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结构;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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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融资租赁；核心竞争力；发展方向
[中图分类号]F7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1
[作者简介]崔佳宁（1984—），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融资租赁。
一、引言
融资租赁业是中国入世10年之中最为受益的行业之一。在经历了入世前的极度低迷之后，从2007年3月1日起，在中国境内受银监会监管的银行，可以控股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公司。由此而拉开了中国融资租赁业的高速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如何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全貌？如何客观、恰当地评价我国我国融资租赁业的现状？如何引导我国融资租赁业和谐、有序地发展？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由我国融资租赁业的资深专家史燕平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融资（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13）》一书，于2013年7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问世后，得到了业界广泛的好评。同时，作为从事融资租赁研究的一员，笔者也认为，该书虽然名为“发展报告”，但其内容的严谨与深刻并不亚于教材或专著。本文将简要介绍该书，希望该报告可以得到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从业人员、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
二、报告特色
（一）历史与国际的纵横视角
这一理念明确的体现在本报告引言及前两章所呈示出的“历史——现状——展望”的行文逻辑之中，而且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引言与前两章的顺序安排上，而且即便在其他章节内部，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理念同样清晰可见。例如在分析增值税对融资租赁业影响的第七章中，其分析的起点一直追述到了增值税的起源，而且也简述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次重要税制改革与政策变化，最终才基于对以上历史变迁的思考做出了对当下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判断。可以说这种具有历史感的章节安排与内容书写，使得本报告虽然名称中包含“2013年”的字样，而其内容绝不仅仅是对2012年行业内各种现象的简单概括和评论，更多地方体现的是融资租赁业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轨迹。而且为了保证报告对上述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报告撰写过程中还对业内资深人士进行了采访，他们均是在融资租赁业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学者、企业家、行政官员，他们多年的经验不但能保证对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精准把握，而且受访者不同的身份也保证了视角多元。
而该报告国际视角的特色，并不是指报告第三部分简要论述了世界租赁行业的发展概况。而是指本文的理论立足点是建立在对全球租赁业发展以及国际租赁研究成果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该报告撰写团队近年来多次承担《世界融资租赁年报（中国篇）》的编写工作，而且本报告报告撰写过程中，也邀请到美国犹他大学的融资租赁研究专家Jame Schallheim探讨了有关融资租赁的形式、本质、特点等一系列进行租赁研究所必须弄清楚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些国际的活动中，该报告撰写团队在对世界各国的租赁业发展也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对融资租赁的定义、租赁物的划分有了更为精准的了解。
在综合了上述历史视角与国际视角之后所形成的，便是对当下我国融资租赁业核心概念最为精确的认知，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报告最后《市场角度下融资租赁的界定与交易形式分类》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融资租赁”四个字的概念一直界定不清，也由此导致过国内租赁市场的种种乱象与监管难题，以及对外经济交流中的鸡同鸭讲。因此，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全面认识后并且结合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各种经验，本报告中对融资租赁业中种种术语的精确释义的确为租赁业务、租赁研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贡献。
（二）多学科的交叉视角
融资租赁是学科综合性非常强的一种金融业务，经常涉及到会计、税收、法律、营销等经管类的专业知识，个别时候甚至涉及到医疗、机械、能源、IT等技术性非常强的理工类专业知识。因此，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认为融资租赁犹如一个盒子，盒子的各个面看似独立却实有关联。所以，在融资租赁的理论研究、操作实务、交易设计、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若是没有盒子的立体感，经常会犯站在税收的立场讲监管的问题，或者站在法律的立场讲会计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该报告体现出很强的学科交叉型。虽然从各章的标题中会看到诸如“法律”“税收”甚至“光伏”这样的关键词，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在这些章节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融资租赁非常强的学科交叉性。例如在第四章谈到融资租赁案件面临的法律问题时，用到了租金总额与租赁物总价的大小判断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实则来源于金融学中关于金融学中融资决策的相关内容；在光伏电站融资租赁模式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金融风险控制与光伏专业技术的结合。
可以说在学科的交叉综合性这一方面，该报告的确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融资租赁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的、展开的盒子，适合身处融资租赁不同侧面的从业人员了解融资租赁的其他各个侧面，让我们看清了融资租赁各个侧面的形式、本质、联系，这些章节同时也说明了融资租赁行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三）监管与政策的宏观视角
融资租赁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可以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特殊环境与国情。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特色，这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手几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任何一方面所必须关注的宏观大背景。
本报告对这种宏观层面的特点把握也及其到位，并且做到了利弊兼顾不偏不倚的论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该报告对租赁监管与租赁相关政策两个方面的分析上。首先，在监管上，该报告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当下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国民待遇差别。报告认为，由于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形成了当下监管中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对行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实行非审慎监管才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后，在关于我国区域性融资租赁促进政策与部分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 更是以全国各地区的宏观视角提供了地方政府制定融资租赁相关政策与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时宝贵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值得有条件利用融资租赁完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的地区参考借鉴。
（四）市场细分的微观视角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二大部分。该报告从前面的历史国际视角、学科交叉视角、宏观环境视角对融资租赁进行的阐述之后，在第二部分才进入了融资租赁业最核心的部分——融资租赁市场本身。
其实在该报告问世之前，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在她之前的租赁研究中将融资租赁市场划分为出租人市场、承租人市场和租赁资产市场。这种划分方式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划分方法。因为融资租赁本身是一种金融服务。这种服务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商品，商品的供给方就是出租人，需求方是承租人，商品是以资产为载体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规范的、理论层面的划分与分析方法。但是在当时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时候（2004年），我国的租赁业刚刚起步，数据很难搜集，导致难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只是用了外国的数据对国外的融资租赁市场进行了分析。但这次则不同。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来的分析方法可以对中国融资租赁市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在市场供给方面，也就是出租人方面，报告的第十章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做了论述，可以说融资渠道是关乎租赁公司存亡的重大问题。报告指出，在银行信贷仍是各大公司主要渠道的大环境下，点心债、资产支持证券等融资渠道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而在市场需求方面，也就是承租人方面，第十一章以上市公司作为承租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以短期内获得大量现金流为目的的出售回租成为了融资租赁各种交易形式中最受青睐的一种。但这种现象并不值得乐观，它背后反映的是金融资源的垄断与不当配置。
