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渐形成的，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二元对峙，而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应对了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虽然论战双方还没有一个输赢结果，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界，也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的心理层面，按照g. a阿尔蒙德的著名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的过程，它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的心理方面，即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生活的心理层面的各种态度，它们是内化于政治人的能力和属性，亦即人的素质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潜在的、不成文和隐性的文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化
政治文化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发展归纳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发展理论推导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也与所谓世俗化的内容大体一致。政治组织原本是“人类适应外在和内在环境的最重要方式”，是人类所创造的客体之一。古典美德政治赋予政治生活以最高的道德目标，神学政治将之贵族化，政治生活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同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毫无关系。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政治领域的“祛魅”使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人们开始把政治生活看成生活方式的一种，尤其是看成谋取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工具。“世俗化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标准的深层变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们是以笼统的标准观察客观事物，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那么在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能够以明确的、中立的方式观察事物，在评价和录用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现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个人的成就，而非世袭门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同时也带来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意味着公民开始把自己看作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他们是政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个人都是消极的服从者，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个人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双重身份，“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现代社会的个人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和改变政治生活的运行，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结果，于是他们逐渐转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这些都源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在世界上所以的新兴国家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有关这一信仰—即他们在政治制度里应该是一名被卷人其中的参与者—流传甚广。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集团正在要求参与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认对这一目标承担义务的政治精英已寥寥无几了。”正是鉴于这种趋势的普遍性，德将这一参与型政治文化称为“世界的政治文化”。
但是这种参与占主导的政治生活形象的变化只是在整体趋势上参与的加强，当这种政治文化的演进落实到某个政治个体时，则并不必然造成参与的结果。政治生活大体上依然存在三种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各不相同，与政治的距离也有远有近，大体而言，他们是远离政治的个体，顺从政治的个体和积极参与政治的个体。这种多元混合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国家。
公民文化的类型
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以“政治参与”为观察和比较的重点，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参与者文化: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村民政治文化所描述的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重叠，村民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的意识，但对共同体具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没有形成调节他们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范和标准;臣民政治文化则是指对政治体系采取一种被动关系，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有密切关系，而没有积极的参与进去;公民政治文化存在于较为发达的社会，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生活的积极成员，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
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和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传统成分与现代成分在政治文化中的有机结合和平衡协调，将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样，既可能导致政治参与，也可能导致政治不参与，例如，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公民，对政治象征具有强烈的情感，他们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这种情感的驱使而投身政治;现代文化使公民将参与政治与其他活动作理性的利益比较，也同样有可能做出不参与的抉择。因此传统与现代，参与和疏远，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它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中，都能发现至少三种参与者的存在，他们构成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状态，并且任何一种参与者都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文化都是混合体，“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
西方公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主义公民文化，到中世纪的贵族共和主义公民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过程。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积极公民(“天生的政治动物”)最终被市民社会的消极公民所取代，贡斯当(b. constant)把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政治自由”与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区分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从而揭示了共和主义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歧异。他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而在现代人中，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务中则仅仅是表面的和有限的主权者。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旨在于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旨在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二与此类似的区分，还有伯林(i. berlin )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哈贝马斯(( j. habermas)所谓的“公域自主”与“私域自主”等等。
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公民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他们各自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在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建基于集体主义，强调城邦公民或者贵族精英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平等而积极地参与，而后者则更多的崇尚私人领域免于强制的自由权利，注重多元价值和制度规范。因此，二者的确具有不同的特殊困境，一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从而忽视了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其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另一个困境在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 overprivatization，由于社会国家的巨型化，导致了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疏远和漠不关心，由于商业的发达，人们更多地忙碌于物质追求，醉心于丰富绚烂的私人生活，从而社会团结也遭受相当的危机。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个体天生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选择远离，选择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当中，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公民的私人化症状”。由于个人获得了决定对政治生活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权利，“他们都不必然是政治动物，纵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他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政治，不需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重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社群主义与公民资格理论的挑战
当代社群主义的兴起正是回应了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危机，它常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其中心论断是:共同体的价值在各种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中，或者在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他们认为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和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自由主义也对此作出了两种回应:一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本身是一种对自主的信奉的撤退;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希望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来形成维系公民的参与和国家的团结。参与型民主正是致力于通过对差异性的商议(即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之一)来建构社会团结的新纽带，重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见，当代社会的参与危机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所有政治理论都必须正视的一个挑战。
社群主义实际上是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传统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在政治参与问题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依然徘徊在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观的二元框架之内，一个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一个则保护私人生活的自由。社群主义一直试图论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边界，不过这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的二元对峙，它只是试图解释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民观无法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边界。那么，两种自由是否非此即彼的关系呢?
