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以手机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即为手机媒体。手机媒体需要以手机作为信息以及接受的终端，其平台就是手机上网，能在这一平台上进行各种以音频、文字以及视频等形式的内容传播移动传播媒介。手机媒体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其广义的手机媒体涉及到以往的手机短信、手机广播以及手机报纸，同时也包括了手机新闻客户端、手机视频、手机新闻网页以及社交媒体等各种形式。在通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不断发展和普及的当今时代，手機其实就是一台具有通讯功能的迷你电脑，同时也是网络媒体的延伸。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4G等新技术受到了广泛的应用，手机娱乐游戏、新闻传播、信息服务以及移动虚拟社区等各种附加功能会逐渐增加。可以通过手机阅读书籍、收看电视等，手机就是一张隐形大网，能将众媒体进行整合。
2 手机媒体的特点
1）手机媒体具有较强的移动性和即时传播性。手机在当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体之称，形容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并机不离身。另外，手机也能将时间以及空间限制打破，极大缩短新闻的时间差，打破新闻时空性，新闻媒体报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标正在实现。
2）手机媒体的个性化传播和接受模式。因为终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传统媒体要完全实现个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手机媒体就能实现传播分众模式。在大数据基础之上，手机媒体能对用户以及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分类，使受众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欢知道的媒体信息。
3）手机媒体的多形式化。手机媒体能将文字、音频、图片、网页、视频、影像、实时语音以及电子邮件等功能进行整合，使之呈现功能一体化，充分满足受众的各种功能，在手机媒体中能将同一种内容整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3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创新意义
1）手机媒体传播格局的创新。新旧媒体在内容、形式上的融合进程，因为手机媒体的出现而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之上，手机等新兴媒体在不断的壮大；同时，传统媒体也对新兴媒体进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进程。
2）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方式的创新。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大众传播成为手机媒体的一大功能。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组织传播被手机媒体融合为一体，也渗透着自我传播。手机媒体既能实现先行方式传播，还能实现非线性方式的点播以及下载，从而使异时性传播和实时性传播实现共存，受众既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了解当前的新闻，又能了解过去的新闻。在手机媒体的传播和接收中，受众对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选择性在不断的加强，人们可以进行信息的自由选择、发送，能实现信息的及时互动性。受众能通过手机媒体进行新闻、电影以及电视等各种多媒体节目信息的在线收看，还能将其与朋友分享，完成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全面对接。与互联网连接的手机其互动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强，因为其本身就较为注重互动性，能够实现新闻信息传播以及受众的反馈。比如，人民日报在自己的微博上一条消息，关注人民日报的微博用户就能接收到消息，没有关注人民日报的用户也能对其进行检索，而且还能对微博进行评论以及转发，这样一来，就使用户以及媒体的供给者之间的互动性得到极大的增强。
3）手机媒体新闻内容的创新。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用品，新闻产品形态以及内容因为UGC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传统媒体报纸也能通过手机报进行简要报纸图文内容的发送，也能将音视频内容在手机网站上进行展示，还能将所要推送的内容通过手机App客户端进行。另外，手机广播也增加了和受众沟通的渠道，能随时通过手机广播App客户端进行广播信号的接受，还能任意收听各种网络广播电台节目，同时也可以进行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而手机电视的创新和发展，其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缺点也得到了改进，能对电视直播进行随时随地的收看。传统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形式以及传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种传播媒介的在不断实现深度融合，当前的媒体进行全媒体运营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资源的调度，受众也能在全新闻形态产品的展现下，得到更为全面的感官体验。手机网络也经历了2G、3G，到现在的4G，新闻信息的接收也因为移动互联网以及手机媒体的发展越来越便捷，不断出现自媒体全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用户自制以及专业新闻生产共同承担起了监视环境的社会责任。
4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发展前景
手机媒体是目前为止所有媒体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体平台，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手机各项功能的多样化和科技化，手机的媒体地位也逐渐得以体现。现如今手机微博、手机博客、手机支付、手机视频以及各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App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手机媒体俨然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机媒体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使手机媒体在社会新闻的传播中往往能够抢先传统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手机媒体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的首选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灾害预警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这种需要第一时间让大众了解的新闻方面，手机媒体将更能体现它的价值所在。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手机技术也向着更加智能化、个人化和科技化的方向发展。4G大战的硝烟未散，5G争夺的号角，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悄然奏响。无线技术的更迭带给人们最直接的感受可以总结为一个字快，那么未来的5G依然还是简单的、速度上的惯性升级吗？ITU（国际电信联盟）给出的答案是：5G，不再单纯地强调峰值速率，除此之外最少会带来如下八个方面的改变：峰值速率达到20 Gbit/s；终端用户获得的有效速率在100 Mbit/s～1 000 Mbit/s；时延缩短至最少1ms；移动性可支持最高500 km/h；连接密度最高可支持100万链接/平方千米（面向广连接场景）；能源效率节省100倍；频谱效率提升5～15倍。5G时代的到来，为手机媒体的发展前景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新闻传播体验上画面感觉更清晰，接受信息更迅速及时，获取方式更自由等等。在通信领域流行一句话，1G、2G解决了人与人的连接，3G、4G完成了人与物的连接。而对于5G，业内人士和专家已经对万物皆可联的生活场景达成了基本共识。正如中国移动研究院副院长黄宇红的描述是：未来5G将像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样，将为链接万物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网路，是突破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的关键。而以手机作为载体的手机媒体也将随之得到空前的发展，并最终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
摘要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为传播学领域一大研究部类/范畴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现出现实意义。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近年来，学者们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分析其特点。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梳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主要通过对若干新闻传播学刊物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并对两本近年来出版的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来从论文和著作这两个层面，探讨中国大陆传播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视其概况及特点。由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难免，其对研究成果的梳理，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关键词：媒介分析、信息传播新技术 Abstract At present， as waves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rge forward throughout the word， media analysis a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demonstrating its significance. Worldwide， uses and impact of the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for discussion， thus pushing forward research in the whole area of media analysis， attracting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to the area.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media analysis has also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scholar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ve explored many issues in the area， resulting in many publication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ir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these achievements. Owing to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to limited materials available， the writer cannot possibly make a thoroughl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all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Therefore， the writer chooses to carry out the study mainly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four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journals in the country from 1996 to 2000， a similar analysis of the papers submitted to sever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s since 1995， and a discussion of two recent books on media analysis. As the writer’s knowledge of and reading in the literature of this area of research are very limited， and the materials available are also very limited， this paper is bound to have some limitations. Omissions may also be unavoidable， but certainly not intentional. The writer offers this paper just in the hope of inviting more comprehensive studies of the media analysis achievements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Key Words: media analysis;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正文） 在传播学领域，媒介分析作为一个大的研究部类/范畴，主要指的是对如下内容的研究：媒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各种媒介技术的特征及作用，媒介技术及其发展史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的关系，等。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上，传播技术与媒介作为信息传递和接收的手段、载体，并非总是研究的重点。在西方传播学兴起的初期，传播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倾注在大众传播媒介所传递的讯息内容及其所产生的效果上。诚然，传播学发展史上曾出现一些对传播学界有深远影响的媒介分析成果和理论，如开媒介分析先河的英尼斯（Harold Innis ）的传媒的时空偏向理论，促使媒介分析在传播学研究中真正登堂入室的麦克卢汉（Marshall MacLuhan）的以“媒介即讯息”为中心论点的传媒理论，等等。但是，比起学者们反复挖掘、成果极为丰富的传媒效果研究或在许多重大而影响深远的传播学研究中都占据重要位置的传媒内容分析来，以媒介技术本身为焦点的媒介分析，在传播学发展史上原本算不上是一个显赫的研究范畴。然而，近年来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社会现实，却使媒介分析的现实意义，清晰地凸现。因而，世界范围内，信息传播新技术的作用和影响成为近年来传播学界的热门话题，由此带动了整个媒介分析领域，使之赢得了国际上学术界的很大关注。 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媒介分析同样受到了很多关注。虽然，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历史尚短，媒介分析领域中尚未出现象麦克卢汉理论式的独树一帜的、闻名遐迩的媒介理论。但是，我国传播学术界的成果发表、学术会议交流等学术活动表明，近年来，我国学术界进行了许多有关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论文。尤其是随着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浪在全世界的高涨，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社会影响等媒介分析中的核心问题，已成为在我国举行的一些传播学研讨会的热门话题，也成为不少新闻传播学学术刊物涉及的重要内容。此外，专门涉及媒介分析领域的书籍也已出现。 本文试图对中国大陆学术界这方面的成果，进行一番梳理。限于资料、时间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这种输理，难以在对所有学术成果的总体进行通览的基础上进行。因此，笔者作了一些选择，拟通过如下几步研究，透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新闻记者》1996－2000年的内容分析，找出其中涉及媒介研究的文章篇数、在刊物内容中所占的比重与论题。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选择这四家刊物的原因，仅是出于对三种情况的综合考虑：地域分布（这四本刊物，两本在北京出版，两本在上海出版）、兼顾主要面向研究界与主要面向业界的刊物、可行性因素（主要是指刊物对笔者而言的易获得性）。笔者丝毫无不重视其它新闻传播学刊物之意。 ■ 通过对自1995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传播学研讨会以来几次全国和国际学术研讨会内容作类似的分析，进行这种梳理。这里笔者只可能把范围限于自己所熟知的几次学术会议，不敢妄求全面包括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所有学术会议。 ■ 通过对《传播科技纵横》（闵大洪著，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明安香主编，华夏出版社1999年出版）这两本集中论述信息传播技术与媒介发展进程的关系等的媒介分析专著的研究，探讨我国传播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研究在专著这一层面的成果。笔者坦承，由于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所读所知也十分有限，而研究只能建立在对资料文献的掌握的基础上进行，局限性在所难免，遗漏大约也在所难免，但却绝非出于故意。抛砖引玉，唯期本文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发对此的更全面的探讨。 一、 概况透视 透过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近年来的学术刊物的内容、学术会议上的论文交流以及书籍的出版，我们可以领略学术界的研究动向。 