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形势预测
1.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测方法。
(1)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反映粮食安全程度的五个变量。(2)数据来源。总人口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经济年鉴》，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而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系笔者据上述统计数据计算得到。(3)预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考虑粮食进出口和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等因素。本文采用OLS回归法定量预测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其具体步骤：首先，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年历史数据，分别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OLS回归处理，并检验模拟的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其次，在四个回归方程均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基础上，分别对这四个变量作外推式预测，得出2007--2020年间各变量的年度直接预测量；再次，求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预测量之积，得到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将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与直接预测量作比较，据稳健原则选取其中较小者为粮食总产量的预测数据；最后，用粮食总产量预测量除以总人口预测量，得出入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和Excel2003软件。
2.预测过程及结果分析
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实际数据，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它们对于时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1)。观察这四个回归方程各自的确定系数及调整的确定系数，发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或优良的拟合优度，可用于预测各自的未来量。
依据表1各回归方程，分别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进行外推式预测，得到它们的2007—2020年预测量；再据2007—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可计算出此间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基本安全水平应大致为365公斤—370公斤。将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量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作比较，发现2007—2020年间入均粮食预测占有量均略高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说明2020年前中国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2007年与2008年是本研究的未来年度，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已是历史年度；这就为检验本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2008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粮食总产量为50160.3万吨，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而2007年和2008年年末实际总人口分别为132129万人和132802万人，即2007年和2008年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约为379.6公斤和397.9公斤，分别超过各自预测量约2公斤和20公斤。这表明本文所预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可以满足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且其预测水平基本符合实际且稳健可靠，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二、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上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目标，须妥善处理四方面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应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近来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杂音”，即认为若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中国未来将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过快上升并危及经济发展后劲等不利局面。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国情与最大矛盾始终是人口过多、资源紧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早已接近极限，这是威胁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诱因。至于几十年后的问题，现在不宜过于“深谋远虑”，应依据未来的具体情形由后代们去历史地予以解答；况且，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劳动力需求将呈降势。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即便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足为虑。(2)耕地因素。耕地是最基本的粮食生产要素，改革以来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稳中微升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下降态势。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导向与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功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须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并有效协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产上的争地矛盾。中国既要切实硬化基本农田保护，又应着力改良耕地，做到既确保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又要持续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只有切实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可能为确保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耕地资源基础。(3)农业基础设施因素。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旱灾、涝灾是中国最频发且影响粮食生产最重的两大自然灾害。这表明中国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局面，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依然比较薄弱。