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走过十年历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具有天然的同质性，二者追求社会和谐进步的目标一致，民主、秩序、公平正义、人权保障等价值追求一致。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明确和谐社会构建中法治的重要作用，通过尊重保障权利，禁止权力滥用，大力培育市民社会的公民意识与法治精神以及建立道德规范体系，加快法治国家建设的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关键词:法治 和谐 法律 法治精神 道德规范 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现代法治的原则包括:法的普遍遵守即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任何权力、高于任何其他规范、高于任何人，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良法的实体价值即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价值即良好的法律要具备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形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法治是在法律至上、人权保障、良好形式、基本制度设立原则下的一种社会状态。“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法治国家“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和谐社会的概念已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印记。什么是和谐社会?2005年2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设计，而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从二者的含义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秩序井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也同样是法治社会的目标。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首要之义，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社会主体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民主程序能够使民众感觉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恢复受到侵犯的权利和利益;反之，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可以说，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 谐。 和谐社会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权的承认、尊重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社，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事实上，法治也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制度安排，“以人为本”是深藏在它背后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精神力量和终极价值追求。法治的目的，是让人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并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人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仍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因此，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由法律建立和维护起来的有秩序的社会。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法律规则，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秩序的维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而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 和谐社会应该是体现法治的正义价值的社会，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正义的具体形态体现为平等、公正等，恩格斯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人类社会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处处充满矛盾。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剧烈冲突，直至暴力 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与正义不可分，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正义，法律有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是不足以维持的，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化、法 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社会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法治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法治社会，法的基本价值—程序、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是在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和平台上构建的秩序井然、公平公正，人民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人能够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和谐社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只有加强法治，才能保障社会有秩序运行，确保社会和谐稳定;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充分发挥法治的重要作用，才能保障和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谐发展。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治，就不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人民享有殷实安康的生活，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建成。另一方面，虽然法治社会追求的秩序井然、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目标与和谐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建设协调一致，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稳定，社会发展全面持续的目标本质一致，都追求在规则和秩序范围内的社会和谐与进步，然而和谐社会的内涵更为丰富，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环境等广泛的领域，法治社会则是从制度层面集中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建设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文章 来源：中华 励誌网 论文 范文 www.zhlzw.com
3月22日分局根据全区公安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的安排，讲解了《法治思想的核心要义》，我听了后，深有体会。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法治思想具有丰富内涵，其中所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法治体系、法治文化“四位一体”。这为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自信、法治理论自信、法治体系自信和法治文化自信提供了引领、夯实了基础。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决定前途。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
没有正确的法治理论引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法治实践。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以法治思想为指导和引领，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党治国理政思想的重大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法治文明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体人民意志和党的主张相统一、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相统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相统一、法治宣传教育与培养法治行为习惯相统一的集中体现。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由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法治信仰、法治知识、法治习惯、法律行为、法治文艺、法治宣传、法治（法学）教育、法治环境、法治氛围等构成，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根基。
>> 依法治国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 校园体育文化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互动机制的研究 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就业引导联动机制 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依法治国 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考 浅析依法治国在基层中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影响 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众文化建设的意义互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治国理政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路径探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的动力要素与过程机制探索 中国好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联机制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动研究 法治社会建设与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研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机制浅析 论由依法治国走向社会主义法治 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试论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推进依法治国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4-10-28
〔3〕杨翔.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N]湖南日报，2014-1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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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题】政治文明
【英文摘要】Politicalcivilizationincludesrichconnotationsaspoliticalthought,politicalsystemanhpoliticalbehavioralconstruction.Toputforwardandcarryoutsocialistpolit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isofgreatsignificancetopushonsocialistmodernizationconstructioninanall-roundwayandrealizethegoalofdevelopingourcountryintoaconparativelywell-off.Thebasictaskofsocialistpoliticalcivilizaionconstructionissocialistdemocraticpoliticalconstructionandlegalsystemconstruction.
【关键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politicalcivilization/democraticpolitics/legalsystem/construction
【正文】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600(2002)04-0001-07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明，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包括政治行为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指政党、团体以及公民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方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行为上的反映。由于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政治思想的影响，加上我国政治文明规范尚处在系统建设之中，政党、团体及公民的政治行为文明也有待提高。政治生活中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化倾向，无视法纪规范的“大民主”现象，政治生活的盲从与自发行为，干部中的家长制作风，领导层的等级特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以及、、欺上瞒下、任人唯亲等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与政治文明不相符合的行为都是受一定政治思想支配的。它表明我国政治制度化能力还不强，政治文明程度需要提高。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建设，进行引导，这些不文明行为不仅直接阻滞我国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而且严重影响和制约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阻滞整个社会的进步。因此，政治思想建设，政治行为文明的提高，事关社会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全局。
再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政治制度文明。政治制度文明是指政治与法治规范、政治与法治程序的文明程度，是政治思想文明在制度上的表现。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制度等，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我国法治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些基本的、主要的政治制度符合我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已经和正在发挥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看到，由于前面所讲政治意识文明、政治行为文明问题的存在，加上政治制度还不完善，政治制度的认可程度，政治制度在执行中的合理性程度，政治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向往西方的民主、自由竞选，就会质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主张西方政党轮流执政就会反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推行等级特权与家长制，就会在事实上否定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欺上瞒下、任人唯亲以及官本位倾向，就会违背民主集中制。因而，有政治制度不执行和政治制度难以制约违背制度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一种综合性问题，它表明政治制度文明与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文明要以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为基础，政治思想文明、政治行为文明要以政治制度文明为保证。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思想文明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基础建设。在我国，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则显得力度不够，这一方面与我国缺乏法治传统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管理、政治传播手段发展，而政治制度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和规范这些发展有关。因此，进行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特别是法制建设，更显得突出和必要。
总之，同志所提出的政治文明，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不仅概括了政治建设的丰富内容，而且揭示了政治生活的发展状态，指明了政治生活进步的方向。社会和人们总是追求进步，反对落后；向往文明，憎恶野蛮；力求发展，避免停滞的。而社会文明总是各方面文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忽视哪一方面的文明，都会影响和妨碍社会的全面进步。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现代价值
