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管理 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征，其主张“仁爱”、“诚信”、“中庸”、“克己复礼”等思想精髓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更启迪着今天的企业管理。本文主要探讨了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绵延数千年，代表着中华灿烂文化，在春秋“百家争鸣”的时代，经过“焚书坑儒”的洗礼，而后居于独尊地位并非偶然，这同儒家思想本身丰富的内涵所具有的综合性、感召力分不开的，因而儒学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及中国社会。
1.“仁学”――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认为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即“仁、义、礼、智”。其中，“仁”为核心与基础，它强调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关系中才能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二人”才能定义“一人”，仁即“二人”的意思，故“仁者，人也”。 儒家认为，人首先要有一颗温暖、亲爱、感恩、谦让、善良的心，即仁心。在基本的人际关系里，在亲人与朋友的相处中，尤其应该体现这种态度。其次要将仁爱之心推延出去，并充实个人，尽力让世界和谐。有仁心恩慈才是人生意义的核心。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在过去数千年之中，为无数识字与不识字的人所接受，成为其核心价值信仰，正在于它指点出人性的根本需要。社会文明尽管快速演变，若不能掌握人生的核心价值，生命终究不免空失落。而儒家所重者，正在于如何认识并满足人性中最核心而深邃的需求。儒家所提倡的核心价值，属于价值性义理，其重点在于以仁心爱人、敬天惜物，这种价值提炼是任何社会所需要的。
2.儒家思想的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
儒家思想之所以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召力，在于这种思想同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农业文明对土地的依赖不仅没能割断同氏族血缘关系的联系，反而将其继承、延续下来。由于血缘关系具有先验性和等级性，因而由血缘关系所结成的集体（家族）是一种立体状的等级结构式，父对子、长对幼均有着绝对的支配权，之间不存在着任何平等。加之血缘关系是先验的、超个体、超意愿的关系，任何人都无法改变、摆脱和超越。个人只能是认可、服从、顺从这种关系，才能获得自己的位置和利益。这就是中国家庭本位制建立的基础。儒家强调“孝悌”为“仁”之本,这既是对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反映，又是对这种宗法制度的维系；坚持“人禽之辨”，进行道德教化，有利于敦化社会风气，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肯定尊君和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合理性，是对皇权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认同；同时，又坚持“大一统”思想满足了人们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情感。在思维路径上以“中庸”为至德，要求“叩其两端而执其中”，颇具有善于守成的优势。最后,它主张内圣外王，既希望用自己的理论来教化并转化社会，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积极入世；同时又主张正人先要正己，坚持自身的身体力行。儒学内涵具有大众性、生活性、感号力的特点，能满足社会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需要，因而易为社会认同。
二、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
儒家思想对企业管理的现代价值主要有：以人为本、以义统利、以德服人、以信取仁、勤劳节俭、严于律己、重才尚贤。
1.以人为本
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治理国家应以富民为本，“民为帮本，本固帮矣”。人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现代经济与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一些人往往只注重财富的增长，忽视了创造财富的人，不懂得人是目的。在企业管理中，也存在见物不见人的倾向。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以人为本”，重视人的积极性、创造性。
2.以义统利
孔子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荀子曰：“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儒家以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不取不义之财，反对为富不仁。如何认识“义利”的关系，人们的认识不尽相同。有人极力批判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认为它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儒家倡导的“义”指整体利益、民族与国家的利益。强调生财有大道，利己不损人。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可见，孔子不是反对致富，而是主张正当致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每个人都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企业也都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从而形成一种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是积极的因素，必须肯定。但对于任何事物不应强调过分，若只讲功利主义，甚至一切向钱看，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既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经济的正常运行。儒家强调“义”恰好可弥补这一不足。在经营管理中，一些企业家汲取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经营宗旨，强调把追求利润与服务人民结合起来，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3.以德服人
儒家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在家庭中要“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谓之人义也”，形成一种融洽温馨的亲情关系。就整个社会来说，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对于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增进员工之间、员工与企业之间的感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些企业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作为重要的经营准则，并且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强调对人的关心、爱护和尊重，讲求具有人情味的管理，这正是东方管理的一大特色。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强调制度与法律，这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儒家更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应做之事。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又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显然，制度、法律、规范应是相辅相成、同时并重，不可或缺的关系。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约束力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缺少的。
4.以信取仁
诚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人的一项基本原则。儒家认为“诚信者，天下之竭也”，“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主张真诚待人、诚实敬业、恪守信用、讲求信誉。“言必信，行必果”，“苟逊不羁，蒙无异也”。诚信既是传统美德，也是历代经商之道。过去，我国许多小商号都挂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牌子，作为其的经营信条。弄虚作假、欺骗顾客、不履行契约的企业，是难以长久存在的。被称为世界船王的包玉刚先生的成功之道就是“以信誉成交，借信誉发展”。事实上“诚信为本，信誉第一”已成为许多企业家的座右铭。同时，诚实信也是现代市场经济运作的精神支柱。
5.勤劳节俭
儒家历来都主张勤劳治国，勤俭持家。中华民族勤俭这一美德，在世界上是很有影响的。每一炎黄子孙，不论读书治学，还是经商称贾，共同的特点是十分勤奋刻苦，发奋图强，吃苦耐劳，并且也是比较简朴，处处提倡节约。儒家认为勤俭是心灵净化的因子和快乐因子，它不仅让人舒展筋骨，更让人舒展心情。经常劳动、喜欢劳动之人，多豁达开朗、快乐常在。勤俭的价值观念是符合现代管理要求的，任何企业都应精打细算、降低成本以提高效益。
6.严于律己
儒家主张正人先正己，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能自制，后可以治人；能治人，然后能为之用”。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慎独”的修养方法。这些强调的是，要管理好别人，先要管理好自己；要正人先要正己。作为一管理者，应在才学、能力、品德、气质、作风等各方面率先垂范，严以律己。这也是现代企业经营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7.重才尚贤
儒家主张“师道尊严”，尊师重教，重人才、尚贤能。“国之盛衰系于人才，功于才成，业由才广”，充分阐述了人才的重要性。用人之道强调“许士之风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才”；“选士用能不拘长幼”；“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用人如器，各取其长”等。这些阐述了重才尚贤在经营管理中的重要性。
总之，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的关系是互为独立、又互为影响的，在猛进如潮的21世纪，儒家文化必将在世界经济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郭洪星: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管理价值[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黄先海:中国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杭州大学学报,1994(4)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指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基本和核心地位，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看待、处理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实践路径就是为了实现其价值目标所主张的基本途径；表现形式就是他们认为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反映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的具体制度规定和道德规范及有关的具体行为。如“克己复礼为仁”，其中的“仁”就是价值取向，“克己”是途径，“礼”是“仁”的表现形式，具体指的就是西周时期“礼制”、“礼仪”的种种规定和规范。按照这一方法进行分析，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第一，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自从人类成为智识动物后，对人自身、人与神、人与自然的关系便进行着不断的思索与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化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回答。在近代人文社会科学出现之前，只有中国文化对人的现实价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比如，基 督教、佛 教都主张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利益去追求虚无飘渺的天国世界、佛性世界，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在不同时期其程度有很大区别），而在中国，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 中国古代的“天命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看成是上天安排的结果，是老天爷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与宗 教的上帝创世论有相似之处，但与其他文化中的上帝却有着重要的区别。其表现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天”虽然也有神的含意和成分，但它更多更主要地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我们今天讲的自然、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如孔子就明确地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思就是说，上天是用诸四季的更替、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等行为来表示它的存在和意志。