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技术和社会文化处于互动关系
1．社会因素对传播技术发展的作用
事物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像其他科学成果一样，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之后总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被应用于现实生活。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技术总是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
（1）经济条件是直接作用
经济条件包含两方面的意思：社会经济的发达程度和受众个人（家庭）经济能力。社会经济是传播技术发展和新技术生存的历史背景。工业化改善了社会经济的状况，广告又成为印刷媒介的经济来源，这就使媒体产生了大规模印刷报纸、杂志、书籍的愿望。大规模印刷的愿望立刻就转化为改进印刷技术的要求。于是，科学家、企业和印刷工人把蒸汽机从纺织、冶金等工业领域应用于报纸印刷行业，发明更先进的轮转印刷机以大规模生产印刷产品。而反面的例子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对广播和电视新技术反应冷漠，使得调频广播和电视机应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时间延缓了数十年。
社会经济提供或减少新技术发展的动力，个人的经济能力则直接关系到新技术应用的成败。我们对80年代中期以前电视机稀缺的历史还记忆犹新。尽管当时电视技术早已成熟，而我国第一个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也在50年代就建成并播出，但是对广大人民来说，电视机依然是陌生的事物。赵忠祥曾在自传中提到：他祖母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孙子是做什么的，因为老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电视机。到了七八十年代，我国只有少数人拥有9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于是夜晚有电视机的人家里通常会挤着十几个邻居，一起盯着狭小的屏幕。如今，因特网的普及也正受着同样的障碍，每个月二三百元的网费对于许多家庭来说依然是一笔相当大的开支。经济能力的不足在人们和新技术之间竖起了一道藩篱，阻碍人们进一步亲近新技术，延迟人们接触新技术的时间，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也相应地延迟。
（2）政治环境起推动或阻碍作用
政治环境通常表现为国家（或政治势力）的政策、法律、规章、条例等。如果统治阶级（或某政治势力）需要更好形式的媒介为自己服务，就会推动技术的发展；如果政治势力出于统治的考虑担心媒介可能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对新技术就会形成相当大的阻碍作用。
尽管中国在宋代就发明了活字胶版印刷，但是这项技术一直没有被广泛应用，其原因就在于古代的封建皇帝把独占印刷技术作为权力的象征和维护统治的工具，不能任由其在民间扩散流传。而当印刷术传到欧洲时，正好是文艺复兴的初期，新兴的商人阶级为了反对僧侣的统治，联合贵族阶级使用印刷术，从而结束了僧侣独占知识的时代，并促进了地方方言的成熟，最后导致了西欧民主国家的出现。
（3）文化是缓冲作用
在诸多社会因素中，文化是最难以捉摸但又最稳定的因素。它总是以某种思想方法、观点的形式沉积在人们心中，轻易不受外界干扰的影响。但是，当整个社会环境发生较大的变化时，它也可能随之变化，影响人们既有观念（或产生新观念），形成新的文化形式。传播技术受到文化影响的过程也是这样。保罗・萨弗用“30年法则”来形容这一过程：第一个十年，许许多多的兴奋，许许多多的迷惑，但是渗透得并不广泛。第二个十年，许许多多的潮涨潮落，产品向社会渗透开始。第三个十年：“‘哦，又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项标准技术，人人都拥有它。”其中的关键在于，由于文化的惯性作用，新技术及由此产生的新思想不会“立竿见影”地对社会产生作用，而社会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消化新技术带来的影响。
1958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出要建立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该署一开始被称为ARPA，由此研究出来的ARPANET（阿帕网），后被认为是因特网的前身。最早的阿帕网是1969年在加州大学和斯坦福研究院的4个节点之间正式运行的。两年之后，19个节点、30个网站联接了进来。到了1973年，阿帕网上的节点达到了40个。1986年是因特网发展的转折时期，它开始摆脱战争机器，成为人类重要通讯手段的历程。1986年起至今，因特网技术逐渐渗透至千家万户，万维网传输界面、个人电脑网络浏览器等技术都在这个时期诞生。可以说，尽管因特网技术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酝酿期，但被作用为传播手段到现在却只有十几年。我们对网络的认识还处在“第二个十年”的开头（就中国而言，甚至还未脱离第一个十年），人们接触网络，改变传播习惯，但对网络可能产生的作用却莫衷一是：有人说，因特网带来新的民主、公开的风气；有人说，因特网使人们和世界连接得更紧了；有人说，因特网上的信息清浊不分，反动、虚假、黄色的信息大行其道……在目前的中国，人们对网络的认识还存在许许多多的迷惑，许许多多的兴奋，却看不清它的未来。
2．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发生作用
追究传播和文化二者究竟谁改变谁，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总是悄悄地“挤”入社会，在一定时间内和某种旧的传播方式并存，通过改变社会环境、人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方式，对社会文化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影响变成普遍存在的情况时，变化已经发生了。而此时，恐怕又有另一种新的媒介形式正试图悄悄地“挤”进来。
20世纪40年代之后，广播电视成为报纸强有力的竞争者。为了争夺受众和广告，当时的报界对新闻业务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其中一项就是确立了深度报道的地位。深度报道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突破了一人一地一事的报道模式，代之以更丰富的背景资料、更详细的分析解释。尽管深度报道本身只是新闻业务改革的一项内容，但是它的出现却带来新的传播模式和传播预期。受众渴望得到事件更多的信息，知道其他人对该事件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深度报道使事件公开，以舆论监督赢得读者，这就增加了公开、公正的社会风气。
传播技术对社会文化的作用总不是直接表现出来的，而是具体落实在某种传播方式上。这种方式带给传播者全新的传播体验：或是增加传播的深度、广度；或是从时间、空间上解放了人们受到的约束。最终，这种方式改变了传播者对自身的认识。谁也说不清楚究竟在什么时候有了因特网专用语汇、有了以网为生的“网虫”，但是他们的出现确实意味着，在网络技术比较普及的地区，当地的社会文化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3．技术的活力在于为传播注入新概念
当然，并不是每一种新技术都能产生大的社会影响。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发明者和传播者一样，看不到新技术的真正用途；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技术还未突破“三十年法则”时，商家和技术人员就对它的前途失去了信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近视”。无线电广播出现后，报纸出版商曾认为可以借此出版“声音版”，减少机械印刷和送货卡车的成本。但是过不了多久，出版商们就发现投资广播站是件费钱而且基本上没什么回报的生意，打算放弃对广播技术的投资。幸亏有了广大无线电爱好者的不懈努力，广播电台最终成为独立的媒体为大多数人接受。WAP技术（Wireless Application Protocol即无线应用协议）刚推出时，曾经有人惊呼“．com的时代结束了”。尽管目前由于无线网络的速度不尽如人意，人们对手机上网也没有多大概念，WAP还只是一种“叫好不叫座”的技术，但可以相信，如果商家们能够避免“技术近视”的话――这种“近视”多半起源于不能收回投资的恐慌，那么，WAP将是一种很有希望的技术，因为它引进了新的网络概念。
人们对传播手段的兴趣总是在于它可能带来的新感受上。因此，新技术是否能为传播带来新概念，将成为衡量它是否有活力的标准。媒介发展的历史和生物界的进化有相当多的相似处：新的技术有了稳定的传播手段和传播形态后，就分离成独立的媒介，沿自己的轨道发展。但正像物种的独立需要明显稳定的变异一样，媒介的独立需要有明显区分于以往分类的新属性、新观念。80年代，图文电视在美国的失败就在于，人们还是按照电视传播的旧思路来设计图文电视的功能。至于它所宣称的更多选择、更多信息，由于人们用于接触媒介的时间总是相对有限的，因此有时信息过多反而会成为受众的烦恼。人们希望的是媒介可以提供人际之间交互性的接触，而不是图文电视机械的选择。正是这种人们萌动的通过媒介进行人际接触的愿望，激发了因特网流行。
二、语言符号是传播技术变革中的根本变数
不可否认，各种新技术对传播发展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有的能使传播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并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的存在形态，而更多的只能起到修修补补的作用，使传播的质量更好一点，传播的内容更多一点而已。例如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的技术进步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改变了传播的内容。那么，是什么决定了技术作用大小的呢？语言符号。
迄今为止，人类一共经历了三次大的媒介形态变革：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现在尚未完全定型的数字媒介。其他各类形形的媒介总是这三大类形态的分支和变形。这三大媒介形态分别有自己的技术基础：印刷媒介对应的是以文字传播为手段的印刷术；电子媒介对应的是以电磁波传递为手段的电子技术；数字媒介对应的是以数字编码程序为内核的计算机技术。三种技术采用了不同的编码系统，决定编码系统的就是语言符号。因此可以说，语言符号是传播技术变革中的根本变数。
印刷媒介对应文字语言。文字提供新的信息记录、保存的手段，延长了信息的时间、空间传递能力。文字使信息逐渐解除垄断，社会中知识阶层的出现又带来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文字符号理解需要通过一整套表码系统的转换，因此也锻炼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逻辑表达能力。
与电子媒介对应的是电磁波语言。尽管电磁波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信号，但是它为声音和图像提供载体，使传播过程直接通过视觉、听觉进行。进一步扩大了信息接受的范围。同时，由于不需要复杂的符号翻译过程，信息的理解也变得更简单。正是电磁波语言的出现，才重新树立了听觉、视觉器官的信息接受地位。
简单地说，第三次媒介形态变革以因特网为代表，事实上还应该包括各种利用电脑和电信网络的新型媒体。这次的语言是数字语言。数字语言的概念来自信息，任何信息都可以被形容成一个庞大的数字序列。也就是说，任何事物、感觉、甚至思想（如果可以被精确地计算的话），都可以被记录以至还原成数字信息的表达方式。电子媒体向人们重现的世界是电子信号模拟的世界，而数字媒体则提供了完全可以乱真的虚拟世界――使用“虚拟”这个词，是为了区别于现实世界，但实际上，数字化的虚拟世界可以完全等同于真实世界的一切。另外，数字语言是多种传播内容的转换语言，实际上也就是为同一信息提供不同的表现形式。
三、传播技术的最终作用对象是人类对现实的掌握和认识
传播技术的发展延伸了人类的能力，人们获得更为长久的时间和空间的存在；人们了解的人物、事件和经验远远大于通过日常生活所获得的；人们在掌握大量信息的基础上，对社会生活、现实世界有了更独立的理解。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接触传播媒介越多，人们的观点越接近媒介的观点，对现实的认识也越“媒介化”，而非真实化。A．E．阿伦森在《社会心理学入门》中介绍，一个60年代的加拿大妇女，一辈子没有见过一个黑人，但是她却认为，黑人又懒又脏。她之所以会有这种观点，原因就是当地的报纸、电视为黑人刻画了这样一副脸谱。
1．人类越来越依赖媒介
人们常常有种错觉，媒介是专业人士主办的，因此它提出的观点一般来说带有权威性。这种错觉使大多数人倾向于直接接受媒介提供的现实图景，把了解发生在周围事件的权利交给了媒介，对于发生在远处的事件，由于无法了解、无法鉴定，人们对媒介更是到了信之不疑的地步。前不久，某网站率先“汕头大火，中纪委4要员死于非命”的消息，不少网站纷纷转发。这条信息是真的吗？事实表明是不实的。类似这种情况并不少，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媒介。
另一种依赖是习惯于媒介陪伴。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曾祖父、祖父辈总是手里拿一张报纸看上一整天，或收音机开一整天。而父母们总是一边抱怨电视没好节目，一边不停地换台。而不少年轻人则是一到家立刻就打开电脑，一会儿打开这个窗口，一会儿又打开那个窗口。即使没什么事可做，也不会想到把它关了。我把这种状态称作“媒介陪伴”状态，也就是以媒介为生活伴侣和娱乐伙伴。习惯了媒介陪伴的人一旦离开媒介，就会觉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从纵向看，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流媒介，人们也有不同的媒介伙伴。这种陪伴状态的延续一方面说明了媒介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种依赖心理的根深蒂固。
2．扭曲“现实感受”
大众媒介对受众现实感受的影响通过三个步骤形成：首先，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大众媒介向受众提供另一个时空的“现实幻境”。媒介时空中的人们和事件总是带有浪漫主义的成分，人物个性趋于简单，几乎没有善恶混杂的复杂人性；事情的结果总是过于完美，很少有不能解决的两难状态。其次，当人们过多地接受“现实幻境”的暗示后，对现实的认识也将流于简单。调查表明，经常看电视的人更容易认为现实充满了犯罪。第三，更多以现实为基础的节目彻底模糊了幻境和真实的区别，以至于人们认为“媒介现实”比现实更真实。
网络是一种完全违背现实规律的存在。传播者为自己建立一个虚拟的身份，以虚拟的人格生活在网络中。这个虚拟“人”的言行、性格、形象、性别可以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自己：一个网名“雷老虎”在现实中可能是一个非常瘦弱的人；可爱的“蓝精灵”可能是年近50的中年人；“玛丽”、“小鹃”可能是男子。有时，网络传播者会醉心于自己创造的新身份不能自拔，为自己幻化出双重人格。据马克・斯劳卡在《大冲突》一书中描述，他的同事在现实生活中是个好丈夫，可是他一上网，就成了一个爱吃醋的同性恋。在网络传播中，传播者对自己的新身份一般都非常珍惜，如果别人以自己的网名上网聊天时，甚至还会有被取代的痛苦。
将虚拟的东西实质化，完全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的认识。有的网民认为，网络交往不带有功利目的，比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更真诚；有的网民将网上吵架发展到现实生活中，约了时间大打出手；有的网民则将现实中的自我完全放弃了，沉湎于网络中那个无所不能的“我”。种种对现实的扭曲，如果发展下去，可能都会成为一定的心理疾病。
各国正在研究的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系统是网络技术发展的产物，该系统的目的是希望让使用者对虚拟的世界产生真实的心理感应。当使用者戴上特制的头盔、手套或其他设备时，他可以置身于银河系、阿拉伯的古老村庄、原子内核等各种奇怪的场所。从积极的方面来说，VR系统可以通过模型，解决许多科学问题。但是从人文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个系统对人类的破坏作用也是相当巨大的。我们感知世界，是通过人体器官接受信息，将信息传送到大脑，引起相应的心理感知和生理反应。而虚拟现实利用传感装置将不存在的信息输入大脑，影响脑部神经的判断，最终破坏的是人们的信息接受，当该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电影《黑客帝国》（Matix）的状态也不是不可能出现。
