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旅游业目前面临很多环境问题，如相当一部分热点旅游区水体污染，空气质量下降，局部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旅游资源受到损害；大批游客拥入，致使基础设施紧张，旅游旺季造成在某一景区的高度集中破坏或影响了该地野生动植物的栖息和生存环境；旅游区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区内垃圾随意抛洒堆积，污水、污物随处可见；旅游开发建设项目与旅游区整体环境不协调等等。造成这些旅游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经济发展中的短期行为破坏旅游环境
很多地方以追求高经济指标为第一目的，环境保护被相对忽视了，甚至有些地方以牺牲环境来求得经济发展。上海的黄浦江，广州的珠江，苏州的河港，南京的秦淮河这些“游船云集，鼓瑟相闻”的著名游览区今天都已经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黑河”、“臭河”，全然没有了昔日的风采；在中国的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的上游河谷地带，近年来兴办了十几家采矿冶炼企业，它们排放的废水使奔腾在这一著名瀑布上的水流不再洁白晶莹，而是泛着黄色泡沫的浊流！再如“奇秀甲东南”的武夷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再配上独特的九曲溪及两岸苍翠、挺拔的植被，而成为著名的风景旅游区。但在前几年人们却对武夷山上的森林，进行掠夺式的砍伐，使其精华的九曲溪的水位急剧下降，而严重威胁武夷山的旅游景观价值。
（二）旅游者自身的不当旅游行为导致自然环境质量下降
旅游者自身的不当旅游行为主要在于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所产生的垃圾对景区环境的污染以及旅游活动本身对景区生态平衡和旅游意境的影响。由于旅游区本身设施的不完善和游客素养不高，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大量垃圾随意扔洒堆积，破坏了自然景观，污染了景点水体。周庄景区就是因为伴随着大量游客的到来而产生了很多的垃圾，而本身设施存在着局限性，使得周庄环境卫生得不到保证，水体污染逐渐严重。虽然周庄在南北水系建阀，但是其更新速度远比不上其污染的速度。
（三）旅游区客容量超负荷破坏了旅游区自然生态系统平衡
旅游人数、旅游区客容量与环境质量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密切关系，旅游人数大于或等于景区饱和承载量时，旅游对环境的破坏则大些，反之，则小些。以莫高窟为例，在7至9月的旅游最旺季节，在同一时段密集的游人对洞窟壁画本身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敦煌研究院能提供的数字表明，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上升10%，空气温度升高4摄氏度。二氧化碳是一种酸性气体，在高湿度条件下会与石青、石绿、氯铜矿、铅丹等颜料发生作用，使这些颜料变色，而人呼出的大量水汽可使存在于壁画中的可溶盐溶解向壁画面移动、累积。当洞窟内干燥时，可溶盐又在壁画颜料层上结晶，这样使颜料受到严重污染和破坏。同时在一定湿度条件下，壁画易产生霉菌，而霉菌生长代谢中的产物及死菌体会严重污染壁画并使颜料变色。所以洞窟不断经受着各种破坏，加之壁画制作材料质地脆弱，许多壁画已经产生了空臌、酥碱、起甲、变色、霉菌等多种病害。我国的许多旅游景区，这种超容量运转现象极为严重，致使景点内植被受到严重破坏，环境也受到严重污染，大大地降低了景点的吸引力，缩短了寿命（四）旅游资源开发和建设破坏旅游区环境
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便匆忙开发。有些景区的设施建设与旅游区整体不协调，造成旅游区生态环境、和旅游气氛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为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旅游区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旅游区所有的且应当保留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和气氛。还有一些新旅游区的开发，开发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论证与总体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进行探索式，
粗放式的开发。开发中重开发、轻保护，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与浪费。
二、旅游环境保护的对策
（一）健全旅游环保的法律制度和管理制度
鉴于旅游对环境的特殊影响和破坏，一定要加强环境立法和管理。严格执法和遵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等与旅游密切相（下转第40页）（上接第36页）关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并针对旅游业对环境影响有潜在性、持续性和累计性的特点，增加补充规定。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依法守法来保护和治理旅游环境，建立强有力的旅游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完整的管理体系来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并监督和管理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做到有法必依。
（二）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游客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游客的一些不文明行为会降低风景区的旅游价值。因此为了创造舒适优美的旅游环境，一方面要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高游客自觉地爱护景区旅游资源、保护景区旅游环境；另一方面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景区旅游环境的保护措施。为了保护景区的重点文物和著名景物，可增设钢网护罩加以妥善保护，既使游客能够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又确保重点文物和景物不受损坏。
（三）研究环境容量，保证旅游资源得以永续利用
为了顺利地发展我国的旅游业，必须加强对旅游环境容量的研究，根据每个景区的具体情况，提出可容纳游客的最大限量指标，采取提高热点旅游区的门票价格、划定特殊旅游景点并控制其旅游人数等手段；调整旅游区的旅游规模，在保证一定经济效益的同时使旅游区的环境得到保护。并做好旅游指导工作，使游客的不规律的活动，变为比较易于控制的行动，以缓和旅游人群对旅游热点的冲击。
（四）加强对旅游环境保护的宏观管理，进行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评价
做好旅游开发规划，贯彻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思想，这不仅是使开发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的重要措施。
（五）抓住时机、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产生和倡导的一种新型的旅游形式。随着生态意识的普遍提高，旅游者本人将成为旅游环境保护的重要角色。我国有许多部级乃至世界级的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资源丰富，适时适地地开展各具特色的生态旅游，有利于旅游环境保护意识的整体提高。
总之，旅游业发展与旅游环境的保护是相辅相成的，环境有效保护是为了更好，更持续地发展旅游业，而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可以促进环境的保护工作。相信在全民环保意识日渐提高的今天，通过有关行政部门和旅游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旅游资源一定能够得以持续利用，旅游业一定会更快、更好、更健康的发展。
澳大利亚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特点是起步较早。这与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同。澳大利亚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举措如下:
(一)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澳大利亚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吸取了一些老牌发达国家的教训,从20世纪30年代起,联邦政府就出台了一些环境保护政策,提倡在发展经济时注重对环境的保护。20世纪60年代开始制定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并不断完善,在处理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关系上采取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如特别注意从欧洲带来的有蹄动物对资源的破坏以及草场的退化,注意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注意保护文化遗产和生物多样性等。从20世纪90年代起,澳大利亚政府每5年对全国生态环境开展一次全面普查,做出系统评估,并向议会提交详细的环境评估报告。由于环境保护起步早,在澳大利亚因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相对负债少,遗留问题不多,从而大大降低了发展成本。尽管在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环境污染问题,但国家不断采取措施进行治理,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进入21世纪,为减轻环保给就业带来的压力,政府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推动企业加快向现代服务业转型,积极鼓励环保产业的发展。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了国家战略。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市政府之间建立了体系健全的机构和职能,三级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遗余力,职责明确,分工协作。联邦政府主要从国家层面进行生态环境的统筹规划和综合治理,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主要职责由州政府承担,市政府受州政府的指导和干预,在州政府发展框架下制定和执行本市范围内的环保规划。各级各地政府之间密切合作,制定规划,强化措施,确保政府生态环保职能的履行和生态环保权益的实现。近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每年的环保投资都接近100亿美元,其中,联邦政府每年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占全年财政预算的10%以上,州一级政府财政投入占到了20%以上。政府的高度重视,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可靠保障。从1836年开始到现在,澳大利亚建有世界自然遗产2处,国家公园600多处,自然保护区1000多处。此外,还有自然遗迹保护地、古迹保护地、天然动物园等277处。受到保护的国土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3%。澳大利亚服务业发展很快,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70%。环保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澳洲的新兴产业。许多环保公司拥有世界先进环保技术。一大批环保和清洁生产服务公司活跃在世界各地,并成功进入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基本上完成了从传统工业向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城乡差距缩小,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本达到了良性循环,协调发展。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保护生态环境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依法治理。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立法始于20世纪60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出台环境保护法律的国家之一。经过多年的积累,环境保护的立法比较完善,理念先进,自成体系。既有单项立法,又有综合立法;既有联邦法,又有地方法。澳大利亚的联邦、州、市三级政府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联邦的环境保护立法有50多个,如“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持法”、“碳税法”、“国家公园和野生生物保护法”、“大堡礁海洋公园法”等。联邦政府还有20多个专门行政法规,如“清洁空气法规”、“辐射控制法规”等。各州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则多达100余个,如维多利亚州的“规划与环境法”、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运营保护法”、昆士兰州的“规划法”、“石油天燃气法”等。通过立法,澳大利亚基本上把涉及环境保护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纳入了法治轨道。澳大利亚生态环保立法大多以预防为主,每个法律法规的条款规定得非常细,便于掌握,操作性强。比如新南威尔士州的环境保护法律,有17章201条,加上附件共有约15万字。澳大利亚环境保护执法是十分严格的,无论任何个人、企业或政府部门,只要违反了有关环保法律法规,都要受到最严厉的查处。工程开发项目如果不符合环境保护的法规要求,就会受到若干处罚。工厂违法排污将会受到重罚。在澳大利亚如果对原住民的文化进行破坏,就是最大的犯罪。对古建筑物进行改造必须符合遗产保护法。在动物保护区私自喂食野生动物都属违法行为。在澳大利亚很少见到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心,因为食品安全的立法和执法非常严格。企业发生食品安全事故,轻者关门停业,并终身不得从事食品行业。重者要承担刑事责任。澳大利亚各州都设有“环保警察”,负责环保执法。环境保护执法人员有很大的环境执法和处置权。
(三)倡导多元治理,扩大社会参与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全民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公民生态环保意识比较强,维护公共环境卫生的自觉性高,参与环保活动积极主动。各级政府非常重视公民在环保中的作用。通过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鼓励公民参与环保。通过购买服务、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构建互动机制,实现政府、企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相互合作和良性互动。特别是注重公民对环保立法的参与,在制定有关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时,都要把有关法律法规草案散发给公众,广泛征求意见。环保部门还开办了一些辅导课程,帮助居民普及环保知识和技术。很多州都有系统完整的环保网络系统,介绍各州的自然生态系统、环保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环保知识技术等。澳大利亚城市绿化和园林管理是开放式的。学校、社区、民间组织、志愿者团体都广泛参与到各种环保活动中。城乡居民都自觉参与植树、绿化、清理垃圾、维护园林等活动。城市居民房前屋后的花园和绿地,都按政府的统一规划和要求,由居民负责种植、管理和维护。政府为居民维护园林提供必要的设备,并有专人负责指导。在澳大利亚学习期间,昆士兰大学GregSiepen教授给我们介绍,在城市园林维护和管理上,澳大利亚很多地方政府专门规划了一些学校园林作为中学生的实践课堂,专门开辟了一些城市园林供退休后的老年人种养花草蔬果和社交休闲场所。而且在近10年中,澳大利亚这种市政园林有很大增长。很多学校不但把这种园林管理作为学生生物、自然、美术课的实践课堂,而且作为筹集办学经费的一个重要渠道。很多老年人则把园林维护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交休闲方式。澳大利亚还有人数众多的志愿者参加各种环保行动。如布里斯班近年实施的两百万棵植树造林计划,很多任务都是志愿者完成的。澳大利亚政府在城市园林的管理和维护上,特别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政府制定了很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与环保,加大生态环保投入力度。在很多环保项目上,政府注重与企业开展合作,共同开发。在澳大利亚,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程度是相当高的。如布里斯班南岸公园,就是在1988年世博会结束后,政府与企业利用世博会的场地合作开发的项目,该项目严格执行环保标准。2000年悉尼奥运会场馆建设和后期开发所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污水,也都是由企业负责处理的。
