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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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于以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再探讨、再认识。文章从3个方面进行论述： ① 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② 讨论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 ③ 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理性地审视、评判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及学术界以往对该理论的主要批评，以期使麦氏理论在新形势下重新起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影响的思路之作用。［关键词］媒介技术 再认识 唯物辩证法 科技动因 社会意图 技术决定论 机械化 在世界闻名的传媒理论家中，若论在学术界所受到的评价的起伏、落差之大，恐要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最为突出。他的以“媒介即讯息”论断著称的媒介理论，于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后，曾迅速风靡欧美各国，极受褒扬，他也因而名噪一时，频受传媒报道。但是，在“麦克卢汉热”似一股旋风刮过后，国际上学术界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其理论，对该理论提出诸多批评。而在经历褒扬和批评的起伏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麦氏及其理论似乎退居于较少引起注意的位置。事过境迁，随着电脑互联网络（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关注再次出现高潮，以媒介技术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又从寂寞中走出，重新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引起学术界的探讨。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时代呼唤传播学界加深自身对于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作用之认识。因而，对于专门论述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重新思考，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并对照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和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麦氏理论来一番再探讨、再认识。 I. 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魅力及其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翻开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史，以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对受众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堪称根深蒂固。 不论是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初期四大先驱的研究还是被称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里程碑的几项大型的重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或其影响展开的。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却一反这种研究传统，沿着将媒介技术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学术先驱、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尼斯（Harold Innis）开创的研究方向，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明/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从而为在传播学领域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这一创新之举开拓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的形式特性与社会的文化特征，媒介特征与人的感官、心理活动过程等，从而使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得到了拓展。此外，麦氏理论的表述颇多别出心裁的比喻和新奇惊人之语，如“媒介即讯息”的断言，称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媒介的提法，将电视节目等通常意义上的媒介内容比作“窃贼所拿的多汁的”、“旨在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的肉片的比喻，“地球村”的概念，等等。 而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等著作中对“电视一代”与“书本一代”之间的代沟和对美国60年代的校园抗议等的关注，显示了他善于探索贴近现实的热点问题的敏感性。 新颖，出语惊人，善于联系热点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使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具有极大魅力的因素。而这些又恰恰同传媒时时追新、讲究轰动效应的特征相吻合，麦氏一度在美国大众传媒中频频亮相，可说决非偶然。 当然，对于学术界而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主要观点，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麦克卢汉有关媒介对人体的延伸有三个阶段的观点为例，虽然，由于60年代电脑技术的发展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多媒体技术、虚拟技术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尚未出现，因此麦克卢汉笔下的新媒介以电视为代表；但是，麦氏在其富有想象力的预言中并非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后的媒介发展。他这样描述媒介对人体的延伸的三个阶段：“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在空间中的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取消了时空。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⑴尽管当时麦克卢汉尚不可能对后来迅速崛起的互动型媒介，作出清楚的描述，但是他还是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虽不无模糊但却大胆地对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将使知识、信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资源的趋势，作出了预言。他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中写道：“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物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职业变成‘有偿学习’，所有形式的财富都来自信息的流动。发现职业或工作可能被证明是难题，而发现财富反倒轻而易举。”⑵他还说，“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都化为乌有。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类结束了其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工作并承担起收集信息的角色。今天，收集信息重新占据包罗万象的‘文化’概念，完完全全如同原始的食物采集者在同整个环境完全平衡的状态下工作一样。我们在这一新的游牧和‘无工作’世界中的追求目标，就是知识和对于生活及社会的创造性过程的洞察。”⑶这些论述可说含有对人类目前正在步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轮廓性的勾画。麦克卢汉的深刻洞察力和预言能力，不能不令人赞叹。 再以他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中心论点为例。这一观点，乍听上去给人以一头雾水之感：媒介是传播过程赖以实现，使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发生关系的中介，讯息是通过媒介传递的内容，媒介怎么会就是讯息呢？ 但如果细加思考，就会发现它非常耐人寻味。麦克卢汉从功能和影响效果这两个角度，对“内容”这一概念作出了标新立异的解释。对于麦氏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视为媒介的“内容”——媒介带给社会的讯息，我国学术界早已熟知，这里不赘述。关于从媒介技术的功能的角度理解“内容”，麦克卢汉出语惊人地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言语的。’”⑷他还将媒介效力强归因于一种媒介总是被赋予另一种媒介作为其“内容”。按照麦氏提供的思路，从媒介的功能作用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理解“内容”。应当承认，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一旦进入信息流程，便会以其自身的特征与活力，对社会与其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由于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之一，因此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例如，当印刷传媒在社会传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重视书面语言符号的使用技巧，重视文章的逻辑、修辞等。一旦电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人们对书面语言符号使用技巧等的重视程度就有所减弱，而开始转而强调声像效果、形象等。近年来，随着电脑排版的应用与电子出版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印刷物的版面设计、格式等产生了新的期望，日益重视这方面的视觉效果。近年来出版的电脑排版的书籍，往往插图丰富多采、排版精致、格式考究，与以往的书籍在外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证明，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含义深刻，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倍显出其指导意义。 正是因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阐述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文明进程的关系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前瞻性，他的理论才会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再度出现突飞猛进的质变时重新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应重新给麦氏的理论以较为肯定的评价。