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假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假设和有效市场假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现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伦理，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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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工程;学科定位;人才培养
一、 金融工程是金融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20世纪50年代以前,金融学基本处于对事物的定性分析,即描述性阶段。它由描述阶段向定量分析阶段的转变始于马柯维茨的风险投资组合理论,该理论奠定了现代金融定量分析的基础。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在结合奥斯本(Osbeme)的股票价格遵循随机游走的期望收益率分布的基础上,在《金融杂志》上发表了资产组合选择一文,把投资的收益或回报定义为其可能结果的期望值,把风险定义为平均值的方差,这种均值—方差模型使数理统计方法可以应用到资产组合选择的研究中。法玛(Fama)在奥斯本(Osbeme)通过理性无偏的方式设定投资者主观概率的基础上,建构并形成了有效市场假设(EMH),并进一步细分了三种有效市场,从而说明了价格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已知的信息对获利没有价值的结论。随后的夏普(sharp)、利特纳(Litner)和莫辛(Mossin)将 EMH和马科维茨的资产选择理论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以一般均衡框架中的理性预期为基础的投资者行为模型CAPM ,说明了市场上的超额回报率是由于承担更大的风险才形成的结论。布莱克、斯科尔斯、默顿等人进一步相继拓展了上述研究,提出了套利定价模型(APT)、期权定价模型(OPT)等。至此,20世纪70年代以有效市场假说为基础,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现代资产组合理论为支撑的标准金融理论确立了其在金融经济领域的正统定位,成为当代金融理论的主流和范式。80年代末期,动态套期保值策略组合保险的创始人里兰得(H·Leland)和国际着名期权理论学者鲁宾斯泰(J·Rubinstein)开始提出“金融工程”的概念。1988年,金融学家芬纳迪(D·Finnerty)则基于公司财务对金融工程作出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日趋复杂多变,价格波动频繁,风险与日俱增。为求生存和发展,金融机构不断地进行更深层次的金融创新。20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金融创新浪潮成为了西方金融领域最为活跃和突出的变化之一,伴随着金融创新,发达国家公司理财、银行业和投资业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发展,金融工程作为金融创新活动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产物,很快便渗透到了商业银行等金融实务部门。可以说,金融工程的产生顺应了国际金融经济竞争与发展的潮流。
二、 金融工程的理论架构和技术基础
金融工程将工程思维引入金融领域,综合地采用各种工程技术方法(包括数学建模、数值计算、网络图解、仿真模拟、分解与组合等)设计、开发和实施新型的金融产品,创造性地解决金融问题,其成果金融产品既包括原生和衍生的金融商品,也包括金融服务和解决金融问题的手段和策略。其创新和创造性既意味着金融领域思想和思维的飞跃,即一种革命性的全新金融产品问世时所具有的创造性,也意味着对已有观念的重新理解与运用,以及对现有产品进行的分解与组合。
金融工程的应用内容主要分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应用已有的各种基本的金融工具和衍生工具,对社会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控制风险和进行资本经营。二是开发、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来创造性地解决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问题,实现预先设定的金融目标。金融工程的核心基础理论主要包括估价理论、资产选择理论、资产定价均衡理论、期权定价理论、套期保值理论、有效市场的均衡理论、汇率与利率理论等,但是这些理论的应用只有借助于技术方法的支持,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操作工具。因此,金融工程更注重于综合采用决策科学、系统理论、计算机信息处理和智能化技术等当代前沿的科学技术方法展开实证分析,通过从基本的代数知识、微积分、线性代数到微分方程,运筹学和优化技术,乃至模糊数学、博弈论(包括微分对策)、概率论、随机过程和其他随机分析理论方法(包括倒向随机微分方程)的应用,设计优化算法或建立仿真模型,对金融活动进行精确的定量研究。近年来,随着金融工程的进一步发展和各学科的相互渗透,各种自然科学的前沿理论和最新工程技术(如混沌理论、小波理论、遗传算法、复杂系统理论、人工智能技术(包括知识工程、专家系统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模拟退火方法、面向对象方法等)已经或正在成为金融工程重要的技术基础与实践工具。
三、 建立和发展我国的金融工程科学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和发展金融工程对我国整个金融科学向更高水平层次发展的重要性。金融工程的产生不过十余年,在把金融科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同时,对金融产业乃至整个经济领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仅仅因为金融工程的实践提高了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化程度,而且由于金融工程大量运用运筹学技术、仿真模拟技术、自动化技术等先进手段对市场风险进行预测和评估,使得金融新产品的定价更符合市场要求,使金融机构内部运行机制更趋完善,经济效益显着提高,促进了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从根本上改变了金融业传统的运作模式,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工程作为金融创新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又为更高层次的金融科学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然而我国目前金融学科水平尚处于由描述性阶段向定量分析型阶段转变的时期,明显滞后于国际金融科学水平的发展。由于我国金融理论研究长期以来停留在传统内容和简单的政策研究上,忽视了数学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与金融实践的结合运用,使理论严重脱离实践,远远适应不了我国金融业发展对相关理论应用研究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我们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工程作为现代金融科学的制高点对现代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从现在起围绕金融工程学科的发展建设,以实现金融理论研究的定量化、工程化、产业化为目标,建立起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科学。
其次,合理定位我国的金融工程研究。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具有左右和驾驭经济局势的力量。一方面,高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不断推动着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业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深化着与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极大地推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现代金融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迅速膨胀的游离于实体经济的国际资本的流动性,又必然加大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难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谁能在复杂的金融活动中掌握主动权,谁就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国际金融活动的各个层面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工程技术的应用。中国作为世界开放经济中的一员,引进消化西方金融业的先进技术,积极向国际惯例靠拢已是无可避免,建立和发展金融工程对我国正在转轨中的经济金融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当前我国金融工程研究和应用的定位应根据中国金融制度的特点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实际确定,必须从我国金融安全和发展效益这两个战略基础出发做出选择。建议我国尽快在有关高校和金融机构建立起跨学科的金融工程研究中心,将国家的金融竞争力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思考,加快金融工程研究成果的应用转化,推动我国金融工程的研究与发展。
