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概论”课教学中运用医学案例的重要性
在“概论”课教学中运用医学案例，对于调动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和创新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改变医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偏见，调动医学生学习“概论”课的热情
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概论”课由于其思想教育性和理论性较强，加上医学生普遍的理工科背景和繁重的学习任务，导致很多医学生产生““概论”课离现实太远，学了没用”的观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利用医学生对专业相关知识特别关注的特性，善于运用医学案例，充分调动医学生的学习兴趣来进行“概论”课教学，对于实现医学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不啻为一剂“良药”。
（二）拓宽医学生专业基础知识教育领域，培养医学生人文精神
《中国医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在医学教育过程中必须加强文、理、医渗透和多学科交叉融合，把医德与医术的培养结合起来，加强综合素质培养”。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逐步确立，医学教育在培养医学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在“概论”课教学中充分运用医学案例，通过对古今中外重要医学人物、重大医学发现、医学热点问题的介绍和讨论分析，对于拓宽医学生视野，培养医学生良好的团队协作和良好的沟通能力等职业素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培养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美国人本主义教育学家罗杰斯认为，教育应该把学生培养成富有灵活性、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医学教育的特殊性，要求“医学院校必须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和“自主学习”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注重批判性思维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关注沟通与协作意识的养成”。在“概论”课中积极运用医学案例教学，在调动医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同时赋予他们自主讨论、组织答案、相互点评的自主权，有利于培养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科学探索精神，提高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概论”课医学案例选用的原则
医学案例的选择，必须结合“概论”课教学大纲，围绕“概论”课教学目标的实现来进行，因此它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一）针对性原则
运用医学案例是为了调动学生学习“概论”课的积极性和提高医学生学习“概论”课的效率。因此，选用医学案例必须与“概论”教材内容密切相关，与教学目标高度契合，最好是根据所涉及的基本理论可能给医学生带来的问题的角度去选用医学案例，以期达到释疑解惑的目标。比如，笔者选用了《医闹之患，谁之过》这一案例，从医患关系的角度让医学生来分析理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
（二）典型性原则
医学案例的选用必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反映某一现象的典型特征、普遍存在的问题和某种时代特征。选用的医学案例越典型，就越能揭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这一章的教学过程中，笔者使用了《同仁堂的新生》这一案例进行教学，同仁堂作为中国医药界的一大名片，它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蜕变过程，可以让医学生充分理解社会主义改造的逻辑必然性。
（三）新颖性原则
“概论”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变化较快的课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概论”课医学案例的选用尽可能体现时代性，把握时代脉搏，体现时代要求。选用当前社会焦点的典型医学案例，更能调动医学生学习“概论”课的积极性，引导医学生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和国际战略》一章的教学，笔者就使用了《和平方舟》这一医学案例，在分析和讨论“医院船”这一新生事物的过程中，医学生们深刻理解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四）多样性原则
在多媒体教学的新时代，笔者认为医学案例选用应该注意多样化。医学案例形式可以采用图片、文字、声音形式，也可以大量使用视频形式，甚至可以多样结合。这样不仅可以图文并茂、形象生动，也更能引导医学生参与和思考。笔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节教学过程中使用了《中医存废百年之争》案例，将图片、文字和视频有机结合，很好地让医学生深刻理解了文化自信与自觉的重要性。
三、“概论”课医学案例使用要求
“概论”课医学案例的使用，必须遵循照新时代医学教育教学规律，体现医学知识与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主导作用与主体作用相结合、形成性评定和终结性评定相结合的要求。
（一）医学知识与思想政治理论相结合
“概论”和“医学史”等医学基础课不能等同。“概论”教学中，医学案例运用中的医学知识必须服务于“概论”课教学目标，服务于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和医学生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末不可以强于本，指不可以大于臂”，在“概论”课教学中，如果一味注重案例中医学知识的学习而忽略基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则会本末倒置、弄巧成拙。
（二）主导作用与主体作用相结合
第斯多惠指出，一个好的教师要“从学生的发展水平出发开始教学，并且循序渐进地继续教下去”。教师运用医学案例进行“概论”课教学，教师的主导型作用主要体现在问题的设计上，设计的问题既要能体现医学生知识水平的现实，又要富有相应的理论深度，给予医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的空间。“如果使学生习惯于简单地接受或被动地工作，任何方法都是坏的，如果能激发学生的主动性，任何方法都是好的”，“概论”课医学案例使用过程中，一定要充分利用医学生对专业相关知识的热情，充分发挥医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尽可能地在教师指导下让学生讨论、汇报和互相点评。总之，教师要尽可能创造机会，让医学生走上前台发挥主角作用，教师则尽可能走向幕后发挥导演作用。
（三）形成性评定和终结性评定相结合
2012年又是奥运年，想着2008年北京奥论文联盟运会，我国金牌数第一的激动人心时刻，让我想起一个幕后英雄——于雅婷。2006年，她对备战奥运会的营养科研人员进行了中医营养调控培训；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重队科研攻关期间，大胆创新，组织完成全营养辨证施膳理论及技术常规研究，开创了中医食疗现代化技术服务的先河，使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举重队使用的中医食疗技术，成为具有时代特点、传承中医文化特色、可检测监控的现代化中医食疗技术。
于雅婷系全营养辨证施膳项目负责人、国家举重队中医调控专家。她还是世界中医药联合会药膳研究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北京亚健康防治协会理事、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国特效医术首席专家。
在2008年北京奥运科研攻关期间，她组织完成全营养辨证施膳理论及技术常规研究，与科研组长赵鹏共同编著《中医日常饮食养生法》、《竞技运动全营养辨证施膳技术研究》；主编《全营养辨证施膳学》和《中医临床辨证施膳》等，荣获“2008～2009年中华健康管理杰出人物”、“亚健康事业开拓者”、十一五中国健康管理“特别贡献人物”等称号。
2006年，于雅婷参加了培训备战2008年北京奥运会营养科研人员中医营养调控的工作。在培训工作期间，大胆提出以中医理论为基础进行运动员营养调控的设想，这一设想得到国家举重队科研负责人赵鹏博士的认可。由此，于雅婷成为国家举重队2008年北京奥运会科研攻关成员。
转贴于论文联盟
功夫不负有心人，于雅婷在赵鹏博士和众多名中医师的帮助下，通过对比运动员和志愿者的经络导电性与生理生化数据，从营养学、诊断学、经络学、系统论、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学等多角度，进行运动员营养与疲劳恢复研究，找到了关系到人体营养与食物原料调配关联的规律，自主创新了以传统中医学理论为基础，辅以人体经络导电数据进行辨证分析的现代中医食疗理论、技术、研究方法及应用系统。依照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副主席李振吉的建议，将这一现代化中医食疗技术及应用系统命名为“全营养辨证施膳（qbs）”。
qbs使中医食疗首次实现了数字化管理，使中医食疗拥有了现论和学术系统，拥有了临床应用规范，拥有了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系统，成为现代化中医食疗技术。
2009年，于雅婷参加的课题“备战2008年奥运会国家男女举重队训练监控和营养恢复体系的研究”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第29届奥运会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项目贡献一等奖”。
健康的生命体论文联盟征需要多种营养物质的支撑。人们对品质生活的追求愈加重视科学膳食与营养，如何获得均衡的营养始终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qbs因其平衡营养及可进行数字监控的特点而备受青睐：2009年获“2008～2009年具有投资价值健康管理新技术”，2010年获“亚健康事业开拓单位”，2011年获十一五中国健康管理“领先品牌”。
关键词：医学哲学;医学哲学思想史;医学人文精神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至秦汉时期。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盛行的精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中医学将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引入中医学，与中医学自身固有的理论和经验相融合，以说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命过程，以及疾病的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因而形成了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与中医学固有理论和知识相融合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挖掘和研究传统医学哲学思想，对于我国现代医学人文精神的研究和重塑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易经》、《黄帝内经》为中医学的形成奠定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形成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有理论准备和积淀的。学术界普遍认为，春秋时期的扁鹊秦越人所提出的“信巫不信医”为“六不治”之一，标志巫医相混的时代结束，不科学的巫术开始从医学剥离出去。古人还认为疾病产生于人类“逐欲之道方滋，而五味或爽，时昧甘辛之节;六气斯，易愆寒燠之宜。”于是“饮食伺衅，成肠胃之眚，风湿候隙，遘手足之灾”。还认为“暨炎晖纪物，识药石之功;云瑞名官，穷诊候之术”，才有了中医中药。“释缚脱艰，全真导气，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者，非三圣道，则不能致之矣”，即只有伏羲、神农、黄帝的书才能救助病人，而且许多医学史书籍也都普遍认为“医之始，本岐黄。灵枢作，素问详。难经出，更洋洋”。而《黄帝内经》问世前，医学理论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哪些人充当医生，许多文献所谈都过于粗疏。笔者认为在这个时期奠定中国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是来自于“六经”之一的《易经》，其充当医生的人也多来自于早期“儒”的社会职业之中。
