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上述的情况，笔者结合“分层教学”的原理，尝试着对农村学生数学家庭作业进行分层布置。采取了设置家庭作业的“梯度”、提高家庭作业的“趣味”、控制家庭作业量等方法，吸引不同层次的学生乐于完成家庭作业，减少学生完成作业的时间，还给学生能够自由把握课余时间的权利。
“分层教学”是一种对传统教学的改造。它通过改变教学策略来提高教学的内在品质，使教学既能适应学生个别差异又能促进学生共同提高的教学组织方式。而家庭作业分层，是切实考虑到农村各层次学生的可接受性，遵循“量力而行，共同提高”的原则，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学生布置不同的作业。
一、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积极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在学习上有困难的学生，根据他们自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作业。这样做既减轻这一部分学生家庭作业的过重负担，增添了他们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为他们自主完成作业增加了信心和乐趣，提高了作业质量;同时也可以减少或避免学生抄袭其他同学家庭作业的现象。虽然对学习有困难学生进行分层次安排家庭作业，由于不用顾忌优秀学生吃不饱，所以降低难度，学生能做多少就布置多少，表面上学生作业量的少了、浅了，但却能比较系统地掌握巩固课堂教学内容。
比如我在《2。1有理数的加法（一）》的作业中，删掉了配套作业本上的综合运用部分的内容，而改成如下的内容：
和式 和的符号 和的绝对值 和 表达式
（+5）+（+8） （+5）+（+8）=
（—15）+（+8） （—15）+（+8）=
（—12）+（—7） （—12）+（—7）=
（+10）+（—20） （+10）+（—20）=
（—30）+（+30） （—30）+（+30）=
由于在布置家庭作业时进行了分层原理，而对这一部分学生实行“低起点、低难度”的家庭作业要求，自然就调动了他们独立完成家庭作业的积极性，从而改变他们自卑、落后的心理状态。而且老师选择作业时自始至终是关注着这一部分学生，这种“待遇”是他们在传统状态下所享受不到的，这也激发了学习有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真正实现这一部分学生提高学习成绩并向优秀学生转化创造了条件。随着家庭作业层难度的由低到高的发展和作业层次的不断提高，学生做家庭作业的能力和学习的探究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二、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学习比较轻松学生的完成作业的创新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允许教师对学习比较轻松的学生设置一些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家庭作业，而不用担心作业难度的适中性。从而使教师可以更专心的设计一些数学问题。可以在家庭作业中渗透与其他学科“整合”、或其他知识体系的“综合”思想。用联系的、整体的眼光重新审视家庭作业的内涵，这样的家庭作业肯定会加深优秀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更培养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能有效的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真正体现：“数学是人们生活、劳动和学习必不可少的工具”。
比如：在《认识不等式的解》一节中，针对学习有余力的学生补充一些有创意的作业，意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分类思想与分类讨论能力。作业设计如下：
小明说：3a4a，聪明的你认为呢？
又如：在《一元一次方程的应用》中设计了如下问题：
某班有23位同学去郊游，他们有两种租车方式：出租车和人力三轮车，已知，出租车每辆最多乘4人，三轮车最多坐2人。
（1） 请你设计他们的可行的租车方案（5种以上）。
（2） 如果出租车每辆每次10元，三轮车每辆每次7元，请你设计最节省的租车方案。
数学能够帮助人们进行数据处理、帮助人们进行合理计算、帮助从们进行演绎推理。通过对数学模型理解，使他们能够有效地描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并用数学工具为其他学科提供了思想和方法。这无论是对培养优秀学生数学思想，还是为完善他们数学方法，还是发展他们应用能力，都起到很好的辅助作用。正是家庭作业的分层，才可以使学习轻松的学生有这样的机回，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三、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可以提高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可能性。
数学家庭作业分层，对纪律差、厌学学生完成家庭作业创造了可能。纪律差、厌学学生，他们不是做作业的时间太多，而是不肯做家庭作业，他们要么抄袭其他同学的家庭作业，要么就干脆不做家庭作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学习态度不好，对数学学习没有兴趣、没有积极性。课堂上根本不听，而且自由散漫现象严重，他们不仅自己不学，还严重地影响他人的学习。对于这些学生，我们布置的家庭作业可以是与传统的作业有差别的：我们根据中学生好奇、求胜欲强、学习从兴趣出发的特点，结合数学本身独具的内容丰富、趣味性强等特点，努力挖掘各种内在因素，创设情境，诱发激励学生完成家庭作业的兴趣，因此，教师要设计的家庭作业应该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比如，进行一些简单的社会调查，收集数学数据等等。使他们由被动的“要我做”转变为主动的“我要做”，从而引起他们做作业的兴趣，并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比如在讲到《数据的收集》这一节时我设计了如下的作业题：
据了解，区教育局要求初中学生做家庭作业的平均时间，不应超过1小时，请你设计调查表，调查全班同学每天做作业的平均时间，并检验是否符合规定？并向数学老师提出你的建议。
家庭经济学的出现扩大了经济学家的视野，同时也将人们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的微观基础——家庭。家庭的经济功能，家庭的经济性质以及家庭制度的演化过程，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转型，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许多民营家庭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中国的家庭与西方的家庭在功能、结构、性质上都存在着不同，因而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家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对象，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作有深度的分析，因此本文将试图对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初步的探讨，进行文献的梳理工作。
对家庭的研究，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西方学者的论述都更充分些。他们从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家庭制度演化角度入手，对核心家庭的性质与功能进行了分析，其中集大成者是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GaryBecker。Becker的获奖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新家庭经济学已经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分析了家庭行为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意义的。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中国正在加紧现代化的脚步，这个大社会背景使得中国的家庭结构，家庭功能正处于急剧变化之中。一方面，现代化的冲击使中国家庭源远流长的家文化受到强烈冲击，另一方面，中国特定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文化，使得中国的民营经济发挥了强大的功能性作用，灵活而又有很好的适应性，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和它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和评析，发现其中一些结论性的问题。
2.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家庭从其经济性质和功能上来说是生产的组织和机构，是一种经济制度，这一点是由Becker揭示的(1981)[贝克尔：《家庭论》，1998年第一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社会学研究家庭的起源和演化，而经济学对家庭的讨论中更多的是从家庭生产、家庭消费和家庭保险这些方面来论述。分析方法有新古典分析法(Becker)，交易成本法(Pllak)，制度分析法(Ben-Porath)等等。
国内对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少，对中国家庭的经济性质研究往往和家族制企业相联系。
2.1国外研究现状
2.1.1关于家庭的论述
“经济学”一词起源于希腊语中的OIKOS，意为家庭。但是家庭作为经济学词源意义上的鼻祖和社会的细胞却一直徘徊在经济学殿堂的大门之外，并没有被纳入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长期以来，个人与企业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中被当作是市场活动的两大主体而充分重视，并在此研究基础上发展出了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经济学理论。家庭的行为和偏好被笼统地细化为个人的行为和偏好，而家庭内部的问题更是被经济学家当作是非市场问题或者是社会问题而一笔带过。在贝克尔之前虽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因为缺乏严密的论证或者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而只能一再搁置。
1976年，Becker发表了《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是他对后来所谓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的首次完整阐述，以后，他又出版了一部更加综合的著作《家庭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这本被公认为新家庭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中译本只有短短400页，但却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上的意义，它意味着家庭也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而得到了重视。
Becker后，家庭经济学的思想星火燎原，许多经济学家把兴趣和好奇心放到了家庭经济的研究上，其中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有：N.Tomes、 KevinMurphy、RobertHauser、RobertA.Pollak、Chiappori、Rosenzweig和YoramBen- Porth等等，他们分别对家庭的性质、家庭的内部分配以及利他主义等不同的方向进行了不同的研究。
Becker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把家庭的功能分为生产、消费和保险三部分。家庭就像企业一样，夫妻双方通过订立一份把他们长期结合在一起的契约，避免了交易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家庭成员之间彼此了解、互相信赖，这就大大减少了监督和管理费用。因此家庭也就变成了一个有效率的经济单位。
YoramBen-Porath从身份确认的角度分析了家庭交易的特征。他认为家庭也是一种制度，家庭中存在着明显的财产权转移现象，因此，家庭和市场一样也是交易的场所[YoramBen-Porath:TheF- connection:Families,andFirmsandtheOrganizationofExchange，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80.3.]。与市场不同，家庭契约最主要的特点是家庭关系嵌入于一群身份确定的合作者之间，失去了这种身份上的确认，也就失去了家庭契约的意义。在契约结成之后，为防范风险，人们通常选择的做法是进行保险，而保险恰恰是市场失灵的经典解释和家庭契约的可能优势。虽然因为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无论是保险还是家庭契约，都不能100%地防范风险，但是，两者都至少说明了身份确定的必要性。
Pollak的观点是把家庭看作是一个组织，有其自己的结构，特别是把婚姻看作一个“治理结构”。 [RobertA.Pollak:ATransactionCostApproachtoFamiliesandHouseholds,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Vol.XXIII(June1985),pp.581-608.] 因此他对家庭生产和保险的分析是从交易成本出发的。他认为，家庭生产的产品有些可以市场化，有些不能市场化，不能市场化的产品提供的就是保险功能。尽管保险可以从市场中获得，但是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没有办法消除，即使政府有强制的标准。而家庭治理在其经济行为上的的优势表现在激励、监督、利他和忠诚四个方面。
2.1.2关于中国经济中家庭的作用
