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国际传播 英语 传媒 复合型人才
1、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
当今世界正逢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希望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信息的需求十分迫切；与此同时，全球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日甚，越来越活跃和复杂。在这一国际形势下，如何赢得话语权，占领舆论制高点，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立场，确保在激烈的国际舆论交锋中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加强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最为关键。而高标准、多元化的复合型人才需求，也为国际传播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复合型人才，顾名思义，是指具有两个或以上专业(或学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人才。郭可认为，解决国际传播中被动局面，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的问题，才能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的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由此看来，以国际传播为导向的英语复合型人是当下各个传媒院校的诉求，也是顺应媒介发展趋势，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必然追求。
2、国内传媒院校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瓶颈
当前我国各大传媒院校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传统培养模式，即“传媒专业+外语”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包括综合院校的新闻院、系创办的国际新闻专业，是国际新闻传媒人才的最主要来源。二是外语院校国际新闻专业培养模式，即“外语专业+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一般是外语院校依托自身的英语优势，增设部分新闻课程，按照近年流行的复合型人才模式进行专业培养。这两大块构成了国际传播人才培养的主流。
通过以上人才培养模式的分析，同时也根据笔者调研，目前国内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2.1课程设置零散孤立，缺乏系统性
目前在课程设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不能使每一门相关课程都有效地服务于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系统工程，专业课程设置呈现为一种互不交融的大“拼盘”，实质上只是完成了英语与新闻学科的简单叠加而非融合。由于该专业是面向新闻传媒、对外交流(文化、外交、经济等)领域，培养具有宽厚的人文社科理论基础，掌握本专业相关理论与语言技能，通晓英语国家文化习俗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强对学生的英语语言技能培养，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新闻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实践教学，而紧紧围绕这两门学科所设置的两大课程模块却未达到有效融合，缺乏统一的专业导向，从而使我们的英语复合型人才培养陷入瓶颈。
2.2途径上相互脱节，缺乏整合性
近年来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成效不尽人意，尤其新闻和英语专业是两个实践性极强的专业，理论教学、实训与社会实践诸方面相互脱节、缺乏整合性。高校基本上是延续传统的教学途径和方式，从书本到书本，脱离实际；有限的实践性教学环节又隔靴搔痒，远离社会第一线。这些自然使得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无法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无法将学理研究与社会体验结合起来。
2.3师资配置上各自独立，缺乏协同性
师资队伍建设是一个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一个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而复合型师资队伍又是培养复合型英语人才的基础，进行跨学科和跨专业的复合性专业教育，决定了其师资队伍必然有着不同的学科及专业背景。国内各个高校英语新闻专业的老师大多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他们的英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但如果单靠其所掌握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来从事教学，是很难适应改革需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老师更新知识，在提高自身业务能力和素质的同时，促进能力的多元化，知识结构的合理化。
3、国内高校国际传播复合型人才培养策略
3.1以英语专业培养目标为导向，新闻为特色，确保课程设置的系统性
要调整和优化培养方案，力求更加契合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规律。国际传播人才应当打牢“五个根底”，即新闻业务根底、新媒体业务根底、各方面知识根底、外语根底、国际知识和国际视野的根底。我们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加大“外语”和“国际”比重，强化学生外语能力训练，拓宽国际视野，营造国际化环境和氛围；该培养模式就是要体现新闻特色，即“英语+新闻”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英语作为专业始终是根本，在此基础上学习并掌握新闻学相关理论，将英语和新闻两方面的课程找到一个有机的结合点并加以融合，绝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把外语专业办成“四不像”的专业。
3.2重视实践教学，要打通并整合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及各方面要素
进行复合型人才培养，既需要系统的理论知识的解析与传授以建立学生完整合理的知识结构，也需要配套的实验与实训课程，需要学生走向社会，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以强化和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学校应在在全国多个城市与多家媒体单位建立合作项目，并创建新闻实践基地，学生利用寒暑假有组织地前往各地新闻媒体单位，如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社等基地实习。
3.3要在国际传播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引领下改造和重塑教师队伍
前面提到由于大多数英语教师都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或者应用语言学专业，因而很难适应当前的教育改革。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外语水平高、专业知识扎实、能力多元化、层次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改变长期以来外语教师知识结构单一化的状况，优化教师队伍，使教师自身具备多元化的知识结构和高层次的学历，培养出以英语为主体的多学科专业(新闻、经济、法律等)的复合型专业教师队伍。要以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实现教师在学科和专业立足点上的转化，尽快找到新旧专业间的结合点。可通过自修、培训、访学、参与实践等方式使教师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优化，从而达到师资队伍自身的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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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东，高校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及其反思高教探索，2008(4)
[关键词]国际创业；国际化程度；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893X(2012)02−0018−04
国际创业目前是国际商务管理的一个重要课题。Schumpeter将创造新产品，开辟新的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原材料供应渠道，以及构建新的组织形式等都视为是创业[1]。Knight将创业视为经历不确定性的过程[2]。根据Schumpeter和Knight的定义，企业在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中，以已有产品进入新市场或者拓展原有市场，销售新产品，开展新业务，拓展新渠道等都面临极大不确定性，因此开展国际化经营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国际创业的过程。Zahra和George(2002)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提出国际创业的整合模型，将国际创业分为国际化程度、速度和范围三个维度[3]。因此本文选择国际化程度、范围来探讨企业国际创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此争论不休，并得出企业国际化创业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线性、U型、倒U型、S型等不同观点。由于对该领域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外已有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对此进行理论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一、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的关系，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结果。不少研究认为国际化能够给企业带来利益，如通过国际化会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范畴经济与相互学习（Kogut，1984[4]，1985[5]），共享彼此特有的能力或核心竞争力（Hitt等，1997[6]），从而提升企业利益。部分实证研究证明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存在正向线性相关关系（Grant，1987[7]；Delios等，1999[8]）。Gomes和Ramaswamy（1999[9]）认为在国际化初始阶段，企业国际化程度对经营绩效有正的影响，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深入，其对绩效的影响有一个逐渐递减的边际收益，会呈现出一个正的但边际效率递减的模型。企业国际化在给企业带来利益的同时，相应地也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外市场，面临着陌生的环境，文化的差异，加之消费者购买心理及偏好的迥异，以及管理、监督上的困难，会给企业带来一系列学习成本，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部分学者得出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存在负向线性相关关系（Michel 等，1986[10]；Collins，1990[1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国际化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并不明显，真正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的因素为企业自身的优势，如Shaked（1986）[12]在针对58家美国跨国企业和43家非美国跨国企业，Buhner（1987）[13]对德国40家企业，Sambharya（1995）[14]对美国53家多国企业进行研究都发现，企业国际化与绩效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Morck和Yeung（1991）[15]在国际化对投资人的价值研究中发现，研发支出与广告支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可借由国际化予以强化，但是国际化本身对绩效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一些学者综合考虑企业国际化的成本与收益，以曲线关系来研究企业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U型关系模型和倒U型关系模型。近年又有学者综合各方面的观点，得出了S型关系。Ruigrok和Wagner（2003）[16]认为企业在国际化早期因为对国外环境的不熟悉，存在着文化差异、资源和能力不足等因素，国际化的成本会高于国际化的利益，对企业绩效产生负面影响，随着国际化的深入，国际化经验的积累，进一步的国际化会对绩效会产生正面影响，从而得出U型曲线关系。Sullivan（1994）[17]认为海外市场的扩张可以立即给企业带来正面的利益，但当其国际化程度超越某个点之后，由于协调成本大幅提高、管理日益复杂、组织资源的能力跟不上企业国际化扩张的速度等原因，导致过度的国际化程度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的影响。Hitt，Hoskisson和Kim（1997）[6]认为，虽然国际化可以为组织带来很多利益，但随着国际化的增加，将伴随大量的成本，成本逐渐大于其获取的利益，从而令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出现倒U型关系。Contractor，Kundu和Hsu（2003）[18]对美国103家服务企业研究后发现，国际化扩张存在三个阶段。由于存在国外不利因素、初始学习成本、未达到规模经济等，初级国际化企业随着国际化的开始，企业绩效是不断下降的。对于中级国际化企业而言，由于规模经济和范畴经济的作用，获取低成本的资源，交易成本的内部化等，企业绩效随着国际化的扩张是不断上升的。对于高级国际化企业而言，文化距离的扩大，过于分散的市场会产生大量的协调成本，其绩效是随着进一步国际化扩张而下降的，呈现出S型曲线。