同时，要在“人增地减”双重压力下谋求未来中国粮食基本安全，就须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持续提高单产。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农业投入保障制度。(4)制度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上，应确立“制度重于技术”理念，着力开展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注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应优先进行农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财政支农体制等相关农业制度的实质性创新，以达到激发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活化涉农资源，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维目标。应加快农地利用制度创新改革，设法实现在粮食生产用途上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激励农民增加对耕地的投入，鼓励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渐进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资金是农业经济的血液，粮食生产离不开灵活、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须切实扭转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实事求是地谋划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以来财政支农能力低下且已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不足，而在于财政支农效率长期低下，加快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刻不容缓。
三、结论
①出口补贴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在不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政策方面，我国政府曾作出过郑重的承诺，这一承诺符合了WTO《农业协议》的有关规定。由于农产品出口补贴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在2001年7月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文件中，明文规定“节余的粮食风险基金，要用于陈化粮价差亏损补贴、粮食出口补贴和消化粮食财务挂帐等方面的开支，不得挪作他用”。②出口退税在农产品出口退税率方面，目前，我国实行的是“5％为主、13％为辅”的两档退税率，在出口总额中，实行13％退税率的农产品所占比重比较小，实行出口退税率为5％的农产品占绝大部分，在大部分农产品出口价格中，由于含有尚未退还的间接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产品出口成本，农产品出口的价格竞争力大大降低。
2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应做的几点改进
2.1更多的使用“绿箱”政策而并非关税等传统方式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目前，世贸组织的许多成员都不断加大“绿箱”政策的推行力度，特别是发达国家，“绿箱”政策近些年来仍有大幅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绿箱”支持也在加大，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对于农业“绿箱”的投入相对较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①增加可以提高粮农收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建设投资和专项资金。例如建立政府向农民提供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的投资补贴，以及粮农转产转业专项投资补贴。②增加对粮农收入直接补贴，在免去农业税后，我国也对粮农收入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还是不足以提高粮农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国家还应该加大对粮农民的补贴，这样才可以更大限度地鼓励他们进行粮食生产，推动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2调整“黄箱”政策除了给予粮农补贴等“绿箱”外，我国政府应该适当给予粮农其他方面的优惠，比如说在农业器材如机械、肥料、农药等方面的价格优惠，使得他们可以扩大生产来提高我国的粮食储备。
3结束语
关键词 粮食；粮食安全；综述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33-0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但是，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围绕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争辩、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中文译名。Food 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两份文件中同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应当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基本内涵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第二次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Melaku Ayalew，1997）。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粮食安全做了第三次表述：“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国内学者卢锋（1999）详细阐述了粮食安全多方面的含义：从时态角度看，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粮食安全；从主体对象角度看，有国家、地区和家庭住户粮食安全；从供应链环节角度看，还可分为生产、加工、流通不同环节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苗齐、钟甫宁（2001）基于粮食的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加工用粮需求，提出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包括国内粮食单产稳定增长、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粮食贸易渠道稳定。马久杰等（2001）根据主体对象，进一步将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的总供给（包括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国内的总需求，绝大多数人口的营养需求能否得到基本满足，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微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直接涉及到个人的营养安全状况。张连珍（2005）在总结FAO在1983年所修改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从数量、价格、流通、质量这四个核心因素来构建粮食安全。
二、国际争辩：谁来养活中国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Brown Lester R，1995）“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代表了国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98年他又撰文提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急剧增加，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导致其他贫穷缺粮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动摇世界粮食安全。