“六经”之一的《易经》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哲学内容，如阴阳学说、天人合一的理论等，而且在思维模式、方法上也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而后者比前者在支配这一医学的行为上则更为重要。例如：在思维模式上，《易经》提出了"形而上为之道，形而下为之器"的道器论，在由“器”(物)升华为“道”(意)的过程中，《易经》主张要经过“观物取像”、“立像尽意”、“以像喻意”的过程，这里的“像”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一个特色之处，作为哲学体系，在取譬中，它也成为医学的思维模式。在方法上，取像类比是典型的《易经》，也是中医学被广泛应用的方法。“天人合一”原本是中国先民的重要思维方式，并被《易经》中的每一卦相包含。在中医学形成的过程中，吸纳了这一重大命题，以人取譬于自然，因此就有了“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的对应关系。古人把物质世界的阴阳五行学说运用到医学的领域，借以说明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并指导着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精气学说、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是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最有影响的哲学思想和方法
精气学说，是古代先哲们探求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精气学说认为，精气(气)是宇宙万物的共同本原，精气自身的运动变化，推动和调控着宇宙万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此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渗透到中医学中，促使中医学建立了精为人体生命的产生本原，气为推动和调控生命活动的动力的精气理论，并对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藏象经络理论、病因病机理论、养生防治理论的构建具有方法学方面的重要意义。
阴阳学说，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石之上的朴素的辨证法思想，是古人认识宇宙本原和阐释宇宙变化的一种宇宙观和方法论。阴阳学说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说明相对事物或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对立、制约、排斥、互根、互用、互藏、交感、消长、转化、自和等运动规律和形式，宇宙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世界本身就是阴阳对立统一的结果。中医学将阴阳学说用于解释人体，认为人体是由各种既对立制约又协调统一的组织结构、生理机能所构成的有机整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学说帮助中医学构筑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并贯穿于其中的各个方面，指导着历代医家的理论思维和临床实践。
五行学说，既是古代朴素的唯物辨证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又是一种原始而质朴的系统论。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可在不同层次上分为木、火、土、金、水5类，整个宇宙是由此5类不同层次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生克制化运动所构成的整体。中医学以五行学说解释人体，将人体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五志等分归于五行之中，构筑以五脏为中心的5个生理病理系统，并以五行的生克规律阐释此5个生理病理系统的相互关系。五行学说帮助中医学建立了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和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的整体思想，构筑了人体脏腑经络的系统模型，并用于解释疾病的病理传变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防治。
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虽是我国古代富含唯物辨证法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的限制，仍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人体的生命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尚有许多深层次的规律和机制需要去探索、去揭示，用古代哲学的精气、阴阳、五行诸学说尚不能全面和从深层次来阐释人体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规律和机制。因此，我们对精气、阴阳和五行诸哲学思想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原始朴素的阶段，应该结合现代自然辨证法的研究成果，提高一个层次;对人体复杂的生命过程的研究，也不能仅用古代哲学思想和方法来阐释，而应该在中医学整体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吸收中国古代人文学科的精华，一方面运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进行细微层次的研究，以逐渐揭示人体生命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三、天人相应、心身统一、临床诊治整体观与气血变化恒动观是哲学思想的具体应用
3.1天人相应整体观人与自然界有着相类相通的关系;人与天地相参，与自然界息息相通，生命的根本在于人之阴阳与天之阴阳的相通相应：“生之本，本于阴阳”(《素问》)。自然界阴阳五形之气的运动，贯通于人的生命活动之中：“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于天气”(《素问》)。
3.2心身统一整体观人的生理功能具有整体性，人体的各种脏器，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堆砌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联系地维持着生命活动;生理与心理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理状态决定着心理状态：“黄帝曰:人之居处、动静、勇怯，脉亦为之变乎?歧伯对曰:凡人之惊恐恚劳动静，皆为变也”(《素问》)。心理状态影响着人的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
3.3临床诊治整体观《内经》在对病因、病机、局部病变和整体状况的关系、各种治疗方法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鲜明地表达了整体思维的特
征。如认为局部病变是脏腑病变的整体反映，因此在诊治局部病症时，要：“谨守病机，各司其属”(《素问》);强调将各种治病方法综合起来，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灵活运用，使病人得到适宜治疗：“古圣人杂合以治，各得其所宜”(《素问》)。:
3.4疾病转化恒动观《内经》借用哲学“恒动观”的概念﹑原理，认识人体生命过程的永恒运动及其伴随发生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转换过程。它认为世界是运动的，生命在于运动。事物与现象运动的化与变，以及事物和现象量与质的状态为基本内容。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篇》曰：“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搏，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在论述脏腑功能之后总结谓：“恍惚之数，生之毫厘，毫厘之数，起于度量，千之万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此外《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灵枢·天年》篇关于人体生长发育的论述，《素问·热论篇》关于热病传变过程的记载，都是以恒动观为思想基础的。
四、传统医学哲学思想的现实人文意义
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易经》、《黄帝内经》阐述了医学人文观念、医生思维素质和医学职业品格等方面宝贵思想。为医学人文思想教育提供具体要求。
4.1医学人文观念第一，以生命为本的医学本质观。《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病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医家当以病人的生命为本。因此，在为病人诊治的时候，如同面临万丈深渊，极其谨慎;同时要象手擒猛虎一般坚定有力，全神贯注，决无分心：“如临深渊，手如握虎，神无营于众物”(《素问》)。第二，以人文关怀为本的医学目的观。《内经》认为，医学的目的不仅是疗病救伤，更重要的是对人的关爱：“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有终时”(《内经·灵枢》)。《内经》认为，医者应关爱病人的生命，对病人满怀同情和仁爱之心，以尊重和珍爱病人的生命为出发点考虑问题：“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灵枢》)
4.2医者思维素质第一，完善的知识结构。《内经》从整体论的观点和医学的复杂性出发，对医者的知识结构有着独特的见解:医者不仅要具有医学知识，而且应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内经·素问》)，这样的医者，《内经》称之为“上工”。第二，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医者的诊断属于主观认识，病人病情属于客观事实。《内经》认为病人的病情是第一性的，“病为本”，医者的诊断是第二性的，“工为标”。医者的主观与客观相一致，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而主观背离客观，治疗就将失败。第三，理论联系实际。《内经》认为，理论联系实际的医者才能掌握医学的规律而不迷惑;对事物的要领了解极其透彻，才是所谓明事达理的人。
4.3医生的职业品格第一，接诊疗病有方。《内经》认为，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需要从业者具有特殊的职业品格。在接诊的时候，医生应该注意起坐有常，举止得体，思维敏捷，头脑清醒：“是以诊有大方，坐起有常，出入有行，以转神明，必清必净”。《内经》要求医者诊病时要具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全面观察，全面分析：“故诊之，或视息视意，故不失条理，道甚明察，故能长久;不知此道，失经绝理，亡言妄期，此谓失道”(《素问》)，《内经》对“粗工嘻嘻，以为可知，言热未已，寒病复始”(《素问》)的不良职业作风予以了严肃的批评。第二，医患交往有礼。《内经》对医患交往的的方法和礼节作了首创性的阐述，首先提出“入国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的医患交往的一般礼节，突出强调了“临病人问所便”的重要性(《灵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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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技出版社，1997：3.