关于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贡斯当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最初公民政治参与激情高涨到后来人人厌恶政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须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塑造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晚近公民资格理论的出现，就是立足于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亡为了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公民共和主义内部的两大阵营:“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义”者坚信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而贬低私人生活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另外一个阵营则承认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天生就缺乏兴趣，所以要对积极公民资格的要求予以限制以便容纳那些不同的优良生活观，他们把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品德看作是维系正义制度的工具性手段。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对公民社会中对平等规范的支持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并致力于寻求培养公民品德的苗床，比如市场、公民社会的自发机构、家庭、学校等。
公民共和主义通过、公民资格”的理念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这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他们看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和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的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譬如: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将步履维艰甚至趋于动摇。如哈贝马斯所言，一只有在人民尽力支持的前提下，这样的宪政制度才有价值。
建构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演进，人们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化。公民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自我价值实现意识同传统的民族整体自下而上发展的意识相结合，逐步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更加关注国家、人民利益，也更关心政治，积极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也体现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参与化趋势。
现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人格特征表现为:认同并效忠于狭小社区或政治共同体，个人作为国家或其他较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对于政治系统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充分的感知，有较强的政治效力感。相信自己有改造或影响政治环境的能力，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或介人政治活动:树立起以理性和绩能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观点，期望以个人的后天能力和贡献为准则而非以个人先天的背景和属性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具有较强的政治行为能力，了解政治理论且有政治实践经验，富有理性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公共目标以及个人利益要求合理期望、相信他人、宽容歧异、与人合作、愿意妥协，重视公共利益、遵守法律规范、不盲目猜疑、不独断专行等政治道德修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堵养出具有上述人格特征的现代公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将由此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大体上存在“公民文化”所包含三种层次的参与者:第一，狭隘观念者:对政治体系所知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第二，顺从参与者，也称被动型参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第三，积极参与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
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逐渐消除狭隘观念者，积极培养顺从参与者，重视和正确引导积极参与者。存在一种否定、‘狭隘观念者”在政治参与中合法地位的倾向，并急切的希望能消除“狭隘观念者”。持此观点者认为，我们发展中国家急切地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因而必然产生与这种急切相对应的担忧—恐怕公民参与性的减低，恐怕冷漠情绪的蔓延会阻碍民主的发展:但是‘这不仅与.‘公民文化”本身应有之意相悖，而且从现实性上看也是比较理想化的。或许我们只能通过某些途径调整三者的比例，至于消除某一层次，可能会破坏“公民文化”的平衡性—非参与型政治取向与参与型政治取向构成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因为其中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另外，全民的政治参与也很难总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现，因此更难控制和引导，会给政府工作带来新的难题，甚至会导致政治动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与西方国家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危机源自于个人主义传统，是一种因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而导致的低参与现象;那么，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则是由前现代‘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在具有深厚专制主义和宗法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有“族民”、“子民”、“黎民”和“村民”而没有“公民”。建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步骤。由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历史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政治理论。
张明澎在《中国“政治人”》一书中，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进行调查报告，调查内容包括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以及政治参与经历。结果显示，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而远之。也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敬”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相信“性善”，对政治的“原始信念”就是把它看作是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事业，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又倾向于将政治参与跟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因而往往采取“远之”的行为方式，体现出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参与观，而区别于西方的功利型政治参与观:虽然西方政治文化出于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进而把政治也看成是罪恶的、肮脏的，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往往积极地投身其中，甚至会采取种种措施防止统治者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践。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造成了政治参与行为的两极化基本特征:一极是在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另一极是正常时期的参与冷漠。
关键词：成因与依据，主要体现，必要性，立法建议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成因及依据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进行了伟大的经济体制改革，广大的农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伴随着改革步伐的加快，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措施全面的开展，为农村扩大农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和不断扩大的自由度。农民政治参与是指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之一的广大农民群众通过投票选举、上访、诉讼等形式参与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愿望，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试图影响各级部门决策的行为。
另外，笔者认为，农民政治参与的产生除上述历史原因外，最主要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现实条件
1、农民政治参与是建设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般认为，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过程就是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过程，一个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越高，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就越高，农民人口在我国占绝大多数，他们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几乎决定着我国整个国家政治参与的程度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的实现①。
2、农民政治参与是农民合法利益的重要保护手段。中国三农问题的不稳定，最主要的
表现之一，就是农民权益的受损②。众所周知，近年来国家通过立法、行政和经济等手段加大力气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同时，伴随着农民增收，农民对政治参与的意识也在逐步增强，他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通过参与政治决策来影响决策者的意志，并且透过法律制度的管道进行自我保护，最终真正能够保障合法经济利益。
（二）法理依据
1、法的价值理论。法的价值是指法作为客体对于主体的满足以及相对于主体的绝对指向，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保障人权，人权是一切人满足自身需求、享有人身自由、并对自身以外任何事物发生不同联系的资格和能力的总和，是社会的人的权利和人的社会的权力相互关系不断发展的统一体③。而人权又是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就是要通过其特有的功能保障社会群体在一定时期内享有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实现法的价值，加之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所以，实现法的人权价值必然要求法律赋予农民政治参与权。
2、宪法精神。近代意义上的宪法产生于自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历史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宪法倡导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和权力制约理论为各国宪法所响应。我国宪法以人民为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赋予公民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由，农民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在行使宪法赋予的神圣权利。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主要体现
