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迅猛，业务品种不断增加，旅游消费信贷也应运而生。但与国外发达国家旅游信贷一直有稳定的市场相比，目前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才刚刚起步，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障碍。自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以来，多年来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市场反应寥寥。据统计2005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7686亿元，其中国内旅游收入5286亿元，国内旅游人次12.12人次，在当前我国旅游需求增长、旅游收入逐年增加、旅游业发展迅速的形势下，重新启动曾经面临退市的旅游消费信贷业务，对我国旅游业和金融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制约我国旅游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主要因素
1.1传统消费观念的制约
西方人视旅游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其社会福利和各项保险健全，即使没有存款也要外出旅游。中国人则不同，相对于攒钱购房、购车来说，旅游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在有足够余钱的情况下才能进行额外消费。尽管政府大力提倡居民进行消费信贷，但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50%居民并没有消费信贷意向，在量入为出的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下，个人信贷消费发展缓慢，旅游信贷消费更是举步维艰。
1.2个人信用制度体系的制约
目前的消费信贷中，商业银行既是消费受理方，又是授信方，独资承担了信贷消费的资金压力和风险，这就制约了信贷消费的进一步发展。贷款银行为了减少风险，必然以苛刻的信贷条件要求贷款人履行繁杂的贷款手续。而旅游信贷的需求往往是突发性的，烦琐的手续影响了贷方和借方的积极性。
1.3银行服务质量的制约
近年来由于银行尝到了房贷、车贷所带来的利益，普遍对金额较小、季节性强的旅游消费信贷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忽视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营销，消费者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手续烦琐、门槛较高、周期较长，抑制了消费者的热情。
2旅游消费信贷的市场定位
2.1人群定位――青年市场
目前对国内市场来说，耐用消费品已趋于饱和状态，而人们的旅游动机和需求日益旺盛，这就要合理地引导人们的消费方向，旅游消费就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应积极鼓励人们进行旅游消费。
亚当•斯密认为年轻人对于自己和未来的估计总是过于乐观，相比其它年龄段的人更容易产生负债消费的动机。我国老年人消费观念大多过于保守，而青年人已普遍接受“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的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对于收入不高、积蓄有限、收入来源稳定、有一定还款能力且有强烈旅游欲望的个体消费者而言，旅游消费信贷是很好的途径。
2.2类型定位――境外旅游
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快速发展，出境旅游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长，自1997年至2004年，中国出境旅游达1.1亿人次，其中2004年中国公民出境达2885万人次，比2003年增长43%，成为亚洲第一大客源输出国和全球出境旅游市场增幅最快、潜力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外出旅游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相对于出境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开支来说，有一定的悬殊。目前除了少数高收入者，很少有家庭能在一年内潇洒地举家出游几次，就是一年外出旅游一次的也是中高收入家庭。对于年轻人旅游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经济条件不允许，而分期付款是一种平衡手段。
3旅游消费信贷的拓展对策
要使旅游消费信贷在我国真正发展起来，除了制订与信贷消费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担保、评估、保险、公证等一系列制度，使旅游信贷消费逐步走上法制轨道；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促进个人信贷消费健康发展以外，针对旅游消费信贷的实际情况，还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作文章：
3.1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居民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政府、金融机构、旅游企业和媒体要加大旅游消费信贷的宣传力度，通过报纸、电视等各种宣传方式，普及信贷消费知识，逐步转变人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先积累、后消费的消费习惯，引导人们树立借助信贷工具，适度超前消费的新观念，只有当消费观念转变时，旅游信贷消费才能真正在我国普及。
当然在消费宣传上不可盲目误导透支消费和负债消费观念，不可在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没有确定的收入预期，就举借债消费。而应正确引导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培养正确的消费倾向。目前，我国正在建设节约型社会，奢侈浪费、盲目消费攀比，脱离实际收入水平、不量力而行的消费观念违背节约型社会的宗旨。引导青年人消费结构的转变，少在吃喝上浪费，少负债购大房、购车，多在购书和游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上消费，这对于提高青年人的整体素质大有裨益，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消费环境和氛围。
3.2放宽条件，简化旅游信贷的手续，提供优质服务
当前在实际操作中，银行很少将旅游贷款直接贷给个人去旅游。银行的贷款条款上大多规定贷款只限于支付与贷款人签订合作协议的特约旅行社的旅游费用，也即旅游者的旅游只能是跟随团队参加大众化的团队旅游，如此苛刻的要求有背于旅游日益散客化的国家趋势。
消费信贷手续烦琐，旅游消费信贷更是如此。一般游客需提前一个月向开办此项业务的银行提出申请，其间需要往返银行多次，并提供银行所需的各种文件、证明、担保。因此金融机构要简化手续，方便游客。加强职工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完善售后服务体系，健全信贷产品质量保障机制。
3.3加强协作，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达茂旗为解决农牧民贷款难问题，从2002年开始，金融机构根据全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开展了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目前在达茂旗，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金融机构有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达茂旗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2家民间小额信贷公司。目前，达茂旗小额信用贷款包括以下几类品种：①由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从2002年开办并推广至今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②由内蒙古首家贷款公司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发放的额度为3万元～5万元的农村小额贷款，此类贷款主要针对于个体工商户；③则是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及民间小额信贷公司发放的农村小额贷款，此类小额信贷占比较少。笔者研究的重点为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发放的农村小额信用贷款。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是农村小额信贷的主力军，发放数额约占85％左右，包商惠农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约占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约占5％，其余民间小额信贷公司占比2％左右。
2达茂旗小额信贷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1农户融资需求多元化与农户贷款渠道单一化相矛盾
近几年，恰逢金融体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调整经营战略，农村金融机构网点数量减少，信贷权限上收，用于农村的信贷资金大量减少，很难满足新农村建设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2．2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产品单一
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要发放农户小额信贷和农户联保贷款两类信贷产品。贷款投向结构单一、额度小，很难满足农牧民发展高效农业、畜牧养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的大额资金需求；贷款期限限定严格，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2．3信贷风险亟须防范
农村小额信贷主要面向农、牧民发放，是一种无抵押的扶贫性质贷款，而自然灾害对农、牧业生产影响较大，加之贫困人口抵御风险能力本身就差，一旦遭遇严重的自然灾害，这种农业风险就会部分转化为信贷风险；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不可避免的也会发生变化，从而信贷机构需承受部分借款人的违约风险。综上，信用机构亟须防范的主要风险即为农业风险、信用风险及市场风险。
3达茂旗农村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分析
3．1拓宽农户融资渠道，解决资金供求矛盾
当前，达茂旗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一枝独秀的亟须改变，应当尽快构建民营性、政策性、商业性、合作性金融机构合理分工、功能互补、有序竞争的多层次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从而达到拓宽融资渠道的目的。
3．2丰富小额信贷形式，完善信贷体系
达茂旗金融机构应当根据农牧民生产、生活及消费需求的内容和特点，使消费信贷品种多样化，积极拓展农村消费信贷业务，满足农民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3．3健全信贷体制，及时防范小额信贷风险
农村小额信贷主要为农民服务，而农民的收入大部分来自农业生产，所以，农业生产稳定能有效防止农民由于还款困难而产生的信用危机，从而降低违约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而提高资产收益率。贷前调查时，可以利用客户评级将贷款客户进行分类。通过一系列的模型和指标，对准客户进行全面的调查和审核，并将其划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只有那些风险等级在银行接受范围内的客户才能得到贷款。这是在贷款前采取的甄选活动，通过该活动，信用社就可以把高风险的借款者排除在外，从而降低其面临信用风险的可能性。贷后检查是指在贷款发放以后，信用社应持续关注客户的经营情况及资金应用情况，并通过模型更新客户的信用评级，一旦客户经营出现困难，信用社就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要求客户马上还款或协商延期还款，从而防范信用风险。
4结束语
关键词：信贷配给；融资；中小企业
信贷配给现象的研究早在30年代就开始在西方提出，针对西方的背景，现实情况，众多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对信贷配给的理解，并给出适当的建议。在我国，信贷配给理论开始研究的时间不长，但也有许多学者根据我国具体的政策，金融市场环境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本文试对2000年后一些关于信贷配给理论的文章进行分类概述，研究信贷配给理论在中国一些方面的研究。