在对供求的分析之后，报告第二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资产，对资产的论述涉及到飞机、船舶、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等。而在对各种资产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前面各种分析视角的结合，任何一种设备都会从历史的、国际的、宏微观的、供求的视角去分析，甚至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在读完关于各种资产的论述后才会感觉到，融资租赁的核心在资产，对于资产在市场中的风险、价值、供求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才应该是融资租赁的核心内容。
三、报告的核心理念——关于融资租赁融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的思辨
“我们需关注融资租赁资产融资的本质吗？”这是报告开篇便提出的一个疑问，也是该报告最希望传达的核心理念。但由于行业报告这种特殊体裁固有的行文规范，编者较难用书写专著一样的语言来表达这样的观点与其中的逻辑。但是，通读报告之后便会发现，编者为了传达这一理念而在全文结构上做出的精巧设计。
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
脆弱时代:全球视野下的生态与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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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改革史角度看宏观调控
走进历史的分析哲学
清华简《良臣》的性质与时代辨析
现代中国美学的自我理解及其理论困境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的专业与信仰
学者兼战士的楷模——纪念龚书铎先生
马克思主义人学视域中的财富观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两大转变”论再认识
百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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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资本积累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
高校党的领导的基本任务和途径
外资零售业扩张与我国经济安全
低碳背景下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共生策略
高校创业教育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公平
论高校创先争优的实践经验
再论冯契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益探索
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建的思想路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文化重建
中国共产党兴国执政的基本经验
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90年理论武装科学化研究
论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充分发挥学术平台的理论辐射作用
国际分工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问题
美元霸权和信用评级垄断支撑美国霸权
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新的起点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思想领导能力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加强高校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几点要求
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改革开放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作 者：王巍
出 版 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定 价：36.00元
【 智囊推荐 】
历史有真有假，鉴别真假有许多方法，计量经济学就是其中之一。本书解释了许多事件的发生与金钱的流动有关，而且金融业成败决定了历史发展的轨迹。这本书不但增加了我们的历史知识，而且更深入地懂得金融业的功能、规则，以及它如何塑造了现代社会。
普通人提起金融，一般的印象是，金融人士工资待遇真高。按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89743元，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92倍。不过也会承认，金融的门槛也似乎较高，需要懂很多，不仅是理论上的东西，还需要懂技术性玄而又玄的东西。
这是客气的。我不客气地替一些人把话说出来吧：金融就是“玩虚的”，忽悠人，忽悠着、忽悠着，就很可能整出个大危机，让各行各业人们一起歇菜。这种态度可能出于“仇富”心态，也可能真的这样认为。作为经济学人，笔者感觉到，对于金融，我们理解的还远远不够。技术层面不够、理论思想层面也不够；学术研究不足、大众观念普及也不足。于是，我们常常把该归罪于金融的，归罪到其他因素头上，该是金融的功劳时，却又将它置于一旁。
我们需要做些努力，让人们“正确”地认识金融，功是功，过是过，不争抢大功劳，也不当替罪羊。王巍先生的《金融可以颠覆历史》正是这样一本书。
传达一个基本理念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讲的是历史，将世界史和中国史的许多重要事件和进程以故事的形式做了独特解读，包括：、大航海时代、美第奇家族哺育文艺复兴、征税诱发的英国革命、奴隶贸易与金钱等，以及张居正改革、外国金融机构在近代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起到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背后的融资差异、民国废两改元货币改革等。每个事件故事里都贯穿着货币、资本等金融词汇，要传达的是这样一个基本理念：在政权更替的背后，在社会的进步或是倒行逆施的背后，实际上都有“金融”起着强大的驱动力，正是金融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在经意或者不经意间影响着你所知以及未知的一切。古今中外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中，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资本运作以及对其的管制政策等金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王朝大业的兴衰成败，左右着相互连接的历史进程，其巨大而长远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某个、某些帝王将相的作用。
我们喜欢英雄，可真正的英雄是制度安排。当然，缺了这些制度安排，我们也会损失惨重。
金融改变政局
《金融可以颠覆历史》对历史格局变迁做了与众不同的解释。就像凯恩斯讲的那样，如果以货币的角度发掘历史，整个历史将会被颠覆。
我们时常认为，战争是形成世界格局的决定力量。可是战争的胜负是如何决定的呢？战争也许是直接因素，却非根本力量。书中指出，地中海三个帝国，吕底亚王国因标准铸币“狮币”便利了贸易往来，成为西亚强国；波斯帝国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流士改革”建立了一套先进的商业制度和货币制度；亚历山大大帝也是通过减税政策以及大量的金银矿支撑，才可攻城略地成就一代帝国。政治和军事强权是建立在金钱（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基础上的。书中涉及政局改变的历史事件时，无不遵循这一级别逻辑。
——恶性通胀毁了古罗马帝国，也是现代政府避之不及的祸害，信用滥用是直接的导火索，但恶性通胀在多个国家历史上都曾发生，看来是金融制度安排难以完全规避掉的现象了；虽然残忍野蛮，也带来了商业文明的融合；英国光荣革命实际上是商人和国王的和平谈判，只要尊重利益，或者争取到对利益的尊重权，议价空间就形成了，权力也就自然受到了约束，不流血、代价低的光荣革命也就完成了。
——宋代交子的产生和发展就预示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结构；明代张居正的变法，无意间确立了银本位制，牛顿在英国确立了金本位制，不同货币本位的冲突引发了30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根结落在了融资上，相较日本大肆发行战争国债的情形，清政府没有好好地利用金融，经费短缺带来原本实力强者却成了战败者；辛亥革命是由一张铁路债券诱发的，代表着权利的小小债券见证了清王朝的覆灭。
笔者知道，不少读者对某些结论可能目瞪口呆，不大相信。但这本书中讲的是事实和道理，不忽悠，而是从金融的视角切入，抽丝剥茧地让你看，你看，政局变迁背后是有着另一种真相的。
金融支撑实业、滋养艺术
实业救国是不少时代的潮流。一些人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实业，而将虚拟经济压缩到最小。这种将实业和金融对立起来的观念是大大不妥的。坊间流传一个故事是讲银行家的，银行家的儿子问其父，你就是个存取钱的通道，你是怎么赢利的呢？银行家就让他儿子拿一块肉放到冰箱里，再取出来，然后看看自己的双手。这个调侃性质的故事点出了金融赢利的典型模式，可是问题在于，这种赢利是否是正当的呢？该书就花了大力气来澄清人们对金融“虚拟牟利”的偏见。
资金融通对于实业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譬如，尽管晚清风雨飘摇，经济崩溃，但有学者曾统计，清朝共修筑铁路约9100公里，其中政府筹款修筑铁路4465公里，盛宣怀和张嘉是铁路建设中的重要人物。其中，张的做法主要就是通过发行铁路债券来推动铁路建设。再如，在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压力下，高利贷者顽强地发展出了现代金融，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剂。我国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和引进，与数千家外资央行和数百家外资银行的经营息息相关。
艺术家们常常选择远离“铜臭”，似乎这样才可一身高洁，永葆自己艺术的生命力。恰恰相反，梦想总是要靠现实去支撑的。《金融可以颠覆历史》中以美第奇家族哺育文艺复兴为例指出，正是那些（可能）不懂文化艺术、被认为利欲熏心的金融家族用其财力创造了文明里程碑，并借助财富赐予其的政治影响力为艺术家、科学家、思想家提供了庇护。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必须正视的是，商业和金融是艺术和文明的温床。
现代金融在各行各业发展中的作用自不必言，不过更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确实可能会带来微观风险，乃至宏观系统性风险。人们将这些风险归罪于金融自身，就像是将交通堵塞归罪于红绿灯一样。我们要做的是完善制度设计，而不是因噎废食。
记住历史的教训
