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重要目的之一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积累以及跨地区、跨行业传导。边疆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社会稳定需要、金融发展状况使得金融监管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更为重要。本文以地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建设情况为例，着重分析了当前地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动和完善边疆地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
随着金融全球化步伐的加快，跨地区的金融市场联系不断加深，跨市场、跨行业的金融业务关联更为密切，而金融风险在国际间、区域间、行业间的传递和影响也越来越深，使得金融监管系统之间的协调合作愈加重要。近年来，地处边疆的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建设的推动下，经济金融在取得跨越式发展的同时，也逐步面临潜在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为维护边疆地区金融稳定，辖区逐步探索建立了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行业监管差异和真空，同时也促进了区域内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推动了区域金融业健康发展。
一、当前地方金融风险状况
近年来，自治区金融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及稳定状态，但随着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变化以及跨越式发展步伐逐步加快，一些新情况与新问题逐步显现，这些因素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值得关注。银行业方面，存贷款结构有待继续优化，存款结构单一，存款偏离度较高，不良贷款反弹压力依然存在。证券业方面，资本市场有待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对特色经济的支持力度还有待进一步发掘，与内地发达省份相比，经济社会发育程度较低，上市资源不足问题较为突出。保险业方面，保险机构经营风险较大，农业保险保障程度相对较低，巨灾风险管理缺乏可持续机制，大病医疗保险作用发挥不够。影子银行体系方面，的“影子银行”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及银行理财产品和民间借贷，与全国相比，“影子银行体系”起步较晚，尚处在发展初期。当前，在监督不明确、管理不到位、金融服务缺失的情况下，普遍存在公司架构不全、经营管理水平低下、风险较高等现象，并且由于注册资本较少，在外源性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资本规模的限制阻碍了“影子银行体系”业务开展。
二、当前金融监管协调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逐步加剧，金融行业的界限日益模糊，在当前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如何完善并发挥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作用，对防范跨行业跨区域的风险并引导地方金融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为适应当前金融形势的变化，自治区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由以往的“一事一议”的非制度化安排，逐渐在向制度化过渡。目前，已经建立了“一行三局一办”的金融监管合作与信息交流共享机制、风险防控会商机制等制度化安排，辖区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正在逐步完善，但是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较，仍存在一些共性的情况和边疆地区特有的问题，影响了监管协调机制效用的进一步发挥。
（一）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相对松散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相对松散，导致了金融监管协调效力弱、效率低。虽然目前辖区建立了“一行一办三局”为主体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但是这些制度化机制，组织较为松散、制度配套不够完善、协调力度不足、约束机制缺乏，造成了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效力得不到有效的、充分的发挥。在金融监管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方面，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基础设施不完善，尚未建立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各个金融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无法对接，并且仅局限于人民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点对点交流模式，而其他各监管机构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信息网络，无法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及降低金融监管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的作用。同时，信息交流的频度不够，由于监管部门的金融监管信息数据产生时限不同，信息无法定期按时交换，造成了交流共享的信息失去了时效性，进而造成了信息交流共享后利用率不高。在共同检查、联合调研等方面，由于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范围、监管重点不同，关注的风险方面各有侧重，无法形成统一的金融监管合作行动。
（二）金融监管主体职能界定不明金融监管主体个体职能界定不明，导致了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基础不够稳固。当前的金融监管原则上是按照“谁审批、谁监管”，但是受限于辖区监管主体职责划分不明、监管力量不足、监管能力有限等客观原因，存在对所监管对象疏于监管，对监管对象的运营及风险不了解，甚至于监管对象的数量都不确切掌握等情况。以对影子银行监管情况为例，辖区影子银行的审批机构存在“重审批、轻监管”现象，与影子银行监管相配套法律法规也不够完善，同时，中央派驻的金融监管机构与地方金融部门权责在影子银行监管方面仍较为模糊，导致影子银行的监管出现“监管真空”“监管缺失”等问题，既不利于影子银行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维护区域金融稳定。
（三）金融监管协调合作体系不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未能形成立体化、多层次、统一的监管协调体系，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只存在人民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的单向之间、地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仍是空白。地域广阔，地区金融资源相对稀少且分布不均，考虑到建立监管机构的成本效益不匹配的情况，绝大部分地、市以下地区均未设立三会分支机构，目前人民银行在各地区均设立了分支机构，银监局在林芝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证监局及保监局在除拉萨市外的各地区均未设立分支机构，县及县以下均没有设立任何金融监管机构，因此，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只存在于自治区层面，基层未形成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一旦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自治区级监管机构难以及时掌握地区金融风险的具体情况，需要地方政府和地、市人民银行层层上报，对风险处置的有效性和时效性难以保障。
（四）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少核心主导机构核心主导机构，或者说牵头部门是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础，比如，美国成立了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德国成立了金融市场监管论坛等机构专司协同职能。目前，辖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少核心主导机构，直接影响到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协调、合作以及金融风险的处置。一旦发生金融风险，地方政府金融办的职能不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总体协调能力欠缺，金融监管部门存在监管范围局限等问题，势必造成对突发的金融风险处置迟滞与效率低下。
（五）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缺乏服务引导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社会生态等现实，造成了金融发展缓慢、金融生态脆弱、金融业竞争力差等情况存在，因此，为促进地方金融发展，边疆地区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不应只是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更要辅以高质量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引导功能，促进金融业规范经营，稳健发展。但由于金融监管部门只对所监管行业提供金融管理与服务，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又缺乏配套的制度支持，因此，造成了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对跨行业、跨地区的金融业务、金融市场等缺乏整体协调性、综合性、导向性的金融服务，缺乏实际有效的市场指导意义。
三、对策建议
（一）建立立体化、多层次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一是加强国际间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和“环喜马拉雅经济带”建设的推动，的金融体系也在进一步开放，边境地区与周边各国的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使得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更显必要。因此，应拓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渠道，建立边境地区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和危机处理机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二是加强区域间金融监管协调合作。边疆地区的发展离不开周边省区的支持配合，同样，边疆地区的金融稳定同样要依存于周边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随着经济金融的发展，金融活动更加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而金融风险在跨区域的传递和影响趋势会逐渐显现，因此，应加强边疆地区和周边省区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促进区域间的金融市场协调发展，促进边疆地区与周边省区的金融发展和区域金融稳定。三是加强区内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在区内建立立体化、多层次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垂直监管协调与分层监管协调相结合。以自治区政府为主导，人民银行拉萨中支作为具体组织者和协调者，在人民银行拉萨中支设置辖区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办公室，负责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日常工作及协调工作；辖区各地市（口岸）中支政府以及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及其它具有金融监管职能的部门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参与部门，避免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过于松散，加强全区对金融风险防控的整体协调，以协调合作机制的运作弥补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在多数地区没有分支机构的监管薄弱。
（二）明确地方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牵头部门目前，人民银行总行已经牵头建立了部际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组织召开了金融监管部门的部际联席会议，金融监管协调办公室设在总行办公厅。而在地方一级并无明确的牵头部门，随意性较大。为便于地方上金融监管工作协调机制运转安全高效，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权责明晰，建议以地方政府作为牵头部门建立区域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在危机处置与风险防范中，可以整合协调地方资源支持，形成立体化、全方面的区域监管协调机制。同时，由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作为中央银行派驻地方的金融监管机构，组织辖内各金融监管部门共同防范和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其主要的、重要的职责，而其组织实施货币政策、维护支付体系安全、最后贷款人等职能使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在维护地方金融稳定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建议将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办公室的职能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承担，促使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工作日常化、专职化，充分发挥人民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解决跨行业、跨市场风险传递的监管模糊问题。
（三）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配套制度体系首先，尽快明确地方政府、人民银行与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责及风险处置责任，针对当前金融业中混业经营状况及交叉业务特点，赋予各监管部门明确的职责与事权。其次，在明确监管职责与风险处置责任的同时，应以制度形式明确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监管合作机制、信息共享机制、风险处置中的牵头负责和协作配合机制，提高地方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中各机构间的协调度和配合度。第三，统一监管与服务目标，避免监管重复和服务缺失，节约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在针对跨市场、交叉性的金融创新监管方面、信息采集方面、实施检查评估方面，应充分发挥协调合作机制的作用，既要确保监管到位，又要避免对同一金融机构实施同类检查评估、重复收集相同性质数据等等，减轻金融机构的负担。
（四）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应突出金融服务引导的理念发挥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作用，统一规划辖区金融业的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合理分布金融资源，鼓励金融创新，减少相关的行政审批，加大对地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综合金融服务与经营的引导，以适当的方式引导地方“影子银行体系”的规范化发展，采取措施拓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展渠道，推动地方金融的发展。
