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儒家文化德育高校韩国
0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对大学生进行公民道德教育。目前，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实效性低迷，大学生不守诚信、挥霍浪费、个人主义等违反公民道德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引起了政府、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当今世界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随之出现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衡等一系列现代问题，使儒家文化又一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目前，韩国是世界上儒家文化传统保留最多的国家，韩国将其作为自己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韩国对儒家道德思想的发展和实践，不仅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促进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完善、提高大学生道德规范和道德水准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
由于儒家文化存在某些封建思想等消极因素，致使在我国近现代史上，儒家文化被多次批判，几乎被全盘否定。
在现代韩国社会，传统悠久的儒教道德思想至今还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例如爱国守法、敬业奉献、孝敬父母、尊重他人、遵守秩序、注重礼仪等。同时，儒教文化主张仁政，强调社会秩序和国家权威，宣扬集体主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激励民众为集体和国家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这些都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实践表明，儒家道德思想在规范人们道德行为方面是具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发挥儒家文化的道德规范作用，挖掘其丰富内涵，并与高校德育工作相结合，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2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
儒家文化在我国近现代史上遭到多次批判，最主要的原因是儒家文化存在消极的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从社会宏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所推崇的伦理关系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但社会缺乏以法律为基础的制约力量，并且监督机制不完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品行和才能；从社会微观层面上分析，儒家文化注重家庭生活，强调上下的人际关系，这些思想淡化了公平和法律意识，无视平等的人际关系，导致了社会各项活动中“论资排辈”、“任人唯亲”等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大大降低了社会管理的效率。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在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同样，我国高校在积极发挥儒家文化道德规范作用的同时，一定要正视儒家道德思想的时代局限性，采取有效的教育措施。
3汲取韩国道德教育的成功经验
韩国在对民众进行道德教育时，采用了行之有效的方式，这为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1德育内容具体化
目前，我国高校德育工作效果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育内容过于抽象和理想，脱离现实生活，这一方面使受教育者不容易理解德育内容，另一方面更不利于他们去实践。
韩国政府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都注重与现实生活相结合。面对个人生活，主要进行“端正、诚实、节制、深思、创造”的教育；面对社会，主要进行“宽容、爱家庭、和睦、亲切、公益精神、责任意识、团结合作以及公正”教育；面对国家和民族，进行“三爱”教育，即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
德育内容的具体化有助于大学生的理解和接受，也有助于他们进行德育的实践。
3.2德育工作层递性地展开
韩国的道德教育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四个阶段，并且层递性地开展。小学道德教育包括“个人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三大部分；初中主要是关于“人际关系与各种礼节”的教育，提倡学生之间互敬互爱和协作精神，培养学生尊老爱幼的思想；在高中，主要教育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培养“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的精神；大学里设“国民伦理”科目，主要目的是让学生把吸收近代科学技术与自立意识结合起来，奠定为国家发展作贡献的精神基础。
我国高校的德育工作也应该遵循这种层递性，根据不同年级学生不同的心理和思想状态，设置不同的德育内容，逐步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全面的道德情操。
3.3形成社会道德教育氛围
道德教育是一个民族问题，只有得到整个民族的支持，才可能取得显著的成效。在现代韩国社会，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昔日儒家道德文化的统治地位正受到严峻挑战，为继承传统，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比如在儒家学术界和民间，设立了很多研究儒家文化的学会、研究所和研究院等，这些组织经常举行年会和各种研讨会，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他们以弘扬和实践儒家文化为己任，对推行儒家文化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正是由于韩国整个社会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形成了整个民族的道德基础，有助于整个社会道德取向的形成。所以，我国社会应该努力形成浓厚的德育氛围，这对高校的德育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强劲的推动作用。
高校德育工作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新时期背景下，高校德育工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实践和发展，为我国高校开展德育工作提供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我国高校要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高思想道德教育的实效性，努力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杜成辉.韩国儒教的历史和现状.大理学院学报.2006，11(5).
[2]崔志鹰.儒教文化与韩国现代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8.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文化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以文化为依托和基础，需要构建文化载体并以此来推进思想政治研究和实践的开展。因为思想观念和政治理念是融入文化之中，并且是通过某种文化形式得以体现的，所以有专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还是一种文化教育。文化的传承性使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远离传统，“教育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一种生命机制，没有文化传统就不会有教育，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教育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虽然是新时代的新产物，但它并不是凭空创造的，不是空中楼阁。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形成的，所以它必然存在对传统教育的传承与转化。
儒家文化“礼”思想中的理想人格培养理念有助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儒家文化提倡君子应“志于道”，视“道义”为最高的价值目标。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孟子也主张：“舍生取义”。儒家文化将“道义”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也将它作为“成人”的根本标准。“使人从被世俗功利所压迫和扭曲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完善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道德教化思想有助于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将道德教育作为基础内容，正是认识到了“良好的道德品质不仅是国家社会对个人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个体自身健康成长的内在需求，它对每个人的学习、生活、工作产生着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启示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蕴含的教化理念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结合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内容是道德教育，实际上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却存在诸多问题。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只注重道德观念的灌输，对于道德实践活动就缺少督促和组织。我们今后在道德教育工作中所要做的就是，借鉴儒家道德教育模式，将道德教育和受教育者自身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相结合，将道德观念的灌输融入到受教育者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第二，儒家“礼法并用”的管理手段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核心以及最具特色的内容就是“礼法结合”“礼法并用”这样一种治理国家和管理民众的思想策略。形成了儒家的“礼法”并用的教化管理理念，也构成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基本结构。这是一种双重的教育管理模式，道德教化和法律规制互相渗透，从而使两者相辅相成，有机结合。
二、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一）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目的和价值上存在着冲突
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从其性质上来看，是儒家所提出的一种治理国家、教育管理民众的一种政策和手段。这种政策和手段是儒家为统治阶级献出的“良策”，其目的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和利益，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
与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不同，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着眼点是受教育者，也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就是灌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就是：“在灌输科学理论和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引导人们走向健康、科学的发展道路，促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将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发展统一起来，从而进一步地促进形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某些腐朽和落后成分不适应当前的时代环境