四、传播技术是把“双刃剑”
在每一种技术刚出现的时候，总是有人担心这种技术会给社会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当技术最终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后，人们在长期的使用中产生了依赖，盲目地只看技术的有利方面。电话、电视、电脑……例子几乎举不胜举。但事实是，大部分技术同时是把“双刃剑”，同时存在对人类有利和不利的两方面。电话在人际之间架起了直接交流的桥梁，但是它牺牲了更温情的信件，电话铃声也经常成为家庭的“不速之客”，打扰人们的休息，妨碍人们的自由空间；利用电脑进行写作提高了文字输入速度，但是减少了书写经验，人们越来越不会写字。另外，由于电脑成为思想和语言之间的中介，许多人发现，他们在写作时经历的情绪有时变得粗糙、直接了，而不同于书写时所经历的长久、浪漫的激情。
网络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它几乎改写了传播的全部面目，对社会经济、文化都可能发生深远的影响。但同时，网络这把“双刃剑”挥舞起来也更为有力。目前看来，在网络传播中，这几对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化和个人主义。无论是传或受，网络传播增进的都是个体经验：追求个性，满足个人兴趣，个体交往，对集体精神缺乏兴趣。但是对个性和个人的需求追求得过多，可能会导致个人意识极度膨胀，最终走向个人主义。同时，缺乏集体文化这一纽带，无疑减少对个人主义的有力束缚。二、全球化和地域文化冲突。网络将全球统一到一个时空中，信息可以充分共享。但是，信息永远不是单纯的，它通常还蕴涵了一定的观点、意义。信息的传递也带来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另外，由于因特网通行的语言是英语，因此有人担心，语言本身带有的思维方式、文化内涵会加深各地在信息共享时的文化冲突。三、现代化和传统经验。电子邮件使信件变得过时；网上聊天正逐渐代替电话问候；和陌生人交往成为时髦，人们对周围的人开始不感兴趣；网络上玩世不恭、莫名其妙的话和传统彬彬有礼、文采飞扬的中文语言简直格格不入。这些都是由于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现代生活。但是这样的现代生活几乎是以牺牲传统生活经验为代价的。四、媒介福音和媒介疾病。网络带给传播者无比丰富的信息，带来自由发表言论的民主空气，为人们创造表现自我的舞台。但网络同时也造就了一批“网络瘾君子”，他们的心理疾病必须去专门的诊所才能治疗；网络还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现实和自身的认识，有人开始认为现实已经无可救药，还有人产生虚幻的自大意识……种种媒介疾病不一而足。
关键词:农业传播技术;植保工程;应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发展面临新的挑战,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高效生态农业发展和气候变暖带来的农业生态环境变化,农业有害生物突变频率和危害趋势不断加重,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危害的风险增大,作为农业生产基础保障的植物保护事业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树立“公共植保”和“绿色植保”新理念,以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为目标,围绕绿色农业转型,突出农业生产安全、农业生态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主题,及时准确农作物病虫情报,积极开展电视预报工作;实施“绿色植保”战略,推广病虫绿色防治技术,经济有效地控制农作物重大病虫灾害;强化植物检疫,严防外来有害生物的传播蔓延,加强农药监管,严格限制高毒农药的使用;充分发挥植保公益职能,努力构建新型植保体系。在这种情况下,新型农业需要掌握和应用最新的信息资源,发挥它的最大优势,农业传播与沟通显得尤为重要,如何认识并利用好农业传播信息与技术,已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现就农业传播技术在植保工作中的应用情况分析如下:
1建设农业市场信息主体
市场信息的匮乏或失真,往往会给生产者带来决策的盲目性。在中国,也只有依靠政府发挥职能,才可能建立权威性的农产品市场信息统计、分析与报告制度,为农民提供及时、全面、精确的市场信息和参考资料,成为农业市场信息最主要的传播主体。但是,这些手段和相关的专业人员往往被分割在各个不同的部门,不能形成合力,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充分的利用,这就对体制改革提出要求,改变职能与行为。
在农业信息化起动阶段初期,政府必须加大农业信息化的基础投入,特别是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入方面,给予应有的扶持和帮助。加入WTO后,已经不能依靠农产品的价格补贴来保护中国农业的发展了,而增加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等基础设施投资,应在WTO的规则范围内。国家加大对农业信息体系建设的直接投资,可以实现对农产品的间接补贴,以增强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2农业传播媒介实现多样化
2.1报纸、杂志
优点:具有非强制性传播的特点,读者有较大的主动性和选择权,因而读者会愿意自觉了解所关心的信息,可信度高,特别是国内与党政机关有联系的报纸杂志种类,被读者奉为权威。
缺点:对读者文化、社会层次要求较高,时效性差。
应用情况:太原市植保植检站每年的“粮菜果重大病虫情报”均在《太原日报》和《太原市农业信息》上,向读者及时介绍当时病虫发生情况、发生原因、防治方法。但由于“粮菜果重大病虫情报”主要针对粮、菜、果农,实际《太原日报》在农区个体农户中的普及率不高,报纸由乡镇村级传递到农户手中,造成信息的时效性较差。
2.2书籍、小册子
指各农技部门印制的在乡镇农民中传播农业技术、种植、养殖信息的材料。
优点:成本低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覆盖面相对较小,但面向广大农民,符合受众需要,传播的信息针对性强,适应性、可操作性强能进行深度介绍讲解,效果显著。相比其他媒体,此种的重复阅读率及传阅率最高,能反复传播。
缺点:时效性差。
应用情况:近年来,国家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印制《农业技术推广信息利用手册》、《中国植保手册》系列(苹果、水稻、玉米病虫防治分册)、《全国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手册》等,山西省印制《植物保护实用指南》、《植物检疫技术手册》、《农药监督管理手册》、《山西蝗虫》、《无农药残毒放心菜生产技术手册》、《无农药残毒放心果生产技术手册》等实用农业技术书籍,供广大农民和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参考。山西省太原市植保站印制《农业行政许可法疑难问题解答》、《毒鼠强专项整治工作宣传材料》、《农药使用注意》、《购买农药技术》、《溴敌隆使用技术》、《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等宣传单,内容精炼、方便实用,印刷成本低,但发放效果快。
2.3广播
优点:是一种简便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能伴随生产活动同时进行的沟通方式,不影响人的正常工作,有较好的亲和力,其信息不易被人抵触。广播失效性强,内容分时段分栏目、机动灵活、有很强的针对性,并在传播过程中能与听众实时互动交流,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缺点:广播信息依时间线性传播、稍瞬即逝、保持性差、听众难以重复认知。
应用情况:现阶段,主要是农业生产资料产品(种子、化肥、农药、药械)在广播中的介绍以宣传为主。
2.4电视
优点:电视媒体能够对农业的新形式、新内容进行有深度、有内容、有说服力的报道、阐述,引导人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都市农业的科学内涵和社会实质。
缺点:在中国农业电视节目传播过程中,电视的传播者与农村的收视群体,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等,而这种不对等的现状,则导致中国农业电视从业人员所制作的农业电视节目无法找到它的受众群体,同时,中国庞大的农民收视群体也无法在电视这个公共的媒体上,看到他们喜欢的节目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
应用情况:太原市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每日固定栏目、固定时间、固定模式、固定结构在山西省太原市电视台新闻频道试开播,节目针对当前全市农业生产和农作物病虫发生情况,每日播放5次,首播在当日18时54分,重播在当日22时47分,次日6时48分、7时59分、12时29分,每次播出时间30s。据统计,2007年7月23日至年底成功播放161天、46期、805次。内容包括:番茄病毒病、番茄早疫病、番茄晚疫病、高粱蚜、红蜘蛛、茄子黄萎病、小菜蛾、白粉病、大白菜病虫(趋势预报、白菜霜霉病、软腐病、黑腐病、病毒病、蚜虫、小菜蛾、菜青虫、甘蓝夜蛾)、小麦秋播病虫防治、秋季温室病虫(趋势预报、绿叶蔬菜根结线虫病、软腐病、芹菜斑枯病、叶菜类霜霉病、野蛞蝓),农作物病虫绿色防治技术(频振式杀虫灯诱杀农林害虫、捕虫板诱杀微小害虫、性诱剂诱杀害虫、防虫网阻止外界成虫进入温室大棚)等。此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山西省太原市农作物病虫电视预报工作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固定栏目信息传播快、覆盖广、容量大,其播出提升了太原市植保植检站的影响力,生动有效地向群众传播了植保信息。
2.5多媒体
优点:通过计算机把文字、图形、影像、声音、动画等合成处理并组成的交互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媒体的优势。其信息存储量大、读取简便、通俗易懂、形象生动。
缺点:要求播放硬件高,成为其传播的制约因素。
应用情况:在各类植保技术培训班授课时应用较多,能够全面生动的介绍培训内容。
2.6互联网
优点:互联网集中影像、声音、文本等媒体优势,传播速度快,复制容易。时效性强、速度快、具互动性,实现信息者与受众实时交互沟通。
缺点:硬件要求高。
应用情况
:各级农业网站第一时间快速传播农业信息、农业专家系统实现专家与农民的面对面植保信息交流。
2.7人际传播
优点:农技员、亲友邻居和示范户经过亲自解说、示范传播所掌握的植保信息,但农户对此种传播手段较为信任。
缺点:传播速度慢、扩散效率较低。
应用情况:山西省太原市植保站晋源植物医院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农民对其中的农技员极为信任。太原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清徐大常村、小武村、晋源五府营村、小店示范区等)的示范作用非常突出,其带动周围村镇,植物技术应用辐射范围广。
2.8现场活动
主要包括新闻广场宣传与咨询以及各种农业节庆、农业成就展示等大型活动。
优点:具有现场活动独具的互动性、参与感和亲历感,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是进行重大题材宣传的好方法。
缺点:组织耗时,投入大。
应用情况:每年参加山西省太原市3·15南宫大型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介绍植保工程内容。2008年4月25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召开“山西省春季农区统一灭鼠(太原)现场会”。
2.9村喇叭
优点:村委会组织,负责播送各种农业政策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教育培训信息,弥补电视、报纸等信息传播不到位的不足,报纸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及时入户。
缺点:应用范围仅限村级类小单位。
摘要：媒介作为一个社会重要的信息传播工具，其无可匹敌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迅速来临也愈加凸显，对其的研究也早已系统化和深入化。文章回顾和归纳了前人对媒介技术一些理论性分析。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英尼斯的媒介理论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作者对科技理性的怀疑态度，尽管英氏很看重媒介技术发展史在文明发展史上的作用，但他并未从新的传播媒介的出现中看到解决现代文明中如下重要问题的希望：如何发展道德的力量去和物质科学所释放出来的力量向抗衡，以维持一种社会的平衡。例如，他在《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一书中，英尼斯对知识的机械化中所隐伏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评论：“机械化强调了复杂性和混乱，它造成了知识领域的垄断。对于任何文明而言，如果它不屈服于这种知识的垄断的影响，对此进行一些批判性的调查和提出批判性的报告已成为极其重要的事项。思想自由正处于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及伴随他们的西方文明摧毁的危险之中。”也许尽管英尼斯在对待科技的态度方面的悲观论调和怀旧情绪并不可取。但是他对现代西方文明过于强调物质科技的力量，忽视道德力量的批判性思考确是每一个习惯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尊重的。
假如说英尼斯是将媒介技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的先驱，那么麦克卢汉则是继续开拓这一领域、并在传播学领域研究中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研究传统的关键人物。麦克卢汉提出的媒介理论以其一系列大胆新颖的论点，迅速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重视，非但如此，他还在美国媒体与大众之间掀起了一阵麦氏风暴。
麦克卢汉最为重要的一个论点应该是“媒介即讯息”，这即是麦克卢汉与另一学者合著的一本重要著作的书名，也是其媒介理论的发人深思的主题。麦氏从功能和效果两个方面阐述了“媒介即讯息”的论点。首先，麦氏从媒介技术的功能作用的角度理解“内容”，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要问，‘那么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就是非言语的’”。此外，麦克卢汉还从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效果的角度赖理解“内容”，认为一种新的媒介一旦出现，无论它传递的是什么样的讯息内容，这种媒介本身就会引发社会的某种变化，这就是它的内容，也就是它带给人类社会的讯息。
麦克卢汉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其“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理论。他把媒介技术比作人体或人类感官的延伸，并提出了“感官的平衡”的概念。他指出，使用不同的传播技术会影响人类感觉的组织。例如，文字与印刷媒介是视觉器官——眼睛的延伸，广播是听觉器官——耳朵的延伸，而电视则是全身感觉器官的延伸。麦氏根据人类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方式手段的演变，把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主要时期：口头传播时期、文字传播时期以及电子传播时期。在每个时期，人类感官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思维的方式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与此相应的是部落文化、脱离部落文化和重归部落文化。他认为人的感觉需要平衡，任何一种感觉一旦占据主导地位，那么另外的感觉的作用被人们所疏远，这样的个体不会是健全的。而新兴的电子传播时期，将会使人重新走向和谐，使人的各种感觉重新达到平衡状态。另外，麦还有关于“冷媒介、热媒介”的理论。
