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要“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边界”；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公报》提出“城市规划要由扩张性规划逐步转向限定城市边界、优化空间结构的规划”；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明确要求“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城市学对城市边界的划分多种多样，其中两种划分方式影响最大：一是将其分为行政边界（由区域行政区划而进行的划分）与功能边界（由区域社会、经济与交通功能而进行的划分）；二是将其划分为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边界（有形边界）与由知识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边界（无形边界）③。上述两种划分各有其标准，但又在关于“边界”的基本看法上趋向一致，即都强调了城市边界的防御、隔离意义。这种对城市边界隔离性的强调，意在明确不同城市所据有资源的归属性与不可侵占性，其实正是城市资本扩张属性的表达，其所指向的是“城城”边界。与主张隔离的边界观相对，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对城市空间中的边界进行了新的二元区分，即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所谓刚性边界是指以通透性较差的实体结构为界，以防御和隔离为主，不利于人们交流和停留的界限；柔性边界则相反，它强调包容、贯通和内外的交流，吸引人们驻足和交流①。从刚性边界与柔性边界的区分着眼，前述两种二元区分其实都可以归为刚性边界，而柔性边界则提示我们去领悟关于边界的另一种内涵，即因为边界的存在而引起的交流与沟通，扬•盖尔将之称为“边界效应”②。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的城市边界是隔离性边界还是沟通性边界？作为与资本扩张模式相对立的模式建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推动“城乡”关系、超越“城城”关系，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规避区域内城与城之间的资本竞争，促进城市发展与乡土资源间的良性互动。在此意义上，中国新型城镇化决策中城市边界的提出应同时包含隔离与沟通双重意义：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是对由资本城市所形成的“城城”关系的隔离；另一方面，城市边界的提出又是对城市与乡村强化沟通的促动。城市边界引动的城乡沟通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区域资本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对乡村社会资本权利的确认，遏制城市对乡村资本的无限吞占，以此使城市与乡村在资本对等基础上实现良性流动。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政策的落实中，资本的城市边界问题主要就是农村土地资本流转的问题；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市占地成为其资本增殖的重要来源，而新型城镇化决策明显强调土地资本的权利归属，这将为乡土社会拥有与城市资本相抗衡的资本权利提供保障。
第二，在区域社会建设上，城市边界的提出意味着在区域范围内为“城市人”与“乡下人”共在的社会实现了正名。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结合部往往被视为城市的“边缘”地带而多遭诟病，治安混乱、身份模糊、功能错位是城市管理主体对之常有的指责，但诸般指责却忽视了一个问题：对乡民群体而言，城乡结合部恰是其融入城市的自我调适带，这种自我调适带的缺乏将使城市化进程在根本上无法进行。城乡结合部就是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扬•盖尔指出，人们总是喜欢在边界区域逗留，这主要是因为处于空间的边缘为观察空间提供了最佳的条件③。因此，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与乡村的社会边界，“城市人”与“乡下人”的身份可自由转变，身份既已明确的“城市人”与“乡下人”可和谐相处、积极交流，呈现为一种可贵的社会共在形态。这种共在形态是几乎所有文明中城市化进程的实然存在，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原先被隐没、污名化的社会存在得以正名。
第三，在区域空间结构上，城市边界的提出使区域范围的“廊道空间”呈现出来。空间是城市的首要要素。在资本城市的扩张模式中，城乡间空间仅是作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通道，其社会属性、人文传统与地方认同统统被抹平，城乡冲突也正是隐藏在这种城乡间空间的去意义化上。然而，城乡间空间在根本上是无法完全被抹除意义的。城乡间空间是人群流动的空间，城乡间的迁徙不管对“乡下人”还是对“城里人”来说都是典型的社会“脱序”④行为。城乡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物质存在的事实，也是人们在城市往还的社会“脱序”行为中所营造出来的人文空间。这种人文空间因其流动性成为区域范围内的“文化廊道”⑤；在资本城市的扩张版图中，城乡往还所形成的“廊道空间”是纯然物质性的，只有将其置于城市边界框架中审视时，城乡间人群流动所产生的空间生产意义才得以呈现出来。
进而言之，城市边界所引动的城乡间交流还仅只是其表层效应，城乡间交流的活跃化最终引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的本土回归。城乡间活跃的沟通将使城市发展落地生根，“城市”成为人们在城乡间的活跃交流中汇聚其地方性认同的特殊“地方”。所谓“地方”即是承载人们普遍认同感的处所。在人类广泛定居的时代，“地方”认同的前提与结果是人们自我封闭的生活状态。进入现代社会，资本的流通本性破坏了人们的“栖居”之地，也同时将人们对“地方”认同的需求空前激发起来。越是在动荡失居的中心，这种“地方”认同意识越强，这使得现代社会中“地方”认同发生最强烈的处所既不是在乡土社会，也不是在社会归属相对稳定的城市中心。“城市作为地方”源于城乡间的活跃交流。这种交流的经济基础是城市与村落间的资本交换，以此形成了城乡间相对恒定的空间廊道；在此空间廊道中，人群、资本与其他要素的流动产生了本区域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交往，并由此产生了群体的信仰认同。
二、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为“文化城市”正名
“城市作为地方”，对城市地方性传统的集体自觉构成了文化城市的内涵。“文化城市”或“人文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它强调以文化创造与人文价值导引城市的发展。然而，“文化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自身却包含矛盾，这种矛盾与“文化”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复杂性相关。有学者对“文化城市”进行了界定，指出：“文化城市本质上是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①。论者不仅仅肯定了文化优先，更突出了文化本身的“生产”属性，突出了城市文化的“资本”命题。大卫•哈维考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揭示出全球资本实现自我增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空间垄断而创造空间资本增殖的“垄断地租”。“垄断地租”的要义在于创造有特色的增殖空间，大卫•哈维指出，在资本运作逻辑中，“文化”是使空间特色化的绝佳方式②。那么，如何真正实现城市整体结构中“文化”相对于“资本”的独立性呢？通过“垄断地租”这一强大的空间经济工具，资本城市将发生在城市封闭体系中的一切都转化成了为其供给营养的资源。因此，要真正实现“文化”与“资本”博弈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打破城市自身的封闭性。这种城市封闭性体现为双重形态，一是城市单体造成的城市封闭，二是城市单体与单体联合而造成的城市封闭（资本城市意义上的“城市群”）。打破城市的封闭性，破除资本城市的“垄断地租”阴谋，不仅要破除单体城市的封闭幻象，更要打破表面开放、实际封闭的城市群封闭体。所以，城市真正的开放，应是城市对乡土社会的开放。
二十多年快速的城镇化，城市的数量和疆域不断扩张，农村人口也越来越涌向城市。农村人口的这种大规模流动，使得城市和农村发展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面：城市建设热火朝天，而农村却逐渐走向衰落。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Mendras）在其著作《农民的终结》中所描绘的场景正在中国上演，随着“农民的终结”，农村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迁，以往“家长里短”的乡村正呈现“空壳化”的景象。有人说乡村出现了“产业空、住房空、年轻人空、干部空”的“四大皆空”现象，用“乡村的终结”一语来形容我国农村的衰败走向虽显得夸张，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着人们对当前农村现状的担忧。农村的空巢化也使得本来就薄弱的农村教育呈现出萧条的景象，也正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庆、喜悦和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村落的终结点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有别于西方国家“圈地式”的“被动城镇化”，不应成为一种被动的“上楼运动”。作为一个后发型国家，我们要规避西方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走的弯路，走一条不遗弃农村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将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双轮驱动”中国的发展。新型城镇化的这一特征必然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转变观念，切切实实重视农民的需求和农村的发展，将农村教育办好。
