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文化的回顾
儒家文化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源于中国古代的儒吏，孔子将其发展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从诸子百家的时代到儒、释、道并行的时代，与各种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中曾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被视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在动荡时代，儒家文化也曾衰落过，但是进入和平年代的时候，儒家文化又会回归社会的主流文化地位。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近代中国遭遇列强的侵略，任人宰割，人们对儒家文化产生巨大的怀疑，在时也一度将其推到风口浪尖，这与历史上动荡时期对于儒家文化的质疑有一定的相似性。在动荡时期，儒家文化常常被冠以恶名，常常被打压，这样的过激做法是不可取的。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完美的，都需要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特别是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不能丢弃，要发扬光大，经典往往是经过历史的检验留下来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独具东方特色的文化，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有自己的独特生成环境，当然就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而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全球一体化形成，传统文化中一些具有时代性、地域特色的东西需要与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
二、儒家文化的复兴
中国儒家文化的复兴，要依赖于中国的崛起，要依赖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只有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才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于世人、社会以及世界来说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人是文化的主体，人本身是文化的集合，所以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人的发展，也就是人的文化素质的发展。儒家文化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儒家文化对于自我修养有一系列的准则和目标，仁、义、礼、智、信和孝、悌、恭、俭、让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我们应很好地吸收，为我们的生活服务，并结合当前的实际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就像总书记提到的“八荣八耻”是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出的“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同样也是儒家道德精神的要求与追求。儒家文化同样是民族凝聚力的保障，在中华民族上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很长时间处在大一统的时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积极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兴旺与文化复兴，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文化具有深厚的哲理性和人文底蕴，其不仅有以人为核心的道德准则，还有对于社会发展的合理构想。儒家思想以仁为基础强调个人的修养，追求德性与人性的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这就是社会和谐。而高于这个层面的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要求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保护自然，乾为父，坤为母，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产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极其重要的。
儒家文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必然会被推向世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样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为经济基础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力量。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不仅要有经济层面的往来，加强文化的交流对于中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理解是必不可少的。文化的力量，有时是经济力量所不能代替的，有时甚至会超过经济力量。正像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对于儒家文化的展望所说的那样：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儒家文化正处于复兴期，世界各地不断建设孔子学院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关键词： 东西文化 差异性 儒家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精神元素，它具有自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它的演变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文化的差异实际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即人们对有关事物的好与坏、对与错、可行与不行的判断标准不同。
一
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东方重视整体，而西方重视个体。我们可以从语言上考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产品，也是文化的载体，它最能反映文化差异。汉字，作为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特征，从最原始的甲骨文，到今天的简化字，汉字时刻影响中国百姓的生活。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汉字是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的，它的独特千百年来深刻影响着中国人。正是由于汉字可“变”，才使得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生活及劳作中不断创新，因此才有了闻名于世的四大发明。也正是因为“变”，才使得面对国家危亡的时候，爱国人士可以进行变中求生。汉字“正”的思想，使得中国人千百年来时刻都在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在其生活中不断体现出来。也正是这种“正”的思想，使得广大中国人在求变的过程中又有了一些保守性，进而使得汉字“变”的思想受到抑制。从英文和中文的比较可以看出，英文简单易写，而中文则讲究字的整体结构映衬，富有美感，但也复杂难写。西方的文字主要以拼音文字为主，如英文、法文、俄文等。这些文字的字根发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是在古希腊之前就是谜了。说到西方文字，最具代表性的应该算是英语。英文有自己独有的魅力。首先是英文的“变”，相同的字母，不同的拼写，也就组成了不同意思的单词。为避免因为写错顺序造成单词的错误和理解的分歧，小心谨慎是不可缺少的，久而久之，英美人士形成了相对于其他各国更谨慎的生活与工作态度。英文的书写相对是松散的，也正是由于英文的“散”的特点，使得英美等使用英文的人形成了享受生活、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在汉语中，姓放在名的前面，这个人先属于某个姓氏，即整体，然后才是他自己；而在英语中，名在姓的前面，先是他自己，然后补充说明属于哪个整体。西方很早就出现民主和人权概念，这和西方重视个体的文化有关；东方的传统专制制度则是和重视整体的文化相适应的。
二
东西方文化中最容易影响百姓生活的还是民俗文化。民俗文化中影响百姓最深刻的是传统节日的庆祝。中国的节日都有很丰富的内涵，如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这些节日的来历各不相同，每一个节日背后都有自己不同的故事和历史渊源。而西方的节日大多围绕宗教展开，如圣诞节、复活节等，因而他们的节日宗教气息更浓。西方的节日更多的是为了娱乐，为了放松，而中国的节日往往带有某种寓意，且作为传统节日，庆祝的方法往往是单一的。
西方文化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它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对西方传统的基督文化改造的结果。西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简单现实，崇尚个性自由，惜时如金，自由，平等，开放。作为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均处在海洋半岛上，多面临海，海上交通发达，航海贸易繁荣，这就使这些国家形成了打破血缘关系的开放式社会。激烈的社会动荡、频繁的人员往来和波涛汹涌、变幻莫测的海洋造就了其开放变革的文化品格，铸就了其灵活、开放、勇敢、进取、协作的民族精神，倡导艰苦奋斗和自强不息。所以，西方人喜欢标新立异、革故鼎新，富有冒险精神和挑战勇气。在西方，也正是这种自然环境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塑造出了西方人那种外向型人格。