二、国内相关研究
国内对企业国际化与绩效关系的研究不多，且结论各不相同。台湾学者乔友庆、于卓民和林月云（2002）[19]以台湾大型制造厂商为样本，发现国际化程度与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王国顺和胡莎（2006）[20]以329家拥有出口业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发现中国目前制造企业的出口行为对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以出口比例衡量的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的销售净利率和总资产利率显著负相关。薛有志和周杰（2007）[21]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2-2004年的数据分析中发现，企业国际化对绩效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鲁慧玲（2008）[22]通过对374家有出口业务的A股上市公司2005、2006两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验证了国际化程度DOI与绩效ROA（总资产收益率）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并发现DOI与绩效ROS（销售利润率）之间关系不显著，但方向(正向或负向)与ROA一致，同时计算出国际化过程中企业绩效最低时的国际化程度是37%。杨一尘和余颖（2008）[23]以15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得出国际化程度对公司经营业绩有影响，且当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时 ，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王辉、张俊玲通过对我国彩电行业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可以通过国际化经营，充分融入国际领先的创新环境，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同场创新、合作创新等来提升企业内在的创新能力，借此实现新的绩效增长契机。[24]王福胜、孙妮娜、王虹妹(2009)[25]从沪深两市对外直接投资较多的行业中选取3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绩效、结构和态度三个维度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程度，得出国际化程度与绩效呈正向线性相关关系，企业可以通过增加国际经营的涉入程度来实现提高自身经营绩效的目标。
三、企业国际化经营对其绩效的影响
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再结合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创业经营的实际，笔者认为，国际化经营的三阶段理论对大部分企业都是适应的，甚至不管是之前得出的线形、U形，倒U形关系都可以在三阶段理论中找到与之相适应的契合点，也存在与之对应的解释[26]，只是不同的结论可能正好处于企业国际化经营的不同生命周期中。国际化经营的三阶段理论从增值收益、增量成本的角度为企业国际化创业过程提供了一个动态的、纵向的深度解释。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一阶段（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由于交易双方处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经济、政治、气候、文化等多方面的先天差异，使得其初始国际化进程异常复杂及不确定，这会大大加大企业获取其市场信息的成本。其次，交易双方因为彼此的不熟悉，双方的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履约能力的不确定会增加交易谈判与监督履约的成本，预防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道德风险也会提高企业事后履约的成本。因此在企业国际化初始阶段，出口导致的增量成本远大于出口带来的收益，从而会使得国际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一开始呈现负相关。
当企业克服初始阶段的困难，步入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二阶段（Later 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会使得企业的单位增量收益大于其成本，企业绩效随着企业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际化范围的进一步扩大而逐步提高，呈现正相关关系。尽管在这一阶段中，企业仍然存在着相应成本的增加，但是企业克服了初始的交易困难，通过熟悉国外环境，加深交易双方的了解，建立更多稳定、信任、长期的交易往来，改变自身在国外市场网络中的位置，形成国外市场上广泛的企业关系网络，从而更容易获取有利知识、优势资源、商业机会，降低交易成本。随着企业出口规模的持续扩大，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达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企业交易成本内部化，这会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获利能力进一步提高，使得收益的增量远大于成本的增量，从而表现为企业绩效的提升。
在企业国际创业经营的第三阶段（Excessive Internationalization），即企业国际化扩张达到一定程度脱离了国际化经营的最佳状态后，国际化经营的进一步扩大，范围更广，涉及到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市场严重分散，文化距离扩大，管理成本加剧，全球市场的协调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成本的增加以及所带来的风险大于企业的收益，企业国际化的进一步加剧会导致企业绩效的降低。并且在这一阶段，部分企业因为在享受第二阶段国际化所带来的长期超额收益后或因为本身其他长期的战略追求或企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扩张上反应不够迅速，并不会意识到自身的过度国际化问题[27]，也不会及时采取行动来抑制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的负面影响。
笔者对企业国际化理论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企业在经历第三个阶段后，在国际化的继续扩张过程中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如果企业对内能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主动式管理，进行相应的内部变革，实现内部体制和外部环境的匹配；对外能对国际经营环境保持高度敏感，从企业所处环境和已经拥有的关系网络中获取信息，并能敏锐地从中发现所存在的机遇，充分把握利用，对企业目前的经营进行相应的调整，从而避免逆国际化发展，并在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企业则会进入一个循环的周期。因此，在企业国际化三阶段后可能存在第四阶段甚至第五阶段，如图1所示。
四、总结及建议
本文结合国际三阶段理论和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深入地探讨了不同阶段企业国际创业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在企业国际创业的初始阶段，国际化经营并不带来企业整体绩效的提升，反而使之降低，因此对于我国企业来说，在国际创业之前，要充分考虑企业本身的风险承担能力以及本土业务的盈利能否承受初始国际化带来的国外业务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积极地熟悉外国市场，开展充分的前期调查，做好充足的准备。在国际创业的第一阶段，企业应更进一步了解目标市场，熟悉目标市场顾客的喜好，获取更多的经验知识，争取在外国市场构建广大的关系网络，与当地政府部门、经销商、客户等构建强关系连结，并积极拓展弱关系连结，为企业第二阶段打下良好的基础。在第二阶段，国际化的加深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影响，企业应充分利用前期的经营成果，提升企业本身的网络能力，并注重改革创新，发现并利用这一阶段的有利机遇，开辟新的市场，拓展新的客户，研发新的产品，并注重本身管理体制的改进以适应越来越广大的外部市场，以避免或者延缓第三阶段的负面影响。在第三阶段，国际化的进一步加深可能会对企业绩效带来负面影响，企业则不应该按照原有模式进行经营，应该充分意识到本身所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主动的超前行动，加大研发投入，保持高度警觉，更好地利用国际经营环境中可能存在的政策机遇或商业机遇，从而减轻这一阶段中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在国际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中再次实现绩效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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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企业；国际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9)03-0026-04
[作者简介]李沐纯，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华南理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财务管理。(广东广州510006)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使国与国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各国经济相互依赖、渗透，并对企业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中小企业要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立足站稳，规模与效率成为根本。中小企业借助于机制灵活、产权清晰、决策迅速、低成本、集群等优势(樊增强，2005；孔泰，2004)，以信息技术利用为契机，同样能够在国际市场中大展拳脚。
一、概念界定
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各国主要基于定量和定性两个角度，并以定量为主。定量界定包括企业雇佣人数、企业资产和企业经营收入等三方面。在2000年9月，我国经贸委中小企业司提出企业划分标准的最新方案中，将资产总额和年销售额小于5000万元的企业划分为小型企业，资产总额或年销售额在5000万元－5亿元之间的企业划分为中型企业。
中小企业国际化是近30年来跨国公司研究领域的热门课题，国外学术界的主流刊物上有关研究层出不穷。国际化阶段论流派(Carlson，1975；Fo~gem&johanson.1975；Johanson&Vahlne，1977)将国际化视作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过程。我国学者梁能(2000，2001)提出国际化是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包括企业经营的国际化和企业自身的国际化。对于选择国际化方式的影响因素，学者们主要从公司内、外两方面进行探讨，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市场风险、竞争状况、政府影响、文化、合作伙伴、市场规模等；内部因素主要包括经验、关键资源、公司战略、知识扩散风险等(Hill，Hwang&Kim，1990；Erralnilli&Rao.1993；Osland，Taylor&Zou，2001)。
