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的产生基础
地方文献是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以及群体活动方式的记录，凡是在内容上涉及该区域并具有一定价值的文献信息载体，均属地方文献。它与其他文献内涵的界定，在于其内容必须是能够反映当地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图书文献资料。与其他文献相比，其首要特征是地域性。它在内容上涉及一个地区内的自然与社会基本情况，以不同的题材和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层面，系统，反映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地理，民族、风俗、民情、宗教等本地区事物的特色，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广博性、实践性、资料性，翔实性等特征。显然，地方文献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是以一定的事实、一定的情况为基础的，这些事实和情况不是别的，正是当地的地方文化。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广义的文化从整体上包容了人类从浅到深的全部进化活动，这种进化活动既是不断推进、日新月异的，又是具有稳定性，根深蒂固的，它的“根”来自传统、民族和时代，这就决定了文化是具有区域性、时代性、阶级性等特征的范畴。所谓地方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某一地区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文献就是对地方文化的记录和反映——它的内容恰恰包容了一个地方在各个时代的各方面的种种情况。地方（区）文化，一般可分成圈、群、体三种类型。圈、群文化是指世界和国家而言，范围较大。体，即文化个体，是指国家、民族文化内部的个体组成部分，如我国历史地域所形成的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因此地方文化是指地方特色文化，即具有明显地方特征。独特艺术风格，能够反映当地人民群众生产斗争、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并已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和优势，具有一定审美价值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项目，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文献是有关地方特色文化的记录，地方文化是这部分地方文献的源泉。当然，无论地方文化和地方文献，其首要特征都是地域性，由于它们丰厚的蕴藏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对当地的政治、经济、人民群众心理有着很大影响，其中积极的先进的部分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地方，小至乡村，大至一国一洲，全社会全人类的文化就是由各个地方文化的总和所构成的。文化是文献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同样，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和源泉。地方文献的产生以地方文化的形成发展为前提，记录了地方文化积累过程中方方面面的详细资料，离开了地方文化，地方文献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在文化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肯定地方文化是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地方文献的内容反映地方文化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地方文献本身就是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物质层面和心理层面结合的部分，也是界定地方文献定义的首要因素。因此，它们两者是积淀历史、记录地方人民的认识和实践，并传承于现代与未来、服务于社会的精神财富。发展地方文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收集、整理，保存并开发利用好当地的地方文献。
2 地方文献对地方文化的作用
正如文献信息对于文化所起的作用一样，地方文献对地方文化也起着保证继承、加速传播与交流、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因此，地方文献并非消极地被地方文化所决定，而是不仅仅在内容上动态地反映着地方文化的情况，而且对地方文化的发展起着能动的反作用。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讲，我们重视地方文献，就是要重视它们对地方文化继承、发扬、交流的作用，这是地方文献的生命力所在。由于地方文化与其产生的地方文献都具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氏）族性等特征，不同地区的地方文献对于该地区文化的作用又有着具体的特点和表现，在利用中应该具体地区具体分析。但总的来说，地方文献对于地方文化的作用形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2．1心理层面——地方文献对地方群众心理的影响
群众的心理和精神面貌是地方文化最深层面的内容。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就包含了每个地方的人们都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共同心理素质或心理倾向之意。群众心理是在一个地区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地方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地方文献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呢？
2．1．1 提高地方群众的爱乡爱国意识和民族自尊心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说：“国者，乡之积也，爱国者，亦必爱乡。”我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这是令国人骄傲和自豪的事实；每个地区也都有着令当地人民骄傲的辉煌的历史。这些历史上的辉煌事实正是靠地方文献如实记录和流传下来，让人们了解和接受的，对人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形成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记述本地区现实情况的地方文献，使人们了解家乡的发展和建设状况，更提高了人民的爱乡情爱国心，促使他们更积极地投入到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2．1．2促进各民族团结，增强地区凝聚力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缔造了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地方文献记载了各个民族发展的过程，他们对地方经济文化的贡献，以及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和现状。由于我国历史上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的轻视，造成了大民族主义和各民族的不平等，少数民族文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不利于民族的团结和凝聚；大量散藏于民间的民族典籍正随着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去世而消失，将成为我国民族优秀文化的一大损失。而解放后，国家开展抢救整理民族文化的工作，抢救整理出大量的民族古籍，并开展多方面的研究工作，根据地方文献编写了大量有关民族问题的专著，不仅挽救了民族文化，也加深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友好，防止大民族主义，提高少数民族的地位，增强了一个地区各民族的凝聚力。
2．1．3满足地方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每个地区的人民群众都以本地区拥有与别地不同的独特之处而骄做，并乐于保持这种本地的特色，人们茶余饭后常常津津乐道于本地的风土人情、人物事迹、历史掌故，这已经构成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从报刊上经常刊登的这类文章我们便可略见一斑。如浙闽的茶文化、广东的饮食文化西北的黄土文化，都是这些地区生产、生活必备的条件和特色。因此记载这些内容的笔记。杂记类地方文献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如《东京梦华录》、《洛阳伽蓝记》、《梦溪笔谈》等。人们还常从地方文献中撷取这方面的内容进行考证，以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
2．2物质层面——地方文献对地方物质文化建设的作用
地方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一个地方独特的自然环境及资源、劳动者、生产工具、生产方式以及由其结合而产生的各种物质财富。显然，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及传统心理的影响，其物质文化或以商业文化为主，或以农业文化为主，或以交通运输为主，抑或多元化发展，各自呈现出地方的特色，这些与地方人民息息相关的生存条件，自然也是地方文献记述的重要内容光焕发之一。近年来，开发文献信息资源为当地经济发民服务是信息工作部门十分重视的一个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充分体现了地方文献对地方物质文化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种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保持和发扬地方原有的物质文化特色。内容丰富的地方文献不仅记录了这种特色的形成原因、发展基础，也记录了当地人民经过长期的奋斗所得的成就，形成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保持和发扬当地的物质文化特色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是必不可少的基础。
第二，发掘潜力，建设新的物质文化。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讲求创新意识，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掘本地的潜力，因地制宜地开创新的发展局面，在很大程度上要靠充分掌握信息资源，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知己”的有力武器就是当地的地方文献。地方文献是了解一个地方的资源状况，从而选择其新的发展点的知识宝库。同时，地方文献为科学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而科学的进步也可能成为物质文化新发展的契机。
2.3心物结合的层面——地方文献对研究地方历史和现状的作用
我国地方文献历史悠久，涉及内容广泛，资料翔实细致，可信度高，其深度、广度比正史中的“地理志”强得多，而真实程度也要超过正史中的“一统志”，这些特点使它成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军事史及科学技术发展中所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补充了官修史书的不足。地方志首重地理，对当地的地理沿革、山川河流、疆域城池、湖泊海道、交通驿站、关隘厄塞等都详加考核，详细记载，为我们研究地理变迁提供可靠的史料；地方文献对地区政权组织机构情况。各种官吏名额和任免情况、历代沿革变迁都有详细记载，是研究地方典章制度、政治史不可缺少的资料；地方文献记载了当地风俗习惯、名山、寺观、名胜、建筑，如《王屋山志》、《洛阳伽蓝记》、《说嵩》等，对研究地方风俗史、旅游资源有很大帮助；地方文献提供了该地民（宗）族的生活。风俗习惯、生产、宗教等资料，对民（宗）族史、宗教史研究很有帮助；许多人物传记的资料，正史上不记或语之不详，往往能在地方文献中找到，如许多在当地有相当影响的杰出人物、科学家、能工巧匠等，《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便是一例；地方文献还记载了大量的文化艺术资料，录有金石、古迹、艺术、歌谣、诗文、农谚、碑碣，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有相当的影响，是地方文化史的重要内容; 对科技文献资料的记载也是研究地方科技发展史的必要材料。
自古以来，我国就有利用地方文献编写“断代史”、地理书、地方志、大事记、会典、会要、类书、政书等史书和资料汇编的传统。两晋以来的地理书如《水经注》，《陈留风俗记》，唐宋以来的类书、辞典，如《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在编写过程中都引用了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清朝学者顾炎武根据一千多部地方志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书》，前者类似经济资料汇编，后者为历史地理著作，都很有名。我国古代的地方志有许多已不传于世，但靠着这些资料著作得以保存下来。如现存于世的最早的河南地方志为元代的《河南志》，是清嘉庆中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广东潮州早期方志《潮州图经》，也是饶宗颐先生从《永乐大典》辑出的。可谓取之于斯，又用之于斯，对我们研究地方的历史提供了许多细致宝贵的材料。
利用地方文献，编写各种专著和资料汇编，修编地方史志，对研究地方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意义，是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将地方文献中大量的天象和自然灾害资料按时代按专题编成各种资料丛编，可为科学研究补充有价值的数据和事例；整理地方文献中有关中外文化交流的资料，编写中外友好往来的历史，可为促进中外友好和文化交流服务。建国以来，利用地方文献研究地方历史和现状的成果累累，层出不穷。
2．4地方文献对继承和发扬地方特色文化艺术的作用
每个地方的文化活动当中都产生了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项目，在当地世代相传，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色文艺的形式包括民间文学，音乐、戏剧、美术、曲艺、舞蹈、杂技、花卉、陶瓷，甚至饮食、方言等内容。江西景德镇的陶瓷、山东潍坊的风筝、安徽毫州的剪纸、河南洛阳和山东荷泽的牡丹、河北户县的农民画、吴桥的杂技等，这都是在全国甚至是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地方特色文化艺术形式。继承和发扬这些优秀文化遗产，使一个地方原有的特色文化项目发扬光大，构筑起更加显著的优势和更加鲜明的特色，是完成民族文化复兴这一系统工程的基础性建设。
在古代，这些文化艺术形式的发展和继承主要靠当地人们口头交流、口耳相传，将它们形成专著进行记载和传播的也有，但并不多见。地方文献虽然对它们有相当多的记载，但较为零乱，不成系统，这是一部分特色文化的优势逐渐丧失，特色日趋平淡的因素之一，甚至有些民间技艺已经逐渐失传。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地方文献在特色文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开始重视采访、收集、整理地方文献为特色文化项目服务，并形成了许多专著，保证了特色文化艺术的继承和传播。在此基础上开展理论研究，为这些文艺形式的发扬、发展、迎接新事物的挑战做出贡献，同时也为地方文献的宝库新增了一笔财富。近几十年来，全国各地编写出版了许多文化志。文化艺术年鉴、方言研究、姓氏研究等地方文献，以及有关各种地方特色文化艺术的专题文献，如《中原寻根——源于河南千家姓》、《长安月季别样红》、《中国浙菜》、《广东曲艺选集》、《评弹艺术》等等。
3 结语