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不仅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而且有深远的意义。
第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战略举措。提出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是根据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的，即目标中实现“富强”的目标，要靠物质文明建设，实现“文明”的目标，要靠精神文明建设，而实现“民主”的目标，则要靠政治文明建设。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根据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并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执行基本政策的相应举措。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容更加全面、协调，建设的战略举措更加完善。
第二，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政治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充满各种矛盾的复杂系统，如何既全面又协调推进各项建设顺利发展，既是一个复杂的实际问题，又是一个前沿理论问题。从前面的理论阐述，可以将社会划分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三大部分。物质文明建设是基础，政治文明建设是保证，精神文明建设是动力。物质文明建设，可以通过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推动，使之呈现一种竞争发展的态势。精神文明建设，也确立了明确的建设目标，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方法。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也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与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国情有关，也与政治文明建设没有明确向全社会提出有关。首先，从国际范围来看，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由于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比较落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面临着严峻挑战，这种挑战虽然起决定作用的是经济和科技，但它集中的表现形式是政治。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如何在国际政治多极化格局中争取主动，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和科技的问题，能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的问题。因此，政治文明建设事关国际大局。其次，从国内来看，我国不仅是一个广地域国家，东西、南北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承受着当代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会使地域之间、民族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而且会使社会主体、个体独立性与自主性增强，原有的阶级、阶层发生分化，形成新的阶层。这些复杂的利益关系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建设进行协调和规范，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地域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个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甚至可能导致混乱与动乱，阻碍、破坏经济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提出了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政治文明建设举措。政治文明建设决定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价值取向；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规范，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秩序和良好的政治氛围。所以，政治文明建设的提出，不仅可以指导我们站在国际、国内全局的高度，从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层面开展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而且，从战略发展上为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任务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与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既不可分割，又相对独立的建设系统。这一系统，如果按建设的任务、目标来划分，则主要有民主政治建设与法制建设。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邓小平在全面总结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并对民主政治发展的世界性潮流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揭示了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强调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目标。为此，党的基本路线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大目标之一，并制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纲领。
为了结合我国实际和新的发展实际，切实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以为首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任务，提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21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注：：《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2000年5月31日。)这样，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不仅明确肯定了民主政治建设在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明确指出了民主政治建设必须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机联系，从而为探索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民主政治建设，是在社会各种矛盾交错、各种因素互动中进行的。就小康社会而言，民主政治将总是处在既迫切需要建设，又难于建设的矛盾状态之中。
一方面，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迅速发展，提出了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社会对内对外开放的扩大，使人们依托市场体制和现代商品经济，冲破过去的封闭状态和自然经济的束缚，从狭隘的地域关系和人际关系中走出来，成为面向世界、面向社会，广泛联系，具有开放思维、开阔视野的社会个体；在交流与比较过程中，人们对自身和社会关系的更加全面的本质认识，既是人们政治素质提高的表现，也是人们对全局事务以及政治关注、知情、参与的要求。这种要求，就是一种民主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使人们增强了独立性与自主性，成为面向社会竞争、自主发展的主体，主体性的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基础与前提。另外，科学技术与教育的发展与普及，为人们增强民主意识，摆脱自发自在与愚昧无知状态，激发人们追求文明，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提供条件；文化领域与价值取向的多样化，既以民主政治为条件，又以民主政治发展为特征，是突破价值取向单一性后的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综合状态。
总之，我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既有力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又迫切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能否正确认识、适应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关系到政治文明的进步，而且关系到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在民主政治方面，已经发展和需要发展是一个方面，滞后发展与制约发展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民主政治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从历史来看，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民主的传统相当薄弱，民众的民主意识并不深厚，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经济、法律及文化条件也相对脆弱。因而，这种民主传统面对当代迅速发展的社会就显得底蕴不足。一些封建社会的政治遗传，如等级特权、家长作风以及人治现象等，总要以不同的方式阻碍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对此，邓小平进行过深刻分析：“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个人高度集权之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9-330页。)其次，从经验教训上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有历史性的进步与发展，最根本的是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领导，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法治。但是，由于我国还缺乏有效抑制和消除封建专制主义遗传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社会主义民主难以得到强大经济的支撑与法制的强有力保证，加上计划经济体制过分强化集中，致使民主建设不仅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而且使封建专制主义以新的形式一度复活，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取向长期贯彻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抑制民主的发展，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在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教训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对过去的历史经验教训，清理、消化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特别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大而全”观念，高度集中的权力意识，人际依附的惯性，往往与封建社会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任人唯亲等残余混杂在一起，成为阻滞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顽症。再次，社会的民主意识与习惯比较淡薄，民主生活比较单一而且不成熟，其突出表现是，要么顺从专制或服从高度集中统一，忽视自身主体性；要么违反一定规范，不正确，甚至滥用民主，就是所谓“大民主”。在“”中，封建专制与“大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两极”表现，虽然形式不同，但其本质所反映的，是我国民主与法制既不成熟，又不健全，这是对忽视民主政治与法制建设的惩罚，是社会的巨大不幸。“大民主”的政治斗争方式，冲击平等竞争方式；高度集中的强制统一方式，影响民主协商方式；传统人治方式，干扰法制规范方式。
总之，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将会遇到来自于传统与现实、观念与体制等各方面的阻抗，它也只能在不断消除这些阻抗过程中，与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任何关于民主政治建设与发展的“自发论”、“无关紧要论”都是错误的。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建设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国家，使法律成为整个社会管理的最高准则。
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规范与保证。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社会就会走向专制，没有社会主义法制，民主就会流于形式。社会主义民主薄弱，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法制疲软；社会主义法制无力，也必然导致社会主义民主脆弱。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合理性取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保证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法制建设的目的，是依法治国，将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民主和法治国家，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以及民主等各个方面，使人民民主和的各个环节都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包括法制理论、法制思想、法律体系、执法机构、执法队伍等方面的建设，在这些内容中，法制理论与法制思想建设，是法制建设的核心与灵魂，对其他建设具有指导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诸如初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制定了相关配套的法律条文，强化了司法、执法机构与队伍的建设，依法办事的风气正在我国形成，法制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重要。但是，应当承认，我国法制建设与过去相比，与德治建设相比，所投入的社会成本，相对而言，是比较大的，法制建设的推进也比较曲折和艰难，这与法制建设所遇到的来自社会和传统的阻抗(与民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类似)有关，也与法制建设中的有形建设，即法律条文、法制机构、法制队伍建设与无形建设，即法制理论、法制思想建设不协调有关。
我国既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结束后，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对“”那种目无法度和由“大民主”导致的混乱极为反感，渴望社会民主、平稳、有序，因而，加强社会民主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是社会稳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于是，法制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法律条文大批相继制定并初步形成体系，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执法机构，迅速恢复和新建，执法队伍不断扩充，执法装备不断更新。这些社会成本投入之后，虽然有较为明显的效果，但是，一段时间，社会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比较普遍，执法系统发生了腐败现象，违法犯罪的情况危及社会稳定，群众很不满意。这一事实说明，有形的法制建设固然重要，无形的法制建设以及为法制建设提供基础和条件的建设，即法制思想建设、民主建设与道德建设不可缺少、不容忽视。如果有形法制建设没有相应的无形法制思想建设作为基础与思想上的保证，有形法制建设就会受到其他思想，特别是落后思想的支配，不仅起不到法制建设的作用，而且还会给社会制造麻烦和造成损害。同时，法制建设如果没有民主建设作为基础，法制建设也会因为缺乏民主监督、民主管理而自行其是，有失公正，甚至可能成为民主建设的障碍。另外，法制建设如果没有道德建设的配合，执法人员缺乏内在道德法庭的审理，执法的不道德行为就会直接损害法制的诚信与威信，引发社会上的道德失范，冲破道德底线而走向违法乱纪。因此，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法制建设应当坚持以人为本，标本兼顾，把有形建设与无形建设、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
第一，加强法制思想建设与法制教育。法制思想建设，主要包括法制理论建设和人们法制意识、观念的培养与提高。法制理论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主义法制理论，包括法制的科学理论与法制的价值理论，着重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需要法制与如何正确实行法制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有形法制建设才有正确指导和牢固思想基础，才能真正走向法制自觉，否则，只会是法制自发。法制自发必定引发法制建设的许多不确定性问题发生而导致法制建设不必要的曲折和反复。