第一，重新审视农村小规模学校的价值，分类处理农村学校面临的困境。“农村小规模学校”，一般指的是100人以下的农村学校，包括农村教学点、不完全小学和一部分完全小学，它们主要分布在经济落后、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的农村地区。由于“小规模学校”从其经费投入与教师配置上来看，显得有些“奢侈和浪费”，与教育上的“规模效应”理论是不相符的，因此，我国开始了十多年的“撤村并校”“布局调整运动”，虽然国家一再明令禁止地方在布局调整上的“随意化”举动，但是，此轮“布局调整”从始到终饱受争议。一直到2010年后，随着由“撤村并校”造成的学生上学所引发的“校车事故”频发，国家才又重新开始审视此轮“布局调整运动”中的“盲动”行为。2012年国务院《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标志着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重新反思和改革的阶段，宣告我国农村基础教育进入“后布局调整时代”。面对农村“小规模学校”，首先，我们应重新审视他们存在的价值。要将农村学校视为一方水土之文脉，重视农村学校对农村社区发展所具有的价值，意识到若斩断这条文脉，一方土地也将失去其存在的文化根柢。这并非是文人学者“乡土情结”的自我悲情，而是应实实在在树立的一种教育理念，乡村社会随着乡村学校的消逝必然走向消亡，因为在现代乡村社会中“学校教育”俨然成为乡村的“心脏”，若“心脏”不在，乡村民众也将“心不在焉”，逐渐逃离故土。“学校是一个社区组织，学校的存在是一个社区适宜居住的标志与象征。如果学校脱离了乡村社区，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它就不再是什么乡村学校了。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过程恰恰使学校越来越远离乡村社区，从而加剧了乡村的荒漠化。”因此，除非必要，否则，我们不应因“规模小”而对学校进行撤并。其次，从发达国家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轨迹来看，诸如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中期的农村学校合并运动后，在反思与质疑声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特别是到了90年代，重新掀起了“小规模学校运动”。我们的近邻、同属东亚文化圈的韩国也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轨迹，目前韩国已经开始调整农村小规模学校合并政策，通过改善教育财政制度、建立适当规模学校、建立特色小规模学校、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师资建设等措施来纠正以往政策的偏差。因此，我们应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存在的问题，避免盲目撤并。再次，要认识到小规模学校因为班容量小、师生比大，易于教师因材施教，因而具有推进个性化教育等优势。在正视农村小规模学校价值的基础上，我们再分类解决农村小规模学校问题，雷万鹏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建议，他指出应以公正的程序对农村小规模学校进行准确定位，对不同类型的小规模学校采取分类发展政策：（1）对于需要关闭的小规模学校，应在学生分流、校车服务、校产处置等方面实施配套政策；（2）对于过渡期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在校舍稳固、儿童安全、师资供给等方面保障儿童合法权益；（3）对于永久保留的小规模学校，应当在经费投入、师资配置、基础建设、设施设备和学校管理等方面实施倾斜性政策，促进农村小规模学校特色化发展。
第二，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立足本土，重视农村教育的特色化发展。当前，随着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开展，农村学校在硬件上已有很大改进，但农村教育如何办出特色却是今后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农村教育只有扎根本土，开门办学，与自己所处的社区相联系，认识农村本土的文化，才有可能办出特色。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问题之一就是盲目仿照城市教育的办学模式，而忽略了自己的本土特征。“当城市的幼儿园注重生态教育，走进大自然，带领儿童体验大自然时，农村的幼儿园却置自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于不顾，学着城市幼儿园开辟植物园、种植角。当城市的幼儿园课程走向‘生成化’、‘生活化’时，农村的很多很多幼儿却被关在小小的教室里，用着小学生退下来的课本，按着小学生的作息时间与课表上课，没有活动，没有游戏……”由于一直以来受“离农”教育的思维束缚，我国农村教育已经丧失了文化之根，形成了不自觉的“向城性”。当前，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推进，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场域中，视农村学校为农村社区的“文化堡垒”。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随着农村面貌的改善，农村教育应当树立自信心，重新发现农村之美，发现农村之于城市之优势。这一点成都市蒲江县的探索是值得学习的。蒲江县在发展农村教育的时候，结合当地产业发展，创造性地开展了以“自然、绿色、融合、开放”为特征的现代田园教育。大力整合普通中小学教育和社区教育资源，建立了“一校挂两牌”的学校运营机制，逐步探索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学校与茶叶产业相结合，“学校内外都是茶园，茶园处处皆教育”，不但使学校具有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推动了当地茶叶产业的发展。成为农村学校服务农村经济、农村教育反哺农村社会的典型缩影。当然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解决并非仅靠教育的创新就能完成的，乡村教育中呈现出的“文字上移”的无助情形，也并非能靠教育改革就能够挽回的，我们应将农村教育置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个大背景中，才能从根本上认清和理解“文字上移”的原因。“中国社会正在从乡土中国走向离土中国，其间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种种表现，其中最基本的，是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更不用说城镇居民了。正是这一趋势决定了村落学校教育的‘终结’，既然人的生存越发不依赖于乡土，人们生活的重心越发远离村落，那么，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和文字也就必然地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这一趋向在以普遍性和抽象性为特征的现代教育身上将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坚决。”
二、以城带乡，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
传统的城镇化以重城轻乡为基本发展取向，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不顾及农村的发展，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乡差距巨大。而新型城镇化要求统筹城乡发展，发挥城市在农村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强调以城带乡。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趋向”的著名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当前我们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发挥城市教育的引领作用，将城市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到农村，带动农村教育的同步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一方面，采用结对联动的形式，向农村教育输出先进教育理念和优质教师资源，带动农村教育的发展。如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过程中，注重顶层设计，按照其特殊的城市三圈层经济地理结构，提出了“全域成都”、“三圈一体”的发展理念，将三个圈层的教育发展当成“一盘棋”来考量。利用处于第一圈层的城区优质教育去带动处于二、三圈层的薄弱教育。2010年成都市教育局的《关于深化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了中心城区学校对第三圈层学校的帮扶计划，由第一圈层的学校与第三圈层学校结对发展，锦江区与青白江区和金堂县学校结对，青羊区与蒲江县、崇州市学校结对，武侯区与崇州市和新津县学校结对，成华区与大邑县学校结对，金牛区与邛崃市学校结对，高新区与都江堰学校结对。除此之外，各个郊区（县）的城区学校还要与农村学校结对发展，于是就形成了主城区—郊区城区、郊区城区—农村地区这样两个辐射圈，构成了全域成都教育发展的独特模式。结对互动的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管理、教学教研、干部教师、德育工作等。成都市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不少成绩，并于2013年9月成为中西部地区首个通过教育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认定的城市。另一方面，在政策设计方面，要进行城乡教育的一体化设计，缩小城乡教育的人为差距。如苏州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时候就提出“六个一样”，即“校园环境一样美，教学设施一样全，公用经费一样多，教师素质一样好，管理水平一样高，学生个性一样得到弘扬”。成都市在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时，着力从六个方面的一体化入手：发展规划城乡一体化、办学条件城乡一体化、队伍建设城乡一体化、教育质量城乡一体化、评估标准城乡一体化、教育经费城乡一体化，尤其在教师队伍一体化建设方面，探索出了“县管校用”的模式，打破了学校对教师的“一校所有制”，打破了教师“从一而终”的模式，让校长教师真正“流动”起来，为城乡教育的顺利交流互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创新机制，推进城市教育的校际间均衡
城市中的择校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城市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而出现的，城镇化在其中起着很大的助推作用，可以说城镇化加剧了城市中的择校问题。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一方面农村出现了“空壳校”，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中本来就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紧缺。因此，扩大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促进城市学校间的校际均衡，也成为新型城镇化的要求之一。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大城市在推进校际教育均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探索出了不少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教育均衡的机制。其中最典型的当属名校集团化和学区管理制两种方式。