在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自然，探求自然的奥秘和征服与主宰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自古以来西方社会就把自然与人区分并对立起来，自然仅是被人认识、利用、征服的对象，强调人的独立自主和积极进取，追求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西方人富有直面挑战，大胆追求、崇力尚武、急功近利，甚至不惜以片面掘进的思维方式和不择手段的行为方式达到目的、争取胜利的精神品质和心理状态，从而形成率直、豁达，具有刚硬的文化品格。西方社会赞同的价值观就是平等、竞争，法律也保护人们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完全的竞争，就是自由、独立，就是认为财富有价，肯定人的正常物欲。
中国文化可谓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东方文化的特点主要有重视亲情和血缘关系，谦虚谨慎、含蓄内向，承认现实、满足现状，强调共性，礼尚往来。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三面连陆一面靠海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身文化保持很强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重土轻迁，安贫乐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保守，缺乏开放的意识；风险意识和竞争精神不强，时间观念和进取意识淡漠。国人非常注重人情世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既文章”，这培养塑造了国人谦虚、谨慎、忍让、含蓄的传统美德。中国的这种自然环境及在这种环境影响下的文化传统了中华民族内倾型人格。
中国传统价值观总体取向是重义轻利。作为支配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其基本主张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提倡义利发生矛盾时，应当舍生取义。泛道德主义的中国传统，用道德解释一切，国民乐于言义耻于谈利，重道德修养，轻外在事功的价值取向，导致科学在古代中国失去独立的人格价值和社会地位。从而表现出重义气，轻功利，好保守的人格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这些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使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了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即只有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大一统思想对于维护国家之统一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士为己任，士者仕也。”对士阶层的教育和培养关系到王权统治，更关系到黎民苍生，士阶层的品行和修养关系到政治清明和国家的稳定，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对士的约束和培养在封建社会取得了良好效果，要知道礼义廉耻，遵守社会基本的道德，对自己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符合社会和百姓的需要和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清正廉洁，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推进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同样，教育理念的创新符合素质教育和教育的现代化、教育的科学化、教育的与时俱进，儒家思想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在东亚各国有广泛影响，儒家思想也伴随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交流和碰撞，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扩大。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
三
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其产生及发展的社会背景及时代不同。任何文化都带有其产生的时代烙印，即时代特征。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长期融合所形成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因此，文化既然已经形成，就没有优劣之分。这也是我们在研究文化问题时必须谨记的东西。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儒学生发于远古三代，奠基于礼乐文明，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人们的心灵之中，是传统社会与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形态。剥离其形式躯壳和政治化儒学的负面影响，其有机、连续、整体的宇宙观，自强不息而又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和而不同论，人生意义和理想人格境界之追求等，都有其现实意义，可以作创造性的转化，成为滋润现代社会和现代心灵的源头活水。中华五千年文明孕育的人文精神，是我们走向现代化的21世纪的重要精神资源，是炎黄子孙精神生命的根基。弘扬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作为其内核的儒家人文精神，有助于克服当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困境，尤其有利于当代伦理的重建。
一、儒家人文精神的产生及其内核
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信念和价值意识。其中，尤以对“天、地、人、物、我”及其关系的反思，特别是对“人”自身的反思最具特色。在中华民族长期融和的历史过程中，儒、释、道三教，特别是儒教，在政教礼俗的各方面影响甚巨。中华各民族及各种思想流派在历史上关于人与天道（天神）、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之关系的讨论，可以说汗牛充栋，人言言殊，今天我们很难以偏概全。但大体上，我们仍然可以把三千年来，在社会上层与下层中逐渐形成共识的、围绕“人”的若干思考略加总结与概括。
与世界上其它民族一样，中华先民在原始宗教的氛围中，“人”的地位暗而不彰，或者说，人总是与“神”，特别是与自然神灵的“帝”，或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相联系、相纠缠的。甲骨卜辞和《尚书》中的“帝”或“上帝”，就是殷代人的至上神。甲骨卜辞中“帝其令风”、“帝其令雨”、“帝其降馑”、“帝降食受（授）又（佑）”[1]的“帝”，多半指自然神灵。而《尚书》、《诗经》中的“帝”，则是自然神灵与祖先神灵崇拜的合一。“帝”或“上帝”是人类群体及其生活的主宰。周代钟鼎铭文中，“天”字出现的频率很多。“天”“人”两个字的字形十分相近，“人”形上加一圆点即是“天”字。在周代，至上神的称谓由“帝”“天”混用，逐渐变为了“天”的独用。“天”成为了创造生命、万物，并福佑人间的人格神。如：“惟天阴骘下民”，“天乃佑命成汤”，“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天生烝民，其命匪谌？”，“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等等。[2]但“天”的人格神权威逐渐下落，变成非人格的最高主宰，甚至变成人们咒骂的对象，这在《诗经》中可以找到很多例证。
周代的礼乐教化，集宗教、伦理、政治于一身，其中表现了中华民族“人”的意识、“人文”的意识的凸显。礼治显然是人的积极有为之治，但从本源上讲，礼的源头是“天地”、“先祖”和“君师”。天地是生命的本元，先祖是族类的本元，君长是政治的本源。所以，礼文，在上方事奉天，在下方事奉地，尊敬先祖，尊重君长。这是安定人民之本。而礼、乐之教，当然还有诗教、易教、书教等等，是用来对统治阶层、知识阶层的人，陶冶身心，端正品行的，继而用来提升百姓的文化素养、人格境界，调节、满足人们的物质与精神需求。所谓“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3]，以礼节民，以乐和民，就是这个道理。
孔子的时代是中国人“人文意识”觉醒的时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孔子把继承了夏商两代文明而又有所创新的丰富繁盛的“周文”，作为我们民族深厚的大传统。“周文”源于且不脱离原始宗教而又强调了礼乐教化。礼使社会秩序化，乐使社会和谐化。孔子点醒了、拯救了周代礼乐文明的活的精神，并把它提扬了起来，这就是“仁”的精神！“仁”是礼乐的内核，没有“仁”的礼乐，只是形式躯壳、虚伪的仪节。中国人文精神其实不是别的，就是孔子“仁学”的精神！“仁”是什么呢？“仁”是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是人的本质规定性，即孟子所说的人异于禽兽的那么一点点差别。“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5]，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特别是道德的自主性。“仁”又是“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生命的感通，又是“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价值理想。这种价值理想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等“忠恕”之道作为主要内涵。这可以推广为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乃至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遍的和谐之道。孔子的“仁学”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是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