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天命论”的出发点和归缩并不是要人们去追求天国世界，为“天”献身和殉道（像其他文化中的宗 教所宣扬的那样），而是借助“天”来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为的合理性和按照天的意志即客观规律办事，达到天为人服务的目的，天生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使人有生存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第二，主张顺应和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对人类的本性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的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的本性没有采取咀咒式的态度，而是在肯定和承认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对人的欲望予以合理的满足。如对“性”的问题，儒家认为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们的这种“大欲”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对此，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最为精彩。孟子劝齐宣王推行王政，齐宣王担心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不能推行王政。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能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让老百姓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就是王道的表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因为这一原因，在以往几千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国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直到唐朝时，寡妇改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只是到宋学兴起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才由开放转向封闭，对“性”才有了种种的不合理禁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基本价值倾向上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多种文化中，都有过对作为人的本性的“性”进行否定和咀咒式的倾向，如有的文化中的“原罪说”就是其表现之一。
第三，“仁者爱人”，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的基本涵义有：（1）家族成员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解释仁的根本涵义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顺从父母、长辈；悌就是弟对兄要恭顺。反过来，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爱，兄对弟要友善和爱护。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因为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其他人的。（2）“泛爱众” 、“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具体表现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有理解、宽容的态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省刑罚，薄税敛”，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些涵义，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们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它是儒家思想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价值原则或取向的具体形式是有区别的。
作为一种价值原则或取向，儒家关于“仁”的这些思想，不管是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是从近现代人道主义、人 权思想或者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和意义依然巨大，说它“微言大义”并不为过。现代文明社会提倡和鼓励的人们要有爱心，关爱社会，关爱他人，帮助他人，只是话语表达方式有所区别，在精神实质上与儒家所倡导的“仁者爱人”、“泛爱众”是一致和相通的。它的价值还远不在这里。儒家所主张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包含着承认和肯定人们基本权利的思想。“推己及人”，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比方，你不希望别人伤害你的身体，那你也就不应该伤害别人的身体，实际上也就是你有人身不受伤害的权利，别人也有同样的权利要求。你希望别人尊重、不要侮辱你的人格，那么同样地你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不侵害、侮辱别人的人格。依此类推，现代人要求和争取的种种权利平等、权利保障都可以从这里找到逻辑起点。较之于“推己及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更为具体和明确触及到了人们权利对等的问题。“立”就是要立身于世，要生存；“达”就是要成就事业，要发展。用现代话语表示，你要生存，有生存的权利，别人也要生存，也有生存的权利；你要发展，有发展的权利，别人也要发展，有发展的权利。因此，你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也应该想到别人的生存和发展要求，要使别人也能够生存和发展，应该帮助别人去谋求生存和发展。而作为统治者，如果一味地恣意妄为，搜刮无度，不注意老百姓的权利要求，特别是基本的生存权利如果也被剥夺，“无所安息”，“不得衣食”，必然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和反抗。这些思想，完全可以说它们仍然闪耀着人性、正 义和公正的光芒。在今天，人类社会的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社会管理系统之间，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空前加强，相互之间在权利、利益上的碰撞、摩擦、矛盾和冲突远非古代社会可比，因此，不管是个人的立身处世，还是社会管理者的施政立法，在其行为过程中，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问题，不仅仍然需要，而且非常必要。现代文明社会的种种法律规定，在实质上就是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如何具体地去“推己及人”，划出明确的界线，从而知道如何具体地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因此，儒家仁学思想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不仅完全可以作为现代人 权的逻辑起点，而且他较之于人 权“天赋”更现实，更直接，更朴素，更加通俗和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因为，从这样的逻辑前提出发，对于社会大众来说，人 权既不神秘，也不深奥，它一目了然地告诉人们，作为个体，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所需要的生存、自 由、平等、安全、人格、尊严等权利，别人也都是需要的，你要压迫别人，别人为了自己的权利理所当然地要想方设法地维护和争取自己的权利；你要把别人的权利剥夺殆尽，赶尽杀绝，别人也理所当然地要拼死反抗，捍卫自己的权利。如果人们在自己的行为过程中能够设身处地以维护、捍卫自己权利的态度来维护、捍卫他人的权利，那么，苦难的世界就会成为真正美好的人间。
第四，“天意”即民意、“民贵君轻”孕含着“人民 主体”的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这是人所共知的儒家学派二号代表人物孟子的一段名言。对这段名言，有人认为是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有人认为孟子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的统治，不是把社会大众即人民的地位放在君主之上。要讨论这一问题，必须明确“君”这一概念的两种不同含义。一是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讲，君是社会必不可少的角色，即必须要有“君”这样一个社会职位，其职责是掌握和行使社会的最高管理权，二是处于“君”这个角色位置的某个人即具体的君主。对前一层意义上的君，在孟子的思想中是以“君道”来表述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主张和强调君臣都应该各尽其“道”， “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 ，这里的道就是职责，君臣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职责进行活动。对于“君道”意义上的“君”，孟子确实是竭力进行维护的。但是，按照孟子的阐释，君道意义上的 “君”不仅不具有现今通常理解的与社会大众利益的对立，而且是统一的。因为，孟子所阐释的“君道”就是贯彻“天意”，而“天意”就是民意，就是老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对第二种意义上的“君”即处于君这个角色位置的具体的君主，孟子明确地指出如果其所作所为违背君道，可以将其更换或者。如孟子与齐宣王谈到公卿对于君主的态度时，认为君主有重大过错对其进行劝谏而不听，公卿如果与君主是同一宗室，就应该将其“易位”，即将处于君主这位置上具体的君主进行更换；如果不是同一宗室，则可以远离而去。在回答齐宣王如何看待商汤流放夏桀、周武讨伐商纣的问题时，齐宣王认为汤武的行为是“臣弑其君”，孟子态度鲜明而坚决地指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在这里，孟子就是非常明确地将“君道”意义上的君与具体的君主进行了区别，现代讲的“”即来自孟子的这段论述。桀、纣虽然处在君这个社会角色的位置上，但其作为完全背离了君的职责即背离了“君道”，实质上是，人民不仅不需要忠于他，而且应该对其进行反抗，将其从君的位置上拉下来。孟子还进一步指出：君主和臣民的权利与义务应该是统一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在孟子的思想中，根本就没有后来和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对君主盲目忠诚的愚忠思想。如果用现代话语来表示，孟子的思想就是总统这个角色或职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居于总统职位的人如果不履行总统的职责，人们不仅不需要服从和忠于他，而且可以把他从这个位置上拉下来，由其他人来充当这一角色。因此，孟子在关于君与臣、君与民的关系问题上，“民”是最根本和重要的，它孕育着“人民 主体”抑或“人民 ”的思想，它与现代“在民”的政治理论完全可以接轨和融合。
第五，积极面对人生、面对社会，砥砺奋发，努力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到目前为止，现实世界的痛苦、灾难从来都很多，面对这样一个世界，许多文明都是从消极的立场出发，主张和告诉人们如何逃离现实世界，儒家思想从对人的现实价值持肯定态度的前提出发，主张人们应该积极面对现实世界，因为世界有许多的混乱、痛苦和灾难，我们更需要积极有为，奋发向上，去努力消除世界的痛苦和灾难。为此，他们一方面主张和提倡人们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努力方向，要有为社会大众贡献才智的人生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人们要不怕艰难险阻，坚毅不拔，百折不挠，一往直前的顽强意志和精神，“君子以自强不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贫乏其身，……”早已成为人所共知的名言。这样一种主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既是历史上许多儒家思想的信奉者、追求者的精神支柱，也是人类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精神力量。
二、儒家思想实践路径的逻辑缺陷
上述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非常具有人性化、人情味倾向的。但是，我们又不可否认，在儒家思想基础上所进行的中国几千的政治实践，不仅没有能够很好地体现这些“人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而且在很多时候走到了与它完全相反的境地，成为摧 残人性，扼杀人性的政治，体现上天“好生之德”的君主及其官僚系统高居于社会大众之上，可以予夺予取，为所欲为，社会大众成为其任意压迫和宰割的对象。理论与实践上的这种二律背反，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其实践路径存在着致命的逻辑缺陷。
儒家思想的实践路径，简单地讲，就是主张和要求人们通过自我修养、自我觉悟、自我约束，按照他们所倡导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轨道进行活动，从而使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得以实现，它所强调和注重的是行为主体的自觉自律。这一路径在儒家思想中的公式化表述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理论支撑是“人性本善”和“天命论”。