一、信贷配给产生原因
程卫红在《评述信贷配给论》（2003，《金融研究》）中指出，我国目前信贷配给现象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府干预的、有技术操作形成的、有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但更多的是政府干预和政策导向造成的。表现为：从微观看扶贫救济性贷款、技改配套贷款、项目配套贷款、救贷款等等；从宏观看国家信贷政策必须支持产业政策，金融机构中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
二、信贷配给理论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关系
在利率机制失灵的情况下，金融变量对宏观经济的作用主要通过信贷配给机制对投资的影响来实现。新凯恩斯主义认为，外生冲击(包括货币供给的变化)和信贷配给相互作用的结果，使得较小的外生冲击就能产生较大的宏观经济影响。1988年，施蒂格利茨将信贷配给的这种作用称为信贷配给的乘数效应，这是造成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当宏观经济进入衰退阶段时，融资企业的经营环境将会恶化，其与商业银行贷款协议的违约率上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上升，商业银行预期利润下降，因此资本充足率下降，下降到某种临界水平时，不仅会使商业银行自身破产，而且易于从局部金融风险扩张为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秩序的稳定，此时，商业银行的最有选择就是进行信贷配给，减少贷款额度。同样，当宏观经济进入繁荣阶段时，商业银行的配给行为就会弱化，扩大贷款额度。鉴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国情的不同特点，穆争社在《论信贷配给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2005，《金融研究》）一文中指出西方既已形成的信贷配给理论是基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息率是市场化形成的，利息率对融资企业的筛选机制是有效的，但是在我国商业银行对融资企业的贷款利息率由央行规定，商业银行对贷款利息率不能相机调整，同时，商业银行对贷款对象及其贷款数量的选择不是依据融资企业的项目质量来确定，而是依据其与融资企业的关系确定，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是关系型信贷配给。
三、我国银行业中的信贷配给
首先，由于信贷配给理论的应用，国家给予银行业的政策，银行业自身建立的制度角度来说：葛西城在《银行困境与斯蒂格利茨的信贷配给》（2002，《管理现代化》）中通过Stiglitz和Weiss的“信贷配给论”得到启示：我国银行应建立完善的信用制度；建立一套评价客户的标准与制度。孙小丽在《信贷市场经济与金融结构不对称研究――基于双重信贷配给》（2006，《企业经济》）中通过分析我国银行的双重信贷配给特征（兼容了计划和市场经济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双重影响），构建了在双重信贷配给下的银行最优贷款模型，得出：应减少政府干预，加快银行和企业产权与治理结构改革，硬化企业与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和利润约束机制；其次，大力扩充和提高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及质量，加快金融市场的发展，实现金融机构竞争充分性及利率充分市场化。郑振东，王岗在《双重信贷配给与中国银行业的流动患研究》（2004，《金融与经济》）中提出正是我国双重信贷配给导致的资金单向流动而产生银行业流动患，解决方法：国家信誉退出，实现真正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弱化信贷配给机制，实现资金的双向流动；加强金融监管，约束商业银行的非理。
其次，从银行业自身通过运用信贷配给理论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案：王霄、张捷在《银行信贷配给与中小企业贷款――一个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理论模型》（2003《金融研究》）中通过考虑贷款抵押品的信号甄别机制和银行审查成本对贷款额的影响，将借款企业的资产规模、风险类型与抵押品价值相联系，构建了内生化抵押品和企业规模的均衡信贷配给模型。根据该模型，在信贷配给中被剔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于银行所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的中小企业和部分高风险企业。胡振飞在《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模式》（2005，《财经问题研究》）中将价格看作一种传递产品质量信息的信号装置，认为信贷市场上的供求双方的价格条件(利率)揭示了各自关于产品质量(项目风险)的信息。然后以Stigliz-Weiss信贷配给模型为分析框架，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进行了分析，提出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配给模式：贷款利率管制，所有制歧视与惜贷。李文豪在《我国银行经营绩效评价标准对信贷配给程度的影响》（2006，《金融研究》）中通过建立一个含有规模、质量、效益效用因子的信贷配给模型，分析认为理性的银行对规模和质量的变动而带来的效用变化的比率等于存贷利差与贷款吸存率的比；若银行片面强调规模的重要性，则信贷配给程度减轻；若银行片面强调资产质量的重要性，则信贷配给程度加重。
四、我国中小企业中的信贷配给
近些年，我国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其在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金融支持极为有限，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我国许多学者纷纷针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提出各自的见解。
首先，由于信贷配给理论的应用，国家给予中小企业的政策，中小企业自身建立的信贷融资制度角度来说：张海峰的《“双重信贷配给”对我国中小企业贷款的影响及对策》（2004，《经济师》），在金融抑制及金融自由化情况下的“双重信贷配给”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中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现状和成因，指出无论政府主导亦或市场化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对中小企业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贷歧视，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其次，从中小企业自身通过运用信贷配给理论对现实中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案：胡红星、张亚维的《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综合模型》（2005，《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一文将银行利润、银行利率、企业风险、企业规模作为内生系统变量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建立一个竞争性市场下综合的信贷配给模型，重点研究不同风险类型的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模型揭示，多样性的信贷合同组合可以通过贷款利率、抵押品作为甄别机制而达到斯宾塞－莫里斯分离均衡，阐述了模型对中国金融系统改革悖论与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现实启示。尹国俊在《中小企业信贷获取能力与集群战略》（2005，《当代经济研究》）中提出，小企业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政策优惠和金融机构的例外关照，而应该回到中小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上来。中小企业应通过提高市场地位来增强信贷获取能力。可行的措施是采取集群战略，包括发展纵向集群模式和横向集群模式。杨丰来，黄永航在《企业治理结构、信息不对称与中小企业融资》（2006，《金融研究》）一文中，对基于中小企业与银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大企业更为严重的假设，来解释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思路提出了批评，认为大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并不必然亚于中小企业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出中小企业受银行信贷配给影响更大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治理结构，文章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并给出应当改进之处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相关问题。
由于政府干预，政策导向，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够等因素，我国信贷配给现象与西方的信贷配给有很大差别，基本上几个大点已在上文陈述。宋亚敏、黄绪江在《对信贷配给模型的基层实证:咸宁个案》（2002，《金融研究》）一文中，着重从一个点来投射出整个中国的信贷配给现象，通过对湖北省咸宁市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个案研究，对信贷配给理论对我国的适用性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第一，如果从信贷“有效需求”角度出发，贷款难存在结构性特点，即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贷款难问题，而其他产业企业不存在明显的贷款难问题。这一结论对信贷配给理论给出了基本否定的验证。第二，如果从广义信贷需求出发，对于存在贷款难的工业企业，我们发现，在我国当前的经济背景下，逆向选择论比道德风险论更贴近实际情况。第三，我国的贷款难存在“非价格壁垒”现象，这是我国银行风险管理的特有现象。最后，根据上述信贷配给理论在我国的运用综述及信贷配给理论自身运用适用性和现实条件的不同，我们认为，今后比较现实可行的研究我国信贷配给理论的方向应在把握住理论中核心原则部分后，按照各区域、甚至省市基本政策，发展产业等方面的不同，将信贷配给理论同其他经济理论相结合，分别从区域差别、政策差别等对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做出理论指导。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非价格信贷配给；农村金融
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学者对于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也越来越关注。近年来，我国政府也逐步意识到落后的农村金融市场已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人增加的“瓶颈”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农村利率市场化改革到放宽市场准人限制从针对农村信用社的存量改革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增量改革，从农业银行开展面向“三农”的体制机制改革到邮政储蓄银行成立， 中央政府一直遵循着增加供给的改革思路，试图通过建立适度竞争、多层次的市场化农村金融机构体系来缓解农村地区的融资困境。然而，尽管如此，农村地区的人们的融资困境依然存在，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农民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信贷配给。
本文主要采取数据，对影响非价格信贷的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影响非价格信贷的主要因素，并且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如何改善目前的非价格信贷机制，进一步地完善我国的农村信贷市场，完善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需求和并且满足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能力。
二、文献综述