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智慧。无怪乎《全球伦理宣言》的起草者孔汉斯先生，把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全球伦理的黄金规则，这是很有见地的。[7]
孔子和儒家极大地张扬了人的自强不息、积极有为的创造精神，特别是人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诸层面的积极建构，促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肯定道德、知识、智慧、文采、典章制度、礼乐教化等等。但孔子和儒家在极大地肯定人的文化创造的同时，并没有陷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至上主义的立场，反而谨慎地处理了人文与自然、人文与宗教、人文与科学的关系。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特点
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对立，不与宗教对立，不与科学对立。这是中国的，特别是孔子、儒家的人文精神的特点。
特点之一：儒家人文精神不与宗教相对立。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8]，即对民间小传统的信仰，对鬼神迷信不轻易表态，或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这并不表示他对当时精英文化大传统的信仰有丝毫的动摇。孔子也运用占卜，强调祭祀的重要和态度的虔诚。孔子特别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天为大”[9]。孔子保留了对“天”、“天命”的信仰与敬畏，肯定了“天”的超越性、神秘性。孔子赞美《诗经·大雅·烝民》篇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为“知道”之诗[10]，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的源泉，认为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孔子肯定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的要求，又进一步把宗教与道德结合起来。孔子和儒家的积极有为的弘道精神、当担意识，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朝闻夕死，救民于水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品德，均源于这种信仰、信念。或者我们可以说，儒家人文的背后，恰恰是宗教精神信念在支撑着！孔子说：“天生德于予”；“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11]儒者的理想能否实现，听之于命运，因为这里有历史条件、客观环境的限制，不必强求，但也不必逃避，主体生命仍然要自觉承担。儒家把这种宗教精神转化为道德精神，儒学即是一种道德的宗教。儒家的“天”，是形而上的“天”，是道德法则的“天”，这个“天”和“天命”转化为人的内在本质，在人的生命内部发出命令。如此，才有千百年来刚健自强的志士仁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行为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气概，乃至社会文化各层面的创造。足见儒家人文精神不仅不排斥宗教，反而涵盖了宗教，可以与宗教相融通。这也是我国历史上很少有像西方那样的惨烈的宗教战争的原因。
特点之二：儒家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
儒家的确把人作为天下最贵者。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2]周秦之际的儒家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13]但人并不与自然天地、草木鸟兽相对立。人在天地宇宙间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谐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4]这是讲至诚的圣人，能够极尽天赋的本性，继而通过他的影响与教化，启发众人也发挥自己的本性，并且进一步让天地万物都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性，这也就可以赞助天地生成万物了。既然如此，至诚的圣人及其功用，则可以与天地相媲美，与天地并立为三。人与天地并立为三的思想，是在这种语境中表达出来的。
儒家人文精神强调天地人“三材之道”并行不悖，并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个人与宇宙的大系统。“《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15]《周易》称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为“三材”，其“三材共建”和“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万物归纳成不同层次而互相制约的三大系统，三大系统构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就是说，天、地、人不是各自独立、相互对峙的，它们彼此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变化之流中。儒家人文精神是一种创造的精神——“天地之大德曰生”[16]——这种精神来自天地。“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17]天地之道，阴阳大化的作用，即生成长养万物。生长万物的富有叫做“大业”，每天都有新的变化叫做“盛德”，生生不停叫做“变易”。人效法宇宙的“生生之德”而不断创进。“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8]物相杂之谓“文”，阴阳刚柔的交错是“天文”，或曰自然条理。自然条理是多样性的统合。依据自然天地之道，在社会人事中采取非武力的形式，叫做“文明以止”。人事条理即是“人文”。人文应效法“天文”。我们观察天文来考察四时的变化，观察人文来感化天下的人。足见人事法则应与自然法则相匹配，相照应。
宋代儒者讲“人与天地万物一体”，“不剪窗前草”，讲仁爱之心遍及鸟兽、草木、瓦石，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都是十分鲜明的例证。这表明，中国的人文精神不与自然相对立，不会导致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以及对自然的宰制、占有或无视动物、植物的存在；相反，它讲求的是与自然的协调。“仁”与“生生之德”恰恰是自然宇宙的精神给人之社会文化活动的示范与渗透。
特点之三：儒家人文精神不与科学相对立。
儒家人文精神与价值理念非但不排斥科学，反而包容、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人们普遍有两种误解。第一种误解，即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泯灭人的创造性的，是束缚人的自主性和创新精神的。第二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反科学的，至少是阻碍科学技术之发展的。这两种误解都需要予以澄清。当然，具体地辨析中国文化在不同时空的发展过程中的正负面的价值，不是本文的任务，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清楚的。我在上面阐述中华人文精神特点之二时，正面地回应了第一种误解。这里，我们借助于正面的阐述来回应第二种误解。
中国
人文精神并不轻视自然，亦不排斥技艺。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及其独特的范式的研究，我们应当有独特的视域，而不宜以西方近代科学作为唯一的参照。李约瑟的研究尽管还有不少可以商榷之处，但他的慧识是摆脱了“西方中心论”，正确估价了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念、思维方式的特异之处，以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实际上做出的绝不亚于西方的贡献。中国人取得了那么多令世人瞩目的发明创造，闪烁着惊人的智慧。“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19]普里高津也曾引用李约瑟的观点，指出与西方向来强调“实体”的看法不同，“中国的自然观则以‘关系’为基础，因而是以关于物理世界的更为‘有组织的’观点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首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然性，研究协调与协和”；“中国思想对于西方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综合，一个新的归纳，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结合起来。”[20]重整体、重系统、重关系的思维范式，重实用、重国计民生的行为方式，给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成功的一面，我们应当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当然，我们也不讳言其局限性。