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基础
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借助经济学等基本理论的发展，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理论发展也经历了不同时期，主要包括国际化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网络论、资源基础论、互联网影响论、天生全球化理论等。
1 国际化阶段论
国际化阶段论由Carlson(1975)，Forsgern&Johanson(1975)，Johanson&Wiederheim-Paul(1975)，Johanson&Vahlne(1977)等为代表的北欧学派提出。该学派借助于企业行为理论的研究方法，将企业国际化视作一个企业对国外市场逐渐提高承诺的连续过程。企业资源投入量在阶段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增加，对海外市场信息渠道的控制能力逐渐增强，同时不断地获取、整合及利用国外市场的相关知识，逐渐进入“心理距离”越来越大的市场，从而保证在最小的不确定条件下获得最佳商业机会。部分学者针对该理论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主要有Bilkey & Tesar(1977)对美国威斯康星中小企业出口行为的考察；Johanson and Nonaka(1983)对日本企业出口战略的经验研究；Ali&Camp(1993)对阶段论模型进行的检验也表明该模型主要适用于中小企业国际化行为；George(2000)运用结构方程以美国68个中小企业为样本，得出企业国际化步骤的系统性与国际化表现和绩效正相关，呼吁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遵循系统化步骤，例如动机和战略规划、市场调研、市场选择、进入模式选择、对意外和困难的规划和补充战略等。
2 小规模技术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Louis T.WeHs(1983)在19世纪80年代指出，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企业将国家市场特征与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以小市场需求服务为目的，充分发挥小规模生产技术、低成本与低价格优势，并有效利用“民族纽带”进行跨国投资，使得在多层次、多元化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即使存在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大等劣势，仍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经济学家Sanjaya Lall(1983)的研究也表明，在技术变动的过程中，集中于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明与应用的技术创新往往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这些创新活动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资源与成本优势、民族的或语言的联系同样可以构筑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3 网络论
约翰逊和麦特森(Johanson and Mattsson，1985)等学者认为，国际化意味着企业在国际市场网络中建立、发展网络关系，因为企业在国际生产(市场)网络中的地位决定了国际化的程度。处于天然网络之中的中小企业为了开展国际化经营，就必须与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及政府组织建立并保持持续、动态的联系，并在共同学习过程中进行拓展、渗透与整合。例如，通过与新市场上的国外企业建立关系，实现国际扩张；或者通过与国外已有网络加强协作，实现渗透；也可以通过完善自己在不同国家网络中的地位，实现国际性的整合。
国际化网络理论借助于网络的概念，强调在市场网络中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及对国际化产生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成果见表1：
4 资源基础论
沿着Penrose(1959)开创的资源基础论，许多学者以中小企业为具体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Bloodgood(1996)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能力与累积的有形、无形资源储备有直接关系。有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资源储备的企业比其他竞争者更具优势，更易国际化。Karagozoglu andLindell(1998)研究了美国34个小型科技企业，发现44％的企业缺乏管理经验和开拓国际市场的机会；44％的企业存在收集国际市场信息的困难；32％的企业与国际竞争者相比存在资源获取方面的困难，从而意识到资源和能力的限制是小型企业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并进行了讨论。在国际化过程中，中小企业也拥有一些独特的资源优势，其中，企业家能力是中小企业国际化资源基础中的一个重点。不受国内常规导向束缚的中小企业，比那些束缚较长时间后再进行国际化的竞争对手表现更为出色。
5 互联网影响论
以Internet为代表的网络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使得其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成为近些年一个新的研究热点。Internet技
术的不断发展有助于企业改进与海外顾客的沟通方式，便于企业接近目标顾客，克服心理、运行、组织和市场障碍(Hamill&Gregory，1997)，因此，使一些中小企业完全有可能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实现国际化经营。Bermet(1997)、Kalakota&Whinston(1997)等通过深入研究，将Internet在降低国际市场开拓成本方面的功能归纳为六方面：低成本存储大量信息；强有力却又价格低廉的信息搜索、组织和传播手段；根据需要提供交互式信息；提供给顾客生动的产品体验；作为交易媒介；作为某些特定产品(如软件等)的在线销售媒介，降低卖方的进入成本。这些优势帮助企业把产品销售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向不熟悉的市场渗透，树立国际化意识，避免建立海外销售分部和免于受国外文化和商业习惯的影响。Hsieh&Lin(1998)的研究还表明，Intemet还有助于小企业建立有效的企业合作联盟，帮助小企业实施有效的全球化战略。
6 天生全球化理论
近10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天生的全球化企业现象(相关研究成果见表2)。例如，Oviatt&McDougall(1993)的研究表明，借助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近10年来许多中小企业从成立之初就活跃于全球市场，利用多国资源向多国销售并从中积极寻求竞争优势。总体说来，这些被学者们称之为的“Innate exporters”(Ganitsky，1989)、“Intemadonal new venture”(oviatt&McDougall，1993)的主要特征，就是销售中相当部分收入来自国际市场。国际化速度与程度成为定义天生国际企业的主要参数。
三、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的代表性观点
开放边境互市贸易，改革外贸管理体制，放宽企业自营进出口管理及通讯技术和设施变革等，直接推动了我国企业国际化的热潮。与实践发展相映照，国际化逐步成为国内管理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大量的著作和文献涌现，经过梳理与分析，我们发现存在以下特点：第一，早期国际化研究以描述和引介国外理论和观点为主，大多数文献停留在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动因、条件、影响因素、模式等方面的浅表层次的分析与探讨，定性研究多，定量和实证研究缺乏，多数研究泛泛而谈，缺乏深度。第二，2003年以后在我国的高层次学术期刊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有深度的相关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国际化环境角度，如研究企业集群、地方政府的作用；国际市场战略，如OEM、对外直接投资等国际化方式或进入模式战略以及国际战略联盟等；解释国际化过程的适用模型，如对国际化阶段模型适用性的讨论以及提出国际化成长中体现的共生、群居、独居等模式；应用创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有关理论解释天生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创业或国际化新创企业现象。主要研究结论见表3。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如樊友乐和尹柳营(2001)、廖勇凯(2004)、黄兆银(2005)、尹红欣(2006)、韦昌鑫和冯德连(2006)等对欧盟、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中小企业国际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主要从企业发展和政府支持两方面进行研究，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一些可借鉴的做法。
四、结论与前瞻性研究
当前，企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无论在国际还是我国学术界都相当活跃，研究角度和领域主要包括交易成本、制度、文化、社会网络、营销、企业家和创新等，非常广泛。不同领域或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虽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现象提供了一定程度解释，但也存在较多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
1 当前关于国际化的研究绝大多数针对的是欧美发达国家企业，所选取的数据也大多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而对于新兴经济体和转型经济国家，如中国、印度等国家的企业研究在国际主流杂志上还十分鲜见。
2 对大型跨国公司国际化的研究仍占主流，由于数据资料可取得性、代表性等的一系列障碍，使得针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经验研究与定量考察不多。
3 在国际化理论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注重企业外部环境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例如，母国和目标国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对企业国际化的影响。而近几年，多数研究逐渐转向组织文化、企业家因素、企业资源等内部视角的研究。但如何将内外因素整合起来，进而探讨对企业国际化的综合影响仍值得研究者关注。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论文范文一：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论文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存在的学科中心型和岗位应用型两种课程体系的局限性,提出了以三种需要为依据、优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方案,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门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复合创新型国际经贸应用人才的整合课程体系。
关键词：国际经济与贸易课程体系优化改革
1问题的提出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关键词：本科培养；实施效果；评估指标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3-0161-02
国际商务专业立足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国际商务的职业要求，突出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人才培养方针，设置两大类型的专业课程，并且有机贯通。一是涉及国际企业管理层面的课程，通过国际商务环境和战略研究、作业过程等知识体系，赋予学生较高的综合经济分析能力，并能够串联起从市场调研、生产、营销、物流到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个作业流程；二是涉及国际企业实务技巧层面的课程，通过贸易实务、投资技巧、金融工具运用等知识体系，赋予学生更好的实务操作能力。