文化，无论古今中外，都是人类独特的创造物。虽然世界各国对文化定义至今仍众说纷坛，但在社会发展中，文化现象仍然明显表露出来。我国早在汉代，就有“文化”一词，通常是作为封建帝王所施用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而现代文化的内涵，由于中外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正逐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结构和观念。它表现在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心理思维、价值取向等一切方面，形成了多元的文化系统。而文献，即是记载有价值的知识信息的一切载体。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各种因素，文化和文献都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的方面，即地方文化和地方文献。应该说，地方文化包括地方文献，地方文献属于地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同等、并列的关系，而是依存、从属的关系。当然，它们也有相互影响，互相促进的关系。我们从上述的各项分析比较中，已看出其端倪和得出初步的结论。为此，我们认为，地方文献与地方文化紧密相关相互促进。因此，我们图书情报部门除了要充分重视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工作，更要积极配合文化事业机构的各项工作，努力做好文献开发并主动提供给各个部门利用，建立起全国性的地方文献信息资源网，以使其在地方文化建设发展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图书情报部门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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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艺术独特当地菜肴既承袭了川菜“一菜一格，百菜百味”的鲜明个性风格，又有麻、辣、鲜、香的特点。烹饪既讲究生理味觉的美，也注重心理味觉(即味外之味)的美，从而使人们在饮食之中得到物质与精神交融的满足，陆游曾有“玉食峨眉木耳，金齑丙穴鱼”的诗句盛赞。名吃西坝豆腐在选、泡、磨、烧、滤、包的六道工序上，道道都有特别的讲究。同时当地自古有“讲究食补、以食助疗、药食并重、以食养生”的传统，在保持风味特色的同时，十分注意菜肴的滋补营养价值，因此饮食具有“医食同源，药膳合一”的美誉，万年寺、报国寺的素食宴声名远播。当地居民秉承了四川火锅的精髓，以生态养生为主题，丰富了传统火锅的形式，以“天然、美味、健康、生态”为餐饮理念，采集当地特色野菜和药材，开创了峨眉药膳火锅等多种深受人们喜爱的餐饮产品形式。
佛、释、道文化底蕴深厚峨眉山既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中普贤菩萨的道场，又是洞天福地道教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峨眉山第一寺庙“报国寺”前身“会宗堂”曾是儒、释、道三教会宗之地，积淀了丰富的儒、释、道文化内涵。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释道文化，三种文化流派在长期的发展中相辅相成，互相借鉴与吸纳。儒释道三家都重视人生与道德的关系，强调心性修养的必要性，特别是佛教的饮食文化属于一种修行教化，丰富了我国饮食的功能作用，除了通常的疗饥、求营养、求滋味、交际应酬、养生之外，还被赋予了祭祀、修心养性及教化的功能，佛教饮食文化意味深长，峨眉山—乐山大佛的佛教饮食文化更是如此。乐山市餐饮界根据当地儒释道文化以及现代人饮食健康需求，精心研发了以保健、养生等为主题的系列宴席，在食的世界里体现“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的哲学思想和儒释道文化精神。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开发现状分析
(一)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初具成效但开发起点偏低乐山市餐饮业界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拥有日渐完善的餐饮活动配套设施和四家中华餐饮名店，多个国内知名节目在宣传推广其美食。但旅游业界相关人士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上，仍将其界定为整体旅游产品的配角部分，未能完成旅游餐饮向餐饮旅游的转化。不少旅游项目在开发规划时，侧重点放在旅游自然资源的开发、旅游路线的设计与旅游商品的销售上，餐饮规划未得到足够重视。游客在旅游的过程中，饮与食更多是以快餐的形式出现，旅游的重心大都被放在对景区景点的观光以及旅游购物上。峨眉山、乐山大佛为主要游览景点的旅游线路均存在重游览轻饮食的现象。2011年峨眉山、乐山大佛“二日游”常规报价为380元上下，包括交通费、景点门票费、住宿费、餐饮费和导游服务费等。其中，正餐餐标为每人次15元，是整条旅游线路收费项目中最便宜的，用餐地点均为住宿的宾馆。旅行社在行程安排中，每天的用餐时间亦十分有限。故整条旅游线路的餐饮环节设计不到位，用餐仅为旅行社线路中一种必需的内容而已，鲜有旅行社把旅游餐饮作为一个重点旅游项目进行设计，直接导致游客在裹腹的基础上参观游览，无法品尝到乐山的美食佳肴，这必然难以提高游客的旅游餐饮消费水平和吸引众多的回头客。同时，旅游业界缺乏对餐饮产品的宣传意识和宣传力度，使游客对乐山市的饮食文化特色、地方特产了解不全面、不深刻，这不仅影响到旅游餐饮产品的开发和销售，亦影响到旅游业的综合经济效益。
(二)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深度与品味不足在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菜品是饮食文化中体验性最强的表现形式，能直接反映着地方饮食文化的特色，开发的难度系数低，投资回报率较高，故乐山市餐饮开发的重心大都倾向于菜品资源。星级酒店与具有地方特色的酒楼在乐山市比比皆是，游客在这些场所虽能品尝到菜的口味，但无法深刻体会乐山市饮食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饮食思想、饮食风俗等饮食文化中的精髓，餐饮产品尚缺乏精品与品牌产品。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目前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旅游开发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饮食文化资源利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忽视了游客在旅游过程中了解地方饮食文化资源后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与饮食文化在旅游文化传播中的作用。
(三)餐饮业政策法规与标准建设不够建全乐山市的餐饮以传统餐饮为主。与现代餐饮相比较，传统餐饮市场定位不准确，餐饮生产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行业利润水平不高，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不多，不需要高素质餐饮从业人员，准入门槛较低，所以乐山市餐饮市场被大量小型餐饮企业分割。由于政府对餐饮业法规政策滞后，缺乏标准化与产业化管理，直接导致乐山市餐饮业在快速发展中存在盲目、无序和低水平发展的现象，餐饮经营粗放、产品雷同、竞争无序，如峨眉山下位于白龙南路的好吃街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使得游客深度体验当地饮食文化成为空谈。商务管理部门作为餐饮行业主管部门，管理手段和管理法规欠缺，管理难以深入。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如卫生、食品监督、环保等，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与配合，市场管理和行业管理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旅游六要素之首为吃，但乐山市餐饮产业的发展与品牌战略、经营与管理对策、行业自律、企业诚信建设、餐饮从业人员素质建设等均缺乏政府层面的有效支持，这势必会影响乐山市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
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旅游开发建议
(一)建立饮食文化数据库，分类、调查、研究饮食文化资源对饮食文化资源进行调查、分类，建立资源信息系统，并给予准确的评价，分析其吸引力和开发潜力［2］。有效的举措是建立富有特色的饮食文化数据库，为研究乐山市饮食提供查阅、统计与分析的便利，数据库文献应包含乐山全部食事的总和，如当地饮食生活方式、过程、功能等，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3］;有计划有组织地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原料、制作工艺、菜品、设备、营养、口味、管理等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研究，同时评估饮食文化吸引物的知名度、历史价值、可接受性、开发的可行性、开发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与其他旅游文化资源的关系等。构建乐山市饮食文化数据库应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兼顾国内与国际饮食文化研究，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三大原则，使数据库简明易用、功能完备、性能高效、导航清晰、多种检索方式并存、广泛兼容。
(二)培育乐山市饮食文化项目品牌文化的饮食，就是要把千百年来人类饮食实践产生的合乎科学的、具有文明风尚和体现美学韵味的东西提炼出来，反馈于饮食实践，自觉地运用和贯彻于饮食活动中，以提高生活质量和促进文明进程，品牌是一种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品牌是餐饮业发展的催化剂和无形资产，集企业的品质、产品、服务、经验为一体，是现代餐饮市场拓展的有效竞争利器。乐山市雪蘑芋、雪芽已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理标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4］。政府应该因势利导，结合乐山餐饮业发展的实际，围绕餐饮业的行业标准，挖掘乐山传统餐饮文化的商业价值，通过管理规范化、质量标准化建设，整合、保护、培育并创新乐山市特色饮食文化项目系列品牌;同时做好品牌延伸、强化和推荐工作，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和经营策略引导，帮助企业加大品牌形象宣传，促进餐饮业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质量管理方面，若能建立一个类似于乐山市博览局性质的政府职能机构专门管理餐饮业，一是可以表明政府对餐饮业发展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增加餐饮企业的信心和减少消费者的顾虑;二是通过餐饮局协调企业与发展改革委、财政、税务、工商、质检、卫生、市政、交管等政府职能机构之间的关系，让企业能更专注于产品的开发、服务质量的提升与品牌的树立，能促使餐饮行业整体良性高效发展;三是充分发挥餐饮行业协会的作用，支持行业协会做好加强行业协调与自律、维护企业的合法利益、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加强业务交流、推广先进技术以及人员培训等方面的工作。品牌不是越大越好、越全越好，而是越有个性越好，主题要深入下去，如将峨眉山的佛家泡菜、佛茶做专、做精，使其不仅成为乐山市的品牌，也是四川的品牌，中国的品牌。品牌在营销过程中要充分依托峨眉山—乐山大佛双遗地特有的旅游地位，根据乐山饮食文化资源和产品特色，对接目标市场，正确选择大众媒体进行广泛宣传。
(三)传承百味，策划与推荐乐山饮食文化项目产品传承百味、创新食尚是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优势得到突破发展的关键。吃透当前旅游市场特点，根据游客需求发展变化趋势，在餐饮经营发展上应立足传统与推陈出新相结合。如针对来乐山旅游的中外游客鲜有机会品味地方特色美食之不足，可考虑建设“峨眉山—乐山美食博览园”，美食博览园是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的综合展示，项目设计注意动静结合，游客可在这里了解饮食历史、参与饮食故事、欣赏饮食艺术、学习饮食技术，既是生态农业，又是观光景点。博览园里可隆重推出峨眉山—乐山“山水宴”等饮食文化项目，使游客品味美食，体会当地山水饮食文化的独一无二;第二，要成功打造峨眉山—乐山饮食文化节庆，节庆应在政府引导下市场化运作，积极开展主题促销活动，营造氛围，活跃市场;第三，立足乐山市饮食文化资源，有效地串联和整合特色突出、表演性强或是可参与性高的饮食文化项目，设计出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基于乐山市境内饮食旅游资源丰富且差异性强，可考虑设立饮食文化“主题年”，每年可重点推出一至二条主题饮食旅游线路，把每个主题做深入化、细致化，做到吃透市场的特点，使饮食成为游客感官和心灵的盛宴;第四，在旅行社整体旅游产品的开发中，考虑目标市场的需求，可设计丰富的与饮食文化相关的活动项目与活动内容有机融入到线路设计里并进行实效推广。
(四)打造乐山饮食文化项目地标地标是一个城市的标志性区域或地点，饮食文化项目地标必然是能够充分体现城市饮食风貌及发展建设的区域或地点。在建设乐山国际旅游目的地的进程中，打造饮食文化项目地标以强化文化符号象征是必须的，餐饮老字号、餐饮名店、美食街均可作为乐山饮食文化项目地标。“老字号”作为一种卖点独特的品牌，有着餐饮界赖以自豪的无形资产，拥有世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代表着饮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遗迹，具有鲜明的地方传统文化背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着多元化的文化价值，在发展历程中赢得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树立了企业的形象，享有较高的美誉［5］。与同行相比，“老字号”的主要优势在于兼有品味与怀旧双重职能，在社会影响力、饮食文化和优化餐饮企业组织结构中有着难以复制的品牌优势，故有必要挖掘老字号的民间传说，渲染历史传承感。而美食街则应既有便民之实，又无扰民之忧，特色经营，各得其所，良性竞争，形成合力，展现地方特色的风采。乐山市也应尽快完善饮食文化旅游的宣传标识引导系统，以传播弘扬乐山美食文化为宗旨，制作各类富有吸引力的美食地图，可以让人按图索骥。
（石河子大学图书馆，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兵团地方文献与兵团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兵团文化是兵团地方文献产生的基础，兵团地方文献的内容是兵团文化的反映，并对兵团文化产生诸多方面的作用，影响和塑造兵团人的心理，帮助和促进兵团物质文化建设，助力兵团历史和现状研究，继承和发扬兵团特色文化艺术等。
关键词 兵团文献；地方文献；兵团文化
1 兵团文化是兵团文献产生发展的基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肩负着祖国屯垦戍边的历史重任,在其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铸就了特殊的群体与特殊的文化——兵团文化。要界定兵团文献的内涵，其内容必须是反映兵团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各类资料，其特征是时代性、地域性和屯垦戍边的军垦特色性。在内容上涉及兵团的自然与社会基本情况，以不同的兵团文化题材和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反映兵团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屯垦戍边历史特性。兵团文献的产生是以一定的兵团社会发展事实、一定的经济建设情况为本源的，这些事实正是在兵团屯垦戍边伟大事业中产生的兵团文化之精华。
1.1 兵团文献的产生与发展
半个世纪以来，兵团人在祖国西部屯垦戍边建设伟大实践中积极传播科学的文化理念，推动新疆多民族主流文化发展方面，开展了很多重要的创造性的文艺活动，营造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存在。这种文化的存在造就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兵团文献的存在。