有一种看法，以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会轻视自然、排斥科学，这也是需要辨析的。以中国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学者，也是最遭今人误会与咒骂的朱熹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含了伦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题，既重视宇宙统一的“理”，又重视部分的“理”和各种具体的“理”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穷其至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21]朱子的理学既重人伦，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定科技的价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质、农学上都有贡献，甚至对浑天仪、水力驱动装置等有浓厚的兴趣。[22]
以上概述的儒家人文精神的三个特点又是相辅相成的。
三、儒家人文精神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中国经典如“六经”，是在天、地、人相互贯通的背景下，重天、重地又特重“人”与“人道”的，与西方思想家所说人类思想的发展，首先重“神”，其次重“自然”，最后才注重“人”的理路并不相一致。西方人文精神的远源是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一整套的人文主义，则是在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主要是针对中世纪宗教的。人文主义确实把人的肉体与精神从宗教权威下解放出来，人们谓之为人性的复苏与人的自觉。欧洲早期的人文主义摆脱了神性的宰制，肯定世俗功利的追求，肯定人的、情感，肯定物质的自然界。经过十八世纪德国的新人文主义、二十世纪的科学的人文主义、宗教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的人文主义诸思潮的发展[23]，目前西方人文学界的主潮不再是针对“神性”，而是针对“物性”，即针对着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所导致的“物”的泛滥和“人”的异化。近代西方思想的发展，从讲神而讲人，讲人而只讲纯粹理性，讲意识、经验，再以下就讲生物本能、生命冲动。人认识到“物”的重要，思想也外化到了极至，物质讲到极至，思想和精神要不再堕落，就必须回过头去找宗教、找神。例如宗教人文主义认为，近代以来的文明社会，带来了人的精神的世俗化与物化，使人的高级的精神生活、灵性生活的品质日益下降。马利坦（Maritain）批判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逐渐离开了神与神圣性，这是人自身的堕落的开始。存在主义反对人类科学（包括社会科学）把人自身客观化、外在化，反对人们在与物、商品、理性机器等的关系中，在生产物质财富的活动中，丧失了真正的内在的主体性。现代社会视人如物，以驾驭机械的态度对待人。手段变成了目的，而作为目的的人变成了工具，变成了符号、号码。人被他人和自己抽象化为一个非真实的存在。因此，当代西方的人文学者所讲的人性，已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所讲的异于神性的人性，而是异于物性的人性。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主张回到人与神的合作，以拯救人的堕落。这就包含了西方宗教精神的再生。这当然不是回到中世纪的宗教的负面，这些负面已经过近代文化的洗礼，这是要借助宗教精神来避免人的再度沦落（即功利化、工具化、异己化、物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思潮所批评的，正是科技至上导致的“工具理性”的过渡膨胀或“理性的暴虐”对人的奴役。
唐君毅先生曾经指出，现代人所而临的荒谬处境是“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外不在人，内不在己”。中华人文精神，特别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如前所述，它强调用物以“利用厚生”，但不可能导致一种对自然的宰制、控御、破坏；它强调人文建构，批评迷信，但决不消解对于“天”的敬畏和人所具有的宗教精神、终极的信念与信仰。儒家甚至主张人性、物性中均有神性，人必须尊重人、物（乃至草木、鸟兽、瓦石），乃至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至诚如神，体悟此心即天心，即可以达到一种精神的境界。儒家并不脱离生活世界、日用伦常，相反，恰恰在庸常的俗世生活中追寻精神的超越。外王事功，社会政事，科技发展，恰恰是人之精神生命的开展。因此，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不反对宗教，不反对自然，也不反对科技，它可以弥补宗教、科技的偏弊，与自然相和谐，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地健康发展。
当前的科技革命、电子网络等各方面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伦理的重建。就生命科学的发展而言，基因工程、复制生命、复制人、孕母、安乐死、动物权等等问题迫切地要求我们建设基因伦理、生命伦理。就环境科学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面对人炸、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危机，人与自然之间需要有新的环境伦理。面对目前的现实社会，就社会关系而言，不少层面的人与人的关系被物质至上主义所侵蚀，转化为裸的物与物的关系，经济利害的关系，钱与权的关系，钱、权与色的关系，欲望满足与否的关系，一切都是“可计算”的，现实功利的。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亦面临着
危机。家庭裂解、离婚率增长、单亲家庭增多，重婚或所谓“包二奶”现象，性产业的火爆，日趋严重且腐蚀着整个社会。早恋与堕胎问题，爱滋病、吸毒等，亦非常严重。此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带来的老人赡养问题，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制度不够健全，已经是老龄的人对超龄老人的赡养问题，已屡见不鲜。“孝”的问题需要重新引起社会的重视并重新加以界定。此外还有同性恋问题等等，均需要我们建设健康的现代的家庭伦理与社群伦理。公司、企业内外的激烈竞争，尔虞我诈，坑蒙拐骗，信用危机，童工问题，打工者的权益问题等等，需要有新的企业伦理。商品经济尤其需要信誉，因此“信”的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由于网络化、电子邮件、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又带来网络伦理的问题。国家、民族、种族、宗教间的矛盾冲突，亟需要有新的全球伦理。乃至空间技术的发展，尚需要考虑空间伦理的建构。
儒学为经济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资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礼乐文明的再创，文化空间的开拓与社会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义、礼、智、信”，“敬业乐群”等对于建构现代全球伦理、社群伦理、家庭伦理、工作伦理和新的人与人之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人与天地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理念有助于建构新的生态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第四，天命、天道、神圣、敬畏感与人的终极信念，“极高明而道中庸”所透显的圣凡关系与现代性问题密切相关。总之，中华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诚、恕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效应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去，进而作为价值指导，治疗现代社会的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人的意义世界，重建人与“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的关系。
“五四”以降，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戴着“西方中心论”的眼镜来看待自己的文明的。我们对于自己的历史文化精神其实还相当陌生，基本上处于“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状态。所谓“全球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话语霸权进一步扩张，乃至于成为宰制全世界的枷琐。我们东方人、中国人不能失掉本己性，这决不是煸动民族主义，而是要在精神上站立起来，积极参与文明对话。儒家人文精神正是我们进行广泛的文明对话的精神依据之一。健康的“全球化”，决不是以一种语言，一个地域的习惯、一种思考方式，甚至一个国家、一个阶层的利益来宰制一切。各种文明，各种精神资源，各种宗教，各种语言，各种知识都可能成为具有全球意义的成素。我们尤其要了解东亚地区的内在的能力，没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特殊的东西奉为圭臬，奉为必须效法的普遍的、绝对的标准。
我们有自己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而且非常了不起。只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自己的践踏，使之暗而不彰。我想，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需要重新认识并拥抱自己的文明传统，从而积极地回应、参与广泛的文明交流与对话。