历史并不总是按照最优的路径前行，总会存有遗憾。历史不能假设，可是我们却要从假设引出教训，以鉴后世。
譬如洋务运动的认识，如果有好的金融安排该是怎样呢？近代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把西方的实业技巧引进来容易，而把金融制度设计引进来却难。洋务运动的成效使得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大大超过日本，甚至被英国媒体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然而，洋务运动主要在军事、工业、贸易和教育上下功夫，而对金融制度和近代金融机构与工具的引进很少涉及。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直到1897年5月27日才由盛宣怀在上海创立。而本土的钱庄、票号虽然具有相当发达程度，却始终难以发展成为真正的银行机构。整体上，依然依赖政府的强制拨付制度和民间的个人信用体系来承载近代的工业建设和产业布局。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也应从金融制度安排入手，认清金融制度与产业、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内生关系。
再如，商业和金融因素在革命中的角色也是值得反思的。英国光荣革命背后的驱动力是商业因素，有议价空间，不同力量经过斗争达成协议，实现权力约束的制度变革。东方式革命常常是一方从根本上被消灭，才能最终实现妥协，可是这种妥协并未真正实现权力的约束，仍旧走在历史循环圈中。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革命或者改革到底是为了改掉获得利益的人群？还是要实现一种对利益的尊重、对制度安排的演进完善？
走向更远
2004年9月21日至10月1日，金庸先生入川参加“人文四川・名家论坛”活动。10天的四川之行，深厚的巴蜀文化令金大侠流连忘返。三星堆、熊猫基地、九寨沟、峨眉山、青城山、乐山大佛、都江堰、杜甫草堂等，都留下了先生的足迹。
大侠金庸，国字脸，中等身材，儒雅谦和。他爱笑，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无异。这位慈祥的长者，是老少咸宜的朋友。现在年已八旬。金庸是江南人，1924年生于浙江海宁，本名查良镛，笔名“金庸”系“镛”字一分为二。
金庸先生在四川三星堆博物馆参观时，有人捧着金庸的书请求签名，但他看到的，几乎都是盗版书。为了不让“金迷”们扫兴，他签了，说：“除了签名，其他都是假的。”
先生自称垂垂老矣。“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实金庸宝刀未老，正如《射雕英雄传》中的周伯通，晚年的功夫更胜早年。目前，金庸正在编撰一套白话版《中国通史》。先生虽然年事已高，社会事务繁多，但对于写作编撰，却从不肯假他人之手，一向亲力亲为。此次参观三星堆，喜爱考古的金庸获得了很多的撰写资料。
很早的时候，金庸就有写作《中国通史》的念头，因为现存的中国通史古文太多，青少年难以阅读。他写《中国通史》，是想改变一下写作手法，用白话文、小说体写历史，使青少年容易阅读；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陈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民族融合史观，诠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
金庸白话文的标准是不欧化。用纯中国的文法，用中国的传统文字来写。他说现在很多人写文章写的不是中文，是欧化的，用中国的文字写西洋化的语言，这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字。他的作品，绝对拒绝欧化。金庸有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每撰写一个篇章，都要查阅大量史料和典籍，力争言之有据，内容翔实，而且还会参考史学家们的意见，所以进度很慢。还有一点是，他在写作《中国通史》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来自史学权威的不同声音，因为他坚持民族融合的史学理论和历史观与某些史学权威有别。
先生的观点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民族融合史，战争和阶级斗争并不能给国家带来发展和强盛，民族融合才是国家发展、强盛的动力。先生说古代外国的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时，习惯做法是将对方斩尽杀绝，被征服民族的文明亦自然中断。在中国则不然，在征服的过程中，吸收对方的文化、技术，遂使各民族的文明得以延续。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民族融合，便使中华文明出现一次发展高潮。从区系文化来说，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云南的元谋文化、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形成融合。
迄今，金庸的14部作品“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除了《鸳鸯刀》，其他13部全被改编成了影视剧，有的作品一部版本就有五、六个。先生本人觉得香港剧作家卢景文将《天龙八部》改编成《乔峰》改得最好，因为他的长篇小说改话剧最难。CCTV改编投拍的《天龙八部》和《射雕英雄传》，他也比较满意。
“三国”是金庸钟情已久的题材，而且还曾表示过很想写三国故事。可是目前大侠却说不愿再写了。因为《三国演义》写得太好了，他不可能推翻，也不可能超过，再说戏也上演了千百年，不能超越就没有必要再写了。但雄心仍在的金庸表示，有可能写“蜀汉”。
人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金庸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老先生编织故事和古典文学非常有功底，当今文坛无人能比。他的小说，常涉及历史、地理、人文、风俗、艺术、医术、美食等各个方面，其取材之博，描写之精，刻划之深，充分表现了作家本人的知识结构。人们在读他作品的时候，无形中会学到很多知识。
关键词：金融理论；货币；外部均衡；经济危机；
国际金融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社会中也引来了一些非常多的关注，国际金融因此成为经济的前沿。可实现外部均衡的政策和市场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的解释“国际金融”“国际金融研究各种条件下的动力。”外部平衡的意义，被定义为“构成其国际义务的威胁，不是一个国家的外部债务路径。综合现有的研究，是基于开放的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外部平衡的内部制衡措施的约束下，从国际金融货币和金融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并，外部平衡方案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方案。国际金融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反映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逐步演变为内部和外部的平衡问题在不同的历史的条件下，国际金融理论主要分为花芽形成和发展的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融理论处于起步阶段
这一时期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每个国家主要的经济就跟贸易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外部平衡体现在通过外部平衡的贸易平衡黄金标准“的价格，现金流机制的存在。自15世纪到17世纪晚期重商主义的货币作为财富的唯一形式，有多少作为衡量的标准，国民财富的货币。重商主义的原则举行的代表托马斯Mengsuo建是扩大商品出口，限制商品输入，货币产生贸易，增加贸易货币，货币在不断的运动中不断增长。
二、国际金融时期形成的理论
在这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贯彻落实。大多数国家都尽可能的外部均衡目标美国的外部平衡目标其实得到的美元储备控制美元的输出，以确保黄金和美元稳定。此功能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目标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的时间，以促进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
1.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关系的研究米德在他的代表作“国际收支”一书，第一次直接，更完整的系统，内部和外部均衡关系的理论探讨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内部和外部的平衡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国家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的目标，在国际金融学的历史中也提到，诺贝尔和平奖也是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外部平衡的视角扩大到整个国际收支款项，包括资本流动，包括贸易平衡，但他的分析内部和外部的平衡关系没有一致的详细分析资本流动的影响内部和外部的平衡关系，也没有明确表示这是在他的政策措施，和他的主要目标是在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事实上，在浮动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条件下，内部和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是更深刻的，这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在现代条件下的外部环境，和他们的后代，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美赞臣初步分析的问题，因此，国际金融该理论更丰富，更完整的系统。
2.在实现目标的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机制与以前相比，重点研究实施机制，政策调控的基本思路和政策分析这一时期的重点已明确提出，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有关政府的积极干预这方面的研究，内容，反映各种政策工具的组合，在固定汇率制度，实现内部和外部的平衡。
三，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时期
这个阶段的崩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资本流动，快速发展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取代固定汇率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国家的经济问题更复杂的，深刻的，吸引了国际金融理论为主要研究对象，内部和外部的平衡，同时实现快速发展的基本内容丰富，系统的完整性，逻辑性，特色鲜明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90年代后期。早在实行的浮动汇率制度，有相当多的人，可以自发地调节平衡国际收支，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变动引起的冲突和政策上的内部和外部的平衡，重点分析这一时期的汇率，汇率的资产市场分析的主流。结果发现，仅仅依靠汇率调整内部和外部的平衡是不可能的，在国际资本流动，外部的平衡，更严重的冲突，大大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历史条件下，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平衡研究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阶段。