第三,金融工程的学科定位和人才培养。金融工程是一门融合金融学、管理工程学、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为一体的新兴的交叉学科。按我国目前高校的学科分类目录,可以将它放在金融学科,也可以将它放在管理工程学科。19世纪90年代初期才基本定型的金融工程在短短数年间就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方面体现在国外众多的金融实业界人士开始实际应用金融工程的理论和方法从事金融创新和金融管理。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国外许多高等学校已将金融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作为重要任务。随着我国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理论界和金融实务部门越来越重视引进与吸收国外先进的金融工程理论和技术,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已对金融工程的学科设立有过多次批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将金融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名为“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及金融管理”的九五重大研究项目,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金融工程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及着作和译着得以发表出版。但是总的来说,我国对于金融工程尚处于系统介绍和初步研究的阶段,需要我们对金融工程的研究和人才的培养给予更多的关注。我国早期的金融工程研究主要是在一些理工科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点下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展开的,作为我国高校的一个新兴专业,它的发展模式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该专业最先是在博士阶段开展的,然后依次下延至硕士、本科阶段,这是由金融工程专业所涉及的知识广度与深度决定的。目前我国博士、硕士阶段金融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主要是基于金融产品设计、金融风险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对于金融工程本科专业的学生培养,首先要有一个合理的定位。我国金融工程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应立足于使学生熟练地运用已有的金融产品定价和风险管理模型,并具有一定的金融产品开发能力的金融工程师人才。金融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应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基础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投资学、会计学等。第二层次为技术方法,包括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与数理统计、运筹学、经济博弈论、统计学、计量金融学、随机过程、软件基础与应用、数据库原理等。第三层次为专业知识,包括金融工程、期货期权与特种衍生证券、财务管理、金融风险管理等。金融工程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当程度的数理金融知识,而且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应用能力。因此,必须建立金融工程模拟实验室,针对金融工程领域二十多个具有代表性的金融模型进行模拟实验教学,考虑到经济成本和计算机的兼容问题,在Excel(电子表格上)就可以完成这些模拟实验,且学生易于掌握使用。同时该专业学生应该至少熟悉一门计算机语言(如C语言、Fortran、Basic等),学会一门以上软件应用(如Excel、Spss、SAS、Matlab、Eview等),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的金融工程专业知识,成为真正的金融工程师人才。
参考文献:
1.张宗成.金融工程的发展与创新.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8).
（湖南商学院财金学院，长沙 410205）
摘 要：现代金融学显得不再传统，金融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断技术化、工程化和实证化，日益呈现“自然科学化”的特征。这是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化、信息化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此同时，各种各样新的金融学理论以及实证方法不断呈现，许多金融问题显得不再复杂，这为金融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但是它也带来了许多金融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金融学的领域，而是涉及到更多的学科，这就必然要求高等院校培养的金融人才金融知识不再单一，需要掌握更多的知识，金融学不断与其他交叉学科相融合。
关键词 ：互联网；金融；金融教学；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4）16-0231-01
在科技与金融日益结合的背景下，现代金融学显得不再传统，金融学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不断技术化、工程化和实证化，日益呈现“自然科学化”的特征。这对金融人才的知识结构和应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出来的金融人才知识和能力应是复合型的。在这些现代金融人才必须掌握的知识中，计算机和网络应用知识显得尤为特别，这是因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对金融运作方式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为适应金融人才培养的需要，要改进原有的教学方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除了理论教学之外，还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的课程
当前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大背景对学生的实践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现代金融学的教学必须以能力培养作为主要目的。由于金融学科涉及到的如证券投资、股市行情、期货交易、银行信贷等业务操作众多并且十分专业，这些操作性很强的课程不仅需要理论的学习，还需要借助现代科技的力量，高等院校可以成立金融模拟实验室，利用计算机联网构建金融教学和实习平台，并且引进最新的技术与应用软件，完善实验室相关的配套设施，力求创建一个与现实金融信息保持同步并且可以进行多项金融业务操作的多功能模拟实验室，以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学生通过业务实践，不仅可以深刻领会自己学习到的金融理论及其相关业务知识，还可以在实际操作中熟悉相关金融业务流程，为以后的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加强案例分析法
案例分析法就是教师把本节要讲的内容和道理融入到典型案例中，通过对案例的评论与剖析，直接使学生获得理性认识的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共同进行的过程，是一种有着启迪、体会、引导等作用的方法。案例分析法可以分三个阶段进行：首先选择案例，要求教师根据本节所讲金融课程的理论内容及其重难点，选择最切合所讲课程的，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案例。其次研究过程，以学生为主体，在上课时进行讨论研究，以教师为主导，引导学生讨论时不要偏离本节所学内容。最后总结报告，由学生完成，联系本节内容与所研究的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达到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掌握。
三、实行情景模拟教学法
根据金融课程所描述的金融实际运作程序，利用计算机技术为学生创设一个个真实的金融交易的情境和模仿演习的场地，让学生身临其境，进行学习和训练，熟练掌握全部操作规程。比如有一些大学为学生创设模仿银行环境、证券交易情境等。一些高校已将网络信息体系运用到了金融、经济管理等多个方面，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在模拟场景中，可以模拟真实的场所进行的业务流程操作，从而熟悉金融业务。
四、加强金融学与交叉学科的融合