注释：
[1]分别见《殷虚文字乙编》和《卜辞通纂》。
[2]分别见《尚书》中的《洪范》、《泰誓》、《康诰》、《大诰》和《诗经·大雅》中的《荡》篇、《烝民》篇。
[3]《礼记·乐记》。
[4]《论语·八佾》。
[5]《论语》中的《颜渊》、《述而》篇。
[6]《论语》中的《雍也》、《卫灵公》篇。
[7]参见孔汉思等：《全球伦理》，台北：雅歌出版社，1996年11月。
[8]《论语》中的《述而》、《雍也》篇。
[9]《论语》中的《八佾》、《季氏》、《泰伯》篇。
[10]《孟子·告子上》。
[11]《论语》中的《述而》、《子罕》、《宪问》篇。
[12]《荀子·王制》。
[13]《礼记·礼运》。
[14]《礼记·中庸》。
[15][16]《周易·系辞下传》。
[17]《周易·系辞上传》。
[18]《周易·贲·彖辞》。
[19]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37页。
[20]转引自颜泽贤：《耗散结构与系统演化》，第107-108页。
[21]《朱子语类》，卷十五。
关键词：鲁迅《采薇》；儒家文化；悖论
鲁迅先生使用历史传说和历史故事作为素材进行再创造，形成了《故事新编》的八篇小说，在《采薇》中，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在鲁迅的小说《采薇》中，他们遵循“王道”，在武王伐纣之后决定离开养老堂到华山去，途中因为“归马于华山之阳”和“华山大王小穷奇”碾转到了首阳山。从此他们开始了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终被人点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死于山上。伯夷、叔齐，历来受到儒家的尊崇，把他们当作抱节守志的典范，文中体现的便是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当时孔子还没有诞生，儒家文化也没有正式形成，但是儒家文化奉行“先王之道”，其中他们身上显现的“忠义”和“仁”与文王的礼教可以说是儒家的渊源。
悖论在这里指无法调和的矛盾，整篇小说表现的便是儒家思想文化。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系统大而博杂，其中存在着多次矛盾。伯夷叔齐所信服遵循的“先王之道”最终逼死他们自身，他们心中的原则没有给他们带来生机，这是文中最大的悖论。
一、儒家文化中的内部矛盾
（一）思想驳杂，何以为先
“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常”。孔子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他提出“仁、义、礼”，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孔子突显了“仁、义、礼”的重要性，告诉我们必须去遵循它们，去追随能奉行他们的人，却没有告诉我们其中哪个最重要，当其中出现矛盾时该以何为先。显然，这五常不是放在在同一层次同一主体下面讨论的，当出现同一件事遵行了“仁”就不能说是“义”或是其他常理的情况时，信奉儒家的人往往措手无策，不知该怎么行动，因为无论怎么选择都是不对的。这便形成了儒家文化内部的一个悖论。
《采薇》中商王“变乱旧章”，是不符合“礼”的，“原是该征伐的”；但武王征伐就是“以下犯上”，却是“也不合先王之道”。这些原则本身就存在着内涵上的悖论，无法满足所有原则，遵循一个就可能违背了另一个，以此作为行动标准就常常陷于两难之间。对于讨伐商纣这件事，伯夷本来的态度是打算不管时局，安稳地养老，“我们是客人，因为西伯肯养老，呆在这里的。烙饼小下去了，固然不该说什么，就是事情闹起来了，也不该说什么的。”叔齐却显得十分担忧，到处打听时事，在武王出兵时拉着伯夷上前扣马进谏，“老子死了不葬，倒来动兵，说得上‘孝’吗？臣子想要杀主子，说得上‘仁’吗……”。这两兄弟的行为不同之处，也正是儒家矛盾的体现。
（二）形式大于实质，不合人性
理论只有深入人心，人们理解接受后才能真正生存下来。先秦时倡导的“仁义礼”只有贵族和知识分子才从小学习接触，大多数下层民众都不解其中深意，依靠行政力量去推行孝悌和仁义，空有仪式而轻视实质，而且其中有些不合人性，不了解人性，当然只能做个样子出来，这也是儒家文化面临的一个矛盾。表层和内核上存在缝隙，中间隔着真实的人性，如若不能解决，这个矛盾将继续存在。
在文中，这种形式大于实质的矛盾通过各阶层体现出来。首先是街道上的民众，他们遵循“文王敬老的上谕”给伯夷叔齐这两位老人让路，当他们两人被推倒在地之后关心地围过来，“几个人便蹲下身子”，“几个人回家去烧姜汤”，“几个人去通知养老堂”，似乎很和谐的样子。但是过了“烙好一百零三四张大饼的工夫”，围观群众渐渐走散了，“又好久”才有人过来抬伯夷回去。更有甚者，非要醒过来的伯夷喝下这姜汤才能成就自己的善行。善行只是一种形式，欠缺着真实的关心。再看士兵，士兵对伯夷叔齐这两个“扣马”的人的处置作者描写得非常诙谐。甲士们“恭敬地向伯夷和叔齐立正，举手”，“到得背后，甲士们又恭敬的立正，放了手，用力在他们的脊背上一推”。“恭敬”与用力一推形成一个反差，正体现出他们并没有真正领会到“敬老”，只是照着规定来做事而已。
二、儒家文化中的外部矛盾
（一）精神与物质不可调和
这是文中最大最重要的矛盾。儒家文化是属于精神层面，它的原则和遵循却必须涉及到物质层面，但它没有考虑到现实情况，或者说是它过度重视精神层面而轻视物质、轻视生命，奉行“舍生取义”。物质和精神之间，生存和思想之间不可调和，存在着矛盾，无法跨越的鸿沟。
伯夷和叔齐视道德为最高标准，在他们知道武王伐纣之后，叔齐说：“不料竟全改了文王的规矩……你瞧罢，不但不孝，也不仁……这样看来，这里的饭是吃不得了。”他们决心离开养老堂，离开有“吃不完”的烙饼的地方而到没有周家大饼的山上去。这样的做法使他们遵循“先王之道”的心安宁了，但身体却发出了反抗。刚开始还好，采薇而食，后来经人提醒之后连薇也不敢吃了，为了心中对周王朝的对抗，为了“不食周粟”，他们便只有饿死这条路可走了。作者并没有给出两人死亡明确的原因，只是给出了几个可供想象的可能，不吃薇饿死、强盗杀死和因贪鹿肉而天谴饿死。无论是哪个结局，都出自于他们心中所遵循的道德，它们使他们到达这般境地，最后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几千年来因为心中信守的道德义理而走上绝路的人不算少，他们没有看到生命的重要性，不肯折腰，不相信“留得青山在，哪怕]柴烧”，最终惹来杀生之祸。道德固然重要，但生命也不可轻视，没有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包括心中的抱负和奉行的道德。抛弃生命的道德，最终也会被生命所抛弃。道德文化如果没有考虑到人的生存，没有考虑到人的天性，没有考虑到物质层面，它是不适合人类发展的，终究在文明发展的历程中被抛弃。
（二）前途和现状，出世和入世的纠纷
儒家文化向来是提倡入世的，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依然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地周游列国，教授弟子，期待恢复周朝尊卑分明的礼乐之国。“学而优则仕”，后世大多数知识分子学习孔儒之道，专研四书五经，大抵是为了一朝入朝为仕光宗耀祖，为天下黎明百姓作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同时儒家文化中的诸多教条却捆绑住儒家学子，使其为了内心的道德不得不退隐山野，终其一生闲云野鹤。“有作为”与恪守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着矛盾，徘徊在出仕与归隐的两难境地之中。
文中的改朝换代促使伯夷和叔齐归隐山野，先前兄弟之间的友爱又使他们抛弃祖业，最终他们垂垂老矣，并无一番作为，最多只是“烙饼”变化时讥讽一下朝政，最后在首阳山死去，他们的一生可以说除了守节并没有值得赞颂的，既没有对自己的国家建设出过力，也在天下变更时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后世儒生面对的一个矛盾，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此时处在两个时代交界的儒生们就显得十分尴尬了，出仕是对前一个朝代的不忠，不出仕则是辜负自己一生的才学、数十载的寒窗苦读，更是辜负自己内心的壮志。他们挣扎着，无法解开这个悖论，每天活在自己焦虑之中。他们所学习所尊奉的儒家思想文化既是他们出仕的利器，也是阻止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障碍。
三、鲁迅心中的文化观念
儒家文化中悖论处处可见，可以说“通体都是矛盾”，那么中国文化的出路在哪里？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文化观念？怎样的文化才是健康的、可发展的？鲁迅在《忽然想到（六）》中写道：“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由此我们可得出鲁迅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特有的创造也必须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规律。
《采薇》中所表现出来的儒家文化最终使人走向灭亡，它不符合作为人首先要考虑“生存”和“温饱”这个规律，以致它的悖论使它被后人诟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里面被批判被打倒。但物质和精神始终要存在一个界限，精神或者说文化是不能只停留在物质生存方面，甚至被物质带入一种低俗的境地。鲁迅对先前的观点有一个补充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鲁迅对儒家文化是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东西是倒退，是限制人类的发展，而他提出的文化观念显示作为人的文化，当然是需要顺应生存的，是进步的，是有益于后一代。
结语：
鲁迅的小说《采薇》整篇体现着传统的儒家文化观念，而这些观念存在着方方面面的悖论和矛盾，无论是外部和内部都不能根除。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儒家文化表里关系和精神物质关系中，使千百年来儒生们处在一种寸步难行的境地之中，使他们在生存还是毁灭中挣扎。《采薇》一一揭露这些矛盾，我们也可以从中一窥鲁迅文化中的“立人”观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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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得后.人类的生存困境与鲁迅的文化创新[J].鲁迅研究月刊，1950（50）.