利率改革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利率已经基本放开。但是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后，利率似乎并没有充分的得到金融机构灵活地采用，并且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的信贷配给程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农村信贷市场对于农户乃至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都非常重要，完善高效的农村信贷市场不仅可以提高农户的收入和福利水平，而且还能够减少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缩小贫富差距。但是，由近二十年来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等的成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信贷场的效率非常地低，信贷配给的程度普遍严重。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最近几年我国在农村的信贷领域方面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很明显地，只有灵活的、能满足各种不同目的的信贷措施才能够较好地服务于农村信贷市场，而固定的、同一不变的信贷服务措施肯定难以满足我国农村市场的需要。因此，农村信贷市场的结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等的建立健全必须从农民和一些乡镇企业这二者的融资行为和其融资需求出发。
三、影响非价格信贷配给因素的计量分析
1.数据来源
由于对信贷配给实证分析对于数据搜集的要求很高，数据搜集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对信贷配给程度的精确度的计量， 因而在信贷配给理论不断拓展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在探索准确的信贷配给实证衡量方法。作者所做的调查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蚌埠市下县以及其所属村镇进行随机抽样，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发放问卷数量为600份，由于周边共有三个县，所以每县发放200份进行随机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589份。
2.变量选择
影响我国农村信贷配给的因素众多，包括户主受教育年限、户主年龄、家庭劳动人数比率、户主是否有技能、是否为规模农户和个体工商户、2014年生产性固定资产净值、2014年家庭纯收入、2014年家庭是否发生重大事故、平均每年与银行信贷员接触的次数、是否有过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经历等等。本文立足于普通农户都有的状况，选出几个有代表性的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选择户主年龄（X1）、户主受教育年限（X2）、家庭劳动人数比率（X3）、户主是否有技能（D1）以及家庭年纯收入（X4）这五个因素作为本文的变量。
3.模型建立
在只有解释变量X4时，方程拟合效果最好，并且所有检验都通过，所以在这个模型中，对于被解释变量Y（是否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解释变量X4（年家庭纯收入）。所以易知，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来说，是否对一些农户提供信贷供给影响最大的就是年家庭纯收入。
针对以上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得到三个结论：
第一，家庭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对于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并没有显著影响。由于考虑到现在农奴才能机械的发展，以及耕种劳作任务的日益减轻，户主年龄对于农村金融机构选择信贷对象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家庭劳动人数比率以及户主是否有技能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主要产生负向影响。这两个因素直接影响着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因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家庭劳动人数越多，以及户主的技能越强大，那么所对应的就是该农村家庭的年度总收入越高，因而其还款能力越强，其受到信贷配给的程度越低甚至不受到信贷配给。
第三，家庭年纯收入对所调查区域的农村非价格信贷配给产生较强烈的负向影响。这个因素直接反应了借款者的现金流情况；家庭年纯收入越高，说明借款者的净现金流越高，进而说明借款者的还款能力越强，从而说明借款者受到的信贷配给程度越低，甚至于不会受到信贷配给。
四、结果分析
本文的研究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国的农村金融改革。长期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对于改善微观经济主体的融资条件的成果是十分有限的，农户信贷配给程度仍较高。由于本身的研究的数据存在一定的缺陷，所以的道德模型可能不是很符合预期。在这个研究层面上，对于数据的要求是十分高的，但是由于点差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些系统上的错误，并且可能本文截取的数据较少，所以会导致本文的结果有些偏差，但是基于以上的模型和结论，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本文认为，影响农村金融市场非价格信贷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自身的资产状况，在农户的年收入较高的情况下，金融机构还是很愿意把钱贷给农户的。但是在实践中，在解决农户的自身的资产状况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本文认为在解决农村信贷供给程度较大的问题上，应该由金融机构进行创新，根据农村的特点设计合理的微观信贷合约，以缓解信贷合约中非价格条款对信贷需求的抑制，发挥利率在市场中的作用，最终通过金融制度和产品的创新来改变弄从金融机构长期存在较高程度的信贷配给的现象。
参考文献：
[1]张龙耀，江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信贷配给的理论和实证分析[M].金融研究，2001，07.
关键词 农村金融 小额信贷 微型金融
农村信贷尤其是穷人信贷，既是发展经济学领域一项重要的命题，也是金融领域一个棘手的问题。过去几十年的农村信贷实践表明，无论是政府主导下的“补贴信贷”还是商业化运作的金融组织，都无法有效地将信贷资源渗透到农民尤其是穷人手中。近三十年来，微型金融的兴起和发展为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和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在回顾过去几十年农村金融政策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小额信贷成功的必然性及其对穷人和农村地区发展的重大意义。然而，从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性的角度来看，微型金融的发展同样面临着“风险、成本和社会目标”等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
一、传统农业信贷的失败
资本匮乏、持久负债和长期遭受高利贷剥削始终是农村和穷人的写照，因此信贷一直被视为促进穷人财富积累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开始向农村地区启动大规模的“补贴信贷”(subsidized credit)，以期帮助穷人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和避免高利贷的盘剥，进而使穷人摆脱“贫困的怪圈”(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
传统农业信贷补贴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一方面，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业信贷分散交易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很少有人愿意提供农业信贷，因此提供补贴是为了补偿农村信贷机构的损失；另一方面，农业和穷人难以承受较高的利率，提供补贴是为了降低信贷利率。然而，这种主观逻辑却直接造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名义利率不反映真实的利率水平，真实利率长期为负。真实的负利率创造了过度的需求，使得农村信贷资源在“寻租”的激励下往往通过“政治市场”进行配给，而政府“锚定”的目标群体――小农和穷人，则因无力“行贿”多被排除在信贷市场之外。
正如大量的统计资料和数据所显示，针对农村的“补贴信贷”不仅收效甚微，而且使得农村金融机构效率低下，多数信贷机构因偿还率极低而难以为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自由主义重新抬头并占据了经济学的主导地位，许多新自由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主导下的农村信贷进行反思。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信贷，农民的福利状态甚至会更好。这是因为：首先，补贴信贷“挤出”了农民长久以来所依赖的非正规金融；其次，补贴信贷不仅难以“锚定”目标群体而且还破坏了市场利率的自动“配给机制”（rationing mechanism）――将信贷资源配给那些拥有较好项目并愿意支付意愿利率的群体，然而过度需求和“政治配给”却打破了这种市场均衡；最后，补贴信贷软化了信贷纪律，信贷组织一方面懈于进行贷款控制和监督，另一方面无意进行储蓄动员，只依赖于国家的信贷资金和补贴。
正因为如此，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应摒弃传统信贷下的金融抑制，只要对农村信贷机构进行市场化改造，农村金融市场自会形成有效的金融中介功能。然而一个有力的悖论是，如果农村信贷市场并非失灵，何来政府的干预？事实上，垄断和分割性是所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市场的常态，即便是信息约束和抵押约束便使得信贷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正如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进行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并未使农业和穷人的信贷问题得到丝毫的改观，而农村金融刚摆脱了政府的束缚又陷进了市场的“泥沼”。
二、小额信贷的兴起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无论是早期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信贷，还是随后的市场化改革，都很难将信贷资源有效地渗透到农业和穷人中去。传统农业信贷的失败归咎于“政府失败”（government failure），而市场化改革又面临着“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鉴于此，费南多（Fernando）曾有准确的洞察：“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关系的文化因素，而政府失败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干预”。因此，农业和穷人信贷问题始终是个悬而未决的难题。
冷战结束以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政府、商业银行以及形形的内嵌于农业经济的当地组织仍然在农村信贷中发挥一定的作用。这其中，起源于非政府组织(NGO)的“小额信贷”(microcredit)机构异军突起，并迅速在农业信贷和反贫困问题上居于主导地位。所谓“小额信贷”，便是向农民提供短期的小额贷款，尤其是农村地区那些无资产抵押的穷人。在孟加拉国，当.尤诺斯( Muhammad Yunus)通过“小额信贷”成功地将信贷资源渗透到农村穷人手中之后，“小额信贷”试验便在世界各地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亚洲、拉美和非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小额信贷”已经成了农村和穷人信贷的主导模式。