从人性本善出发，他们认为：人性是善良的，人们的不善良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即“性相近，习相远”，但通过学习、改 造，即“修身养性”可以复归善良。《大学》中提出的修身所达到的标准就是“止于至善”。所谓“至善”的具体要求是“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其意思就是按照人们社会角色的不同，应该具有“仁、敬、孝、慈、信”等道德品性。在这一基础之上，从一般社会活动而言，由于通过“修身养性”使人们的善良本性得以发现和复归，人们能够自觉地约束其行为在符合他人 权利和利益的范围之内；在社会政治层面，通过“修身养性”在道德品性上达到或趋于完善而又具有才能的人能够通晓“天意”，成为天意的代表，把老天爷“好生”的德性表现出来，这样的人就是可以掌握最统治权力的天子，其他等而次之者则可以成为协助君主贯彻天意的君子来充当官僚系统的构成分子；最高统治者不仅能够贯彻天意，实施仁政，而且能够起到表率和榜样作用，带领整个管理系统的成员都以实施仁政德政为己任，不会营私舞弊和欺压老百姓，即 “其身正不令自行”，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天意”的贯彻是需要权力，也是需要权威的。从上述认识出发，在具体的政治道德规范和制度的设计上，中国古代的君主被当作“天意“化身来看待，因而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力。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汉代的董舒。人们所熟知的“三纲五常”，不仅因为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而有了理论上的依据，而且使君、臣的权利与义务分离，一方面是君主对臣民拥有主宰和支配的绝对权利，另方面是臣民对君主绝对忠诚和服从的义务，“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就是这种权利和义务分离的通俗说法。因为将君主理想化为“天意”的化身并把其义务与权利完全割裂，因而在中国古代政治制的构建上没有对君力进行监督和限制的内容，甚至连这方面的设想都没有。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监察御史一类的官职设置，表面看来也似乎是为了对君主起监督作用，但它最多只对君主有提醒作用，谈不上有真正监督的意义。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监督，监督者要求被监督者进行或者中止某种行为，被监督者不管理解或者不理解，愿意或者不愿意，接受或者不接受都必须进行或者中止其行为，否则，可以通过诸如罢免、弹劾之类的强制措施使其进行或中止。而且，被监督者不能对监督者进行报复，既不能将其撤职，更不能将其投监。但在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下，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所谓的监察最终完全取决被监察者的态度，即他愿意还是不愿意，如果不愿意，不仅可以将监督者罢官去职投监，而且还可以叫其脑袋搬家。所以，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根本就不能叫做监督，君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和绝对的。因此，“天意”能否贯彻完全取决于君主的自我约束。
由上可知，儒学思想家所设想的实践路径在实质上是将行为主体化理想化，但现实中的行为主体不可能是理想化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必然要导致社会道德和政治在实践上对其价值目标的背离，这是它所包含的致命性缺陷。这一缺陷决定了在下述一系列矛盾中无法保持政治实践的车轮沿着“天意”的轨道运行。
首先，天子作为人的私心私利私欲与“天意”化身应该代表民情民利之间的矛盾。君主虽然被理想化为“天意”的化身，但终究改不了他仍然是人的这一事实。既然是人，就有人的感情，人的需要，人的私利私情私欲。作为人，君主当然可以而且也应该满足自己的利、情、欲，并且可以更好一些地满足。但问题是，从人的本性上讲，这些欲望是没有止境和限度的。一般来说，只要有可能，人们都会千方百计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当作为人的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举国财富皆为其所拥有，举国民众尽供其驱使之时，必然要尽量地满足其私情私欲。在没有制度性的强制施的情况下，无法对其进行有效限制和约束，这样必然地要背离“天意”而走上相反的轨道。因此，这一矛盾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在 “天意” 的神圣外观下君主无限膨胀的私心私利私欲。
第二，天子作为天意化身必须全智全能与天子作为人在智识能力上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天子作为“天意”化身，在才智上必须是全智全能的。因为，要贯彻和实施“天意”，就必须要通晓“天意”，即必须对他所面对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如果判断错误，作出的决断就可能偏离至于完全背离“天意”而祸及整个社会。因此，作为“天意”化身的君主必须全智全能，至少是趋向于全智全能。但事实上，君主作为人不可能全智全能。
第三，天子作为人的心理素质与“天意”的高度理性之间的矛盾。“天意”要能够有效地得到贯彻和实施，还要求作为其化身的“君主”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性，即保持心理、情感的正常，不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而使自己的行为偏离“天意”的轨道。但是，在君主被捧作“天意”化身，在道德规范和制度设计上赋予其无上权威和权力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环境下，君主没有几个能够保持心理素质和情感状态都是正常的。考察一下中国历史，就可发现他们不是变态地自尊自信，就是变态地恐惧和多疑。
第四，君主作为天意化必须对他下面的执行系统具有可控性与执行系实际的不可控之间的矛盾。君主作为“天意”化身，上述三个方面即使都能达到完美无缺或者基本上符合实施“天意”的要求，也不一定就能够使社会实际政治的车轮沿着“天意”的轨道运行。因为，在君主道德品性修养比较好，真正有顺承“天意”的诚心而造福天下百姓的条件下，“天意”的最终贯彻还必须依靠他下面庞大的执行系统即官僚系统来进行。按照前述儒家思想代表的设想，官僚系统的具体构成分子都应该是通过修身养性而形成的君子，他们跻身于官员队伍之中，能够以“忠君爱民”为己任，充当执行“天意”的工具。与上述君主作为人与“天意”之间的矛盾类似，充当“天意”执行工具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依然是人，有着人的利、情、欲。这决定了他们在实际的政治行为中必然偏离或者背离“天意”的要求。儒家思想代表也看到了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此，他们给出的解决途径是通过君主予以克服和纠正，从而将整个执行系统控制在符合“天意”的轨道。但是，君主能够实现这种控制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君主要有效地实现这种控制，就必须准确地掌握执行系统中每个构成分子或者子系统的各方面信息并且作出正确的判断，他要获得这种信息，仍然必须依靠这个执行系统的人员来进行，他获得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又取决于向他提供信息的人员是否对他忠贞不二，这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实际上陷入了死循环。因为，要了解某一构成分子或执行子系统的信息，需要从另外的构成分子或子系统那里去获得这种信息。但另外的构成分子或子系统是否能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又是一个需要证明的问题，那又必须从其他构成分子或子系统那里去求证。这样推演下去，就必然地形成一个环节众多的信息求证链，而最终还是避免不了节点间的互证。假设以X代替君主下属的构执行系统，用N来表示该系统所包含的构成元素（所谓元素可以是单个分子也可以是子系统）的个数。那么形成的信息求证链则为：X1 X2 X 3 X 4 X5…XN X1 。“”表示证明，X1是系统X的构成元素，它的真伪需要元素X2或者X 3或者XN来证明，但最后总有一个元素又必须靠X1来证明其真伪，这样实际上就成了循环证明。因此，在这一求证链上，要么每一节点都是真实可信的，不需要证明，要么，只要有一个是不可信，不真实的，就无法通过这一系统本身的元素来证明其中到底是哪一个为真，哪一个为伪，君主要了解其属下执行系统中构成分子行为状况的真伪，必须从系统外部去进行求证，其可能的方法一是直接去考察、核实和验证有关构成分子的行为所产生的客体（假定都会产生），再就是从其行为作用的对象即社会大众那里去获得取信息，这样一来，他就要事必躬亲，但其时间、精力、活动范围都是有限的，这在根本上是不可能的。因此，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仅仅从信息的获取和确认其真实性的角度来讲，执行系统必然地具有不可控性，这决定了君主无法保证他所依靠的执行系统中的构成元素是“天意”的忠实执行者，从而也就决定了他无法控制其执行系统在“天意”的轨道上运行。
因为这些矛盾，作为“天意”化身的君主及其官僚系统便必然地要突破“天意”的限制而走上背离“天意”的轨道，虽然一些主张“天命论”的思想家也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但他们开出的药方是所谓“天谴”、“天罚”，没有在制度路径上进行思考和设计出有效的方法来克服和纠正这种背离倾向的发生，社会现实政治的车轮不仅可以开上背离“天意”的轨道，而且能够畅行无阻。因此，我们看到了在这些矛盾的作用下，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上演的一幕幕背离“天意”的闹剧、悲剧和惨剧。当封建君主作为人要突破“天意”的限制而恣意于私情私欲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必然是整个官僚系统从上到下就是一个“逆天行事”的腐 败共同体，因为“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即使有那么几个还想上承“天意”，下顺民情的，早晚要会排挤出局。当封建君主的智识和能力、心理素质不能满足“天意”需要的全智全能和高度理性时，整个官僚系统乃至整个社会所能感受到的是 “天意从来高难测” 、“伴君如伴虎”，这时的社会政治便会呈现出按思维难以想象、难以理解、荒谬绝伦的黑暗和混乱。因为这时的君主不是因为智识不足而误判误断，圣断乖张，就是一个因为怀疑、恐惧、自尊、自信过度而成的变态狂，他所要表现的“天意”在根本上就不可能预测。当封建君主本身的条件与实施“天意”的要求接近时，因为下属官僚系统的不可控性，这时便是所谓“天高皇帝远”，“真命天子”虽然高居于上，但整个社会仍然免不了贪官遍地，暴吏横行。这些因素在多数的时候并不是单独存在，往往是交相混合，极其复杂。多种多样的因素扭结在一起而演化出来的现实政治剧极其令人眼花?乱，极其复杂，极其惨烈，也就是人们所看到的中国历史上与“天意”、人道、人 权、人性背反的社会政治的现实。如明朝嘉靖皇帝与严嵩和其他一些官员的关系，就十分典型地表现了这种情况。严嵩因为深得嘉靖皇帝的宠爱，搬权弄政，气焰蔽天，权倾朝野。为了揭露严嵩的罪行，一批批官吏却挺身而出，从嘉靖十六年到四十二年中，众多的监察御史和给事中不断上疏弹劾，但一个个却如飞蛾扑火，不断遭受重创。嘉靖二十四年，御史何维柏疏劾严嵩贪罪，将他比做唐朝奸相李林甫，并直言严嵩推荐方士为皇上炼丹纯属邪路邀宠。嘉靖闻之，大为恼怒，不但严嵩毫发未损，反而下令将何维柏逮捕治罪。嘉靖三十一年，御史王宗茂冒死上疏，历数严嵩罪状，恳请皇上严惩国贼。又遭到嘉靖的厌恶，他认为王宗茂是“诬诋大臣”，将他贬为县宰。严嵩借机又剥夺了王宗茂父亲的官职，致使其父含愤而死。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三十七年御史赵锦，刑科给事中吴时来纷纷弹劾严嵩，但得到的不是严刑拷打，削籍为民，就是逮捕入狱，充军流放。直到严嵩八十岁时，人渐混沌，处理朝政，奏对不当，才渐渐失去了皇上的恩宠。加上御史的不断上疏，经过二十六年的不断努力，嘉靖四十二年，嘉靖下令将严嵩的儿子处死，将严嵩削籍为民，籍没家产。喧嚣数十载的严氏父子的丑恶势力，才告土崩瓦解。这其间，既有嘉靖皇帝的私心私欲在起作用，也有其心理素质的影响，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嘉靖皇帝根本就无法区分到底谁是真谁是假。
三、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和普世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仁政思想不是专 制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
第一，专 制主义统治者打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作旗号来实施其统治恰好说明其先进性。从前面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可以看出，儒家学派思想家的出发点并不是要为统治者提供思想武器，它在实践上最终导致专 制主义的也不是有关核心价值的这部分内容。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封建专 制主义统治者确实是打着儒家思想的招牌来实施其统治的，而最具有“招牌” 作用，即对普通民众特别具有“欺骗”性的是其核心价值中的“仁政”、“德政”思想。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人们在近代反思中国文化时，认为儒家思想是封建专 制主义的思想基础，把儒家思想等同于专 制主义。这是一种缺乏分析，似是而非的看法。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成为对普通民众最具有“欺骗”作用的招牌，不是因为它的专 制主义性质，而是恰恰相反，它在根本上与专 制主义是对立的。人们要质疑的是，既然与专 制主义在根本上是对立的，那中国历史上的专 制主义统治者，除个别的以外，为什么都以它为招牌来实施自己的统治。不错，这是历史的事实。但历史的这一事实恰恰说明它的民 主性、先进性。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专 制主义统治者一方面用它来作装饰和门面，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对它进行着践踏和蹂躏，这与骗子们经常高喊诚信的口号去干骗人的欺诈勾当是一样的，骗子们的行为是对诚信的亵渎和沾污，但它从反面证明着诚信的价值和意义。难道因为有许许多多的骗子打着诚信的旗号行骗，就能够说诚信是骗子的思想基础吗？不正好说明诚信与欺诈刚好相反吗？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在骨子眼里要实施独 裁专 制统治的独 裁者，他们却要扯起民 主的大旗来作装饰，而在实际上却把民 主践踏得惨不忍睹，难道又能够因此而得出结论说民 主就是独 裁者的思想武器吗？因此，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被专 制主义统治者用来作装饰这一历史现象本身正好说明它包含着民 主性、人民性，是整个社会和普通民众所需要的，这正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因为如此，所以它始终是历史上仁人志士们的努力方向和追求目标，也为普通民众所祈求和向往。
第二，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使专 制主义统治具有某种约束和限度。从根本上来讲，虽然专 制主义统治者只是想把儒家思想作招牌，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力图在某种程度上使其得到实现，也试图把封建官僚系统约束在“天意”的轨道之内。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总体来看，因为有这种约束，专 制主义的统治在很多的时候才没有达到极端的程度。对此，将用不用这块招牌、有没有这块招牌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统治者进行对比，可以看得十分清楚。短命的大秦王朝，是彻底地将这块招牌抛弃在一边的，其专 制性也因此而趋向极端化。人们所熟知的贞观之治，就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唐太宗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自身，犹割股而啖腹，腹饱而身毙。” 因此，在这一时期，儒家思想的招牌能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专 制主义统治的专 制性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对社会带来的祸害也相对要小一些。 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这块招牌被打出和重视的时候，专 制主义制度的专 制性受到抑制，而没有这块招牌的时候却趋向极端化，不正好说明它是专 制主义的对立物而不是专 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吗？类似的情况对比，并不止于秦朝和贞观时期，只要稍微多了解一下中国历史，在儒家思想的招牌被抛弃的时候，便是专 制主义制度的专 制性极度地膨胀，也是社会政治极度黑暗、灾难极其深重的时候。