I．1 学术刊物 学术刊物往往是人们观察学术界最新动态的一道窗口，因此，笔者希望先以分析若干国内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刊物为切入口（按季刊、双月刊、月刊排列），进入对于近期我国学术界有关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 《新闻与传播研究》（季刊） 年份 *总篇数⑴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⑵ 1996年 50 2；4％ 1997年 46 7；15.22％ 1998年 49 8；16.33％ 1999年 50 8；16％ 2000年 51 14；27.45％ 总计：246 共计：39；15.85％ 《新闻大学》（季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04 5；4.81％ 1997年 117 5；4.27％ 1998年 117 4；3.42％ 1999年 108 8；7.41％ 2000年 119 13；10.92 总计：565 共计：35；平均比例：5.88% 《国际新闻界》（双月刊；1998年度第5－6期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114 19；16.67％ 1997年 111 9；8.11％ 1998年 99 13；13.13％ 1999年 103 21；20.39% 2000年 97 26；26.80% 总计：524 共计：88；平均比例：16.79% 《新闻记者》（月刊） 年份 *总篇数 *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及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 1996年 298 6；2.01％ 1997年 342 7；2.05％ 1998年 339 7；2.06％ 1999年 374 19；5.08% 2000年 427 31；7.26% 总计：1780 共计：70；3.93% 以数据点折线表示，媒介分析文章在这些刊物中所占百分比近年来的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图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 1． 这四种刊物在最近几年中无一例外地都经常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2． 在四种刊物中，《国际新闻界》发表媒介分析文章最多，不但按篇数计算数目最大，而且在总篇数中所占百分比也最大。 3． 四种刊物中，《新闻记者》刊登媒介分析文章篇数在总篇数中所占比例最小，但1999年起该刊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篇数与往年相比明显增多。 4． 1996年－1998年期间，《新闻与传播研究》发表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 以上几点中的第一点显示了媒介分析近年来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专业刊物经常涉及的内容之一。 关于第二点，我们认为，它和《国际新闻界》的宗旨目标及特点有关。这一刊物以“透视环球传媒，追索今昔流变，拓展研究视域，提升学术品位”为其宗旨目标，具有重视国际传媒业最新动态、重视介绍国外情况的特点。自美国以其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率先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目标以来，信息高新技术的层出不穷和迅速投入应用、因特网作为新一代的传播媒介迅速崛起、全世界范围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发展势头猛烈、传统的传媒业正面对一场新的社会传播事业结构调整──这一切已成为国际传媒业近年来的新动态。而美国和一些其它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领先地位，使介绍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成为介绍这些国家传媒业近况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些显然都促使《国际新闻界》较其它刊物更多地刊登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文章。此外，自1997年以来，《国际新闻界》每年都有一期或若干期有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栏目，集中刊登有关文章。1997年第四期中有“最新传播技术手段研究专辑”栏目，下有5篇文章，按我们本文中所下的定义都属于媒介分析文章；1998年第四期中有“新媒体研究专辑”栏目，收有6篇文章，均属媒介分析文章；1999年第三期中有“网络传播研究专辑”栏目，收有5篇关于最新传媒──网络的文章；第四、五、六期均设有“网络传播”栏目。2000年第一、五、六期均有“网络时代”栏目。设有这样集中刊登关于信息高新技术的应用的文章的专栏，显然也有利于该刊较多地刊登媒介分析文章。 关于上述第三点，《新闻记者》上的文章体裁不一、且以短文居多大约与此不无关系。作为一家面向业界的刊物，相对而言，它所刊登的理论性、学理性探索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中所占比重是有限的；它重视传媒业界同仁间的体会交流等，大量的文章涉及写作、编辑、摄影等业务方面的体会。当然，随着电脑、网络技术在新闻工作中的日益渗透，随着我国新闻传媒业技术手段更新的过程的进展，我国新闻工作者将会在其传播实践中对信息传播高新技术的运用及其影响等，体会日深。在被称为我国“传媒上网热之年”的1998年过后的1999、2000年，《新闻记者》上刊登的媒介分析文章明显增多，正可说明这一点。 在这四家刊物中，《新闻与传播研究》可说理论色彩最浓。1996年—1998年期间这家刊物所登载的媒介分析文章逐年增多，而2000年该刊发表的此类文章明显多于前几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探讨传播技术手段、传媒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的媒介分析研究，正越来越受到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界的关注。 I．2 学术会议 学术会议也是观察学术界动态的一道窗户。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1995年“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以来，探讨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等的媒介分析文章，已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会议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的论文集显示，“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研究”系当时对论文分门别类时的一个类别。但是，当时这一类别下的论文篇数尚不多，仅有两篇，题为：“信息传播手段的又一次革命”和“试论我国在‘信息高速公路’十字路口的选择”。（论文集总共收入论文59篇。）1996年，当暨南大学新闻系为庆祝成立50周年而举办“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香港和内地30多所大学、研究机构和新闻媒介的学者会聚羊城各抒己见时，会上发表的50多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中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5篇。这5篇论文绝大部分研究信息高速公路，研究正在迅速崛起的因特网（当时称“国际互联网”）。1997年，“全国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大学召开，60余名学者以“传播与经济发展”为主题，进行了为期两天论文宣讲与讨论。会议收到的46篇论文中有 5 篇论文属于讨论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媒介分析文章”。信息高速公路、电脑互联网络与大众传播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成了台上台下的热门话题，不但在会场上引发学者们的热烈发言，而且在会场外的个人交谈中也引发种种议论。会议结束后，有关论文很快被《新闻大学》、《新闻记者》、《新闻学争鸣与探索》等刊物登载。 1999年10月至11月，我国新闻传播学界接连举行了三次较大型的学术会议。10月下旬，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了“’99传播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出席会议的30多位中外学者在会上所宣读的论文中，探讨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的媒介分析论文有5篇，以研究因特网为主。10月底至11月初，在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 ”，会议收到的40余篇论文中，可归为本文称为“媒介分析文章”的，有10多篇。紧接着，12月7日至9日在复旦大学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上发表的50余篇论文中，有10来篇属本文所说的“媒介分析文章”。 2000年10月20日—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了“世界新闻传播100年”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近70篇论文中，可归类于“媒介分析”的文章达16篇，占总数的23.19%。2000年12月13—15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了“全国第四届科技传播研讨会”，会议的主题，即是网络传播。 从这几次会议的情况来看，网络传播的崛起使围绕信息传播新技术同传媒发展、社会发展的关系及其有关理论的媒介分析研究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而言魅力有增无减，在1999年以来的五次学术会议上，媒介分析文章尤其成了会议内容的一个重头。这一点，同笔者梳理有关学术刊物近年来的文章内容所发现的情况，是吻合的、一致的。 I．3 书籍 1998年4月，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闵大洪先生撰写的《传播科技纵横》。此书分十五章，阐述了传播科技发展进程中各项重大进步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这十五章是：“古代信息载体与传播手段”，“近代印刷术的诞生与发展”，“摄影术、电影的诞生与发展”，“近代通信手段的重大发明与发展”，“广播电视的诞生与发展”，“当代印刷术和出版业”，“当代广播电视新技术”，“当代计算机业与通信业”，“计算机网络与信息交流”，“因特网与传统大众传媒”，“当代多种媒介的相互竞争与融合”，“传播技术在当代新闻传媒中的地位”，“传播技术的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对传播新技术的管理”和“信息高速公路展望”。书中追踪最新信息传播科技及其应用对传媒业的影响和宽广的社会影响的，占10章之多；这10章中，尤以探索计算机业及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网络业及其正、否两方面的社会影响的部分占了重头：作者以整整八章的篇幅，对此进行了阐述。鉴于对建立在以往的传播科技的物质基础上以往的传播方式，学术界早已有过许多论述，达成许多一致的认识，作者将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用于对信息传播科技的最新进展、最新发明及其对于传媒业发展与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系列方面的影响上，这种选择显然使《传播科技纵横》得以涉及开拓空间较大的课题。书中不但尽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一系列最新传播科技手段作了描述，而且涉及了一系列围绕传播科技发展对人类社会影响大课题的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如：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传播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管理，传播科技发展、信息传播的全球化趋势及国家的信息传播政策，等。 以传播科技的发展的利和弊为例，该书在对卫星直播电视的探讨中，既谈到卫星直播电视的利──对于扩大电视的覆盖面、扩大电视传播的范围、促进国际电视传播中的作用，又探讨了卫星直播电视的弊──对卫星的轨道资源的国际争夺和电波越境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问题。作者指出，“正因为通信卫星具有打破以往电视传送所受到的时空限制的能力，因此不仅发达国家大力研制、发射电视直播卫星，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购买或租用。在激烈的竞争中，商业利益与国际政治带来了国与国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争论。一项是技术问题，即卫星轨道问题，因为同步静止卫星的轨道资源是有限的，必须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申请得到认可，而目前世界各国对卫星轨道位置争夺激烈；另一项是社会问题，即电波越境带来的影响。 电视直播卫星所带来的电波越境，从积极意义上说，可以促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但使用不当或别有用心，也会造成国家间的不和甚至相互憎恨，破坏人类共同生存发展的氛围。……在DBS电波越境的争论中，西方发达国家持‘信息自由论’的立场，要求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承认信息自由流动的原则。而反对的国家则持‘信息主权论’的立场，要求在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的总格局内制订出具体的规则，并强调应事先取得他国的同意。…… 80年代，美国国际电视进入西欧，为已经风靡西欧市场的美国影视片推波助澜时，欧洲传播界也纷纷指责美国为‘文化帝国主义’，要求采取措施保护民族文化，许多国家对电视台（尤其是对有线电视网）播放外国节目的比重作了限制。当国际电视的浪潮推进到亚洲地区以后，这种矛盾就更为尖锐。对于卫星电视来说，进行有效的国际管理确实困难重重，……”⑶ 该书在有关因特网的章节中也讨论到了传播科技发展的利与弊。在简述因特网的特点和功能，各国对因特网的应用在促进经济、科技、教育方面的发展中的作用，在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的效能后，该书即谈及因特网带来的种种问题，如：网络安全及计算机犯罪、“黑客”猖狂入侵重要的网站网点，意识形态和文化渗透，虚假信息虚假新闻流传，色情内容泛滥于电脑空间，知识产权遭到侵犯，等。 再以因特网与传统的大众传媒、传播科技发展与传媒市场为例。《传播科技纵横》谈到了因特网的出现和普及对传统的大众传媒构成冲击，但以更多的篇幅，探讨后者如何能“借着因特网之势另有一番风光。” ⑷因为，因特网上信息流通的一些负面影响，使“人们在网上广泛浏览之后，更愿意访问每日能提供客观、真实信息来源的节点，而这一点，在人们心目中已建立权威地位的著名新闻媒体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也就是说，现有新闻传媒上网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同时也必须看到，现有新闻传媒具有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因特网并非可以完全包容和替代。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印刷报刊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可能完全被网上电子报刊所代替。” ⑸尽管如此，该书作者强调指出，传播科技的新发展必然导致新老传媒间的激烈竞争，作为新一代媒体的因特网的崛起，必然意味着它与传统的大众传媒间在传媒市场上对受众的争夺。“各类媒介均有自己的特点，一种媒介完全取代另一种媒介是不可能的。但影响力的大小，此消彼长，则是不言而喻的。” ⑹而与此同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在改变以往各种传媒泾渭分明，截然分开的情况，竞争之中还出现了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趋势，“多种多样的媒介在推进社会多元化和多样性方面已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⑺ 1999年2月，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明安香先生主编的《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点课题，该书不但对90年代初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传播高新技术、新媒介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性的描述，还对学术界和社会上围绕它们的讨论中涉及到的许多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讨论，按自己的框架，综合研究了众说纷纭的概念，论点，预测，通过系统的分析，将有关认识上升到理论的高度。⑻此外，该书又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对策性建议。该书聚焦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对传统的大众传播带来的影响，分十一章对有关问题进行阐述，即：“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印刷媒介：告别铅与火 走向光与电”，“当代多种传播媒介的互相竞争与融合”，“新兴电子传播媒介”，“‘第四大众传媒’的崛起：计算机国际互联网络”，“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政治、法律”，“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经济发展”，“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文化”，“新技术、新媒介与社会生活”，“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和“赢得进入信息社会的‘护照’”。按照该书主编、课题组负责人明安香研究员的归纳，该书是从五个方面，对研究重点展开探讨的，即： ■ “从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最新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崭新高度和视野，重新回顾和探讨了人类信息传播”。 ■ “宏观地探讨和展望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所处的空前重要地位及其发展方向。” ■ “对书中重点探讨的‘信息传播新媒介、新技术’作出界定，并回顾和概括当前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发展的主要种类、特征及其现状”。 ■ “简要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以便以此为背景更好地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对大众传播的影响”。 ■ “探讨和预测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将会给传播的大众传播在一系列方面带来的巨大影响和根本变革；并对于我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大众传媒业、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及理论研究在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新形势下的发展，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⑼