事实上，“小额信贷”并非一件新鲜事。从历史上来看，便存在着许多内嵌于当地的信贷组织和模式，如形式各异的循环储蓄基金会（ROSCAs）以及各种信贷合作组织（credit cooperatives）等，它们多通过“同伴压力”（peer-pressure）、“社会名声”（social reputation）等非正规监督和处罚，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正如费南多（Fernando 2006）所言，“交易性的（如私人放贷者）、互的（如储蓄循环基金会）和个人性的（如朋友和邻里）信贷提供者，总是能在需要的时候将穷人所需要的贷款金额提供给低收入家庭”。理论界认为，“小额信贷”正是合理地借鉴这种“内核”，并成功地利用了“小组信贷”（group lending）等内嵌于当地市场、文化环境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才得以有效地解决了农村信贷中的“市场失灵”等问题。在此，与传统经济思想观点不同的是，“文化因素”和社会环境不再是约束农村信贷市场的重要因素（市场失灵），相反，“文化因子”则成了保证信贷市场有效运行不可或缺的手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金融和穷人信贷的反复试验表明，农村落后、穷人贫困的根源并不在穷人自身，也不在于他们所处的环境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冲击，而是由于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们不能正确地理解穷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故而难以制定出能够普及小农和穷人的、适当的政策。正如制度经济学家所言，“制度至关重要”。因此，如果“小额信贷”能够将“亲穷人”（pro-poor）的模式制度化，那么反贫困和农村的发展将会闪烁新的希望。
三、新自由主义、小额信贷与农村的发展
众所周知，世界上大约80％的人口生活在中低收入的国家，有近35亿人口的信贷需求无法从正规渠道得到满足，这种“荒唐的缺口”（absurd gap）源于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被正规金融所忽视的非正规部门，或偏远的农村地区。在老一展经济学家看来，非正规部门的显性存在与正规部门吸收乏力休戚相关，故而应继续扩张正规部门以转移农村劳动力。这种“二元结构”的政策主张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非正规部门并不会因正规部门的扩张而缩减，所以非正规部门的存在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因为非正规部门本身就是被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边缘化的产物。然而，非正规部门或农业部门在“原材料、资金、劳动力和市场”上对正规部门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并为正规部门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长期的 “隐性补贴”；更为关键的是，对非正规部门的漠视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在新一展理论中，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的认识，农村地区和穷人的发展也获得了应有的重视。作为约束非正规部门的重大课题――“信贷问题”，自然也重新被提上议程。与以往不同的是，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作为非正规部门主体的小农和穷人应有效地与信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形成生产函数，并成为“新经济”中积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伴随着对发展思想修正的同时，一场关于如何在“新市场失灵”（the new market failure）状态下有效配置资源的技术争论也在主流经济学界激烈地进行着，而斯蒂格利茨和魏斯(Stiglitz & Weiss 1981）等人则证明农村信贷市场便是典型的案例。这导致了“新信息经济学”的诞生，使得理论家们开始以失灵的眼光重新审视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微观运行基础，以及在社会、文化环境制约下小农和穷人信贷行为的“非契约”性。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小额信贷”因尤诺斯和“乡村银行”的巨大成功跃入了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并为理论界打磨和印证各种经济理论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政策实践者制定有效的发展政策提供了范本。
因此，“小额信贷”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它使农村金融从“政府失败”的宿命和“市场失灵”的陷阱中走出，以“亲穷人”的崭新姿态呈现在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面前，并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发展论”(market driven approach)不谋而合。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们开始意识到，冷战后时期小额信贷体制的独特性源于非政府组织对“资本主义和发展”这一重大命题的再思考。例如，在回应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时，“乡村银行”(Grameen Bank)的创始人尤诺斯便倡导通过“人性化的资本主义”（humanizing capitalism）来促进农村和穷人的发展。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中，通过资本的注入也为小农和穷人释放“企业家潜能”（ entrepreneur potential）提供了新的契机，穷人不仅能够参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能从中受益。在此，在传统发展战略中被边缘化的小农和穷人的地位得到了重新的界定，他们不再是简单的信贷受赠者，而应是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微型企业主”（micro-entrepreneur）。
四、微型金融的发展、演进及问题
微型金融（Microfinance）的诞生和发展成了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深化和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线。通过竞争机制（竞争性地使用金融资源而非“赠与”）和筛选机制（筛选使用金融资源的群体）等制度的设计，微型金融成为一种有效渗透的手段和制度，并在加强和利用信息的基础上（例如，peer group，joint-liability，regular meeting等），通过借贷者的相互监督和连带责任比较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在无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由于道德风险而产生的信贷偿还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逆向选择风险。
然而，微型金融同样面临着成本（即以多高的利率贷出，成本和费用如何）、风险和持续性等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为了扩大信贷资金来源（储蓄动员）、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性，脱胎于NGO以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微型金融组织在自由思想的指引下开始朝商业化演进，在一些国家（例如中国、蒙古、巴基斯坦等），微型金融还通过与信用社的整合而实现了正规化（mainstreaming）。为了自身的持续，追逐经济效益的小额信贷组织明显出现了为农村高收入阶层（upmarket）服务的使命漂移现象(mission drift)，在拉美等地区，微型金融组织甚至上演了“利润优于商业银行”的“闹剧”。而且，为了覆盖包括实施成本在内的融资成本，商业化经营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利率多高达30―40％,例如：拉美地区的多为30―40％；孟加拉的“乡村银行”在20―25％的利率上，加上必要的补贴才能维持；在我国的小额信贷试验中，忽略某些实施成本的不可得性，左小蕾得出了河北滦平县农信社的小额信贷在14％基础上能维持的喜讯，而在云南的一项小额信贷中，利率则需要维持在20％以上。很难想象，弱质农业以及农村的低收入阶层和贫困农户如何在如此之高的融资成本上维持和发展。
因此，补贴（其一是，要不要实行补贴性信贷；其二是，是否给予农村金融机构补贴）成为农村金融深化和发展中的争论焦点,主流经济学家们也因此而出现了微妙的分化。以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俄亥俄学派（Ohio School）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ist）认为，在农村金融中，政府应避免金融机构的补贴依赖，通过市场准入让资源在竞争中有效率的配置，而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和有利的制度环境以及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降低金融机构的服务成本是政府的责任。尽管福利主义者（welfarist）也承认补贴性信贷下的“政府失败”，但是由于市场失灵，在弱质农业部门和农村大部分群体难以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又无法承受高息的非正规金融服务的情况下，政府应在农村金融中起积极的作用（包括建立政府所有的金融组织），以扩展正规金融的服务边界。以“农村金融新范式”(the new paradigm )著称的“适度干预主义者”企图寻找第三条出路。在“三叉理论”(the three-pronged theory)中他们认为，政府一方面应创造一个有利的宏观经济和制度环境（自然包括农村金融的深化和自由化），让市场在竞争中配置资源；另一方面，还应注重包括农村金融监管和法律制度在内的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对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新建成本、能力建设、教育培训、穷人高风险信贷、科研开发等费用，政府要提供非重复性的智能补贴(smart subsidy)。这样，农村金融机构在降低风险和成本的基础上将会达到追求自身经济效益和服务具有社会福利效应的低收入阶层的双底线均衡(double bottom line)局面。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发展并未出现适度干预学派所期待的良好局面，首先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其次是政府杯水车薪的补贴并不能显著地降低农村金融交易的成本，最后，这种经过精妙设计的“智能干预方式”在“非智能”的政府面前终归失效，从而，斯密那只手最终变成马吉那只脚。
五、总结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经济思想的发展和变迁，农村信贷政策和发展战略也几经变迁，从早期的“政府主导”（government led）到后期的“市场驱动”(market driven)，理论家和政策实践者们试图在“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的尴尬境地中寻找一条最优路径。“小额信贷”便在这一夹缝中跃入经济学家和政策实践者的视野，并因其特有的第三方优势以及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发展观”相同，而得到了理论界和许多重要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银行等）的一直推崇，并迅速被世界各地的政策实践者们复制和尝试。“小额信贷”既“亲穷人”又“亲市场”的运作模式重构了政府、小农和资本的关系，使得穷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这一重大命题闪现新的希望。然而，世界各地的实践表明，为了自身的可持续性，“小额信贷”同样面临着“成本、风险和社会目标”这一农村金融基本问题的挑战。不难设想，当小额信贷失败时，政府仍然是最后的买单人，因此，在以“市场驱动”的主流发展观中，政府一样不能全身而退。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从“小额信贷”运动的兴起到实现制度上的可持续发展，“微型金融”在模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同时，也给主流经济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作者单位：河南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The economics of microfinance,Beatriz Armendáriz de Aghion and Jonathan Morduch,The MIT Press,2005;
Microfinance-Perils and Prospects, Jude L.Fernando, Taylor & Francis Group,2006.
The Microfinance Revolution:Sustainable Finance for the Poor，Marguerite S. Robinson，The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2002.
Collusion and Group Lending with Adverse Selection，Jean-Jacques Laffont,2000.
