服了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一些弊端。行为金融学能够很好的从消费者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对房价变动影响消费的财富效应进行解释。
一、预期理论
与理性人假说不同,西蒙(Simon,1955)认识到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判断决策的主观偏差。基于此,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1979)对冯.诺依曼(Von Neuman)和摩根斯特恩(Morgenstern, 1944)年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进行了修改,提出新的决策理论——预期理论。预期理论用值函数v(x)和决策权重函数π(p)代替了期望效用理论中的效用函数u(x)和概率P。
期望效用理论的最优决策函数为:
max E(A)
S.T.E(A)=ΣPiU(xi) (1)
预期理论的最优决策函数为:
max E(A)
S.TE(A)=Σπ(Pi)v(xi)(2)
式(1),(2)中,E(A)为效用值;
u(x)为效用函数,P为概率;
v(x)是决策者对x的心理效用函数;
π(p)是决策者对客观概率的权重函数;
值函数v(x)的特征在于,在获利区值函数为凹函数,即当x>0,v″(x)≤0;在损失区值函数为凸函数,即x<0,v″(x)≥0。值函数如图1。
值函数的特征解释了房地产价格变动正负效应对消费、国民经济的影响。消费的增加或减少不完全取决于当期财
富价值,还取决于对未来财富增加的预期。当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时,人们基于过去价格的上涨产生房价进一步上涨的预期,未来收益的增加将刺激现期消费支出的增加。而房价下跌会加重他们的悲观情绪,从而减少当期消费。预期理论的值函数特征更能解释房地产价格上涨和下跌对消费的不同影响,即房价上涨的正财富效应小于房价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特沃斯基(Tversky)和卡尼曼(Kahneman)把房价正负财富效应的非对称性归因于,人们对于亏损的沮丧程度往往超过同等盈利带来的快乐。
二、财富幻觉和影子财富
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1928)提出货币幻觉,指出人们只是对货币的名义价值作出反映,而忽视其实际购买力变化的一种心理错觉。人们往往根据名义货币额的增加而增加消费支出,从而产生财富效应。房地产具有居住和投资的双重属性,当房屋被用于投资时,房屋具有虚拟性质。房屋的预期价值就是“影子财富”,当预期房价进一步上升时,投资者的这种财富就增加。但只有将房屋变现后,才能得到实际上的财富。影子财富与实际财富的差额称作“财富幻觉”。根据行为金融学理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仅取决于劳动收入水平或一般物价水平,还取决于对资产增值的预期。而货币、股票和房地产是居民最重要的三种资产(托宾Tobin,2000)。因此,房地产资产增值的预期越高,则影子财富或财富幻觉就越多,当期消费支出就越多,消费的增加刺激需求的增长,房价上涨的预期进一步增强。反之,在经济萧条时,房价预期下跌,居民的影子财富缩水,由于财富幻觉的作用,居民消费支出减少,消费的减少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房价下跌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图2形象的描绘了财富幻觉对消费支出的影响。假设供给曲线S固定,初始的需求曲线为D0,相应的价格水平为P0,消费为Q0。当国家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比如降低利率,或者直接增加银行信贷,消费曲线外移至D1,此时消费为Q1。需求曲线的外移使得一般物价水平增加,同时增强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已拥有住房者或者投资者的住房价值将增加,基于财富幻觉,需求曲线再次外移至D2,相应的消费为Q2。则(Q2-Q1)为财富幻觉引起的消费增加额。
同样的方法可以用来分析房地产价格降低引起的财富缩水的幻觉导致的消费减少(如图3)。房价的降低通过财富幻觉引起消费降低(Y1-Y2)。
三、过度反应、过度自信
“过度反应”描述的是投资者对信息理解和反映上出现非理性偏差,从而产生对信息权衡过重,行为过激的现象。德邦特(Debondt)和塞勒(Thaler,1985)系统地提出了“过度反应”假说,认为“过度反应”是和贝叶斯规则“恰当反应”相对而言的。针对贝叶斯规则中投资者完全理性,对信息理解的一致性、无偏性,“过度反应”认为投资者投资行为的非理性,对信息反应情绪化,易产生过度反应,导致估价的过高或过低。卡尼曼(Kahneman)和特维斯基(Tversky,1974)提出代表性启发式思维对过度反应进行了解释,当一客体具有的显着性特征可以代表或类似所想象的某一范畴的特征时,则它易被判断属于该范畴,人们过分强调了这种显着特征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它属于其他潜在范畴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反应过度。
“过度自信”是指人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对未来的预期能力表现出过分的自信。丹尼尔(Daniel)、郝舒拉发(Hirshleifer)和萨博拉曼亚(Subrahmanyam,1998)将过度自信的投资者定义为高估他的私人信号而不是公开信号的精确性。根据本(Ben,1965)的归因理论,人们倾向于把过去的成功归功于自己的能力,而把失败归罪于外界因素。当市场走势与投资者的私人信息一致时,投资者的信心将会膨胀,而当市场走势与投资者的私人信息矛盾时,投资者的信心并不是等量地减少,因为他们倾向于将这种结果归因于客观原因。