摘 要 体育教育在中国源远流长，通过锻炼不但能够增强体质，提高人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同时对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有一定疗效。目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体育项目，如武术、导引、易筋经、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这些都是体育运动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间贯穿了传统中医保健理论的大部分内容，笔者提倡在高等医学院校推广中医理论指导的保健体育，防病治病，增强学生体质，挖掘、继承和弘扬传统保健体育中的精髓，树立“身心兼修”的教育理念，充分发挥高等医学院校体育教育的育人功能。
关键词 中医保健 体育教学 渗透运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学无一不是为完善道德、人格、社会而提出的理论观点。现代社会文明呼唤人的素质的提高。实践经验表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其精神实质而言，是人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
提高学生身体素质，健身、强体、抗病是高等医学院校体育教学的目的，而贯穿传统中医养生保健理论的体育运动方法是最有针对性和最容易取得成效的，也是大学生应该学会的基本的体育技能。高等医学院校体育教学是要教给人们长寿、健身的基本知识和技巧，是在当前和以后的学习、工作中都用得着的、有益于自身健康的技术和知识。
现在，高等医学院校的体育教学多以提高竞争性运动的成绩和技能为目的，课程设置大多是田径、球类，大多是围绕运动会的项目和体育达标而设，体育课成了比赛课和测验课，而球类课打比赛，大多数学生是观众。医药院校培养的医学人才是与人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既要考虑发展学生的一般身体素质，更重要的是如何结合学生的医学专业特点，通过体育教学和体育活动来提高他们的专业水平和身体素质。
在丰富多彩的祖国医学宝库中，中医养生学是其中耀眼的一颗明珠，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众多的养生方法和技术的一门学科。中医养生学的基本特点是动静结合、神形合养、性命兼修，从养生流派来看大体可分为道家养生派，以“长生不老”作为养生目的，以“清静无为”为养生指导思想，以导引和服饵丹石为主要养生方法、佛家养生派，以“见性”为养生理论。以“静养”为主要方法、儒家养生派,以“中和”为养生理论，以“健身养性”为主要方法、医家养生派，以药物、食物等为主要养生手段，可见，传统保健体育属于以“动”为主的养生方法，中医养生术中的按摩术，导引术、气功养生术大部分内容属于传统保健体育的范畴，医学家们从生命科学的角度为保健体育提供了可强身健体的理论依据，而大量坚持保健体育锻炼从而健康长寿的例证又为医学家们提供了运行养生的事实依据，两者相辅相成，使保健体育运动不断普及，也使中医养生不断丰富，最终殊连同归，起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丰富了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宝库。
保健体育包括为导引、医疗体育和传统武术等，导引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和劳动实践中，在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和创造的自我身心锻炼的理论和方法，它通过姿势的改变、呼吸锻炼、身心松驰、意念集中等锻炼方法的调节来增强人体各部分的机能，诱导和启发身体内在潜能，增强免疫系统功能。易筋经、八段锦、五禽戏等都属于中医导引的范畴。医疗体育在锻炼时，强调放松机体，平衡呼吸，安静大脑，可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及植物性神经系统，缓冲不良情绪对大脑的刺激，降低大脑的应激反应，从而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相对稳定，预防疾病的发生。武术是以踢、打、摔、拿、击、刺等技术动作为基本素材，遵循攻守进退，动静疾徐，刚柔虚实等规律，组成套路或在一定的条件下遵照一定的规则，两人斗智较力，形成搏斗，以此来增强体质，培养意志。武术注重内外兼修，使人体各部分得到全面的发展。
传统保健体育运动讲究对人体生命功能进行强化和优化、有目的的活动，要求人体的各系统或器官在人的生命的全历程中都处于相互协调的状态，尤其是人的生命功能的两大要素：物质的形、体、命，同精神的神、性、心的协调发展。就是讲究两大神经系统协调发展，即注重信息、运动系统和植物或自律神经系统的协调发展。其运动提倡“意、气、形”合一，认为加强内脏器官的锻炼，即“养内”更重要。
传统保健体育运动方式适合未来体育发展的需要。正如前人所预言，未来理想的体育健身模式，是“个人的自由运动”或“个人的分散的体育锻炼”，传统保健体育运动可以让人们根据自我身心的特点自觉自由的进行体育锻炼。尤其是作为医学生在学好医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通过传统保健体育运动的学习，能够加深对医学知识的学习。
在医学类大专院校开展中医理论和体育教育的结合，应该是体育学科和中医养生保健学科交叉的新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及范围应由体育界和中医界人士来界定和研讨，撇开门户之见，把中医养生保健学和体育学的基本技能和知识让广大学生掌握，达到提高身体健康水平的目的，对于养生体育知识的普及对于大学生自我锻炼、自我保健以及辅导或影响别人，都将是终生有益。这不但发扬了中医国粹文化，而且也发展了体育事业。笔者认为高等医学院校体育养生的加强，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措施和方法。首先应客观认识高等医学院校非体育专业的体育教学目的，其次，根据各自的情况进行理论探讨和教学实践。
参考文献
1 翟立武.高等中医药院校传统保健体育教学改革特色.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6,30(3).
2 王向晨.传统保健体育在中医院校体育校本课程中的开发.南京体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4(4):83-84,102.
3 王耐.中医理论在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5):81-82.
赵国求教授早在1964年就已开始从事高端物理学、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了,并自1965年学习了《中医护病学》著作后,开始同步学习和研究中医学,时至今日,从未间断。他不仅是“量子力学曲率解释”、“相互作用实在论”和“阴阳平衡等价于自组织系统最佳自稳态”学术思想的提出者和倡导者,也是“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的积极建构者。
在这次访谈中,当记者问到满头华发的赵国求教授是如何取得今日的研究成果时,他的一段描述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自1966年之后,约有三年的时间里,学校里不开课,我便在当时的华中工学院图书馆里看书学习,几乎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哲学、中医学、物理学的书籍。晚上在空荡荡的五层教学楼里,只有我的一盏孤灯深夜长明……这段时间的学习给我日后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研究方向……”这是青年时期的赵国求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求知的一个真实写照,也铺就了他不断创新求索的科学人生。如今,年近古稀的赵国求教授依然保持着这种探索、求真的精神,依然奋斗在科研第一线,并硕果累累。
“中医是科学”
记者:赵教授您好,现在学术界对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等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十分激烈,尤其是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的争论已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对此您是怎么认为的?
赵国求:现在对中医理论科学性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中医是科学”,但不是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中医有着东方独特的科学体系,不能归于现代科学的分子、原子、电子等物质结构学说。这种思想的主要代表多为中医业内的诸多老专家,当然也有一些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特别研究和特殊感情的学者代表。
二是“中医是科学”,但不符合现代科学规范;中医是物质运动学说的结晶,可以与现代科学物质观融通。融通后的中医既不是传统的中医,也不是现在的西医,而是既高于传统中医又高于现代西医的新中医学或系统医学,这种认识应该能逐渐形成主流。
三是“中医不是科学”,而是经验,是一种文化,至多处在科学的萌芽状态。这是从第一种认识相反的层面去否定中医具有现代科学意义;更有甚者,极少数学者认为中医是“巫术”,应该用西医取代中医,这是极端的非主流认识。
我通过多年研究建立的“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理论体系”,是以第一种、尤其是第二种认识为立论基础,并提出了五个对应表述,即基本定律;同时也进一步论证了“中医是科学”。
记者:但如何将现代科学思想及科学方法引进中医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过去我们采用的科学方法,多为分析还原。众多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代科学的分析还原不适合中医理论体系。对此您有怎样的主张?
赵国求:我也不赞成将分析还原方法全盘搬进中医学研究。当然,不是说分析还原对中医完全无用,一些生理指标对中医诊断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现代科学也并不只是分析还原。许多学者都赞成将系统整体论用于中医,但系统整体论如何应用于中医,却很少有人做深入的科学研究;即使有人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也因为系统论的高难度而被置于一旁,难以进入主流舆论。拙著《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初探》,应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尝试。我认为,系统论方法是中医所需要的最合适的科学方法。中医自主创新,其中之一就是要将系统论科学方法全面引进中医理论。
记者:为什么还原论不适宜于中医?您是怎样将系统论方法引入中医领域的呢?
赵国求:这要深入研究中国的思维传统、哲学传统和科学传统。中医深受“易经”和“道”自然观的影响,而“道”的本质是运动和变化,是系统整体论。如果全盘用分析还原方法指导中医现代化,那就可能要犯方法论错误。西医用还原论作指导,它注重分析还原、人体结构等;中医以系统整体论作指导,它注重系统整体运动变化的过程,及运动变化带来的外在表象和状态变化。因此,西医是在结构观和还原论指导下的结构医学或实证医学;中医是在运动观和系统整体论指导下的过程医学或状态医学。中西医研究的对象相同,但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不同,所以中西医理论的概念、治病的方法也表现出重大差异。
人体作为一个整体,各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系统论方法正有对此作深入讨论的优势。心、肝、脾、肺、肾就是人体复杂巨系统的五个子系统。它既是系统的结构元素,又体现系统的功能作用;人脑则是另一个主控子系统。围绕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的正常发挥,各子系统在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中演变着。作为过程医学的中医,它的目标就是使系统保持或恢复它的有序稳定性和功能的正常。现代生理学、现代脑科学、现代思维科学、现代神经科学都可以作为物质基础为中医所用。其实,中西医在物质基础上是可以通约的,只是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方法各异,理论体系有别而已。因此,我一直坚持中医是科学,中医可以现代化,并以科学的身份走向世界,关键是要我们去努力探索,攻克世界难题。
“中医现代化”
记者:关于您提到的“中医现代化”,目前目标好象仍不明确,为什么您要提出“中医现代化”呢?
