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市场基金论文集锦9篇

时间：2022-06-09 04:35:29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1

一、引言

国内最早的货币市场基金是2003年由景顺长城基金公司发行的景顺货币和由华安基金设立的华安现金富利，但随后发展速度一直缓慢，到2012年3月底货币型基金产品数量仅50只，总份额不足3 000亿份。然而在2010年9月至2012年3月间我国月度CPI数据显著高于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背景下，高通货膨胀率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催生了货币市场基金的主动性创新，比如为应付银行理财产品竞争推出的赎回受限的短期理财型货基；为盘活投资者证券账户中的闲置资金，推出的现金宝业务及交易更加便利的货币型EFT基金；为突破银行理财产品和货币型基金高申购门槛限制，互联网巨头联合基金公司推出了互联网平台货基等，自此我国的货币市场基金规模开始出现快速增长。特别是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后，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更是出现井喷式增长，截止2015年3月底，我国货币型基金的市场份额已超过2万亿份，资产净值约占所有公募基金的46.18%，这表明货币型基金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图1描述了我国货币型基金近年来的发展变化趋势）。特别是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集高流动性、高收益、高便利性及低门槛等优势于一体，极大的加速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利率管制下形成的货币市场正面临着一场颠覆性的变革。从理论上分析，这些以互联网为平台，依托嵌入的货币型基金为载体的金融产品，正在对传统的金融行业造成持久性冲击，迫使商业银行积极调整战略模式和盈利结构，这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变革和完善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

但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对货币市场产生影响的运作机理如何？是否具备获取低风险、高收益的持续性？是否对我国货币市场的定价效率产生了实质的显著影响？本文将系统性的展开相关分析。

二、互联网金融产品对货币市场冲击的分析

收益性、风险性和流动性是金融产品的三大基本属性，金融产品的流动性越差，风险就相对越高，投资者所要求的期望收益率就越高。通常货币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具有期限短、风险低和流动性强的特征，但在利率管制环境下，大额存单和活期储蓄存款之间的利差较大，这种因资金规模而引致的参与限制不仅是货币市场定价效率不高的表现，也意味着货币市场存在着无风险套利的机会，这也为货币型基金通过产品创新突破利率管制培育了土壤。特别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的创新型货币基金更是突破金融机构实体运营下金融监管的壁垒，通过汇集小额分散账户的资金、积少成多，形成较大的资产池，从而具备参与货币市场定价的能力，且由于该类基金资金来源的集中度低，规模相对稳定，呈现出明显的长尾效应。互联网货币基金现阶段的运作成功不仅助推了货币型基金产品的进一步创新，而且对传统的货币型基金经营理念及货币市场定价效率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互联网金融产品影响货币市场的运作机理

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产品，绕开了现有金融体制框架的约束，打破了传统以银行为主体的现金管理格局，成为推动我国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鲶鱼”和搅局者，迫使商业银行改变以往以存贷差为主的盈利模式，极大的盘活了经济体系中不同用途的闲置资金。就现阶段而言：对于投资者，购买互联网现金理财产品，相当于每天可获得额外收入；对于基金管理人，创新开设不同细分市场的互联网现金理财产品，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在参与货币市场投资的同时，随着基金规模的扩大和议价能力的增强，能形成基金运作的良性正循环效应，从而获得较高的管理费用。这意味着，互联网金融产品对投资者和基金管理人而言能够实现“双赢”，但对于占据金融体系主导地位以经营货币为主的商业银行而言，互联网金融产品极大的分割了以往由商业银行因特许权经营获得的垄断利润。事实上，在余额宝等互联网产品推出前，在2011年就有证券公司推出客户保证金现金管理产品，如信达证券推出的现金宝业务，就是利用客户的证券账户中的闲置资金来进行的一种现金理财产品。而余额宝借助互联网平台，却颠覆性的突破了资金来源渠道的约束，正因为如此，以余额宝为主体的天弘基金增利宝基金产品的资产规模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迅速超越8 000亿份，使得天弘基金一举成为国内管理资金规模最大的公司。

然而货币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类型决定了依托货币市场所创新的基金产品必然受到货币市场自身的约束。以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成熟的美国市场为例，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推出货币型基金后，在80年代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但同期美国的货币市场基金一直高速发展，在2008年最高达到3.8万亿美元的峰值，受次贷危机和美国近年持续低利率政策的影响，货币型基金的规模出现了大幅缩水。而在1997年，Ebay公司旗下的全球最大的网上支付公司Paypal于1999年推出了一款与电子商务平台深度融合的货币型基金“PAPXX”，将在线支付和金融业务有机结合，目前的余额宝运作模式与其极为类似，该基金在1999～2008年间深受投资者喜爱，但伴随着次贷危机后的持续低利率，该基金也最终于2011年6月宣布中止。美国的经验启发我们，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并不会像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一样呈线性增长的态势，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及规模均与存款的利差正相关，而且即使在利率市场化的货币市场上，货币型基金的成长空间仍然很大。然而，互联网金融产品依托互联网平台，具备不受空间，时间及客户群体的限制、参与便捷、进入细分子行业的壁垒较低等天然优势，但这也决定了互联网金融产品子市场的市场结构从寡头垄断到完全竞争的速度会较快，未来不同互联网产品竞争的关键可能主要在于客户资源拥有量之间的竞争，尽管目前余额宝的份额一枝独秀，但腾讯、东方财富网、百度等相关细分互联网巨头或平台推出的金融理财产品也在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格局进一步加剧。表1梳理了我国目前的货币型基金类型及不同产品类型的特点及比较分析，以帮助理解不同货币型基金的比较优势及劣势。

由表1可知，我国货币市场的金融创新比较多样化，但由于这些创新型的现金管理工具最终都需要在银行托管，对于商业银行而言，资金并未有本质的流出，即从市场整体看，存量的货币供求之间不存在着动态的缺口，但这些创新型货币基金大大加速货币的流通效率，同时存款的搬家及存款流转后使用成本的增加极大削弱了商业银行低成本使用活期存款的传统优势，一方面商业银行在利率非市场化阶段本身就面临着盈利结构调整下的短期盈利能力下滑的压力，另一方面互联网金融产品的负面冲击又加速了盈利能力下滑，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持续下滑、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偿付风险增加、资金加速外流背景下，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是持久的，虽然商业银行也发行基于银行端的现金理财产品，但相对于起步较早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其整体在资金的灵活性、客户资源拥有量、收益率方面短期可能还存在着短板，这也迫使商业银行限制客户每日往理财通、余额宝等支付工具的转账额度以降低运营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盈利来源

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低成本和易复制性会加剧货币市场基金的竞争，同样也受货币市场整体产品收益率的影响，与股票、债券等市场不同，货币市场的收益率更多由外部流动性供求不平衡性和内部的流动性在不同金融机构和不同类型金融产品之间分配的集中度或分配的平衡性来共同决定。其中，外部的流动性供求一般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周期、执行的相关货币政策有关，属外部变量，并通过价格渠道在金融产品之间传导和市场渠道在不同金融机构和参与主体之间产生作用，最终以货币市场利率的形式反映出来，就是我们通常看到的Shibor利率，反映了货币市场整体的资金供求状况。而Shibor利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货币市场整体的的资金供求，但由于是通过大商业银行报价形成的，且Shibor利率的确定过程中大的金融机构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定价权，因此每日的Shibor利率并不一定是有效的。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灵活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小的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需求，在参与同业拆借的活动中，只要其拆借利率低于大商业银行的拆出利率，市场一定有需求，因此其有提高同业拆借利率的市场化合理定价的作用。因此互联网金融产品依托背后的货币基金载体，从理论上讲有助于形成较为合理的Shibor市场基准利率。事实上，创新型的货币基金以高回报率吸引投资者的同时，自身也隐含着风险，因为金融市场上高收益与高风险相依是不变的定价原则，正是互联网金融突破了传统监管的约束限制，利用诸如“协议存款”、“质押回购”杠杆交易等方式，在我国高储蓄率、缺乏投资渠道、年轻人消费观念转变、利率管制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基于市场非有效而“创造”出来的较高回报率，一旦遭遇系统性金融危机或利率步入下行通道，货币型基金也往往不能保本，美国次贷危机后就存在着很多货币型基金的价值低于面值而不得不面临强制赎回的结局。

三、文献评述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在社交网络、移动支付、云计算等诸多方面的渗透应用彻底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传统的经济金融运营模式。谢平、邹传伟（2012）在国内相对较早的对互联网金融模式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可能是既不同于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也不同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第三种金融融资模式，并从互联网金融模式的支付方式、信息处理和资源配置方面进行了探讨；黄海龙（2013）认为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和金融相结合的新型金融模式，其中电商金融是所有互联网金融模式中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力最大的，他探讨了电商金融的乘数效应和对金融脱媒的影响；贾甫、冯科（2014）认为金融互联网是传统金融技术的升级，互联网金融是基于互联网技术的金融创新和金融重塑的新金融范式，他们从交易成本和风险分散的角度分析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内生性差异，并从风险控制角度，探讨了金融互联网与互联网金融之间的替代和融合模式；戴国强、方鹏飞（2014）从影子银行、互联网金融的视角，利用模型分析和数值模拟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的风险演变，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增加银行风险，而影子银行对银行风险的影响随影子银行的规模增加由正向变为负向，在存款利率管制下影响银行降低经济中的融资成本，而互联网金融增加了融资成本；孙一铭（2014）则相对较系统的介绍了美国利率市场与货币市场基金的发展历史，对我国互联网金融和利率市场化的发展提出了相关的借鉴建议；曹凤岐（2015）认为以互联网支付、P2P网络借贷、第三方支付和众筹融资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是金融模式、金融理念、金融运营方法的创新，与谢平、邹传伟（2012）的观点类似，他也认为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未来将出现一种不同于传统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具有革命性的新型金融，并对传统金融带来新的挑战、竞争和合作，还建议商业银行要利用自身的客户、网络、信息及征信体系完善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尽快转型，此举也将极大促进金融机构的综合发展，推动传统金融企业的市场化。杜昕诺等（2014）也从互联网金融的收益来源，相对传统金融行业的比较优势等角度出发，阐释了余额宝“低门槛、高收益、平民化”的特点以及对传统金融行业的巨大冲击。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均透射出互联网金融将会对传统金融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互联网金融对利率的市场化形成真的产生影响吗？本文拟对我国货币型基金与市场化利率之间的影响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以正确认识互联网金融对利率市场化的实际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实证分析思路

本文主要从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的隔夜利率作为分析对象，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货币型基金拆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互联网货币型基金（Internet Money Fund，简记IF）；一类为非互联网金融的货币型基金，我们简称为普通货币型基金（Common Money Fund，简记CF），严格意义上讲，该类基金已不再单单是传统的货币型基金，也包括了表1中一些创新的货币型基金，随着互联网金融的渗透，这两类基金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普遍被认为是以余额宝的推出（2013年6月7日）作为分界岭的，但后来一些互联网平台的现金理财工具也委托传统的货币型基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最后分类时我们也将其划归为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因此2013年6月7日之前的互联网货币基金实质上也应属于普通货币型基金，但这些货币型基金能在后来受托管理互联网平台的现金理财工具而转型为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应该与其历史的收益率表现有一定关系。由于货币型基金主要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目前国内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一般认为是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①，Shibor的高低反映了报价行对货币市场利率变化的预期及对不同期限货币工具收益性的判断，货币型基金的投资收益率理论上应受到Shibor的影响。本文首先考察互联网货基和普通货基的收益率差异，分析判断互联网货基是否能获得比普通货基显著的高收益；其次考察互联网货基与Shibor之间的相关性，初步判断互联网金融产品推出后是否对Shibor产生了影响作用；最后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考察互联网货基、普通货基及Shibor之间的信息流传递效应。