兵团文化是在继承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光荣传统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已成为西部丝绸之路经济带屯垦戍边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新疆大局的稳定和发展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历史影响。兵团文化曾有过辉煌灿烂的时期，特别是文学艺术，可以说是百花齐放，繁荣兴旺。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小说《军队的女儿》、故事片《生命的火花》、歌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兵团民间文学集成》等曾轰动全国，吸引了无数有志青年踊跃投身建设祖国、开发边疆的伟大事业中。
1.2 多元文化选择与兵团文献
兵团人来自祖国各地大江南北，他们带来了各地域的先进文化，在相互交流融合中，文化与文化碰撞、磨合、改变、创新，最后衍生为一种独特的兵团文化。如语言、习俗、饮食等，这种文化现象反映了兵团文化来源的多元化与开放性，形成兵团文化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特点。正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积极影响下，兵团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作为兵团高校图书馆，我们应最大限度地收集兵团历史和文化戍边、屯垦戍边史、丝绸之路、西域民族宗教、西域历史文化等文献，形成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开发之间的互动关系，促进兵团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1.3 兵团文献产生的基础来源于兵团文化
兵团文化是兵团文献产生的基础和来源。兵团文献的产生以兵团文化的形成发展为前提，记录了兵团文化积累过程中的详细资料，离开了兵团文化，兵团文献就不可能存在，不可能在兵团文化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广义上说，兵团文化是新疆兵团在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从这个意义上看，兵团文献就是对兵团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记录和反映——它来自时代、传统与民族，这就决定了兵团文化具有时代性、地域性等特征。兵团文化是兵团军垦特色文化，具有明显的、特殊的兵团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兵团文献是兵团特色文化的记录，兵团文化是兵团文献的源泉。
2 兵团文献对兵团文化的作用
兵团文献对兵团文化起着传承、加速传播与交流、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兵团文献并非消极地被兵团文化所决定，而是在内容上动态地反映着兵团文化。从长远发展角度来讲，我们重视兵团文献就是要重视它们对兵团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加快兵团文化传播与交流的积极影响，这是兵团文献的生命力所在。
2.1 兵团文献对兵团人心理的影响
兵团人的心理特质是在兵团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兵团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的，是兵团文化深层次的具体内容。
2.1.1 提高兵团人热爱袓国、热爱兵团的意识和民族自尊心
在兵团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兵团人在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在新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逐渐融入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还创造了无比可贵的兵团精神。这些历史事实与实践活动，正是靠兵团文献如实详细地记录保存了下来，激励着一代代兵团人认识兵团、热爱兵团、扎根兵团的决心，促使兵团人更加积极地投身现代化建设之中。
2.1.2 极大地促进各民族团结，增强兵团人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其根基性纽带是文化认同。历史实践证明，兵团和地方、汉族和少数民族在谋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各民族要相互了解和尊重、相互包容和欣赏、相互学习和帮助，像石榴籽那样紧密抱在一起。兵团文献详实记载了各民族发展的过程，对兵团经济与文化的贡献，以及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进步的历史和现状，增强了兵团人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发挥，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建立各民族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了丰富的知识素材。
2.2 兵团文献对兵团物质文化建设的作用
兵团文化的物质层面包括兵团独特的地理位置、地域特性、物产资源、生产方式以及在屯垦戍边实践中产生的各种物质财富，处处呈现出军垦文化的特色。近年来，兵团文献资源的收藏与开发，为兵团经济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充分体现了兵团文献对兵团物质文化的促进作用。
2.3 兵团文献对继承和发扬兵团特色文化艺术的作用
兵团文化是伴随着兵团特殊的使命---屯垦戍边而产生、发展的。20世纪50年代进疆的十多万官兵就地转业，成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代军垦职工，从此开始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被称之为“军垦”的运动。随着兵团文化事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采访、收集、整理，研究兵团文献为特色文化项目服务，并形成了许多专著。编写出版了许多兵团、师、团三级志书和各类年鉴、兵团史书、兵团民间文学集成、兵团文学与文化著作等兵团文献，以及有关兵团各种特色文化艺术的专题文献，如《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新疆屯垦史》、《镇边将军张仲瀚》、《陶峙岳自述》等。
兵团文化包括兵团文献，兵团文献是兵团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紧密相关，相互促进。我们不仅要重视兵团文献的收集、整理、保存、研究工作，更要积极配合兵团文化事业的各项工作，建立起全国和兵团性的兵团文献信息资源网，使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加充分的作用，推动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我们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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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彭清.论兵团文化特色[J].兵团党校学报,2005(01):49-51.
［3］刘绍华,郭爱荣.关于兵团文化先进性的思考[J].兵团党校学报,2001(01):56-58.
(一)文化产业具有经济价值
文化产业作为经济行为，对经济总量的增加，解决就业，扩大税收，出口创汇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文化产业具有较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文化经济学研究认为，现代世界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文化生产中心，每一个中心在其地点的特征方面也往往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部分地存于任何地点的历史唯一性，也部分地存在于地方文化经济的特殊功能，地方文化经济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批量生产会变得更加专业、更具特殊地域性。经济发展虽然受到地域条件及历史发展的制约，但因其得天独厚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使得文化产业成为潜在的经济发展资源。发展文化产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能为当地民众创造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机会，改善民生、消除贫困，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随着物质文化生活的逐步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开始有了更高的要求，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领域已涉及具有以下属性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销售，即这些产品与服务以各种方式广泛渗透着审美属性和符号属性。党和国家以及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重视文化产业的集约型和外向型发展战略。文化产业经过社会各方的培育和发展，形成了以各地方文化产业为龙头，带动经济稳步增长的良好局面。初步形成了一定的发展规模，并且呈现出多渠道与多元化投资、多种所有制齐头并进的发展态势，形成了多门类、多体系、多层次的发展格局。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发展的经济内驱力。
(二)文化产业具有文化价值
文化产业依赖于文化原创，依赖于一定的文化积累和文化资源，文化产业的繁荣以文化的繁荣为前提，又促进文化的繁荣。发展文化产业是增强文化软实力，维护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财富。文化不仅有宗教文化的成分，而且蕴含着世俗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一文化资源优势。随着时间的发展与历史的沉淀，文化产业蕴含着丰厚的“矿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文学、宗教和艺术等人文景观。发展文化产业，不仅可以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承，增强文化软实力，还可以为经济建设搭建有力平台。文化产业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并对世界有很大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世界价值，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我国民族文化传统形态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民族文化资源有着丰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使得藏文化形态独具韵味，承载着厚重而深远的文化价值。
(三)文化产业具有民族地域特色
因其独特的区域性，使得文化也具有独特的民族价值和丰厚底蕴。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以地域文化资源为基础，对地域文化资源利用的深度、广度和角度，决定文化产业的生命力和活力。据统计，已登记在册的各类文化保护点有2330余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329处;其中部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处，自治区级112处，市(县)级182处;全区现有馆藏文物数十万件，其中部级文物1万余件;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藏医藏药事业、藏毯、唐卡、民间木雕石刻、建筑、服饰、饮食、歌舞及传统节庆等艺术都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因此，立足于优势地域文化资源，形成了有特色的区域文化产业集群。
二、技能型人才短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以藏毯产业为例
(一)技能型人才数量短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
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关键，人的素质决定着一个地区、民族的发展。文化产业的传承，需要一大批懂文化、懂历史的知识型技能人才。然而，与文化产业发展不相适应的是，我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较滞后，文化产业人才队伍尚不健全，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文化产品工业中运用的技术和劳动过程通常需要大量的直接的人力介入。传统的小作坊学徒制无论从技能型人才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新的社会形态接轨。现在文化产业的人才危机十分明显，人才成了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瓶颈。以文化产业藏毯为例，藏毯是重要的民族手工业之一，有着三千年悠久历史。在藏文化中具有独特的魅力，具有美观、实用等多重价值。因为藏传佛教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藏毯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具有悠远而灿烂的历史根基。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品在图案风格上不仅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装饰图案也十分丰富。有调查显示，整个藏毯行业从业人员达到近2000人，其中，织毯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由于地毯编织工作劳动强度大，收入较低，农牧民对藏毯编织工作兴趣不浓，致使地毯企业普遍存在编织队伍不稳定，技能型人才数量不足问题。此外，由于薪酬制度不合理，工资普遍偏低，导致藏毯编织工和其他专业人员数量严重短缺，很多企业的产品图案设计人员来自尼泊尔，这也反映了产业、技术研发人员短缺现象的广泛存在。据调查，在拉萨藏毯厂，现有的编织工人平均年龄已超过45岁，并且每年新招入员工数量非常有限，由于近年来劳动力成本逐年上涨，藏毯编织从业人员收入优势已不明显，导致大量刚刚经过培训的工人快速流失。许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进入藏毯编织企业工作，藏毯产业技能型人才老龄化和后继无人现象比较突出。
(二)技能型人才质量低，制约文化产业专业化水平
文化产品产业竞争的成功极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和设计的卓越，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产业技能型人才资源开发方略的支撑。中国长期以来文化与产业对立，重视文化事业而忽视文化产业，因此造成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化，在这种发展弊端下，文化产业技能型人才质量普遍偏低。藏毯专业，从业人员大中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较少，大部分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企业管理人员、织毯技师、图案设计、新产品开发等人员异常匮乏、所占比例非常低。技能型人才大部分都没有受过职业教育培训，普遍采用的是师傅传授的方法，培训效率低下，培训手段和方法单一，行业从业人员不稳定，缺少行业发展所必须的高质量人才后备军。