(四)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生态化澳大利亚城市建设有严格的规划。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通过规划把各部门统一起来,分工负责,协调一致。城市规划坚持以人为本,以社区为单元来进行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设计,围绕社区建设和居民生活需要来展开,而不是围绕产业布局来制定规划,尽量满足人的多层次、全方位的需求。如墨尔本致力打造20分钟生活圈。总体规划超前并执行严格,有的坚持百年不变。社区详规在充分调查和了解民意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变化情况每两年调整一次,完善功能布局,确保规划的科学性。各项城市规划和管理政策、法律出台,都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城市新开发项目,必须符合规划要求,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澳大利亚的城市建筑严格执行绿色建筑标准,规定可持续性指标,由第三方机构绿色建筑委员会负责评估。近几年来,随着移民的涌入和人口的迅速增加,澳大利亚居民住房需求量增加,房地产不断升温,建筑业发展很快,大量的建筑垃圾、噪音和扬尘成为新的环境问题。为了减少城市建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新南威尔士、昆士兰等州都将房屋建筑的施工许可由政府转到议会,提高门槛。澳大利亚政府出台了建筑可持续发展规范,强力推行工业化建筑作业,有效解决环保难题。任何单位和个人建房,必须按照该规范提出申请,报州议会审批。申请表内容涉及建筑规模、地点、格调、性质、功能、工期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邻居的态度、第三方机构的评估意见等,稍有不实,就会被否决。目前,澳大利亚的建筑工地基本上都采取钢架结构,改变了传统的混凝土结构,建筑垃圾大大减少,建筑噪音也比较小。在澳大利亚,基本没有见到城市大拆大建情况,城市都保留了不少旧建筑,档次虽不高,但留有城市记忆。澳大利亚城市公共设施功能配套,简单实用。城市街道不宽,但干净整洁、四通八达、人车分流、公交先行、设自行车道。政府通过对停车场建设的高税收,鼓励居民多坐公交出行等。城市排水系统非常完善,基本做到雨污分流,饮用分开。在很多城市都建起了规模化和现代化的污水处理厂。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分“白、灰、黑”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在澳大利亚很多建筑物上和地下都有雨水回收系统。一般的建筑物和单位没有围墙,办公、购物、休闲融为一体,遍布花草的绿地随处可见,开放式的公园古树参天。乡村建设基本与城市接轨,绿树成荫,路网发达,出行极为便利。
(五)尊重自然规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上,澳大利亚非常注重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注重对自然生态链的维护,注重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按照自然生态链进行环境治理,尊重自然规律,是澳大利亚近年来环境保护的一个鲜明的做法和特点。如在再造林、河道修复、植被管护等工程项目中,他们根据不同的土壤环境、气候条件、水文地质和生态系统,选择不同的树种,强调树种和生物的多样性,并模拟自然界植物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修复和改造。比如布里斯班市近些年推出了200万株造林计划,就是根据不同土壤、水文条件,栽种不同的树种,并形成生物链,以保证造林效果。在河道修复方面,澳大利亚很少见到水泥河岸与堤坝,基本上是保持了自然生态系统和生态链条的特征,考虑的主要是如何保持河岸的自然特性,如何有利于动植物繁衍和生长。在维护自然生态性措施方面十分有力,对本土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力度很大,对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十分重视,动植物检验检疫极其严格。近年来非常重视新能源的开发,提倡家居安装太阳能,州政府给予补贴。当然,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一些狭隘的利己主义,比如澳大利亚环保技术较为先进,但往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名,对向发展中国家转让环保技术设置种种障碍。近年来,澳大利亚推动产业升级,把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环境负担。澳大利亚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多产自中国和越南等国。尤其是,澳大利亚的生活用纸浪费很大。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桉树最多的国家,生活用纸都用桉树制造,但澳大利亚不直接生产桉树纸,而是出口桉树到发展中国家造纸,再进口生活用纸。澳洲粮食种植和畜牧业发展较快,已成为农畜产品出口大国,为了提高产品品质,澳洲大量使用太平洋岛国的鸟粪作为肥料,给这些岛国带来了生态危机。这种狭隘的做法,对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是不利的。
二、经验借鉴
生态文明建设重在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虽然我国国情与澳大利亚不同,但澳大利亚很多好的做法和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第一,要实施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战略。澳大利亚环境保护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起步早。因为起步早,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负债少,经济发展成本低,这与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是不同的。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环境问题却十分严重。这种反差说明,我们在发展经济上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是很大的,而且生态环境一旦破坏,恢复代价很大甚至不可逆转。因此,必须下决心走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旧发展路子。指出:“现在不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来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大。”政府要牢固树立环境保护优先的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战略,承担起环境保护责任。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形成环境保护优先的观念导向、政策导向和工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降低发展成本。
第二,要构建全员参与的环境保护机制。环境保护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全员参与的环境治理体制,明确主体责任,协调利益关系,形成互动机制。“政府作为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最大掌控者,如何科学定位其职责担当规范其施政行为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在环境保护上应承担主要责任。要把环境保护的考核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落实政府责任,实行责任追究。同时,应树立大环保理念,扩大公民参与环境保护,推动环境保护的社会化进程。要按照“谁使用谁付费、谁破坏谁赔偿”的原则,确立企业在环境保护上的主体责任。要采取多种形式,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环保。要把环境保护教育纳入学生综合素质教育中,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持久的生态环境教育,逐步把生态环境知识列为中小学的一门课程。环境保护离不开教育,“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反思人的观念,提供人的素质,改变人的行为”,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育。要在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环境教育和宣传,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氛围。要发挥民间组织在保护环境上的作用,促进环境保护新兴主体的成长。
第三,要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澳大利亚在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是做得较为成功的。政府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有基本的政策对接、统一的规划和良好的合作关系。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生态理念和科学发展意识进一步增强,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更加重视,但在生态建设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还存在不衔接、不协调的状况,影响了环境保护的统一秩序和工作效率。因此,要增强生态建设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突出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性和协调性。要坚持以人为本,尊重自然规律,按照城乡统筹、合理布局、因地制宜、适度超前的原则,科学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真正做到规划先行,以科学规划统领科学发展。要在坚持生态建设规划的科学性、创新性、系统性的基础上,力求生态建设规划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要处理好近期建设和长远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促进资源、能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要重视生产、生活、生态互动共赢体系的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与协调发展。要形成统一、协调、高效的联动机制,确保生态建设的区域统筹。
第四,要建设生态城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与澳大利亚相比,我们在城市建设规划起点、规格、标准等都相对较高,但在绿色城市、生态城市的建设标准上,则相对较低,与澳大利亚存在很大差距。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各级政府工程建设投入大幅增长,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和深入研究城市建设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认真处理好工程建设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关系,在工程规划设计、工程建设施工、运行管理等各个阶段都要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相应的对策和措施。要积极探索工程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调度和使用模式,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营效益的同步提高。要严格执行城市建设规划,实行城市精准管理,减少重复建设、盲目发展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建设生态城市关键在人,关键在人的生活方式。“激发公众参与生态城市建设的核心动力是市民自身生活方式不断生态化生出的内在需要。”要通过转变市民生活方式,充分激发广大市民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摘要：象山县水环境保护水环境建设
众所周知，水资源是一种动态的、多功能的自然资源，水是人类和生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又是生态和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水资源和环境不仅是紧密相联并互为因果，水环境对大自然的健康运行十分关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良好的水环境就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水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基础。任何形式的水污染、水系破坏都将导致水环境的恶化，从而使整个生态系统失衡。水环境新问题不仅是生态环境的新问题，更是直接关系到国家平安的经济和政治新问题，因此全球范围的水资源紧缺、洪涝威胁、用水平安成为关注的焦点。
1.水生态背景概述
象山陆域面积为1175平方千米，以“七山一水二分田”基本格局组成，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森林覆盖率56%以上，暖和湿润，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吸收和散发热量收支平衡，是人居条件比较优越的地方；但台风活动频繁，常伴有狂风暴雨，水系源短流急，独注入海，工程调蓄性能弱，而且河网密度低，潜伏旱涝灾难隐患。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1463毫米，多年平均水资源径流总量9.33亿立方米，降雨径流时空分布呈现自西北东南递减，集中在梅雨、台风期间，为双峰型。年际变化极度偏离均衡，变幅最大为2.83，以及工程地质、地形、沉没移民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水资源开发利用困难。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水环境新问题更加突出摘要：1、水源紧缺2、水体污染3、旱涝灾难。尤其是近年的旱情所造成的损害，表明水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支撑循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迫使我们重新思索和探究水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新问题。
2.水环境目前状况新问题
象山县水环境核心新问题是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有序建设，目前状况表现为水资源利用量的供给紧缺、浪费严重和水域萎缩；水体污染直接、间接和累积影响着用水平安和健康。
2.1水源短缺堪忧
象山县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9.33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1743立方米，处于全国警戒值水平。但是由于象山的非凡地形条件，可开发或利用的多年平均水资源量仅为4.97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仅为929立方米。象山境内可开发的蓄水工程潜力不大，估计在现有蓄水工程1.31亿立方米情况下，尚可开发的水利工程蓄水量仅为0.60亿立方米左右，总蓄水容量为1.9亿立方米左右，90%保证率供水量仅为2.8亿立方米左右，年人均仅为523立方米，而优质水仅为2.1亿立方米，年人均为350立方米，这就是象山水资源的总承载能力，属资源开发条件较差的缺水地区。
从万元产值用水量比较分析，离建设节水型社会差距较大。据调查2000年全县总用水量为1.33亿立方米，用水结构摘要：生活用水0.17亿立方米，生产用水1.12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0.97亿立方米，工业用水0.15亿立方米），生态环境用水417万立方米，就生产用水而言，国内生产总值73.86亿元，万元GDP用水量151立方米，是以色列的4.8倍，日本的6.7倍，美国的2.4倍，德国的6倍。其中农业用水量占73%，农业总产值35.5亿元，万元农业产值用水量274立方米，耕地亩均综合用水量325立方米，相对偏高。说明用水效率低下，并且得不到合理利用，浪费严重，节水潜力巨大，有待于挖掘。