中国农民的处境困难的根本性和结构性的根源，就是，伴随着农村利益格局多元化和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小农经济格局以及人口相对于土地的资源紧张性。如果在有限的土地上，农民以小农经济型态维持一种可以满足温饱，但是却没有商业利益的小农农业经济，农民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就有两个：缺乏参政和工作机会、以及缺乏现金收入④。而且，农民在政治上基本上处于无权地位，加之长期以来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心理结构具有二元性（即崇拜又畏惧权力、既逆来顺受又暴力对抗、既有平均思想又有特权观念），基于上述原因而言，农民政治参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民政治参与的目的方面
广大的农民还是愿意用参政议政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一直关注自身经济的发展，利用国家的各种开放政策发展农村的经济，致富奔小康。在反映的情况中，公共事务问题（如选举、教育、交通设施、土地分配、公共设施、村福利等）占到首位，经济问题占到第二位，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农民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村民把眼光放在了村里公共事务的建设上来，经济意识和经济头脑增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农民依然把参与政治作为大事来做。
（二）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乃驱动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心理力量。对此学者并无定论，但最主要的是经济动机和非经济动机，而且经济动机是最基本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集体、国家之间存在经常性的利益冲突，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过多地参与政治，这就说明农民经济主体地位已经确立并且需求经济利益的保护机制。
（三）农民政治参与的形式方面
农民通过多种参与政治的形式来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农民利用的这种形式却反映出农民的参政水平。农民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还是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关注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都是影响政府政策的实际结果的行为，个人的政治参与水平也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笔者认为，农民的政治参与形式最主要的可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所谓制度性参与是农民依据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向国家机关、自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通过国家司法机关主张诉讼权利，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的行为。而非制度性参与是指不符合国家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及一些其他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规定的制度、方式和程序而进行的影响政治决策过程的活动。而中国农民的制度性参与并不顺畅，其权益受损时通常保持沉默是一个选择，但是，“愈来愈多的农民开始自己组织起来，不是设法走进制度性参与，而是走向暴力性的非制度性参与。⑤”由此，法律治理化终于发展到了没有法律的治理化，发展到了无法的治理，这种治理恰恰是以普遍存在的法为依据的，这个普遍存在的法就是原始的惩罚和原始的暴力。其实，大部分的农民并不会选择走上与政府作对的路，农民如果有办法自我组织起来，往往采取的第一步是“上访”。但由于农民的组织一方面仍然没有与外界“链接”，仍属孤立，另一方面他们在正式的政府内部没有代表或人，因此无法挑战容易勾结的官僚体系，其结果经常是上访无效，或者更不幸的是上访者惨遭逮捕或者打压。面对这种体制内参与几乎是完全不通的情形，农民在其权益被压迫、侵犯忍无可忍之下，组织起来冲击地方政府的情形便经常发生，“打着‘减负代表’的
农民领袖已经非常具有组织力和号召力，可以很有组织地将农民组织起来，其与政府的对抗已经逐渐有升高趋势，甚至出现暴力倾向。⑥”
（四）农民政治参与的其他方面
农民政治参与还存在如下问题：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程度低，参与的高指向性，参与要求与能力之间的反差大；农民掌握政治知识的整体水平仍然很低，农民政治参与态度也较低调，对政治的评价倾向于消极，农村社会分层、经济和社会地位、宗族和新闻媒体影响着政治参与，在中国农村宗族仍然是左右决策的主要力量；政治参与热情有待进一步提高，看客心理、热衷实利、忽视政治是主要表现，政治参与的质量较低，主要表现在从众性参与较多、参与仅限于社区性参与或问题性参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较低，质量不高；农村妇女在政治参与中有较强的依赖性，处于政治边缘化状态；农民工政治参与率较低，政治参与受到各种限制。
三、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中国农民的非制度性参与具有以下特点：首先，这些非制度性参与已经不是独立偶然的事件，而是愈来愈频繁且趋向有组织的；其次，这些行为往往是因为基层政府或干部的腐败或滥权，且农民经由正式管道无法伸张和保护其受损的权益；第三，这些行为本身并无法真正改变既存的正式政治制度向良性转变，也无法形成一种稳定经常的有效参与，亦不利于形成一种“善治”，更对“发展”起不了太大的帮助；第四，农民的非制度参与有可能慢慢产生跨域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并没有进入合法公开的参与渠道，且其与政府的对抗性会加强。
简言之，农民在制度性的政治参与管道受阻，其有内聚性、地方性的有利于公共对话和民主参与并能促进公共利益的政治参与机制没有被开发的情况下，结果形成了另一种具有破坏性的政治参与，这不仅是农民的损失，更是对整体政治秩序和民主政治的损失。因此：
（一）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实现法治、的基本途径
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并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具备法律条件和制度条件，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民主参与政治的体制是制度条件的重要内容，另外，普遍认为，宪法是静态的，是动态的宪法，要实现，就必须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法制为基础，以保障人权为目的，而这一切对于中国来说，都要依靠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解决，否则，法律条款、民主、农民人权在农村就是缺失的，法治、也就成为了空谈。
（二）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手段
如前所述，农民往往在通过正常渠道进行政治参与很难凑效的情况下，进行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导致一系列恶性事件、抗议和暴力对抗活动的发生，甚至违法犯罪，当然这些行为都反映出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但都将对农民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产生不利影响，对我国农村地区民主法制建设进程带来严重的破坏，而且，会在农民和自治组织、人民政府之间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矛盾。所以，通过具有公开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引导农民走上制度性参与的轨道，将有利于农村社会的治理和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为农民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政治参与社会化方式
政治社会化是农民获得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是人终其一生的持续活动⑦。通过政治社会化，要把一定的政治文化、态度、观念和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渗透于个体，使其由一个自然人成为政治人。为了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使个人充分了解民主价值、掌握民主程序，具备民主操作能力，积极参与政治，主张自己的权利，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应当成为当代农民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最直接，最有说服力的政治社会化途径。
综上所述，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是完全有必要的，是有充分理由的，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系要发挥他应有的功能，更需要一套程序和规则体系，而国家法律是最具强制力的规则组合，借法律之强制力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实践提供保障，是符合制度性政治参与实质和发展规律的。
四、构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的法律制度的立法建议
法律本身并不能看作是静态的规章，如何使用法律，并以法律作为一个操作的工具和平台，才是法律的精髓所在。中国农民作为一个弱势团体，只有当农民变成了公民，并且透过制度的管道实现自我保护时，才能最终真正保障其权益。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奠定一个长久可行的基础才是当务之急，而不仅是停止对农民权利的侵害。可以说，法律在奠定工程中正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现代法精神与农民的社会生存状况和文化观念不相适应，由此导致了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困难和紧张，而克服这种困难和紧张，彻底改变乡村社会治理，改变乡村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实现对乡村的全面治理，只能做一个长远的计划和蓝图，在这种状况下，成本最小的方法或者说最易实现的有效办法就是改变法律，让法律来适应农民社会生存的具体情况。笔者就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体制构建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一）修改现行《选举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公民公平享有政治权利
如前所述，现阶段我国农民进行政治参与的目的主要仍然是公共事务问题，善于利用并改革地方人大之选举制度，作为诱发农民合法结社之社会动员机制，提升中国农民的公民权力的意识与能力，让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选出他们自己的代表并进入国家权力机关表达自己的意志，保证宪法赋予公民政治权利的公平享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农村人口选出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城市人口选出人大代表比例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农村人口的公民权是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种法定的不平等。当然，这种配置是有立法当初的国情，但是这种国情一方面已经有所变化，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忽视此种制度性扭曲所形成的潜在歧视效果，应该修改法律，切断不平等的源头。毫无疑问，这对于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改良。
（二）修改现行的《户口登记条例》，保障农民的迁徙自由权和择业自由权
用“三个世界”的理论来表述他的国际观，作一个简单的类比，在中国内部，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大城市是第一世界，那里集中了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科技资源，左右中国命运的精英人物在那里聚集、从全国搜集的大量的财富也在那里聚集，中小城市是第二世界，广大农村则是第三世界⑧。作为中国之第三世界人的农村农民基本处于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其对城市的功用被定位为提供原材料和供应廉价劳动力。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但现行《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的形式，刚性地限制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洛克强调的人身权，中国农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和人身权，却被剥夺。农民的政治参与权何谈
行使。现在虽然有所松动，但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总之，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从立宪角度看，在美国、德国和欧盟，宪法要求存在全国性的共同市场，其内部应该维持四大自由流通，即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如果中国宪法当中写入这一条，其他法规包括地方保护性规定就要以宪法为准绳加以修改更正，社会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和公平地参与政治就指日可待了。
（三）改革现有的村民自治制度，通过立法赋予农民更加宽阔的结社权行使渠道