总体上看，国际商务专业学生培养的定位方向以“跨国商业运营者”为中心，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侧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与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商务专业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有密切的学科关联，目前全日制国际商务专业隶属于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而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学科基本属于经济学学科，偏重理论研究，所以国际商务专业的本科培养效果考核时，测评指标就有重理论还是重实践的争论。
一、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的目标
国际商务专业按照有特色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系统掌握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基本理论，具备扎实的国际商务理论基础、业务知识和专业技能，通晓国际商务惯例、相关国际法规和国际商务文化，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面向国际市场，具有开阔视野和创新创业精神，能在跨国公司、涉外经济贸易部门、政府机构，从事国际商务管理、商务活动策划、国际企业管理、法律咨询、政策研究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高素质人才。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国际商务专业坚持“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的三型人才培养目标，强调“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课内与课外”三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双语教学、实践教学和实验教学，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按照“‘国际商务基础理论课程作业流程课程商务策划课程’+‘国际商务实验实践课程’”“‘国际贸易基础理论课程实务操作课程商务谈判课程’+‘国际贸易实验实践课程’”两大课程体系，围绕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务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的实际，构建国际市场开拓和国际商务操作两个特色方向，实行因材施教、分类培养。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2）掌握现代经济学、管理学基本原理和国际商务相关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3）掌握国际商务、跨国经营基础理论，熟悉国际商务惯例与规则；（4）掌握国际商务、跨国经营实务技巧，熟悉国际商务流程与运作方法；（5）具有较强的语言与文字表达、人际沟通、信息获取能力及分析和解决国际商务问题的基本能力；（6）掌握国际商务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具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和计算机操作技能；（7）具备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二、国际商务专业本科培养方案的实施效果
从国际商务本科培养目标来看，国际商务专业重视“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高素质人才”的培养，而本科培养方案是否达到了这个目标，我们对用人企业做了调研。首先，经过问卷调研，针对外贸相关企业招聘国际商务专业人才所要求的能力，企业录用要求条件选择最多的前4项是综合素质，外语、计算机水平，实际动手能力，具有可塑性。其次，用人单位认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专业毕业生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较高，具有良好的团队精神。用人单位认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国际商务毕业生在品德修养、观察力等方面表现较好，在理论知识、知识结构、开拓创新意识、英语、计算机能力、动手能力等方面表现不佳。最后，因为国际商务专业是一个对素质和能力要求较高的专业。经过分析，我们发现用人单位希望学校在实务操作能力、学习和创新能力、英语水平、知识结构、理论分析能力等方面加强对学生的能力培养，特别强化实务操作能力、学习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也是国际商务专业职业岗位群的职业需要，也给高校专业教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对企业的调研中可以看出，多数用人单位要求学生具备较好的英语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和国际贸易的工作性质有关，另一方面国际商务已从原来单纯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发展到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及各国间的经济合作，所以学生必须具备良好的外语基础和外语沟通能力，外贸企业重视的是现实中所要运用的操作能力，多达60%的企业都认为员工在进入企业之前应该进行适应企业的训练。而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学生的实习基地和推荐学生就业的时候，与企业保持密切的联系，及时把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反馈给我们学生，提高他们对企业的适应能力。在调查中发现，相当一部分企业希望学校在校内训练学生的谈吐礼仪、演讲口才能力，增加抗压受挫训练，加强实际操作能力和专业技能的培养。从用人企业的反馈来看，国际商务本科培养方案在理论教育方面基本达到了培养目标，但在实践培养方面显然不如预期。
三、国际商务本科培养方案评估指标设置的建议
国际商务本科培养方案评估指标直接关系到培养方案的修订和完善。以往我们对培养方案实施效果的评判更多的是来自于教师和学生的反馈，很少接收来自用人企业的意见。教师和学生的反馈，大多数集中在单纯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教学效果，其应用在工作中是什么效果却很少被注意。从企业的反馈来看，我们的评估指标应该更多地向应用和复合倾斜。因此，国际商务本科培养方案是否有效，其评价指标应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实用性课程的比例。课程设置中不仅需要有基础或者理论的课程，更应该多设置实务型课程，例如不仅应该有大学英语课，更应该有专业英语。第二，实践性课程的比例。企业重视的不是学生是否会考试，会背书，而是学生是否会学以致用。因此，我们的培养方案中不仅需要课堂教学，更应该开设具有实际效果的课外教学，例如企业现场教学，而不是一些形式上的企业实践或者观摩。第三，多学科课程的比例。企业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而培养复合型人才也拓宽了学生的就业渠道。虽然现在学校鼓励学生选修双专业或者辅修其他学科的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往往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学科之间、课程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就业和实际工作的促进作用缺乏十足的依据，例如在听取企业的建议上对学生的辅修专业进行指导。
参考文献：
关键词：国际关系国际贸易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3-0102-01
国际关系主要指各国之间的实际行为。在21世纪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局势，也有了进一步的挑战。国际商贸关系的紧密性使得各国的联系增强。从国际关系的影响因素来讲，主要包括国际制度、行为规范、认知背景等等。这些因素也间接影响了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
一、国际关系与国际商贸战略研究
（一）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商贸战略发展
从目前的国际关系上来讲，各国之间逐渐趋于稳定的状态，并都以“合作”为前提，致力于经济贸易的提升。因此，各国也在发展中意识到，只有良好国际关系的存在，才能够促进商贸战略的多样化。一般来讲，国际商贸的核心都分布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它具有引领商务贸易发展的功能，促进各国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以广州为例，它临近香港，并且是珠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便利性非常强。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发展，各国之间的交流性会议也多在广州、上海、深圳等地举行。在此现状下，我国的国际商贸中心也由此形成。我国将广州作为具有优越性的国际商贸圈。主要以电子科研型产品的交易为主，进行零售与批发的综合性调整。另外，以良好的国际关系作为基础，定期举行一些国际化的商务会展，各国人民积极参与，实现进一步的沟通与交流。第二，扩充产业链条。在国际商贸展示的基础上，各国之间也可以进行新型产品的研发。我国可以通过各国产品的关联性进行产品衍生与融合，促进国际商贸的发展。第三，从“内核形”产业出发，带动外部经济的发展。利用良好的国际关系，我国还可以将总体经营业务进行扩展，实现销售与运营的一体化。从科技信息与金融贸易等核心经济收益为标准，形成新型的国际贸易集群，进而推动旅游业、休闲业等产业链条的形成。[1]
（二）良好的国际关系推动国际贸易层次的形成
良好的国际关系也有利于我国国际商贸层次化的组建。以上海为例，它是我国主要的国际贸易中心之一。[2]近几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与各国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尤其是“世博会”的开展令世界看到了我国的发展，给世人带来了震撼。在世博会成功举办后，上海也致力于国际商贸的发展，将贸易功能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以批发零售为主，对一些新型产品进行展览，促进国际商贸会的举行，形成企业的集群效应，推动商贸中心内核的形成。第二，以上海的主要商业圈为准，将先进的制造业、科研产业、信息服务业、金融经济行业作为国际贸易的支柱，促进新技术之间的交流，以“物流中心”作为基本载体，优化贸易组织形式，促进资源的整合。第三，发展服务等辅助型产业。以“旅游行业”为主，以教育培训、文化产业为导向，推动国际贸易多样化的形成。国际贸易层次性划分使得国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并且有利于国际贸易产业链的形成，促进产品之间的带动性与融合性。[3]
二、国际贸易战略促进国际关系大融合
国际贸易战略的有效制定也能够推动国际关系的融合。第一，在国际贸易战略的组建时期，各贸易中心一定是将科研组织放在首位。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國际交流。以我国先进的技术作为突破点，也使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强。试想一下，国家之间的来往频繁了，必然会促进良好关系的形成。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国际关系主要以利益的变化为主，利益的提升能够带动关系的发展。第二，在国际贸易战略制定的同时，各贸易中心也在对产品链条进行优化与组织，发展多样化的经济活动中心。此方式能够促进经济贸易值的增长，使我国的综合实力增强。而综合实力的加强也会促进国际关系的完善。[4]
三、结论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与国际贸易战略是紧密相连的。首先，良好的国际关系能够推动贸易层次的形成。其次，国际贸易战略也促进了国际关系的大融合。二者是互不可分的一个整体，为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先庆.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新视角——基于商贸中心能量等级分析的战略研究[J].城市观察，2011（4）：65-73.
[2]林永亮.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实然”与“应然”[A].外交学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借鉴与创新——2011年博士论坛[C].中国国际关系学会，2011：23.
[3]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181-198+208.