Commercialization and mission drift:the transformation of microfinance in Latin America, CGAP, Occasional Paper NO. 5, JANUARY 2001.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 中小企业信贷融资 信贷配给 关系贷款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关于中小企业及其融资问题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涌现出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信息经济学的出现及发展为其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工具。本文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出发，围绕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核心问题，即信贷融资的需求、供给，以及如何解决供需缺口，对国外主要理论进行了回顾和梳理，以供未来研究的思考和借鉴。
一、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需求角度：融资优序理论和金融成长周期理论
中小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对银行信贷融资的需求？上个世纪80年代后非对称信息理论在企业融资结构的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由此产生了代表性的融资优序理论和金融成长周期理论，这两个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需求的最早论述。
Myers和Majluf（1984）系统地提出了融资优序理论（The Pecking order Theory）。该理论放宽了现代资本结构理论即MM定理完全信息的假定，从信息不对称这一前提出发，根据信号传递原理，认为各种融资方式的信息约束条件和向投资者传递的信号是不同的，由此产生的融资成本及其对企业市场价值的影响也存在差异，企业的融资决策是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依次选择不同的融资方式，即内源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后续研究表明融资优序理论在大企业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它更多地适用于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决策。换个角度来分析，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除了内源融资方式以外，首选的融资方式是债务融资主要是银行信贷融资，中小企业存在对银行信贷融资的客观需求。
融资优序理论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它解释了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企业对增量资金的融资行为，但是难以揭示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融资机制的动态变化。Berger和Udell（1998）提出的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该理论认为，处于早期成长阶段的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小，缺乏规范的财务报表，外部投资者很难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主要依赖内源融资；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信息透明度上升，可用于抵押的资产也迅速增加，企业此时可以通过外部金融中介机构融资；当企业进入成熟期后，逐渐具备进入公开市场发行有价证券的条件，企业的债务融资比重下降，股权融资比重上升，中小企业最终成长为大企业。
根据金融成长周期理论，在企业成长阶段（一般为中小企业），内源融资占比下降，通过外部金融机构的融资（主要是银行信贷）占比上升，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中小企业存在对银行信贷融资的需求，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并不发达直接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供给角度：信贷配给理论
如果说融资次序理论和金融成长周期理论从信息不对称的视角间接说明了中小企业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那么信贷配给理论则可以从银行供给的角度说明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供给不足，供需失衡导致中小企业融资缺口。
对信贷配给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研究其生成机制的是Stieglitz和Weiss（1981），他们将不完全信息和合约理论运用到信贷市场中，打破新古典假设，建立逆向选择模型与道德风险模型，提出信贷配给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存在。他们认为银行从利润最大化出发，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通过非价格手段对利率的自行控制以实现银企之间的激励相容，来消除作为信贷风险根源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优化信贷资产配置效率。具体来说，因为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必然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银行面临较高的信贷风险。由于较高的利率会产生逆向刺激效应和道德风险效应，为降低信贷风险，银行会把利率降低到均衡利率水平以下，以鼓励那些信用好的企业借款，限制那些信用差的企业进入。正是因为中小企业整体信用状况不佳，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为严重，导致了银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从而揭示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
三、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供需失衡求解：新金融中介理论和关系贷款理论
一方面是对银行信贷资金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持续存在的信贷配给，该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缺口？自从1931年“麦克米伦缺口”提出以来，虽然国外的银行在中小企业贷款方面有相应实践或者说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专门技术，但理论上的探讨和总结却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当时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机构在市场上的垄断地位遭到挑战，由此引发了“金融中介为何存在”的研究，信息不对称理论是个重要的分析工具，由此产生了新金融中介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Diamond（1984）提出的受托监控模型，认为即使考虑了成本，银行依然具有信息成本和监控优势。换个角度来说，银行存在的原因是其生产信息克服市场上大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银行的信息生产优势来自于实践中的关系信贷，来源于银企之间广泛的接触，也就是说该理论是以关系银行的存在作为分析的前提，由此也提供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方法，即关系贷款技术，银企关系的价值凸显。
所以新金融中介理论一方面是对原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成为关系贷款的理论根源。正是关于金融中介存在性及其本质特征的理论探讨开启了关系贷款理论的大门，关系贷款理论则是新金融理论的细化和自然延伸。
1990以后出现了大量关于关系贷款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证明了关系贷款可以促进信息在银企之间的交流从而缓解对中小企业的信贷配给，提高贷款的可获得性，关系贷款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有效技术手段，而众多研究最终融合成为专门的关系贷款理论。
四、超越关系型贷款：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新范式
Berlin和Mester（1998）把银行信贷技术概括为基于“硬信息”的市场交易型贷款技术和基于“软信息”的关系型贷款技术。传统的观点认为大银行倾向于利用在交易型贷款技术方面的优势向大企业提供贷款，而中小银行利用在关系贷款技术方面的优势专注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由此形成了传统的信贷市场二分法，即小银行-软信息-关系型贷款-小企业，大银行-硬信息-财务报表型贷款-大企业，也就是所谓的“小银行优势论”。这一度成为分析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标准范式。
上个世纪未始于发达国家的银行业并购浪潮导致中小银行数量的减少，由此引发了对中小企业信贷可获得性的担忧和相应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新的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技术不断被识别和发现，关于信贷技术的研究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Berger和Udell（2002）把贷款技术与银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联系起来，认为不同的信贷技术所依据的信息获取或处理方式不同，提出了四种信贷技术，即基于“硬信息”的财务报表型贷款、资产保证型贷款和信用评分技术，以及基于“软信息”的关系贷款技术。Berger和Udell（2006）总结了大银行以“硬信息”为基础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多种信贷技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增加了保理和贸易融资。Berger和Black（2008）依据1998年美国小企业调查数据和相关银行数据，识别了5种新的固定资产抵押型技术，包括设备抵押、机动车辆抵押、居住房地产抵押、商业房地产抵押和租赁型贷款，以及基于“软信息”的新的判断型贷款。
研究发现，除了关系贷款以外，还存在很多其他的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技术；而且向中小企业提供信贷的不仅是中小银行，大型银行也积极投入进来提升中小企业信贷的利润水平，关系贷款理论和小银行优势理论遭遇挑战，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研究需要新的理论范式。
BU（2006）建立了一个分析中小企业信贷融资的完整框架，他们认为金融制度结构和借贷基础结构决定了不同贷款技术的适用性和盈利性，而后者决定了贷款的可获得性。这个新范式沿袭了传统的分析方法，即贷款技术的重要性，但是也试图把一些关键性要素包括进来，比如金融制度结构中大银行和小银行的比重，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的比重，国有银行与私人银行的比重等；借贷基础结构则包括信息环境，司法、破产和法律环境，社会环境，税收和管制环境等等。
关键词：控股金融机构；现金持有水平；权衡理论；理论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9508
一、引言
现金是企业的“血液”，一旦出现现金流危机，企业将面临财务困境甚至破产[1]。出于流动性需求，企业通常保持一定的现金持有量。然而，现金资产具有低收益性，持有过多的现金资产会带来较高的成本，因此保持合理的现金持有水平是企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财务决策[2]。近年来，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持续增长的趋势，1990年中国企业的现金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为6%，2012年该比重已攀升至21%[1-3]。那么，是哪些因素导致企业偏好持有高额的现金资产？
本文选取2006―201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控股金融机构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控股金融机构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即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相比，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显著较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难以获得信贷资金，控股金融机构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相对于高管问题严重的企业，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理论上主要有理论与权衡理论两种解释。理论认为，投资者和经营者的信息不对称导致自利的高管倾向于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这一方面可以方便高管的自主决策，另一方面能够避免外部融资时，来自资本市场的监督[4]。权衡理论认为，企业的现金持有既存在收益，也存在成本，持有现金的收益包括避免因外部融资约束严重、资金缺乏而导致的投资不足收益，也包括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较高外部融资成本的节省；持有现金的成本包括现金资产的收益低而带来的损失、过高的现金持有量导致的较高机会成本等。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取决于持有现金收益与成本二者之间的权衡。诸多实证研究主要从这两个视角展开。
Faulkender[5]发现，高管的持股数量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负相关，并且现金持有水平随大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随股东数量的增加而增加，Faulkender将其归因于过于分散的股东无法对高管进行有效监督，因而增加了成本。Almeida等[6]发现，即使在不存在融资约束时，管理层持股较低的企业仍然会选择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Dittmar等[7]发现，与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相比，在投资者保护差的国家，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是前者的两倍。总体而言，他们为现金持有量的理论解释提供了经验证据。Kim 等[8]以1986―1991年美国高额现金持有水平的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企业的流动性资产持有水平取决于持有该流动资产的成本与避免较高外部融资成本的收益之间的权衡。Opler等[9]发现，那些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外部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具有相对低的现金持有水平。Mikkelson和Partch[10]发现，企业持有较多的现金是为了满足投资机会以及研发支出的需要。Almeida等[11]发现，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会保留大量的现金或现金等价物，以备企业后续投资之用，而不存在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不会出现此类情况。Custodio等[12]发现，当经济衰退时，那些具有外部融资约束的企业会选择持有较高水平的现金决策。Bates等[13]认为，为了缓解融资环境的约束，美国企业会增加预防性现金持有水平。Almeida等[14]认为，企业对现金资产管理的根本原因在于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在中国，一方面，企业仍然普遍存在融资约束[15]，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仍然有待完善，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仍然是企业主要外部资金来源[16-17]。因此，中国国内诸多学者主要考察了企业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程度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祝继高和陆正飞[17]发现，从紧的货币政策导致企业难以获取信贷资金，为应对外部融资约束，企业通常会持有较多的现金资产。代光伦等[1]进一步发现，相对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而言，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更难以获取信贷资金，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在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企业中更加明显。江龙和刘笑松[18]以及孙杰[3]发现，当经济处于衰退期时，上市公司较难获得信贷资金、外部融资约束加重，为缓冲外部融资约束的冲击，上市公司会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陈德球等[19]的研究表明，治理良好的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增加企业贷款融资的便利性，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