村民自治是指农村社区的居民自己组织起来，以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从而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种民主组织形式。随着村民自治的不断推进，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能力不断提高，但自治模式仍然单一，目前法律规定只能选择一种村委会模式。《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依据法条，农民完全可以成立各种专业协会完成各种职能，使农村治理结构多样化，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农民协会来代表农民的利益与政府对话，较之与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更为安全可控，从而更符合政府的偏好。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建立各种秩序框架允许农民协会的建立和存在。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29条规定，“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这条规定给农民以及农民团体提出自己候选人给予了一个合法的机会。虽然选民提出的候选人根据该法第三十条还要经过选民小组酝酿、讨论、协商而产生正式候选人名单，但是至少农民和农民团体根据法律是可以提出他们认为能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候选人。在此种可能的条件下，如果农民能有自己的组织和团体，那么组织或团体的代表在选民小组协商时也应该参与协商，这样才能真正确保其候选人不会被剔除到正式候选人名单之外，保证政治参与质量的优化。
（四）完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立法，加快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或者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却远离了社会保障制度。从意识形态角度说，对所有社会成员都实行平等的社会保障，这是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实行的福利政策。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理应在社会保障方面做得更好，可十分遗憾的事，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仅限于城镇职工，广大农民却与社会保障无缘。制度排斥使得弱势群体无法达到起码的制度公正和保护，制度公正是保证社会各个领域的起点公正，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的底线，如果将主要社会群体排斥出了制度公正的视野，这至少意味着社会公正的底线出现了裂缝⑨。城镇职工工作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享受退休金等社会福利保障，但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难道农民每年上交的税费中就没有包括自己年老时的保障福利金？正因为这种忽视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对广大农民来说，既不存在退休的问题，也不存在工作的问题，农民从小就得开始劳动，直到年迈躺到床上不能动弹为止，这种终生劳动制度是中国农民特有的现象。也正是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缺憾造成中国农民的对政治参与兴趣的淡化和对国家的不信任，也为他们进行非政治性制度参与提供了温床。
（五）立法规范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行为，为农民提供政治参与的对话平台
近年来，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在国家法律监督体系下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一支重要力量，被誉为“第四种权力”。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提出了许多提高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质量的设想，都普遍认为大众传媒作为一条渠道在当前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中正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并通过对大众传媒双重功能的分析提出要大力发展和推进大众传媒在农民政治参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笔者认为，媒体作为一种舆论工具是“射程最远的大炮”，农民可以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利用舆论工具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这是一种间接性的政治参与。伴随着我国农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我国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农民运用新闻媒体的力量来表达利益、反映意见将会更加普遍，因为这种参与政治的形式具有其天然的优越性，就是成本低，见效快。最主要的是国家应该把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向新闻媒体反映不合理现象和问题的程序和方法通过立法规范化，并出台《新闻媒体接受农民来信、来访、来电处理办法》，促使新闻媒体认真对待这些来信、来访、来电，分类处理。一些典型的和重大题的来信、来访、来电，选登出来，以引起社会舆论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农民制度性政治参与打开途径。
五、结束语
由于农民没有掌握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他们的弱势地位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笔者认为，应该为农民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关键是要给农民以构建一个宪法、法律和法规保障下的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制度体系，赋予农民一切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利，并增进对农民的人道关怀，使农民能够积极主动地通过一系列“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活动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和自由。这是中国农民走出几千年来“兴亡百姓苦”的历史性怪圈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⑦]参见袁金辉著《村民自治与农民政治素质提高》，载，2004年12月15日。
[③]参见杜金韦主编《新编警察伦理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页。
[②][④][⑤][⑥]参见徐斯俭著《“有序参与”与中国农民权益保障》载《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3月4日。
[⑧]参见杨光著《“三农”问题再解析》载，2004年1月18日。
[⑨]参见曾群、魏雁滨：《关于失业与社会排斥的分析框架和原理》，参见《失业与社会排斥：一个分析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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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金辉：《当前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综述》载《中国农村观察》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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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参与型政治文化；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
[基金项目] 本文为甘肃政法学院2012年度校青年科研资助项目《新农村建设中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育》（项目编号GZF2012XQNLW32）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045-2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对自身的权利、责任和能力有明确认知的一种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性构建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在我国开展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农村社会培育和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不仅有利于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完善，还将对我国农村社会未来各方面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之一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并明确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基本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其中涉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各个方面，而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繁荣发展农村文化等也被列入基本任务之中。可见，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全面而综合的伟大战略工程，其目标是要推动我国农村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的建设不仅是战略本身的构成内容，同时还为其它目标的实现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首先，“管理民主”、“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意味着农村公民必须能够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领域发挥平等而有效的影响力，在民主的氛围下共同管理乡村事务。这就要求农村公民必须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要有明确的认知，而这些正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基本涵义所在。只有在农村社会培育和构建起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参与型政治文化，才能使农村基层民主体制有效和稳定地运行下去，才能够实现我国新农村政治建设的基本目标要求。其次，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同时，也会影响和促进农村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参与型政治文化要求公民必须具有较高的政治文化素质、较强的规则意识和平等协作的民主精神，这将有利于在农村事务的管理中实现科学决策和制度化运作，从而保证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全面、科学、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完善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必然要求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主要内容。我国自80年代初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在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经过80年代初的萌芽阶段、90年代的试验阶段和1998年以后的普及阶段，现已基本完成制度建设并逐渐发展成熟，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使世世代代习惯于服从权力安排的中国农民，逐渐认识到自身权利的重要性，并逐渐学会如何在民主政治安排下参与村级事务，实现自己的利益。农民在政治认知上这一转变，为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撑，农村社会首次迎来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时，制度上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又为农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和农村民主氛围的形成提供了保障。因此，村民自治对于农村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升，是在制度与文化的相互促进中实现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软环境的重要作用。
当前，村民自治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如对基层干部的监督不力、制度和规则不能真正发挥作用等，这些都是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新的形势要求我们在发展经济、加强法律和制度建设的同时，必须在农村社会营造出更为浓厚的民主氛围，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农村公民的权利和责任意识，在农村社会培育一种适应我国农村实际情况的民主精神，构建农村参与型政治文化，使村民自治制度真正成为农村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依托，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贡献力量。
