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预测时间序列统计分析前移回归分析
山西省的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开始,经济增长潜力呈逐渐加快的趋向。总结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规律,对正确认识未来的经济运行变化,使经济尽快进入新一轮的平稳发展周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仅分析1986—2008年资料较齐全的10项经济指标,找出了一些统计特征,并进行2009—2010年的预测。
一、原始数据及其新型直观展示图
事物的发展都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通过有效的方法可以计算出事物的特征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经济事物是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结合的结果,它的发展基于时间顺序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数据的发展往往是基于多项综合属性相互影响的,是可以预测的。根据《山西省统计年鉴(2008)》、山西省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经济信息网,将原始数据整理成表1,这实际上是时间序列多元数据。
由表1可看出山西省的经济指标、数量都比较多,现使用近年新创的一种表格型数据直观图展示信息。相对于表1,可以把每个数据在每个格子内换成椭圆,数据大小即椭圆大小,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10项指标中,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规则波动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呈漏斗形向下减小外,其余指标全部呈宝塔形串珠排列,表示逐年的递增。
从每个串珠的上下变化速度看,各项指标还是比较协调的,但各个指标(或各项事业)的发展速度有所差异。货物周转量早期增大速度最快,表明货物的流通走在各项事业的前列。接下来递增较快的是旅客周转量,它表明了国民经济的人气,山西省第一产业虽然起步较早,90年代末期略有回调,总的发展较快,但受耕地面积限制今后发展速度受到制约。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消费品销售总额和人均GDP四项指标经历了相似的渐增发展历程,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呈现较协调和平稳的发展。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波动较大1988、1994两年达到最高峰,和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国民进入了育龄,1986—199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保持在11‰～15‰的高位。1995后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比较稳定的下降,2008降到5.31%,效果明显,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落实较好。
二、发展阶段划分
过去人们主要靠经验和专业知识,作定性分类分析,而这种分析往往是带有主观性和任意性,不能揭示客观事物的内在区别和联系,现在人们广泛采用聚类分析来研究事物的亲疏程度,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科学有效的。本文采用Q型聚类分析来研究山西省各年间的经济发展相似程度,23年的发展,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我们通过Q型聚类试探一下各年份间经济特征的相似性,23年的谱系图见图2,相似性的度量指标采用夹角余弦。从直观图示(图1)上也可以看出,大部分指标都呈现渐增趋势,不存在周期性变化。
经济信息是时间和经济规律的函数,其资料或数据都按一定的时间顺序排列(一般是由老到新)。为了探索事物发展的周期性或回旋性,并合理地划分阶段,就需要进行最优分割。分割的原理是用数学方法,使组内离差平方和最小、组间离差平方和最大,保证一组内有相似的特征,不同的组之间特征差异较大。本文进行最优5分割(计算过程从略),找出了4条界线,分别为I、II、III和IV。由于聚类谱系图中年份的顺序基本没有打乱,故就把界线标注在图2上,从系谱图上看,分界线I、II、III在聚类分析的主要分界线上,界线IV不在聚类分析主要界线上故舍去。根据Q型聚类分析和最优分割的结果,可以把1986年以来山西省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时期。1986—1994年为第一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二时期。
第一时期对应于系谱图(图2)上的第一类,根据系谱图可以将第一类分成两个小类,分别对应于图上的第一阶段(1986—1992)、第二阶段(1993—1994)。第二时期也可分成两个小类,分别对应于图上的第三阶段(1995—2003)、第四阶段(2004—2008)。
根据Q型聚类分析和最优分割的结果,结合直观图及1986年以来山西的经济发展情况,可以发现一些特点。
第一、第二阶段的特点:一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相对比较快。这主要是由农村经济改革所推动,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但由于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活、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第二、第三产业总体水平低,发展慢。二是固定资产投资值额较少,增幅也很小。三是旅客周转量起步较早,但发展速度并不大。四是人口增长率居高不下。这是由于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们进入了育龄。
第三、第四阶段的特点:一是大多数指标增长较快,总量也较大。二是第一产业增加值的增幅明显减小,一些年份甚至出现回调,1999年达最低点。农村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日渐明显,2004年后农业增收趋于稳定,第二、三产业的增幅明显加快。三是人口自然增长率有明显的回落。人们的生育观念有很大的转变。
2002年中国加入WTO,随着竞争的不断加大,山西加紧了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坚持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主要经济指标都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
三、未来两年人均GDP预测
时间序列数据是随各项影响因素变化的,是多个影响因子(自变量)的函数,因此人们采用回归分析法。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这里只采用线性回归分析。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联系的,它必须是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发生的,所以它一定有端倪可查。某年的经济各项指标值,反映了这一年为下一年各项事业打下的基础,是下一年经济指标的自变量。这种新的回归分析思想是近几年提出和开展应用的,采用这种思想的回归分析称为前移回归分析。
对表1的数据进行前移回归分析,来年人均GDP作为因变量y,其余指标按顺序作为自变量x1、x2、…、x9。根据样本和变量数以及预计要选入回归方程的变量数选取引入变量和剔除变量的F值。经F检验只有一产增加值、二产增加值、消费品零食总额3个指标效果显著,其余指标效果不显著。获得回归系数如表2。
由此得到回归方程:下年人GDP=254.0381+9.4351*上年一产增加值+8.1057*上年二产增加值-5.2732消费品零售总额。
将表1数据带入方程即可得1986年至2008年的人均GDP,列于表3。由表3数据可以发现预测值与实际值的相对误差基本都在20%以下,有12年的相对误差是小于5%的,其中1994年的相对误差只有0.76%。从总体上看这种新型预测方法的平均误差只有6.5%,统计效果很好。
现在是2009第二度,全年各项指标无法得到。但是根据方程预测的人均GDP为25257元,这有待于2010年初统计结果的检验。如果考虑6.5%的平均误差,2009年人均GDP应当在25015元至25362元之间。
本文统计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共10项指标,事物的发展是多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可以将其中任何一项作为因变量,其余作为自变量,预测出这项指标2009年的取值。若全部都轮流做一遍,则可以求得全部指标的预测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每年变化不大,暂不预测。其余10项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结果见表4。有了2009年的预测值,又可预测2010年的指标。不过,2010年的预测效果预计比2009年差,这需要2011年初结果出炉后证实。预测2010年的指标,最好有2009年的实际值参与建模。
以上数据是通过山西省23年经验总结出的,但是今年问题存在很多,如金融危机、猪流感等,都影响着2009年的预测值,偏差应该会较大,预测值会大于实际值。
四、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从山西省经济发展10项指标的直观图可以看出,除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波动较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呈漏斗形状外,其余各项指标全部逐年递增,其发展也是比较协调的。1994年底为一个重要界线,把山西省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时期。从直观图上看可以发现第一产业是山西最主要产业,但自从1995年以来,其增长的速度却显得有些缓慢,这是由于耕地面积所限,使得农业难以保持增长。前移回归分析新方法在对山西省经济的实际应用中,现有资料处理效果令人满意。而对山西省2009和2010两年人均GDP和其他9项指标的预测,有待于今后两年的证实。人均GDP预测的回归方程给予人们若干启示。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山西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要全面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要以工业为主导,适当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要扩大内需,引导居民积极消费;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地发展山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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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包括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经济结构的转变、公共事业的发展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应该以市场为基础手段，区域经济发展也应该遵循着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但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些领域，市场是无效的或是缺乏效率的。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自己的作用，引导区域经济健康发展。
1．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资源配置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达不到帕累托最优的各种情况。在市场失灵下，公共产品不能实现完全、公平的供给。因此，克服市场失灵通常要求政府的干预。但是，地方政府对市场活动的介入和干预，只能是辅的、补的，而不能过度的进行强权干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
2．政府利益地方化
在地区差距日渐扩大的背景下，受地方利益的驱使，各地方政府或以公开的形式，或以隐蔽的形式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了一系列阻碍区域经济发展的异化行为，各地区进一步扩张面临的共同障碍，是行政体制分割，各自为政，行政性区际关系替代了市场性区际关系，难以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
3．公共服务缺乏
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指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生产的、供全社会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对经济建设和公共事业的投人不平衡，偏重生产性和盈利性的经济类基础设施(交通、水电、通讯等)，而对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二是在公共事业的投人上，又没有把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分开，导致公共产品领域不断扩大，给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使财政支出捉襟见肘，这既限制了基础设施的发展，又限制了公共事业的发展。三是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的增长而忽视了对环境的保护，造成了人与自然环境的不协调。
二、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多方面的，主要有市场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因素、产业结构布局因素和政策等。要克服这些因素，就需要地方政府发挥作用。