法制思想建设在我国特别重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国缺乏法制传统，民众的法制意识、观念比较淡薄。二是我国是一个富有伦理传统，重视德治的国家，人们在行为规范上，比较注重内在的思想、道德修养与自控，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以解决内在思想问题为主的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管理中富有传统和优势。因此，要使有形的法制建设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认识和尊重民族的这一传统，发挥其优势。而且，法制的思想建设，是一项治本建设，它同道德建设的功能一样，就是注重用人的内在控制人的外在，这是我国古代先哲们探索治国齐家修己的基本思路，并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积淀。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注重人的内在思想建设的思路，是以充分尊重、发挥人的主体性为前提的，是坚持以人为本，依靠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的。没有个体自觉自律为基础，法制只会成为一种外在性控制或强制，而这种控制或强制，要么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要么难以持久维持下去。而有效的法制思想和道德建设，不仅可以减少社会摩擦与冲突，而且能够降低社会运行成本。所以邓小平强调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是教育人，他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人人都懂得法律，自觉遵守法律，既能依法行事，运用法律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能积极主动地维护法律的尊严。
【关键词】德治 法治 关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将法治与德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实现他律与自律全面结合，实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相互促进。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来看，已经进入了转型升级发展的新阶段，既面临众多历史机遇，也将面临一些挑战，因此，在社会治理中，要全面发挥法治与德治这两个重要手段，发挥其各自不同的效能，维护好国家、社会的秩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助于社会和谐发展
首先，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和谐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法治经济，但是只依靠法治来推动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存在不足的方面。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存在拜金主义、假冒伪劣等行为，这些行为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化，有效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不仅需要法治来进行强制性约束，也需要德治来进行道德感化，两者有机结合，才能解决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的消极问题，科学化解矛盾与对抗，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①
其次，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助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进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民主政治处在重要位置，法治和德治的效能最为重要。参照法律规定，不仅能够有效管理国家、社会与经济事务，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规范化与制度化，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民利，还能全面提高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公民的法治理念，将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才能巩固与发展社会的法治基础，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历程。②
最后，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有助于提升文化建设水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在社会中逐渐培育共同理想信念，为构建社会和谐社会打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尤其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德治与法治的区别与联系
德治与法治的各自特点。德治与法治是治理社会的不同方略，有其自身的特点，法治属于刚性的治国手段，法律规范属于社会大众的行为底线，不能逾越，所以是刚性的；推广的方式与手段依托外部的强制来推进；而德治属于柔性治国方略，是建立在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与道德规范，属于劝导性与柔性的，维持的手段主要是依托风俗环境、社会舆论、社会化教育以及人们的自觉意识来推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治的效能是让人身服，而德治的效能是让人心服。法治的重要作用是惩恶，而德治的主要作用是劝善。法治是构建良好社会秩序的前提，而德治是提升个体的道德素养，向善前进的动力与方向，这两者是有机统一，不可偏废的。③因此，加强社会治理，需要彰显德治与法治的各自优势，实现两者优势互补，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益。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首先，法治的指导思想具有道德意义。法治是确保国家与社会秩序的大法，有效规范社会的行为与政治生活底线，其建立需要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并且这一指导思想应该具备道德意义。法治体系的规范，最重要是其出发点。对维持好的社会秩序来讲，法治是基本的，但是社会生活是复杂的，法律并不能规范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为人的言行提供准绳。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些事情不是依托法律规范来加以调控的，需要依托社会舆论、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来进行调节。在法治不能进行调节的地方，需要依靠道德来调节。人们具备了道德习惯与规范后，就能进一步增强法治意识，减少违法乱纪的事情，社会将更为和谐、安定，社会治理的成本将会降低。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法律，都是依靠人来实现与执行的，完备的法律需要高素质的人来执行。法治治理的核心是人，需要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而高素质的执法者需要德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在具有高素质道德品质的前提下，才能做到秉公执法、严格办事，发挥好法治的最大效能，所以，法治的指导理念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
其次，德治将促进法治建设。德治的发展也需要法治，德治属于柔的治国方略，维护正常的生活秩序需要风俗环境、社会教育、舆论监督与社会成员内心的自觉，其效能是劝善，是从整个社会成员的素质出发，从领导干部、执法队伍的基本素养出发，提升他们的道德素养，才能实现更好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目标。此外，强调德治是确保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与依法治国是不矛盾的，能全面推动法治进程。因此，德治将全面促进法治进程。
最后，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有序推动的。法治通过吸收道德义务与权利，规定道德的培养与教育，明确道德和其它相关精神文明范畴的建设来明确德治的重要。通过构建道德准则的法律，实现道德内涵法治化，让道德规范的部分转变为法律规范，使道德要求获得刚性品格，确保德治的具体化，而以法律的强制性手段来确保道德规范的普及与推广，也就是推动法律关系主体把道德要求放在法律的最低效能的警戒线上，让道德规范的获得法治的刚性支撑。道德的价值取向是真善美，目标是创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构建完美人格与和谐人际关系，理念的建立有助于确定文明的法治理念、合乎情理的实施，实现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的自觉与规范，奠定法律的理性基础，实现权力、义务的合理配置和均衡协调，在大力推广德治的进程中，也能提升广大执法队伍的建设水平，做到公正平等执法，提升执法的质量和效能，同时，也能确保所有法律关系主体能确立法治理念，遵守法治原则，行使权利，构建良好的社会法治氛围。
当代中国实现德治与法治统一的基础
当代中国实现德治与法治统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提供了社会基础。德治与法治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生活秩序。
首先，对法治来讲，法与刑之间并不对等，法治条件下法律的主体是民法。法治意识既是让民众能做到守法，更是包含了社会契约、人格平等、人民和法律至上等重要内容。法治的内部要求是法应该合乎正义，反之则会导致暴政。缺少德治的有效配合，法律在实施中就只能是停在外部的惩罚或者是强制，这样法治的实现仍然很远。但是对道德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包含的人伦关系是依托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与其相适应的由法治精神所确定的独立人格为中心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精神。因此，和社会主义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并且和法治相互结合的道德建设，就应该以廉洁、责任、信用、诚实与平等为基础的重要内容，从这里可以发现，德治、法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存在兼容性，在于不断探寻平等、自由与正义的价值。创建法治、建立起独立人格，道德主体才能建立起来；将正义的道德原则融入到法律内，并在全社会积极倡导道德建设，让社会大众的认同法律逐渐内化为道德义务，法治才能变得更为强大。
其次，法律作为有效规范市场运作的外部环节，并不是万能的，尤其是在法律措施不完善的情况下，更为明显。但是道德却不是这样，主要是依靠主体的能动性，属于内部的自我调节，不用外部的强制力量来完成。而法律效能的发挥是在事后才会对消极行为进行调节，道德是采用积极行为发挥效能，通过社会舆论、宣传教育等路径，表明行为的正当与道德，指导经济活动主体根据道德准则、规范来科学处置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关系。
最后，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不仅需要遵纪守法，也需要依法进行，并通过道德进行维护。
德治与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实现融合与发展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德治与法治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和谐文明的当代中国需要法治与德治的有机融合。所以，在当前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在着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很有必要将德治与法治实现紧密融合，成为德治法治统一体，发挥整体效能。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与先进性建设。德治与法治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理政治国的基本方略，达到这一战略的效果，关键在党。要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紧密融合，需要不断强化党的建设，永葆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治国需要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不断加强与改进党的建设，有效应对四类危险的考验，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因此任务更为紧迫与繁重。要始终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与先进性建设这一主线，全面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谨记“两个务必”，不断强化道德教育，实现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统一，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要发挥廉洁自律、遵纪守法的作用，构建良好的党风，通过党风来带动民风、政风，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遵守党纪国法，不越权、不违法，做到率先垂范，积极为人民群众服务。但是对那些违法乱纪的干部，要参照党纪国法给予严惩。因此，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与先进性建设。④
实现依法彰德与以德辅法的有机结合。考察道德与历史发展进程可知，道德是先于法律存在的，目的是维系社会秩序、人和人的和谐相处。但是道德本身约束力并不具备强制性。为了发挥好道德的功能，需要经过立法程序，将道德中义务实现法律化。既要让全体社会大众基本的道德义务通过法律路径提高到法律义务，通过法律制裁作为后盾加以强化，让其获得社会公众共同遵守的法律强制力，又要让社会公众中涌现出来的爱心公益等正能量，通过立法的方式获得保护。道德的法律化，实现了道德硬约束，强化了全体成员对社会、国家的主体责任意识，有利于提升个体的综合素养，确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此外，也要实现以德辅法，做到道德法律化。创建法律体系需要道德基础，不然法律就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不仅要建立适宜法律体系，激发社会大众制定与执行道德公约与准则。《宪法》总纲中规定，国家大力推行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文化教育和法律教育，在不同范畴的社会大众内建立并执行相关的公约与守则，提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同时，法律在给予社会大众公民权利的同时，也指定相关的义务，这种义务属于基础性道德范畴。所以，在进行司法判决中，既要参照法律规定，也要借鉴道德准则。
法治下需要营造法治与德治环境，将道德提升至法律层面。大力推进依法治国，不仅需要有效维护广大群众的合法权益，也需要全民守法、参与监督的过程。从社会视角来看，亟需营造法治环境。全面弘扬法治精神，着力构建法治文化，提高全社会厉行法治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构建良好的法治氛围，让社会大众成为法治的遵守者与捍卫者，作为社会大众来讲，既要遵守法律，还要遵守社会公认的公约和守则。
再者，营造法治环境，还需要完善社会监督和沟通路径，强化对政府与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同构构建法治环境，来推进依法治国的步伐。同时，通过大力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全面突出法治道德底蕴，突出规则意识，弘扬公序良俗，提倡契约精神。一是全面弘扬以爱国守法、团结友善、敬业奉献、明礼诚信、勤俭自强的精神，全面履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社会构建“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全面宣传道德楷模，汇聚社会正能量，有序推进法治进程。二是在着力加强社会道德建设中，需要全面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通过舆论来全面引导道德建设。舆论是社会大众选择的指引者，是社会道德行为监督者，利用社会舆论，提倡高尚道德，净化社会环境，实现惩恶扬善。
加强道德立法，是通过法律程序，将道德要求提高到法律层面。国外在道德立法上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除了全面强化公共部门的道德理念与责任感外，还需要创建相关的道德准则，将该理念加以实践，创建成熟的道德法律法规系统。比如美国制定了《1989年政府道德改革法案》、《行政部门雇员的道德行为标准》。
在新时期，加强道德立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是具体化《宪法》中道德内容。建议在《宪法》的第二十四条中增加规定：通过道德教育、纪律教育、理想教育、文化教育与法制教育，在城乡不同范围中制定并执行多种公约、守则，强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二是从国家制定的部门法中，也对上面的规定有了充分的体现，如果要强化该行为，需要实现宪法的具体化，使之更具备操作性。通过实施部门法，来有效保障并全面促进道德建设，在其他法律中也要采用不同形式去展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将道德义务转变为公民的法律义务，对严重违反精神文明的行为给予强制性惩戒，这将对道德建设起到全面的促进作用。三是法治的强制性为社会确立了社会道德的制度规范。在社会发展的转型阶段，需要创建新的道德体系，创建公平、诚实信用、正当竞争等，难以自发形成，这制约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建与完善，需要借助法治的力量，采用法治的形式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德要求确定下来，成为法律义务，加快创建新型道德规范，借助法治的指导、评价和强制功能，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发展并巩固新的道德风尚。
总之，德治与法治是统一在社会治理进程中的，两者有机结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规律，有利于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德治与法治本身各有其特点，两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法治的指导思想具有道德意义，德治将促进法治建设，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是相互促进、有序推动的，同时，在当代中国实现德治与法治统一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德治与法治在当代中国的实现融合与发展，不仅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纯洁性与先进性建设，还要实现依法彰德与以德辅法的有机结合，突出法治需要营造法治与德治环境，将道德提升至法律层面，全面提升法治与德治融合水平，提升社会治理整体效能。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许思义，李婷：“‘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兼论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治国方式”，《江淮论坛》，2005年第6期，第68～71页。
②孙首娟：“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第41～46页，第49页。