第一，名校集团化。名校集团化是一个区域的名校在地方政府的介入下，为实现名校优质教育的输出与薄弱校教育质量的迅速提升，将区域内一些较为薄弱的学校纳入名校的治理下，采用分校的形式，使名校与薄弱校形成名校集团这种学校共同体，以名校为龙头，在教育理念、学校管理、教育科研、信息技术、教育评价、校产管理等方面统一管理，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名校集团一般有一定的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包含了政府、名校和分校三者的权力和利益，其中政府起协调作用，名校本部起主导作用，分校起主体作用，分校在名校本部的帮扶下成长。在我国，杭州市较早地对名校集团化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有益的经验。杭州名校集团化的探索始自20世纪末。1999年，浙江大学附属小学———求是小学接管了城西新建小区配套学校———竞舟校区，拉开了全国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序幕，2002年10月，浙江省首个公办基础教育集团———杭州求是教育集团在西湖区正式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以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化为目标的公办基础教育集团。在总结求是教育集团等名校连锁办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将“实施名校集团化战略”作为推进教育均衡的重要手段，并有力地推动了杭州市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在杭州名校集团化探索的同时，全国一些大中小城市也开始了运用名校集团化模式来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如成都、合肥、济南、哈尔滨等，均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第二，学区管理制。学区管理制在有些地方又被称为“大学区制”（如西安）或“联合学区制”（如天津）。与名校集团化类似，学区管理制也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射面，迅速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的一种很好的尝试。“学区化管理”是按照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分布状况和行政区划，以街道为单位划分若干学区，每个学区都有各级各类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建立资源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学校设施设备资源、课程资源、人力资源共享，使学区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以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学区制的学校一般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一所优质学校为学区长，吸纳3至5所同类型、同层次的相对薄弱的成员学校，就近合理组建成为一个大学区。纳入大学区管理制改革的学校，可通过紧凑型、松散型或混合型等多种形式，实现捆绑式发展。在我国，北京市东城区较早地开展了学区制的改革，从2004年10月起，东城区开始在和平里学区进行学区化管理试点，根据东城区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状况和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10个街道划分为5个学区，东城区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广州市越秀区的学区制改革也较为成功，越秀区学区制管理模式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共享、两个建立”，即共享学区教学资源、共享教师人力资源、共享合作发展平台，建立学区管理体系、建立学区评价机制。此外，近些年很多城市都开始推广学区制改革，如天津、郑州、贵阳、武汉、西安、长沙等。
四、关注弱势，推进城市教育服务的均等化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城乡二元分割依然存在；农民工进城仍面临着住房、社保、教育等问题；城市房价过高；城乡发展不均衡等问题严重，等等。
1.户籍制度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享有不同的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等资源。通常而言，城市户口有着较高的“含金量”，承载着较多的社会福利和教育资源，有着较多的就业机会和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广大农民身处社会底层，就业机会少，收入水平低，教育医疗差。这种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影响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城乡发展不均衡。
首先，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由于农村发展滞后、生产效率低下，以及收入分配扭曲、公共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有关部门统计，201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0，远高于世界平均比值1.5。其次，城乡生产力发展不均衡，城市以服务业、工业等为主，有着较高的产业附加值；农村以农业为主，现代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低。再次，城乡人口素质差异大，农村人口多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仅占1%；城市人口以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异。最后，城乡之间的公共资源配置差别很大，城市的教育、医疗、通讯、交通、文化等方面普遍高于农村，这种公共资源投入上的差异，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
3.农民主体地位缺失。
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城乡居民 的地位不平等、待遇不一样，农民的主体地位缺失，经济、政治、文化等权利无法得到充分保障。例如，农民进城务工常面临着医保、子女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权限不清，农民无法合理支配和处置土地，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无法得到合理补偿；在农村集体事物管理中，农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等得不到保障，等等。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一体化的方法策略
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制度根源，要缩小城乡差距就必须破除不合理的户籍制度。首先，应逐步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中小城镇要取消农民工落户的障碍，大城市应降低落户标准，有秩序、有条件地引导农民工到城市落户。其次，应减少捆绑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社会福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解决农民工进城所面临的子女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一系列问题，使农民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权益。
2.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和农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产业化、现代化进程。应积极推进农产品深加工，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实现“产、供、销”、“贸、工、农”相结合，提高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推进农民收入多元化。例如，可以引导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引导农民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此外，应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实现农民收入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应理顺农产品价格机制，适时提高农产品价格，不断缩小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健全农业补贴机制，加大良种补贴、种粮补贴等补贴力度，为农民增收创造基础。
3.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下，广大农民面临着户籍身份、福利待遇、社会就业等诸多歧视，这使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应逐步消除各种社会不平等，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例如，应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登记制度，用法律明确农民的土地权利；应完善土地征用制度，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再如，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充分保障广大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让农民管理农村事务。
三、结语
1.从发展速度来看：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3.创新机制，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三大保障”。
1、体制机制灵活高效。
地方法人银行总行机构设在本地，决策链条短，审批环节少，服务灵活快捷，办事效率高。
2、地方性色彩浓厚。
地方法人银行长期植根于地方建设、致力于地方经济，天天同地方政府、地方百姓打交道，同地方各个方面联系密切，熟悉地方环境。
3、管理体制模式成熟。
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发展与实践探索，地方法人银行在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服务理念、经营模式、管理方式、审批机制、市场营销以及风险防控体系，发展经验成熟。
4、支持实力雄厚、服务能力强大。
重庆共有重庆三峡银行、重庆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3家地方法人银行。目前，重庆3家法人银行拥有资产7837亿元、存款5508亿元、贷款3126亿元，在重庆4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占比分别为24.9%、24.2%和17.4%。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地方法人银行在全市整个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高、所占比重高、影响力较大、竞争力较强、服务作用大。
5、机构网点多，覆盖面广、渗透力强大。
通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重庆地方法人银行相比其他银行机构（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机构网点多、人员力量强大、支持范围广阔、服务渗透力强等明显优势，尤其是金融服务面从大城市、二线大城市、区县城市、乡镇下沉到了村社及广大农户。截止2013年12月末，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建有营业机构网点达1970家，占全市银行业机构网点的45.7%，拥有员工20800多人，占全市银行金融从业人员的31.5%。
二、明确战略目标是地方法人银行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1、贷款资源配置目标。
2013年，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直（间）接用于城镇化建设的贷款大约2000亿元，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为65%。根据建立金融资源配置线性回归模型测算，预计到2020年末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贷款总额将达到7200亿元左右，未来7年将增长1.3倍以上，高于重庆银行业贷款增长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直（间）接用于城镇化的贷款占比将增至75%，在2013年基础上提升10个百分点。