1．制定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引导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引导本区域经济发展。首先要根据中央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确定发展规划的分步实施落实。其次要根据本区域经济发展实际，确定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政策。再次要确定发展本地经济，引进人才，技术，资金方面的重点方向和目标。最后制定良好的地方教育政策，人力资源开发政策，优化人才环境，实现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相一致、相互补充。
2．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主要包括政府承担的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实施公共政策，扩大社会就业，提供社会保障，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等方面的职能。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发展起重要的推动作用。
3．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政府管理创新
首先，将公共管理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基本职能，凸显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其次，强化地方政府妥善协调利益关系的能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第三，将解决民生问题作为地方政府管理的着力点。
第四，尊重市场规律，发挥政府特有作用，淡化行政区划，强化经济区划，破除行政壁垒，优化区域经济布局。
4．培养人们的市场意识，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市场意识不是从书本上学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有了市场人们自然会有市场意识，但是市场又是依靠有市场意识的人建立起来的。解决这个问题，政府首先要转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从自我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下放权力，市场的事情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去调节。地方政府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确保区域政策的严肃性、有效性、连续性以及稳定性，保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能够依法处理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创造一个稳定预期收益的投资环境，给各类投资者以信心和激励，从长远的角度促使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
5．调整区域产业结构，发挥区域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主导产业
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内产业空间组合的状态，合理地利用区域资源，大力发展主导产业，求得更大的区域效益，是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从产业布局来看，由于长期受条块分割的影响，目前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同化现象较为突出。根据区域产业集聚理论，由于区域的主导产业，在生产上或者在产品分配上有着密切联系，或者在布局上有相同的指向性，这些产业按一定比例布局在区域的某个优越的地区内，就可以形成一个高效率的生产系统，改善企业生产的外部环境，从而使区域整个生产系统的总体功能大于各个企业功能之和。从企业发展方面来看，为私人部门创造就业机会，提供资金支持和财政承诺；以区域内主导产业为主建立竞争优势；设立可量化的目标以监测其进展；促进区域市场而非地方市场的发育等。
6．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完善经济发展的服务体系
鼓励建立各类民间组织。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体制改革，打破阻碍民间组织发展的制度障碍，为民间组织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组建跨地区的民间组织，以民间的力量自下而上地推进地方政府合作，进而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智囊机构，主要由各地的经济专家学者组成，为区域间地方政府决策提高咨询。二是培育“中间体组织”的成长。这里的“中间体组织”主要是指由市场原则与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盈利性组织原则与非盈利性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政府组织原则与民间组织原则的相互渗透所衍生出来的具有新特征的组织体。
民间组织可以对市场经济制度产生深刻的影响，它一方面会弥补市场组织功能作用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抑制企业组织的非市场化行为和不良的市场行为；另一方面可以分解部分政府的经济职能，抑制政府权力无限扩张的趋势。保证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地方政府应鼓励这些民间组织发挥效用。通过这些自发的或官方促成的民间组织逐步提升企业战略、拓展市场深度和扩张市场容量，并对政府形成软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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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是人类最早的栖息地之一，地形复杂，山地众多。除滇池、洱海附近以外的广大周边地区，四处丛山密布，峡谷纵横，交通状况十分不便，社会生产的发展颇受限制，直至17世纪的康熙年间，云南还是一个半开发地区，大片可耕地尚未开垦。但随着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实行，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统治政策以适应生产关系变化的需要，使农业、手工业、商业等得到长足发展，云南经济发展在清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一、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
乾、嘉、道三朝期间，云南的人口数量空前增加。号称“盛世”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云南人口为341.3万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首次突破600万，而咸丰元年（1851）就达到了740.3万人。在外来的汉族移民和当地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山区土地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雍正二年（1724）全省有农屯田地72，176顷，雍正十年增至88,389顷，乾隆元年增至90,638顷，乾隆三十一年又增进到92,537顷，嘉庆十七年达到全省田地最高额，即93,151顷。嘉庆十七年全省田地数额是雍正二年的1.3倍，是明万历六年（1578）田地数17,993顷的5倍多。从明万历六年到清嘉庆十七年的200多年间，共增加田地将近8万顷。从这一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窥见云南农业在量上的进步。
（一）粮食作物种植的变化
明代在云南实施屯田，大量汉族移民迁入，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经验和耕作技术，使明清云南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在耕作方法上由原来的“二牛三夫”改为一牛或二牛牵引，由一人或二人驱犁耕作。此后，内地农作物的优良品种在云南被推广种植，内地的先进工具也被广泛应用，根据季节实行小春、大春两季轮种，每年可收小春旱季作物和大春水稻两熟，这种生产技术已和中原无异。
云南省传统的农作物种类很多，这在各地方志中都有记载，如云南府以稻、麦、粱、稷为主，包谷、黑豆、红豆、菜豆、蚕豆、豌豆等次之，“谷凡百余种，以香糯稻为最；蚕豆熟最早，滇人尤重以为粉，豌豆亦洗粉，并食其蔓，名豌豆菜。”永北直隶厅有“香谷米、白粘谷、红粘谷、玉谷米、乌脚粘、麻粘谷、半边粘等”，糯米有“鱼眼糯、虎皮糯、鼠牙糯、柳条糯”，豆类有“蚕豆、黄豆、青豆、白豆、黑豆、绿豆、扁豆、豌豆、架豆、饭豆、四季豆”等十八种。昆明冬吊米、广南八宝米、西双版纳紫米、景东香稻都是有名的品种。尽管稻谷种类多，但由于云南是一个山地面积占总面积84%的省份，因此总产量很低，不能满足全省几百万人口食用，在这种情况下，玉米和马铃薯的广泛引种就显得意义重大。
玉米和马铃薯都属高产作物，耐旱耐涝，性喜沙土，最适宜于山区种植。玉米和马铃薯在明代由美洲传入我国，先在沿海地区引种，以后传入内地各省。明末清初，又由内地的汉民传入了西南地区，康熙时在云南各地得到普遍种植，并逐渐取代了低产的山地传统粮食作物燕麦、荞子等，而成为偏僻山区农民的“终岁之粮”。玉米、马铃薯的引种使得“云南农业经济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是云南农业经济史上的一次大飞跃。”
粮食种植结构的上述变化，适应了清代人口急剧增长对粮食的需求，使口粮紧张程度得以缓解，同时由于玉米、马铃薯的传入，使原来不适宜种植稻麦等作物的山区、沙地，能够得到开发利用，山区农业生产由此进入一个新台阶。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清代云南商业性农业的发展颇为引人注目，这突出表现在茶叶、蔬菜、水果、棉花、鸦片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经营上。
云南种植、生产茶叶的历史年代久远，是茶叶的原产地之一，尤其是现今思茅、西双版纳一带具备了茶树生长的良好生长自然环境，有树龄达一千七百多年以上的野生的“茶王树”和树龄达八百多年栽培茶树，产“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即“攸乐、蟒支、革登、蛮砖、倚邦、漫撒”就出在这里。除上述六大茶山外，勐海县的南糯山、布朗山、西定山、巴达山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茶山。进入清代，种茶的种植技术越来越发展了，从最初不事耕作的野生茶发展到了除草、施肥、剪枝，精心护理的茶园。这些茶叶大都运往下关经过加工精制成下关沱茶、饼茶，远销川、藏各地。江城在清代也是云南优良产茶区，江城居民十之八九种茶，茶叶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
章青琴：清代云南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的大发展，清代非农业人口日益增多，对蔬菜等作物的需求日渐扩大。于是在各大中小城市附近，开始出现许多专门种植蔬菜、瓜果以及花卉的农户。
不少地方也种植靛，据康熙《新兴州志》载：“青靛课税，染布靛缸课银，无定额，按季汇解”。由此可知，清代新兴种植靛，加工成染料。棉花种植这时也得到推广，因为“种棉之利，较种植他项利更加倍。而其地择干阜，又不侵碍水田”，永北一带，“该府悉心董劝，及此五月内外，倘可种植棉花，亟令广购棉子，先于金沙江畔，给民种植，收成以后，仍纳棉子作课，再行散给民间。有自行购棉种植者，如其广播，亦照上农之例恩与嘉奖。”烟草在清代也有种植，“滇省土黄丝烟，产量以通海为最，次为永昌、新兴。……”。
清末最受人瞩目的经济作物种植是鸦片，“滇中之地土与气候，适合于栽种鸦片，故产出烟土，其质素实较他省所产者为强，远出省，极易销售。因此，云土之声誉与价格，能日高一日，农人以有利可图，遂尽力栽种。本来一亩地能产烟至百两上下，售于市，得八、九两银，较种豆麦，获利倍屣，谁又何乐而不为。……是则，农人方面，每年当能有六、七百万两银之共同收入也。故尔，在光绪末叶，滇中农民，凡有田耕种者，经济无不充裕。”
同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的商品性往往大于自给性。绝大部分经济作物都需要通过商业渠道出售，因此与市场的联系较密切。从经济效益而言，经济作物一般都要高出粮食作物几倍。之所以大量种植茶叶、果类等，一方面固然是受山区地理条件所限，另一方面则是在高额的商业利益下的一种必然选择。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这些作物也更多地脱离了自然经济的领域，开始走向商业化发展的道路。
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清代，云南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大力发展，其中以纺织业，食品、矿物等的加工最为普遍。
清前中期，云南的纺织业比内地要落后一大步，但随着内地人口的大量涌入，纺织业受到普遍重视。如罗次最初“民风浑朴，逐末者少，耕凿而外，别无他业，仰事府育，俱取给田间。……不知织纺”，康熙五十年（1711），“署县梁衍祚捐资教民织纺，今亦稍有成效。”通海坝子的纺织业，据《续河西县志》载：“河西向以出产土布著称，过去海禁未开，缅甸棉花输入，家庭妇女大半以纺纱织布为业。……平均每户至少有木制纺车、织机各一架，多者四五架。在农村中每一住宅上下堂屋，几乎摆满织机。……河西布成为出产之大宗，全县妇女有百分之七十以纺织为业。”石屏“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犹闻机杼之声。”大理政权也非常重视手工业特别是纺织手工业的发展。它把大批的石磺运往缅甸，换回棉花，从保山聘来汉族技师，教民织布。因而，不仅大理城的手工纺织业盛极一时，十分之七八的人民从事这项手工业，九街十八巷都可听到机杼之声，就是城外各村，手工纺织也很发达。到1900年前后，云南的纺织行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资本规模已达到300——350万海关两以上的水平。