③蒋传光：“完善法治与德治并重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模式”，《法制日报》，2015年2月25日，第7版。
关键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 政治文明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 政治文明 ，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 政治文明 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第一节发展历程
政治社会学既是一门学科，同时又是一种研究方法。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政治社会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但作为一种方法，它的智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从智识发展史角度来看，政治社会学的学术源流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典阶段，即从古希腊罗马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在此期间政治社会学的许多课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得到初步的研究。近代阶段，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诞生，政治社会学核心课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深入和发展，但尚未有意识地研究政治社会学。战后阶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是政治社会学正式产生并得以全面发展的时期。
一、古典阶段
古典阶段可以看作是政治社会学的萌芽阶段。在这一阶段，政治社会学的核心课题已经为人们提出并得到了初步思考，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学者有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罗马时期的西塞罗、圣·奥古斯丁，中世纪时期的托马斯·阿奎那，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的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
柏拉图(Plato,427BC─347BC)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以及有关苏格拉底的审判及屈死的对话如《欧塞弗罗篇》、《道德篇》和《克里多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对政治社会学的重要贡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他最早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国家有三种必要的职能：供应基本的物质需要、保护和管理。履行这三种职能的有从事生产的工人、从事保护的军人以及从事管理的统治者。执行不同的职能需要不同的才能，不同才能的人就构成了社会的等级。只要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去履行各自适合的职能，国家就能够保持正义。二是他首次看到了民主与科学的矛盾，认为民主与科学(知识)是对立的，主张科学先于民主，认为应该由爱好智慧、掌握知识的人来担任国王，这就是著名的“哲学王”。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BC─322BC)也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并且是柏拉图的得意弟子。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政治学》和《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叫做《政治社会学》，因为该书讨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就是政治社会学研究的问题。首先，他把社会和政治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认为社会、政治、国家是三位一体的。《政治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类就象蜜蜂和大象那样，是群居的，个人结合成为家庭，家庭结合在一起成为村落，村落结合起来成为国家。国家是这一过程的极点，是人类共同体的完美形式。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因为只有作为国家的公民才能促进或享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思考正义与非正义的能力，也只有在国家的环境里才能充分施展。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更是政治动物，因为社会合作也需要政治组织，无政府是违反自然的。国家是最高级的社会组织。可见，亚里士多德是把社会和政治放在一起研究的，《政治学》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早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其次，亚里士多德探讨过社会分层的政治效应，探讨过政治稳定以及革命发生的社会基础。认为政治不稳定或革命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平等，骚乱的主要原因在于财富的不平等，贫富悬殊，穷人起而反抗富人，革命就会发生。法治民主制的社会基础是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既不富也不穷，如果他们人数足以维持国家政治权力的平衡，那么法治民主就会稳定。
西塞罗(106BC-43BC)是古罗马的法学家。他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认为人在本性上是合群的，国家是通过人们之间的合作而形成的集合体。混合的政体是最优的政体，真正的贵族是把国家的福祉放在心上的人。西塞罗的思想大多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学者，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人物。
奥古斯丁(354-430)是罗马时期的神权政治论者，而阿奎那(ThomasAquinas,1224-1274)则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论者。他们在政治权力的来源、性质和社会权力结构方面的观点自成一家。认为上帝主宰一切，一切权力最终来自上帝，宣扬教权至上，主张教权高于君权，君权服从教权。
马基雅维利(NiccoloMachiavelli,1469-1527)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家。他的著作有《君主论》和《佛罗伦萨史》等。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两方面：首先，在研究方法上，他在一个宗教考虑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环境里，用直率的语言揭开了社会政治及其理论的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向人们展示了裸的社会政治现实，开创了现实主义政治分析的先河，为后世建立了实用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和应用政治的学者的典型。其次，他开创了从权力角度研究政治学的先河。认为人是反复无常并且倾向于作恶的，正是权力才能够造就秩序，只有在意志坚强的统治者所制定并强制实施的法律约束下才能保持品行端正。国家或其统治者完全有理由运用压倒一切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抵御来自内外的反抗。第三，他还研究了统治权术问题，提出了著名的“狮子与狐狸”理论，拓展了政治权力研究的新领域，对政治问题进行了技术分析。
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政治著作实际上都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的。在这些思想家中，对政治社会学有特殊贡献的人主要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首先注意到宗教、文化、人口、地理因素(如气候因素)在政治制度塑造中的作用，并对这种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其次他对政治权力本质的认识比前人前进了一大步，认为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只能用权力制约权力，完善了洛克的三权分立理论。这一成果对西方社会的政治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洛克、卢梭等则从社会的角度研究了政治统治的基础，认为社会契约是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而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系统的契约理论。
十七世纪以后，孔德明确地提出了社会学这一概念，他主张用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并且认为政治现象也是社会现象的组成部分之一，政治活动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因此政治现象研究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自孔德以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偏离哲学方法，转而采用科学实证的方法，于是，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开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于十九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政治学也在社会科学研究实证化的大潮之下，逐渐放弃哲学方法，也在本世纪初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这一切都大大地促进是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这就把政治社会学的智识史推进到了近代阶段。
二、近代阶段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都诞生于这一阶段。莫斯卡、帕累托和米切尔斯的精英理论、托克维尔的民主理论、韦伯的官僚制度理论和政治权威合法性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影响最大。他们都被后世追认为政治社会学的先驱作家。
精英理论家认为，人类的每一种组织都是由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少数人控制的。这些人在各种社会组织中高居要职，在政治组织中也不例外。他们左右着各种社会政策，尤其是左右着国家的政治决策，故被称作精英。社会中的权力也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社会中的权力分配是十分不平衡的，并且这种不平衡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精英一词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帕累托(VilfredoPareto,1848-1923)首先使用并使之成为社会科学的流行语的。他在1916年出版的《心灵和社会》一书中认为，精英是每个人类活动领域中能力最强的人。所有社会的成员均可以分为精英和非精英。统治精英通过强制和受其操纵的公众的同意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统治精英根据其品质不同，可以分为狐狸型的精英和狮子型的精英。政治变迁就是两类统治精英的循环替换，一旦一类精英适合于处理某种事件，该精英就会上台。狐狸型的精英能够通过政治花招来赢得普遍的赞同，但不敢使用暴力，他们因普遍的赞同取得合法性，但也因不敢使用暴力来维持秩序而失去合法性。狮子型精英敢于有组织地使用压制和胁迫，但易于变得过分保守、迟钝，无法取信于民，他们通过以暴力维持秩序上台，但也因暴力过分而下台。历史就是这两类精英之间的交替循环。
莫斯卡(GaetanoMosca,1858-1941)也是意大利政治理论家。他于1896年出版了《统治阶级》一书。他认为，在所有社会中，都有两个阶级，一是统治阶级，一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虽然是少数人，但却是有组织的，并且掌握统治权力。他们总会竭力通过一种道德的或法律的原则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并用合法的、专断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迁也只是在位的统治阶级和想掌握政治权力的在野精英冲突的结果。
米切尔斯(RobertMichels,1876-1936)是身具德国、法国、意大利三国渊源的政治社会学家。1911年出版《政党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寡头铁律，他认为每一种组织中都存在着一批保守的统治寡头，他们居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各种政治组织)的管理原则都是有悖于民主的多数统治原则的，任何组织都是有寡头统治的。政党组织在取得国家权力之后，便变成更加保守的力量，专注于维护秩序和稳定，以保证其对社会的统治。总之，只要有组织存在就有寡头统治的趋势。
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他的贡献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他讨论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以及民主政治的固有威胁。认为民主就是公民参与政治，公民政治权利平等，法律面前平等，就是获得这种平等的自由。现代民主制度是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基础上产生的。他系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必然面临的威胁如多数人的暴政。他认为，民主政治将替代所有其他形式的政体，人类进入民主时代之后，大规模的革命将会减少，智力活动将会长期停滞不前，中央集权将继续发展，并有可能使民主政治变成一种平庸的统治。为了对付这些威胁，补救的措施就是发展地方自治，发展地方民主，同时鼓励发展自愿的社团组织，使社团成为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其次他还探讨了大革命产生的根源，认为革命爆发并不是暴政最为严厉的时期，而是在暴政转向温和的时期。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官僚制度理论。韦伯把官僚制度当做中性词来看待，他认为官僚制度是现代社会为维持其生存不可或缺的组织手段。官僚制度基本要素有三个：一是劳动的专门化与分工，二是为社会所公认的合理合法的权威，以及负责的下级的表层结构，三是精确、稳定而严格的对事不对人的法律与规章制度。其次是关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论，他认为政治权威是通过命令使别人服从。他把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分成三种类型：建立在信赖现行制度的合法性上的“合法─合理”的统治；建立在传统信念上的“传统”统治；建立在对领袖非凡能力的信任上的“超凡魅力”的统治。除此之外，他还探讨了现代选举政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民共决式的民主制的含义。
卡尔·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马克思对政治社会学的贡献集中在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中，该学说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政治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中产阶级必将分化，或者上升为资产阶级，或者沦为无产阶级，整个社会将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对抗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阶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就会起来进行革命，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私有制，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理论包含了革命理论、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理论、政治发展理论等政治社会学理论，对后世专门研究革命问题的政治社会学有深远的影响。
三、战后阶段
政治社会学有着源远流长的学术源流，但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行为主义方法在政治学领域里崛起，政治研究的领域随着研究方法的更新而大大扩展，当代研究政治的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都愿意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于是，政治社会学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政治社会学从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独立出来了，它不仅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并得到了普遍承认。各种以政治社会学为名的著作相继问世，一批职业的政治社会学者纷纷涌现，其中著名的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的利普塞特、本迪克斯(R.Bendix)、霍罗威茨(L.Horowitz)、贾瑙维茨(M.Janouitz)，法国的迪维尔热，英国的博托姆尔。其他对政治社会学贡献或影响的非职业政治社会学者有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伊斯顿、亨廷顿、弗里德里克(C.Friedrich)、拉斯韦尔，英国的米利本德，法国的波郎查斯；社会学家如帕森斯、吉登斯、丹尼尔·贝尔、西尔斯、布热津斯基、雷蒙·阿隆、图雷纳(A.Touraine)、米尔斯(C.W.Mills)、艾森施塔特等，哲学家如卢卡奇、葛兰西、列维·施特劳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伦特(H.Arendt)，政治哲学家如奥克肖特(M.Oakeshott)，经济学家如哈耶克、熊彼特、加尔布雷斯、唐斯、弗里德曼、麦克弗森(C.Macpherson)，心理学家弗罗伊德、斯金纳、阿德勒，科学哲学家如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
政治社会学终于成熟了，它首先在社会学界得到了正式的认可。1959年9月在斯特雷萨召开的第四届社会学世界代表大会上建立了政治社会学委员会，这时政治社会学正式被确立为社会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学科。提议建立这一委员会的是施穆尔·艾森斯塔特、莫里斯·詹诺维茨、利普塞特和施泰因·罗坎。利普塞特担任首任主席，罗坎为首任秘书长。在这两位学者的指导和领导下，政治社会学被确立为政治学和社会学之内的一个分支领域。该委员会举办过多次研讨会并出版了大量书刊。自1959年斯特雷萨会议以来，该委员会在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历次世界代表大会期间都举行过会议。