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例如，1995年，加拿大麦吉尔–昆思(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迪斯·斯坦普斯（Judith 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格伦·威尔莫特（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保罗·本尼戴逖（Paul Benedetti）和南希·德哈特（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基本出版社（Basic Books）发表了W·特伦斯·戈登（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黑玫瑰出版社（Black Rose Books）出版了保罗·格罗斯威勒（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近年来，因特网上也出现了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http://www.Mciuhan.Toronto.edu〉和〈http://hosted/beaulieu/Mcluhan/default.htm〉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例如，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虽然与会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则可说是他们的共识，即：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正给社会带来巨变的今天，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值其时。 又如，美国《传播学杂志》季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1998年夏季号刊登了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Frederick Wasser）教授撰写的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上面提到的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5本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文章指出，这5本书均“赞美麦克卢汉战胜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客观主义方法。”根据沃塞的书评，这几本书显示出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作出了多种多样的解读。有的将麦克卢汉视为语言学家，有的把他看作文学分析家（文学一词在他们论述麦克卢汉中用作广义），有的视麦氏为历史学家，有的将他视作诗人。⑸这些不同的解读多少折射出美国和加拿大传播学界正试图重新思考麦氏理论的闪光点所在。 在我国，近来也已有学者提出应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并有学者联系传媒新实践重新探讨麦氏理论的启示作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徐耀魁先生在今年第一期《国际新闻界》上“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文中提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学说大都为社会实践所证实，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麦克卢汉的学说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⑹又如，《新闻大学》今年春季号刊登的华中理工大学屠忠俊先生的论文“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提出：“在人们力求对因特网现象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的时候，麦克卢汉又从‘无声无息之中’走了出来，重新扩展、启发着人们的思路”。⑺该论文极为重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以及“凉”、“热”媒介的区分之观点，对它们进行了新的探讨。透过徐、屠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出我国传播学界当前也已开始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认识，以期使之重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作用之思路。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重新思考，必须将以往这一理论所受到的指责和挑战考虑在内，否则这种重新思考便难以全面。有鉴于此，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讨论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非议、批评。 II.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缺陷的批评 既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自有其魅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位“传播学怪杰”及其媒介理论后来在学术界受到诸多非议、批评，跌入低谷的呢？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沃塞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指出，麦克卢汉在生前因其缺乏学术严谨性、连贯性及其空前出名而受到学术界的蔑视。⑻缺乏学术严谨性和连贯性，则可说确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缺陷之一。麦克卢汉著述的写作，带有一些按学术严谨性来衡量属于缺陷的特点：在其藐视实证研究的结果、轻视逻辑推理的思想指导下，麦氏的著述文体散漫，以书籍写作而模仿电视“马赛克”的表述方式。 他对媒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考察和论述，虽然深刻，但却失之于缺乏严格按照逻辑进行的推敲，结构松散，不讲究严谨的论证。就连对他非常推崇的美国传播学者梅罗威兹（Joshua Meyrowitz）也指出，麦克卢汉虽然对各种媒介的作用作出了概括性的断言，但是这些断言却没有形成清晰的、连续结构的论证和论据。⑼他虽然旁征博引，但引用的往往是文学作品或传媒作品，却忽视史料的引用，更不必谈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引用。因此，麦克卢汉的论著，颇有点像文学批评，有些部分甚至带有神话评论色彩。如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中，麦氏引用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神话来说明新的媒介导致的“麻木”和“麻醉”状态，书中的这一部分就带有神话评论色彩。麦克卢汉原是文学批评家，他使用的语言带有文学色彩很自然，而且可说不无优势，例如，这可能使其论述“富有诗意”而能打动许多人的心灵。但这不能取代严密的逻辑性、结构的连贯性等所能带来的说服力。即便是麦氏理论所显示的一些观点的深刻性，也无法取代学术论著的严谨性要求；思想家和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麦克卢汉洞察深刻的思想可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家，但若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缺乏严谨性却是一大缺陷。 此外，麦氏对其著述中的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界定。他笔下的媒介等基本概念，既不同于学术界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所取的意义，又未经他本人作出必要的界定，从而使之缺乏解释，缺乏明确的科学界限。例如，在他的笔下，金钱、时钟等都是媒介，这同传播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概念显然不同，但他却未对自己使用“媒介”一词的定义作出任何界定。又如，“凉媒介”、“热媒介”概念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缺乏严格的科学界定，以致他本人在使用这些概念中也不能完全一致、连贯。麦氏忽视对标新立异的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从学术研究规范性和严谨性角度来说，这终究是一种不足。
转贴于 然而，比严谨性和连贯性的缺乏更为强烈地引起学术界对麦氏理论的批评和挑战的，则是该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倾向。就这方面的批评而言，英国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批评堪称富有代表性：它不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深有影响，而且至今仍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对麦氏理论的评价中，占主导地位。⑽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理论的根本要点，就是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⑾威廉斯曾在其力作之一《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尤其是该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专门进行评论。他认为麦氏的技术决定论是由形式主义的发展与精制化而来的很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具体而言，威廉斯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几点： 威廉斯认为，在麦氏理论对媒介的描述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影踪：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之特征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社会意图之间的相互关联。由于麦克卢汉一味只谈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导致的结果，却丝毫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哪些社会因素导致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媒介史和文明史，因此，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整个理论极其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意识。他指出，麦氏的著作虽然关注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但却没有把媒介视为实际运作，而是根据其主观意愿武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将它们归类。如此一来，麦氏的理论不但隐去了各种特定的意向，而且也隐去了各种一般的意向，把媒介的本质仅说成是心理上的调适，说成产生于概括化的人体器官同普通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威廉斯认为，麦氏居然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牵强附会地设想出一系列社会阶段的形象，预言人类社会将经由“电子传媒时代”重新回归部落化生活，整个社会将紧缩为“地球村”，这是荒唐的。 威廉斯尖锐地指出，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显然对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状况毫无批判态度。他提出，麦氏的理论既然把媒介（技术）本身说成是原因，那么，所有的其他原因，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现象的事物，在这种理论中就都化成了效果。而在别处被视为效果，因而必然接受社会、文化与道德要求的批判的事物，在麦氏的理论中却被排斥在外，视为毫不相关，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相比之下，媒介所带来的生理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的效果，更为直接。 威廉斯指出：麦氏在阐述讯息瞬时传递这一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物理上的事实”（physical fact），将之说成是“社会的事实”而毫不思考、注意这些讯息的传递，“既是由现有的社会权力当局所筛选的，也是由他们所控制的”。