（二）假设

基于对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运作机理和投资策略的认识，结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反映市场短期流动性需求的原理，我们做出两个假设：

假设1：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显著高于普通货币型基金，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投资战略和资产配置策略。由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相对于普通货币型基金，投资更加灵活，在议价能力方面相对较强，更善于获取套利机会，因此其回报率相对于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一般偏高。同时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有机融合了在线支付、网络交互和金融业务等功能，在扩大用户数量的同时更增强了客户黏性，且由于单个客户的金额较小且相对分散而使得该类基金流动性管理的风险相对较低，其持续相对较高的回报率会引导普通货币型基金改变投资策略以缩小两者的收益率差距。

假设2：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及其变化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之间短期可能不存在相互信息流传递效应。主要原因在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反映的是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供求信息，作为货币市场的准基准利率，同业拆借利率越高，表明流动性的需求越大，货币市场整体提供给投资者的回报率应当越高，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也越高，因此从理论上讲，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之间应当是正相关的。同时，当同业拆借利率较高时，表明银行间资金紧张，由于大的商业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具有的信息优势和规模优势在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出现后极大削弱，这使得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受短期同业拆借利率的影响不大。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决定机制及互联网货币型基金较小的规模也使得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信息流对同业拆借利率可能不产生影响作用。

（三）实证分析

1.样本的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取2012年1月2日至2014年12月31日为研究样本区间，并以互联网货币型基金代表“余额宝”的推出时间2013年6月7日为界划分为两个区间，分别考察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推出前后货币型基金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利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在整体样本区间和两个子区间内互联网货币型基金与普通货币型基金同期7日年化收益率的差异。分别用RIF、RCF表示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和普通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数据库）。在计算时，我们对不同的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共94只）和不同的普通货币型基金（共345只）的每个交易日的7日年化收益率进行简单平均，计算得到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和普通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并利用SPSS软件，样本均值配对T检验，对两组序列的均值进行比较，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互联网货币型基金与普通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无论在整个区间还是分区间，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前者要高于后者0.144%且比较稳定，这意味购入互联网货币型基金长期能获得高于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从收益率的配对检验结果看，在区间Ⅰ，无论是互联网概念的货币型基金还是普通货币型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均低于区间Ⅱ的7日年化收益率水平，且两者的相关系数在样本区间Ⅰ的水平要高于区间Ⅱ，这意味着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币基金推出前，这些未作为互联网货币型基金载体的传统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与普通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之间高度相关，但差异显著存在，且其与普通货币型基金的同步变化性下降，这可能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灵活投资操作风格有关，但事实上，从统计结果分析，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并未取得显著的收益率提升，相反两个区间的年化收益率均值差从0.1443%下降到0.1438%，有缩减的趋势。这表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些对接传统货币型基金的互联网概念基金，在选择货币型基金时可能就是基于历史的收益率数据；二是即使对接了互联网概念，这些互联网概念的货币型基金并未获得相对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明显优势。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互联网概念的货币基金引导了传统货币基金的投资行为和策略；二是互联网概念的货币型基金只是一个概念，并不会对市场产生真正实质性的冲击影响，只是货币型基金的一个投资策略替代而已，这就检验了假设1的合理性。

既然货币型基金的主要投资品种集中于货币市场，那么其7日年化收益率水平就与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天然联系。考虑到互联网货币型基金与普通货币型基金的高相关性，本文仅显示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之间在样本区间内的变化趋势及两者的相关系数变化，结果如图2所示，其中两者的相关系数采用50个交易日的移动窗口进行计算得到。

由图2可知，在2013年6月7日前，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呈现着周期性的高低替换，尽管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高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但并不稳定，同业拆借利率波动幅度比较大，在某些时点甚至高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甚至在余额宝推出后的较短一段时期内，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一度高达10%以上，可见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推出之初对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冲击影响较大。但随后金融创新的渗透和市场对互联网概念货基认识的普及，两者之间的价差保持相对稳定，同时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波动幅度也大幅减少。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互联网概念的货币型基金以其充裕的流动性参与了货币市场上的定价，即互联网金融的推出弱化了大银行在同业拆借市场上的规模和信息优势，因为这些互联网金融产品的高流动性可以满足在同业拆借市场有拆入资金需求的金融机构，这也促成了报价银行的报价时的理性行为。同时从两者的相关系数分析，相关性正负交替，呈现一定的弱周期性，这可能与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有一定的关系，也预示可以利用相关性的交替来构建货币市场的套利组合，本文不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2.货币型基金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之间信息流动性实证分析

我们主要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普通货币型基金和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信息流相互作用情况。

首先，我们对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RIF）、普通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RCF）和同业拆借利率（Shibor）三组时间序列在整体区间和不同子区间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利用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在整个样本区间及两个子区间，c都是平稳序列。但RIF、RCF的原序列在整个区间和区间Ⅰ均存在单位根，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在区间Ⅱ，RIF、RCF的原序列及一阶差分？驻RIF、？驻RCF均为平稳序列。这意味着，作为货币市场基准的Shibor，在样本区间内并未呈现明显的趋势性的变化，即Shibor的变化相对比较稳定。而货币型基金的7日年化收益率在2013年6月7日后，变化也相对比较稳定，这意味着序列的变化不具有可预期性，即互联网基金推出后强化了货币市场上的定价效率。

其次，我们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考虑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普通货币型基金和同业拆借利率之间的信息流传递效应，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要求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在整样本区间及两个分区间主要考虑货币型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的变化？驻RIF、？驻RCF与Shibor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而在区间Ⅱ，考虑到三组原序列均不存在单位根，则对原序列RIF、RCF、Shibor直接进行Granger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可知，RIF、RCF、？驻RIF、？驻RCF的历史信息不会对产生影响作用，但Shibor会对货币市场的收益率或收益率的变化产生作用。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一定程度上Shibor利率的外生性，即Shibor利率是由大的商业银行根据流动性需求给出的报价，尽管货币市场上不同金融产品的收益率发生变化，但对Shibor利率或基准利率并不会产生影响，这意味着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或普通货币型基金对货币市场的定价效率影响还十分有效。但从统计意义上看，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和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对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没有显著的信息流传导效应，但Shibor会影响到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也比较容易解释，普通货币型基金投资的品种主要基于货币市场的金融工具，这些金融工具的定价不可避免的受到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而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投资的品种往往是具有一定议价能力的协议存款或质押式回购，受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影响相对较小。但从统计的结果看，普通货币型基金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及其变化之间存在着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这个也相对容易解释，因为同样的货币型基金均立足于货币市场，只是投资策略和投资的品种可能存在差异，信息流相互影响是合理的，且货币型基金的相对高流动性及不同货币型基金界限之间的逐渐模糊，使得两者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相对较高。这也验证了假设2的合理性。

进一步的，我们考察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对普通货币型基金和的冲击效应。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在2013年6月13日实质性推出，我们选取区间II作为研究区间。图3所示的为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收益率及其变化（RIF、？驻RIF）对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及其变化（RCF、？驻RCF）、Shibor及其变化（Shibor、？驻Shibor）的响应函数分布。

由图3可知，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收益率的一个正的方差新息（Innovation）对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作用呈正的倒“V”型（图3a-1），表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收益率的提高短期会带来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上升而后趋于下降至平缓，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短期逐利的投资行为更易捕捉货币市场的套利机会，这可能会吸引原本以长期资产配置为策略的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投资行为，进而产生货币市场产品前的供求失衡而达以动态定价的再平衡；而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收益率的一个正的方差新息对的作用呈负向作用，且长期趋于稳定（图3a-2），这表明当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收益率增加时，往往意味着货币市场定价效率的失衡，大商业银行对通过调整报价来降低利率的水平，以引导货币市场定价效率的提高。而互联网货币型基金收益率的变化值的变化对普通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变化呈下降趋势（图3b-1）、对Shibor的变化则没有明显的影响（图3b-2），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的收益率对Shibor利率影响有限的事实。

五、结论及建议

互联网在金融领域的渗透，极大的颠覆了传统的金融市场运作模式和商业银行的盈利结构，提高了金融市场的定价效率，也将有助于推进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本文以互联网货币型基金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考虑了互联网货币型基金和普通货币型基金及市场准基准利率Shibor之间的相关性及信息流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互联网货币型基金相对于普通货币型基金具有显著的正收益。这意味着我国货币市场整体还未达到有效市场，尽管存在着价差空间，但不一定能获得套利的机会，原因在于无论是在整体区间、还是互联网金融产品推出前后的子区间②，该价差相对稳定在0.144%的水平，而产生这种价差的原因可能不是运作模式的原因，而可能是源于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能力差异，因此互联网平台本身所具备的高收益率可能并不存在，因此我们不易夸大互联网金融高收益率的神话。

第二，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货币市场准基准利率Shibor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独立性。互联网金融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流目前商业银行的部分存款和理财产品，但仅限于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盈利结构和盈利模式，而这种利存贷差的客观存在是以我国的利率管制为前提的，我国早就在银行间市场推出的Shibor作为准基准利率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并调整基准利率的。在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货基推出后，Shibor利率基本与互联网金融货基的收益率之间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利差水平，而产生这种价差的原因主要就是缘于互联网货基的期限与隔夜Shibor之间期限的不匹配，因此Shibor利率基本上受到互联网货基的冲击较少，这也保证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有序推进。

第三，互联网货基的出现会加速利率的市场化，但对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定价冲击较少。换言之，互联网货基仍然是货币市场的从属品，其之所以能获得较高收益主要根源在于在无形交易的货币市场上，且由于利率管制而导致的货币市场利率定价不高所产生的结果，很难具有持续性。事实上，如果将互联网货基的规模与银行业内的个人存款相比仍然比例较小，银行通过创新开发出新的现金管理工具，与这些互联网货基相比，商业银行的高信用和积累的渠道资源仍然是其他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而且互联网货基主要吸引的是小额的、分散的活期资金，对于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影响相对有限，但对于银行而言，互联网货基协议存款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成本显然远高于活期存款的成本，这将瓜分商业银行的制度红利。

国外的经验表明，即使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货币市场基金仍然具有比较好的发展空间，互联网货基的出现，是金融业的经营理念是一种颠覆性创新，其依托于互联网支付终端的分散的客户资源，将海量的用户作为潜在的客户资源，使得开展金融业务时的长尾效应达到极致，倒逼利率市场化和存贷款“价格双轨制”的改革，也对我国长期依靠政策红利运营的商业银行带来了挑战，从长期来看是利于货币市场发展的，但互联网货基根植于货币市场，其未来的发展规模和盈利能力仍然会受到存款利率差的影响，并不会对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起到决定性作用。在未来我国货币市场发展的过程中，监管部门应积极应对互联网金融给货币市场带来的冲击，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多样化货币市场的参与主体，推动我国货币市场的国际化和开放性，创新多样化的货币市场工具，满足不同参与主体的交易需求；同时，也要强化对互联网货基的监管，在投资组合的资产质量方面、分散化方面及到期时间方面给予一定的窗口指导，以规范互联网货基的运作，增强互联网货基的风险管理意识。