2、票据资金业务目标。
以重庆三峡银行为例，2013年用于服务城镇化建设发展的票据业务占比大约60%。以此推算，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通过未来7年的努力发展，预计到2020年其占比将达到70%以上，比2013年提升10个百分点。
3、理财产品融资目标。
2013年，重庆三峡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累计募集资金320多亿元用于城镇化建设及其相关领域或项目，在该行理财募集资金总额中的占比达到64%。按此推算，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通过未来7年的努力发展，预计到2020年将实现理财融资占比75%以上，将比2013年提升11个百分点。
4、功能区重点发展目标。
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应当在积极支持重庆五大功能区战略实践中，着力服务城镇化建设，使之整体协调向前发展。同时应重点将重庆五大功能区之一的城市发展新区作为城镇化主要战场，根据建立金融资源配置线性回归模型测算，预计到2020年该区贷款余额将达到12754亿元，未来7年将新增贷款10251亿元、增长4倍以上。因此，重庆3家地方法人银行贷款资源配置在城市发展新区的占比将高于其他四大功能区2倍左右。
三、找准市场定位是地方法人银行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支持好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好地方经济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市场，细分客户目标，找准市场定位，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主动，抓住时机，抢占市场，抢先发展。结合重庆五大功能区建设战略以及产业发展规划要求，重庆地方法人银行应当通过信贷以及票据、理财融资等多种方式，加大融资力度、加大贷款投入力度，重点瞄准市场领域，大力支持城镇化建设，建立与培植地方法人银行自身的核心客户群体。一是瞄准现代物流、科技研发、软件信息、中介会展、文化传媒、服务外包等六大产业发展方向，积极贷款支持生产业建设，培植生命力强的服务型企业客户群体；二是瞄准汽车摩托车、天然气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三大支撑性产业方向，积极贷款支持发展开放型制造工业经济，加快建设全国汽车生产基地、摩托车生产及出口基地，打造“汽车名城”、“摩托车之都”发展优势，着力培育现代化、开放型制造企业客户群体；三是瞄准电子信息、节能环保、新材料、现代医药等四大产业发展方向，积极贷款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经济发展，培育一批市场竞争能力较强的高新技术企业客户群体；四是瞄准重庆内陆高地建设的“两路寸滩保税港区”、“重庆北部内陆开放示范区”两大市场，积极为外来投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积极贷款发展内陆型加工贸易产业经济，培育内陆型加工贸易企业客户群体；五是瞄准轻工造纸、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商贸流通、旅游服务、职业培训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生活服务型产业市场，积极贷款支持发展巩固壮大传统产业经济，培育传统产业企业客户群体；六是瞄准广大农村市场，积极贷款支持农业产业化企业发展，培植农业企业客户群体；七是瞄准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功能区的生态产业市场领域，积极贷款支持现代农业、旅游观光农业、商品市场农业，大力支持发展生态环保旅游型经济，培育生态环保、旅游型企业客户群体；八是瞄准房地产开发、建筑、建材市场，积极贷款支持综合实力雄厚的房地产开发、建筑及建材企业发展，拉动房地产市场需求，培育优质房地产开发、建筑建材产业企业客户群体。
四、创新融资模式是地方法人银行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方法
“理财银行”是重庆三峡银行帮助百姓增加财产性收入、支持重点项目建设、满足企业客户资金需求，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经营品牌。因此，在财力有限、货币政策适度偏紧的宏观调控政策环境条件下，作为地方法人银行应当加快转型经营思想，量身定制设计理财产品方案，大胆探索创新“银行+企业+信托贷款”、“银行+企业+财产权信托受益权”、“银行+信托+企业+股权收益权”、“银行+租赁公司+企业+租赁租金收益权”4种理财融资模式，大力开辟新的融资渠道，将分散的、零星的社会闲置资金聚集起来，集中用于支持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公用事业和公共服务完善，如供水、交通、通信、文化娱乐、住房、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市场领域，最大限度地强化资金聚集功能、助推作用、杠杆效应，充分有效地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金融需求，实现多赢效果。一是通过研究设计发行适合市场需要、满足百姓需求的理财产品，帮助城乡居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支持百姓创收致富，承担社会责任；二是通过创新多种理财模式，将城乡居民分散的零星的资金聚集起来，再投放于城镇化建设及其同城镇化建设相配套的相关项目与市场，解决资金供应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有力地支持城镇化建设；三是地方法人银行通过创新理融资模式，在服务城镇化建设、帮助城乡居民脱贫致富的同时，培植自己的客户群体市场，推动与促进自身业务发展，搞活自身经营效益。
五、强化“三农”建设是地方法人银行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路径来看，概括起来有三种。第一种路径是特大中城市依靠向郊区征地不断发展其中心城区推动城镇化发展。尽管特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还有一定的向郊区发展空间和人口吸纳能力，但其中心城区的发展已受土地、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出现城市环境污染、高楼林立与棚户区并存、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特大中城市的中心城区规模的扩大和人口承载能力的提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中心城区吸纳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二种路径是通过农民工的市民化推动城镇化发展。由于我国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大量优质教育资源集中配置在城市，部分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子女在城市享有优质的教育。但这部分人并没有放弃其过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年中农忙时仍然回归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从中获得收益。农闲时就在城镇务工获取收入。这部分农民进城成为市民充其量只能称得上半市民化。第三种路径是通过增加小城镇数量和扩大小城镇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城镇化发展。但是小城镇的土地大部分属于集体性质的而不能流转，城市等级化管理导致小城镇缺乏竞争力，小城镇税收中的大部分都要上缴，留给自身发展的资金较少，所以小城镇难以解决城镇建设、外来人口的就业和住房等问题，缺乏成长起来的基础。以上三种发展路径，不管是那一种都面临城镇内部二元结构导致的伪城镇化、农民工或进城农民家庭人员与市民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非均等化等问题。
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路径
（一）放开城镇户籍制度
目前放开城镇户籍制度，并非一步到位，要因地制宜，分步消除城乡户籍差异，有效促进人口在城镇之间合理、有序的流动。放开城镇户籍制度，具体可以分五种情况考虑。①严格控制落户。只有在特大城市工作10年以上并且对住房拥有产权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可落户特大城市。②设定合理落户条件。对在大城市工作10年以上或者工作5年以上并且对住房拥有产权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可落户大城市。③有序放开落户限制。只要有稳定工作或者对住房拥有产权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可落户中等城市。同时根据中等城市建设进程和新增人口承载能力，逐步放开还未进城务工的农业人口落户中等城市的条件。④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对现有小城镇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的落户，只要他们愿意就可直接落户小城镇。同时小城镇要率先进行户籍管理制度的全面改革，彻底清除影响农业人口直接落户小城镇的各种障碍。⑤鼓励就近落户。对不符合在特大城市或大城市落户条件的非市民化务工农民及其家属的户口可以鼓励落户到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同时可以考虑采取适度、有效的户籍鼓励政策，引导农业人口主要在就近的小城镇落户。
（二）放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积极放开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制度，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出让、租赁、入股等多种方式进行流转，主要用于城镇的工业新区、第三产业发展区、居民住宅小区的建设，以及现代农业产业投资园区的建设等。当然要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顺利地流转起来，一是要进行确权，实现农民土地权益的有形、实物和合法化。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要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二是要在全国各地加快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交易市场。这样使确权后的土地，有自由流转交易的场所。从而通过市场行为，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能从根本上解决现行城镇建设用地靠征地方式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征地补偿矛盾。另一方面能使进城务工农民或市民化后，自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流转交易，例如通过入股将土地流转给现代农业企业等以定期获得投资收益，或者通过出让将土地流转出去以一次性获得收益，从而盘活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浪费。