四、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如今国际金融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也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并已广泛应用于政策实践。
1.跨期均衡理论的发展和应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交叉均衡分析方法的发展，分析国际金融问题上，更融入微观基础。
2.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的进一步研究金融危机引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很少见到它的传播范围，影响和冲击强度。在这方面，在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学家和来自社会各界的人士，已经开始做一些解释，简单的训练强度（2009）从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解析。对于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我国这样一个上升，其发展的世界金融形势将充满许多未知的因素。（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杨长江.论国际金融学科体系［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5）：67—76.
［2］ 姜波克.国际金融理论的发展趋势及理论前沿［J］.金融研究。2002，（9）：7一17.
［3］ 奥伯斯菲尔德，罗戈夫.高级国际金融学教程：国际宏观经济学基础［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 列宁
【中图分类号】A821 【文献标识码】A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简称《帝国主义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列宁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对资本主义从自由进入垄断阶段进行了详细深刻的阐述，把握了时展的规律，对生产、银行、金融资本、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帝国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批判和剖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今资本主义出现了多种维度的新变化，呈现出与列宁《帝国主义论》中描述的一致性，也具有差异性。重新审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野出发进行再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帝国主义论》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是在延续了前人既有成果基础上的超越
任何一部经典著作的面世都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与其说是理论的诞生指导了实践，不如说是实践的强烈需求造就了理论的诞生。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诞生于1916年，时逢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前夕，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是革命和斗争的基本需求。列宁在分析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广泛采用了许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结论，他对其中正确的分析进行了肯定，对其中判断失误得出的错误结论进行了批判。这部经典著作是在与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考茨基等人的争论中诞生的，既否定了资本主义辩护士们根据数据得出的肤浅结论，更批判了与资本主义调和妥协的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从生产关系出发来论述生产的集中导致垄断，主要采用了以下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约・阿・霍布森的《帝国主义》、鲁道夫・希法亭的《金融资本》、汉斯・吉德翁・海曼的《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企业》、赫尔曼・莱维的《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里塞尔的《德国大银行及其随着德国整个经济发展而来的集中》、泰・福格尔施泰因的《资本主义工业的金融组织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和《英美钢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组织形式》、罗・利夫曼的《卡特尔与托拉斯以及国民经济组织今后的发展》和《参与和投资公司。对现代资本主义和有价证券业的研究》、耶德尔斯的《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特别是与冶金工业的关系》、弗里茨・克斯特纳的《强迫加入组织。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研究》、齐・契尔施基的《卡特尔与托拉斯》、保尔・塔弗尔的《专门委员会委员关于烟草工业联合公司的报告》、路・埃施韦格的《水泥》、阿尔弗勒德・兰斯堡的《五年来的德国银行业》、舒尔采・格弗尼茨的《德国信用银行》、欧根・考夫曼的《法国银行业》、奥斯卡尔・施蒂利希的《货币银行业》、乔治・迪乌里奇的《德国银行在国外的扩张及其同德国经济发展的联系》、库尔特・海尼希的《电力托拉斯之路》、欧・阿加德的《大银行与世界市场。从大银行对俄国国民经济和德俄两国关系的影响来看大银行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作用和政治作用》、利西斯的《反对法国金融寡头》。
这20位主要的政治经济学领域学者是列宁主要的参考对象，列宁在论述生产的集中、银行、金融资本、资本输出和殖民地被瓜分完毕时的主要数据和引用来源。在这些学者中，霍布森、希法亭、利夫曼是列宁引用得比较多的。在论述生产的集中现象导致垄断的时候，列宁用了德国年鉴和美国统计汇编的数据材料，对希法亭的关于生产的联合进行了批判，希法亭认为联合制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①希法亭、海曼等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看到了自由竞争阶段之后生产日益集中的现象，但是不承认这种垄断，用各种措辞掩盖帝国主义的本质，否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垄断结论：自由竞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垄断。
列宁认为新资本主义的出现虽然在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节点，但是其最终的方向不是旧资本主义而是一致的帝国主义方向，这是一种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结论。列宁对垄断组织进行了时间阶段上的区分，19世纪60～70年代是自由竞争达到峰值的阶段，垄断还基本处于萌芽阶段；187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卡特尔发展时期和还不成熟稳定的时期；19世纪末卡特尔迅速发展垄断形成，帝国主义阶段到来。在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为尖锐化，生产的集中和资本主义的私有之间的矛盾深刻而深入，正如列宁所说的自由竞争虽然在形式上依旧是存在着的价值需求，但是形成的垄断者成为金字塔的顶端，“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著和令人难以忍受了”②。从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到银行和金融资本的产生，列宁对大国瓜分世界殖民地的完成和帝国主义战争缘由、实质进行了动态的正确、准确分析，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帝国主义本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展示的首先是资本主义的一系列辩护士们的结论，然后做了进一步的深入批判。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已成为少量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
《帝国主义论》对国际格局的判断是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方法站在资本主义对殖民地、世界市场被瓜分的分析之上得出的
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做了精准的预测，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以及金融资本和对世界殖民地势力范围划分的矛盾，矛盾的解决“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③列宁对帝国主义之间因为利益瓜分不均而产生的生存空间争夺战进行了经典的分析，他认为帝国主义结成联盟互相之间进行战争，或者是帝国主义之间结成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④。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的矛盾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适应的矛盾，是生产的扩大化和资本主义私有之间的永恒矛盾的加剧。在矛盾加剧而生存空间已经被瓜分完毕的情况之下，帝国主义之间进行战争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无论是帝国主义结成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联合，都无法掩盖即将爆发战争的实质。列宁在批判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时，阐述了金融资本的集中、统治而非自由的趋向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反动化。列宁对国际格局的深刻把握是建立在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判断的基础之上的，而做出帝国主义战争判断的基础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殖民地、世界市场被瓜分情况的细致分析基础上的。列宁对殖民地被瓜分的情况进行了分析，时间跨度从19世纪初期延续到20世纪帝国主义形成，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分析方法。正是因为殖民地已经完全被瓜分完毕，所以只能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进行重新瓜分。列宁比较分析了1860年和1900年属于欧洲殖民大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土地面积所占的百分比，比较分析了英、法、德三国从1815年到1899年殖民地面积和人口增长情况，得出了19世纪60～70年代后殖民地瓜分达到巅峰的结论。