首先，礼教中的专制主义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思想文化，它的礼教内容不仅蕴含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而且礼教的方法和手段也存在着专制主义的性质。时至今日，“这种专制主义的惰性因素依然在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者的头脑中保留了痕迹，导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自觉不自觉的垄断倾向。”这种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痕迹的教育模式，与当今时代的社会环境是格格不入的，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流于教条、空洞。
其次，礼教中的等级观念不适应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环境。儒家所推行的礼教内容中，等级观念的灌输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种教育内容是明显带有“奴化”的性质的，在当时封建社会的制度体系下是一种需要，在现今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则是一种腐朽、落后的思想。
三、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批判地继承
首先，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传统要同现代实现有机结合，首要条件就是两者必须具有结合点。没有结合点，两者的结合将无从实现。”我们要通过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那么我们就要在批判继承的过程中，找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点。这样，才能准确找到批判继承的路径，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切实有效地达到批判继承的目的。
其次，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和综合创新。所谓“现代诠释”，是要求我们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所包含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予以发掘提炼，并赋予其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含义。要完成这个创造，必须首先实现对儒家文化“礼”的思想的现代转换。这样才能做到既源于传统又超越传统，最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融。所谓“综合创新”，指的就是将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中的积极合理因素与当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同时，要将批判继承儒家文化“礼”的思想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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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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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儒学的命运
自新加坡会议到现在已有二十多年，当年在会议上国际著名儒学家杜维明教授对近百年儒学的命运有点悲哀，一再用“儒门淡薄，花果飘零”这几个词来形容当时儒学的处境，而今天我的看法是“百年儒学，衰极而兴”。
百年儒学的命运大致可以分四个阶段观察。第一个阶段从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贬孔废经，批儒崇西”的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批判封建专制的主流应该肯定，但“五四健将”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将孔子、儒学与封建专制主义混为一谈。须知传统的礼教固然有压抑人性的一面，但传统儒学与礼教又有“养人”的一面，对中华传统美德的培养，对人文精神的培养，儒学都有很大的功劳。第二个阶段基本是从二十年代的 “科玄大论战”开始，实际是“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一批主张西学的学者和一批主张传统儒学的学者进行论战。当时西学派的人叫主张儒学的这些人为玄学鬼，所以叫“科玄大论战”。从“科玄大论战”到五十年代，一些新儒家学者也开始反思两千年的儒学传统，开始考虑如何引进西学、重接儒学的问题。后来出现一批现代新儒家学者，以马一浮、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进行着孤军奋战式的理论创新活动，儒学在衰落中开始转型，其特点是在坚持儒学道统立场的同时吸收或涵盖西学的普世价值，形成了新心学、新理学、新经学等新儒学理论形态。第三个阶段是从1949年建立新中国到1976年“”结束，是中国大陆在思想上“尊法反儒，打倒孔孟”的时代，而在“”中发展到全盘反传统思潮的登峰造极地步。当时的口号是“怀疑一切”“两个决裂”“批儒批孔”，对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儒家的传统精神都进行了批判和否定，儒家与儒学沦落到极端卑微的地步，只有几朵花果飘零在港台与海外。第四个阶段是伴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的中国和平崛起大形势，儒学进入了“拨乱反正，衰极而兴”的新阶段，出现了“文明对话”论、公民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民主仁学、新仁学、新儒教等多种儒学新论述，可以说，当代中国开始了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这是我对百年儒学命运的基本概括。
二、儒学在当代的复兴
关于儒学在当代的复兴我是持积极态度的，我曾专门撰写文章进行论述，并概括儒学复兴的十大表现：举行国内外会议，创立儒学团体，建立研究机构，兴办孔子学院，塑孔子铜像，定期举行祭孔、祭儒活动，建立孔庙书院，出版大量与儒学相关的专著、丛书、期刊等。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政府改变了对儒学的态度，八十年代以前政府对儒学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拨乱反正”以后政府对儒学的态度有从容忍、观望到参与、积极支持这样的一个转变。比如，我在浙江省办了一个浙江省儒学学会，这完全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是得到了浙江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为学会拨经费，提供会场、办公室等，这是政府态度的一个变化。政府的态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渗透很多儒家元素，比如“实事求是”就是从儒家来的，汉代就已经有了，此外还有“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以德治国”等。
但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儒学复兴并不是说要儒学包打天下。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文化也是多元存在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它作为多元文化中“一元存在”的价值。儒学在提升民族的道德人文素质、推动民主仁政方面，将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和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方面，将起到主导性作用，但它与其他文化形态是兼容并蓄、共存并进的，并不是排斥其他文化形态而独尊儒学。我们不能要求儒学在一切领域都包打天下。如在市场经济领域，自由经济、竞争求存等不是儒家所长，我们可以吸收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来发展经济。又比如说，在法治社会领域，儒家历来讲礼治，在法制方面相对来说就不那么健全，西方的法治有许多优点，我们完全可以移植过来，在社会治理方面礼法共治。
三、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前面我们提到，儒学作为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在建设民族精神家园及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主导性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儒学的核心价值，儒学与当代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又有怎样的关系呢？
所谓“核心价值”，是一个民族、国家或社群在长期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根本、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念。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核心价值既是历久弥新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例如，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化积淀中形成的最核心的观念是“仁”，最根本的精神是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人文精神。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是“仁本礼用”或“仁义礼智根于心”，汉代至明清封建社会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是“三纲五常”。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以“仁”为根本之道，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智勇和敬、温良恭俭让为基本范畴的道德人文主义的价值体系。
近百年来，摆在我们中华民族面前的有三类核心价值，其内涵、范畴与根本精神各有特色。一是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和、敬等，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以德为体，以和为贵”的道德人文主义价值观；二是西方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其基本价值观念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法治、科学等，本质上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人权主义价值观。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其基本观念是民主、平等、正义、公正、尚群、均富等，本质上是以平等正义为核心的公权主义价值观。我们今天讨论核心价值观，应该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综合吸收上述三种价值观中的优秀元素，推陈出新，在当今时代条件下塑造当代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古人云：“衣食足而知荣辱，仓廪实而知礼节。”在中华民族全面复兴、中国进入和平崛起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建设我们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已经是当务之急。在这个思想传承创新过程中，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一脉相承的。前者是后者的思想基础、内在依据，后者是前者的推陈出新、发扬光大。例如，总书记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是传统文化道德价值“忠、仁、智、勤、义、信、礼、廉、耻”的现代版。十政治报告中所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总共二十四个字，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有十六个字来自儒家核心价值体系，即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有八个字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即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有六个字来自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价值，即平等、公正、民主。可见，我们现在提倡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实际上是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价值观。
四、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