赵国求:中医学是以先秦人文哲学和《黄帝内经》为基础建构的,因此是一种具有浓烈人文色彩的传统医学体系;同时还把哲学概念范畴直接运用于医学。这就使传统中医学理论在描述上与现代西方科学难以相融。中医学属于自然科学,应有其自身的内在结构,用人文科学的内在结构与语言方法来建构属于自然科学的中医学体系,这无疑使从小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教育的现代中国人难以理解,因此需要“中医现代化”来解决这个问题。
以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学治病方法快捷,疾病原理阐述清晰、分析确凿,让中国人深得其益;而中医与西医相比,这些方面却存在着严重的劣势。中医治好病,却难以明确得的是什么病;中医用药有效,却无法进行药理分析,即使做了中医理论的解释,也让具有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生理学知识的现代人难以听懂。“中医是否科学”、“中医还能发展吗”等疑问也就随之产生。中医从业人员的职业危机,也让中医业内人士不得不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去寻求中医与现代科学的关系。因此,努力将现代科学为中医所用,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医的作用,是中医现代化的动力所在。
记者:您在倡导“中医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有具体的方法可循?
赵国求:我是从三个方面提出的“中医现代化”主张,并由此试图建立新的中医自然科学体系。
一是中医基础理论现代化。首先是中医基础理论自身的发展与进步。其次,就是寻求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传统概念,如阴阳、气、经络、精气神、脏腑、辨证等概念与现代科学的关系。中医必须有自然科学的描述方法和建构体系,让现代科学融于传统中医文明之中。
二是中医诊断和诊断方法现代化。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过程医学的重要体现。“望、闻、问、切”是传统中医辨证论治获取证候、疾病信息的基本手段,要求中医辨证论治中辅以现代科学手段及现代科学说明是自然的。通过“证”的实质研究,实现辨证规范化,是中医实现诊断标准化、现代化的重要工作。
三是中药现代化。最重要的是新中药和新中药药方的开发,是新药与中医理论的有机结合。中药药理成分的分析与化验是中药现代化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中医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建构,加上相应的药理分析,我们很可能在对疾病的病理分析和治疗原理的分析上,寻找到符合现代科学的中医理论语言,它将有助于中医药为更多的人接受。
四是中医治疗康复标准的制定。中医多半不是靶点治疗,其疗效常表现出统计规律,结合辨证及证的演变,应有自身不同于西医科学的广义病理指标。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中医现代化必备的配套工程。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建构”
记者:赵教授,您是“中医现代化”的倡导者,更是实践者,您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也是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创新发展。请您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情况;同时您作为“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的建构者,请简述一下其基本状况和原则。
赵国求:在对“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研究中,我力图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前沿研究成果,包括自然观、科学哲学、物理学、生物学、医学、思维科学及系统论等,充分论证和建构中医基础理论。
“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研究”必须有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五条基本原则:一是必须深入研究中医自身的理论基础,学习中医临床经验,这是研究“中医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的前提和首要条件。二是必须深入研究并掌握人体自身的解剖学结构和现代生理学,从现代生理学和现代医学的视角掌握疾病的发生、发展和救治的基本原理,将其与中医辨证论治进行比较,归纳总结出相同和差异,从本质上寻找它们的内在联系。三是要关注近百年来,尤其是近50年来中西医结合的前沿研究成果,了解研究先驱们的成功与失败。四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研究中一定要将所得的结论和预言到医疗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去加以验证。五是研究队伍要以中西医从医人员和研究人员的结合为基础,注意吸收自然科学工作者,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参与,这将会极大地扩展研究视角和思路,弥补业内人士所受到的专业知识的局限和禁锢。
记者:您在“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基础”的研究中,提出了“五个对应表述”,对此您能简述一下吗?
赵国求:第一个对应表述,即中医阴阳平衡态等价于人体复杂巨系统的最佳自稳态。
第二个对应表述,即中医的阴阳是人体内物质运动状态或物质的多少相对于最佳自稳态的左右偏离。一般偏快或物质增多是“阳”,偏慢或物质减少是“阴”;超阈值偏离则构成阴证、阳证。阴阳是生命物质动态平衡的状态参量。
第三个对应表述方式,即中医的“气”是生命物质的活力,表现在生命物质运动的状态中。活力由生命力决定。生命力是生命能、生命驱动力、生命潜力的总和。“气流”是人体内物质、能量包括电磁能、信息的流动和物质运动的转移。
第四个对应表述,即经络就是人体“间隙维”。“间隙维”并非完全的实体结构,它有通过现象、经验、理论及逻辑推理所做的建构成分;“组织液”就是经络物质,也要作相同的理解。经络是“现象实体”,是能量、信息传播的谐振通道。
第五个对应表述方式,即思维至少是一种电磁场物质结构形式。它既可以作用于人体自身,也可以作用于人体以外的他物。“意念守穴”就是思维的物质作用。
记者:这五个对应表述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物质基础上的中医现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哲学与科学基础,您能再谈一下“中医基础理论现代科学”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哲学根基吗?
赵国求:建立现代科学物质观理论模型,将中医理论建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克服中医的人文描述缺陷,这是中医作为科学建构的逻辑起点。
中医的阴阳平衡等价于人体最佳自稳态模型,采用现代科学物质观和系统论科学方法,保证了逻辑起点的科学性。中医的阴阳及阴阳相互斗争与协调达到阴阳平衡,就与现代生理学、西医理论及系统论中物质的运动状态相对于最佳有序状态的偏左、偏右,快、慢振荡,有了对应的逻辑联系。这就为现代科学用于中医敞开了大门。
“气”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物质基础。如果赋予“气”的现代科学意义并归于“现象实体”范畴,中医理论中的“气”就有了现代科学的物质基础及哲学依托。相对于系统的稳定性或中医的阴阳平衡,物质的运动状态有好坏之分。“好气”是对系统稳定和功能协调有益的物质运动状态和构成成分;而“邪气”则是对系统稳定和功能协调有害的物质运动状态和构成成分。对疾病、对人体的健康由此展开讨论,则“阴阳”与“气”有了共同的物质运动基础,于是“阴阳”与“气”也就纳入了共同的现代科学逻辑规范,并由此与人体的经络发生内在的、质的逻辑联系。
中医理论中的“气”是在经络里流动的,经络成了生命物质活力的调节中介。在众多的经络现代科学假说中,经络-生命体“间隙维”,能量、信息传播的谐振通道,经络物质-生命体组织液等假说,与“阴阳”、“气”等的现代科学解释具有逻辑一致性。经络亦是“现象实体”,具有建构特征,无须作还原论论证。
我提出“现象实体”的概念,主要是消解康德的本体与现象的二元对立论,因此,我反对中医与西医不可通约的观点。“自在实体”是未经观察的自然客体;“现象实体”是科学认知的产物,是“可道之道”,有明确的定义与内涵,有科学的认知过程,它与“现象”和“自在实体”概念有重要区分,是“现象”与“自在实体”二元对立之间搭建的过渡桥梁和纽带。将“现象实体”引进中医既帮助建立中医现代哲学的根基,也帮助我们搭建一个现代科学的语境平台,让中医理论建于科学基础之上。客观实践证明,中医无疑是一个具有现代科学物质观并与其内在哲学逻辑一致的“科学医学体系”。
作者：简文
近日，北京市发改委、北京市商务局联合组织了“奥运公园地下商业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和经营模式专家论证会”。奥林匹克中心区地下空间（商业）是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规划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市政府为举办2008年奥运会而兴建的重要建设配套项目之一，预计2009年开业，中国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联合会副会长王永平应邀参加了专家论证。
论证会上，北京新奥集团有限公司作为该项目的开发建设单位通报了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地下空间（商业）建设规划情况，王永平在论证会上指出，虽然奥运概念前景看好，但由于奥运商圈成熟需要数年时间，因此前期招商和运营压力仍然不可低估。项目规划上，政府要有统筹考虑，奥运商业项目内部之间要有错位；同时要研究奥运效应弱化后的应对策略。另外，在设计规划上要体现商业适用性、环境友好性等。
据了解，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位于奥林匹克公园的中心路段，占地约315公顷，东至北辰东路，西至北辰西路和白庙村路，南至北四环路，北至辛店村路。
世界运动医学科学大会6月在京举行
作者：文刀
国际运动医学联合会(FIMS)主席陈启明近日在第29届FIMS世界运动医学科学大会新闻会上宣布，本届大会将于6月在北京举行。
2006北京FIMS世界运动医学科学大会除继承以往历次大会的学术讨论、专题演讲、优秀论文评选等精华内容外，还将增添独一无二的中国传统医学课程。届时，中国最具权威的中医专家，中国国家队队医等将讲解和演示中医药、中医治疗手法带给运动创伤的贡献，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实现医疗科技资源共享。