列宁的国际视野是对世界殖民地被瓜分整个动态过程的俯视，从生产的集中出发到垄断的产生，从银行资本到大国将世界殖民地瓜分殆尽，从殖民地重新分配到帝国主义战争，这是一系列连续的过程。列宁的预测在1914～1918年的一战中得到了印证，列宁自己也在《帝国主义论》序言中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是帝国主义的战争，目的都是为了瓜分世界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列宁对国际格局的动态把握是站在对考茨基等不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背叛者、挑战者的严厉批判基础上的，这种批判的连续性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列宁批评考茨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理，对帝国主义的矛盾和深刻性是一种掩盖和粉饰。列宁在进一步的分析中深入到了意识形态领域，阐述了垄断资本具有的统治特性。
《帝国主义论》对帝国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域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即帝国主义是垂死的、寄生的和腐朽的。虽然在100年之后来看，列宁的论断与现实出现了差异，学者们对“垂死的”理解也各有不同，但不能否认的是列宁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把握是准确的，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动态与静态的统一。
首先，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列宁从生产的集中和垄断出发，对金融资本和资本输出、殖民地的瓜分、帝国主义战争的分析都是建立在详实的历史数据基础之上的。霍布森、希法亭、海曼、利夫曼、考夫曼、兰斯堡、阿加德等学者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是列宁参考的重要指标，在论述大国瓜分殆尽世界的殖民地的时候，列宁引用了亚・苏潘的《欧洲殖民地的扩展》中的帝国主义殖民地的数据，但是扩大了亚・苏潘得出的殖民地被瓜分完毕的结论，得出了殖民地在全世界被瓜分殆尽除非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在详实的历史数据的引用的基础之上，列宁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刻剖析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时代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的时候，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⑤列宁的分析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生产的集中产生垄断，垄断使得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高度融合，金融寡头形成，资本输出需要瓜分世界市场和殖民地，殖民地被瓜分完毕进而产生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即便是和平阶段也不过是两次帝国主义战争之间的喘息。列宁在历史数据分析之上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的论断的批判是极其深刻的，他抨击了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和兰斯堡的对帝国主义的“小市民式的批评”。列宁在批判的过程中从历史与现实的详实数据出发，批判了霍布森、希法亭、考茨基等人的帝国主义理论的虚假性、掩盖性，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揭示了帝国主义的实质。
其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前夜，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绝不是仅仅用于理论的探索、限于学理的辨析，而是因为不研究帝国主义“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认识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⑥在1920年《帝国主义论》序言中，列宁指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性质，英国德国等列强争夺殖民地造成了巨大伤亡，签订了两个不平等条约，唤醒了被愚弄和压迫民众。在帝国主义带来战争的巨大破坏的基础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也在酝酿的过程中，最终必将取得胜利。列宁在建构帝国主义理论的同时也严厉批判了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瓦解后的社会思潮，直接认定考茨基等人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⑦。列宁既批判了机会主义也批判了霍布森、希法亭等人对帝国主义认识的局限性，比如列宁认为希法亭比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列宁对机会主义的来源也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以垄断为特征的帝国主义的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后可以收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进而去反对其他部分和国家。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辩护士们主要是采用把帝国主义的局部、细节放在主要地位，用改良来代替革命。无论是帝国主义辩护士们还是机会主义者，都是反动的开历史倒车。
再次，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对帝国主义的批判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动态与静态的统一。列宁用运动的、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静止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垄断的新变化，深刻剖析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结论即帝国主义是从生产集中产生垄断、银行、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瓜分世界原料和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这种动态的分析首先表现在列宁对于数据的选择中，列宁在分析生产集中时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作为时间划分节点，此时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发展的巅峰、鼎盛时期，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资本主义才逐步转化为帝国主义。生产的集中从卡特尔、辛迪加、康采恩、托拉斯等形式的集中数据中可以明确得出，但是其数据背后的基本原理却是稳定的，这个矛盾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列宁关注的焦点也是动态的过程，从生产的集中转向银行、金融资本，又转移到世界殖民地瓜分和帝国主义的战争。在银行金融资本的发展变化中，列宁注意到了银行网络分布的快速发展，银行分布开始布满全国，把资本和货币收入集中起来，“把成千上万分散的经济变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并进而变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⑧。垄断阶段的银行与工业捆绑在一起，联系紧密，形成金融资本。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20世纪是金融资本统治的关键转折点，金融资本逐步形成寡头，金融寡头进一步剥夺了世界各民族的自由，整个世界被纳入到金融寡头的控制当中，殖民地被瓜分，帝国主义战争进入预热中。
列宁同马克思一样，是从生产领域而非流通领域去审视和批判帝国主义的。列宁没有从帝国主义的表象出发，而是从生产的集中出发来演绎整个帝国主义理论，沿袭了马克思第一次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考量人类社会形态的转换，发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呈现出的是一种世界体系、全球的视野，他关注的是整个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变化，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看的。
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列宁主义在上世纪剧变影响下饱受攻击，著名学者福山就提出了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的“历史终结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继承者的中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需要对纷繁的社会思潮做一次梳理和清理，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对列宁的和平共处和帝国主义理论进行准确的把握和认识，是打破西方社会思潮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误读和重新夺回国际社会话语权的前提。百年之后重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厘清当前社会思潮中的是与非、对与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作者单位：黄冈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第116页，第185页，第205页，第175页，第99页，第103页，第123～124页。
关键词:金融发展观;金融资源观;可持续发展
Abstract: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have different stages. Each theory put forward under differ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presented it’s own policies. We can clarify the distinct characters and advantages that financial resources theory possessed through comparison between views of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representativ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further research problems are provided.