布朗的观点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osn，1995）认为，布朗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给构成威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完全自给，可能进口大量粮食，但这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世界银行（1997）也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满足2020年中国所需进口的1.0%的贸易原粮。另外，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储备局的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Nikos Alexandratos，1997）认为布朗所预测的“中国粮食将严重短缺和粮价将大幅上涨”不太可能，部分论据自相矛盾。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9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即《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不仅有力驳斥了中国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谬论，还论证了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内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布朗数据的失实、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制度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批代表性论著涌现，如《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朱泽，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黄季焜，1998）、《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吕耀，1998）等。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社会因素
何金定（1997）指出：（1）无序的人口流动和低效的人口城镇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制约了粮食生产的纵深发展；（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4）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温铁军（2003）明确指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必须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郭剑雄（2004）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
（二）产能因素
崔建树（2000）认为，耕地、淡水、居高不下的农业投入和变化无常的气候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值得警惕的制约因素。林毅夫、李周（1995）指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即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胡鞍钢（1995）认为，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刘淑华（2007）也分别对耕地、生态环境、科研与种植技术、种植成本与收益、人口和种植结构六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余振国等（2003）、张士功（2005）也分别提出耕地资源量减质降会威胁粮食安全。潘家华、杜亚平（1997）指出，工业污染侵蚀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化学污染构成对粮食增长潜力的制约，而农业生态系统的恶化则降低农业生产抗逆力，如不考虑环境制约，则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翟浩辉（2004）指出灌区节水型农业的发展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生产因素
林毅夫（1996）认为，从长期来看，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0万人，耕地面积也会不断减少，因此不能对粮食供给问题掉以轻心。刘进宝、赵云平（2004）提出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存在体制性矛盾。崔晓黎（2009）进一步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农民粮食种植的超低收入上，也就是不能由农民来承担粮食安全的成本，但建立在国家高额的资金补贴上同样没有出路。陈海燕、张世英（2006）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结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四）加工因素
刘兴信（2005）提出，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有助于建设节粮型社会，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矛盾。姜长云（2007）以东北地区玉米加工业为重点分析对象，认为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不会引发中长期粮食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观点有三：一是稳定提高粮食加工转化能力，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解决“三农”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是玉米库存的适度减少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提高是我们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目标。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减少玉米出口将是必然趋势。
（五）物流因素
孙洪磊等（2006）指出，中国粮食加工技术和粮食储藏技术进步很快，但现有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低下、产销衔接不畅、运输成本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市场价格都带来负面影响。何蒲明（2009）也认为，粮食安全需要物流支撑。中国粮食产销分布不均，而当前粮食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关键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
（六）储备因素
石汝杰（2001）提出国家粮食储备对粮食市场起到支撑、引导和培育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粮食安全保险，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得上。游建章（2003）也认为，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舒在习（2001）则从农村粮食储备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农村粮储点多面广、数量巨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极为重要。马久杰等（2002）、朱晶等（2004）认为，建立和维持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扩大储备量规模能够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但粮储成本也会增加。贾晋（2012）认为，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粮食储备政策，既包括优化储备规模，还需要合理布局和配置中央一地方储备、产区一销区储备以及品种结构间的粮食储备。