书中对媒介发展进程的总结、归纳式研究，对以信息高速公路为基础和核心的传播高新技术同大众传播的关系的分析，对世纪之交我国在信息高新技术、信息产业领域的发展的对策性建议，都反映出课题组对有关问题的深思，并有助于启发人们探索思考。例如，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首先以历史的视角，概括性地分析了传媒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基本规律和法则，再分媒介形式，新闻采访、写作报道和编辑方式，新闻产品的发行和传送方式，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的关系等几个方面，探讨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的大众传播中的根本性转变。作者对于传媒发展过程中的新老传媒遵循的法则，表达了深具概括性的观点，即：旧媒介在同新兴媒介的激烈竞争中，纵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也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会遵循生存第一法则，千方百计谋求生存下去，而为了生存下去，旧媒介又会遵循变革求存的法则，适当地改变自己的“媒介形式、运作方式和服务方式，以适应形势的发展”；新媒介要在原有的媒介世界中站稳脚跟，取得成功，就得遵循优胜法则，即在方便、兼容、简便、可靠、可见、价格适宜等一系列方面显示出其超越旧媒介的优胜性，并遵循经过一个（一代人时间的）过程的“一代人法则”；旧媒介和新媒介在激烈竞争中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共同遵循长期共存法则。⑽ 书中对新闻与传播理论体系如何适应新的形势的探索，也颇具特色。该书建议“重新构建新闻与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并认为这就是要建立“网络传播学”这样一种脱胎于传统的理论体系而又根据崭新的网络化传播环境形成全新的特色的崭新的理论体系。书中探索性地提出，根据目前的情况，“网络传播学”至少应涵盖这样几类内容：网络传播环境学、网络传播生态学、网络传播采访学、网络传播媒介学、网络报道学、网络公众学、网络调查学、网络传播法规学和网络传播伦理学。⑾ 与论文相比，书籍由于篇幅大得多，论述问题可以在全面、系统、深度等方面，有较大的发挥余地，内容覆盖面当然也可大大超过论文。如果说近年来我国学术刊物上的媒介分析论文各自探讨了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或有关理论的某个或某几个问题的话，那么《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则对以数字式、多媒体、网络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最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新媒介概括性地进行探讨，并对传播科技发展与变化加以总体研究，还对围绕科技、传媒、社会发展的关系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探索。 目前，随着网络运用的逐步推广，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也已开始被推上网：1999年下半年，由新浪网、浙江在线和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创办的《中国新闻学评论》已在网上出现，这是一家没有印刷版的网络刊物，而且是专门有关中国新闻与传播研究的网络刊物。有关媒介新技术、新媒介的研究是该刊物的重要内容之一。该刊的栏目之一“个人频道”下的“大洪视点”，集中刊载了闵大洪先生有关网络等传播新技术、新媒体的一系列论文。2000年5月28日，上海14家主要新闻传媒机构联手创办的东方网正式开通，“网络媒体研究”成为这一网站上的专题栏目之一。由于《中国新闻学评论》在网上推出和“网络媒体研究”在东方网上出现时间还不长，目前笔者尚无法对此作更多的讨论，只能寄希望于未来。 上述讨论到的都属于我国学术界在媒介分析领域、尤其是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研究领域的成果发表。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一领域的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项目。据有关论文介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当前的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这一前沿研究领域极为重视，“1996年以来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关课题，如1996年设立项目《多媒体技术与新闻传播》、1998年设立项目《新闻传播手段的数字化：现状透析与发展预测》、1999年设立项目《网络传播新发展及其对策（研究报告）》、2000年设立项目《互联网对信息传播和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研究》。” ⑿有关成果发表和正在进行的有关项目，显示出我国传播学界围绕着与信息传播新技术同大众传播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有关的许多问题，已进行并在继续进行许多探索。 二、 特点分析 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说明，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传播新技术及其特点、传播技术与媒介的发展与更新及其同社会发展的关系领域的研究，已产生了以论文为主兼有书籍的成果。这一部分试图在此基础上探讨这些成果的特点。 II．1 介绍、描述性内容占重要位置 介绍、描述性内容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在我们此处称为“媒介分析”的领域的成果中占重要位置，这可说是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特点之一。如果略加细分，不难发现，本文第一部分中谈到的学术刊物与学术会议上的媒介分析文章中，大量的文章主要是描述性或介绍性的，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电子出版物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与思考”，“中文报通过因特网走向世界”，等，《新闻大学》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等，《国际新闻界》刊登的“信息高速公路上的新闻战”，“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西方通讯社是如何在哥伦比亚工作的”，“数字时代的BBC”“美国记者如何利用E-mail”，等，《新闻记者》刊登的“一份跨国界的免费出版物──兼谈电子网络”，“网络上办影展 光盘上存照片”，“新闻传媒网络化发展新趋势”，“记者要学会数字化生存”，“美国《时代周刊》见闻”，等，“全国第六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中的“因特网在对外传播中的应用──效果及趋势”，“从新闻提供者到公共论坛：《人民日报网络版》个案分析”，等等，可说都属于此类文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一般以小见大，往往从某些具体实例入手对最新传播技术渗透到传媒业工作和人们社会生活的现状作描述、介绍，以此为基础探索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例如，《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三期刊登的“对亚太地区三家日报电子版的观察思考”（作者：闵大洪）一文，对亚太地区三家大型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台湾省的《中国时报》和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的概况进行了介绍，提供了诸如访问人次、电子版网页编排、内容、电子版上的广告等资料信息，由此切入到电子报纸的发展这一课题，探讨了电子报纸发展的技术基础──因特网，以及与电子报纸的特点有关的电子报纸发展的动因。 又如，《新闻大学》1998年冬刊登的“上海六家广电媒体因特网网页比较分析”（作者：陈思劼）一文，主要是对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电视台、上海有线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的网页的一些基本情况及主要内容作介绍，并对这些网页进行比较，介绍的信息包括这些网页的主页网址、上网日期、网页数、容量及主要栏目与内容。在此基础上，文章对广电传媒与网络传播的关系问题略加探讨，但从全文来看，这一探讨部分所占篇幅颇小。又如，《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三期刊载的“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作者：杜跃进）一文，是透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一家小报《圣何塞信使新闻报》创办的（与“美国在线”America Online联网的）电脑联机网络信息服务系统“信使中心”的实例，透过这一“信使中心”提供的电子报纸、通讯服务等网上服务的情况，来以小见大──观察“驶上信息高速公路的美国报业”并进而讨论美国新闻业对信息高速公路的积极采用对美国新闻业的传播方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文中谈到了反映这种影响的四个方面：新闻媒体物质形式的演变，新闻内容的变化、对新闻从业人员的挑战、对受众的影响。但介绍性内容不但所占篇幅较大，而且还贯穿于讨论分析之中。《国际新闻界》1998年第二期登载的“数字化时代的BBC”（作者：彭兰）一文，描述了BBC近年来的沿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向前迈进的情况，即：进入90年代以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挑战和需要，英国广播公司BBC实施自己几次根据形势进行修改、补充的对近期、远期发展规划，采纳数字化技术，退出一系列新广播、电视频道和服务的发展状况。文中具体对BBC的一系列借助数字化技术的新服务、新频道作了介绍及特点分析，为读者描述了BBC数字化广播（DAB，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的缩写）服务的现状、特点与发展计划。 再如，《新闻记者》1999年第十期发表的“办出特色：传媒网站生存之道”，透过两家并非由传统传媒中著名的大型媒介机构创建的传媒网站——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海滨媒介集团公司创办的Sunline网站和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一家视频作品制作公司Gardy McGrath International创办的“网上电视”/“万维网电视”（TV on the Web）网站──的成功实例，探讨办出特色在传媒网站获得成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文中对这两家传媒网站的网页设计、内容、办网站的方针、策略等，作了介绍分析，以“办出特色”为主题，将这些介绍性信息串在一起，作为讨论这两家传媒网站的成功的一大原因及其启示的基础。⒀ 这类文章当然并非遵照同一模式，虽说总体而言都带有这样的特征：以小见大，以介绍实例为主引出或融入对有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其中有的在介绍和讨论方面都较宽泛，有的则突出重点的色彩较浓。由于偏重情况介绍描述，此类研究往往在理论问题探讨方面就涉入有限，从而出现谈得较宽泛而缺乏细化深入的分析，几笔带过等情况。然而，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自有其作用，对此我们不能忽视。这类研究提供了许多十分有用的新近资料，而新近资料的积累，正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的有些研究中，作者提供了或由其本人采用调查、观察、内容分析等方法而得的量化的第一手资料，或通过网上研究、图书资料研究等而获得的来自其他学者实证性研究结果的量化的第二手资料。以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传统上重思辨、重定性研究而对定量研究重视不够的情况而论，这种量化的资料的提供，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对有关问题进行思辨式的研究，起到重要的参考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量化作为一种测量工具，作为一种手段，对事物（的质）进行精确量化，有利于对事物、对事物的质的系统研究和了解，也有利于使论点的展开、定性的阐述具有扎实的依据从而增添说服力。因此，上述提到的那些研究提供的量化数据的积累，对于我国的传播学研究而言，就可说另具一层意义了。 从信息传播技术发展的进程来看，20世纪90年代信息传播新技术大量涌现，发展之迅速，真是创历史之最。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媒介分析研究，客观上需要先从介绍、描述与最新传播新技术的应用有关的新情况入手。此外，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经济实力、科技优势等方面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国走在前面，这些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新经验、它们在这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趋势，因其参考作用而值得介绍。这也必然使我国传媒研究成果中覆盖这方面的内容，从而增添了介绍、描述性的内容在我国学术界的有关研究成果中所占的比重。 虽然在我国学术界关于媒介分析的文章中似以描述性或介绍性为主再加上对有关问题的分析的文章居多，但也有一些文章是讨论分析性的，或以此为主的，如：探讨网络出版物与法律法规的“电子网络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作者：张西明，《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一期。），分析互联网络的“互联网络：一个虚拟的社会”（作者：张锦，《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三、四期。），探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角色的变化的“从‘Gatekeeper’到‘Heads-up Displays’”，探讨网络传播中的受众的“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作者：石艳红，《国际传播界》，1999年第三期。），等。此类文章中还有对某一媒介分析理论进行探讨的，如：讨论著名的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四期刊登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作为“第六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论文之一的“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作为探讨理论的文章，这些文章自然就较为突出分析讨论。 II．2 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 从上面梳理到的我国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成果来看，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也是一个特点。笔者在梳理过程中发现，就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学者们在对问题的展开中往往铺开面甚广，以概括性、综合性地阐述为主。例如，“电子出版物的法律法规建设”一文将传统媒介的新闻出版法规面对网络出版物在实施中遇到的主要困难归为九点，对建立与网络信息有关的法律法规、规范网上出版中要解决的法律道德问题，分“名誉侵权问题”、“著作权问题”、“保密和泄密问题”、“黄色、凶杀、暴力一类图文音像信息引起的法律问题”四个方面予以展开，逐一讨论。“网络传播中的受众诠注”一文对于网络媒介为受众成员在传播过程中的地位所带来的变化之分析讨论，分“网络受众的定义及其图示”、“个体化和主动化的网络受众”、“网络受众在信息面前人人平等”、“网络受众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意义”和“网络受众：为自己把关”五个部分展开，铺开面较广，在论文的篇幅范围中来看，这种处理法带有综合性的色彩。 就书籍来说，上面讨论到的《传播科技纵横》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中，相比之下，后者对理论探讨更为偏重。因此，笔者此处拟集中考察后者在讨论分析问题中是否也具有重概括性、综合性的特色。笔者感到，此书对有关问题的讨论，同样具有概括性、综合性的特征。这首先表现在它综合讨论了诸多问题上。对此，我们在上一部分中已有所涉及，这里不再赘述。其次，这表现在此书对其所讨论分析的问题，在展开中似乎也偏重概括周全。试以该书的第十章“信息高速公路将引发大众传播革命”为例。这一章概括了“媒介发展的基本法则”、“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新闻采访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报道和编辑方式将发生的根本性变革”、“新闻发行和传送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受众地位及其与媒介关系的根本变革”和“媒介角色的根本变化”七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力求全面概括的展开方式。这七个方面构成了这一章的七个节，而每一节的展开，同样体现了这种偏重概括周全的特色。例如，第二节“报纸、广播、电视将面目全非”，分“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电视：数字式、高清晰度、互动式家庭影院”和“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三点展开，显然最后部分以“其他大众传播媒介的变革”为名，可以将除了这一节的标题中点到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外的其他的传统的大众传播媒介包括进去，这看来同该书的讨论注重全面概括有关。在具体到这些小点（目）的阐述中，综合性、概括性的特点仍然可见。即以这一节的第一点“报纸：由印刷报纸到电脑网络报纸、电子便携报纸”为例，其内容涉及到：作者对印刷报纸因其特点不会“很快被高速飞驰的信息列车碾得粉碎”的看法及理由，报纸等印刷媒体的变形三部曲──即出现电子翻版、电子变版和多媒体版，以及反映报纸发展另一种趋势的便携式电子报纸及其特点，覆盖面相当广，由此也可见力求概括周全的特色在书中得到了层层体现。 