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经济领域中，如果直接对非平稳的变量采用传统的多元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Granger等(1974)在蒙特卡罗模拟试验中发现，当随机变量Yt和Xt都服从单位根过程（非平稳）时，即使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线性相关性，将Yt对Xt作回归得到的系数β的最小二乘估计必定有显著的t值。在此基础之上，Phillips(1986)通过理论方法证实不相关的单位根变量之间很可能会存在“伪回归”现象。虽然一些经济变量本身是非平稳序列，但是它们之间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的稳定关系，被称为协整关系(Co-integration)。最早由En-gle&Granger(1987)提出其理论方法，并使用两步法对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建模。然而Engle&Granger的两步法在两个以上变量的情况下应用效果不佳，由此Johansen&Juselius(1990)提出了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模型的多重协整检验方法，用于对多个单整阶相同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文章的研究对象为FTV、WTV、WWI这三个变量，所以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来确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
1.单位根检验
首先需考察各变量的平稳性。文章采用单位根检验的方法来判断所选数据的单整性，使用EViews7.1软件，对LNFTV、LNWTV、LNWWI及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ADF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FTV、LNWTV、LNWWI原序列皆为非平稳序列，而其一阶差分序列皆为平稳序列，满足各变量一阶单整的协整检验条件，可以进一步对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
2.Johansen协整检验
除满足变量间单整阶数相同的条件外，滞后期数目的选择也对协整检验的结果非常敏感，不同滞后期会导致协整检验的结果有显著不同。文章采用AIC(AkaikeInfoCriterion)和SC(SchwarzCriterion)准则来确定最佳滞后期数。虽然AIC和SC值最小的滞后期数为4，但考虑文章所选取的数据仅有18期，当Johansen协整检验的观测量小于15时期可能会导致检验结果的不准确，因此选择滞后期数为3期。使用EViews7.1软件，对LNFTV、LNWTV、LNWWI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由上文回归分析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模型的组成变量有具线性趋势，故选择Intercept(notrend)inCEandtestVAR方式进行检验。分析结果如下：第一行表示假设不存在协整关系；第二行表示假设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第三行表示假设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可以看到在95%的置信水平之下，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和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接受最多存在两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结论表示LNFTV、LNWTV、LNWWI三者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其标准化协整方程可表示为：LNFTV=0.4135LNOFT+61.3985LNWWI(1)式(1)反映了在1995-2012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与水路货物周转量及水路运输的基础设施投资三者间确实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且外贸的发展有赖于水路运输基础设施的大力投资发展。从量化的角度看，进出口贸易总额每增长1个单位需要水路运输基础设施投资额增加61.3985个单位来对其提供支持。
3.Granger因果检验协整分析
模型旨在揭示某变量的变化受其自身及其他变量过去行为的影响，然而现实生活中，许多经济变量有着互相影响的关系，是否能从统计上考察这种关系是双向还是单项的呢？Granger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和交叉谱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提出了因果关系、反馈、瞬间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滞后的正式概念。Sims(1972)延伸了检验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方法。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时间序列是平稳的。Granger(1988)指出了因果关系与协整之间的关系，协整涉及一种长期和均衡的状态，因果关系则更加侧重于短期的预测能力，对于一对可能达到均衡的序列，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提供必要动态的因果关系。如果一对序列I(1)是协整的，那么它们至少在某个方向上具有因果关系。由上文结论可知，LNFTV、LNWTV、LNWWI皆为一阶单整序列，相互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满足Granger因果检验的前提。此外，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于滞后期长度的选择有时很敏感，不同的滞后期可能会得到完全不同的检验结果。利用上文所得到的结果，本节Granger因果检验选择滞后阶数为3，对LNFTV、LNWTV、LNWWI三个变量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一一做检验。从检验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我国水路运输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与我国外贸的发展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水运业的基础设施投资能促进外贸的发展，反过来外贸的发展也推动了水运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第二，水路货运周转量是水运业基础设施投资额的单方面Granger原因，可以认为水路货运周转量的增加带动了水运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然而反过来水运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却不是水路货运周转量增长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水运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应当在于满足水路货物运输服务的要求，由货运周转量的多少来决定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而不能本末倒置，为了片面追求货运周转量等指标的增长进行不必要的建设。第三，水路货运周转量是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单方面Granger原因，这意味着货运周转量的增长带动了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长，然而反过来我国对外贸易量的增长却不是货运周转量增长的Granger原因。文章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进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意味着在货运周转量不变情况下的贸易额将比以往增加。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总额增长较快，尤其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短暂调整之后，进口数额不但没有进一步下降，反而加速增长。文章所得结果显示，水路货运周转量的增长显然是进出口贸易额增加的原因之一；然而随着高附加值产品进口数额地增加，总贸易额地增长未必会导致货运周转量的绝对数量增长。不过，周建等(2004)在对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理论研究中发现，当样本数量小于20时，如果Granger因果检验认为存在因果关系，则所研究的变量之间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很高，反之，如果检验结果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时，也不能断定变量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所以未来的研究有必要选取月度或者季度数据以增加样本数量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联系。
二、结论
争力较弱而又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宏观稳定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农业和金融服务业，而后者主要为了节省稀缺性的外汇资源和避免严重的冲击失衡。
（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五）利用中国36个工业行业三个年度的实际数据对贸易保护率的计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十分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应用“向后法”和截面与时间序列合并数据法估算的“混合”模型也印证了这些结果。实证检验表明那些人均增加值高、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生产、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较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同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措施之间呈现出显著性的互补而非替代关系。
贸易摩擦是指相互联系的经济主体之间，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为了某一特定的经济贸易利益导致的争端和纠纷。近几年来，我国一些主要贸易伙伴为保护国内市场，纷纷采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等隐蔽而具歧视性的贸易保护手段，引发了与我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由于我国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同，以及双方在各自对外贸易中所处的地位不一致，中美、中日和中欧间的贸易摩擦表现出各自的特点：