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随着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以及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化、信息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运用现代先进技术进行金融犯罪的活动也在近年来频繁出现。为了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与素质的金融从业人员，也为了能培养与时代同步的先进人才，金融学应当不断加强与其他交叉学科的融合，将法学、哲学、经济学、心理学、会计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纳入到金融学体系之中，同时加强计算机、英语及信息处理等能力的培养，形成辐射面涉及理论普及、道德形成、能力培养的全方位的金融学知识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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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为金融学；金融物理学；实验经济学；鞅论；流形
自从戈森定律的兴起，再加上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在19世纪70年代掀起“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基础理论便发生了第二次飞跃。经济学基础理论第一次飞跃是由传统的劳动价值论转到基数效用价值论的飞跃，第二次飞跃是基数效用论朝着序数效用论的转换。而序数效用论之萌发也即是人类开始重视心理效用在经济生活中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如火如荼。行为经济学的兴起与蓬勃发展标志着学者对经济生活中的心理效应的认识的深化和发展。与此同时，作为行为经济学主要的、成功的运用来看，行为金融学在对主流金融学(又称标准金融学)的批判与质疑中成长壮大，在股票市场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行为金融理论认为，证券的市场价格并不只由证券自身包含的一些内在因素所决定，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各参与主体行为的影响,即投资者心理与行为对证券市场的价格决定及其变动具有重大影响。行为金融学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心理学分析所起的作用。行为金融学融汇了心理学基本原理，其主要表现在信仰（过度自信、乐观主义和如意算盘、代表性、保守主义、确认偏误、定位、记忆偏误）以及偏好(展望理论、模糊规避)在行为金融学的应用。从而，行为金融理论包含两个关键要素：（1）部分投资者由非理性或非标准偏好驱使而做出非理；（2）具有标准偏好的理性投资者无法通过套利活动纠正非理性投资者造成的资产价格偏差。这意味着非理性预期可以长期、实质性地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行为金融学在理论和实证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逐渐为经济学的主流所接受。自诞生起就被奉为经典的现代金融理论受到的挑战一直未停过，主要是行为金融学对其理论前提“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说”的挑战甚为激烈。在对传统主流经济（金融）学的批判中，一大批行为经济（金融）学家成长起来，并获得了世人的承认。主流金融学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主流金融资产定价理论在实践和解释金融市场“异象”中遇到了巨大困难。主流金融学--资产定价理论主要包括现代资产组合理论、股票资产定价模型理论及套利定价理论。主流金融学中的资产定价理论是以有效市场假说为隐含前提，建立在数理模型和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不能较好地说明实际投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在实践中也存在较大的不足。而行为金融理论对作为主流金融学理论基石的有效市场假说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与质疑。
黄树青在《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论争》一文中，提到DeBondt和Thaler(1985)、Statman(1995)、Berstein(1996)、以及Shiller(2000)等行为金融学家在不遗余力地为行为金融学呐喊。而行为金融学与数理金融学争论的起点是1973年——1974年纽约城市电力公司取消红利支付导致中小股东扬言采取暴力行动；其争论的核心是市场有效性---过度反应和滞后反应；其争论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行为资产定价模型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对立；行为金融组合理论与马柯维兹资产组合理论的对立；如何看待泡沫与风险补偿的对立等。而刘志阳在《国外行为金融理论述评》（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页码：71——75）一文中，首先指出了EMH理论形成过程中，奥斯本和法玛的贡献最大。奥斯本提出随机游走，法玛在这基础上提出了有效市场假说。接着指出了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历史可以概括为以下阶段：（1）早期阶段（2）心理学行为金融阶段（3）金融学行为阶段。并认为行为金融理论的理论基础是：（1）期望理论；（2）行为组合理论。同时，指出了投资行为模型应分类为：（1）BSV模型；（2）DHS模型；（3）HS模型；（4）羊群效应。最后提出了行为金融实证检验：（1）小公司效应；（2）反向投资策略；（3）动态交易策略；（3）成本平均策略和时间分散化策略。而与此同时，学者卫珑在《关于中国资本市场问题的研究综述》（载于《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3期）一文中总结了国内著名专家学者们诸如樊纲、吴晓求、梁定邦、吴敬琏以及厉以宁等人对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其主要问题的研究。但在这一文中，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些专家学者们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基础理论对中国股票市场进行研究，而是总结了这些专家在这方面的定性分析。从中可以保守地推出：至少在中国著名的学者圈子里，引用比较前沿的数量方法来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数目不容乐观。换言之，我们还是将国外金融学前沿理论基本处于引入的初级阶段，基本上是对国外的金融学前沿理论做综述而简单介绍之，将其运用到中国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分析很少，做综合分析的就更少。目前，国内学者引入金融学前沿方法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的主要有：张本祥（《非线性动力学的理论及其应用——资本市场非线性分析》；吉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孙博文（《中国股市波动的混沌吸引子的测定与计算》[J]，哈尔滨理工大学学报，2001，5）；金学伟（《用分形理论看当前股市》）等。
除了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国外学者运用行为金融学等前沿理论对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的研究主要有：Kahneman和Tversky的期望理论；Kahneman和Tversky的遗憾论；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LeRoy和Porter对过度反应的研究；Bernard和Thomas对反应不足的研究；Tversky和Shafir对分离效应的研究；Tversky和Kahneman的可行性试探法的研究等。除此之外，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为行为金融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了又一强大武器。实验经济学对经济人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挑战，使得过去奉为经典的“大数定律”和“大拇指法则”遭受到根本的震撼，从而提出了一个假设：在不同的测度空间下，原有的经济研究将发生面目全非的变化。而这一假设与西方学者们大量引入鞅论、测度论和分形以及流形等理论到股票市场分析当中来是相互呼应的。我们知道，在Grassman空间下与在Hausdorff空间下以及Wiener空间下，同一事物采用不同的标量来刻度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甚至迥然相异。正如在同一反馈函数，对初值的精度稍有不同或者迭代次数不同，得出的结果或许一个是收敛的，一个是混沌的。当然，金融物理学的兴起也促进了金融学研究的革命性变化。金融物理学对经济学的另一个基本假设（信息充分）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关于对这一假设的研究很早的时候就有肯尼斯*J*阿罗的经典著作《信息经济学》，随后又有斯蒂格勒等诺贝尔获得者对二手市场的信息占有的研究；接着到了信息滤波经济理论时代。其主要理论为维纳滤波理论和卡尔曼滤波理论。维纳滤波理论比较集中地表述在维纳——辛钦定理中，其主要是采用偏差反馈方法，用于滤波处理。卡尔曼滤波理论是本世纪60年代初提出来的。1960年和1961年，美籍匈牙利学者卡尔曼和美国学者布希提出了递推滤波算法，成功地将状态变量方法引进滤波理论当中来。目前，对滤波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拓展做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有穆斯和卢卡斯等人。穆斯在弗里德曼持久收入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滤波；卢卡斯在继承魏克塞尔价格理论基础上，考虑了信息滤波与混淆问题。而搜寻理论实际是滤波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具体体现；统计滤波理论是以国民经济核算为基础的一种滤波理论。而金融物理学引入纤维束等革命性工具对传统金融学进行改造，也是对原有信息理论分析的一种深化。金融物理学和实验经济学是推动行为金融学向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因为，行为金融学的视角从是行为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领域的。而分析人类行为，主要从物理的角度和心理的角度来刻画。而金融物理学正是从物理的角度来考察金融问题的，同时另一方面，实验经济学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的。总之，这些领域的基本原理基本上都能在数学上找到比较合适的表达方式，从而推进金融学研究和金融学前沿理论在股票市场的运用所采用的一般形式的数学化。