蓄水工程建设滞后。近3年内县城用水量以20%左右速度增加，但主要蓄水工程仍由70年代建设，近10年内仅建成2200万立方米蓄水库容（占16%），目前年人均供水能力仅为374立方米。
用水结构不合理。目前未按照优水优用的原则，科学划分用水类别，工业、农业用水占用大量的优质水源，而适合于工业、农业用水的河口水资源缺乏系统规划利用，分质供水还未得到实施。
2.2水体污染严重
象山县的主要污染源是生活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其次是工业污染，污染物主要是COD。污染面广量大，尤其是农业施用有害化肥、农药，使农作物农药残留量超标；污水直接灌排，城镇、乡村雨污合流，污染循环累积加剧，从而削弱河网水体自净和纳污能力；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开发污水资源化回用势在必行。
依据2003年度《象山县环境质量报告书》，从地表水的16个监测站位及近海海域4个监测断面分析摘要：我县10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库中，除仓岙、三家村水库水质为Ⅱ类，满足象山县地面水功能区划分要求外，其余均为挥发酚、总氮、总磷超标，10个水库中其中营养化的为8个(富营养为4个)；河道水质和2002年相比有所恶化，其中南大河流域(东大河、西大河、南大河及横河)水质为超Ⅴ类，淡港流域水质为Ⅳ类，大塘港流域水质为Ⅴ类；象山港、大目洋、三门湾、石浦港近海海域水质均为超Ⅳ类，主要是无机氮、无机磷超标，其它指标尚能满足Ⅰ类海水水质标准。
2003年全县污水排放总量为1392.56万吨，其中生活污水为727万吨，占总量的52.21%，工业废水为665.56万吨，占总量的47.79%；农业废污物排入水体约1亿立方米左右，是氮磷超标，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原因；农村地下水由于生活污水随意排放也污染严重，大部分水井水不能直接作为饮用水源。
2.3旱涝灾难频发
河流综合整治是减免旱涝灾难和改善水环境的重要工程办法，利用生态修复技术，对水中污染物进行转移、转化及降解，达到净化水体目的，并且赋和一定的生态所需最少合理流量，以满足水体的纳污能力。根据《象山县河道整治规划报告》水系基本格局，河网面积12.7平方千米，占全县平原谷地面积的2.26%，总长度710千米，密度为平方千米1.26千米，正常调蓄量1870万立方米。淤积沉淀底质污染严重，调节性能比较脆弱，河道遇旱干涸，遇洪积涝，是我县河道基本状况。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土地利用价值的提高，河道、水域被人为侵占或者缩小，甚至因水体污染发臭，干脆填埋了事，导致水面急剧减少，天然调蓄功能严重萎缩，加重了旱涝发生的机率。保护水面，还河流以空间，是我县水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按照有关规定要求，绿化用地面积不能低于建设用地面积的30%，水面面积不能小于绿地面积的5%，象山的河网水面率严重不足，并且淤积堵缩普遍，难怪旱涝灾难交替频发，为此必须疏浚拓宽，达到水面率最低要求。
3.水环境防治策略
根据“生态立县”战略思想，考虑“平安、资源、环境”要求建设一个和水和谐的良好环境。针对象山县水环境目前状况和发展需求，要彻底改变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观念，充分熟悉到水资源是有限的，并不会随经济发展而增长。自觉推行“政府引导，公众参和，社会筹资，共担风险”的机制，遵循“合理开发、节约使用、有效保护”的原则，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来支持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高效增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确立防治水环境的基本指导思想摘要：开源和节流统筹；供水和用水协调；利用和保护并重；用水和排水配套；集中和分散结合；理论和实际兼顾。保护和建设过程中要体现功能特性要求，主要内容包括摘要：自然生态、空间景观、心理行为、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特性，真正突现“显山、露水、映绿”的水生态环境。
3.1城乡水环境建设
水是生命之源，人们逐水而居，傍水而聚，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和刻意建设，逐渐成就了当今城镇和乡村。同时，集结在一起的相当人口和经济实体，彻底改变了所在地区的自然环境，最为明显的是人类的极端功利化活动，使城乡水面率降低和河道水体遭受污染，原有起储水滞洪功能的河流、湖泊、库塘等水环境载体被填平或埋管填平，城区河流变成开敞式的“下水道”，水环境状况严重恶化。
水环境在营造城乡环境舒适性中的功能和地位无可替代，清亮、丰富的水是生命的源泉，是城乡舒适环境全部要素存在基础，水使人类感到心旷神怡，触水、亲水、提供富有情趣的水环境、水景观对城乡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优先保护公众密切关注的水源地，治理生存环境的水体，体现治水生态理念。
象山县城80年代初期河道水面率为6.28%（不包括水库），现建成区为3.2%，水面率几乎减少了50%，而仅有的主要河流水质为Ⅴ类或超Ⅴ类，显然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水环境保护和建设是远远不够的，目前状况的热岛效应和视觉效果难以说是个舒适的城市。为此建议在今后加速发展进程中，决不能再让以牺牲水面来换取局部经济利益的事情发生，针对这方面要在深入调查探究的基础上，确立科学合理的水面率，在相应规划中应以明确体现摘要：新城区建设中水面率不能低于6.0%。尤其在大目涂围垦区域规划建设中，力求以水环境来营造丰富、美丽的新城区，留足必要的水面面积，既可作为县城的滞洪区，又可作为城市景观，丰富的海水资源能保证水体循环。
县城仅存的新华河、南大河、白石泾河的严重污染，已对城市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虽然城市污水厂能截走部分污水，但是由于几条河流水循环的不足，无法达到自净效果，据有关资料统计40立方米的清水只能净化1吨中等污水，城区主要三条河道上断面集雨面积为25平方千米，年产流量为2000万立方米，年可容纳污水为50万吨，远远少于1000万吨排污量，因此即使有5%的污水不能截住，也会造成水体污染，由于现建城区为雨污合流制，要做到80%的截污量困难也较大，因此寄托于污水处理厂使城区河道水质变清恐怕只是愿望。为此建议营造一个人性化的水环境，把城区几条污染河道改建成双层河道，仿效日本的经验，下层排污水，上层蓄0.8米左右清水，利用现有的城区东谷湖水库等水量，一个月置换一次清水，年用水量约20万立方米（按4千米计），并努力创造出具有丰富自然的水边环境（草坡、绿树等）。这样一方面可把城区河道的污水“变成”清水，另一方面在建成区出口截污，可完全截住污水，大大减少在城区中埋管截污投资，假如新城区能雨污分流，县城就能达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感觉。
河道整治是改善农村水环境的主要手段。河网整治重点是恢复提高其基本功能，通过疏浚和其他必要的工程办法，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进化和生物群落的多样性，改变传统的水利工程以建设工程办法、改造河道和控制水流为手段，向防洪、水资源利用和河流环境整治的综合性管理方向转变，着力于以流域系统的整体生态的恢复，营造生物的多样性来改善水环境，避免水体脱离生物群落，降低自净能力。尽可能不要裁弯取直，保持自然河流中河岸线不规则主流、浅滩、急流相间的格局，护岸尽量少用人工材料如混凝土等构造，以保留水土交换空间。鉴于目前采用砌石护岸渠化式河道整治方式，不宜大范围推广，在河道整治中应充分考虑河流固有的适宜生物生育的良好环境，砌石护岸不宜高于常水位，在河岸的高水位沉没处应增加绿化，保障鱼类和动物的生息环境，在确保河道的防洪、水资源利用功能的同时，创造美丽的自然环境，并实现和布满魅力的乡村景观和谐共生。
3.2建设节水型社会
严重的水资源形势和目前的节水意识、水平的矛盾，要求创新节水工作模式，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是循环经济的必然选择。对我县来说，除了强化水危机意识提高全民节水保水积极性及大力推广应用节水保水新技术（例如节水型器具使用等）外，关键要从以下两点做文章摘要：一为加强规划管理，优化配置水资源。组建统一水务管理机构,实行水源规划建设至供给网络运行管理和治理保护过程的系统控制。在摸清我县水资源状况的基础上，认真探究制定包括水资源中长期供给、供水水源、节水、污水资源化、水资源保护等内容的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按照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合理确定城市产业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按照优水优用原则，科学划分用水类别，非凡要控制好优质水源的使用，保护优质水优用于城市居民生活。加强城市污水、雨水、微咸水等非传统水的开发利用，凡是能够利用上述非传统水资源的工业企业和城市市政用水，应大力应用非传统水源，努力节约优质水资源。二为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节水型经济。各级政府要根据本地区的水资源情况、水环境容量，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大力压缩耗水量大，用水效率低、水污染严重的产业，严格限制高耗水型工业项目的发展；积极发展节水型的产业和企业，并通过技术革新改造等手段，加大企业节水工作力度，促进各类企业向节水型方向转变，努力降低万元产值耗水量。耗水建设项目要做到“三同时，四到位”，即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和节水办法要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取用水户要做到用水计划到位、节水目标到位、节水办法到位、节水制度到位。此外要进一步深化供水价格改革。城市用水要按照用水性质，实行分类计价，实行阶梯式水价和季节性浮动水价等制度。
3.3合理开发水资源
象山县现有各类水利工程总蓄水量为1.31亿立方米，90%保证率可供水量为2.0亿立方米，相应水资源总量5.1亿立方米，水资源开发率已达39.2%，已属合理开发范围上限。假如考虑规划水库后，开发率将达到55%，超过水资源开发率的上限值。过度的开发将对下游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国际公认一条河流的水资源开发率不宜大于40%，而我县部分河流的开发率已超过此值，当然我县河流短促且近距离入海，所以相对影响会少些。
对我县来说合理布置项目储备是必需的，但项目开发上只能适度超前，非凡是规划2020年90%供水保证率需水量为2.98亿立方米，靠我们以大量移民为代价来极度开发水资源，显然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应是节水和非传统水资源利用。非传统水资源主要集中于河口，河口水资源的利用是今后我县缓解水资源紧缺的重要办法，当然这要有统一规划，河口水资源利用是入海前的最后利用，最大优点是不影响环境且投资省。我县主要47条河流总集雨面积（不包括平原面积）746.45平方千米，其中水库拦蓄面积为300.44平方千米，直接入海6条河流集雨面积为81.68平方千米，由海塘拦蓄的集雨面积为364.33平方千米，因此如何利用好这364平方千米的河口水资源（多年平均径流量2.88亿立方米水量，90%保证率1.6亿立方米），应作为我县开源重要方面来考虑。河口水资源的利用关键在于分质供水，假如能利用30%河口水资源，就几乎能替代我县规划建设的水源工程。爵溪工业用水利用南庄平原河道水就是最好示范，西周及我县北片是我县临港工业产业集聚区，具备利用河口水条件，且河口水资源丰富，非凡是涂茨、贤庠、黄皮岙区域水库蓄水能力较弱，但河口水资源丰富，工业发展应充分考虑利用河口水，这样才能解决近期发展的用水矛盾。同时，为将来有充足河口水源，水资源的保护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目前除南庄平原外，其它平原水质均在Ⅲ—Ⅳ类，这是我县的资源财富，有关部门应落实专门保护办法。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摘要：企业既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也是环境质量的损害者，所以企业必须负担必要的环境责任。环境责任既有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更应采用循环经济生产方式。本文从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是获得持续经营能力的战略选择、获得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举措、是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选择等方面论述，供企业发展参考。
关键词：发展循环经济战略意义自我调适持续经营能力持续盈利能力绿色贸易壁垒
企业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环境质量的损害者，因此企业除承担起经济角色外还必须负担必要的环境责任。企业的环境责任不应仅仅是将其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更应该构筑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循环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地球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加深的结果。然而，企业并未普遍、充分认识到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性，循环经济至今还没有成为企业行为的自觉选择。企业循环经济行为要由被迫走向自觉，有赖于企业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意义的正确认识。循环经济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战略举措
企业是环境的产物。现代企业是人类社会技术变革和制度变迁的结果，而这些变化也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所谓适者生存，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企业具有经济、社会和环境三重责任。按照传统的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企业几乎只有经济责任，而且主要是为产权所有者谋取利益。但是，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企业不仅要承担经济责任，而且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只有同时承担起这三方面责任的企业，才算得上是优秀企业。
不同产业虽然资源消耗量和废物排放量差别很大，但毫无例外都要承担环境责任。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都从末端治理逐渐向天人循环范式转变。现在的环保工作，已经从一般性管理工作，变为企业核心业务和战略决策的一部分。
我国采取“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措施，实行了排污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损失赔偿制度。企业在强大的环保约束面前，大都采取末端治理方式处理三废问题，虽然取得一定的环保效果，但也产生以下问题：一是环境监管部门监督成本过高；二是环保设施初始投资大，治理成本高；三是治理技术难度大,“偷排”现象时有发生。因此，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实行清洁生产，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的产生，是企业自我调适，适应环境变化的治本措施。
2.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经营能力的战略选择
企业是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又是污染物的直接排放者。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造成和加深了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威胁着企业自身的生存，也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企业只有树立循环经济观念，进行制度和技术创新以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缓解上述矛盾，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有三个基本层次；一是企业内部循环。企业通过推行清洁生产，综合利用资源和能源，延长产业链条，减少物料使用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的耐用性；二是企业与企业之间循环。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价值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藕合关系，建立工业生态园；三是企业与社会之间循环。通过建立废物回收再利用体系，实现消费过程中和过程后物质与能量的循环。这三个层次的典型代表分别是美国杜邦化学公司、丹麦卡伦堡生态工业园区和德国的双轨制回收系统。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通过三个层次的物质循环，可以达到既降低资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的目的，从而进一步凸显成本领先优势，使企业在取得巨大社会环境综合效益的同时，获得持续经营能力。