（七）价格因素
林毅夫（1996）针对1993年-1994年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提出这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改革了统购统销制度，连续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罗孝玲等（2006）提出，粮食价格应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协调，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大幅度波动，在高价区或低价区往复运行，则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可认为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许经勇、黄焕文（2004）认为“粮食价格回升≠粮食安全危机”，用粮食市场价格的高或低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如果粮食上涨是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么粮价下跌也是粮食安全有问题。胡新宇（2005）认为，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高峰等（2008）重点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正相关，而粮食价格水平、家庭人口数量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负相关。不过，王跃梅（2004）却认为，按照中国目前城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八）宏观政策因素
郭玮、赵益平（2003）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已具有相当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安全的；而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是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主产区和主销区不同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产销区分割；二是农业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三是地方政府政策不当加剧市场波动；四是分级负责的粮食储备机制。高帆（2007）提出，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应当加强组织创新，改变农业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的分工水平，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从而回应客观环境并在诸环节形成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公茂刚等（2009）也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构建粮食安全制度保障。胡小平（2012）一直坚持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项补贴的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植粮食主产区的政策直接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产量“八连增”。
四、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方式策略选择的争论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一种观点认为：粮食就是一种商品，应该同等地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国家保护政策是无效的或低效率的，粮食大量进口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许经勇等，2003；茅于轼，2009）。蔡昉（1994）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提出，国内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胡靖（1998）也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国际贸易必须分离，进出口公司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利润。卢锋（1999）驳斥中国粮食问题上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提出中国在保持基本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应当较为自由化。林毅夫（2004）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的角度提出，快速发展的中国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利大于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绝不能够依赖进口，应该基本自给，粮食进口至多只能作为不影响粮食安全的一种纯粹的贸易行为。胡鞍钢（1995）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由于中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孙梅君、郭玮（2007）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面临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应当坚持国内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对粮食生产常抓不懈。中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卢锋，1997；杨雍哲，2000）。
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吴志华等（2003）提出要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胡鞍钢（1997）阐述了“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内涵。吴志华、胡学君（2003）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就大粮食而言，重视粮食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关联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就小口粮而言，依据粮食口粮特殊性，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实施“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的发展战略。万宝瑞（2004）明确提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原则为：自给为主（包括国内生产和储备），进口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五、研究展望
粮食安全的国际化战略认知
2016年5月31日国家粮食安全政策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此机构组成成员来自我国一流院校、研究机构、国家发改委及重点企业的专家学者，这一部级粮食安全咨询机构成立标志着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国际化、专业化、持续化的战略升级，粮食安全国际化已经成为国之共识，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成为世纪性、世界性课题，且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安定与健康发展，可以说没有粮食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可言，对国家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认识的深刻性与具体实践前瞻性，已是迫在眉睫之务。