1.中美之间，由于双方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以及美国推行贸易上的霸权主义，经常在国家贸易谈判和规则制定中打制度牌，因而中美贸易摩擦更多的体现在制度摩擦方面，如中美知识产权摩擦、农产品市场准入摩擦等；2.中日之间，摩擦源于日本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为了限制中国产品对日出口，日本千方百计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因而中日贸易摩擦更多的体现在微观领域，如农产品摩擦；3.中欧之间，由于欧盟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中国在欧盟对外贸易中处于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以及欧盟生产技术水平较高、对产品的技术和环保要求十分严格，因而中欧贸易摩擦更多地体现在技术性贸易摩擦方面。
二、我国对外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一）政治因素
贸易摩擦往往是国家间政治斗争的筹码，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治关系对于双边贸易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受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影响。虽然中国政府多次重申愿意同所有国家和地区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经济贸易往来，但是欧盟始终未能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仍然对社会主义中国怀有偏见，对我国长期使用“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在贸易实践中，专横地以替代国价格作为计算基础，而在第三国参考价格选取上又别有用心或不负责任，并对我国外贸企业以“国有”为由，普遍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甚至把对个别企业的反倾销当成对整个国家来裁决。不久前发生的中欧纺织品贸易争端，就有强烈的政治背景。
（二）经济因素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目的地，中国生产的产品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对国外相关产业造成一定的冲击，成为贸易摩擦的“矛头所向”。随着我国全方位开放战略的进一步展开和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进入欧美市场的产品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所占市场份额也越来越大，中欧、中美贸易顺差也不断扩大，从而引起欧美国家的警惕和重视。例如，欧盟便以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过快、威胁到欧盟成员国一些中小企业的生存、导致失业上升为由，对中国产品设限，并且增加其对华反倾销诉讼的数量。
（三）利益集团因素
利益集团是引发贸易摩擦的重要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行业、劳工团体等利益集团对国家的政治过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相关产业利益集团在历次贸易摩擦中都在以各种资源和手段推动政府部门制定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政策。贸易摩擦常常演变成复杂的政治问题，在极端的情况下它可能还成为国家间政治斗争的手段。2005年12月，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就向欧盟提出中国汽车发展政策的所谓“六大问题”，并在2006年3月份，欧盟还与美国一起就我国汽车零部件关税问题向WTO中国。可见，利益集团对欧盟贸易政策的影响巨大。
（四）出口产品结构因素
除了飞机等少数品种外，我国几乎出口所有的制成品，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不仅与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及其国内产业直接竞争，而且与中等发达国家甚至发达国家也发生越来越多的竞争。然而，不管我国出口的是传统的纺织品、服装、玩具等产品，还是机电、计算机等新兴产品，这些产品在我国的加工环节都集中于劳动密集环节，因此，我国出口产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这些附加值不高、产品差异化水平不大，而价格竞争力又较强的产品出口，并且是大批量的出口，极易引起进口国的警惕，导致我国出口产品遭遇进口国壁垒的限制。（五）贸易管理因素
我国外贸体制经过改革，增强了外贸企业自主经营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对外贸易过于分散和分权放权有余而集中统一不足的局面，结果是使国家利益受损，外商坐收渔利。例如，个别出口企业对国际贸易的规则和国际贸易惯例知之甚少，容易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反倾销的口实；再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作祟，各自为政，为了能够创汇和争夺客户，不惜高价买进，低价出口。尽管目前由各进出口商会来协调出口产品的价格，规定了最低限价，但由于缺乏强制性手段，而且由于产品存在质量、品种以及其他非价格因素，出口价格很难调控。
三、缓解我国对外贸易摩擦的对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首先，我国政府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争取更多的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为我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国际环境。第二，政府应结合国情完善有关方面的立法，与WTO的规则和国际惯例接轨，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涉外经济法律体系。第三，政府要强化公平贸易工作，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助机制。要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助机制经验，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快速反应机制，完善我国政府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与贸易摩擦相关的预警机制的建设。
（二）企业积极应对
企业要练好内功，提高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积极应对贸易摩擦。一要转变国际市场经营战略，积极创新，要在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实行“以质取胜”战略，以良好的性价比和服务占领国际市场；二要建立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预警机制。要研究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容量、价格走势，竞争对手的信息，注意理顺出口数量与价格的关系，合理调整出口规模和价格水平；三要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方面积极主动采用国际标准，如贯彻实施ISO9000、ISO14000、OHSAS18000等，提高环境绩效和社会形象，更好地为走向国际市场创造良好的条件。
（三）加强相应体系建设
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主义经济价格体系。要充分发挥价值规律作用，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真正主体，独立承担风险，使产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直接挂钩，建立起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特别重要的是要尽量减少由国家定价的商品种类，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格体系的早日建立；另一方面，要健全和完善贸易救济体系。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加快与贸易摩擦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四）重视发挥社团组织作用
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一是要建立政府有关主管部门与行业协会的沟通机制，发挥行业协会等组织的“桥梁”作用；二是要引导行业协会加强自身建设及业务培训，提高应对技术壁垒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帮助行业协会等履行好服务职能，一方面要承担起保护企业的职责，及时引导企业规避出口风险；另一方面要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形成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进行出口产业保护的快速反应机制。
参考文献
[1]赵晓，柳阳．再论中国崛起之“国际经济摩擦时代”[J]．国际经济评论，2005，（4）．
传统的比较优势概念源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比较优势系指各国在土地、劳动力及金融资本等有形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而使一个国家可以在某类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据此说明其参与国际分工的依据和条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该理论的缺陷在于：生产要素仅局限于土地，劳动力及资本等有形资源要素上，没有考虑知识、技术、商誉等后天累积形成的无形资源要素会对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形成比较生产费用优势产生重要影响，也不可能考虑以产业政策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政府有效干预是影响比较优势变化的重要因素，是后起国提升比较优势，重塑国际分工形象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日本、韩国的兴起就是一例。
2.比较优势和外贸竞争力
外贸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和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外贸的企业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从我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变化可以看到比较优势仍然在外贸竞争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就中国而言，劳动力丰富而低廉，这正是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所在。因此我国的出口产品主要由劳动密集型产品构成。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并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就一定是具有竞争力的，就一定能够打入国际市场了。理论上可以想象，在一个两各国家的世界中，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在其贸易伙伴的市场上是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在一个多国世界中，如果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或生产技术完全不同，各自都生产一种不同于其它国家的产品，这种产品同时也是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然而，各国的要素禀赋或者生产技术并不会完全不同，因此各国生产的产品常常是相似或相同的。当几个具有相似比较优势的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出口相同产品时，哪一个国家的产品能在该市场上取胜就取决于竞争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了。