（三）以产业集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发展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上的，不能脱离产业的发展而发展。农民进城从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就业问题，只有城镇为进城农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农民才有可能常住城镇，才有市民化的要求，这是城镇化的基础。而进城农民要就业，城镇就必须要有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新型城镇化才能真正推进。为此在城镇要重点实施集聚式发展策略，引导产业向特、大、中城市、特别是小城镇集聚发展，从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这种集聚式发展可以分为二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加快特、大、中城市的高新技术产业、特色产业、优势产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的集聚发展，不断提升特、大、中城市的城镇化质量。第二层次是要立足地方特色资源和已有的产业基础，加快小城镇的产业集聚发展，以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
（四）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
要从制度上保障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市民化后在就业、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实现均等化和全覆盖，这样就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制度体系。一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就业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都能通过平等竞争获得均等的就业机会。二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教育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有同等权力享受同等条件的职业培训教育、随迁子女享受同等教育权利。三是要建立健全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保障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有平等享受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权力。四是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市民化后的每个人享受同等待遇的社会保障。
（五）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一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因地制宜地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合理布局产业、商贸、生活区域，促进城区人口、居住、产业、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优化城市的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促进新型产业向城区集聚。三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市之间的通力合作，发挥各自的相对优势和互补合力，扩大城市的影响力。四是要以特大中城市为主导，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聚散功能和综合实力，充分发挥特大中城市对其周边小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六）以小城镇为重点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
小城镇在吸纳人口方面，特别是将当地农业人口转化成城镇人口，提高城镇化率方面有着其自身独特优势。其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相对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而言，小城镇由于可用于城区规模扩大的规划土地资源相对充足，再加上有比较好的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在原有小城镇人口容量基础上增加1-5倍左右的人口容量是可行的，是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范围内的。二是小城镇主要是吸纳当地农业人口进城成为永久性居民，他们在生活习惯、文化品味、人际交流方式等方面与小城镇市民更接近，有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小城镇。三是小城镇的就业门槛从总体上来看相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普遍要低一些，有利于当地农业人口进城成为永久性居民后有更多的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生存技能。四是小城镇的物价水平（特别是住房价格）相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普遍要低，这种相对低的生活成本有利于当地农业人口进城成为永久性居民后更容易安居下来。
三、结语
基金项目：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重大咨询课题（2010ZDKT
>>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全面转型 以人为本 走新型城镇化道路 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更应以人为本 浅谈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建设 “以人为本、宜居宜业”，新型城镇化的都匀探索 广联达软件：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思考 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刍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中小城市文化设施配置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国民福利研究 “以人为本”的县域城镇化实现路径研究 坚持以人为本 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郭理桥：以人为本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新居民市民化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区域城市关系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村镇土地利用效益评价模型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土客关系”：兼论城市融入研究的理论和视角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3）见厉以宁，中国式小康有三个标准，安居乐业最重要，。
（4）交叉证实，即是将样本分成相同数目的两部分，用其中的一部分数据进行探索性研究，用另一部分数据进行验证性分析。见James C. Anderson,David W. Gerbing,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Psychological Bulletin,1988,Vol.103, No3,411-423,pp412。
（5）本文关于统计指标的评价标准，均参考自黄芳铭，结构方程模式理论与应用[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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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valuation of PeopleOriented City in the Context of New Urbanization
LI Aiguo
(School of Management,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Chongqing 400054,China)
お
关键词 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公共服务供给；经济效应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50-05
在当前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再调整的复杂形势下，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转型面临多重挑战，如何有效化解这些不利因素，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是要寻求引领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和新途径。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工业化创造供给，而城镇化则创造需求。因此，在外需不足、传统投资过剩、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疲软的新情境下，城镇化理所当然成为今后推动我国内需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指出21世纪影响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是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镇化。随着我国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50%之后，意味着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周期，即进入倡导以人为核心以及提质增效的新型城镇化阶段。新型城镇化重在体制机制创新，通过不折不扣的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将有效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刺激居民消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全面改善民生，这些都将产生广泛的经济效应，对新常态阶段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因此，为有效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及新常态阶段我国经济成功转型，系统归纳和梳理城镇化的经济效应就显得尤为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城镇化发展历史悠久，在世界城镇化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占据领先地位，如唐代曾与300多个国家有过贸易往来，当时的长安城镇人口达60余万，丝绸之路经济全线畅通，宋代经济发展达到了高峰，中国人口首次突破1亿，出现了如开封这样的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此时中国城镇化和工商文明曾达到了历史上的空前繁荣。