清代云南的食品加工业也有很大改进，酿酒业进一步发展，《道光云南通志•食货志》上载的酒类就有烧酒、白酒、黄酒数种。楚雄的滴酒（后称吕合酒）、鹤庆的干酒、蒙自的高粱陈酒都非常有名。光绪十三年（1887）蒙自私营酒坊所产高粱酒就达50吨。通海的酱油，“每年销十余万斤”，可见其销量之大。火腿则以迤东之宣威，迤西之鹤庆最为著名，“每年销数甚多。”此外，制糖业、榨油业等行业在清代都有发展，为市场提供了众多的生活用品。
云南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是著名的金、银、铜、锡等矿产产地，伴之而兴的是矿产品的加工。昆明三牌坊的金银首饰，二纛街的铜、锡器，猪集（珠玑）街的铁器等都很有名，金铜制品、斑铜、乌铜走银等是其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翡翠玉雕业以腾冲为中心，腾冲占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乾隆年代，腾冲已成为珠玉宝石的集散地，从清道光而延续到光绪初的著名侨商“三成号”经营的也主要是玉石。
云南药材资源丰富，土产山货繁多。仅大理府太和县就有药177种，药材成了云南各地城乡集市常见的商品之一，也是内地商人到云南采购的主要商品，其中最常见的有茯苓、麝香、三七、雄黄等。云南的山货主要有香菌、木耳、核桃等，常与药材一道被销往省外和东南亚。
农村家庭手工业、副业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拓宽了道路，为农民增加了财源。它是农民在土地之外的价值创造，是取之不尽的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农民投入家庭手工业劳动创造产品通过市场流通网络实现自己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需，反过来，家庭手工业、副业也进一步推动城乡市场的发展。
三、城乡市场与商品流通
（一）农村集市及作用
云南农村市场的称谓有：街子、会、场、摆、市、镇、集、市集、街市和街镇等，大多数地区称街子，相应将赶集称为赶街子，农村集市分布很广。我们主要从市场的发展程度上来考察清代云南农村市场，主要有集会集市、定期市和常市三种类型。
集会集市，这类集市间隔时间长，延续日期长，规模较大，参加人数多，尤其是职业商人包括长途贸易商人卷入其中，往往与少数民族的节日有关，是一种比较原始的贸易形式。如彝族的“立秋会”、“三月会”、“花街”、“花会”、“山街”、苗族的“踩花山”，壮族的“陇端”等民族节日都已形成集会集市。这类集市的发展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是庙会，主要缘于各种宗教，原始崇拜、民间信仰等，较著名者有大理三月街，鹤庆松桂会，丽江骡马会和邓川的渔潭会。
定期市。定期市是清代云南农村中最常见的一种贸易形式，一般在经济较为发达、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基础、村寨比较集中的地区，“街期各处错杂，以便贸迁”。如西双版纳的佛海（勐海）、易武、澜沧的上允、盈江的蛮允、陇川章凤、瑞丽的弄岛、勐连的糯福等，有固定街场，有规定的赶街时间，赶街的人多为附近的农民，农兼商及少数行商，从事少量的商品交换，如疏菜、水果、禽畜、小土杂、小农具等。云南大部分地方的这类集市皆以十二生肖或天干地支命名，如昆明“大板桥、小板桥、官渡、小街子、龙头街、马街子、恢湾，普吉等街，多以逢子午辰戌日为街期，交易多为农产品及砖瓦窑器、纱帕、斗笠、竹器等”。
常市，常市是在定期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发达的农村市场贸易形式，这类市场不间歇地每天都有交易，并有较多的固定店铺，如丽江城西关外“有集场一所，宽五、六亩，四面皆店铺，每日巳刻，男妇贸易者云集，薄暮始散”。这种定期的集市贸易从市场经济考察是一种进步。
（二）商业城镇的发展
在农村商品经济和基层市场发展的基础上，清代云南商业城镇开始崛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云南对外商业联系的加强，很多原作为行政中心的府、州、县增加了经济功能。也有不少城镇的商品集散、中转功能日益增强，逐渐超越了其政治、军事功能，使得这些城镇逐渐演变为商业城镇。
以下关为例，清代下关是普洱茶的加工地和商品重要的聚散地，雍正至道光年间，下关迅速发展为滇西的商业重镇。随着商业的发展，下关的集市由明代的十天一街缩短为六天一大街，两天一小街。下关是典型的货物中转城镇，每年有大量的茶叶，红糖、瓷器、烧酒，火腿等集中待运藏区，藏区的毛织品、药材、沙金、马匹等货物，在下关等地销售后运往全省各地。附近各县之地方产品及农副产品，也多往下关推销。当时，昆明、临安、鹤庆、腾冲、丽江等地商人陆续到下关定居，开设堆店和商号，据统计，堆店有七、八家，商号有30多家，商业往来主要是四川和两地。1885年中法战争特别是蒙自于1889年、思茅于1897年、腾冲于1902年先后开埠以来，英、法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将各种洋货由缅甸经腾越运到下关，然后转销滇西北和昆明，商号也由1875年的40余家发展到80余家。
云南矿藏丰富，由此出现了因矿而兴的城镇。清康熙至道光间实行的“放本收铜”政策，吸引了全国许多省区绅商及矿工入滇，使得东川、个旧等矿区城镇发展起来。这些矿厂所在地区，在未经移民开矿之前，大都是荒僻冷落，寂无人烟的地方，但开办矿厂后，当地面貌焕然一新，“远人鹜利纷沓至，远甓芟茅安井臼，顿令空谷成市廛，铃驮骈阗东毂走。”白盐井在开发前，“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由于盐矿的开采，至乾隆年间，白盐井的商业贸易已十分繁盛，“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因矿所以成市，原因在于各矿场除了集中大量矿工外，还往往聚集有许多买卖人，向矿民出售各类货物，“凡外商之来井买盐者，恒多挟其地之所有，到井销售”。
交通也是城镇兴起和发展的关键，地处交通要冲处所，因商旅往来其间亦多成为商业市镇。云南府属昆阳州，因其在通都大邑，物产丰铙，招徕各地商贾，“县城凡大商贾，多江西、湖广客，其领当贴，设质库者，山右人居其大半”。弥渡因“百货俱集”成为重要的商聚。沾益城为道往乌撒必由之地，水陆交道便捷，至“平畴万顷，民物丰埠”，形成重要的市镇。地处极边的麻粟坡，嘉道咸间，不少内地商客前往，城中建有川黔、江西、湖南等会馆，是滇南重要的边境城镇。清朝末叶，河口地区还是一个荒芜之地，人烟稀少。辟为商埠后，洋货开始源源不断从越南海防竟河口涌进省内，河口从一个人烟稀少、偏僻荒芜的地方，一跃为繁荣的小商业市场。
这类商业城市和单纯的政治城市不同，它的兴起真正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较强的经济性能，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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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一、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的现有理论述评
研究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西方学者对于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的相关性大体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的发展是原西方化和原市场化的结果，东亚经济发展没有模式价值，只有政策价值，即没有现代化的多种模式和多元现代性（新古典派及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经济增长模式的不同），现代化是单线发展的。基于工业主义的逻辑，所有走上工业化之路的社会，无论起点如何不同，最后必然出现政治、经济、文化全套性的越来越相似。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到塔尔科特•帕森斯（t. parsons）再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西方学者一般肯定西方的现代化与现代性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整套关联性和不可分割性，因而现代化和现代性实质上即西方化和西方性，而且具有普世价值，要想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必须也只有“华山一条路”，那就是“命定地西方化”。经典现代化理论或现代化理论的“去文化论”就持这种观点，t. parsons（the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 ,englewood cliff, n.j.：prentice-hall,1971）的社会变迁理论和clark kerrt（industialism and industrial m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的现代化的“汇流论”（theory of convergence）是为代表。发展理论中的经典发展学派，如增长和发展经济学派，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派，如新古典学派（patrick and rosovsky, balassa, wolf, chen, bhagwati etc.），政府（修正）学派（johnson, pack and westphal, amsden, white, wade etc.），新古典综合派和亲市场学派（如世界银行关于东亚奇迹的发展报告），东亚整体增长机制论（如雁形模式论或产业周期理论，喷泉模式论或多发经济增长源理论，齿轮模式论或经济整体咬合联动理论，环形模式论或美国主导环太发展论，航母模式论或中国主导环太发展论等）等基本上持这种非文化因素的东亚经济发展论。第一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往往有一种这样的学术系谱，在西方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亚洲千年停滞论（亚洲早熟论）——亚洲命定殖民地论——亚洲发展幻象论（亚洲崩溃论）——亚洲模式不存在或终结论——历史终结论（全盘西方论）。这种学术系谱似乎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承继着东方学的传统，对亚洲的发展不是积极地鼓励和引导，而是有着某种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对自身则有一种说不出的优越感和命定感。这种系谱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极为有益的警示和鞭策，也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和普世意义的经济理论与经济对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研究东亚经济增长的动因除了对经济自变量考察，也不应忽视对东亚地区特殊的文化因素的考察。东亚经济与东亚文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互动关系。他们追问“为什么恰恰是东亚继西方而起，并且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东亚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有一种精神动力的巨大支持。东亚的社会、经济、市场、制度、甚至政策，都弥漫和渗透着东亚文化的无孔不入的影响。尤其是作为东亚经济或市场的行为体的东亚人，在市场的游戏规则和运行环境方面，主要体现为制度规范性和文化规范性两方面，深刻地受到东亚地区文化因素的制约。作为传统的文化已经成为东亚人民深层的精神构造（李泽厚认为儒学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深层精神构造），自发和无意地或有意而自觉地对经济增长发挥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不同的文化与经济或市场的亲和力是明显不同的，任何经济或市场都有其内在的人文气象。发展伦理学之所以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就缘于对文化因素的考量。文化因素论并非文化决定论，也非因果链条的单因素论，他们并不否认经济因素自身的作用，但认为也不应该否认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的作用，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关系就与文化传统有关联，经济学家的目光应该看得更远。现代化理论中的修正学派或新现代化学派或现代化理论的“文化论”或现代性的多元论者，发展理论中的新发展理论（又称真正发展理论或全面发展理论）学派，如发展哲学和发展伦理学派，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文化学派、历史学派、伦理学派和心理学派等，经济学中的重视非理性因素的学派，西方所谓的现代化的“怀疑论者”和“反现代化论者”，经济哲学中的新发展哲学，历史学中的现代化学派、社会学中新发展社会学派和未来学派等，在不同的程度上持有这种观点。代表人物有《德川宗教》（1957）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robert bellah，《亚洲大趋势》（1996）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john naisbitt，《日本资本主义精神》（1980）的作者山本七平，被誉为“把日本经济学提高到国际水平的最大贡献者”、《透视日本》（1982/1999）一书的作者森岛通夫，《新加坡的挑战》（1989）和《现代精神和儒家传统》（1996）的作者杜维明，提出亚洲资本主义理论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教授john gray，《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 ,1995）一书的作者jim rohwer，《东亚之锋》（the eastasia edge roy ，1982）的作者 hofheinz ,jr. and kent e. calder，《东亚发展模式》的作者peter berger，以及塞缪尔•亨廷顿、艾森斯塔德、赫尔曼•卡恩、麦克法夸尔、克利福德•纪尔兹、哈罗德•卡恩、哥尔德夏米德、罗纳德•多尔、拉尔夫•林顿、丹尼斯•古莱特、本迪克斯、麦克莱兰、哈根、摩尔、英克尔斯、巴洛齐齐、金日坤等。第二种观点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种学术系谱，即在西方危机论（虚构的亚洲中心论）的大系谱下，依次为黄祸论——亚洲崛起论——亚洲挑战论——亚洲——西方危机论（西方衰弱论）。这种系谱缘于西方对自身的反省和批判，尤其是对自身衰弱的忧虑，对亚洲崛起的害怕和恐慌，是西方学者居安思危的危机感的集中体现，当然在不同的程度和层次上也回应和反映了亚洲的发展和实际，热情地鼓励和乐观地前瞻了亚洲的未来发展，但对亚洲的高度恐惧心理溢于言表。“文明冲突论”也好，“历史终结论”也好，最担心的就是亚洲文明，尤其是东亚文明在经济高速发展（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下的自我申张。“和平崛起”和“负责任的大国”战略是中国政府对这种深刻忧虑的积极回应。