竞争力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因此，在一个多国家、多要素、多商品的世界里，一个劳动力丰裕的国家并不必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竞争力，以我国输往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的产品来看，总体上根据比较优势我们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我们出口的这些产品大多数还是粗加工低档次的产品，主要依靠低价竞争，因此我们的产品一方面面临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相似产品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又常常遭到发达国家的倾销指控。总之，从整体上说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意味着劳动工资成本相对较低。不可否认，我国的纺织业具有先天的资源比较优势，然而以上优势属于低层次优势很容易被取代和超赶，近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有了较大的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单位产品所耗的劳动力成本有上升趋势，劳动力工资成本己经超过巴基斯坦、印尼、孟加拉国等国家。我国纺织业目前竞争优势缺乏。长期以来纺织业单纯依靠价格优势，忽略了技术创新，缺乏技术优势；我国的纺织品，很少有自己的品牌，更不要提国际知名品牌，缺乏品牌优势；虽然从1999年以来，纺织机械的进口一直维持在20%以上，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装备落后，自动化程度不高，缺乏硬件方面的优势；管理水平不高、专业人才缺乏、研发创新能力不足、营销网络不健全，缺乏软件方面的优势；工厂规模小，缺乏内部规模效应、产业集群不够，缺乏外部规模效应；信息不灵，市场敏感度不够，缺乏对市场的快速反应机制，并不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具有比较优势产品并意味着它会自动具有竞争力。
3.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飞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公司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中心思想是一国兴衰的报本在于国际竞争中是否赢得优势，它强调不仅一国的所有行业和产品参与国际竞争，并且要形成国家整体的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的取得，关键在于需求条件、要素条件、相关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四个基本要素和机遇及政府行为两个辅助要素的整合作用。
4.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战略措施——提高外贸竞争力的战略措施
(1)发挥比较优势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基础。比较优势认为，产业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充裕程度。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还是以各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论。其假设前提都是各国的生产要素不可流动，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可改变。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动，跨国公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有效配置资源，生产要素方面的天然优势不再被一国所有；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自然资源可以被改进、替代、培养；随着人力资本的投入，发达国家的劳动技能和熟练程度日益提高，克服了数量上的不足；随着消费观念的转变，产业内贸易、差异化产品快速发展。比较优势退位，竞争优势表现在依靠抢先投入发展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依靠长期积累并持续对设备、技术、R&D投入获得的技术优势；依靠个性化产品、个性化服务所获得的差异化优势；依靠长期在营销上投资而获得的优势；依靠持续的创新改善、升级换代获得的自我提升优势；依靠政府创造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支持性制度的外部环境优势；领先独特的管理方法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优势；依靠挑剔的消费者和有力的竞争对手带来的压力优势；依靠网络信息、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对市场敏感而做出瞬间反应优势等。对于我国来说，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是发挥比较优势，有效利用资源，为增强外贸竞争力创造条件。这也等于相对提高了资本及技术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本积累多了，并逐步由相对稀缺到相对充裕，就可以较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资源、技术及产业结构上的差距，从而加快了资源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增强了产业的竞争优势。相映之下，不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则这些产业不可能较经济地，并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竞争优势。如中国的骑车业、电子信息产业以目前状况很难进入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是一个持续积累，渐进的过程，知识经济的来临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契机，更是双重压力（工业经济体系的完善及知识经济带来的产业变革）和更严峻的挑战，我们必须发挥比较优势，稳步前进才是提高竞争优势的捷径。
（2）发挥政府作用促进外贸竞争力提高。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在确保强有力的竞争，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和培训方面扮演积极角色，政府最根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国家是企业最根本的竞争优势，因为国家能创造并保持企业的竞争条件，国家不但影响企业所做的战略，也是创造并延续生产与技术发展的核心。按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源于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与辅助产业的状况，企业策略、结构与竞争者，机遇以及政府行为六个因素。如果政府不加干预，前四个基本要素可能很长时间才能孕育成熟，所以政府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基于此，我认为提高我国外贸竞争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教育产业，积累人力资本。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熟练劳动力的比重是提升比较优势的关键环节。对我国来说，技术、知识是稀缺生产要素，知识经济的来临使智力资源成为发展经济的战略性资源，要提高外贸竞争力，就必须通过劳动力素质和技术创新来提高效率和开发新产品。而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不足，教育投入占国民收入总额比例为2%-3%之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5%,造成人力资源匮乏；我国在全部劳动力人口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存2.8%,受初中以下教育者为86%；作为人力资源开发的主要场所，高等教育投入更为不足。因此，我国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具体如增加劳动力进行终身教育和培训机会；改革教育体制，在培养“通才教育”的同时，注意培养创新精神，这对于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企业家阶层，对于提高基础研究水平，自主开发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增加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的自主研究与开发。我国技术开发能力低下是制约外贸竞争力的因素，而技术开发能力低下除了企业规模小，劳动力素质不高外，R&D投入严重不足，如R&D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996年为0.5%，同期发展中国家为1%，发达国家为2%。按波特的观点，先进要素在竞争优势中起决定作用。先进要素不同于自然赋予的基本要素。先进要素是个人、企业及政府投资的结果。为培养先进要素，政府的作用就在于创造一种有利于先进要素生成和循环转化的环境。因此，除了加人教育投入外，政府还应该加大R&D投入，支持企业的研究与开发，促进企业进行创新。
第三，制定产业倾斜政策，保护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要为企业创造一个支撑生产率提升的良好环境，确保强有力的竞争。对于关键产业及新兴产业，政府可以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如关税保护、出口补贴等方式。高技术产业对于改善中国产业结构，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起着重大作用，政府应对这些产业战略性扶持。就当前来说，为取得或保护在一些高科技产业或关键性产业上的优势地位，发达国家广泛采用了多种扶持政策和保护措施，仅美国而言，就频繁使用了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单方面的贸易制裁等手段。我国为了尽快提高外贸竞争力，有必要对一些技术含量高、外部效应大的高技术产业，进行适当的、一定时期的保护，建立有效的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如，应继续对技术含量高的机电产品实行退税优惠，扶持其出口，加速国内产业结构向高科技化发展。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发达地区由于工资成本上升，逐渐失去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我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发达地区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同时可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转移，充分利用我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优势。
参考文献：
[1]陈春宝.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外贸竞争力.东北财经人学出版社，1997.