第三，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最终使专 制主义被消灭和埋葬的重要条件。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对专 制主义制度的装饰是对人民群众的欺骗，革命意志被麻痹，使封建专 制主义制度得以长期存在。这种观点包含的“革命”逻辑是“暴政”比“仁政”要好，好就好在“暴政”的结果必然地要加重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可以使人民群众认清统治阶级的本质而迅速起来革命，从而他们的统治。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观点曾经被人们普遍地认可和接受。看起来，这种观点似乎有道理，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极其荒谬。如果统治者不利用“仁义道德”进行“欺骗”，“革命”是永远不能成功的。要将旧制度彻底埋葬，最终取得革命的决定性胜利，必须要有新的经济基础形成，如果没有新基础的形成，革命后不可能建立起一种真正能使革命者彻底解放的新制度，换言之，革命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这样一来，按照“革命逻辑”，历史就不得不陷入了死循环。因为，按照这种逻辑，统治阶级施行“暴政”、“苛政”，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但因为没有新的经济基础的形成，革命后只能更换政权构成要素而不能从根本上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国家机器的具体组成人员全部更换，如刘邦代替嬴政，萧何代替李斯，如此类推，刘邦原来的亭长位置由张邦李邦等代替，但国家机器的性质、社会结构一如革命之前。紧接着下来，新一政开始，再紧接下来又是新的一场革命，接着又是新一政，新的一场革命……。暴政实施，社会无法发展生产力，而与革命伴随的是对社会既有经济文化的巨大破坏（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剧烈行动”）。这样，社会经济文化也就谈不上发展，更无法进行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能停留在原有水平上，甚至原有水平也难以保持。那么，新制度也就永远没有建立的基础，革命也就必然地永无最终胜利之日。因此，按照“革命逻辑”能够看到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就必然是：“暴政－革命－新的暴政－新的革命……”以至于远穷。所以，“革命逻辑”在本质上只能使社会在原地踏步而陷入死循环，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被推定为反动透顶的“仁义道德”倒是具有革命性。因为，只有用“仁义道德”来加以装饰，才能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创造必要的相对稳定的环境，从而为社会进入到新阶段奠定基础，从而使革命最终能够取得实质性胜利、专 制主义最终被埋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仁政”、“德政”是使专 制主义最终被消灭的重要条件。
（二）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
文化的先进性就是表现在肯定人的价值，符合人的本性，方便人的生活，有利于人的解放，促进人的发展等问题上。所谓人的解放，一是通过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利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不断得到改进，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自然界对人类的束缚减少，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自 由度增加。二是从人类社会自身制度中不断获得解放。这方面的解放就是不断地减少和消除社会阶级、阶层或其他形式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对立、压迫、不平等和权利歧视，特别是减少和消除作为社会管理系统的官僚阶层对社会大众的祸害和压迫，确立社会大众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从奴隶制度国家产生到现代民 主制国家的形成，就表现和反映了这样的历史趋势和过程。三是从愚昧状态和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古代，由于人类认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以神秘化的态度和眼光来看待威力无穷的自然界，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有神思想和宗 教。有神思想和宗 教的产生不仅使人类应有的价值在实际上被否定，而且反过来又成为在思想上压迫人类的精神力量，摆脱这种压迫成为人的解放的一项重要内容。近代的宗 教改革或宗 教革命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发展与普及，就是人类在自身精神领域争取和实现这种解放的典型表现。人类在这些方面不断获得解放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推动和促进人的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的价值不断得到肯定和提升的过程。凡是在这些方面起推动、促进作用的文化就是具有先进性的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主张顺应人的本性，合理地满足人的欲，统治者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 、“民为邦本”，要实施“仁政”、“德政”等内容，与文化先进性的这些特征是接近或者吻合的，是有利于推动和促进人的解放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封建社会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领先的地位，与儒家思想的这些核心价值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要特别指出的是，儒家的“仁政”、“德政”思想在实质上是从被统治、被压迫阶级或阶层、社会弱势群体或个体的立场出发而提出来，是为了争取和保护社会弱势成员的利益和权利。
关键词：仁；哲学基础；内涵；时代价值
“仁”观念是孔子学说的中心，《论语》58章中，记述孔子使用仁字达109次，均超出所用的礼、乐、道、德、义各字很多。而孔子所言“礼”、“乐”、“道”、“德”、 “义”，都直接或间接本着“仁”、又归结于“仁”；没了“仁”，“礼”、“乐”、“道”、“德”、“义”就成了空壳；没有了内容，或者不是“仁”这个内容了。用孔子的话说，这就是“仁而不仁如礼何，仁而不仁如乐何”。据此可知，孔子的道就是一切从“仁”出发，把“仁”贯穿于他的思想体系的全过程。无疑，“仁”就是儒家基本思想范畴的总的基础。
一、仁的哲学基础
有人说：孔子的仁，在认识论上，有唯物论的经验性质；在方法论上，有辩证法思维。这样从哲学高度的评价，是合乎实际，有其道理的。因为（1）唯物论的经验论，是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而孔子在如何让确立仁的概念上就明确地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说，能够从客观存在的现实之中抓住带有普遍性的典型事例，分析问题，找出原因，就可说是确立仁的方式。这个分析问题，找出原因的方式，亦即孔子所说的“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可知孔子的仁的概念的确立，是本着客观存在的，当然也是从社会实践中得出的结论。（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辩证法是普遍联系的科学。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孔子把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人的思维与客观存在普遍联系起来而统一考虑，反复分析、推理的交错复杂的辩证思维过程。孔子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换句话说，也就是他主张“学”、“思“兼顾。亦“学”亦“思”，这些就是进行辩证思维的过程，这正是孔子对自己确立“仁”的概念的辩证思维的说明。孔子的“仁”，由于具有人文主义、人道性质和上述哲学基础，因而几千年来，仁的抽象概念便成了真、善、美的同义词了。广大劳动人民一方面常常用作评说政治的标准，把暴政、苛政叫做“不仁”，把善政叫做“仁政”；一方面也常常用作评价人的标准，如说某人“仁慈”、“仁义”、“仁厚”、“仁德”等等。
二、仁的主要内涵
（一）爱人
“爱人”是孔子仁的实质和第一要义，也是“仁”在实践中正确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仁的活的灵魂和内核。爱人：是孔子自己对仁的解释。“樊迟问仁”，他答：“爱人”（《论语.颜渊》）。“爱人”是孔子仁的实质和第一要义，也是在“仁”的实践中正确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爱人”与“爱己”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在逻辑上，“爱人”是人与人的平等，是合理的；“爱己”是人与人的不平的，是不合理的。因此，要做到“仁”，起码就必须具有同情人的思想；因为同情就包含着爱的因素。若想做到“仁”的高标准，不具有爱人的思想那就更不可能。由此可知，爱人就是仁的本质，是仁的活的灵魂和内核。去掉“爱人”，仁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东西，成了水中之月。但是在宗法社会以家族为本位的时代，人们所爱的首先和主要的是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其次是兄弟、叔侄与诸姑、姊妹，即所谓人伦之爱。《中庸》载：“人者，人也；亲亲为大”。“亲亲为大”，意即，亲爱自己的亲属、亲族，就是最大限度了。显然这是做不到仁的高标准的。这一点，孔子可能观察到了。所以他教育学生们：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泛爱众”就是广泛地爱大众，也即博爱；而“亲仁”是亲近有仁德的人。这就意味着要确立“仁”的思想，就不能只爱自己的亲属、亲族，还必须广泛地去爱群众。“爱众”与“亲仁”，二者是“仁”的两个方面，是互为因果的，也都是做到“仁”的高标准的前提。当然一般来说，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只有阶级的爱；超阶级的爱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孔子“泛爱众”的博大意识和真理性。因为从古代历史看，就有过尧舜之世“矜、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礼记.礼运》）的“泛爱众”的原始形式的大同民主社会。孔子是“祖述尧舜”的，“泛爱众”的社会自然不能说是乌托邦了。
（二）忠恕
儒家仁学的“以一贯之”之道即是“忠恕”。“忠”与“恕”二者有着相互补充、相互规定、相互包含的意思，而“恕”更为基本。忠恕是体现仁的两个方面：也是做到仁的两种方法。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说，是。孔子走了以后，别人问曾子：这是什么意思？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合二为一，即是孔子的仁。仁的表现与外，需要由内向外的情操。亦即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换句话说就是有我做起。“忠恕”的这个命题，就是由内向外的情操的概括。二者的前提都出于诚。曾子所谓“诚于忠，形于外”（《大学》）；子思所谓“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中庸》）。这些言论都是合乎思维科学的。从字形看，忠是中心，中心亦是正中心。据此，可以说，孔子的“忠”是端正思想，是“尽己”，也就是求其在自我，端正对人对事的态度，主动地把与人的关系搞得合理；扎扎实实地把事情办得及时而漂亮。因此，又可以说，孔子的“忠”是自我及人的成人、成事的情操，也是体现“仁”的方法的积极的方面。“恕”是“推己及人”，即以己之心推理，去度人之心，一面主动地妥善地去处人，一面谅解人的不周之处。“恕”是孔子实现实践观察而发现人与人相处的一条法则，这条法则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因以人类社会的自然关系说，人与人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恕”可以相对消除对立而促进统一，使人与人的关系趋于协调或融洽。曾子所以断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换句话说便是：孔子的仁道，也就是忠与恕罢了。
（三）务实
务实是做到仁的态度，也即是要有仁的决心和老老实实的态度去确立“仁”的基本概念，实行仁道，才能取得“仁”的实际效果，否则便适得其反。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刚”是刚强，“毅”是决心和毅力，“木”是质朴，“讷”是说话有考虑，“近仁”是近于仁德，也是能够接近仁，走向仁的意思。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即是指花言巧语，说不得实际；眉飞色舞，装模做样的态度，是做不到仁的。孔子讲出了以上论点的根据，他答“司马牛问仁”时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讯乎”？在孔子看来，“为之难”，当然就必须下决心老老实实的实事求是的去学、去做，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三、仁的时代价值