二人把媒介技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进行考察，强调媒介技术本身的作用，在传播学研究中开创了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的新的研究传统。这是此二人学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但是，他们的理论也存在着重要的缺陷：陷入了唯技术决定论的悖论。他们的媒介理论都失之于过分强调媒介技术的作用，把媒介描绘称导致社会变动的最大动力。从而被学界批评为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这是我们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吸取其精华思想时所必须警醒的。除此之外，两人在写作中，常常对一些基础的定义未作明确的界定，而为了追求一种夸张的风格造成了思维逻辑上的混乱。这一点也同样需要读者加以注意。
与此二人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英国著名学者，西方批判学派中的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先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威廉斯毕生致力于文化研究，于他而言，大众传媒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化研究就是研究整个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首先，他认为，对媒介文化研究要运用一种整体的、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其认为，文化现象包括媒介文化是和所有社会现象紧密联系的一部分，它们的变化牵涉到所有社会现象包括内在结构的变化，是一个永不停止的运动过程，“在任何时候，它都即包括对现代的反应，也包括对历史的延续。”其次，他把文化研究同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试图探询文化制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这可以从他以下观点看出来：第一，强调社会传播过程就是意义和定义在社会上建立并且历史地演变的过程，强调传播和社会制度机构、习俗之间关系密切。第二，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形式并非象某些人吹嘘的那样是自由的大众传播模式，而是一种实际上由商业系统控制社会的模式。第三，指出文化现象的复杂性以及传媒文化中的种种问题的社会性。他反对非此即彼的简单两分法去看待社会文化问题，大众文化中存在着内容低劣等问题，但并不是孤立的，他主张把他们看作社会问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这其中包括：对过去真正的通俗文化传统的蔑视；作为人类文化伟大成就的伟大文化传统又被搞成少数人的独占；投机商们的乘虚而入。
对于传媒科技发展与社会关系这一问题，威廉斯批评了传播界占有显赫地位的两位大师的理论，一是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二是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威廉斯对拉斯韦尔的传播模式颇为不满，他认为这一模式遗漏了对真正社会与文化过程至关重要的“意向”问题，如果忽略了为什么目的而传播，那么就等于忽略了所有真正的社会与文化过程。这涉及到传播过程所指向的意向和利益等问题。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传媒的真正意向常常与有关当局公开宣言的意向有很大的区别，并与那些假象的一般的社会过程中的情形有很大区别。只有对意向的正确分析，才能更深的理解西方传媒的内在制度。
威廉斯也在以下几个方面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提出了自己的批评，首先，他认为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踪影，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特征与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意向之间的相互关联。麦氏的理论虽然关注到不同媒介不特殊性，但只是把它们臆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其次，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也就是说，它缺乏对西方社会与文化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的理性批判，最后，麦的理论中还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混乱的缺陷。
在提出对这两者进行批评的同时，威廉斯也谈到了自己对媒介文化意向与社会科技发展关系的看法：第一，所有技术的创造与发展都是为了有助于已知的人类实践，这是基本的意向因素，但却不是唯一的。第二，在许多情况下，技术往往产生原先并未预料到的使用情况与效果，他们也是对初使意向的真正的修正。第三，真正的决定是一个过程，一个牵涉到整个现实的社会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总之，媒介技术是媒介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往往能引起巨大的传播方式的变革，从而导致社会本身巨变。所以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定义，其蕴涵的社会含义值得更多有识之士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关键词】媒介；媒介技术；传播
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创建到现在，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然而传播作为一种社会性的现象则是和人类社会的产生是同步的。并且，媒介和传者与受者两者一样，是作为最基本的传播要素而出现的，它是信息传递和接受的手段、载体。在最初的传播历史中，媒介表现为语音、语言和一些简单的符号等形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媒介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随着现代印刷机的发明，传播第一次有了现代性的意义，开始跨越以前人类想象力的极限，摆脱了时间性与地域性的制约，使地球上每一个个体都身陷于现代传媒的巨大旋涡之中。伴随着工业革命的继续发展，电台、电视等媒介也竞相跃上传播的舞台，并且，每一个媒介的产生，都在很大意义上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境况，甚至同人类社会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特别是电视的发明与成熟，其作用更是巨大，这也使得媒介技术分析的现实意义迅速而明晰地凸显出来。在媒介分析理论界中至今享有盛誉的理论大师：雷蒙·威廉斯、麦克卢汉、梅罗维兹都有着自己对独特的理论思辩。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的时间里，更是科技日新月异、信息技术更新提速的年头，数码技术、光纤卫星通讯技术、电脑网络技术大放异彩。在所有这些技术逐渐走向融合和协调的基础上，世界性的因特网迅速崛起，成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媒介，它不但打破了地域限制和国家疆界，还打破了文字、声音、图象等各种符号形式的隔膜，更使得个人的单向传播（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各个层次类型和规模的传播走向统一。 其影响的触角也正伸向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于传媒界而言，这些变化中包含着新的挑战和机遇，对于传播学研究界而言，这些令人激动的变化构成推动媒介分析研究的动力：一方面，要对信息传播新技术、新媒介、新环境、新实践作出深刻的分析和解释，离不开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传播领域层出不穷的新变化，将一系列有关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同社会发展的关系新传播研究课题摆在了学术界面前。将传播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从前人的成果中获取启示，而又追求联系实际充实传播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传播学界的双重任务。媒介分析作为以媒介技术为焦点、以媒介分析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的关系为核心的研究部类，正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切入口。
一提到媒介分析理论，很多人第一个想起的名字便是麦克卢汉，殊不知，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英尼斯的影响，他自己也把英尼斯称为“良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英尼斯就在他的专著《帝国与传播》、《传播系统的偏向性》中广泛分析了人类转播的各种形式、各种技术手段，提出了一种把传播技术及其发展同人类社会变迁、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考察的媒介理论。比起麦克卢汉的媒介分析理论，英尼斯的媒介理论要早问世十多年。
英尼斯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在他生命的最后10来个年头里，他把传播置于人类历史运转的核心位置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媒介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一切文明都有赖于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与之相关的是传播媒介的时空倾向性，因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英尼斯认为任何传播媒介都具有时间偏向或空间偏向，也就是说，传播媒介或具有长久保存但却难于运输的倾向性，或具有易于运输却难以保存的倾向性，前者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如羊皮纸、石头等，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时间的媒介”；后者便于对空间的控制，如轻便的纸张，英尼斯将其称为“偏向空间的媒介”。根据英尼斯的观点，就这两种媒介同权利结构的关系而言，“偏向时间的媒介”有助于树立权威，从而利于形成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偏向空间的媒介”则有助于远距离管理和广阔地域的贸易，有助于帝国领土扩展，从而有利于形成中央集权但等级制度不强的社会体制。英氏还探讨了媒介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者之间的平衡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他的媒介理论认为，建立在强调时间偏向的传播手段或强调空间偏向的传播手段基础上的两种不同的权威和知识垄断——宗教的或国家政府的，道德的或科技的，是帝国兴衰的主要动力、文明兴衰的主要动力。这种理论还把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视为辨证的统一体，认为一味地向时间倾斜和向空间倾斜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一个稳定的社会离不开维护时间倾向和空间倾向间平衡地机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媒体环境;传播体系;构建
近年来随着我国传播媒体技术的逐渐发展，各种新兴的传播技术被应用于信息交流与传播中。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也逐渐开始进行技术革新，以期通过该种方式拓展其传播途径，提高其传播效率，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交流中的有效传播［1］。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保障了马克思主义的流动性，为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基础。文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从理论上完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理论和形式，在实践上为其体系的构建提供优化方针。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指利用信息传播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到人类的生活、生产中，从而发扬和优化马克思主义，在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完善的同时，对人类的思想和认知性进行培养和完善，以实现全人类的进步发展［2］。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其如何传播，将直接影响其传播效能，因此，构建与之相适应的传播体系是增强其传播效能的组织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播的价值
新媒体技术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能够从更大程度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从而起到促进思想传播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为了全人类的民主、自由、解放，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是科学理论思想的构建，更重要的是该思想价值观在社会、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传播［3］。因此，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促进马克思哲学思想传播的价值。首先，利用传播体系能够充分地发扬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从而使更多的人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并且使其明确如何在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中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其次，利用传播体系的构建能够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想体系相融合，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构建和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为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价值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提出构建党和国家建设的基础思想理论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从而实现全民思想解放和革新，进而提高政府管理效益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为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发展奠定基础的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要求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结合，从而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证在提升国家经济的同时也能够提升国民的思想认知和思想觉悟，保障国家经济和科学社会的双重建设［4］。