[注释]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2

论文关键词：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改革，对策

一、经管类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现状

货币银行学是教育部确定的21世纪高等学校经济类、管理类各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普通高校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经济与管理类专业都把货币银行学作为专业必修课程，通过教与学，使学生能够较为全面的认识和理解货币、信用、银行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运用和方法等。

从普通高校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大纲来看，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按先后顺序大致如下：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利率、金融市场简介、金融机构体系简介、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均衡、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国际收支、外汇与汇率、国际资本流动等。教学中一般把重点发在货币、信用、商业银行、中央银行、货币需求与供给、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等章节上，教学内容主要限于货币与银行。对国际经济与贸易、电子商务、市场营销等经济管理专业而言，作为专业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按上述内容体系来安排教学存在很大的缺陷，特别是在我国银行以外的各类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已经基本建立的今天，对经管类专业学生局限于货币与银行的教学内容更显得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也落后于现代金融理论的发展。

二、经管类专业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教学内容的专业区分度不够

目前，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的一个缺陷在于，在教学实践中对金融专业学生和经济管理类专业之间的教学内容上区分度不够。对于金融专业学生和经管类专业学生而言，作为基础课程的货币银行学的地位有些共性，但也有不同的意义：金融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之后，还将进一步学习金融学专业的不同分支学科课程。国际经济与贸易等经济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课程以后，还会学习国际金融课程。而电子商务和市场营销专业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在学习完货币银行学之后，一般不会再学习金融学中的其他课程。对于经管类专业的学生侧重于掌握与市场、单位和个人分配关系密切相关的金融实践的内容，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对策，而对于金融理论的部分可不作太高要求。所以，对经管类专业学生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应该更全面一些，但深度要求却要比金融专业低一些，即应在教学中全面地了解现代金融体系及其运行的基本原理，使他们对货币银行学有清晰和较为全面的认识，而不应仅陷于货币与银行体系的运行。

究其原因，与我国的传统有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期，金融体系还不太健全，很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没有建立或者是依附于四大国有银行，多种金融市场没有建立或者刚刚建立，社会融资基本依靠银行融资，其他融资渠道基本还处于萌芽状态。在这种状况下，金融问题基本上就是货币、银行和信贷的管理。所以，在我国传统上的货币银行学的教学中，就基本上是以货币、银行和信贷为主要内容了。

（二）教学内容与其他课程重复度高

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有许多重复的地方，特别是在宏观金融部分。例如，目前经济管理专业的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中关于通货膨胀等内容与宏观经济学中的内容基本相同。再例如，均衡利率的决定及作用等内容，也与宏观经济学中的重复较多。

考察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传统的货币银行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大纲中找到答案，在上述两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中都有相关内容，而且这些相关内容在两门课程中都属于重要的知识点。特别是近年来的教学评估，要求教师严格按照统一的大纲和教学内容开展教学，自然会有相关内容的重复。

（三）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不够

主要体现在：一是传统内容所占比重过大。对于经济管理专业学生而言，学习货币银行学主要是了解各种金融市场和各种金融机构的作用、行为，以及金融投资的基本原理。而在目前的货币银行学内容中，货币与货币制度、信用等内容所占篇幅过大，偏重于宏观金融，以及货币政策等，这在当前国外经管类专业的同类课程中，一般也不涉及这方面的内容。[3～5]二是现代内容相对缺乏。比如利率理论部分忽视了利率的计算和结构；在金融机构和市场体系中缺乏现代金融中介基本理论分析，也缺乏对一些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运行的分析；在金融市场部分缺乏资产定价基础和选择行为理论。

（四）教材建设的滞后

新教材建设和推广的滞后也是金融学教学内容调整滞后的原因之一。在对高校教学评估、专业评估中有一项内容就是使用优秀教材，但是各机构以前评出的优秀教材不一定随实践和理论发展进行调整，实际上，很多机构评出的“优秀教材”在内容上是过时的，“优秀”也只代表过去的优秀，并不代表现在和未来的优秀。其次是部分教师自身所接受的货币银行学教育就是传统的货币银行学教育对策，如果调整教学内容，要花不少时间和精力补足新的知识，而且要更换原有的教案，这就要投入更多的精力，这导致了教材建设的滞后。

（五）教学内容改革的动力不足

查阅相关教学改革的文献，大都是关于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的内容，在教学实践中也比较重视对教学条件、教学手段、以及教学方法的改进，而对教学内容的改革则被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目前，我国高校对教师的量化考核中，每年必须完成的科研量化考核是一个硬约束，重科研而轻教学的现象比较普遍。在职称评审、各级人才项目资助中基本上都是以科研为导向。虽然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但教学效果评价比较困难，取决于多种难以量化的因素以及难以由教师自己控制的因素因此，教师的选择大多是在完成基本教学任务的基础上，以科研为重，而不愿意把太多的精力投入教学研究中去，从而造成教学内容滞后于金融实践和理论发展的现状。

三、经管类货币银行学教学内容改革的对策

（一）教学内容安排上区分不同专业

针对不同是专业，教学内容安排上应有所侧重。如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而言，金融市场的理论和应用，特别是国际经济市场的理论与应用，应该是重点内容，但这些知识往往建立在数学模型上。现在还有相当一部分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难以适应现代金融理论与教学发展的需要。所以，从教师的角度来说，需要不断地学习，更新自身知识结构；从学校来说，应该鼓励教师到知名院校、到国外学习。另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通过优化教师的配置，对这些新的教学内容确实有困难的教师，应尽量避免安排这样的课程，而相应地安排能够胜任的教师承担本课程，尽量发挥所有教师的专长，扬长避短。

（二）依据学科发展规律和专业特性，适当调整教学内容

对于经济管理专业而言，在教授金融理论时，重点不是要强调高深的理论知识，但在知识点上可以相对全面，所以在教学内容安排上可以不是很深奥的理论知识对策，而适当扩展金融知识面、增加贴近现实的案例等，以激发学生兴趣，培养他们的金融意识。同时，在应用性方面，则应要做相应地加强。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一是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货币理论部分涉及到货币的职能、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与经济均衡。这些都是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知识，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都有所涉猎。在本门课程中，可以采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这些知识点串起来，而不用陷于理论知识点的反复讲解。货币政策部分包括货币政策的功能定位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如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最终目标等，我们可以采用案例教学，主要关注现实中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如面对通货膨胀，该如何运用货币政策等。其次是删减传统内容，货币的起源、发展和货币制度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专业来说可以删除，只要在货币理论部分介绍货币职能就可以。

二是金融市场部分。金融市场部分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现代金融市场的基本结构及各类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和工具，教学内容必须涵盖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基本结构、功能和工具。第一，要增加货币市场及其子市场、资本市场及其子市场、黄金市场、以及外汇市场的介绍，这样可以使学生对金融市场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而言，外汇市场的介绍还应有所加强。第二，增加信用与风险的内容，特别是金融危机。

三是金融价格部分。针对经济管理专业的应用性特点，金融价格行为理论可以作为主要内容加以讲授，这些内容主要是与利率相关的计算和利率结构、各种有价证券的定价、资产选择行为等内容。从国外的教材来看，这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要特别予以强调。对于现代金融的金融期权和远期协议等内容，可以对其基本内容加以介绍，拓展知识面。而均衡利率的决定及作用等内容与西方经济学中的重复较多，可以适当删减。

四是金融机构部分。金融机构部分的教学要让学生了解各类金融机构的功能及基本业务，教学内容必须涵盖存款性机构（包括商业银行、政策性（专业）银行、储蓄机构和信用合作机构）、非存款性机构（包括证券公司、信托机构、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保险公司）以及金融调控与监管机构。第一，增加金融中介的介绍，我国的银行业改革过程不过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目前我国银行中介机构已呈现多元化格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已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并有三家已经上市，城市银行中也有几家已经成为上市银行对策，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等。这些都是新近出现的，在一般的货币银行学教科书中所涉甚少。而对于商业银行部分关于商业银行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等内容可以删除，商业银行这部分教学内容可以集中在其业务和功能定位上。第二，增加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介绍，特别是对证券公司、投资基金、储蓄与合作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定位和基本业务的介绍，这一部分是目前的教学中普遍缺少的。

（三）加强教材建设

在教材建设中，一方面是紧跟理论发展的前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理论超前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和理论，因此，有必要紧跟发达国家的前沿理论，保持货币银行学教学的前瞻性，随着理论的发展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吸收现代经济理论的新成果。另一方面是货币银行学的教学内容要适当超前于我国的实践。我国正处于转型期间，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超前的理论作指导。因此，货币银行学教材在内容安排上应该随实践和理论发展适时作出调整，适当超前于本国实践的发展。

（四）理顺教学改革的思路，加快教学改革

学校不仅要重视科研，也要从制度上建立推进教学改革的激励机制。一是理顺科研与教学的关系。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研是提高师资水平、教学水平、人才培养质量的强有力支撑。学校可以设立相应政策，引导教师把科研融入到教学改革当中。二是加大教研教改支持力度。对于教研教改项目的立项及实施给予相应的经费支持。三是依托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等，加快教学内容改革。

参考文献：

[1]黄达.货币银行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戴国强.货币银行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3]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斯坦利G.埃金斯.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斯坦利.G.伊肯思.金融学——投资、机构与管理[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5]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3

[关键词]股票市场；货币需求；货币政策

我国股票市场建立二十多年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股票总市值占GDP 的比例最高达50%左右，已成为亚洲最大的证券市场之一。股票市场的发展同时也对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严峻的挑战，随着股票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日益提高，其对货币政策，尤其是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日益明显。

传统的货币理论强调货币供应主要考虑商品和劳务供求，但却忽视了金融资产的交易同样需要货币作为媒介。一般认为，股票市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促使其交易量扩大，使货币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发生变化；同时，资金为了寻求高额回报在不同市场间流动也导致了货币寻求的短期变化。而在我国目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情况下，股市与货币需求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行为，进而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要影响。

一、货币需求理论及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国外研究概述

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主要包括传统货币数量论、凯恩斯“流动性偏好”货币需求论、弗里德曼现代货币数量论等。纵观西方货币需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货币数量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和数量关系的解释，是货币需求理论最基本的思想和理论渊源。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货币购买力》一书中对传统货币数量论作了系统清晰的阐述。费雪提出的现金交易数量说阐明，总支出仅仅决定于货币数量的变动,而对利率波动不具有敏感性。认为货币是用来交换商品和劳务,以满足人们的欲望,货币最终都将用于购买。剑桥学派则在费雪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了利率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大萧条，凯恩斯经济理论开始发展起来，他强调经济的长期性和非充分就业，对货币需求提出著名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凯恩斯把行为人对于货币的需求称为流动性偏好,他认为形成流动性偏好是出于交易动机、预防动机、投资动机三个动机。后凯恩斯派的鲍漠和托宾的现金管理模型和惠伦模型是对原有理论用数学公式进行阐述和补充。

在货币需求的研究中将股票市场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是在1956年弗里德曼发表《货币数量论:一种新的解释》一文中，他给传统货币数量论以新的解释。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将货币视作任何一种资产,运用资产需求理论得出了货币的需求是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和恒久性收入的函数。关于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机制，弗里德曼认为体现在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替代效应四个方面，在上述四种效应中，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会增加货币需求，而替代效应则减少货币需求。