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著述中出现讨论分析偏重概括性、综合性，自有其原因。首先，它同选题有关。我国不少媒介分析文章的题目都较大，题目本身要求覆盖面较广，注重概括性、综合性也就自然而然。其次，我国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起步较晚，目前尚处于学科建设的早期，围绕媒介的技术特点，传播技术、媒介的发展更新同大众传播业的发展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关系等而展开的媒介分析研究，当然更是处于早期。对于早期的研究来说，重概括性、综合性正适应学科建设积累的需要。此外，对于书籍而言，我国新闻传播领域的不少书籍似乎往往兼具专著和教材的特色，而且事实上在使用中也扮演专著与教材的双重角色，对于问题的分析阐述力求概括周全，与教材要全面概括、传授基本知识的客观需要相吻合。对于我国的媒介分析领域而言，这些已有成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当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学术界还需要在媒介分析领域向形成独特的、创新理论体系的方向努力。 II．3 选题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 从选题来看，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界的媒介分析研究，具有贴近传媒业发展现实、追踪发展动向的特点。电子出版物的兴起与特点，因特网的特征及其对传统大众传媒的挑战，网络传播中的法律法规问题、伦理问题，传媒网站建设，卫星电视，网络时代传媒把关人角色的转变，网络时代受众角色的变化，新、老传媒的关系，计算机（电脑）辅助新闻学，等等，构成了近年来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一再关注的问题，这些选题，无疑是贴近我国传媒业新发展的现实的，也是追踪全世界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中的发展动向的。这一特色，大约同媒介分析这一研究领域本身的性质、特征有关。媒介分析本身，是一种考察传播技术的发展同社会变迁的关系的研究，对发展、变迁的研究，首重新发展、新变迁往往很自然。当年，媒介分析理论家麦克卢汉正是在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其媒介理论，为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作出关键性贡献的。虽然他的著述涉及了媒介技术发展史上的各个阶段，但是当时的新兴传媒电视无疑是他的研究突出关注的。关注媒介新技术的特征及其发展动向，是媒介分析的需要使然。追踪发展动向除了可以指追踪实践方面的发展动向外，还可以指追踪理论方面──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动向。在后一种意义上，我国的传媒分析研究的选题，总体上来说也是可以说具有追踪发展动向的特色的。当笔者将我国的媒介分析研究中经常关注的问题同国际上的一些新闻与传播学学术刊物——如《传播学杂志》（季刊；由美国国际传播学协会主办）、《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者》（季刊；由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主办）、《加拿大传播学杂志》等──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中的同类研究的关注点相比时，笔者发现，两者相当吻合。即使国际上的这些刊物上的同类研究不少在时间上领先了一步，但是我国的研究并非在时间上远远落在后面。事实上，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少引征了国外学者一些最新研究成果，有的还参照了网上提供的最新资料，注释中出现有关网站的网址与上网日期，可以说明这一点。 当然，各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进展不同，各国传媒采纳高新传播科技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各国媒介分析研究的起始时间、发展阶段也不同，因此，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国际学术界所经常关注的问题中也有一些尚未构成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例如，对于电子出版在学术性信息传播（scholarly communication）中的应用，对于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等，国际上学术界常有论及，但在我国学术界现实的媒介分析研究中，似尚未引起多少注意。关于前一问题，迄今为止在我国新闻传播学术信息沟通中，最主要的手段仍然是印刷传媒，这大约是影响关于电子出版与学术性信息传播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的重要因素。关于后一问题，对于现阶段因特网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说，离众多的人们感受虚拟社区的存在，还有很大的距离。这影响到网络空间中的虚拟社区研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它尚未构成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热门选题，也就很自然。 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不但那些围绕传播技术新发展、传媒新发展展开的研究显示出追踪国际上的发展动向的特点，而且那些探讨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本已在达到其红极一时的顶峰后长期陷入较少引起注意的寂寞的低谷，但近年来，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新形势下，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又再度受到国际上学术界的关注，重新引起学术界的探讨。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1995年，加拿大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Judith Stamps 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Glenn 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Paul Benedetti和Nancy 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发表了W. Terrence 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出版了Paul 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围绕麦克卢汉媒介理论，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来自美国、加拿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数十位学者，各抒己见，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⒁学术性刊物中，《加拿大传播学杂志》近年来一再刊登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以及这一理论的重要源头──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在该刊1998年第一期和第三期刊登的学术论文中，研究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和英尼斯的媒介理论的论文几乎占了半数。美国《传播学杂志》1998年也曾刊出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国际上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新关注，还在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的学术沟通中反映出来：因特网上曾出现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和。我国学术界在对媒介分析理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这一动向。在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提出应重新认识麦克卢汉学说、认识其作用的论文有之，专门讨论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论文也有之。 从我国学术界的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来看，在理论方面，对我国的研究影响较大的恐要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然，大多数媒介分析研究的成果中似乎并没有直接引征麦克卢汉的著述，但是，我们从如下事实中，可以看出，麦克卢汉的理论所提供的思路──即从媒介技术的影响的角度考察传播科技与人类文明变迁的关系的思路，却影响着这些研究。这一事实即：这些研究大多数都着重探讨传播新技术对大众传媒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而较少换个角度探讨社会的其它方面对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的影响，如：社会决策对于决定传播新技术的命运的影响，经济因素对于传播新技术的采纳过程的制约等。 结论 中国大陆近年来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发表、学术讨论等活动表明，在媒介分析方面，中国大陆学术界远非一片空白。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我国学术界在这方面已经起步，并且还将继续研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许多问题，只要我们坚持本着学术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和创新精神不断努力，日积月累，我们终将取得日渐成熟的学术成果。与此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过高估计我国媒介分析研究的现状。虽然，我国传媒分析研究中大量研究以介绍、描述性内容为主也好，分析讨论偏重综合性、概括性也好，都自有其原因，我们对此可以用“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来概括；而且我们在上面的讨论中已经指出过，在现阶段而言，介绍、描述性为主的研究对发展我国媒介分析研究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讨论分析中突出综合性、概括性对学科建设的积累，也有很大贡献。但是，一切存在的，又并非“都是合理的”：事出有因的状况，并不总是等于理想的状况；事物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应不断发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追求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应追求在未来的研究中在扎扎实实的资料积累的同时不断提高理论探讨的深度，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注： ⑴* 笔者在统计篇数中没有把报道式消息、文摘、书讯等包括进去。 ⑵ * 在本文中，“媒介分析文章”指的是：总体来看以论述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的特点，传播新技术与传媒发展、传媒运作的关系及同社会的关系为主的文章及讨论有关理论的文章。 ⑶ 闵大洪著《传播科技纵横》。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132页。 ⑷ 出处同上，第194页。 ⑸ 出处同上，第194－195页。 ⑹ 出处同上，第230页。 ⑺ 出处同上，第233页。 ⑻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之二”。 ⑼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⑽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224页。 ⑾ 参见明安香主编《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7－290页。 ⑿ 闵大洪。“网络传播研究亟待加强”。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一期，第16－18页。 ⒀ 有关以上讨论到的论文的材料，请参见《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和《新闻记者》1996年—2000年。 ⒁ 张咏华 “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载《现代传播》2000年第一期，第33－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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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这个主题，我讲四个内容：1、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2、未来的发展趋势；3、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发展方向；4、传播学与就业。
一、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现状
传播学七十年代传入我国大陆。那个时候，除了少数学者，一般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传播学。进入80年代，更多的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对传播学发生兴趣。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有上海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及《新闻战线》等单位共20多人参加。由于政治因素，在1983年，传播学被批评为“精神污染”，1989年以后，被批判为“不讲阶级斗争”，有人说，中国只能有宣传学，不能有传播学。
1992年邓小平南巡，引发了新一轮改革浪潮，促成了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改革，使传播学再度受到关注。从1993年开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与相关新闻院系、研究单位合办的全国性传播学研讨会，成为每两年一次的全国会议，至今已开办了第八次。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来看，历经20多年，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可以说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八十年代是传播学的登陆期，两次都差点被赶下海。之后，仅十来年的时间，就召开了多次全国性会议，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人越来越多，研究的问题越来越广泛深入。第一次研讨会有点像搞地下工作，门口还要有人“把关”。现在开会已是大张旗鼓，堂而皇之了。
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不仅有大陆的大多数著名的新闻传播学专家，港台学者，还有不少外国专家，如日、韩、新加坡、美、英等国的专家莅临。不仅参加人数多，一共220多位，还有不少北京各大学前来旁听的硕士、博士生。地点则选择了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由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担任会议主席。
这次传播学研讨会，无论从学术影响还是从社会影响来看，都是空前的。这次研讨会有十多个专题：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国际传播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影视研究等。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了我国现阶段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我认为这次研讨会是全国传播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浓缩，真实地全面地反映了大陆传播学跨越式发展的现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从上述专题来看，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引进到发展的初期过渡，并进入把传播理论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深化、丰富与力求创新的阶段。这就是大陆传播学发展的现状。
二、未来的发展趋势
研究传播学在我国大陆的发展史可以知道，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
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其独立性也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上述专题也可以看出，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
从美国的传播学来看，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众所周知，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在美国，传播学依附于新闻学有近半个世纪，在90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
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这场讨论的背景是：“自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施拉姆成功开设第一个大众传播学的博士课程后，不到十年时间，施拉姆式的大众传播博士课程即风行全美国，在不少院校，是否是大众传播博士成为美国新闻院系任聘教师的标准。”[1]]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之势。
在1995年召开的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简称AEJMC)年会上，有人主张把新闻学融入传播学，把新闻学的课程和项目与传播学合并。
北达科他大学传播学院(School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Dakota)院长兰娜·拉考(Lana R. Rakow)说：“我们的学生都是未来的传播者。”[2]当然，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不同意见的质疑。理论上的分歧在教育实践上则表现为教师之间的摩擦与矛盾。