(三)技能型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低，制约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
文化产业在某种意义被称为“内容产业”或“创意产业”，高级创意人才的数量与质量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指标。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高新技术与高文化密切关联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文化产业还处于起步阶段，产业化程度低，规模较小，作业分散，文化产品开发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掘，远不能满足经济跨越式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一些生产企业还未能形成大规模、高效率的生产形式，产业化程度低，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宣传与当前新建设的步伐未能同步。由于受各种历史的、客观的条件限制，文化产品和服务不论是从艺术水平、科技含量、产品质量上还是从生产规模、生产成本上讲，都缺少竞争能力。藏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编织原料多为羊毛、牦牛绒，需采用天然植物、矿物质颜料着色，通过梳、纺、染色、手工纺织、平剪和洗涤等生产流程制作，采用独特的“穿杆结扣”编织法，原料考究、做工精细，使得制作流程复杂繁琐，非常耗费人力及时间。在藏毯产业的发展中，专业人才创新创业能力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突出问题。藏毯等其他民族手工业匠师一般都来自藏区内的广大农牧区，虽然这为吸纳剩余劳动力作出了贡献，但从业人员由于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文化教育，缺乏对产品文化底蕴和价值的深刻理解，只习惯于依葫芦画瓢的模式化生产工作，缺乏为顾客服务的认知理念和创新思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族手工艺商品、纪念品市场需求不断扩大，包括藏毯在内的民族手工业也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甚至远销国外，但是，由于手工编织的藏毯成品过程慢，生产规模小，与市场所需供不应求，并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手工藏毯价格同步提升，一套售价大多在10000元以上，使得一般顾客无法接受。由于藏毯产业缺乏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没有考虑多样化的顾客价值和产品效应，没有设计和生产能够满足中低等收入顾客需求的产品，来自青海批量生产的机织毯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尼泊尔手工毯等成为了大多数百姓的购置选择。这些有着相似外形的藏毯在原料要求、传统印染工艺、编织技术等方面都不合乎藏毯编织的精准工艺程序，因而价格随意。这不仅严重打击了本地小规模生产的手工藏毯的市场开发广度，也降低了藏毯及其它民族手艺品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
(四)技能型人才培养机构少，制约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
熟练劳动力是文化产品产业长期生存的基本条件，因为缺少了熟练的劳动力，就不可能获得高质量的产品。因此，集中供应足够的教育机构以服务于地方产业，是成功的基本要素。在以藏毯为代表的龙头企业中，除了传统手工艺人才青黄不接，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研发、设计等专业人才也相当匮乏。高等职业院校是培养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然而，高等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的专业设置并不是按照产业发展规律建设，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规模较小，专业门类少，形式比较单一，专业分布面较窄，学科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适应。目前职业教育中，中等职业院校9所，高等职业院校1所。截至2014年，高职院校及中职院校的专业大都建立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基础上。例如，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主要包括农林、畜牧、建筑、财经、计算机、电力、旅游等七大类别，缺乏面向文化产业的专业设置。高技能人才培养机构少，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产业视角下文化产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对策
城市学文化经济学家艾伦•J•斯科特(AllenJ．Scott)认为不仅经济根植于文化中，而且文化也深深地根植于经济之中，文化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强有力结合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基本现实。在文化不断商品化的同时，各种各样的产品也充满了多种审美内容和符号内容，文化不断被市场供求关系所控制，研究审美判断和符号判断的研究方式也被深刻改变。各种文化产品构成了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一部分，文化产品部门代表了世界上一些最具经济活力的产业门类，成为世界性城市的核心经济动力。因此，必须把发展文化产业作为一种区域战略予以推进，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充分发挥技能型人才在文化产业中的作用，使文化产业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中抢占制高点和一定的市场份额。
(一)政府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
西方文化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始终把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保护环境资源和文化遗产、促进民族融合和认同、鼓励社会平等、改善居民整体利益和基本福利状况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作为政府文化政策的长期目标和方向。因此，中国政府要重视文化产业发展，将文化产业发展作为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地方政府要充分认识文化产业对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抓住地域文化与龙头产业。政府应对文化产业进行积极引导，同时加上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以及行政措施的介入，实行更加优惠的人才支持政策，做到市场调节和宏观调节相结合。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通过政策创新和人才培养工程，全面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引领民族地区全面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例如，要做大做强藏毯等行业，实现藏毯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行业体系。依托藏毯龙头企业，发挥其在经营管理、生产技术和销售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形成统一的标准、技术和销售模式。加强与藏毯行业相关的文化、生态、服务、科技、旅游等行业的联系，尤其是要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形成组织运营体系，带动藏毯行业的快速发展。
(二)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作用
1．明确职业教育在文化产业中的地位与作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院校是培养文化产业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职业教育要为文化产业发展培养高质量技能型人才，提高文化产业技能型人才创新能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2．职业院校增设与文化产业对接的新型专业
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具有灵活性、实用性和贴近市场等特点，与文化产业复杂多样、变化迅速相吻合，在培养基层文化人才和技能型文化人才方面有着其他教育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文化产业技能型人才培养主阵地的职业院校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自觉承担起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技能型人才保障的责任，适时调整专业设置，加快文化产业及相关专业建设的步伐。在高等职业院校增设与文化产业对接的新型专业，如文化产业管理、文化金融、文化产业政策、文化创意、文化旅游管理、藏毯生产与管理等专业，加强文化技能型人才培养。同时，与地方文化产业相结合，紧密结合传统文化，将民族文化产业更好、更深地纳入到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体系中。例如，将藏毯编织等民族手工业纳入到职业教育教学中，设置藏毯编织专业课程，将藏毯的文化背景作为理论基础，在学习其文化历史的同时开展专业技艺的学习。
3．职业院校构建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文化产业被称为创意产业。创意产业的来源是人才，对创意人才的培养就是创意产业发展的重中之重。职业院校要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树立以创新意识、创新精神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摒弃忽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只顾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方式，建立充分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创新教育模式，实施以全面素质教育为基础的创新教育体系，致力于创造、创新及满足学习者需求，将年轻人培养成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创意公民。因此，要充分利用高等职业院校在专业技术人才培养中的作用，瞄准文化产业转型的需要，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文化产品创意、设计、研发、生产、包装、销售人才;培养文化的研究、保护、传承人才，培养文化元素的发掘、翻译、整理等方面的人才，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4．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高素质文化产业人才，师资队伍是关键。建立“文化人才库”和“文化专家库”，凝聚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领军人物，通过政策倾斜杠杆，着力做好文化创意、文化经营、文化经纪、文化金融等高级师资人才的引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职业院校可以外送专业教师到较早开设文化产业专业的高校进修学习，或选派优秀教师到文化产品生产企业或加工作坊等地实习，使专业教师深入文化产品生产第一线，在具体的学习、实践中有效提升专业素质及教学实践能力。此外，根据专业建设和课程教学需要，要积极聘请文化产业管理研究机构、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各类社会文化团体中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文化素养的实践型专家担任兼职教师，通过专业研讨、课程教学、实践指导等活动，提高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5．职业院校建立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摘 要：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是商品(市场) 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法律体现。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宪法的共同规定“， 二战”以后，地方自治和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成为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就连具有中央集权传统的法国也在1982 年开始了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的改革。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 论文关键词：商品(市场) 经济 单一制 地方权力 宪法化 地方到底应该拥有哪些权力是我国宪法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宪法学界，有的学者拘泥于传统，认为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是中央的人，地方的权力完全由中央规定;有的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实用的“描述主义”，对我国的地方制度完全按照现行宪法文本进行描述，不加以评判;更多的学者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回避我国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关系”，只论及单一制的优越性，似乎我国宪法有关国家结构形式的规定完美无缺。 在许多深谙中国历史的学者的潜意识里，有一种担心，他们害怕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地方主义会抬头，会不利于国家的团结统一。我们认为这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是学者社会历史责任感的一种体现，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方面，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成功经验表明，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不仅不会损害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反而会加强这种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助于中央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法律化、制度化，中央可以通过法治化的手段确保国家的团结统一。 一 地方权力宪法化是指在单一制国家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或由宪法明确规定地方权力由法律具体化。地方权力宪法化的本质是宪政国家内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地方权力要求在宪法上的体现，类似于自由状态下的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当然地方权力要求与自然人或市民社会的法权要求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从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地方权力宪法化是分权或限权的一极，也是宪法之源。