Key Words:view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view of financial resource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2-0021-04
金融资源观是由辽宁大学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来的融合了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一种全新的金融发展观。金融资源观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资源”,“是一种货币化的社会资财,是社会财富的索取权”,既强调金融的资源属性,又强调金融的货币化资财的索取权、产权属性。从金融资源观到金融可持续发展再到发展金融学理论,经历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笔者按照理论发展的时间顺序对传统的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并将金融资源理论与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比较。
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是指金融资源论提出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有:金融结构观、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法与金融理论。
一、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
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状况,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与贫穷而开出的一剂药方。代表性的金融发展观指导下的金融发展理论有: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罗纳德・麦金农(1973)的金融压抑理论;爱德华・肖(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斯蒂格利茨(1985)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戈德史密斯在其著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中提出金融结构是由金融工具(债权证券和股权证券)与金融机构(负债为货币的金融机构和负债不是货币的金融机构)共同决定的。金融上层结构与经济基础结构之间的关系,体现在金融相关比率(FIR)上。金融相关比率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并推导出计算FIR的基本公式。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各国金融结构都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戈德史密斯还考察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这两者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飞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金融结构观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理论框架,并提出衡量金融与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对后来金融理论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他并没有说明是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戈氏的金融结构观中对结构的定义仅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不包括其他的金融要素,不够全面和完整,是一种片面的金融发展观。
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在《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著作中,以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从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的角度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金融问题的特殊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金融压抑”是指政府利用金融管制,利率限制和配给信贷等非市场机制手段来管理金融部门。金融压抑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其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本币汇率高估等。他们的基本观点认为由于金融抑制(包括利率和汇率的价格扭曲)导致实际增长率下降,并使金融体系的实际规模下降,最终会阻碍或妨碍经济发展过程。肖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抑的,还有本币币值高估、外汇强行配给、财政税收政策等。
他们认为金融深化――金融自由化则能够促进金融经济发展。他们分别从渠道效应和金融中介的角度,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必须放弃金融压抑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政策――其核心是利率自由化。放开对金融市场的控制,依靠市场机制提高金融业的效率。之后,经济学家卡普尔(1976)、马西森(1980)等人基于麦金农和肖的分析框架, 相继提出了一些逻辑严密、论证规范的模型,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扩展,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逐步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不仅仅研究发展中国家金融与增长问题,也包括发达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将内生金融中介和内生金融市场纳入研究框架,主要研究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如何内生于经济增长之中,以及金融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并借助跨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金融约束理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重新考察了金融体制中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问题,认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合理的金融约束)是通向金融自由化的必经之路,其理论模型考虑了更多因素因而更为全面,为金融发展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Vishny 在1998 年发表的《法律与金融》标志着法与金融理论正式形成。LaPorta等人认为,一个高质量的法律体系能为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有效的保护,保证金融合同的履行,促使企业遵守会计准则和向投资者披露真实的信息,从而减少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促进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该理论阐述了法律、利益集团、非正式制度等各种影响金融发展的因素,研究了法律制度与金融市场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投资者权益方面的法律保护有助于推动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其研究视野由结构研究发展到结构背后的制度研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LaPorta等用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来进行比较法研究,将法律因素引入到金融发展研究中,用法律起源解释金融体系差异的原因,从另一个视角研究金融发展。但是法与金融理论还很不完善,其研究范式需要进一步转变。
二、代表性金融发展观的理论缺陷
金融结构理论仅仅分析了量性金融的发展,忽略了质性金融的发展,缺少对金融结构效率的研究,对金融结构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没有给出满意的答案。金融结构论忽视了金融生态主体与环境的研究,将金融结构简单地等同于金融发展,是一种片面的金融发展观。
金融约束论只在金融深化论的基础上多考虑了信息不对称因素,缺少对金融脆弱性和金融效率的全面研究。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理论研究上存在严格的假设条件,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蕴涵了简单的帕累托效率,得出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建议反而带来一系列后果与影响,在实践中证明是行不通的。金融深化论同样未考察金融主体与生态环境,忽略了金融体系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风险管理等功能。因此,金融深化论也是不完全的金融发展理论。他们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仅限于金融中介中的银行和金融市场中的股票市场,既没有涉及众多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也没涉及债券市场、保险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更没有考虑到金融创新对金融中介的影响。该金融发展理论过于重视金融系统外显的结构特征,比如银行导向或市场导向,忽视了金融系统根本性的东西。金融自由化使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金融压抑”,带来了本国的经济增长。然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先后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表明,金融自由化也使一些发展中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十世纪90 年代金融发展的经验研究虽充分考察了法律因素的影响,但法律因素只是金融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金融脆弱性与金融效率研究仍十分欠缺。同时,许多学者对法金融存在诸多质疑:一是研究方法,法金融过多地使用数字和统计方法对各国的法律进行比较,这一方法是否适用,有人存在质疑。Siems认为模型和简化的推导不适用于法律的比较研究。二是对法律起源影响金融的质疑,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孰强孰弱的看法不一。LaPorta等将各国法律划分为普通法系、德国法系、法国法系、斯堪的纳维亚法系四类过于简单。在相同法系里,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这样简单的分类分析可能不准确,且无法揭示真实原因。三是对投资者保护法律核心作用的质疑,Sofie Cools认为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实质性差异并不在于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而在于不同国家公司中法律权利配置的不同。法金融理论忽略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本身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没有考虑到制度本身的路径依赖、传播和学习功能,理论分歧很大,有的观点甚至截然相反。