（五）建立统一金融监管信息平台针对金融监管信息交流共享机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应建立一个跨机构、跨行业的统一金融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信息的及时提供和获取，节约信息交流成本，增强共享信息利用率，提高信息收集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实现地方政府、人民银行与各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金融监管信息的实时共享，完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信息基础。参考文献：
[1]罗嘉：《我国金融监管协同机制研究》[J]，经济科学出版社，2015.1。
[2]孙慧：《金融监管中的监管信息与监管效率》[J]，上海金融，2007.9。
[3]刘晓纯、王颖：《论我国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的完善》[J]，金融与保险，2010.5。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壮大了地方实体经济的同时也孕育了市场对金融服务创新的监管需求，而由于金融混业经营、区域经济金融发展差异性、金融资源供给不均衡等原因所导致现行金融监管效能部分失效，更是推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成立的现实因素。一方面，成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是弥补“一行三局”监管盲点的重要措施。目前，“一行三局”的垂直监管一般延伸到县级，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只能延伸到省级。通过深入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已经出现“一行三局”监管模式很难覆盖的领域，如民间金融、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设立，金融监管权下放到基层，可有效缩短监管半径，充分发挥地方政府本地优势。另一方面，成立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是地方政府发展区域经济的必然举措。地方政府金融办一般归属地方政府部门，通过在政府内部设立专门金融监管机构的形式对当地经济进行引导和监管，维护地方金融秩序，促进经济、金融健康持续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温州、鄂尔多斯等地区民间金融的蓬勃发展与问题的此起彼伏，考验着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维护地方金融稳定的执政能力。为此，成立一个隶属于地方政府系统的金融监管机构成为现实需要。
二、更名、扩编、增责是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式与实现路径
首先，由于在我国并不存在一个综合性、统一性的中央的金融监管部门，故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名称并不统一，如“金融工作办公室”、“金融服务办公室”、“金融监管办公室”以及“金融监管服务中心”等名称。更名是各地方政府金融办推进地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例如，广东省金融服务办公室更名为“广东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北京市金融办更名为“北京市金融局”，从而，金融监管权也随之得到适当扩大，服务地方经济金融的功能也得到一定健全。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重视金融协调、服务和培训的职能，密切联系地方金融实际，注重强化金融产业规划、金融政策实施、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和新兴金融机构监管等职能。其次，在编工作人员数量与人才结构是衡量一个组织机构强大与否的重要标志。从全国来看，上海市金融办是较大的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机构编制一百多人，可它们感到人手还是不够。另外，江苏同样面临这个问题。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编制数量和职能完善程度上存在较大差距。一般地，提供传统公共服务是地方政府的主要功能，而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则是对地方政府的重大挑战。传统地方政府既缺少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现代金融人才，也缺乏从事专业化金融监管的实践经验。随着经济金融形势的快速变化，地方政府要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有效利用金融这个有效的经济手段，为此，充实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编制与人才力量迫在眉睫。第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在金融监管体制内具有重要地位。它是规划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大管家、地方金融生态建设的组织者、金融产业布局的掌控人、地方金融监控的防火墙。地方政府金融办重要职责与功能的有效发挥，必定以一定的权责为保障。否则，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实际上，各省、市、自治区政府金融办正是通过一定程度的增责扩权来发挥其重要功能的。例如，温州市于2011年成立温州市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与金融办合署办公，其职能已经由服务、协调两项拓展至十一项，其中包括：负责股权投资公司、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寄售行和其他各类投资公司监督和管理；负责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典当商行等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行业的专项检查；配合相关金融监管和其他管理部门开展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专项管理；聘请第三方组织对地方政府管理的各类新兴金融机构和相关民间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及其风险状况进行现场检查；统计、分析地方金融组织的相关数据信息，等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机构职能进一步向监管领域延伸，使得金融办无疑已逐步成为地方政府实施金融产业建设的核心权力部门。
三、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过程是扩权增责与强化协调、服务功能的有机统一
近年来，地方政府金融办扩权潮起。2009年上海市印发《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这个被外界称为“三定方案”的规定，新增了监管地方金融国资企业、地方各类新型金融企业等职责，从而赋予了上海市金融办更多实权。同年，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于3月30日挂牌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省（市）级金融工作局。它改变了过去金融办不在政府序列的情况，其职能也进一步强化。以此为鉴，中西部地区的一些省、市、自治区也提出类似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思路，分别将金融办调整为政府直属机构。地方政府金融办实体化改革的扩权思维并不应放弃成立金融办的初衷——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协调、服务当地的金融工作。鉴于经济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的形势，地方政府金融办作为地方政府管理当地金融工作的职能部门，在合理、适当扩大权责的过程中，其协调与服务职能更应该得到强化。当然，强化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协调服务功能的目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金融风险的监管。通过金融改革创新，采取得当措施，尝试建立“一办一行三局”即地方政府金融办、人民银行、证监分局、保监分局、银监分局相互协调、沟通和协作的地方金融监管格局，尤其是要理顺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派驻地方机构与当地政府金融办信息收集、交流与共享机制，以克服金融市场上信息不对称问题，为构建新型地方金融监管打下坚实的信息合作基础，更好地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四、地方政府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应形成“大一统、小分权”的新型监管格局
一、 金融监管体制的理论基础
金融监管体制是指为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对金融活动施加影响的一整套机制和组织机构的总和。 其涉及体制的参加者和如何进行监管两个基本要素。具体而言，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涉及金融监管机关的组织构成、职权、作用机制等方面的内容。
从法律角度来讲，进行金融监管有其必要性：（1）权力必须加以制约的法律规则决定了必须进行金融监管。金融机构承担了一定的社会职能，中央银行具有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宏观调控和进行金融监督的职能；商业银行具有信用中介、支付中介和信用创造的职能；证券、信托、保险等活动也都具有一定的分配和调节社会资源的职能。这些机构的职权隐含着某种权力因素。如果不对其权力进行监督，就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和对社会利益的侵犯。因此，必须对其进行监管。（2）维护公平的法律原则要求进行监管。金融机构通常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当今世界各国对金融机构的设立都采取特许制，金融机构的设立及其营业范围都必须取得政府的特别许可。特许权是一种独占权，即行业垄断。这种垄断地位决定了金融机构在市场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也给其滥用特权提供了可能。为了维护公平，保护处于劣势的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对金融机构必须进行监管。总而言之，监管是金融体系所必需，是制约金融权力，防止滥用垄断权力的必要手段。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金融监管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但监管的进行需要体制的保障，只有将其通过体制加以固定，才能使其公开化、透明化，从而具有效率。如前所述，金融监管无论作为一种权力还是作为一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一个法律问题。这是因为，金融监管体制的主体、构成、职权和作用机制等都要通过法律来确定，正因为法具有“使国家权力的运用合理化、经常化、系统化、公开化的价值”，使得金融监管体制离不开法律的作用。 因此，本文对金融监管体制的研究更多关注法律方面。
二、 金融监管体制的比较研究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我们研究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时借鉴其他国家，尤其是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具有重要的意义。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大致有三种类型： （1）高度集中的金融监管体制，即由单一的管理机构负责监督管理。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体制，英国为这一体制的典型。根据1986年《金融服务业法》，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而对银行业以外的其他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则属于证券和投资委员会（SIB）的权限范围。1996年英国借鉴德国的统一监管模式，建立了金融业监督管理局进行统一的监管。英国素以非正式监管著称，但强调监管的法制化、规范化亦是其近年来的重要举措。英国虽是不成文法国家，但也制定了成文法律对金融业进行监管。1979年成文形式的《银行法》确定了英格兰银行的监管银行系统的职能，1987年《银行法》进一步确定了英格兰银行监管的法制基础。（2）双层多头的监管体制，即在中央和地方两级设立多家管理机构共同负责金融监管工作。这种体制多存在于联邦制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在联邦一级，有货币监理署、联邦储备系统、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进行监管，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住房放款银行委员会、联邦储备贷款保险公司、国民信贷公会管理局和国民信贷公会保险基金负责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州一级，各州都有各自的金融法规和银行监管机构。美国是典型的分业监管，但1999年通过的《1999年金融服务法》标志着美国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变革，它允许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以金融控股公司的方式相互渗透，实现混业经营，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这一法律对其金融监管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美国是西方国家金融立法管制严格的国家之一，仅在银行方面就制定了繁多的 法律、条例，并以规范银行监管为主要内容。其银行监管方面的重要立法主要有：《联邦储备法》、《麦克弗登法》、《银行法》、《银行合并法》等，其内容涵盖了金融业的各个方面。 （3）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即只在中央一级设立几家管理机构共同进行金融监管。如法国设有国家信贷委员会、银行委员会、银行规章委员会、法兰西银行等机构共同负责监管工作。我国也采用这一体制。具体情况在下文中进行分析。
通过对以上国家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体制具有如下发展趋势：（1）银行是重要的金融监管机关。无论在任何监管体制中，中央银行都是重要的监管机关。这是因为央行具有实施金融监管的特殊信息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拥有金融调控手段，居于一国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能有效地履行监管职责。（2）重视金融业的自律 .金融业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金融业运做的实际情况，在执法检查和纪律检控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预防性，因此，在监管方面有很大的作用空间。（3）强调金融机构的内部监控。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可以防范和规避风险，实现稳健和审慎经营，理应是金融监管的重点。（4）逐渐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5）建立健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体系，这样可以实现监管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1、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 如上所述，我国采取的是单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具体而言，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等都是监管机关。近年来，我国颁布《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担保法》和《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法律、法规框架初步形成。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国的中央银行以及金融监管的主体，其法律地位是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确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实施监督管理，维护金融业的合法、稳健运行”。 《证券法》第166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并规定了其职责、监管方法等。 《保险法》也规定了监管部门、监管内容、方法等。 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的管理；二是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三是对有问题金融机构进行处理并采取化解风险的政策措施。