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因为来授课的报纸编辑们头上常常戴着工作时用以摭挡眩光的赛璐珞绿色眼罩。
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Chi-Squares)。“凯平方”。所谓“凯平方”，又称“卡方”，是在传统定量调查中进行交互分析的最常用的检验方法。
“绿眼罩”们认为博士们的教学与研究过分依赖于统计数据和数据分析，因而用“凯平方”的戏称回敬他们的同事。著名的罗杰斯教授是站在“凯平方”一边的，“他认为，施拉姆的梦想是新闻教育不仅应该是传播学者人才荟萃或独处的地方，而且应该排除新闻学者。他甚至希望这些课程的名字应该改‘新闻学’为‘传播学’”。[3]总的说来，传播学者——“凯平方”们占了上风，“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4]
在美国开展的这场关于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的大讨论，一方面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在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新兴传播学与传统新闻学关系的重大问题。
在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也重点讨论了这样的问题。讨论的激烈程度不像美国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教学实践中，也没有“绿眼罩”和“凯平方”之分。但是，可以看出，传播学在中国的革命正在进行，大陆的传播学正在缩短与国际的差距，只不过这种变化是以东方的中庸、平和的文化底蕴为基础的。
转贴于 三、传播学教育的问题与学科发展
1997年 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
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30多个，博士点4 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
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
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 个，博士后流动站2 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5]
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6] ：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新闻传播学”这个概念限定了这样的现实：中国大陆的传播学研究与新闻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胶着的状态”[7]。这种现状导致了传播学教育与传统的新闻学教育相类似：在课程设置上，以大众传播学相关课程为主要内容；在专业设置上，以媒体的性质区分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做法非常普遍。“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8] ，而同时，传播教育的新闻学化，又加剧和加固了传播学研究的大众传播化。
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
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
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
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容很显然仍占很大比重，但传播学理论研究、传播学本土化研究、政治传播研究、国际传播研究、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新媒体研究；文化与跨文化研究等社会学角度、传播新科技类的传播学研究也占到了相当比重。在新闻传播教育的专题讨论会上，不少学者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传播学学科建设思想，对于传播学科的规范、内涵、传播教育的理念及教学，传播基础课程的设置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从新闻与传播学教育角度来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的讨论，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种是融合论。有学者认为，在现在大学的新闻传播专业中，新闻学、传播学是分开的，因而“新闻理论”仍然还是单独的课程，传播学理论则是另一门课程。
而现实的大众传播业，早已从传统的印刷媒介扩大到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短信和其他新型传播科技手段了。传统的“新闻理论”，理论色彩较弱，难以容纳现实情境。传播学被引入我国新闻教学领域以后，经过二十多年的磨合，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研究的一部分。
传播学的经验主义量化分析方法，也无形中成为新闻学研究的普通方法之一，不再显得新鲜了。实际研究中，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的融合已经成为现实，很难区别二者了。
与传播活动相关的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例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法学、当代文论、经济学等等，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理论的研究中。因此，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改变现在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不再让新闻理论与传播学理论截然分开，而是有机地融合为一种新的能够说明实际的理论体系。
东西方的对立或者说矛盾，并非绝对的和本源的，实际上，“每一种文化，在其原初的自我认识上，都是普遍性文化，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神、人与时间等基本生存纬度所作的思考和安排。”（张旭东，2006：5）然而，人类社会走到今天，随着资本的扩张，使得某种文化会以某种形式向其它文化扩张，形成某种“普遍”，而使另一些成为“特殊”。在这一过程中，现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比如：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的扩张，文化领域“西方文明”的入侵，科学研究领域“理性化、科学化”的研究范式的博兴等。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引导下，有关“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文化发展模式、科学研究范式、社会话语似乎代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和状况。那么是谁赋予了“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权力，又是谁使得这一“普遍主义”的话语拥有了代表他者、取消他者的地位？
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面临的就是“普遍”与“特殊”之争。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普遍”和“特殊”并非完全割裂和对立的，普遍是特殊的总体，“它并不自在自为地是一个规定了的特殊的东西，而是通过个别性才是它的诸属之一，它的其它诸属通过直接外在性便从它那里排除出去。另一方面，特殊的东西同样也并非直接地和自在地是普遍的东西，而是否定的统一剥去了它的规定性，从而把它提高为普遍性”。（黑格尔，1981：354）可见，普遍性的产生离不开特殊性，但它“并非特殊性的堆积，而是扬弃了种种特殊性的‘直接外在性’的一种更高的、绝对的质”。（张旭东，2006：4）在黑格尔的逻辑下，西方普遍主义的话语并非与生俱来的“普遍性”，也并非是用一种特殊的东西对另一种特殊的东西施行的征服暴力，而是以“普遍”的名义，把自身“普遍化道路”上所遇到的一切“他者”都视为“特殊”，并且把这些特殊克服掉，也就是“视为普遍性的实现”。这有点类似于福柯的话语/权力观，即西方话语在发展过程中，赋予自身“普遍性”的权力，即在与他者话语对话的过程中获取一种“真理性”，证明自己为真，从而使其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成为一种“普遍话语”。
与西方对立的是东方的概念，在西方人的眼里，东方是他者、是特殊、是个别。赛义德最早提出的东方的概念“主要指发生在19世纪的一种文化和物质殖民现象，这种现象与19世纪的欧美殖民帝国主义有关。而‘东方主义’在现阶段又有了新的含义：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通过大众媒体以极快的速度制造了‘非西方’的概念并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和后现代经济社会的假想敌”。（谢少波，王逢振，2003：225）在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东西方的对立从经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文化价值领域。面对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随着世界市场席卷全球时，东方世界更强调的是保护和发展“东方传统”的问题，于是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先后出现了“亚洲中心”的概念。
然而我们谈“东方传统”，并不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倡导红木家具、穿旗袍、喝绿茶、看中医、坐人力拉车。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何在当今世界里为“东方传统”，包括文化、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等，创造生存的空间、找到传播的渠道、建构理论和哲学上的意义，让其在于“西方”的对话中，开辟出一块蓬勃发展的空间。在西方普遍主义话语及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也充满了“普遍”与“特殊”之间的博弈。
二、传播学的西方起源与全球发展
一般认为，传播学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美国发展起来的，以人类社会信息传播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诞生之初，美国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索人类传播现象，提出诸多传播理论以及种类繁多的传播模式。美国传播学家施拉姆（WilburSchramm，1907－1988），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传播学研究所，主编了第一批传播学教材，被认为是传播学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传播学之所以诞生于美国，除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免受灾祸外，有良好的学科发展环境外，更与美国的社会状况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中有着高度重视大众传媒的传统，在政治机制中大众媒介被认为是与立法机构、政府机构互相制衡的力量之一；从学术传统来看，美国学术界盛行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学术研究特别强调解决实际问题以及对现实的效用。而信息传播、人与人沟通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都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沃土。这些条件，都决定了传播学起源于美国。
而传播学在美国问世后，很快就传到西欧和日本。英国的传播学研究从60年代开始蓬勃兴起；日本的传播学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前苏联自60年代起，开始重视研究传播学理论等。受信息传播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传播学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就中国来看，传播学于上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大陆，而截至2005年我国共有661个新闻传播学类本科专业点；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截至2006年，我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据不完全统计，到2006年止，全国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张晓锋，马汇莹，2007）
然而，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传播学完全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研究方法、概念框架等几乎都是西方的。当前，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传播学研究还只能借用美国传统的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来观照自己的传播现象，几乎无法建立本国的传播学理论体系，或者说本土的传播学理论还远没有被纳入到传播学的主流中，也未曾对传播学的主流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西方的传播学理论也有着其不可克服的缺点。比如，西方传播理论以“功能性理性、个人自由、精心计算的个人利益、物质进步和权力意识”为特征，与非西方的文化传统相悖，因此得不到非西方世界的认同；“西方的传播理论过分依赖定量研究及统计分析，导致‘反复，缺乏明确的焦点，总是对一些在方法论上需要高深技术、实则鸡毛蒜皮的小问题紧抓不放’。而同时却对传播的真实概念缺乏更具有创造性的理解”。（赵晶晶，2008：11）
三、传播学的“本土化”与“亚洲中心”
可以说在传播学的发展中，西方话语和研究范式取得了“普遍性”的地位和权力，它规定和控制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理论体系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然而，普遍性并不意味着普适性，这种普遍性是在于“特殊性”的斗争中不断取得“真理性”地位的，它不能否定，更不能掩盖特殊性的存在。当西方传统的传播学进入非西方国家后，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适应症，受到输入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状况的影响，必然会一定的排异现象，这时传播学所面临的应当是“本土化”的问题。
以中国为例，从1982年11月第一次传播学研讨会起，差不多在每一次的研讨会上，都有论文重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之意向。“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在香港及台湾出现。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系主任余也鲁教授及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在香港及台北先后召开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较早前，由余也鲁、徐佳士、朱传誉及朱立等人倡导的“编纂中国新闻学书刊目录及论文索引计划”，虽因资源及人力不足而流产，但期望传播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意念并没有因此而消亡。1993年5月，厦门大学召开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研讨会，的新闻、传播、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科的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传播现象进行了研讨。受这次会议委托，由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余也鲁教授、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徐佳士教授、厦门大学副校长郑学檬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孙旭培研究员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考虑并部署中国传统文化中传播现象的研究计划。1997年12月，在多方努力下，克服了出版过程中的重重阻碍，终于出版了勾勒华夏文化中有关传播现象轮廓的著作——《华夏传播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华夏传播论》的出版，可以看作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硕果。（仲富兰，2008）
另一方面，80年代亚洲区的传播学者也提出了“传播学亚洲化”的意念，并于1988年在亚洲大众传播中心（AMIC）支持下，出版了一本亚洲传播理论的专著。除此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学者进入传播学研究领域，以及传播学在非西方国家汲取养料，不断发展壮大，西方传播学的理论和研究范式逐渐暴露出在非西方国家的不适应性，西方传播学的“普遍性”遭到了撼动。不仅表现为传播学的“本土化”的发展，更表现为正在逐步兴起和发展壮大的传播学的非西方学派，尤以亚洲中心学派为代表。
亚洲中心学派的倡导者三池贤孝在《对人性、文化和传播的重新思考：亚洲中心的评论与贡献》中指出，“亚洲中心”指的是“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YoshitakaMiike，2004：67）对于传播学的发展而言，所谓的亚洲中心就意味着或者说“希望——尤其是以讨论或研究为目的时——理出一条渗透于所有差异的共同线索，从而在以之与其他相似概念（如‘欧洲传播’或‘非洲传播’）进行比较或者对比时，能显示出只有这个地区才拥有的特征”。（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可以说，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学派的兴起“是伴随着对西方传播理论的批判性反思发展的”。“他们批评传播理论的欧洲/美国中心学者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本土知识的全球意义”。（赵晶晶，2008：11）华裔美国传播学者赵晶晶教授认为“目前国际上亚洲中心传播理论学派是在后现代/后美国思潮的透射和渗透下，从复古求变的生命线上出现的理论建树”。
四、全球化时代“中心”与“多元”之争