三、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首先，参与性政治文化的构建能够促进社会矛盾以合理和制度化的方式解决，从而有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强调理性的政治参与，而非盲目的和狂热的政治参与。这种政治文化不仅意味着公民对自身的权利和能力有明确的认知，还意味着公民必须接受和承认现有的政治规则，以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协调各自之间的利益关系。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快速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敏感时期，同时也处于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多发期，农村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面临着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各种利益纷争甚至的发生。如果处理不好，将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利益冲突事件不仅仅涉及物质资源的分配，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还涉及农村社会从干部到群众的普遍民主意识的形成，以及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习惯的养成。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参与型政治文化在提升农村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同时，也会进一步促进农村民主制度的建设和民主规则的完善，从而为农村社会的稳定提供保障。在参与型政治文化下，公民对于现有的社会秩序是负有责任的。这不仅意味着公民尊重并懂得使用现有的制度和规则，而且意味着，当现有的制度和规则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需要时，能够以建设性的姿态、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从而促成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进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当前我国农村民主建设中仍然存在许多制度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农村公民更积极的政治参与和更多的利益表达，将是促民主进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推动力。参与型政治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
四、构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推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社会发展的二元结构，不仅表现在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方面，还集中地体现在政治参与领域。总体来看，农村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公民，这一方面是由制度本身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则跟农村公民的政治素质较低不无关系。至今，我国农村社会的政治文化依然带有浓厚的依附―臣属色彩，农民思想中根深蒂固的权力服从意识，使他们不愿意更多地了解和参与政治生活，加之农村教育水平的落后，都造成了农村公民政治素质与城市公民存在很大差距。当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农民虽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有一定的认识，但其认识基本停留在对一般性政治符号的了解上，对制度具体内容的了解非常匮乏，更谈不上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了。在这一基础上，城市和农村在政治发展上的差距就出现了。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农村建设必须要注重城乡协调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最终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农村在政治发展上必须要追赶城市，实现城乡之间的平等发展。在这方面，首先需要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实现城乡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无差别，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次，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进一步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素质，特别是通过学校教育加强青少年的政治素养，提高他们政治参与的意识和能力。再次，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创造良好的政治参与环境，维护制度和规则的权威性，在农村社会营造一种民主政治氛围，促进农村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使参与型政治文化成为农村政治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真正发展，才能实现城乡之间在政治发展上的正真平等。因此可以说，构建参与性政治文化，不仅是推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新农村政治建设本身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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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政治体系都有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机构，负责政治教育的机构有针对性地对主导性的政治知识、政治价值反复灌输，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把社会成员塑造成为社会所希望和要求的政治人。除了政府、党团组织、学生社团、社会团体以外，学校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大学生主要时间都在学校生活和学习，在自觉不自觉的政治社会过程中，受学校影响非常大。学校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向学生灌输政治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发挥高校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主要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思想道德与法律修养、中国近现代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四大块以及形势与政策、世界政治与经济等选修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有目的地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知，确立政治认同，提高大学生政治知识和政治信仰，确保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些作用决定了它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特定的作用。
二、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的关系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4.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即具备最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尚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主动参与少，动员参与和被动参与多；政治参与功利化和现实化的特征。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对国家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课积极调试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参与或不参与，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广度等，使大学生以积极的政治态度参与政治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个体在基本知情状态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能作出自主理性的抉择。
论文关键词 网络政治文化 现状 走向 引导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其分为主流的政治文化和政治亚文化。有别于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是政治社会中因社会成员所谓的民族、种族、社会阶层、地域、年龄和性别等的不同而产生的整体性的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和政治价值。政治亚文化由诸如大众政治亚文化、青年政治亚文化和知识分子政治亚文化等亚文化构成，是在政治体系中起着一定影响作用的政治文化。
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在政治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日趋重要的角色，其在推动政治文化转型和整合的同时，为政治文化注入了新的内涵。由此，网络政治文化应运而生。作为一种新的政治亚文化，网络政治文化是人类在网络社会中基于自身的价值偏好参与对特定类型政治信息所承载的政治现实的认知与评价，并通过不断积淀而内化于主观意识层面后所形成的较为普遍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情感等精神产品的总和。借助于互联网对信息的高效传播，网络政治文化除具有政治文化固有的多元性和层次性以外，还呈现其特有的发展性、时效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等特点。
基于以上对网络政治文化的认识，在此分析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的现状，总结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的特点，并从主、客体两个方面对我国网络政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探讨，进而结合网络传播学理论探索该如何对我国的网络政治文化进行引导，构建新时期条件下社会主义健康、积极的网络政治文化氛围。
一、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的现状
根据社会政治形态的演进过程，我们可以把人类经历过的政治形态划分为简单政治体系、专制政治体系和民主政治体系三个阶段。与不同的政治形态相适应，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文化类型，这就是阿尔蒙德和维巴的三种划分，即地域型政治文化、臣属性政治文化与参与型政治文化。
从秦汉时期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传统臣民政治文化到“”中维新派包含“民主”和“科学”的政治文化观，直至今日新时期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现代公民政治文化，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随着社会政治民主的不断发展产生了天翻地覆（剧烈）的变化，人民参与政治的意识和愿望不断地增强。而传统政治文化在中国社会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存土壤，政治文化的全面转型尚需时日。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健全，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已经显现，特别是网络政治的兴起为我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加速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变革。建设参与型政治文化已成为我国政治文化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出于对自己政治能力的信心，开始把自己看作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网络的发展，不仅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拓宽了渠道，也使政府听到来自基层的意见，进而影响其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网民的公民意识，并培养了其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参与型政治文化逐步成为网络政治文化的主要形态，其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较之传统政治文化，网络政治文化作为政治亚文化的一个分支，其更突出参与者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一方面网络为关注政治生活的网民提供了更多承载政治现实的信息，能够满足网民的对政治信息的需求，进而对政治生活进行认知和评价。另一方面网民与政府、政府官员直接沟通的渠道逐渐被拓宽，除了论坛讨论、政府网站留言和发送电子邮件这些方式之外，微博的兴起为网民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参政议政的新平台，增加了网民参与政治生活机会的同时，加强了网民与政府和政治家之间的政治互动，从而更广泛的反映人民的政治需求，进而间接地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一旦人民的政治意愿得以实现，便使网络政治文化中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进一步的激发。
（二）网民对政治现实的认知较为片面，对政治的评价存在盲目性和片面性。在网络社会中，政治现实由网络信息承载
因此网民所掌握的是由网民主观化后所上传至网络的信息，无论多么其真实地再现事实，都会失真，无论网民的理解多么客观，都会发生认知的偏差。认知是评价的前提，存在偏差的认知，会影响网民对政治事件的判断从而导致评价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三）网民群体构成成分复杂，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参与政治活动缺乏理性，容易受舆论鼓动而产生政治倾向分化，出现群体极化等现象
桑斯坦对群体极化进行了非常简单的定义：一开始就存在某些政治倾向的成员团体，在经过讨论后，其政治观点就会出现朝所倾斜的方向进行偏移，最后形成极端的政治观点的现象。在信息传播高速的网络环境下，观点相近的团体间的讨论与交流会更加密切，此时，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成为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催化剂”，而对他们原来持有的政治观点没有产生影响，只是形式上变得更加极端了。在网络社会中，网民更容易群体极化，因为网民的自主性更强，可以依据自身的喜好形成同质群体，而群体与群体之间又存在异质性，这极容易产生群体认同和群体感染现象，进而导致群体极化。另外对政治信息判断存在保守和激进两种态度，偏向的政治观点经过群体极化效应的放大变得更为保守或激进，使网络政治文化中的认知、评价、态度和情感变得极端化，最终导致人们对政治现实缺乏理性的判断。