[2]黄顺荃.走向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技术性贸易壁垒因素
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增加了我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各国共同遵循的游戏规则，谁控制了国际技术标准，谁就可以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中争取主动，赢得进入国际市场的主动权。我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它们通过制定名目繁多的技术法规和不断提高的技术标准以及规定复杂的合格评定程序，使得我国的产品出口连连受挫，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我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难度。
技术性贸易壁垒造成我国出口产品成本增加，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某些技术性贸易壁垒虽然不直接对产品的市场准入设限，但却可以通过设置各种环境标准和检测标准，或是提高原有的标准，从而迫使我国出口企业为了跨越壁垒增加生产与交易成本，以达到削弱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的目的。为了达到相关标准而增加原料成本，削弱了产品竞争力。
技术性贸易壁垒引发贸易纠纷，妨碍我国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已成为贸易纠纷的重要导火索，在世贸组织贸易纠纷案例中，有28%是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关。中国出口企业也因此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美国、欧盟拥有技术优势，以强调自身利益为核心，在标准的制定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因而技术性贸易措施已经成为其重要的贸易壁垒。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技术性贸易壁垒将不可避免地引发我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易纠纷，影响我国双边或多边经贸关系的正常发展。
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我国出口受阻，增加国内就业压力。在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产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因而当其遭遇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时，该产品所在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有较大下降，增加国内的就业压力。据统计，如果轻工业出口量下降10%，轻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将下降2%，相应的服务业劳动力需求将下降8.3%。
国际劳工标准因素
国际劳工标准成为新的贸易壁垒方式。我国是一个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大国，而且近年来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都日益强大，而随着贸易配额和许可证制度的取消，许多传统的贸易壁垒方式无法再发挥其原有的作用，使许多国家担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的生产会大量流入我国，更担心这进而会影响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甚至是政治稳定，所以他们必须要找出新的贸易壁垒方式，来抑制我国外贸企业的发展，保护自身的利益。当他们发现我国的某些企业的确存在违反国际劳工标准的问题时，限制甚至刁难我国企业的产品出口，影响我国企业的出口能力，增加我国企业对外竞争的难度。增加外贸企业的经营成本。国际劳工标准在我国的推行从多方面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首先，我国的外贸企业为了使生产的产品不受其它国家有关国际劳工标准的攻击，提升企业的形象和隐性竞争力，必须要做出一些相应的措施，如改善工作环境、提高工资、不雇用童工等，这些都会增加企业的成本，甚至使一些中小企业在短期退出国际市场。其次，如上所述，我国的某些外贸企业还制造假冒的认证过程和认证结果，而这个过程也同样会大大增加企业的成本。再次，一些想通过国际劳工标准认证的企业为了能达到国际劳工标准的要求，还要邀请专家培训和指导，而大笔的培训费用又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指责的一般都是一些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本身的营利水平就不高，所以有些企业不堪这种成本大幅度增加的重负而倒闭。
削弱外国投资者的积极性。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动力因素有两种，一种是我国的国内市场需求购买力，另一种是我国产品生产成本具有比发达国家更为低廉的优势，包括我国所拥有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资源。一些外商投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对产品质量、产品安全、环境保护等要求，忽视了员工的生产安全，不给员工应有的工资福利待遇，这不符合我国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了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我国要求外商投资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做到合法用工，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一来我国产品生产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廉的优势就会下降，对外商的吸引力将降低。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企业支付工人的薪水和福利得到提升，致使部分外企的预期收益下降，据测算，按照《劳动合同法》韩国企业劳动力费用负担同比将增加30%以上。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外商投资企业，环境成本本身就比较高，以前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需要放宽标准。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因此严格的环境标准将成为必然，这也使得外资企业感到压力。
环境因素
为了确保人类及动植物免受污染物、毒素、微生物、添加剂等的影响，许多国家建立了严格的动植物、食品检疫制度。同时，美、英、德、日等多国对进口产品的兽药含量合适品种的微生物都规定了最大允许量。这些标准使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受到了影响。
绿色包装已成为产品包装的主流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这种趋势下，国外的有关环保法规相继出台，尤其是我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国——美、日、欧盟等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包准制度，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市场准入。在欧美等国的环保法规中对商品包装材料的易处理性和可回收率有较高的要求和标准，而我国的包装材料落后、不易处理，可回收率低，对进口国的环境污染严重，造成了我国许多产品因为包装问题而无法出口。
一、从商务部层面来讲，应当做好如下工作：健全和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
第一，我国政府应当借鉴国外成熟的贸易救济机制，进一步完善我国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贸易救济体系。就目前而言，首要任务是加快与贸易相关的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健全应对贸易摩擦快速反应机制和敏感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尤其应当加强汽车、纺织服装业、信息通讯业、农业等产业的损害预警。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和我国驻外机构要加强相关信息的搜集，特别对重点出口国更要提高警惕。一旦发现国外有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壁垒的动向，应当及时把信息向有关企业发送并预警。其次，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产业竞争力调查体系。为了从根本上维护我国的产业安全，提高国际竞争力是最根本的应对方法。我国外贸法已经将产业竞争力调查在具体条文里加以规定，但没有配套的具体实施规则和办法。我国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从立法、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完善组织和经费保障等方面，落实竞争力调查体系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具体讲，要从三个层面上提高竞争力：宏观层面的国家竞争力，中观层面的产业竞争力，微观层面的企业竞争力。
第二，应当重视国外针对我国的特殊保障措施立法，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的有效措施，积极做好对外交涉和应诉的准备工作，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整体能力。
第三，采取有力措施支持和鼓励企业参加应诉，尤其是反倾销应诉。不应诉必然会丢失市场，应诉不力，就会丢掉大部分市场。但参加各种贸易摩擦的应诉，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我国出口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短缺，没有实力去应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参与应诉，协调各方力量，作好信息服务和业务指导工作，对出口企业的应诉费用予以补贴。
第四，加大贸易救济工作的专项资金支持。贸易救济工作的成败，直接关系到产业安全、国家的整体运行和经济安全。贸易救济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在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我国应当把贸易救济所需资金纳入国家整体财政预算范围，加大资金支持，并且专款专用。
第五，培养与贸易救济工作相适应的复合型专业人才。贸易救济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贸易救济人才必须是精通外语、国际贸易、产业经济、会计、审计和法律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应当通过委托高校培养或到国外培训等方式进行专项培养。另外，建立贸易救济专家库，单纯依托商务部工作人员很难把贸易救济工作完成，这就需要借助外力，尤其是各个方面的专家。
第六，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时，在利用“公共利益”条款时，既应当考虑申诉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应当考虑社会福利性支出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后对国内经济造成的贸易牵制性影响。