沿着这些大师们的足迹，我们可以判定：未来的金融实践活动将越来越超乎一般人的设想，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应用将越来越综合化。考虑到国内学者现在的研究趋势，对于金融学前沿理论在中国股票市场分析中的应用，大致可以做如下展望：（1）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采用Shefrin和Statan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和行为金融组合理论来分析中国股市投资者的选股优化问题；（2）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采用Arrow的风险配置和信息相互关系模型来探析中国股票市场的风险和信息之间的非线性相关性；（3）采用金融物理学中的资金流动态模型来解剖中国股票市场定价问题；（4）利用遍历模型和最优停时模型来探求中国股票市场的漂移系数、股票价格优化以及股市政策效应分析；（5）利用数学模型、非线性模型和混沌模型以及分形模型考察中国股票市场的复杂；（6）利用序方法、卡尔夫算子以及微分流形模型探索中国股票市场的局部均衡问题；（7）利用生物学和心理学基本原理来验证实验经济学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析效果。总之，中国学者将金融学前沿理论应用到实际经济工作分析当中来还任重而道远，有待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交流合作，去挖掘和探讨金融学前沿理论并将之运用到实践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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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族管理 二代涉入 超额控制 融资约束 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从目前研究的发展来看，家族企业研究是学者们主要关注点，融资约束问题也已经成为投资理论研究的主流方向。在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相关文献出发研究融资约束理论的相关文献中，从家族企业角度出发的文献稀缺。而在对家族企业的相关研究中，关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本文试图结合上述两个研究方向，探讨家族控制对我国上市家族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即家族参与是增加还是降低家族企业的融资约束。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设
（一）文献综述
关于家族控制企业的研究文献很多，然而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否为企业创造价值是学术界争论的议题。国外很多文献研究了家族控股股东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相关领域已有的文献中，存在两派对立的理论观点，其中一派观点以委托理论为基础，指出家族参与管理解决了第一类委托问题，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有些学者从保护外部投资者的角度提出了企业的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Julio Pindado等人研究了家族控制是降低还是将增加融资约束，研究的结果是降低，原因是家族企业的而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分离，以及家族成员在企业中充当管理职位，文中提到多数家族管理者对企业和行业特别熟悉和了解；他们长远的战略眼光能够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Pindado J，2011）。也有学者研究指出作为大股东的家族很有可能通过超额控制侵占小股东的权益，导致不效率的投资发生及企业价值的负影响（Villalonga B，Amit R.，2009）。
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是一个有趣的研究方向，也是近年来学术界一直探讨的问题之一。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该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运用的模型有所不同。Steven Fazzartz等人首先提出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衡量企业融资约的大小，以现金流对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性为依据，指出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大，外部融资约束越大（Fazzari S，Hubbard R G，Petersen B C，1988）。另外一些学者如Almeida等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入手研究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提出现金的持有是具有一定成本的如放弃了当期的投资机会，但如果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现金的持有可以为下一期投资机会的出现提供保证，因此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内部现金流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现金持有，内部现金流越多，持有的投资储备的现金持有量越多，并由此导致现金持有量对内部现金流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高（Almeida H， Campello M，Weisbach M S，2004）。
通过关于家族管理、家族二代涉入、家族超额控制的文献回顾和整理，本文探讨了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家族的参与能否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第二，家族第二代涉入能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问题？最后，家族超额控制怎样影响企业的融资约束？
（二）理论假设
本文将分别从家族管理、家族第二代涉入和家族超额控制三个视角考察家族对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影响。
1.家族管理。根据已有的研究，本文推测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原因在于家族与企业的结合所产生的独特优势：（1）所有权和经营权权没有进一步分离，降低了成本；（2）家族管理者目光长远，不会为短期目标牺牲长期利益，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3）由于在乎家族名誉，因此更在乎企业的名誉；（4）他们对企业和行业的了解特别多。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假设：
H1：家族成员出任董事长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2：家族成员出任CEO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3：随着家族成员担任董事会席位比例的增加，现金现金流敏感度降低
H4：随着家族成员担任管理层职位比例的增加，现金现金流敏感度降低