当代政治社会学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是S.M.利普塞特于1960年出版了《政治人》一书。该书一出版，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不久便获得了1962年美国社会学会的麦基弗奖。该书显示了利普塞特在政治学和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卓越才能，也奠定了他在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里的权威地位。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社会学的核心任务是分析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该书围绕这一中心，探讨了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参与政治的根源、美国和其他国家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实际运作等。该书的基本观点就是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和一致的平衡。在利普塞特的著作出版之后，西方学术界一度掀起了研究政治运动、投票行为、政治系统、新政党的出现的社会基础等问题的高潮，并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在政党体制本身如何形成及其如何导出政治行为的问题上，利普塞特和罗坎1967年所编著的《政党制和投票人联盟：跨国家透视》就汇集了其中的部分研究成果。该书表明，政治社会学者已不再简单地去研究政党制是否适合社会结构，而是社会结构中的分裂和利益对抗怎样、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政治过程转换成政党制，政党制又怎样反过来影响社会中的一体化和资源配置。
在六十年代，许多政治社会学者开始对制度产生了新的兴趣，历史研究的倾向也日益加强。民族和国家的建立过程开始成为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中心课题。这一点在S.N.艾森斯塔特编辑的1971年出版的规模庞大的综合性读物《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十分清楚地反映出来。该书各个部分的副标题，诸如“前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及其社会条件”、“发达的传统社会的中央模式”、“现代政治体系的主要类型：现代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社会学”，清楚地揭示出上述倾向。关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相互影响的关系，已成为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标志之一。它还意味着历史学家和政治地理学家也日益卷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比较政治社会学中，一部反映许多传统和新的取向的著作乃是胡安·林茨和阿尔弗雷德·斯捷潘1978年编辑的《民主政体的崩溃》，它是一部比较性的和历史性的书籍，它论及了民主政体的先决条件和自由与权威的相互关系，并把分层和体制性问题融为一体。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里，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其中最引入注目的就是新合作主义理论(Neo-corporatism)和理性选择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的公共决策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代表社会经济利益的组织可以在商讨政府政策的过程中拥有发言权，而社会经济利益组织则有义务约束本组织的成员执行协商决定的公共政策。国家、工会和雇主代表之间的集体谈判，共同协商决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做法就是新合作主义。此种模式在奥地利最为典型，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新合作主义的实践，激起了研究现代福利国家管理能力和未来发展问题的强烈兴趣。在八十年代初，许多政治学者对社会公共政策对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理性选择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布斯和休谟，但自五十年代开始，才被经济学家首次系统地运用于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该理论假定，每个人的行为都旨在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对选民、政治家、院外活动家、官吏等政治行为者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也象经济人那样，总是选择最有效的方法去实现他们不同的目的。这个理论的特色是把新古典经济理论应用于分析如投票等政治现象。它的重要性在于对政治动机的重新讨论。理性选择理论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因为政治社会学的传统方法具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它强调集体的需要和价值，而理性选择理论则强调个人，强调作为驱动力的个人的自身利益。理性选择理论主要在美国政治学中得到了发展，八十年代在欧洲也赢得了追随者。
政治社会学的惊人成就使得它在政治学界也争得了地位。1985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政治学会第十三届世界大会专门成立了一个政治社会学研究委员会。这样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分支学科的地位，也取得了世界性的承认。
第二节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也是学者关心的重要话题。不过，它并未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起始于八十年代政治学、社会学得以恢复以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越来越重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有关刊物介绍了国外政治社会学的发展状况，有的大学、研究生院的政治学系和社会学系已开设或筹备开设政治社会学课题，许多西文政治社会学著作出版了中文本，许多学者也开始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1988年11月9日－12日，中国政治学界政治学新兴学科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会上还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对象和体系、政治社会学在中国的应用、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面临的若干难题等问题，并专门探讨了中国政治社会化的问题。在短短的十余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者和社会学者在艰苦的条件下，翻译西著，艰苦创业，著书立说，已经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外文著作，也不断推出了一批自己撰写的政治社会学著作。
一、西著东移
由于几十年学术传统的中断，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着艰难的补课任务。政治社会学也是如此。补课最经济也是最便当的途径就是移译国外经典的政治社会学著作。在这方面，中国学术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从译著方面来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政治家》、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近代学者马基亚维利的《君主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霍布斯的《利维坦》、洛克的《政府论》、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等均已经翻译成了中文。许多重要的当代政治社会学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的《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美国学者安东尼·奥勒姆的《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一致与冲突》、彼德·尤劳的《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罗素的《权力论》、亨廷顿和纳尔逊的《难以抉择》、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亨廷顿等的《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马丁的《权力社会学》、艾森斯塔特的《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和《帝国的政治体系》、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阿尔蒙德和鲍威尔的《比较政治学》，日本学者今田高俊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猪口孝的《国家与社会》、山口定的《政治体制》、三宅一郎的《投票行动》、中野实的《革命》等就是其中的典型。
二、论著的出版
在艰难的翻译之外，对政治社会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无论是政治学者还是社会学者，也开始了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并且出版了不少著作。如政治学者王沪宁在《比较政治分析》(1987)一书中，从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角度，通过纵向和横向比较，研究了政治时代、政治国家、政治形式、政治过程、政治决策、政治文化、政治思维、政治发展、政治世界以及政治科学十大领域的问题。王沪宁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分析》(1988)一书中介绍了西方政治社会学的沿革、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以及基本内容。
卢少华和徐万珉的《权力社会学》(1989)，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探讨了权力社会、权力基础、权力形式、权力制度、权力角色、权力形式、权力管理、权力控制和权力心理等问题。
政治学者刘军宁的《权力现象》(1991)研究了什么是权力、权力的构造、社会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关系、权力动机与权力崇拜、权威与政治权威、权力结构与权力分配、权力的运用、权力制约、权力与人性、权力的旋律与人类的命运等问题。
政治学者徐勇的《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的比较》(1992)运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即从政治与社会两个层面及其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从社会分层与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社会秩序与政治控制、社会意识与政治文化、社会矛盾与政治运动五个角度，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城市和乡村政治社会的状况、特点和变迁。
政治学者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1994)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中国政治人眼中的政治、中国政治人的政治意识、中国政治人的选举行为、中国政治人的参与行为、中国政治人对参与方式的偏好、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知识、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中国政治人的政治素质以及中国政治人的类型等问题。
政治学者李景鹏教授积十余年时间的积累，写成《权力政治学》(1995)，系统地研究了政治主体、政治行为、政治关系和政治机制。该书虽然是政治学著作，但处处体现了从社会角度研究政治的精神。因而实际上也是一本政治社会学著作。
政治学者周琪的《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1995)分析介绍了马克斯·韦伯、帕累托、莫斯卡、帕森斯、普兰查斯的社会分层理论，讨论了社会结构分析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管理革命问题、财产和社会分层问题、收入与经济地位问题、受教育程度与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性问题、以及阶级的衡量尺度等问题，分析了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中间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中国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团、社会分层、社会阶级问题上。如社会学者王颍、折晓叶和孙炳耀的《社会中间层：改革与中国的社团组织》(1993)研究了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涌现的社团组织，该书研究了中国社团的崛起、社团的功能、社团的组织模式、社团的外部互动关系以及社团组织体系变革等，在典型社区调查的基础上，运用社会学理论，详细描述、系统总结了社团崛起的背景，社团的主要功能、组织模式及与政府和企事业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深刻分析了社团在社会组织体系整合中的作用，明确指出了社团发展的新动态和新趋势。
社会学者李强的《当代中国社会的分层与流动》(1993)为研究中国社会分层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并实证地分析了当代中国工人、中国知识分子、管理干部、个体和私营业主阶层、贫困阶层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向，研究了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整体状况。该书虽然没有涉及社会阶层状况的政治效应，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者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995)由一个主报告和十一个分报告组成。主报告为“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变化──兼析社会利益关系的十大问题”，十一个分保告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中国新时期农民收入地位与利益格局报告”、“中国新时期工人阶级内部阶层利益格局报告”、“中国高层自然科学知识分子报告”、“中国新时期私有企业主阶层报告”、“中国私营企业雇工及劳资关系报告”、“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高收入者成层化趋势报告”、“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报告”、“中国现阶段城镇社会低收入群体报告”以及“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村阶层形成的报告”，结语部分提出了分析利益格局应注意的若干问题。附录部分给出了一个题为“国外社会学界关于市场化转型和收入分配研究的新进展”的研究综述。
社会学者苏国勋的《理性化及其限制》(1988)不仅介绍了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社会科学方法论，还系统地介绍了韦伯的政治社会学思想，循着韦伯的思路，探讨了统治与合法性、合法统治的类型、卡里斯马的核心地位、官僚制及其在现代社会组织中的推广、合理性与形式主义法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现代社会的二难选择以及作为职业的政治等政治社会学主题。
历史学者高毅的《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1996)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基础，以及革命本身对法兰西政治文化的影响。
其他有关政治社会学的成果还表现在大量的论文中。这说明，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不过，从研究兴趣来看，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权力领域，而社会学者对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分层领域。由于缺乏现代化的研究资源和手段，许多问题都没有能够充分深入，也没有能够充分展开，还有许多空白尚待填补。从研究人员方面来看，中国的政治社会学依然只是不同学科中有共同研究兴趣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研究人员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由于这些原因，中国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初步的。
第三节政治社会学的界限
一、政治与社会之间
在十九世纪以前，人类对人类社会以及自然世界的认识非常有限，所有的学者都是通才，因此也无所谓学科划分。但十九世纪末开始，人类科学知识突飞猛进，研究者中也开始了分工，专才替代了通才，专业化的学科研究替代了全面的科学研究。在学科化的潮流中，政治学和社会学就是相继独立出来的两门社会科学。
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独立，意味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在知识体系中的独立，在这一学科化的知识体系中，政治问题由政治学研究，社会问题由社会学研究。不过，政治和社会的关系并不因此而泾渭分明。由于社会是政治的社会，而政治又是社会中的政治，两者实际上是同一个存在的不同侧面，因此研究社会不可不研究政治，而研究政治也不可不研究社会。于是政治学和社会学虽然有着明确的分工，但在实际研究过程中，这一分工并不十分清楚。实际上，政治学在研究政治之外也研究社会，而社会学在研究社会之外，也在研究政治。这样，尽管政治学和社会学是两门相互独立的社会科学，但它们在实际上依然有着相当的交叉和重叠。政治学没有忽视政治现象的社会性，社会学也没有忽视社会现象的政治性。政治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正是体现了政治与社会难分难舍、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分久必合”的必然性。
二、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