上述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是影响中国企业现金持有量的重要因素。当企业获取信贷资金便利程度高时，通常持有较少量的现金资产；当企业不具备获取信贷资金的能力或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低时，通常持有较多数量的现金资产，当企业存在外部融资约束时，这种影响更加明显[1-3]。近年来，中国金融行业改革不断向前发展，一些实业企业通过控股金融机构进入金融行业，这可能会对企业的贷款融资行为产生影响，提高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其影响机理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能够对其信贷决策产生重要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明确规定，股东依据其拥有的股权进行投票表决。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之后，拥有较多的股权，在股东会和董事会投票表决时占主导地位，能够对贷款对象、贷款数额和贷款成本等决策施加影响，能够利用控制关系帮助企业获取数量更多、成本更低的信贷资金。诸多的研究也表明，控股股东依据控制权对盈余管理[20]和现金偏好[21]等决策或行为产生了影响。
第二，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进入金融关系圈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重视关系的国度。在信贷市场发展不甚完善以及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关系这种非正式的契约便会替代性地发挥重要作用[22]。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进入金融关系圈子，圈子的关系机制有助于增加圈子内成员彼此之间的信任[23]，这种信任会降低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贷款门槛。Petersen 和Rajan[24]的研究发现，金融机构会优先为其信任的企业发放贷款，并且在贷款数量和贷款利率方面给予更多的优惠。刘浩等[25]的研究表明，当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关系较熟悉时，企业能够获取更多数量的信贷资金。
第三，控股金融机构有助于企业获得贷款融资技巧。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信贷资金遭遇失败不外乎以下情况：一是不予贷款；二是贷款数额少、贷款利率高；三是贷款期限结构不合理。这三种情况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企业掌握的贷款融资技巧有关。金融机构向企业发放贷款是按照一定的审核标准和程序进行，企业不清楚金融机构制定的审核标准，不了解、掌握金融机构的融资技巧，不仅获得信贷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低，而且还有可能获得的融资数额少、融资成本高。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可以更好地了解诸如审核标准、信贷政策等内部决策信息，掌握金融机构贷款“诀窍”，帮助企业成功获得贷款，或数量多、成本低的信贷资金。
在当前，金融机构的信贷融资仍是中国企业的主要外部资金来源，企业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原因很可能是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避免较高的融资成本[16-17]。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后，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程度明显增强，减弱了持有较多的现金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和需要，企业有可能保持较低的现金持有水平。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则不同，为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目的，它们有可能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中国国内诸多学者发现，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1-3-17-18]。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相比，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更低。
中国的资本市场脱胎于转轨经济，上市公司主体主要由国有和民营企业构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是两类产权性质不同的企业，二者在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已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受到金融机构的融资歧视，更难以获得信贷融资[16-26]，需要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之后，虽然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程度增强，减弱企业持有大量现金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和需要，但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可能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有所不同。
代光伦等[1]以及孙杰[3]发现，在较难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中，信贷资金获取便利程度高的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民营企业成立时间普遍较短，与金融机构的交易关系不密切，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27]；另外，民营企业大多处于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经营风险大。在中国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背景下，民营经济的私有成分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受到经济政策的限制[28]，民营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条件更为苛刻[29]，需要持有更多的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除了成立历史较长、与金融机构的交易时间较长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大多处于利润丰厚的垄断性行业，企业经营风险小，当遇到困难时，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帮助。在金融体系仍然由政府主导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父爱主义的关爱，更容易获得信贷资金[30]。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高管问题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前提是企业具备充足的资金来源[4]，即企业资金稀缺会抑制高管滥用资金的自利。在中国企业仍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缺乏资金基础，因而国内研究较少发现高管问题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企业拥有了充足的资金后，高管追求自利行为具备了资金基础，此时，高管问题可能成为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重要因素。Almeida等[6]发现，即使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管理层持股较低的企业仍然会选择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他们还认为，管理层持股较低往往意味着缺乏激励，管理层的自利行为更加严重，在外部融资约束较弱的情况下，企业会保持较高的现金持有水平。因而，严重的高管问题能够弱化信贷资金获取便利性、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
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为企业信贷融资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提供了资金基础。当高管问题较为严重时，自利性高管会利用信贷资金，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弱化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而当高管冲突较弱时，高管利用信贷资金、增加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动机较弱，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相对于高管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在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中，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笔者以2006―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初选样本，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数据后，获得7 866个观测值。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笔者借鉴祝继高和陆正飞[17]以及陈德球等[19]的做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了上下1%分位数的Winsorize处理。文中使用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数据、财务特征数据、公司治理特征数据以及行业信息数据来自于国泰安的CSMAR、WIND与RESSET数据库。
2模型选择与变量定义
为检验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本文设定了如下模型：
CASH_LEVE=α0+α1FIN+α2CONTROL+INDUSj+YEARi +εt（1）
因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控制变量包括：BOARD、RATIO_INDE、DUAL、TOP_SHARE、 OCF、DIVIDEN、ROA、SUB、LEV、SIZE、INDUSj和YEARi。
调节变量为企业的性质、管理费用率。参考夏立军和方轶强[31]的做法，当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为自然人、民营企业、村办集体企业等时，将该企业认定为民营企业；当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可以追溯至中央或地方国资委或地方政府时，该企业认定为国有企业。若上市公司所有权为国有，则STATE为1，否则为0。借鉴罗炜和朱春艳[32]的做法，笔者将管理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率（管理费用率）作为高管问题（ADM）的替代变量，若样本期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率大于（等于）样本中位数，则该上市公司的高管问题较为严重，此时ADM为1，否则为0。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2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企业现金持有水平（CASH_LEVE）的均值为178%、最大值为0705、最小值为0003、标准差为0143，与祝继高和陆正飞[17]以及陈德球等[19]的研究结果类似，本文的数据同样表明，中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不同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在回归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有效性。企业控股金融机构（FIN）的均值为36%，标准差为0187，说明即使按照20%的判断标准，中国仍然存在一些控股金融机构企业，当该判断标准降低为10%时，控股金融机构的企业数量显著增加。
2单变量分析
表3给出了控股金融机构企业与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在现金持有水平方面的差异。表3中数据显示，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均值为0136，非控股金融机构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均值为0180，前者比后者少0044，二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能够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支持假设1。但单变量分析未纳入控制变量，可能夸大了二者的关系，因此需要进行多变量回归分析。
3多元回归分析
表4为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多元回归结果。模型（1）中，变量FIN显著为负，说明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对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了获取信贷融资的便利性，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资产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较弱，因而现金持有水平较低。上述结论支持假设1。模型（2）中，乘积项FIN×STATE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回归结论支持假设2。模型（3）中，乘积项FIN×ADM显著为正，说明高管问题具有弱化控股金融机构企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相对于高管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回归结论支持假设3。
控制变量中ROA、OCF显著为正，说明获利性较强的企业，其现金基础更为雄厚；变量DUAL显著为正，可能是因为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后，高管的权力更大，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提高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
4稳健性检验