虽然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已初步建立，但由于其建立时间较短，而且我国的金融体制尚未理顺，因此还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尚未理顺。表现在：（1）中央银行的监管地位虽已确立，但其独立性仍有待加强。（2）监管机构内部各职能部门之间和分支机构间监管协调机制尚待完善。（3）同一级别的监管机构之间职权划分不明，尚存在监管的“真空”。（4）重视政府监管，对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管不够重视。
第二， 金融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完善。金融监管的成败取决于是否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金融监管对法律基础的基本要求是：①金融监管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②对金融机构的各种经营管理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范；③金融监管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法规程序实施，杜绝随意性，保证客观性和公正性。 目前，中国金融监管的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监管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再次是执行监管者缺乏监督，既不能保证金融监管的公正、合理，又无法衡量其工作的绩效。最后是影响金融监管的外部环境因素缺乏约束，使监管的效用不近如人意。
2、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途径
第一， 逐步建立起包括中央银行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社会监督配合的大系统监管体系。（1）建立金融监管的专门机构，完善金融监管的组织体系。就银行监管而言，可以设立中央银行银行监管委员会专司监管，由其负责除证监会和保监会监管范围之外的监管工作。具体而言，就是执行银行（含外资银行、附属机构等）、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合作社的监管。中央银行的分行和营业管理部以及其他各级支行的银行监管委员会亦参照设置，这样有利于统一领导、协调运作和提高效率。（2）健全各金融行业的自律性组织。金融业自律具有政府监管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他们熟悉金融业运作的具体情况，而且自律的规则往往含有行业、伦理和道德标准的约束，作用空间比较大。我国已于1991年建立了证券业的自律组织证券业协会，并于2000年5月建立了银行业的自律组织银行业协会，但这两个自律组织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证券业协会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银行业协会所采用的自愿入会的做法使得其发挥作用的空间大为减少。今后，应还原证券业协会民间组织的本来面目，同时对银行业协会的职权加以界定，以利于其发挥应有作用。（3）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系统。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着眼点在于保证金融企业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防范经营风险。内部稽核监控系统应有明确的监控目的、监控项目、专门负责监控的机构和人员、科学的方法与程序及向领导与有关部门反馈信息的制度。通过内部监测可以及早在风险显化之前作出预警，并反馈信息。 （4）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应当充分发挥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机构的社会监督作用。
第二， 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如果说金融监管体系是进行金融监管的前提，而金融法规则是实施金融监管的基础，因此，金融监管法律的建立健全对监管体制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1）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制定《信托法》、《外汇管理法》、《投资基金法》等金融法律、法规。 同时，制订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首先，必须坚定地树立《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主导地位，积极构筑以《中国人民银行法》为核心，《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信托法》、《担保法》、《票据法》等基本法律为框架，《贷款通则》、《外汇管理条例》、《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等业务和机构管理法规为主体，《银行间债券交易规则》、《银行间债券交易结算规则》等单项业务规章制度为基础的、层次分明、互相衔接、全面系统的法规体系。其次必须抓紧制定各项法规的实施细则，实现金融法规定性与定量明晰的双重目标，提高其可操作性。（2）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对加入WTO的回应。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以及外资银行法中均存在许多与WTO和国际惯例不适应的内容，急需修改。如我国现行对经常性项目的真实性审查，严格资本项目的管理，由于影响到了经常性项目下的活动，与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有明显的距离。而且，随着我国入世进程的加快，我国金融业势必受到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国家的金融企业正在或已经向全能化迈进，如果开放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企业必将处于不利地位，这也对我国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我国现在也已经出现了不同业务的交叉，如允许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同业拆借市场进行拆借、债券购回；以股票质押从商业银行取得贷款；允许保险公司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进行回购交易，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等，对这种“混业经营，分业监督”的现状进行管理，除了需要各主管监管部门的协调合作之外，超前性的立法也是不可或缺的，立法的前瞻性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具有重大作用。
总而言之，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已初步建立，但仍存在许多不足。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和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任重而道远，而法律无疑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指引下的正确选择。以法律固定已有的成果，指引进一步的改革，并使法律适应现实的要求将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注释：
（1）参见陆泽峰：《金融创新和法律变革》，法律出版社2000版，第271页。
（2）参见张忠军：《金融监管法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3）参见孙国华、朱景文：《法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1页。
（4）参见朱大旗：《金融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页。
（5）参见陈晓：《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银行法》第五章，金融监督管理。
（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章，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章，保险业的监督管理。
监管困局：系统风险难防范
就目前县域监管体系而言，对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还存在亟需理顺的几个问题。
一是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存在监管缺位问题。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县域金融机构由原来的三类发展到六大类：一类是由银监会监管办和人民银行县级支行负责监管的各大商业银行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农村商业（合作）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新型的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二类是证监会监管的证券公司。三类是由保监会监管的保险公司。四类是由地方政府金融局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五类是由地方政府商务局负责监管的典当行和拍卖公司。六类是部分地区由农委牵头、与民政部门协同监管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社。目前证监会、保监会金融监管机构没有县一级建制，难以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及其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县域证券业、保险业监管缺位，致使银证、银券、银保等跨行业合作业务缺乏日常监督，蕴含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是监管主体依托的法律滞后，存在责权不清问题。中央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银监会监管办与地方政府三个监管部门之间，金融监管法律设定的界限不够清楚、责权不够明晰，且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监管无法律依据，同时各监管部门又缺乏协调配合，导致出现中央监管部门之间和地方监管部门之间“趋利避害”的金融监管乱象。“趋利”往往导致多头监管，而“避害”则易导致监管真空。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地方非专业监管主体由于缺乏专业监管人才而难以胜任监管工作，没有形成规范的金融监管体制。另一个方面是县金融局、商务局、农委和民政部门无法制约束，从最大限度获取资金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考虑，客观上存在新型微小金融机构（组织）发起人任职资格把关不严、工作人员的聘用和培训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存在潜在风险。再一个方面是依法行使中央权力的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的法律界限不够明确，宏观、微观一起抓，存在重复监管和监管有效性不足等问题。
三是县域金融业快速发展与金融监管不匹配，形成监管资源严重不足。以牡丹江为例，县域总的金融监管人员在25至40人之间，县域金融机构（包括微小金融机构和组织）总数在200个以上，机构遍布整个县域，远的要一天车程。县域银行机构50多家，高管人员18人左右，风险防控任务由银监会监管办承担责任。可悲的是在权限设置上银监会监管办没有现场检查权、高管人员审核权和违规处治权，且人员只有2至4人。县级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监管办事处一样，存在人员少任务重的尴尬局面。地方金融局、商务局、农委、民政局监管专职人员均在2至3人之间，分别管理10个、20个、100个以上的金融微小组织，且没有金融专业人员，同样存在监管人少事多，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突围路径：理顺县域监管体系
从对上述问题的调查分析来看，其原因无非是县域金融监管体系没有理顺好，缺少法律支撑、缺少行业监管主体、缺少监管主体间的相互协调配合机制，为此，提出建议如下：
健全县域监管主体建设。为了有效控制跨行业业务风险、保护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失，必须设立保险业和证券业监管主体，解决县域保监会、证监会监管主体缺位问题。除能够解决行业违规经营行为难预防外，还能对县域保险、证券机构业务情况进行全面监测、统计，填补金融机构和业务的监管空白。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2008年金融危机直接发端于美国，并且波及到全世界。面对在金融危机面前不堪一击的金融体系，西方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新反思，并推出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力求重构金融监管体系，强化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这里选取美国、欧盟和英国三个经济体作为代表，简单介绍其金融监管改革实践。