关键词：人力资本国际化 华侨华人 跨国技术网络 技术转让 技术溢出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海外人才回流趋势不断增强，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4）》显示，1978―2013年，中国留学归国累计人数已达144.48万人，是同期出国留学累计人数（305.86万人）的47.2%。其中，2013年，留学生归国人数达35.35万人，仅比同期出国人数少6万人。人才外流与回流所形成人才环流现象对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本国际化和创新国际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海外人才大量回流，学术界逐渐关注人才的国际流动对国际技术转移和我国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例如，李平等（2011）指出，人才回流将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竞争效应、企业间组织学习和网络效应等方式促进国内技术进步，但人才回流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一定门槛效应，需要回流地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吸引人才并从中受益。王辉耀和苗绿（2014）研究发现，当企业的高管团队和研发团队拥有“海归”成员时，创新绩效会相对更高。然而，这些研究在分析国际人才流动对国际技术转移和企业创新的作用时，重点集中在“海归”人才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及适用条件，对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目前，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越来越深度嵌入全球创新网络，人才跨国流动所建立的国内和国外双重社会网络为本土企业获取最新行业和技术资讯提供了更宽广的渠道（陈学光等，2010）。因此，在分析跨国人才流动对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时，不仅要考虑国际化人才独特的人力资本，还应重点分析其建立的跨国技术网络的作用。
Saxenian（2002）研究发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海归”人才建立的跨国技术网络主要是基于族裔联系，跨族裔联系明显偏弱。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日益崛起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群体已成为全球技术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Wadhwa et al.，2011）。以美国华侨华人为例，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数据，1998―2006年间，美国华侨华人科技人才（包括中国台湾）的专利申请量居所有在美移民专利贡献的第一位，远高于印度、加拿大和英国等其他国家。因此，本文将重点讨论我国“海归”人才基于华侨华人联系所建立的跨国技术网络如何影响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
（一）人力资本国际化的影响
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在发达国家接受过高等教育或职业历练后回国创业或就业，也有些专业人士尽管已移民国外，但通过研讨会、技术顾问等形式频繁往返于祖籍国和移民国（Wadhwa et al.，2011）。本土企业通过引进“海归”等国际化人才，既可以直接增加本土企业的人力资本存量，又可以通过“海归”人才的竞争效应，激励企业的其他员工自我增值，这些均可以促进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然而，在国际技术转移日益增强的背景下，以“海归”为主体的国际化人才对本土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仅表现在它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创新投入要素，更体现在国际化人才可以增强企业对国际技术的吸收能力，进而间接促进创新过程。国际化人才的后一种贡献可以称之为吸收能力。“海归”人才在国外积累的相关技术经验、跨文化背景、熟悉国际科技管理的相关规则制度等，均有利于促进所在企业对国际转移技术的内化、转化与开发利用，从而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国际化的人力资本既可以直接促进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又可以提升企业对国际技术的吸收能力，即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二）跨国技术网络的影响
基于信任和互动的社会网络被认为是影响技术转移特别是技术溢出的关键因素（Saxenian，2002）。以“海归”为主体的国际化人才不仅提供了创新投入，而且还带来了国际化的技术网络。“海归”人士的跨国技术网络显然可以促进企业在国际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识别、获取与理解。因此，跨国技术网络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根据社会网络理论，我国本土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包括网络规模、密度、关系强度、异质性、网络位势等五个维度。
1、网络规模
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规模越大，意味着企业可以接触到的技术源越多，可以获取的技术信息量越大，企业获取国际前沿技术的及时性和可靠性也进一步提高，其通过技术学习进行创新的绩效可能会更好。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a：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规模越大，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2、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评价网络成员关系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Burt（1992）指出，社会网络密度体现在结构洞的数量，处于连接结构洞位置的网络成员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在国际知识溢出的背景下，结构洞就是不重复的知识源。因此，科技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密度越小，意味着网络结构洞越多，企业所能接触到不重复的知识源就越多，企业追踪国际技术前沿进行技术创新的条件就越好。此外，结构洞产生的信息优势还可以提高国际前沿技术获取的可及性、及时性和相关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b：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密度越高，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3、关系强度
网络关系可以分为强联系与弱联系。Granovetter（1973）认为，在信息传递和知识获取中弱联系比强联系更有优势。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强联系建立的信任机制可能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知识获取（林南，2005），并且在高技术产业，新技术、新经验往往体现为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的获取和吸收更依赖于强联系。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c：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关系强度越大，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4、网络异质性
网络异质性反映了海外归国科技人才在技术专长、行业领域、地理空间、职业等级等社会特征方面的分布状况。异质性显著的网络能够提供更广泛更多样的技术源。企业拥有的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越大，其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和技术吸收的选择空间就越大，技术需求与技术供给的匹配几率就越高，进而创新绩效越好。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d：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异质性越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5、网络位势
企业所在的网络位置（network position）对企业演进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改变和维护现有位势是企业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创新体系中，那些拥有关键信息通道的科技企业，特别是那些在技术网络中占据结构洞位置的科技企业，常常可以形成高质量的社会资本。由于此类科技企业存在相对较少的联系重复与结构同质的问题，因此企业在跨国技术网络中占据更关键的位置，将有利于开展国际技术转移与提升创新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e：企业的跨国技术网络位势越好，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计量模型
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将重点讨论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网络如何影响本土企业技术创新。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
IP=IHC+INT+TT+IHC*TT+INT*TT
其中，IP表示创新绩效；IHC表示人力资本国际化；INT表示跨国技术网络；TT表示国际技术转移。
（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如下：
创新绩效（IP）：基于现有文献，本文利用四个指标来综合测量创新绩效：科技成果或专利、生产工艺、产品开发设计能力、产品或服务质量。
人力资本国际化（IHC）：本文的人力资本国际化仅狭义指人力资本构成中包括“海归”人士或外籍人士，而不包括具有国际化知识和素质，但未出国受教育或工作的人才。本文的人力资本国际化主要是为了反映人才回流对母国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测量人力资本国际化：创业团队或高管团队中“海归”数量、技术研发设计部门的“海归”人才的数量、管理团队或技术团队是否包括外籍人士。
国际技术转移（TT）：国际技术转移包括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技术转让（TT1）主要是指企业间的技术交易行为，本文用企业从海外购买专利技术成果情况来表示。技术溢出（TT2）代表了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即国际创新体系中的专有技术或信息不通过技术市场交易就直接转移到本土企业，而此过程中技术溢出方并没有得到直接的收益。
跨国技术网络（INT）：企业的跨国技术联系分为三类：海外科技人才与团队、海外商业伙伴、海外科技社团组织。根据社会网络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跨国技术网络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关系强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位置五个维度。网络规模（INT1）强调科技联系数量；网络密度（INT2）强调与各主体的第三方联系数量；关系强度（INT3）强调技术联系频率和信任程度；网络异质性（INT4）强调各主体所涉及的技术专长的多样性、技术领域的宽广性；网络位置（INT5）各主体对本公司的技术建议或技术支持的依赖性。
（三）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向企业发放问卷调查表的形式来搜集数据。课题组的问卷调查于2014年10月16日完成，先后发放问卷223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124份。通过问卷调查，我们发现随着海外人才回流趋势的不断加强，样本企业的人力资本国际化现象较为普遍，在高管和研发团队中均具有一定比例的“海归”或外籍人士。从跨国技术联系的族裔特征来看，相比于与外族裔的技术联系，大多数的样本企业认为与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联系更密切、更稳定或更重要。
四、回归结果
为减少问卷调查截面数据存在的较为严重的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分析软件为Stata 12.0。
（一） 技术转让与技术溢出
本文分别从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两方面考察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网络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讨论技术转让，模型2讨论技术溢出。
模型1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国际化（IHC）和跨国技术网络（INT）的系数均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人力资本国际化的要素投入贡献的假说得到验证，而跨国技术网络促进作用的假说也得到进一步验证。技术转让（TT1）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转让的交乘项（IHC*TT1）的系数为正，且以5%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转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企业在国际技术转让中的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转让的交乘项（INT*TT1）的系数均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跨国技术网络对国际技术转让的调节效应有待进一步验证。
模型2的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国际化（IHC）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跨国技术网络（IN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促进作用的假说再次得到验证。技术溢出（TT2）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系数为正，且在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溢出的交乘项（IHC*TT2）的系数为正，且以5%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人力资本国际化与技术溢出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增强了企业在国际技术溢出中的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另外，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溢出的交乘项（INT*TT2）的系数为正，且以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企业建立跨国技术网络有利于增强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知识吸收，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见，与国际技术转让相比，技术溢出更依赖于人力资本国际化和跨国技术网络（见表1）。
（二）跨国技术网络的分维度检验
本文对跨国技术网络的不同维度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检验，以便比较国际技术转移对跨国技术网络不同维度的依赖性，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3讨论网络规模（INT1）的调节效应，模型4讨论网络密度（INT2）的调节效应，模型5讨论联系强度（INT3）的调节效应，模型6讨论网络异质性（INT4）的调节效应，模型7讨论网络位置（INT5）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如下：