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外贸发展战略。第一，在出口指导思想上，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改变传统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的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战略模式，重视进口和国内市场的作用，实施进出口和国内消费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实现出口促进从“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逐步实现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善，促进产品升级。第二，政府应当鼓励、促进和指导企业自主创新。目前，自主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因素。政府应当密切关注行业的科技发展动向，及时向企业反馈前沿技术，帮助企业在科技创新上下工夫。第三，通过各种手段改变我国出口秩序混乱的状况。改变我国劳动力市场多年来的价格刚性问题；完善劳动法和环保法规的建设并严格执法；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通过提高科技含量和产品质量增加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第四，要通过努力，逐步妥善解决国外对华反倾销应诉中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第五，要进一步推行外贸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协调好国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第六，要指导和支持加强行业协会和商会的建设。
建立与国际接轨的标准战略。我国政府应当跟踪全球标准化的动向，及时制定和调整国家战略，与国际标准对接；建立与国外权威机构的相互认可机制；争取我国的CCC认证与外国标准互认，使我国的企业不用重复认证，节约费用，便利出口贸易；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修改和协调工作，争取将我国优势项目的标准纳入国际标准体系中，变被动为主动。
加强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我国与国外的贸易摩擦已经从传统的产品摩擦上升到了制度摩擦，尤其是由于国外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我国应当加强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与美日欧等的协调与沟通，尽快建立符合WTO规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强对外谈判。政府应当在多边或双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推动建立更加自由的全球贸易机制。在知识产权争端、人民币汇率和市场经济地位等谈判中，政府应当讲求策略。在具体的贸易摩擦案件和国外贸易壁垒的应对中，政府应当积极推动通过谈判解决争端。
加强我国在国际能源和重要紧缺资源的定价话语权。我国必须增加对国际市场价格制定过程的影响力：通过建立储备，抑制国内过热需求和不合理使用，增加对重要资源性商品进口的自我调控能力；对买卖双方市场的聚集力量进行对比，在合作与竞争中把握好分寸，争取最优惠采购价格；建立与重要资源性商品出口国之间的紧俏资源置换关系，实行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在强化国际定价权过程中实现双赢。
在法律中具体规定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贸易救济中的地位。在现有体制下，商务部对于地方各商务主管部门只是工作上的指导关系，缺乏纪律约束，有时商务部代表中央政府发出的要求难以得到落实。东中西部各省市发展程度不同，开展贸易救济工作的现状也不同。东部发达省份，自主性和积极性比较高，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和资金落实等方面做得比较好，而中西部省份就做得比较差些。在没有法律明确定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的短暂利益、政绩工程等，阻止贸易救济工作的开展。所以，应当依据对外贸易法，在具体的规则中明确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贸易救济中的法律地位和工作任务等。
完善省市一级的“一体两翼”工作机制建设。建立和完善省市级的贸易救济工作机制，建立地市级工作机制和省市行业协会之间的工作网络，充分发挥基层商务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成为商务部和行业协会及企业联系的纽带和桥梁。
加强贸易救济人员培训和人才培养。可以通过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商务部学习和商务部派驻人员到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工作的形式，进行人才培养，争取为地方培养一批能打善战的贸易救济人才。
完善商务部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贸易救济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机制。商务部虽然启动了不同司局与不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工作联络机制，但对于具体贸易救济工作机制的建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作为商务部的“助手”，在贸易救济调查、行业竞争力调查等方面协助商务部开展工作。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当提高开展贸易救济工作的积极性。我国加入WTO的“后过渡期”马上就要结束，意味着我国出口企业和各产业将面临着全球化的直接竞争，不会再享有特殊保护措施。无论是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还是应对国外的贸易救济调查，地方商务部门在维护地方经济利益和企业利益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目前，美国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地方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等都纳入其相应的评价体系和法律制度中，这是我们遇到的新情况，也预示着地方政府和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在进行贸易救济时具有了独立主体资格。如美国认为我国某一省份对某一产品存在着补贴情况，可能会对该省出口产品单独征收反补贴税，不会涉及其他省份，在进行贸易救济时，该省份就得单独去应诉和处理。
协会和商会要充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发挥其在贸易救济中不可替代的协调作用
加快规范行业协会的立法。通过规范行业协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行业协会的法规体系，从法律角度保障行业协会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独立履行行业代表、行业服务和行业协调的基本功能。如规定行业协会的准入标准，对现有行业协会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
调整行业协会的整体布局。我国现有行业协会的布局与我国的产业发展方向已经不太协调，尤其是对于新出现的行业，存在行业协会缺位的现象。因此应当根据我国产业的发展方向，重新调整行业协会的布局。
建立服务机制。协会、商会要关注和熟悉国际市场，搜集信息，熟悉和了解进口国的法律制度，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及时向政府反映企业的要求，提出政策性建议，预防和应对国际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建立协调机制。协会、商会要指导其会员正确处理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本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的关系，维护行业内部企业的利益。应当及时跟踪和调研国外企业对我国相关产业造成的损害和损害威胁，代表行业向商务部提起贸易救济调查要求。在遇到国外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调查案件和贸易壁垒时，协会、商会要出面组织有关企业参与应诉和申诉，充分发挥其协调应诉、申诉的重要作用。协会、商会还应当通过对外协商，真正发挥企业利益代言人的作用。
建立自律机制。协会、商会应通过制定本行业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质量标准、议事规则、仲裁规则等，规范企业行为，促使会员企业相互监督，规范企业间的竞争关系，制止“削价竞销”，维护产业整体利益，避免遭遇国外反倾销和各种贸易壁垒。
建立贸易救济专项基金制度。协会、商会应当每年预留出一定比例的基金，建立贸易救济专项基金制度，作为支持会员企业应诉之用，这样可以分担出口企业的风险。
加快进行贸易救济工作的人才培养和人员更新。目前面临的问题是，贸易救济需要专业的法律和经济人才，行业协会由于长期的体制问题，这方面的人才匮乏，进行贸易救济人才培养和人员更新是协会当前一项紧迫的任务。
出口企业作为贸易救济的直接受害主体，应当发挥贸易救济的主力军作用。各类出口企业应大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学会运用贸易救济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进行贸易救济时，要着眼企业的长远利益，积极参与应诉工作，密切配合协会、商会，与同行相关企业一起形成“四体联动”的工作机制，保护和拓展自己的出口市场，捍卫自己的权益。
【论文摘要】 本文着力探讨外贸风险管理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本文对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内容、主体、职能、目标、实现目标的条件与途径等问题进行了一些阐述。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风险防范 风险管理 一、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和内容 外贸风险管理指的是外贸主体在对外经营过程中对各种相关风险进行识别、测定和分析评价，适时采取风险管理技术或技术组合，对外贸风险实施有效的防范和控制，实现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的目标，保证对外贸易活动正常进行的管理行为和过程。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当是国际贸易中形形色色的风险因素、风险事件和风险损失。这既包含经济风险，也包含政治、文化风险；既包含国内风险，也包含国际风险；既包含进出口方行为所引起的风险，也包含其他经济主体和行政机构所引起的风险；既包含处于潜在状态的风险，也包含处于现实状态的风险；既包含未起作用的风险，也包含已造成损失的风险。根据外贸风险管理的对象，对外贸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处置即是外贸风险管理的任务。概括来说，外贸风险管理的内容有三个方面：一是健全企业对外经营的风险管理制度和体制，按照风险管理的要求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统一规划、组织和协调。二是预防和控制风险，防止国际贸易风险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三是处理外贸风险损失，将国际贸易风险损失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 二、外贸风险管理的主体 外贸风险管理一般由外贸部门的管理人员进行，在大型外贸企业可成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构，配置专业的风险管理人员，实行专业化的对外贸易风险管理。但是，外贸风险可能源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各个细节、各个过程。风险管理涉及到企业对外经营活动的方方面面，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工作，涉及到对外经营的全过程。因此，外贸风险管理的主体不应仅限于风险管理部门成员，外贸风险管理的主体应该包括外贸企业的全体成员。外贸企业中上至最高领导决策者，下至一线生产工人和普通外贸业务员都是风险管理的主体。