威廉斯文笔犀利地评析说，麦克卢汉将控制问题一概抽象成对于特定的媒介的分配与搭挡，以便造成特定的心理效果；麦氏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现存制度的“媒介人”的欢迎，决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按这一理论来推论，则传媒由谁来控制或使用以及控制者试图插入什么内容，似乎都对传媒效果无关紧要，人们似乎尽可忘却平时的政治与文化上的辩论，而让技术自行运作。⑿ 威廉斯在指陈麦氏媒介理论的缺陷之后，提出麦氏的理论无法令人信服，除非人们在真实的时空意义上抹煞了历史，但是，对历史的抹煞从本质上而言即是抹煞当代社会。威廉斯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这些批评，确定深刻表达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而且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佐证材料丰富。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对麦氏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中，影响深远。而且，即便是非常推崇麦氏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学者，也对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的批评，高度重视。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的作者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教授，他是颇为称许麦氏理论的，他在文章中称，“数字化传播的激增已证实他（指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和传媒环境的预言式的论述。我们对于麦克卢汉的兴趣在持续是因为他同时做了几件任何别的人都弄不清如何去做的事”。⒀但是，他还是承认，威廉斯说麦克卢汉无视控制与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要点简化为声称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⒁ III. 对有关问题之我见 但是，以往学术界对于麦氏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的批评，虽说的确切中要害，却也未必毫无偏颇，未必丝毫不受文人对科技理性的抵制情绪和（因不熟悉技术而产生的）对技术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去年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就有位学者在分析传播学界不愿教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原因中，提到人们的反技术的偏见以及人们对决定论的恐惧。⒂就威廉斯的著述中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批评而言，也有一定的疏漏，那就是：未能肯定麦克卢汉以科技作为动因解释社会变迁的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未能肯定麦氏的理论在启发人们对于（作为当代科技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技术的重要作用的思考方面之贡献。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当笔者对照传媒实践的最新发展，对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历史进程这一范围广泛的课题，试图重新进行新形势下的再认识时，笔者发现：麦克卢汉在解释社会变迁中以科技作为变化的原因，其思路中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成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些原理，含义深刻，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而且在因特网的崛起正在挑战传统的传媒及传播学理论的今天，倍显出其启迪意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越来越清楚地印证马克思所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⒃和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其特征即以知识、信息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正日益明显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性基本要素中。有关数据表明，科技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度提高：在本世纪初，这一比重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仅为5%—10%，而现在，这一比重在发达国家已高达60%—80%，在有些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甚至高达95%以上。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导之信息传播新技术，不但在传媒文化/讯息生产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新产业的开辟，信息产业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国民经济的转型中，都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理论的最终检验应来自实践。以人类社会当前的生产实践、传播实践来验证，把媒介技术描述成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在思路上、原则上而言并无不当。科技原因说并非一概不能成立，而是不能被引向机械的、排斥其他原因的极端，把科技当作游离于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之外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中恐不无疏漏。 笔者认为，学术界不必闻科技为动因即色变，惟恐一承认科技为动因即会陷入唯技术决定论。关键在于：要辩证地看待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系，认识其互动性；对于因果关系，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的。另外，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因果关联也具有复杂性，并非总是一因造成一果，而是存在着多因多果、复合因果、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等情况。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麦克卢汉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还使他毫不过问人类发明与应用传媒技术的社会意图。这一点，也正是使他遭到学术界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所在，威廉斯的尖锐批评即是重要的一例。不可否认，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试图为他开脱掉说他犯有机械的技术决定论的指责，例如，加拿大学者Judith Stamps于1990年争辩说，麦克卢汉使用一种“否定式的辩证法”。⒅又如，美国缅因大学的Paul Grosswiler（1996年）在加拿大《传播学杂志》上，认为麦克卢汉使用了辩证的方法。Grosswiler分析说，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看法，显示了他的辩证方法，因为麦氏对那喀索斯（Narcissus）神话中自动截肢的理论之运用中，蕴含着否定的否定的意思。Grosswiler还认为，麦克卢汉的另一观点也体现了他的辩证方法，这一观点是：媒介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点后会转向它们的后面，从而出现“型式倒转”现象。Grosswiler争辩说麦克卢汉不是一位（唯）技术决定论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Grosswiler引用了麦氏著作中的一小段，在这一段落中，麦克卢汉承认社会“可以在我们推出一些事物之前彻底考虑这些事物”。⑴⒆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麦氏在对待媒介技术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陷入唯技术决定论。Grosswiler引述的那句话出现在长篇累牍的关于媒介技术引起变化方面的效果之论述之中，从而显得就像淹没于一片大叫技术的力量的叫嚷声中之微弱声音。就Grosswiler提到的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来说，其中也许包含着有关过程的概念，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对每一延伸的“否定”，而每一延伸然后又变为新事物，但是，这不足以驳倒对于麦氏的唯技术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就麦克卢汉理论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解释来说，该理论并未研究诸如社会决策、经济力量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当然，任何学者的任何著述都不得不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我们并无理由批评麦克卢汉将论述的焦点放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上。但是麦氏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将媒介技术视为一贯是变迁的动因。这一绝对化倾向却不是以研究焦点为理由就可辩护的。 笔者认为，只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就可以做到既肯定麦克卢汉理论的阐述科技决定作用中的合理成分，又摒弃其在忽视社会意图方面的错误，从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与科技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人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科技渗透到生产力各实体性要素之中的表现之一，即是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的技术和技能。科技发明与应用的主体、生产实践的主体，都是具有意识与主观能动性的人。人类的一切实践，其特征之一即能动性，即人的精神因素与意识的能动作用。而且，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活动的。因此，人类的所有实践，都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实践中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社会决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承认传媒技术对于传媒文化生产及其社会效果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重视人们的意图及社会决策对于传媒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其效果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所述，以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曾因其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而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但是，瑕不掩瑜，这一理论对媒介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阐述中还是包含着非常有用的成分：肯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作用，可说正是麦氏理论的闪光点。