(三)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强化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的价值
中国共产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工程。中国共产党只有把自己所坚持的意识形态传播出去，并对大众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很强的吸引力、很高的认同度、很明显的导向性，意识形态“三权”的实现才有可靠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离不开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对象，离不开特定的传播体系。传播方式、传播手段、传播对象，是传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就是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各个传播要素科学合理地组合和架构起来，形成一个能够发挥综合效能的有机体系。因此，构建强力高效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对于中国共产党宣传自己的意识形态，巩固、扩大和强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三权”具有重要价值。如培养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的“网络意见领袖”，围绕相关热点话题，形成网络舆论，影响话题的讨论方式，决定话题的讨论方向，引导网络舆论的发展，并在意见分歧的焦点问题上，凸现“网络意见领袖”的重要作用，就有利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四)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提升新
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能力的价值新媒体时代，网络已经成为民意互动不可或缺的信息载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5］(P9)。能否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提高其传播能力，是这个时代给舆论传播提出的现实挑战。这就需要不断加强重要新闻媒体建设，特别要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建设、运用和管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在当下中国乃至世界的传播能力如何，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前途命运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舆论传播体系是舆论传播能力的基础和关键环节，依托科学高效先进的舆论传播体系，可以成倍地增强舆论传播能力与传播效果。因此，构建符合时代特点、技术先进、传播快捷、覆盖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立体传播体系，对于大幅度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所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技术的诞生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与渠道，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传播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意识形态复杂化挑战
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是在黑格尔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创新的历史唯物主义论。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具有历史沉淀价值，是科学意识形态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有机结合体［6］。传统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主要是以党内宣传的方式，以工作会议为基础宣传和讲解马克思主义。对其意识形态认知性相对较为单一。但是，近几年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逐渐发展，人类获取信息途径越来越多，信息的有效性和多样性也越来越多［7］。因此，人们在学习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其意识形态的需求性也正在逐渐的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复杂化发展不仅是其自身理论体系进步的一种表现，也是其与社会文明和科学文明融合发展的一种标志。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受到意识形态复杂化的挑战。
(二)传播手段多样化挑战
随着我国经济和科学能力的逐渐提升，各个领域的媒体传播技术突飞猛进。以传统的UGC体系媒体传播途径为例，其主要是基于Web2．0系统的互联网技术手段，能够满足用户端获取信息的需求，且利用该系统能够实现社区网络、视频网络、视频分享、博客播客等信息交流形式［8］。在该种技术手段下各种新兴的社交网络软件成为了人类获取信息和交流的主要对象。比如:开心网、人人网、新浪微博等网络新媒体传播途径受到了广泛的支持;优酷、腾讯、土豆等视频传播也受到的广泛的支持。传统的纸质马克思主义媒体传播已经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面临着传播手段多样化的挑战。
(三)网络资源共享化挑战
网络资源共享化是当前我国信息宣传、交流和分享的主要方式。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是利用口碑宣传和纸质媒体宣传的方式实现信息宣传、交流和分享。网络信息资源化建设在技术手段上将信息资源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一体化信息实时共享的网络机构［9］。在当前网络资源共享化的信息时代下，网络社会中已经逐渐实现了“理论信息通过电子化，可以一次投入、多份拷贝、重复使用，充分扩大其社会影响”。但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过程容易受到网络环境和相关信息宣传管理制度体系的影响，并不能够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共享化技术手段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而网络信息壁垒的产生进一步放大了网络资源共享与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之间的优势互补性，凸显出网络资源共享化的互联网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存在的弊端。因此，网络资源共享化给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现实技术和环境挑战。
三、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
新媒体的出现拓宽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和传统媒体一起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媒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成员，承担着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播的重任。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需要着眼新媒体环境的特点，不断增强其科学性、动态性、立体化。
(一)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是社会人才独立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构建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核心价值体系。马克思指出，人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并且是一种既合群又独立的一种动物。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逐渐发展，移动终端网民的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形式的组织结构在网络上兴起，实现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形式对接，并且充分地将传播体系进行了构建［10］。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构建，在实现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对接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在对接的各个环节内保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坚持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为基础，运用网络视频与大众传媒对接的方式实现网络马克思主义传媒的教育与宣传，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构建网络教育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二)构建网络格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构建网络格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主要是指在新媒体背景下结合各项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创建不同格局的传播体系，从而形成多层次、多角度的格局式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实际构建过程分三个步骤进行。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内涵型进行格局划分。例如，将其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格局、马克思主义政治格局、马克思主义经济格局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格局四个格局。其次，根据各个格局的基本内容和中心思想，对其进行网络格局基本信息资源的确定，利用云端存储和实施资源共享技术实现不同格局信息单独处理和共享处理的连锁性马克思主义网络格局式媒体体系。最后，根据各个格局体系的内在资源共享信息创建网络传播信息交流论坛，利用网络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充分的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快速性，促进其传播体系的完善［11］。
(三)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
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传播体系主要是指在社会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利用公众的舆论思想及时地对其进行体系的传播和构建，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媒体大众化发展的目标。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过程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寻找舆论焦点，构建舆论中心。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关键就是寻找舆论焦点，从舆论的中心出发，掌握舆论趋势，这样才能够利用舆论的作用，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和影响效果。第二个层次主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舆论点。该层次实施的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与舆论点相结合，只有二者在中心道德、素质、法律、政治等体系上具有一致性，才能够满足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的需求。因此，在构建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该舆论中心的主要内涵性和其与马克思主义中的哪一点道德素养和内涵相一致。这样才能够构建完善的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发挥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科研中的作用与价值。
(四)融合新媒体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
融合新媒体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是在当前现有的技术基础上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加快媒体数字化建设，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同时，优化媒体结构，规范传播秩序，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就要求必须将现有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从而形成高效的传播方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信息载体。在融合的过程中可以利用云端存储、资源共享、实时更新等动态信息技术，强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中的物质力量，扩大信息覆盖面，加强马克思主义国家传播力量的构建，从而促成国家一体化传播媒体的建立。此外，还可以利用数字图书馆技术，实现马克思主义数据图书馆的建立，从而更加专业、系统、全面地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宣传与教育，促进我国媒体的共同发展。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断丰富的、动态发展的理论体系，其传播体系的构建具有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传播，为政治经济和科学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的作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逐渐创新，各种新兴的传播技术和方式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带来了意识形态复杂化、传播手段多样化和网络资源共享化的挑战。因此，未来在构建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的过程中必须从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中心，从构建网络格局化马克思主义传播体系、构建新媒体舆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体系、融合新媒体技术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方法四个方面对其进行完善，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的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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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科交叉；媒介融合；传媒人才培养