汤姆林森认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约翰•汤姆林森，2002：4）全球化“是快速发展、不断密集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网络系统”，（约翰•汤姆林森，2002：2）即一种“复杂的联结（complexconnectivity）”。这种联结是多重价值的联结，它跨越了国界，将人们的实践、体验以及各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绑在了一起。“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在事实层面上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仅把全球化理解为资本的全球扩张、商品的全球流通、消费的全球趋同，那就过于简单了。“全球化处于现代文化的中心地位；文化实践（culturalpractice）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约翰•汤姆林森，2002：1）因此，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更是文化的全球化。然而，文化的全球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必将受到本土及区域文化的抵制和同化，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也并非杯弓蛇影。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成为全球化过程中“反霸权”和“反中心”的核心力量。因此，越过经济、技术层面，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全球化”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价值的“多元”之争。在此背景下来观照人类的传播现象以及传播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碰到的是“中心”与“多元”的矛盾斗争。
如上文所述，西方话语之所以取得“普遍性”的地位，是由于凭借其经济实力的强大，政治领域的霸权，在与其他话语进行对话和碰撞的过程中，排挤他者话语的空间，取得自身“真理性”的地位，从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西方传播学的发展亦不例外，尤其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传播学假“普遍”之名试图掩盖和压制他者文化中传播思想和理论的合法地位。然而，在后现代、后殖民和后美国的时代，必须用一种全新的多元主义取代西方所倡导的“普遍主义”。而我们所倡导的多元并非要以一种中心取代另一种中心，或者试图树立多个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真正让各种文化及其价值系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成为全球话语的一元存在。因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看，任何对“普遍性”的强调实际上都强化了统治群体和亚群体的等级制，具有一种压抑性和反动性。因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希望“全球化”是一种辩证的多向流动，不是任何“中心”的单向输出的过程。“非西方”世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保持相当的文化自主性，让价值的、伦理的、日常生活世界按照自身的逻辑展开，而不是被强行纳入一种世界文明的“普遍主义”话语及其价值系统中去。当然，这并不是说，面对全球化的过程，“非西方”一定要强调其文化的特殊性、不可兼容性，甚至对抗性，并非要与“西方”进行你死我亡的斗争，而是要强调，“非西方”世界应该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当中考虑自我发展的问题，要寻找适合自身的历史经验的表达方式，保持或建立适合自己的话语系统，与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进行对话或者交流，使得“全球化”的过程真正充满活力并趋近多元。
由此来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笔者认为并非是要用“亚洲中心”取代“美国中心”或者“欧洲中心”，而是要“多中心”，多中心的结果应该是取消“中心”或“去中心”。其实，亚洲中心的倡导者们也认为亚洲中心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亚洲中心主义，也不是种族中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亚洲的翻版。亚洲中心性并不是要将亚洲的世界观设定为宇宙之惟一，更不会强加在非亚洲人身上。研究者们明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与欧美中心不是对立的关系，声明‘坚持亚洲中心是要使自己根植于亚洲文化精力之中，并不意味着对欧洲中心的悖反’，胸怀宽广地倡导超越东方－西方的二元极端，呼吁东西方融合，互补双赢”。（赵晶晶，2008：12）虽然，“任何文明都希望自己是世界舞台的中心，这也是文明本身发展的动力。然而我们再为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努力建构的同时，需要警惕新的语言霸权在亚洲内的建立”。（赵晶晶，2008：12）因此，笔者认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非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遍性”话语，或者新的学术霸权，来对抗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并非是一种“中心”代替另一种“中心”，更确切地说，我们所谓的“亚洲中心”应该是一种“主张”、一种“视角”、一种“取向”，甚至是一种“方法”。
五、“亚洲中心”的取向：建立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抛开“多元”与“中心”之争，就意味这我们尝试着打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打破这种主宰我们思维和认实践的最主要范式。在这种视域下，我们提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不在于要统计有多少亚裔的传播学者、有多少亚洲的传播学期刊、有多少“亚洲问题”，而在于在研究和解释人类传播现象时、在构建传播学理论时，是否运用了亚洲文化的价值系统、是否使用了亚洲的研究方法、解释体系以及话语表达，同时这种价值体系、研究方法、解释系统和话语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成为西方学者在研究和讨论人类传播现象时不得不考虑的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要能够在讨论研究传播问题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产生冲击，对其“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整，并能够建立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的研究范式。
1962年，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用范式（Paradigm）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来说明科学的发展。库恩所说的范式，一般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仪器、标准等同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它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立场，共同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手段。（许为民，2002：147）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提出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应该朝一下几个方面努力：
1.挖掘亚洲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
亚洲是一个小于全球的地理概念，然而亚洲地域辽阔、种族众多、宗教多样，亚洲文明源远流长、政治复杂，价值观念多元，面对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不一的土地，要建立起一个相对一致的“亚洲中心”谈何容易。然而，正如亚裔传播学者陈国明所言，亚洲，就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目的论各个层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在价值论方面，“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的和谐被当作是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等，（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亚洲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应该挖掘亚洲不同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打通亚洲不同亚文化之间的隔阂，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挖掘共同性。
2.运用亚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
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来源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倡导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亚洲哲学强调“和谐”、“整体”和“中庸”，于是在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时，应该运用亚洲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比如：“亚洲人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的‘分析’或‘思考’；重视同情性传播……愿意主动接受事物、主动脱离小我、培养一种慈悲心，愿意接受他人的存在；在亚洲传播中，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这与亚洲人崇尚宁静有关；和谐观念能够防止“亚洲人在传播中走极端”，鼓励实践“中庸之道”；在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时……亚洲人会通过一种微妙或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Guo-MingChen&WilliamJ.Starosta，2003）等等。
3.建构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现实的传播学理论
新的范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建立。相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西方传统而言，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范式建立的表现之一是应该有一系列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问题的传播学理论的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亚洲传播学也应该是只有亚洲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的，这些理论是极具亚洲特色的，是贴近亚洲现实，解决亚洲传播现象的，是那些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学者不能提出的。比如日裔著名的传播学者三池贤孝从亚洲中心的角度对人类传播的本质进行再思考，提出了5个与西方中心相异的人类传播命题：（1）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过程；（2）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3）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4）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汇报的过程；（5）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YoshitakaMiike，2004：67）虽然三池贤孝的理论还止停留于假设层面，但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不同的是，亚洲文化更崇尚阐释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些理论假设在研究层面也同样具备了理论价值，是亚洲传播学研究的大胆创新和尝试。
一、国家传播：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传播学一直是一个亟待建构或重构的知识体系。作为舶来范畴，“传播学”的界定、阐释始终都是进行时，其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知识范畴、学科体系和学科边界很难摸得清，说得透。这造成的不仅是理论研究困惑，也是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扰。一方面，各种名号的新闻传播学院系遍地开花；但是，另一方面，碎片化的现象拼凑，与对政策合理性的任意阐释，堆积成凌乱的范畴或体系。这反映了“传播学”作为一门学问或者说知识体系区别性特征之乏陈无奈。传媒变革的迫切性，与理论延展的迟缓性，构成了知识创新的困顿，也预示了传播学可拓展的无限可能性。从学术角度看，传播学尚未形成固定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知识体系和范畴系统，无法与其他既有的学科彻底区分开来。比如，语言学研究语言及其运用的现象和规律，包括语言的结构体系、语言能力、语言的谱系、语言的产生和演化、语言运用等等。语言学拥有一套相对完整的范畴和知识体系，其研究对象、方法和理论等与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很难与其他学科混淆。但是，传播学不同，作为后起的学科，它所关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类信息传播现象，在诸多学科中都已有所研究，比如修辞学、语用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传播学所使用的基本是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其他学科借鉴了许多范畴，其研究对象也与诸多学科存在交叉。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传播学的学术价值模糊，而是说传播学的范畴体系和知识体系正在建构中，需要不断完善。因此，传播学也是发展最快的学科之一，是学科范畴和知识体系延伸最快的学科之一。随着人类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的传播现象和传播方式层出不穷，因此，传播学除了基本理论体系不断更新外，也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兴交叉领域。国家传播学就是其中之一。自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力迅速增强，社会民主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的国家发展模式逐渐由粗放式的劳动力密集型经济，转向技术经济、资本经济和虚拟经济，转向绿色环保经济；逐渐由商品输出、劳动力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技术输出，以及国家文化、国家价值乃至国家道路输出，由建构国家话语体系，转向引领全球话语体系。国家目标逐渐由单纯的经济发展，转向文化振兴和文明复兴。为此，国家传播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视国家价值、国家文化的建构和国际传播、全球传播，重视国民形象、政府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建构、维护和完善。因此说，从中国发展和中国道路内外拓展角度看，国家传播学的建立已经具备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人类传播的形态丰富多彩，可从不同视角加以透视和区分，我们曾经从主体类型、感官类型、方式类型、领域类型、范围类型、文化类型、功能类型、符号类型、编码类型、媒介类型、媒体类型、时空类型等角度，把人类传播划分为12类。①[1]其中，人们往往从主体角度，把传播区分为个体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除此之外，还可以把传播的主体拓展开来。比如威尔伯•施拉姆就把城市、学校等划入媒介和传播范畴。[2]如此，城市和学校就分别被当作一种传播领域、传播机构和传播主体。研究国家传播，实际上就是把“国家”当作一种传播领域、传播主体。所谓国家传播，就是以国家为最高传播主体，以国家信息为传播内涵，以国家治理、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为任务的传播行为和传播现象。国家传播的目的是全方位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国家传播是治国理政的重要途径，是国家制度、国家意志、国家价值、国家文化和国家文明建构与传播的重要手段。[3]国家传播，是国家作为传播主体的话语呈现，是一个国家道路的全球化叙事。国家传播有许多类型，比如从传播媒介属性看，“国家传播包括实体传播和符号传播两种。国家实体传播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实力的具体展示。国家符号传播是通过符号、媒体等建构成媒介文本而进行的国家传播形式。”[3]从传播主体看，有国家元首传播、国家政府传播、国家执政党传播、国民传播、国家媒体传播等等。从领域看，有国家政治传播、国家新闻传播、国家文化传播、国家外交传播、国家经济传播、国家军事传播等等。从传播对象看，有国内传播、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从媒体看，有国家网络传播、国家电讯传播、国家广播电视传播以及铁路、贸易、科技等其他实体传播类型。从研究形态看，“国家传播”并非一个缺乏研究实践的范畴，在既有的研究中，比如“宣传研究”“对外传播研究”“国家形象研究”[4]、“民间传播研究”“国际传播与身份认同”“国家传播战略”“国际传播能力”问题研究[5]等等，都具有“国家传播”的属性；但是，这些传播并非纯粹地从“国家”视点进行的，更多是从执政党、政府等宣传角度出发的研究，尽管执政党、政府等也是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宣传’常被用于否定的意义。有虚伪、欺瞒、操作、洗脑等不真实和不正直的意涵。”[6]118鉴于各自研究主体的利益诉求差异，研究指向、研究范式以及学科立意的不同，把“国家传播”作为一个最上位的传播主体和传播领域来探讨，在传播学研究的既有范式中无疑是具有创新性的。因此，国家传播理论的系统化、学理化、规范化、科学化亟待加强，亟需整合、融合与化合，亟需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国家传播学的提出和建立，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升华。