当代中国学者包括港台学者大多在一定程度上体认和支持后一种观点，这与我们身处东亚，对东亚文化有切身体会，以及我国政府倡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有关。中国学者如经济学的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2003）、林毅夫（《经济发展与中国文化》，见《战略与管理》2003.1）、陈峰君（《当代亚太政治与经济析论》1999和《东亚与印度——亚洲两种现代化模式》2002）、张蕴岭（《亚洲现代化透视》2000、《探求变化中的世界》2002）、陈岩（《东亚再崛起》1999）等，历史学的罗荣渠（《现代化新论》1993和《现代化新论续篇》1997）、盛邦和（《中日文化论》1988、《东亚：走向近代的精神历程》1995、《新亚洲文明与现代化》2003）、章开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试析》1988、《国情、民性与近代化——以日中文化问题为中心》1988）、、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1994）、孙福生（《20世纪东南亚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的含义与影响》，见《北大亚太研究》1998.4）等，社会学的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1966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85）、萧新煌（《东亚的发展模式：经验性的探讨》1988）、陆晓光（《中国特殊论》，见《战略与管理》2003.4）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认同文化因素对东亚经济增长的贡献。美国《知识分子》季刊1984年推出的“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香港中文大学1985年编辑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论文汇编》，1989年台北允晨文化公司出版了杜念中等主编的《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1994年在国家教委支持下由北大历史系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东亚现代化历史经验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由罗荣渠、董正华编的1997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了《东亚现代化：新模式与新经验》，以上学术文集或研讨会专门就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讨。
虽然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所认识，并作了重新估价，但还存在严重的不足之处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如下：
第一，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理论论证，即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尚不足以形成科学严谨的理论体系，亟需解决。
第二，影响经济增长的文化变量还没有进行严格和科学的分梳，需要进行专门研究。
第三，只关注儒家伦理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对其他宗教伦理和非宗教伦理的文化要素漠不关心。
第四，鉴于东亚经济的特殊表现和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以东亚为个案对文化变量和经济增长进行系统的研究亟需进行，以便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战略指导和保驾护航。
二、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的可能和意义
我所指的东亚概念不是纯粹地理意义的，而是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一种结构概念，尤其是指一种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精神气象的文化结构概念，而且这种概念本身也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联性变迁而变迁。因此，东亚概念不仅包括东北亚的儒佛道三教文化区，也包括东南亚的儒佛文化区，甚至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佛教——印度教文化区，当然整个东亚在文化传统上最大的共同点是一个儒佛文化区，这也是为什么研究东亚不应该忽视印度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未来澳洲可能随着经济和政治上的东亚化而在文化变迁上进一步向东亚接近，这殊难意料。但我认为东亚概念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意义和政策意义上讲是动态的。
研究东亚区域内传统文化因素与经济现代化的关系，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东亚区域内文化因素与经济增长究竟有无关联？倘若有关联，则是何种意义上和何种程度上的关联以及如何关联？文化因素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即文化——经济间的作用的机制是什么？这种机制有没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在多大的程度上可操作？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该如何进行类型学的分析？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变量除了要考虑儒家文化因素外，其他宗教和民间信仰以及价值观因素对经济发展有无影响？尤其是弥漫东亚的佛教文化对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有无影响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这些因素之间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处的地位如何？文化因素与其他因素的关系及发生作用的关系如何？这些关系又是如何发生的和如何发生作用的？在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之间可否建立某种指标或指标体系以考量文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障碍？柯德尔——霍夫亨兹难题（东亚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有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相关联的深层次结构因素在发挥作用，以至其他国家简直无法模仿）该如何解决？福山悖论（力主“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满足了人们最美好心愿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何最后又担心“自由民主制度”导致出现“最后的人”和“东亚的挑战”？）说明了什么？东亚的战后的经济增长是在殖民主义结束、国家独立和政治稳定的大环境下获得的，这与东亚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化更新有没有关联以及有多大的关联？文化变迁是否与制度变迁一样对经济增长发生影响？是否可以假定经济自变量对经济发展起短期作用，制度变量对经济发展起中期作用，而文化变量将对经济发展起长期作用呢？东亚未来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能否从东亚和中国五千年来的文明发展中吸取智慧、灵感和从中受益？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延绵不绝是否隐含着某种深刻的发展智慧？东亚文化对于经济发展是否与西方文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同样有效的普适价值？是否东亚经济发展有助于两种文化在东亚的阴阳和合，而这种和合产生更快的经济发展或更有价值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一个美好社会的出现，在此，东亚文化对经济发展将作什么贡献？鉴于此，东亚文化究竟该如何更新？东亚发展模式该如何估价？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需要再次强调地指出现代化与西化的区别，现代化和西化的搭档关系已经被打破，第一，西方殖民统治业已变成历史的陈迹；第二，精英分子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本民族的文化而不是产生于巴黎、伦敦或纽约；第三，非西方社会从来不曾与西方文化有多少接触的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的作用日益重大；第四，主要西方国家的全球性影响继续相对减弱。因此，本土文化对于决定非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自然就更为重要了，也可以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
我认为非西方的现代化包括西方化和非西方化两面，是西方的普适性与非西方的本土性的融合。传统的区域研究专家抱着极其偏狭的观念，完全无视比较文化研究方法，发展研究正在引导人们重新将焦点对准文化以及主要文化传统之间的差别和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别，其中发展伦理学正在追问什么是“真正发展”，对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式发展正在进行价值重估。主张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战略的文化品位。亨廷顿认为，如果东亚、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现在与将来的发展目标上及目标达成上的差别可以从东亚人、拉美人和非洲人不同的价值观和信仰中找到，那么，自然应当把文化的比较分析放在首位。文化对发展的影响要求发展学者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横向比较的以及历史纵向的研究。
我认为，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外层次的政策因素（如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等）和经济自变量，中层次的制度因素（政治经济制度等）和结构变量，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都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而且三层次之间也发生关联和反馈作用。
进行东亚文化与经济现代化相关性理论研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下：
第一，正如总理2003年12月10日在美国哈佛大学作的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著名演讲中所言：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此，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精神制动，包括精神支持或精神障碍。我们必须寻找驾驭和创造这种精神制动的方法。
第二，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具有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学科建设意义。
第三，借鉴离我们国门最近、而文化传统又最相似的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经验和文化建设经验。
第四，以东亚地区为个案，对经济发展与文化动因、经济发展与精神支持、经济发展与精神动员、经济发展与文化更新（或者说文化变迁）进行研究，将大大有助于我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和协调发展以及更快的发展速度。
第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与文化传统的紧密关联性，该研究将对此提供智力支持。
第六，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推动他们不仅仅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天）的可持续发展，也进一步关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心灵）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应该具有以上三重含义，方为完美。
进行该研究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的建设，以及对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发展上，另外就是对影响东亚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进行了类型学和结构上（机制上）的分析。