（一）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为代表，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构建起严格的分业监管体系。随着金融混业经营趋势的不断加剧，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逐渐发展成为介于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之间的“双线多头”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一级和州一级的金融监管机构按照银行、证券、保险分别对所辖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目标是“将最有经验的监管者置于其最熟悉的金融业务监管领域”。美国这种多重监管体制的形成，与其文化中崇尚自由、信奉“分权与制衡”以及鼓励自由竞争的理念密不可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种种弊端，诸如监管漏洞、监管重叠等问题纷纷暴露出来，进行金融监管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财政部于2009年6月公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重建金融监管》方案，经国会参众两院审议并修改后，最终在2010年7月形成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该法案被视为自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以来又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美国金融体系“去监管化”的终结，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一是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能力，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专门设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FinancialServicesOversightCouncil，FSOC）负责识别、监测和化解系统性风险，促进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强调了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一方面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提高监管标准，抑制其扩张冲动，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求大型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FuneralPlans），建立起有序破产清算机制，以便在丧失偿付能力后迅速实施破产清算，降低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影响。此外，对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超大型金融机构，美联储有权利予以强制拆分。二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从监管范围看，该法案明确要求资产规模超过1亿美元的基金必须进行注册，同时提供必要的交易和投资信息，以便对其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填补了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空白。在监管要求方面，法案要求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行更高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标准，建立起逆周期的资本监管体系，同时严格遵循沃克尔规则，限制金融机构从事与自身业务无关的高风险交易。此外，法案还限制了场外衍生品交易，要求引入中央交易对手制度和保证金制度，以有效控制系统性风险。三是注重金融监管机构的协调与制衡，强调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法案规定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具有协调各金融监管机构的职能，同时为了避免美联储的监管权力过于集中，还赋予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监管美联储的权力，形成了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方面，该法案表达了美国在统一全球监管标准方面的意愿，体现了与国际统一监管标准的一致性，同时也表达了参与国际危机救援和金融监管合作的积极态度。总体来看，《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在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做了努力，另一方面还兼顾了金融效率的目标，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作出了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对系统性风险的抵抗能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该法案并未触及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根本，以分业监管为主的“双线多头”模式与混业经营的矛盾依然存在，原有监管体系存在的监管重叠和监管漏洞等问题也未得到根本性解决，使该法案的改革力度和最终效果受到了很大的质疑。
（二）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3年成立以来，为切实推进一体化进程，欧盟通过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不断推动联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以1999年的《欧盟委员会金融服务行动计划》为标志，欧盟建立了莱姆法路西监管框架（LamfalussyFramework），改善欧盟金融监管决策程序，使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更迅速地应对市场变化，提高了监管协调的效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欧盟委员会开始反思自身金融监管体系的漏洞，于2010年9月7日通过了《欧盟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原有的莱姆法路西框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建立起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其改革的核心是在原有莱姆法路西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两大支柱———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uropeanSys-temicRiskBoard，ESRB）和欧洲金融监管体系（EuropeanSystemofFinancialSupervisors，ESFS），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同时加强了欧盟的统一监管。新的欧盟金融监管框架全力凸显了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将其提升到与微观审慎监管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地位，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成立独立的宏观审慎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风险。专门成立了欧洲系统性风险理事会，负责监测、预警系统性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其具体职责包括负责欧盟层面的宏观审慎监管，识别、监测、评估各种可能威胁到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在可能出现重大风险时及时发出预警，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必要的防范和化解潜在系统性危机的措施。二是提高金融监管要求。一方面强化了对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要求其增加不同时期在险价值的额外资本缓冲；另一方面要求金融机构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建立内部流动性管理方案，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增强抗风险能力，确保流动性保持正常，或者是在出现流动性紧张的情况下具有充足的流动性。此外，欧洲议会还于2010年11月正式通过了《欧盟对冲基金监管法案》，将对冲基金纳入监管之中，并引入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集中由欧盟统一监管。三是更加注重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将原有的银行、证券、保险监督委员会升级为欧洲监管局（EuropeanSupervisoryAuthori-ties，ESA），同时成立了指导委员会（SteeringCommittee）以加强各个监管当局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先后出台了跨国金融危机九项原则、跨国稳定小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uropeanFinancialStabilityFacility，EFSF）等实施方案，旨在加强各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合作，共同防范系统性危机，并对陷入危机的国家实施救助。相对而言，欧盟的金融监管改革最为彻底，这与其长期倡导的强化监管、重视金融稳定理念密切相关。通过确立宏微观一体化的金融监管体系，欧盟初步搭建起金融稳定合作机制，对于防范系统性风险，实现宏微观之间、成员国之间的信息共享与监管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意识到，欧盟新监管方案的实施以及监管费用需要依赖各个成员国，要在各个成员国之间达成任何一致的意见是很困难的，所以很多人认为欧盟的金融监管将是“没有牙齿”的监管。因此，欧盟新金融监管体系的实施效果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欧盟各国关于实施细则的最终共识才能意味着改革方案的真正落实。
（三）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针对混业经营建立起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一体系以《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为基础，由三个管理当局，即英格兰银行、金融服务管理局和英国财政部对金融稳定共同负责。2008年金融危机使英国政府意识到，这种“三方（tripartite）”的监管体系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哪个单独的机构有责任、职权或权力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监督，识别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并采取协同行动来对此做出反应。鉴于此，英国政府着手对原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改革。针对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监管漏洞问题，英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对冲基金标准管理委员会标准》、《银行特别条款法案》、《2009银行法案》、《特纳报告：通过监管改革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2010年金融服务法》等一系列方案，力求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2010年大选后，联合政府宣称将撤销金融服务管理局，将其功能并入英格兰银行，并陆续推出了《金融监管的新举措：判断、焦点及稳定》和《金融改革新方案：构建更强的监管体系》等方案，旨在构建更稳定的金融体系。尽管前后两任政府对金融监管体系架构的改革存在不同意见，但在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均作出了较大的努力：一是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强化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2009年银行法》明确规定了英格兰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法定职责及其核心地位；2010年6月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则提出在英格兰银行下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FinancialPolicyCommittee，FPC），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该委员会为金融稳定的最高决策部门，负责制定维护金融稳定的各种政策，而新设的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Regula-toryAuthority）则为金融监管政策的执行部门。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2009年银行法案》明确规定英格兰银行可以实施各种政策工具来保障金融稳定，同时赋予其更大的灵活性。同时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制定“生前遗嘱”，使问题机构迅速并有效地实施破产，降低其倒闭所产生的影响。此外，ICB（IndependentCommissiononBanking）的报告还提出要彻底分离零售业务和批发、投资业务，尽可能地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传染效应。三是强化金融监管合作。《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认为强化国际金融监管合作至关重要，并提出了具体措施：一是通过实施统一的监管标准提高各国金融监管水平，避免监管套利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二是以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核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建设；三是特别注重欧洲范围内的金融监管合作；四是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逐步建立起国际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五是增强对跨国金融机构的跨境处置能力。从总体看，英国政府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是为了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从长远的角度讲对于维护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从短期看，过于严格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首先，零售业务与批发业务的相互隔离要求部分商业银行对原有业务进行精简和调整，可能带来部分金融业务的萎缩和人才的流失。其次，ICB提出的10%一级资本充足率、维持债务缓冲资金等要求远远高于国际金融监管标准，一方面伦敦本地的金融机构需要大量补充资本金，有可能导致当地资金成本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存在明显的监管套利，金融资源可能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外流，反而不利于维护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以金砖四国为例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体系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使之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先行者。借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之机，新兴市场国家积极参与各种全球金融合作，着力提升自己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同时吸取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本国内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适应性调整。