二、国家传播学：传播学拓展的新空间
自从20世纪80年代，我国从国外引进“传播学”这个名称以来，传播学研究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无论是队伍建设，还是学科建设，都是轰轰烈烈。在中国的各类人文社科领域，如果从数量看，新闻传播学学科的成果是最多的，至少是位列前茅的。这一方面表明了该学科的入门门槛比较低，进入该领域的研究者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发展的强烈需求，特别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类对社会资讯以及新的数字网络生活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传播学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各种学说，各种观点，如雨后春笋，各种研究如火如荼。其中，对我国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尤其是国家形象的建构研究，格外热烈，涌现了一大批成果。这一方面表明了我国经济发展后，对软实力，对自身文化国际传播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家对全球传播布局的通盘考量。我国的全球媒体布局有条不紊。国家主流媒体已在数十个国家落地，积极开展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此同时，国家也通过领导人出访、国际会议、孔子学院等文化交流乃至国家广告片等多重渠道，增强国家传播的力度。在科研领域，设立了许多关于国家形象建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乃至国家传媒体制等方面的研究项目，大大开辟了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拓展了中国传播学的学科发展空间。与此相应的是，传播学研究，特别是国家传播领域的研究，实务性、技巧性的微观技术操作研究十分丰富，但是，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明显薄弱。与发达国家相比，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理论创新匮乏。在传播学的基本理论建构方面，多是跟从式的，文献资料堆积、案例解析式、政策合理性阐释式的“研究”多，能产生振聋发聩效果、具有广泛共识的独创性、原创性理论匮乏。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大量的基础实务中，从丰富多彩的实践研究中，进行理论升华，着眼于宏观的理论建构。为此，我们尝试以国家传播为研究对象，从多种视角对国家传播加以综合探究，试图推进该领域的理论创新。国家传播学是国家话语学研究的延展。“国家话语的提出和研究，……也必然会导引出国家传播学和国家修辞学的发展。……国家话语学的建构，……也必将推动国家传播学的建构。”[3]所谓“国家传播学”，就是以国家传播现象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国家传播规律为目的新兴交叉学科。国家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国家传播的主体、行为、现象、机制、制度、政策、信息、战略以及方式和方法。其研究目的是为国家传媒制度建构、传播政策制定、国家传播效率提升、传播方式方法完善，提供基本理论决策参考。国家传播学的研究任务是多方面的，既有本体理论研究，也有实践应用，比如针对国别传播问题、对策的研究。国家传播学，既可以是对单一国家传播的研究，也可以是以“国家传播”为视点的国际传播研究或全球传播研究；既可以做共时研究，也可以做历时研究。国家传播学既是一种研究视角、研究范式，也是一种学术境界和学术气象，是传播学学术空间拓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国家传播学，既可以定位于特定的国家，同时也可以定位于区域格局乃至全球格局。在既有的传播学研究中，国家形象、国际传播、全球传播以及对外传播，都是我国国家传播的固有视阈。但是，这些研究更多地侧重于传播实务，或者说是一种形而下的政策对应性研究，较少把“国家”作为传播主体，较少把国家传播作为一种传播现象加以专门的“中立性”客观研究，多偏重于政党、政府决策战略的阐释性、对接性，特别是“国际传播”，多是立场先行，利益先导。传播学往往被作为一种现实政策合理性的阐释、阐发，承载了许多项目、职位、头衔与货币转换及换算的技巧。因此，我们倡导，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需要抛却实用性的功利动机，需要升华为一种学术思想的理论生产，把具有全民共识、认同的“国家”作为最高的研究对象。如此，才有可能促进既有研究的改造、整合与融合，才有可能脱胎换骨，涅槃升华。在既有的国家传播研究中，国家传播制度、国家传播政策，特别是国家传播战略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战略传播’是将受众和利益攸关者的观念及各个层面的决策、规划和军事行动进行整合的过程。”[7]在发达国家中，这不仅是一种国家传播的战略，更是一种国家战略。无论是“美伊战争”中的美国战略传播，还是二战中日本国民总动员的“总体战制”[6]3，以及希特勒《我的奋斗》和苏联时期的“宣传”，都是以国家为传播主体的，是以国家传播理念和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的。因此，国家传播学不仅要把“国家传播战略”纳入研究视野，也要把“战略传播”置于重要的研究范畴。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还应把传播制度、传播理念、传播政策纳入进视阈，还应在共时和历时研究基础上，进行比较研究；要把执政党、政府、领袖，特别是国民传播、媒体传播作为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的重要方面；但是，研究的高度和视野应升华，应摈弃功利博弈、立场表白、战略宣誓，使理论创新研究回归学术公器立场。显然，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创新，不仅且不应只是针对中国来说的，而是对应各种具有国家性质的传播现象。它既可以适用于中国的国家传播，也可以适用于美国等国的国家传播。因此，要想使国家传播学的理论建构更具有真理性，就应囊括所有的国家传播现象及其规律。此外，国家传播学研究，不应仅仅局限于一种思路，一种视野，一种角度，而是应从跨学科的多维度切入，可以从相邻的多种学科背景进行。这不仅是国家传播学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学术研究的本源动机所在。因此，新闻学、传播学可以作为国家传播学研究的基本理论基础和方法论，而修辞学、话语学、语言学、社会学、文学等等，也可以作为国家传播学理论建构的供给侧视角和方法论。这也正是我们试图从国家修辞学、全球修辞学、国家话语学、全球话语学、语言学以及人类文明等多重视角阐释国家传播现象，揭示其内在规律性的原初动因。
三、现实与虚拟：国家传播学的实践基础
国家传播学的提出和建构，并非一种理论先行者的感性思维，而是中国国家传播实践的必然升华，是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乃至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理论呈现。国家传播的范畴体系建设：从实践到理论的集约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范畴生产呈现出井喷态势。一系列适合中国发展、创新的范畴体系逐渐呈现在世界面前，成为引领中国发展的关键词，成为带动全球前进的句法。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是一个中国的范畴化过程，也是一种语篇建构过程。“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战略合作伙伴”“全球治理”“生态文明”等，既塑造了中国道路，也重构了全球话语体系，既聚焦了全球目光，又成为了联接世界的纽带。这既是中国道路的思想集约化过程，也是一种全球化过程。中国的媒介文明之路，不断向西方，向非洲、美洲、大洋洲等延伸，从物理空间到思想意识空间，从实体空间到虚拟空间。经济、金融、外交、军事：国家传播的区域和全球布局。有人说，2014年是中国的全球化元年，一系列国家道路在中南海形成，在国家鸟巢问世，在“瀛台漫步”中，在“APEC”的银幕上，在澳洲、拉美的餐桌上，成为全球话题中心。2015年开初，亚洲区域话语体系的成型，欧美战略体系的瓦解，成为中国道路、中国范式的全球塑型期。俄罗斯的红场阅兵、世界各国领袖访华，中国领导人的亚非、欧拉之行，闪耀着中国道路和范式的光彩。欧亚铁路、南海灯塔、印度洋港口，正在成为中国全球布局的闪亮棋子。政治、经济和军事话语的强力推进，正在迫使往昔的霸主退却。国家价值：战略传播的制度与体系建构。历史与现实的双重选择，没有给予中国的政治家、思想家充分的思考和酝酿时间，没有让中国前进的脚步停顿下来。中国的思想体系、中国的道路文明，在行进中，在磅礴的历史大潮簇拥下，大踏步前行，以跨越式的步伐前进着，无法停歇。中国的话语体系，全球格局，在一片唱衰中国的声音中塑型着，在往昔霸主的纠缠和恐吓中建构着。现实空间的拓展和固化，正在瓦解既有的秩序体系。区域话语体系正在成为全球格局的扩展版。这迫使中国道路的思想者们，开动思维机器，迅速建构世界范畴，跟上现实发展的步伐。民间叙事：国家传播的智慧来源。国家话语、国家叙事、国家传播的民间化，正在成为一种国家时尚，成为全球时尚。2013年初，中国的领导人向欧洲抛出了一只“鞋子”，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他们争相一睹“鞋子”下面的中国道路足迹。在国内，中国的领导者向国民甩出了一个颗“扣子”，理顺着中华民族古典与现实的文明正装系列。“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合作伙伴”等，成为国家叙事和全球叙事的新链条。用中国式的民间叙事，代替了僵化的叙事体制，破解了能力危机和本领恐慌。中国不但起航了，而且成为了世界的领航者，成为了主导者。这是中国民间叙事的胜利，也是中国国家叙事、全球叙事的胜利。除此之外，在实体传播领域中，中国的国家传播空间不断拓展。首先是地理空间中的全球思维。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国家方略以来，在陆地和海洋两个层面进行全球布局。一方面是进行“欧亚非铁路”网络的建设；另一方面是通过亚丁湾护航，扩建航空母舰，南海造岛，划定东海航空识别区，在各个大洲建设港口等途径，进行海洋领域的新丝绸之路建构。除了平面空间的布局之外，还有在垂直空间发展中的高远布局。近年来，中国的登月计划、空间实验室计划，大大加快了向外层空间的发展步伐。在国内传播空间的建构中，也不断创新范畴体系。在既有的关键词基础上，生发出一系列新概念，“中国梦”“国家治理”“供给侧改革”“生态文明”“国家话语体系”等成为新的国家传播战略。一方面，以反腐带动党的廉政建设，从思想建党拓展到制度建党，出台了一系列党建规章；另一方面，以“中国梦”“治国理政”等新范畴统领思想空间建构。与此同时，使思想空间中的国家传播向实体传播中拓展。地下空间、地表空间、近地空间、宇宙空间的传播全面开花，蛟龙号深海探测、高铁、大飞机等项目均取得了巨大进展。其次是拓展虚拟空间，实现全球思维。在国际政治、经济、金融、贸易、外交、语言、文化等领域，施展全球治理方略。建构了许多以中国为主要话语主体的区域和领域话语场，比如“亚投行”“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以及“中欧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东盟10+1”等等。在新兴数字媒介领域，中国通过世界互联网大会等途径实现了管理话语的延伸。在语言文化领域，实施了孔子学院计划、新汉学计划等，推行中国语言文化的全球化战略。在体育领域，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冬季奥运会等形式，拓展在竞技体育领域中的话语权。以上这些，无疑是中国国家传播实践的新选择，是中国道路全球叙事的新思路。中国正在通过这些符号传播、实体传播等形式，复兴历史上曾经的世界强国辉煌，力图实现中国道路的全球化叙事，让中国的故事传遍世界。这些为国家传播学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建构与整合：国家传播学的发展趋势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近年来，很多新闻传播媒体在增容改版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信息传播普遍强化，而理论传播相对减弱的倾向。人们看到，随着报纸版面的扩展，各种信息量大增，不但新闻版消息更多，还出现了股市版、收藏版、装饰版、市场消费版等等，都是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广播电台、电视台不仅增开了很多新频道，而且新办了有线台、经济台、交通台、教育台等等，信息传播之丰富、及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应当肯定，新闻传媒如此强化信息传播是一大进步，是与时代潮流完全合拍的。问题是与此同时理论传播却有被冷落的现象。譬如有些地方党报的理论宣传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有减少之势。有的报纸理论版常被广告挤占，即使有些文章发表，也缺乏理论分析和深刻见解，实际是工作总结或工作通讯。至于新闻版上用科学理论分析指导实际问题的报道就更少了。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就是新闻采编人员思想上形成了一种重信息传播、轻理论传播的偏颇认识，片面地认为“读者只喜欢看消息，不愿意看理论文章和理论报道”。采编工作注意力大都集中在增加信息量上，对理论宣传所花的精力便少而又少了。面对这一新情况，新闻传媒要使理论传播真正强化起来，就必须引导采编队伍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传播与信息传播的关系，统一好思想认识。
二
理论传播与信息传播究竟是什么关系呢？
1.理论传播是党的新闻传播的首要功能，信息传播则与理论传播相辅而行。作为新闻传媒当然是以信息传播为基本功能的，这一点无论过去或现在、国内或国外的新闻传媒概莫能外。但是，我党领导的新闻传媒还有其特殊的一面，这就是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为首要功能。在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办报、办台是为了革命；在建设时期，则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所以党领导的新闻工作从一开始就把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光荣传统。
2.理论传播决定舆论导向，信息传播则以理论传播定方向。坚持正确引导避免误导，理论传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理论传播正确，其他信息的传播就会正确，从而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反之，则会出现误导。这个道理早已为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所证明。广大采编人员只有统一思想认识，把党的理论传播放在新闻工作的首位，深刻学习领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会在日常工作中提高对信息传播的鉴识水平。
3.理论传播也有信息，而且在整个信息传播中，理论信息的传播居于重要地位。党的理论创新来自群众的伟大实践，又需要在群众的实践中检验和发展。在理论创新的实践中，新的信息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传播这些信息，尤其是关于理论上重大发展的信息，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会有推进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都是以理论信息的传播为先导的。第一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在中国掀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热潮；现在，我党以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核心的新一轮理论创新，已在全党、全社会引起强烈共鸣，全面传播好这一理论信息，对于我们坚持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之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认清以上三层关系，是走出轻视理论传播误区的关键一步，也是强化理论传播的坚实思想基础。
三
强化理论传播，不只表现于报纸版面和广播电视节目的增加，更表现于传播方法的改进和传播水平的提高。新形势下，受众需要的是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作品，而不喜欢空话连篇、死扣教条的作品。为此，我们新闻传媒的理论传播就要跟踪社会实践，反映社会现实，报道理论学习与研究的新成果，把理论传播与信息传播结合起来，使受众通过接受生动的新闻事实，引发理性思维，接受理论传播。具体说来，理论传播需要同以下四个方面的信息传播结合起来：
一是与传播党的方针政策贯彻执行的信息结合起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是制定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过程中传播的信息，是群众接受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从这一系列信息中读懂制定方针政策的理论根据，就会排除种种干扰，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去执行；群众读懂相关理论信息，就会认清方针政策出台的必然性，从而以科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
二是与传播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信息结合起来。新闻传媒的理论传播只有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设新农村、解决民生问题等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信息传播密切结合起来，才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受众中最关心理论传播的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他们对一般道理大都知道，需知、想知而未知的是对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的深入理论分析和破解之道。传播这类信息的文章和报道，对他们来说“最管用”，因而也“最耐读”。
三是与传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信息结合起来。在构建和谐社会新形势下，促进思想观念的更新，是理论传播的一项重要任务。理论传播必须做到与社会上更新思想观念的信息相结合，做到有的放矢，解决问题。比如，针对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今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走好全国一盘棋》的理论评论文章，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好五个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全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样的文章，人们自然感到亲切易读，因而乐于接受。