家庭教育事业,是指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相关部门对于家庭教育的研究、宣传、指导、服务、管理等工作,是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系统。家庭教育事业的基本功能是指导家长提高教育素质,促进家庭与学校或幼儿园的合作,提高家庭教育的质量,造就素质优良的一代新人和促进家庭的幸福。近年来媒体经常曝光的家庭教育问题,说明家长在没有得到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和培训之前是很难担当起“第一任教师”和“最早学校”桂冠的,反而可能会由于出现家庭教育失误妨碍孩子的进步,个别严重的还会断送孩子或家长的生命,这就是学校和社会举办家长学校、开展培训家长等家庭教育工作的必要性。家庭教育事业与家庭教育不同,在古代、近代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家庭教育没有纳人到国家的教育体制中,完全是私人领域的事物,家长完全是按照自己意愿教育孩子的。现代社会对于年轻一代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家庭教育越来越受到社会组织,尤其是政府的重视,逐渐成了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催生了政府指导和管理家庭教育的一系列措施,形成了一种社会公共事业。笔者认为,家庭教育事业同学校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一样,具有公共性、服务性、非营利性、专业性等基本特点,是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领域。广东省人民政府2””9年曾经编制5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6,家庭教育事业就属于公共教育服务的范畴tl]。我国有丰富的家庭教育遗产和优良传统,即使近代社会严重衰败的情况下,依然有蔡元培、鲁迅、陶行知、陈鹤琴等大思想家、大教育家重视家庭教育。20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我国现代家庭教育事业开始起步,各省市区陆续建立了地方性的家教研究会,许多中小学建立了家长学校。199”年国务院设立了妇女儿童工作协调委员会(1993年改称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1991年颁布了5未成年人保护法6,其第1”条规定了“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以健康的思想、品行和适当的方式教育未成年人”,1992年以国务院名义颁布的((”O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6规定到2侧x〕年“使9”%的儿童(14岁以下)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各级家教会暨妇联、教育部门开展多项家庭教育工作,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家教工作网络系统l2]。21世纪头几年我国的家庭教育事业发展出现起伏不定、甚至徘徊倒退的现象,2侧又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5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6,明确各级党政领导和教育、妇联、街道等部门都必须“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全国妇联和教育部修订了5家长学校工作规范6、5家长行为规范6等文件,推进家长学校等工作不断上台阶,上海等地创建学习型家庭取得重大成果、深圳市宝安区政府主导推进家教事业取得明显效果,最近四五年广东省内的中山市、佛山市党政领导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工作,有关部门通力合作使当地的家教事业有一定振兴。但就全国而言,家庭教育工作尚未形成一种宏大的社会事业,存在诸多困难。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正视并努力去解决。
二、广州市现代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广州是我国近现代革命的重要策源地,是上个世纪8”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作为我国南方最重要的大都市,广州是我国现代家庭教育事业起步最早的城市之一,1981年3月成立的家庭教育研究促进会是继北京市之后的第二个大城市的家庭教育学会(促进会),1983年9月成立的广州市荔湾区乐贤坊小学家长学校是全国最早举办的家长学校之一,上个世纪8”年代广州创造了许多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但是,像全国其他许多城市的家庭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一样,进人90年代以后受到管理体制不健全、专项经费缺乏、错误思潮泛滥等因素制约,家庭教育事业多年徘徊不前,甚至逐渐萎缩,令人痛心。侧2倪吟年中央[8]号文件,明确了家庭教育在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全国和广东省普遍加强了家庭教育工作,广州市的家庭教育事业进人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最近四五年市委领导将家庭教育工作纳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局,有力地推进了全市家庭教育事业的新发展。近年广州市家庭教育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改进家庭教育工作的领导管理体制,在继续发挥妇联、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的积极性的同时,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的整合作用日渐突出。第二,划拨家庭教育工作专项经费,2008年市委宣传部专门划拨了12”万元用于家长学校示范点的创建,2009年8月市财政安排210万元用于扶持考核达到优秀标准的家长学校,201(}一2”H年都保持了200多万元的家庭教育工作专项经费。第三,加强和改进家长学校工作,2008年广州市首批评选43间示范家长学校,2009年、2010年和2011年有分别评选出1””间优秀家长学校,提出了创建优秀家长学校工作要遵循“阵地共用、资源共享、因地制宜、节俭办学”原则,要求优秀家长学校按照“七有”(有挂牌标识、有师资队伍、有固定场地、有教学计划、有材、有活动开展、有教学效果)的标准进行规范化建设。映,在积极评价广州市家庭教育事业新发展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广州市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据笔者的调查,目前广州市家庭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问题主要有:第一,家庭教育工作的管理体制没有理顺,目前广州市的家庭教育管理体制是在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领导下进行的,妇儿工委由市属33个局委办等成员单位组成,实际由市妇联牵头,文明办、教育局、关工委等部门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第二,家庭教育工作经费短缺和不均,2008年以来得到市委宣传部和文明办的支持,从财政拿争取到了数百万元家庭教育管理工作经费,这些都属于创建文明城市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项目经费,广州市2011年已经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今后能不能继续获得家庭教育专项经费还是未知数。第三,缺乏数量适宜和质量过硬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目前专职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机关干部和教学研究人员稀少,不足以完成家庭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务,而兼职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如果不加培训和考核也很难发挥骨干作用。第四,家长学校的办学效益与教学质量水平偏低,多数家长学校都存在着教学目标不科学,教学内容陈旧和零碎,课程缺乏针对性、时代性、实效性,师资力量薄弱,致使家长学校教学质量水平偏低,家长参与程度和积极性不高,2””7年市关工委调查指出85%的家长学校有名无实或以家长会代家长学校[5l,现在情况有所改进,但仍有大量家长学校不达标。
三、促进广州市家庭教育事业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人不断增长,成为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三大城市之一,现在广州市完全有力量增加家庭教育事业的经费投人和社会保障,率先在全国建成家庭教育现代化示范区。为此,笔者在深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树立“建设幸福广州从家庭教育抓起”的观念。在2”11年12月广州市第十次党代会上,代表们一致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这个细胞幸福了,广州才能幸福,所以建设幸福广州必须从家庭抓起。”l6]这种观念既符合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也是广州市数十年社会发展的经验总结,表明了当今广州执政阶层对于家庭功能的清醒认识。家庭教育具有促进家庭和睦,保障家庭幸福的功能,在家庭生活中父母的幸福与子女的幸福是互为条件的,教育子女需要父母花费大量的心血,付出艰苦的劳动;而同时也可能使父母品德更高尚、知识更丰富、生活更充实,给父母带来无限的乐趣。因此,建设幸福广州,必须重视家庭教育工作,努力提高家长教育子女的水准,把家庭教育工作作为建设幸福广州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使建设幸福家庭和家庭教育工作密切结合,必须注意两点:第一,把“为了两代人的成长与幸福”确定为广州市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总目标。多年来有关部门曾大力提倡“为国教子”,笔者认为“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应当是家庭教育工作的目标,但不够全面;显然,家庭教育工作的直接目标是提高家长素质,家长素质提高又有利于科学育JL、两代人健康成长、促进了家庭幸福与社会文明,所以提“为了两代人的成长与幸福”比较恰当。第二,在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式方法上应当“注重长期效应”。家庭教育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社会事业,千头万绪,需要做的工作非常多,应该分清轻重缓急、有步骤地推进。现在我们需要的不是表面热闹、服务于各种创优达标活动的家庭教育工作,而是真正能够促进家长和孩子两代人的健康成长、进而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家庭教育事业。
(二)大胆改进家庭教育事业的管理体制。从全国和各地家庭教育工作管理的情况来看,各级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都是家庭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或者指导机构。笔者认为,为了保持广州市家庭教育管理工作同全国和广东省的对应关系,仍然需要保留广州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设置,不过最好将其组成单位控制在8个以内,目前中央承担家庭教育事业管理和指导的单位已经从上世纪9”年代的2”多个减少到了7个,参加的单位应当同家庭教育工作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切实能够承担一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和管理工作。各级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其工作职责范围就有家庭教育指导的任务,应当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作用。建议建立广州市和辖区(县级市)两级家庭教育工作管理系统,从权威性来看广州市级的家庭教育管理工作最好由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牵头,包括教育局、文化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和妇联、工会、关工委等社会团体参加。其职责是制定全市家庭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协调有关家庭教育工作单位的关系,组建市级示范性家长学校、培训家庭教育工作人员。区(县级市)一级的家庭教育管理工作,同样应当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教育局、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和妇联、工会、关工委等社会团体参加,但在由谁牵头问题上应当从实际出发,谁有把握做好这项工作就由谁来牵头,而不是一刀切地指定某个部门牵头,可以是区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也可以是教育局或者妇联、关工委等组织,不必像过去那样统统由某个组织来管。
(三)努力扩大家庭教育事业的经费来源。既然家庭教育工作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情,是有利于子女成长、家庭和谐、社区和谐、社会文明与进步的公共事业,政府就应当在经费上有所投人,家庭教育工作者也应当理直气壮地争取政府的费用支持。现在中央财政中尚没有家庭教育事业项目费用,广州市已经先走一步在市级财政中拨出数百万元专款用于发展家庭教育事业的专项开支,今后应当不断增加家庭教育工作专项经费额度。笔者认为,家庭教育事业费用的数额可以参照未成年人口数量,比如每人每年平均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也可以按照基础教育经费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几来计算。在市级财政中,应当为每个未成年人或者每所家长学校提供最基本的经费保障,比如每所家长学校每年2一3万元,还要包括制定有关家庭教育政策法规和发展规划的调研一论证费用、培训家庭教育骨干人员的费用、评比家庭教育先进个人与单位的费用等。区级财政则要承担建立本区优质家长学校的所有经费支出,区里各项家庭教育工作的经费支出等。从更深远的层面来看,要大力发展家庭教育事业,还必须促进家庭教育产业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的家庭教育研发机构、制造专门的家庭教育产品、推广优质的家庭教育产品,提供各种类型的家庭教育服务,包括家庭教育的个案跟踪指导与系列服务。2”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已经具有了育婴指导师、家庭教育指导师两个相近的职业类别,负责向家长提供子女成长与家庭教育指导方面的知识、技能、策略,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每3””人就拥有l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全美国拥有家庭教育指导师8”万人。2””7年经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批准,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开始举办5中国家庭教育指导师职业培训班6,现已举办了12届培训班曰。广州市也应当考虑举办这类培训班,培养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专业人员。