如果我们对麦氏理论的机械性和单因论解释予以摒弃，那么其对传媒技术作用的强调就并无不当。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对待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且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审视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以便在有关科技与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上，既避免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又不低估技术的力量和作用。 ⑴Mcluhan， Marshall(1964).Understanding Media(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p.19. ⑵Ibid.， p.65. ⑶Ibid.， p.130 ⑷Mcluhan， Marshall(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en.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mpany.pp.23-24 ⑸⑻⑽⒀Wasser，Frederick(1998).Current Views of Mcluhan. Jourual of Communication，Vol.48，No.3，pp.146-152. ⑹徐耀魁“《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一期，第22-26页。 ⑺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21-26页。 ⑼Meyrowitz， Joshua. (1986)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paperback e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20-21 ⑾⒁⒂⒆ Ibid. ⑿Williams， Raymond.(1974).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Wm. Collins & Co. Ltd. Pp.126-130 ⒃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0页。 ⒄《光明日报》，1998年4月24日。 ⒅Grosswiler， Paul.(1996)《The Dialectical Methods of Marshall Mcluhan， and Critical Theory.》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Vol.21，No.1.http://www.cjc-online.ca上网日期：Aug.14，1999.
关键词：传播媒介；美学形式；审美化；发展
现代传媒美学是一门年轻的、由“现代传媒”与“美学”交叉融会而逐渐形成的新兴学科。随着现代传媒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而加快审美化进程，随着它与美学的关系日渐密切，现代传媒美学必将不断地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
一、现代传媒的发展为传媒美学提供了现实基础
人类生活是在传播过程中展开的创造活动，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都与人类的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人类传播活动正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
传媒的发展历史，是一个充分展示想象力，力图跨越地域限制走向全面沟通的历史，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局部到广域的发展过程。“把一切基于电子技术的传媒形态都视为具有共同技术内核、动作规则、分享基础的统一体；不同形态的传媒。如广播、电视、互联网、短信、数据库。都是基于数字技术内核及其运作规则、分享基础的不同传播方式、不同传播手段。”传媒形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而不断地整合、融合和完善。
现代传媒是现代社会所运用的传媒形态，它包括传统传媒和新兴传媒。传统传媒是指人类历史上流行的、在较长历史时期通用的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当前时代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的新兴传媒形态。新兴传媒是传统传媒在信息网络时代的延续和发展，它萌生与发展的催化剂是信息技术。“社会能否掌握技术，特别是每个历史时期里具有策略决定性的技术，相当程度地塑造了社会的命运”。在现代社会，信息技术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在、最富活力的变革因素，它催生了新媒介，改造着旧媒介，改变了传媒的结构形式和表现形态。被誉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捷足先登，新闻网站像雨后春笋般涌现；移动通信紧随其后，不甘落伍。新兴传媒所代表的传媒领域的新成果和新变化将人类的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能力推向新的高度。
21世纪是现代传媒大发展、大变革的时代，新兴传媒不断诞生和涌现，不断替代或更新传统传媒。现代传媒与传统传媒有着密切联系和显著区别，是对传统传媒的继承、更新与超越。在传媒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传统传媒并不简单地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大多数传统传媒并不会被新兴传媒所取代，而是在更新与重生后，与新兴传媒一道，成为现代传播媒介和传播媒体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说，传统传媒与新兴传媒共同构成了现代传媒。现代传媒涵盖了包括从书籍、杂志、报刊、广告、招贴、广播、影视、通信、计算机、网络等一切可视、可听的载体，从平面到立体，从静态到动态，构成了一个视听兼容、平立同构、动静结合的完整的媒介体系。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既是人类使用传播媒介的历史，也是传播媒介自身不断发展的历史。威尔伯?施拉姆说：“我们是传播的动物，传播渗透到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中。它是形成人类关系的材料。”正是人们对传播媒介的使用和控制，使人类文化得以产生、延续和发展。科学技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工具和手段，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包括深刻影响传播媒介的变革。历史上每次重大科技突破和创新，都会带来传媒的显著发展。比如正是科学技术、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才带来了电视的高清化、点播交互化、多功能化，带来了手机的智能化、多功能化、高传输率等。现代传媒的诞生、发展都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在传媒领域的广泛应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传媒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技术的进步已经成为传媒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人类传播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的产物，同时它又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现代传媒的发展，打破了人类社会亘古以来信息传播中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把人们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亦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产生的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引起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日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人类超越其他生命的地方，不在于自然传递信息的感官能力有多强，而在于其独具的创造、使用和发展传播媒介的能力。现代传媒在依赖科技的翅膀快速发展中，给人们带来了生活和工作的高效率和便捷性，也带给人们美的视听享受，使人们感受到融会高科技的现代传媒的神奇，同时极大地完善了传播手段，美化了传媒形式要素，诠释了传媒美的构成法则，体现了现代传播的艺术化和审美化，为现代传媒美学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现实基础。
二、审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传媒美学的发展动因
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中，“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生活化”构成“当代审美泛化”趋势，审美与艺术逐渐地降低了身姿，迅速而不可逆转地向日常生活靠近，引起了研究界的高度关注。关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的问题，从西美尔、本雅明到博德里拉，西方理论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目前已经翻译到国内的理论著作中，费瑟斯通的《消费主义与后现代文化》和沃尔夫冈?韦尔施的《重构美学》，都有较详细的论述。迈克?费塞斯通论指出日常生活中“深藏着审美的意蕴”，详细阐述了日常生活审美呈现的三层内涵：第一，指的是艺术的亚文化；第二，是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谋划；第三，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受到经常性地追求新时尚、新风格、新感觉、新体验的现代市场动力的鼓舞，将现实以审美的形式呈现出来，是人们重视风尚重要性的前提基础。以前根植于现代主义之中的艺术反文化观念，即生活就是(或应该是)一件艺术作品的观念，就这样与更广泛的潮流相一致了。”而沃尔冈夫?韦尔施的《重构美学》一书，提出美学必须超越艺术问题，将日常生活、感知态度、传媒文化等都纳入审美的视野。
在中国，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提高，以大众文化为代表的消费性文化的快速发展，人们直接将审美的态度引进现实生活，大众的日常生活被越来越浓厚的艺术品质和审美意趣所渗透。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大有迅猛发展之势。本世纪初，陶东风、周宪、王德胜、金元浦等学者关于“生活审美化”的文章，曾引发了激烈的美学论争，历时数年，参与论争的论文达两百多篇，尽管其中不乏许多否定或反对的声音，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审美生活化的进程。
在新媒介人、新知识份子以及普通百姓的眼中，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生活审美化的现象大量地发生在人们中间。陶东风说，“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绘画、雕塑等经典的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门类或审美、艺术活动，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如北京的中国美术馆、北京音乐厅、首都剧场等)，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以及审美活动日常生活化深刻地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的变化。”借助大众传播、社会活动、日常工作等，审美不再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不再局限于音乐厅、艺术馆、影剧院等高雅场所，而是广泛地充盈在大众的现实生活中，如超市、商场、公园、景区、美容院、健身房，甚至农家乐。薛富兴在他的《生活美学——一种立足于大众文化立场的现实主义思考》一文中指出：“美学需要走出观念领域。走出精英心态，走向大众，走向生活。为此，我们提倡‘生活美学’”。人们越益深入地感触了生活审美化带来的社会文化语境。认识了大众传媒、消费市场与审美文化的关系。审美、文化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逐渐丧失了传统的神秘色彩，审美在不断地、持久地、强力地内化着人们的生活。同时，社会生活与现代传媒的关系越益密切，大众日常生活被各种媒介改造、抽象成独特生活方式，将其融入到传播的过程中。媒介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之间也就产生了水融的关系，为现代传媒美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