王世杰、钱端升在论及宪法起源时说:“欧洲中世纪时代是封建时代，也可以说是近现代宪法观念萌芽时代。在这个时代内，君主的势力，每受各地方封建诸侯或各城市团体的限制;而国王对于所属诸侯或所属城市，往往以特别法律承认各诸侯或各城市的特权。此项特权，即为国王权力的限制;此项法律，亦颇类于近代的宪法或根本法。”①当然现代地方权力的宪法化与欧洲中世纪诸侯或城市的特权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属性相同，它们植根于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基础。 像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的城市特权要求一样，在我国，商品(市场) 经济的每一次发展都会带来地方权力宪法化的要求。撇开军阀割据因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史界所称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短暂春天”(1912～1918 年) 正好与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思潮相契合。这不是简单的巧合，它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打破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平衡的必然。“我们或可从另一个角度去观察一下中国古代社会。农业化的特质，使农村显得安定而少变化，加上宗法制度与儒家不鼓励突破所造成的墨守成规，使基层的社会几乎停顿一旦与地区性经济利害配合上以后，就会很快地形成为政治上所谓的‘地方主义’。”②作为这种“地方主义”思潮的体现，从1920 年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联省自治”与“省宪运动”，自1921 年12 月11日湖南省宪法通过后，四川、浙江、广东、福建、江苏等省纷纷开始制定省宪，谋求自治。“联省自治的理论架构，既然是在以地方权力平衡中央权力，以保障民治之实现，所以联省自治运动的本质，便是在争取较多的地方权力。后来联省自治运动，虽未能完全成功，而成为中国式的政治模式，但是地方分权精神之取向，却为社会普遍容纳和吸收甚而民国13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在其一全大会的宣言中，仍强调了有关中央与地方权限之规定。”③“联省自治”和“省宪运动”原因复杂，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商品经济在我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也进一步加剧。地方不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只是中央的人，地方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地方利益无处不在，大到立法与政策制定、国计民生，小到造桥修路，都有中央对地方的利益平衡及“何予何取”的问题。尽管在法律层面和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已经开始承认这种地方利益， 开始实行有限的地 方分权， 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等。但从1988年以来的四次修宪并未在地方权力宪法化方面有任何实际的步骤，修宪者对此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这是一个明显的欠缺，它不仅不利于国家的宪政化进程，而且不利于地方积极性的发挥，会人为地加剧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二 我国学界有一种认识误区，认为只有联邦制国家才在宪法中规定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的权力关系。实际上不仅联邦制国家的联邦与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由宪法所规定，大多数单一制国家的宪法也规定了地方权力。“二战”以后制定宪法的单一制国家无不有此规定;在历来将地方视为中央人的法国，于1982 年开始实行地方自治;后新独立的国家也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作为一项普遍的制度。 (一) 法国宪法不明确规定地方权力产生了严重误导 法国是欧洲大陆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由于法国大革命影响巨大，再加上其修宪活动频繁，法国宪法对人们宪政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法国作为有中央集权的传统的单一制国家，在大革命胜利之后制定的1791 年宪法中基本没有涉及到中央与地方关系，1793 年的雅各宾宪法由于以卢梭的人民主权学说为指导思想，虽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但强调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没有规定地方的权力。总的说来，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到1982 年，法国地方权力没有得到宪法的保障，民选的地方机构权力十分有限，地方权力一直牢牢地控制在中央派驻地方的人手里。法国的这一做法被许多宪法学者误认为是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通用模式，因此将其描绘为单一制国家的重要特点，在论及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时，往往以“地方是中央的人”加以表述。 1982年，长期恪守不在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法国也不得不开始了地方分权改革。改革的根本动因是长期的中央集权导致行政机构庞大、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盛行，尤其是其不符合世界潮流，不利于人民权利和自由的实现。1982年3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性文件《关于市镇和省、大区的权利和自由法》(简称《权力下放法案》) 。随后，法国国民议会和中央政府通过了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令，将《权力下放法案》中的地方自治原则具体化:明确了大区、省、市镇三个层次的地方自治主体资格;中央取消对地方自治主体的监管，只要地方自治主体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其管理地方事务的任何行为不受中央政府的干涉;1983 年以后，中央政府扩大地方事权，陆续将经济发展与计划、市镇建设、住房、土地整治、职业训练、交通运输、教育、文化、环境保护、警察事务等职权划归地方。 (二) 大多数单一制国家宪法明确了地方权限 1. 除法国外，“二战”前制定宪法的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只是具体规定各有不同。如1814 年公布、1983 年重新公布的《荷兰王国宪法》第132 条规定，“省、市的设置及其行政机关的组成和权力，均由议会法令规定”“， 对省、市行政机关实施监督的办法由议会法令规定”，“除议会法令另有规定者外，省、市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无须事先请示批准”“， 省、市行政机关征课地方税，以及省、市行政机关同中央政府的财政关系均由议会法令规定”。④1921 年公布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宪法》第110 条规定:“各行政区之存废组织，及其本身职权范围内以及委办之任务，均由法律规定各区的财产和地方治安实行自治管理，但直接受中央政府监督。” 2.“二战”结束后制定的资本主义宪法均规定了地方权力，或者在宪法中明确地方的具体权力由法律加以规定。如1948 年实施的《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五章规定了“区、省、市(镇) ”，第115条规定:“根据宪法所规定的原则，区为具有自主权力和职能的自治单位。”第119 条规定:“区在共和国法律所规定的形式和范围内享有财政自治权，共和国法律协调区的财政自治权与国家财政、省和市(镇) 财政之间的关系。”1967 年颁布的《巴拉圭共和国宪法》第14 条规定:“为便于建立共和国的政治和行政结构，国家领土分为若干个省。由行政机关授权负责行政省的当局和这些当局的职责和义务由法律规定。司法和行政权的方式也由法律规定。”1976 年的《葡萄牙共和国宪法》第七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其中第237 条规定:“民主国家组织包括地方自治机关。地方自治机关是拥有为本地区全体居民的特殊利益服务的代表机关的区域性共同体。 ”第239 条规定:“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与组织及其代表机关的权限，由法律根据行政分权的原则规定。”第240 条规定:“地方财政的管理由法律规定，其目的在于经由国家和自治机关公平分配公有资源，并对同级自治机关间的不平等作必要的调节。” 3.后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普遍规定了地方权力，不仅明确地方权力由法律规定，而且普遍明确规定“地方自治”。1990年的《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131条规定:“州是地方管理单位和自治单位。州的区域范围由法律规定州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大城市可以作为州来调节。”第128条规定:“保障公民们的地方自治权利。地方自治权包括就有关地方意义的公民需要和利益作决定的权利，特别是就有关场地调整和市镇建设规划、村庄和居民区的调整、公用事业、关心儿童、社会保护、文化、体育运动和技术知识以及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作决定的权利。要制定关于地方自治的法律。”第129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依法可以是区和县或城市。它们的区域范围在事先征求了该地区居民的意见后，由法律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组织和各机构的权限，由它们的章程依法作出规定。”第130条规定:“地方自治单位的机构在完成地方事务的过程中，独立自主地依据法律和章程行事，仅受共和国主管机构的法律监督。为进行工作，国家管理机构可以通过法律在区和县或市建立地方管理机构。这些机构的组织和权限，由法律规定。”1991年的《罗马尼亚宪法》第119条规定:“地方行政单位的公共行政工作遵循地方自治原则和公共事业分权原则。”1991年的《马其顿共和国宪法》第114 条规定:“保证公民实行地方自治的权利。自治地区是地方自治单位。自治地区按照法律规定从自己的收入来源中以及从共和国的基金中筹集财政资金。地方自治议会由议会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法律规定。”1991年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宪法》第138 条规定:“斯洛文尼亚的居民在区和其他地方共同体中实行地方自治。”第142条规定:“区的财政经费靠本身的来源筹集。凡是经济不够发达不能完全保证任务实施的区，国家根据法律规定的原则和标准保证向它们提供补充资金。”1992年的《立陶宛共和国宪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地方政府和管理”，其中第119 条规定:“赋予国家疆域内法律规定的行政区以自治权。这一权力通过地方政府委员会行使自治机构的组织和活动程序由法律规定。”第120 条规定:“国家支持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在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限范围内自由和独立行使职能。”第121 条规定:“地方政府起草和批准其预算。地方政府委员会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并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设立地方税，规定由预算负担的税和关税的征收。”1996 年的《乌克兰宪法》第140 条规定:“地方自治是地区群体在乌克兰宪法和法律范围内独立地解决本地的问题。” 三 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虽是个纲领性文件，但仍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之间职权的划分由法律加以规定。其第16 条就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与地方人民政府间职权的划分，应按照各项事务的性质，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以法令加以规定，使之既利于国家统一，又利于因地制宜。”⑤但此后我国历部正式的宪法均没有地方权力的规定，这既是因苏联1936 年宪法的影响，也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原因，因为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完全没有地方利益，当然也就没有地方的权力要求。 而“二战”以后，单一制国家和联邦制国家在地方关系上出现了趋同的状况，单一制国家没有纯粹的集权模式，联邦制国家也不是单纯的分权模式，即“没有纯粹的中央集权模式，也没有纯粹的地方分权模式”⑥。尽管各国的具体规定千差万别，但实行中央(联邦) 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是几乎所有国家共同的模式选择。这不仅是一种潮流，更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今天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的一种必然。 (一) 在我国宪法中规定地方权力的必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权力下放”是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主旋律。首先是从1980 年起，中央改变了“统收统支”的政策，推行了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以扩大地方的财权，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从1994 年起，更是实行“分税制”，规范了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关系。其次是下放了部分人事权，其中最典型的是确立了干部“下管一级”的原则，并将地厅级干部的任免权下放到省一级。第三是下放了地方的部分事权，在注意地方财政利益的同 时，加强了地方对具体事务管理的权力，如固定资产投资审批权、物价管理权、外贸管理权等。第四是下放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原中央企业的下放不仅增强了地方的经济实力，而且使地方的经济管理权力得到了加强。第五是切块下放了中央的经济特许管理权，如1982 年对经济特区、1984 年对14 个沿海开放城市赋予了较多的经济特许权力。中央权力的下放，其本质是一种地方分权，这种分权产生了许多积极作用。它不仅减轻了中央的决策与管理负担，而且形成了多层次、多范围的决策机制，初步形成了国家权力运用中的层级管理模式和地方利益驱动机制;使得地方开始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的主体而存在，初步形成了地方竞争的格局，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不过，这种纯属政策层面的“权力下放”模式对于改变中央高度集权的格局，虽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积极的作用，但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其一“， 权力下放”虽未直接违宪但并无宪法和法律依据。在法治条件下，政府任何行使权力的行为都必须依据宪法和法律的明确规定。