在座有很多的教育工作者，接下来就着重谈一下我们应如何推广儒学教育。我认为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过去“贬孔废经”，给我们的教育造成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是用知识教育代替道德教育，第二是用科学教育抹杀了人文教育。我们可能培养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奥数可以得第一，但没有道德，对父母亲不敬不孝，这样就造成了教育的缺失。
推广儒学教育可以说是在弘道，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和行动。刚才我们说推广儒学教育重在普及儒家经典，“六经”是最重要的经典。马一浮是我们公认的国学大师，他说：“国学者‘六艺’之学”。他所谓“六艺”就是“六经”，那么国学就是“六经”之学，“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说。在他看来，《乐经》虽然没有传下来，“六经”变成了“五经”，但“乐”的文化精神仍然保存在“五经”中，尤其是在《礼记》中。马一浮有一段话，我觉得可以为大家念一念，他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见闻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国学教育的重点就是吃透“六经”的精神与义理。现在学校教育的一大缺失，就是缺乏国学经典教育。经典教育不能推展，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无从了解，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就无法在人民心里扎根。所以必须恢复儒学与国学的经典教育，特别是“六经”教育。但“六经”毕竟是两千年前的经典，读起来很难，理解也不容易，而且许多内容今天已经过时。因此开展经典教育就得有选择，有重点。把握其精神，方法上要先易后难。比如“四书五经”，应该先读“四书”，再读“五经”。“四书”以《论语》为重点，“五经”以《周易》《礼记》为重点，兼及其他。在高等教育阶段要读“四书五经”，中学教育可以重点读《论语》《孟子》，小学教育阶段只要读经典普及性读物如《三字经》《弟子规》，加上《论语选读》即可，不必全读。
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国中学生的道德面貌还是以思想活跃、积极进取、健康向上为主流的。但在新旧体制、观念、道德不断撞击、混杂的过程中，尚未成熟的中学生们缺乏社会经验，对良莠不齐的社会现象分辨不明，常常因此表现出一些令人堪忧的道德现状及趋势。面对这一现实问题，虽然近些年对中学德育工作的投入不断加大，但实际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我国中学德育所面临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体看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德育工作在中学教育工作中地位不高。许多学校仍以分数作为衡量学生的标准，忽视淡化了对学生个人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与考核，使中学德育陷入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久而久之，势必会导致学生的思想道德、心理素质和人文素质等方面日益变差，缺乏正义感、社会责任感和对国情、民情及法律的权威地位的认同感。二是中学德育内容、教学手段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中学德育的目标设置大而空、内容枯燥，缺乏切实性。而过于理想化的目标内容下的德育活动对于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的中学生来讲，只能肤浅的理解它，并不能从内心认同它，也极易产生逆反心理，再加上单调的、说教式的德育方法，导致教育成效不佳。三是中学教育外部环境纷繁复杂，给德育工作带来重重困难。一方面，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国内外环境比以往更加复杂，各种价值观念冲击着中学生尚未成熟的心灵。另一方面，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大众传媒和网络向学生们传播大量的复杂信息，而中学生的是非辨别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和选择能力还不足以抵御网上不良信息的诱惑和侵害，加上他们好奇心旺盛、喜欢追求刺激，极易迷失自我甚至道德沦丧。
二、中学德育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儒家是由孔子于春秋末期创立的学术派别，居先秦至汉初“九流十家”之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于儒家思想，吴光先生在《21世纪的儒家思想定位》一文中有如下的理解：儒家思想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世俗文化。作为这种文化之核心部分的儒学，是由孔子创立并由历代大儒学家丰富和完善的，是以“仁”为本的东方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哲学。而作为儒家思想中重要内容的儒家德育思想，则指的是儒家学者关于思想道德教育的系统理论、主张以及方法、原则等的总称，它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自古就是德育思想体系的主干，它为我们开展中学德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即使是在当今社会，儒家思想仍旧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将儒家思想应用到中学德育的实践中，符合中华民族的自身特点。当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儒家思想毕竟产生于封建等级社会，必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历史局限性。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坚持正确的教育方向，对儒家思想加以批判地吸收，将经过提炼的正确的有价值的思想融入到中学德育中，使学生们熟悉、了解、掌握并最终化为一种自觉的行动。
三、儒家思想对当前中学德育工作的启示
（一）利用优秀的儒家思想为当今中学德育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
第一，心怀国家、兼济天下。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儒家精神逐渐成为近代爱国主义思想的真正源泉。将儒家思想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融入到中学德育中，可以培育中学生的爱国情怀，使其明确自身的历史责任，进一步激发学生们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爱国热情。第二，刚毅自强，持之以恒“。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坚忍不拔的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儒家所积极倡导的人生理念。儒家思想的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能激励人们积极向上，是当前中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力量。为此，在中学生中必须大力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中的自强不息的人生格调，着力培养他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的人格精神。第三，仁者爱人，注重礼孝“。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入则孝，出则梯”（《论语•学而》），“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强调仁爱思想由血缘亲情而生；二是“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关系，将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在高速发展的今天，这种“仁爱”思想对于净化中学生的灵魂，净化社会风气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中学生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个人与集体、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第四，诚实守信、见利思义“。诚”“、信”作为做人做事的最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为历代思想家所重视，也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荀子•不苟》）“。诚”就是表里如一，坚持原则，不掩过失。对于“信”，扬雄把它解释为“不食其言”（《法言•重黎》）。“义利观”更是儒家思想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义者正也”（《墨子•天志下》）“；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管子•心术上》）；所谓的“义”就是道义、信义，是人与人交往应遵循和追求的准则。“利”，即指功利、私利。“见得思义”，指每有所得都要考虑一下是否正当，是否是不“义”之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钱与道德之间的矛盾问题突现出来，指导中学生把握好义与利的辩证关系是十分必要而且迫切的事情。特别是在人生的价值取向上，应该让学生认识到，除了满足物质利益的需要外，还应该追求高尚的情操和道德境界，保持人格的尊严和价值。我们要汲取儒家思想的精华，教导中学生做一个诚实守信、忠恕宽惠的人，为中学生形成朴素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基础。
（二）利用儒家思想进行中学德育的方法及途径
首先，身教示范。儒家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视教师的躬行示范，强调道德榜样的作用，并且提出了一整套身教示范的思想。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教师的言传身教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德育教师要首先善于从儒家道德教育传统中吸取养份，加强自身建设，然后再言传身教地去建构学生的品德美、行为美。同时，学校也要不断推进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规范化，对教师师德提出明确要求，通过教师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来促进中学德育工作水平的全面提高。其次，启发教育。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在很长时间里，我们的许多德育教师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学生学习十分被动，这有悖于教学规律。中学生的思想品德还处于发展的阶段，其道德修养的形成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与启发。因此在今后的德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启发诱导、旁征博引，引导学生开动脑筋，积极思维，主动实践，这样才能使学生最终形成一定的观点和思想品德。其三，学思并重。儒家思想强调学与思相结合，提倡受教育者在道德修养上的自学与深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孟子提倡的“反省内求”就是“思”的具体运用，荀子在《性恶篇》中，更明确地提出“积学而不息”的口号。因此，当前在对中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在学习道德理论基础上，积极思考伦理道德规范的深刻内涵。另外，如何正确地对待错误、缺点也是道德教育中一个重要问题。孔子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犯错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勇于面对和改正错误“，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也”（《论语•卫灵公》）。因此要积极引导学生经常做自我反思，并与同学、老师、家长及时交流，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其四，注重实践。儒家传统道德教育特别强调通过身体力行，躬行实践达到知行统一。儒家学者认为道德品质的优劣是通过实践来衡量和反映的，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也证明，只有在实践活动中学生才能充分发挥自觉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当前我国的德育要想取得成效，就必须将德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让中学生在实际的生活中学习道德行为规范。学校要积极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使其从所参与的实践活动中体会个人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肯定自己的同时也能主动关心他人、家庭和社会，从而真正发挥道德教育的功能作用。其五“，三位一体”。中学生的成长主要受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影响，在开发与利用儒家思想的德育资源过程中，要努力把这三方资源结合起来，形成“三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孝悌、慈爱、和睦、友善、尊老爱幼等儒家伦理观念都通过家庭的感染和父母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教育着中学生的。社区是中学生重要的生活场所，也是道德品质形成的实践场所，在社区中形成良好的风气和环境对中学生有深远的影响。新闻广播、文学影视和网络等这些大众传媒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大众媒体的作用，以优秀的儒家文化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帮助中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结语