二、我国网络政治文化的走向
网络在产生之初，并没有和政治产生直接关联，但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更新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改变，同时这个新媒体也为人们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提供了新渠道，在这种背景下，网络政治文化逐渐形成。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随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创新和互联网进一步普及使用，网络政治文化也将有新的发展趋势。在此，从网络政治文化的主体、客体两方面对网络政治文化的走向进行探讨。
（一）网络政治文化主体层面：网民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意识进一步增强
透明政府的建设和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将进一步调动网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网络技术的革新和多样化网络沟通渠道为网民更全面深入地参与政治提供了可能。具体来说，网络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从BBS、博客、社区，到各新闻网站和门户网站的相关频道，再到近几年兴起的微博，网民进行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的平台越来越多，随着各项法律法规的健全，网民参政议政的环境也日益得到改善，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在网络监督过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实现。由此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网民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意识也将逐步增强。
（二）网络政治文化的客体层面：网民的政治评价和态度将逐渐由极端趋于理性
政治信息是网络政治文化的客体，其由政府、媒体和门户网站等公布的信息以及网民将信息内化后再传播的主观化消息和评价组成。政务信息的进一步公开，将促进网民形成全面而准确的政治认知，进而得出理性而客观的政治评价。随着我国公民素质的逐步提高，网民的素质也将相应的提升。宽容、秩序、稳定、渐进的观念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认同，人们逐渐变得更加理性，人们怀着开放的心态和理性的精神，去审视政府的信息与行为，提出合理性的意见和建议，而非情绪化和极端化的评价和结论。
三、如何引导网络政治文化健康的发展
网络政治文化是网民不断积累的政治信息内化后形成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等精神产品的总和，是网民对政治信息的认知与评价。因此对网络政治文化的引导一方面需要政府与媒体对网民进行“议程设置”，另一方面需要培养网民的自我约束意识，才能推动参与型网络政治文化健康有效地发展。
（一）政府和媒体要做好“议程设置”
李普曼在《舆论》中最早提出“议程设置”的思想，其主要观点是大众传媒不仅能够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还能影响公众的态度和行为。即大众媒体不仅是公众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响源。而在网络社会中，各类网站（包括各大门户网站和政府网站）和各种自媒体（包括微博、博客、个人主页）也可以提供和安排议题来引导公众关注某些事实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现在很多媒体为了满足网民仇官和猎奇心理，增加信息点击率，专门爆料官员的桃色新闻和不雅信息，虽然这种方式是近年来反腐的一种手段，但这损害了了政府和政府官员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进而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政府和媒体应该做好“议程设置”，引导网民对政府行为和信息有更全面的认知和评价。
（二）培养网民自我约束意识
每一个网民都应当持有对自己的政治言行负责的态度，在自主表达各种利益诉求、进行网络论证和网络评判的同时，必须严守法律和道德的界限，特别在面对各种可能对他人和社会的利益造成危害的信息时，要学会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甄别和判断，而不轻易人云亦云，做一个成熟理性公民。社会公众自我约束意识的养成是一种政治社会化过程。家庭、学校、政府要充分发挥各自的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尤其要加强对青少年的网络活动的规范性教育。网民自我约束意识的养成对于引导网络政治文化向理性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互联网；理性网络参与；行政生态；新机制
“网络政治参与”，即民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进行舆论监督，参与公共管理，行使民利，是在高科技基础上，借助互联网推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和新途径。”所谓行政生态，即行政生存的生态环境，即对行政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综合体。随着我国经济和政治的快速发展，互联网的作用更加突出，更加广泛，与行政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密切联系。2008年“两会”期间，央视国际频道开设一个栏目，叫做“我有问题问总理”，得到了广大群众和网友的支持和赞同，网络成为民意直达高层的直通车。网络的发展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带来了新的行政生态环境，网络参与构建了我国行政生态的新机制。
一、从传统新闻媒体到网络媒体的发展，开拓了网络政治参与的新途径
宏观方面，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政治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载体。据2007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中国互联网行业继续2006年上半年快速发展的态势。其中网民人数、上网计算机数分别达到了13700万人、5940万台，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了23.4%和20.0%；中国域名总数为4,109,020个，其中cn下注册的域名达到1,803,393个，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64.4%；中国网站总数达到了843,000个，网页总数达到44.7亿个，网页字节总数为122,306gb。微观方面，网络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微观方面，网络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如图1所示。
从图一可以看出网络、电视和报纸是网民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此外，杂志、书籍和广播也是网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因此，对于网民这个特定群体来说，网络是其获取信息的最主要途径，
二、从网络新闻受众的小群体到网络大众的发展，扩大了政治参与的空间
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1)， 从去年同期的11100万到现在的13700万，网民人数持续增长。同时网民文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以下的网民增加了1937万人，达到9796万人，增长率为24.6%，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网民增加了663万人，达到3904万人，增长率为20.5%。中高等教育者成为网络政治的主要对象，他们新闻度关注较高，政治参与热情强，社会影响力大，成为政治参与的主力军，网络参与主体具有了“特定群体，高素质”的特点。
三、从网络舆论到政治参与的发展，赋予了网络参与的政治意义
网络舆论是表达民意的一种途径，是公众参与政治的一种原始途径。随着网络经济和民主进程的发展，为公众提供了更多的政治参与的途径和平台，公众的政治参与也从原始的舆论评论到多形式的参与，包括选举，公共事业建设投票等等。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为基本特征，而网络政治参与本身就是民主的传播方式和手段。党的十七大又提出“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网络政治参与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式，表达民生的新途径。从网络的政治功能来看，它的特点首先就在于其对象是社会广大公众，也就是受众的广泛性、普遍性和无差别性，本质就是反等级、反威权的，体现了平等自由的思想网络没有层次之分。它鼓励公众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所以，通过网络政治参与，推动民众广泛的参与政治生活，从而提高人们的政治能力和素质，这是最大限度的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有效途径。民众通过网络政治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促使直接或者问接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政策更多的以民意为基础，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得以增强，民利得以履行，成为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成为人类民主制度发展的重要进程。因此，完善与发展网络政治参与这一政治参与新形式，对于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从舆论监督到政策过程，促进了公共管理的治理方式变迁
网络舆论监督在发展初期，主要是对社会新闻事件进行评述，发表意见。新闻媒体以此发现公众关注热点，确定媒体行动方向。媒体目的是为了增加点击率和浏览量，扩大网站的知名度，增加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而网络只是发泄感情的工具。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人们利用网络的观念的变化，单纯的网络舆论监督逐渐演变成对社会事件的主动参与，全员互动，重新塑造了个人和组织的社会行动方式。公众通过网络参与公共政策，实现了从“受众”到对话者的转变，提升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公民的权利义务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巩固和提高。通过参政，他们对公共事务会有较为丰富的了解，能够从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公共管理，政治责任感进一步增强，他们也会感到参与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同时又是一种不容逃避的责任。而公共管理者通过电子政务，开博客，或网上聊天，向公众传达政治立场和主张，塑造政府形象，与民众增加互动，了解民意，争取民众支持。经济学家，企业家争鸣经济问题，加强行业交流。网络正在向政府治理、经济管理等诸方面渗透，这一切正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它使政策信息传递变得简洁，政策监督变得有力，民意表达更加真实。2008年，广东省委书记和广东省省长黄华网上发信致谢，感谢在战胜2008年雪灾中，民众对政府政策的支持。网民成为支持政府决策的重要基础。
然而，由于网络成员身份被数字化、虚拟化了，匿名性和隐蔽性被有效地结合起来，使得网民能以“隐形人”的身份在网上自由操作，从而摆脱现实社会的规范，放纵自己的行为。一些对现实不满的个人、恐怖组织、极端宗教组织等就可以利用互联网散布政治谣言，进行政治煽动，制造混乱，攻击和低毁政府。由于公众对社会事件真相的信息不对称，容易被误导，导致网络舆论的偏激，很大程度会引起负面效应。加之网络信息传递的无壁垒和快速性，给政府管理带来极大压力，尤其是政府会成为舆论风浪上的小船，易被舆论左右，这无疑使政府的责任更加艰巨，促使政府改变传统的公共管理模式。因此，网络参与的发展必须引起政府管理者和公共管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必须进一步研究网络参与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政府的公共管理带来的影响与变革。笔者浅谈一下对建设理性网络政治的建议。
五、把 “电子政府”作为畅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式渠道
一方面为应对网络政治参与对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冲击，就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快体制创新，构建有效的“电子政府”，改变现在的政府网站形象，把观看型网站变为互动性网站，让政治体系与社会各界的信息共享，为公民从政府站上获取信息提供方便，降低公民政治信息收集的成本。同时强化政治体系的回应力，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在政治体系与社会及民众之间架起了一座电子桥梁，使政府以全而了解民众的呼声、意愿和需求，使电子政府成为民众网络政治参与的基础和有效保障。畅通公民网络政治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规范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把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纳入政府管理范围，指定政治参与渠道，变多渠道为单渠道，便于规范管理。
六、建立网络政治参与机制和应对机制
公众是公共政策主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没有明确的组织，力量也比较分散，但却是一种最广泛的非官方政策主体。公众通过各种政治参与途径，影响或制约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此外，公众也是政策发生作用的对象，即政策客体。只有制定正确的网络政治参与机制，加强规范，正确引导公民网络参政行为，才能发挥公民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民主。同时，政府对于网络政治参与中的危机事件也应该建立应对机制，以便及时解决矛盾，化解舆论的负面效应，引导正确的舆论。