但自明清代以来，中国选择了闭关锁国和背对世界的治国之策，加上西方国家工业革命的诞生，世界时针开始偏离东方文明，逐渐指向西方文明，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的不断繁荣，城镇化问题不断进入广大学者们的研究视域，城镇化与经济发展论题也被学者们日益重视和关注，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城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米尔斯，2003），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中，具有空间特点的城镇化问题长期被忽略，使城镇化难以登入主流经济学的大雅之堂，直到20世纪50年代，城市和城市化的相关研究才又一次被重视起来。中国的城镇化源远流长，但真正的快速发展时期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可谓早慧而晚熟。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研究工作也相对滞后，吴友仁1979年《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才彻底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顾朝林和吴莉娅，2009[1]），之后城市化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日益关注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基于既有文献，重点对城镇化的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居民消费增长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二元结消解效应、公共服务供给效应，阐明城镇化驱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运行机制，为新型城镇化的经济效应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个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城镇化的增长效应
1.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高级化发展的必然路径，而经济增长又是经济学研究无法绕开的一个经典命题，关于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内在机理，国内外学者持有差异化的观点和结论。国外学者的学术研究起步较早，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与过度城市化方面（Davis & Golden，1954；Sovani，1964；McCoskey & Kao，1998 ），之后主要探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大致可归纳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一种结论认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是经济增长的有效牵引力。Lucas（1988）基于内生增长模型重估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关系，指出城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Henderson（2003）利用不同国家的截面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对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Krey et al.（2012）[2]、Bruckner（2012）[3]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结论给予了肯定，也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研究结论，同时以发展中国家为样本进行重点实证分析，认为城镇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正向推进作用尤为明显。另一种结论则与第一种结论相悖，认为城镇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Bloom & Canning（2008）[4]发现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效应，任何国家寄希望以城市化来达到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都可能无法实现，Shabu（2010）[5]的研究也认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促进作用。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与快速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同向变动关系（徐雪梅和王燕，2004；李金昌和程开明，2006[6]；程开明，2007；周小刚和陈东有，2008；贾云S，2012[7]；张泽和胡日东，2014；周慧，2016[8]）。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观点，认为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双向互动的因果关系，若长期将城镇化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筹码，会严重影响城镇化质量和经济增长质量，也难以实现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预期效果（黄婷，2014[9]），传统的城镇化是一种高速度、低质量、重投资的城镇化，本质上主要以投资为重要渠道来驱动经济增长，而对能够代表城市基本特点的消费性需求的释放有限（王婷，2013[10]）。作为一个全新的中国式命题，对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增长效应的观点基本一致，即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能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的增长动力（孔令刚和蒋晓岚，2013；张占斌，2014[11]）。
2.城镇化的居民消费增长效应
通过对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增长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发现广大国内外学者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一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对于消费增长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Daniels et al.（1991）以美国为例，发现城市化推动居民消费增长的内在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城镇化能够催化区域性消费市场。Fujita et al.（1999）研究得出城镇化能通过“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消费需求扩张的结论，表明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人口、资本等重要生产要素高度集中于城市，促进了区域整体消费需求的加速扩张（Henderson，2005[12]）。周建和杨秀祯（2009）[13]认为城镇化对农民的消费行为具有明显的刺激效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14]、邹红和喻开志（2011）等的研究也得出基本类似的结论。赵永平和徐盈之（2015）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另一部分学者却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和扩张并没有带来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城镇化的居民消费贡献率几乎可以忽略（范剑平和向书坚，1999；刘志飞和颜进，2004；罗军和钟诚，2012[15]），从城镇化与消费倾向的变化关系来看，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的关联效应，城镇化并不是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石凯和聂丽，2014[16]）。新型城镇化是对旧型城镇化的全面校正和系统优化，重在制度创新，有利于消费层次和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柳汶秀和赵新宇，2013[17]），有利于破除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种阻碍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影响居民消费能力的各种制度藩篱，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镇内部的新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全面释放蕴藏在城镇和农村的潜在消费需求（谢淑娟，2014[18]），有利于提高居民真实的消费水平和保证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杨静和张光源，2014[19]），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使其消费结构和消费能力提档升级（顾纪瑞，2014[20]）。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不同于传统城镇化，二者对居民的消费增长效应完全不一样，从既有文献可以看出学者们一致认为新型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效应。
二、城镇化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随着经济结构优化以及社会的高级化发展，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快，各种生产要素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迅速流动和集聚，特别是对第三产业或服务业占比的迅速上升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由此形成较为统一的结论，即城镇化可有效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人口的集聚化发展，有利于思想交锋、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技术创新，对优化和提升城镇化效率具有重要影响，城镇化的高效率可以吸引更多的资源和人才，能够产生重要的规模效应和和聚集效应，进而提高二、三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Glaeser，2011）。任何产业的高级化发展都c其空间载体的不断升级变换紧密相关（李诚固等，2004；苗丽静和王雅莉，2007），可见随着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推进作用逐渐增强（刘艳军等，2006；黄晓军等，2008），城镇化进程推动了产业的分工与重组，有利于现代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集聚发展（Kolko，2010；Michael et al.，2012[21]；吴雪玲，2013[22]；张占斌，2013[23]），应将城镇化与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促进就业创业有机结合起来（，2012[24]）。