粮食安全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问题。
粮食安全的概念最初源于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世界范围的粮食危机，1974年11月，在世界粮食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1996年11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了《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这两份政策性的文件对粮食安全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2001年，世界粮食大会又再一次修正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增加了无污染无公害的要求。2016年的今天，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的认知与理解又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且充分体现出了粮食安全中所蕴含的国际化战略属性。
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在我国历史上一直传承。
春秋时期，政治家管仲从治国安邦与国计民生两个方面强调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治国之道也”。这种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逐步发展成为“农为政本，食乃民天”的国策。
粮食安全在我国历代中兴文明史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我国文明史进程中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盛世”、“康乾盛世”等，无不是休养生息的大环境下，逐步实现了国内粮食丰、国际粮食安全，从而实现民安国泰的战略产物。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贾谊从粮食安全对成天下功业的重要性角度提出了直观清晰的论调：“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而西汉另一政治家晁错则从民生与国安的角度阐述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是从国际化角度充分认识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强调：粮食安全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发展的“定海神针”，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高屋建瓴地提出了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的新战略，“饭碗论”“底线论”“红线论”……，更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事关国运民生，粮食安全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压舱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只要粮食不出大问题，国家的事就稳得住。
因此，粮食安全国际化战略认识是当下我国粮食安全的重大课题。
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国际化问题
我国粮食安全国际化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而且具有共同属性：不可控、不可测、多米诺性。
1.从市场属性来说。作为WTO背景下的市场参与产品，小麦、大豆、玉米、大米等基础粮食产品，更能体现粮食产品的市场属性与国际属性。客观地讲，中国粮食产品中小麦、稻谷、玉米的确实现了连续十三年连增的生产发展，但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却没有随着产量增产而增强，可喜的一点是中国小麦、大米进口需求在慢慢变小，但不可否认地是：我国小麦、大米、大豆、玉米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一直处在产业链条的最低端，面临着质量改进、模式创新等问题与压力。从世界几大粮食巨头在全球布局区域及产业链条结构战略来看，中国粮食产业受全球市场影响的被动指数为百分之百，中国粮食安全指数深受国际市场影响。
2.从气候变化来说。根据联合国国际气候公约公布的全球气候变化指数分析，全球粮食生产越来越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因为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对粮食生产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也是最不可控的。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统计，全球每年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粮食减产最底不少于0.5万亿吨，气候变化虽然引起全球的注意，但不可否认地是这一趋势仍然在逐步变坏，这是全球问题，而不是单一的国家所能解决的问题。
3.从金融属性来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活跃，在短短不到五十年的时间内，金融市场几乎涉及到了全球经济的所有要素，粮食期货更是直接地赋予了粮食的金融属性。欧美国家走在前面了，并且掌握了粮食期货的话语权，中国粮食期货发展较晚，对于国际化的期货市场几乎都是被动跟随。粮食的这种金融属性正在逐步并且很现实地影响着中国粮食的产业安全与国防安全，务要重视！
4.从国际局势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从立国至今的几十年间，赢得了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粮食生产从温饱不能自给的状况，逐步发展成为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创造了：用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土地养活了全球六分之一人口的粮食生产奇迹，这个奇迹得益于中国的稳定。但需要提高警惕地是：世界并不太平，世界上一些不稳定因素正逐步渗入中国，周边及一些大国的不稳定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的粮食安全！
以上四个方面是中国粮食安全最直接的国际化问题，需要全球化的眼光，世界性的战略，跨世纪的智慧来面对。
中国粮食安全的国内问题及顽疾
1.土地资源与人口增长矛盾
保持粮食的持续性增长与人口增长及饮食结构优化同步，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重大问题。截止到2016年底，中国主要口粮实现了可喜的十三年连续增长，但日益突出的土地资源减少问题，正在威胁着粮食产量持续增长的目标，粮食产量增长的步伐正逐步减速，而另外一个问题正在加速来到：《国家粮食安全需求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预测：202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395公斤，需求总量57250万吨；国务院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16亿峰值，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土地资源减少与人口增加的隐形矛盾将会清晰起来，能不能真正自己养活自己是中国粮食安全无法回避的问题。
2.水资源短缺与土壤质量的恶化
水是生命之源。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相当短缺、分布不平衡的国家，且在中国的自然灾害之中水旱灾害也频繁发生，每年春夏中国南方很多地区的洪水灾情，和一些地区的旱情，有时持续时间相当的长，这对粮食增产的挑战是巨大的。今天全国地表水的利用率为总水量的15.9%，灌溉水的有效利用率不足40%，结果是平均每产一斤粮食要耗水近一吨，水耗是先进国家的四倍，生产粮食不单纯是对资源的占用，也包括产生的一种浪费现象是非常大的，这无形之中会增加粮食生产的成本，从而影响粮食安全的实现。