2.家族二代涉入。本文认为通过父辈提供的机会和平台，考虑到家族财富与企业绩效的利益一致性，家族二代在管理方面会采用长期战略导向。且根据委托理论，家族二代作为家族的一部分，其逐渐继承家族财富和权利，同样可以减轻大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家族第二代出任董事长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6：家族第二代出任CEO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H7：家族第二代出任董事会席位会降低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3.家族族超额控制。超额控制导致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们的利益冲突。Villalonga和Amit的研究中指出相比起其他企业，家族做为大股东更容易也更倾向于实现对企业的超额控制。但与其他企业无异，股权集中下超额控制会使家族控股股东有能力和动机去影响公司决策从而为己谋取私利，牺牲小股东的权益。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8：家族金字塔层级数会增加现金现金流敏感度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上市家族企业。最终一共收集到2002至2010年间的669家上市家族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在剔除掉ST以及信息缺失的样本后，一共有616家企业成为本文分析的总体样本。家族企业样本总体分布于18个行业，大部分集中在竞争型行业，其中最多集中在制造行业中。
（二）变量说明
根据本文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具体的研究变量包括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四个部分。
变量测量相关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锐思金融数据库，变量的具体定义如下表1所示：
（三）研究模型
本文借鉴了Almeida的模型，主要被解释变量为现金存量的增量（ΔCash），主要解释变量为现金流（CF）。根据需要检验的假设，本文将通过加入相应调节变量来考察其对现金流（CF）系数的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回归分析
表4中的模型（1）为基本模型，可以检验家族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其显示的结果是全样本估计结果。从模型（1）可以看出企业现金存量的增量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即我国上市家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模型（2）和（3）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家族董事长和家族董事比例作为现金流的调节变量。模型（2）结果显示，哑变量家族董事长与现金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了家族成员出任企业董事长降低了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即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其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设1。同样的，在模型（3）中，董事会比例与现金流交互项系数为负，说明家族成员董事会席位占比越大，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低，即融资约束越小。其结果支持了假设2。
在模型（4）的结果中，虽然家族CEO与现金流交乘项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因此假设3不成立。这可能是相比起职业经理人，家族成员往往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因此无法实现降低融资约束的结果。在模型（5）中，家族管理层比例与现金流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族参与管理层的人数比例越高，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低，即家族成员占管理层比例越高，企业的融资约束越低。因此假设4成立。
综合表4的结果来看，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够降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及降低融资约束。这与Pindado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表5将家族第二代从家族成员中剥离出来单独检验是由于家族第二代对家族企业的影响存在争议，考察其对家族融资约束的影响非常有价值。模型（6）、模型（7）和模型（8）分别将家族第二代成员担任董事长、家族第二代成员担任CEO、家族第二代担任董事会席位三个变量作为哑变量加入模型（1），并分别形成家族二代董事长、家族二代CEO、家族二代出任董事会席位与现金流的交乘项，从而考察其对现金流系数的影响。结果发现模型（6）的结果中交乘项系数并不显著，即家族第二代成员担任董事长对融资约束没有影响，即假设5不成立。这可能是因为在上市的600多家家族企业中，只有2.39%的企业是家族第二代担任董事长，这意味我们的家族上市企业还较为年轻，相对于其父辈来说年轻的家族二代显然缺乏经验，所以投资者可能会对这些继承者抱有怀疑的态度。这结论也与Brian的研究结果一致。模型（7）和模型（8）的结果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家族第二代担任CEO及家族第二代出任董事会席位能够降低企业的现金 现金流敏感度，即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假设6和假设7成立。
通过以上的回归分析发现，除了家族CEO和二代董事长之外，家族参与包括家族二代的参与企业管理都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与本文提出的假设答题吻合。
接下来的回归分析将关注家族企业超额控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家族的超额控制程度用家族控制的金字塔层级数衡量。
模型（9）中列示了家族所控制的金字塔层级对企业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的影响。结果显示金字塔层级数与现金流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家族所控制的金字塔层级数越大，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越高，即超额控制程度越大，融资约束越大。结果支持了假设8。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Almeida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把现金现金流敏感度作为融资约束的衡量标志之一，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家族参与企业管理能够缓解融资约束；（2）家族二代涉入管理同样能降低融资约束；（3）家族超额控制增加融资约束。前两个结论表明，家族参与对企业产生了积极意义。这些家族企业在面对有利的投资项目时更容易从外部获取资金，从而使企业的投资水平接近最理想的状态，降低了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充分支持了家族为其企业带来的特殊优势，特别验证了家族管理降低债权人与股东间的问题以及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间的之间的冲突。
虽然家族参与企业管理会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实证研究同样证明了当家族超额控制会抵消掉家族参与所带来的利好，家族超额控制反而增加了融资约束。这一发现表明并不是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权越大，融资约束越低。当家族通过金字塔结构实现多层级多链条的集团控制结构，通过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的不对等性家族有能力和动机通过侵害小股东的权益来从事“掏空”等为己谋取私利的活动，向外界传递的这一潜在负面信息增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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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方法论是一门学科研究的逻辑起点。本文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了一些探析，在金融学是经济学一个分支的范畴内，从分析经济学的科学性入手，探讨了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方法，阐释了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并认为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关键词：金融学 经济学 方法论 科学
我国金融学研究正在从货币金融理论发展到现代金融学的新阶段。目前，在金融领域普遍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理论创新上，对金融研究中的方法论范式研究尚显不足，而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与理论创新是密切相关的。故本文尝试对我国金融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一些探析。
一直以来，金融学被认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一直是一门属于经济学类的学科。更具体地来看我国，在学科划分上，金融学被归入了经济学类中的应用经济学。既然金融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那么金融学研究的方法从本质上讲也应该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了；当我国的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发展时，也就必然要求我国的金融学向现代金融学发展。从本质讲，对金融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就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探讨。