其二“， 权力下放”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发展新的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在任何国家都存在，但在高度集权国家中，这种不平衡却有着明显的人为色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有的省份完全扮演着农产品和能源、原材料输出的角色，国家限额以上的工业投资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造成这些地方的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改革开放以来，在“权力下放”模式下，人为的非法治的因素仍然居决定性地位，最具“含金量”的经济管理放权政策如经济特区政策、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等又完全不考虑这样的省份，甚至自筹资金的工业投资也受到中央的限制，严重影响了这些地方的发展。其三，“权力下放”模式的不确定性给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如有的权力该放却没有放，而有的权力不该放却又放得过早;有的地方与中央讨价还价，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涉及到全国统一的经济市场、农民工保护、教育收费、矿山安全、环境保护、税收减免等诸多方面挑战中央的权威。 既然“权力下放”是一种必然，那么就应该寻求“权力下放”的长效机制。我们认为，要有效地解决“权力下放”模式的问题，必须借鉴其他法治国家的成熟做法，以宪法和法律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使地方权力宪法化、法律化，即形成宪政层面的地方分权格局。2000 年3 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通过的《立法法》，初步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划分作了法律层面的规范，对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二) 地方应行使的国家权力内容 我们认为，将来应通过下位法的邻接，将宪法规定的地方权力化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具体内容。 1. 在政治权力方面。修改《选举法》和有关组织法，对由省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干部不能轻易调往他处任职，以尊重民意和维护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性。 2. 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事权。将除中央应保留的宏观调控手段以外的经济管理权限完全赋予地方人民政府，地方政府负责本地的教育文化事业、社会事业、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环境保护等。 3. 进一步完善中央与地方分税的财政体制。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逐步建立起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以提高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控制能力。 (三) 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体制 根据法国二十多年来实施《权力下放法案》的经验，传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地方权力宪法化之后，中央必须加强对地方权力的监督，改原有的“事前监督”为“事后监督”，主要是监督地方执行宪法与法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地方“分权而不分离”，在新的条件下维护国家的团结统一。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我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将地方权力宪法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世界宪政发展潮流使然。地方权力的宪法化有利于真正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有助于持久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使国家的发展获得一种永续的动力。我们相信，只要在地方权力宪法化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中央对地方的权力监督体制，就不会影响国家的团结统一。 ①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②③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40～341页。 ④姜士林等主 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本文所引各国宪法条文除特别注明者外，均出自该书。 ⑤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⑥[英]伊夫·梅尼:《西欧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
关键词：方言词，地域文化
语言普遍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很多语言现象都属于文化的一部分，比如借词、地名、亲属称谓等等。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由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很早以前就被学者们注意到了，“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撰有《语言与文化》一书，专门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本文即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来探讨汉语方言词词义的文化因素。博士论文，方言词。
一、地域文化与方言词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而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地域文化必然要利用该地域通行的语言——方言承载、储存和传播文化信息，并以这种语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表现形式而发挥其引导、制约人们日常生活的作用。简言之，地域文化的特质必然要反映到方言中，也可以说，地域文化就是通过方言本身表现出来的，这样，方言就成为地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地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同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和语义等语言层级结构水乳交融，互为里表，而方言词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方言词直接承载、储存、传递地域文化信息，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同一地区的人群获得了大体相同的价值观和道德评价，至少是大多数人都认可的，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会对包括方言词在内的整个方言系统产生强大影响，对方言词词义的形成产生具有不可估量的制约和均衡作用。面对同样的客观现实，具有不同地域文化的人群能产生大相径庭的观念，从这些观念出发，根据地域文化的特质，混合地域文化内在精神实质的方言词就大量地出现了。
方言词作为地域文化最直接的载体，是传递地域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这是方言词对地域文化的重要贡献，同时，方言词也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日常交际中使用方言词，既要符合语言运用表达的规律，又要达到地域文化的要求，但是，地域文化对方言词的制约有时与语言结构规律发生龃龉，无法达到二者动态的平衡，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往是语言做出让步，以适应地域文化的要求。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在结构相同的情况下，一种方言的词语同其他方言或标准语的词语相比，往往词义差别很大；第二，方言词所表达的语义内容，有时无法在其他方言或标准语中找到准确对应的词，有时甚至缺失。博士论文，方言词。也就是说，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面对相同的客观实在，但是表现这种客观的方言词可能存在迥异的面貌，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出现缺失的局面，这就形成了“语词空缺”。这种“独有”或“空缺”现象，说明在地域文化影响下的方言词存在着独特的地域风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判断一个人是什么地方的，不仅需要听他的口音来，还要听他用的词，因为方言词承载的地域文化使人在语言表达上具有独特的风格。虽然“独有”和“空缺”现象出现在个别的方言词上，但是从方言的整个词汇系统来看，地域文化的痕迹还是处处可见，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方言是负载着地域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
二、东北文化和东北方言词
东北文化是在中国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和发展的，是地理、移民、民族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东北文化的许多特点都存在这些因素作用的痕迹，比如，东北人多性格豪爽，重情义，同东北物产丰富、地广人稀等地理因素密不可分。又如东北人习惯从血缘角度称呼别人，这和东北移民有一定关系。东北文化是汉文化在地域上的分支，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同东北方言分布区域基本一致，这更容易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方言的影响。
东北方言和华北方言一起作为北方方言的一个次方言，其分布范围大致在中国东北地区，主要在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同普通话比较，东北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方面有很多特点，尤其在词汇方面。东北方言语音铿锵有力，较粗犷，有一定程度夸张；词汇幽默生动，好诙谐，有夸张成分，等等。这些特点形成了东北方言独有的特色，表现为生动形象、活泼贴切、富有亲和力，语义表述精当凝练。东北方言的部分词汇已经进入普通话，但大多数东北方言词仍流行于东北口语中，而这些词语在东北方言中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这是东北文化作用的结果。
有许多东北方言词在形式上同普通话词是一致的，但是在东北方言和普通话中词义差别很大，有时候甚至完全没有关系。比如“贼”一词在普通话中指偷盗别人财物的坏人，可是在东北方言中“贼”用来表示“最、特别、极致”的意思，如口语中常说“贼好吃、贼好看、贼有意思”等等。
在普通话中“打狼”是一个动宾短语，指打“狼”这种动物，但是在东北方言中“打狼”和普通话里的“打狼”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很大差异。博士论文，方言词。在东北方言里，“打狼”的意思是“在某项竞争活动中处于最后的名次”的意思。“打狼”已成为一个意义固定的方言词,通行于东北三省的很多地区。
普通话里的“猫”是指一种抓老鼠的哺乳动物，可是在东北方言中除了指动物，还有躲藏的意思，常用为动词，在句子中做谓语。东北气候寒冷，冬季冰天雪地，人们在冬天一般呆在家里不出门，所以有“猫冬”的说法。在东北方言中，“猫”还可用来指妇女生小孩，有“猫下了”、“猫月子”的说法，妇女生下小孩之后，要不出房间休息一个月，吃有营养的食物，不见生人，类似躲藏起来，所以这种现象也称为“猫”。
“调理” 在普通话中指人受伤或生病后的调养护理，而在东北方言中指算计人、陷害人。“造”按普通话理解，是建造、生产的意思，但是作为东北方言词的“造”意义极其丰富，有“糟蹋”、“祸害”、“吃”、“弄”、“做”等多个义项，用法十分灵活。
这些东北方言词在形式上同普通话是一样的，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产生了与普通话完全不同的意义。博士论文，方言词。当然，这些词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不排除有些方言词和普通话词语只是在字形上重合，真正的本字还没有找到，但是地域文化对方言词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博士论文，方言词。
东北方言词所表达的语义内容，有时无法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中找到准确对应的词，有时甚至会缺失。如“嘎拉哈”一词源于锡伯语，是“嘎尔出哈”的汉译音，指骸骨，多取之于猪羊等动物，是妇女和儿童游戏的器具。“发纸”这个词，从表面看仅仅是个动宾词组，在普通话中是分发纸张的意思，而在东北方言中“发纸”往往作为一个名词来用，它专指在除夕晚上，东北广大农村地区举行的祈福祭祀活动。这种活动是群众自发举行的，在除夕晚上22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家家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同时放爆竹，之后会在住房、谷仓、鸡窝、猪圈等的门口焚烧一些纸钱，祈愿神灵保佑来年生活安定幸福。这种仪式会因地而略有不同，但“发纸”负载的东北地域文化信息却惊人的一致，这是普通话中没有的。
北京话里的“侃大山”在东北方言中用“瞎白乎”表示，普通话里的“很多、极多”在东北方言中用“老鼻子了”来表达。东北方言词“丁价儿”是副词，一直、不间断地的意思。“晃常儿”是副词，时常的意思。“埋汰”是脏的意思，“乌拉巴涂”是水温热的意思，“泡子”是小的湖泊的意思，等等。博士论文，方言词。这些方言词在普通话或其他方言中很难找到准确对应的词语，有的甚至缺失。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地域文化对语言的冲击，东北方言词具有了东北文化的特点，在东北方言词中留下了东北文化的烙印，使得在东北文化影响下的东北方言词保持着独特的风貌。
三、结语
地域文化对方言词的影响是巨大的，有时甚至直接促成方言词的产生，因为有了现实的需要，人才会想着要用词语去指称表述。在民族语内部，即使语音上、形式上相同的词，因地域文化的影响可能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意义，如果地域文化差异过大，可能出现“语词空缺”的现象。而方言词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传播着地域文化信息，富有生命力的方言词甚至会起到传播地域文化的作用。比如东北方言中的“忽悠”一词，不仅让全国人民知道这是欺骗、哄骗的意思，同时把东北文化中幽默诙谐的文化特质也传递出来。方言词和地域文化相互影响，它们之间存在无法分离的密切关系。研究地域文化，少不了方言词研究的支持，同样，研究方言词，也可以从地域文化研究中获得启发。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中曾主张把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结合起来，“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罗先生的治学方法在今天仍有价值，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2]萨皮尔: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3]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4]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贾晞儒：民俗语言表述之初探[J].青海民族研究,2009.