传媒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创新一直是新闻传播教育界的常议话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复合型人才就成为新闻教育界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然而，教育界对于复合型人才的内涵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特别是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把复合型人才定位为“全媒体人才”的取向越来越普遍。这种定位是否准确？传媒人才教育究竟处于怎样的时代语境？这个时代语境对传媒人才提出了哪些要求？传媒教育界进行了哪些探索？这些都是我们探讨传媒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必须厘清的问题。
一、学科交叉与媒介融合：传媒人才培养的时代语境
弱化专业界限、强化学科间交叉是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随着知识的交叉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专业细分已越来越不合时宜。大类招生就是顺应这种趋势的改革举措之一。然而，学科交叉远不止于此，其交叉的范围已突破了学科大类的界限，触角延伸到更为广泛的学科领域。对于传媒人才的培养来说，这种学科交叉同样早已突破了文科大类，而是延伸到管理学科、理科和工科。有资料显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新闻学一直在与其他学科交融，较早的是与人文科学与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交融，而近些年则与信息科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融合。这种融合旨在适应媒体对“适应性专门知识”人才的需要。所谓“适应性专门知识”，指的是“新闻学与大众传播的知识、创造性、独立与批判性的思想、领导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就是要培养学生特殊而广博的知识[1]。以培养传媒人才为己任的新闻传播教育，之所以强调与理工科、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艺术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是因为：第一，新闻及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丰富性依赖于传播科技手段的运用。新闻传播从
一开始就与传播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时效。现代传播技术的革新更是如此。如移动通信技术使得信息传播几乎与事实发生同步，且日趋常态。与此同时，从文字记录到现场同期声音视频记录甚至动画制作等多媒体手段的综合运用和综合呈现，也直接反映了传播科技的进步及其应用的程度。第二，新闻传播对于事实信息的选择、分析都不是单一的新闻传播学知识所能实现的，它需要综合运用各个学科的知识加以认识和判断。比如作为新闻记者最基本的批判思维和批判精神的培养，有赖于哲学的训练；而任何事实的出现，其原因、价值影响都不会是单一指向，没有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就无法形成科学的认知和准确的判断。第三，新闻传播的研究对象除了以真实为诉求的新闻事实和以便捷为诉求的信息产品外，还包括大量的以真、善、美为诉求的艺术作品，由于传播过程都事关传播对象是否愿意接受，因而产品及传播方式的艺术性就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许多新闻院系都对开设了艺术类课程，意在加强学生的艺术教育。
弱化媒介界限、强化学科内专业融通是当今新闻传播教育的又一趋势。以往的新闻传播学科内的专业设置，基本是按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的不同介质而区分的。如今，媒介融合已成趋势，全媒体战略成为各类媒体的共同选择。无论身处以何种介质为主的传媒集团，任何记者编辑都不会只为一种媒介提供或制作信息产品。就记者而言，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借助移动通讯工具通过微博等形式在网络上简要事实信息之后，以记录现场同期声的形式音频新闻、记录现场声画信息的形式视频新闻，然后再采写报纸所需的文字新闻稿，若有可能，还为新闻周刊撰写深度分析的文字稿。在这样的背景下，若只能为单一媒介提供新闻产品，就难以满足媒介融合时代对记者的要求。所以，新闻传播教育必须打破按媒介介质划分的新闻、广播电视、网络传播、广告专业界限，将这些同属新闻传播学科的不同专业打造成强化学科平台的专业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各专业的核心课程进入学科内的小平台，成为各专业共同的专业基础课程。比如，电视画面与摄像、电视编辑、电视编导是传统广播电视学专业的核心课程，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基本不开设。如今，它必须成为新闻传播学科内各专业的基础课程。依此培养的学生就具有广泛的适应性，而不是局限于某一种媒介。当然，这是否意味着专业之间就没有界限了呢？专业界限的弱化并非意味着专业界限的消失。学科平台内的专业融合主要体现在基本培养规格的一致性，而专业界限的区分主要靠专业特色的凸显。这就需要明确各专业的特色定位和设计体现专业特色的方向课程模块。这种课程模块的“精心设计”和“精耕细作”，则有助于保持和增强专业的特色。
二、通识课程组群+专业课程模块：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探索
面对学科交叉和媒介融合的现实语境，一些新闻院系陆续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索。我们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以下简称新闻学院）的实践探索为例，分析这些探索的有效性。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是全国理工科院校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院系，迄今已有30年的办学历史，依托该校的理工科特色和优势，提出“文工交叉、应用领先”的办学理念，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独树一帜。进入新世纪以来，基于媒介融合对于有思想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的需求和国际传媒教育界全面性人才的培养理念，我院将早期的“文工交叉”推进到“学科交叉”，即包括文工、文文、文艺（文科与艺术学科）等多学科交叉，拓展传媒教育改革的思维空间，实现了传媒教育的转型与升级。其“学科交叉”之路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1983年到1998年，当时传统媒体快速增长，人才匮乏，我校率先在工科院校办新闻教育，提出了“文工交叉”的特色定位。通过课程拼盘，在全国文科专业首开了高等数学、计算机基础、Basic语言、数据库、网络编辑与策划等课程，在全国起到了示范效应。1998年，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网络传播专业，受到市场热捧。
二是1998年至2005年，面对传媒转型及市场化、集团化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我校在学校文科通识平台课的基础上，建立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平台，打破新闻、广电、传播、广告等专业间的壁垒，设立各专业核心课程包，各专业之间互选。
三是2006年至2011年，面对媒介融合的浪潮、传统媒体开始萎缩、新媒体涌现的大势，实行各专业间的大跨度交叉，通过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网络传播第二学位课程，联合培养网络传播专业人才，全面选修理工科课程及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文科课程，立足全媒体的传播流程，致力于培养具有思想高度的复合型全能新闻人才。
由于学科交叉的办学理念落实在培养计划的课程设置上，经过多年探索与调整，我校已形成稳定的课程体系：通识课程组群+专业课程模块。通识课程组群包括学校层面的大通识平台课程群、学院层面小通识平台课程群。
大通识平台课程群包括哲学导论、经济学原理、社会学概论、中国古代文学、法学导论、政治学原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也包括微积分、大学计算机基础、VB语言程序设计以及6个学分的自然科学类选修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多学科知识结构。纳入大通识平台课程群的课程基本都是不同学科的基础导论，引导学生进入该学科领域，掌握该学科的基础知识。这是培养新闻传播人才广博的学科知识和深刻的思维品质的基础支撑。新闻记者的重要使命是认识事实和呈现事实，进而呈现社会的完整图景，这需要多学科的广博知识作基础。这其中，基于哲学学习的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和训练对于新闻记者的培养而言至关重要。作为社会环境的守望者，新闻记者承担着监测社会环境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他们具有冷静审视的思维习惯，“批判性思维”等课程的设置为培养和提升学生这一方面的素养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微积分等自然科学旨在培养学生的理工科思维方式，大学计算机基础、VB语言程序设计则体现了计算机时代对一个人最基本的技术素养要求。
小通识平台课程群包括新闻学院内所有专业共享的必修课+专业互通的选修课。新闻学院下设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广告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五个专业，除播音与主持艺术因属于艺术类专业，其他专业的概论课都进入小平台，加上新闻传播类的基础课，构成了学科小平台必修课程群。这些必修课包括新闻学理论、传播学理论、广播电视概论、广告学概论、公共关系原理、传播研究方法、中外新闻史、传播科技史、媒介管理、传媒伦理与法制、新闻采访与写作、新闻摄影等。这些基础课是新闻传播类各专业学生的基础必备课，构建了新闻传播类学生的专业知识框架。与此同时，为打破各专业之间的壁垒，弱化各专业之间的界限，各专业选出专业核心课3～4门，纳入全院的小通识平台，供院内各专业互选。比如，广播电视学专业的电视画面与摄像、电视编辑、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及电视编导等4门课程进入小通识平台，供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专业的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的学生若对广播电视专业有兴趣，通过这几门核心课程的学习，基本能掌握该专业最基础的知识和技能，基本能满足这些专业的学生进入广播电视媒体工作。专业核心课程互选正是顺应了媒介融合时代对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
专业课程模块是各专业核心特色的方向课程。这种体现专业特色的核心课程一般不会太多，除了纳入学院小通识平台可供其他专业选修的课程外，还有数量不等的特色课程。如广播电视学专业2009年获批国家特色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建设项目，该专业以培养视听新媒体人才和出镜记者作为专业方向特色，因而分别设置了体现这两个方向特色的课程模块。视听新媒体方向的主要课程为视听新媒体导论、数字媒体技术基础、新媒体视听节目制作等，出镜记者方向的主要课程为播音与节目主持、出镜记者报道、优秀出镜记者研究、视听评论等。这些核心特色方向课程模块构建了各专业之间共性基础上的个性差异。
三、媒介技术应用与批判精神培养：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与坚守
新闻传播的每一次进步都与媒介技术的进步密不可分，媒介技术的进步直接改变了传播的范围、内容来源、内容构成、传播形态、传播时效、便捷程度等，因而新闻教育界对于媒介技术的迅猛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传播方式的改变倍加关注。一些研究者提出加强传播技术类课程设置，或对将传统新闻学专业的基础性核心专业课程（新闻采写、新闻编辑、新闻评论、新闻摄影）与基于数字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方面的专业课程（数字媒体技术应用、多媒体信息传播、网络新闻编辑、网络互动管理、移动信息传播、新媒体管理等）相结合，力图通过这种课程体系的整合，培养具有“全媒体”技能的新型新闻人才[2]。实践中，新闻院校开始增加媒介技术类课程，且各类业务课程统筹联动，按照业界的全媒体业务流程对学生进行全流程实训，以培养学生的全媒体技能。
重视媒介技术教育和实施全媒体实训，是当前新闻教育进行变革的共同选择。这种选择反映了新闻传播教育对于传媒变革的迅速反应。正是这种及时反应使得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紧跟时代的步伐，为传媒业提供的人才产品能适应业界的发展要求。但是，当前又出现了一种“技术决定论”的偏向。似乎把媒介技术教育、全媒体业务实训当成了新闻传播教育转型的重点甚至全部，当作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方向。
传播技术教育、业务技能教育说到底是传播工具教育。随着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传播形态的日益丰富且变幻无穷，传播工具教育必然成为日益加重的重要内容。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工具决定传播内容的获取，另一方面是因为传播工具决定传播内容的呈现。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传播工具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新闻传播教育的根本还在于培养有批判精神、有独立思想的人，这是新闻传播教育的灵魂。
无论传播技术多么新异，与之相伴的传播方式和形态多么丰富，其功能发挥都取决于它掌握在谁的手里。缺乏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一般崇尚技术决定论，对传播技术手段的倚重，使得其将传播过程的重心置于传播方式和手段的展示，而传播内容则相对处于非核心地位。而具有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的人一般持内容决定论，认为传播内容大于传播形式，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是为传播内容服务的，传播技术和手段不能喧宾夺主，内容才是新闻传播的根本。作为社会的守望者，新闻传播者必须理性地审视社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来自各方的意见信息干扰，能够以批判的精神、独立的思维审慎地观察和思考，敏锐地发现并执着地“唤醒”社会问题，深刻地揭示事实真相，客观地呈现社会图景。只有具有批判精神和独立思想的人才能承担着实现媒体社会责任的重任。这也是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坚守的根本。
参考文献：