1.儒家伦理道德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可行性
在教学目标方面，儒家选择以“君子”作为人才的培养目标，而这种目标的本质是要求道德与知识在同一水平上的。而当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也是重视道德与知识的培育。在教学内容方面，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道德教育。儒家所提出的“忠君爱国”思想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谋而合。另外，儒家伦理道德观在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传承，其已经深深的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潜移默化的成为了人们待人接物的处事原则。当代大学生就是在这浓厚的儒家氛围中成长的，高校学术对于儒家思想都有一定的认知与肯定。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儒家伦理道德观是十分可行的。
2.儒家伦理道德观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2.1注重思政教育的结合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首次提出了“因材施教”这一教学理念，即为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教育。孟子的“兼中则衡”同时也要求了教学者要客观、细致、全面的看待问题，要主义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因此，高校要根据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充分结合当地的传统文化优势，将儒家伦理道德观渗入到高校思政教育教材。将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将儒家伦理道德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互相补充，互相吸收，这样不单单可以让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了解儒家伦理道德观，同时还有利用儒家伦理道德观的传承。
2.2构建良好的高校教育环境
儒家一向重视学习者的客观环境对于学习的重要性。“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之？”孔子认为，只有居住在仁德的地方才能有利于学习。又例如，《孟母三迁》的故事也再一次证明了教育环境对于学习的重要性。教育环境会给教育活动，教学质量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在开展高校思想政治的过程中，也必须重视高校的教育环境。高校的基础设施是进行高等教育基础。高校中是否具备和谐优美的自然景观与建筑设施会直接影响到高校的形象以及学生对高校的影响。重视校园物质文化建设不单单是高校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进行环境育人的需求。建立完善的校园环境制度。重视内部管理工作，形成健康、积极的校园文化，让学生能够增强道德意识，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深入，带领高校的校园文化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2.3重视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孔子的“因材施教”理论十分受用，一直被沿用至今。这种教学方式体现了针对不同的学习者，需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同时，孟子的“教亦多术”原则也体现了教导人的多种教育方式。而在目前网络媒体大行其道的现代社会，高校应该将这一传播平台重视起来，在网络平台上鼓励大学生能够自主的认知、接受儒家文化，t步丰富大学生的思维修养。首先，高校可以从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开始，其内容主题主要是紧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教育，密切结合当前时事，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开展民族精神教育，全面提升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其次，高校可以通过网络平台的便捷性进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与形式的创新。例如，可以丰富网络资源，吸引大学生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又例如，可以在网站中添加有关于儒家经典人物或名言的视频，让学生能够直观的认识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儒家伦理道德观对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需要深入的挖掘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提升自我的修养与素质，改善高校教师与学生的道德水平，还能够基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多的实用途径。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结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对于形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存在一定的创新意义。
摘 要：儒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要代表，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由春秋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孔子所创。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发展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在了解儒家文化在我国古代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析和论述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儒家文化；作用；价值；积极；消极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
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至今， 儒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按照儒家文化的发展阶段可将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的发展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儒家文化的开创期。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在这里，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官，孔子的解答是，“做事时懂得廉耻，出使各国能完成国君交付的使命即可”。这是孔子对“士”的标准，也是原始儒学思想的一个集中体现。在先秦所处的春秋战国时期，原始儒学提倡的道德修养说在“士”这个阶层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原始儒学的理想政治制度和治国原则为一统天下、礼义王道为上。仁与礼的统一是孔子为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社会、伦理模式。①由于和当时四方割据的时局大相径庭未受重视，故而儒家文化最开始只是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
（二） 两汉时期
从汉初对“六经”的教授和研究，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不仅吸纳并发扬了荀子关于礼法并重、刑德兼用的理论，还吸收了墨家“兼爱”、“尚同”的理论和阴阳五行学说。《白虎通德论》的出现标志着儒家文化从一个“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转变为“社会政治制度的律条和道德规范”。正式确立了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但与此同时，儒家文化中自我修养的意义和作用则在其社会作用和功能的不断发展中被大大减弱了。
（三） 宋明时期
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随着佛教、道教等宗教的兴起，宋明时期的儒家文化性理学家在阐述原始儒学基本原则的同时还从形上学理论方面发展了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性理学在构筑起一套“天理”、“良知”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后，使儒家文化在形上学理论方面与佛教、道教势成三足。儒家文化发展到宋明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又进一步强化了个人修养方面的功能。宋明时期以后，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社会功能一致化，使得原本建立在自觉基础上的规范变成强制人行为的严苛律条。
（四）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儒家文化发展的标准是康有为的近现代新儒学的确立。在中国封建制度解体的过程中，以性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时期儒家文化走向了衰落。在资本主义的侵略下，大批思想先进的国人奋起反击。此时的儒家文化便在康有为等人的现代转化的探索中开始了。但是康有为把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家文化与个人修养层面的儒家文化继续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却并没有促进儒学文化的发展。反而是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认为代表的儒学新家坚持在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儒家文化、发展儒家文化的做法实现了儒家文化的突破和传承。新确立的儒家文化体系，在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的基础上，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使其国人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民族主体意识的确立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作用
（一）积极作用
1、 提升自身修养
儒家文化中随处可见的对自身修养的要求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提倡人要敢于和善于追求个人的正当利益，提倡人合理的在法律和政策范围内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还提倡要惠及他人，利他益众，为中国古代人的行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和标准。儒家文化重孝道，在儒家经典著作中众多关于“孝”的论述都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中道德伦理的学说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及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儒家文化的道德伦理学说促进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质品质的形成，对提高个人的德行修养具有积极的作用。
2、 维护政治稳定