外贸风险关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外贸企业在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务必养成全员风险防范意识，企业全体成员都应当是风险防范的当事人、责任人和主人。各成员都应认识到自己工作的点滴疏忽都可能构成风险险源，引发严重的风险事件，产生无法挽回的经济社会损失。每个成员都有义务消除本工作岗位上的风险隐患，为创造企业整体性的安全运营环境做出贡献。 外贸风险管理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有必要在每个经营环节中都对相关风险因素实施管理、监控，消除引发风险事件的苗头，化解风险危机，防止外贸风险从潜在状态转化为现实状态。企业全体员工应严格按照风险管理规程开展工作，确保每一个工作流程都不出现差错，把风险隐患消灭在具体的工作流程中。外贸业务人员、财务人员、一线生产人员、各部门负责人员既要分工把关，又要协调合作。只有通过外贸企业全体人员的精诚合作、共同努力，企业的对外经营方能做到防患于未然。 三、外贸风险管理的职能 外贸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外贸风险管理服务于对外经营的总目标，它对企业的涉外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外贸风险管理的作用与职能具体表现为： 1.风险分析职能。所谓风险分析，即是对相关国际贸易风险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识别、鉴定和评估。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外经贸企业必须洞察各种隐性和显性的国际贸易风险隐患，对这些风险隐患进行比较准确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较为客观地估计出风险产生的概率、频率、影响幅度，为制定切合实际的风险防范对策提供依据。 2.风险警戒职能。为保障企业的切身利益，保证对外经营的顺利进行，外经贸企业必然要加强国际贸易的风险警戒。企业要对各式各样的贸易风险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戒备，对外贸业务活动保持审慎的态度，对交易环节中的风险因素保持合理的怀疑，对可能出现的风险事件进行全程监控。外经贸企业要经常对国际贸易环境进行评价分析，对国际贸易风险进行搜索，及时发现国际贸易风险隐患并发出相应的警报。 3.风险预防职能。根据对国际贸易风险因素的较为准确的分析把握，外经贸企业可采取充分而必要的手段、措施对外贸风险进行防备，以遏止或消除风险隐患。在行使风险预防职能时，外贸企业可以采取积极的手段驾御风险因素、排除风险隐患，防止风险事故和风险损失的发生；也可采取消极的防御措施，躲避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为更有效地应对风险，外经贸企业往往会先采取积极的措施主动消除风险隐患。当风险隐患无法清除，风险 事故无法避免时，企业则可采取消极的回避策略，躲避风险损失。 4.风险处置职能。风险事故发生后，外经贸企业应迅速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风险损失进行积极的补救，防止风险损害事态进一步恶化，从而将风险损失降低到最低点，保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继而，外经贸企业要亡羊补牢，迅速地对各个部门和环节展开查漏补缺的工作，发现并清除其他类似风险隐患。外经贸企业应以风险事故为鉴，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强化风险意识教育，完善风险管理制度。 5.风险抵御职能。外贸企业要通过有效的对外贸易风险管理工作，从体制上、制度上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健全风险警戒防范措施，增强预防风险、驾御风险、抗击风险的能力，从容自如地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贸易风险。 四、外贸风险管理的目标 外经贸企业经营的总目标是为企业获取最大的利益。企业对外贸易风险管理的目标必须符合于、服务于外经贸企业经营的总目标。做好了风险防范工作，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有保障，企业的利润才能得以实现。外贸风险管理的目标具体包含高级层次上的风险管理目标和普通层次上的风险管理目标两个方面。高级层次上的企业风险管理目标，是指通过积极主动的风险管理工作为外贸企业创造安全稳定、和谐高效的外贸经营环境，保障企业总体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按照这样的目标，外贸企业应积极建立科学合理的风险防范机制，准确分析、识别外贸风险，有效地监控、处理风险因素，慎重地开展国际商务活动，引导外贸企业在比较安全的外贸轨道上运营，保障企业对外贸易活动的安全性和赢利性。这属于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上策。普通层次上的企业风险管理目标，则是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该具体目标指的是通过风险管理，预防外贸风险损失的发生，或者当风险损失发生后，尽快采取补救措施，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保障企业经营的连续性。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具体目标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预防、遏止风险事故的产生。企业应安排专业人员对汇率变动、贸易壁垒、单证制作、交易方的商业信用等多项风险点进行监视、布控。企业争取以最低的成本、最经济的方法去预防潜在的风险事故，对企业对外经营计划、财务保障措施、风险管理技术进行严格的审查和周密的部署。第一个具体目标强调的是对外贸风险的前置管理。其二，当风险事件发生后，使风险损失最小化。风险损失既已发生，就要尽快采取合理的补救措施，防止风险损失扩散，减轻风险损失对企业的冲击。同时，通过有效的风险处理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逐步化解风险损失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保证企业对外经营的持续发展。上述第一个具体目标强调的是外贸风险管理的前置功能，第二个具体目标强调的是外贸风险管理的后置功能。 五、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目标实现的条件和途径 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目标的实现，需以下列条件作为保障: 1.健康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健康、稳定、开放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下，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和制度得到了普遍遵守，交易者可以在比较自由、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违逆国际经济关系准则者将受到相应的制裁。在这样的国际经济法律环境下，企业风险管理的安全目标与获利目标自然容易实现。反之，若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贸易保护主义猖獗、非关税壁垒措施林立，企业正常的对外经营都难得展开，企业时刻面临着美其名曰“公平贸易”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袭击的危险，外贸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如何能够实现？ 2.健全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国际经济协调机制构成外贸企业风险防范所倚赖的一个重要平台。为此，以WTO为主导的多边协调机制和大量双边协调机制需得到健全的发展，其调节贸易争端、缓解贸易冲突、消除国际经济动荡因素的作用能得到有效的发挥。 3.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风险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须在企业宏观管理体制下运行。企业运营管理体制构成外贸风险管理的前提条件，科学严谨的企业管理体制为外贸风险管理提供了保障。 4.稳定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预警是保障外贸安全的第一条战线，风险预警机制是护卫企业利益的第一道屏障。稳定高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为外贸企业风险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国家应建立起覆盖全国范围的风险预警网络，及时为外贸企业提供国际贸易风险预警服务。同时，在外贸企业内部亦建立起科学的风险预警体系，制定有详细的风险防范规程和风险应急方案。企业的一切对外经营活动均需严格地按照程序和规矩办，在对外贸易过程中杜绝各种侥幸心理。 在上述条件保障下，外贸企业可采用众多途径来实现风险管理的目标。这里列举出一些重要途径，但需 说明的是，实现风险管理目标的途径不限于此。其一，政府积极开展对外经济协调和合作，建立高效的国家间冲突解决机制和风险信息通报制度。对于企业难以独自抵御的国际经济贸易风险，政府积极出面应对处理。其二，外贸服务管理机构与部门，积极主动地为企业外贸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海关、商检、工商、外汇管理等部门要以热忱服务于外贸、服务于企业的工作作风，千方百计地为外贸企业排忧解难，帮助外贸企业排查风险、克服风险、战胜风险。要坚决清除外贸机构中的衙门作风、官僚习气，禁绝对外贸企业的“管卡要”行为。各外贸服务管理机构与部门要将服务好外贸企业作为其工作的第一要务，作为考核其政绩的最为重要的标杆。其三，加强企业的风险防范机制建设。风险管理重在防，重在用健全而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来防。外贸企业应建立起全天候、全方位的风险监控、管理体制。要把好外贸立项、审核关，所有外贸项目必须经过专业人员的多层次、多环节的风险评估。对所有外贸项目都要进行严格而规范的事前审核、事中监督、事后检查，加强对国际贸易行为和流程的全过程监控。由于外贸交易涉及的因素和环节颇为复杂，一旦出现风险事故，当事者很难控制其进程。因此，对风险因素不明、风险事件无法控制的外贸项目坚决不做。对不同的贸易项目制定有不同的风险控制底线。其四，强化企业全员风险防范意识。企业成员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普通员工都应将风险防范工作作为第一大工作，将风险防范意识作为第一工作意识。要将风险防范工作作为考核企业领导和部门负责人的首要标准。企业领导决策者行事务必谨慎，决策力求集思广益。重大外经贸项目不经专业论证，不能匆忙立项。企业内每位员工在工作中必须按工作职责和流程办事，把好每一关。一旦发现风险苗头应毫不迟延地汇报。其五，实施风险管理能力建设工程。外经贸企业若想立足于世界市场，必须要有足够的应付外贸风险的能力。外经贸企业务须重视外贸风险管理的能力建设和措施建设，增强抵御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大型外贸企业应设置有专门的风险防范部门，安排有专业的风险防范人员。中小外贸企业的风险防范部门可与其他职能部门合并设置，风险防范人员兼任其他工作。各外经贸企业中所有部门的成员都对风险管理负有与其岗位相对应的风险防范职责和义务。外经贸企业应定期举行面向全体成员包括领导决策者在内的风险防范教育培训，增强企业全体成员识别风险、估测风险、监控风险、预防风险、处理风险的能力。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的预处理为了分析
选取新疆进口额和出口额作为衡量对外贸易的变量，分别记为IN，OUT;选择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变量。数据为1984年至2009年的年度数据，数据来自《新疆统计年鉴》和《新疆五十年》。GDP以1978年的价格为基期100，根据各期GDP指数计算得的实际GDP，换算公式为:该年度实际GDP=1978年GDP×该年度基于1978年的GDP指数，其中1978年的GDP为39．07亿元人民币。换算后实际GDP(简记为GDP)、进口额(IN)、出口额(OUT)。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对样本数据进行对数化处理，分别记为LnGDP、LnIN、LnOUT。