[1] 于德山. 媒介融合背景下美国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挑战与对策[J]. 现代传播，2011（12）.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不断创新技术手段、更新报道理念、拓展传播功能。广播电视基础理论研究作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基石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挑战。《广播电视学引论》就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一部紧贴学术前沿的广播电视理论著作。
关键词 《广播电视学引论》专著 创新 广电理论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科技手段的不断创新，全媒体时代的趋势已经愈加明显。作为大众传媒的重要媒体广播电视也需要不断发展理论、创新技术手段、更新报道理念、拓展传播功能。广播电视理论研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创新机遇和挑战。由孙宜君、阎安合著的《广播电视学引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孙宜君教授从事广播电视研究多年，主持了多项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社科基金等相关广播电视及传播学的多项研究课题，并执教多门与广播电视有关的课程，对广播电视业变革和发展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这是一部紧贴学术前沿，丰富与拓展广播电视理论的著作。
一、紧贴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前沿，具有前瞻性
一部学术著作能否紧跟时展、站在学术前沿，这是反映著作学术性的关键点。《广播电视学引论》作者能够站在广播电视学科研究的前沿，紧密结合广播电视数字化变革与发展的实践，并参考、吸收了最近几年广播电视学科的研究成果。这就保证了在主题选择、观点提出、论据使用等方面能紧跟时展步伐。从书中
参考文献和数据来源看，大多为近5 年的最新资料。此外，书中还适当借鉴了国外数字广播电视、网络电视及新媒体的理论与研究成果，丰富和拓展了广播电视学的研究视野。
作者在该书开头就阐明：“力图紧密结合广播电视发展、变革的现实，以新的理念和中外参照的视野来诠释广播电视传播观念与功能的新拓展。” ①因而从论证案例的选取看，时新性和贴近性很强。比如在论述近年来电视节目创新情况的篇章中，作者特意甄选了《我要上春晚》、《非诚勿扰》、《新闻1+1》、《我爱记歌词》等案例。这些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方面都获得成功的节目形态，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借鉴意义。在分析广播电视节目形态呈现新特点时，作者认为“在媒体融合背景下，电视节目类型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使很多节目既具有综艺（娱乐）节目的特点，又蕴含社教、专题等节目的特征……节目在形式、内容、功能上面的元素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混搭”形态。如《康熙来了》是谈话+综艺+ 娱乐，《我爱记歌词》是唱歌+ 选秀+ 综艺+ 娱乐，《天天向上》是访谈+礼仪+ 文化+ 娱乐+ 脱口秀，《我们约会吧》是婚恋+ 交友+ 娱乐+ 真人秀派对+论坛+ 脱口秀。” ②这种分析是非常中肯和很有见地的。
从书中论题看，作者深刻意识到新媒体对于广播电视发展的重要意义，第四章着重论述广播电视传统技术与新技术，强调新媒体技术与广播电视形态的重要关系。不仅如此，该书还有意识地把广播电视的发展放在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去研究，第二章总结了数字化给我国广播电视业界和学界带来的新课题，比如，如何转变观念，实现多种媒体深层次融合环境下的全媒体传播，如何发挥数字化广播电视媒体内容制作优势，突破内容生产的瓶颈等等。这些论题都具有前瞻性，不论是对于普通读者还是研究人员都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二、学理性强，形成科学系统的广播电视理论体系
《广播电视学引论》是一本具有很强理论性的学术型著作。该书分为13 个章节，其中涵盖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体系、数字化变革、发展与现状、技术革新、传播主体和方式、节目类型研究和节目策划编排、以及广播电视事业管理经营等方面，可谓是内容丰富、理论充足。
该书具有严密的结构框架设计，内容清晰、条理明确、逻辑性较强。该书的13章节可大致归为6 个部分，分别概括为学科论、历史论、本体论、主体论、节目论、经营管理论。其中前两章节主要探讨广播电视学科特征，研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广播电视概念、属性与数字化变革等。这两章属于基础学科论，主要从宏观上介绍广播电视学和本书的基本情况。第3、4 章属于历史论部分，主要探讨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以及广播电视技术进步与新媒体技术变革发展。第5、6 章是本体论部分，重点介绍了广播电视传播特性与功能及其符号系统。第7、8 章属于主体论部分，论述了广播电视传播机构、从业人员和受众。这一部分的内容比较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广播电视系统内各类从业人员的相关要求及其职责分配，分析受众作为接受主体的角色和构成、基本特点与基本权利以及接受的心理机制。节目论主要在第9、10、11 三个章节论述，这一部分从节目类型、节目传播方式、节目制作流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经营管理论是第12、13 章，从宏观上介绍了广播电视产业化发展的相关情况。从该书的内容分布来看，该书的6 个部分相辅相成又互补互助，从宏观出发最终着眼于微观研究，从理论到实践层层深入。使该著作形成科学系统的广播电视论证体系，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广播电视理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三、学术视野开阔，研究方法多样且理论结合实际
《广播电视学引论》吸收并运用传播学、心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相关理论与知识，对广播电视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形成了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如在“广播电视是特别的当代文化形态”这部分，作者就从文化角度论述了“广播电视是媒介是讯息，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双重属性。而在论述广播电视产品经营的特殊性时，作者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节目内容是凝聚了广电工作者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些都说明该书作者不满足于从传统的理论视角展开论述，而是敢于从多个学科吸收营养。这样做，既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思路，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该书还做到研究方法多样化，注重理论结合实际。如将人文科学方法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将心理学方法运用到分析受众接受信息的心理研究当中；运用社会学方法分别从更高层次、更大范围分析广播电视的传播过程、传播功能、社会效果等。书中多处采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将经典文本和案例多次引用其中，进行细致分析。此外，大量运用图表和数据也使得该书的直观性更强，给读者更加深刻和清晰的认识。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本了解当代广播电视学术前沿的主流及趋势的不可多得的好书。书中各个章节都包含了广播电视学术领域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富有很有学术价值和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①②孙宜君、阎安：《广播电视学引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6、217
论文摘 要 本文先研究电视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以及局限性，然后研究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因素，最后论述电视媒体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应用。
最近几年，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比较迅速，影响力逐渐增大。电视媒体技术逐渐在新闻传播开始应用，这有利于新闻媒体提升综合实力，扩大媒体传播能力，电视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电视媒体技术在新闻传播中应用时也会存在着一些问题，要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使得电视媒体技术更好地在新闻传播中广泛应用，提高新闻传播的效力以及影响力。此外，面对激烈的竞争环境,各个媒体都在积极采用新的传播手段,克服自身的不足,提升实力寻找出路，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经受时代的考验，真正成为竞争中的强者，拥有自己的一份新天地。
1 电视媒体技术的传播优势以及局限性
近一段时间，电视媒体技术发展迅速，直接冲击先前传统的媒体群，影响力逐渐增大。电视媒体技术具有很强的优势，它是综合了文字、图像、声音等，画面形象生动，最能吸引人的眼球，也组合成了新的媒体传播方式，速度更快，效果更好，跟大众互动性大大提高了。新时期电视媒体技术结合了网络传播技术，把网络传播的优势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了，电视媒体技术互动性比传统的新闻媒体大大提高了，让更多的大众参与中来，传统的媒体是讲诉如何成功，而电视媒体结合了网络传播的特点，传播具有双向性，大众可以随时参与进来，一起评论，发表个人观点。这样有利于提高大众的积极性，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一旦有了大众的参与，那么电视媒体进行新闻传播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当前，电视媒体技术进行传播，电视媒体的信息量逐渐扩大，这比一般的媒体大得很多，这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电视媒体具有一个信息平台，信息量很大。电视媒体技术被人称为在语言、文字、印刷术、无线电话之后又一次信息革命。然而，电视媒体技术拥有传播优势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是无法避免的。优势和局限性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也相互制约的。就我国现阶段来说，与传统媒体技术相比，电视媒体技术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新时期电视媒体技术缺乏有效的内容控制，当前电视信息纷繁复杂，真假难辩。对于受众而言，拥有真假难辩的信息与完全没有信息是一样的。而传统的媒体技术受到监管部门的监管，新闻内容在之前要受到层层把关，这些传统的媒体责任意识很强，新闻内容具有真实性保证，不良新闻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少。
2 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状况以及影响因素
进入信息化时代以后，电视媒体技术更趋向融合，在电视媒体进行传播时，电视媒体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是很大的。电视媒体的传播呈现出螺旋式发展，形成了实时性传播、跟踪性传播、同步性传播、多元性传播等多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以及影响力，很容易使大众接受这种传播意识。
新时期电视媒体技术包括微电子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因此，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也就是微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新闻传播中，一个刚刚告别铅与火的传媒时代又匆匆迈入了一个告别印刷、告别发行的广播电视传媒时代。说实话，这就是新时期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现状。
影响电视媒体技术的发展因素很多，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信息处理功能逐渐增强，当前计算机技术速度不断加快，尤其是对信息处理的速度大大提高，信息化进一步加强，数字化技术不断提高，这有利于电视媒体更好地进行新闻传播;其次，另外一个因素是数字信号处理能力的提高，这样可以保证信息不容易扰，也就是说提高了电视媒体抗干扰能力，保证信息和信号通畅，方便电视媒体更好地进行信息传播，为信息的以及传递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证。最后，影响电视媒体技术不断发展的因素是网络信息技术不断进行创新，接口技术的不断改进，让很多电脑用户可以访问更多的网络电视。
3 电视媒体技术在新闻传播的应用
新浪网总裁曹国伟说过：“现在，你不采用新媒体技术手段，或者说不能利用新媒体传播方式发展你的媒体，将会在媒体行业慢慢消失。”新时期电视媒体技术的采用，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不可抗拒的。由于电视媒体技术不断发展，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把最新电视媒体技术应用于新闻传播有利于促进电视媒体的发展，不断丰富媒体传播形式。电视媒体新闻可以根据不同的新闻，采取与众不同的传播形式，在形式上不断创新。当电视媒体进行播放新闻事件时，我们可以采取全程流式传输方式，及时快速地实现新闻信息的传播同时可以保证画面的清晰以及连贯。而当电视媒体进行重要事件播放时，要采用流程式传输方式，这有利于用户可以得到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也可以在观看中随时快进以及后退，实现新闻视频的及时播放，也可以把自己想要看得东西再播放一遍，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
新时期电视媒体应用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当前是采用网络以及手机短信参与到活动中来，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信息并进行传播信息。就是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中，电视媒体很难对信息进行审核，无法保证信息的客观以及公正，也无法保证信息的及时和真实有效。通过新的电视媒体技术，进行新闻传播时，会碰到大量的虚假信息以及垃圾信息，因此当电视媒体技术在新闻传播应用时，应加强对这些信息的注意以及审核。加强培养合理的法制法规，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赢得大众的信赖。面临竞争激烈的电视媒体环境，面临大众多元化地信息方式，在这个文化竞争日趋加强的时代，我们媒体人必须时时注意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不断提高，完善自我。
4结论
新生的电视媒体技术直面庞大的传统媒体群，已发出强大的冲击波。有着很强的注意力，吸引力也比较大，电视媒体技术有着与生俱来，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这样一个竞争与机遇并存的时代，加快电视媒体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应用，这样媒体能够真正努力去应对挑战，寻找出路，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经受时代的考验，真正成为竞争中的强者，拥有自己的一份新天地。
参考文献
[1]叶琼丰.时空隧道－网络时代话传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1.