儒家文化中倡导的处事之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儒家文化强调“和为贵”，倡导和谐生活，倡导天人合一。儒家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维护了古代社会的稳定，儒家文化的“仁政思想”闪烁着民主的光芒，促进了历史上多个封建制国家的兴盛，为中华名族的发展和振兴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
3、 促进教育发展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儒学思想，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兴办私学，以一己之力不断推动着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教育思想和理念影响了后世千千万万的教育活动的参与者。而且，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提倡学习终身性的内容，主张“学不可以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为政》）就是儒家文化中提倡终生学习思想的最好例证。这种思想的存在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二） 消极作用
1、 阻碍商业发展
儒家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严重的重农轻商的思想。回顾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儒学文化兴盛，商业的发展便遭到巨大的阻碍，这就是儒学文化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
2、 束缚个人思想
儒家文化重视“三纲五常”强，强调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被统治阶级利用后更是严重的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国民的愚忠愚孝。家长专制、家族统治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数不胜数的人身压迫、精神虐杀不仅制约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觉醒也阻碍了历史的进步。
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儒家文化的发展提升了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带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事业，但也对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和个人思想的觉醒产生了阻碍。因此，应当在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基础上，拒绝走因“独尊儒术”而导致衰败的历史覆辙，在建社会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科学的倡导国人自身修养的提升和和谐社会的建成，让儒家文化为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新的积极的贡献。
(作者单位: 武汉理工大学)
注释：
①李玮著.先秦儒家荣辱观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9,05.
参考文献：
[1]党延敏 著.对儒学思想当代价值的评价[D].哈尔滨工程大学.2002 .
[2]刘喜珍 著.论儒家伦理思想的“和合”价值目标及其现代转换[J].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5,02.
【关键词】主体性；人性；儒家道德
儒家教育思想虽然强调了受教育者对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的服从，但同时也包含着主体性的道德意蕴。本文从1、先秦时期的孔子、孟子、荀子的主张；2、汉代董仲舒的主张；3、宋明理学：程朱理学、王阳明的主张来探寻儒学中对人性的思想论。
一、先秦创始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贵“仁”。“仁”是孔子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也是孔子政治思想、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献整理思想的理论基础和前提。“仁”涵盖了一切善的言行，包括孝、悌、忠、恕、信、恭、敬、宽、敏、惠等许多道德规范。孝者，父母也；悌者，兄弟姐妹也。孝悌之爱所要解决的就是血缘之间的相亲相爱。“今之孝者，以为能养。至于犬马，皆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之？”此所谓不敬者，则不孝。而忠恕之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体现的就是忠道。恭就是对人民要恭敬；宽就是对人民要宽容；信就是对人民要讲诚信；敏就是要敏捷，提高办事效率；惠就是惠民之爱。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把这五条做到了，就是仁了。
另外儒家还提倡“礼治”，“礼”内涵着“和”的制度伦理，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礼”从行为规范变成约束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
就人性论而言，儒家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过程是：志――学――思――行，以此来达到修养的最高境界。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孟子认为人具有一种先验的善性：“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人能“存其心，养其性”，人应该把存性养性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法。
荀子提出的隆礼重法的政治思想是以其“化性起伪”的性恶论为哲学基础的，而荀子的“天人相分”的自然观的思想模式运用在人性论问题上自然引导出“性伪之分“的命题。也认为人性恶是天然的，而后天的“善”则是人为教育的结果，这叫做“伪”。“虚积焉，能习焉，而后成，谓之伪。”（《正名》）
二、汉代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他把儒家思想归结为“三纲五常”系统地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思想上的一统维护政治上的统一。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提出自然、人事都受制于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应该是统一的。这很符合当时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使儒学成为传统主流思想。
董仲舒的人性论是主张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认为性是由天决定的，是天使人性有善、有恶。“圣人之性”善，“斗筲之性”恶。这两者是不可改变的，而“中民之性”，是“有善质而未能善”。他说性是天生的质朴，虽可以为善，但并非就是善，只有“待外教然后能善”。即人性善是通过教育的结果。既然民需要教化才能善，而谁来实施教化呢？当然是统治者，即君王。君王是顺天之意来完成这项任务的。君王要顺天之意来完成对人民的教化，他把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完全交给了承“天意”的“圣王”。
三、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道德主体性思想
程朱理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和南宋理学家朱熹思想的合称。他们把“理”或“天理”视作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理无所不在，不生不灭，不仅是世界的本原，也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在人性论上，二程主张“去人欲，存天理”，并深入阐释这一观点使之更加系统化。“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朱子语类》卷十三）在人性论和认识论方面，宋明理学把“天理”和人性联系起来，认为“天理”在人心即为“性”，“性即理也”。强调人性本善，后世之人有“贤”、“愚”之分，是由于气禀不同，“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认为“浊气”和恶性都是人欲，人欲横流，蒙蔽了本心，便会损害天理。“无人欲即皆天理”，因此要人们“存天理，去人欲”。要“存天理”，必须先“明天理”，而要“明天理”，便要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积累多了，就能豁然贯通。提出了“格物致知”的思想，倡导“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
王守仁是我国宋明时期心学集大成者，创立了以良知为中心的心外无理、心理合一的伦理学说，这是他道德修养的特色内容。“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良知之外别矣。故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他认为良知是人人所固有的、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聪明”，因而良知是应该能够完全体现在人们的行动之中。但现实中许多人明知父当孝兄当悌，却不能做到孝悌，从而导致知与行的分离。
总之，两千年来，中国学术思潮受儒家影响很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规范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随着历史的进程和时代的变迁，人们再次意识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呼唤儒家思想重回身边，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首先儒家思想是一种根植于中国人的血脉中的文化。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包括伦理道德、政治、教育等等方面的内容，最注重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注重对道德意志、道德行为、道德习惯和道德情感的培养。儒家思想中以人为本，崇义重德，以仁、礼、义等为道德规范；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启发诱导等教育方法。其次，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大多为教育者、学者。经历了历朝历代不断的完善和发扬，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形成完整的道德伦理思想，虽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提炼出来，这对当代人树立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仍有不可替代的指导意义；对加强个体道德修养，提高国民素质和对青少年的道德培养具有可行的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胡伟希.中国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陈瑛.中国伦理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3]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一
儒家思想在前现代社会所居的正统、广泛、绝对的影响是和宋元以来王朝统治的支持推行、教育制度以及家族制度提供的社会基础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历代王朝赋予了儒学以正统意识形态的地位，规定了儒家经典（包括宋明儒学的解释）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种制度的建构是宋元以来儒学大盛的政治基础和教育基础。wwW.lw881.com而家族宗族制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乡治秩序是儒学根深叶茂的一个更深的历史社会基体。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儒家文化或儒教社会的整体。
但自19世纪中叶以还，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遭遇了西方近代文化的强烈冲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展了以近代资本主义为背景的工业文明的先进特长，古老的传统中国文明在帝国主义的船坚炮利面前一败涂地，被迫变革。经过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近代自然科学及工艺制造已开始引进，近代西方合理主义的政治结构也已为先进知识人所介绍，清政府也开始渐进的改革。但甲午战争的挫折使得儒教中国的危机更加深重而未得缓解。19世纪末儒学的状况是，儒家的知识体系和政治制度受到了巨大挑战，但这种实质性的挑战并未在名义上指向儒家，儒学的制度性基础并未根本解体，儒学的危机尚未表现出来。