孔子儒家仁的精神在这个大变迁时代，是重要的生存之道，处世之道。它探求发展的科学方法与理性思辩历久弥新，对时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一）仁道精神对于促进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儒家的仁道精神尊崇仁爱，其仁爱精神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在家庭关系中，讲究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在朋友关系中，讲究互信互义；在普遍人际关系中，讲究尊长爱幼、忠恕之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以家庭为核心而形成的各种人伦关系融洽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与否稳定。社会生活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而进行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是否健康有序，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秩序与状态。而这些活动的健康有序又依靠其活动主体自身的素质和相互间的关系。只有主体自身素质高，相互间配合默契，关系和谐，其所进行的活动才可能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进而由这些活动所组成的整个社会生活才可能是健康有序的向前发展。儒家仁爱精神是一种有益的社会粘合剂，今日人伦关系的融洽仍有赖于每一社会成员亲慈子孝、团结互助。儒家仁爱原则不仅适用于今天，而且正是当今人际关系中所迫切需要强化的道德准则。
（二）儒家的仁道精神有利于维持和平的国际环境。儒家的”仁”体现忠恕之道，它是人类的普世伦理。人类文明虽已走过了数千年的历史，而“人类文明”无疑存在着“人应友善地对待自己的同类”这一意蕴。如今世界仍然充满着以强凌弱、以富欺贫的现象，冲突与战争仍不断发生。当今人类要想和平共处，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就都要相互理解，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为他国着想，要有一种推己以及人的“恕道”精神；进而言之，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还要实行仁道主义，要加强对话，加强合作，相互帮助，共同进步，要有一种尽己以待人的“忠道”精神，要超越自我之小爱，提倡人类之大爱。
（三）仁道精神对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如今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让生态严重失衡，生态环境已经给我们了拉起了红色警报。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文明，帮助人类摆脱愚昧，无知的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不相容。恩格斯曾经说过“我们不要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人类总是牺牲自然来创造财富，而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才醒悟，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生命只有一次，地球只有一个，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来重新的认识了，保护环境，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事实上，孔子的仁学思想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善是保护生命，促进生命，使科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的原则；而恶只能带来毁灭生命，压制生命，伤害生命的发展结果。孔子在几千年前就提出了以山水为内容的生态名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这种乐山乐水的情怀将仁爱之心推及自然万物，把自然之物与仁联系起来，实现从对人的尊重到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生态的破坏是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的结果，随着人类保护环境意识的增强，人们已经认识到：只有尊重自然的规律，把仁爱之心推及到自然万物，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孔子的仁爱思想对于保护生态，建设生态文明，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孔子思想体系中“仁”作为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仁”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有内在的如何达到“仁”的境界，也有外在的如何实现“仁”的方式方法；小到个人理想人格的培养，大到治理国家的理想社会行为，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包括个体及群体生活在内的思想和行为各方面的理想人格修养体系。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及适用性，这也是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之所在。 “仁”作为古代的思想学说，体现出理性的思考方式，它有助于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人类的生存和文明发展，对于时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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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关键词：个人层面；儒家思想；关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021-02
党的十报告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问题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我国五千年文化孕育的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重视其理论渊源。笔者希望通过对两者思想的探析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发展。
一、忠君爱国
忠于国家和君主是我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夏朝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在君臣关系上，孔子曾提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可见其维护周王独尊的态度是坚决的。
1.要有民族责任感。在《礼记》中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其意指：使亲人父母受到尊敬为大孝，能够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和最基本的责任，仁义勇敢、舍生取义、冒死为国的人才能不辱没祖宗。这一标准被称为大义。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道德标准是相一致的，将自己与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因而我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族责任感，是有着其深厚的家国意识的。
2.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儒家爱国思想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忧患思想是个人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最后上升为一种推孝为忠、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爱国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在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儒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外延至社会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它培育了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形成了具有正义感的民族。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爱国精神，这有助于传承中国优秀道德传统，塑造和提升国民性格、精神、气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忠勤自强
儒家学说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对倡导和培养敬业精神十分重视。“忠勤自强”是其核心内容。
1.忠勤。“忠”指的是对自己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勤”是指勤勉奋发、尽职尽责。韩愈在《韩昌黎集》中说的“业精于勤”体现的是外在的道德行为的践行。忠勤精神能够激励人们为事业殚精竭虑，这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自强。敬业的精神气质在自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主要体现在内在修养和外在表现的一致上。每个人都应该充实自己的内在修养，再加上外在对事业的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坚持不懈的态度才能事半功倍；如若不然，对事业的追求就成了浮语虚辞。在这方面儒家非常重视，并且把它看作事业有成的保证。这体现在荀子的“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篇》）。意思是自强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持之以恒、不轻言放弃，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在儒家看来必须培养“弘毅”的品德，进而加强主体的自强性。
3.奉献。奉献指的是为了社会、国家和群体能够更好地发展，倾其所能，鞠躬尽瘁。但就社会而言，主要还是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扬奉献精神，才能保障社会的存在，促进社会的发展。《荀子・王制篇》中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才智，就会使这个整体形成强大的合力，从而产生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并取得最终胜利。
敬业精神作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促进着时代的进步。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乱作一团，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而这样的国家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
三、守言行诺
在儒家学说中，诚信是伦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诚实不欺、守言行诺。
1.诚信是立身之本。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说到做到、恪守信用的人。
2.诚信是交友之道。儒家学说把诚信作为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认为诚信待人是伦理道德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充分说明对朋友要讲诚信的重要性。孔子的弟子曾参，不仅主张对朋友要忠实守信，而且主张个人每天都要进行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此，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必然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
3.诚信是立业之基。荀子认为“百工忠信而不■，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百工”诚信，国家才能殷实富足。
4.诚信是治国之要。儒家认为，为政者治理国家、管理政务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取信于民。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诚信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思想，不仅为政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遵守，而且诚信还是国家道德标准之一，支配着国家运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诚信的国德就不可能有持久向上的国运。
四、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突出表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友善。在儒家思想中，人际交往的准则、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定国安邦的前提条件非友善莫属。因此，儒家的友善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方面的培育与践行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就个人角度而言。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孔子以“仁”的思想奠定了儒家基本价值取向，这充分表现了儒家友善观的核心是“仁爱”。由此可见，“仁爱”是儒家友善观的行为准则。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人们的活动范围拓展到更大的公共空间。然而，在当今社会人际交往中，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增进、社会矛盾的缓和以及人际关系的优化等等都离不开友善价值观。
2.就社会角度而言。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提倡的“和”实质是既要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必须适时制定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尊重主体的差异和个性，通过交流和沟通使得交际双方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人际和睦，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由此可见，“和谐”是儒家友善观的价值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的转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人们在学历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对富人、官员产生了逆反和仇视心理。友善可以让这些人理解国家政策，消除误解。由此可见，以善待人有助于消除不良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