三、现代传媒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现代传播的目的与审美具有十分显著的相容性。现代传播是通过大众传媒将相关信息加以有效地宣传、传达、告知、展示、交流等，信息传播通过现代传媒实现其目的，就必然要追求传播效果的最大化，追求通过现代传媒表现出来的易接受性和艺术性。丹尼?贝尔曾说道：“我相信，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变革的根源与其说是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不如说是人们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经历的那种地理和社会流动以及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美学。”现代传媒在追求传播效果最大化和艺术性的过程中，将现代传媒形态及其表现形式的美，通过信息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表现给受众，以唤起受众的审美体验，从而也将现代传媒的审美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
现代传媒的美首先是一种传播的美，它渗透在传播媒介载体的方方面面。也融合在传播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是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美。现代传媒的美又体现在传播表现的创意性方面。优秀的传播表现源于独特的创意灵感，而具有创意性的传媒设计能够唤起受众的关注兴趣、新奇感和情感共鸣，使其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心理震撼力，从而更好地实现其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现代传媒的美还具有表现的情趣性。现代传媒的美以传播的视听效果形象地感染受众，就必然依赖于富有情趣的表现手法和表现风格。为了提高表现的情趣性，应当致力于将善解人意的人文关怀、独到新鲜的审美语境、和谐清新的形式创造、诙谐生动的表意智慧融于一炉，形成独特的传媒审美风格。
现代传媒的发展催生了现代传媒美学。现代传媒与美学的联系和渗透均表现出不同的依赖程度和特殊性。现代传媒审美因其现代传媒的发展而具有独特的发展趋向和时代特征。现代传媒审美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审美认知，它会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现代传媒的振兴而不断向前发展，审美在现代传媒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显示出越来越突出的重要性。
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具有重要的现代特征。形式因素和构成规律是现代传媒审美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传媒审美既要从传统传媒中继承形式要素，又要吸纳新兴传媒的组成因子；既要考察传统传媒的组合规律，又要体现新兴传媒新的构成法则，从而提取传媒审美形式及其规律的现代特征。从现代传媒的传播形态，诸如图文传媒、彰像传媒、网络与通信传媒等类别各自的审美特征可以更深入地认识它们共有的审美属性。
现代传媒在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和传播形态艺术化效果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审美化的要求，由此提出了现代传媒的审美问题。田本相在他的《电视文化学》一书中写道，“人类的审美追求可以说是它的生命价值追求的高级表现。从无线电广播、电影到电视的发明，使人类有了更多样、更现代的传播媒介，这些最初用于传播实用目的的媒介手段，却向着审美的目标突进和转化。这说明，任何一种人类的传播媒介，都有着从用于一般信息交流而发展成为人类艺术创造手段的可能性，实现从实用功能到审美功能的转化。”
关键词：媒介技术；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12）03-026-1
麦克卢汉是加拿大著名的传媒学家，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噪一时，甚至有人将他与马克思、达尔文相提并论。“媒介即是讯息”，是麦克卢汉阐释媒介现象的惊人之语。这一论说彻底抹平了媒介哲学中能指与所指、表达形式与被表达内容之间的根本差异,突显了理解媒介问题的主体性张力。但其媒介决定论又让思想混乱，哲学蒙羞。循着麦氏的思想轨迹，我们既能透过媒介与主体、能指与所指、符号与内容等一系列复杂关系，领略隐在媒介现象之最幽深处的无限风光，又能发现麦氏在媒介与社会生产、生活之关系中的屡屡失语，几近梦呓的荒诞。
1 媒介即信息――技术的社会建构意义
传统技术观认为，技术只是一种运载物质或信息的工具，它并不能决定或改变它所运载的东西。麦克卢汉认为，这种技术观遮蔽了技术的本质特征，忽视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的深远影响及对人的生活和心理等方面的影响。人们过分关注技术所带给我们的内容，而忽略了技术本身，对技术本身表现出了一种麻木。麦克卢汉认为技术最重要的方面并不是根植于与文化内容有关的各种问题，而是在于文化传播的技术。他认为，内容夺走了我们的注意力,损害了我们对媒介(技术) 本身的理解，甚至损害我们对媒介(技术) 的感知。麦克卢汉一而再， 再而三地坚持认为，探究媒介技术影响人类的感知的方式，构成了面对今天媒介技术研究的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麦克卢汉试图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内容引向媒介技术。
在麦克卢汉的技术哲学思想里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定律”。所谓媒介定律是指:所有人工物，无论是语言、法律、思想和假说, 或是工具、衣服和电脑都是人的躯体或大脑的延伸。人，作为制造工具的动物，长期用制造工具这种方式使他的这部分或那部分感觉器官得以延伸，而一部分的器官的延伸又会干扰到其他感官和官能。但是，在经过感官体验后，人们都疏忽了去观察这些延伸了。
电子媒介使声觉空间放大，大众媒介使印刷过时，大众媒介在全球范围内再现了昔日部落存在的成分，这些媒介最终发生了逆转，它们逆转为一种非常独特的电子环境，这种电子环境是数字在线时代，是数字时代的互动能力，是它对守门人功能的削弱。
麦克卢汉的媒介定律旨在提供有效的手段，使我们能确认技术、媒介和人工物的属性及我们使用它们时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定律不依赖任何科学观念或科学理论，它们是经验性的, 是用来切身感知使用这些普通人类工具和服务的有效途径。它们适用于一切人工物，不论是硬件或软件，不论是诗歌风格或哲学体系。
2 数字媒介技术的哲学思考
数字媒介，简言之就是以数字化形式传递信息的媒介。计算机网络、软磁盘、光盘、数字电话、数据库等都属于数字媒介。“在数字时代，传媒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数字化，也就是说，数字技术成为当代各类传媒的核心技术和普遍技术。”数字化技术同时又是一种语言，一种不同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新型技术语言，它正迅速地变革我们的媒介。罗杰•菲德勒在《媒介形态变化》中谈到语言在媒介中的角色时写道：“现在，一种新的并且相当不同的语言种类――数字语言，正作为另一种变革的催化剂出现了。”数字媒介技术的新特点主要表现在双向互动、无限复制、开放兼容和虚拟性等方面。
双向互动性。人类最初的口语交往是一种原始的双向互动交流，随后的文字、印刷技术的发明， 世纪电话、电报以及 世纪电影、广播和电视的媒介技术应用，一方面拓展了媒介传播时空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单向传播的等级性和权力象征。电话的最初功能是为有钱的人提供信息服务，即使是今天的电话也不过是拖延了空间性而言，其交互性甚至远不如原始的口语传播（可视电话可作为一个特例）。数字媒介突破了以往的单向传播模式，使任何人都能参与到由点到面的传播网络中去，传播的“去中心化”使传播者和受传者没有明显的差别。从传播的内容、场所、形态都具有双向互动性，且存在着三个不同层次的互动性：导航性互动、功能性互动和适用性互动。
无限复制性。尼葛洛庞蒂说过，理解数字化生存的关键就是理解原子和比特的差别。信息被数字化为和的组合后，任何人只要拥有和掌握相关的手段，就可以再造无数个完美的复制品，而且原来的物品完好无损，这是原子形态物质无法做到的。
开放兼容性。数字媒介系统是个开放的系统，技术上的每次升级换代都把传播的范围大为延伸，使信息者有更多的平台选择，相应地接收者亦可通过多种数字化终端进行接收。后代的技术都把前代技术包融在内，在制式上兼容，处于网络中的个人电脑更是把各种音频、视频、图像和文字传输融于一身。
虚拟性。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虚拟现实这个术语已经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词汇表中。从更宽广的意义上讲，电话最先给我们打开了通向虚拟世界的大门，我们在通话的时候有一种同在又异在的时空幻觉。数字技术带来的却是真实的虚拟现实，我们进入这个数字技术构建的虚拟空间如同在现实的物理空间，我们可以进出于虚拟社区、虚拟医院、虚拟图书馆，虚拟化身在虚拟环境里进行日常生活式的交流。虽然现在的虚拟现实还显得笨拙和卡通化，但是技术上的一旦突破，这一切都离我们近在咫尺。
3 结束语
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还表现在劳动时间和自由休闲时间上。如果说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劳动时间，那么可以说数字媒介则延长了自由时间。科技创新和进步提供了自由休闲时间的可能性，数字媒介技术则把它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数字视听媒介把丰富廉价的娱乐节目搬进家中，让人流连忘返，轻巧的鼠标一点，电脑立刻把人带进信息的海洋，让人在那里徜徉。数字媒介就像私家车，方向盘永远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且不怕山高水深，任人驰骋。总而言之，数字媒介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人性化的技术，只有它才能满足身和心的双重需要，从而最终体现人性和社会性的完美结合，使人真正全面而自由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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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詹莉芳. 试论哲学文化视镜中的媒介技术观[J]. 文化学刊,2010(3).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一、媒介理论是理解数字媒体艺术理论的核心
从媒介演化史上看,数字媒体艺术应该属于广义的媒体艺术(mediaart)的一种。媒体艺术作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本雅明语),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西方现代主义的诞生。区别于传统绘画、雕塑等手工艺术,媒体艺术依附于技术、商品和传媒,通过摄影、电影、海报、招贴、广告、印刷图像、机械装置等非传统艺术形式,将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也由此启发和影响了近百年的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未来主义招贴(见图1),杜尚的动力装置,罗钦可、汉密尔顿的摄影拼贴,利希滕斯坦、安迪·沃霍尔的丝网波普以及白南准的录像装置等都是这种艺术形式的体现。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战后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和大众传媒的兴盛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媒体艺术无论是基于印刷媒介、光学媒介、电子媒介或数字媒介,通常都蕴涵了机械、技术、大众、民主、传播、通俗、解构、恶搞、拼贴、时尚、商业和娱乐等要素。因此,理解数字媒体艺术必然要追溯媒介艺术的观念和技术史。曾经撰写过《电影的虚拟生活》、《数字的解读》和《新媒体诞生后的哲学》的新媒体研究知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大卫·罗德维克认为:“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电影应该仅被作为源自19世纪的媒体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复杂的各种媒体技术发展的整体历史中的一支。它包括计算技术的系谱学,以及扫描、电子记录和传输的系谱学。”他进一步指出,“每一种艺术的媒介都是不断创新的,我们就可以通过提供一种新的材料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概念,引领我们走向新的艺术媒介。”同样,我国新媒体艺术研究学者邱志杰等人也从艺术媒体演化史的角度研究新媒体艺术的发展脉络。他通过考察录像艺术的四个发展阶段——从乌托邦到语法阶段,再从诗学阶段到它的边缘化时期,由此归纳和暗示了一种更为普遍的媒体艺术发展规律。邱志杰指出,新媒体艺术产生于现代主义对技术的矛盾:一方面,现代主义对于新技术、新世界充满着乌托邦的热情,由此产生了未来主义、构成主义和立体派的技术崇拜美学;另一方面,出于对机器的恐惧和对原始乐园的怀念,则产生了达达和超现实主义的梦魇。