M. Friedman（1988）利用1961—1986年美国的季度数据对股票价格的货币需求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股价上升的资产组合效应不明显；利用1886—198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所做的实证检验却发现，股价上升对M2的财富效应小于替代效应，这表明股票价格的上升将减少货币需求。

Palley（1995）的实证研究发现1976—1991年美国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货币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并且发现通过引入股票市场变量可以提高货币需求函数的预测能力。

（二）国内研究状况概述

随着1991年底上海和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的建立，我国股票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开始进行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如谢富春和戴春平（2000）利用1994—1999年的季度数据对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计时发现，股票市值同M1、M2和准货币的名义余额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石建民（2001）以中国1993—2000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表明，中国股票市场交易与货币需求量正向相关。姜波克和陈华（2003）利用证券收益率及其方差来估计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证券市场真实收益率期望值和方差与货币需求实际余额显著正相关。易行健（2004）利用我国1994—2002年的季度数据，采用Johansen 协整方法，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减少了对狭义货币与广义货币的需求，体现了极强的资产替代效应和交易效应；同时，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结构存在显著的影响，估计系数表明了股票市场交易与货币流动性M1/M2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从以上的研究结论看，我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本文对股票市场通过交易效应、资产组合效应、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对M1、M2以及货币需求总量产生的影响进行考察论证。

二、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

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方程式（1）作了进一步的改进，改进后的方程见公式（2）。

MV=PQ（1）

其中，M表示货币数量，V表示货币流通速度，P表示商品价格，Q表示商品交易量。

MV=PT+PSTS （2）

其中，PS表示股票市场价格水平，TS表示股票市场交易量，PSTS则表示股票市场股票交易所需的货币流通量。

公式（2）给出了一个涉及产品市场、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三市场的货币数量模型。该模型表明货币的总流通量不仅取决于实体经济中的产品市场交易，而且还受到股票市场交易的影响。从总量上看，股票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取决于人们对股票的需求，以及股票的价格水平。当股票价格上涨时，PS上升，因此股票交易动机的货币需求将增加。而且股票价格的上涨通常会带动股票交易量TS的放大，从而进一步导致货币需求增加。

（一）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交易需求的实证分析

为了证实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是否对货币的交易性需求产生影响，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论证。模型的样本数据为2002—2009年的季度数据，为了得到更准确的结果，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全部采用相对量而不是绝对量。模型的因变量为狭义货币余额增长率（M），自变量包括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率（GIP）、物价增长率（CPI）、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金额增长率（TRD）以及一年期存款利率增长率（DIR）：

M1 = A1+a1GIP+b1CPI-c1DIR + d1TRD（3）模型回归的结果如表1：

货币交易需求的回归结果显示，股票市场交易与货币需求量呈正向相关。尽管货币需求与股票市场交易之间的系数并不是很大，回归方程的D.W值偏低，但在模型既定的样本容量和确定的自变量数目下，同时给定0.05的显著性水平，D.W值的上下限分别为1.74 和1.16，而模型的D.W值介于0和下限1.16之间，表明存在一定的一阶正自相关。使用广义差分法来修正方程的序列相关性，重新回归的结果如表2。

（二）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总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货币交易需求回归主要是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产生的交易需求，因而采用的是狭义货币M1。狭义货币相对于广义货币而言更能体现货币的交易性质。但股票市场对货币的影响并不仅仅只在交易需求方面，它还会通过其他效应和机制对货币总需求产生影响，只有同时对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进行分析，才能判断股票市场是如何影响货币需求的。因此，这部分实证分析将考察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总需求的关系，由于考察的是货币总需求，相应的货币指标将采用广义货币M2，与上一部分对应，其回归模型如下：

M2 = A2+a2GIP+b2CPI-c2DIR + d2TRD （4）

回归分析表明，股票市场与货币总需求同样具有统计显著性，呈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价格上涨、交易量增加，会导致货币总需求相应增加。回归结果的D.W值与回归方程（3）类似，相对偏低，表明检验结果存在一定的序列相关性。使用广义差分法进行重新回归，结果如下表3。

修正结果与初始回归结果虽然在系数大小上存在差别，但在基本结论上并不冲突，且正负方向仍然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总需求函数是具有影响，而且呈正相关关系，说明在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产生的正效应（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负效应（替代效应）的相互作用中，增加货币需求的正效应超过降低货币需求的负效应，从而使股票市场与货币总需求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三、结论分析

以上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是有影响的，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会产生一定作用，但由于我国股票市场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其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对于我国股票市场来说货币需求产生的影响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股票市场的发展规模。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上证指数无论对M1，还是对M2需求都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两方面的作用，原因是股票价格波动对货币需求的替代效应是负效应，对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交易效应是正效应，正效应之和大于负效应，应说明我国股票市场投资者一般都具有较低的风险偏好。因此，当股票价格上涨、风险程度增加时，人们并会增加其资产组合中相对安全资产的比重来抵消这种风险，将部分资金撤出股票市场，转而投向定期存款、国债等相对安全和稳定的资产。

（二）现金化交易规则，我国证监会规定股票市场交易必须采用足额的现金，所以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交易效应十分明显。由于证券保证金计入M2，当股票市场活跃时，一部分货币就从现金、活期存款进而转化为证券保证金，从而减少M1，增加M2。

(三)投资者偏好。我国股票的投资者散户较多，机构投资者正处于发展阶段，还尚不成熟，对股票的认识还不充分。当股价上涨时，往往有更多的投资者和更多资金以各种方式进入股票市场；当股市低落时，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特殊性，散户和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又具有投机性，资金不会迅速撤出市场。这与国外的投资行为完全不同，所以能够产生相应的财富效应和资产组合效应，但其持续行不强，一旦投资者将资金的投机失败，资金迅速会撤出市场。可见其财富效应和资产组合效应并不显著。

四、对策建议

伴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和不断完善，它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也在不断地突显。因此，要关注股票市场的发展，实现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的良性互动。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完善货币市场，促进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协调发展。两个市场的良性发展，是金融行业有效运行的市场基础，也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内在需求。股票市场发展到一定规模，而货币市场的发展相对滞后，则会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股票价格持续上涨时，投资者评估股票预期收益率高于实业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量资金便会留在股票市场，货币需求就会减少，此时不应再增加货币供应，否则将助长股市泡沫滋生，带来经济发展不稳定，造成虚假繁荣；而当股票价格持续下跌，股票市场处于低迷状态时，由于股票市场的替代效应大于其他效应，货币需求就会增加，这时就应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这将有助于活跃股票市场，促进股票价格上升，增强其融资功能。

（二）货币政策应该关注股票市场的变化，将股票价格作为影响因素纳入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整个股票市场就是经济的缩影，股票价格本身包含了丰富的经济信息。但是货币政策制定也不能完全盯住股票价格，这是因为货币政策虽然能通畅地传导到股票市场，但是我国股票价格的波动性很强，股票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不够明确，这样就导致股票价格的变化与实体经济周期不一致。因此，一方面货币政策可以通过货币需求量调节股票市场的发展，也可以根据股票市场的变动情况预测对货币需求的变动以便及时调整货币供应；另一方面，应着眼点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货币需求量以及市场利率等指标的综合分析判断。

总之，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应该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程度，适时地考察货币需求函数的变化和影响因素及产生的效应。只有很好地理解货币需求的影响因素和效应，才能帮助决策者们在一个正确的框架下成功地实施货币政策。

[参考文献]

[1]王晓芳，王学伟.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8(3).

[2]徐慧贤，郭玉洁.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的实证分析[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2007(1).

[3]戴晖.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和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研究[J].当代经理人，2006(14).

[4]邓雄.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总量的影响[J].福建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5]朱静平.股票市场影响货币需求的定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6(5).

[6]赵明勋.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需求实证研究[J].财贸研究，2005(2).

[7]易行健.关于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总量与结构影响的分析[J].经济科学，2004(6).

[8]余元全.股票市场发展对我国货币需求的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2004(1).

[9]朱道益.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6).

[10]魏永芬.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1).

[11]石建民.股票市场、货币需求与总量经济：一般均衡分析[J].经济研究，2001(5).

[12]申建文，王立平.中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影响效应的计量分析[J].西南金融，2008(9).

[13]李金垒，靳学会.国内外货币需求实证研究综述[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6）.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4

【关键词】内生性货币供给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一、货币供给内生性的理论概述

（一）货币供给相关理论

货币供给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向经济中投入或收回货币的行为。货币供给量是指一个国家在某一时点上为确保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而维持的货币存量，它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一定时点的负债总额。

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是共同决定货币供给量的三大因素。现代经济金融条件下，货币供给机制由商业银行创造存款货币和中央银行发放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进行宏观调控这两个层次构成。基础货币是商业银行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再加上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币的总和，它在性质上直接表现为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通过信用活动来投放基础货币，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则由中央银行资产和负债的变动引起，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渠道进行：再贴现和再贷款，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购买黄金、外汇。商业银行是二级银行制度下货币供给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也是货币体系正常运行的重要载体，通常情况下，商业银行是通过提供活期存款服务、发放贷款等方式来创造货币的。货币乘数是货币供给量相对于基础货币的倍数，即，其中为货币供给总量，是指基础货币，就是货币乘数。货币乘数由活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超额准备金比和通货比率共同决定。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无常是不争的事实，它完全取决于支付制度与交易习惯，中央银行无法进行控制，因而不存在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

（二）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起源和发展

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书中首次将货币纳入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认为货币是外生性的，并把这一观点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基本前提假设。弗里德曼和米什金等经济学家也认为中央银行对基础货币的可控性很强，同时对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因此他们提出，货币供给是可以被中央银行控制的外生变量。

然而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和金融理论的创新，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并不是毋庸置疑的。格利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书中第一次提出内生货币的概念，从债权角度以私人部门的标准来区分内生货币与外生货币。耶鲁学派的代表人物托宾认为，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又由公众的资产偏好决定。因此，货币供给是由包括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活动共同决定的。随着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不再明显，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的差异日渐淡化，货币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内部变动，难以由货币当局直接控制，从而表现出内生性。以戴维森和温特劳布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新的解释和发展，他们以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作为主要命题之一，在货币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目前，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依旧比较强大，中央银行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货币调控责任。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逐渐提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在不断增强，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不断减弱。

二、基础货币的内生性分析

（一）再贴现及再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中央银行进行基础货币投放的最主要的渠道，主要途径是再贴现和再贷款。再贴现和再贷款通过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负债，而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使基础货币等额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减少对商业银行的再贴现或者再贷款，那么基础货币也就会相应缩减。

当商业银行要求央行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时，中央银行为了维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只能按照商业银行的要求增加再贴现和再贷款，由此形成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倒逼机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货币供给开始表现出内生性的特征。其次，由于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还处于不断完善的阶段，社会信用机制还在不断健全，票据贴现市场还没有发育成熟，导致我国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的发展非常缓慢，使得基础货币没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这使再贴现及再贷款呈现出内生性的特征。

（二）购买政府债券及对财政贷款的内生性

中央银行无论是直接购买政府债券，还是对财政进行贷款，或者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持有的政府债券增加，都扩大了对财政的资产项目，使财政金库里的存款增加。当支用财政金库里的存款时，财政金库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减少，因此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也就相应增加。这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对财政的资产业务，使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得到增加，从而使基础货币也相应增加。