技术主义作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一种生存之道，有别于农耕时代的自然主义，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巨大跃升。一方面，它奠定了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了全球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技术主义的生存方式也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和困境。技术主义所引发的困境渗透至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现代医学也难逃其厄运。早在20世纪初，卓越的医学教育家威廉•奥斯勒（WilliamOsier）就非常尖锐地、切中要害地指出，医学实践的弊端在于“历史洞察的贫乏，科学与人文的断裂，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1］
1何谓医学技术主义
医学技术主义实际上是科学还原论和科学决定论的混合体。医学中的还原论认为：人体的一切都可以还原为化学的和物理的物质运动，还原为分子和亚分子，认为人体的疾病和健康都可以通过物理的、化学的方法得到解决。科学决定主义（或称技术决定主义）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以技术主义社会学面貌出现的理论，强调技术对社会生命及其发展的决定作用，认为将产生“技术统治者的社会”。当前医学技术主义的思想，与科学决定论直接相联［2］。医学技术主义的巅峰，使医学技术成为一种凌驾于所有诊疗手段之上的绝对标准：以技术的眼光看待医疗过程，技术至上，使人囿于技术视野；以经济效率为准则评价医疗结果，追求功利，成为纯“经济人”；以“物”为尺度，疏忽了人的道德情怀、价值理念和自由维度。
2产生医学技术主义的原因
2．1机械唯物论对临床思维的影响机械唯物论者以机械论的观点来观察和解释周围的一切，以为客观世界的各种现象和运动，都是可以用数学公式进行度量的机械运动。由此带来的生命机械论正是机械唯物论在医学中的体现，生命机械论者认为：人体的生老病死，也是由于机械运动的结果，把人看作是与自然物体一样，是可以用数学方法进行度量，把心脏比作机器上的发动机，骨骼和关节比作其中的杠杆和齿轮，疾病就如同机器中的“发动机”、“杠杆”和“齿轮”等失灵后出现的结果。机械唯物论下的医学技术主义有助于人们从物质及运动的角度去思考、寻找导致生老病死的原因，但是它不能用联系的、全面的观点去观察和研究人体及疾病，对患者的诊断犹如盲人摸象，由此，涌现出许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案例。
2．2医学技术客体的“主体化”和主体的“客体化”技术原本是人的技术，即技术的主体是人，医学技术也应当如此。随着呼吸机、起搏器、计算机X线断层摄影术（ComputerizedTomography，CT）以及磁共振显像（MagneticResonanceImaging，MRI）等现代诊疗技术的应用，医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然而，医学技术发展的同时，技术主义也得到了急剧地膨胀，技术客体发生了“主体化”的过程，正如杜治政所言：“医学技术已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具有独立于医学宗旨的自身逻辑的发展目标，它不再单纯是人类借以达到控制疾病、增进健康的工具。”［3］其具体表现就是医学技术主义者不再考虑技术的适用性，而是考虑如何为“高新技术”拓展市场，收回成本，赚取利润。在医学技术辉煌的征程中，还深藏着人“主体”的危机：在诊治过程中，“望、闻、问、切”被实验室指标所替代，扭曲患者的主体地位，将其“客体化”。医者脱离病人去治“病”，忽视了对患者人格的尊重，忽视了除生物病因以外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心理行为等众多致病因素。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归根到底，这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技术去制造、去处理。”
2．3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忽视技术既可能造福于人类，也可能危害人类，相互对立的价值特性就是技术价值的二重性［5］。追求高新医学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诊疗水平，但是，所承担的医疗风险也越来越大。因为，高新医学技术在改造人体的广度和深度上与传统医学具有根本的不同，它已不满足于对人的浅表改造，而是要在各个层次上实施对人体的根本改造。所以，高新医学技术带来的副作用也就会随之增多，其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大。由于缺乏对医学技术价值二重性的全面认识，医学技术主义者往往只重视“春雨贵如油”之“喜”，而忽视“屋漏偏逢连夜雨”之“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现代医学之“痛”。抗生素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攻克感染性疾病的曙光，而抗生素的滥用也带来了耐药性的问题；试管婴儿的诞生，改变了人类的生育方式，也带给了人们伦理学的追问；基因技术的应用，可使疾病的治疗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更多的却是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拷问。
2．4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医学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仅仅以医学技术水平的高低，衡量医学是否进步的标准过于片面。技术理应具有“人性”，而且应是“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媒介”。因为，科学的特点是在研究过程中极力避免人的主观因素，而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之中应赋予人的主体地位，必须考虑技术的价值问题。然而，由于当今医学文化价值的缺失，单纯追求技术已成为医学界的一种潮流，对患者的社会属性、心理需求、价值取向等方面则熟视无睹，并进一步演变为单纯以技术论成败的医学技术主义。
3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
医学技术主义使医学技术成为评价医学的绝对标准。由此，导致了医学的物化，医生临床思维能力的退化，并引发了为追求“技术红利”最大化而派生的道德危机，随之而来的医患诚信体系也受到了前未所有的挑战。医学技术主义自身的矛盾，使自己成为了否定自己的因素：它力求通过医学技术来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人类却对技术产生了更大程度的依赖。社会为此付出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代价：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已经走上一条昂贵的、人们无法接受的道路；另一方面，医学技术主义面对当前疾病谱的变化，愈来愈显得力不从心。更为甚者，生命科学技术对人类生命的干预，使“自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分裂：生命科学技术对“自我”肉身存在的改变致使自然自我走向虚无；控制技术的意志反过来为技术所控制，导致精神自我的绝望与迷失［6］。
4医学技术主义的救治之道
医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在享受它的同时，也不知不觉品尝了医学技术主义的苦果。作为有责任感的医学家，卫生部门管理者不可以只关注医学技术领域里的竞争、加冕与狂欢，而应该从民生福祉、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调整技术的适应性与先锋性的张力，来规划医学的技术节奏、人文标杆、社会价值，来端正医生的职业形象［7］。正像爱因斯坦指出的，“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8］38面对医学技术主义的困境，需反思医学技术主义形而上之本质，并从医学教育、诊治思维、从医理念以及系统论的应用等方面予以救治。
4．1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医学技术主义思想的流行，割裂了医学的技术属性和人文属性。这与医学教育重专业知识的灌输，轻人文教育的滋润不无关系。爱因斯坦曾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激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以及鲜明的洞察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8］310。所谓人文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人文精神的教育，实质上是一种人性教育，它以个体的心性完善为最高目标，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9］。作为医学教育，有必要加强对医者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的协调发展：培养医者批判性思维；重视医学生的文化修养；使医者成为真理的践行者、至善至美的追求者。唯有如此，才不会使医学迷失方向，也不会在技术异化的路途上走得太远。
4．2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融合医学应该包含与逻辑思维密切相关的技术活动和与形象思维相关的人文活动。然而，技术主义者形象思维相对缺乏，在医学诊疗时，操作机械化，过程程式化，见病不见人，匠气十足。要救治技术主义，必须加强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融合，用价值概念为逻辑思维的践行指明方向。价值概念属于形象思维的范畴，它涉及哲学、经济学、伦理学和美学等多学科的内容，是对人的价值和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是对人类未来命运和全面发展的探索。用价值概念来评估医学，评估各种逻辑技术，有利于对某一医疗技术作出全面的估价。医者应当依赖形象思维，通过技术手段为患者赢得健康之体魄，自由之生命，从而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类价值的统一。
【关键词】临床医师；基础理论；诊疗技能
Abstract：Accordingtocurrentissuesclinicianshavetofacewith,thisarticlepresentsseveralmeasuresonhowtoenhancethediagnosticalcapabilityofclinicians.FurtherstudyonclassicalliteraturesofChineseMedicineenablesclinicianstoimprovetheirmindandprovidesthemaconditionofrelearning.Theabilityontreatmentsofallkindsofdifficultiesandvariousillnesseswillbeenhancedthroughreacquiringknowledgeandtheenthusiasmofclinicianswillbestimulatedbythebeneficialfromscientificresearchpolicies.Thisarticleemphasisonthecommunicationbetweentheoreticalresearchersandclinicianswhichisreciprocalandwillleadstoadoublewinsfinally.