3.就国家角度而言。孔子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用礼貌谦让的态度治理国家是不难的；反之就很难。“大同”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由此可知，“大同”是儒家友善观的理想境界。
政府通过对友善价值观的准确把握能更好地治理国家。首先，政府要对民众友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应当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协调并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为民众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其次，政府要对生态友善。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虽然在快速增长，但是没有足够地重视对环境的保护，致使大自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政府应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最后，政府要有国际友善观念。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们应该本着友善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的国际关系，从而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最终实现国泰民安。
五、结语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脱离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本源，必须将之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保持两者在精神内涵、血脉上的一脉相承的紧密联系。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的主干，通过挖掘使其丰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继承儒家思想，发挥其精神动力作用，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转化儒家思想，使其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开展教育、营造社会氛围、建设实验基地等方式，在社会上大力开展有利于传播、实践儒家思想的活动，将儒家思想内涵广泛地传播给社会大众，以取得人们的信任和支持，真正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实质，外化表现为自觉遵守社会行为规范和实践思想道德规范的多种行为，以此达到实现提高人们综合素质的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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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荆惠民.中国人的美德――仁义礼智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问题上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与我国五千年文化孕育的优秀的中华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因此我们要重视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重视其理论渊源。笔者希望通过对两者思想的探析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发展。
一、忠君爱国
忠于国家和君主是我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自夏朝开始就建立了统一的君主制国家。在君臣关系上，孔子曾提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可见其维护周王独尊的态度是坚决的。
1.要有民族责任感。在《礼记》中有：“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其意指：使亲人父母受到尊敬为大孝，能够赡养父母是最基本的孝和最基本的责任，仁义勇敢、舍生取义、冒死为国的人才能不辱没祖宗。这一标准被称为大义。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道德标准是相一致的，将自己与国家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关心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因而我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族责任感，是有着其深厚的家国意识的。
2.要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在儒家爱国思想中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最开始的忧患思想是个人的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最后上升为一种推孝为忠、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爱国思想的另一种表达。在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中，儒家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外延至社会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撑，它培育了中国人的是非观念，形成了具有正义感的民族。因此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大力弘扬爱国精神，这有助于传承中国优秀道德传统，塑造和提升国民性格、精神、气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具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忠勤自强
儒家学说主要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因此对倡导和培养敬业精神十分重视。“忠勤自强”是其核心内容。
1.忠勤。“忠”指的是对自己的事业的热爱和忠诚；“勤”是指勤勉奋发、尽职尽责。韩愈在《韩昌黎集》中说的“业精于勤”体现的是外在的道德行为的践行。忠勤精神能够激励人们为事业殚精竭虑，这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2.自强。敬业的精神气质在自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主要体现在内在修养和外在表现的一致上。每个人都应该充实自己的内在修养，再加上外在对事业的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坚持不懈的态度才能事半功倍；如若不然，对事业的追求就成了浮语虚辞。在这方面儒家非常重视，并且把它看作事业有成的保证。这体现在荀子的“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劝学篇》）。意思是自强是永无止境的，只要持之以恒、不轻言放弃，就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因此，在儒家看来必须培养“弘毅”的品德，进而加强主体的自强性。
3.奉献。奉献指的是为了社会、国家和群体能够更好地发展，倾其所能，鞠躬尽瘁。但就社会而言，主要还是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地发扬奉献精神，才能保障社会的存在，促进社会的发展。《荀子?王制篇》中记载有这么一句话：“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意思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发挥自身才智，就会使这个整体形成强大的合力，从而产生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并取得最终胜利。
敬业精神作为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文化资源之一，推动着社会的发展，促进着时代的进步。一个国家或民族如果没有这种精神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因为这意味着他人和集体的利益无法得到保证，那么整个社会就会乱作一团，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阻碍，而这样的国家民族是没有希望可言的。
三、守言行诺
在儒家学说中，诚信是伦理道德中的一个重要范畴。《说文解字》中说：“诚，信也，从言成声。”“信，诚也，从人言。”?@所表达的主要思想是诚实不欺、守言行诺。
1.诚信是立身之本。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说到做到、恪守信用的人。
2.诚信是交友之道。儒家学说把诚信作为朋友之间交往的基本道德准则。认为诚信待人是伦理道德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充分说明对朋友要讲诚信的重要性。孔子的弟子曾参，不仅主张对朋友要忠实守信，而且主张个人每天都要进行自我反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因此，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必然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
3.诚信是立业之基。荀子认为“百工忠信而不■，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百工”诚信，国家才能殷实富足。
4.诚信是治国之要。儒家认为，为政者治理国家、管理政务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取信于民。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诚信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思想，不仅为政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遵守，而且诚信还是国家道德标准之一，支配着国家运势。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诚信的国德就不可能有持久向上的国运。
四、仁者爱人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突出表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中的友善。在儒家思想中，人际交往的准则、社会和谐的基础和定国安邦的前提条件非友善莫属。因此，儒家的友善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友善方面的培育与践行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就个人角度而言。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不要强加在别人身上。孔子以“仁”的思想奠定了儒家基本价值取向，这充分表现了儒家友善观的核心是“仁爱”。由此可见，“仁爱”是儒家友善观的行为准则。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差别就在于血缘关系的逐渐淡化，人们的活动范围拓展到更大的公共空间。然而，在当今社会人际交往中，个人修养的提升、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增进、社会矛盾的缓和以及人际关系的优化等等都离不开友善价值观。
2.就社会角度而言。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孔子提倡的“和”实质是既要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必须适时制定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人民。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尊重主体的差异和个性，通过交流和沟通使得交际双方相互理解，从而实现人际和睦，最终达到社会和谐。由此可见，“和谐”是儒家友善观的价值目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于经济的转型、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和人们在学历和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人对富人、官员产生了逆反和仇视心理。友善可以让这些人理解国家政策，消除误解。由此可见，以善待人有助于消除不良社会风气、构建和谐社会。
3.就国家角度而言。孔子强调：“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用礼貌谦让的态度治理国家是不难的；反之就很难。“大同”就是人与人之间没有差异，国与国之间没有战争。由此可知，“大同”是儒家友善观的理想境界。
政府通过对友善价值观的准确把握能更好地治理国家。首先，政府要对民众友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应当从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协调并促进社会各方面发展，为民众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其次，政府要对生态友善。近年来，我国的经济虽然在快速增长，但是没有足够地重视对环境的保护，致使大自然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因此，政府应当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最后，政府要有国际友善观念。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我们应该本着友善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友好的国际关系，从而为我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最终实现国泰民安。
一、儒家廉政思想的基本特点