地税文化建设在很大一部分干部，甚至是领导干部中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就是搞好基础建设的误区。认为搞地税文化建设就是要把办公楼、办税场所装饰得有文化氛围就可以了。第二个误区就是做一个文化长廊的误区。认为把地税这些年的工作总结一下，以文化长廊的形式表现出来了，地税文化就建设好了。第三个误区就是搞几个活动的误区。认为地税文化就不过是搞几项象模象样的活动，活动搞好了，地税文化建设就搞好了。
地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综合性管理工程，搞好地税文化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朝一夕能做好的事只是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如给纳税人一个很好的办税环境，做一个地税工作的展示平台，搞几个象模象样的活动。前面所说的三个误区可以说是地税文化建设的一个部分，甚至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但这个三个误区都是文化的表现层，而真正的文化管理的核心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一种思想境界，是一种体现在日常生活、工作当中的自觉行为。省局提出地税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是：和谐聚力、诚信服务、争做第一。怎样做才能达到“和谐”、“诚信”，并最终实现“第一”这个愿景？我认为地税文化建设就是一个“洗脸与洗脑”的过程，“洗脸”是从形式上表象上建设地税文化，而“洗脑”则是从本质上从核心上建设地税文化，最终达到文化管理的目的。前面所说的三个误区仅仅就是“洗脸”，而更重要的却是“洗脑”，地税文化建设怎样“洗脑”？我认为至少要注意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二、地税文化建设需要注意的六个方面
1、精神支柱地税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是什么？精神支柱应当是让你为之生活下去，并为之努力奋斗下去的一种信念。那么地税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是什么？是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吗？假若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和福利待遇，会有人想方设法调进地税部门吗？回答肯定是没有。现在都已挤进了地税这个部门的干部职工们，又为什么会出现有勤劳有懒惰，有先进有后进，甚至还会有违纪犯罪的现象呢？这就说明光是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还不是地税的精神支柱。那么精神支柱是荣誉？是让众人所认可的政绩？也不尽然。有些单位已经连续多年获得先进单位，单位的工作可以说是经得起检查的。可是得了先进单位之后，上级就发了一个铜牌，下了一个文，表彰了一下，这个表彰一阵风之后就过去了。有的同志就说了，我们得先进单位的不如得先进个人，得先进个人的还可以得点儿奖金，碰上职务晋升、分房、职称进级等，得先进个人的还可以加分，而得先进单位的，既没有奖金得，又没有分可加。所以先进单位反而没有人愿意要了。而先进个人的指标是有限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是先进个人，如果我觉得我可能得不到先进个人，那么我就可能干脆不要太积极了，反正我什么也得不到，做也一样，不做也一样，混混而已。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荣誉反而成了累赘、成了拦路石。地税文化建设的精神支柱到底是什么？应当是物质和精神的有机结合体。地税文化建设和地税的文化底蕴、地税部门各级领导对文化的把握有很大关系。因为地税文化建设还只是起步，地税各级领导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引导地税干部职工对地税实行文化管理产生兴趣，带动干部职工思考地税文化建设的意义，找准地税赖以发展进步，实现争做第一目标愿景的精神支柱并为之努力奋斗。
2、追求目标省局定位于“第一”这个愿景就是我们地税文化建设的目标，因为是一个愿景，所以我把这个第一又理解为“一流”，就是要把地税建设成为一流的队伍。要追求这个目标，并实现这个目标，我认为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要经营人心。其实，地税文化建设过程也是经营人心的过程。地税文化建设之所以说是经营人心的事业，是因为地税干部职工是地税的价值核心，是地税实现“第一”目标愿景的依托。统一价值观，让大部分干部职工感受到在地税工作，其自我价值可以得到充分的展现，其人生的目标可以在地税得到充分的实现，其行为可以得到全体同事以及广大纳税人的广泛认可，其工作政绩可以得到政府得到社会的高度认可。二是整合资源。地税文化建设之所以是整合资源的过程，是因为地税发展要从现在开始，力争用最优化的人才物配比最优化的事业发展流程，把地税发展推向新阶段。地税文化建设最浅层的意义可以理解为对地税工作进行包装，而这种包装实质上就是要完成一次近乎脱胎换骨的改造，是对地税工作从组建到现在进行总结提炼并进行必要补充的完善。以制度为例，我们从组建到现在制定了很多的制度，有多少制度是作废了的？又有多少制度是部分作废了的？有多少制度是做到了与时俱进的？又有多少制度是形同虚设的？对这些制度就要进行整合，要让有用的制度充分发挥作用，让作废的与形同虚设的制度彻底消失。决不能让那些过时的无用的制度成为禁锢干部职工手脚的镣铐，成为阻挡地税发展实现追求目标的拦路石。
3、用人取向以瑞昌地税为例，从组建到现在，瑞昌地税只有1人是不愿意呆在地税而主动辞职下海的。人家为什么不愿意呆在地税？据当事人讲，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地税不能发挥其专长。那么现在呆在地税队伍里的同志们是不是都能发挥专长了，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了呢？应当说很难乐观的回答这个问题。有的领导常常是抱怨这个岗位那个岗位找不到很合适的人选，真是如此吗？不是，并不是我们地税缺少人才，而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发现和利用人才，没有去大胆地给人一个展示才能的机会或者说是平台。
用人，对于地税部门来说，道德水平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其能力水平。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我们工作性质决定的。地税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收入，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人混入了地税队伍，那么决不是个什么好事。报上经常有这方面的报道，省局文件也发过这方面的通报，此中危害无须赘述。在道德水准先行确定的情况下，用人的取向应由能力来决定。这个能力有业务能力、组织能力、社交能力、应变能力，这四种能力如果能集于一身就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不能集于一身，那么就要看我们需要用什么样的人才。如果是选业务科长，那么我们的侧重点就是业务能力，如果我们是选县局、分局的领导干部，那么选择的侧重点就应放在组织能力上面，如果是选择办公室主任，那么选择时就要侧重于社交能力和应变能力了。用人的取向是应根据工作的所需，这样才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我们现在采取的竞争上岗的办法选拔人才，应当说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之一，说其好，主要是因为竞争上岗总的来说比较公平。但竞争上岗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可能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在用人的取向上还有一个因素，那 就是长官意识，一把手意识。一把手提出的人选，往往是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一把手提出的人选大多数本身就是优秀的，是经过人事部门长期考察的；二是一把手提出的人选一般来说都是具有一定的工作阅历，能把其作为人选提出来，就一定会有其所长，有其能说服众人的地方；三是一把手提出的人选即使是不够理想，但不影响人事安排的整体平衡，也不会造成强列反对的局面。因为提出反对意见会有三个风险，第一就是造成班子不和谐的风险。第二就是造成反对一把手用人思路，不与一把手保持一致的风险。第三就是造成不支持一把手工作，有另立山头的嫌凝。有这三个风险的存在，班子成员还会反对一把手提出的人选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用人的取向还在于一把手的用人观。
4、管理模式管理模式也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地税系统的管理模式是什么？应当说从组建到现在，地税的管理走过了三个过程，第一就是模仿管理过程。这主要是地税组建开始的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应用的管理方式，一切依靠模仿原税务局的运行方式进行管理。第二个就是制度管理过程。地税模仿管理运行过程中，对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进行总结归纳、规范，制定了适合地税管理的工作制度、工作流程，并按照制度管人管事，这就是制度管理模式。制度管理模式在地税管理的过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当说到现在我们还在依重于制度管理，制度管理还将存在于地税运行的全过程。第三就是科学管理过程。由制度管理过程走到科学管理过程的主要标志就是，江西地税新征管软件系统在全省范围内成功运行。科学管理模式还不是我们的最终模式，我们管理的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由科学管理到文化管理。文化管理将是我们要进入的第四个管理模式。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进行管理，江西地税工作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比重提高、位置前移、形象更新”。要实现这个目标，在好的管理模式的情况下，还要有好的执行人，这就是个执行力的问题。我把执行力简单的理解为执行能力，就是一个能力问题。前不久，江西地税主办了“三个服务”论坛，因为是论坛，按理就应当出现不同声音，就应百家争鸣，然而这个论坛的声音却是高度的一致，这似乎有违论坛之属性。税徽中的灯笼边是金黄色的，而瑞昌市的税徽灯笼边与字一样全是红色的。本人不自量力，有次斗胆对领导说，把税徽做成“江山一遍红”是错的，是否可以改之。领导说了，省局规范化办税服务厅的样板就是这么定的，你能改吗？于是将错就错，用错误来表示与省局的高度统一，用错误来表示坚定的执行力。这种执行力值得提倡吗？我看不见得。管理实际上也是一个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不断反复总结提高的过程，我相信省局也愿意听取来自基层的合理的建议，要不，为什么省局领导经常到基层进行调研呢？因此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都要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吸取精华，并反馈于管理之中。
论文关键词：文化；西部地区；行政文化；地方行政改革
一、文化及其在行政组织中的表现
（一）文化之内容与功能
“文化是一个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体”，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个社会成员、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都不可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其内容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常规行为、规范和标准等。其功能主要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凝聚功能，除这些积极作用外，文化还常表现出其消极的作用。因为其本身的稳定性和持久性特点，使得社会环境变化时，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却不能及时跟上环境变化，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文化的多样性特点，使得人们可能同时面对多种价值观，产生观念碰撞下的心理矛盾，而这种观念冲突如果超过社会心理的承受能力，则会造成诸多社会群体问题。
（二）文化在行政组织中的表现
1、行政文化与特定社会文化密切相关，任何一种行政文化都离不开特定地区的历史、经济、自然地理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陕西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中国封建史上辉煌的汉唐盛世，经济繁荣、国泰民安、土地广茂、物产丰富，这一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文化中包含着安于现状、容易满足、保守封闭的文化心理，在地方行政管理中具体表现为小富即安、积极性缺乏、创造性差等特点。
2、行政文化直接作用于行政人员的工作态度，进而影响行政活动的方方面面。具体而言，行政文化主要通过行政人员的认知和情感对其行政活动产生作用，当行政人员对工作的认知表现出责任、意义重大，其自己的职业有强烈的情感关联时，其一定能认真负责地完成工作。同时，态度是“个体对客观事物所持有的评价以及心理和行为倾向性，由认知、情感以及行为倾向性所组成”，一定的态度引致一定的行为，比如，西部地区受传统文化中旧的行政思想影响，长期以来形成的对工作不愿承担风险、不愿意负责任的态度，对待问题能躲则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态度下工作只能是缩手缩脚，进步困难。
3、行政文化是行政活动进行的环境因素，正如雷恩所说，“一切管理都是文化的产儿”，人类对人、管理、组织的思想，是基于整个历史文化发展中行为准则的变化而变化的。西部地方政府的行政组织如何管理？用什么组织结构、什么评估模式等管理方法的选择都受制于行政文化这个环境因素，超脱这个环境，管理活动无法进行，所以不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和管理活动是没有生命力的。
4、行政文化创新是行政改革的先导。一定的行政文化实际形成了行政体制的灵魂，文化创新是体制改革的前提。特别是文化中所包含的价值观，在行政体制改革中对行政人员的具体管理活动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因为价值是个体对客观事物的重要性的社会社会价值的一种判断和观点，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是非、善恶和重要性的看法和评价，其代表着人的一系列基本信念。不同的行政人员对同一事物有着不同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态度和行为，有人重视工作的成就，有人看重物质利益，有人则迷恋于权力和地位。究其根源就是因为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西部地方行政改革，要先从行政文化上入手，从行政价值取向上倡导追求公平、效率、民主的行政价值目标。
二、西部文化对地方行政改革的双重作用
（一）我们应该看到西部文化中所蕴含的优秀文化成果
比如，西部人不畏艰险、积极奋进的创业精神，从二千多年前三赴西域开通丝路的张骞，到历经磨砺西去印度求经的唐玄奘，再到领导下的红军在延安十三年艰苦创业，都造就了西部人自力更生、勇于开拓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新时期西部开发大业中，仍然不可缺少。西部经济基础薄弱、劳动力素质低等现实特点要求我们脚踏实地地靠自己的双手改变命运，靠自己的力量变革发展，不被任何恶劣环境和困难所屈服。
（二）西部文化中的实事求是、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也值得我们发扬
讲过“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因为这个中共在陕北由小变大，不但壮大了革命力量，并形成了一系列来自于实践的宝贵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就是前辈给我们留下的重要遗产，在新的时期行政改革仍必不可少。穷则思变，但不从实际出发，盲目照搬东南沿海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创造出真正的繁荣，有的只能是暂时的物质或心理满足。只有从当地实际入手，通过调查研究，亲身深入基层全面掌握第一手信息，探索适应西部行政改革的新方法和新模式，才是要走的路。
（三）我们不能不看到西部文化中落后的、消极的部分依然影响着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
“按文化地理学分类，将西部地区文化划分为内陆文化，这种文化模式是封闭性强、变化缓慢，文化内部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呈现一种高度刚性结构”这样的文化特征对西部地方行政改革来说是个直接障碍。具体表现为思维方式上缺乏变通性，固步自封、刻板僵硬；行为方式上受官本位思想较重，强调亲缘、地缘，人情至上，制度和法制力量薄弱，行为缺乏理性和规范性。在行政组织内依然较多的存在着依附顺从的封建家长制思想，行政人员不是“为民服务者”而是高高在上的“统治管理者”。一些行政人员过多地强调对上级负责，却对下级不负责，对自己的“利益”负责，却对百姓不负责。这使得惟上级领导的意志是从、阿谀奉承的思想广泛存在，更甚者不惜利用手中人民给予的公权力侵犯人民的利益，以换得领导的欢心和自己日后升迁的资本。