在政治社会学产生之前，政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形式的制度研究。主流政治学者十分关心国家和法的问题，研究的课题往往是政治的人性基础、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等，不太关心政治的社会基础。其方法主要是理论演绎为主，具有浓郁的思辨色彩。当然，政治学者早就开始了实证的政治学研究。最早的先驱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近代的布丹和孟德斯鸠等，他们的研究方法带有强烈的经验分析的色彩，他们注重收集经验材料，而不仅仅是理论推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实证研究。十九世纪后期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政治学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逐渐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现实的政治活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如美国政治学者本特利就在《政府过程》一书中认为，政治学应该研究政治活动，尤其是政治集团的活动，而不应该局限于分析形式的文件。政治学者梅里亚姆则在《政治的新方面》一书中，主张政治学应该吸取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学、人类学、生物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政治行为，研究政府的社会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主义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影响发展到高峰，行为主义政治科学研究压倒一切，政治学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局面；政治学研究的领域也日益扩大，从制度领域扩展到了比较政治、政治发展、政治体系、政治文化、政治人格等领域；定量分析日益成为政治学的基本的研究方法。政治学中的政治社会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那么，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什么关系呢？有些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实际上就是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而从社会角度来研究政治，本来就是政治学的一大传统，更是现代政治科学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现代政治学就是政治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就是现代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学是一回事。法国政治社会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指出：“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这两个术语几乎是同义词。美国许多大学在探讨同样的问题时，在政治学系便把它称为''''政治学''''，在社会学系便称为''''政治社会学''''。在法国，''''政治社会学''''这种提法只是用来表示与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决裂和要用更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一种意愿，并没有实质的差别。”
不过，一般认为，政治社会学作为政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与母学科依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从研究角度来看，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凭着自己的偏好和知识基础，可以选择从法律、历史、人文、地理、人口、社会或经济等任何角度去研究，而政治社会学则仅指从社会的角度去研究政治现象。从研究领域来看，政治学研究包括国家政治制度、政治组织以及政治的社会基础等领域。而政治社会学则只涉及政治的社会基础。在方法上，政治学可以侧重理论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理论部分)，而政治社会学则仅侧重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政治学是关于政治现象的科学，而政治社会学则注重研究社会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不过，这种区分也并不是绝对的。由于现代政治学研究也日趋“社会学化”，因而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虽然有两个名称，但是要准确划分，的确存在很大的困难。从实际情况来看，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是重合的。例如，政治文化和政治发展这两方面的研究首先是在比较政治学中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学把他们移植过去；政党和权力本来也一直是政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也许就是因为这一原因，博托摩尔这样写道：“要想在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之间找出任何重大的理论差异都是不可能的。这些差异多半产生于传统的成见。”
三、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关系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区分。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行为的科学研究”。它的研究对象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文化、社会化、社会互动、社会群体、社会行为、社会分层、家庭、教育、宗教、科学、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社会变迁、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现代化等各种问题。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之处在于它的独特的社会学方法，它的研究依赖于对可以考证的事实进行系统的观察。
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政治问题，是社会学的传统之一。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孔德、斯宾塞、韦伯和涂尔干的研究就涉及政治的课题。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是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子领域。后来的利普塞特的研究也是政治的社会学，他的名著《政治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的社会基础”。
不过，在社会学领域里，人们对何者为政治社会学，何者为政治的社会学，并不如何在乎。在他们看来，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是称呼有所差异而已。政治的社会学或者政治社会学都研究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研究政治过程、组织、制度、文化、发展等，研究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因素，它之所以成为政治社会学，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在这个研究角度看来，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国家及政府或政治权力，并且认为政治现象是社会现象的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国家只是一种社会团体(association)，政府只是一种社会组织，政治体系也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它特别注重研究政治的社会基础，将政治活动及政治制度放在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体系中。以资发现社会团体和社会权力对政治机构运用之影响。
四、政治学与社会学的联姻
对政治社会学情有独钟的学者认为，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并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并不仅仅是社会学的一个子学科，也不仅仅是政治学的一个子学科，而是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它是政治学与社会学联姻并吸收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成果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结果。政治社会学与政治心理学、政治人类学一样，是当代社会科学科际整合运动的一种结果。政治社会学是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结合，其研究对象为社会与国家之关系。政治社会学的基本假设是，要理解政治社会的现象，不能单单研究国家或政府的政治结构，因为国家只是政治系统(或体系)的政治结构，而政治系统又是一般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因此任何有意义的政治结构与过程的分析，必须研究它的社会基础，如社会价值、信仰系统、权力合法性、权威等。
这种观点认为，政治社会学是指对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社会与政治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政治社会学介于政治学与社会学两者之间，并包括这两门相邻学科相互交叉的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分析社会结构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不是政治的社会学(SociologyofPolitics)，而是政治社会学(PoliticalSociology)。
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政治社会学研究吸收了社会学研究政治现象的方法，认为包括政治现象在内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可以从由构成社会结构的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来加以解释。政治是能在社会和经济集团的基础上得到解释的社会现象之一。作为政治学的子学科，它也吸收政治学的方法，突出政治现象的制度方面，把社会现象看作是政治行为的结果或现行政治制度的后果，而且假设，政治就是形成有关社会的重大决策的制度化领域。但作为独立的学科，政治社会学还将试图平衡社会学和政治学这两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将从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中吸收研究政治社会问题的新成果，以更好地发展政治社会学。
希望政治社会学能够独立发展，是一个很善良的愿望。不过，从政治社会学研究的现实来看，这种愿望似乎还没实现。因为，研究政治社会学的学者们散布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里，相互之间缺少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没有判定题材取舍的共同标准。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为政，使政治社会学的发展表现了较大的随意性。在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经济学中一旦出现有助于理解或解决政治问题的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时，政治社会学界就会毫不犹豫地加以吸收、引进。如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理论或某些经济学家的社会政治理论。不过，也正是如此，政治社会学才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且在许多学科领域产生了影响。
第四节基本框架与研究设想
一般都认为，政治社会学就是在政治分析的基础上，强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政治权力、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社会基础、政治对经济、文化、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等。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最基本假定是：政治现象绝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一种与其他社会现象有密切联系的特殊社会现象。政治现象产生于社会环境，它受其他社会现象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也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这些现象。因此，政治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把政治现象放到社会环境中加以考察，从社会的角度来理解政治，考察政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察政治的社会基础，考察社会稳定和发展所需要的政治条件。
不过，由于政治社会学学者的知识结构不同，各自所受的本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同，各自所面临的社会政治问题不同，因而各自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也不尽相同，其研究框架更是五花八门。下面试列举几本有代表性的政治社会学书籍的主要内容，也许从中可大致找出政治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基本问题和基本理论框架。
利普塞特的《政治人》主要包括民主秩序的状况、西方民主国家的投票行为、美国社会中的政治行为、民间团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问题等研究课题。
博托摩尔的《政治社会学》所涉及的课题是：民主与社会阶级；社会行为、政党与政治行动、政治系统的类型、政治变迁与冲突、新国家的形成、民族主义与发展、二十世纪的全球政治等课题。
瑞士的政治社会学家洛比埃(P.deLaubrer)把政治社会学分为四大部分加以论述，第一编是政治社会与历史模式，包括原始社会、古代文明中的城邦与帝国、中世纪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近代国家现象、当代世界中的意识形态力量等章节；第二编是政治社会与经济环境，包括工业化及其社会学意义、工业社会在当代世界中的经济发展等章节；第三编是政治生活的社会学；第四编是政治变迁。
美国学者费罗·瓦斯伯恩(PhiloC.Wasburn)所著的《政治社会学：趋向、概念和假设》共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包括理论渊源：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贡献，美国政治社会学的历史发展，以及当代政治社会学的讨论三章。第二部分是微观分析研究，包括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非常规政治活动的参与、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三章。第三部分为宏观分析研究，包括西方民主政体的若干历史、结构和文化特征、现代非民主政体的历史、结构和文化特质，以及后记：政治社会学的意义。
中国台湾政治学者马起华在所著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了政治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会政治权力、政治角色、隐形政府（政党与压力集团）、权力、政治社会化、政治文化与政治参与等问题。
施塔默尔认为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当代民主、权威主义统治体系、政党和利益团体、议会和政党。本迪克斯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应该包括政区和国家中的选民行为、经济和政治决策权力、政治运动和利益团体的意识形态，政党、团体、寡头政治和政治行为的心理联系、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体制等。霍洛伟奇认为，政治社会学应研究政治系统、变迁、政策、利益和结果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道斯和休斯在1972年出版的《政治社会学》中认为，政治社会学应当研究政治社会的基础、政治过程、前工业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发展、工业社会中的权力结构、政治社会化、政治的社会心理、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公共舆论、政治参与、选举、政党、压力团体和政治暴力。
布朗加特编辑的《社会与政治：政治社会学读本》罗列了七个方面：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精英和系统、总体社会政治补充、社会与权力、共同体权力、社会结构和政治、社会与政治变迁。
台湾学者龙冠海认为，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围有三大块：一是政治秩序的社会基础，尤其是政治的安排依赖社会组织与文化价值的方法。政治秩序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斗争的管制，政治社会学因此也考虑到基本宪法问题；不过社会学家注意探究的是支持政府与法律的东西，而不大注重这些制度的形式方面。二是政治行为的社会根据。在当代社会科学当中，政治行为主要指个人对政治的参与，他们为什么和怎样投票，为什么持有某种政治意见，为什么属于某种政治团体，为什么及如何支持政治运动。三是政治过程的社会方面，包括社会政治组织的活动及其互动模式，重点研究利益集团、政党、社会运动如何改变或安定政治秩序。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精神文明建设
一、引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系跨世纪宏伟蓝图的全面实现，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思想政治理论课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当代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精神支柱。提高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保证，也是我校培育“三用”即“好用、顶用、耐用”人才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提高精神文明建设水平