模型3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规模（INT1）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同时，跨国技术网络规模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1*T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规模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4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密度（INT2）的系数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然而跨国技术网络密度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2*T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密度对创新绩效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甚至作用为负，但跨国技术网络密度能够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5的结果显示：国际技术联系强度或信任水平（INT3）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国际技术联系强度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3*TT）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国际技术联系强度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且国际技术联系强度能够显著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6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INT4）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时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4*TT）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对创新绩效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并且跨国技术网络的异质性能够显著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模型7的结果显示：跨国技术网络位置（INT5）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同时，跨国技术网络位置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5*TT）的系数为正，且高度显著。可见，跨国技术网络位置对创新绩效并没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跨国技术网络位置能够增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以上结果表明，虽然跨国技术网络各子维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明确，但跨国技术网络各子维度的调节效应在5个不同模型中均得到了验证，这与跨国技术网络的综合指标的回归结果基本吻合。可见，跨国技术网络在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技术创新过程中确实具有调节效应的功能，即跨国技术网络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见表2）。
五、主要结论
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是国际技术转移中的两个主要方面。本文的研究表明，以“海归”为主要特征的人力资本国际化在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技术溢出中均表现出显著的吸收能力贡献，亦即国际化的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国际技术转让和国际技术溢出两条路径间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我国本土企业构建的跨国技术网络往往是基于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的技术联系。本文的研究表明跨国技术网络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明显而稳健的。总体来看，跨国技术网络的调节效应仅在国际技术溢出中得到验证，即企业建立跨国技术网络有利于增强对国际技术溢出的知识吸收，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可见，与国际技术转让相比，具有隐性特征的技术溢出更依赖于跨国技术网络。从跨国技术网络各子维度来看，只有跨国技术网络规模、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但跨国技术网络各个子维度均在国际技术转移和本土技术创新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效应。因此，有必要从网络规模、网络密度、联系强度、网络异质性和网络位置等5个维度，推动我国本土企业跨国技术网络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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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大国；非洲；非西方理论；非线性理论；非传统理论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106-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正“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其次，这一发展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趋于停滞的背景下。尽管如此，当前对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探索却相当不足，仅有部分有关南南合作的讨论，且更多是由西方学术界和国际组织进行的。笔者认为，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有着三重意义：它提供了来自新兴大国和非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促进了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更加多元和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思考；它提供了有关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替代性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有潜力改变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思维；它提供了来自于南南合作和应对非洲现代与后现代挑战的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上述三方面也对促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有着重要启示，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色外交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的关键时期。
一、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事态的重要性得以提升，进而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新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当前陷于停滞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它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元本质。这种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既包括贡献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也包括提供非西方的理论视角。
如果说对冷战终结预测失败的反思使人们相信，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西方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话，那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家更加意识到，非西方理论要素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要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应有面目，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更多地将非西方理论要素引入其中，并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不足。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可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而言，它们多来自日益受重视的新兴大国，人们不仅试图从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更希望从印度、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新近历史上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观念，如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巴西的团结外交、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等。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事实上都在探索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姑且可称作中国特色、印度、巴西特色或土耳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与新兴大国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非洲明显尚未充分意识到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而贡献“非洲元素”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新兴大国已达到某种理论自觉时，非洲仍处于理论自发阶段。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它首先源于非洲自身的发展不足，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非洲的不重视密切相关。迄今为止，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非洲被从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意味着少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认为，非洲不可能拥有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一信条，他们与西方学者“串通一气地认为自身是其他地方塑造的话语的接受者。”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人类，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来自非洲及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知识。非洲的确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根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观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三类国家，即：前现代国家（pre-modem states）、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和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在库珀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前现代国家，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或推动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推动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于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使许多后现代的力量介入非洲政治的发展，并试图以此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尽管这本身充满问题并可能直接导致其失败，但至少就国际关系影响而言，如何处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非洲不仅能提供新素材，而且极可能走在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其次，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发展，但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其地区主义的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②在非洲53个国家中（2011年刚独立的南苏丹除外），有26个国家是2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有20个国家是3个组织的成员，1个国家——刚果（金）甚至是4个组织的成员，只有6个国家只参加1个组织。尽管有诸多力量塑造这一局面，但非洲地区主义的运作逻辑仍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特别是如何从内部理顺地区主义机制，如何平衡地区自主发展与外部干预以及如何处理发展一安全等方面的关系。
最后，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非洲国家在取得非殖民化成功之后仍缺乏内部权威，导致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一方面，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之中。两者结合，使得“私人外交政策”成为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这为分析未来国际体系转型、特别是国际体系单元的性质变化提供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启示，特别是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系规范、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伦理等方面。
在提供新理论素材的同时，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提供了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特别是考虑到有不少研究都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可纠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偏见，特别是对非洲的悲观视角。基于其在过去近400余年间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西方已“成功地将对世界政治的一种特殊解释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本身……并逐步被接受为共识。”但这一现状正在被打破，以便“向更为开放性的、不那么具有暴力冲突倾向的世界政治实践打开大门”，如东南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修正”不仅会推动对特定地区的更好理解，也可贡献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研究。类似努力也发生在拉丁美洲，“尽管主导性的美国话语被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地区性分析。”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而言，最大的修正是以一种对非洲的积极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上对非洲的消极甚至悲观观念。与西方强调非洲是“问题大陆”甚至是“绝望的大陆”不同，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把全球化重新传递到非洲”，帮助非洲获得更多选择权和新发展视角，也促使世界重新思考应当如何改变帮助非洲的方式。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可能“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考虑到一些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并不适用于非洲，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概念加以非洲式的再解读或重构。第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界定的概念是“冲突”。由于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来自非洲的洞察似可为有关未来冲突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经常忽视这一重要的地方性视角，进而导致现有理论解释力的极度受限。第二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或许是“国家”。在非洲，“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但现有研究“没有任何努力致力于确立和评估任何非洲经验的相关性”，进而折射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第三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自由主义”。的确，非洲研究案例都可为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视角提供重要洞察和批判，“非洲人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批评，拓展了我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我们解释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一方面，它对于塑造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有新的启发，涉及如何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化进程来反思当前的国家中心主义，并考察替代性的非国家、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如民族、部落、地方政府、侨民、公司等；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区分显得武断，进而需要对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作出新解释。换句话说，非洲几乎是在其他地方相关性的热点问题上的“放大镜”。