当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与投资者的私人信息吻合时,往往导致投资者的信心膨胀,因为过去房价的走势进一步提高了房价上涨的预期。投资者的过度自信以及过度反应往往把房地产名义财富增长当作实际增长,把房地产财富增长当作永久收入增长,从而扩大消费支出。
四、从众心理
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不能做出完全独立的判断,当大部分人都做出相同判断时,行为主体认为这个结论很可能是正确的,所以也做出相同的判断①。这种行为称为从众行为,或羊群行为。凯恩斯(Keynes,1934)在指出:投资收益日复一日的波动中,显然存在着某种莫名的群体偏激,甚至是一种荒谬的情绪在影响整个市场的行为。费斯汀格(Festinger,1957)在描述从众行为时指出,当遇到冲突时,我们的思想会潜意识地剔除那些与整体关联性最弱的看法,不自觉地寻求平衡。
在房价的持续上涨或下跌过程中,如果多数投资者是理性的,彼此相互独立,那么正确或错误的思想对房价造成的影响将可能彼此相互抵消,其结果不会导致房价的暴涨暴跌。然而更经常的情况是,大多数投资者在房价持续上涨或下跌过程中失去理性,有限的能力和特定的行为极易产生盲目的从众行为,导致过度狂热或恐慌情绪,从而追涨或杀跌。从众行为还可能导致消费领域的财富效应,房价的上涨使住房投资者的收益增加,从而增加消费支出。根据位置消费理论,人们不仅追求绝对消费量的大小,更注重自己的相对消费地位,住房投资者由于房价上涨增加消费支出往往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行为②,即使他们的收入没有增加,从而产生正的财富效应。当房价下跌时,投资住房者消费支出的减少可能引起其他消费者消费支出的减少,从而产生负的财富效应。
行为金融学从上述角度分析了我国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的主观因素和心理因素,这只是解释我国房地产财富效应的视角之一。应该看到,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房地产市场规模、房地产市场投资者结构、房地产市场的相关制度。完善房地产市场相关政策,保持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人们对房地产投资收益的合理预期,从而持续发挥房地产财富效应对消费、经济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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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探究和分析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因素，本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近年数据，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把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等作为解释变量，分析这些解释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利用SPSS16.0，计算并输出结果。利用统计检验，确定最佳模型，从而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GDP；统计检验；回归模型
一、引言
国民经济作为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它的影响因素一直是人们讨论和研究的话题。通过对相关的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许多研究都是一个角度如财政收入和能源消耗总量等，很少从多角度，多因素来分析和探究GDP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从中国这一大宏观环境入手，采用多角度，多因素的方法来探究GDP的因素，来添补国内对此研究的空位，并建立回归方程，为我国GDP的增长提供建议和指导。
根据西方经济中关于国民收入核算的经典理论，我们建立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引入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作为自变量，对GDP的影响作实证分析，试图揭示这几个变量对GDP的影响程度。
二、数据来源、变量及原始数据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上的《中国统计年鉴2010》提供的1995-2009年的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自变量包括财政支出（X1），进出口总额（X2），固定资产投资（X3）和能源消耗总量（X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就业人数（X6）和居民消费水平（X7）。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水平都是按当年计算出来的。在财政支出中，2000年以前不包括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利用国外借款收入安排的基本建设支出。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
三、模型构建及分析