七、消除“数字鸿沟”，为公民提供平等的网络参政机会
网络政治作为新兴的政治参与平台，已逐渐成为重要的参政渠道。但由于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还受到一定限制，导致贫困者的呼声还很弱，尤其是广大农民还不能够方便的使用网络，没有受益到网络政治和网络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需要政府加大投入，提供免费的网络使用平台，加强网络知识的普及，把网络政治作为政府发展规划的重要环节。
八、把握网络文化主旋律，加强先进网络政治文化建设
中国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由于网络政治文化传播对象的特定性，把网络政治文化作为主流文化进行传播，有利于加强社会的舆论引导，在社会较大范围内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促进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惠岩，政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陈振明，公共管理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4]毛寿龙，网络政治带来什么，人民论坛，2007年第14期
[5]冯照光，谢英霞，网络政治给政府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黄河科技人学学报，2002年6月
【摘 要】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作为新时代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大学生作为社会中比较认可的高学历、高素质群体，其在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文章主要针对当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尝试性地提出相应的性对策。
【关键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
当代大学生与网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大学生的每一天都离不开网络，所以大学生群体也是网络政治参与中的一支主力军，他们有着比较丰富的理论素质和相对积极的参与热情。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学生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很多不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从理论上来尝试解决。
一、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主要问题
（一）网络语言的随意与混乱造成大学生政治态度的非理性。由于当前网络中的很多论坛或者网站并没有采取实名制的方式，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任意信息且难以辨别真伪，这就导致很多信息的真伪性无从考证，可谓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大学生群体虽然知识比较丰富，但由于社会阅历有限、情绪容易激动等客观因素往往会受到一些散布虚假信息的人所利用，成为别人在网络中的棋子而不自知，再加之互相煽动情绪，往往使得大学生在政治参与中成为某些人甚至某些不法组织来攻击政府和人民、制造混乱的工具。许多大学生长期在网上受到一些反动言论的影响，使得他们形成一种“凡是政府的言论都是虚假的，凡是反对政府的言论都是正确的”的非理性的政治态度，使得网络政治参与完全变成了一种发表反政府发人民言论行为。
（二）网络的匿名性造成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暴力性。网络的匿名性使得每个人在网络上的信息都是难以考证的，网民可以天马行空的发表自己的任何意见。这种匿名性在保护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隐私性同时，也使得他们更加大胆、更加随意地在网络上进行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大学生生理阶段的不成熟性和易冲动性使得网络成为了他们在虚拟世界宣泄情绪与压力的最佳场所，一时的冲动或是放纵足以使得他们失去清醒的头脑去看待一些网络事件，取而代之的是网络攻击和网络暴力。近几年网络中频繁出现的诸如“人肉搜索”之类的网络暴力问题中就不乏大学生群体的参与。这种极端的网络行为会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三）网络政治参与的过分依赖使得大学生与现实政治参与脱离。由于网络政治参与并不像现实政治参与那样是一种“人对人”的直接交流，而是通过网络这种媒介来进行交流的。大学生如果长期依赖于这种被机器阻隔的政治参与模式，在现实的政治参与中就会产生一种陌生感与挫败感。总而言之，网络政治参与只是培养和增加大学生政治参与知识与经验的一种方式而非唯一方式，。网络政治参与虽然具有较大的便捷性，但并没有现实中的政治参与带给我们冲击大，因为现实的政治参与是可以亲身感受的。当代大学生过多的依靠网络政治参与来获取政治能力的同时，不仅逐渐脱离了现实的政治生活，也会慢慢丧失对现实政治生活的热情，而这显然与政治参与的初衷相悖。
二、引导当代大学生理性网络政治参与的若干对策
（一）建立健全相关网络法律法规，营造法制化的网络环境。随着网络时代的迅速发展，虽然我国相关部门已经针对网络行为制定了一些有关网络信息传播的法律规章，但由于这些相对简单、不成熟的法律条文还远远不能应对当前复杂的、发展迅速的网络世界，加之缺乏较好的可操作性与执法力度的欠缺，导致当前大多数的网络行为依然处于“有法不依”的状态。因此，要建立一个有序、规范的网络世界，政府部门必须要加快网络立法的步伐，真正使得每一位公民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同样有法可循、有法必依，保障公民拥有法制化的参政议政、利益表达的渠道，依法严厉打击在网络中散布虚假信息、煽动反动言论等行为，使得每一位网民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为大学生创立良好的网络政治参与环境。
（二）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和网络政治道德，坚定政治立场。面对日益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高校应该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坚定大学生群体的社会主义立场，提高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能力。在日常教育中突出民主、法制观念，提高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文化素质，使得大学生在面对网络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中能够保持坚定地立场、清醒的头脑。不断提高大学生自身的政治鉴别能力， 对社会上正面政治信息积极地吸收学习，对社会负面政治信息敢于提出批判和拒绝，避免大学生成为网络中一些不法组织煽动网络舆情的工具。在培养大学生各方面政治参与能力的同时，还要加强大学生群体的网络道德教育， 引导大学生利用理性的思维和正确的政治立场通过合理有据的方式参与到网络政治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优势， 用理性的思想和见解来分析问题， 积极引导网络中正确舆论的导向，杜绝任何网络不文明行为，尤其不能参与到网络暴力的恶浪中。
（三）鼓励和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政治实践，培养现实参政能力。当代大学生虽然具有比较丰富的理论素养，但依然欠缺实际的政治参与能力，缺少政治实践的锻炼。所以，高校应当鼓励和引导大学生积极投身到现实的政治实践活动中，自觉培养自身的政治参与能力。可以通过鼓励大学生群体走进基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走访，增进他们对现实社会和人民生活情况的了解的方式，使得他们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能够根据当前社会的真实状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判断。同时通过体验基层生活的真实状况可以让他们深刻体会到有序的政治参与对于自身和社会的重要意义，使得他们懂得自身的社会责任，增加政治参与的使命性和责任感，使其能够体会到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公民的核心意义， 能够在网络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同样肩负起自身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参考文献
[1] 王维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途径[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关键词：政治参与；国家；公民社会；矛盾运动；连接点
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6-0037-03
一、政治参与理论
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作为公民政治权利表现的形式之一，“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渠道，公众参与的程度和规模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尺度”[1]。
（一）政治参与的来源
“参”和“与”二字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都曾有过“参加”的意思，但二者往往是分开使用的。《汉书·赵充国传》中有“参”的用法，“朝廷每有大议，常与参兵谋”；“与”字则见于《论语·子路》里有“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的说法。不过中国古代的参与政治基本上是君臣共谋政治决策之意，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的含义来自于西方。在西方文化中，“参与”在英语里相对应的词participate，来自于拉丁语中的participare。卢梭的参与民主理论为政治参与提供了较早的理论根据。林肯提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思想后，政治参与思想渐趋明朗化。第一个论及公民政治参与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意义的近论家是《论美国的民主》的作家——托克维尔[2]。
不过政治学中的“政治参与”的概念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者首先开始使用并进行研究的。政治参与的早期研究集中于选举学或选举行为的各种解释，换言之，政治参与研究是从选举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政治社会学的出现和兴起使得政治参与的研究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从政治运行的角度看，政治参与产生于政治权利关系，是因为政治参与是在政治权利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矛盾运动中产生的。“一方面，政治权利在形式上是以相对单个的政治权利主体的法定政治资格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政治权利在内容上是政治权利主体对于公共利益的主张。因此，政治权利在形式上的单个主体性与内容上的共同利益性，形成了政治权利主体的个体性与共同利益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发了政治参与行为，使得政治权利只有通过作为政治权利主体的个人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才能得到实现，政治权利的内在矛盾只有通过政治参与的行为才能得到解决。”[3]
（二）政治参与的含义
政治参与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个人或团体以某种方式涉入政治过程并对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施加影响的努力和活动”[4]。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参与的主体是公民和团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民和团体指的是普通公民和团体，目的就是把政治参与者和政治职业者区分开来。这样才能体现出政治参与的非职业性[5]。虽然政治参与从根本上来说是公民个人的政治权利，但在实际的政治参与实践中，政治参与活动，更多地表现为团体的政治参与。这是因为公民个体是生活在社会这个群体中的，因此公民的政治诉求或多或少都带有群体性，即上文所说的内容上的共同利益性。换言之，公民的个体诉求会在不同范围的群体中产生共鸣，而有相同政治诉求的个体会组成一个群体或集团，当个体的政治诉求无法得到传递和表达时，就会寻求群体的帮助，即由群体来表达。反过来，一个有自己政治诉求的群体或集团，也会通过自己的政治参与来扩大影响，吸纳新的公民个体加入到群体中，扩大自己的影响。
第二，政治参与的客体是政治过程和政治系统的运行及其结果。政治参与主要是指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活动，目的是为了影响或牵制政府的决策及管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政治参与更多地表现为政治投票和政治选举。这里的政府既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因此，政治参与的活动是多层次的。
第三，政治参与的方式是不确定的，即政治参与是一个多目的、多形式的政治行为。这里所说的多目的性是相对于政党参政来说的。政党参政的主要目的是夺取政权、执掌国家政权，目的具有单一性；而公民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等。这样也就使得政治参与形式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行为方式上的多样化，比如公民个人可以采取参与政治团体、大众媒介等多种渠道，而不一定像政党那样只能通过同国家政权接触才能实现政治参与；另一方面，对同一政治问题，公民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愿和看法。
二、国家与公民社会理论
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公民政治参与作为推动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着矛盾双方向前运动。在分析政治参与如何推动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发展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是怎样的一对矛盾体。
（一）公民社会的含义与国家社会职能的界定