同时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带将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城市群或城市带的要素空间集中产生的正向外部性以及人才要素集聚导致的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将对区域产业创新体系以及产业结构转型优化产生重要的推进效果（吴福象和沈浩平，2013[25]）。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6.1%，意味着我国已经实现了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的城市社会转变，我国城镇化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今后城镇化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时代选择，它强调以人为核心，倡导产业与城镇互动的发展模式，有利于推动现代制造业、生产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的繁荣发展，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新型城镇化强调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转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使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同步发展（辜胜阻和刘江日，2013[26]）。新型城镇化将产生巨大消费和投资需求，有利于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使新型城镇化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相呼应（中国金融40人论坛课题组，2013[27]）。新型城镇化的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分工协作效应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黄锟，2014[28]），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蓝庆新和陈超凡，2013[29]），作用程度按东部、西部、中部依次增强，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异特征（赵永平和徐盈之，2016[30]）。
三、城镇化的民生改善效应
1.城镇化的二元结构消解效应
涉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内在机理与作用关系的研究数量可观，但从研究结论来看，依然存在分歧，并没有形成被广大学者普遍接受的统一性观点。Lewis（1954）认为通过不断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最终可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Robinson（1976）则认为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藤田昌久（2011）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有利于全社会福利水平的改善，但由于要素资源的空间集聚效应，城市的福利水平相比农村提升更为迅速，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化。因此，关于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基本可以梳理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城镇化弱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集聚，对人口、要素和其他资源等都具有很强的吸附力，城市本质上是一个消费中心，第三产业是城市的主要产业形态，随着经济全面转型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服务业占比将日益增大（Keeble & Nacham，2002），三次产业中服务业的吸附劳动力能力最强，是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达到弱化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Blum，2008[31]；Mehta & Hasan，2012[32]；陆铭和陈钊，2004；姚耀军，2005；孙永强，2012[33]；王学龙等，2012[34]；李伶俐等，2013[35]；刘雪梅，2014[36]）。第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变化形态。从理论上讲，当农村劳动力转移到达刘易斯拐点时，农业劳动力报酬就开始上升，因此，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必然呈倒U的变化过程。Glomm（1992）、Anand（1993）和陈宗胜（1994）等学者从理论上对二者的倒U型变化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证明。王小鲁和樊纲（2005）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且长期处于上升段，与王亚芬等（2007）的研究结论基本相同。莫亚琳和张志超（2011）[37]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或初级阶段将出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当城市化处于成熟发展阶段时，城市化将有利于弱化城乡收入差距。周云波（2009）[38]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发现城市化是倒U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第三，城镇化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大量研究表明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研究表明，政府的城市化偏向政策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国内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陶然和刘明兴，2007；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雷根强和蔡翔，2012[39]；胡晶晶和黄浩，20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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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全面部署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意见》指出新型城镇化应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财政、投融资等配套政策，强化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我国已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也进入城镇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城镇化蕴含着重大的历史机遇，对中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金融支持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需要有效的金融支持。
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以来，截至2015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已达7116万人，城镇化率为56.10%，相较于2007年城镇化率上升10.23%。城镇化的进程进入新的发展机遇期，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将带来巨大的资金需求，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支持对城镇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城镇化的推进也会促进金融服务、体系的创新。因此，本文将基于全国分省面板数据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为深入推进城镇化提供参考，为金融深入发展提供依据。
二、文献回顾
目前已有大量的学者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做出了深入的研究。理论研究部分主要阐述了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实现途径，提出了加大金融支撑保障能力的若干建议（楼文龙等，2013；刘琼增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供给难题，指出资金供求不平衡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瓶颈，要着力在城镇产业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市民化三个方面实施金融创新（陈银娥等，2015；刘奂成等，2013）；分析了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投资方向和投资布局，收益性较低、公益性较高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需要政策性金融支持（罗云开等，2015；巴曙松等，2013）。实证研究部分则侧重于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运用各种统计和实证方法对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检验，认为金融支持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也推动了金融创新的步伐，二者之间存在互?橐蚬?的关系（贾洪文等，2013；朱显平等，2015；陈志伟等，2014）；通过全国层面的VAR模型、协调度模型研究金融支持与新兴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指出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金融效率的提高都有助于城镇化率水平，但是金融支持水平及规模不足、支持渠道单一、政策制度有制约等，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尚待提高，要构筑多层次的金融体系，加强金融创新，拓宽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李清正等，2015；杨慧等，2015）；金融对不同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支持效应效应出现显著不同，金融支持对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或者国有经济所占比重的敏感性也存在显著差异，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差距，需增加城乡一体化产业融合资金支持，改善金融机构对城镇化的支持水平（荣晨等，2015；熊湘辉等，2015）。