借鉴王化成等[33]的研究，笔者将企业控股金融机构的持股判断标准由20%降低为10%，重复上述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主要结论基本保持不变。另外，笔者使用ROE替代ROA重新进行检验，回归结果仍然支持本文假设。
五、结论及研究意义
笔者以2006―201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与现金持有水平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了获取信贷资金的便利性，弱化了企业持有大量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动机，从而降低了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而非控股金融机构则需要持有大量现金资产，以应对外部融资约束的限制，从而导致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较高。（2）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难以获取信贷资金，其外部融资约束更大，因而民营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大。（3）当高管问题较为严重时，高管会利用信贷资金获取便利，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弱化控股金融机构降低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因而相对于高管问题严重的企业，高管问题较弱的企业控股金融机构降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作用更强。
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是基于中国金融行业改革中出现的实业企业控股金融机构这一现象，研究其对企业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为分析中国企业较高的现金持有量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文献。二是结合中国的制度背景，同时关注信贷融资约束与高管冲突，考察中国企业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因素，为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权衡理论和理论解释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尽管中国诸多学者发现了国内企业也存在着高管问题，但鲜有研究从企业现金持有水平视角发现支持理论的直接证据（可能是因为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企业高管的自利缺乏资金基础），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之后，便利性的信贷资金获取为企业高水平的现金持有提供了保障，为企业高管的自利奠定了资金基础，此时，高管问题便会影响企业现金持有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已有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此外，随着中国金融行业改革的不断发展，社会上不断出现实业企业控股金融机构的现象，考察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动机以及控股金融机构后的企业财务行为等，对于稳步推进中国金融改革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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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小企业融资，国际经验，民营银行，信贷担保体系
一、我国目前小企业银行信贷的现状
通过考察国际上有关方面在小企业贷款方面的良好做法和先进经验，结合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小企业客户双方普遍存在的问题，银监会、人民银行陆续出台了《银行业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着力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
截至2009年末，全国小企业贷款余额达5.8万亿元，占企业贷款余额的比例为22.2%，较上年增加1个百分点，同时小企业贷款（不含票据融资）增速比企业贷款平均增速高5.5个百分点，比各项贷款增速高0.61个百分点。[1]
2010年2月23日，中国银监会表示，今年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小企业的投入力度，对小企业贷款明确提出两项“不低于”的监管硬指标：即小企业贷款余额的增量不低于2009年，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的平均增速。
二、各国小企业贷款现金银行的具体实践
1. 德国
德国政府通过资金支持来激励小企业的创立，成为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德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是通过直属于联邦经济部的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和直属于财政部的德国平衡银行(DTA)实现的。
除了直接向小企业提供各种贷款之外，这两家银行还免费向企业提供融资咨询服务；对小企业，联邦政府设立创新基金 (ERP)，规定凡新成立的企业存在自有资金不足的情况，可以得到'ERP'计划的自有资金证明，凭证明到银行贷款，进行创业实践。
此外，成立担保银行也是德国政府扶持小企业发展的有效手段。德国在各州设有私法性质的量保银行，在政府设有公法性质的再担保机构，为小企业在成立和发展阶段向商业银行、储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毕业论文，国际经验。。
2. 美国
美国发展起来了小客户信用评分方法来管理小企业贷款，借鉴了信用卡贷款的经验，主要依赖企业的历史信用来做出贷款决策，减少了人为因素对贷款的影响。这是一项运用现代数理统计模型和信息技术对客户信用记录进行定量分析从而做出决策的新技术，成本低而效率高，最大限度利用了大银行集中决策和处理标准信息的优势。这种方法扩大了小企业贷款的客户范围，加强了小企业信贷市场竞争，提高了小企业信贷市场的效率。
3. 韩国
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通过相应措施，鼓励商业银行、金融机构为小企业贷款：一是规定性指导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的最低比例，全国性商业银行为45%，地方性商业银行为60%，外国银行分行为35%（约有25%的外国银行分行在韩国不受这一比例限制）。二是实施优惠贷款利率。韩国银行将各商业银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对小企业贷款的支持力度作为再贷款优惠利率的参考因素之一。此外，韩国各商业银行业通过常规贷款业务和商业票据贴现方式为小企业提供各种融资业务。
4. 日本
建立专门为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包括民间中小金融机构和政府金融机构两大类。实施利率优惠政策，支持在市场中处于竞争劣势的小企业发展。毕业论文，国际经验。。小企业可以按照最低利率在国家专业银行获得贷款，可以延长还款期限，对小企业还实行无抵押贷款。
5. 欧盟
欧盟设立了专为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策性银行——欧洲投资银行（EIB），其资金的90%用于欧盟不发达地区的投资项目，10%用于东欧国家和与欧盟有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对小企业进行融资：一是全球贷款，用于支持小企业在工业、服务业、农业领域的投资和与欧盟发展规划、能源及运输有关的小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二是贴息贷款，为雇员人数不超过250人、固定资产少不超过7500万欧元的企业提供贴息贷款，利息补贴由欧盟财政预算支持。三是阿姆斯特丹特别行动计划（ASAP），是用EIB的经营利润所设立的总额为10亿欧元的三年期计划，旨在对高度劳动密集型和新技术领域的小企业进行投资和资金支持。[1]
三、对我国的经验启示
1.银行要加强针对小企业融资的信贷产品开发
银行要努力开展信贷创新,通过对信贷品种、信贷期限、信贷流程、信贷方式、信贷制度的创新增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建立和完善适合小企业特点的评级制度,适当下放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审批权限。大力开发如产业链放贷、供应链融资、流动资产质押、机器设备按揭贷款等产品。进一步开发贷款类金融工具，例如出口退税账户托管贷款。将授信、贸易融资和理财产品进行组合设计，推出“订单质押”、“发票质押”、“存货质押”、“收费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国内保理等担保方式，满足了不同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毕业论文，国际经验。。可以将信贷利率与抵押担保设计成负相关的关系，由此达到分类式信贷契约的均衡。依托交易链延伸，积极发展有真实物流和现金流的贸易融资业务，推进小企业贸易融资业务发展。探索小企业资产证券化、小企业集合债券等新业务，多渠道支持小企业资金需要。
通过对小企业信贷的客户信用评分方法，为信用状况良好的企业提供绿色贷款通道。针对困难企业专门出台授信指引，实行“一户一策”，逐个落实差异化授信政策，支持基本面良好、暂时出现经营困难的企业渡过难关。建立新型小企业风险管理体系,包括情景分析和行业动态追踪机制、标准化授信提案和授信审批机制、多维度的早期预警机制、防范道德风险的反欺诈机制、资产组合管理机制等，简化业务流程，加强标准化管理，开发了中小企业客户定性信用评估系统。
在此过程中，应满足本银行风险控制的要求，加强对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等风险种类的动态监管。
2.发展地方性中小银行，组建为小企业服务的民营银行
建立主要服务地方中小企业和个人的地方商业银行，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发展规模适度的民营银行。
相对于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在对小企业贷款方面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在收集信息的激励方面，中小银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使得信息易于在基层经理和上级领导之间传递，信息损耗较少，基层经理的激励较强。因此，发展以中小银行为代表的新型银行，可以满足小企业信贷的现实需要，使关系型信贷成为小企业融资的中坚力量。
从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看，最有效的直接融资渠道就是组建民营银行。民营银行能够解决中小企业急需风险资金的要求，为高新科技企业尤其是民营高新科技企业融资创造条件。有利于降低不良贷款，有效控制风险，促进我国良好金融秩序的建立，在控制风险的同时，积极增加赢利，为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提供很好的服务。毕业论文，国际经验。。
3.减少现存银行体系的金融抑制，放松利率管制
减少信贷资源的行政性分配，减少信贷资源配置上的国家管制。我国对于贷款利率的上限限制，使得银行不能把风险与收益配比，不符合市场运行规律。可以从中小银行、民营银行开始逐步放宽到所有银行对小企业信贷的利率限制，通过放宽利率浮动幅度、浮动利率制度、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等不同程度的手段，将银行业产权的渐进改革与利率的渐进市场化改革结合起来，避免对资金的过度需求和资金使用的无用损耗。
4.对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加大商业化的改革力度
虽然要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银行，但大银行对小企业融资仍有一些比较优势，例如有较高的金融分析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专业的信用风险模型和风险分析人员，管理成本相对较低，风险态度更接近中性，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抵押要求。
国有控股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应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提高小企业客户的满意程度。将小企业信贷业务纳入中长期的发展策略，强化小企业信贷主体部门建设，与各级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签订小企业金融服务协议，加入各地小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平台，寻求政府部门的专业指导。可以尝试建立流水线式或一站式服务模式，建立批量承做、组团放款方式，缩短信贷审批周期。
与国外小企业信贷经验丰富的金融机构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产品创新、模式创新、管理创新。
5.完善小企业信贷支持体系
小企业的信用条件一般都比较差，信用记录不完善，缺少充足的抵押品。直接导致了贷款困难，进而严重影响小企业的成长。小企业贷款需要外部担保来提升小企业的信用等级，帮助小企业取得贷款。通过担保机构介入,能有效解决小企业抵押品不足和难以找到保证人的问题。
在当前我国小企业信贷担保机构监督能力和筛选能力较为低下的背景下，应该以银行为主来选择担保对象，而不是以担保机构为主。毕业论文，国际经验。。担保机构实行部分担保，通过让银行承担部分风险的做法激励银行履行对企业的监督责任，发挥银行对贷款对象事前筛选和事后监督的主导作用。担保机构与银行在“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原则下实行比例担保,建立起与银行风险联动机制,有效分散和化解风险,促进担保机构与金融机构的共同发展。毕业论文，国际经验。。以“流程管理”为核心，从严格的信贷准则、明确的客户标准、精准的授信额度核定、健全的授后跟踪四方面着手，完善信贷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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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演变；启示
1.引言
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通过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民要富，必须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农村金融现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农民的增收致富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我国已经连续十一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关心重视，而所有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农村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正面意义，要求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步伐，农村金融发展要适应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健全的农村金融体制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提升农民福利待遇，推动国民经济和谐健康发展。金融抑制导致农民信贷资金的缺乏会在多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其直接或间接的波及到农户的技术选择、生产效率以及反映福利水平的食品安全、营养和健康的方方面面。因此，梳理国内外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变历程，比较分析各种理论诞生的历史背景，对于农村金融理论在我国的运用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的演化历程
任何理论都是特定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的产物，理论的发展总是跟随历史发展的轨迹。农村金融发展理论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思潮在农村领域的反映，这些理论与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
（1）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第一阶段：管制理论