(四)造就结构合理和质量优良的家庭教育工作队伍。为了加强家庭教育工作队伍的建设,首先应当提高家庭教育工作管理人员的家庭教育专业素质,目前广州市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管理的人员中很少有专业的家教工作者,而今天的家庭教育事业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复杂的程度,需要确实懂得家庭教育理论和家庭教育实践的专业人员来策划、管理和评价。为此,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管理的教育局、妇联、关工委、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等单位的相关人员一定要重视学习和更新家庭教育的知识和技能,在职学习与脱产学习相结合,不断提高自己的家庭教育工作水平。在基层家庭教育工作者队伍中,家长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是数量最多的,而这些人基本上是从教育行政部门或者中小学直接转岗过来的,他们对于青少年成长和家庭教育有一定感性认识,多数还有一些学校教育工作或者家庭教育工作经验。但是他们也容易忽视家庭教育工作的特殊性,习惯用学校教育工作的经验做家庭教育工作。为此,应当引导他们学习家庭教育理论知识,了解外地家庭教育先进经验,在家庭教育工作实践中注意思考和交流,使他们随着理论学习和实践机会的增多不断提高自己的家庭教育理论素养。
(五)指导家长学校正当竞争和提高办学水平。目前广州市的家长学校,有教育部门主办的中小学附设的家长学校,有妇联或民政部71、街道主办的社区家长学校,还有个别教育科研机构、派机关、民间教育机构、卫生计生下属部门、大型企业,如房地产开发商等主办的多种类型的家长学校,各类家长学校的规模和效益也相差很大,多数家长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效益都不尽人意,甚至可以说是艰难维持。笔者认为,社会应当给予各类家长学校平等竞争的机会,只要这些学校遵守国家和省市举办家长学校的有关规定,真心实意为提高家长素质服务就应当鼓励和帮助他们成长。现在中小学生家长对讲课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家庭教育课堂退席的多、议论的多、打电话的多。虽然出现这些问题表现了家长学员修养不够的一面,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是家长们对于家长学校的不满和失望。仔细分析成功家庭教育讲座和失败家庭教育讲座的区别,理论联系实际始终是能否讲好家庭教育课程的关键因素。脱离实际空谈理论的讲座必然不被家长们欢迎,只讲实例没有理论分析的讲座也不能满足家长对家庭教育内在必然性的追求。2””8年广州市提出了在全市各区除了采取得力措施大面积提高家长学校的教学质量外,还应当集中力量帮助条件较好的家长学校应努力打造成为优秀家长学校,优秀家长学校应当多创建“教学目标明确、教学内容集中、观点鲜明、事例生动、操作方法简便、确实具有效果”的精品特色课程,能够让家长获得满意的效果。近年来广州全市已经评选出3””多所优秀家长学校,应当组织专家具体研究这些优秀家长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式、师资和教材,将其精华普及到其他家长学校。
关键词： 女性知识型员工；角色资源；工作投入；工作家庭增益
中图分类号：C9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3）06005105
Study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Role Resource and WorkFamily Enrichment of
Female Knowledge Worker：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Work Engagment
YAN Shumin， JIN Yuelian， CHEN Ying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Abstract： Focus on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s sample， this study introduces work engagement as intervening variable to test the mechanism of workfamily enrichment under China’s circumstances.This study uses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analysis method. Result shows that work related role resources can directly impact worktofamily enrichment（e.g. work control）， and can have indirect impact on worktofamily enrichment through work engagement（e.g. work role support）. Family role support would not impact workfamily enrichment indirectly through work engagement； instead， family role resources directly impact familytowork enrichment. What’s more， work engagement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both worktofamily enrichment and familytowork enrichment， suggesting that work engagement is a proximal factor in predicting workfamily enrichment in both directions.
Key words： female knowledge worker； role resources； work engagement； workfamily enrichment
1 引言
社会公共舆论认为女性必须同时兼顾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只有事业家庭的双赢才是成功女性的代表。家庭事业双赢一直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领域。过去25年，学者对工作和家庭生活关系的研究往往聚焦在工作家庭冲突的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上；直至工作家庭增益（WorkFamily Enrichment）被提了出来，它认为参与工作家庭的多种角色对员工来说是有益的，在一个领域中获得积极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能对另一个领域有积极的影响[1]。然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实证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聚焦女性知识型员工，从工作家庭关系的积极面出发，从整体角度去探讨其工作和家庭如何彼此互利并对个体产生有利影响，这对人力资源管理和女性员工工作家庭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根据Greenhaus和Powell[1]提出的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工作和家庭中的资源可以通过工具性途径和情感性途径促进二者增益。工具性途径指在工作（家庭）角色中积累的资源可以直接促进家庭（工作）角色中的表现；情感性途径指工作（家庭）中获得的资源对于工作（家庭）角色产生积极的情感影响，然后反过来促进家庭（工作）角色中的高绩效和积极情感。因此，通过工具性途径和情感性途径，工作（家庭）角色中的资源，会促进家庭（工作）角色中的高绩效，反之亦然。本研究拟在考察角色资源与工作家庭增益关系及其测量的基础上，同时探索工作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对工作家庭增益的影响。
2.1 角色资源与工作投入
工作投入是个体本身所充满的持久的、积极的情绪与动机的完满状态[2]。 借鉴工作投入已有的研究成果，如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 Model），验证了角色资源与工作投入正相关。这里的角色资源包括生理、社交、组织方面的资源，它们可以减少工作要求和与此相关的生理和心理成本；帮助达到工作目标；激励个体成长、学习和发展[3]，比如工作角色中获得的主管支持和同事支持与工作投入正相关[4]。工作控制感是另一种工作要求资源模型中的角色资源，指的是员工自我感觉能够独立地控制自己的工作的程度，包括决定工作方法、工作时间和地点以及付出多少努力等[5]；工作特性理论说明了工作控制感与内在动机因素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工作都有特定的内在激励因素，与工作特性相关[6]；工作控制感作为工作的核心，会激发员工感受到关键的工作状态，进而影响个人的工作进展。另外，家庭支持通过提供操作性的建议和积极的情感影响，扮演了外在激励角色[7]，也可能是加强工作投入的重要的角色资源。 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识别了五种可以促进工作家庭增益的工作和家庭的角色资源。由于研究的时间精力限制，本研究仅挑选一些角色资源作为研究模型的外生变量。基于上述理论，提出以下假设：
2.2 工作投入与工作家庭增益
工作家庭增益是基于角色增强理论[8]、积极组织行为理论[9]、资源保存理论[10]和资源收获发展理论[11]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由于工作家庭增益研究刚刚起步，相关的实证研究不多，国外研究涉及工作家庭增益理论[1]、工作家庭增益量表的开发[11]；国内则仅有少量涉及工作家庭增益的综述[12，13]。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认为增益是指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中收获的资源（如增强的自尊等）可以提升个体在相对应角色领域中的表现。如上文所说，工作家庭增益的发生具有双向性，即存在工作对家庭的增益（WorktoFamily Enrichment， WFE）与家庭对工作的增益（FamilytoWork Enrichment， FWE）。
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识别了五种可以促进工作家庭增益的工作和家庭资源（如图1所示），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模型缺少实证支持；其次，模型笼统地把工作家庭增益作为一个单一维度的构念进行考察，而事实上，工作家庭增益是一个多维度概念，即不同的自变量会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不同维度；再次，有关工作家庭增益从个体层面向系统层面转移的研究有待加强；最后，工作家庭冲突必然会影响工作家庭增益，但目前缺少一个可把工作家庭增益研究和工作家庭冲突研究整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如探讨把工作家庭冲突转化为工作家庭增益的可能性和途径等问题。
图1 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模型
而就工作投入而言，从绩效角度，高工作投入的员工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鼓舞性的和挑战性的，二者成正相关[14]；同时，他们更容易将获得的知识、技能和资源运用起来，且不局限于工作领域，还会溢出到工作以外的更广泛的范围，如家庭领域[15]。从情感角度，高工作投入的员工有积极的情感和认知，他们感受到了工作的意义并充满活力，从而直接溢出到家庭领域，促进家庭角色的表现。因此本研究假设：
H2a 工作投入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H2b 工作投入对“家庭对工作的增益”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2.3 角色资源与工作家庭增益
根据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1]，引起工作家庭增益的是工作/家庭角色资源，影响途径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研究发现，工作控制感与积极的工作家庭溢出相关[7]；社会支持是工作对家庭增益的重要前因变量[16]；家庭支持在理论上与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相关；来自于主管和同事的支持较好地预测了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另外，一些工作资源被发现与跨角色领域的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相关，如工作控制感[7]。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a 工作支持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H3b 工作控制感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H3c 家庭支持对“家庭对工作的增益”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H3d 工作控制感对“家庭对工作的增益”有显著积极的影响。
2.4 工作投入在角色资源与工作家庭增益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在间接影响途径中，工作投入扮演重要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中关于工作家庭角色互动的前因变量不少也是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结合工作投入的已有研究成果，本研究选择了工作相关的角色资源变量分别是工作支持、工作控制感。在检验工作家庭增益发生过程中，导致工作家庭增益的主要变量可以转化为工作相关的资源，当一个角色中的资源是可挖掘并可以并运用到另一个角色时，工作家庭增益更容易发生[17]。与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1]一致，本研究认为，来自于工作和家庭的资源并不一定直接导致工作家庭增益，而有可能是工作和家庭的角色资源被运用到工作投入中，通过工作投入促进工作家庭增益。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 工作投入在角色资源与工作家庭增益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H4a 工作投入在工作支持与工作对家庭的增益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H4b 工作投入在工作控制感与工作对家庭的增益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H4c 工作投入在工作支持与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H4d 工作投入在工作控制感与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
3 研究设计
3.1 调查对象及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中的女性知识型员工指的是拥有一定的学历和收入，具备专业的知识或技能，并用智慧、知识为所在组织提供增值价值的人群。本研究取样于上海地区企事业单位的女性知识型员工，被试的公司性质包括国有、民营、外资、合资等不同性质的企业，分布在IT电子、房地产、交通运输、金融服务业等不同的行业，被试从事的工作种类有研发、营销、管理等不同的岗位，保证了样本的广泛性与可靠性。本次共发放调研问卷260份，回收232份（剔除男性样本），问卷回收率为89.2%，剔除部分问题漏答的问卷后，有效问卷为203份，有效问卷回收率约为87.5%。问卷发放和回收主要采取Email、在线问卷等方式。