3.发展循环经济是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提升自身竞争能力的战略举措
企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视为生产函数，企业必须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原材料和能源是企业投入的主要构成部分。在生产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生产成本不仅取决于投入要素的数量，而且取决于投入要素的价格。随着资源尤其是非再生资源日益短缺，资源价格不断攀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日益受制于资源投入产出率。
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多年持续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落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低效率、低回报，我国自然资源支持体系也已经无法持续地发挥有效作用。
近几年，南方多个省市拉闸限电，石油、铜等原材料供应十分紧张，进口大幅度增长，资源约束矛盾日益尖锐。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很低，浪费严重。迅速膨胀的资源需求，拉动了能源和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我国自03年起经历了粮食、煤炭等的涨价，使企业产品成本不断增加，企业盈利空间日益缩小。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不得不增加其出口产品的定价权。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若不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经济模式，就会逐渐失去持续盈利能力并逐渐丧失自身的竞争优势。
事实上，在强大的资源约束面前，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并非仅有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而无经济效益，并非仅有成本支出而无利润贡献。据统计，我国工业产品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占企业生产成本的75%左右，若降低1%，就能取得100多亿元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发展循环经济，可以使企业获得持续盈利能力和提升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企业跨越绿色贸易壁垒的战略选择
随着世界环保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产品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在“禽流感”疫情发生之后，人们选择产品的标准正由传统的“物美价廉”向“环保、无污染、无公害”方面转化。与此同时，发达国家还在资源、环境等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设置了目前难以达到的技术标准，不仅要求末端产品符合环保要求，而且规定从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到包装、运输、使用、循环利用等各环节都要符合环保要求。以节能为主要目的能效标准、标识已成为新的非关税壁垒。这对我国出口产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数百个品种、5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保护臭氧层的有关国际公约而被禁止生产和销售；40多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因主要贸易对象国实施环境标志而面临市场准入问题。我国每年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因“绿色壁垒”被禁止。这些情形表明，自觉实践循环经济，塑造绿色企业形象，已成为我国企业跨越“绿色壁垒”并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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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铁宁、刘双喜.生态农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趋势［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07（3）
［3］汪怀建、周跃龙、黄锦.生态农业建设中的循环经济探讨［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5,13(1)
［4］孙彦泉.生态经济与生态经济农业［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02,4(1)
关键词：农村经济 生态 对策
海南省的生态环境全国一流，世界闻名。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海南最具价值的物质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依托生态资源发展经济、改善生活，越来越成为海南人民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建省以来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形成、深化。从建省之初提出工、农、贸、旅并举的发展举措，到上世纪末相继出台的“一省两地”产业发展战略和建设生态省的重大决策，再到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中人们日益清晰地认识到，海南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热带海岛生态这一优势资源。开发利用生态资源，首先要保护好生态资源，实现生态资源的可持续。然而，由于发展经济、追求富裕的愿望在不断蚀食和淡化着人们的生态意识，甚至冲昏人们的头脑，自觉不自觉地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在海南仍然非常普遍，非常严重。尽管近年来海南加大了环境保护力度，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生态保护法规措施，但海南的生态保护形势并不乐观，严重威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诸多因素长期存在，保护生态的任务十分艰巨。
一、海南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破坏状况
海南是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其它经济发达省份，现代工业企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压力不显著。不过，农业（农村、农垦）生产、旅游开发和房地产扩张等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却有增无减，其中，来自农业生产的破坏范围广，危害大，不容忽视。就破坏范围而言，农村散布全岛各个角落，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所及，既包括农村周边生态环境，也包括生态保持区，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整体性的。就破坏程度而言，目前海南和全国一样，所面临的一共性问题，如生态林地损毁、生活垃圾和化肥农药污染等，一个都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生态环境呈缓慢退化之势。对于诸多咄咄逼人的危害生态安全因素，遏制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对于已遭受摧毁的生态环境，促进其恢复的力度不够。
（一）农作物违规和无序种植对生态的损毁极其严重
只要深入海南各地调研，亲眼所见，就不难发现绝大部分生态区都已被或正被农业种植所蚕食、分割、截断孤立，完好无损、绵延完整的生态在海南已极为罕见。几乎所有农村周边小山丘上的原生态植被都已被剔光，取而代之的是郁郁葱葱的经济林、农作物。高大一点的山岭，也多数逃不过被围剔的命运，只剩下顶峰、沟壑里一小块所谓的生态林，如琼海市官塘区的白石岭、万宁市礼纪镇的西岭等，在这些地方，山上山下，处处是槟榔，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已不复存在。在有名的呀喏哒热带雨林景区，实际上除山壑里还保留着原生态植物外，整个景区的山坡都已被荔枝园、龙眼园等果园团团包围。即使是七仙岭、五指山、吊罗山、黎母山等自然保护区，也被农业种植片片蚕食，层层分割，面积委缩、功能退化，动植物多样性不断减少，一些以往常见野生动植物濒临绝种。
海南农作物违规、无序种植在上世纪末达到高峰，有些地方因此而把生态推向灭绝的边缘。种植的作物种类繁多，包括橡胶、槟榔、橙桔、菠萝等，当时尤以槟榔种植最为疯狂。由于农民认为槟榔的经济前景较好，在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曾一度出现家家户户种槟榔，到处垦荒种槟榔的景象。本世纪初，违规、无序种植的势头受到初步遏制。2005年，海南林业局提出“25°坡度以上种黄金都不行”的口号，下决心保护日趋脆弱的生态。但整体破坏格局已经形成，或明或暗的持续破坏行为仍然发生，恢复措施乏力。
（二）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
农业养殖是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在海南，近海水产养殖、陆地养殖、山区养殖等各种农业养殖并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水产品，禽畜产品需求量不断增加，养殖的量和面也呈逐年快速扩大的趋势。农村养殖几乎均无排污设备，每个养殖场都是一个排污户，生产的污水污物直接向外排放，注入小沟溪流，流进江河湖海。小户小排，大户大排，污染日积月累。农业养殖不仅是重要的污染源，而且也是导致毁林损地的一大要素。养殖所到之处，红树林、海防林、湿地等生态都遭受不同程度破坏，甚至完全被毁。万宁市神州半岛风豪港湾原有的一大片葱翠美丽的红树林，就因水产养殖扩增而渐被砍光。
农药化肥是生态环境的另一污染源。跟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如今海南农业生产几乎是无作物不施化肥，无瓜菜不撒农药。由于农药化肥用量极大，残留物多，时间持续，加之用法不够科学，使用效率不高等原因，其污染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非常惊人。农业养殖和农药化肥造成的污染逐年加剧，在海南各地乡村的田间地头，土质变差，水变浊变臭。昔日田沟小溪清澈见底、鱼儿穿梭的景象已难觅踪影。
（三）农村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加重
在全省范围内，不论城乡，生活垃圾的处理都是个大难题。然而，与城市相比，农村生活垃圾更难应付。城市有专门垃圾收集、运送和处理设施，而绝大多数农村却没有，且农村范围广，地区分散，垃圾不易收集和处置。虽然目前海南文明生态村数量已过万，约占全省农村总数的一半，乡村公路、电视网络等基础设施有很大改善，但在生活垃圾处理以及排污系统建设方面进展极为缓慢。在农村，生活污水横溢现象依然普遍，日用废旧物品、塑料袋、建筑废料等垃圾往往是被随意抛扔，随处可见，阻塞河沟，污染田地，妨碍观瞻，到了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四）多数乡镇企业高耗低效治污无力直接危害环境
海南是工业落后地区，乡镇企业不发达，与其它沿海发达城市相比，乡镇企业污染环境的现象不突出，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可以忽略。2010年，海南乡镇企业经济单位已愈5万多户，其生产活动无疑与生态安全戚戚相关。海南的乡镇企业大多规模小，实力单薄，科技水平低，技术设备落后，高耗低效，对治污往往有心无力。其生产过程所产生废气废烟、污水毒物甚至没有经过简单的处理，就直接排放到环境中去，成为生态杀手。在调查中容易发现，乡镇企业多的地方，环境污染总是相对较为严重。
二、促进海南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当前，海南正加快建设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的步伐，这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热带现代农业发展，无疑需要更多的耕种土地供给，更多的化肥农药和扶助设施，从而对本已十分脆弱的生态构成新的威胁。与此同时，热带现代农业是高科技的优质高效的农业，讲求科学合理地利用土地资源和节能环保，因而也有利于促进环境的改善。海南应紧紧抓住文明生态村和国家热带现代农业基地建设的机遇，采取有力措施，战胜挑战，努力促进农村经济和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入研究，制定和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
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充分摸清海南生态环境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规划。透彻分析生态环境现状，准确评估生态环境安全及影响因素，进一步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目标，提出科学可行的实行和保障措施。
特别是要严格划定生态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缓冲区范围，划分不可开发区、可开发区。在保护区和缓冲区内，坚决禁止农业、工业、旅游及房地产开发，尽可能杜绝外来因素的干扰和危害。要注意不同生态功能区的整合，避免人割断森林、海洋、渔业、生物、河流、湿地等自然要素的整体生态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规，实施更为严格的生态保护标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确立“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根据形势需要，在现有《海南省环境保护条例》、《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经济特区限制生产运输销售储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等条例规定的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全面的环保标准更高的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制定和完善有关生态保护区管理、农村水源土壤污染防治等方面法规。
（三）加强生态环境监控，加大对破坏生态行为的惩处力度
建立海陆空立体监控体系，采用卫星传感、水质测验等科技监测与人工实地察看相结合，职能部门专业监督与社会群众监督相结合的办法，既重视临近地区和敏感地区的监控，也不疏漏边远偏僻地区的监控，实现环境监控全省实时覆盖。明确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责，实行生态环境监控问责制。对危害环境的行为不闻不问或监管理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要严厉查处。
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及时依法从严处理，对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取科学果断措施尽快恢复被毁自然生态。对保护区内种植的农作物，采取政府补偿、奖励和农村自愿的办法，坚决予以推毁。恢复生态，切不可用人工种植公益林的方法，人为干预生态区植物的生长，破坏生态的多样性。海南雨水阳光充足，空气滋润，只要不人为破坏，生态恢复相对较快。
（四）实行严格的生态保护责任制，积极推动绿色发展
切实将绿色发展成绩作为领导考核的重要内容，从体制机制上激励领导干部不断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努力推动节能增效，积极倡导绿色消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那些只顾眼前利益，急于出政绩，保护生态环境不得力，甚至放纵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领导干部，要严肃追究其责任。
（五）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农村深入持久地开展生态文明教育，使农村群众充分认识保护生态的意义和重要性，掌握生态环保的基础知识。引导农民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爱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培养讲究卫生、分类处置垃圾、减少排污、节约能源资源等良好的生产和生活习惯。特别要重视加强对学生的生态文明教育，从小培养生态意识和环保理念，培养保护生态的行为习惯。