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开市场操作是中央银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但是在我国，这一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作用并不能被有效的发挥出来，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1年以下的短期政府债券的数量非常少，适合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不多，严重制约了中央银行对这一政策工具的有效利用。第二，由于央行自身所持有的债券也十分有限，使得基础货币难以像金融理论指出的那样通过逆回购业务来收回，导致基础货币的调控作用受到限制。最后，国债被国有银行视为优质资产，虽然这些国有银行持有大量国债，但出于盈利性目的的考虑，他们不愿将这些国债出售给中央银行，这就使得公开市场交易受到限制，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三）购买黄金、外汇的内生性

通过收购黄金和外汇，中央银行可以增加外汇储备，形成自身的资产。如果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一方面会使通货投放增加，另一方面会增加居民或企业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如果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则会直接使商业银行的准备金存款增加。不管是中央银行向居民或企业直接收购黄金和外汇，还是中央银行直接向商业银行收购黄金和外汇，都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增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出售黄金和外汇，则会引起基础货币的减少。

外汇占款是通过下面的传导机制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当外汇占款减少时，中央银行会相应地减少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使货币供应量减少。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外资不断流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使得汇率的影响逐渐加大。为了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满足金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中央银行不得不购入大量的外汇，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必须发放更多的基础货币使得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得到强化。综上所述，中国基础货币的供给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中央银行可以控制基础货币，但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进程的不断推进，互联网金融使电子货币、金融衍生产品和虚拟资产等新型金融资产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中央银行将逐渐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三、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中央银行决定货币供给的三大因素之一。

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可以表示为活期存款与现金的和除以商业银行准备金与现金的和。通过进一步分解，狭义货币供给的货币乘数还可以表示为，其中，和分别表示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表示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广义货币供给，其中T为定期存款。由此可知，通货比率、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比率、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定期存款比率等变量共同决定货币乘数。其中，公众行为决定通货比率和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决定超额准备金比率，而中央银行只决定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的法定准备金比率。这说明，狭义的货币乘数和广义的货币乘数都不能由中央银行完全决定，货币乘数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可以看出我国的狭义货币乘数和广义货币乘数都是不停波动的。在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是针对商业银行的各种存款的，并非单就活期存款而言。影响现金比率的因素主要包括利率水平、财富水平、收入和信用状况、支票和信用卡的使用程度以及地下经济状况等。我国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比率的波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整体趋势较为平稳，受利率变动的影响较弱，它的波动主要是由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超额准备金率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商业银行对于资金的风险收益及成本的权衡。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货币乘数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中央银行无法直接控制，也就是说，我国的货币乘数具有内生性的特征。

四、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流通速度是指单位货币用来购买经济中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平均次数。美国经济学家艾尔文-费雪提出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对货币流通速度做出了说明。现金交易方程式的含义是：流通中货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的乘积等于价格水平和总产出水平的乘积。费雪认为，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很小，因此可以看作是外生性的。在古典货币数量论的基础上，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庇古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提出了现金余额数量说和剑桥方程式，分析了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动机，认为现金余额的变化是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主要因素。剑桥方程式指出：货币量等于货币量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终产品和劳务价格水平和实际国民收入三者的乘积。此外，凯恩斯提出流动偏好理论，将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划分为交易性货币需求、投机性货币需求和预防性货币需求三种，认为货币流通速度随着利率的变动而波动。

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的，它与经济增长率有着密切的联系，表现出明显的顺周期性，虽然年度变化很大，但有逐年稳定的趋势。

五、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政策启示

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创新，我国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使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在金融市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开放的经济环境也使货币的自由兑换成为可能。所有的这一切，都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使传统的货币调控政策面临挑战。通过前文的分析，对此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实施与我国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宜的货币政策手段，提供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协调的货币供给。相比于直接货币政策，间接货币政策是以市场为基础运行的，更能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提高，更适合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要求。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包括利率、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另外，央行在调控货币供给时，应使货币供给的增长保持与经济增长速度的相互协调，除了要在数量上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更要在结构上满足经济良性发展的要求。

第二，培育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目前，中国缺乏维持金融秩序和货币供给的有效机制，因此，金融市场的稳定必须借助于中央银行的外部调控。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货币供给的内在稳定机制对金融体系的完整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所以，积极建设良性的货币供给内生机制意义重大。

第三，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随着金融市场的创新和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货币的外延日益扩大，各种虚拟资产和电子货币相继出现，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应积极利用利率的中介作用，当务之急就是加快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建立利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此外，要大力发展银行间债券市场，放宽目标汇率波动幅度，充分发挥本外币公开市场操作的作用。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5

关键词：货币政策；开放式基金；波动溢出；时滞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04-0124-02

1引言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准备金率、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主要的内容，不同的工具的变化都是经济形势的转变和经济政策变动的表现，货币政策的变动对其他金融市场有较强的溢出效应。我国的基金市场的建立时间不长但一直发展很迅速，截止2010年12月31日，我国基金总数达706支，份额为24，366.13亿份，资产净值为24，339.64亿元，同期开放基金份额为为23149.96亿份，占比为95.01%，资产净值为22，739.26亿元，占比为93.42%。基金市场尤其是开放式基金市场的蓬勃发展与我国经济形势关系密切，我国的货币政策的变动直接或间接的干预我国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对我国基金市场有较强了的波动溢出效益。对我国货币政策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波动溢出研究，有利于正确发挥货币政策对金融市场发展的引导作用，同时也为基金市场风险管理和资产定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本文将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和开放式基金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出货币政策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影响。

2货币政策对开放式基金市场波动的影响

我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为存款准备金、利率、货币供应量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来影响资本市场，本文主要从利率的变动以及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两个方面来分析货币政策对开放式基金市场收益的影响。

首先，我国的开放式基金主要是投资于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其资产构成主要由股票构成，股票的价格变动以及债券收益的变化是我国开放式基金净值波动的主要原因，而利率变动对我国的金融资产价格有很大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波动。其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的通货膨胀水平下，当货币供应量增速超出货币的实际交易需求，大量的资金会满足投资者的投资和投机需求，投资者将资金投向金融市场，从而推动金融资产的价格上升，开放式基金的价格上升，反则反之。

3实证分析

金的波动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以测度货币政策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

3.1利率变动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影响

3.1.1样本数据选取

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推动了我国股票市场的繁荣从而带动我国基金市场的高速发展，同期的经济周期的波动比较大，我国货币政策对股市的关注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多次调整利率造成对开放式式基金市场的波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选取2005年4月~2010年12月的时间内的利率的变动数据并对此进行事件分析，在此观察期内，中国人民银行多次宣布调整利率，利率调整的时间一般相隔较为长，可以将每次利率调整作为单独事件进行分析，以得出利率调整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短期波动影响。同时，本文选取由Wind资讯提供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作为样本数据，代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波动状况。

3.1.2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事件分析法分析利率变动对我国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波动溢出影响，事件分析法又称累计异常收益率法，主要通过一些短期指标在界定的时间窗口中的变动是否超额来测度某一事件的影响。

本文将2005年4月~2010年12月的利率变动作为事件，选定事件发生日的前后10个交易日为事件时间窗口，通过观察时间窗口内的开放式基金指数的超额收益来测度利率变动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影响。

开放式基金的收益的计算方程为：

利率变动的时间窗口日的开放式基金指数平均收益率CAR方程为：

，k为事件日窗口的交易日天数

开放式基金指数平均收益率AR的计算方程为：

AR=∑nt=1Rtn，n为数据样本的数目

通过对比开放式基金的平均收益率AR和利率变动窗口的开放式基金的平均收益率CAR，可以推断利率变动是否对开放式基金市场波动的影响有效。

根据每次利率调整日的前后10个交易日的开放式基金收益数据计算得出超额收益CAR，同时计算出所有观察期内的开放式基金的平均收益AR，并将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所得结果如表1。

在观察期内的9次利率上调时，只有一次CAR

3.2货币供应量变化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影响

本文将对货币供应量变动对开放式基金市场收益的长期影响进行VAR模型实证分析。

3.2.1样本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2005年4月~2010年12月这段时间内的三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M0、M1和M2的月度指标来表现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其中，M0=流通中的现金，M1=M0+企业活期存款+其他存款，M2=M1+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同时本文选取同一期间的中证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收益Rt（构成同上小节）代表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收益波动状况。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货币供应量变动对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波动的影响。

3.2.2检验方法与实证分析

（1）平稳性检验。

对2005年4月~2010年12月月度数据M0、M1、M2和Rt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说明M1和M2在观察期内是非平稳的，所以本文对其选择二阶差分，结果所有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表明可以对其协整检验。

（2）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货币供应量与开放式基金收益波动之间的协整关系，本文对分别对M0和Rt以及M1、M2和Rt的二阶差分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货币供应量M0、M1和M2同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收益Rt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对观察期内的M0、M1和M2与开放式基金指数收益Rt做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检验。

（3）Granger因果检验。

对2005年4月~2010年12月的货币供应量M0和M1同开放式基金指数的收益Rt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观察期内，货币供应量M1和M2分别都是开放式基金指数收益的Granger原因，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长期影响开放式基金市场。由于当选择较长滞后期时，M0、M1和M2的Granger因果关系很明显，表明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波动性的影响有较长的滞后期，一般在为半年以上。

（4）脉冲响应分析。

对货币供应量M1，M2和开放式基金指数收益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脉冲响应结果表明货币供应量M1对开放式基金收益产生负方向的影响，但存在3个时间单位的滞后期，货币供应量M2对开放式式基金收益产生负方向的影响，但存在大概4个时间单位的滞后期。

4结论与建议

从对利率的短期变动影响的实证的结果看，利率的调整对开放式基金市场主要是正向的，利率上调时，开放式基金指数上涨，利率下调时开放式基金指数下跌，利率调整对开放式基金市场的短期影响是无效的，这与实际理论是矛盾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经济进入繁荣或者萧条时期时，会促使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或者下跌，同时经济的过热或者萧条也会引起货币政策的收紧和放松，货币政策的调整基本与同期的相关金融资产的价格保持正向的关系，政府对经济的状况提前没有做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调整滞后不能有效抑制金融资产价格的暴涨暴跌。

从VAR模型回归来看，我国货币供应量在长期上是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波动原因之一，M1和M2对开放式基金市场都有正向的相关关系，M1和M2的增长推动开放式基金指数的上涨，但是在一定的滞后期货币供应量对开放式基金收益产生负向影响，同时我国的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有限，而且还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说明我国的金融市场的有效性还是比较低，开放式基金市场的投资风格趋向投机性，促使市场的波动性扩大。同时我国的货币政策的滞后期较长，对货币政策的调整提前预期机制尚未有效形成，没有很好的发挥引导资金配置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的形成机制还不够成熟，比较难以及时实现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预期调控效果，造成金融资产价格包括开放式基金收益的滞后反应，因此，央行建立合理经济预期机制，完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加快利率市场化，同时在货币政策调整时要考虑金融资产价格。另外，我国开放式基金的收益受经济周期和货币政策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短期影响较为明显，导致市场的波动较为剧烈，开放式基金的抗风险能力能力较低，不能体现基金的稳定市场的功能，因此，政府要引导以基金为主的机构投资者树立价值投资理念，做好对经济周期的提前预期以减少羊群效应，真正发挥基金市场特别是开放式基金的专家理财和降低风险的功能和特点。