（一）巴西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巴西的金融体系主要实施混业经营，由国家货币委员会（CMN，下辖巴西央行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个人保险委员会（CNSP）以及补充养老金委员会（CNPC）共同对金融体系实施混业监管。在该体系下，巴西中央银行拥有除保险、养老金及证券市场以外的所有监管权，其他监管机构基本处于从属的地位。这种相对集中的监管模式与巴西混业经营的金融体系相匹配，而且能够有效减少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与信息共享障碍，有利于中央银行对绝大多数的金融机构实施有效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并未对巴西本土的金融机构造成太多的伤害，反而是由于外部资金的大举撤离导致了证券市场的大跌和汇率的急剧提升。为此，巴西中央银行通过各种渠道向市场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资金，包括购买陷入困境金融机构的贷款等。同时，政府也要求其下辖的三家银行，巴西银行、国家储蓄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实施扩张的信贷政策，以弥补私人银行部门和本地证券市场的信贷供给萎缩。经过多方努力，巴西金融市场于2009年中即恢复了稳定。危机后，巴西开始对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微调，以期强化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体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提高对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要求，增强其透明度；二是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要求监管部门定期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行为进行风险监测与评估，特别是对投资与交易等高风险业务以及流动性状况进行监测；三是提高准入要求，规定监管部门在金融机构成立之前，应对其商业计划书、公司治理结构、资本充足性、流动性等进行严格的论证，必要时应要求金融机构进行压力测试，提高准入标准；四是加强与监管部门与审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在监管过程中鼓励审计部门的参与，提高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以对监管对象作出合理判断，增强监管的有效性；五是强调与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合作，特别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互合作，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在近十多年间，通过中央银行的大幅改革，巴西的金融监管逐渐朝着最优实践、国际化的方向发展，而且从合规监管逐渐转向审慎监管，从被动监管转向主动监管。在此过程中，巴西金融监管体系更加注重风险和控制，关注监管过程的连续性，强调监管计划与监管手段。作为资本自由流动的新兴市场国家，未来巴西更应关注资本跨境流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传递，以及汇率的大幅波动可能引起的金融体系动荡，同时在稳定货币方面还应继续努力，藉此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二）俄罗斯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俄罗斯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业为主，证券业和保险业均在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起步，规模相对较小。俄罗斯的金融体系既有分业经营，又有混业经营，相应其金融监管体系也采取分业监管与混业监管相结合的模式，以分业监管为主。俄罗斯的商业银行可以经营证券业务，因此商业银行的证券业务是由俄罗斯银行（中央银行）和证监会实行共同监管，其余皆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俄罗斯的金融业也表现出较大的动荡，具体表现为金融稳定性指标的迅速恶化、流动性风险加大、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以及信贷资产质量下滑等。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银行体系高度依赖于境外融资，大量外资的快速流出使俄罗斯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极大冲击，股市出现暴跌、货币急剧贬值，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直接诱发了银行体系的信用危机和债务危机。由此也导致俄罗斯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失调、高度依赖能源出口、金融市场不发达等问题和矛盾进一步凸显。危机过后，俄罗斯银行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强化监管，增强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强化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监测能力，通过立法强化央行对金融机构信息的获取权力，确保各类信息数据的真实性，定期对各类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和情景模拟，并建立危机早期预警系统。二是强化金融稳定，逐步减少国有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比率，规定国有资本的输出不能有损于金融稳定，金融机构不能以危害金融稳定来获取利润。三是完善问题机构的退出机制，重点强调提高问题机构早期的资产保全能力，充分保护存款者和债权人的利益，同时还规定对跨国问题机构的紧急破产清算可采取建立国家间的协定来共同执行。四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确保对国有银行的控制权，外资金融机构参股比例不得超过12%。五是加强与其他国际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多个国家签署了监管合作备忘录，同时加快俄罗斯金融体系与国际金融体系一体化的进程。俄罗斯金融监管改革是与其经济转轨过程相一致的。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俄政府着力构建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金融体系和与之相配套的监管体系，俄罗斯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作用逐步凸显，独立性大大增强。但受转轨过程中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为了在短期内快速发展金融体系，俄政府更多强调的是弱化管制，这导致其监管体系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控制力和监管力相对较弱，而且激进的改革措施也导致其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很强。在外部融资依赖度很高的情况下，俄罗斯金融体系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可以说，危机后俄罗斯在强化金融监管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其整体方向仍不是特别明确，相关的改革措施也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三）印度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自1991年印度的拉奥政府推行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的经济、金融得到了快速发展，成为新兴市场国家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印度主要实行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印度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主要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管理外汇市场，同时对银行业实施监管。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保险监管和发展局（IR-DA）分别负责对证券业和保险业实施监管。印度的金融监管改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按照侧重点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7年之前的放松管制阶段。在该时期主要推进金融自由化改革，相应的金融监管也为放松管制，包括利率市场化、放松准入限制、全面引入市场竞争等；第二阶段是1997年之后的加强监管阶段。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度政府意识到过快、过度自由化的危害，因此加大了对金融业的监管力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革存款保险制度、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投资行为的监管、制定紧急纠错法案等，旨在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这些改革措施极大的促进了印度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也使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几乎未遭受大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后，印度政府也意识到监管改革的重要性，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以应对系统性风险：一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宏观审慎分析框架，对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和监测，并适时发出风险预警信号。二是强调金融监管协调，加大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力度。拟成立“金融稳定与发展局”凌驾于印度储备银行、证券交易委员会和保险监管和发展局之上，以加强监管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以及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三是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将没有存款项目的金融机构纳入金融监管范畴，同时提高监管要求，加强对资本充足率中资本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四是加强对跨国银行的金融监管，注重与东道国的监管合作。印度一直以来都实施非常严格的金融监管，早在2007年初就全面实行了巴塞尔协议II，并将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由8%提高至9%；同时建立起相对健全的存款保险制度，覆盖了所有的商业银行，极大地保证了银行体系在危机中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严格的金融监管也限制了金融体系的效率，其法定存款准备金和流动性比例要求都很高，极大地削弱了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此外，政府还要求金融机构要优先考虑农业、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降低了其盈利水平，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较低。未来，印度监管当局应在稳定与效率之间适当向效率的角度倾斜，在维持金融稳定的同时，提升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四）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逐步建立起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得到迅速发展，金融监管也逐步发展成为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三足鼎立”的分业监管模式，对提高监管机构的专业化管理水平、防范金融风险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未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带来太大的冲击，但现行的“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体系业已暴露出一些固有的问题和缺陷。一是中国人民银行未能有效承担起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尽管《中国人民银行法》中明确规定其具有维护国家金融稳定的职责，但在实际中中国人民银行更专注于维护货币稳定，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能被弱化。二是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尽管“三会”已建立起定期信息交流制度和联席会议机制，但从实施情况来看，该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三是存在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下的监管漏洞。随着混业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分业监管下的真空和漏洞问题越来越明显，对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存在着较大的漏洞，容易加剧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总体来看，危机后中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改革实践主要包括以下五方面：一是加大对金融稳定性的评估力度。中国于2009年8月正式启动IMF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并于2011年11月首次了《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评估》，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总体强健，但脆弱性在逐渐增加”。二是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力度。中国人民银行自2010年起定期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测度，同时加大了金融统计标准化建设和信息共享力度，并开始着手建立系统性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三是参与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提高监管标准。银监会在金融危机后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的制定中，同时结合巴塞尔协议III和中国实际情况，出台了更为严格的“中国版”巴塞尔III。四是更加重视金融监管协调。国务院《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求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建立起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五是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积极拓展跨境金融监管合作关系，举办跨境监管磋商，目前已与44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或合作协议。
三、主要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的共性与趋势
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改革实践可以看出，尽管各个国家金融监管的改革内容、力度都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各个国家在各自经济、金融背景下的选择与侧重，但更多的是共通之处，而这些共同点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实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意义。