二、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④这种“进步”观念，或日“人的理性能认识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观念，也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帮助塑造了线性逻辑的主导地位，如乔治·凯南所说，“可以肯定的是，好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同坏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一样。”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逻辑在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面前正遭遇挑战，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非线性逻辑的效力。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逻辑。
非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对于如何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问题，却远未达成共识，尽管自20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发展组织围绕减贫首次达成共识。对西方所倡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发展是一种信仰和神话：一方面，他们相信经验证明“一切民族逐步享有‘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特殊的普世主义”，是一个社会将自己所信仰的、历史地构建起来的价值推广到所有其他社会的不明智的尝试；另一方面，基于一种线性思维，西方国际社会也认为，遵循西方模式实现“发展”就是一种“进步”；但事实上这一“发展”可能带来重大破坏性影响，而其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种线性模式，西方国际社会自认为对非洲的发展道路、方式和途径等拥有“合乎道德”的“说教”权力，并总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复制到非洲，进而使得对非洲的发展援助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便顺理成章。
为适应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新现实，西方再一次利用其线性逻辑，将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等级制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新兴大国称作“发展型国家”，而将尚未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称作“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这一努力事实上将前者描述为西方模式的“毕业生”，而将后者描述为经济、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失败者”。于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再一次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之中，西方无需改变自身的信仰便可延续既有逻辑和模式。
但显然的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线性逻辑。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时大多基于平等互利的立场，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对非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原则。正如非洲人所说，“中国朋友自远方来，教会我们开发、利用好这些财富，他们也可以同时受惠……并且，我们经济上的联系丝毫未影响我国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欧美国家如果能跟中国做得一样好的话，我们也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他们共赢”，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现在从态度上来说当然也挺友好，可不得不说他们到我们那儿纯粹是为了逐利。”另一方面，新兴大国采取乐观积极的态度对所有非洲国家一视同仁。尽管西方将非洲划分为可持续发展国家、冲突后重建国家和脆弱或失败国家等层次，但新兴大国往往不这样看待非洲，与此相反，几乎与所有非洲国家同等地发展关系，认识到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是“脆弱的”，其中也有“发展型国家”；同时也认识到，并非仅有西方所认可的模式才能实现发展，各种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可能有其优势。就这样，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洞察，特别是对良治与发展的关系、“脆弱”国家能否走上发展道路等问题的回应。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动摇了现有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很大程度上尚未贡献于其自身发展。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与非洲关系快速发展之前，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多地支持了西方的掠夺性发展。只有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之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才真正得以“盘活”并为其自身发展作出真实的贡献。有观点认为，“金砖四国”，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影响了能源和矿产等的全球供应和价格。如果有关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增多的文献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以每年8%～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对这些稀有原材料的国际竞争乃至国家间冲突可能会大为加剧。这类冲突可能对非洲的“脆弱”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赤道几内亚和加蓬。有些能源“新兵”正开始专注于在困难环境下的勘探和生产，如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由于在非洲大裂谷与刚果的边境地带发现了石油，乌干达正在讨论有关石油“福佑”还是“诅咒”的问题，部分出于生态思考及战略上不稳定的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的原因。
但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批评显然忽视了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意义：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的资源交换基于平等交换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方式，从而完全避免了西方“以资源换金钱”模式可能导致的，更避免了西方早期“免费掠夺非洲资源”的手段。同时，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使非洲无力开采的资源得以流动起来，并转化成为非洲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自殖民主义时代起，西方通过各种手段事实上已将非洲国家固定在国际劳动分工的最底层，使非洲从根本上无法利用其资源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永远处于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更有甚者，在现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下，非洲所提供和生产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将长期遭遇价格歧视，将令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最底层地位被进一步固定。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上平等交换原则，对既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造成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水平将带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同步提升；二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升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破坏”了西方再生产既有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价格体系，进而产生这样的可能：未来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未必一定居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最底端。这将是对当前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动摇。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将动摇西方所建立的“民主-安全-发展”的线性逻辑。
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远未取得共识。事实上，西方国家自冷战结束以来在这些目标之间捏造了另一种线性逻辑：发展的确是一个根本目标，但要实现真正的发展，必须为此创造有利条件。西方由此创造出发展的一条供应链：要实现发展便需要安全，要实现安全便需要民主：换句话说，西方捏造出“民主-安全-发展关联”（democmcy，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据此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首先实现了发展政策的安全化，然后再进一步实现安全政策的民主化。于是，自冷战后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发展学的一个重要发展动向便是“发展目标论”逐渐被替换成“发展条件论”。一开始，西方社会仍将发展目标作为追求方向，更多注重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大型项目的投资和援助。随着20世纪六十年展主义的失败和名声扫地，西方社会逐渐从更广泛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来思考发展，进而逐渐将对非发展援助的重点转向为经济发展创造或改善条件，这便为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创造了条件。到了九十年代，民主制度的扩散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被接受，发展主义方法得以修正并卷土重来。西方社会的对外援助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以发展目标为导向，而以发展条件为导向。如一位非洲学者所指出的，“民主制度的建立是援助方最后的慰藉；最后的尝试则是要证明，如果政治制度是正确的，那么援助干预是能够产生效果的，也一定会产生效果……民主是最后的‘钥匙’。”
相比之下，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始终坚持发展目标的核心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发展一安全关联”的过程中注意避免在不自觉中滑向发展条件导向。新兴大国在自身发展时便坚持了发展目标的优先地位，并未接受西方的发展条件论，进而走上了一条与非洲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如前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所指出，“仅仅50年前，亚洲（日本除外）曾处在与我们类似的不发达和令人绝望的境地。‘饥荒的名字叫中国，苦难的名字叫印度’……韩国当时的发展水平甚至不及肯尼亚、科特迪瓦或者加纳。”现在，新兴大国在与非洲合作时，也始终坚持“增强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帮助受援国发展民族工业，创造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福祉。”这种发展导向的对外援助也获得受援国的广泛认可，特别是非洲国家，“中非关系正朝向发展伙伴的方向发展……中国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援助，有助于缓解供应瓶颈，提高（非洲国家的）竞争力。”显然，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可能“破坏”西方所建构的“民主-安全-发展”线性逻辑，因此引起西方有关“破坏良治”、“支持”等批评也就不足为奇。
三、非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制造出一种思考国际关系的正统或传统模式。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是种“美国的科学”，其内部可能包括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等多种分支。在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尽管内部也存在着重大的多样化，但往往仍被以“英国学派”、“哥本哈根学派”等概括，进而也被置于低“美国的科学”一等的地位。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在前述的理论洞察之外，一些新的理论洞察可能动摇所谓“传统”或“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惯常思维，特别是南南合作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等。
随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整个南方国家内部的合作有了质的提升，其结果是“尽管传统的北方伙伴仍很重要，南南关系在欠发达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未来可能变得更为重要……”由此而来的，在更为直接和扎实的南南合作理念和经验基础上，建构真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理论已成为可能。南南合作理论建构很大程度将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传统或非主流的视角，因为诸如“意识形态、国家间或文化间互动的性质以及团结外交”等不为主流国际关系所关注的要素经常在南南合作中出现，往往体现出南方国家“强调了相互尊重和文化互惠”。
首先，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南南合作坚持一种“团结外交”（diplomacy of solidarity）精神。如前所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往往根据线性发展逻辑对南方国家予以分类，它不仅在西方与南方之间建构一种等级关系，也凸显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从而动摇南南合作理论的建构：一方面，南南合作的前景成疑问，因其内部的重大多样性和差异性，特别是诸多脆弱国家乃至失败国家的存在；另一方面，如有成功案例的话，也会被西方视作“离经叛道”的结果，在道德上不正确，如同当前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攻击所显示的。但新兴大国与非洲始终秉持“团结外交”精神，一方面视南方国家内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南南合作的强大推动力；另一方面积极看待非洲的后发优势、与非洲实现共同发展。尽管原因很多，但进入21世纪后，非洲崛起很大程度上仍与新兴大国和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密切相关。在快速发展的非洲国家中，既有如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圣多美与普林西比这样的微型产油国，也有着被认为存在更多问题的如安哥拉和苏丹这样的非洲国家。这一客观事实再度证明“团结外交”的重要意义。
其次，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南南合作拒绝西方的唯利是图，坚持平等互利精神，这也对当代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基于其与非洲交往的历史经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难以解释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平等互利逻辑。因为在西方看来，到非洲的目的无外乎获取经济利益、自然资源或战略保证等，类似中国帮助苏丹建立完整的上中下游能源工业的举动不可理解，背后必然隐藏着别的“真实目的”。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非洲丰富的石油资源为美国和欧洲创造的就业机会竞比它们能给非洲创造的还要多。虽然每年都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投入非洲石油项目，其中却只有5%花在非洲，如尼日利亚虽日产石油200万桶，产油量居世界第七，但全国57%的人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产油区尼日尔三角洲地区更是有高达70%的人口如此。由于尼日利亚炼油厂几乎全线崩溃，就连本该物丰价廉的汽油都完全依赖进口且价格昂贵。新兴大国在获得非洲自然资源时不仅坚持平等交换，甚至回报以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援建，在西方国家眼里便成为一种“变相的贿赂”，因为依据他们的逻辑，不这样理解就无法理解。