三、构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文化，推进西部地方行政改革
新型行政文化应该是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要求的行政组织的价值观念体系。西部地区要构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行政文化从根本上讲是要对行政人员的职业思想观念重新整合。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观念改变非一蹴而就之事，观念的改变相对于社会的发展常存在着明显地滞后性。特别是在当前，西部地区并存着自然经济下产生的传统行政文化、计划经济下产生的行政文化、市场经济下产生的现代行政文化，以及中国本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多种文化在此相互激荡、糅合，更增加了观念转变的难度。旧有的行政价值系统、行为规范系统已显然不适应行政现代化的要求，行政人员和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规范系统却还尚未建成，特别是行政人员对各自的观念缺乏理性选择。因此，观念转变要适度地进行，以将观念滞后与观念冲突的副作用减少至最小。具体而言，这种观念创新应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行政职业观念的确立
与其他任何职业一样，行政工作也是一种职业，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术。由于长期人治思想影响，无论是行政人员本身，还是一般公民都对此认识模糊。传统宗法行政文化产生的任人为亲的用人观念，导致大量贤德被拒之门外，并造就出一批专长于游戏官场、精于相对权术变化但却缺乏行政职业观念和技能的行政人员。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转变都召唤着一批具有现代行政知识与技能的从业人员。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实行，无疑为此铺开了大道，但仅仅从制度上规范是不够的，深层次的观念认同才是根本。这种观念的确立，首先要倡导行政职业价值意识，行政人员要意识到，行政工作亦是一种体现个人价值的途经，而且因其代表并维护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而更具职业荣誉感。其次要倡导职业责任意识，“责任与特定制度结构中个人的角色相应，与个人在某种组织中承担的使命相关。个人承担什么样的角色，他就应该负怎样的责任。”行政人员的职业角色决定其必须对其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管理活动的结果负责任。责、权、利一致是现代行政的必然要求，行使多大权力，就相应地要承担多大责任，注意增强行政人员的职业责任意识。
（二）行政开放观念的确立
新型行政文化需强调公共性和民主性，以扩大公民对公共事务管理的有效参与。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人们习惯地认为行政人员、政府都优于公民，有着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在政府面前，公民只是消极的被治者，存在实际上的不平等。随着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推广，公平、平等的观念日益为更多公民所认可，并要求一个开放的政府，能使公民更多了解政府，也更容易将自己的意愿反映给政府。实现这一目标，增强行政透明度是关键，畅通公民沟通政府的渠道是基础。我国近些年实践的听证制度就是为保证公共政策中各方利益主体平等参与的一项基本制度设计，只是有些地方的听证会更流于形式，实际民主沟通作用乏力。政府应进一步扩大、畅通政府与公众间的常态沟通渠道，让公民以更低的成本、更容易地与政府沟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公民和政府的交流由“单向”变为“双向”，公民可以从网上了解政府的最新动态，亦可以将自己的要求及时反映给政府，提高公众参与的能力和兴趣。但需要注意的是要尽可能地避免“无序化参与”，即参与者仅借助网络发表观点，而这些观点或建议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汇总分析，导致参与达不到实际效果、流于形式。
（三）法律观念的确立
依法行政是现代行政的核心特征，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在西部悠久的历史文化中虽然也可以看到行政活动中法律的影子，但诸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提法多数时候只是口头上的标榜，实际中却处处存在着“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行为准则，这种观念影响至今。现代行政必须确立依法行政的观念，对于拥有权力的行政工作人员必须对其权力进行制约，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具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处于平等地位；完善各种法律法规，特别是通过法律法规对各种行政权力的明确界定，行政机关只能行使法律限定的权力。所有公民尤其是行政人员要明确法律的目的是体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正当权益。同时，在实践中还要将法律由偏重义务设置、权力保障转向重视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
[关键词] 地域文化；地方高校；创新强校工程
为提升普通高等学校培育人才的能力，教育部先后推出了“教学质量”工程和“创新强校”工程。在中央高层提出全民“创业创新”的口号之后，教育部相应出台了大学“创新强校工程”的实施方案。对地方高校而言，结合地域文化特色开展协同创新，成了“创新强校工程”的主流。本文拟对地处广东东北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梅州的高校嘉应学院进行案例研究，重点分析各校有关创新强校工程的资料，以期找出地域文化对地方高校开展创新强校工程的引领功能。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粤东北地方高校实施创新驱动的具体做法进行分析和梳理，从创新资源、创新主体与网络关系、创新政策与机制、发展效果四个维度对其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和归纳地方高校创新驱动发展的经验举措，识别关键要素。研究Y果表明，通过发挥政策引导、搭建平台、公共服务等，充当区域战略规划者、资源评估者、网络构建者、指标优化者，广泛激发一线教师的积极性。
一 地域文化为地方高校提供办学资源
从地方高校的角度看，专业是为学校承担人才培养的职能而设置的。地方高校专业建设主要包括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专业教育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三大基本要素。
地方高校的特色专业是指充分体现学校办学定位，在办学思想、专业建设、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条件、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获得社会认同并有较高社会声誉的专业。针对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需求，地方高校可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建设入手。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旨在培养掌握文化学理论与方法，具有宽阔文化视野和现代管理意识，熟悉文化法规及政策，具备较强规划、决策、组织、策划、创意以及沟通表达能力，具备较强社会调研和信息处理能力，能够在文化产业及相关产业及文化事业单位从事文化经营管理、文化贸易与交流工作的应用复合型高级人才。
利用地域文化开设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其课程设置可分为：文化基础与文化资源类课程，如文化资源概论和应用民俗学等；文化产业管理类课程，如文化产业概论、文化投资学和文化贸易学；文化产业创意与策划和信息技术与文化产业等。那么，地域文化和地方高校有何关联呢？首先，地域文化丰富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理念。服务社会是高等学校的重要职能，也是高等院校对地域文化核心精神的提炼和阐释。其次，地方高校以地域文化为载体服务地方发展。根据地域自然资源的特点和形成的地域文化，地方高校特别是资源型城市中的地方高校，充分利用自然科学学科以及地域中的各种自然资源，积极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科学研究，使高校的学科建设通过与地域自然条件及形成的资源文化相结合而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从而更好地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其三，地方高校校园文化引领地域文化发展。地方高校校园文化，以其开放性、批判性和创造性反作用于地域文化，推动着地域文化的重构，并成为地域文化的标志，对地域文化建设具有强有力的引领作用。最后，地方高校依托地域文化与地方社会实现资源交换。地方高校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实际上是一种学校与社会的资源交换，这种资源的交换往往也以地域文化为依托。
二 从本科教学质量工程到创新强校工程
2012 年2 月，教育部了“十二五”期间“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设项目的通知。这项工程旨在全面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以特色专业建设为核心，实施特色优势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在设计和实施教学质量工程上，高等学校必须要结合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和本科教学评估，将项目实施与教学评估、项目建设与日常教学检查通盘考虑、有机整合，形成合力。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主旨就是引导高校加强内涵建设，形成重视教学、重视质量的良好环境和管理机制，实现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协调发展。质量工程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目标，实现质量工程项目建设为最终目标。
高校在实施本科教学质量工程的过程中存在教师思想认识不足、激励力度不够、团队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为保证质量工程取得预期效果，需要采取加强思想教育、改变观念、加大激励力度等措施。高校质量工程工作实施多年来，强化了教学的中心地位，加大了教学基本投入，使本科教学软硬件设施均得到了明显改善，也促使学校把办学积极性回归到提高教学质量、加强内涵建设上来，重新思考办学定位，凝练办学特色。
课程建设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自身的评价等级和建设水平，而且还将影响教师队伍、设备设施、教材建设、教学手段、授课质量、教学管理等要素的结果。关于教学项目标管理，教育部质量工程1号文件指出“通过质量工程的实施，使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提高，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基本形成；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取得突破，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显著增强；高等教育在落实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基本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长抓专业和课程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注重培育教学团队和高水平师资队伍等。”
在机制改革内容方面，重点开展协同创新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模式、人事管理制度、评价激励机制、科研创新机制、资源配置方式、组织运行规则等七个方面的改革，推动实现四个转变：一是转变高校办学发展导向，高校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研究平台搭建等工作要超越学科需求导向，逐步向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导向为主转变；二是要转变现行高校人事人才管理机制，转变单纯以项目、论文数量为主的考核评价方式，以注重创新质量、注重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贡献度、贡献率为导向；三是转变高校组织管理方式，组织管理从个体、封闭、分割方式向流动、开放、协同的方式转变；四是转变高校资源配置方式，创新要素与资源从孤立、分散的状态向汇聚、融合的方向转变，实现有效的聚集和增效。
三 以地域文化创意课推动创新强校工程建设
梅州居于世界客都的定位，需要立足于客家文化创意产业，挖掘客家传统资源的存量，以扩大文化产业的增量。在克服实体经济欠发达之不足时，梅州不可丢弃生态和文化之优势，以文化产业引领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梅州文化、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作为客都梅州的地方高校，嘉应学院应发挥客家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主力军作用。
首先，完善学科建设。嘉应学院应尽快把文化产业管理及创意学纳入学科建设范畴，形成多学科辅助发展的客家文化创意学科体系，待条件成熟后再整合资源设立客家文化创意学院。
其次，逐步改革课程建设。学校应该高度重视客家民俗课程的开设，以地方民俗文化为切入口，激l学生的艺术创作灵感。
再次，积极开展“工作室制”人才培养模式。工作室的管理人员要具备教学、实践、科研能力，比如嘉应学院音乐学院专门为客家山歌大师汤明哲设立工作室，就是此类培养人才模式的尝试，实践效果证明非常有助于地方特色高校的人才培养和专业建设。
最后，嘉应学院就客家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所需的师资力量而言，不断引进先进的教学理念和主题化教学。鼓励教师多开展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促进学生与社会岗位的无缝衔接。
此外，梅州本土的文化企业可以参与到嘉应学院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课程开发等方面，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为了将客家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形成良好的反馈机制，嘉应学院可以成立特色专业指导委员会负责实时监控，其成员由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咨询机构等有关部门的专家组成，监控内容包括：客家文化特色专业建设是否按照计划进行，是否达到预定目标，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是否得以提高，客家文化特色专业建设中的教学资源分配和利用情况如何。
综上，从文化产业发展的运行机制来看，嘉应学院必须注重培养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客家文化创意人才，如客家文化创意设计和管理人才等。在客家文化创意人才培养模式中，应明确定位，制订科学合理的教学计划；开放渗透，注重学科建设与创新平台建设。
明确的办学目标、先进的办学理念和特色、良好的发展基础、卓越的领导群体是一所高水平大学不可或缺的基本因素；高水平师资、充足的经费保障、整合社会资源的能力则为高水平大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与协同创新、学科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能力、综合管理绩效评价六大方面的制度安排，创新强校工程形成了完善的顶层设计，彰显了扶优、扶强、扶需同时兼顾长远的战略思维。只有从地域文化着手，作为地方高校教学改革与创新强校工程的结合点，才能够让高校师生既能够下接地气，又能够跟进教育趋势，为地方社会发展培养能够留得住的创新性人才。
参考文献
[1]汪晓村，等.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理念与机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于仲安，梁建伟.地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研究[J].中国电力教育，2009（22）.
[3]童宝宏.浅谈研究性教学与高等学校“质量工程”建设[J].教育教学论坛，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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