关键词:儒家 道德文化 现代意义
千百年来,儒家道德文化与社会礼俗相结合,共同造就了中国人温柔敦厚、和平礼让的东方古典主义的人文品格,给传统中国人提供了稳定的价值支撑和理想认同。这种道德文化和伦理精神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道德资源。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以其前所未有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发展。然而现代化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包括精神领域,即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现代化,是当前我国思想道德建设面临的重大课题。尤其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是当前思想道德和伦理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现代化的重要环节。
一、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于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笔者拟概括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两个方面。所谓内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现代道德主体心性的修养、人格塑造的作用,是为了满足主体的内心需要和精神追求,因而是“内在”的;所谓外在价值,是指儒家道德文化对协调和规约现代社会人际关系,营造和谐社会氛围的作用,是外在于主体自身的功能,具有工具性,因而是“外在”的。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共同构成了儒家道德文化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 儒家文化 中国广告 影响
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广告有着巨大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而独领风骚，使儒家或儒教几乎成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作为商业信息载体的广告，虽然有其商业性，但是，其蕴涵的传统文化在打动消费者，与之引起共鸣，促进产品销售的同时，也向受众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珍惜的一面，张扬了民族传统和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如孔府家酒的广告中特有的血缘文化、人伦亲情等。
二、“和而不同”——儒家文化的和谐统一论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这一理念的最初要求，是在有道德的君子之间建立一种彼此尊重个性和意见的健康关系，后来便扩大运用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理。“和而不同”的理念包含着平等精神、宽容精神和多样性原则，倡导文化、理念和生物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思想亦认为人与自然不是相对的，而是具有不可割裂的关系，即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所谓合一指对立的统一，即两方面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统一的关系，人可以认识自然并加以改变调整，但不应破坏自然。近来，各企业或产品纷纷打出“绿色”、“健康”、“环保”的主题便是对“天人合一”与“和而不同”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思想的体现。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三．“仁爱万物”——儒家生命价值观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仁”，孔子思想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是围绕着“仁”而形成一个整体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亲善关系，从先秦古籍记载中看，“仁”还是统治者或者“君子”们专有的美德，只有君子才能讲“仁”行“仁”。有时“仁”还包含着爱亲、爱人与爱国的意义。而孔子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把仁的含义进行了创新的解释，认为“仁”具有两重涵义：一是以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旨归；二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内心修养。
首先，孔子提倡仁爱，认为人应该先从爱家庭做起，推而广之，爱他人，爱社会，以实现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理想社会，使天下成为一个大家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团结友好地相处。在现代广告活动中，“尊老爱幼、仁慈友爱、长幼有序”等体现中华传统美德的主题在公益广告行为中多有表现。商业广告中，浙江纳爱斯集团的广告传播在这方面体现较为显著：子品牌纳爱斯牌牙膏的电视广告《后母篇》中，小女孩开始对后母并不认同，尽管后母又是做好吃的又是织毛衣，小女孩也还是郁郁寡欢地说：“我有新妈妈了。可我一点也不喜欢她。”然而当小女儿发现后母帮她挤的牙膏是纳爱斯牙膏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她好像也没那么讨厌。”无微不至的关怀最终打动了小女孩的心。小女儿和后母这一由矛盾转为友爱的戏剧性情景凸现了产品所附载的人文气息，引发了观者对爱的共鸣。而雕牌洗衣粉《洗衣篇》则由乖巧的小女孩一句“妈妈，我能帮你洗衣服了”道出了儒家倡导的“孝悌”之情，也犒慰了天下众多父母的心。
其次，爱人，以爱人之心待人，固然是由主体而及于客体，但是，从根本上讲则是要求树立主体的人格，必须从自己做起。台湾资深广告人何清辉为“台北市家庭计划中心”创意的“奶嘴与避孕套”的公益广告作品中承袭了儒家的上述理念，呼吁人们“多一分小心，少一份担心”，从世界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厉害关系着眼来倡导人人自爱，以求社会规范。
最后，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以“羞恶之心”为“义”，以“恭敬之心”为“礼”，以“是非之心”为“智”，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了落实仁爱的原则，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忠；另一方面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恕。忠恕之道就是主张帮助人关心人和尊重人体谅人。中央电视台曾经做过一则公益广告，通过表现一位小女孩在星期天的清晨，被母亲强迫着东奔西跑地参加各种培训班，最后累得虚脱的故事情景，来引起所有关注青少年成长的人们的正视和思考，是不是应该“把星期天还给孩子们”。尽管望子成龙成凤无可厚非，但是也要有个“度”的，也就是儒家倡导的“忠恕”，片中的母亲因为把握好这个“度”，才导致女儿最后累到虚脱，事倍功半的后果。
四、“匹夫不可夺志”——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
中国早期儒家人学思想是从原始社会的宗教活动中演化而来的。初民在“人”的观念中创造了“神鬼”，但却淹没了人们思想中的“自我”；后来周公所创设的“周礼”是孔子人学思想始终遵循的价值目标和行为准则，并为人本思想的出现带来了契机。孔子是儒家人学思想的开创者，形成了以“仁”、“礼”为核心内容的个人修养体系和伦理性人学思想，孔子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孔门弟子沿两条线索发展了孔子的人学思想:“内圣”与“外王”。早期儒家的人学发展史是追问于理性和信仰、天道和人道之间的历史，以其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人的本身与发展。孔子注重人，鼓励人冲破种种限制，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达到更高的境界，这与时下强调的“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观念是一致的。
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五、“人无信不立”——儒家交际观
子曰:“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对人的品性提出了“诚信”的要求，表示讲信用是一个人的基本品质，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并说“言忠信，行笃敬”，认为只有有了责任感，才能最终取得别人的信任而自立于社会之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信誉，在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人际交往中，非但没见削弱其丝毫作用，反而愈益迸发其固有的作用和力量。海尔集团一句看似简单的“真诚到永远”却道出了海尔不平凡的服务理念，树立了海尔在市场中的牢固地位。长虹电视广告中“长虹以产业保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表达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企业对国家的拳拳热爱之情。像这样的企业，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时，会有一个正规、值得信赖的情感参与其中。一个商家如果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信誉危机，损失的将部仅仅是经济利益，还会有法律的惩罚和道德的谴责。但是应当看到，还是有很多广告主为了一时的利益而置诚信于不顾，大打虚假广告欺骗消费者，这就需要在全社会推广诚心行为，发扬儒家文化的精髓。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经济运营过程中对信誉的奖励和维护显得更为注重了。
广告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需要优秀的文化为依托，这样的广告才更有内涵、更有生命力。华文广告正是凭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开放的全球化思维，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全球化传播做出了贡献。相信儒家文化广告在更加宽广、更为自由的发展平台上，能够运用自己独有的表达语言书写未来的发展历程。
参考文献:
[1]宋玉书王纯菲:广告文化学.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傅永聚韩钟文:二十世纪儒学研究大系—儒家管理思想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3
[3]周月亮:孔学儒术: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关键词：儒家文化德育高校韩国
0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
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2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3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
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
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杜成辉.韩国儒教的历史和现状.大理学院学报.2006，11(5).