三、金融资源观
金融资源观认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通过自身配置可以进而配置其它一切资源的特殊资源。金融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具有稀缺性、客观性、永久持续性的特点。金融资源包括三个紧密相关的资源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或资金),是金融资源的最基本层次。第二层次是实体性中间金融资源,它构成金融资源的中间层次,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两大类(大体上与戈德史密斯所称的金融结构相一致)。第三层次是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是金融资源的最高层次,是货币资金运动与金融体系、金融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因此可以看出,金融资源不仅包括与资本或资金紧密相关的其他金融要素,还包括资本或资金与其他相关金融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功能。金融资源观强调金融资源的持续利用与金融生态环境的保护。
白钦先于2003年正式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量的比例定义为金融结构。金融功能的演进(扩展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包括量性金融发展和质性金融发展。而戈德・斯密斯提出的金融结构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观点,只是一种量性的金融发展观。进而提出以金融资源观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金融功能划分为基础功能(服务功能与中介功能),主导功能(包括核心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和扩展功能―――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派生或衍生(包括资产重组、公司治理、资源再配置、财富再分配、信息生产与分配、风险分散等功能)三大层次。该理论以金融功能为基轴;以金融结构为主体;以金融效率为归宿。
金融资源论由于整合了金融机构观与金融功能观,赋予了金融系统观与新金融效率观,是一种全新的金融发展观。金融资源论在三个方面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突破:一是对金融本质的认识――揭示了金融的资源本质和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二是对金融深化论的假设前提有所放松――考察了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脆弱性及金融资源的持续利用,假设前提更加接近现实;三是理论分析方法的演进――采用金融分析与系统分析的综合分析方法。金融资源论融制度变迁、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增长、金融安全于一体。该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强大的生命力,为金融发展的理论研究开创了新的思路。
继金融资源观之后,在此基础上白钦先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继而提出发展金融理论。发展金融理论以金融资源观为基础,从研究经济与金融关系出发,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研究经济与金融之间的互动关系。发展金融理论是一个庞大的金融体系,将金融结构、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经济发展放在统一的研究范式下,以金融功能为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为归宿,既是量性的金融发展观,又是质性的金融发展观,是较全面的金融发展理论。总之,金融资源论扬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或者以金融机构的角度或者以金融功能的角度片面地分析问题,而代之以普遍的、全面的、发展的眼光来分析金融发展问题,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改革和创新,也是金融发展理论史上的一场革命。
四、从代表性金融发展观到金融资源观演进
(一)研究范式的转换
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范式从单纯的货币分析发展转换为金融分析,进一步由金融分析发展转换为金融资源观的系统综合分析,将金融研究置于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中,拓展了金融功能的研究视野。
货币分析实际上是研究经济过程中与货币或货币现象相联系的各种经济关系。货币分析不能解释日益复杂的金融过程及其对真实经济的广泛影响。金融分析是研究经济过程中与金融及其金融过程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金融分析的基本问题是研究金融的内生性问题。系统科学作为一门综合的、横断的新兴科学,是研究系统的结构、功能、演化、协同与控制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对象恰好涵盖了系统的结构、功能、效率;系统科学倡导的整体论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金融资源观就是在复杂系统论的研究范式下,研究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二)研究视角的转换:综合视角
金融资源观综合了传统金融理论的研究内容,并且从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两个层面,从量性金融和质性金融两个方面融合了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研究思路。这种综合,不是简单的加总而是有机融合,是强调高层功能性金融资源的作用和地位,强调在量性金融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质性金融发展。而这个观点与金融功能观有一致的地方,但又更加全面和综合,弥补了金融功能观过于绝对化的倾向。金融资源观的研究视角,由单一的某一个视角发展转换为包括宏观和微观动态综合研究视角。金融资源观以更高、更广阔的视野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从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
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中把资金简单地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这是从静态方面研究金融。而金融资源观从金融资源的角度定义金融效率,认为金融效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指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及其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与适应程度。金融效率包括三个层次:微观金融效率(微观金融中介的金融资源运用效率)、宏观金融效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金融系统适应效率(金融系统对环境的适应程度)。微观金融效率是宏观金融效率的基础,宏观金融效率并不是微观金融效率的简单加总,而是微观金融效率量与质的协调统一发展后的质变结果。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效率的定义具有动态性,对金融效率的研究从静态研究发展到动态研究。同时表明,金融发展理论由静态研究方法发展到动态研究,是研究领域的质的飞跃。
五、以金融资源观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尚须解决的问题
(一)金融资源的计量指标
金融资源包括三个层次,特别是第三层次,即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的计量指标的确定是最困难的问题。沈军(2006)选取综合指标体系(分为经济指标和金融指标两大类)作为研究金融效率的指标体系,也不包括高层金融资源。在金融资源的计量指标中,只包括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金融资源。对第三层金融资源的量化指标的选择还需进一步研究。
(二)金融发展的度量
国内外学者在实证研究中,通常以M2/GDP、FIR、私人信贷总额/GDP作为度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然而,这一指标仅仅衡量了量性金融发展水平。随着金融经济日益渗透和复杂,单纯的金融深化的指标远远不能反映金融对经济的真实影响。构建一种能够反映量性金融和质性金融发展的综合指标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三)金融资源效率的最大化
金融作为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就存在资源的供给和需求问题。如何使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均衡发展,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爱德华・S・肖(美).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白钦先. 建立面向21世纪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J].城市金融论坛,1998.8.
[3]白钦先等.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4]白钦先.白钦先经济金融文集(第2版)[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5]白钦先.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J].经济评论,2005,(3).
[6]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美).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M].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7]林广明,谭庆华.金融资源论:一种综合视角[J].金融论坛,2004.1.
[8]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经济理论中的货币[M].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引言
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经济实体对于金融结构的内在要求使得最优金融结构应与经济实体结构相适应。金融结构的演进存在一定的内生驱动力，法律环境、政治制度乃至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都会对金融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内生动因可能使金融结构趋向最优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发展，也可能导致金融结构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抑制经济发展。现实中金融结构的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例如美国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交替作用于金融结构；德国、日本在一定历史时期，金融结构呈现动态演进，螺旋互动（姜海川，2006）。本文分析金融结构指标，通过金融结构内生性原因，归纳金融结构动态演进过程，最后为金融结构理论发展提供建议。
一、金融结构分析指标