（一）突出理想信念教育，为培育“三用”人才打下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始终把帮助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培育社会责任感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目标，围绕“引导大学生做什么人、指引大学生走什么路、激励大学生为什么学”的问题，引导大学生正确把握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理想与现实、理想与信念的关系，正确对待实现理想过程中的顺境和逆境。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力求做到以下两点：一是关注“新”问题。时刻关注当代世界的新变化和中国的新发展，积极探讨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我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传统，增强大学生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探讨在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的情况下，引导学生正确理解艰苦奋斗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培养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竞争和协作、自主和监督、效率和公平、先富和共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关系，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形成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二是切准“真”问题。针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社会腐败、贫富差距以及就业等社会现实问题，教师们努力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关系中分析问题，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帮助学生在实际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在事关政治方向和根本原则的问题上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辨别力，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许多学生在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后，增强了对党的认识，普遍表达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二）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高地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引导人们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决定了它在高校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高地作用。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品德教育，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学生头脑的使命。它在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发挥着其它课程无法比以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着重讲授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帮助学生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基本原理，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想信念；《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主要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帮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解决成长成才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把握时代脉搏，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结合大学生实际和课程特点，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坚定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自觉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民族精神，增强他们国家意识和政治责任心、历史使命感；贯彻“与时俱进”的思想，培养大学生的改革与创新精神，鼓励他们在坚定的理想信念的基础上主动学习，借鉴和吸收其他先进思想；引导他们要以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为榜样，树立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人生态度，使他们始终保持朝气蓬勃、昂扬向上、务实、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对大学生深入进行思想道德和法制教育，引导他们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褒奖“八荣”，贬斥“八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和守信意识，提高守法的自觉性。使他们在学习、生活实践中，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竞争与合作，贡献与索取等关系，成为祖国未来现代化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转贴于
（三）深化思想政治理论理课教学改革，提高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在教学过程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课程的性质特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特点、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和原则，选择适当的教学形式、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生受益的优质课程。
1、整合优化教学内容
从教材、社会经济发展、学生的现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实际三个维度重新梳理、组织和确定教学内容，选取贴近社会、贴近现实、贴近学生的案例，分析、阐述基本理论，做到既遵循教材，又不拘泥教材，使教学内容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和学生的思想道德实际相结合，加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性、针对性、实效性。
2、重点强化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一直以来，我校社科部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坚持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系统教学与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把理论武装与实践育人结合起来，教师讲授与学生参与相结合、常规性考试与日常考查相结合，切实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改善教学手段，有的结合课程特点，运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如专题式、启发式、参与式、问题式、辩论式、演讲式、案例式等。这些尝试，打破了“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教学方式，增强学生主动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进了师生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3、积极探索实践教学
在实践教学方面，学校从现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学分中划出一个学分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教师把课堂与课外结合、校内与校外结合、集体与分散结合，实现了课堂教学向社会实践的延伸和拓展。通过实践教学基地，让学生在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过程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了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结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企业这个平台进行实践教学。从而使学生把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内化为行动，着实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4、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为了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积极探索多媒体手段在教学中的运用，把抽象的理论变为直观性、形象，是枯燥的内容不得生动性有趣，增加了教学的信息量。同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还充分利用QQ、电子邮件等形式，与学生进行教学互动、思想交流、了解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思想状况，疑难解答等，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5、采用多样化考试形式
“05方案”实施以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结合课程特点、教学内容和方法，尝试新的考试方式，各门课程的考试和考核统一试题、统一成绩评定标准，采用开卷、撰写小论文等形式，注意加强平时考核，把考试与课堂综合考查结合起来，把期末的一次性的静态考试与教学全过程的动态考核结合起来，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的考核为：平时10%，实践教学40%（课内20%，课外20%），理论考试50%；《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和考核为：考勤10%，表现20%，实践、作业30%，理论考试40%。力求较全面、客观地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成绩。重视诚信教育，强调知行统一。只要任何一门课程有作弊行为，则《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平时成绩即记为“0分”。
通过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增强教学的实效性，从而提高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增强自身素质，提高理论宣传水平
深入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16号文件）精神，深入学习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六中全会精神，提高理论水平。通过集体备课、听课、评课等方式，进一步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进而提高理论宣传的能力。社科部在注重提高教师理论素养的同时，力求加强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积极组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开展社会考察活动，组织教师到赴革命老区百色接受革命历史和爱国主义教育，赴全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点武鸣县双桥镇杨李村、上海、南京、华西村等地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国情，开阔眼界，为提高理论宣传水平奠定了基础。
2．思想政治课如何理论联系实际
3．幼儿德育教育探索
4．分层递进教学在政治课教学中的运用
5．初中思想政治教法浅谈
6．如何加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7．浅谈初中思想品德教育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8．浅谈思想政治活动课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9．对山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思考
10．略论班级的人性化管理
11．中学思想政治教学改革的探索
12．谈谈小学思想政治教学中的创新
13．浅谈农村如何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14．校园文化建设与学校政治思想工作
15．强化德育功能,推进素质教育
16．浅谈小学生良好思想道德的培养
17．德育工作在班级管理中的作用
18．论对中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
19．改进政治思想教育,塑造学生优良人格
20．初中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探究性学习研究
21．中学生思想及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研究
22．小学品德与生活课应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
23．浅析班级的民主管理
24．论对学生进行量化考核
25．浅析农村未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极对策
26．网络与未成年人的成长
27．中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析与研究
28．论家庭教育在小学思想品德教育中的实施策略
29．关于加强小学德育实效性建设的思考
30．农村小学政治思想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的思考
31．中心学校管理体制下的校长工作初探
32．面对市场经济的中学德育思考
33．浅谈山区中学生流失的原因
34．农村小学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探析
35．浅谈教师人格对中学生成长的影响
36．浅谈中学思想政治课的改革与培养学生能力
37．浅谈中小学思想道德的实施
38．浅谈社会因素对青少年良好道德品质养成的重要性
39．谈谈社会环境对中学生成长的影响
40．当代中学生的身心特点与思想政治课教学
41．如何加强农村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42．浅谈中学生的道德法制观
43．农村中学德育工作改革与创新初探
44．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难问题的思考
45．在农村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问题与对策
46．浅析劳动教育与学生正确人生观的培养
47．浅谈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品德形成的影响
48．影响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障碍及对策
49．建设"和谐校园"过程中不和谐因素探析
50．中学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困境的理性审视
51．和谐社会背景下中学思想教育的思考
52．论中学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要求与实践差距
53．学生对思想政治课逆反心理探析
54．网络文化对未成年人思想的影响研究
55．中国传统道德的现实价值
56．中国传统人生理论的现代意义
57．弘扬优秀传统道德与当前学校德育的关系
58．中华民族精神研究
59．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研究
60．传统德育方法的现代借鉴
61．传统义利之辨与两个文明建设
62．“文质彬彬”与现代青年
63．“内圣外王”思想内涵的现代观
64．君子模型与现代人才特质
65．传统“安身立命”思想研究
66．中国传统诚信理念的内涵及启示
67．孝道与当代青年
68．儒家德治思想及其现实创新
69．试析新时期下家庭伦理道德中出现的问题
70．当代大学生的思想现状、原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71．从政治教育到公民教育——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性及其应对
72．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情况的特点及对策研
73．试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74．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75．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7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新课题
77．大学生竞争意识之浅见
78．大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79．网络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新思考
80．网络化趋势下小学德育研究
81．各国德育之比较研究（各国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研究）
82．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研究
83．试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教育
84．浅析与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
85．试析企业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86．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可能路向
87．全球化时代文化的未来：文化一元化，还是文化多元化？
88．儒学所倡导的“内在超越”与依法治国
89．经济全球化与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主义”
90．“天人合一”思想与可持久发展
91．“中和”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92．老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93．专制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94．孔子的人才及教育观