[2]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
论文关键词：孔颜之乐；文化传承；理想境界
孔子弟子三千，而其中通晓六艺者七十二人。其中有一名弟子，颇受孔子赏识，这名弟子就是颜回。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颜回大加赞赏。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第六》)。而孔子在《述而》篇也曾自我表白：“饭疏食，饮水，曲胧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不论是对弟子行为的称赏还是对自我内心的剖白，这些都直接表达了孔子安贫乐道，超脱于世俗功利的人生理想道德境界。这就是后来备受宋明理学家称道的“孔颜之乐”。周敦颐曾说：“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道德受儒家影响甚深，其中以道德来约束欲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道德理念始终在历朝历代的儒家学者中占主导地位。通过周敦颐和二程所倡导的“孔颜之乐”我们也能体会出，儒家精神的内核并不如道家所讽刺的“汲汲于功名”，而是“天下清平”之后心有所归，不为外物所累的超脱（如“曾点之乐”）。那么“孔颜之乐”是否与宋学的内核相一致呢，为什么到了明代，这一理论甚至其所宣扬的儒家内涵都受到了王阳明的质疑呢？“孔颜之乐”在后世的文学发展中有着怎样的地位，对当代文学又有什么值得借鉴和传承的地方呢？这些都值得我们仔细思索。
一、从“孔颜之乐”看先秦儒家的理想境界
不论是授业还是为学为官，孔子的言行里始终保持着温柔敦厚、和悦相乐的态度。为学，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为友，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闻《韶》，沉醉其中乐而不知肉味，读《诗》，亦因其“乐而不淫”而赞叹称赏。在我看来，孔子这种和乐的态度是源自于内心的安详与神圣，是内心道德修养深厚而伟大的流露。孔子曾经与其弟子子贡有过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充分阐述了与行为上的规矩法度相比，孔子更注重内心的表达与修为。
（一）“以道为乐”的价值感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第一》）。
可见，孔子虽然提倡“君子固穷”，但是并不仅限于注重外在的表现形式，他更希望人是从内在，发自本性的举动，真正达到那种安贫乐道的道德境界，而不是仅仅受礼仪法度的约束来匡正自己的行为，内心却与之背道而驰。不仅在贫富问题上孔子的态度是如此，就是在他最重视的孝悌纲伦中，孔子亦是看中内心而不拘泥于外在形式。
（二）从“孝悌”视角看儒家心灵境界
孔子曾在分别回答弟子子游、子夏、宰我三个人问孝的时候表露出他对内心重视的程度，这种程度直接区分了孝与不孝这种原则上和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妨将这几段体现孔子对孝道看法的对话摘录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扶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即没，新谷即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第十七》）
以上三段对话，均表达了孔子对孝道问题的看法和立场。尤其是第三段，这段文字的核心，表达的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最终的焦点是直指人心，最终的落脚点是人心是否安顿的问题。通过孔子对弟子的教诲和评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孔子所倡导的孝悌礼仪的前提和基础是人内心道德的修为，是发自本性、源于内心而做的，而非反之，用外在的法度去约束人的内心，虽然表面看上去达到了同样的行为效果，但是却与夫子的本意相去甚远。
（三）儒家理想境界与释老至乐的同异
在中国古代，儒道释三者的思想互相融合，其中有一些相通的地方。佛家讲的“要眠则眠，要坐则坐，热则取凉，寒则向火。”讲求的就是顺应本心的修为，与儒家理学的“心学”有相通之处。明朝王襞曾经说：“舜之事亲，孔之曲当，一皆出于自心之妙用耳。与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同一妙用也。”
他认为“孔颜之乐”是心不执着于任何一物的自由自在的精神，“既无所倚，则乐者如何物乎？道乎？心乎？”曰：“无物故乐，有物则否矣。且乐即道，乐即心也，而曰所乐者道，所乐者心，是床上加床也。”而对于道家“超然物外”的至乐境界，在《庄子·内篇·大宗师》中曾记载过颜回坐忘而令孔子感喟的事，也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儒家“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其实与佛家的修心静性、与道家的“超然物外”均有殊途同归之理，儒家理想境界是内心的修为而非对外在礼法的严苛强求。
二、“孔颜之乐”的理想境界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士大夫与儒家思想渊源甚深，几乎历朝历代都有著名的大儒和贤者出现，所以，儒家思想在文化传承中体现颇多。汉代的儒生自董仲舒将儒学定为国学以来，儒家思想就深深根植入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当中，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孔颜之乐”其“乐之体验的”诗性呈现
“孔颜之乐”所表达的首先是一种通达坦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在孔门儒者看来，一个人排除了物质生活贫困窘迫的干扰，也就排除了最易动摇人、使人忧惧、使人信念变易的干扰源。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人生；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笑对权贵；能够笑对贫困，自然可以坦然笑对世间一切向伦理挑战的愚行。孔颜之乐是一种旷达恣意，是一种融合了真善美、统一了知行意的心灵境界。后世文人每每遇到生活上的窘境的时候，时而会拿出这种精神鼓舞自己，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就有“子曰：‘何陋之有？’”的慨叹，深切地表达了“君子固穷”、“独善其身”的思想内核。这种通和圆融的诗意境界，在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身上得到不断再现和升华。
（二）“孔颜之乐”对宋词及宋明理学的影响
北宋周敦颐，著有《通书》，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其一生提倡“孔颜之乐”，为人为德，著文章《爱莲说》以表其志，深受儒学影响。据说二程曾受教于他，这为宋明理学后来思想核心的阐释奠定了基础。
周敦颐本人气象甚高，人生境界极为洒脱，黄庭坚曾说“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二程十四五岁时其父令二人学于周敦颐，周敦颐教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后来又见周敦颐，尝言“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尽管在宋明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各家对此的阐释和强调也不同，但追求心灵的超脱和洒落始终是理学家人生境界中重要的一面。
宋代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中，都流露出这种儒家至乐思想，如北宋著名词人范仲淹在《定风波》一词中有“莫怪山翁聊逸豫，功名得丧归时数。莺解新声蝶解舞。天赋与，争教我辈无欢绪”的诗句，就表现出一种超脱和洒落的人生境界。后来的词人在此基础上演变，表现更加直白和豁达，如王安石在《清平乐》中的“若有一卮芳酒，逍遥自在无妨。”这一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从容安乐的心灵境界。“和乐”境界的大量出现始于苏轼及苏门词人。苏轼一生历经磨难，佛道思想固然是他忧患人生的精神支柱，但不能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7]苏门四学士的作品中也不乏实例，这些都是“孔颜之乐”这一儒家理想境界的演变和深刻体现。
（三）“孔颜之乐”对“心学”及明清文学的影响
陆九渊是“心学”的开山鼻祖，。据陆九渊年谱载，他晚年结庐象山，“从容讲道，歌咏愉愉，有终焉之意”，“平居或观书，或抚琴。佳天气，则徐步观瀑，至高诵经训，歌楚辞，及古诗文，雍容自适。”洒落的哲人气象中又流露出诗人的风度。王阳明，字守仁，浙江余姚人。他是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正是根据孔子注重内在修为，倡导礼仪匡正道德的基础上进行的演变和升华，相比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心学”的“灵明说”从理论上更贴近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理想境界。
在明清时期，文章流派众多，许多流派主张都离不开理学。始于陈白沙的的学术之变，为明清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气。他提出了以“心源”为本的散文文源论，以自然平易、优柔自得为美的散文风格论，和学古当求“悟入”以得其“无涯”之妙的方法论。在陈的理解中，“孔颜之乐”既不是像道家那样凭借终日静坐，与天理浑然一体，也不是强行从外在来因循社会伦理，而在于心中充满自适自足之乐，故能荣辱不惊。就这样，陈将“孔颜之乐”回归于人生之精神境界，且不受天理束缚，乃是一种从心所欲的自适自得之乐。后来许多散文流派，如桐城派，公安派及唐宋派等，或多或少都受到程朱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孔颜之乐”的儒学内核，在这些流派的衍生中得到发展和深化，这也是对文化传承的影响之一。