3.2 变量的测量
角色资源量表包括“工作的控制感”、“工作支持”和“家庭支持”。工作支持和家庭支持采用O’Driscoll等[18]开发的量表。工作投入采用的是Schaufeli开发的 Utrecht 工作投入量表[19]，包括“奉献”、“专注”和“活力”。工作家庭增益采用的是Carlson等[11]开发的工作家庭增益的量表，包括18 个项目，用发展、情感和资本测量工作对家庭的增益，用发展、情感和效率测量家庭对工作的增益。本研究所用量表Cronbach α系数值均大于0.7，表明该量表一致性信度较好；KMO测度值为大于0.6；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Sig小于0.01，适合用来做因子分析。最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各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主成分，Cronbach α值均在0.7以上，具有较高的信度且内部结构良好。
工作家庭增益、家庭工作增益及总的工作家庭增益问卷在国内并没有得到过实证研究的支持，本研究先通过50个小样本预测，信度分别为0.884、0.830和0.915；KMO值0.810，球体检验0.000，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按照最大方差法抽取的主因子为4个，这虽然与Carlson等[11]的量表的维度不同，但与我国学者唐汉瑛，马红宇等[14]编制的工作家庭增益问卷的因子构成颇为一致，命名为“工作家庭工具性增益、工作家庭情感性增益、家庭工作工具性增益、家庭工作情感性增益”。Cronbach α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0.822、0.771、0.852和0.774，均在0.7以上，具有较高的信度且内部结构良好。
4 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建模的检验初步结果可知，各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2.91，P值=0.00000，RMSEA=0.097，CFI=0.89，NNFI=0.88，说明工作投入对工作家庭增益关系模型成立[20]，但是根据T值
图2 修正后的中介作用模型
从图2看，在“工作支持”与“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的关系中，“工作投入”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工作控制感”与“家庭对工作的增益”和“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关系中，“工作投入”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而在“家庭支持”与“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的关系中，“工作投入”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中介作用。
5 讨论
假设H1部分获得支持。其中工作支持和工作控制感对工作投入都有显著积极的影响，二者有效地预测了工作投入，说明工作相关的角色资源是工作投入的前因变量，验证了工作要求资源模型[3]。家庭支持对工作投入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家庭支持作为家庭角色的资源，对家庭对工作的增益直接产生影响，这也符合双路径模型的构念。
假设H2获得实证支持。工作投入有效预测了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这两个工作家庭增益的不同方向，这说明高的工作投入是工作家庭增益产生的重要因素，然而，在之前的理论研究中，关于这一点的研究探讨并不多。
假设H3部分获得支持。工作控制感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都有显著积极的影响，一般而言，有高的工作控制感的员工通过掌握自己的工作安排，往往可以更具创造性，弹性工作制也利于员工更好地担当家庭角色，即工作角色中获得的资源（灵活性）直接影响家庭角色的绩效和情感，这也验证了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提出的工作家庭增益的工具性途径。家庭支持对“家庭对工作的增益”也有显著积极的影响，这并不难理解，一个家庭关系和睦能够得到家庭支持的女性员工往往可以以积极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工作中，在工作中得到好的表现。但是，工作支持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 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角色资源并不一定能对工作家庭增益产生影响，只有那些影响了一个角色的表现的角色资源才会对工作家庭增益产生影响，产生工作家庭增益，也符合了模型的假设。
假设H4部分获得支持。这说明工作相关的角色资源未必能够导致工作家庭增益的发生，只有当工作支持（工作相关的角色资源）加强了个体的工作角色经历，提高工作角色的绩效，个体才会易于将工作角色获得的资源转换到家庭角色中，这与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1]提出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也验证了工作家庭增益的情感路径。此外，工作控制感通过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分别对工作对家庭的增益和家庭对工作的增益产生间接影响。同时，工作控制感通过工作投入进一步加强个体工作角色的高绩效和积极情感，从而影响了家庭角色的高绩效和积极情感。
6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根据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高绩效和积极的角色状态是预测工作家庭增益的最好变量，工作投入恰好就是一种持续和富有渗透力的情感和认知状态。实证研究还指出，在个体层面，工作投入能有效预测员工的工作绩效[21]，工作投入程度较高的员工表现出更多的角色外行为和较低的缺勤率[22]。本研究以工作投入解释工作角色的高绩效和积极情感，通过实证研究说明了工作投入在角色资源对工作家庭增益中的重要作用，并且部分打开了角色资源影响工作家庭增益的路径机理的“黑箱”，进一步验证了工作家庭增益产生有两条路径――工具性途径和情感性途径，丰富了工作家庭增益双路径理论模型。
（2）融入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解释变量，验证工作家庭增益量表，解释工作家庭增益在我国的适用性。一方面，可以弥补工作家庭界面积极方面的理论空白；另一方面，已有的工作家庭界面研究表明，中国情境下的工作家庭界面研究结果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23]，文化的差异和宏观政策环境的不同会对工作家庭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表明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工作家庭增益是非常有意义的。
（3）本文聚焦女性知识型员工，挖掘女性员工工作家庭双赢的理论依据，探讨女性员工工作家庭增益产生的机理，对企业建立家庭友好的新型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通过研究得出启示：首先，企业应该给予女性员工更多的工作自由度，这些工作控制感的表现，有益于员工提高工作投入，使之更有效地实现工作目标，并将这种良好的状态带入到员工的家庭生活中，形成积极的结果；其次，营造工作场所中的主管和同事支持，有利于产生高的工作投入，从而促进女性员工的工作家庭增益，使得企业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丰富员工的家庭生活；同样，根据工作家庭增益理论，企业还可以通过丰富员工的家庭角色来影响其在工作上的表现。
本研究仅对工作中的“积极因素”的作用进行了考查，没有讨论“消极因素”，使得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消极因素确实存在，这在未来研究当中应该继续完善；另外，在样本取样问题上仅限于上海地区的女性知识性员工。由于上海是发达地区，女性的地位较高，大部分女性都迈入职场并成为企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他们也承担着和男性一样或者比男性更多的家庭责任，以上海知识型女性为研究对象固然具有代表性，但是由于未能涵盖到二线城市甚至是中西部落后地区，本研究的结论可能会因为地域的文化传统而存在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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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家庭主要因素；职业选择
随着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呈现出“两高一低”的现象：“两高”是指毕业生总人数高和待业的毕业生总人数高。2002年的毕业生总人数为145万，2003年为212万，2004年为280万，2005年以增加到340万，2006年为306.8万人，而2007年则为495万，2008年为550万，2009年超过了600万而2010年631万。待业的毕业生2002年为37万，2003年为52万，2004年为69万，2005年为93万，2006年增加到了约120万，而2007年则增加到了144万，2008年和2009年也超过170万；“一低”指毕业生的签约率低，2002年为80%，2003年为70%，2004年为75%，2005年为47.2%，2006年为53.8%，2007年几乎和上一年持平，加之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和2009年也没有明显好转。如此紧迫的就业形势使得大学毕业生的择业与就业问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学术界把目光投向了影响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各种主体和客体的因素，其中主体因素包括个性、能力、价值取向等内部因素，它们往往是左右大学生职业选择的主要因素，对职业选择起基础性作用；客体因素包括社会评价、经济利益和家庭等外部环境因素，它对职业选择起到了制约和平衡的牵制作用。但是更多的研究成果则是侧重从个性、能力、价值取向等方面来分析和解释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而对于家庭这一外部影响因素则考虑甚少。然而家庭作为大学生的后盾力量，对其职业选择发挥的作用绝不会从根本上消失，所以就有必要从这一角度来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进行全面的调查分析，从更深层次上来解释家庭因素对大学生的职业选择所带来的影响，从而使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不断丰富、充实。
一、研究方法
在家庭因素中，经济因素是基础。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本科毕业生目前职业选择或者继续求学以取得高学历作为今后职业选择资本的重要因素；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以及捕获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等方面均有影响，并间接地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社会因素指的是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数量和质量。除了相关因素外，影响职业选择的家庭因素还包括家庭职业传统、个人成长经历、重要他人、父母期望、兴趣爱好、出生次第、教养方式等。
本研究的问题设计主要包括家庭中的经济、文化、社会和其他因素四个维度，具体涉及父亲的月收入、父母学历、家庭居住地、出生次第、教养方式、重要他人、个人成长经历、家庭成员共同兴趣爱好、父母期望等几个方面。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家庭社会因素与子女的就业落实率
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表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其中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按大体上由高到低的顺序划分为以下十个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①。
子女就业落实率最高的三个职业分别为：行政管理人员、产业工人、各类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而就业落实率最低的三个职业分别是商业服务人员、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人员。这与《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中得出的结论“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就业结果不同，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就业落实率越高”从宏观上来说是一致的，但在微观角度并不完全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产业工人”子女的就业落实率，按照从高到低的排序，它排在第二位。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博士的确承认，父母学历高、职业好，会让子女在教育和就业上更有利，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但是岳昌君也表示，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就业市场上，学生的学识、能力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人情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在降低。
在接下来的访谈中笔者也得到了一致的结论。根据访谈，东财的L同学和大工的G同学认为就业与否与“家庭背景”关系不大，而主要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以及后天的不断努力。G同学的父母都是工人，是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没什么背景和关系，但是自动化专业毕业的他上个月签到广东一家外资企业。他说公司承诺，保证他三年之内赚足100万。这对于在北方城市生长的普通孩子来说是想都没想过的“天文数字”；而在辽西北农村长大的L同学也凭借优异的专业成绩和较强的自身素质在沈阳的出版社找到了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二）家庭经济因素与子女的职业选择
通过调查，本文选取父亲月收入作为家庭经济因素的重要指标。通过访谈说明家庭经济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巨大。