（一）防范系统性风险，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现代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使金融机构的关联性越来越密切、金融产品的复杂程度也越来越高，与之相伴而生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全球金融稳定的重要威胁。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系统性危机高度的传染性和巨大的破坏性。因此，针对于本次危机的金融监管改革重点都放在了防范系统性风险，提高金融稳定性方面，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也成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共识。相对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态度要比新兴市场国家更为鲜明，改革力度也更大，实施方案的细化程度等都要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欧盟和英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都明确提出要建立负责实施宏观审慎监管的专业部门，并且都被明确赋予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拥有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识别、监测、评估和预警的权力。而对以金砖四国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说，尽管都提出要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建立系统性风险预警体系，但均未提出设立专门的部门来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也没有明确具体由哪个监管主体来承担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设立了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机构，但究其功能而言，大多仍局限于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和预警上，仅负责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具体的决策和执行仍主要依赖于微观审慎监管机构。这就产生了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想法和建议无法顺利实现的可能，而且由于监测预警和决策执行职能的相互分离，还会产生信息和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时滞及失真问题，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性。尽管还存在各种不足，但总体而言，在新的金融监管改革中，宏观审慎监管已经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由哪个机构来承担起该职能，它都已成为未来金融监管体系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扩大监管范围，提高监管标准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原有金融监管体系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明显不足，二是对流动性风险监测不足，三是金融机构吸收损失的能力不够。因此危机后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不约而同的扩大了监管范围，并且提高了监管标准，旨在弥补监管漏洞，提高整个金融系统的损失吸收能力。从维护整体金融稳定的角度看，将影子银行纳入到金融监管体系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是弥补监管缺失和监管漏洞的重要手段。但是从国别差异的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待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态度应有所差别。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衍生市场已经非常成熟，且表现出脱离原生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特征，因此应将其纳入监管范围并实施严格监管。新兴市场国家的衍生品市场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创新力和服务范围尚不足以满足经济、金融发展的需求，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强调对影子银行和衍生品市场加强监管时，更重要的是鼓励其在合理的范围内加大创新力度，以满足金融发展的需求。与此同时，必须引导、促进衍生产品和市场实现有序、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健、正常运行。除了扩大监管范围外，各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还十分强调提高监管标准，加大对金融机构在资本充足性、流动性、杠杆比率等方面的要求，旨在通过事先的防范提高金融机构的损失吸收能力。提高监管标准确实有助于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的抗风险能力，但不可避免会带来盈利能力和水平的下降，这也是各国在制定监管标准时需要重点考虑的。无论采取何种标准，对各国来说，更重要的是应尽量保持监管标准的统一，这样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避免监管套利，从而保证全球金融稳定的最终实现。
关键词：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 金融监管改革框架 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美联储
一、监管体制改革背景及原因
美国的金融监管一向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从20 世纪初的货币危机、1929- 1939年的大萧条、20世纪80年代的储贷危机及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海外市场的竞争冲击，在晚近百年来的历史时空里，这些事件促成了为应对这些危机和市场变化而构建的美国金融监管模式呈现出一种“碎片式”的特征。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在2006年底又重新成为热议话题，由于次贷危机的逐步爆发并扩大，有四份比较鲜明的建议，分别来自Glenn Hubbard 和John Thornton（2006）；Michael Bloomberg和Charles Schumer（2007）；USCC（2007）；FSR（2007），四个建议反映了当时美国监管体制的如下两点缺陷：陈旧、严格、束缚：美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力由于上世纪30年代建立并且无大幅修改的监管框架而束缚，并且在2001年前后安然等一系列上市公司财务舞弊，颁布的为监管欺诈公司以及证劵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其监管环境和法律法规严格，而且让人难以无法揣摩使美国市场公开发行股票（IPO）下降，美国资本市场竞争力遭受挑战，外国对美国资本市场望而生畏。目标多元、易冲突的结构性缺陷：“碎片式”特征纵向上表现为美国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双重监管，在横向上则体现为各专业机构的分业监管，是一种典型的“多边监管”。FSR的“美国金融竞争力的蓝图”分析了产生一系列监管冲突、监管套利的原因，联邦和州监管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产生的想法不一就容易发生冲突，严重影响到了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竞争时的实力，使其竞争力处于弱势地位。美国在实行新资本协议比欧洲国家迟两年时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代金融监管改革历程。
二、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
为了增强监管的灵活性，放松过细的监管规则，2008年3月31日公布了较为复杂、严格的《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该蓝图针对上述的两个缺陷中，关于缺乏有效竞争缺陷，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进行重建、更好的管理金融风险。
在长达218页的蓝图中，提出分别从短、中、长期提出目标改革：短期目标主要是针对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抵押金融市场监管缺失，除了强化对金融监管系统的风险监测力度，还要注意对消费者和投资者进行前面的保护，实现金融与市场的完美结合，提高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上市场的竞争地位，还赋予了Federal Reserve system监管权力，对其他不从事银行工作的机构进行实地监管，当信贸市场出现停顿贸易危机时，对于银行开放的具有流动性业务的“贴现窗口”联邦储备银行利用上调贴现率来规范了这一借款现象行为，保障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最后为了实现高低押贷款过程中信息的公平性、安全性，以及加强联邦法律机构在进行房贷时运用法律的规范性力度，《改革蓝图》提出了预制这一现象的组织。在美国监管制度的改革中期，实现了美国金融管制体系的不重复性，加大了金融体系管制在市场上实施的可靠性。由于抵押金融市场竞争激烈，发展迅速，储蓄章程（Thrift Charter）显得十分陈旧，予以废除，纳入国民银行章程，根据联邦对存款的保护以及监督来对保险业制定规章。构建最为完整的金融监管体制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奋斗历程，这就需要增强美国在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地位，提升美国在金融界的地位，体现在设立的三个不同的监管当局：Market Stablility Regulator（市场稳定监管部门）；Prudential Financial Regulator（审慎金融监管部门）；Business Conduct Regulator（商业行为监管部门），三部分的建立使金融领域中的市场监管较为严格，交易所获的信息完全，商业之间的经营有条不紊，充分体现出了其公正、公平性。
由于对其的重视，G20峰会即将召开以及迎接金融危机冲击、增强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在蓝图的长期目标——即对金融监管框架的改革基础上，出台了《金融监管改革框架》以及在随后3个月后出台的奥巴马政府公布的“金融改革白皮书”——《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这是自193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监管改革（仅次于2010年《金融改革法案》的出台）奥巴马政府在次贷危机中所提出的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根据不同的机构所做出来的方针政策都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显得结构不完整。从监管机构的重新定义和职能分配来看FRR，我们不难发现这次改革有两大核心内容，一方面是将美联储打造成一个“超级监管者”，另一方面是要在消费者金融体系上建立安保机构，使其在监管机构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拥有能超越美国联邦储蓄的监管权力。FRR政策可总结出几点监制管理方向，一方面是加大美国联邦储蓄的监控范围，对所有可能构成金融危机的机构都要进行监管，甚至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也不能放过，增强其监管的力度；然后就是对投资者、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例如建立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在商业经营方面要求严格遵守行业行为标准，商业产品制作要做到安全，无欺骗，监管严惩非法金融机构；再者就是监管部门的建立，建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实现部门与部门的相互协调来对银行进行监管，再建立一个银行专属的监管机构，只负责对银行进行监管，两个部门相互依靠，相互互补，对美国如今的组织进行缺陷上的弥补；最后就是加强政府在金融危机上的使用权力，使政府在遇到金融危机时可以独自策划危机处理方案，提高财政部门的决策地位，废除旧体制在金融危机上的使用，全面提高金融监管力度。进一步强化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干预能力，使政府能独立决策，自主运用反危机政策工具，使财政部在反危机中拥有比美联储更高的决策地位。美国金融监管此次改革后框架图（如图1）
从FRR中可以发现，美国监管体制改革虽然是以美联储为“中枢神经”，赋予美联储极大的权利，跨行业监管机构，但是始终是由奥巴马政府财政部制衡，变成了一个整体的监管当局。很显然，FRR的改革方案一定会带来很多不同意见的讨论，储蓄银行是否应该授予美国联邦过高的监管权力以及过分监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都是其议论的对象。次贷危机的发生，部分原因归结于银行采用的低利润制度，使美联储没有实际经济的支撑，造成房地产的破产，引发了全球的金融危机。美联储在监管上不能行使好自己的本职，现如今更加过度授权，央行的独立性将会被剥夺，容易构成通货膨胀，会对美联储的低通胀构成威胁。2010年6月《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草案通过，核心内容仍然是延续奥巴马政府白皮书的政策，并限制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金融业务，禁止商业银行直接交易高风险产品，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规模过大，但是也对白皮书以及蓝图都协调了监管权限，例如：美联储的监管权限有所调整，加强了对美联储权力的监督和审计。另外美国金融监管机制也进行了改革：新设了四个金融监管机构；为表1所示。加强对金融机构的并表监管，其中包括对《银行控股公司法》（BHCA）修订，授予美联储system risk regulator（系统性风险者）权力，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一级金融控股公司（Tier IFHC）制定规则、标准；建立金融市场的全面监管体系；加强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
三、美国监管体系改革简析
《现代金融监管构架改革蓝图》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来说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突破，说明了其机构的监管在进行一个很大的转变，行为规则逐渐走向监管目标的导向，监管系统设置细到业务服务理念上，对监管体制进行一个全新的认识。在改革蓝图中美联储监管权力的合并是其最明显的一个特点，使美联储具有跨业监管的权力，加强了美国政府重视对监管重叠改善的意识。
在我看来，金融监管改革一系列的计划是三方博弈的结果，这三方分别来自奥巴马政府、学界，私人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得到重大改变的部分一方面是美联储方面：虽然说在监管方面美联邦赋予的权利比较大，其监控范围扩大到非银行金融机构，但是美联邦在消费者保护上所制定方针意味着其某些权力就不能再使用了。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要及时对美联邦出现的状况提供资金，要经过财务部的同意，这样美联邦的独立性将会被损害。对其监管权力扩大同时又紧缩，说明了在次贷危机后，人们对美联储丧失了一部分信心，但又不能在某种程度上的依赖美联储的矛盾心情，美国的监管改革虽然仅经历时间不长，但确有实效，在联邦体制下，美国现行的监管体系虽错综复杂，但原存在于其结构中的缺陷——目标重叠以及严格束缚，都得到了改善。美国在金融监管改革中，还需跟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继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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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金融自由化，金融创新和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资金的结构和流向、投资品种及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和通讯的进步，为金融投资创造了更加广泛的活动空间和崭新的运行形式。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更加频繁，杠杆投资和衍生产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竞争压力和追求高回报使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冒险意识上升。这一切使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性日益增大。