实际上，儒家廉政思想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各有其不同的时代特征。这里所说儒家廉政思想的特点，主要指传统儒家廉政思想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呈现出的共性特征。
第一，对廉政重要地位的认识――主张“以廉为本”。在贪官污吏盛行的封建社会，众多的儒家学者都十分重视官吏“廉”的问题，认为“廉为政本”、“廉为官宝”。实际上，这也是儒家学者们一以贯之的共同主张。在怀有入世之志的儒家学者那里，廉德自守问题不仅是个人的从政之本，更是关系政权巩固、国家兴衰的根本问题。许多儒家进步人士，代代相承，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呼唤廉政，颂扬清官，鞭挞贪官。《周礼·天官·小宰》中说，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日廉法，六曰廉辨。”后汉人郑玄对此注说：六事中“以廉为本”。班固在《汉书》中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说明为官不能不具备廉德。完成了儒家思想第二次改造的朱熹也认为，“廉”是为官从政者必备的一种基本的德性，他指出：“如今做官，须是凭地廉勤”。《牧鉴》引朱熹语说：“守官只要律己公廉，执事勤谨。昼夜孜孜，如临渊谷。”
毋庸置疑，儒家“以廉为本”的思想，是国人重自律、讲廉洁传统的文化支撑，客观上为历代王朝构筑了防范官吏腐败的第一道屏障，促进了古代社会的廉政治理。
第二，对廉政社会环境的认识――宗族社会助廉。梁启超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由于中国古代的家族结构从汉至近代一直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儒家廉政思想必然具有浓厚的家族主义特征。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孝”是维系家族内部各种伦理关系的重要的范畴，父母对子女有教令权，违犯教令者应受法律制裁。我国古代利用家庭伦理辅助教化的例子不胜枚举：晋朝名将陶侃任县吏时，曾利用职务之便把官府的咸鱼拿回家，受到母亲的训教并被责令退回；明朝婺源人江一麟因任州官贤明被提升，他在进京赴任前，请州民为之修船，少付了工钱，妻子认为应“如数偿之”，江一麟马上接受批评补足了银两，等等。应当看到，利用家族成员的亲情关系，使道德教育渗入到每个家庭，这不仅符合家族的根本利益，而且无形中提升了教育的实际效果，构筑起一道能够防微杜渐的“家庭防线”。
第三，对廉政实现途径的认识――从“重教化，轻刑罚”到“德主刑辅，宽猛相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重视道德教化与“礼”的作用，反对专任刑罚和“不教而杀”。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最好的状态是国家没有刑法，达到万事以礼为准的地步。孟子也坚信通过坚持不懈的“教人以伦”，可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强调通过人们的自我完善来达到社会的和谐。汉时“独尊儒术”，形成了“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治政理念。到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朝，儒家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推崇，统治阶级不断以法律的形式强制推行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引礼入法，“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这种既重视立法，同时重视教育的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成效，儒家思想由此一步步深入人心，法律成为体现礼教的手段。
二、儒家廉政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演进，最终形成了完备的儒家思想体系，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宝贵思想遗产，这其中包括散落于儒家典籍中儒家廉政思想。尽管由于受时代和阶级局限，他们的廉政思想还只是片言只语，没有形成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但是应当看到的是，他们提出的廉政主张和肃贪倡廉的措施，在客观上符合当时人民的普遍愿望，对促进当时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时至今日对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撮其精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廉政先廉吏”。儒家学者普遍认为，廉政必先廉吏。因此，在儒家廉政思想中，大多主张把“廉”作为官吏道德修养和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官员淡泊明志、慎独律己，做到“克己以廉”，提高自身克己奉公、反贪拒贿的素质。如果说“以廉为本”的主张为儒家廉政思想奠定了理论基调，那么，“廉政先廉吏”的思想则反映了儒家的具体廉政方略，是“以廉为本”主张的具体化。
廉政，归根到底要通过“为政者”的清廉体现出来。正是基于此，古代但凡接受儒家思想的统治者，一方面无不把选拔、任用廉吏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也不忘加强对各级官吏的廉政教育，使各级官吏兴廉让、励廉耻，做克己奉公的典范。因为他们认识到，廉洁作为官吏的一种德行，不是先天固有的，而是产生于后天的修养和教育；经过道德修养和教育达到的廉洁，是自觉的、自为的廉行，因而比刑罚高压强制条件下的廉洁具有更高境界。这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廉政方略，培养和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廉之吏。
2、“知耻而明德”。“耻文化”，一直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传之久远的行为准则之一，“知耻”与“”始终是评判行为好坏的道德标准。而“寡廉鲜耻”则是被看作道德沦丧、世风衰微的明显标志。儒家思想家认为，大之于治国平天下，小之于修身齐家，知“耻”与否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个精神标尺，也是鞭策和鼓舞人们挺身而立的内在动力。对此，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有句精辟的论述：“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严格来讲，“耻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治国要领。孔子则以“行己有耻”、“有耻且格”等思想作为教导学生修身明德的标准。至于《中庸》中的“知耻近乎勇”一说，则把“耻”提到一个较高的境界，因为必须有勇气才能知耻。孟子说：“人不可以”、“耻之于人大矣”，并且把它作为一切悖礼犯法行为的根源。欧阳修也认为，“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顾炎武一生就以“博学以文”与“行己有耻”作为自己学与行的两大主旨。凡此都折射出儒家“知耻而明德”思想：知耻是个人的立身之本。唯有知耻，方能弃耻向荣，才会见贤思齐，才能把良好的道德逐渐内化、固化为自觉的行为习惯。到了近代，康有为对此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明确地认识到，纠正风俗要从知耻做起，仅仅依靠刑罚而不教育官吏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上铲除腐败，这就进一步赋予了“知耻”的移风易俗功能。
3、“君子有敬畏自省之心”。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支撑，这就是儒家“畏”的哲学。孔子对此有“三畏”之说，即“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之中，天命，即“天所赋之正理也”，此乃人力所无可转变者，故不可轻渺之。他说：“五十知天命”，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在孔子看来，“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孔子又说到“畏大人”，亦即敬畏有道德者，大人的行为举止皆以道德为根本，躬身实践，是众人皆尊崇的，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汲取与参考，故不能不敬畏之。至于“畏圣人之言”，指的是古代先贤圣哲虽逝，但其言语长留于经典中，颇富教育意义，故亦不可等闲视之。因此，儒家学者更注重人的自律自省，《论语·学而》载：“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日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对错误和挫折进行深刻反思、抵制各种不良思想侵蚀的有效方法。
三、儒家廉政思想的几点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深刻变革之中，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呈现出各种社会思潮相互交错、相互激荡的复杂局面。这也对新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一步审视传统儒家廉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推动廉政文化建设深入开展。
1、“立志明德”，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修养。立志为修身之首。历史和现实表明，信仰和道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不仅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基。在年初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总书记指出，反腐倡廉一定要把加强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作为一个重点。那么，对领导干部来说，究竟有哪些修养方法能够实现个人道德的升华，促进自我道德人格的完善呢？首先，要“勤学以济德”。邓小平同志说过，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科学的理论，是思想的闪电，它可以照耀前进的道路，驱散心灵的迷雾，给人们指明方向并给予奋斗的勇气和力量。为此，领导干部应该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从不断的学习中汲取营养，充实知识，增强本领，使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使个人的品质、人格、见识、理论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时代要求相适应。其次，要“慎独以修德”。“慎独”作为一种道德修养的方法，最早出现于《礼记·中庸》篇：“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它要求人们在一个人独处、无人监督时也能做到“入暗室而不欺”，谨守道德规范，自律不苟。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慎独”既是一种修养方法，体现着领导者的自我监督、自我约束、自我完善的道德修养的自觉性；也是一种道德境界，体现着领导者内在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坚定性。它虽然着眼于“隐”和“微”，但却能知微见著。从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将为政之德自觉付诸人们“不睹”之处、“不闻”之域，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有修养之人。再次，要“纳谏以明德”。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历史上的任何杰出人物都难免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贤与不贤的区别在于对待错误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或“文过饰非”，或“闻过则改”。因此，新时期的领导干部要有开阔的胸襟，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特别是对那些逆耳之言，不仅要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睿智，更要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大度和“闻过则喜、自我否定”的勇气。惟有如此，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和领导水平。
2、“尊廉抑腐”，倡导党员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孔子对“政”字有个很好的诠释。他在回答季康子问政时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他的另一名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落脚点也在于此。在儒家学者看来，道德规范对人们的约束和驱动作用，完全可以通过各级官吏的表率作用来实现。常言道：“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干部”，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标杆、示范作用。因此，在当前的廉政文化建设中，我们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一方面大力宣传新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营造“尊廉崇廉”的社会氛围，激励更多的同志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率风气之先，垂道德之范，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不仅要在本职岗位上带头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当好人民公仆，而且要在日常生活中带头严格自律、严格要求，用自己的模范言行和人格力量为群众做出榜样，用实际行动为共产党员的形象增添光彩，为党的形象增添光彩。
关键词： 儒家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意识形态;社会思潮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1.11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王腾，王梅琳.从儒家思想的传播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J].克拉玛依学刊，2016（1）：60-64.