95．儒家人才观及现代意义
96．传统道德的现代价值
97．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98．论人的全面发展
99．以人为本的哲学意蕴
100．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101．论马克思人的本质观的发展
102．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
103．论行政领导的创新能力
104．试论国家公务员的形象重塑
105．电子政务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106．论行政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107．中国古代和谐观的文化阐释
108．“以德治国”之思想源流
109．中国古代孝文化的现代价值
110．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追问
111．德育的现代性建设初探
112．学校德育应注重学生主体性道德人格的教育
113．道德教育（或德育理论）如何走向科学化和人性化的整合
114．社会公正（或正义）——现代中国社会伦理秩序建构的基础
115．基督教伦理对中国伦理重建的启迪
116．对全球化伦理理论来源的认识
117．论德治对市场经济的支持
118．浅论我国当前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119．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树立“民本”思想
120．论实用主义对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影响
121．转型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探讨
122．知识经济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讨
123．试论加强和改进社区思想政治工作
124．从流行歌曲看改革开放以来的青年价值观变迁
12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探讨
126．从民主与经济文化的关系看我国的政治
127．新时期政治辅导员的角色要求
128．浅谈毛泽东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129．论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130．对个体私营经济若干问题的思考
131．浅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德治”与“法治”
132．当代村民自治与思想政治教育
133．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的趋势及其启示
134．素质教育理论及大学素质教育问题
135．从德行到德性——道德有效性分析
136．以德治国是中国道德现代化的历史选择
137．网络时代高校德育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发展思路
138．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特点及其成因分析
139．从普遍责任意识到青年责任意识的培养
140．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141．从大学生网络危机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142．浅析当前的信用危机
143．全球化——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和机遇
144．简论冯友兰的四种人生境界
145．浅论科学观教育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146．科技的负面效应及相关社会思潮考察
147．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148．经济全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
149．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管理的楔合研究
150．论新时期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151．网络时代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的挑战与对策
152．思想政治工作新课题与创新研究
153．网络发展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54．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资源开发论
155．论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精神文明建设
156．我国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激励理论与实践研究
157．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载体的构建、管理与操作
158．网络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159．现代科技与精神文明
160．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管理问题研究
161．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与思想政治工作
162．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大影响及其对策
163．试论调节利益冲突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
164．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
165．论思想政治教育在人的现代化中的作用
166．关于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系统思考
167．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人学思考
168．构建现代中国人健康文明的精神生活
169．现阶段群众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定位思考
170．关于企业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171．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机制研究
172．论新时期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体制创新
173．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174．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环境研究
175．论物质利益原则及其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
176．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
177．论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才开发中的作用和运行机制
178．全球化背景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
179．思想政治工作激励研究
180．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
181．新时期领导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182．社会主义精神富裕论
183．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灌输与接受
184．论当前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185．赛博空间与思想政治工作
186．新世纪农民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机遇•对策
187．城市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188．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果探析
189．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及其思考
190．社会转型时期城市失业下岗女性的思想政治教育
191．新时期网络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192．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学视域
193．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
194．党政机关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构建研究
195．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功能探究
196．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需要研究
197．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化研究
198．论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创造力的培养
199．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理论研究
200．城市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初探
201．试论美国进口影片对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其对策
202．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203．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
20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研究
205．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隐性教育法研究
206．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论
207．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效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208．论文学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功能发挥
209．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10．当前我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现状、原因及对策探讨
211．新形势下坚持灌输教育的依据及实现途径的探讨
212．论邓小平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
213．论江泽民对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的贡献
214．邓小平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215．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及其时空特征研究
216．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正确对待人的需要研究
217．论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改进与创新
218．论渗透教育及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219．知识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20．网络时代的精神文明建设
221．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222．思想政治教育要素的有效性研究
223．论创建社区环境与社区思想政治工作的互动
224．江泽民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
225．网络思想政治工作初探
226．探析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角色心理的社会价值
227．关于社会诚信问题的研究
228．中西道德教育比较
229．论功利主义与集体主义
230．中日当代道德教育比较
231．韩国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232．朱熹自我教育思想探析
233．儒家心性修养论及对当代德育的启示
23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问题研究
235．试论商业个体劳动者职业道德建设
23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职业道德建设
237．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精要与现代公关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建构
23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239．东西方传统道德的近现代转型特色与启示
240．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同理想
241．敬业精神的价值及其培育—一对当代中国敬业精神的理性思考
24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若干问题研究
243．论制度伦理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244．试论我国当前社会转型中的信任缺失与信任重建
245．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环境道德建设
246．计算机网络道德建设探索
247．关于网络时代青少年道德价值观变化的研究
248．转型期中国城市公民文化建设研究
249．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
250．网络道德：问题与出路
251．论义利观的重建与道德教育改革
252．当前我国婚姻现状分析及其道德建设
253．道德规范的他律性向自律性转化的途径及价值评价
254．敬德与敬业精神建设研究
255．关于现阶段加强和改善公民道德建设的思考
256．城市社区居民道德建设实证研究
257．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道德教育模式的转变
258．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价值导向
259．道德教育与人生自由简论
260．论现阶段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
261．论绿色文明及其教育
262．论市场经济领域内的道德建设——李嘉图经济伦理思想谈起
263．论道德信仰与重建
264．生活：道德教育的基础
26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务员道德建设研究
26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建设问题研究
267．网络时代道德问题的分析与建设
268．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思想道德教育
269．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困境及和重塑
270．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在社会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
271．丰盈人性：当代道德教育的应然追求
272．“以德治国”视野中的思想道德建设研究
273．我国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实效性研究
274．诚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灵魂
275．试论社会公正与以德化民
276．墨子道德教育思想及现代意义
277．论WTO框架下中国经济法的发展
278．我国竞争立法的现状与完善
279．论反不当竞争法的价值取向
280．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现途径
281．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与完善
282．论消费者权益的国家保护
283．婚姻的伦理本质
284．论婚姻家庭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
285．论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民事责任
286．论我国婚姻法的伦理精神
287．家庭暴力问题研究
288．法定夫妻财产制的立法选择
289．对我国现行婚姻登记制度的评价
290．监护制度研究
291．对缺席判决离婚问题的研究
292．精神病人在离婚案件中的诉讼地位问题研究
293．论离婚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294．人口老龄化的立法思考
295．论家庭暴力中的"冷暴力"
296．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婚姻家庭制度
297．与婚姻关系有关的利害关系人的介定
298．论违反结婚形式要件的法律后果
299．论夫妻共同财产
300．论离婚损害赔偿
301．论夫妻忠实义务与隐私权冲突的法律协调
302．女权主义与婚姻家庭立法
303．婚姻仪式的价值研究
304．夫妻间的相互债权债务关系问题研究
305．论人大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
306．正确行使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307．试论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
308．试论行政强制措施
309．试论我国国家赔偿法的特色
310．试论我国的行政立法体制
311．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312．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313．判例与中国法制建设
314．市场经济与法制观念
315．论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与职能
316．论民法中的推定制度
317．试论中国对国际法的贡献
318．论国际经济法制及其发展方向
319．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观念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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