实际应用价值体现在：一是借鉴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了解东亚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的结构性力量，以及这种结构性力量中文化在其中的地位，从而自觉地利用这种力量去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二是体现在政府的发展战略制定上，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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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7-0026-04
发展观是人们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和方式的根本观点和看法，是指导人们观察、思考、解决重大发展问题并自觉进行实践的基本原则。发展观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发展观，不同的发展观会有不同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从而对文化建设的态度也明显不同。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理性选择的过程，将文化建设纳入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视野，是当代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取向。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文化建设的新论断、新观点和新战略，体现了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高度的文化自觉。
一、发展观的演变及其在文化建设上的立场
(一)传统发展观对文化建设的漠视
单纯经济增长论是发展理论中出现最早的理论，这种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产物。可以说，直至资源、能源、环境等全球问题凸现之前，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理论中占支配地位的发展理论就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把现代化过程片面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过程，把经济增长过程又片面地归结为物质财富的增长过程，而在讨论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的时候又往往脱离了社会、历史和文化，认为一种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文化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节就可以实现物质财富和经济的增长，其根本缺陷是其物本性、单一性和功利性。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造成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紧张关系，造成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所造成的社会代价。更为严重的是，单纯经济增长的片面发展观排除了文化在发展中的地位，在实践中则贬低、甚至否定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造成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丹尼尔·贝尔指出，传统的道德哲学家都未曾割裂经济和道德的关系，都没有把财富创造的本身作为目的，而是把物质生产作为促进美德、创建文明生活的手段。但是，资本主义在其强调积累过程中，却把积累活动变成了目的本身，这就把经济和道德、文化割裂了开来，于是便出现了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和文化的紧张和对立。这种紧张和对立不仅表现在二者在社会发展及资源分配中的轻重和优先关系上，还表现在两者所提倡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上，导致对文化建设的漠视甚至排斥，导致了文化价值的分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经济发展置于首要位置，表现出显著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发展观抓住了生产力这个决定性因素，抓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这个主要矛盾，把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作为发展的主要内涵。这一发展观的贯彻，使得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并已迈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但在经济总量大幅增长的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生态环境破坏、地区差距拉大、收入分配悬殊等问题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点发展观强调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提醒我们合理地运用经济规律服务于经济建设，但却忽略了经济规律和社会规律之间的互动，忽略了经济总量增长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如果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不重视政治建设和文化发展，那么我们将为此片面的“发展”付出沉重的代价。
(二)可持续发展观对文化建设的重视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关键词：创业文化 经济文化一体化 创业文化理论体系
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应对当前激烈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依托。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而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就要充分调动各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要增强和改善各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建设，尤其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因为，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而创业文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能否充分真正发挥作用又取决于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实践。
1.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在于国与国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我国面临的形势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也包括政治、文化等软实力，其中文化是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而且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从同志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到同志提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所强调的都是这个问题。民族和国家的真正强大不独有赖于经济实力的雄厚，更有赖于基于雄厚经济基础的文化价值的深厚强大。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十七大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从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务的完成，都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2.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构建可以推动创业活动的发展，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作用
要想更好的应对我国当前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严峻挑战，需要社会各界群众的齐心协力，不断增强和改善各个方面的工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其中包括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
创业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是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深层支撑，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创业文化通过为社会提供创业人才、技术、创意、创新的支撑，促进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在科技进步和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创业文化理论在经济领域、经济活动中的渗透无处不在。
同时，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引导创业者抓住创业机遇，通过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实现自身价值，积累社会财富，从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业虽然是一种高风险的活动，但是创业者的创业实践活动正是在市场薄弱的地方寻找自我发展的机会，在市场需求和短缺中寻找创造财富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意识的体现，这种创新价值观要想在实践活动中得到良性的发展、充分的体现，就必然需要一种科学的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加以支撑。同时，创业过程中无法避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阻碍，这需要创业者具备丰富的创业知识，优秀的创业能力，良好的创业心理素质，以及优良的创业意志品质，而这些素质和能力正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应有之义。因此，创业者进行创业实践活动的过程，既是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同时也是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实践过程。
3.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表明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深层支撑。创业文化理论体系指导下的创业文化与经济发展特别是与知识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和依托。“文化活动中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活动中具有文化取向，文化的经济化与经济的文化化，愈益使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互渗透和融合，越来越呈现出文化与经济一体化。”1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揭示了一个事实，即经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进行和发展。
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创业文化理论体系不仅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寓教于乐，产生一种精神动力；而且还带来经济效益，为社会创造财富，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软实力。在经济社会里，创业文化与经济紧密相连，在新的时期赋予文化新的内涵，作为一种产业来做，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发挥出其优势。
经济文化一体化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发展为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创业文化理论体系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量。
一方面，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发展需要较多的投入，无论是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供给，还是文化人才的培养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创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必须根植于经济生活的土壤。只有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才能为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充足的财力、物力。也就是说文化发展日益经济化。