继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加强和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疏通河道水渠，修建排水道排污沟、污水处理厂、净化沼气池、垃圾处理场等。有条件的修建乡村公园，绿化美化乡村内外环境。
（六）提高农业科技水平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
加快科技推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农业科技为支撑，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力推进绿色农业快速发展。通过绿色生产有效控制化肥、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合物施用，减少环境污染，促进节约资源能源，增强农业和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资金项目：本文为海南省教育厅资助项目《海南省农村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问题研究》的成果。
一、构成项目
论文包括以下内容：
封面、内容提要与关键词、目录、正文、注释、附录、参考文献。其中“附录”视具体情况安排，其余为必备项目。如果需要，可以在正文前加“引言”，在参考文献后加“后记”。
二、各项目含义
(1)封面
封面由文头、论文标题、作者、学校名称、专业、年级、指导教师、日期等项内容组成。
(2)内容提要与关键词
内容提要是论文内容的概括性描述，应忠实于原文，字数控制在300字以内。关键词是从论文标题、内容提要或正文中提取的、能表现论文主题的、具有实质意义的词语，通常不超过7个。
(3)目录
列出论文正文的一二级标题名称及对应页码，附录、参考文献、后记等对应的页码。
(4)正文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通常由绪论(引论)、本论、结论三个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在行文上可以不明确标示。
(5).注释
对所创造的名词术语的解释或对引文出处的说明，注释采用脚注形式。
(6)附录
附属于正文，对正文起补充说明作用的信息材料，可以是文字、表格、图形等形式。
(7)参考文献
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使用过的文章、著作名录。
三、论文格式编排
第一、纸型、页边距及装订线
毕业论文一律用国家标准A4型纸(297mmX210mm)打印。页边距为：天头(上)30mm，地脚(下)25mm，订口(左)30mm，翻口(右)25mm。装订线在左边，距页边10mm。
第二、版式与用字
文字、图形一律从左至右横写横排，1.5倍行距。文字一律通栏编辑，使用规范的简化汉字。忌用繁体字、异体字等其他不规范字。
第三、论文各部分的编排式样及字体字号
(1)文头
封面顶部居中，小二号行楷，顶行，居中。固定内容为“成都中医药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2)论文标题
小一号黑体。文头居中，按小一号字体上空一行。(如果加论文副标题，则要求：小二号黑体，紧挨正标题下居中，文字前加破折号)
论文标题以下的行距为：固定值，40磅。
(3)作者、学院名称、专业、年级、指导教师、日期
项目名称用小三号黑体，后填写的内容处加下划线标明，8个汉字的长度，所填写的内容统一用三号楷体，各占一行，居中对齐。下空两行。
(4)内容提要及关键词
紧接封面后另起页，版式和字号按正文要求。其中，“内容提要”和“：”
黑体，内容用宋体。上空一行，段首空两格，回行顶格：“关键词”与“内容提要”间隔两行，段首空两格。“关键词”和“：”用黑体，内容用宋体。关键词通常不超过七个，词间空一格。
(5)目录
另起页，项目名称用3号黑体，居中排列，上下各空一行；内容用小4号仿宋。
(6)正文文字：另起页。
(7)论文标题：用二号黑体加粗，居中排列，上空一行；下标明年级、专业、作者，作者姓名另起一行，四号楷体，居中排列；下空两行接正文。正文文字一般用小四号宋体，每段起首空两格，回行顶格，单倍行距。
(8)正文文中标题
一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一、”与正文字号相同，黑体，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二级标题，标题序号为“(二)”，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独占行，末尾不加标点；
三级以下标题序号分别为“1.”和(1)，与正文字体字号相同。为避免与注释相互混淆，不可用“①”。可根据标题的长短确定是否独占行，若独占行，则末尾不使用标点，否则，标题后必须加句号。每级标题的下一级标题应各自连续编号。
(9)注释：正文中加注之处右上角加数码，形式统一为“①”，同时在本页留出适当行数，用横线与正文分开，空两格后定出相应的注号，再写注文。注号以页为单位排序，每个注文各占一段，用小5号宋体。引用文章时，注文的顺序为：作者、文章标题、刊物名、某年第几期〈例如：①龚祥瑞：《论行政合理性原则》，载《法学杂志》1987年第1期。)；引用著作时，注文的顺序为：作者、著作名称、出版者、某年第几版、页数(例如：②[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楚剑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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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赏析：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治理的问题与建议
摘要：在最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建设速度越发加快，城市人口数量越发增多，城市污水治理问题越发严重，已经影响了我国城市环境和人们的正常生活。基于此，现对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治理的问题与建议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城市；环境保护；污水治理；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X703文献标识码：ADOI：10.11974/nyyjs.20161132200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中，伴随着愈加严重的城市水污染问题，亟需人们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有效解决。但是由于现阶段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治疗的观念较为落后，并受到治疗技术以及体制建设等的制约，城市环境保护污水治疗中存在较多的问题，需要得到政府、企业等各方面的协作，不断完善体制建设，加大配套设施及资金的投入，为城市污水治疗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1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治理的问题
1.1建设污水治理体制建设的不足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下，城市污水排水量日益渐增，但结合实际情况而言，我国很多新建的污水处理厂没有投入正常的使用中，甚至有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建立很长时间了，但由于技术不到位、资金缺乏等问题很难正常运作。污水收集过滤网过于落后，导致负荷率太低很难正常进行工作。此外，有的污水处理厂污水治理体制建设不健全，并未构建起相应的体制，影响了城市污水环境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1.2不配套的污水收集管网
城市污水的来源有工厂排放的工业污水、居民排放的生活污水等，这些污水在城市排水管网处汇集统一输送到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因此，城市建设应该建立起一套健全的污水收集管网，但是很多城市污水收集管网都有不足。在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后，污水处理厂或者厂家选址和建设并未结合原有的污水收集管网进行，只是依据主干道进行建造。大多数城区都是雨水与污水共同运用管道城市污水处理，因为收集管网不配套致使污水治理工作效率低。
1.3忽视了城市污水的处理
在城市长期的建设和规划下，城市污水处理始终都是关注的重点。但在城市的快速发展下，城市建设重点从处理污水转移为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在追求城市规模和吸引外资企业投资城市建设下，忽视了城市污水处理的进行。同时，建设和维护城市污水处理厂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尤其是财力。城市建设资金通常来源于政府拨款和外商的投资，但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则需要城市自己解决。这样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很难满足建设和维护污水處理厂的资金需要，导致建设和维护污水处理厂工作始终停滞不前。
2解决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治疗问题的几点建议
2.1构建起完善的治理机制
地方政府和污水处理有关部门，想要处理好城市污水，必须要了解城市污水排放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出与之相符的处理政策。因地制宜才能更加快捷、高效的处理城市污水。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征集其他群众的建议，群众的建议是广泛的，治理污水涉及到群众的利益，可以说群众比工作人员更加了解污水排放的实际情况。先要从源头上进行污水治理，监督污水处理器，采用科学的、合理的污水处理技术来处理污水，确保污水处理工作的顺利实施，并达到预期的效果。
2.2实施配套的管网
加强污水治理水平和效率，既需要健全污水处理设施，也需要使污水处理设施充分发挥作用，想要做到这样，就必须做到管网配套。掌握已使用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的解决好问题，确保现有设施设备的稳定运作；了解污水的来源渠道，对于一些建设完善的输送管道，但还未实施收集支管与接户管的区域推行和完成配套管网让污水可以正常的、顺利的流入污水主管道内；改造雨污分流，确保城区的雨水和生产用水都能顺利的进入污水处理厂，实施统一的处理。
2.3拓展资金筹集途径
我国各地方政府都需要加大对筹集社会资金的力度，重点处理污水工作，建立起长期的、有效的资金来源，不但需要政府拨放资金，而且还应该拓展资金筹集渠道，确保城市污水建设和维护有充足的后备资金。对城市污水处理进行宣传，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工作人员和人们意识到处理污水的重要性。推行多种筹资形式，如：向银行借款、发行地方债券、发行股票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确保城市污水处理系统正常、有效的运作。
2.4提高处理污水技术和水平
物理处理方法、生物处理方法、化学处理方法作为污水处理的主要3种方法，结合污水水量、流向和水质等状况，采用相适宜的污水处理法。随着城市污水的增加，提升污水处理技术和水平刻不容缓，在购买先进的、科学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和鼓励科研工作者研究出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污水处理设备，借助科技的力量进一步提高我国污水治理效率。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关系到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人。西方工业社会目睹了二战以来经济和社会迅猛发展的人间喜剧,领略了科技革命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无限的风光但也亲身体验了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生态危机的切肤之痛。人口急增能源短缺、全球性气候变暖、臭氧层的破坏、土地的沙化、碱化和退化水土的大量流失、森林减少、空气、水等的严重污染、物种的灭绝等等一系列严重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重大问题,而在经济发达国家,这些问题为害尤烈。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推进的转型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环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人们终于认识到,人与自然应当相互依存,经济与环境必须协同发展。
1.1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含义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传统发展观念的反思,到上世纪90年代“可持续发展”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已经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一般来说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这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可持续发展体系中的核心。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在鼓励经济增长以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减少废物,改变传统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特征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1.2环境、环境保护的含义
关于环境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有不同的定义,这里主要是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人类出现之前就存在的,是人类目前赖以生存、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总称,即阳光、温度、气候、地磁、空气、水、岩石、土壤、动植物、微生物以及地壳等自然因素的总和,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的自然形成的物质、能源和现象的总和。环境保护,就是指采取行政、经济、科学技术、宣传教育和法律多方面的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使之更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也就是人类在实现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或者使环境向不稳定和无序的方向运动,特别不能使生命支持系统遭到继续破坏而使生命之网瓦解。