金融结构分析指标是衡量金融结构模式的重要标准，分析金融结构动态演进过程，首先要选择观测的指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将金融结构分析指标分为两类：数量指标与质量指标。
（一）数量指标
金融结构的数量指标是指可以量化的指标，这类指标一部分是以某一具有代表性数据为依据，例如金融相关比率指标，它是戈登史密斯衡量金融结构的8个指标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最基本的指标，用金融资产市价总值与国民财富的比例表示，该指标反应了经济货币化的程度与金融发展状况；另一部分指标综合了几个维度，刘五仁（2002）为丰富新兴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引入市场和制度与变迁因素，综合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构建金融结构健全性指数FSI(Financial Structure Soundness Index)，即FSI = ωFIi FIi +ωFlni FIni +ωFMi FMi +ωFCi FCi，金融工具指数（ FIi）、金融机构指数（ FIni）、金融市场指数（FMi ）和金融制度指数（FCi）的加权平均数，他认为金融制度、机构 、工具 、市场是金融结构客观存在的四要素。
（二）质量指标
1.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
金融工具使得储蓄与投资职能分离，不同的金融工具克服资金运动中不平衡的方式不同；金融机构是指全部金融资产中金融机构资产的份额、融机构资产在银行、保险公司等其他机构中的分配等，不同的金融工具类型以及金融机构资产份额使得金融结构存在差异。
2. 融资结构。
白钦先（2005）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劳平（2005）认为金融结构的核心是融资结构反映了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相关系及量的比例，通过金融市场中资产业务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作为金融机构的分析指标。
3. 信用制度。
赵胜来（2005）将信用制度定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制度安排。他认为信用是客观存在于经济基础，对社会资本形成中有着重要作用，银行和金融机构等中介在信用制度安排不同使得对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应包括对其信用形成和信用构成制度的考察。
4. 金融监管制度。
金融监管机构的集中度和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对金融机构的效率、稳健性产生影响（刘锡良，2017），而即金融结构的变化也会调制相应的金融监管模式（巴曙松,2013）。目前全球监管机制趋向于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即在解除利率控制、贷款限额、业务范围限制，以及对特殊手段的使用限制和国际间资本转移控制（赵胜来,2009），这将对金融结构产生影响，金融监管制度应成为金融结构分析指标。
5. 开放程度
李健、贾玉革（2005）首次将金融体系的对外开放程度纳入结构分析指标体系，在实际应用中基本上可以反映中国金融结构的全貌，也能展现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并可进一步探讨调整和优化金融结构优化的路径。
（三）金融结构分析指标评价
由于数量指标的指标的微观数据缺失使得数量指标的可得性较差，另一方面数量指标计算方面较为复杂，对于质量指标而言，不是一个量化的指标，往往存在一定主观性，评判起来不够准确。随着金融创新等金融科技发展，金融结构呈现趋同发展，使得金融结构的分析指标更为复杂，金融结构界定更为模糊。
二、金融结构内生性问题
在金融领域，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金融结构与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结构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中，那么金融结构因何而变化?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总结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两类因素，一类因素与金融结构动态演进互为因果关系，螺旋发展；另一类因素单向影响金融结构，一定程度上会使其偏离最优金融结构。
（一）金融结构双向影响因素
1.产业结构
林毅夫（2009）、张成思（2015）从最优金融结构角度出发，认为经济实体中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金融机构内生决定于产业结构，高收入国家多数是依靠大量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的发达产业，其风险分散要求使得金融市场在发达国家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中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其产业风险低，银行克服信息不对称的优势凸显，所以发展中国家以银行为主。而产业结构同时受金融结构影响，金融结构转变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范方志，2003），宏观上不同金融结构功能影响产业升级，中观上金融结构影响产业聚集，微观上金融结构影响“企业家精神”、企业融资约束（钱水土，2010）。金融结构内生决定于产业结构，同时产业结构影响着金融结构。
2. 法律制度
La Porta,et al.（1998）提出法律制度决定金融结构差异，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同权益者的保护程度，股票市场更加依赖法律制度，运行良好的法律体系有利于金融中介、金融市场的良好运作，提高金融服务的总量水平和质量，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Levine（2000）利用跨国数据，分析普通法系有利于直接融资的发展，因为其对市场投资者的保护更强；成文法传统的国家则强调保护银行债权人利益，因而更倾向于银行主导体系。而经济实体发展对金融服务要求不断深化会诱发法律、金融制度创新（Lin，**），法律制度与金融结构变化是相互促进动态过程。
3. 收入水平
随着一国收入增加，经济发展对银行变化的敏感性会降低，对股票市场变化的敏感性会增加；这意味着股票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增强。研究还发现偏离最优金融结构可能导致低收入水平（林毅夫、徐立新，2012），银行对低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更大，银行业的金融深化会伴随着贫困程度的下降（华桂宏，2016）。
（二）金融结构单向影响因素
1.人口结构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特征关系到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安排（袁志刚，2014），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金融资产总量产生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当一国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金融资产需求增加，对金融结构率产生促进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银行为主的向以证券市场为主变迁，当一国青年人口或老年人口较大时，金融资产需求减少，对金融结构率产生抑制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证券市场为主的向以银行为主变迁（侯熠，2014），主要是因为个人的储蓄和家庭金融资产的再配置倾向的金融工具不同导致的（夏淼，2011）。
2. 文化因素
Chuck CY andSolom on Tadesse （2006）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家文化在金融体系结构的形成中发挥关键性作用，我国学者陈雨露、马勇引入社会信用文化这一影响因子，发现对社会信用文化金融结构的选择均有重要影响，表现为在一个信用文化趋于“更加信任”的社会，金融业经营的效率越高，成本越低；同时，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关系越强，那么这样的经济体更倾向于选择“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3. 领导人信仰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确定经济结构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高层领导人的信仰自然会影响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比如，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金融抑制的国家往往会采取限制银行业准入、控制利率、干预银行贷款等政策。这可能使得金融体系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2009）。
4.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银行体系上，政府一方面监管银行，一方面依赖银行进行融资，当债权人受损时，政府为了获得债权人的支持进而分摊损失，这些冲突造成银行业的不稳定和信贷不足，同时偏离最优金融结构（林毅夫，2009）。
5. 历史因素
从金融结构形成和演变的历史来看，一国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金融 监管政策。而一旦一国的金融结构模式形成，就会存在路径依赖。现代意义上的两种典型的金融结构类型最早形成于欧洲。由于英国和法国对金融危机事件的不同反应和由此形成的监管传统，导致了两种差别很大的金融结构类型即以市场为主导的英美模式和以银行为主导 的德日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完全是由历史因素促成的（赵胜来，2009）。
6. 企业家行为与金融创新
在凡勃伦的理论中，金融企业家的行为是导致金融系统演化的原动力。他认为金融企业家的行为受到两种欲望的驱使 :一是，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二是，追求金融系统稳定。前者促使他们努力寻求各种新的途径以扩大货币收入，后者则导致金融市场趋于集中，并由少数大型金融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所垄断和控制（刘湘勤，2007）。
三、金融结构动态演进
金融结构的动态演进过程内生于某些因素，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了金融结构动态演进过程。
以白钦先为代表的国内学者首先分析金融结构的演进，提出金融结构的核心是融资结构，一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相互关系作为金融结构分析指标，归纳出金融结构是低级到高级、由间接融资到直接融资的动态演进。姜海川（2006）从法律制度角度分析金融结构的演进过程，他以各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相关法案为基础，发现不同金融结构国家经历相似的金融结构演进路径，即他们都经历过间接融资推进经济发展的阶段，他认为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是螺旋发展过程。李超（2015）、侯熠（2016）从人口结构角度分析金融结构的变迁，当一国中年人口比例上升时，金融资产需求增加，对金融结构率产生促进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银行为主的向以证券市场为主变迁；当一国青年人口或老年人口较大时，金融资产需求减少，对金融结构率产生抑制作用，即金融结构从以证券市场为主的向以银行为主变迁，老龄化背景下，金融结构将可能由银行主导型向着金融市场主导型方向变迁。 刘湘勤（2007）提出金融工具创新是推动金融结构变迁的动力，通过分析美国金融结构变迁发现金融工具创新与金融结构的变迁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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