（一）金融并购和混业经营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业并购事件层出不穷，金融业的并购浪潮对传统的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首先，银行业的兼并加强了银行业集中程度，一方面可以提高抗风险能力，另一方面也容易因为风险管理不当而积重难返。这些超级巨型金融机构一旦出现问题，对整个金融机构乃至国民经济将造成灾难性的打击。这就是所谓的“太大不倒”（toobigtofail）。其次，金融业的兼并浪潮使金融业的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如何防止金融风险在恶性竞争中积累，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成为监管当局的新课题。再者，金融业的兼并逐渐冲淡了银行业和证券、保险的界限，无疑加大了监管难度。
（二）金融创新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为了逃避金融管制，规避和分散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和业务把风险转移给愿意承担的一方。但是从全球或全国的角度看，金融创新仅仅是转移或分散了某种风险，并不意味着减少风险；相反，金融机构在利益机制驱动下可能会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大的数量上承担风险，一旦潜在的风险转变为现实损失，其破坏性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金融风险。具体而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主要代表的金融创新作为资产价格、利率、汇率及金融市场反复易变性的产物，它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资产价格和金融市场的易变性，由此产生的风险也越来越多，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1995年巴林银行的倒闭非常明显地显示传统监管结构和方法已不再合适。
（三）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削弱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
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纷纷加快了金融改革步伐，推进本币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管制和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并在国外广泛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措施一方面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业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由于国际资本在各国金融市场自由流动，各金融市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加，各种金融风险同样可以通过国际传递，对全球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与金融自由化进程程度相比，原有监管原则对于新兴市场的监管效果是很有限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丁美洲、东南亚、东欧和非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四）网络信息革命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
随着电脑、网络、电子商务等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银行在各国得到迅速发展。网上银行经营成本低，并且依赖网络技术突破了传统的地理边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多领域、跨国界进行低成本扩张。如何对这些金融活动进行适当有效的监管，将是摆在国际金融界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目前在因特网上提供支付服务的大多数是一些非银行金融机构，这就要求金融监管当局必须协调和处理好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趋势
（一）金融监管目标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方向转变
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表明，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本身特点，市场的运作有时也会失灵，在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理论主要以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为主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困扰发达国家长达10年之久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破产，在金融监管理论方面，金融自由化理论逐渐发展起来并在学术理论界和实际金融部门不断扩大其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浪潮推动了金融监管理论逐步转向如何协调安全稳定与效率的关系问题，除了继续以市场的不完全性为出发点研究金融监管问题之外，也开始越来越注重金融业自身的独特性对金融监管的要求和影响。金融监管理论这种演变的结果，是安全和效率之间的新的融合与均衡。
（二）金融监管模式由分业监管向统一监管过渡
随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各主要发达国家纷纷放弃分业经营体制转向混业经营，与此相对应的是调整了监管体制，实行统一监管。首开统一监管先河的国家是英国。1997年英国政府率先进行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将金融监管从英格兰银行分离出来，成立专门的金融服务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实行统一的金融监管。美国通过1999年11月颁布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实现了由完全分业监管向综合监管与分业监管相结合模式的转变。经过短短几年时间，统一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浪潮就席卷全球。现在，从西方73个国家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至少有39个国家采取不同形式的统一监管，统一监管的国家比例为53.4%.
（三）金融监管方式从单一合规性监管转向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并重
合规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执行有关政策、法律、法规情况所实施的监管。合规性监管注重事后的补偿与处罚，不能起到风险预测和防范的作用，使监管者长期扮演“救火队”的角色，监管效率低下。风险性监管是指监管当局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程度、资产质量、流动性、盈利性和管理水平所实施的监管，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风险及其影响。风险监管较之于合规性监管的最大优点在于它侧重于对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够及时地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监管措施。国际银行监管组织相继推出了一系列以风险监管为基础的审慎规则，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四）强调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
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律水平，成为国际监管的一个重要趋势。国际监管领域正呈现出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转移的趋势，即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对官方监管的依赖，另一方面越来越注重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创造充分发挥自身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作用的环境。《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明确指出，应更加重视银行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机制对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补充作用，以促进更高层次的金融稳定与安全。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确保其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以此来保证资本的充足性；即使在计算最低资本充足率时，也应更加依靠银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鼓励银行采用内部评级法，以便更准确地度量风险并安排相应的资本金防御风险。
（五）金融监管全球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
随着金融业的全球化，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增大，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加强，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另一方面，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客观上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管、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的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而且，跨国银行由于在别的国家领土上进行，本国监管部门鞭长莫及，监管的有效性受到削弱。在全球性统一监管的进程中，巴塞尔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委员会颁布的一系列监管原则成为银行业国际监管的重要标准。尽管这些协议原则在世界范围内不具有硬性约束力，但由于其适应了国际金融监管的现实需求，因而得到了国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和各国监管当局的普遍运用。
三、对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
金融监管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第一，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经验加快一些重要金融法律法规的制定，如《金融机构破产法》、《金融控股公司法》等。第二，调整修改现有的法律法规，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证券法》等，以适应当前我国金融业发展的需要。第三，制定有关法律的实施细则，严格金融执法，建立有效的市场惩戒机制。
（二）逐步建立一个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
完整、有效的监管体系应该包括监管当局的监管、行业组织自律、金融机构内控和社会监督，我国应该从这四个方面完善金融监管体系。
1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作为监管体系主体的监管机构，应该是组织结构设置合理，职责分明。面对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和我国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现存的机构性监管（entityregulation）已不适应，应逐步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性金融监管（functionalregulation）。所谓功能性金融监管是指依据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而设计的监管，在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内，由专业分工的管理专家和相应的管理程序对金融机构的不同业务实行监管。
在目前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应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各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范围，强化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和沟通，逐步向功能性监管转变。其具体内容为：（1）按照功能性监管原则，明确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加强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的定期会晤机制，并将其制度化。（3）建立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4）对业务交叉领域和混业经营集团建立主监管制度，由主监管部门对其进行监管，其他相关部门积极配合。
2健全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
金融机构内部控制是指金融机构稽核部门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的经常性监控，它是非现场监测信息处理与现场检查稽核方法的统一。我国金融机构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内部控制：一是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独立的稽核监督体制，形成有效的组织结构控制。二是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系统，识别、评估和控制金融风险，对风险进行早期预警。三是建立可靠和高效的信息及传递控制机制。四是不断完善内控制度。内控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一个动态过程，各金融机构都要适时根据其业务发展和环境变化不断修改完善内控制度，以动态适应其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对风险控制的需要。
3充分发挥行业自律组织的监管作用
行业自律机制可以创造一种维护同业有序竞争、防范金融风险、保护同业成员利益的秩序和氛围。通过建立金融业行业自律组织，督促金融机构认真执行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金融同业之间的竞争关系，防止恶性竞争，确保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在国家宏观金融监管确立的条件下，提高金融机构自律管理水平，加强金融业同业公会或协会自律性组织建设，是构建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4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
信息披露制度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定期对其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对风险管理等相关政策的公示，使得金融监管当局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另一方面信息披露强制公示整体经营状况，弱化内部人控制，构成了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改善信息披露制度，一是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对信息披露的内容、程序、质量标准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二是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库和指标体系；三是加强信用评级机构和金融咨询机构的建设，充分利用外部审计力量，提高金融运行的透明度。
（三）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性监管