关键词：跨文化传播；文献综述；最新进展
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梳理
（一）跨文化传播的诞生
跨文化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广义上来说，自有人类社会便有了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早期关于跨文化传播研究多散见于一些哲学家的著作中，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里曾提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首先开始从理论上系统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美国大批移民引入，在客观上促进了跨文化传播学的诞生。1959年，霍尔发表的《无声的语言》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词，该书被视为跨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书中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空间会说话”等等。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
（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发展
跨文化传播学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在20世纪70年代，因为这时候跨文化传播学在美国成立了独立研究协会，创办了专业刊物，大量出版了学术专著，在大专院校开设了课程，出现了专门的出版社，同时该学科也得到了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学术界的重视。传播学界最具权威的国际传播协会把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八个研究方向之一。从事跨文化传播学的学者们基本上有三个共识：跨文化传播学是传播学的一个扩展；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其特点在于它注重不同文化的个人、群体之间阻碍传播的文化因素；文化人类学和传播学的主要理论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或借鉴。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全球化成为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跨文化传播日益受到重视。虽然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科，但其发展之快，影响之大，引起了广泛关注。当前，跨文化传播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
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学坛的显学地位相比，跨文化传播学在我国却正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初由外语学界引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局限于语言、交际和翻译等应用领域，缺乏国内学界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经历了跨文化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多角度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及跨文化议题的拓展研究几个阶段。虽然与欧美国家比较而言，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步阶段，各项研究都有待深化，但随着传播学学科建设力度的加大和学术地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际交流的拓展，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有了蓬勃的发展。总结起来，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引进、初创阶段（1980―199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跨文化传播由外语教学界引入国内，引入时将其译作“跨文化交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方面，国内研究学者主要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领域。从一开始，我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就采取了开放、交流的态度，学术交流活动十分频繁。1983年，何道宽在《外国语文教学》杂志发表了《介绍一门新兴学科―跨文化的交际》一文，在本文中，他率先将其作为一门学科介绍给国内学界。此后，一些国外的理论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比如1988年三联书店出版了萨莫瓦等著，陈南等译的《跨文化传通》，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居延安等译的《超越文化》，1991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版了布罗斯纳安著，毕继万译的《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霍尔著，刘建荣等译的《无声的语言》，1992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罗宾逊著，马啸、王斌等译的《跨文化理解》等。
与此相应，初步的探讨、研究成果也开始出现。比如1992年胡正荣的《大众传播媒介影响的扩展与控制：电视的跨文化传播初探》，还有同年贾玉新的《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等文章。据胡文仲统计，跨文化传播研究引进国内至1994年，发表的相关文章多达百篇左右。1994年，胡文仲主编《文化与交际》收入了部分上述文章。同年，王福祥、吴汉樱主编的《文化与语言》也对部分文章进行了收录。1995年之前，基本的发展特点就是对理论的借鉴和对初步成果的收集归纳，此外，还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国内学者的理论专著，如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王志章《对外文化传播学引论》等。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公共信息就是公共领域中与公众密切相关的信息，是知识单元应获得性的社会符号体系。公共信息管理就是人类借助于技术的、经济的、政策的、法律的、人文的方法和手段对公共信息进行引导、指挥、控制、协调，以提高公共信息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信息效用为目的的一种活动。近些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大量的研究工作关注描述和理解社会信息系统中集群行为产生的原因和演进的过程，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舆论传播，就是社会公众对他们所关切问题的意见、态度、信念在社会群体和大众媒介中的公开表达，并且形成具有一致性和强烈性的共同社会意识，以及发挥社会作用的社会过程。既包括舆论形成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也包括舆论形成后发挥其社会控制功能时所发生的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
舆论传播最早隶属于新闻传播学科的舆论学研究，之前的研究范畴也多限于此，研究人员、研究机构多是新闻传播和党政宣传领域，但随着科技高速发展，互联网和无线移动通信终端的日益普及，舆论传播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情景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突发事件频繁发生，世界已经进入了突发危机时代，而互联网与移动通信则给突发危机的实时、全面呈现提供了平台，但同时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便利，公共话语权由相对集中向相对扩散发展，由此，由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终端引发的集聚突发事件也是层出不穷，给社会系统与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其中也蕴含了极大的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值得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舆论传播原来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多是基于逻辑分析与定性推导，而当前的舆论传播已逐渐过渡到公共信息管理的研究范畴之内，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工具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演进成为多学科多领域多种理论方法多种技术工具交叉集成的研究方向，吸引了众多学科领域大量的研究注意力资源，呈现出蓬勃迅猛的发展态势。
虽然之前已有部分专家学者对舆论传播现状、发展趋势进行过探讨和分析，但由于近些年互联网与无线移动通信的快速发展与日益普及，其研究对象的依存、演化的环境与条件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的理论与方法在新情况、新问题、新背景下已不能较为全面、真实、详尽地反映时代的发展与变化，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分析应是今后发展的一个趋势与方向。受到文献的启发与帮助，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的视角出发利用科学计量学方法对舆论传播的最新文献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以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论文为依据，以此科学客观地了解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的发展脉络与研究现状，探索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发展趋势与研究前景，并从舆论传播的角度为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本文从公共信息管理视角出发对2001～2011年间公开发表在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的舆论传播研究的论文进行了分析，由于各种因素，本文实施的这次检索一定会遗漏部分相关论文，但可以视为一种大规模抽样统计，是能够较大程度反映该领域状况的。从本次检索结果看，2001年只有67篇论文，但2002年文章总数达到了104篇，数据增幅55.2%，在随后的几年里，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的研究持续得到发展并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从2003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此间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体现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
根据普赖斯理论，计算核心著者的公式为：m?艿0.749×■(式中nmax为发文量最多的著者论文数，m为核心著者最低发文量)，统计得到核心著者已达到60多名。由此可见，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已具有相当数量的一批核心著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资助力度最大，资助文献达到了78篇和75篇，居各种资助来源之首。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等紧随其后。其他部级基金和省部级基金项目也给予了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较大支持，近几年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受益于这些基金项目的资助，而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仍需要各大基金项目更大力度的支持。
三、讨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公共信息管理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其涵盖信息管理、公共管理、通信传播、党政宣传等众多学科领域，成交叉化集成化发展，在当前高速信息化、网络化背景下，其研究空间与研究价值巨大。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则在当前互联网和无线通信日益普及的情况下焕发出新的光芒，尤其是当今社会突发事件频现，而网络则成为一个巨大的舆论场，发挥出令人惊讶的能量，给众多学科领域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通过对年载文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研究文献量每年的总量持续高走，并且近几年更呈现出区别与前些年的高速率增长，这正是一个研究方向蓬勃发展、日益为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具体表现，当然也反映出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相关研究者对新情况、新问题的敏感与关注，从当前的数据可以判断出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一个研究热点，其在公共信息管理的视域下更具包容性与交叉性，势必引发更多的学科领域以及研究人员与机构的介入，其蓬勃之势可以想见，而且根据知识管理与计量分析的理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大量研究资源的进入之后，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也会由渐高而变得渐大，有可能从舆论传播或舆情传播这一单一论题而逐渐扩展，从多个角度层次对该研究方向进行论述与刻画。而发文著者的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在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方面做出较多工作的个人，同时也反映出这些人员在该研究方向上的重视与实力，是我国公共信息管理领域舆论传播研究的主要力量的代表。
另外，我们也能从中看出舆论传播从一个新闻传播领域的传统研究方向进而在网络化、信息化背景下逐渐成为众多其他学科领域关注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更彰显出其巨大的研究潜力和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理论、研究角度多种多样，对研究对象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和细致，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共享互通的舆论场，而公共信息管理也把舆论传播研究带入了一个超学科领域的交叉融合的研究场域，众多学科的理论方法、技术工具在这里碰撞交汇、互补协进，势必带动整个学科领域的飞跃发展与质变突进。
但从中我们也发现，相当数量的文献结论具有相似性和表面性，且多为定性主观判断，尚缺少相关的数据支持与仿真呈现，这应该是该研究领域进一步工作的方向，从定性研究向定量研究偏移，实现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综合集成的研究态势，既不泛泛而谈，也不囿于技术工具，定性与定量研究两者协同共进，促进该研究方向的良好发展。研究资助来源分析体现当前公共信息管理领域的舆论传播研究的来自科研领域的主要推动力与支持者，现在的丰硕成果得益于这些资助，而今后更大的发展仍需要相关项目课题的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数据计量是以科研文献为对象，科研文献的资助来源多为纵向项目，资助者多以各级政府或事业团体为主，从资助来源分析能够看出当前各级政府与事业团体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的重视与关注。但应看到，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在坊间，尤其是应用方面的发展也同样蓬勃迅猛，舆情监测软件和舆论公关公司近年来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些机构或个人也对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他们的工作未必能较为明显的反映在科研文献上，但他们的工作和成果我们不能忽视。这一情况同样印证了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舆论传播研究的巨大价值与意义。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以及大众对公共事务与自身权益的关注与表达诉求愿望的日益提高，都使得公共信息管理这一研究领域逐渐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好公共信息，管理好公共信息，使得公共信息的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通过公共信息管理促进社会系统稳定、和谐、有序的发展都是需要我们研究与考虑的问题，公共信息管理关系到社会各界的利益，因而其中的影响因素众多，如何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实时的大信息化环境、大信息系统、大信息网络中做到公共信息管理的优化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而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研究似乎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路，公共信息管理视域下的舆论传播可以看成复杂社会信息系统中的信息流的扩散与传播，其中夹杂着社会各界的诉求与愿景，在互联网与移动通信构建的共享交互信息场域中或汇流成巨或相互消抵，将网下态势反映为网上情景，将想法、情感成具为信息，这样我们是否可以考虑从舆论传播的引导与管理出发对公共信息管理进行优化，即对公共信息流进行合理的处理与管理，减少公共信息的沟通障碍，减少和对冲有害公共信息波涌的形成，增进良性公共信息的交流融合，促进公共信息的合理有序流动，使公共信息如同我们社会肌体的血液一般，以和谐有序的流动带走危害与损失，带来发展与共赢，终而实现公共信息生态的良好构建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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