新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由于非平稳序列可能会产生虚假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这里采用ADF单位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数据LNGDP、LNIN、LNOUT的平稳水平。从以上ADF检验表的结果可知，LNGDP的ADF统计量为－1．984977，而在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为－3．658446，－1．984977明显大于－3．658446，接受原假设，即序列不平稳;进一步对其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结果表明LnGDP的ADF统计量为－3．552317小于5%的显著水平下ADF临界值－3．004861，所以拒绝原假设，序列是平稳的。同上可知，LnIN和LnOUT非平稳，其一阶差分变量LnIN和LnOUT是平稳的，即三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Ⅰ(1)。(二)VAR的建立本文的分析是建立在向量自回归模型基础上的，所以先建立VAR模型。Sims在1980年提出了非结构建模方法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其一般形式为:yt=A1yt－1+．．．ANyt－N+Bxt+ζt，其中，yt为内生变量向量，xt为外生变量向量，A1…AN和B是待估的系数矩阵，ζt为误差向量。VAR模型中，每个方程可以用OLS估计，无需随机扰动项序列不相关的假定，任何序列相关都可以通过加入y的滞后项解决［5］。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关键是滞后期的选择，本文采用AIC准则来确定最优滞后期数为2。通过VAR模型可以看出，拟合优度达到0．95以上，模型整体的AIC值和SC值为－4．530460和－3．489011，模型较好，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三)协整分析为了检验三变量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需要对其进行协整检验。协整检验一般包括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EG法)。本文选择Johansen协整检验。变量已经通过ADF检验证明是一阶单整Ⅰ(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模型的滞后期为VAR模型一阶差分变量的滞后期，因此为1。括号内数字为t统计量，在5%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从长期来看，进、出口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进、出口各自增长1%，将促进经济分别增长0．322138%和0．218016%。新疆的进口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这与一些地区情况有所不同。实际上，新疆的出口主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如纺织品和食品等，产品附加值较低，对经济带动作用不大。而进口产品主要包括钢材、原油、机电产品等，还包括引进的一些先进技术等，这些对新疆产业结构调整，拉动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在长期新疆的进口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明显。(四)误差修正模型在对三变量长期的关系和趋势了解的基础上，为了分析短期动态影响，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据格兰杰表述定理，如果非平稳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它们之间的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误差修正模型表述［6］。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D(LNGDP)=0．447738×D(LNGDP(－1))－0．009524×D(LNIN(－1))+0．013586×D(LNOUT(－1))+0．050755+0．036091×CointEq1其中误差修正项为:CointEq1=LNGDP(－1)－0．322138×LNIN(－1)－0．218016×LNOUT(－1)+0．459430从以上式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波动与出口波动影响方向相同，与进口波动的影响方向相反。这与实际相符，在短期新疆出口对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而进口在短期是外汇的流出，不会拉动经济增长，但长期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五)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从而探讨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期长度的变化比较敏感，所以选取了不同滞后期下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情况。经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滞后一期时，出口就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在滞后四期时，在10%的显著水平下，进口才成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的时滞明显高于出口，这与实际情况相符。出口的增加可以迅速增加外汇收入，带动经济增长，而进口则需要外汇流出，因而在宏观经济模型中进口被视为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但实际上，进口引进的除了本地区所需的原料、产品外，还包括技术、服务等，这些“软性产品”不会立竿见影的带来产出，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它所带来的技术效应等会逐渐显现，这正是进口长期来看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所在。
【论文摘要】 本文在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归纳了我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并提出了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建议，即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增长质量；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附加值；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自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论文关键词】 对外贸易 增长方式 科技兴贸 产业链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贸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30年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对外贸易总量相当于1978年的105倍，世界排名从第29位上升到第3位，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据海关统计，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到21738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这是自200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番。与货物贸易出口的绝对量迅猛增长相伴的是，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占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和位次也在逐年提高，从1980年的0.89％提高到2005年的7.3％。在贸易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我国外贸依存度也从1978年的9.8%迅速攀升到2006年的66.2%，显著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46.75%)，已经成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 虽然我国对外贸易增长迅速，但总体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水平还不够高，主要表现为我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数量扩张型的，导致在海外市场特别是我国出口比较集中的市场上，出口商品数量增长迅速，引发大量的贸易摩擦。1978年～1989年，我国外贸总体上处于逆差，扩大出口、增加创汇是当时外贸发展的主要任务。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产业向我国加速转移，我国工业化进程加快，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从1990年起，我国外贸持续保持顺差（1993年除外），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7%左右。保持适度的外贸顺差一方面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实力，提高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保持汇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安全。但另一方面，从2005年起，中国顺差每年以700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增加，令中国宏观经济承受了巨大压力，也引起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 从另一角度来看，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额人均只有1513美元，而据WTO的统计，美国是8427美元，日本是7136美元，韩国是7920美元。可见，从贸易数量与贸易金额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但从外贸增长方式上看，我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要素粗放投入实现的，增长的效率和质量不高，增长的基础也比较脆弱，我国要成为贸易强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二、我国外贸增长方式带来的影响 1.外贸出口重数量轻质量 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重在鼓励出口”的外贸政策，过于注重出口数量的快速发展，忽视了出口效率问题，导致我国的产品出口效率低，出口的数量优势远远大于出口的质量优势，产品的价值增值与规模的增长不相称，而且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粗加工产品占了较大比重，而高科技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偏低，使得出口增长质量不高成为制约我国外贸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矛盾。 以数量扩展为主的增长方式给我国外贸造成了诸多软肋：尽管我国商品的国际市场份额比较大，但核心竞争力不强；尽管我国企业加工能力较强，但是研发和营销的能力较弱；尽管我国货物贸易发展比较快，但是服务贸易发展较慢；尽管我国企业运行成本比较低，但环境污染等社会成本较高；尽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左右国际市场价格的能力比较差、因而贸易风险比较大。 2.出口产品处于产业链低端 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很大程度反映了这个国家在国际分工和世界产业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也决定了该国的外贸效益。