①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②讨论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
③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理性地审视、评判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以及学术界以往对该理论的主要批评，以期使麦氏理论在新形势下重新起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影响的思路之作用。［关键词］媒介技术再认识唯物辩证法科技动因社会意图技术决定论机械化
在世界闻名的传媒理论家中，若论在学术界所受到的评价的起伏、落差之大，恐要数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最为突出。他的以“媒介即讯息”论断著称的媒介理论，于电视在全世界蓬勃发展的60年代提出后，曾迅速风靡欧美各国，极受褒扬，他也因而名噪一时，频受传媒报道。但是，在“麦克卢汉热”似一股旋风刮过后，国际上学术界开始批判性地审视其理论，对该理论提出诸多批评。而在经历褒扬和批评的起伏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麦氏及其理论似乎退居于较少引起注意的位置。事过境迁，随着电脑互联网络（尤其是因特网）的迅速崛起，人们对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关注再次出现高潮，以媒介技术为研究焦点的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又从寂寞中走出，重新受到学术界的瞩目，引起学术界的探讨。
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时代呼唤传播学界加深自身对于信息传播新技术的社会作用之认识。因而，对于专门论述媒介技术的社会作用的麦克卢汉理论进行新形势下的重新思考，意义重大。本文试图分析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当初的魅力所在以及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并对照以往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批评和结合当前的传播新环境，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对麦氏理论来一番再探讨、再认识。
I.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魅力及其在新形势下重放光芒的原因
翻开西方传播学的发展史，以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对受众的影响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在传播学领域堪称根深蒂固。不论是传播学在美国形成初期四大先驱的研究还是被称为美国大众传播研究中的里程碑的几项大型的重要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媒介传递的各种信息内容或其影响展开的。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却一反这种研究传统，沿着将媒介技术同人类文明发展史联系起来进行探讨的学术先驱、加拿大著名经济史学家英尼斯（HaroldInnis）开创的研究方向，强调媒介技术本身对整个文明/文化发展进程的影响，从而为在传播学领域确立以媒介技术为焦点、用媒介技术史作主线把文明发展史串起来的研究传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的确是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这一创新之举开拓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媒介的形式特性与社会的文化特征，媒介特征与人的感官、心理活动过程等，从而使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研究的范畴得到了拓展。此外，麦氏理论的表述颇多别出心裁的比喻和新奇惊人之语，如“媒介即讯息”的断言，称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媒介的提法，将电视节目等通常意义上的媒介内容比作“窃贼所拿的的”、“旨在分散看门狗的注意力”的肉片的比喻，“地球村”的概念，等等。而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等著作中对“电视一代”与“书本一代”之间的代沟和对美国60年代的校园抗议等的关注，显示了他善于探索贴近现实的热点问题的敏感性。新颖，出语惊人，善于联系热点问题，这些都是当时使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具有极大魅力的因素。而这些又恰恰同传媒时时追新、讲究轰动效应的特征相吻合，麦氏一度在美国大众传媒中频频亮相，可说决非偶然。
当然，对于学术界而言，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主要观点，显示出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性。以麦克卢汉有关媒介对人体的延伸有三个阶段的观点为例，虽然，由于60年代电脑技术的发展尚未达到普及的程度，多媒体技术、虚拟技术等信息传播新技术尚未出现，因此麦克卢汉笔下的新媒介以电视为代表；但是，麦氏在其富有想象力的预言中并非丝毫没有涉及电视后的媒介发展。他这样描述媒介对人体的延伸的三个阶段：“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在空间中的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延伸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取消了时空。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延伸了我们的感官和神经一样。”⑴尽管当时麦克卢汉尚不可能对后来迅速崛起的互动型媒介，作出清楚的描述，但是他还是扮演了预言家的角色，虽不无模糊但却大胆地对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将使知识、信息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资源的趋势，作出了预言。他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中写道：“在电子技术下，人类的全部事物变成学习和掌握知识。……这意味着所有形式的职业变成‘有偿学习’，所有形式的财富都来自信息的流动。发现职业或工作可能被证明是难题，而发现财富反倒轻而易举。”⑵他还说，“时间（……）和空间（……）在瞬时信息时代双双都化为乌有。在瞬时信息时代人类结束了其分门别类的专业化工作并承担起收集信息的角色。今天，收集信息重新占据包罗万象的‘文化’概念，完完全全如同原始的食物采集者在同整个环境完全平衡的状态下工作一样。我们在这一新的游牧和‘无工作’世界中的追求目标，就是知识和对于生活及社会的创造性过程的洞察。”⑶这些论述可说含有对人类目前正在步入的知识经济时代的轮廓性的勾画。麦克卢汉的深刻洞察力和预言能力，不能不令人赞叹。
再以他提出的“媒介即讯息”的中心论点为例。这一观点，乍听上去给人以一头雾水之感：媒介是传播过程赖以实现，使传播者与传播对象发生关系的中介，讯息是通过媒介传递的内容，媒介怎么会就是讯息呢？但如果细加思考，就会发现它非常耐人寻味。麦克卢汉从功能和影响效果这两个角度，对“内容”这一概念作出了标新立异的解释。对于麦氏将媒介对社会的影响视为媒介的“内容”——媒介带给社会的讯息，我国学术界早已熟知，这里不赘述。关于从媒介技术的功能的角度理解“内容”，麦克卢汉出语惊人地提出任何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媒介：“言语是文字的内容，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一样。而印刷则是电报的内容。如果有人问，‘言语的内容是什么？’那么就有必要回答说，‘它是思想的实际过程，这本身是非言语的。’”⑷他还将媒介效力强归因于一种媒介总是被赋予另一种媒介作为其“内容”。按照麦氏提供的思路，从媒介的功能作用与社会影响的角度理解“内容”。应当承认，媒介作为承载、传递社会信息的工具，一旦进入信息流程，便会以其自身的特征与活力，对社会与其成员产生有力的影响。由于传播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之一，因此传播方式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的思考与行为方式产生影响。例如，当印刷传媒在社会传播活动中占主导地位时，人们自然而然会重视书面语言符号的使用技巧，重视文章的逻辑、修辞等。一旦电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传播媒介，人们对书面语言符号使用技巧等的重视程度就有所减弱，而开始转而强调声像效果、形象等。近年来，随着电脑排版的应用与电子出版的兴起，人们开始对印刷物的版面设计、格式等产生了新的期望，日益重视这方面的视觉效果。近年来出版的电脑排版的书籍，往往插图丰富多采、排版精致、格式考究，与以往的书籍在外观方面已不可同日而语。事实证明，麦克卢汉关于“媒介即讯息”的论点，含义深刻，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倍显出其指导意义。
正是因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在阐述媒介技术与人类文化/文明进程的关系中所表达的思想的深刻性及前瞻性，他的理论才会在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再度出现突飞猛进的质变时重新为学术界所瞩目。在国际上，有些学者提出应重新给麦氏的理论以较为肯定的评价。90年代中期以来，在美国和加拿大，专门关于麦克卢汉及其媒介理论的书籍频频出现。例如，1995年，加拿大麦吉尔–昆思(Mcgill–Queens)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朱迪斯·斯坦普斯（JudithStamps）撰写的《改变对现代性的看法：英尼斯、麦克卢汉和法兰克福学派》；1996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格伦·威尔莫特（GlennWillmott）所著的《麦克卢汉，或逆向的现代主义》；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保罗·本尼戴逖（PaulBenedetti）和南希·德哈特（NancyDehart）合编的《通过反视镜向前：有关麦克卢汉的看法和麦克卢汉提出的看法》；纽约基本出版社（BasicBooks）发表了W·特伦斯·戈登（W.TerrenceGordon）撰写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进入理解的出口》；1998年，加拿大黑玫瑰出版社（BlackRoseBooks）出版了保罗·格罗斯威勒（PaulGrosswiler）所著的《方法即讯息：以批判理论重新思考麦克卢汉》……一些广泛阐述有关信息传播新技术与传播新动向、社会新变迁等的书籍，也纷纷论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
近年来，因特网上也出现了有关麦克卢汉的网页，如〈Mciuhan.Toronto.edu〉和〈hosted/beaulieu/Mcluhan/default.htm〉以迅速沟通学术新信息为己任的学术会议和学术性刊物，也及时反映了学术界对麦氏及其理论的新兴趣。例如，1998年3月，在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天的题为“麦克卢汉的遗产”的研讨会。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宝贵之处，对其理论的要点对传播学研究的启示，进行探讨；尤其是结合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对麦氏理论中的“凉”、“热”媒介区分说，按占主导地位的传播手段、媒介技术划分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阶段的观点等，进行了新的分析。虽然与会者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则可说是他们的共识，即：在信息传播新技术革命正给社会带来巨变的今天，重新认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正值其时。又如，美国《传播学杂志》季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1998年夏季号刊登了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FrederickWasser）教授撰写的题为“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的评论文章，对上面提到的美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出版的5本专门关于麦克卢汉的书籍，进行了一番分析评论。文章指出，这5本书均“赞美麦克卢汉战胜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客观主义方法。”根据沃塞的书评，这几本书显示出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作出了多种多样的解读。有的将麦克卢汉视为语言学家，有的把他看作文学分析家（文学一词在他们论述麦克卢汉中用作广义），有的视麦氏为历史学家，有的将他视作诗人。⑸这些不同的解读多少折射出美国和加拿大传播学界正试图重新思考麦氏理论的闪光点所在。
在我国，近来也已有学者提出应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研究、再认识，并有学者联系传媒新实践重新探讨麦氏理论的启示作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徐耀魁先生在今年第一期《国际新闻界》上“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文中提出，“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麦克卢汉关于媒介作用的学说大都为社会实践所证实，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麦克卢汉的学说给予重新的认识和评价。”⑹又如，《新闻大学》今年春季号刊登的华中理工大学屠忠俊先生的论文“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提出：“在人们力求对因特网现象进行深思熟虑的分析的时候，麦克卢汉又从‘无声无息之中’走了出来，重新扩展、启发着人们的思路”。⑺该论文极为重视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以及“凉”、“热”媒介的区分之观点，对它们进行了新的探讨。透过徐、屠先生的论文，可以看出我国传播学界当前也已开始思考在新形势下如何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进行再认识，以期使之重新启发学术界审视媒介的社会作用之思路。
学术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重新思考，必须将以往这一理论所受到的指责和挑战考虑在内，否则这种重新思考便难以全面。有鉴于此，本文的下一部分，将讨论学术界对该理论的一些非议、批评。
II.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缺陷的批评
既然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自有其魅力，那么，究竟是什么使这位“传播学怪杰”及其媒介理论后来在学术界受到诸多非议、批评，跌入低谷的呢？本文第一部分提到的沃塞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指出，麦克卢汉在生前因其缺乏学术严谨性、连贯性及其空前出名而受到学术界的蔑视。⑻缺乏学术严谨性和连贯性，则可说确是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缺陷之一。麦克卢汉著述的写作，带有一些按学术严谨性来衡量属于缺陷的特点：在其藐视实证研究的结果、轻视逻辑推理的思想指导下，麦氏的著述文体散漫，以书籍写作而模仿电视“马赛克”的表述方式。他对媒介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之考察和论述，虽然深刻，但却失之于缺乏严格按照逻辑进行的推敲，结构松散，不讲究严谨的论证。就连对他非常推崇的美国传播学者梅罗威兹（JoshuaMeyrowitz）也指出，麦克卢汉虽然对各种媒介的作用作出了概括性的断言，但是这些断言却没有形成清晰的、连续结构的论证和论据。⑼他虽然旁征博引，但引用的往往是文学作品或传媒作品，却忽视史料的引用，更不必谈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引用。因此，麦克卢汉的论著，颇有点像文学批评，有些部分甚至带有神话评论色彩。如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中，麦氏引用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神话来说明新的媒介导致的“麻木”和“麻醉”状态，书中的这一部分就带有神话评论色彩。麦克卢汉原是文学批评家，他使用的语言带有文学色彩很自然，而且可说不无优势，例如，这可能使其论述“富有诗意”而能打动许多人的心灵。但这不能取代严密的逻辑性、结构的连贯性等所能带来的说服力。即便是麦氏理论所显示的一些观点的深刻性，也无法取代学术论著的严谨性要求；思想家和学者之间，没有必然的等号；麦克卢汉洞察深刻的思想可以使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思想家，但若以学者的标准来衡量，缺乏严谨性却是一大缺陷。