农村金融管制理论，又称信贷补贴理论（Subsidized Credit Paradigm），诞生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20世纪六十年代，该阶段的农村金融发展理论和主流的凯恩斯主义具有同样的政策主张，强调政府干预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农村金融管制论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该理论基于对农村经济的一个基本判断：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致使农村储蓄能力低下，资金供给不足，同时农业生产的脆弱性、高风险性和低收益性，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愿涉足农村金融市场，因此应该利用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加以干预。因此该理论对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贫困阶层进行指导性贷款，对贫困阶层实施农业信贷补贴政策，运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低利率贷款排斥民间金融，同时对农村高利贷的民间金融加以取缔，遏制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
农村金融管制理论到目前为止都有其一定的合理性，该理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和农村金融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的资金供给力度，实施定向优惠的信贷服务和指导性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暂时的恢复性增长，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农村经济的短暂性恢复增长就受益于这种政策（林毅夫，蔡P等，2004）。然而，农村金融管制政策的负面效果更为明显，主要表现在：
首先，政府主导构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农户有效需求。由于缺乏对农村储蓄的动员机制，不注重挖掘农村内部资金凑集能力，农村金融的资金供给能力受到抑制。而低于市场均衡利率的利率上限，使得农村信贷需求旺盛，有限的外源性资金难以满足过度的信贷需求，该政策没有从根本上满足农村信贷资金需求，反而因为过度管制而压抑了农民的信贷需求。
其次，农业信贷资金难以真正发放到穷人手中，富人获取优惠信贷资金的可能性更大远远大于穷人，农村信贷金融啄序现象普遍存在。据估计，非洲仅5%、亚洲和拉丁美洲仅15%的农户获取过政策性金融信贷资金，往往5%富裕的借款者获取高达80%的信贷资金，优惠信贷资金垒大户现象明显。低息贷款的主要受益人不是农村贫困人群，低息贷款的补贴被使用大额贷款的较为富裕的农民所获取，因此低利率的信贷机会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扩大了这种不平等，这与政策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最后，政策性金融机构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策性金融机构不以盈利为目标，衡量其业绩的指标往往是贷款的审批速度和贷款的数额，不具有经营责任的政策性信贷机构缺乏对借款者的投资及还款能力有效监督的动力，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呆坏账率远远高于商业金融机构。此外，受到补贴的贷款利率，其实际利率往往为负值，这就不鼓励那些迅速还款的借款者，而是鼓励了拖欠行为，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脆弱性，使得资金有限的政策性金融机构灵活性大大降低。比如，印度借款者的拖欠率高达50%，孟加拉国为71%，马来西亚和尼泊尔为40%，泰国通过合作社系统发放的贷款中，也出现了50%以上出现了拖欠现象。此外，人为的低利率水平不能反映资本的真实成本，便宜的资金导致信贷需求的过度膨胀，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只用通过信贷配给的方式分配资金，而定量配给往往导致权力寻租，信贷资金可能并没有达到真正需求者的手中，并且有限的信贷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浪费了信贷资源。
（2）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第二阶段：市场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主张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以麦金龙和肖为代表的金融深化理论逐渐成为主流，此时，农村金融管制理论受到质疑和挑战，继之以主张放松管制和强调市场机制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Rural Financial Market Paradigm）开始兴起。农村市场价值理论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农村金融领域的反映，该学派对政府过度干预农村金融市场持反对态度，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利率政策会削弱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动员能力，因此该学派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要保持正的实际利率水平。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核心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利率政策、金融发展政策和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是指政府放弃对利率的直接干预，让市场供需决定利率水平，通过市场化的利率来真实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认为，市场化的农业贷款利率能够弥补农村金融机构的营运成本，可以有效动员农村储蓄而不过度依赖外部资金，同时增加了农村金融中介对借款者的投资及还款能力有效监督的动力，还可以减少发放人情贷款和随意的决断。事实研究也表明，资金的成本并非借款者唯一考虑的因素，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也是借款者考虑的主要因素，比如简化的申请程序和快速的支付方式等都将提高资金需求者借款的积极性。此外，严格控制通货膨胀，让实际利率维持较高水平，从而刺激储蓄和投资的增长；金融发展政策是指消除金融体系中的垄断，降低市场准入机制，建立多元化、多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鼓励各类金融中介竞争，提高整个经济中资金配置效率和可贷资金数量；信贷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取消政府的指导性贷款，国家不对信贷资金的流动加以干预，将信贷配给政策转换为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信贷资源。
农村金融市场理论的政策含义基本符合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深化具有积极效果，但是金融市场化理论跟其他理论一样，有其自身的缺陷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有三大前提假设：全信息、利润最大化和制度分析的缺失，这些假设导致农村金融市场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问题，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的缺失问题，也忽略了制度分析在金融自由化中的重要意义。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之上的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没有揭示农村金融自由化的风险，没有仔细分析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的关系，金融自由化是建立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制度要素和环境充分考虑。在金融发展理论中，我们不能回避制度质量的分析，也不能忽略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此外，传统的金融自由化理论侧重解释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忽略了金融自由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没有全面考察金融自由化与金融风险控制、金融危机防范以及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也证明，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落后的农村发展现实以及不完备的法律基础，短期内难以形成较为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机制。
（3）农村金融发展理论第三阶段：不完全竞争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爆发了的一系列金融危机，经济学家不得不思考完全自由主义和金融自由化的负面效应，同时注意到政府适度干预对经济社会的积极意义。这种反省体现在农村经济领域就是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全竞争理论（Imperfect Market Paradigm），其代表人物是斯蒂格利茨（Stiglitz），斯蒂格利茨是一位温和的国家干预主义者，换句话说也是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努力做到二者的平衡。斯蒂格利茨既肯定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也强调政府适度适度干预对矫正市场失灵的积极意义。
不完全竞争理论认为政府应该有限介入农村金融市场，主要是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全竞争。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全性较一般金融市场更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和农民投资行为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农户的经济行为的可观测性较弱，加之发展中国家信息体系建设落后，农村金融机构获取借款人信用特征的成本很高，高昂的交易成本降低了借贷双方参与的意愿。此外，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邮政储蓄等少数农村金融机构垄断了大部分农村金融业务。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认为，简单地提高利率水平会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恶化农村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因此，通过完全市场机制很难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市场，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需要一个社会性的，非市场要素的支持，因而政府的适度介入和借款人的组织化等非市场要素组织形式对于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至关重要。
在政策建议上，斯蒂格利茨主张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相结合，既注重非正规金融发挥的积极作用，又主张政府的适度规范和引导，以政府的有限介入来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竞争理论虽然也强调了政府在农村金融体系构建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这与信贷补贴理论与本质的区别。不完全竞争理论要求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干预和调控，微观层面自由化，凡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不加以干预，而政府有限介入农村金融市场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的缺失，而信贷补贴理论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都强调政府的全面介入，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此外，不完全竞争理论强调通过一些非市场要素组织形式在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积极意义。国外学者研究方向，小组贷款能够有效解决信贷市场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的问题。尽管金融中介无法完全控制借款者行为而面临道德风险问题，但是在贷款小组中，同组成员的相互监督可以约束个人从事高风险的项目，从而能够降低道德风险的概率。
3.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农村金融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处于一个被抑制和被边缘化的位置，农村金融抑制的内在根源在于在超赶战略的重工业化过程中，农村金融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金融剩余，成为制度变迁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在将国外成熟的农村金融理论运用与我国实践时，必须要与我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从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总体而言，不完全竞争理论能够较为深刻的解释发展国家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与农村金融管制理论和农村金融市场理论比较而言，该理论对于我国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我国要大力发展农村金融，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充分发挥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对于民间金融，政府要因势利导，区别对待。要坚决禁止和取缔非法的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和非法金融活动，使地下金融浮出水面，允许在法律框架下从事市场化的经营活动。政府应当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加快培育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农村典当行、小额信贷公司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金融微型机构，各微型金融组织可通过多种方式从金融机构融入资金，增加微型金融组织融资渠道。此外，提高金融服务质量和水平，鼓励农户积极参加联保小组，提高农户参加联保小组的比例。降低农户对正规金融贷款的认知性偏差，让更多农户熟悉贷款条件和流程。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重大病和生命财产保险制度，避免农户因重大突发事件陷入贫困。（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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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Laffont，Jean-Jacques.Collusion and Group Lending with Adverse Selec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3.
[3] Petrick，M.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credit rationing in agriculture：a methodological survey[J].Agriculture Economics，2005，33（2）.
[4] 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计量分析[J].经济研究，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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