经济学的科学属性
对经济学内涵的理解，直接决定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我国学术界曾对经济学是不是科学这一命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而且这种争论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最终统一的答案。科学一般概念是对现象规律性的系统解释。从这个角度说本文认为，判断经济学是否是科学的核心标准，在于经济学对经验世界（或者说现实社会）的解释力是否足够强大，如同数学、物理学对经验世界的解释能力一样，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探讨经济学理论是否有国界。如果经济学如同自然科学一样，在不同制度下的社会环境里同样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的时候，那么经济学就是科学了，否则就还只是一门学科。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了经济学理论是没有国界的，而存在不同的是约束条件即社会制度环境、文化、政治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从边际革命那天起，经济学就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科学。
（一）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的差异
经济学科学化的过程就是对经济学问题研究采取技术化手段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我们把经济问题和经济学问题混为一谈了。经济问题是现实中涉及经济现象的所有问题，而经济学问题则是可以用经济学去解释的问题。正如，当我们讨论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的时候，婚姻是个法律问题而没有成为一个经济问题，但我们把婚姻的法律效力确立看成是一个契约过程时，此时它已经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了；而当我们谈论农民工待遇过低是否公平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这一社会经济现象，但它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边界，因为在这里我们已经引入了价值判断，而当涉及价值判断问题时，经济学家们就应该住嘴了。这还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是有边界的。
（二）经济学问题研究的技术手段
什么是科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回顾科学发展的历程就可以明白，在人类社会目前的发展水平下，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在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人们所研究的经济学问题还相对较为简单时，人们普遍使用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而当人类社会日趋复杂化而形式逻辑不能满足经济学研究需要的时候，数理逻辑就取代了形式逻辑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经济学研究走了一条被很多人称为“数量化的道路”。从对学科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无疑是经济学的进步。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这种技术手段的使用，使得经济学的研究逐渐开始规范，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变。经济学理论模型对经验世界进行了简化，经济学家们利用技术手段构造了一个理想中无摩擦的经济学世界，并且以这个“无摩擦的世界”作为比较基准去解释经验世界（张树民，2006）。
（三）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
由于经济学讨论的关键问题是稀缺性资源的如何配置，因而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在于效率，这就要求经济学家们在进行经济学分析时不加入价值判断，因而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不包含着价值判断的内容。正义与公平这些含有价值观取向的内容，不属于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应被归入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人们发现经济学对现实世界有着极为强大的解释力。于是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逐渐扩大到其它社会学科的分析中去，产生了制度经济学、法经济学、经济伦理学等交叉学科，这些新学科分析的基本框架依然是建立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之上的。有人把经济学研究范围扩大的现象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这种现象的出现，正是说明了经济学科学属性的结果。一门学科之所以能成其为科学，就是在其对经验世界具有普遍的解释能力，只能局限于解释一定范围内世界的学科是不能成为科学的。
金融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的关系
总的来说，金融学理论发展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那么金融学研究的基础也就是经济学研究。尽管迄今为止的金融学科相对于经济学学科而言并不完整，这种不完整不仅表现为金融学的假设前提、范畴、理论或研究的方法论均有待于完善和发展，还表现为金融学科边界界定的不完整。但是，金融理论使用了对于所有现代经济理论都很关键的基本假设，金融学的范畴亦是以经济学的范畴为基础，其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根植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中。经济理论及其某一分支的发展影响和拓展着金融理论，反之亦然（冯用富，1998）。正是随着经济学日渐科学化，金融学的发展也逐渐沿着科学的道路发展，金融学研究的边界逐渐清晰，也逐渐拓展。
（一）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现代经济学是已经被定义为最优地利用稀缺资源的研究，即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的研究。被最大化的对象以及施加在选择上的约束，从一个背景变化到另一个背景：家庭的消费和劳动的供给，企业的生产和政府的政策。但是，所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问题有一个共同的数学结构，这一数学结构又反过来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经济学直觉（阿维纳什•K•迪克西特，2006）。
Zvi•Bodie和 Robert•C•Merton 在他们合著的《Finance》一书中认为“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这一金融学的概念与经济学含义已经十分接近了。这一金融学的定义可以解读为，金融学其实就是以金融领域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纵观现代金融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个针对不确定环境的研究体系，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为资产定价，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现代金融实现了从单期到跨期、从个体决策到市场动态一般均衡的拓展，形成了独特的无套利分析方法，从而得以初步建立起一个独立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的两个基本要素是时间（跨期）和风险（不确定性），其目标则是通过确定合理的资产价格获得资源的最优配置和市场均衡。因此，Bodie和Merton所说的“金融学是一门研究人们在不确定环境下如何进行资源跨期配置的学科”，的确是对现代金融学的一个准确描述。
现代金融学的发展越来越强调微观经济学基础，这是金融学逐渐发展成一门科学的表现。有学者把金融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相融和的趋势看成是金融经济学的形成。金融学探寻微观基础可以理解为金融学家对整个现代金融学科体系统一理论基础进行归纳和总结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可以说正是对金融学的微观经济学化，使得现代金融学初具系统性和完整性。从总体研究框架来看，现代金融学是从个体效用最大化出发，试图通过对个人和企业的最优化投资、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的结构和运行方式的分析，去考察跨期资源配置的一般制度安排方法和相应的效率问题，这一研究体系显然和微观经济学已经相当近似了。
（二）金融学研究主要的方法