此外，麦氏对其著述中的基本概念缺乏严格界定。他笔下的媒介等基本概念，既不同于学术界使用这些概念时通常所取的意义，又未经他本人作出必要的界定，从而使之缺乏解释，缺乏明确的科学界限。例如，在他的笔下，金钱、时钟等都是媒介，这同传播学中通常意义上的媒介概念显然不同，但他却未对自己使用“媒介”一词的定义作出任何界定。又如，“凉媒介”、“热媒介”概念在麦氏的媒介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却缺乏严格的科学界定，以致他本人在使用这些概念中也不能完全一致、连贯。麦氏忽视对标新立异的概念作出严格的界定，从学术研究规范性和严谨性角度来说，这终究是一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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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比严谨性和连贯性的缺乏更为强烈地引起学术界对麦氏理论的批评和挑战的，则是该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倾向。就这方面的批评而言，英国著名学者，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批评堪称富有代表性：它不但长期以来在学术界深有影响，而且至今仍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对麦氏理论的评价中，占主导地位。⑽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理论的根本要点，就是断言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的思考和行为方式。⑾威廉斯曾在其力作之一《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中，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尤其是该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专门进行评论。他认为麦氏的技术决定论是由形式主义的发展与精制化而来的很复杂的技术决定论，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威廉斯的批评，很重要的一点是指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忽视控制和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避而不谈社会意图问题。具体而言，威廉斯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如下几点：
威廉斯认为，在麦氏理论对媒介的描述中，实际上见不到社会的影踪：它丝毫不能解释不同的媒介之特征同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及社会意图之间的相互关联。由于麦克卢汉一味只谈媒介技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导致的结果，却丝毫不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哪些社会因素导致媒介技术的产生、应用和发展的角度，来考虑媒介史和文明史，因此，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整个理论极其缺乏历史感和社会意识。他指出，麦氏的著作虽然关注不同媒介的特殊性，但却没有把媒介视为实际运作，而是根据其主观意愿武断地指派给媒介的心理功能，将它们归类。如此一来，麦氏的理论不但隐去了各种特定的意向，而且也隐去了各种一般的意向，把媒介的本质仅说成是心理上的调适，说成产生于概括化的人体器官同普通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产生。威廉斯认为，麦氏居然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中牵强附会地设想出一系列社会阶段的形象，预言人类社会将经由“电子传媒时代”重新回归部落化生活，整个社会将紧缩为“地球村”，这是荒唐的。
威廉斯尖锐地指出，麦氏的理论不但认可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现状，而且尤其认可这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内在倾向。在威廉斯看来，麦氏的理论是一种有关社会文化的技术决定论，这种决定论显然对西方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状况毫无批判态度。他提出，麦氏的理论既然把媒介（技术）本身说成是原因，那么，所有的其他原因，所有通常被人们视为历史现象的事物，在这种理论中就都化成了效果。而在别处被视为效果，因而必然接受社会、文化与道德要求的批判的事物，在麦氏的理论中却被排斥在外，视为毫不相关，因为在这一理论中，相比之下，媒介所带来的生理的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的效果，更为直接。
威廉斯指出：麦氏在阐述讯息瞬时传递这一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一“物理上的事实”（physicalfact），将之说成是“社会的事实”而毫不思考、注意这些讯息的传递，“既是由现有的社会权力当局所筛选的，也是由他们所控制的”。威廉斯文笔犀利地评析说，麦克卢汉将控制问题一概抽象成对于特定的媒介的分配与搭挡，以便造成特定的心理效果；麦氏的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现存制度的“媒介人”的欢迎，决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按这一理论来推论，则传媒由谁来控制或使用以及控制者试图插入什么内容，似乎都对传媒效果无关紧要，人们似乎尽可忘却平时的政治与文化上的辩论，而让技术自行运作。⑿
威廉斯在指陈麦氏媒介理论的缺陷之后，提出麦氏的理论无法令人信服，除非人们在真实的时空意义上抹煞了历史，但是，对历史的抹煞从本质上而言即是抹煞当代社会。威廉斯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这些批评，确定深刻表达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而且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佐证材料丰富。正因为如此，威廉斯对麦氏的评价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尤其是在传播学研究文化学派中，影响深远。而且，即便是非常推崇麦氏理论对传播学研究的贡献的学者，也对威廉斯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的批评，高度重视。例如，本文第一部分中提到的“时下流行的对麦克卢汉的看法”一文的作者匹兹堡大学弗雷得里克·沃塞教授，他是颇为称许麦氏理论的，他在文章中称，“数字化传播的激增已证实他（指麦克卢汉）关于地球村和传媒环境的预言式的论述。我们对于麦克卢汉的兴趣在持续是因为他同时做了几件任何别的人都弄不清如何去做的事”。⒀但是，他还是承认，威廉斯说麦克卢汉无视控制与使用媒介的机构和人，把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要点简化为声称媒介的技术特征绝对决定人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这是“有一定道理的”。⒁
III.对有关问题之我见
但是，以往学术界对于麦氏理论的唯技术决定论的倾向的批评，虽说的确切中要害，却也未必毫无偏颇，未必丝毫不受文人对科技理性的抵制情绪和（因不熟悉技术而产生的）对技术的恐惧心理的影响。在去年美国纽约福得姆（Fordham）大学举行的麦克卢汉研讨会上，就有位学者在分析传播学界不愿教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原因中，提到人们的反技术的偏见以及人们对决定论的恐惧。⒂就威廉斯的著述中对于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的批评而言，也有一定的疏漏，那就是：未能肯定麦克卢汉以科技作为动因解释社会变迁的观点中的合理成分，未能肯定麦氏的理论在启发人们对于（作为当代科技重要组成部分的）传媒技术的重要作用的思考方面之贡献。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当笔者对照传媒实践的最新发展，对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历史进程这一范围广泛的课题，试图重新进行新形势下的再认识时，笔者发现：麦克卢汉在解释社会变迁中以科技作为变化的原因，其思路中包含着符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合理成分：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一些原理，含义深刻，不但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特点，而且在因特网的崛起正在挑战传统的传媒及传播学理论的今天，倍显出其启迪意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在社会生产发展过程中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正越来越清楚地印证马克思所说“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⒃和邓小平所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理。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其特征即以知识、信息为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主要资源。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中的智能性因素正日益明显地渗透到生产力的实体性基本要素中。有关数据表明，科技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中所占的比重正在大幅度提高：在本世纪初，这一比重即使在工业化国家中也仅为5%—10%，而现在，这一比重在发达国家已高达60%—80%，在有些技术与知识密集型产业部门甚至高达95%以上。⒄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先导之信息传播新技术，不但在传媒文化/讯息生产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在知识产业的迅速崛起，新产业的开辟，信息产业之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乃至国民经济的转型中，都产生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对于理论的最终检验应来自实践。以人类社会当前的生产实践、传播实践来验证，把媒介技术描述成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因素，这在思路上、原则上而言并无不当。科技原因说并非一概不能成立，而是不能被引向机械的、排斥其他原因的极端，把科技当作游离于人类社会实践和历史之外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而言，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中恐不无疏漏。
笔者认为，学术界不必闻科技为动因即色变，惟恐一承认科技为动因即会陷入唯技术决定论。关键在于：要辩证地看待科技与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关系，认识其互动性；对于因果关系，要有全面的、辩证的认识。根据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原因和结果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和相互作用的。另外，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因果关联也具有复杂性，并非总是一因造成一果，而是存在着多因多果、复合因果、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等情况。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麦克卢汉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还使他毫不过问人类发明与应用传媒技术的社会意图。这一点，也正是使他遭到学术界尖锐批评的重要原因所在，威廉斯的尖锐批评即是重要的一例。不可否认，近年来国际上有些学者试图为他开脱掉说他犯有机械的技术决定论的指责，例如，加拿大学者JudithStamps于1990年争辩说，麦克卢汉使用一种“否定式的辩证法”。⒅又如，美国缅因大学的PaulGrosswiler（1996年）在加拿大《传播学杂志》上，认为麦克卢汉使用了辩证的方法。Grosswiler分析说，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看法，显示了他的辩证方法，因为麦氏对那喀索斯（Narcissus）神话中自动截肢的理论之运用中，蕴含着否定的否定的意思。Grosswiler还认为，麦克卢汉的另一观点也体现了他的辩证方法，这一观点是：媒介在达到一定的发展点后会转向它们的后面，从而出现“型式倒转”现象。Grosswiler争辩说麦克卢汉不是一位（唯）技术决定论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Grosswiler引用了麦氏著作中的一小段，在这一段落中，麦克卢汉承认社会“可以在我们推出一些事物之前彻底考虑这些事物”。⑴⒆但是，我们认为，这并不足以证明麦氏在对待媒介技术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问题上没有陷入唯技术决定论。Grosswiler引述的那句话出现在长篇累牍的关于媒介技术引起变化方面的效果之论述之中，从而显得就像淹没于一片大叫技术的力量的叫嚷声中之微弱声音。就Grosswiler提到的麦克卢汉关于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来说，其中也许包含着有关过程的概念，并含有这样的意思：在这一过程中存在对每一延伸的“否定”，而每一延伸然后又变为新事物，但是，这不足以驳倒对于麦氏的唯技术决定论的批评，因为就麦克卢汉理论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解释来说，该理论并未研究诸如社会决策、经济力量等社会因素如何影响技术发展和技术应用的过程。当然，任何学者的任何著述都不得不有自己的关注焦点，我们并无理由批评麦克卢汉将论述的焦点放在传播技术的影响上。但是麦氏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倾向于将媒介技术视为一贯是变迁的动因。这一绝对化倾向却不是以研究焦点为理由就可辩护的。
笔者认为，只要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就可以做到既肯定麦克卢汉理论的阐述科技决定作用中的合理成分，又摒弃其在忽视社会意图方面的错误，从而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作出更为全面的评价。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科学技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与科技应用于生产过程的人类生产实践紧密相连；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正是在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实践的过程中，通过对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的。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之一，科技渗透到生产力各实体性要素之中的表现之一，即是科技转化为劳动者的技术和技能。科技发明与应用的主体、生产实践的主体，都是具有意识与主观能动性的人。人类的一切实践，其特征之一即能动性，即人的精神因素与意识的能动作用。而且，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实践活动的。因此，人类的所有实践，都具有社会历史性的特征。实践中因而也不可避免地会牵涉到社会决策。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我们完全可以也应该在承认传媒技术对于传媒文化生产及其社会效果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重视人们的意图及社会决策对于传媒技术的社会应用及其效果的影响与制约。
综上所述，以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虽曾因其唯技术决定论倾向而受到学术界的尖锐批评，但是，瑕不掩瑜，这一理论对媒介与文化发展的关系的阐述中还是包含着非常有用的成分：肯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作用，可说正是麦氏理论的闪光点。如果我们对麦氏理论的机械性和单因论解释予以摒弃，那么其对传媒技术作用的强调就并无不当。在世纪之交的今天，我们不仅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对待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且需要有分析、有批评地审视学术界以往对麦氏理论的批评，以便在有关科技与文化/文明发展进程的互动关系的问题上，既避免陷入唯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又不低估技术的力量和作用。
⑴Mcluhan,Marshall(1964).UnderstandingMedia(secondedition)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p.19.
⑵Ibid.,p.65.
⑶Ibid.,p.130
⑷Mcluhan,Marshall(1964).UnderstandingMedia:TheExtensionofMen.(secondedition)NewYork:Mcgraw-HillBookCompany.pp.23-24
⑸⑻⑽⒀Wasser,Frederick(1998).CurrentViewsofMcluhan.JourualofCommunication,Vol.48,No.3,pp.146-152.
⑹徐耀魁“《对大众传播的再认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一期，第22-26页。
⑺屠忠俊：《网络多媒体传播——媒介进化史上新的里程碑》。《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号，第21-26页。
⑼Meyrowitz,Joshua.(1986)NoSenseofPlace:TheImpactofElectronicMediaonSocialBehavior.(paperbackedi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Pp.20-21
⑾⒁⒂⒆Ibid.
⑿Williams,Raymond.(1974).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London:Wm.Collins&Co.Ltd.Pp.126-130
⒃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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