金融监管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监管重点，要实现监管目标，必须实施持续性监管。从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对其经营活动实施全方位和规范化的持续性监管。持续监管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业务特性和风险程度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监管周期以及一个监管周期中各个阶段的监管安排，按照监管计划逐步实施监管。在事前监管方面，包括金融机构市场准入，保证金融机构的数量、结构、规模和分布符合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规划和市场需要。在经营监管方面，应包括现场和非现场稽核，建立并完善一个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稽核相结合的风险识别和评估系统，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确定问题机构重点监管对象的依据，以防范风险为基础，形成一个高效完备的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和金融风险预警系统。在事后危机处理方面，要完善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处理手段。建立稳妥透明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包括存款补偿机制、收购兼并机制和资产保全处置机制。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关键字]金融监管 借鉴 对策
自美国次贷危机以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人们生活受到一定的冲击，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分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事件的主要因素是因为对金融机构监管不力造成的，这给我们未来发展提出了更为严峻的问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越来越快的今天，如何有效地对金融业实施监管，将是我们下一步的主要工作，它关系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模式研究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金融体制得到全面发展，目前在金融监管机制上形成了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分业监管格局，分别对我国银行、证券、保险实施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这有利地促进了我国金融体制的顺利发展。银监会的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银行业的规章制度和办法，实施对银行业的监督和检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业务经营范围进行审查和审批，并对银行业进行现场稽查和非现场稽查，对各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运行情况进行公布；证监会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证券期货市场的方针政策进行调查、研究和拟定，制定相关的法律规章，实行对证券管理机构的监督和管理，批准企业证券的上市等交易活动，保监会主要负责对国内保险业务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保险企业的各种权益，对保险各项业务进行重点审查，以保证其能够有效的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二 典型国家金融监管模式比较分析
(一)美国金融监管机制
美国是世界金融发展的先进国家，它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美国现有的金融监管机制是双线多头分工型金融监管机制。即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可以自由的设立金融管理机构，两级政府之间可以分别设立监管机构，负责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并且所设立的监管机构在工作时，可以互不干涉，其中联邦监管机构主要有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储贷监理署、证券交易委员会。美联储负责对全国金融货币的监管，保证货币能够正常流通，对整个金融控股公司进行监管，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通过对全国保险存款的制度、养老保险等相关制度的管理；货币监理署负责对本国货币的发行等进行管理。州级监管机构主要州银行厅、州保险监管署。美国通过这种金融监管机制可以有效地防止金融垄断，有利于对金融机构进行有力的监管，提高金融监管机构的服务水平。
(二)日本金融监管机制
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金融行业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日本现行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单线多头监管体制，即在中央地方设立统一的金融办公厅，负责对全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业务，同时，在金融办公厅下设多个金融监管机构负责对全国多个机构进行多层次的监管管理。日本的金融办公厅下设总务企划局、检查局、监督局。同时通过下设的科室进行金融政策的制定、调节市场金融秩序。日本的单线多头监管体制使得日本集中监管体制效率大幅提高，有利于各部门之间的相互制约，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水平。
(三)欧盟国家金融监管机制
欧盟国家在金融监管体制上采用的合作型金融监管机制，它在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贡献了巨大的作用。欧盟的合作型机制监管机制是指在经济合作区域内，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的金融机构实行统一的监管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各国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仍旧有很大的自，通过执行统一的金融规章制度，制定一定的货币政策，但各国可以制定适合自身发展实际的贴现率，这种合作型的金融监管制度，有利于的促进地区这间经济金融的合作，通过制定统一的政策，可以有效地节约资源，达到互相合作的目的，有效的使地区之间的金融机构得到稳定，促进经济体系的发展。
(四)新加坡金融监管机制
新加坡是近年来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一个新兴国家，新加坡经济能够在历次的金融危机抵御冲击，并且本国经济得以较好的发展，这与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体制是分不开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的金融监管体系高度统一，结构非常清晰，新加坡的金融监管机构主要是金融监管局，监管局董事会主席由财部部长担任，这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完全不相同的，国家政府牢牢控制着新加坡的金融命脉。金融监管局在发展上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角色，负责本国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交易及保险业的监督和管理。同时，新加坡注重对金融法律法规的建设。各项法律制度全面建设，通过系统性的操作，增强各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服务水平。
(五)韩国金融监管机制
韩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韩国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完全取决于在金融危机时能够有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经济遭到重创，经济发展出现萎缩局面，而经过了很短的时间之后，韩国就迅速地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摆脱，成为东亚地区第一个摆脱国家危机的国家，这些成就的取得，归功于韩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的金融措施。韩国通过重新明确中央银行的地位，加强其独立性，通过制定适合本国发展的货币政策，负责对全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同时，成立金融监管决策机构融监管委员会，负责对韩国地区的证券业务和期货业务以及整个金融服务业进行监督和管理，通过下设金融监督院的形式进行具体的监督指导工作(如图1)。在发生危机时，韩国政府充分发挥其协调职能，由政府出面为一些金融机构提供担保，防止发生挤兑行为，使金融机构能够顺利的渡过危机，为韩国银行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借鉴国外经验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水平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金融行业的发展，不断加大对金融行业的发展力度，我国金融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同时也表现为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加大研究力度，提高我国金融业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金融业的顺利发展。
(一)加强金融监管法制建设
当前，我国一直注重对金融业的发展，制定了若干法律法规，有效地推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但同时也表现一些不足。因此，要继续加大我国金融监管法制建设力度，有效的规范金融行为，要对相前已有的法律法规制定详细的实施细则，将法律法规细化到具体的业务之上，要进一步明确各监管单位和主体的职责和权限，使监管者能够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要制定详细的检查程度与方法，提高金融监管工作的可操作性，对于出现的法律冲突现象，要实行低层次法规服从高层次法规的原
则，使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要做好对金融机构的检查稽核工作，加强对非现场检查的制度建设，通过监管立法的形式规范各项报表细节，使监管者能够根据各项报表做出及时准确的分析。要通过监管立法的形式加强对监管人员的问责，做好现场稽查工作，通过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更有利的推进金融监管相关法律制度完善。
(二)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
公开监督是金融监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机构和相关的监管机构要适当的披露其政策信息，以便社会公众能够及时了解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使市场经济得到更好的完善，强化对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提高金融发展的透明度，针对当前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所表现的如信息失真、假账等现象，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做好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工作，进一步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金融信息披露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和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监管机构的信息披露主要包括一些宏观的经济信息及各项指标变化等，监管部门所提供的信息是金融机构发展的主要依据；金融机构在进行信息披露时，主要提供一些自身经营运行情况的信息，如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经营状况、资本实力等，通过这些信息指标可以让市场经济更加了解金融机构运行情况，是对金融机构进行选择的基础。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要适当调整相关的政策，增加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透明度，让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到当前金融机构的运行情况，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信息披露体系，不断充实信息披露的内容，让社会更加全面的了解金融机构，为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基础。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
金融机构通过内部控制机制，可以有效地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使国家的相关金融制度能够得以贯彻实施，确保管理信息的真实、完整和及时，促进组织经营目标的完成。当前，我国金融机构在内部控制发展上还显得比较滞后，在内控制度上还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严重地影响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实施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可以有效地降低金融经营的风险，提高金融机构应对外部风险的能力，是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必要基础和坚实保障。要严格做好金融机构内部的分工，提高各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进一步确定各部门之间的制衡关系，制定有效地内部平衡制约机制。同时，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审计监督制度，通过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审查和评价，促进控制工作的有效开展，要不断加大力度对内部审计人员职业道德进行教育，提高其自身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不断的更新知识，使之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要加强审计工作的宣传力度，提高内部审计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四)建立金融监管的协调机构
我国在长期的金融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分业经营的金融监管模式，确定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通过下设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形式，分别对我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督和管理，实现金融业多层次的全面发展。当前，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进一步加快，许多金融机构的经营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金融业在发展保险业，保险业也在发展金融业，造成了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局面。因此，面对当前的发展形势，要进一步加大协调力度，通过设立金融监管局的形式，实现对银行、保险、证券的统一管理，实现监管的跨产品、跨市场的协调，避免出现监管漏洞，使监管工作得以持续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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