在什么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问题上，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以此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金融学的分析方法存在重大的差异。无可置疑，无套利分析是金融学的主要分析方法，但无套利分析背后的基础相对价格分析也是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之一。在众多的金融学理论模型中，主要包括两种分析方法：其一是均衡分析方法，如典型的跨期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等；其二则是无套利分析方法，其经典运用包括APT理论和期权定价理论等。
从金融均衡分析法来看，它就是经济学中的供求均衡分析在金融学中的运用，金融均衡分析法与经济学均衡分析在本质上是同一种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首先，均衡分析法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市场投资主体的效用最大化出发，在一定约束条件下获得均衡状态的资产价格，该价格是最终的输出变量，这和经济学中消费者理论的演绎过程相当接近。其次，它们都属于均衡分析方法，更进一步说都属于绝对定价法。它们的核心都在于理解和度量那些导致金融资产（商品）价格变化的各种经济因素，用以解释资产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过程。第三，金融学均衡分析和经济学供求分析的理论演绎过程，都比较侧重于问题的纯理性描述，往往形成一个理想状态下的均衡价格，其缺陷在于常常和市场相去甚远而难以实际运用，但在描述资产价格形成和变化的整体影响因素方面却往往具有更大的一般性，因此都被较多地看做一个分析资产定价问题的理论框架。
从无套利分析法来看，其基本思路其实非常简单，研究者唯一需要确定的是当市场中其它资产价格给定的时候，某种资产的价格是多少才使得市场中不存在套利机会。很明显，无套利分析法的诸多方面都是与金融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点相吻合的，既然数量―价格机制不存在，无法从均衡数量推导出最优价格参数，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不再考虑价格运动后面的数量变化，而是将市场价格作为输入变量；既然金融产品之间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投资者随时可以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之间切换，他们关心的只是各种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水平，无套利分析方法就以“相对定价”为核心，寻求各种近似替代品价格之间的合理联系，通过对“无套利”目标的追求确定合理的市场价格。通过对无套利分析法的基本思路分析，可以发现其实质和核心是经济学中相对价格的分析方法，只不过这里是对资产这一商品定价而已。
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科学化方向
现代金融学在研究方法上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金融学在大量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后，其研究范式正在走向规范。实际上，金融学研究方法已经和正在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在那些涉及到时间和不确定性等领域，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学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加科学的分析工具。 在现代金融学已经向纵深发展的今天，凭借传统式的简单直觉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需要运用更加精密复杂的数学工具帮助我们在更高的层次上将直觉转化为理论和模型。诚然也承认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更要明白的是，思想的正确性要靠科学的方法来证明。这也正是数学技术在现代金融学中大量运用的原因。可以这样说，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逐渐科学化，作为经济学分支的金融学，我国金融学研究方法论发展的方向将是建立更加坚固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向科学化的研究方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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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摘要:随着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也日益显著.本文通过回顾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详细分析了分业经营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对金融业发展的利弊影响，继而分析了金融业合业经营这一不可低档的潮流的产生及影响，阐述了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及当前在此潮流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合业经营分业经营金融监管风险防范
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其业务经营方式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过程.在目前世界经济逐步趋于一体化，金融趋于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也日益明朗。本文拟从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出发，对全球金融业合业经营的趋势略作分析。
一，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史。
作为现代经济金融的强国，美国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对全球各国的金融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不乏值得借鉴的发展模式，当然也有许多发人深省的经验教训，为此，讨论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们有必要首先了解美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首先，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混合经营，没有严格的业务范围的划分，金融机构的种类也比较少，服务品种也不丰富。作为金融机构的主要代表-银行几乎承揽了社会上需要的全部金融服务品种。银行从传统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业务中解脱出来，开发了中间业务，但是这些业务还远没有形成规模效益，尚处于起步阶段。
随后，30年代一场由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美国的银行体制几乎崩溃。为了挽救危机中的银行体系，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因为他们将危机的诞生主要归因于银行发展的多项综合业务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从而为整个金融业与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鉴于此而颁布的银行法便主要着眼于银行业与其他金融业分业经营以降低风险。其内容主要有以下三个部分：第一，该法案规定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存款，投资银行的主要业务是承销和发行证券，二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严厉禁止交叉业务和跨业经营。其二，该法案对银行支付活期存款利率进行了限制。最初规定对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即零利率，后来提高了利率上限，允许支付少量利息。这主要是为了降低银行的支付危机。其三，该法案规定政府对银行存款给予保险，并据此成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以及实行最后贷款人制度，这一切都是为了保障储户利益，同时提高银行的信用水平。
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严格限制下，美国金融业在分业状态下迅速发展着。这时候，以前从属于银行的一些金融机构开始独立发展并逐步成熟起来，并有了自己独立的业务经营范围与经营管理模式。在此过程中，金融业逐步形成了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四大支柱。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各种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范围的交叉，严格的业务划分被逐步打破，，经济学家及政府都开始考虑关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是否真的有利于金融业的安全发展问题。经过长久的争议与探讨，1999年12月，美国终于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并新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