[关键词]现代林业；生态经济林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3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1-0072-01
一.生态经济林业的意义
生态经济林业是以生态学与经济学相结合，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观点为指导的新型林业发展模式。当人类的生产活动进入到森林的生态系统中后，森林的生态系统即与人类的经济系统紧密联系起来。人类的生产活动对森林生产力的过度开发导致了森林生态环境的破坏，森林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水土流失、土地肥力下降、土地生产力严重下降。地表植被被破坏之后，泥石流、洪涝和干旱等自然灾害发生率提高，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损失，形成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生态经济林业的发展模式即人类生产活动效益与森林生态效益并重，在开发利用森林生产力的同时维护生态平衡，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利关系。
二、我国林业与生态经济理论
1.近几年我国开始住意了生态效益，如何协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林业发展现代化的战略核心问题。生态经济学在我国并非纸上谈兵，在林业生产实践中已有所体现。根据我国国情与林情，摸素出，自己的林业发展道路，建立自己的林业生态经济理论与模式，对发展我国绿化事业，解决现在和将来出现的生态、经济中的一系列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就目前来说，我国尚无完整、系统的林业生态经济理论。国外流行的几种理论及模式也都是各国国情的产物，各有优劣，我们可以研究、借鉴其中的有价值成份。在我国，一方面在理论界模索研究自己的理论模式，另一方面，在现实生产实践和现行政策、规程、规划中，实际上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和检验着现有几种主要生态经济理论。
2.我国林业生产中的“船迹”理论与木材培育理论在我们的林业发展战略规划和国家与各地的林业区划中，生态原则同经济指标往往相脱离。或者主要强调生态原则，或是着重注意经济指标。在这些区划、规划、决策中，提高生态效益只是用一大堆漂亮的语言支撑起来的海市屋楼，最终仍是具体的指出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对于经济方面，有具体措施，反复推敲的目标数据，生态效益只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书面语言。很明显，只要拥有大片的森林，生态效益自然会产生。至于生态学原则，在追求大量木材生产的过程中，肯定是需要的。因此，在运用生态学理论解决林业科研和生产问题方面，我们做得更主动、更实际，而利用这些理论来寻求经济效益实现的途径方面，就要消极得多了。“随着森林产量提高、覆被率的增大，就能更充分地发挥生态效益”，这一大多文章的结论性语言，不是反映出某种“船迹理论”吗？在南方适生区，大力发展集约化程度较高的人工速生丰产林，在一些山区大量营造见效快的薪炭林，以解决群众烧柴问题，在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营造和划分出水源涵养林；在风沙侵蚀严重地区种草种树，建立防护林带。这些实践活动，同木材培育理论的观点是类似的。可以肯定的结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作用，凡有森林就有经济和生态双重效益，在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益。由于人类对森林的不同功能的利用程度不同，经济和生态效益体现程度也出现差别。水源涵养林、防风固沙林偏重于生态效益的要求，但它也能提供相当的经济价值，如为提高生态效益、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进行抚育等经营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少量间伐材以及林下林副一知一产品，从而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样，木材培育部门经营的以生产木材为目的的人工速生丰产林，按木材培育理论，无需考虑其生态效益。实际上，要想使木材产量尽可能高，材质，尽可能好，则必须在集约经营条件下，使林分具有相当高的组成和结构质量。在这种林分生长过程中，将体现出相当可观的生态效益。
三.生态经济林业的发展原则
生态经济林业的发展，需要遵循如下六点原则：第一，发展经济效益兼顾经济效益，以生态效益为基础，可持续发展林业的经济效益；第二，人类生产发展协调环境保护，尊重自然规律，在林业的发展上采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第三，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要目标，兼顾人与自然和谐全面的发展。在利用林业资源时，将保护与开发并重；第四，促进区域社会能源自给化、多元化，最终达到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第五，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生产力水平，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能动作用；第六，在高速度发展林业的前提下，坚持生态建设与林业发展的高效益。
四.对于加快森林生产力发展的意见
4.1 发展山区生态经济林业
中国西南林区占全国林区面积近半，并且林区土壤肥沃，十分适合作为建立林业产业实行点。在山区林业的发展中，应以林业为主，同时发展农牧渔业DD在山区种植经济果林，在林间植草以发展畜牧业或在林间种植人参、天麻等药材；在河谷地带利用其交通便利的优势条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平原地带则以农业为主，林业为辅，形成生态农业。在发展林业的同时，达到护山、治山和保护水土的目的。
4.2 加强林业产业建设，形成大生态产业
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现代新型林业产业，对全国林业发展科学布局。树立建立生态文明的理念，将生态建设向产业化发展，林业的产业建设生态化，注重效益更注重质量，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发展完整的产业链，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在引进投资时，应该同时引进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形成完整的加工产业链，丰富林产品种类，以此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形成繁荣的林业产品市场，提高资源整合率和资源再利用率，带动林农生产积极性。
4.3 调整林业经济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
首先要保护好现有自然林地，禁止采伐原始林地；其次要推行封山育林政策；再次要提升林业产品附加值，建立相关深加工生态工业，提高林业资源利用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最终建设林业经济快速发展，生态环境得以保护的新型生态经济林业。
结语
随着对林业本质认识的深入，林业生态文化就必然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因而，实现对林业本质认识上的升华是林业发展的必然， 这种升华又是一种生态文化向传统文化的发展性回归。以森林文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林业生态文化体现了鲜明的符合国情和林情的文化特性。而传统林业的缺陷恰恰是生态文化理念的缺欠。弥补这一缺欠的是林业生态文化。国家林业局提出的三大体系， 即产业体系、生态体系与文化体系协调发展完全适应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也自然地成为我国现代林业发展的历史必然。
参考文献
[1] 董智勇.关于林业发展战略研究问题[J].世界林业研究，2009（3）.
摘 要：本文探讨了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在发展经济学的草创时期，中国经济学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经历了曲折的发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了新型发展经济学的探索。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科学范式。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起源，演进 O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bstract: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origin, evolution, and new progres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hinese economist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its formati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d an uneven evolution process in western countries. Until the middle of 1980s, economists including some Chinese scholars had not been studying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At present, development economics has been a real cross-displine area and a scientific paradigme to deal with complicant scio-economic problem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Key words: development economics, origin, evolution 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数年，兴起于大战结束之后，特别是20世纪50到60年代。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标志是高度工业化和现代化，因此，发展经济学就是研究在已经存在一批发达国家的前提下, 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如何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本文欲就发展经济学的起源、演进和新发展，以及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趋势，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发展经济学的起源及其在西方的兴起 （一）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起源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分支，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特别是20世纪50和60年代；但它创立的渊源，或者说思想观点的酝酿，则可以追溯 到大战结束以前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甚至更早一些时期。 从历史上看，中国经济学家对于落后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研究，要早于西方经济学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前后，中国经济学家就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统计分析，对中国乡村经济发展和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其中有不少学术见解都远比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要早得多 ，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有方显廷、刘大钧、张培刚等，此外，何启良、胡礼桓的大推进战略，陈炽的劳动力转移理论，王学文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吴景超的人口控制理论与工业化理论，谷春帆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伍启元的类“两缺口模式”，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思想 ，等等。总之，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发展经济学说已基本成熟，并初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体系。只是中国大多数发展经济学理论成果未能及时地在海外传播，因而外国学者知之甚少。 西方学者的同类研究直至第二次大战期间才有所表现。较早关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论著与东欧和东南欧地区有关。1938年威廉·吕彼克（Wilhelm Ropke）发表法文论文“农业国家的工业化：一个科学的问题”（《国际经济评论》7月号）；1943年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 N. Rosenstein-Rodan）在英国的《经济学杂志》（6-9月合刊）上发表“东欧和东南欧工业化问题”；1944年斯塔利（Eugene Staley）出版《世界经济发展》，探讨了工业化问题，并认为“工业化”所着重的不是农业及其它“初级”生产的增加，而是制造业及“次级”生产的增加； 1945年曼德尔鲍姆（K. Mandelbaum）出版《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拉美学者，针对落后经济摆脱殖民统治后如何迅速发展，也提出了相当有见地的理论观点，这些都为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兴起 二战结束以后，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一大批亚非拉国家先后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然而，这些国家也意识到它们在世界上所处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比较低下，因而只有尽快地发展经济，才能改变自己的地位，进而才能巩固政治上的独立。