另外，农业水资源的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水资源总量的增长，以及工业、生活用水等其他竞争性用水的增长状况，通过近十年中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农业用水的比例已明显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另外，在中国农村内部，由于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并存，水源工程建设相对滞后，用水过程浪费严重，水资源供求失衡矛盾突出，所以，未来的时期关键是要发展和普及节水型农业技术，加速水利现代化、绿色化，使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使农业用水总量达到峰值并提前减少，率先实现与粮食增产脱钩，这是未来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保护水资源的一个突出问题。
粮食增长不仅仅与耕地的数量相关，还与耕地质量密切相关。中国虽然具湟欢ǔ潭鹊目筛用地，但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突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可耕地的总体质量是偏差的，耕地土壤的有机质量不足欧洲同类土壤的一半，这就直接影响着中国的粮食生产效率。再加上现在工业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污染不断在加大，自然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土壤退化、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以及可耕地的水土污染的问题，导致中国一些粮食产区粮食生产能力不稳，从而影响粮食安全。
3.科技生产与创新能力落后于国际水平
粮食生产的科技能力主要是指：种子技术、增长技术、肥料技术、安全技术等，科技是实现高产、增产、稳产的主要方式，我国粮食生产中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尚处在模仿起步阶段，特别是今天引起激烈争议的“转基因技术”，国内尚没有权威技术来界定。
粮食生产的创新能力主要指：生产模式、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三个方面。中国粮食生产模式比较传统，建立在集约生产与经营的管理模式更是无从谈起。城镇化背景下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正处在探索阶段，要真正形成利于粮食增产、利于粮食产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为期尚远。欧美国家的粮食生产新技术与创新性经营模式如何真正有效地植入中国粮食产业中，需要更多地投入人力、财力与智力。
4.中国粮食安全的三大顽疾
（1）粮贱伤农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粮食安全顽疾之一。
2013年―2015年，中国主粮产量连续大丰收，但这一趋势很难继续。因为连续三年来，尤其是2016年小麦、玉米已跌破成本价，农民出现大面积亏损，这必然使得农民减少种植面积。这些看似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市场无形之手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值得政府高度重视。
（2）粮食安全中的“黄宗羲定律”之变相顽疾。
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他在研究历史时发现，历朝历代的税费改革皆为减轻农民负担而兴起，结果却事与愿违，反而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负担最终在减了增、增了减、减了再增的“怪圈”中循环往复。虽然，我国已经取消了粮食税，但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却越来越多，如越来越多地农民被动失去耕地资源，而这些失去的耕地并不是用来生产粮食，而是被变相开发成地产或者工厂等，值得领导者重视。
（3）粮食生产中的“王夫之定律”之顽疾。
关键词：粮食安全 预警监测 模式启示
确保全国粮食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大事，这就要求对粮食安全进行预警和监测，并用正确的决策对粮食安全进行调控。为适应新形势下湖南省粮食安全领域发展变化的新要求，研究适合省情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为粮食宏观调控部门提供科学快速的决策支持工具，成为当前粮食安全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由于每个省的地理人口以及自然环境等因素存在种种差异，使得各省在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上均有不同，所以不能盲目引用。
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Www.133229.CoM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 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 ln（y）=o 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 （0.10234）
（13.02） （1.824）
r2=0.99987，f = 59234.33832，
se =0.07582，d.w =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 （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贡光禹译.谁来养活中国——中国未来的粮食危机.未来与发展[j]，1995.2
[关键词]《粮食法》 社会调查 比较分析 系统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 案例分析
中国《粮食法》即将颁布实施，必须厘清相关研究方法，才能达到较好的研究效果，从而有助于《粮食法》的颁布实施。笔者认为，我国《粮食法》的学术研究方法应当包括社会调查、比较分析、系统分析、法经济学分析、案例分析等诸多方面。
一、社会调查
近代以来，学术研究方法一直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徘徊。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调查是一种基本的学术研究方法，在经济法学中尤甚。笔者在探讨中国《粮食法》相关问题时就运用了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对省级粮食局、省级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国有粮食企业、民营企业等作过几个月的调查，也曾深入粤东、粤西和珠三角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参加了某些高校的食品安全调查项目考察，取得第一手资料。笔者的调查，主要针对以下内容展开：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如何？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存在哪些现实问题？中国粮食安全立法的现状如何？是否有必要制定《粮食法》？我国是否已经具备制定《粮食法》的主客观条件？我国亟需解决粮食安全保障领域的哪些法律问题？对这些法律问题，我们能够提出怎样的解决措施？在实地调查中，笔者深刻地体会到自己对我国粮食安全现状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这与年龄、知识积累、人生经验有关，而且粮食安全的不少数据、报告、规定、草案等属于内部资料，相关人员也不便对笔者透露。中国《粮食法》的颁布实施是一个全新的探索。笔者将继续关注《粮食法》的实施情况，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
二、比较分析
“任何比较法研究作为出发点的问题必须从纯粹功能的角度提出，应探讨的问题在表述时必须不受本国法律制度体系上的各种概念所拘束。”比较分析法的内容丰富，如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其中，横向比较主要是从空间角度出发，对某一问题或制度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关表现进行比较，纵向比较主要是从时间角度出发，对某一问题或制度在同一国家（地区）的历史演进进行比较。狭义的比较分析多指横向比较，即“对不同国家（或特定地区）的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法学方法论的特征即在于：以诠释学的眼光对法学作自我反省。”中国《粮食法》的比较分析需要探讨该问题、制度的根源、历史演进、存在问题，从而达到更好的论证效果。