参考文献

［1］万军，谢敏，熊正德.金融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09，（7）.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6

关键词：法定存款准备金央行票据再贴现率居民消费指数

我国CPI调控与货币政策工具选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可知，自1995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为：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稳定币值的核心是抑制通货膨胀，避免通货紧缩，即控制物价水平，使其在短期内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使用货币政策时，需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作为媒介，再通过一系列传导过程去实现操作目标和中介目标，从而达到稳定币值这一终极目标。

CPI是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是衡量通货膨胀的重要指标，反映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故是较受全社会关注的物价指数，也是保证社会经济生活稳定的重要参考指标。近年来我国CPI持续上涨是受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共同作用形成的。需求拉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近年来外汇流入过多，使央行投放基础货币量增加，进一步使货币供给增长过快。成本推动主要是指生产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价格上涨，使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涨。这两点都与货币相关，前者中货币供给是通胀的根源，需要紧缩货币；后者中货币是其他因素的传导环节，因此需要抓住此环节，仍需紧缩货币。故治理通胀较有用的工具是货币政策。

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关键。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可分为一般性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不常用，且只在某些特定情况出现时选择性和针对性采用的，将其作为探究手段不能较好地对整个宏观经济影响实效性和预测性进行研究。故对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研究更有导向和预测意义，它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再贴现率，又称为“三大法宝”。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内部资本市场；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12.02

中图分类号：F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12-0006-05

Monetary Policy，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and R&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LIU Shengqiang， CHANG Wubin

（School of Accountancy，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67）

Abstract： Based on the samples of Ashared listed companies which revealed R&D expenditure from 2007 to 2014，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netary policy，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and R&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Result shows that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company， the listed private corporate group can take better advantage of the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to decrease R&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bility； the increase of money supply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and the function of monetary policy is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private enterpri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ight monetary policy，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plays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relieving R&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bility than that during the loose monetary policy phase and there exists substitute effect between monetary policy and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which， to some extent， indicat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establishing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to promote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internal capital market； R&D investmentcash flow sensitivity

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于一个国家或企业的重要性，而企业R&D投资（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R&D）作为技术创新的核心，已逐渐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性投资决策行为。尤其是对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所面临的产能过剩、效率低下、产业急需转型升级等一系列经济问题都需要并且也只能借助加大R&D投资、促进技术创新来解决。然而受限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以及R&D投资具有投资金额大、周期长、变现速度慢等特点，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严重地依赖内部自由现金流 [1，2]，即R&D投资对内部自由现金流敏感。因此，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将有助于提升企业R&D投资规模[3]。

内部资本市场作为欠发达国家克服市场不完善的一种制度创新，广泛存在于多元化、多单位企业或企业集团内部[4]。目前大量研究表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能通过多种方式帮助成员企业绕开外部融资的限制，降低R&D投资对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依赖[4～7]。成员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集团内关联交易、资金拆借、委托贷款等方式绕开外部资金融通的限制，还能将内部资本市场上不完全相关的现金流进行整合，通过协同效应增强集团总体的借债能力[6，7]。而货币政策作为一国为实现既定经济目标而采取的政策性工具，对企业及企业集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改变企业融资成本和限制融资规模，并最终影响微观主体的投资行为上。大量研究表明，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企业更容易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信贷支持，此时R&D投资对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依赖减弱[8～10]。既然内部资本市场是企业在外部融资受限情况下的一种自我制度创新，那么在不同货币政策下，企业外部融资环境发生变化时，内部资本市场的作用将会发生何种变化呢？为此，本文从货币政策和内部资本市场入手，研究其对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及货币政策调整下内部资本市场功能的变化情况。

3实证分析

31描述性统计

表1给出了按货币政策松紧度和是否附属企业集团分组的描述性统计。从1至6列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强度RD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按货币政策松紧度分组来看，无论是否附属于集团企业，货币政策宽松阶段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自由现金流Cfo以及净资产收益率Roe数值均显著高于货币政策紧缩阶段。按是否附属企业集团分组来看，无论货币政策处于何种阶段，独立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均显著高于附属于集团的企业，而附属于集团的企业其自由现金流Cfo均显著高于独立企业。而最值得关注的是货币政策紧缩阶段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程度ICM值要显著高于货币政策宽松阶段，这强有力地说明了在流动性偏紧时，集团内部更加依靠内部资本市场运作来缓解外部融资的限制。

32回归结果分析

表2给出了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关系。从1至7列可以看出，Cfo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R&D投资对自由现金流敏感。从第2列和第5列全样本来看，Group（ICM）×Cfo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总体上能够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产权性质来看，民营企业Cfo系数要显著大于国有企业，说明我国民营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要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而无论是按虚拟变量Group还是按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程度ICM分组来看，民营企业Group（ICM）×Cfo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国有企业Group（ICM）×Cfo系数均为正，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在民营企业中很好地发挥了降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而在国有企业中则存在相反的现象。至此，假设1仅部分得到验证。

表3给出了货币政策MP1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从1至3列来看，交乘项Cfo×MP1系数均为负值，除第3列外，均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我国货币政策总体上能够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分产权性质来看，民营企业组Cfo×MP1系数要显著小于国有企业组Cfo×MP1系数，说明货币政策对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缓解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这个结论与目前大多数学者的结论一致。至此，假设2基本得到验证。

表4给出了不同货币政策下，内部资本市场对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可以看出，无论是按虚拟变量Group还是按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强度ICM分组，货币政策紧缩阶段的Cfo系数总是大于货币政策宽松阶段，说明货币政策紧缩阶段企业R&D投资对自由现金流更敏感，R&D投资更加依靠内部自由现金流。但是，区别在于交乘项Group（ICM）×Cfo的系数均为负值，且紧缩阶段的Group（ICM）×Cfo系数要显著小于货币政策宽松阶段，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总体上能发挥降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作用，且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其发挥的作用更加明显，表现出替代功能。至此，假设3基本得到验证。

4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货币政策MP2作为替代变量，给出了不同货币政策MP2下，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之间的关系（见表5）。按虚拟变量Group分组来看，交乘项Group（ICM）×Cfo系数均为负值，且货币政策紧缩阶段Group（ICM）×Cfo系数显著小于货币政策宽松阶段，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按内部资本市场活跃程度ICM分组来看，货币政策紧缩阶段Group（ICM）×Cfo系数也显著小于货币政策宽松阶段。其他变量的系数与表4均不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可以判断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5研究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能够有效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且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这种作用存在显著差异。民营上市公司能够很好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降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而在国有上市公司中，内部资本市场却发挥着完全相反的作用。②货币供给量的增加能够有效降低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货币政策的这种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③当央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时，无论是否附属于企业集团，都加剧了企业R&D投资对内部自由现金流的依赖，但是附属于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可以有效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降低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而当央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企业R&D投资对自由现金流的依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但此时内部资本市场对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缓解作用并不如货币政策紧缩时明显，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着替代效应。

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从宏观货币政策和内部资本市场两个角度研究了其对企业R&D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并深入考察了彼此之间的交互关系，丰富了现有相关文献；实践意义在于指出了如何降低企业R&D投资对自由现金流的依赖，以此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对微观企业而言应该构建有效的内部资本市场，充分利用其融资优势来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对民营企业；对政府而言，应该适时地创造良好的研发环境，如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

参考文献：

[1]唐清泉，肖海莲.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基于企业R&D异质性视角[J].南方经济，2012（11）：40-54.

[2]Stein J. Agency，Information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in[A]. Constantinides G， Harris M， Stulz R.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M]. Elsevier，2003.111-165.

[3]Jensen M C.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Corporate Finance，and Takeover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1）：323-329.

[4]Peyer U A，Shivdasani. Leverage and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Evidence from Leveraged Recapitalization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1，59（2）：477-515.

[5]Lensink R R，Molen R Gangvpadhyay. Business Groups，Financing Constrains and Investment：The Case of India[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2003（12）：93-112.

[6]黎来芳，黄磊，李焰.企业集团化运作与融资约束――基于静态和动态视角的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9（4）：98-106.

[7]卢建新. 内部资本市场、外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融资――来自美国1980～2008年的经验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4）：78-85.

[8]李虹檠，杨矗陈芳.中国货币政策在不同产权结构企业间的差异效应研究[J].软科学，2010（9）：51-56.

[9]饶品贵，姜国华.货币政策波动、银行信贷与会计稳健性[J].金融研究，2011（3）：51-71.

[10]龚光明，孟澌. 货币政策调整、融资约束与公司投资[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11）：95-104.

[11]黄志忠，谢军.宏观货币政策、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约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证据[J].会计研究，2013（1）：63-69，96.

[12]万良勇，魏明海.集团内部资本市场、银行债务与债权人保护――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方经济，2009（1）：54-63.

[13]Allen F， J Qian， M Qian. Law，Finance，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5，77（1）：57-116.

[14]朱凯，万华林，陈信元.控股权性质、IPO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基于金融发展环境的分析[J].金融研究，2010（5）：179-190.

[15]谢军，黄志忠.区域金融发展、内部资本市场与企业融资约束[J].会计研究，2014（7）：75-81，97.

[16]Williamso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s[M].Collier Macmillan Publishers，197586-99.

[17]刘星，计方，付强.货币政策、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资本投资[J].经济科学，2013（3）：18-33.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8

货币政策是指由中央银行采取的，通过影响货币和其他金融条件来寻求实现持久的产出增长、高就业和物价稳定等广泛目标的行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则是指货币供给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离开这些环节和方式，货币政策工具就失去了作用的前提和依据。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及货币政策模式的选择是与对货币供给特性的认识和判断紧密相连的，货币供给的特性主要是指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是指货币供给是由商品流通及经济活动所内在决定及制约的内生变量；而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则指货币供给是由经济过程以外的其他因素（如货币当局）所额定制约的外在变量。当代西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都是以外生货币供给为理论基础的。然而，自外生货币供给理论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并通过经验事实证实了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的声音有时因处于非主流地位而略显微弱，但他们的观点与论据为我们拨开货币的神秘“面纱”、认知市场经济运行的真实面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对我们正确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制定货币政策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下面首先对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予以简要论述，以便为后面探讨内生货币供给视野中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一个理论平台。