外企和高新技术企业相对收入较高，风险较大，父亲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毕业生在择业中更倾向于“外企”、“高新技术企业”，比父亲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毕业生约高十三个百分点。而父亲月收入偏底的毕业生则倾向于收入一般、风险较小的职业选择，如党政机关、学校、科研部门等。这表明递减的绝对风险规避的心态更接近毕业生的择业实际，即证明大学生择业时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多，可能选择更具风险性的职业。
（三）家庭文化因素与子女的职业选择
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就业落实率从总体上看也越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约认为，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传播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如果父母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便会成为促使子女这种文化并在现有的教育系统中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②。
在访谈中，辽师的C同学父母都是研究生学历，而且父亲在大学当教授，而他从小便接受了家庭这种文化影响和熏陶，从刚上大学就确定了继续求学最终成为一名大学老师的志向，如今他已经顺利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成为本校的一名准研究生。由此不难看出家庭的文化因素实际上作为一种间接的影响，体现在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上。
在“愿意接受家庭就业安排”的群体中父亲学历在高中以下的毕业生的比例差异不明显，但总体上是随着父亲学历的提高，愿意接受家庭就业安排的人越多。
众所周知，社会流动有一种显规则：教育给人获得好职位提供必需的文化资本，有了好职位就会有高收入，高收入是保证高质量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进入富裕阶层的经济资本，同时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以及捕获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等方面均有影响，并间接地影响子女的职业选择。
而除了这种教育获得（文化资本）之外，物质获得（经济资本）和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也会同时被利用，于是真正的“再生产策略”（各种实践）得以进行。“个体或其家庭通过这些实践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倾向于保存或改善其遗产，并同时维持或提高其在阶层关系结构中的地位”。因此，在职业选择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③。
（四）家庭其他因素与子女的职业选择
依据访谈分析结果，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家庭其他因素对子女职业选择影响程度大小的排序：个人成长经历>教养方式>父母期望>家庭居住地>出生次第>重要他人>家庭职业传统>共同兴趣爱好。由此可以看出个人成长经历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影响最重要，在访谈中也得出相应的结论。辽师的Y同学是学法律专业的，她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她的爸爸外出打工遇上一个拖欠工人工资的包工头，为此爸爸和工友把他们告上法庭。很多人都说法律之外仍有“人情”和“关系”，官司未必赢得了，但是经过律师的不懈努力和法院公平公证的审判，最终爸爸还是胜诉了，他们拿回了属于自己的工资。也就是在那时，小Y就对法律专业和律师职业情有独钟，如今她选择在毕业后参加司法考试考进法院当书记员，虽然通过率只有7%，但她满怀信心。成长经历对她的影响非常无可厚非。
在专制型家庭中，家庭教养方式对子女职业选择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这一类型的家庭中，子女的职业大都由父母决定、家庭包办。在访谈中，东财的H同学讲述了她的经历：她生活在典型的专制型家庭，从小到大的一切事情都是由父亲一手包办的。高考时她想报考农业大学学习园艺，但是经商的父亲却为她报考了财经专业，希望以后“女承父业”。如今，快毕业的她在这种家庭影响之下，也只能按照父母的意愿选择自己的职业。
在家庭居住地的影响中，居住在县镇和农村的大学毕业生认为家庭居住地因素对职业选择影响较大。北京大学教育经济与管理系副主任岳昌君博士也认为，对大学毕业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县一级体现很明显。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县镇的毕业生都不希望回到家庭居住地工作，他们往往选择离家较近的大城市。而在大多数在城市居住的毕业生则希望回到居住地所在城市工作。大外的Z同学来自沈阳，她说：“除了考研和准备出国的同学外，我的大多数高中同学都选择回沈阳工作。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毕竟我们的‘人脉’都在沈阳嘛。”
在样本总体中，在独生子女日益增长的今天，出生次第问题在家庭因素中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问题。其中，排行老大的非独生子女认为这一因素对职业选择影响较大。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在非独生子女中排行老大的学生往往在做出职业选择之前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大工的S同学来自湖北农村，家中三个孩子，他排行老大，在大四做出职业选择之前他考虑了很多因素，比如工作地点、薪水报酬等等，这都源于他是家中的老大又是男孩，自然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他需要找一份离家较近而且薪水适中的工作，这样一方面可以经常回家照顾父母，另一方面有得为弟弟妹妹积攒学费。
三、讨论
（一）关于教育公平与就业公平
由家庭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状况的分析，自然涉及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探讨。而当前在我国教育发展中却存在许多不公平现象，比较突出的主要体现为：由于贫富不均所造成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异；由于家庭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阶层差异；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男女之间性别差异，等等。在这些现象中家庭因素存在其中。日本一次全国性的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调查曾显示：父亲的职业和学历对个人的教育成就和现职都具有巨大影响，并得出结论――“理应平等的教育机会，事实上随出身阶层而异”④。然而，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没有教育公平就实现不了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也不能缺少就业公平。就业公平是对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求职者的尊重，更是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只有实现公平就业，才会有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而当代大学生也才能凭借能力和知识做出适合自身的职业选择。
（二）关于影响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家庭因素分析
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很多，而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载体，所辐射的范围又覆盖了子女的职业选择。无论是父母的期望还是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因素都会在子女的职业选择过程中留下痕迹。这种影响会随着作为大学生的子女的专业知识的丰富、职业意识的明晰、心理的日渐成熟而逐渐降低，但从根本上来说，作为后盾力量的家庭的影响作用并不会消失，尤其当子女在职业选择道路上犹豫不决并寻求帮助时，父母意志的作用又会放大，对子女的职业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有些大学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某种职业，有些大学生则被引入了父母正在从事或者希望子女从事的职业。在后者的情况下，子女大学生是被看作父母希望的延伸，或者家庭的代表，他们的使命是实现父母的理想。这种职业选择的效果不能一概而论，不过，这也在无形中隐藏了一种危险，即如果职业实践不如人意，那么子女很可能会将这种结果归咎于父母，让父母来承担职业实践不理想的责任。
四、研究结论
1.大学生的职业选择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多（家庭经济地位），可能选择更具风险性的职业。
2.宏观上，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毕业生，其就业落实结果不同。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就业落实率越高。但微观上，毕业生就业落实率也离不开毕业生能力及努力等个人因素的影响。
3.家庭其他因素对大学生职业选择的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排列为：
个人成长经历、教养方式、父母期望、家庭居住地、出生次第、重要他人、家庭职业传统、共同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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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代表市妇联常委会向十二届三次执委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列席会议同志提出意见
一、20*年主要工作回顾
20*年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和支持下全市各级妇联组织认真学习贯彻党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和市委九届九次、十次全会精神以与时俱进创新精神全面履行妇联职能团结带领广大妇女为大连振兴发展做出了贡献市妇联荣获辽宁省唯一全国妇联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市、首届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贡献奖集体、辽宁省妇女工作突出业绩奖、大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优秀组织奖等二十四项全国、省、市级荣誉称号大连市政府被评为“全国实施妇女儿童发展纲要先进集体”
（一）引领妇女参与老基地振兴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统筹推进了城乡妇女发展以“双学双比”、“巾帼建功”活动为载体大力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巾帼网上致富及巾帼创业与再就业“百千万”工程强化培训和服务妇女参与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一帮助农村妇女增收致富落实《关于开展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活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巾帼农业专家团送科技下乡等多种形式培训提高了妇女增收致富能力；加强巾帼科技示范基地建设“一户一策”研究妇女增收办法以农村妇女经济合作组织为依托多渠道为妇女发展庭院经济提供服务；积极引导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转移一年来各级妇联共举办科技培训班2000余期培训妇女19万人次（其中电脑网络知识培训班451期培训妇女10280人次）；新增“双学双比”科技示范基地514个、巾帼网上培训基地107个、妇女专业协会229个、女经纪人组织137个、资产在500万元以上女龙头企业46个选树农村妇女增收致富带头人1575名；争取农村小额贷款240多万元提供项目1000多个引领44.2万名农村妇女劳动力参与发展庭院经济实现年人均收入3000元以上；安置农村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2.5万人次“巾帼网上致富工程”在市直机关争创“双最佳”活动中获得“最佳服务成果”奖市妇联被评为大连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先进集体二推动失业妇女就业与再就业加大了对失业妇女培训力度实施了社区就业行动计划多渠道安置妇女就业；成立了大连市妇联妇女创业指导中心和创业指导顾问团举办了妇女创业与就业用工洽谈会争取省、市再就业资金和小额贷款支持引导妇女打造“妇连”家政、“小乔”床品、“巧媳妇”创业广场等创业品牌推动妇女实现“创业式”就业全年举办就业技能培训班388期培训妇女27527人次树立妇女创业带头人328名；争取各种再就业资金10*万元实名制安置妇女就业19410人次三深化“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出台《大连市“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管理办法》举办“巾帼文明示范岗”负责人培训班加强了活动规范管理；召开“巾帼建功”工作暨先进典型事迹报告会评选表彰了253个“巾帼文明示范岗”、150名巾帼建功标兵编写《巾帼风采》一书扩大了活动影响；在口岸系统和民营企业中开展了“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拓展了活动领域