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MarshalMcLuhan)关于新旧媒体演化的观点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数字媒体艺术的本质和意义。麦克卢汉指出:“任何新技术都要改变人的整个环境,并且包裹和包容老环境。它把老的环境改变成一种艺术形式。”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是“后浪推前浪”,它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包括既排除(新媒体使旧媒体成为老旧过时)但又包容(新媒体以旧媒体为其内容)的演进历程,从口语、书写、印刷到电子媒介莫不如此。麦克卢汉的这一贡献使人们认识到:“媒介即讯息”,所有媒体的“内容”便是另一个媒体。借用麦克卢汉的思想可以看到,当代社会的数字媒体正是在利用、改造、解构、拼贴和重构传统媒介(如文本、影像、图像、版画、电影、动画、音乐、戏剧或表演)的过程中,将旧媒介作为内容或艺术形式,并由此建构出自身的“数字化”媒体艺术特征和体系。因此,媒介理论是理解和掌握数字媒体艺术本质的钥匙。
二、符号学和语言学是建构数字媒体艺术理论的工具
人们对当今时代有着形形色色的命名:全球化时代、消费时代、后现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数字时代、读图时代、影像时代、视觉文化时代……或许可以概括地说,这是一个数字媒体文化时代。在全球化、网络化和跨国资本主义语境中,电子传媒和数字媒体导致了虚拟现实的凸显与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多媒体性、超链接性、虚拟性和互动性等新特征导致一种迷宫式、镜像式的“碎片文化”特征的浮现,传统的文化传媒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有“新麦克卢汉”之誉的“后现论
先锋”让·鲍德里亚(JeanBaudrilard)指出的那样:当代的社会是一个“拟像的社会(societyofthesim-ulacrum)”,其文化特点就是传媒符号的激增,其结果造成表征与现实关系的倒置。鲍德里亚借鉴了索绪尔语言学和符号学,并对媒介符号的意义进行了深入研究。鲍德里亚认为,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对于产品或艺术品的复制,现代社会的复制则是一种无本无源的符号意象的增殖;艺术和传媒用符号来使实在消失并掩盖它的消失。在他看来,“在符号统治一切的社会中,一切存在应该是符号物的存在,真实、原件和原初都已荡然无存,虚拟是这个社会真实的存在。”数字媒体艺术正是当代社会“虚拟化”的写照。这种艺术形式(如虚拟现实、多媒体互动装置、软件艺术和网络艺术等)无一没有虚拟、沉浸的美学特征和超现实体验,借助强大的计算机技术,数字媒体艺术构建符号或虚拟的能力已经大大超出了艺术再现的议题,使艺术创作不仅不再局限于“再现真实”,甚至也不再需要真实的语境。例如,2010年的电影《阿凡达》凭借强大的数字建模、数字3D虚拟摄影和“表情捕捉”创造了潘多拉星球美轮美奂的奇观和异族纳美人的形象,这种完全凭借概念设计和数字技术创造出的虚拟存在,恰恰说明了数字媒体艺术所具有的符号学与虚拟美学上的重要意义。
新媒体艺术理论家列夫·曼诺维奇(LevManovich)指出:“在计算机时代,数据库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而起作用。被某个程序所使用的信息就是使用者认知过程的输出。”
他还提到,数字媒体艺术的实质在于它体现了一种数字化和虚拟化的存在。非物质性(nonmateriality)或符号性是这种存在方式的基础。从这个最基本的性质又可以推导出数字媒体物质层面的其他一切特性(图像思维模式、非线性表达、正在进行时的时空特性以及交互性的艺术体验)。曼诺维奇进一步认为,数字媒体有五个原则:数值化、模块化、自动化、可变性和编码译码。其中数值化是首要的原则。数字媒体可以描述成数字函数,可以用数值来计算或编程。而数据化使现实世界“分散、重组与合成”成为可能。正因为这种数字特性,使得数字艺术的虚拟存在和交互成为可能。正如大卫·罗德维克在《电影的虚拟生活》中指出的,虚拟的含义远远超过了人们在一般语境下认为理所当然的意义。建构数字媒体艺术理论必须理解虚拟的含义,而符号学和语言学正是人们借以理解虚拟世界的工具。
三、数字媒体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
根据媒介理论、语言学、符号学以及传播学、艺术学的原理和观点,可以进一步梳理数字媒体艺术的基础理论的研究课题。其内容应该包括:①数字媒体艺术本体研究。包括该学科的界定、门类、特征、美学、交叉领域、表现规律等内容。数字艺术发展史的研究。包括历史、事件与发展趋势研究,探索媒介和“媒介艺术”的演化规律。③数字媒体艺术创意方法学的研究。包括广告、影视、媒介公司的案例研究,创意思维、作品分析、调研与统计、受众行为和心理研究,以及设计步骤与流程研究等内容。数字媒体艺术应用领域研究。其重点在于理清学科与就业的关系,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体现出系统性和科学性,特别是要注重其交叉和重叠的应用领域的研究。此外,国内的一些新媒体艺术研究学者如许鹏教授等还建议将中国新媒体艺术的民族特色内容纳入研究范畴,提出“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实践中探索出中国特色的新媒体艺术理论。”该建议从另一个视角拓展了数字媒体艺术的理论研究方向。
为了进一步梳理和归纳数字媒体艺术在应用领域中的分支和相互关系,结合目前国内外高校在该领域的课程设置与专业方向设置的资料,本文通过信息视觉化的方法归纳和总结数字媒体艺术作为媒介产品的结构体系,如图2所示。数字媒体艺术的主要学科内容如下。
(1)时基媒体领域,数字电影、电视广告、动画、动态媒介(片头、栏目包装、MTV等)、Flash、DV等归于此。按照新媒体研究学者、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教授兰迪·克鲁福的观点,该领域属于叙事逻辑的领域,与视听语言、蒙太奇理论、戏剧结构、角色造型、场景、表演、剪辑、媒介艺术史等课程相联系,它们同样具备大众性、商业性和娱乐性的特征并更侧重观赏性。
(2)交互产品领域,包括网站设计(博客、购物网、体验馆、视频网、SNS社区、游戏社区等)、
手机软件设计、iPad内容设计、电子出版物、多媒体产品、交互设计、信息设计、UI界面设计等。其知识体系属于数据库逻辑,克鲁福认为:“在叙事逻辑中,控制权在讲故事的人手里;在数据库逻辑中,控制权在接受者手中,……所以是用户控制导向的。”因此,该领域更侧重用户的需求性以及交互性的研究,包括信息架构、视觉传达、工业设计、认知心理学、人机工程学、用户体验、界面设计和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等。
(3)互动娱乐领域,主要指电子游戏、网络游戏、装置艺术、交互动画、虚拟漫游、交互墙面艺术等,既有“时基媒体”的特征又有“交互性”的特征,并属于更侧重观众或玩家“体验性”的艺术。这部分内容同样与上述两个领域存在相互重叠区域。
(4)传统媒体延伸领域,主要指基于纸媒或户外展示的平面设计、摄影、广告、插图与漫画设计、
信息导航设计等。该领域往往更强调数字设计工具的高效率和丰富性。此外,在图2中,数字媒体艺术创作、与传播中的计算机创作语言、工具或平台用虚线表示,其与媒介产品设计的重叠可以表示这些创作工具所涉及的领域。
四、结束语
【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和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和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非凡是电视的发明和成熟，其功能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摘要：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探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探究的动力摘要：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探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探究和应用探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探究部类，正为这样的探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和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和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和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心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索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功能，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新问题的希望摘要：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新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摘要：“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假如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索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索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索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探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探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奇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和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和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功能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假如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和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摘要：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功能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征。和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功能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有关“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功能，在传播学探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探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摘要：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功能，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经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重。