关键词：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原因及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290-02
革命先驱曾说:“青年者,人生之玉,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政治的民主建设、社会的稳定和谐和青年一代积极的政治参与密不可分。在青年人中，大学生是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的特殊群体，与其他群体相比，他们思想活跃，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普遍较高,主流积极向上, 政治参与意识较强，政治参与行为趋向理性化。多数大学生在校期间努力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和政治理念；在面对政治、社会热点问题时，能理性分析思考，客观合理作出判断，参与行为能按照一定规则有序进行。当前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呈现出总体良性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客观存在的一些问题：
1 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存在的问题
1.1 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意识薄弱
当代大学生由于面临着就业、学业的压力，部分大学生很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政治理论知识的学习则表现出一定的冷漠，没有真正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立场不坚定，这些对他们的政治参与产生消极影响。
部分大学生很少关注国家重要会议和法律法规，参与水平和程度仍然较低。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因为社会的一些阴暗面而盲目的回避政治,远离政治，缺乏明确的政治参与意识，对政治生活不参与或尽可能少参与, 没有把参与政治当作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1.2 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动因复杂
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使社会上的一些“经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对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造成极大的消极影响，导致部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动因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大学生担当学生干部和入党问题。大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担当学生干部和入党是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表现，也是政治参与的体现，多数优秀大学生通过这些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使之能更好更快的适应社会；但也有部分大学生仅是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打造择业就业竞争资本的功能性手段，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为自己未来的名、利、权等方面获取政治资本和实惠。这种政治参与的动因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1.3 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被动、盲从特征
许多高校大学生的参选率虽然很高，但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却是被动、消极的。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部分大学生的主动参政意识不够，一般是听从学校和老师的安排。例如我在本科时期曾经组织过班级学生参加区人大代表的选举，在选举过程中没有老师为我们详细的介绍候选人的情况，也很少有同学主动去了解候选人的情况，部分同学是在相应的人名前面随心所欲地划个钩交差了事，还有的同学抱着游戏的心理，别人选谁自己就选谁。这充分表现出了当今部分大学生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是被动和消极的。
2 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家庭教育的影响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即启蒙之师。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的影响很大，父母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子女的政治态度、价值观念。在我国，多数父母重视子女学习成绩而不关心孩子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由于我国应试教育体制导致的必然结果。部分大学生的家长不关心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对国家政治方面发生的大事也漠不关心，政治参与性不高，政治责任感欠缺，这也是导致当代部分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2.2 学校教育体制的缺陷
当前我国学校过于强调分数、升学率,片面注重专业知识教育。在校老师不仅要教授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要系统的、正规的、有意识和有目的培养学生的政治兴趣和政治信仰，训导学生基本政治能力。
在理论课教育方面，学校应改变教学方式。从老师在台上一味的灌输转变为引导学生自己独立思考。教师和学生之间有学习互动的时间，注重提高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培养政治参与能力，提高政治社会化程度。
2.3 社会现实的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对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制度进行改革,大学生毕业后不再统筹分配。就业制度的改革使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的热点和难点。大学生在进入学校的那一刻，就开始为就业做准备，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现实使功利主义在学生中普遍盛行,学生在上学期间忙于寻找增加未来求职的筹码，很少有时间和精力去参加政治活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享乐主义强烈冲击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社会道德出现滑坡，政府官员出现腐败现象等等，使政府形象受损，政府信任度降低，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无能为力使大学生出现了一些政治冷漠现象,制约了大学生的政治参与。
2.4 政治参与体制的不完善
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量。校园是大学生生活和学习的主要活动场所，大学生的与外部社会联系较少,客观上造成大学生参与政治的局限性。学校里虽然有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但政治参与渠道不多,政治职能不足,无法满足大学生参与政治的需要，政治参与的效果不明显导致了大学生政治效能感较低，参与热情不高。
3 增强大学生政治参与的对策
3.1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拓宽大学生政治参与渠道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公民越来越关注国家政策、方针等政治问题，大学生作为理论素养较高的特殊群体，要求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意识更加强烈。
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对于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国家和政府应当建立相应的政治参与规章制度，使之制度化、法律化，鼓励大学生在法律的保障下主动表达个人意见，充分发挥大学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作用。
政治参与渠道的不畅通，是影响大学生政治参与范围和广度的直接原因，由于外部环境和自身的原因，大学生在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需要拓宽和完善意愿表达渠道，使不同层次的大学生找到适合自己利益表达的方式，释放内心的积郁，要求学校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积极促进自身的发展，充分发挥政治作用，合理有序的引导大学生政治参与。
社会要重视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作用。大学生可以通过、举报、信息网络等政治参与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增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政府提供大学生表达政治愿望的机会，建立健全信息反馈机制，极大的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热情，积极主动的了解大学生的意见，集思广益,真正的做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学校在大学生反映的情况中把握其思想动态,及时发现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好的引导大学生合理有序的参与国家政治事务。
3.2 学校进行教育改革，鼓励大学生政治参与
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两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是高校设立的考试必修课，课程的开设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的重要作用。由于课程内容重复及教学方式单调，大学生对高校开设的政治理论课不感兴趣，学校应该不断完善教学内容，改革教育方法，实现教育方式的多样化，让“两课”变得“活”起来，变传统的理论灌输为引导和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自主创造精神，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寻求、探索政治知识。
“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成不变和干巴巴的教条，变成了简单的说教，脱离了群众活生生的实践，那就不会有说服力，也就会丧失生命力。”学校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政治理论知识关注和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社会热点和学生实际，在处理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引导大学生理性思考，作出正确判断，增强政治鉴别力。
中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使西方各种思潮涌入国内，人们的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这种变化在大学生身上同样有所反映。学校在传授大学生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加强政治观教育,使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理性和方向性。大学生政治观教育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国家观、民族观、政党观、民主观、法治观、人权观等方面的教育。通过这些宣传和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正确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深化大学生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增强政治认同感、归属感和凝聚力,提高政治参与的自觉性。
3.3 大学生努力提升思想政治素质和政治参与能力
大学生政治参与应该具备一定的参与知识和能力，首先应该全面、深入的了解现有的政治理论。努力学习掌握政治理论知识的同时，更要注重在社会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政治参与能力，积极主动的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了解社会热点问题，努力培养自身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参与意识。
我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遗存下来的传统政治文化残余对大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子民”、“臣民”的观念深入人心，大学生应该突破顺从政治文化的影响，打破“权威奉行”的政治心理，加强自身的主体意识，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加入到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目前高校已普遍开设《法律基础》课程，系统地对大学生进行民主法制知识教育，催生大学生的法制意识，使大学生了解在行使政治权利的同时，要主动担负政治参与的义务；树立大学生政治监督的意识，主动回应民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法治化的前进趋势。
当代大学生要适应国家民主政治化和政治参与法制化的发展需要,不仅要提高业务素质,更要提高政治素质，强化政治责任感。一个忽视政治素质锻炼、培养和提高的人是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要求大学生们勇于承担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使命,自觉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参考文献
［1］高旭.关于新时期大学生政治参与问题的思考［J］.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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