Keywords：Clinicians；Basictheory;Diagnosticalcapability
中医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现仍被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主要是由疗效决定的，而疗效取决于中医理论的指导。没有正确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样的实践就不会发展也不会长久。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价值取向的改变，临床医生能潜心学习理论，并将自己治疗的医案用理论进行认真分析的人越来越少。目前中医面临很多问题，除有些人的错误认识外，我们不能不从自身找原因，其中临床医师中医理论素养不高导致诊疗技术下降，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如何提高临床医师中医理论素养，进而提高诊疗能力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笔者根据临床医师目前所面临的有关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略抒管见：
1注重经典著作的学习，深挖中医精华
中医理论博大精深，经典著作对学中医的人来讲非常重要，它是古代医家临床经验的总结，它是我们祖先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一般而言精通理论又注重实践的医师，临床效果良好，反之，只有理论没有临床，或只有临床不注重理论学习的，在医疗方面都不会有很高的造诣。我国历代名医如张仲景、刘完素、朱丹溪以及明清时期的温病学派等无不在学习《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建树。就现代名老中医而言，他们之所以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究其根源，无不精通《内经》《伤寒论》等经典著作，对其中许多有指导性的内容能熟练背诵，理解深刻，在临床对病因病机的分析时往往用经文一语中的，治疗用方，灵活自如，让人心服口服。
作为中医临床医生，必须熟读经典著作，否则对疾病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经典著作有一些偏见，认为经典著作历时久远，文字晦涩难懂，对临床作用不大等等，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近年来，名老中医呼吁：中医精华的部分在经典著作中，中医临床、科研均应在经典著作中找闪光点。事实也正是如此，比如近年来对传染病的研究，中医取得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而温病学为其无论从理论还是临床，提供了很好的依据和素材；近年来心理疾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抑郁症，焦虑症等心理疾病已经称为21世纪的第二杀手，而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有关郁证的论述，还有专论心身疾病的篇章，为这些疾病的诊治预防指明了方向；再比如亚健康状态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早在《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就提出“治未病”的思想，并创立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深入学习经典著作一定能寻找出应对各种疾病的手段和方法。中医现已延续了几千年，但它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只要深入挖掘，就一定能找出治疗疑难杂证的突破点。因此，作为中医的临床医师应该在百忙中抽一定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对其中有指导意义的内容做好读书笔记，将平时收集的病例，用经典著作中的理论进行剖析，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且可以提高实践技能，更能为临床论文的撰写奠定良好的基础，能够使医生的论文有理有据，让人心悦诚服。现有的医师临床疗效很好，积累的典型病例不少，但其分析讨论比较浮浅，不能从理论上将自己的经验进行升华，究其根源，经典著作读得太少，记得太少。因此，医院领导应为中医临床医师加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创造条件，如业务学习内容每月最少有一次是聘请水平较高的、对经典著作理解深刻、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教授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讲座；或者是各科室学术论文的交流，找出欠缺的理论根据，提高中医临床医师对经典著作学习的兴趣和自觉学习积极性，提高中医理论水平，而理论水平的提高是诊疗技术提高的基础和前提。
2为医师提供再学习的机会，提高业务水平
业务学习不是一句空话，要落实在行动上，医院应制定相应的学习制度，临床医师可分期分批到中医院校进修学习。从事临床工作后很多医师因为工作太忙忽视了业务的学习，导致医疗水平下降。有的甚至只知治病，不懂为什么要这样治病，从机理上很难分析清楚。住院病历、门诊病历书写不规范；有的所记录的临床表现，治疗大法，与用药情况不符；有的对病人提出的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等等，理论知识的匮乏导致了这些弊端。实践证明，在进行1～2年临床工作后再到中医院校有选择性的学习一些理论知识，不但可以加深理解中医理论，更能够活学活用，提高分析、解决临床病证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各地中医院校经常举办短期中医临床大夫培训班，请理论水平较高的教师讲述中医理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这种“回炉”现象值得借鉴。实践－理论－再实践，会使临床医生的医疗技术和水平不断提高，应对临床各种病证的能力大大增强。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很快就会将原来学到的理论知识忘记，而没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医师，医疗技术平平，见到疑难杂证，束手无策，往往草率行事，将病人打发了事，这样做的结果是降低中医威信，失去患者信任，对中医的发展造成一定影响。
现在有一种现象，基层医院派人外出学习，基本都是去医院学习，而不主张，也没有人愿意去学校进修学习，因为人们更注重的是实用，即快速见成效，什么药治什么病，只要记住这些，就算有收获，回去就能当好医生。这就导致有些人去医院学习，学会了用某方治某病，但为什么能治这种病？不能用理论进行深入剖析，不了解中医个体化的诊疗特点，所以回去后不能把别人的经验针对不同的人灵活运用，仍然于事无补。所以将有1～2年临床经验的医生派到中医院校再有选择地学习非常必要。
中医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在整个科技文化转型的时代中，中医理论必然在历史变革中创造新的价值体系，发挥其学术生命的原动力。在这些问题有效解决的同时将获得新的理论产出，对中医学术的整体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对中医临床实践产生指导作用，体现实用性。现各学院都在进行教学改革，从学校毕业几年后再回到学校就会发现，教科书又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与临床更加密切，尤其经典著作，几乎每一个知识点都会讲明它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有了改观，多媒体的运用，实验课的增加，讨论课的设立，师生零距离的接触，将临床医生从繁忙的医疗工作中又带入一个较以前学习不一样的全新环境，实践证明许多临床大夫非常珍惜再学习的机会，往往都会满载而归。
3正确对待临床科研，不能顾此失彼
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中医要站稳脚跟，走向世界必须进行科学研究，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矫枉过正。当然有些问题并不在临床医生而是政策的制定者，现无论教学、医疗单位，科研是首务，课题成为聘岗的首要条件，而且必须是课题主持人。在晋升职称中，医生的医疗水平，患者就诊率等理论上说作为考评的条件，但实质还是拿科研说事。众所周知，职称是患者衡量一个医生水平高低的标准，职称问题在任何单位均是让人头痛的问题，医疗单位更是如此。科研上不去，单位就不能上档次，领导着急，群众更着急，很多临床医生为解决职称，不得不去想尽千方百计去搞课题，不管是不是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只要上级能批就好，上上下下大家都在搞课题。申报课题的大夫上班忧心忡忡担心课题不能被批准，批准了课题的大夫上班还在想着动物实验效果如何？不理想应该如何去弥补？回家大量的时间花在写标书，写论文上，谁还有时间去看书去学习。医生们被课题搞的筋疲力尽，被论文搞得晕头转向。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今天这个病人疗效不好，为什么？医生很少从自己找原因，下班后针对白天看病的结果去看书，去查找问题的症结所在的人寥寥无几。
那么，如何解决呢？中医的实验难做，因为跟现代医学的模式不同，而“因人制宜”是中医一大治疗原则，医师应该把科研的重点放在自己如何运用辨证论治规律，通过实施个体化治疗后取得的临床疗效上，运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回访病人，及时了解治疗效果，及时完善治疗措施，及时总结经验，临床医师应该在自己专长和喜欢的工作中找课题，而不能为课题而工作。作为医院应该为临床医师做这些工作提供一定的时间，上级组织在审批课题时也应该给予考虑。此外，中医评定职称也应有相应的倾斜政策，医疗水平高，技术全面，深受患者欢迎的临床医生在评定职称时在同等水平中应该作为优先考虑的条件，或者发挥集体智慧，让理论水平髙者协助他们总结经验，申报课题，批准立项，从根本上调动临床经验丰富医生的积极性，这对弘扬中医有一定促进作用。
4治疗任何疾病必须突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和西医都以人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形成的时代不同，采取的思维方法研究手段各异，形成两种差异很大的医学理论体系。中医之所以历经两千多年仍被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与它的理论的科学性不无关系。中医学在漫长的历史过程通过古代解剖，通过长期对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通过反复的医疗实践形成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正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中医临床才能产生卓著的疗效。整体观念，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是临床医生治疗疾病的有力武器，中医治病如果失去这两大法宝，将一事无成。比如现临床出现的“三高”症等，患者最大的心愿是降压、降糖、降脂。作为中医大夫，降糖、降压等中药可以运用，但不能刻舟求剑。目前中医杂志上有很多用辨证论治的方法治疗“三高”症收效良好的报道，值得临床医生的重视和借鉴，有机会应该多看中医报刊、杂志，了解中医药的进展和研究动态，不断用中医知识武装自己充实自己，这样才有利于提高自己，在临床上实现自我的价值。
5注重理论研究者和临床医师之间的沟通
团队精神值得提倡，中医理论工作者与临床工作者之间应该建立合作关系，现全国各中医院校均有相应的教学医院，这对双方的互相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们应该很好的利用这种条件，开展对疑难杂证进行会诊的方式。教学医院与教学单位挂钩，每周进行一次病案讨论，理论研究工作者提供理论依据，对病证进行分析，提供思路，临床大夫谈他们的经验，理论与实践的优势互补，可以取得双赢的效果。
由于医学社会史是社会史的分支学科，所以其对象应当包括在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之中。但在目前史学界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诸多的看法中，⑦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明确提及医学社会史（或者类似学科）所应涉及的对象。而只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如台湾学者杜正胜等人认为“生命的体认”（身体、医疗、命运、生命限度的突破）和“生命的追求”（人格风范、职业追求、人生意义、人与天地万物、今生与来世）属于身体史研究的范畴。虽然“身体史”并不等于“医学社会史”，但其对身体进行历史诠释时是以健康、疾病为切入点的。由于健康、疾病是医学的核心内容，所以杜正胜等人的观点已涉及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不管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是否受到社会史学界的关注，那些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当中较特殊的一个部分。
又由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具有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所以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也应如此。李大钊曾在1920年发表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哲学》中指出：“纵观人间的过去者便是历史，横观人间的现在者便是社会，所以可以把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相对而比论。”[10](p159)在这里，李大钊虽然是在探讨历史和历史学与社会和社会学的区别，前者强调历时性，后者强调共时性，但是作为历史与社会、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融会贯通的社会史就应当同时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也就是说，社会史一方面要横向考察某一历史时期社会的共时性结构，另一方面要纵向考察社会结构的历时性变迁。因此，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也应包括这两个维度：共时性的状态，即静态存在；历时性的变迁，即动态存在。