一、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与外生货币供应理论的主要分歧

从货币理论史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和根本分歧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而非必要性上。从必要性上讲，几乎所有的货币理论家都不否认货币供给有符合货币需求的必要性，并以此作为理想、合理状态，但内生论者不仅认为这种内生性是必要的，而且也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必然结果。反之，外生论者却否认内生货币供给的客观必然性。现代信用货币供给的内生特性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与主流经济学派的货币争论中得以深入研究和发展。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理论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静态均衡理论。作为这种理论核心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交换经济模型。这一模型抽象掉了生产过程，从而也抽象掉了生产过程所体现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建立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基础之上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派的一条共同的主线就是货币至少在长期是“中性的”。也就是说，相对价格，收入和产出与在长期货币数量是无关的。同时，价格的总水平是由货币数量所唯一决定的。因此，价格水平的变动——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完全是货币数量变动的结果。但是货币数量的变动本身却不是由金融因素作用所内生决定的，而是由金融市场外的一些力量所外生决定的。这包括作为商品货币的贵金属的发掘与流通；或者在信用货币体系中，货币是由政府或货币当局（中央银行）发行所创造的。后凯恩斯主义者在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货币理论提出批评的同时，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货币如果真的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摆脱“面纱”命运，成为“强大的工具”，那么它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而必须进入生产领域，与人类的劳动和物质财富的创造相结合。这就意味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这是使货币与生产相结合，与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相联系的基础，这也是我们理解货币内生特性的关键。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是深刻而本质的。马克思认为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在流通之外取得了一个“独立”的“存在”，马克思把他称之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即货币作为“货币”。从内容上看，它是“表现为个体的一般财富”，是“社会财富的一般概括”这就为货币向资本转化，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打下了坚实基础。马克思对资本所做的首要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也就是说，货币不应再仅作为流通手段，而是应该成为“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这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韵最后形式。……同时也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这就建立了资本与货币的内在联系。而财富取得了货币的形式，就使得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劳动的消费来实现，而劳动的消费就是生产过程，这样，我们就从交换价值和货币的流通出发，通过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走到了生产领域，在货币与生产之间建立了内在的联系。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就使得货币本身“作为可能的资本……变成了商品”，在“商品或货币的形式上被购买”。当然，货币资本的这种商品性及其买卖形式，与普通商品有所不同，它是“作为自行增值的价值贷出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是资本关系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后，货币内涵及外延的深化和发展。而货币经营资本和生息资本则在银行上获得了统一，银行成了专门经营货币存款的特殊机构，以货币资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的中介人身份出现，把借贷货币资本集中在自己手中，作为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与职能资本家对立。由于它们为整个实业界贷款，也就把借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对立。于是，银行既代表货币资本的集中、贷出者的集中，也代表借入者的集中，成为整个市场经济运行的轴心。银行信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具有存款创造功能。马克思指出，银行作为货币资本的集中者，其资本是由公众的存款转化的，而“存款只是公众给予银行家的贷款的特别名称。”实际上，除了少量的银行准备金之外，银行的大部分存款要么由存款人互相提供的贷款而抵消，仅仅作为帐面项目起作用，要么就作为生息资本贷放出去，它们不会留在银行的保险柜里，而是通过贴现、贷款流到企业、通过购买公债流到政府，或者通过有价证券的买卖流到私人及证券交易人手中，也就是说，银行资本的最大部分是虚拟的，是由债权、国家证券和股票构成的，是“银行家向国家、股份公司生产资本家索取未来收入的凭证”。虽然存款可能已被银行贷出或变成了虚拟资本，但存款者的货币提取权却并未消失，人们既可以通过银行转帐又可以通过现金支付把它当作实际的货币来使用。因此，银行具备创造货币，扩大货币流通总量的功能，“同一些货币可以充当不知多少次存款的工具”，当流通中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300万镑”时，“存款却有2700万镑”就不令人奇怪了。而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货币的数量最终取决于生产和流通过程对货币的需求。总之，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将货币问题放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来研究，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信用货币的本质及其内生创造过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上达到了理论与逻辑的统一。而同样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却经历了漫长的认识及理解过程。

熊彼特在回顾西方货币理论发展时，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在信用货币创造问题上的认识是极其狭隘的：他们脱不开实物分析的束缚，只是把银行理解为闲散货币和货币使用者的中介人，把真正的放款者理解为公众，从而认为信用在本质上与银行无关，银行只是使现有的流动资金做更多的事情，而不会增加它的总额。指出其错误根源后，熊彼特认为，银行虽然在形式上不创造法偿货币，但从放弃货币使用权这一意义上说，存款者并没有因为把钱存入银行而向贷款者借出任何东西，他们通过支票或银行转帐仍在花钱，存款从法律上说不过是索要法偿货币的权力，但经过银行的信贷行为却能在很广的范围内象法偿货币一样使用。所以从实质意义上说，银行的行为几乎等于创造了法偿货币，并通过“非正常信贷”与货币资本的形成联系起来。这对于正确理解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信用创造”理论，不仅承认了“显而易见的事实”，而且清楚地“显示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储蓄投资机制和银行在资本主义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实实在在分析上的进步。”而要“经济学家们”理解这一点，却很困难，“即便是现在，该学说的某些最重要方面也不能说得到了完全的理解”。尤其是凯恩斯在其给西方经济学带来“革命”性影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采用了外生货币供给的假设之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更是一度消沉下来。

直到1959年，英国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关于“货币体系之运转”的引起争论的报告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该报告对以新古典综合派思想为指导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严重疑问。其总的结论是，货币供给量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不甚重要，只有对经济的一般流动性加以控制才是一种有效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所谓“拉德克利夫流动性命题”。报告认为，“同支出有关的是整个流动性状况，而不仅仅是货币供给。因为购买商品和劳动的支出决策——决定需求水平的决策二—是由支出者和不同金融集团的流动性决定的。”影响一般流动性的因素不仅包括收入、可转换资产和支出者的借贷能力，而且包括原意按一定条件为人们的支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的经营方式、情绪和资金来源。因此，按照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货币政策强调的重点不应放在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上，而应放在“其行为似乎可以对经济中的流动性的大小造成重要影响的所有金融机构集团上”。虽然没有明确说出，拉德克利夫委员会实际主张的是，货币供给是内生的，因而它是不受货币当局控制的。

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观点为金融中介机构职能理论的代表格利、肖与耶鲁学派的代表托宾所继承。他们针对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从反面提出材料，力图证明货币当局等外生力量对货币供给的控制是极为有限的，货币供给主要是独立于外在控制的经济过程内部活动的结果。格利和肖强调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中的作用。他们指出，人们之所以认为货币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是因为他们为货币仅仅是交易和支付工具的传统观念所束缚。实际上，货币并非只是作为支付和交易工具而是作为一种金融资产而被排他地需求着。二次大战后，经济发展的特点是比商业银行发展得更快的非货币金融媒介的增长，“货币机构与非货币的中介机构……都创造金融债权，他们都可以根据持有的某类资产而创造出成倍的特定负债。……它们都能创造可贷资金，引起超额货币量，并产生大于事先储蓄的超额事先投资”。也就是说，这一间接金融过程不仅增加了可贷资金的供给，而且也扩张了经济中流动资产的量，而这种非货币金融是在货币当局控制之外的。正因于此，使得原有的货币金融政策对货币供给的控制力量已显著削弱。耶鲁学派资产选择理论的代表托宾基本上也按同一思路提出了他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托宾指出，对于公众来说，货币和其他资产之间，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实质上的界限。在现代复杂多样化的金融世界中，公众可选择的资产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和具有替代性。商业银行与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创造在很大程度上受大众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又受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环境的影响。这样，货币供给量就决非中央银行及其政策所能完全控制的。

近些年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项主要理论贡献就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将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推向深化。然而，对于货币供给是如何内生决定的这一问题的研究，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当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被迫满足他们的需求，否则这将影响金融体系乃至整个经济的活力。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或通过再贴现窗口来满足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要求就无法进行有效的数量控制。我们对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温特劳布、卡尔多和莫尔等人。拉沃伊（Lavoie）总结了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观点：“在平时，商业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贷款，中央银行准备提供所有的准备或在现有的利率水平上提供所需的差额……贷款创造存款，存款创造准备。货币供给在中央银行或银行系统给定的固定利率上是内生的。它可以用一条给定利率上的水平的直线来表示。”因此，货币供给为需求所决定。中央银行只能控制利率而无法控制货币量。

另一种观点则强调当银行和其它金融中介机构的准备金不足时，它们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如从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处获得。我们对此称之为“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明斯基、罗西斯和埃尔利等人。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的一大特征就是把资金从活期存款吸引至联邦基金、欧洲货币市场和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等短期货币市场融资工具。这些工具的准备金要求与活期存款相比要小得多，甚至为零。这样，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有效控制准备金的绝对水平，但通过资产负债管理，既定数额的准备金就可以支撑更多数额的负债管理型储蓄，而更多的储蓄也就可以支撑银行对经济活动的更多信贷。资产负债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在给定的金融结构中，它会对利息率产生向上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于负债管理中更高的利息成本对银行资产负债表中负债一方带来的影响。如果商业银行想继续保持它的利息（利润）水平，这种高成本就会传导给借贷者。当然，商业银行也可以创新出新的金融工具来减少高利息成本对借贷利息率的压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与适应性内生货币理论观点相反，利息率的决定并不是由中央银行产生并控制的一个单向过程，而是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影响下，金融市场的各经济主体包括中央银行、金融中介机构、企业和公众等在金融创新的过程中，通过行为互动和理性选择而共同决定的。这样，在利率——货币供给二维空间上，货币供给曲线就是正向倾斜的，货币供给的数量和价格反应了需求和供给的各种因素的作用。最近的实证分析证明结构性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在发达国家更具有效性。

二、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虽然货币供给内生论者因分析的角度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者一些分歧，但他们共同的观点是：货币供给量不是由政府货币当局（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而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这源于他们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的认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建立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上的一种实物交换经济，而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现代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经济活动是资本家（投资者）为赚取利润而进行的投资和生产活动。货币就是投资和生产得以实现和顺利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具。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因素，为避免生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收益的风险，要素所有者在向资本家提供生产要素时，都要求资本家以货币这种为社会所公认的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作为预先支付（在国民收入统计核算体系中，这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可视之为货币流量）。而资本家为获得这笔预先支付，可以同银行签订债务契约，以资产（可视之为货币存量）抵押的方式从银行得到这笔借款，并承诺用投资的未来收益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而银行则通过“信用创造”，为企业提供这笔贷款。因此，货币不仅仅是作为交易媒介和价值储藏手段，更重要的是货币是作为一种债务契约进入社会经济生活的。货币供给和债务，和生产过程就紧密联系起来。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的最扼要的解释。这一理论自然而重要的推论就是利息率在国民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

1.利率在内生货币供给体系中的作用。

在货币与利率的研究中，长期以来，人们是以外生货币供给变动如何影响利率水平作为研究的内容，认为在货币供给和利率的关系中，外生货币供给是自变量，而利率则是随之而变动的因变量。而如果不再将货币看成外生变量，而是视作内生变量时，利率变动就可以通过对贷款人和借款人就货币供求的态度发生改变，从而导致货币供求变化而使金融出现紧缩或膨胀，这样，利率变动对经济也就具有调节作用。尤其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中，货币供给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及其它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创造了存款。这一观点也为前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副主席艾兰·霍尔迈斯（A1an Holmes）所证实，“在现实世界中，银行扩充信贷，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存款，然后再寻求准备。”如上所述，金融中介机构（贷款人）主要是通过创新性资产负债管理来寻求其准备的。而市场利率就是其寻求准备的成本，利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贷款人的资产负债结构，通过贷款人对贷款决策的调整而影响社会信用利用的可能性。因此，在金融创新造成货币供给内生特性愈发彰显的情况下，虽然中央银行已经失去了对流动性的完全控制能力，传统的以控制货币供给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此以后就毫无作为了。实际上，即使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货币政策也是重要的，只不过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传导机制发生了变化。正如雷（Wray）所指出的，“即使商业银行的预期与借款者的预期同方向变动，商业银行也不能完全适应性地满足信贷需求。……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教科书存款乘数或传统的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的观点。但是，中央银行能够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而中央银行使商业银行难于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手段就是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过对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调控来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2.中央银行利率目标选择及传导机制。