第一，国内外比较。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极不平衡，其粮食安全现状迥异，在粮食供给保障、质量保障、价格保障等各个方面有很多共性，也存在诸多差异，尤其是法律保障水平的差异。我们需要比较联合国粮农组织和WTO等国际组织、美国等发达国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比较分析有助于促进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借鉴立法的成功经验，探寻立法的失败教训，促进我国《粮食法》的审慎制定和有效实施。当然，我国《粮食法》的某些规定还可能站在国际前列，同样可以对国际社会有所启迪。粮食安全法律保障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
第二，我国粮食“软法”的借鉴。笔者致力于在粮食安全保障领域引入“软法”概念。粮食安全制度保障包括“硬法”与“软法”两个层面。其中，粮食“软法”为中国《粮食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诸多参考，尤其是粮食政策在粮食安全制度保障中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第三，我国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比较。我国地广人多，全国各地具体情况区别很大。广东省作为全国最大的粮食主销区，粮食安全形势相当严峻，但广东省在粮食地方立法方面有一定的开拓（如《广东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2009）），对制定和实施《粮食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四，我国历史上粮食安全制度保障的比较。“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历代政权十分重视粮食问题，提出一系列解决粮食问题的措施，值得总结。
三、系统分析
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而且系统本身又是“它所从属的一个更大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工程是“组织管理‘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使用的科学方法”，是一种“对所有‘系统’都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将系统分析思想引入法学领域，就是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系统工程。我国《粮食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引入系统分析思想。
第一，粮食安全保障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很大，需要技术、经济、制度等多个层面的保障手段。粮食安全保障首先需要自然条件，其次才是技术增进，在此基础上再加强国家经济手段、政策支持等。粮食安全保障发展到一定程度、逐步完善后，法律保障才会越来越重要。
第二，粮食安全制度保障方面。中国粮食安全法律保障尤其是《粮食法》应当借鉴包括粮食政策在内的“软法”制度，促使法与政策并进，实现“硬法”与“软法”的有机统一。
第三，就广义的法律保障而言，应当说目前我国粮食安全方面各个层次的法律制度保障还是比较多的，只是参差不齐、可操作性不强。
第四，就狭义的法律保障而言，我国现有与粮食安全保障最密切相关的法律是《农业法》，而《粮食法》将成为未来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基本法。
第五，具体制度设计方面，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包括粮食供给保障、质量保障、价格保障，必须通过具体制度设计加以落实。
四、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分析是作为交叉学科意义上的新型研究方法，其内涵和外延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有必要将成本收益分析、博弈分析、制度变迁等纳入中国《粮食法》的研究方法中。
第一，成本收益分析。我国《粮食法》的“成本”可以包括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司法成本、守法成本、法律监督成本等。以立法成本为例，《粮食法》其实酝酿已久，需要经历立法创议、调查研究、规划设计、组织起草、意a见征求、修改完善、提交审议、通过公布等立法过程。全国人大、相关政府机关、学界、粮食企业、粮食行业组织、公众、舆论等都构成《粮食法》的立法合力。我国《粮食法》的颁布，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全面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各类法规、规章、政策等必须符合《粮食法》的要求，从而形成统一协调的整体。我国《粮食法》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违法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必将有助于粮食行业的守法共进。
第二，博弈分析。博弈论是多年来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法学界也在积极关注其理论演进。我国《粮食法》所保障的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收购、加工、运输、储备、销售、进出口、消费等各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相关的利益主体。这要求我们要辩证进行博弈分析，正确处理国家利益、政府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私人利益等多重利益关系，尤其要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第三，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体现公权，多为政策和“硬法”。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体现私权、社会权利，多为“软法”机制。在粮食安全保障的制度变迁中，目前最关键是实现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互动，颁布实施中国《粮食法》，带动相关法规、规章、政策的革新。这样一来，有助于促进粮食产业的发展，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体现了法律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
五、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是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注重的研究方法，在大陆法系也相当流行。在我国，与粮食安全保障相关的案件不少，近年来见诸报道的日益增多。但因为我国法学界对粮食安全保障的法学研究缺乏足够重视，对相关案例的关注相当欠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粮食安全领域的案例分析将是中国法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以转基因粮食为例，我国近期曝光出来的湖南转基因大米试验案件就引起轩然大波。其实，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对转基因案例已有相关判定，可供比较。转基因粮食的立法规制涉及转基因粮食的风险评估、安全试验、市场准入、强制标识、知识产权保护、责任追究、救济途径等法律问题。我国《粮食法》对转基因粮食的立法规制要提升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一高度进行考虑，不能草率定论。
通过梳理中国《粮食法》的一系列学术研究方法，目的是深入研究《粮食法》的相关法律问题，有助于《粮食法》的颁布实施，更好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
参考文献：
[1][德]K·茨威格特，[德]H·克茨；潘汉典，米健，高鸿钧，贺卫方译.《比较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2]沈宗灵.《比较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德]卡尔·拉伦茨；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1页.
[4]钱学森，许国志，王寿云.《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载于钱学森等：《论系统工程》（增订本），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2页.