（二）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推动了“两个规划”贯彻实施抓住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十周年和我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十周年有利契机打造活动载体强化舆论宣传促进了两性和谐发展和“两个规划”贯彻实施一成功举办了纪念“北京+10”系列活动开展了“促进男女平等、构建和谐社会”主题宣传日活动编印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学习读本》在局处级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开设了专题讲座主办了“女性与和谐社会”大连女性论坛、“和谐婚姻与社会和谐”婚姻论谈周制作播发了公益广告隆重召开了大连市纪念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十周年会议二加大了妇女典型宣传力度推荐戚秀玉当选第五届中国十大女杰10人、5个单位获辽宁省“三八”红旗手（集体）称号；联合半岛晨报成功举办了“10年她们奉献大连”十佳优秀女性评选活动吸引了7万多名市民踊跃参与扩大了妇女典型社会影响；全年在中央、省、市各大媒体及网站刊发我市女性新闻消息700余篇次并从中选取130多篇结集成《20*大连妇女发展新闻记录》以新闻视角集中展示了我市妇女发展和妇联工作创新成果三有力推动了“两个规划”贯彻实施配合市人大常委会对《大连市妇女发展规划（2001～2010年）》实施中期情况进行了调查、视察和审议代市政府撰写了向市人大常委会所作《关于〈大连市妇女发展规划（2001～2004年）〉实施情况工作报告》接受了市政府工作督查；对“两个规划”重、难点指标进行摸底调查制定了中期监测评估方案完善了指标体系建设；向市人大、市政协提出议案和提案推动建立了抢救高危贫困孕产妇专项资金及抢救危重儿童绿色通道；加强了女性人才库建设向组织部门推荐优秀女干部下派基层锻炼与市委组织部联合举办了为期一个月处级女干部培训班将妇联干部培训纳入党校培训计划推动了妇女参政议政能力提高
（三）优化妇女儿童发展环境促进了维权工作创新发展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大力实施“维权行动计划”实现源头维权、个案维权、社会化维权和实事化维权一拓宽了渠道在全国省会以外城市中第一个开通了妇女维权公益服务热线12338和妇联玫琳凯反家庭暴力热线16838198成立了大连市妇女法律帮助中心和反家庭暴力医救中心接待来信、来访、来电4260件协调有关部门处理疑难问题84件二创新了活动载体开展了“三八”妇女维权周、创建“零家庭暴力示范社区（村）”和“不让进我家”万名妇女签名等活动命名表彰了23个“零家庭暴力示范社区（村）”确保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中该项指标不超标全国妇联在大连召开了“零家庭暴力示范社区”经验交流会推广了我市经验三加强了源头维权提出《关于加大女职工劳动保护力度》等建议、提案8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改提出了20项立法建议其中9项与全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修正案(草案)十大亮点相吻合；实现了妇联干部由人民法院特邀陪审员向人民陪审员过渡各区（市）县人大批准29名妇联干部成为人民陪审员四加大了为贫困妇女儿童办实事力度与市慈善总会联合设立并启动了首期203万元“特困母亲救助基金项目”制定了《大连市特困母亲救助基金管理办法》首批向200名特困母亲发放救助金20万元建立了12534个特困母亲帮扶档案结帮扶对子684对送脱贫项目2955个提供资金援助50万元安置特困母亲就业16896人次；与尊荣汽车贸易公司联合设立了儿童安全乘车基金与市慈善总会联合设立了蓓蕾生命互助救援基金深化“春蕾助学”行动开展了“爱心关注孤残儿童”系列活动组织100多名城市寄养儿童和家长参加了“爱心家庭一日游”活动为65名农村家庭寄养儿童送去常用药品价值1万多元；协调卫生、妇幼保健部门减免费用为4200名下岗失业和外来务工女性进行了妇科病普查及孕产妇接生一年来市妇联整合社会资源价值1600多万元为妇女办好事、实事12项
（四）认真做好“家”字文章提高了女性素质和家庭文明程度发挥妇联组织在家庭领域工作优势广泛开展各类特色家庭创评活动以家庭文明促进城市文明及和谐社会建设一深化了学习型家庭创评活动制定下发了《大连市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五年规划（20*～2010年）》与市创建学习型城市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召开了大连市创建学习型家庭总结表彰暨首场事迹报告会举办了“书香飘万家”学习型家庭才艺展演相关工作经验在《中国妇运》、《学习型城市》、《大连宣传工作》上刊发并被收录《建设学习型城市》一书全市已涌现出各级各类学习型家庭75700多户二积极参与了创建文明城市活动深化“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和家庭美德工程开展了“做文明女性、建文明家庭、争创全国首批文明城市”宣传实践、大连女性时代精神大讨论及创建“绿色家庭”、“节约型家庭”等活动为争创全国文明城市做出了贡献三加强了家庭教育工作起草了《关于深入开展“争做合格家长、培养合格人才”家庭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意见》和《大连市社区家长学校工作指导意见》举办了系列家庭教育专场报告会建立了大连市家庭教育网站编印了《教育参考》、《家教指南》等4种家教教材与大连日报心理咨询师协会联合开办了“家教与孩子一起成长”专栏全方位推进家庭教育工作市妇联在全省家庭教育工作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四稳步推进了家庭助廉工作制定了《大连市妇联关于开展家庭助廉教育工作意见》开展了家庭助廉格言征集、家庭助廉知识竞赛等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活动启动了家庭助廉读书活动与市纪委联合开展了20*年度“双廉”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市妇联在全市廉政文化建设专题研讨会上作了大会交流获大连市反腐倡廉宣传教育突出贡献奖
（五）扎实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促进了妇联组织能力建设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启动了“能力建设年”活动夯实了妇联工作组织基础一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取得明显成果按照中央、省、市委要求和部署认真搞好学习动员广泛征求意见深刻剖析问题切实加强整改研究提出了妇联系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具体要求增强了党员干部党性观念和宗旨意识推动了妇联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活动期间先后两次召开了女村官座谈会在市领导高度重视下协调相关部门投资近千万元解决了女村官提出饮水难、行路难等问题并使23个村实现了扶贫对口帮、20个村被列为市级绿化村在先进性教育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对市妇联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到了百分之百二妇联组织能力建设进一步增强制定了《关于开展“妇联能力建设年”活动实施方案》开办了各类妇女论坛召开了全市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现场会开展了“大连市妇女工作创新奖”评选活动13项基层妇联工作获得了创新奖提高了妇联组织和妇联干部“双五能力”；扩大了新经济领域妇女组织组建率建立了妇女代表联系制、妇联执委工作制、团体会员联系制等工作制度创新发展了妇女组织与广大妇女互动合作工作机制；协助中国女企业家协会成功举办了“女企业家与振兴老基地”研讨会扩大了“女教授林”规模活跃了横向联谊组织工作全年举办妇联干部培训班26期培训妇女干部1131人次市妇联在全省市、区（市）县妇联主席工作会议上全面介绍了我市加强妇联组织能力建设经验三妇女理论研究取得新进展加强了妇女理论研究阵地建设开展妇女理论研究课题招标立项确立了15个立项课题并已全部结题市妇联完成了《大连市特困母亲调查》、《大连市妇女思想状况调查报告》等多篇调研论文17篇论文分获辽宁省妇女理论研究、婚姻与家庭理论研讨、家庭教育理论研讨和大连市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理论研讨等论文评比各个奖项；在《中国妇运》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工作经验和理论研讨文章10余篇编印市《妇女工作信息》20期向上级妇联及市委报送信息300余篇次信息采用量位居全省妇联系统第一名信息工作获市委系统先进单位称号
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等团体会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妇委会紧紧围绕大连振兴发展大局以提高妇女素质、维护妇女权益为己任大力实施女职工素质提升工程开展岗位建功活动为促进妇女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开展民间外交组织妇女干部和女村官赴北欧、日本、港澳地区参观考察接待了韩国首尔市政府妇女代表团及日本北九州市、青森市妇女访问团等国内外妇女组织进一步拓展了大连妇女与国内外妇女交流渠道扩大了大连及大连女性对外影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顾秀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等五位全国妇联领导和省妇联主要领导先后来大连指导妇女工作称赞大连妇女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
刚刚过去20*年大连市妇女工作品牌更精、实事更多、成果更大、影响更广、创新发展更快一年总结一年来工作主要特点：创新思维科学谋划立足长远健全机制整合资源联动发展强化服务注重实效我市妇女工作进步和发展离不开各级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离不开各位执委及全市妇女工作者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在此我代表市妇联常委会向一贯重视妇女发展各级领导、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各位执委及全市妇女工作者表示衷心感谢！在肯定成绩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在深化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妇女增收致富步伐还需要加快妇女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女性整体素质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力度还要加大对新时期妇女儿童发展中一些深层次问题研究还不够深入妇联组织能力与履行职能要求还有差距这些问题我们将在今后工作中认真研究努力解决和改进
二、20*年重点工作安排
20*年深入学习贯彻党十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规划开局之年全面推进大连振兴发展关键之年也努力开创我市妇女工作新局面重要一年各级妇联要把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大政治任务贯穿于促进妇女事业发展全过程体现在妇联工作各方面用创新理念、创新思路、创新举措推动解决妇女发展中问题引领全市广大妇女为实现大连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而不懈努力
20*年全会工作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妇联工作全局树立“用创新激发活力、用维权促进公平、用服务凝聚人心、用协调整合资源、用发展扩大影响”工作理念增强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突出“两个重点”抓好“三个推进”努力开创我市妇女工作新局面
（一）以组织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重点统筹促进城乡妇女发展按照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努力构建“城乡互动、统筹发展、共同进步”妇女发展新格局一要引导妇女全面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年市妇联将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基础上制定妇联组织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召开全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动员暨“双学双比”工作会议表彰一批农村增收致富典型；与市林业局联合启动农村妇女增收致富绿化家园项目重点抓好“三个体系”建设：完善基层三级培训教育网络体系抓好农村妇女增收致富观念教育加大科技培训、网上培训和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年内妇女科技培训19万人次妇女电脑网络知识培训1万人次妇女剩余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2.5万人次；建立项目推介体系引导农村妇女做强做大庭院经济项目以龙头产业为牵动引导妇女发展农业产业化项目及特色项目拓展新致富领域；构建科技示范体系建设一批层次高、规模大“双学双比”精品科技示范基地和“三八”绿色示范基地培养一批妇女龙头企业和妇女科技致富带头人提高农村妇女组织化程度带动更多农村妇女实现创业与再就业广泛组织妇女参与农村文化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倡导健康、科学、文明生活方式开展“富裕在农家、美德在农家、和谐在农家”主题实践活动探索农村妇女增收致富“整村推进”试点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二要进一步促进妇女就业和再就业针对失业妇女实际需求大力开展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指导打造家政服务培训品牌年内培训妇女3万人次以上；大力宣传和推动落实国家积极就业政策深入实施妇女创业与再就业“百千万”工程和巾帼社区服务工程争取省、市巾帼再就业资金支持举办下岗失业妇女再就业洽谈会为妇女创业与再就业提供服务；加大对创业典型宣传力度引导妇女树立品牌意识以示范作用和品牌效应带动妇女创业和就业三要搭建女职工建功立业平台以“巾帼文明示范岗”创建活动为载体激励女职工学习掌握各种新知识、新技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导高新产业女职工开展科技攻关积极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应用不断丰富“巾帼文明示范岗”内涵；推动在更多行业开展“巾帼文明示范岗”创评活动不断扩大活动覆盖面市妇联将联合市知识产权局抓住第六个世界知识产权日有利契机开展“振兴老工业基地巾帼发明奖”及“节能技术创新奖”评选活动