但是对于这些国家来说，适宜的经济发展理论仍是相当缺乏的，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也难以在这些国家形成和兴起；而在世界的另一端，发达国家迫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需要，开始重新考虑它们与世界上较为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发达国家的经济与贸易。在政治上，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对立，迫使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和东方共产主义国家，为争取第三世界的大多数国家而进行经济上的竞争。总之，由于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增强以及出于本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感到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这是因为：第一，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其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完全不同于战后刚刚独立的、尚处于贫困和落后状态的新兴民族国家。用传统的经济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时，由于缺乏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难以直接应用，即使部分能够运用也需要修改原有的理论前提或假设条件，因此，必须建立适应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的发展经济学；第二，随着旧的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按照旧的模式控制新兴国家的经济已经难以达到目的，它们必须寻找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它们的发展逻辑体系的新途径。 正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下，一个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研究主题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呼之欲出。就是在这段时期，刚刚成立不久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组织，也表现出对发展中国家的极大兴趣，出版了大量的世界经济统计资料；组织了包括不同应用经济学分支领域的专家，到发展中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担任政府顾问和咨询工作；同时它们就发展问题也举办了一些专题讨论，定期和不定期地出版统计公报和各种发展文献。同样也是在这段时期，许多欧美国家的国内问题专家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出现，发展经济学开始成为热点学科并进入了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从此，各种各样的发展模式和理论观点相继被提出，发展经济学也就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在西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 二、 发展经济学在西方的演进 20世纪的50年代和6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繁荣与大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许多国家的专家学者，根据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历，构造了各种理论模式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贫困落后的原因，并筹划经济发展的战略。在这段时期影响较大的发展经济学家及理论主要有：W. 阿瑟·刘易斯（W.A.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保尔·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平衡增长理论、拉·纳克斯（R.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W. 罗斯托（W.W.Rostow）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以及以劳尔·普雷维什（R.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以市场价格机制运作为理论核心的西方正统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体系尚不完善，价格运作机制严重扭曲，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弹性，人们作为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均不符合“经济人”逻辑。因此，价格的变化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调节很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指望市场价格机制对之进行自动调节，而需要借助于国家干预或计划，来进行经济结构的重大改进和经济关系的重大调整。这一调整的实质就是实现工业化，即从一个以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在工业化过程中，资本稀缺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资本积累是加速发展的关键。总之，此时期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观点比较明确：（1）反对单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倡导双元经济学并存，即经济学至少可以划分为发达国家经济学（以新古典主义或新古典综合理论为基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学。（2）注重结构主义分析，主张工业化、计划化和（物质）资本积累。（3）强调内向发展战略，主张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实行贸易保护政策。（4）试图建立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宏大发展理论体系。 在早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行依靠计划化、国有化和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等，来加速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其实践结果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却在经济运行中遭遇着种种困难。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对外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东南亚地区），却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快的进步。面对这种情况，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尤其是70年代以后，发展经济学家大都不再像前一段时期意气风发，而是以一种平静的态度反思早期发展理论，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重大修正和转变。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包括美国的西奥多·舒尔茨（T. Schultze）、哈伯勒（G. Haberler）、哈伯格（A. C. Harberger）、迈耶（G. M. Meier）、缅甸的明特（Hla Myint）、巴西的富尔塔多（T. Furtado）以及其他一些依附论学者。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和特点可以归纳如下： （1）关于经济发展目标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 许多学者强调经济发展的目标 应该是多维的，除了收入水平增长以外，还应增加消灭贫困、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和减少失业等内容。世界银行还提出了伴随增长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计划，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制定了满足基本人类需要（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还有不少文献强调乡村发展。 （2）对农业的偏见得到纠正，开始重视农村发展。在这一时期，许多学者强调发展目标的多元化，把消除贫困作为发展目标之一，而农村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地方。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因此，农业与农村发展不仅能为加速工业化提供劳动和资本而具有工具价值，而且本身也是发展目标。 （3）对经济计划化得失进行评估，重新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指责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无所不包的计划，认为计划失败和不适当的政府干预是导致资源配置无效率和经济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他们相信市场机制不仅在发达国家是有效率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率的。如果不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而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效，则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和“非市场失效”。总之，这一时期开始十分重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现了新古典主义复兴（Neo-classical Resurgence）。 （4）重新强调外贸、外资在经济发展中作用，提倡外向型发展战略。 60年代后期，以哈伯勒、钱纳里（H.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M. Strout）等为代表的的学者，开始重视论证自由贸易和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外向型发展战略。 （5）社会项目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兴起。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哈伯格。他根据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经济发展中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提出了如何解决度量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等。 （6）激进主义的出现和依附理论家的革命。当诸多发展经济学家将经济发展看成是“原始落后”状况的内部问题时，以巴兰（P.Baran）、弗兰克（A.G.Frank）、阿明（S.Amin）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来自外部因素。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以及发达国家制订的各种经济政策的制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是一种依附和被依附的关系，既定的国际贸易格局由发达国家控制形成。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由处于中心地位的发达国家和依附于这些中心的国家构成，中心的发展造成了的不发展，并使国依附于中心。总之，由于激进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兴起，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处境以及经济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 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复兴”在发展经济学中逐渐形成主流，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几乎渗透到了所有的发展研究领域，新古典主义思想已经完全贯彻到了“正统”发展经济学之中，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面对这一局面，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许多人对发展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怀疑，并作出了发展经济学已经“衰落”、“走下坡路”、“进入收益递减阶段”，甚至即将“死亡”的悲观诊断。