二、业经营的产生原因及利弊分析。
前已述及，金融业自诞生以来，其业务范围及机构设置并没有自动的划分开来。最初几年主要都是由银行为了满足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金融产品的需求而在其本身业务（存款与放款业务）之外新开发的金融服务产品。但是在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率先立法，限制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业务融合，要求分业经营，随后，许多别的国家纷纷效仿，这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
首先，分业经营能够使各金融机构更加专注于自己所擅长的优势业务，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免盲目开发新产品，新服务，这样可以降低金融机构（当时主要是银行）的风险并使其收益更加稳定和有保障。其次，分业经营也更有利于政府的监管。实施严格的业务划分，各金融机构的业务都相对单一化，简单化，这样就更有利于政府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并使其经营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分业经营的立法规定却并未达到其预想的效果，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这一立法规定本身的局限性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分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严格的业务划分使投资者失去了方便，快捷而又综合化的服务机会，投资者不得不与多家不同的金融机构往来以满足其多种金融需要。同时，它也削弱了银行业的实力，因为业务范围的严格限制使许多银行丧失了许多盈利机会，所以现实中，许多大银行都力图混合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可以说，这也是满足社会需求的结果。并且分业经营降低了金融机构间的竞争性，将过去整个金融业的竞争分散到了几个不同的领域，例如投资银行不必再担心来自于许多大的商业银行的竞争，从而削弱了许多金融机构的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而投资者也无法享受激烈的市场竞争给他们带来的好处。
另外，尤为重要的是，在二战以后，世界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这对金融服务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必然要求金融的全球化，而金融业务的分业经营状态无疑不能满足全球化的金融发展趋势的要求。于是各个国际性的大银行纷纷朝着业务的综合化方向发展。他们通过金融创新，开发，设计一系列的金融衍生产品，绕开法律的壁垒，达到综合经营的目的。60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型金融工具，如定期存单，NOW账户，现金管理账户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都是这一环境中的产物。
分业经营规定的最初动因在于降低银行的经营风险，然而在事实上，面对世界一体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它反而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使其生存能力受到限制。正因为此，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商业银行逐渐突破了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分工的界限，走上了业务经营全能化的道路。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商业银行不断推出新业务品种，从专业化逐步走向多样化，全能化，从分业走向合业，这是与西方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的。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银行负债业务比例的变化为其业务拓展提供了可能性。近二十年以来，西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重逐步下降，定期储蓄存款的比重相应上升，这一结构性的变化为商业银行开拓中长期信贷业务和投资业务提供了较为稳定的长期资金来源。第二，银行盈利能力的下降促使各个商业银行寻求更多的盈利渠道。自7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竞争激烈，银行盈利水平普遍下降，这迫使银行业开拓新的业务和品种。他们一直想方设法绕过法规的限制，向证券保险等领域扩张，突破传统的业务束缚，开发更多的中间业务和表外业务。对于这些积极创新的银行而言，许多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为通过创新业务的开展，他们可以轻而易举的逃避政府的监管和法规的限制。与此同时，金融管理当局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也取消了一些过时的法规，适时的为商业银行开拓新业务提供了方便和支持。第三，金融理论的深入发展。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而不断的发展，从最初的资产管理理论到负债管理理论及至70年代末期出现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他们都是为了有效推动金融业的安全稳定发展而产生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只重视资产或者只重视负债的理论的偏颇之处，使商业银行真正的从其资产负债业务双方着手，同时拓展资产负债业务，使其相匹配，达到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资产负债综合管理理论的发展适应当前金融形势，为西方商业银行业务不断走向全能化综合化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极大的促进了他们综合业务的开展。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金融理论的发展乃至政府监管水平的发展都为金融业的合业经营做好了准备。分业经营终究只能是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阶段。
三、合业经营的发展趋势。
1999年12月，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正式废除了已实施六十余年的关于金融业分业经营的法规。这一法案的颁布无疑将会对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合业经营势不可挡。在此过程中，金融业的兼并与重组将会加剧，银行的综合经营能力将进一步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也会日益加强。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着种种不确定因素，隐含着许多风险。
首先，合业经营将加剧兼并行为，使各金融机构过分重视规模的扩大和业务的综合化，而忽视了稳健经营这一根本原则。从一定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兼并的机会成本就是其稳健程度，稳健经营要求管理人员经常不断敏锐的监督本机构运作情况，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去过分关注合并以扩大规模和范围，这可能造成在管理文化，预期，策略及日常业务经营等方面潜在的混乱。由于合并各方在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经营理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合并后能使各方的优势结合并发挥其规模效益还取决于整合是否成功，而不同企业之间的整合成本往往是巨大的。
其次，合业经营也会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提出更高的要求，这需要政府，社会以及金融机构自身都更清醒的认识到风险所在并加以防范。而对于某些项目，即使那些较大的金融机构对其所面临的新的风险也缺乏有效的管理办法。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从事金融衍生工具所带来的风险的监管和防范。
综上所述，金融业的合业经营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社会经济金融形势都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时，才能够适当放宽对业务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所采取的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正是基于这一考虑。而一旦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更为健全，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的水平进一步提高，我国便可朝着业务监管综合化方向迈进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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