线性回归分析是研究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问变动比例关系的一种方法，一般数学模型为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β6X6+β7X7+ε （1）
其中，β0、β1、β2、β3、β4、β5、β6和β7为待定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数据的分析处理使用SPSS16.0统计分析软件。
1.模型的构建
GDP与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关系数都大于0.9.双边检验的显著性概率值均为p=0.000<α=0.01，说明GDP与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呈正线性相关关系，且相关性特别显著。
判决系数和修正判决系数都为1，说明模型的拟合程度很高；在对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F检验的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值p=0.000<α=0.01，说明七元线性回归方程高度显著；但在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中，居民消费水平回归系数的t检验的统计量的显著性概率值分别为0.011小于α=0.05，说明居民消费水平对GDP的影响特别显著；但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对GDP的影响不显著。
由计算所得的判决系数及检验结果可以看出，GDP与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呈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但建立在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中仅居民消费水平与GDP间存在着较显著的线性关系，GDP与其他的影响因素的线性关系部显著。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采用七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来描述GDP与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关系是合适的。由此得出的七元线性回归方程为为Y=89085.443+0.465X1+0.428X2+0.491X3-.308X4-.436X5-1.066X6+30.405X7+ε （2）
2.对建立方程模型系数的进行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的解释
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不变的条件下，其对应的自变量的单位变动对因变量平均值的影响。
如X7的统计意义；在X1，X2，X3，X4，X5，和X6保持不变的的情况下，X7每增加一个单位，Y平均增加30.405个单位经济意义；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保持不变的的情况下，居民消费水平每增加1亿元，GDP平均增加30.405亿元。
四、结论
1. 模型结果分析
（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选取了7个因素作为分析，但最终只有1个因素进入模型，从模型上看出来，居民消费水平是影响GDP最显著的因素。
（2）根据先验信息，财政支出，进出口总额，固定资产投资，能源消耗总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业人数和居民消费水平都与GDP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而我们从得出的模型来看，仅居民消费水平是影响GDP最显著的因素。但该统计和模型结果并不是说这些因素对GDP没有影响，只是因为在理论上这些因素在模型中没有通过模型检验，对GDP影响是那么显著。
2.建议
通过该模型的研究，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影响GDP的因素，以此来为我国GDP的增长提供了参考的模型。并对相应的问题提供了解决办法。
（1）我们知道消费，出口和投资是拉动我国GDP的三架马车。通过该模型的研究，居民消费水平是影响GDP最显著的因素，我们从理论上验证了这一观点。因此，为了拉动GDP的增长，政府应该鼓励和刺激居民消费。如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收，降低储存利率，提高居民收入和工资等的措施来提高居民购买力和刺激居民消费。
（2）通过该模型的研究，我们发现GDP的增长和能源消耗总量呈负相关的关系。在经济发展和创造国民财富时，能源的消耗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合理的，过度的消耗则会损失国民财富。这与我国现在能源大量消耗，资源不合理的利用的事实相符合。因此，为了避免国民财富的损失，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我们应该合理和循环利用资源并积极进行科技创新，开发新能源，制定节约措施。改变传统的能源和资源利用开发方式，从而减少经济发展所造成的对能源消耗的压力。
（3）而其他因素在理论上与GDP联系密切，这表明我国经济体扩制还有待于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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