1.3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基础,又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当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制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影响人民真正享受发展成果的重要因素和关键问题。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得到全面改善和提高,不仅要实现经济上的富裕,更要实现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和生活;不仅要保障人们的衣食住行、医疗、教育,更要保障人们能够健康生活、长远发展;不仅要维护公众在个人物质财富上的合法权利,更要维护他们依法享有生态环境等公共资源的权益。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政治民主、社会公平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保护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所以国家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以及生物的多样性;解决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避免脆弱的生态系统;发展森林和保护城乡生态环境;积极参加保护全球环境生态方面的国际合作,努力使我国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从而逐步使资源、环境与社会的发展相互协调。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最为突出的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是,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所引起的温室效应、由于二氧化硫排放的增加引起的酸雨危害、由于大量使用氟利昂所造成的大气臭氧层破坏等。在这些方面发达国家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因为这些国家的消费水平按照人口平均量计算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所以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更严重。空气污染如此,其他方面也类似。另外,发达国家需要采取行动,控制它们向发展中国家出口不再被允许出口的有害物质和不安全技术。作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深知自己在全球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中的重要责任。中国在发展中,对自身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种种资源、环境、问题的困扰,和对因地球生态环境恶化而引起的各种环境问题已有深刻的认识。中国将以/全球伙伴0的精神参与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广泛国际合作,认真履行中国加入的全球环境与发展方面的各项公约,不懈地致力于中国所应承担的义务。为此,中国政府将继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高度的重视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工作,以更积极、认真和负责的态度参与保护地球环境及追求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国际合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一个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都由四个要素决定:一是环境,即自然界的光照、空气、水分、土壤等;二是生产者,即植物,它从大气中吸取二氧化碳,从土壤中吸取水分和矿物质,经过光合作用使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和生物能,从而使无机物变为有机物;三是消费者,即动物和人,保证种群、环境以及社会平衡运行;四是分解者,即微生物,它把植物、动物残骸和排泄物分解为简单的物质或元素,重新进入环境。所以,要实现人类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就要求保持人类生态系统网络中各个生态因子之间的协同与平衡,要求物质和能量及信息的输出与输入,既在数量上相对接近,又在质量上促进生态系统的适应和演变进化。只有这样,才可以通过协同机制,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生态系统的发展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中。总之,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而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好了,不但会为发展经济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本身也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经济要发展,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建设必须先行,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既是环境保护的中心环节,也是当前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中心环节。尽快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森林、草场等自然生态系统,是当前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绿色大开发是以生态系统的建设和保护为主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不能出现为追求经济效益而违背自然规律,盲目营造当地不宜的经济林的现象。森林建成后的开发也要予以必要的限制。只有将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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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立法还处于“综合防治”阶段，没能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符合生态规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的调整社会与环境的关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现有的法律法规亟待修改和完善。环境管理上则偏重于微观管理工作，体制上“块块”管理，没有站在社会经济发展转变的角度，开展环境保护的管理工作和引导行业发展。解决资源环境问题，也不能仅仅单独对资源环境加以保护的问题去考虑，应当综合衡量环境与发展、科技进步与居民消费之间的生态系统，制订一系列具有指导性的、原则性的环境战略、法律政策。基于这种情况，本文从我国环境与资源的现状出发，探讨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制建设。全文着重论述我国环境立法的修订与机构设置，以使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制体系畅通。
关键词:环境资源保护法制
引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的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尽管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确立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体系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但是，环境问题产生的速度仍然远远大于环境问题解决的速度。中国社会几十年间经历了西方国家几百年发展的同时，环境问题也在这数十年急剧恶化，中国大众深刻体会到“千山鸟已绝，深溪不见蓑笠翁”的环境现实。为什么会这样？现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究竟有那些不足之处？“保护环境防治污染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这种目的二元论在实践中是否可以做到协调和平衡？如何实现《“十一五”期间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对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相较2005年环境统计结果减少10%和“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虽然2007年这两项指标首次实现年度双下降，但任重道远，环境与资源保护形势仍然不容乐观。突发性的破坏大事件时有发生，这和我国的环境状况相关联，有一定的必然性。如何理解并坚持同志提出的“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的论断？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以损害环境与资源为代价。本文试将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具体分析。
一、我国环境与资源的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在追求GDP增长的同时，环境一直在默默承受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工业污染、洋垃圾的流入和处理、水污染、空气污染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了“沱江特大污染事故”、“福建屏南环境污染索赔大案”、“松花江水流域污染”、“太湖蓝澡”、“塔斯曼海轮污染案”等一系列危害环境的典型事件。
（一）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1，大气污染状况。伴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猛发展，空气污染日趋严重。由于我国以煤为主要能源，大气污染物中烟尘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大部分来源于燃煤，使得工业和人口集中的城市产生严重的大气污染。200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588.8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78.4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807.5万吨。全国酸雨发生频率在5%以上的区域占国土面积的32.6%，酸雨发生频率在25%以上区域占国土面积的15.4%。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因此，控制煤烟型大气污染是我国大气污染的重中之重。同时，2006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已达4985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汽车1399万辆），城市机动车排放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以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为例，北京市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城乡绿化、植树造林，采取各种措施防沙治沙，并率先在全国实施国IV排放标准(相当于欧IV标准)，使得北京“蓝天”纪录不断刷新，空气质量也得到了改善。这是北京市投入大量资金、付出了不懈努力的结果。北京市政府对大气的治理工作可说是一个榜样。然而，相较于首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其它城市却很难复制它的治理模式。大气污染治理只有防患于未然才能以小的代价取得合适的效果。
2，水体污染状况。我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属中度污染。在国家环境监测网监测的745个地表水监测断面中，I-III类，IV、V类，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40%、32%和28%。主要污染指标为高锰酸盐指数、石油类和氨氮。七大水系中，珠江、长江水质良好，松花江、黄河、淮河为中度污染，辽河、海河为重度污染。太湖、滇池为劣V类水质，巢湖为V类水质。2006年，27个国家监控重点湖（库）中，满足Ⅱ类水质的湖（库）2个（占7%），Ⅲ类水质的湖（库）6个（占22%），Ⅳ类水质的湖（库）1个（占4%），Ⅴ类水质的湖（库）5个（占19%），劣Ⅴ类水质的湖（库）13个（占48%）。其中，巢湖水质为Ⅴ类，太湖和滇池为劣Ⅴ类，主要污染指标为总氮和总磷。再以北京市2008年1月大中型水库水质状况为例，作为饮用水源地－官厅水库水质为Ⅳ类;而北京市2008年1月河流水质状况，除潮白河水系大多在Ⅱ类外，其它水系基本上处于无水、劣V2类状态。全国地表水总体水质形势仍然严峻，没有明显好转的迹象。
3，其它污染状况。2006年，全国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为15.20亿吨，比上年增加13.1%。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为1303万吨，比上年减少21.3%。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量为9.26亿吨。2006年，全国近岸大部分海域水质良好，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重；远海海域水质良好。全国近岸海域一、二类海水比例为67.7%，比上年上升0.5个百分点；三类海水为8.0%，下降0.9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为24.3%，上升0.4个百分点。全国海域共发生赤潮93次，较上年约增加13%，累计面积约19840平方公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
（二）自然资源减少失衡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致使人均资源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量都在世界平均值以下:水资源为1/4(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但人均占有量2200立方米，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之一),森林资源为1/10,耕地资源为1/5(为美国的1/10),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人均的1/2。加之资源的分布不平衡，气候、地形条件的限制，以及多年来开发利用不尽合理、科学，造成资源的巨大损失和浪费.联合国《2002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环境问题使中国损失GDP的3.5---8%。中国作为世界受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正处于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险之路”。
（三）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保护和改善生活、生态环境与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目标在实践中相冲突，主要表现以下几方面：
1，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源的不可持续性消耗。（1）我国工业“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资源型）特点显著，且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很快，如2007年上半年，钢材出口量增长97.7％，钢坯增长40.9％。由于出口产品中相当大部分是的“两高一资”型产品，如轻工、纺织、冶金、钢铁、机械等行业的产品，都消耗了大量能源，其旺盛的国际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问题。（2）产业政策的不合理。《2007年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第十三篇明确要加快汽车制造业的发展。而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年修订）》中，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篇第十九条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1，2，3，4，5）款也明确了加快汽车制造业发展。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大力发展作为消费主义驱动器的汽车工业，是否可行，有待讨论。而据国家统计局的初步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5697万辆（包括三轮汽车和低速货车1468万辆），比上年末增长14.3%，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3534万辆，增长20.8%。预计2010年中国汽车数量可达到7167万辆。若达到美国百人拥有汽车55辆比例，中国还将拥有七亿辆汽车。这相当于现在全球汽车总量，是中国的环境与资源无法承受的。（3）产品过度包装，回收利用少。由于没有针对性的法律规范，引发的资源浪费现象涉及普通生活方方面面。一盒巨大的保健食品礼盒，只有中间位置摆放着几个小巧的瓶状物；一盒大红袍茶叶，包装得更为繁琐，除了外层的手拎袋和雕花木盒，还有内层的两个独立的小木盒以及盒内包衬的黄色绸缎、造型精美的密封罐，最后才是装在塑料包装袋内的茶叶……。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每年产生垃圾近500万吨，包装物含量就占22%。而中国包装联合会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包装产品生产总值为4100亿元，其中占70%、价值2800多亿元的包装物被一次性使用即耗费，而这其中的三分之一就是因过度包装造成的。而回收利用方面未能建立起了一套分类回收系统，大部分废物没有被回收利用直接排放到环境中，潜在危害很大。2007年8月26日，首次提交审议的国家性法规《循环经济法(草案)》针对过度包装仅做出了原则性确定。