和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闻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探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探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探究就是探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探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探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摘要：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新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新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新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新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摘要：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和社会关系这一新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和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新问题，假如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和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新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经常和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和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非凡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目前状况，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和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向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关键词：美国西进运动；媒介技术；帝国性质；报纸媒介
美国是殖民者对于北美洲大陆的发现、和开发过程，根基于源于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公平的理想主义观点。美国的发展壮大来自于奴隶们的勤奋开拓，稳固于相对民主与健全的法律体系。其发展的规模巨大背后的动力在于殖民者对于领地的贪婪和对财富的渴望，其中西进运动的是美国版图扩张的重要事件。但是西进运动的拓荒者们却在美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光辉的篇章，在屠杀大量原住民，占领其领地的同时，奴役与同化北美大陆的原住民，将最原始、最纯粹的北美文化扼杀在血与火的野蛮屠西进之路中。
美国西进运动除了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推之外，对于文化的外爆式传播也有重要作用，文化的传播主要是利用其报纸媒介，利用报纸媒介的媒介特性，美国借此迅速扩张，同时传播思想与文化，在短期内使扩张的新领土居民的意识形态与传统美国文化之间的鸿沟消失。
一、美国西进运动的两大动力――原动力与推动力
（一）美国西进运动的发展历史。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者对北美大陆内陆的财富越发贪婪，同时他们依靠工业革命对欧洲科技水平的高速提升，在这两个因素的推动制之下，殖民者开启了的美国的西进之路。西进之路在屠杀原住民与毁灭北美文化的同时美国社会也进一步巩固了国家根基，同时也为整个美国经济、社会组织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西进运动对美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但是这些积极地影响都是建立在无数尸骨之上的。美国殖民者的西进之路其实就是一部北美住原住民的血泪史，这场声势浩大的侵略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始于第一次北美独立战争之后。这次的西进运动中，开拓者们攻入纽约、宾夕法尼亚、乔治亚州的西部地区，大量屠杀当地原住民，最终定居下来，建立了肯塔基、田纳西和俄亥俄州这三个美国新的州府。
第二阶段：在北美第二次独立战争之后，1812年的西进运动无论从规模还是对原住民的屠杀数量上都比较第一次西进运动有了明显扩大。其结果是美国有新诞生了五个州府，分别是：印第安纳、伊利诺斯、路易斯安娜、密西阿比、阿拉巴马和密苏里州。
第三阶段：美国开拓者最后一次西进运动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阿肯萨斯、密歇根、得克萨斯、依阿华和威斯康辛州这五个新的州府有被美国开拓者纳入了美国的版图。经过前后三次，历时几十年的西进运动，美国的疆土也得到了数倍的扩张，当时的美国版图面积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大陆的面积，人口也从起初1790年的300万激增到西进运动结束时1860年的3100万。
（二）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动力。政府对于贪婪资本的支持和欧洲工业革命带来技术上的迅猛发展，促使美国政府有强烈的需求向西进运动，这两点成为美国西进运动的原动力之一。美国政府早就将西部视为其战略与资源要地，爱德华・厄威瑞斯特就曾多次指出：“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在美洲大陆的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就像亚洲大陆上波斯、米堤亚和亚述所处位置一样重要，注定要担当起保持力量均衡的使命――成为影响美洲东西部的中心。”西进运动中，美国政府为征服这片战略与资源要地，不惜用屠刀将北美原住民与北美文化屠杀在西进之路上，如果西进之路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勇敢、探索之路的话，那么对于北美原住民来说西进之路就是一条血与泪的道路。
为了使西进之路在法律上得到认可，美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开拓者们去西部拓荒。在1784年至1785年间短短一年时间里，美国国会曾两次通过《邦联条款》的决议，宣布西部的一些州对已放弃的西部领土和从英国手里获得的领土归其管辖。1785年，美同颁布了其历史上最重要的土地法之一的《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 Ordinance）。除了在法律上将西进之路合法化之外，美国也大力发展西进的交通建设，在1825年美国政府就将大湖和哈得逊河成功连接，建成西进的最主要航线。与此同时还建成了从马里兰州西部的坎伯兰到伊利诺斯州的旺达利亚的全长952公里的公路。无论是河道还是公路的快速建设，这都加快了拓荒者西进开发的速度。
（三）美国西进运动的推动力。同时促进西进运动的宣传手段就依赖与报纸产业的崛起。出版物刊登新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和罗马帝国，但被公认为报纸的出版物却出现于7世纪早期，第一张报纸出现在德国，随后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瑞士、奥地利、荷兰以及英国等国家的城市中。到19世纪下半叶，城市化、新型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变革、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造纸、印刷和电报技术的发展，刺激了报纸的快速发展，并且这三种技术的发展使报纸发行人满足人们对报纸不断增长的需求成为可能，尤其是电报技术与印刷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使报纸媒介解决了传播距离、发行量和印刷成本上的难题。
电报技术于19世纪30年代随着工业化在英国和美国发展起来，电报技术的出现使报纸在当时不仅改变了传播与运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们想到报纸传播一词时的基本思维方式。电报技术为报纸提供了一种思考传播的模式，被称为――传递模式。
18世纪、19世纪开始报纸产业的生产技术出现了一次真正的变革，这一变革说明了报纸生产技术在关键方法和技术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当变革出现时，经常是人们对于报纸需求的结果，反映了社会变革和读者需要。印刷技术的发展对于报纸来说解决了出版数量和印刷成本上的难题。
当报纸在解决了传播距离、发行数量和降低成本等技术问题之后对于美国的西进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宣传推动力。促使了美国西进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
三、美国西进文化传播的原动力
媒介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不同属性的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效果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加拿大传播学大师伊尼斯①在其专著《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对于媒介属性有这样的定义：“媒介在时间和空间上对社会组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正是由于这样的媒介属性，伊尼斯提出了传播偏向论。他认为媒介可以分为：口头传播的偏向与书面传播的偏向（或者是时间的偏向与空间的偏向）。
由于媒介的性质不同，那么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效果影响巨大。伊尼斯发现：“媒介可以分为两大类，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区别：有利于空间上延伸的媒介和有利于时间上延伸的媒介。”前者如象形文字、汉字、羊皮纸、书籍等，笨重而耐久，倚重视觉和口头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后者如拼音文字、机械印刷的拼音文字、莎草纸、电报、广播等，轻便但难以保存，偏于听觉和书面传统的结合，有利于帝国的扩张但难以持久稳定。
（一）媒介的性质偏向与文明走向。媒介是一种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发生关系的机制。在伊尼斯的定义中媒介有两种属性一种是“时间偏向的媒介”，另一种是“空间偏向的媒介”。媒介的性质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式，文化传承的媒介性质是“偏向时间的”，那么文明呈现出一种循环模式，如果文化传承的媒介性质是偏向空间的，那么文明的将呈现出一种扩张模式。
伊尼斯指出，“时间和空间都不是抽象的；时间以一种循环的方式展开，是圆的；空间则是方的。”对于一种文明而言，如果只是注重传播偏向的一种方式去传播文明，那将破坏文明的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从而促使文明的衰落，甚至导致帝国的崩塌。所以文化传承应该同时依托不同属性的媒介进行传播，以实现文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平衡。“时间观念与空间观念维持恰当的平衡。我们不仅关心对广阔空间的控制力，而且关心对长久时间的控制力。”
具体而言，时间偏向的媒介具有图像特点，需要受众的视觉理解，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只有具备高度相似的背景文化基础才能实现有效的传播，从而抵消这种媒介笨重不便携带所致的难以时时参考的属性缺陷。但是这一属性可以产生和培养稳定持久的文化观念。空间偏向的媒介具有随意组合的特性，从而呈现出高度的复制性，便携快捷的特点，偏重于口语传播模式，也使媒介变成了书面化的外在知识载体，随取随用，有空间优势，促进了庞大的融合性文化的建立，但不同成员的个性化表达容易随意组合，引起混乱，致使文明崩溃。
（二）媒介性质决定帝国性质。媒介的性质不同，导致文化的传播效果不同，由于文化的出传播效果不同进一步导致了帝国的性质不同。伊尼斯在著作《帝国与传播》中将帝国分为两种属性的帝国：一种是政治性帝国，另一种是宗教性帝国。
政治性帝国是一种空间的控制，大肆扩张领土，从而传播本国文化，这种属性的帝国，自身文化呈现出外爆模式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形成入侵和取代。这种文化的强行入侵和取代使得帝国原文化吞噬其它文化，这种吞噬文化具有不稳定性；而宗教性帝国则是倚重时间的传承，对于其它文化表现出排挤和歧视，使得本国文化深入人心，难以被其他文化所吞噬，这种帝国文化表现出紧收模式，这种传承文化具有保守性。同时由于这样的特点宗教属性的帝国容易改朝换代、帝王更替。