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金融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地推动作用，他们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方面的相关研究是比较丰富的，充分肯定了金融支持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对后续的研究具有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虽然如此，仍然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1）在探讨金融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最新数据构建城镇化水平的综合指标体系，更全面、客观地反映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水平；（2）以往统计后的分析缺乏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如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等对城镇化影响的差异。
本论文将以全国分省数据2006～2015年面板数据，来探讨以上问题，以期为我国金融如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支持，提升金融服务水平等方面给出参考建议。
三、数据及指标
本文所采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6～2015年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wind数据库，部分数据根据年鉴的数据整理获得，部分缺失数据均采用插值法获得。金融支持和城镇化的考察都是综合性指标，在参考前人选取指标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吉荣支持城镇化的特点和科学性、合理性的原则要求，分别选择以下具有代表性的变量：
（一）城镇化的变量选择指标
城镇化的主要形成起点是人口的流动。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城镇化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二）金融支持的变量选择指标
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是金融支持城镇化的主要来源。其中，贷款又分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因此，本论文所探讨的金融支持用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和人均长期贷款3个指标来衡量。
1.人均贷款（元/人）。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人均短期贷款（元/人）。用短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3.人均长期贷款（元/人）。用长期贷款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三）控制变量的选择指标
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金融支持这个影响因素外，还存在诸多因素影响其建设，主要有：
1.劳动人口占比（%）。在城镇化建设中，必然会出现房屋建筑、城市改造等大量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工程，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这些都需要大量的人力才能完成。因此，劳动力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64岁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2.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城镇化进程不仅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一个流动，而且是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一个过程。因此，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数量占6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3.识字率（%）。城镇化进程是人的现代化的一个进程，因此，识字率（非文盲率）是城镇化建设中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本文用15岁以上非文盲人口占15岁以上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4.城乡收入比（%）。从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过程，二者的收入差异显然影响着城镇化的水平和速度。因此，本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占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5.人均FDI（美元/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商直接投资将弥补我国城镇化的一部分资金缺口，对城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本文用FDI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6.农林牧渔GDP占比。城镇化的经济结构可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一产业的GDP是衡量经济结构现代化水平的一个主要指标，是影响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因此，本论文用农林牧渔GDP占总GDP的比重来衡量该指标。
以上变量具体定义见下表一：
表1 指标及变量
四、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构建基本的计
量模型框架如下：
其中，其中i代表全国各分省，t=2005，2008，……，2016。
本文运用2005～2016年面板数据，对回归方程进行参数估计。预设四个模型，分别以人均贷款、人均短期贷款、人均长期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为解释变量，考察其对城镇化的影响。四个模型均以劳动人口占比，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城乡收入比，人均FDI，农林牧渔GDP占比的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回归结果如表二。
表2 金融支持对城镇化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
（1）各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值均较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三大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贷款”、“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来看，三者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2）在4个模型的系数估计值中，人均贷款的系数估计值为0.065，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系数估计值差异不大，分别为0.055和0.057。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贷款每提高1个百分点，城镇化将可能增加0.065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提高也都有助于城?化的发展。从模型4可以看出，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虽然都会对城镇化产生正向影响，但短期贷款所带来的城镇化增速明显低于长期贷款带来的增速。
（3）控制变量方面，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均对城镇化具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整体发展处于劳动力过剩，资本投入不足的阶段，劳动力投入过多，劳动力投入布局不合理，而资本不足对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极大的阻碍作用。城镇化是农民向市民的转化过程，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正需要金融的支持促进二、三产业升级转型。减少农业从业人员数量，提高农业发展的效率和质量，合理布局劳动力投入，对于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大专及以上人口占比、识字率、人均FDI都对城镇化有正面影响，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和识字率的增长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了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省际角度对金融支持对于城镇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新型城镇化推进中，伴随的是大量人口的吃穿住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是投资与消费的双向互动，正是金融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经过分析得出结论：
（1）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支持中，单独考察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它们对城镇化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影响差距不大，但后者要稍大于前者。
（2）如果将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综合起来考察，短期贷款对城镇化的影响明显小于长期贷款对城镇化影响。由于城镇化的投资周期较长，作用效果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需要长时间的资金支持，短期贷款相对来说不够稳定，对于城镇化的推进效果较小。
（3）劳动人口占比、城乡收入比、农林渔牧GDP占比对城镇化有负向的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是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劳动力投入过剩而资本不足是城镇化发展的阻碍。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资金需求巨大，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是对长期贷款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规模，建立相关政策性银行或金融机构，提供体系完备的贷款产品系列，为城镇化建设项目提供针对性和稳定性的金融服务。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产业发展与升级改造等主要建设项目的周期都比较长，长期贷款更有利于这些项目的建设，金融支持与城镇化应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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