其一，共时性的对象。共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空间状态，指某个历史时期医学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的结构。在不考虑历时性因素的前提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几乎等同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关于医学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中国与西方国家有所区别。1957年美国的斯特劳斯在《医学社会学的性质和状态》中认为医学社会学有两个领域：“医学中的社会学”和“医学的社会学”。[7](p3)医学中的社会学，是研究影响人的“生老病死”这一生命过程的各种社会因素，如探讨年龄、性别、社会经济状态、种族和部落、教育水平、职业等因素与某些特定的健康障碍（或疾病）的产生和流行之间的关系。医学的社会学，则主要是研究医学认识和医学实践过程中的组织、角色关系、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以及信念等群体行为因素。在中国，前者被认为是社会医学研究的范畴，后者被认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中国对医学社会学和社会医学研究对象的区别是按空间划分的，如果从历史角度看，这种空间划分就失去了意义。无论是医学社会学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即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这些研究对象从类别上看，包括与人的生产、成长（健康与疾病）、死亡相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从层次上看，包括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精神）层面的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其结构可用下图表示：
上图中的每个黑点都代表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医学社会活动或医学社会现象。其中A、B、C、是物质（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A包括行房受孕、妊娠安胎、难产处理、产后调理等，这些活动属于妇产医学和新生儿医学的范畴；B包括卫生保健、疾病防疫、疾病诊疗、药物研制与使用、病人护理等，这些活动属于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和药学的范畴；C包括生命抢救、临终关怀、死尸处置等，这些活动属于临终医学的范畴。A′、B′、C′是制度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由于制度是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中介，因此在人们的健康、疾病、生死观念与医学实践活动之间必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规范人们言行以及明确各种关系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与身体及生命过程有关的各种规定、法律、伦理、道德等行为模式和行为规范。其中A′包括对助产者的技能要求、生产及产后仪式及相关规定等；B′包括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疾病治疗规程、预防保健制度、公共卫生政策、社会保障立法等；C′包括丧葬仪式、以及如今关于安乐死的立法等。A″、B″、C″表示人们对生命过程的认识，常通过观念（心态）表现出来，包括生命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医学教育活动，以及对身体、生死、健康、疾病、治疗、生命价值的认识等。
在物质（技术）、制度、观念三个层面中，制度和观念的形态及变迁是医学社会史研究的重点，至于物质层面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是传统医学史关注的重点。当然，这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即使是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也都完全融入到了特定的社会文化氛围之中。事实上，在传统社会中纯技术层面的医学活动或现象并不占主要地位，人们对身体及生命过程的认识和干预主要是通过技术以外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杨念群所言：“在传统社会中，出生与死亡都是发生在特定时空的仪式行为”，“（收生）姥姥的社会功能大于医疗功能”，“接生的生理过程在整个出生典礼中只处于次要地位”[11](p133-140)。隋代的巢元方在《妇人杂病诸候》的“无子候”中也认为：妇人无子，或因坟墓不祀，或因夫妇年命相克，或因夫病妇疾。[12]（p419）他推断妇人无子时，最先考虑到的是“祖坟”、“年命”等非生理病理因素。德国学者罗梅君在研究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无子女是命运”，“生孩子和孩子的成活首先取决于时间和具体的时辰”，“均受星相监督”；“无子女是不幸福，是由恶势力引起”；“无子女或子孙满堂也决定性地取决于已去逝的家庭成员的欢心” [13](p8-13)等，因此求子的主要手段则是利用星相的力量、忏悔或祈福等。所以，在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中，上述三个层次的内容虽然可以有年侧重，但都不能被忽视。
其二，历时性的对象。历时性的存在又被理解为时间状态，指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随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变迁。万事万物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医疗技术在不断提高，医药卫生制度在不断完善，人们的生命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其结果是人的健康状况在不断改善，平均寿命在逐步延长，人种也在不断进化。这一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历时性的、动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的任务就在于探究导致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叙述这些变化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些变化导致的后果。因此，医学社会史的历时性研究对象就包括这三个方面：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的原因、变化的过程、变化的结果。例如，杨念群通过对上个世纪20年代北京卫生实验区的建立对人们空间观念的改变的论述，提示了传统社会中“稳婆”和“阴阳先生”的公共形象和专业认同发生改变的过程及原因。[11](p134)李贞德通过对汉唐医药典籍的考察得出结论：自汉至唐，求子之责由男性（房中书的读者和房中术的施术者）逐步转向女性（经方所列各种汤药的服用者）。[12](p419)这些都是研究历时性医学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的范例。
四、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方法
医学社会史作为一门崭新的学科，要求有新的研究方法与之相适应。但这并不是说要创造出一套与各传统学科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或范式，因为医学社会史是在传统学科（如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的研究方法可以在对传统学科方法基础上通过“改造”而产生。这一改造主要包括：传统史学方法的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其他学科方法的史学化。
其一，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医学社会史属于社会史的分支学科，社会史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因此医学社会史相对于传统的史学需要经历两次超越，即作为“新史学”的社会史对传统“精英政治史”的超越；作为专门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对一般社会史的超越。
中国社会史是在上个世纪初以传统旧史学的反叛形象“新史学”而出现的，同时也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理路，从而形成了以“自下而上看历史”、“运用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总体史的追求”为特征的理论和方法。[14](p95)这是社会史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作为社会史的医学社会史也必须经历这一超越。即在研究取向上必须改变传统旧史学只关注皇亲国戚等少数人的贵恙的倾向，转而关注人民大众的康乐与疾苦；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改变传统史学埋首钩沉、简单叙事的倾向，转而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全方位地诠释医学的历史；在史料运用方面，也必须转变只利用宫廷实录或档案的倾向，转而利用方志、家谱等地方史料。
就医学社会史而言，对传统史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对传统医学史的超越。我国传统医学史研究多是停留于技术层面，且多属于“精英史”、“成就史”范畴。对此，施义慧曾指出 “伟大医生的传记、医学知识的进步、疾病的诊断和医疗技术的突破成了医学史书写的基本模式。这种过于简单的研究模式和编撰方式，忽视了医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医学技术的发展与人们医学观念变化之间相互关系以及人类社会处理健康与疾病问题的历史演变。”[15](p110)即使到了今天，“我国医学史研究仍然以传统的文献研究、典籍评述，人物考证等为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尚缺乏新的突破”[3](p39)。要实现作为科学技术史的医学史向作为社会史的医学史转变，必须在理论与方法上全面超越传统医学史。即研究取向不应只是少数医药界少数精英，还应包括推动医药事业发展的广大民众；研究的内容也不应只是医药科技的进步，还应当包括医事制度的完善、人们健康疾病观念的更新及健康状况的改善等；书写的不应只是成功的典范，还应包括失败的事例；史料运用也不应只局限于医药典籍或医案，还应当包括宫廷和地方史料以及笔记、小说等文学作品。
又由于医学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故其研究方法也有别于一般社会史。对研究者而言，除了要有扎实的史学功力之外，还必须有一定的医学知识；在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方面，一般社会史多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经济学等，而医学社会史除了借鉴这些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处还必须借鉴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医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物理学等；在史料运用方面，一般社会史以宫廷史料、地方志、族谱等为重点，而医学社会史还必须查阅浩如烟海的医药典籍和医案。
其二，西方史学方法的本土化。中国社会史的勃兴，与西方新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传入不无关系。同样，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也深受西方影响。