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尽管新古典主义思想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继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加入，发展经济理论的研究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不同发展学说又趋于融合。现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学学科，不仅存在，而且还相当活跃。在西方，发展研究出现了若干明显的新趋向，大致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在理论研究上，以结构研究为主转向以组织和政策研究为主;从一般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研究。 第二，重新强调非经济因素的分析，特别是关于制度因素的分析成为发展研究领域的关注热点。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科斯（R. Coase）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引入发展领域，这就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中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和思路，从而逐渐形成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制度主义理论。 第三，从全球角度考虑发展问题。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日益增加，以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互依存关系的日益增强，发展问题实际上已超出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范围。例如，以英特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金融风暴在地区间的扩散，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要求发展经济学应成为一门研究全球性共同问题的经济学。 第四，不同学派之间出现了交融发展的趋势。例如，在各种学派交融的综合发展之中，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开始显示出强劲的解释力，于是制度分析、交易成本分析、公共选择分析、寻租分析和新古典分析相结合，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不发达社会经济结构呈僵化和刚性的实质和原因。再如，新增长理论骤然兴起，并表现出与发展研究相溶合的趋势。 第六，对发展含义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迪亚·森（A.Sen）在80年代初提出了一种评价发展的新方法，根据他的思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人类发展（Human Development）概念，认为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人的发展，发展的进程应该为人们创造一种有益的环境，使他们能够独立地和集体地去发挥他们的全部潜力，不断扩大他们的选择范围。从1990年起，世界人类发展报告每年发行一期。由于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开始直接影响和制约发展中国家的长期的经济增长，故从90年代开始，西方出版的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无一例外地增加了新的一章，专门论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三、新型发展经济学的建立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实行了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随之当代西方经济学说陆续系统地被引入和介绍进来，人们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并掀起一股学习和研究的热潮。然而在此时期的西方学术界，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包括一些发展经济学的领袖人物，却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持悲观的看法。与这些西方学者的诊断相反，我国的一些学者张培刚、谭崇台，不仅对发展经济学充满着信心，而且正确地提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 张培刚教授早在1988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针对西方某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前途的悲观论调，呼吁必须对发展经济学进行革新，建立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和要求的新型发展经济学。 新发展经济学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把发展中大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兼顾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不仅包括实行了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包括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在实行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探根索源。不是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联系历史、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综合地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 第三，从发展中国家的本国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 第四，注意研究计划与市场两者之间关系在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的新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中国外，许多其他的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前苏联、东欧诸国、越南、古巴等，相继选择了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道路。目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可说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领域，并已成为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开始致力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例如提出研究过渡经济学或双重转型问题（即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或倡导立足于国际学术规范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的研究，毫无疑问，以上所有这些努力将极其有利于新型发展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 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展望 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说繁多，观点不一。迄今为止，除了立足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本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外，在西方影响较大的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和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以及新近盛行的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等等。客观地讲，每一种研究思路都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 然而，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问题。分析许多发展问题，尽管需要借助一般的经济概念和原理，但传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许多主要概念和原理对于理解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并不十分中肯和适用。因为在那里，文化价值、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和其他管理制度，都是作为既定的分析前提，并被假定为不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此，就研究立场而论，我们应赞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和激进主义经济理论；就研究方法而言，结构主义分析、新古典主义分析乃至新制度主义分析，都是可以借鉴和包容吸收的。尤其是结构主义分析和新制度主义分析，这两种方法是分析不发达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因为结构的不均衡和结构的调整和转换，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革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中，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个人、民间团体和政府）的行为方式，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至关重要，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正是制度分析的主要领域。至于新古典主义的增长要素分析，也早已成为发展研究的一种基本工具。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两点：第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始终坚持农业国工业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即以农业国工业化为主线展开分析。因为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看，工业化是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和决定性的基本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发展中国家可视为“处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具体而明确地称为“农业国的工业化”，这就必然构成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由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可以合乎逻辑地将目前中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内容统率起来，因此以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为立论主线是重整和革新发展经济学的重要途径。 第二，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应兼容吸收东西各派经济学说之所长，以一种综合的视野和方法开展分析。发展经济学涉及的问题领域十分宽广，因此西方学术界曾流传一种偏见，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没有自己系统的大杂烩，它只不过是劳动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贸易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等学科，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应用经济学拼盘。据此，职业经济学家主要应是某个领域问题专家，然后再把这个领域的前沿进展专题运用到穷国的相关问题中，而发展经济学家的称呼则反而成为人们取笑的对象 。然而，许多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如阿瑟·刘易斯、斯特恩（Stern, N.）则认为：如果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及其制度和政治背景有了一般性了解，就可以对许多发展问题作出更好的回答，因此，一个优秀的研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既要作为某个学科的专家，又要作为一名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正是在把大问题、小问题和问题解决方法进行结合中，呈现出其显著的繁荣和丰富多采。 发展经济学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跨学科的交叉领域，它已成为处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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