这种情况到二十世纪为之一变。本来在洋务运动后期，维新派在各地已经开始兴办新式学堂，即使在一些旧式学塾中，课程亦开始新旧并存。1899年清廷下诏废八股、诗赋，1901年清政府《兴学诏书》，正式要求全国广设学堂，这些已经是对传统科举服务、为制造儒生的旧式教育体系的根本挑战。由于自1899年来各地书院已渐改为学堂，至1905年传统“儒学”（学校）已无形中取消。更为决定性的是，1905年，清政府正式决定废止科举，规定所有学校除保留经学、修身之外，皆教授自然科学。无论在法律上还是事实上，儒学在传统教育的地位终于完全倒塌了。
不过，1905年的《教育宗旨》仍特立“尊孔”一条，并规定学校在春秋入学及孔诞日应“祀孔”。这些措施及保留经学等，显然旨在谋求在改革中维持精神权威和伦理秩序，特别是孔子的伦理权威。但辛亥革命后，又对清政府的教育宗旨加以革正。1912年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主持教育法令的的讨论，提出在法令中“去尊孔”，在学校中“废祀孔”，在课程中“删经学”，使得从小学到中学不再设置经科，儒家典籍作为整体被排除于教育之外。儒学不仅再不是教育的必要内容，更不是仕宦进身的必要途径，制造儒生的产业基础完全被消解。1到辛亥革命后短短几年，儒学已整体上退出了政治、教育领域，儒学典籍不再是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基础，不复为知识人必读的经典，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二千年来第一次置身于没有“经典”的时代。
然而，儒家经典从政治、教育领域的退出，还不代表固有的孔子的精神权威的自然失落，还不等于儒家的伦理价值的说服力已彻底丧失。民初梁启超等人一面反对读经，一面仍主尊孔，就是明显的例子，在它们看来，孔子的道德教训乃是中国几千年立国的道德基础和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核心。2因此，儒学虽然从政治和教育的领域中退出，但仍然保守于伦理、精神的领域。
但在梁启超主办的《大中华》上，虽然虽然提出了“孔固当尊，经不必读”，却也同时反对以尊孔复辟帝制，甚至出现了“改良家族制度论”的呼吁。几个月后创办的《青年》而后更名的《新青年》则更进一步以“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全面批判旧文化旧道德，新文化的锋芒直指孔子的精神权威和儒家伦理的价值，几乎就是一场批孔批儒的运动。陈独秀把儒家伦理归结为“三纲”，认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高倡“伦理革命”，3实际是要革孔子与儒家伦理之命。易白沙以《孔子评议》为文，指摘孔子学术的弊病。吴虞更与鲁迅呼应，谓“孔二先生的孔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可”“盗丘之祸遗及万年”，大呼“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4后来人们把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概括为“打倒孔家店”，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新文化运动对文化与社会领域的思想解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近代中国的儒教兴衰史来看，新文化运动正是把辛亥革命前后放逐儒学的运动进一步推展到伦理和精神的领域。从废止科举到新文化运动不过十数年时间，儒学在现代中国文化的格局中遭到全面的放逐，从中心退缩到边缘。
二
经过本世纪初二十余年，儒教文化已全面解体，经历过新文化运动，儒学在青年中更失去权威。但是，国民政府时代儒学的困境并未进一步发展，其原因是中山先生坚持以“四维八德”发展民族精神，赋予了传统儒学德目以新的精神。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权后，也明确主张以“礼义廉耻”为立国之本。在1929年国民政府的《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指明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的教育内容。1934年蒋还推行过“新生活运动”，要求把礼义廉耻落实到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对于传统道德的重要德目都给予了新的解释，同时又增入许多现代社会的公德。尽管新生活运动未能配合以推广知识教育和技术发展，在政治和农村土地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其成效有限，问题不少，但其社会伦理意义亦应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无论如何，国民政府时期的教育实践和社会运动在相当程度上自觉保留了儒家伦理的内容。5
值得注意的是，1937—1945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政府、知识分子和全民对儒学的态度与民初相比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抵御外来的横暴侵略，国共两党、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动员各种力量来振奋军民的精神、意志，以反抗侵略。儒家伦理砥砺德行、变移风气、鼓舞士气、增益爱国心和树立自信心的功能，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抗日战争时期重要的精神资源和道德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也成为这一时期国共两党与知识分子的共识。1939年国防最高委员会颁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明确提出以“八德”为救国道德，“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行其大孝”，共产党立即表示用拥护此纲领，号召其党员发扬、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6儒家伦理道德学说既是抗战时期大后方各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抗战后国民政府建国方针所肯定的民族精神和根本德行。
早在民国初年，围绕宪法中是否应有尊孔条款及是否定孔教为国教，曾经历多次讨论，由于1915、1917年的两次复辟帝制都举出尊孔为旗号，最终使宪法中未能肯定儒教的地位，儒学未能取得政治上和国民教育上的指导地位。国民政府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以某种形式恢复了儒家伦理在国民精神与国民教育中的指导原则的地位，却无力使儒家原则在社会层面实现。1949年以后，情况又为之一变，儒家的命运在政治、社会、思想方面遭遇了一次更大的曲折。
国民政府时期虽未明确提倡孔子和儒学，但把儒家伦理的道德原则视为中华民族的固有德行，把四维八德作为中国立国的纲维，实际上是把儒家原则作为三民主义的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明确宣布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儒学在大陆悄然从民国时代占有的舞台退出。七十年代毛泽东与四人帮发动全国性的批孔运动，全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激进主义而更远过之，使孔子的精神权威荡然无存，儒家伦理在社会层面受到了二十世纪最大的破坏。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以后，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畸变，传统的官僚—教育制度的瓦解、军阀间的混战、乡村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紧张、乃至国共之争，使得传统的农村社会传统的自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土豪劣绅与功能低下的基层村保人员。梁漱溟曾想通过“乡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礼俗机制并导入科学技术，以造成儒学复兴的社会基础，但不可能成功。1949年以后，经过土地改革、合作社到人民公社，整齐地建立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的全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的力量经土改和阶级斗争彻底分化，党的政策通过公社、大队、的行政和党的组织一直贯彻到村庄，社会组织的脉络上下打通，亲族之外，传统主义不复存在。尽管人与土地的技术关系未变，固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造成了近代化的基础。除家庭之外，传统儒学在社会基层结构上也失去了依托。
三
列文森曾说：“儒家思想在产生它并需要它三社会开始解体之后，变成一片阴影，仅仅栖息在少数人的心底，无所作为地被象古玩一样珍爱着。”7然而，儒家思想在近代化的社会是否仍有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并不完全依赖于前现代化社会的制度基础，如科举制以前儒学已经经历了千年发展的历史，又如日本有儒学但并没有科举制度。从春秋到六朝，儒家思想的存在并非以王朝的推崇为前提；在传统中国社会，宗族与宗法制也并非在每一时期或每一地区、每一阶层都占支配地位。尽管古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生产方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了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理论结构，但儒家伦理的价值具有超越特定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性。所以，正如杜维明所说：“虽然从发生学上来看，儒家与农业经济、官僚制度、家族社会有密切关联，深深扎根于传统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但既不能把儒学简单还原为家族主义、官僚主义、反商主义，而且也不能认为社会根柢被摧毁，儒家思想就因此丧失了它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这些关切和意义与现代世界仍然相关。”8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已提出中体西用，他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9。可见他所谓中学为体室指治身心的传统伦理不必因在应世事方面学习西方而发生根本改变。与张一时先后的先进之士多是如此。帝制推翻以后社会状况使得这种呼声更多，“中华立国，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改，民彝无改”，事实上是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康有为要求立孔教为国教的主要根据也是“又经大乱，纪纲扫地，法律全废，廉耻弃绝，道德衰蔽”，10以对治转型时期的道德危机为己任。陈焕章的主张是：“孔教既废，人之道德心尽亡”“中国之道德，一言以蔽之，曰孔教而已矣。”11与基督教面对“上帝死了”所发出的惊呼如出一辙。所以梁启超民初起草《大政方针宣言》明白地主张：“一面既尊重人民信教之自由，一面仍当以孔教为风化之本”。12这些都是着眼于风俗教化而肯定儒家思想的积极面。后来在宪法草案的讨论中，孔教方面也仍集中于主张在宪法中明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13
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文化论争，围绕儒学发生的争论，从所谓“保守主义”的方面来看仍在坚持儒家道德伦理的适用性上。章士钊的所谓新旧调和论继续张之洞以来的主题，要“物质上开新，道德上复旧”，14这并非反对个性独立解放，而是着眼于社会正常伦理秩序的维持。张君劢在科玄论战中也反复强调，科学之新学并不能解决人生与道德的问题，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唯在新宋学之复活”。15杜亚泉在陈独秀的猛烈抨击下仍然坚持：“确信吾社会中固有之道德观念为最纯粹最中心者”。16特别是，他们对西学有相当多了解，政治和社会改造方面的主张决不能说是保守的，但他们对新文化运动的伦理革命、儒教革命始终加以反抗。
不仅如此，一般看来对伦理关切似不显著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也往往包含着这个方面。梁济1918年自杀时人多谓以殉清之故，但他自己已说明：“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这里的“所学”当即指传统伦理而言。他的自杀乃是要以一死以警醒世风。王国维自沉颐和园，时清华校长称：“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但吴宓则说：“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于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17稍后陈寅恪所撰挽辞序更说：“吾中国文化之义具于白虎通三纲五常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18饱受西方教育的吴宓与陈寅恪所钟情的“礼教”“三纪纲五纪”显然是指普遍性的儒家伦理原则和价值理想。在道德生活的态度上，偏于西化的知识分子亦不例外，傅斯年1929年曾承认，虽然在思想方面已完全西洋化，但这这并没有妨害他在安身立命方面仍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处显然也是就伦理准则和人生态度而言。19而以“新文化，旧道德”著称的胡适又何尝不是如此。