[关键词] 儒家诚信 市场信用文化 转型
一、在合理取舍中扩大诚信的社会性内涵
诚信作为儒家思想的道德规范之一，必然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服从服务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从而在经济社会转型的今天就存在许多不合时宜的历史性缺陷，其诟病需要在构建现代信用文化的过程中予以剔除或加以改造。如就”诚”而言，在《中庸》中对“诚”的作用做了“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矣”、“可以知前”的夸大，这些都使“诚”远离了其在道德范畴内的本身涵义，使人对“诚”望而生畏。就”信”而言，《论语》中言:“主忠信，徙义，崇德也”、“信近于义，信可复也”，都在强调信对义的符合，显然使信有服从忠孝仁义的道义色彩，有碍于信任的普遍拓展。就儒家诚信整体而言，其内涵和发生作用的范围是相对狭窄的，因为基于自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受制于生活范围和关系领域的狭窄，受制于血亲人缘的自然脉络，传统道德体系是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为重点的，那么包括诚信在内的其他人世道德都只是这种基于自然、人伦关系的家庭道德的复制和延伸，其作用范围主要也在加强心性修养、完善个性人格、和睦家族亲邻的。凡此种种都已不再能适应当前诚信现代化转型趋势的要求。
但儒家之诚信已具有真实无妄、真心实意、守信的基本内涵，并把它作为立身做人、与人交往、和谐人际关系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准则,又不失为现代信用文化建设的可取之处加以承继。如《大学》中将“诚意”列于“致知”之后，意即在有了是非善恶之知，就应真心实意的“诚其意，毋自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做到“慎其独”，即诚心不二，且反对“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的伪善行为。关于”信”在《论语》中多次被提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皆把信作为立身做人，与人交往的准则，又言“信则人任也”、“信以成之”，把“信”看作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同时也强调言行的一致，即“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而且在主张德治主义和重视道德教化,以及持圣人史观的儒家那里，将信看作是执政者，统治者应有的修养，甚至将信视为维护统治，治理国家的重要方面。《论语》中就讲，“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由此可见，儒家诚信观把诚信作为交往的基本道德规范，对真实无妄、真心实意、诚实守信内涵的强调就在今天也具有积极意义，只是应将其内涵进一步社会化。因为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经济的全球化，促使商品交换的社会化，进而引起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变化性打破了地缘、血缘的樊篱，人们从事更为复杂的和丰富的交往活动，已使与之适应的社会伦理规范具有了“社会化“特质，整个道德结构已从私德为主导向着公德的方向转变。因此一方面，就整个道德体系的组成结构讲，诚信已比原来居于核心位置的孝悌，有了更多更重要的实际用场；再者就诚信本身来说，也已不仅指“朋友有信”、“兄弟有恭”、而更多的要讲公共、公众信誉，所以传统的诚信有待于走出“崇德”、 “悦亲”的狭窄范围，使内涵进一步社会化。
二、在有所借鉴有所保护中推进诚信的制度构建
儒家诚信观发端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建宗法社会，一开始便带有浓厚的亲情、地缘色彩，致使儒家之信任侧重于情感、人际层面，其利弊应一分为二来看。首先，儒家信任向普遍信任、认知信任、制度信任的现代化转向是必要的。韦伯认为“中国人的信任是建立在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关系上的，是一种凭借血缘共同体的家庭优势和宗族纽带得以形成和维护的特殊的信任。”不可否认这固然有增强信任感、亲和力的好处，然而也限制了业务的开拓和事业的发展，从长远上影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且这种“熟人社会”的心理惯性还容易自觉不自觉的形成建立现代诚信体制的诸多障碍。诚信之本意是即真且实，不可随意变动，但碍于情面、亲情有时便可改之弃之。孔子虽再三强调“信”，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然他又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种道德理念的双重性，有悖于现代诚信的原则，至今造成许多社会消极面，所以在当前的诚信建设中有必要把传统信任引向规则信任,使信任更多的诉诸于认知理性和制度。所以，偏重情感、关系的传统儒家信任向理性认知和制度信任的转型是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它可以消解传统信用机制的弊端和消极面，使我国的信用文化建设有了有效的制度和机制保证。
其次，西方现代信用文化建设中暴露出的规则诚信的局限性也启示我们，对儒家诚信中的合理因素应予以保护。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了诚信的现代化转型之后已经建立起了我们正在趋向的法律、契约、规则的现代契约诚信、规则诚信，但在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经济伦理学运动之后，西方社会愈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矛盾和问题使西方学者认识到，契约诚信、规则诚信、功利诚信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认为“道德对经济以及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法律不可取代的作用，开始注重道德的规范和教育的作用，出现了重视行为者的个性、品格、美德的倾向，具有了一种超出底线伦理、规则而转向倚赖更高层次，更不确定但更持久和深层控制的趋向。”正因此，强调做人、强调心性修养、重视个体人格的儒家自然引起西方学者的关注。可见，规则、契约、制度诚信不是万能的，它具有自己的局限性，西方社会已经看到了道德诚信和认同信任的价值。有鉴于此，儒家诚信当中的以道德为支撑的人格信任、认同信任、道义信任，以及重自律的因素，在转型中仍具有合理性和生命力。所以在诚信构建中应在清醒分析中西诚信观的利弊基础上，吸取儒家诚信重自律、重人格信任与西方诚信观重他律、重契约诚信的合理因素，以此来建立新型的诚信观。
三、在淡化重诚轻信色彩的同时注意价值的导向和提升
首先,与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相联系，儒家传统诚信观中存在较浓厚的重诚、轻信色彩。认为信要随义走，反之便是浅薄俗陋。《论语》中就说：“主忠信，徙义，崇德也”，要“君子贞而不谅”， 认为小信誉要服从大信念。诚然搞经济也不可忽视信仰、不可不讲是非、重义重诚是对的，但不能期望人人都成为圣人，企业、单位都变成慈善机构。物质利益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利益间的联系、矛盾、冲突、谁都难以离避。现在物质生活方式正在改变，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正在改变，有时为了发展经贸、引进外资，我们还要与“道不同”者相“谋”。在市场经济的复杂背景、条件之下，利益之“益”和信用之“用”便会凸显出来。因此，发挥引导制约作用的“义”与“诚”就不应仅只是为了“成仁”“成圣”，理应有新的时代内容。
其次，在强调淡化重诚轻信色彩的同时，在价值导向上也不能走入一种导之以利的误区，将诚信的价值仅仅做手段和工具的狭隘之理解。在《大学》中“诚信”作为八条目之一，是道德内养与外成的关节点，它强调的是“诚意”在整个道德价值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儒家那里信也同样如此。我们在抛弃儒之诚信所追求的“仁”“义”的道德价值目标时，也应肯定儒家对诚信基础性层次的确认。所以诚信在道德价值体系之中有必要获得提升，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目标。这也是对市场经济引起的诸如个体本位、为己取向、功利至上的消极道德效应的应对。如果个人、团体为了自身利益的追求将诚信仅视为获利的资本，却无视社会利益，危害国家的利益，这时的诚信就失去应有的道德价值，所以“诚信”应在谋求个人利益、企业效益的同时，在谋求社会效益与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价值的提升，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获利的手段的层面。在这一点上，马克斯.舍勒的观点是深刻的。他说：“一个价值体系是不同价值要求依据优先性法则即价值核心所构成的，价值核心是价值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诸多具体价值要求服从价值优先性法则而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根据。”因此，在淡化重诚轻信的同时，也应使诚信有更高的价值导向，才能使诚信获得其应有的意义。
综上所述，只有运用辩证的思维，才能更好地利用好儒家丰厚的诚信资源，使当前的信用文化建设既不陷入思想文化的无根状态，又能在批判的承继中建立适应新时代的新型诚信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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