（二）以法制宣传为重点切实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20*年全国妇联确定妇联系统“法制宣传年”也“五五”普法规划实施开局之年各级妇联要抓住新修订《妇女权益保障法》和《辽宁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实施有利契机进一步加大法制宣传、源头维权和社会监督力度依法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启动“法制宣传年”活动制定全市妇联系统“五五”普法规划举办《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辽宁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规定》学习培训班开展“三八”妇女维权周主题活动召开全市维权工作会议表彰维权工作先进典型进一步提高执法人员依法保障妇女权益主体责任意识提高各级妇联干部依法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工作水平提高广大妇女群众遵纪守法、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综合能力二要加大源头参与力度进一步发挥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人民陪审员作用积极探索建立妇联代表妇女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长效机制；抓住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契机围绕完善家庭保护和开展家庭教育等内容进行立法调研提出修改建议；协助做好《辽宁省实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改工作三要进一步推动“两个规划”贯彻落实全面贯彻落实全国、省妇女儿童工作会议精神推动将“两个规划”纳入各级政府“*”规划目标体系促进妇女儿童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召开全市妇女儿童工作会议做好“两个规划”中期监测评估工作形成评估报告接受辽宁省、国务院妇儿工委检查验收；抓住各区市县委换届有利时机积极推荐优秀女干部主动配合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工作四要深化“妇女儿童维权行动”发挥妇女法律帮助中心等机构职能作用加强维权网络建设抓好工作推动查处侵害妇女儿童权益重大案件；深化“零家庭暴力示范社区（村）”创建活动建立反家庭暴力长效机制；组织妇女参与禁毒及艾滋病防治等工作广泛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贡献；关注弱势女性群体以项目扶贫、开发式扶贫为主要方式为特困妇女儿童多办好事、实事市妇联将运用特困母亲救助基金、儿童安全乘车基金、蓓蕾生命互助救援基金等项目大力开展救助行动
（三）积极创建“和谐家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巩固五好文明家庭及学习型家庭、廉洁家庭等特色家庭创建成果积极创建“和谐家庭”促进和谐社区、和谐村镇建设构筑和谐社会基础一要统筹整合各类家庭创建活动把“和谐家庭”建设作为新时期文明家庭创建重点深化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廉洁家庭、节约型家庭和平安家庭等各类家庭创建活动整体推进“美德在家庭”活动；要切实加强领导统一研究部署、统一实施考核真正实现在载体上抓融合、在资源上抓整合、在工作上抓联合引导广大妇女和家庭以德治家、文明立家、平安保家、节约持家、和谐兴家二要打造特色家庭工作品牌贯彻实施《大连市创建学习型家庭五年规划》深化家庭文化建设选树、宣传十类学习型家庭典型增强家庭成员学习新知识、适应新时代能力；探索建立家庭助廉教育长效机制开展创建“廉洁家庭”承诺活动及新时期“廉洁家庭”具体标准、行为规范大讨论制定新时期“廉洁家庭”行为公约大力推进“廉洁家庭”创建活动；开展“平安家庭”创建活动建立一批“平安家庭”示范点引导妇女和家庭参与平安社会建设；围绕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倡导绿色消费增强广大家庭成员环保意识和节约观念开展节约型家庭、绿色家庭创建活动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贡献三要加强“和谐家庭”建设理论研究深入开展“和谐家庭”相关理论探讨和调查研究用超前理念推动和谐家庭建设持续健康发展
（四）加强宣传思想工作推进妇女儿童思想道德建设以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为重点创新教育载体优化教育方式进一步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工作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一要加强妇女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参与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在广大妇女中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基本道德规范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道德支撑；继续开展百万妇女学习奉献活动增强广大妇女扶贫济困、关注弱势、奉献人、回报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妇女理论研究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方法二要深化“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成立大连市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建立家教指导中心、家庭教育基地及专家顾问团队制定《大连市家庭教育“*”计划》召开大连市家庭教育工作会议开展和谐家庭教育工程试点工作努力构建家庭、学校、社会相结合家庭教育网络全面推进“双合格”家庭教育活动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三要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开展纪念市妇联成立六十周年系列活动评选表彰大连市第十届“十大女杰”、“三八”红旗手（集体）等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主流媒体作用广泛宣传妇女典型先进事迹提高妇女发展社会关注率和妇联工作公众知晓率构建“大宣传”格局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妇女、关心妇女工作良好舆论氛围
此次创建活动的主体工程包括家庭素质提升工程。一是在报纸、网络、电视等媒体上开展“生态文明家庭”创建讨论，宣传“生态文明家庭”创建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二是发挥城乡文艺队及文艺工作者的作用，开展“生态文明家庭”创建宣传；三是组织专家学者，重点在市直机关、社区、镇街开展巡回讲座，宣传普及环保、科技、金融、卫生保健、法律、禁毒、防艾、家庭教育等知识。四是培训“生态文明家庭”创建骨干。五是举办家庭文化艺术节、家庭健身比赛、家庭才艺展示、家庭趣味运动会等主题家庭展示活动；绿色家庭创建工程。一是通过组织知识竞赛、征文比赛、发放倡议书、组织环保创意形象作品征集比赛等方式，宣传普及节能减排知识。二是开展“三美化”。美化自我活动。开展妇女礼仪、健康、卫生培训，教育广大妇女美化个人仪容仪表、语言文明，树立妇女朴素、整洁、大方的新形象；美化家庭活动。引导妇女开展“一建四改”（建沼气池、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在房前屋后种树、栽花，美化绿化庭院，在屋内勤理家务，注重饮食卫生，美化居室环境；美化家园活动。开展“四清两化”，即清垃圾、清污泥、清路障、清私搭乱建；整治臭水沟、死水塘，消除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做到环境净化；在村庄（社区）周围、主要聚集地四周空地栽树种花，进行绿化。三是深化“平安家庭”、“美在家庭”、“和谐家庭”、“绿色家庭”、“十星家庭”、“五好文明家庭”等特色家庭创建，在广大妇女群众中掀起新一轮创建高潮；家庭生态经济发展工程。
一是开展新型女农民培训，重点培树一批农村生态经济致富带头人、女经纪人。
二是开展“巾帼生态示范园”创建，引导鼓励农村妇女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和文化旅游产业，推动一批巾帼科技示范基地向区域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三是以实施小额信贷、“三八绿色基地”等项目为载体，推动家庭生态经济发展。
近年来，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状况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一些规模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指出，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为我国家庭农场经营体制机制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撑；2014～2016年的“一号文件”着重强调要积极培育扶持家庭农场的发展， 支持其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这些文件的出台为家庭农场的发展提供政策界的理论依据。学术界也不断聚焦这一概念，从内涵、发展现状、优势、存在的问题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在具体实践中，我国各地区也在不断摸索发展家庭农场，其中一些先行试点区域的家庭农场发展已初具规模，但发展过程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各地家庭农场发展不平衡，认知程度尚不一致；有关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并不完善；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弱等。因此，家庭农场是农村改革的一种新生事物，我们不仅要以全新的、发展的观点看待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由于不同时期家庭农场被给予厚望的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还要把其放入历史沿革的脉络中分析其发展态势以便我们的讨论具有一定的连续性，为进一步的政策分析提供历史资料的依据。
二、家庭农场的历史沿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有着数十年的历史，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并随着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相互渗透日益丰富，家庭农场包含的经营规模、主体呈现出不同阶段性、历史性的特点。
（一）“家庭农场”的政策文件沿革
从理论形态上讲，“家庭农场”并非一个新的概念，从中央文件和领导指示上看家庭农场在我国的发展，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这样我们才能准确了解家庭农场的根源和历史嬗变。因此，本文归纳总结自1983年以来的有关家庭农场的政策文件，如表1所示。
由上述政策文件指示可以看出，分为两个阶段性。第一阶段是1983～1986年，为起步阶段；第二阶段为2008～2016年是迅速发展壮大阶段，政策文件更为密集。表明我国对家庭农场的扶持呈现层层递进、逐步加强的态势，这为实践中开展家庭农场提供政策支持，为解决当前“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问题提供了正确方向，体现出国家对发展家庭农场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高度重视，同时也预示着这将会是一个不断进行富于创造性、探索性的长期过程。另外为全方位了解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现状，2013年3月启动我国家庭农场的调查情况，7月选择大约3000个家庭农场启动典型家庭农场监测工作，为2016年4月由我国农业部和社科院共同编写的《中国家庭农场发展报告（2015年）》正式发行做了大量准备工作，这是农业部首次以年度报告的形式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情况。
（二）“家庭农场”发展的历史脉络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为摆脱国营农场面临的困境，自1950年我国开始效仿苏联建立国营农场，此时的家庭农场主要表现为高度集权的职工农场这一形式，其特点是“四个统一（统一生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支配）”，这无疑会挫伤职工的积极性，造成过度平均主义结等诸多问题。因此，势必要对家庭农场这一模式进行必要的改革，于是在1983年3月5日，全国农垦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国营农场职工要求实行大包干的，都应积极支持”。在上述逐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家庭农场的发展模式过程中，职工被允许开始利用家庭内部的闲散劳动力和闲暇时间从事一些副业生产，来解决农场生产不足的问题，这些有益的实践经验为此后家庭农场的发展夯实基础。
20世纪90年代，家庭农场的发展目?酥饕?是实现规模经营和提高生产效率。具体分阶段来看，1990～1993年规模经营的制度创新表现出强烈的政府意愿和其组织动员能力。随着各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民为了改善收入状况和解决家庭负担，大量涌入城市，在农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逐步形成，土地出现严重的抛荒、撂荒现象，造成粮食产量下降。1994年，农业部农村改革实验区办公室总结以往经验，指出“土地规模经营的组织形式，应该以发展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1994年之后的时期，规模化经营成为学者讨论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也就势必要面对土地流转问题，关于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文献比比皆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家庭农场作为农业规模经营主体之一，各种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家庭农场再次被高度关注。
在2013～2017年的发展中，学者们主要谈及家庭农场的内涵、优势等，除此之外，实践探索上，各个地方各具特色，形成符合自身地域特点的模式，如浙江宁波模式、吉林延边模式、上海松江模式、安徽郎溪模式、湖北武汉模式等，体现着由传统的家庭承包经营向现代的家庭农场转变的发展态势。
三、家庭农场的政策分析
（一）政策实施状况
对于家庭农场历史沿革的探讨，不仅要关注国家政策文件对家庭农场的扶持，以及其发展的“前世与今生”，还要把握其发展的具体数量和质量情况，以便我们更为直观的整体的了解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984～1989年间，我国职工家庭农场的数量由42.3万个上涨至116.8万个，农业总产值由118112万元上升至658349万元，纯收入由42153万元增长到352551万元，这表明职工家庭农场由试办向全面兴办的转变，取得了规模扩大、数量倍增和产值提高等好的效果。由于能力有限，仅找到1994～2008年的国有农场的统计数据，而此段时期的家庭农场更多的表现为国有农场，因此，如表2和图1分别显示的是1994年国有农场的有关指标、指标态势图。