2，节能环保新产品的缓慢发展。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我国常规能源资源仅占世界总量的10.7%，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水平。2004年，中国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01年以来，中国石油消费高速增长。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07年我国共进口原油1.63亿吨，同比前年增长12.4%；进口成品油3380万吨，以此数据计算，我国石油依存度已近50%。在能源供应拉响警报的同时，各个城市的“亮化”工程毫无顾虑的美化着夜空。节能灯具、太阳能电池、风能、地热资源、小型水电、生物质能能源的开发和使用进展缓慢，缺乏政府大力支持。而在国外，日本采取了“绿色税制”和补助金政策，对混合动力汽车有高达6万元的补贴；美国也实行一些税收返还政策，计划2006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给予混合动力车和先进柴油车最高达3400万美金的补贴、补贴价减免。在欧洲，4000万人正从风电场获得生活用电。
3，沿海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可能同时面对的污染大迁移。随着出口壁垒加剧、人民币升值、能源及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自身推进产业升级需要，把那些一般性加工制造业转移扩散出去向成本更低的中国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珠三角地区企业很现实的选择。事实上，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沿海地区约有1万多家企业到西部投资创业，投资总规模达3000多亿元。中西部地区，现阶段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污染相对较小。其生态环境却更加碎弱，一旦破坏更加不易恢复。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需要引导。产业转移不应该把过剩的、污染的、落后的设备转移到中西部去，而是一种产业升级的转移。中西部不能重复拷贝东部，重复引进，重复20多年前东部沿海对外资“饥不择食”的情况。而作为西进企业也要把握转移契机，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自身的整合升级。
二、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现状
（一）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相关规定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是指由国家制定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改善环境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相互联系、互相补充、内部协调一致的统一整体。
我国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体系主要包括下列几个组成部分：1，宪法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规定。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其他公害”；第9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禁止任何组织或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2，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1989年12月26日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规定环境法的目的和任务是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与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3，环境资源单行法规。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单行法律法规主要有《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水污染防治法》及其实施细则环境标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细则、《自然保护区条例》、《城市规划法》等。4,其他部门法中关于保护环境资源的法律规范。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侵权的规定；第124条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此外，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保护环境资源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也是我国环境法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46条明确规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我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
（二）我国环境职能管理机构缺位
环境管理是在环境保护的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化，对环境管理提出新的挑战，国家建立和强化了环境管理专门机构—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部级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环境管理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环境管理，主要是指采取各种措施控制污染的行为，例如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标准，实施各种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控制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所谓广义的环境管理，是指运用经济、法律、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限制人类损害环境质量的活动，通过全面规划使经济发展与环境相协调，达到既要发展经济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又不超出环境的容许极限。广义的环境管理的核心就是实施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广义的环境管理是政府在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
按环境管理的范围可划分：（1）资源部门管理，各部委在职能范围内的规划和管理。如国土资源部对土地的规划和用途的监督，水利部对水资源的管理，林业部对森林资源管理等。（2）区域环境管理，它主要是指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目标，进行环境影响预测，制定区域环境规划等，包括整个国土的环境管理、经济协作区和省、自治区的环境管理，城市环境管理，以及水域环境管理等。例如，海河管理委员会、准河水利委员会、长江流域委员会。（3）成立部一级专门职能机构，将国家分散的环保职权集中起来。新成立的“环境部”是我国中央环境管理部门;省、市级政府建立了地方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工业较集中的县一般也设立了专门机构或由有关部门兼任。在较大的工矿企业里，设有环保科、室或专职人员。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环境管理部门虽有设置，但具体管理不到位。如：（1）部门分工缺乏合作。我国对“电子垃圾”的管理实行的是分级管理与分部门管理相结合，涉及的部门有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公安部、信息产业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工商总局、环保总局等多个部门。主管部门是不明确的，多个部门皆有职责，而实际后果可能是都可以管都不去管。管理体制的不顺畅致使我国对“电子垃圾”的进口、回收利用处于无人管理的真空地带，洋垃圾危害不容小视。此外，主管部门角色错位，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以致监管不力不公，甚至以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执法。（2）经济手段调节作用没有引起主管部门的足够重视。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延伸责任（EPR）”制度是关于责任分配的主要制度。各国立法将传统的生产者责任扩展到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包括达到使用寿命后的处理。这种制度可有力地促进生产者在设计产品时考虑其环保性能和可循环利用性或可再商品性。日本2000年颁布的《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规定制造商和进口商负责自己生产和进口产品的回收、处理；荷兰把ROHS及WEEE指令转化为《电器及电子设备废料规定》。而我国《循环经济法》去年才通过审议。（3）主管部门监管缺位对环境违法问题不作为，仅仅靠当事者的管理和监督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第三者的再监督参与，结合国家审计署的职能，施行环境审计。
（三）立法中的不完善
自《环境保护法》1989年修改至今近20年。面对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1，是覆盖领域不全，存在着一些重要的立法空白，如缺少土壤污染、生物安全、遗传资源保护、核安全等。而据报道，中国的入侵物种占世界危害性入侵物种的50%。在《环评法（草案）》第四条曾规定，“制定对环境有显著影响的区域开发、产业发展、自然资源开发的政府规范性文件，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即将一定类型的政策列入环评范围。这本来可以成为我国纳入政策法律环评的契机，但最终被以“缺乏可操作性、缺乏经验、立法条件尚不成熟”等理由而在正式立法中删除。由于法规、政策的实施作用范围广，影响深远一旦有误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2，环境法律配套滞后，不易操作、原则性规定多，影响了法律的贯彻执行。在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却没有明确参与范围。大项目或污染重的项目，各级政府可以重视把关，中、小型建设项目却不在“评价”之列。而这些中、小项目不可能都建在园区，有些甚至紧挨居民区，却没有明确标准规定公众参与范围，使基层环保部门难以操作。3，许多新的制度与理念未能体现。排污权交易都没能在法律中规定。4，对当前环境问题针对性不强，缺少一部专门约束政府行为的环境法律。如地方保护问题等。5,环境法律法规中的处罚力度弱，缺乏强制手段，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执法成本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的，可以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江苏省环境保护条例》的规定，江苏罚款的数额极其有限，最低的仅在1万元以下，而江苏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最高只可决定20万元以下的罚款，超过20万元的，必须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如此处罚力度，对于大的项目犹隔鞋搔痒，客观上甚至有鼓励违法之嫌。
（四）行政上的局限性
我国环境保护法是以政府行政管理为主，公众监督、公众参与为辅的“行政法”、“政策法”。环境保护法主要内容是确立国家环境基本政策、原则、制度、责任以及与其他相关法律在适用上的关系。然而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公众监督和参与制度则更是少之又少。以致政府权力过于集中成为我国现行环境保护制度的积弊所在，出现了以下一系列的问题：
1，环境职能部门的不独立性。环境保护部门防止环境污染和破坏，而经济部门和地方政府往往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追求目标，双方差异导致冲突发生。如2005年水利部环保局信息权之争。环境保护部门在人事、财政、社会保障体制上无法独立于地方政府，而各级政府却有足够的冲动去提高GDP速度，确保经济发展，缓解财政压力，往往难以对环境问题采取强硬措施。使得在环境问题刻不容缓的境地下，环境行政部门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冷衙门。履行环保职责的权力能力明显不足。以致罚款多少，环保部门竟要和违法企业去商量的地步。
2，环保部门的权限设置不尽合理，处罚力度太小。例如，限期治理作为我国防治污染的一项重要措施，其限期治理的决定权赋予县级地方人民政府行使。环保部门只可以提出限期治理意见，而地方政府则可能为了某种利益而行政不作为，其结果是放纵违法行为并对环境造成更大的污染或破坏。在法律明确限期治理范围和条件下，既然违法排污企业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限期治理条件，就应当直接通过法律赋予环保部门决定限期治理的权限；而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虽然明确规定了公众参与，却没有明确参与范围。2005年全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环评风暴”的结局是一共30个违法开工项目全部接受了行政罚款，但具体数额不等。江苏7个30万千瓦以上的大型火电项目均收到“罚单”，最高的罚款10万元，最低的则为5万元。尽管“环评风暴”来得轰轰烈烈，但我们不竟要问，对投资数十亿元的特大电站项目，这样的处罚力度对违法行为谈何威慑力？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执法困局是近年来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根源。
3，环境职能部门的垂直管理与区域化合作体制。由于环境具有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跨行政区域性特征，所以对环境要求实行更加系统型管理及决策，设立高级别的协调和决策机构。我国环境资源被行政区划分割，由不同的主体行使管理决策权，加上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不同，缺乏对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的平衡和限制，最终导致环境破坏严重。环境行政管理体制设置只重视行政区划机构而忽视生态区域机构的弊端暴露无遗。现有的一些综合治理机构，如太湖流域的综合治理委员、淮河治理委员会、黄河治理委员会等只不过是协调通报监测机构。根本无法监管，也不可能综合治理。作为监督者，要想实现有效的环境执法，环保部门就应该实行垂直管理。从区域环境资源保护的高度，统一管理环境保护工作。当今国际区域合作的经验值得借鉴，如欧盟、美洲国家组织、2003年11月中欧环境部长级政策对话机制正式启动等。英商6000万欧元购买宝钢600万吨CO2减排量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三、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制建设
社会快速发展与污染加剧、自然资源减少相伴随，现有法律没有很好的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国务院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提出，环境保护要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在法律、财税、金融、信贷等公共管理和服务领域普遍地建立起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体制，环境保护和环境管理才更能有力和规范，才更能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同时，环保部门的各项监管措施才更能有效得到落实并产生强有力的作用。从法制建设的角度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
（一）加快现有法律体系的完善与顺畅
我国已基本形成的环境体系偏重于污染后的治理，未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落到实处。法律上虽规定了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许可证等一些预防性制度，但这些制度本身的规定都不十分完善，缺乏必要的配套法规，并且也有浓厚的末端控制痕迹。如，“污染者负担”原则中对“污染者”的界定就是强调直接排污者，实际也是强调“末端控制”,将环境保护责任施加于“末端”,施加于污染物的处理、处置,不利于“清洁生产”战略的展开,难以把污染控制延伸到对原料、技术、工艺等生产环节。要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状况，当务之急应着眼于：