收稿日期：2015-09-21
作者简介：王腾，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王梅琳，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硕士生，研究方向：政治学基础理论与方法。
在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背景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没有既定的模式，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其策略的有效性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否内化于人们的心灵、外化于人们的行动并固化为人们的习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种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1]283-284因此，借鉴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传播经验，探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的思维、方法与路径，可能是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的共通性
（一）共同的本质：主流意识形态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思想、信仰、价值等，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式。
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精神领域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确保封建社会系统得以运转、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基本精神依托，表达着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心理上的认同。儒家思想成功地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这使它不仅成为封建王朝的指导思想，而且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润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中，内化为人们的价值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首先，“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7。因此，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道义基础，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和价值界定，构成了国家合法性的依据。其次，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形态中人们利益的观念表达，它凝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生活的基本认知和利益界定。
（二）共同的任务：引领社会思潮
社会思潮作为一种流行的思想倾向，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具有一定影响。任何社会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思潮的主流引领，那么很可能出现意识形态的“失语症”。
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虽享有“一元独尊”的地位，但也经常面临各种非主流思想流派的影响。例如，在儒家思想发展过程中，它曾面临与道教和佛教争鸣、整合社会思潮能力弱化的境况。儒家思想在此背景下，兼取诸学之长，引进道家和佛家思辨体系，发展出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宋明理学，从而实现了对其他文化的引领和整合，成就了一元多样的儒家思想体系。
当今中国正处于“多元信息交汇，多方位价值取向交叉，多意识形态并存，多元文化共生，传媒多向发展”[3]34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在思想舆论阵地争夺话语权，以影响社情、民情和舆情。指出：“我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4]93因此，作为我国现阶段凝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能够“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在多变中定方向”[5]15，以引领社会思潮。
（三）共同的功能：塑造国家认同
国家建立在人们认同的基础上，国家认同确立起了民众对国家牢固的政治想象，确保了国家存在与发展的稳固心理基础。那么如何塑造国家认同？实践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在国家认同塑造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儒家思想而言，一方面，它以“君权神授”为封建国家做辩护。封建国家被认为是受命而王，担负着天下一统的重任。这种赋予国家超验存在的做法，提高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与崇尚。另一方面，它通过血缘认同将家、国、个人三者联系在一起。儒家思想认为天下一家、同出一源。这种赋予国家现实存在的做法，确保了国家认同的个人与社会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国家认同功能的途径则包括：第一，它致力于增强我们制度的吸引力，提高民众对国家制度的认同。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人民群众最广泛的利益，反映了人们达成的制度共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从而为制度的有效运作赢得了人们的认同和支持。第二，它致力于增强我们文化的吸引力，提高民众对国家精神的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追求，表达了民族文化自信，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增强了国家认同。
二、儒家思想传播路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启示
儒家思想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发展、传承中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条传播路径，有效地引领了社会思潮，塑造了国家认同。从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通性出发，儒家思想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中加以借鉴。当然，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的思维的最本质的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6]392，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阶级本质、制度架构和风情民俗等诸多方面，都与传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人们的价值观念更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借鉴传统儒家思想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二者的差异加以甄别，不可对其盲目照搬。
（一）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
1.与政治权力结盟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向权力靠拢是其传播的有效策略。传统中国一元化的政治结构决定了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成为统治者的必然诉求。为此，儒家思想以“独尊儒术”为契机，在“建设一个拥有天然合理性的终极依据、涵盖一切的理论框架、解释现象的知识系统以及切合当时并可供操作的政治策略在内的庞大体系”[7]258之后，获得了官方实践，取得了权威地位，成为统一各种思想、衡量各种事物的标准，在传播体制上实现了“一元独尊”。
从儒家思想传播的基本经验来看，主流价值观要获得最广泛的认同并保持稳定性与持续性，国家的支持和推广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因此，一方面，作为包含民族禀赋及当代中国精神价值信息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应该加强对社会实践的理论建构力和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理论解释力，并时时反思理论体系与社会发展二者的契合性;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社会治理都必须很好地体现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确保核心价值观的主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的现实语境是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观念体系或群落，而多元文化存在的必然性意味着建构一元化价值观企图的破产。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必须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异质价值观，唯此主流价值观的地位才能得到彰显和维护。
2.与教育制度联姻
儒家思想能够成为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其制度设计是分不开的。在儒家思想观念和经典的传播中，最核心的设计莫过于科举制。科举制以儒家思想经典作为考试的中心内容，以儒家思想理念作为选官用人的基本标准，搭建了儒家思想与教育、选官制度的桥梁。因此，科举制极大地促进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关注，使儒家思想从外在的强加转化为内在的自觉，最终促进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儒家思想与科举制度联姻的经验启示我们：“任何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都不可能自发地形成并发挥作用，它必须依托一定的制度基础才能切实发挥道德教化、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效能。”[8]17因此，唯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制度规范建设的全过程，即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和要求渗透和体现到制度设计、政策法规制定和社会管理之中，才能确保人们在理性自觉的基础上发挥其价值判断力和主观能动性。在制度设计中，尤其要注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当中，因为“教育，尤其是健全的教育，能够为某种普遍价值理念和伦理规范的主体内化提供并建立较为广泛具体而持续有效的传播方式、解释资源、知识和智力支持、接受机制”[9]124。
3.与政治权威关联
在儒家思想看来，最理想的传播方式是身教而非言传，正所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0]187-188可见，儒家思想推崇的是人们自然而然地接受并转化为自发行为的传播方式。而且，儒家思想首先强调统治者身体力行，因为“从道德认知发展来看，道德的内化……是由‘外’向‘内’的同化依赖外部规范的结构重组以及同化这些规范的自我的结构重组”[11]104。其实质是借助于政治权威的力量来传播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同样需要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发挥政府的示范作用。诚如霍尔巴赫所言：“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12]330道格拉斯和瓦克斯勒也指出：“政府是一个感染力极强的以身示教的教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是以自己的楷模行为教育整个民族。”[13]387-388在公权行使过程中，它自身的道德品质是社会道德建构的核心，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4]2461是也。政府核心价值观的树立和政府履行核心价值观的德行具有广泛的社会示范效应与影响力，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无疑具有显著意义。
（二）自下而上的传播路径
1.代际普及机制
社会层面的私学教育，尤其是童蒙教育是儒家思想实践与养成的重要一环。童蒙教育重点在于道德规范的养成和行为习惯的训练。它的特点是富于形象性，形式是生动的故事和易于吟诵的诗歌。童蒙教育的特点和形式使儿童初步形成了与儒家思想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并在日后的生活中积淀为做人处世的价值内核，形成符合儒家礼仪的人格。可见，童蒙教育是儒家思想在民间广泛传播与代际普及的重要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渗透到社会领域也需要学习儒家思想传播的代际普及机制，使自身融入童蒙教育的过程中。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我力求做到使每一个孩子在其童年时代的思想意识之中，都能确立对我们的祖国、人民那种道德上神圣的东西的信仰，而且这种信仰是牢不可破的、毫不动摇的、坚定不移的。”[15]197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和践行唯有从娃娃抓起，才能抓住未来、管住长远。我们要依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运用通俗易懂的卡通动画、识字读物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儿童的心灵中，为其传播打下基础。
2.情感渗透机制
儒家思想以把个体消融于家国为设计理念，形成了家国同构的同心圆结构。因此，家庭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古代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家庭是孩子接受道德教化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的作用不容小觑。“如果说，学校的教育是道德教育的主体，那么家庭教育则是学校道德教育的奠基者。”[16]282在少年儿童心性未定的时候，父母对其进行儒家伦理道德和立身处世规约的教育，无疑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儿童，这就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最基本的环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想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也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唯有家长身体力行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孩子才能对其产生情感认同。如果缺乏情感的内驱力，外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无法进入孩子的世界的。虽然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今社会家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家庭教育的作用仍不容小觑。
3.基层扩展机制
在传统中国，儒家思想十分注重对基层乡里的渗透，其中乡规民约是儒家思想的典型制度表现。作为社会成员制定的共同行为规范，乡规民约得到了乡民普遍遵守。通过乡规民约，儒家思想逐步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内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心态，外化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基层乡里由此成为儒家思想传播与普及的重要场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也应重视基层传播。一方面要加大对基层干部的教育培训，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播种机。须知“积极健康向上的思想和精神在人们心里播下种子，就能生根、开花、结果，就能转化为崇德向善的实际行动”[17]21。另一方面要在乡规民约中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乡规民约相结合，使个体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反复教化，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观念性的事物转变为惯常的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内在需求。
三、结语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地创新和发展。”[17]22儒家思想传播的成功经验，为我们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不竭之源。从儒家思想传播经验中汲取营养，无疑会“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18]，最终“形成知而信、信而行、行而成的衔接递进、互动共进的良好局面”[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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