最后，在国际规范和原则领域，新兴大国与非洲坚持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往往质疑一系列西方视为主流的“后现代”国际关系原则。基于其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将西方后现代社会的诸多规范应用于指导国际关系，并将其建构成为“普世性”和“传统”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一努力导致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传统与非传统的混乱，产生了诸多的规范混乱和规范竞争，特别是个人道德规范与国家、全球治理的伦理规范之间的混乱和竞争，最为核心的体现是围绕人权与关系展开的一系列概念，如人道主义干涉、人类安全、良治等。尽管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经典自由主义，都支持国家间的政治道德区别于个人关系的道德③，但这一“传统”正被西方界定为“非传统”。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的确有诸多证据，但人类安全、人道主义干涉、保护的责任（R2P）等概念存在严重的“概念上的过度延伸”，因此需要倡导更为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已被证明有利于纠正这种误导，消除这一混乱。
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而言，非洲面临着诸多的非传统安全挑战，特别是如、武器、知识产权、人及金钱的非法交易等。他们认为，如同反恐战争一样，控制这些非法市场的斗争使政府在这些得益于全球化的灵活的、非国家的资源性网络面前处于弱势。由此而来的，对非洲的非传统安全需要“重新聚焦于那些被当作是对国土安全的威胁的次级群体、地区和冲突”，特别是认识到对“冲突预防”、“冲突后发展”和“冲突后重建”的投资已成为安全政策的有机和核心要素。这些努力的核心是控制和管理所谓的“供应链”，否则是物质性和虚拟性的全球化都将不可能。这些供应链既有正式的和合法的，也有非正式和非法的，特别是非洲拥有的是广泛的、枪支及其他小型武器、强迫移民、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的侨汇、滴血钻石等非正式和非法的供应链。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些非传统安全的应对强调的是安全化方法，甚至包括安全的私有化方法。
新兴大国在与非洲的合作过程中认识到，非洲所面临的大量非传统安全挑战很大程度上是不均衡的全球化和不合理的民主化所导致的：一方面，人们日益认识到，全球化可能加剧国内、地区及其相互间的不平衡发展，如地区冲突已将乌干达事实上分裂为两个国家，一个是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南部乌干达，另一个是过去20年来一直是战场的包括了整个基奥加湖（Lake Kyoga）的北方，另一方面，对西方所倡导的全球化、民主化、自由化等进程的反思也在增加，如世纪之交人道主义干涉所面临的问题日益增加，对这一问题的关键性反思和怀疑性反应也在持续增加。又如对西方学者倡导的“民主和平论”的批评和修正，集中于标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与社会命题与可持续的安全环境的界定和确立的不可兼容性。
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更多强调纠正全球化的不均衡和民主化的不稳定后果。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特别强调“发展与稳定”的相互关系，或日“发展一安全关联”。如前所述，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时非常注重坚持发展目的的首要地位而不滑向“发展条件论”，强调发展有效性而非追求援助有效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新兴大国往往致力于维持实现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的稳定，不追求激进变革，更强调政权稳定。这样，新兴大国向非洲展示了解决非传统安全的一种替代性方法，即在确保政权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发展逐渐解决既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以发展解决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因为很大程度上，非洲国家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来源于其经济的不发达和欠发展。这一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极大地缓解甚至改善了非洲的发展状况，使得“非洲可能从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比世界其余地方少受伤害”，因此尽管“百万受挫的、无聊的和愤怒的非洲年轻人在贫民窟快速增长，同时还有长期的‘荷兰病’危险，”“甚至处于世界金融冲击当中，但撒哈拉以南非洲仍有机会重新建设自身。”
【关键词】 异质性；企业生产率； Melitz模型
一、 引言
贸易理论是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为贸易实践提供新的理论支持和服务的。伴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21世纪初诞生的异质性贸易理论突破了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以产业为对象的研究范畴，将分析变量进一步细化到企业，以异质企业的贸易和投资作为研究的对象，探讨企业生产率和出口决定之间的关系，并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的热点问题。虽然异质性贸易理论较之前国际贸易理论是一次重大的创新和革新，但是新的理论总要接受实践的考验，所以源于发达国家的异质性贸易理论是否同样适应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呢？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贸易大国，贸易总量不断提升，2009年中国在世界货物贸易出口排行榜上首次跃居榜首，2010年再次蝉联第一，当年出口货物量占全球总量的10.4%，与2009年同比增长31%。汇丰贸易预测资料显示，中国正蓄势待发，可能在2025年或之前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额最大的国家，占全球贸易额的13%。该研究指出，预期中国贸易量至2025年底前会增长146%。直至2015年，预计中国贸易的增长速度将较全球贸易的增速快约4倍。什么样的企业使得中国贸易增长如此迅速？这些企业又有什么特点？贸易的增长是来源于生产率质上的提高还是仅仅是“量”的增加。本文基于出口回报最大化的假设构建模型，采用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考察有关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关于生产率和出口决定的关系。
二 、文献综述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以企业异质性假定为前提，以Melitz（2003）模型性为基础，探讨企业出口决定和生产率差异之间的关系。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企业动态产业模型，以Hopenhayn（1992）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垄断竞争动态产业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企业生产率差异扩展了Krugman（1980）的贸易模型，用来解释出口决定和企业生产率的关系。该理论的主要思想就是生产率高的企业通过自我选择效应会进入出口市场，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只会供应国内市场，生产率最低的企业只能退出市场，使得资源进行再分配，在产业内从生产率低的企业流向生产率最高的企业，从而提高了整个行业的生产率。Melitz虽然创立了异质性贸易模型，但对于异质性的研究却早已开始。Bernard and Jensen （1995）针对美国企业的研究发 现，在美国只有很小一部分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相比较非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率，企业规模也更大、支付较高的工资、 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等。Bernard and Wagner （1997） 针对德国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差异，此外还有Clerides et al （1998） 、 Bernard and Jensen （1999a ， b ； 2004） 、 Aw et al （2000） 、 Eaton et al （2004）都进行了类似的实证研究 ，均得出类似的结论：只有小部分的企业会选择出口，且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相比一般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更大的生产规模、使用更熟练的技术工人、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程度。我国国内对于中国企业出口决定与生产率的关系起步晚了几年，但也有了部分研究，李春顶（2009A）对中国制造业 969 家上市公司进行了经验验证，结果显示中国企业数据是符合新新贸易理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易靖韬（2009）基于浙江省2001—2003年的企业面板数据 ，对企业出口参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产率高、规模大的企业更容易出口。唐宜红、林发勤（2009）利用我国 2005 年工业普查的企业数据，对 Melitz（2003）的异质企业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验证，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陈燕（2011）利用2003-2009 年我国制造业相关上市企业的微观数据来进行面板实证分析， 研究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间的内在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对其出口有正面影响， 企业沉没成本与企业当期出口成正比。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对出口决定的影响因素上再做一扩充，把企业文化等变量引入模型。
三、计量模型
1 基本模型
本文对企业异质性贸易模型的异质性进行了范围上的扩展，除了企业生产率之外，异质性还设定了企业规模、企业文化、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企业所有制等重要变量。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企业生产率的符号应该为正，即企业生产率对出口有正向的影响，本文企业生产率用固定资产与企业员工人数的比值来表示1。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作为指标是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往往越有能力开拓市场、维护品牌、可负沉没成本等，应该是有更高的出口可能性，大多数的国内文献是以资产作为衡量指标，本文同样以总资产来表示企业规模，且预测符号为正；文化程度以企业高管层本科以上学历所占比例表示，假设文化程度越高，高管层越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因此企业越容易做出出口决定；沉没成本用滞后一期的出口状态前的系数来衡量，也即是考虑到沉没成本，企业去年出口今年也往往出口，去年不出口今年也往往趋向于不出口，因此预测符号为正，其中沉没成本以滞后一期的出口额表示。企业所有制，企业销售收入可能对出口都有重要影响，本为也设置了相应变量，预测符号也为正。
2数据来源与方法
由于普通企业的微观数据不易找寻，因此本文采用的是江苏44家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本文参考刘志彪对于企业生产率测度的介绍，以固定资产与企业员工人数的比值来测度企业的生产率。为了消除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对各变量都采取了对数形式，同时，本文采取面板数据的pool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生产率等几个主要因素对出口决定的影响。运用模型的关键就在于通过控制一些影响检验结果但又不是我们需要观察的变量，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判定所考查变量的影响因此我们的模型对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所有制、所在地区设为控制变量。同时为了避免被那些没有观察到的或者内生性原因引起的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个体固定效用的面板数据模型。
3 计量结果分析
（1）企业生产率。根据上表可以看出企业生产率的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表明Melitz模型该证据显示下是适应的，也就是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额高，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生产率越高，越容易出口，从反方向上讲企业生产率低往往偏向于供应国内市场，甚至说由于高生产率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的排挤，低生产率企业可能会推出该市场。
（2）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同样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说明企业在出口状态上有一定的黏性，也可以叫做路径依赖，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已出口企业在出口状态的选择上有惰性，次年依然出口，而去年非出口企业出于对沉没成本的畏惧，也较容易选择继续不出口，在这一方面国内已有文献进行总结，企业在出口状态的选择上路径依赖十分的明显。（易靖韬2009做过此类研究）
（3）企业规模。我们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均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前提的，因此企业有动力去扩大自己的市场势力的。企业要想扩大市场势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有一定的规模。然而我们的检验显示企业规模的影响并不符合我们的预期，这说明理论的适应性是有局限性的，该理论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现实为基础进行研究的，在考虑其在我国的适应性时，要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也说明中国企业出口因素复杂，我们需要结合自己的国情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我国的大型企业往往是政府主导，而政府的关注点往往有关就业等民生问题，所以一定程度上对企业规模对出口的影响造成了削弱之势。
（4）销售收入。该变量符合我们的预期，说明企业收入越高越有能力进入出口市场，收入越高越容易在出口市场贡献更多的产品。因为企业收入高，本身就是销售产品多，从而也是市场规模大，要占有较大的市场规模，所以企业在国内市场“拥挤”的情况下，自然就去开发国际市场，从而收入越高说明出口越多。
（5）另外以往文献显示高管层的文化程度对出口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也无显著影响，说明中国不同企业的出口决定具有复杂性，因此考虑企业出口因素时要考虑企业的具体复杂情况。
四、结论
以异质性贸易模型为基础的新新贸易理论的诞生可以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的一次革命，因为该理论改变了以往经济理论的经典假设，这里以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基础，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假设，使国际贸易理论更具有现实解释力。
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异质性所涉及到的变量对于中国企业的微观数据来说，不一定符合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所预期的那样，其中企业生产率、沉没成本对出口额有显著影响，但是企业规模却表现出异常的负向影响，因此我国在界定企业出口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现实复杂性，对已有贸易模型更要考虑其在中国的适应性。像企业所有制、高管层文化程度等中国特色的异质性变量虽然也有文献证明对企业出口决定有影响，然而本文的研究却显示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即使都在中国也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考虑企业出口决定因素，以上研究结合已有研究可以看出中国企业出口决定的因素复杂多变，还需要更多更广的深入的研究。
今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必将更加多元化，不同理论的融合加入、不同学科的交叉也必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常态，不断地理论创新、更多的实证检验必将是新新贸易理论发展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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