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决定的基准利率，以及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利率等构成。如前所述，由于金融创新使再融资的主动权不在中央银行手中，所以中央银行通过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通称再融资利率）的变动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更关注的是其告示效应。，即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信号，其变动可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而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因此受到市场的普遍关注。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备付金率曾是中央银行利率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随着金融体系的开放和发展，货币当局要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来源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重要性已大大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如美国、加拿大、瑞士、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零准备金率正成为一种趋势。

中央银行通常依赖于基准利率来调控货币市场的利率。这是因为基准利率可以直接影响银行的存贷款利率水平，并通过资金的流动而使货币市场的利率结构趋于合理。作为中介目标的利率一般指短期货币市场利率，货币市场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市场，由各子市场，如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短期债券市场等组成。利率作为市场价格，它将信号准确地传达给货币市场的参与者，并以各种短期金融工具为载体，通过市场参与者的买卖而将各子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利率是维系各子市场有序运作的纽带。当然，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体系合理、健全与否关系到货币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是否能够稳定发展，建立一个合理市场化的利率体系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和目标。

总之，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内生货币供给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货币供给量向货币市场利率转化，而货币政策工具也由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等直接调控工具向公开市场操作转化。与外生货币供给下的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其目的不是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而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节货币市场利率而影响金融机构和企业、个人的资产负债选择和金融机构的贷款成本，以及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从而对货币供求产生影响，最终达到货币政策目标。

从实践中看，美国在整个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而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又处于较低水平的发展时期，这被人们称之为“新经济”现象。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经济现象是与美联储宏观调控有着密切关系的，尤其表现在美联储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也就是由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转移到对利率的调节，并逐渐形成以微调为特色的利率政策。这显示了建立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基础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

3.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在我国计划经济和转轨经济中，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由于“倒逼机制”和体制外“灰色金融”的存在，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我国货币供给也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内生性。

（1）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按照我国货币层次定义，广义货币M2由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构成，即M2=C+D.基础货币B=C+R+Re+NR，其中R是法定准备金，Re是超额准备金（1988年3月之前为备付金），NR是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若记c＝C／D为现金流通比率，r和 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re）×D＝R+Re，nr＝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m=M2／B为货币乘数。于是：

m=M2／B＝C+D／C+R+Re+NR=1+c／c+r+re+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现金流通比率c、法定准备金率r、超额准备金率re和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而且货币乘数与这四个因素都是负相关的。但从1988年至1998年3月，法定准备金率维持在13％不变，可视为常数。nr的值较小，而且变化平稳，其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金流通比率c按下面的公式分解：c＝C／D；C／E.E／Y.Y／D，其中E为消费支出，Y为国民收入，C／E为现金消费比率，E／Y为平均消费倾向，Y／D为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随着金融机构的技术和服务的创新（信用卡、支票帐户等）的发展和深入，C／E可望不断下降；平均消费倾向E／Y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储蓄倾向的上升也在不断下降；存款货币的周转速度Y／D与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效益有关，金融效率的提高，将使货币的周转速度下降。因此，从总体来说，我国现金流通比率的长期趋势是下降的，而我国的货币乘数m却由 1993年的1.45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可见，c值与货币乘数的负相关关系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c值的变化对货币乘数影响很小。这样，在我国现阶段影响m的因素主要是超额准备金率。

银行持有超额准备金的主要目的是保持其具有充分的流动性，而这也就产生了流动性成本，即因持有低收益的超额准备金而无法进行高效益贷款所承担的机会成本。因此，超额准备金水平主要取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在经济高涨时，投资需求增加导致对货币的需求增加，必然造成贷款利率提高，而贷款利率的提高将增加持有超额准备金的机会成本，银行会减少超额准备金，降低超额准备金率，由此提高了货币乘数。而在经济衰退期则产生相反的效应。因此，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呈典型负相关关系的，货币乘数的变动就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征。对我国货币乘数变化的考察证实丁这一点。我国的超额准备金率由1993年的5％左右一直上升到1996年以后的9％一11％，翻了一番，而货币乘数也由1993年的1.45一直下降到1996年以后的1.1—1.2左右。

（2）基础货币供给成为内生变量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渠道主要有再贷款、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外汇占款。

首先从再贷款渠道来看，在经济转轨时期，由于经济增长的粗放模式和投融资体制的缺陷，财政和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在投资饥渴症的刺激下，必然转化为银行信贷的软约束，从而形成“适应性内生货币供给”式的“倒逼机制”，导致信贷规模失控。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基本告别短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形势下，企业亏损面增大，市场投资获利机会少，企业投资意愿不够，信贷需求萎缩，而银行也在风险约束下出现“惜贷”行为。这造成从1996年到1999年末，中央银行对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再贷款余额从14088亿元下降至11520亿元，而且出现提前归还再贷款的情况。这显然与央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以上分析表明企业信贷需求的顺周期特性决定了中央银行再贷款的伸缩，央行的再贷款具有典型的内生性。

其次，再贴现也具有内生货币的典型特征。在我国现阶段，由于社会信用体制不健全，商业票据尚未普及，票据贴现市场远未发育成熟，使得我国再贴现业务发展缓慢。2000年，央行再贴现贷款仅占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3.5％。而即使再贴现业务形成规模，也难以成为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有力工具。因为再贴现同再贷款一样，其主动权是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的，这一点已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所证明。

再次，中央银行并不具有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控基础货币的绝对主动权。这主要是因为适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债券资产短缺，而中央银行本身债券也不足，难以通过逆回购业务收回基础货币，只能做投放短期资金的单向操作，灵活性受到束缚。据统计，1999年底，央行资产负债表列明的各种债券仅为118.9亿元，仅相当于其总资产的0.34％。持有大量国债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将国债视为优质资产而不愿出售，这些都使得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基础，从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主动性受到很大限制。

最后，外汇占款的形成在目前体制中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央行通过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具有很强的被动性，经济高涨，国际收支顺差时，央行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银行结售汇制度正常运行，必须抛出本币，增加外汇占款。如1994—1997年，外汇储备大增，中央银行资产中的外汇占款分别增加3740.51亿元、2292.65亿元、2804.23亿元和 3070.62亿元，外汇占款也成为基础货币增加的主要渠道，1995年，外汇占款增量与央行资产运用增量之比高达75.2％，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央行试图控制基础货币投放以抑制通货膨胀的关键时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人民币不贬值使我国出口增长下降，外汇收入减少导致外汇占款增速缓慢，2000年外汇占款增加753亿元，占全年央行资产运用增加额的26.1％。这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基础货币数量成为依赖于外汇市场状况的内生变量。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政策目标下，外汇占款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主动调控基础货币的手段。

货币市场基金论文范文9

【关键词】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

一、引言

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受到货币资金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其决定性因素还是人民银行基准利率。

人民银行基准利率是指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它是我国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它在整个金融市场和利率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起决定作用，它的变化决定了其他各种利率的变化。

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Shanghai　Interbank　Offered　Rate）是中国人民银行为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指导货币市场产品定价，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而推出的中国货币市场基准利率。Shibor自2007年1月4日起正式开始运行，已经能够较好地反映资金成本、市场供求和货币政策预期，逐步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上重要的指标利率，在浮动利率债券以及衍生产品方面发挥了定价基准的作用，并为拆借及回购交易、票据、短期融资券等方面提供了定价参考。

本文借助VAR模型估计、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及方差分解等计量方法对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利率与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数据的选取与处理

由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招投标自2006年开始且在2006年只进行了一次，2007年也只进行了一次，因此本文选取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招投标较多的2008年1月至2011年5月作为样本区间，该样本区间共有41个月度数据，其中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有7个月没有，本文将距其最近上个月份的中标利率分别作为这7个月的中标利率，建立三个时间序列数据。为了保持期限的一致性，保证实证结果的准确性，三种利率被选取的利率期限均为6个月。

为了分析的方便以及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性质的匹配性，本文选取存款利率作为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代表。用Shibor代表货币市场利率，并分别用ZI、SB、DI表示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的月平均值、6个月Shibor的月平均值和6个月存款利率的月平均值，dZI、dSB、dDI　分别表示他们的一阶差分序列。

三、实证分析

（一）平稳性检验

为了防止虚假回归情况的发生，应用Eviews5.0先对ZI、SB、DI以及他们的一阶差分序列dZI、dSB、dDI　的进行单位根ADF检验。ZI、SB、DI是不平稳的，而它们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用数学表达式可以表示为ZI～I（1），dZI～I（0）；SB～I（1），dSB～I（0）；DI～I（1），dDI～I（0），故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二）VAR模型与Johensen协整检验

首先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这里使用LR准则、FPE准则、AIC准则、SC准则和HQ准则相结合的方法，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标准，结果发现各变量都是滞后2阶。

其次，进行Jonhanso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ZI、SB、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再次，建立VAR模型。

估计结果表明ZI受SB　的影响，SB受DI的影响，而DI不受ZI和SB的影响。即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受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受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影响，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不受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于ZI、SB、DI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因此ZI、SB、DI可以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检验，SB是引起ZI的格兰杰原因，而ZI不是引起SB的格兰杰原因；DI是引起ZI的格兰杰原因，而ZI不是引起DI的格兰杰原因；DI是引起SB的格兰杰原因，而SB不是引起DI的格兰杰原因。这说明货币市场利率引领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的走势，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不能引领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表明货币市场利率能够为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提供定价参考作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能够引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的走势，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不能引领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走势；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能够引领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而货币市场利率不能引领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走势。

为了进一步了解这种引领程度的大小，可以通过方差分解进行分析。

（四）方差分解

在对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序列ZI的方差分解中，货币市场利率序列SB对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ZI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程度是较高的，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序列DI对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ZI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程度是较低的。在对货币市场利率序列SB的方差分解中，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序列DI对货币市场利率序列SB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程度是较高的，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ZI对货币市场利率序列SB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程度是较低的。在对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序列DI的方差分解中，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ZI和货币市场利率序列SB对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序列DI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程度都是较低的。这表明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受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大，货币市场利率受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影响大，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不受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

第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与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之间至少存在三个协整关系。这表明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第二，通过VAR模型估计和方差分解，可以知道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受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大，货币市场利率受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影响大，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不受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

第三，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知道货币市场利率引领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的走势，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不能引领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这表明货币市场利率能够为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提供定价参考作用；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能够引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的走势，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不能引领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走势；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能够引领货币市场利率的走势，而货币市场利率不能引领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走势。

上述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第一，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在金融市场和利率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起决定作用，其变化决定了其他各种利率的变化，但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即商业银行对资金的需求程度，近几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偏离其决定因素的人民银行基准利率较远就在于在货币政策收紧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商业银行对资金存在着较大的渴求。这在政策上暗示着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央银行要联合财政部、商业银行积极开展并不断创新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业务，协调好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平抑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影响，充分发挥好中央国库现金管理的政策补充作用。

第二，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受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受人民银行基准利率的影响，而人民银行基准利率不受中央国库现金管理中标利率和货币市场利率的影响，表明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主要由人民银行基准利率决定，我国还处于利率管制的时代，要真正摆脱这一现状只有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早日实现利率市场化，使货币市场利率的定价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陈时兴.2001，《我国国债的利率效应与基准利率研究》，《当代经济研究》第8期.

[2]黄晨，任若恩，李焰，柏满迎.2002，《中国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分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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