民国时代的主政者与正统派知识分子在兼求道德性与现代性方面是一致的，孙中山赋予“八德”以新的解说，如忠于国、忠于民、始终不渝、博爱守仁等，很注意对传统道德的发扬，故蔡元培认为孙中山是“一方面主张学习外国之所长，另一方面主张恢复固有的道德与智能，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20孙中山死后的国民政府更明确把四维八德列入《教育宗旨》，主张赋予五伦新的涵意而继续其精神。后来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面认为工业化为中国之急需，另一面在文化上主张保守道德伦理精神，与冯友兰、贺麟的看法相一致。冯友兰在抗战初所写《新事论》中，一方面主张工业化为中国通向自由之路，另一方面认为传统道德中“不变的道德”仍可用来组织社会和调节精神生活。他说：“组织社会的道德是中国人所本有的，现在所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识、技术、工业，则‘中体西用’这个话是可说的。”21贺麟的主张在四十年代的新儒学中最富文化意味，他不仅着力结合现代生活重新阐释三纲和五伦，对新文化运动对宋儒理欲之辩的抨击给予了哲学家的辨析，他主张吸收西洋哲学、宗教、艺术以发挥儒家的理学、礼教和诗教，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他甚至提出“以儒家文化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的口号。22从民初到抗战结束的这些呼声，决不表示这些思想家企图全盘搬用先秦或宋明儒家的道德来解决近代文化危机中的道德衰落，对传统道德伦理根据时代加以调整、批判、补充对这些饱学中西的学者来说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内的刘少奇在30年代末提倡道德精神与修养时，自然地和无可避免地大量援用了儒家文化的资源，这使得他的书50—60年代得到青年及大众的高度认同，甚至使其影响在60年代前期一度超过毛泽东。80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积极致力于肯定和阐扬儒家伦理的现代价值的学者中，多数基于强烈的人文道德关怀而有见于儒家道德资源的现代意义。近年来政府方面致力改革和主管经济、贸易、教育的领导人也开始务实地注意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都说明，现代对于儒家思想的有分析的肯定并不是出于对社会改革的排斥，而是出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的破坏的关注和对儒家德性伦理普遍价值的认知。
正因为儒学的价值世界与现代世界的相关性并没有因传统社会的巨变而消失为无，也因此，在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文化变迁中，儒学仍然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的问题。而社会每处于道德危机时对传统价值的呼声愈高。所以辛亥以后，不仅有康有为等坚持孔教，即使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梁漱溟这样要为孔子作发挥的人。四十年代贺麟对儒家礼教和三纲五伦的诠释和张扬，在五四时代是很难想象的，而冯友兰不仅在四十年代不反对“中体西用”，在五十年代依然坚持主张“抽象继承”的意义。有关儒家价值体系的争议一直是文化论争的中心之一。不仅五四前后是如此，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化热的中心课题依然是如此。而理解这一现象，现有的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的模式，无论是“革新与复古”“启蒙与救亡”“激进与保守”都尚未能恰当地应用于二十世纪的儒学论争，对理解二十世纪儒学论争的深刻根源多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文化认同”或“文化心理结构”的提法注重文化心理而忽略了客观性的社会需求。事实上，如果仔细体察20世纪处于弱势而始终不屈的维护儒学价值的呼声，便可理解，儒家伦理所以在近代社会转型后仍每每处于焦点话题乃是理有必然的，其必然性即根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道德性”与“现代性”的分裂以及对克服此种分裂的要求。
因此，二十世纪历程中儒学价值的不断被肯定，本质上并不是所谓后殖民话语在中国的一种表现，更不是什么全球资本主义霸权话语或对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肯定，23而是理论上对多元文化价值的肯认和实践上对现代化过程的治疗，是对价值理性深切关怀的表达，对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锲而不舍地追求的体现，在中国还是对民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要求。同时也是对启蒙叙事的道德的人文反思。
四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表明，儒学的危机除了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基础之改变外，主要来自于国人在功能坐标中判定儒学不能富国强兵、救亡自强，以及知识分子在启蒙思潮影响下已不再认同儒家伦理的价值。因此，二十世纪儒学的危机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危机、价值信念的危机。从这个观点来看，像马一浮、熊十力、冯友兰等人的现代儒家哲学，虽然在学术和哲学层面可以看作儒家在现代文化中的存在，但马、熊、冯等未真正面对五四以来儒学的文化的危机。他们的哲学是在五四以来激进主义反孔运动的遗产未得清理的情况下，在民族危机特殊时代的氛围中产生的。而儒学的文化危机则本质上是“近代化”所带来的，只是抗战使得这一根本主题暂时淡化而已。因此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儒学及其价值传统在近代化社会文化中究竟有无意义，这些问题不解决，儒学就只能存活在少数思想家的头脑之中，不能落实在社会文化的空间与个人的精神人格，而无法改变反传统主义和反儒思潮带来的社会失序与价值混乱，这也正是我们不仅在八十年代经历而且九十年代仍然面对的儒学的困境。而这不仅是儒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化的困境。
因此，“作为哲学的儒学”，不同于“作为文化的儒教”，前者是学术思想的存在，而后者则是社会化、制度化、世俗化的整合的文化形态。马、熊、冯及近年在大陆研究介绍较多的当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相当可观，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哲学的儒学”在二十世纪不仅不能说是衰微，反倒可以说是较为活跃的。但是这样一种儒学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宋元以来的儒学根本不能相比，这除了制度性的基础已经不同之外，主要原因是缺少“作为文化的儒教”以为基础。而由于知识分子拒绝儒家价值，民众及青年缺乏稳定的道德权威和价值信念，无法形成“刚健有为、厚德载物”的统一的国民精神，文化病症与道德危机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时期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此，拨除中国近代因习用富有岐义的“体用”概念造成的讨论上的混乱，就现代化过程中主体应当或是否需要从传统保留什么、从西方吸取什么来看，20世纪造成有关儒学的论争的最强有力的根源，可以说始终围绕在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和人生理想的问题。无论佐久间象山“东洋道德西洋艺”，或张之洞“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乃至前述冯友兰、贺麟的思想，都决不是一种文化情感上的对传统的怀恋，而是基于对传统道德性之普遍性格的信念及对现代化经验对道德性侵害之提防。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或道德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并不在要不要社会改革，要不要吸收西方近代文明。而是，文化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彻底摈弃传统以拥抱市场工商业、城市文明、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竞争性、功利主义等为内容的现代性。而所谓保守主义则始终认为科学、民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都不能自发产生公民道德或导致共同体的伦理秩序，不能满足人生价值的需要，并认为近代社会抑制不力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适足以危害群体生活和社会道德。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之所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要素，但实存的现代社会并不能仅靠现代性而存在。近代以来主张正面理解儒学价值呼声一致认为，现代社会中公民道德与伦理秩序的维护和贞定决不能采取反儒批孔的方式，必须守护价值传统和道德权威，从而体现为各个时期各种形式的对儒学普遍性道德价值的肯定和呼唤。这一切是在哲学层面上发展儒家哲学的社会—文化的基础。
在中国大陆，长期以来，妨碍正确理解儒学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的力量，不仅来自于自由主义对儒学的激进否定，极左的假马克思主义在近几十年的批判儒学的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批判在批林批孔时代四人帮的提法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和充分。而批林批孔时期的极左文化观在文革后并没有得到彻底清理，以至其影响在今天仍可常常看到它的表现。如果说80年代的全盘反儒思潮主要来自于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文化激进主义，而90年代中期，一个正在兴起的、小规模的批儒运动主要来自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他们认为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的关系应该是批判性的否定关系，把儒学仅仅看成一种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用虚幻的手法提出“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以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摈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24教条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无视中华民族的历史主体性，无视民族利益和民族前途，无视历史转型中的现实困难，假意识形态的威权，把赞成正确理解儒学和要求善用传统资源以对治现实问题的主张扣以“复古主义”的帽子，企图以政治化的话语打击不同的学术意见，这无疑是90年代改革开放潮流中的一种倒退的表现。同时，也可看出，在把儒学视作“农业文明”、“专制意识形态”方面，教条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是是受同一种启蒙话语所支配的。
儒学并未死亡，它在离散之后作为文化心理的传统仍不自觉地以隐性的方式存寓于文化和人的行为之中。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是支离的、隐性的，其表现便不能整全和健康，当前中国世态与文化的病症悉由于此。只有在去除儒学不合时代的内容的同时，理直气壮地正面肯定其对于现代社会生活有价值的精神和原理，使之合法化地作用于国民教育和文化建设，才能重建统一的国民道德与稳健的国民精神，走向合理的现代社会。而排除政治化的干扰，克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和片面的启蒙心态，辩证地理解道德性与现代性的互动，在文化层面纠正种种对儒学的偏见，是健康发展儒学积极精神的基础与前提。
注释：
1．参看陈青之：《中国教育史》下册，第六编，商务，1938年。
2．参梁启超：《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复古思潮平议》，分载1915年《大中华》一卷二期、七期。
3．陈独秀：《复辟与尊孔》，载《新青年》第3卷第6号。
4．见其《说孝》等，载《吴虞文录》，亚东图书馆1929。
5．参看宋仲福等著：《儒学在现代中国》，第206页，中州古籍，1991年。
6．中共中央书记处1939年4月《关于精神总动员的指示》，引同上书。
7．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命运》，此处译文用自杜维明《探究真实的存在》。
8．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
9．张之洞：《劝学篇》，大连出版社1990。
10．康有为：《中华救国论》，汤志均编《康有为政论选》下册，中华1981。
11．《民国经世文编》卷四十，上海经世文社编。
12．同上卷二。
13．见1913年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草案19条。
14．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东方杂志》，16卷11号。
15．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亚东1923。
16．杜亚泉：《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14卷4号。
17．见孙敦恒：《清华国学研究院纪事》，《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321、322页。