1，在现行《宪法》中增加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可持续发展以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为基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是紧密联系的，他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应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得到体现。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就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给予其他有机体这样的承认，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有赖于自然系统的功能维持不坠，以保持能源和养料的供应。”
2、重新审视《环境保护法》。我国环境保护法制定已达20多年之久，经过几十年的施行，已与当今环境防治要求不相符合，应尽早修改。（1）立法目的二元化，即既要保护环境、防治污染，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的平衡很难把握，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后一目的占据了优势。有鉴于此，应明确环境保护法的终极价值目标是“人与自然和谐”。建议以“人与自然和谐”替换原第1条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2）确立有效的政府环境责任制度体系，建立细化、可操作的责任追究机制。（3）健全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保证环境政务公开，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4）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扩大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范围。（5）赋予公众环境诉权，建立健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6）加大处罚力度，赋予环保部门行政强制权(限期、限产、停排、查封、扣押、没收)，提高法定罚款上限（最高为100万元）。
3，加强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地位和其它单行法规的修订。（1）环境影响评价法是从源头防治污染的关键，却势单力薄，收效甚微，环评范围狭窄。而放眼国外，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将该制度扩展到战略层次。80年代末，战略环评开始为全球广泛接受，作用于战略实施全过程（政策、计划、规划、项目），新的环评体系逐渐形成。如今，美国政府已经编制了好几百部“战略环境影响报告”。而在我国如影视拍摄、自然保护区及名胜古迹的参观游览活动等，在目前都尚未纳入。不过，在地方法规中曾有一次不错的尝试。如2006年5月，黄山市依据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黄山风景区管理条例》规定，在黄山境内景区拍影视剧必须先进行环境评估和论证，否则将被禁止拍摄。（2）环评法规定的法律责任承担存在不足，客观上有鼓励建设单位违法之嫌。（3）部分单行法规急需修订。如《水土保持法》1991颁布、《矿产资源法》1996年修正、《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颁布，都早已不能适应现今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趋势。
4，环境经济政策。人的环境利益分为经济、资源、生态、精神四大类，环境与资源的使用是有价值的，应当实行有偿使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制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在决策中把环境与发展综合起来（IntegrationofEnvironmentandDevelopmentinDecision-making）。因此，环境保护中的经济措施更为必要。具体要重视以下几方面：（1）调整税收政策。对“两高一资”产业高税收，对环保产品给予税收优惠，调整现阶段过低的资源税。（2）资本市场的调节。通过在金融信贷领域建立环境标准提高准入门槛，可以有效地限制高耗能、重污染行业无序发展和盲目扩张。此前，环保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推出的绿色信贷政策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3）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将环境外部的不经济性内部化，优化环境容量资源配置。（4）贸易政策调整。改变我国单纯追求数量增长，忽视资源约束和环境容量的发展模式，平衡好进出口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利益关系。（5）建立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资源低价、环境无价的认识误区，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考虑、综合决策。
（二）支持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与公共利益紧密相连，是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出现而产生于罗马法当中，公益诉讼的实质含义是，“原告代表社会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而”。
目下中国，以环境权为基础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限制较多，缺乏相关配套制度。例如以个人提起的带有公益色彩的案件一般难以得到受理或被驳回。如2001年10月17日，东南大学法律系施建辉、顾大松两位教师以观景台的建设破坏了“其享受自然景观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为由向南京市中院市规划局，要求其撤销对紫荆山观景台的规划许可，法院未予受理。
环境权的概念一般解释为：公民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以及合理利用环境资源的基本权利、在不被污染和破坏的环境中生存及利用环境资源的权利。有关国际文件中，关于环境权有不同的具体表达方式。《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人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联合国《世界自然》（1982）规定：“人人都应当有机会按照本国法律个别地或集体地参加拟订与其环境直接有关的决定；遇到此种环境受损或退化时应有办法诉请补救”。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指出，人类处于普遍受到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应该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气成果的生活权利。在我国关于环境权法律中的依据有：《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将环境保护确认为一项国家职责；《宪法》第二条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根据这一规定，我国公民可以广泛参与国家的环境管理。《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和控告”；《水污染防治法》第五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水环境，并有权对污染损害水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这些公民环境参与权的规定，不仅是确定了环境权的具体内容和行使方式，而且为保障环境权的具体程序规定等制定提供了依据。
在确立环境权基础上，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就有了依据。公益诉讼的产生打破了原有原告需与损害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规定，很是契合环境污染广泛性特点。对当下中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1）推动环境保护法治观念的宣传。中国有息讼、厌诉的传统，致使法治观念淡漠，司法体制不健全、行政权力过于集中，有纠纷找关系的盛行。通过公益诉讼这种近似团体、集体诉讼的方式，由于其自身具有广泛性的，可以最大限度的宣传环境保护理念。（2）公益诉讼可以限制公权力的行使，制约政府不履行环境责任以及履行环境责任不到位。（3）公益诉讼有利于预防利益损害、纠纷产生。例如，环境公益诉讼的提出，早于实际损害的发生，一条河流的污染可以影响人们的人身健康，但是，如在实际人身受到侵权发生之前可以通过公益诉讼提取救济，就能充分保护利益避免不应有的损害。据权威部门的统计资料显示，自1998年以来，环境纠纷以每年超过20%的速度递增，光是2006年仅投诉到环保部门的环境纠纷就达40多万件。
如果相关部门不严格执行环评法，造成大范围污染和生态系统破坏，公民或组织可以通过环境公益诉讼来对抗造成生态破坏的私人以及通过行政公益诉讼对抗渎职的政府部门，从而鼓励和激发公众参与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积极性，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三）倡导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地制约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确保政府公正，合理地行使行政权力。公众参与要求政府机关在做出有关环境的决定之前充分听取公众的意见，并予以适当的考虑。公众的不同意见可以帮助决策机关及早发现问题，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增加政府环境决策和管理的公开性、透明度，使政府的环境决策与管理更加符合民意和反映实际情况；同时公众也将能充分了解政府环境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使普通民众的意愿能够得到充分表达，从而能够认同有关行政机关的环境决策，减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使有关决策得到顺利实施。公众参与的方式是多样的，当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间环保组织NGO（非政府组织）成为政府和社会的桥梁。据介绍，我国目前民间环保组织已有2700多家，近年来这些组织日趋活跃，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纽带。2004年，北京地球村等民间环保组织发起了“26摄氏度空调行动”，倡议企业参与节能行动，该行动影响范围逐年扩大；2007年深圳出台了《民间生态公约》。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周建指出，民间环保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环保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然而在环境教育宣传方面，缺乏具体的法规对NGO给予支持。根据环保总局宣教司就环保宣传制定的两次行动纲要(《全国环境宣传教育行动纲要》1996年—2010年)和（《2001年—2005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纲要》)，要求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教育体系时，却把环境NGO排除在外，没有条款涉及到对环境NGO工作的认同和支持。同时，NGO也面临着身分的尴尬，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不能依法进行登记。而在国外一些国家却赋予了环境NGO的行政参与权。如泰国宪法第56条规定，对于那些有可能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的计划，实施前，须经由环境NGO、高等环境教育机关的代表等构成的独立机关审议;德国对满足一定条件的环境NGO给与自然保护领域的参加权认定(主要包括意见表明权、专门家鉴定书的阅览权)，如果权力遭侵害可提讼。与国外相比较，我国环保NGO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倘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2，新闻媒体对环境的深度关注，使得破坏环境的行为裸的曝露在公从的视野下，为我们所熟知的有影响环境事件中都有媒体的身影。不久前围绕厦门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工业项目PX项目之争。最终市政府不仅邀请200名市民代表，面对面征询意见，且遵照了大多数的意见砍掉了巨大的环境隐患，让公众体察了政府对民意的重视。但若是没有媒体的广泛参与，很有可能我们只能在某一次重大环境问题反思中才能知晓PX项目。
3，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开展环境宣传教育、倡导公众参与环保。减少和拒绝一些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消费行为。如减少和拒绝一次性用品(筷子、杯子、纸巾、袋子)的消费;节约用水、用电、用油;反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引导自愿环境管制措施。在企业认证方面，比较有影响的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的IS014000认证，欧洲的EMAS(生态管理和审核计划)认证等；在产品的生态认证方面种类较多，如德国的“蓝色大使”(BlueAngel)、北欧的“天鹅标志”(NordicSwan)、美国的“绿色印章”(U.S.GreenSeal)等;有的国家还有多个生态标签计划，如瑞典最常见的标签有nvironmentChoice和NordicSwan。
公众参与对环境决策的形成具有重大益处。而我国的公众参与机制并未真正建立，为使其在环境保护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应当：1，通过立法，确定公众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环境行政管理决策的范围，明确细节。现行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缺少明确的法律程序来保证公众参与的有效措施。环境保护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不能只有专家、官员、少数开发商参与，因为他们往往有可能因私利达到妥协，公众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2，建立完善听证制度，把公众听证作为决策过程的必要环节。让各方的意愿和利益得以表达，以使环境决策趋于合理。如圆明园铺膜听证会，是公众参与环保的有益尝试。3，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完善政府政务公开制度及环境状况公告制度，确立法定的环境与资源监测情况报告制度。调查表明，环境信息公开的指数全国最好的大概能达到60多分，但是全国还有上百个城市得分为零，包括污染非常严重的辽宁、吉林等地。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在2008年内的施行，将有望扭转这种糊涂账境况。
结语
环境法的基础是人的利益需求的多样性和环境满足人类多种需求的能力，环境问题发产生的本质原因是人类在追求和实现生存和生活质量的利益要求时单纯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环境生态利益所导致的。近年来不断发生的环境事件，表明公众基本生存权、健康权日益普遍受到侵害，突出了中国环境法制度体系的缺失和弊端，迫切需要修改现行法律体系，完善法制建设。唯有如此，才可确保每个人享有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活情趣的权利。
参考文献
1.《国家环保局2006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7-06-19。
2.《国家统计局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通知2007-11-22。
4.金瑞林:《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
5.董建辉：《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西北大学出版社2003版。
6.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
7.魏定仁:《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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