由于西方学者较早涉足医学社会史领域，不仅积累了丰硕的成果，而且形成了较成熟的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如西格里斯、施赖奥克、罗森、Edwin Clarke、Annales、福柯、波特等曾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做过较早的探讨。[3](p36-39)随着诸多医学社会史中译本的出版，⑧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也不断传入中国。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还通过台湾学者的“中转”传入中国。⑨此外，近年来中西学者的交流与互访，也加速了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的交流。西方医学社会史研究有一显著特点就是通过历史叙事揭示医学背后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即医学的进展只是其叙事的工具，真正要表达的却是与医学有关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之相对照，中国传统医学史却与西方20世纪以前的医学史一样，以记述性医学史为主，且多围绕医学人物、医药典籍、医学事件展开，没有深入地探究这些历史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因此，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是中国医学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然而，与一般历史学一样，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也应当摆脱西方术语（概念）及研究范式的束缚，中国是一个传统史学和传统医学都很发达的国度，关于中国医学的历史解释自然应当有自己的方法和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史学界在借鉴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要实现对它的超越，即西方理论的本土化。关于西方史学理论的本土化，张广智曾指出“对于一种域外的史学理论，即使在输出国被证明是正确的和行之有效的，但它若不与输入国的历史学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种结合的过程中显示其生命力，其最终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与教训启示我们，对外来史学理论，中国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者应确立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总之要为我所用”[16](p62)。他的这段话表明，对待外域史学理论首先要辨别真伪并有选择性的吸收，其次要求在吸收外域史学理论时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即不仅应结合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而且要结合当前的史学实践。这不仅是针对西史学理论研究者而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为运用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历史者而提出的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当然也应当遵循这一原则。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社会以及中国传统医学自身的特点是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在借鉴西方理论和方法时务必“中国化”的原因。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发展的国度，传统文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进化而日臻完善，而西方古代文明却因战乱几经中断，其传统文明虽然于现代文明中有所体现但已不是其主体了。这就决定了站在今天的地平线上看历史，东西方有不同的视角，也有不同的方式。西方常借助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历史遗物的分析来证实历史，中国却是透过现实来反观历史、通过文献来解读历史。即科学实证的方法在西方史学界运用较多，而中国仍以考据、解读文献为主。也说是说，中国史学在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不能弃置中国传统史学于不顾。就医学而言，虽然东西方医学的产生都源于共同的目的也呈现出许多共同的特点，但是其发展却经历着不同的轨迹。“在亚洲医学基本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之时，今天的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背离了自己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方向”[17](p3)。当中国传统医学还保持着归纳综合的宏观传统时，西医学在分析还原论指引下已不断走向微观；当中国传统医学关注的还是病人时，西方医学已把重心转移到疾病；当中国传统医学研究的对象还是整体的人时，西方医学对生命的认识已深入到细胞、分子层面；当中国传统医学仍奉古代文献为经典时，西方医学却抛弃传统典籍。虽然今天的人类医学已相互渗透导致东西方医学的界限已不那么明显，但历史视野下的东西方医学之差异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差异也就决定了东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和方法的不同。例如，中国医药典籍浩如烟海，这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即使西方学者以中国医学史为研究对象，也会因为文字障碍而不能得其要领。因此，以考据、文献解读为特点的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中的角色是无法被西方的理论与方法所取代的。这就要求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在广泛吸纳西方医学社会史理论与方法时，不能忽视中国社会、中国医学、中国史学的特点，要尽可能地使二者结合从而实现西方理论与方法的中国化。
其三、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史学化。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新社会史的典型特征，也是学科交叉发展的要求。医学社会史是新社会史的一个分支，也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因此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其本质要求。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史的兴起以及8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复兴，都与广泛吸纳西方新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有密切的关联。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不仅拓宽了社会史的研究领域，而且丰富了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从而使中国社会史的兴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百年变革与发展的主旋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只能是对原有历史理论与方法的补充，绝对不能完全取代历史学固有的理论与方法。因为历史学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根本原因在于其与众不同之处。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中论述十分详细，本文不再赘述。实践证明，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运用推动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然而，社会史要保持其应有的特色以及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还必须守住其“史学的边界”。[18]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一方面不要抛弃史学的传统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必须使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为史学服务，即“史学化”。
医学社会史作为专门的社会史，其兴起与一般社会史一样，也得益于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运用，当然其发展也应与一般社会史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即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史学化”。此外，又由于医学社会史是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所以运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也是其本质特性。要弄清历史上人们的医药活动，除了借助上述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外，还必须借助医学、生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对历史上某次瘟疫的研究为例，要对瘟疫发生的原因进行追究就需要考察当时的制度、生态环境、人们的行为方式等；要对瘟疫发展的过程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政府措施、民众的心态、医药防治手段等；要对瘟疫的影响进行研究就需要考察死亡人数、医药手段的改进、人们行为方式的改变等。事实上，无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上述问题，其出发点和归宿只有一个，那就是弄清历史的真实，揭示历史的规律，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等。这一共同的“史学目的”也就决定了医学社会史研究在运用其他学科理论与方法时也必须“史学化”。
五、医学社会史的价值判断
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不仅是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表现，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医学社会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为历史学科，医学社会史是一个崭新的成员，它有别于传统的历史，但它却更接近历史的本真。无论什么历史，其研究的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然而传统的历史研究却忽视了这一点，即使是医学史，也大多为医学技术的历史或者医学家的传记，很少有关于大众康乐或病痛的历史。这不能不说是史学的一大遗憾。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史才以其“关注民众”、“关注社会生活”的姿态、以“旧史学的叛逆者”的形象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从而使这一局面有所改观。随着社会史的研究向纵深发展，历史上直接关乎人们生老病死的医药社会活动以及医学社会关系开始得到史学界的关注，医学社会史也就悄然兴起。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不仅丰富了社会史的内涵，而且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这正是其学术价值的体现。
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也是医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医学的对象是“人”，传统医学一直没有脱离这一根本的追求，然而技术化与商业化的现代医学却丧失了这一传统，不再把病人当人，而是当作疾病的载体，医疗技术实施的对象，或者被看成是消费的主体，是尽可能赚钱的机会。这就使本来富有温情的医学失去了生命感，变得冰冷而面目可憎。改变这种日益偏狭的医学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就批评了近代以来的只强调技术而忽视病人的生物医学模式，并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他指出：“为了理解疾病的决定因素以及达到合理的治疗和卫生保健模式，医学模型必须考虑到病人，病人在其生活中的环境以及由社会设计来对付疾病的破坏作用的补充系统，”“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包括病人和病，也包括环境”[19]（p10）。这一医学模式要求把病人看着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完整的人，对病人的诊断与治疗也应当充分考虑生理因素之外的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因而，社会环境、社会行为、社会心理、社会结构、社会变动、社会评价等因素对医学的影响以及医学对社会、人们的健康状况、人们的观念的影响等都应当被纳入现代医学的范畴。与之相关的学科，诸如医学社会学、社会医学、医学心理学、卫生经济学、医学史、医学社会史等学科也就应运而生，从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现代医学的学科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医学社会史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医学社会史是以历史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活动和医学社会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是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考察人类历史上人们对生命的认识和干预的一切活动，从而揭示医学发展的规律，为健全现代医学模式提供历史的经验，最终为认识人的生命现象的本质、增进体质、保卫健康、防治疾病、延长寿命服务。这正是医学社会史的社会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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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见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67－74页。该文提到了国内外学者包括霍布斯鲍姆、韦耶列娃、阿萨.勃里格斯、龚书铎、乔志强、冯尔康、常建华、张静如、刘志强、黄宽重、柳立言、哈罗德.珀金、罗炳绵、杜正胜、孟彦弘等学者关于社会史研究范畴的各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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