18．引自《陈寅恪诗集》页10，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19．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的日记》1929年，中华书局1985年。
20．蔡元培：《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蔡元培全集》第六卷，中华1985。
21．冯友兰：《新事论》，《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22．贺麟：《文化与人生》，页6—17，商务印书馆，1988。
[关键词]古代 体育思想 儒家
一、引言
“体育”这一术语在我国古代是没有的，这是由国外传入的，属于舶来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没有体育，只不过由于各国的文化和历史不同，各自的体育的表现形式也不一样。中国的古代体育是同社会上的其他活动紧密联系的，比如军事、艺术、教育、宗教等，所以我国古代体育的思想也是充分反映在这些内容当中。
我国古代思想家的流派主要起源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在他的《论六家之要指》中第一次对先秦百家进行了分类，主要分为阴阳、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德家六个主要学派。①因此，我国古代体育思想就是零散的存在于这些诸子百家的思想当中，在这些思想当中对后世影响最深的是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本文将围绕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进行论述。
二、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
儒家的思想在千百年的流传当中受到各个时代的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的推崇，但由于各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不同，这些思想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当时的一些其他思想的影响，所以在这其中古代体育思想的特点也随着时代的推移在不断的变化。总的概括起来，儒家体育思想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以伦理道德为基本的体育思想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在孔子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思想都是基于伦理道德的基础上来表达和阐述的。我们知道西周时期，就有学校出现，当时所教的内容是包括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其中礼、乐就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教学内容的。后来在孔子开设的私学中，以六艺教授弟子，其中“礼”、“乐”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在教授“射”的内容时都还是贯穿了“礼”的思想。例如当时的“礼射”，具体一点说，即“礼”中的“礼射”：周天子有大射之典，凡是有祭祖、神的事，就以射来选择诸侯贡士中可以参加祭礼的人。在祭祖祭神之前，先到射宫比赛射箭，数中者可参加，否则不准。②而且这样的大射之典还有严格的制度和等级之分。又如孔子在《论语・泰伯》中所说的那样：“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继孔子之后，无论是他的学生还是后来学习研究儒家思想的古代学者们都是围绕着伦理道德来研究的。由此可见，在儒家的所有思想中都是以伦理道德做为其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任何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没有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为其指导方向的话都将偏离它本来的目的，体育活动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儒家体育思想最普遍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以伦理道德为其基础。
（二）以礼仁为核心的体育思想
伦理道德的准则是由人定的，人的思想决定了伦理道德的标准，儒家伦理的思想就是以“礼”“仁”为核心的。
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对“礼”就有了很深的认识。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中，统治阶级通过“射礼”活动，“明君臣之义”“明长幼之序”，“以此观德行”，巩固宗法统治制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③当时的射礼就有“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分别为不同阶级的人所进行的。这些“礼”的制度的出现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手段，使整个国家能够井然有序，而当时的“礼射”、“乐舞”就是通过体育的方式将这样的制度观念传达给社会民众。孔子还认为在“礼射”这样的竞赛中也应该有君子的风度，《论语・八佾》中孔子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可见孔子的体育思想主旨并非探索体育之真谛，而是把体育作为一种实用性的工具，为实现其“仁”的政治理想服务④如果说“礼”是孔子体育思想核心的外壳，那么“仁”就是他的最主要的思想内容。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就教导他的学子们：“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些无一不是反映了“仁”的思想。而体现在体育方面“仁”的思想主要还是表现在六艺当中的“射”上，《论语・八佾》中记载，子曰：“射不主皮，为力部同科，古之道也。”这一论断充分的表明了孔子在体育思想中“仁”的一面。《论语・阳货》中记载，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这一言论更是直接证明其对“仁”这一思想的重视。孔子在教授射、御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以“仁爱”来陶冶弟子们的情操。而且经常引用《礼记・射义》中的话来教育弟子：“射者，仁之道也。”“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矢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这些言行都透出孔子体育思想中“仁”的特点。这样的观点在儒家的后世之人中也有体现，孔子的再传之人孟子就很好的继承了这样的体育思想，孟子直接就把射御之事等同于仁义，他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也。”⑤西汉董仲舒的“养义”的养生体育思想也是体现出一种儒家学者对“仁义”“德行”的重视。所以，古代儒家体育思想都是以“礼仁”为核心的。
（三）强调文武兼备、内外兼修的体育思想
儒家体育思想中文武兼修、内外兼备的特点要从时代的特征说起，春秋战国处于奴隶制封建制过度的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和各种军事活动，直接推动了与军事有关的体育活动，诸侯间的攻伐不断，统治者需要大量的具有文武兼备的治世之才，即使有文，也必习武艺。⑥因此，在当时的私学中就针对这样的军事目的引进了射御的内容，这是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各诸侯之间的混战要求学校能够为统治阶级提供文治武功的人才。孔子主张：“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⑦这种思想观点很明显的将文武兼备的体育观体现出来。而这样的儒家思想在后世的继承者的观点中也得到体现。西汉年间的刘向、刘歆父子受先秦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主张文武并重的同时，提出要先文后武，这种思想是完全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以“礼”为核心的体育实践的思想。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也赞同文武兼备的思想，还有宋朝理学和武术中的内圣外王的思想也是文武兼备、内外兼修的体育思想。我们看到在历史的不断变迁中，儒家体育思想中文武兼备、内外兼修的特点却并没有因此而流失，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势，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自战国以后，文武开始分途，此后武勇受到文人雅士的歧视，我个人并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我认为这是因为某些不良的社会现象的阴暗面被夸大而掩盖了很多史实的真相，或者是某些鸡鸣狗盗之徒狐假虎威败坏了整个武学界的名声，而实质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武学上的大家无一不是文武兼备，内外双修的典范。
（四）儒家体育思想中的寿夭观
古代儒家的学者们在长期的实践和摸索中总结出一套自己独有的养生体育思想。《孔子家语・五义解》中提到“哀公问于孔子曰：智者寿乎？仁者寿乎？孔子对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己自取之。夫寝处不时，饮食不节，逸劳过度者，疾共杀之。”可见孔子对人的起居饮食的规律性，以及作息时间的合理安排的重视，认为人的寿命长短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是可以控制的，如果不能够劳逸结合，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那么最终自己的疲劳将损害自己的健康，甚至直接导致自己的死亡。荀子在其的养生观点中明显的有重视体育实践的迹象。《荀子・天论》中提到“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使之病；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这一观点就是在强调身体活动的重要性，充分认知到体育实践对人的身体健康所起的作用。先秦时期的这种重生、贵生的体育思想后来在西汉及其后的时期都得到了发展。首先是西汉的董仲舒在其所著的《春秋繁露》中提出了养义、养气的思想和方法，以及东汉时期的王充在他的《论衡》中提出的养气、爱精、养德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都反映了儒家学者们对身体健康的一种主观态度，他们在认识和遵循生活中的一些客观规律的前提下，积极寻求“动以养生”的生活方式来帮助自己获得身心的健康，从而达到延长寿命的目的。
（五）因为受尊礼的限制，使得儒家体育思想缺乏竞争性
我们知道在儒家体育思想中对扬礼的思想是非常尊崇的，在孔子的礼射教育中也是以君子之争，有礼之争、有德之争。《孔子家语・辨乐解》中也有记载，孔子曰：“故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养生育之气。忧愁之感，不加于心也；暴厉之动，不在于体也。”由此可见，孔子并不提倡过度过量的运动方式。这也是与他所提倡的延长寿命的养生体育思想相违背的，而西方的竞技体育是与其反其道而行的，西方体育的观念是以不断挖掘人的潜能，提高人的运动能力为目的的。而儒家体育中的这些思想与西方竞技体育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因此，我们说儒家体育思想中缺乏竞技性。
三、小结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有关于体育方面思想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思想对我国的体育思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我国的学校体育教育方面、军事体育发展方面以及体育养生、体育休闲等领域都有着儒家体育思想的影子。儒家体育思想是符合了当时的历史社会状况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有它的思想局限性和其不利的一面，所以我们在学习这样的思想时需要有选择的借鉴，取其精华，为我们的现代的体育发展指明方向。
[注释]
①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3
②曹东.关于儒、道两家体育思想的研究[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3,23(2):127-129
③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8
④曹东.孔子的体育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3,37(5):43-44
⑤杨向东,张雪梅.中国体育思想史(古代卷)[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9引自《孟子・公孙丑上》,见(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⑥陈明.论孔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后世体育发展的影响[D].硕士,广西师范大学,2007
⑦陈明.论孔子体育思想对我国后世体育发展的影响[D].硕士,广西师范大学,2007引自《四部备要・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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