帝国文明的稳定需要时间观念和空间观念恰当平衡，对于空间的控制能力和时间的控制能力都要重视。对于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本质，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一书中的定义是：“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时间问题既是朝代问题和人生寿命的问题，同时也是宗教的问题。”所以媒介传播文化也成为思考历史进程与走向的一种途径，而承载着不同属性帝国文明的兴衰。
（三）媒介技术二元论观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②在口语传播时期提出二元论学说，其主要内容是：“主张世界有意识和物质两个独立本原的哲学学说，强调物质和精神是同等公平地存在的。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意识和物质两个实体。”哲学史上典型的二元论者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R・笛卡尔，他认为：“意识和物质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实体，意识的本质在于思想，物质的本质在于广袤；物质不能思想，意识不会广袤；二者彼此完全独立，不能由一个决定或派生另一个。”
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提到：“媒介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同时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所以伊尼斯提出了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麦克卢汉③在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提出媒介即信息的理论。媒介及信息指的是：“媒介本身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讯息。即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
将柏拉图所说的二元论观点延伸，借鉴到媒介对于文化传播的作用方面可以看出伊尼斯与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技术决定论对于帝国文化传播的特点上并不全面。媒介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由于其性质的不同对于文化的传播确实存在巨大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对于时间偏向的媒介还是空间偏向的媒介（或者是政治性帝国还是宗教性帝国）而言，媒介技术只是一种传播的手段，而忽略了技术使用者的思想与意识形态。
媒介技术和传播属性对社会的影响的确是存在的，媒介对于文化的传播除了自身属性决定传播效果外，同时取决于使用媒介技术的传播者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政治性帝国利用媒介技术的属性传播文化，在空间上入侵和吞噬其他国家文化，但是媒介的技术和属性本身并没有入侵和吞噬的意识，一种强势文化“吞噬”一种弱势文化的行为其本质应该是媒介技术使用者的目的与意识形态所决定的，与媒介技术本身无关。
所以媒介技术决定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将技术的发展凌驾于人的意识形态之上的观点，但是对于不同属性的帝国，文化的传播发展中媒介技术使用者的目的与意识形态也不应该忽略。媒介只是传播文化的一种载体（或技术手段），其本身没有任何意识目的性与意识形态观念。
三、小结
1775一1781年的独立战争以及1812―1814年的第二次独立战争，北美十三个英属殖民地摆脱了殖民统治，清除了殖民影响，消除了向西扩张的制约，建立并巩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美国的西进的运动中报纸对其起到巨大的宣传作用，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于西进运动只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而对于文化的传播媒介技术只是一种手段，而最主要的是媒介技术使用者的意识形态，因此媒介技术二元论应该在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作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解：
① 伊尼斯，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受业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获硕士学位，后转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帕克，获博士学位。两本代表作《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成为传播学的经典。
②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是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写下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并且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院。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如同许多古老的文献，柏拉图留下的文集残缺不全、而且依然存在争议。
③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1911-1980）被誉为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圣人”、“先驱”和“先知”。他是20世纪名副其实的传播学大师，是最富有原创性的传播学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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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艺术；传统艺术；艺术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044-01
新媒体艺术不同于现成品艺术、装置艺术、身体艺术、大地艺术，新媒体艺术是综合了多种学科的合成艺术，艺术与当代最前沿的科学相结合，数字技术、生物科技、量子理论、经济学、语言学都可以成为艺术实现的媒介。同时，新媒体艺术对传统艺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新的传播形式和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视觉传达艺术设计所涉及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拓展。网络、数字电视、互动媒体、交互游戏、虚拟空间等都成为信息传播的形式和主要介质，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范畴受到突破性的冲击，数字载体的发展极大地延伸了视觉传达的设计形式和内容，在当代数字艺术设计的快速发展情况下，数字媒体艺术的设计理论和美学理论就显得非常薄弱。
新媒体艺术设计理论和美学范畴继承了部分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的理论体系。传统的视觉传达设计的理论体系依然可以作为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理论基础，在艺术理论基础上有几个方面是共同的：
1.首先都要满足功能性的最基本的要求。
2.美学的审美理论基础是相同的。
3.设计的理论法则、平面视觉创意法则等是近似的。
4.设计和表现的内容是基本共通的。
在数字媒体设计过程中满足功能、审美需求，符合美学、设计法则，运用数字媒介所特有的声、光、电以及人机互动的特点来更有效地达到传播信息的目的，可以认为新媒体艺术设计的内涵和特征是视觉传达艺术设计的进一步丰富。
当然新媒体艺术设计是时代的产物，它具有时代的先进性，它的表现形式更丰富，信息量更大，更具备科学性、时代性，因此在新媒体设计中还需要创新的传统设计理论体系，必须根据其信息传播的形式、媒介以及传播的复合性、学科的综合性、技术的数字化等特征来完善提高这一新兴学科。
年前在台湾举行的第一届“未来媒体艺术节”当中，艺术家们就用多媒体像公众展示了精妙的绝技：用3D动画模拟山水画、用高分子建筑材料塑造装置艺术、用数码技术勾勒写意线条……在公众看来，艺术无非是绘画、摄影、展览等，以纸张等印刷品为媒介的艺术形式，但这一活动彻底颠覆了我们对艺术的认知，以多媒体技术将“艺术”的概念推向新的境界。
其实在过去，艺术创作虽被视作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活动，但依然有规律和原则可循。比如，以中国古典艺术为例，“求神”、“求韵”曾被视作一种约定俗成的铁律，而西方现代艺术也十分讲究与时事、热点、社会的结合———但这些创作大多是以纸质媒介为基础的，未来，当多媒体成为艺术创作的主要载体时，这类规律是否仍然适用？与多媒体艺术时代相适应的艺术价值观、创作观会呈现哪些面貌？新媒体艺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传统艺术元素将彻底退出，抑或二者并存，有机互补？
在许多资深艺术从业者看来，新媒体艺术与传统艺术的P K，关键词不在于“替代”，而是“融合”。业内人士曾说过：“新媒体艺术如何避免短期的急功近利，如何避免沦为一种肤浅的时尚？恐怕要从传统艺术中吸取‘慢’的精韵，比如，一个优质中国画画家，至少要花20年的时间来锻炼笔墨的功力，然而，讲求新观念的多媒体艺术，若领悟不到‘神韵’的寓意，无法吸收‘慢工出细活’的内涵，终究也只是快餐艺术。”江福全建议，除了“慢”元素的吸收之外，如何适应新的艺术介质，传统画作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推广、如何把传统笔墨转录为数码符号，已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问题，更是新生代艺术从业者面前的崭新难题。
“传统”与“多媒体艺术”的结合，还存在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在中国，有个受众接受性的问题，很少观众会耐心地看一两个小时的展览，而不少多媒体艺术呈上的都是支离破碎的、抽象的，没有具体故事情节的视觉影像，它和公众的隔离程度太高，有些过于‘曲高和寡’。因此，如何把多媒体艺术化为公众能够接受的符号，如何用一定的‘地域性’吸引观众，恐怕是传统艺术和多媒体艺术结合的议题中，重要的环节。”
一些多媒体艺术家尝试与“传统”的结合，已收到部分成效：“比如，年轻艺术家邱黯雄的‘山海经’系列展览，就是中国元素与现代高科技相结合的优质产物。展览中有中国观众所熟知的神话元素、传奇元素、中国山水画元素等等，数码高科技仅仅起到介质和传播的作用。”
而且，艺术媒介的更新势必带来创作观的更新：“传统艺术有很多趋同、约定俗成的东西，每一个艺术时代，你都能感受到有一种鲜明的风格在里面。当多媒体制作流行后，或许我们将迎来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创作时代，每个艺术家、创作者之间的差异将被放大到极致，这种多样化、差异化或将成为未来艺术的关键词。”
一些业内人士还认为，新媒体艺术会对中国的艺术教育构成巨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的艺术教材和授课套路，都是以一些既成的艺术教学理论为原型的，新媒体艺术方面几乎没能形成一个十分完整、系统的理论，因此，一套能够匹配新媒体艺术时代的教案、理论和教学模式应当被建立起来，而这个教育模式肯定也不是照本宣科的，而是带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征。”
尽管从形式上看，新媒体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有其实验性和先锋性等特征，呈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艺术形式的全新概念，但是从艺术的本质来看，新媒体艺术仍然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延续而不是颠覆。因为其创作的核心理念仍然是艺术家借助某种媒介语言生成意义，表达思考和感受，引人共鸣。最为人们所接受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它们往往是以艺术的观念提出问题、生产意义以及建构想象，满足人们对于精神世界以及感知体验的探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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