改革开放30年来，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链的低端，这对我国工业水平的提高及对整个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高。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在核心技术、品牌、国际渠道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缺乏，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出口总量的5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靠加工贸易来完成，不少高科技企业实际上是加工组装企业。虽然从当前看，加工贸易符 合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但是如果长期形成依赖，与国内产业关联不紧密，不能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必然会影响我国外贸发展的后劲。 3.外贸出口竞争以价格竞争为主要手段 目前，我国出口商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低价格，长期以来，“数量扩张，低价竞争”是我国不少出口商品赢得市场的重要“法宝”。随着竞争日趋白热化，以及国家一系列外贸政策的调整，靠打价格战占有市场的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单纯依赖低成本进行价格竞争虽然在短期内可以取得成效，但从长远看，不计成本追求出口规模增长的模式显然不利于对外贸易的持续发展和效益的提高。由于企业不能获得足够的利润来支持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必然影响其发展后劲。另一方面，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的出口模式，很容易招致反倾销等多种贸易摩擦，恶化外贸条件，不利于改善我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4.外贸快速增长与资源约束矛盾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大进大出”，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企业通过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内外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推动了我国外贸快速发展。从我对外贸易发展的实践看，我国贸易扩张与资源约束的矛盾日渐凸显。我国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水平，而且由于我国经济和贸易长期实行粗放型增长，使得产出能耗和资源消耗明显高于国际先进水平，国内重要资源及能源国内供给严重不足。此外，经济活动往往具有外部性，一些地方和企业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外贸增长，使得我国的外贸发展不仅没有完全反映生产要素的真实成本，而且几乎完全忽略了资源和环境成本。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口增长越快，资源消耗就越多，环境压力就越大。可见，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利用与配置资源，将是我国对外贸易长期的艰巨任务，要实现这一任务目标必须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使出口贸易增长由主要依靠价格竞争、数量扩张及片面追求速度转向提高质量、效益和优化结构的方向上来，以实现对外贸易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5.长期以来重视出口忽视进口 我国在长期的出口创汇思路下形成的战略思维，使得进口问题长期被忽视。一方面，中国的出口导向的贸易战略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长期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也带来了不容回避的问题：出口扩张难度增大、保护国内市场的余地缩小、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等。而进口规模的扩大将在资源、技术、市场、机制、体制等多个方面拓展我国的发展空间，重视进口有助于提高国民福利、发挥后发优势，可以为出口提供重要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支持，还能改善贸易条件，扩大出口市场，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如何更好地发挥进口对国内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是未来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此外，随着我国更深地融入全球经济，我们还面临很多新的问题，例如，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问题、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问题等，这些问题都决定了我国外贸主要靠数量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尽快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三、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对策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增长质量 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实现出口商品结构由低效益、低附加值的数量型增长，向高效益、高附加值的出口战略转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外贸风险，减少外贸的依附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依靠出口劳动密集、资源密集的产品，实现了外贸的长足发展，但现在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受阻、竞争激烈，资源密集产品出口也受到我国资源环境的严重制约，而且我国主要出口产品为劳动和资源密集产品，出口附加值低，经济效益低下，必须调整和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尽可能更多地出口加工度高、附加值大、经济效益好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我国应该运用比较优势，实施有计划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方面要稳定和延续中低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另一方面还要创造和积累中高端产品或生产环节的比较优势，扩大其产品出口，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 2.进入世界产业链高端、提高加工度、增加 附加值 我国外贸出口产品长期停留在世界产业链的末端，主要进行加工贸易和贴牌生产，加工度、附加值和经济效益呈现出“三低”的特征。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向上下两端延伸制造业的产业链，力争进入世界产业价值链的高端，提高加工度、增长附加值，扩大生产和出口高新技术产业产品、高附加值服务产品、技术密集产品、绿色产品、环保产品，自主进行研究、开发、设计，加强专业化协作和产学研结合。 3.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自识产权，增强国际竞争力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长期看，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打“价格战”无法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一个国家能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保持长久优势，取决于其科技进步的速度与自主创新的能力。只有大力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跻身国际产业分工的中高端，实现出口效益最大化。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建设相当薄弱。因此，要增强出口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重点是要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牌产品、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重点企业、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出口基地、培育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才能有效地发挥科技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促进我国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根据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竞争力情况，可考虑将电子信息技术、电子通信设备、船舶制造、航天器材、大型机电一体化工程机械、纺织机械、电动工具、新型材料、中药、生物工程等行业作为重点扶持的出口行业。可考虑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技术改造投入、鼓励创新，为自主创新提供有利的技术、资本、资源条件；形成合理资源价格，加大成本压力，推动由低成本竞争转向高技术取胜；加大科研体制改革力度，增大研发投入，完善创业投资、风险投资机制等。 4.积极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 要实现我国外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要不断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尽可能保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进口发挥了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以后要在以下三方面加以强化：一是调整和优化进口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做好战略性资源商品和关键技术的进口调控，增加从主要出口市场的进口，促进贸易平衡，推动重要资源进口方式和来源的多元化，确保进口安全；二是提高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简化和放宽部分进口管理措施；三是建立和完善进口促进体系，建立和完善进口公共信息服务体系，宣传介绍国家有关进口法律法规，提高政策透明度，设立进口商品供求信息平台。国家有关部门应通过及时进口信息、提供培训服务、加强对进口企业的行政指导等措施，引导企业更多地进口符合国家产业导向和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商品，并引导企业做好进口技术的消化吸收。 参考文献： 陈文玲.加快转对外贸易增长方式[J].宏观经济研究，2007（7）：11～15 隆国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从何着手[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01～24（2） 赵永清: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几点思考[J].国际贸易，1996（3）：26～28 曾铮胡小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高度化与贸易条件恶化[J].国际贸易，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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