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 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 ln（y）=o 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 （0.10234）
（13.02） （1.824）
r2=0.99987，f = 59234.33832，
se =0.07582，d.w =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 （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食品安全；粮油；质量
一、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粮油作为人们生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们的主要物质来源。在我国粮油的品种是多种多样的，这也体现了我国是农业大国的这一特点。近年来我国的粮油食品发展迅猛，无论是国内的市场上的供给和国外的出口量，我国在全球范围内都是首屈一指的。我国的粮油业发展迅速，粮油的生产规模、销售规模都在大范围地扩大，这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并开始成为国民的支柱产业。粮油的品种繁多、质量可靠已然成为了我国粮油业食品发展的重要有点，但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坦诚地分析检讨我国的粮油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成为了最严重的问题。虽然我国的粮油业发展迅速，生产力水平在逐渐地提升，但同时由于利益的驱使，不少的商贩开始生产劣质的粮油产品，有的甚至假冒其他知名牌子的产品生产有害人体健康的粮油产品。这严重地损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水平，影响了我国国民的身体素质，动摇了社会和谐与稳定，总之不利于我国粮油食品安全的发展。
二、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1.食品安全意识的淡泊
虽然倡导绿色消费、绿色食品已成为社会的主流，大部分的人都自觉地追求食品健康问题，但仍有部分人没有对身体的健康状况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给生产者生产假冒伪劣的粮油食品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从侧面反映出了社会上无论是个人还是生产者，他们的食品安全意识很淡泊，没有切实地将食品安全问题当做食品隐患，而是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这很直接地反映出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对食品安全意识的淡泊就说明了缺少对绿色消费、绿色食品的认识，所以社会必须积极地倡导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的观念，让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深入人心，增强大家的食品安全意识。
2.道德体系下诚信的缺失
市场上的粮油产品良莠不齐，有许多的产品我们单单从表面看不出质量的好坏，有的产品表面装潢得很精美，可是里面的东西质量却不堪入目，以至于我们一直在怀疑我们买的东西是否物美价廉。我们有时候买的粮油产品价格昂贵，但营养价值却很匮乏；更有甚者，花钱买的貌似有营养价值的粮油产品却是伪劣品。这反映了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那就是诚信的缺失。诚信是当今社会最缺乏的品质，没有了诚信，我们很难再去相信任何的善言善语。粮油市场上的产品质量 不一，随时都有上当受骗的可能。
3.利益的驱使
当今社会完完全全是个功利性的社会，功利的存在让整个社会的秩序大大减慢了。商家追求自身的利益是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必须解决生存的问题。但是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来谋取暴利是个不容饶恕的错误。粮油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安全和质量来保证，那人类的生存和身体健康将受到很大的阻碍和威胁。可是现实是，粮油食品本身出了很多的问题，大部分的商家由于利益的驱使，在粮油产品里做手脚，导致粮油质量的不可靠。
三、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的方法
1.有关部门严格检验食品质量
工商管理部门的有效监督和检测是保证粮油食品安全最强制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在诚信缺失、利益横行的社会，除了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的政策，采取强制性的惩罚措施来维护粮油的质量外，没有任何更加有效的方法来保证粮油食品的安全。有关部门应将人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作为出发点，主动、严格地对市场上的粮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督察。采取严格地技术手段对粮油产品进行有力地检测，惩罚生产劣质粮油的部门，清明整个粮油市场的秩序。
2.生产者自觉提高产品质量
生产者作为粮油产品的最初加工部门，是整个粮油产品生产的主要环节和最初环节，在这个环节里生产者要努力地提高粮油产品的质量。严格地把好质量关，诚心诚意地将这些问题处理好，把老百姓的生存安全问题当做出发点和归宿，不能只是一味地追求利润。只有质量上去了，才有可能让生产出来的粮油产品更长久地在食品市场上存活。
3.提高自觉抵制假货的意识
抵制假货人人有责。想要保证粮油食品的质量安全，不能仅仅靠有关部门的治理和生产者的自觉，每个人都应该自觉地增强地址假货的观念，提高自己对假货的防范意识。同时要多多学习辨别粮油产品真假的办法，让自己少受假货的危害，为整个粮油市场的质量安全做最后一道防线。
四、结语
粮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随着人们对绿色食品的追求更将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分析影响质量安全的因素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人们的切实利益，是对生命的尊重。食品安全作为国计民生一项很重要的问题，理应得到更多地关注和整治。
参考文献：
[1] 孙晓明.建立健全粮油质检体系[J].中国粮食经济，2010（6）：61.
[2] 肖亮；郭军，罗汉前.建湖县粮食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江苏粮食， 2008，（4）：28.
[3] 王海，秦辉：影响食品安全性的因素[J].《品牌与标准化》，2011（06）
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ln（Y）=O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0.10234）
（13.02）（1.824）
R2=0.99987，F=59234.33832，
SE=0.07582，D.W=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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