由表2和图1可以看出，1994～2008年的国有家庭农场的个数和职工人数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而耕地面积和农业总产值呈上升的趋势，尤其是农业总产值的变化最为明显。表明，虽然农场的数量在减少，但是其质量在提高，这也可能是“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趋被重视、被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据统计，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总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耕地面积达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其中，经农业部门认定的家庭农场的数量超过34万家，平均经营规模150亩左右；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6.01人，其中家庭成员4.33人，长期雇工1.68人；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620亿元，单个家庭农场的平均收入为18.47万元。2014年，家庭农场数量急剧攀增，据农业部一项调查显示，家庭农场的平均经营规模已达到200.2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7.5亩的近27倍。由此可见，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生力量，通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来带动农村经济。
（二）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与问题
尽管家庭农场在各地如火如荼的发展着，但由于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仍存在一定的问题或者障碍。
1. 土地经营规模小，效益提高仍具有空间
家庭农场的发展首先就要做到适度规模经营，改变农业“小、散、弱”的现状，从而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目前我国家庭农场的规模小的现状依然存在，据统计数据显示经营规模50亩以下的有48.42万个，占家庭农场总数的55.2%；50～100亩的有18.98万个，占21.6%；100～500亩的有17.07万个，占19.5%；500～1000亩的有1.58万个，占1.8%；1000亩以上的有1.65万个，占1.9%。由此可见，规模主要集中在100亩以下，未能形成规模效应。
2. 融资困难，仍面临着资金的约束
由于家庭农场规模较大，在流?D土地、设施建设和后期经营方管理等方面都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我国银行近期出台一些关于支持家庭农场贷款的文件，但毕竟数量有限或者碍于利率太高，仍然没有改变融资困难的现状。多数农业经营者都是靠自己已有产业的经营积累即内源性融资或者向亲朋好友借款，因为农业具有弱质性和信息不对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给农民的意愿较低，而针对农民的小额信贷的额度较小、手续复杂，根本无法满足其资金需求，因此较少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
3. “家庭农场”涵义模糊不清
学者关于“家庭农场”有多种定义，农业部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对家庭农场做出定义：“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是政府首次对“家庭农场”的涵义进行界定。虽然有官方定义，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所出入，从而有些地方出现利用国家的惠农政策不恰当牟利的现象。一方面，家庭农场的成员如果主要由不同阶段上的各种家庭利益集团即家族成员构成，会带来家庭内部成员过多，不便于管理，收益无法合理的分配；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力成本较低，但是目前农业的发展的机械化水平较高，未能凸显廉价劳动力的优势，除此之外，家庭农场大规模经营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明显不太现实。以武汉城郊的某个家庭农场为例，该农场主要种植蔬菜，该项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力，而农场主自己较少参加农业经营活动，更多的是管理雇佣人员。
4. 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较低，管理不到位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据农业部统计资料显示，在我国4. 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文化程度过低，其专业知识有限，大部分农场主甚至不懂农业知识，单纯依靠自然规律或者靠“天”搞生产。相对而言，我国农民的文化程度集中在初中毕业，而美国的农场主大部分是大学水平，这进一步表明相对较低的农民素质仍然是制约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管理效率上看，随着规模的不断壮大，对农场主的管理能力有更高的要求。农场主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往往由具有一定生产经验的农民转化而来，但是他们更多的缺乏管理经验，缺乏现代的管理思想，而纯粹依靠以前的种植经验；亦较难以窥测与洞察市场变化来规划自己的农场经营范围，往往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容易受到市场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无法获得稳定的收益。
（三）政策实施的效果
1. 政策整体推进情况良好，基本实现政策目标
在宏观层面上，各地方政府对于中央发展家庭农场政策的贯彻执行比较到位。从认定标准上，大部分市县已出台关于家庭农场认定的相关各个指标的认定办法，仅有少数地区可能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从实施过程来看，家庭农场正经历一个从自发走向规范、从弱小走向成熟的过程，规模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多，该种经营方式保障农民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符合现阶段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同时可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性。在城市承载力过剩、社保制度不健全，城镇化速度加快但有些农民仍然难以融入的情况下，通过“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流转土地给专业大户发展适度规摸的家庭农场，避免工商企业、社会资本长时间、大面积租赁和经营农户承包地，对于防范农地非粮化、非农化具有现实意义（陈锡文，2013），也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稳定。
2. 区域间仍存在差异，做到因地制宜
虽然从总体上看，家庭农场发展态势较好，但不同区域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尤其体现在经营规模这一问题上。即我们应该更加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农村之间的区域差异，引导家庭农场因地制宜的发展，避免盲目追求数量和规模而忽略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现象的出现。同时在东北和西北地区，粮食生产机械化程度较高，节约劳动力的同时增加产量，而东南部地区如浙江嘉湖平原地区，家庭农场通过采用连片承包后土地整理、杂交水稻品种等方式，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而广东省佛山市，养殖户通过连片承包鱼塘、工厂化育苗和养殖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土地的集约利用。
3. 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
我国的家庭农场的发展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数量上都取得了较快速的发展，但是其可持续的发展问题仍面临挑战。一是筹资方面的挑战，资本积累不足，该问题在上述现状已谈及，此处不再赘述；二是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支持家庭农场的发展以及各地的家庭农场是否符合自身地方资源条件的问题。随着国家政策文件的推出，有些地方的基础配套设施并不完善就盲目开办家庭农场，致使家庭农场呈现畸形发展，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有些地方为了经济GDP而忽视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载力，过度扩张土地经营规模，最后造成经营效率低下。
关键词：校企合作；资助育人；新模式
高等职业院校开展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校企双方卓越的职业教育资源，把理论教学与工作实践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培养学生的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2015）文件精神，利用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加强校企双方的协同合作，培养市场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共同推进校企双方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突破。
在我国各层级资助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的努力下，目前高等职业院校已经基本建立“奖助贷、勤补减”的资助育人系统，即以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助学贷款、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困难补助、学费减免为主体，以高等职业院校校内设置的奖助学金为辅助的一系列资助模式，从而通过制度保证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不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然而，资助育人工作不单单要解决其学业和日常生活的经济困难，更应该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成才为目标，提升其竞争力以自立自强地生活。
校企合作对于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启示作用，也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资助育人的新模式。
1 现行的资助育人模式中存在的不足
1.1 资助投入有限
根据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每年约有3700多万人次获得资助。其中，高等职业院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获得的资助来源以国家政府的财政投入为主，包括事业单位提取的部分收入、金融机构的国家助学贷款、社会团体及个人捐助的资金等。但是，很多高等职业院校无法按照国家规定开展资助，有的只提供微薄的勤工助学、临时困难或突发天灾人祸的补助金，社会捐赠的资助金额更是不值一提。有限的资助只能单一地解决学费问题，或者基本的生活问题，甚至只能解决眼前暂时的经济问题，因此目前的资助投入还不能解决现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困境。
1.2 资助形式单一
现有的资助形式主要以金钱为载体，暂时解决学习或生活的问题，却没有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和精神世界出发，深入探索其真正的内心需要，资助形式显得单一机械。同时，获得资助的学生不需要经过努力或不需要承担任何义务，就可以按照一定的评选程序获得资助，没有响应的偿还要求。单向赠送的资助形式不仅容易导致获得资助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以及吃苦耐劳精神的匮乏，而且容易限制获得资助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导致其依赖性强，一心等待资助而不通过自身努力改善现状。
1.3 资助认定困难
目前，多数高等职业院校是以学生上报的家庭情况调查、地方出具的低保户证明、学生的日常消费情况等因素来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但是由于学生家庭经济状况难以估量，日常实际消费水平不易统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资助级别的判定具有主观性。在此现状下容易致使心态不良的学生滋生提供虚假材料、夸大困难程度、认为理当获得资助等不良现象和思想，部分学生的金钱观、世界观发生偏差。
1.4 资助岗位简单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勤工助学来解决学习和生活的困境，但应该是在完成个人学业和能力发展而有余力的前提下。在高等职业院校勤工助学等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通过申请和选拔的流程，利用课余时间，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获得相应的工作报酬，并用于解决其学习和生活的困境。勤工助学岗位的设置旨在经济补助，并且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帮助学生适应社会、顺利就业及自主生活。然而，由于经费和岗位的局限性，勤工助学岗位常常是图书馆整理书籍、办公室复印资料、实训室清洁卫生等机械的体力劳动，这些岗位具有专业知识运用少、机械重复劳作多、占用学生整体时间多、被替代可能性高的特点，并且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素质培养和能力锻炼没有太大的作用。
1.5 资助成效薄弱
在国家、社会和学校的帮助下，绝大多数获得资助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正确认识自我，经过努力拼搏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但是，部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无法正视自我，存在依赖心理，缺少主观能动性，匮乏诚信感恩意识，这些消极的个性特征在资助过程中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愈演愈烈。同时，由于资助工作在操作层面上主要缓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没有针对性地教育和引导获得资助的学生存在的心理问题和精神世界，导致资助成效薄弱。如何在有效解决学生经济困难的同时，有针对性地对其进行教育引导，促进他们健康成长成才，是目前高校资助工作的关键。
2 校企合作下资助育人新模式
校企合作下资助育人新模式不仅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资助，而且将其成长成才的长期目标作为根本目的，深入挖掘资助育人功能，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
2.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立自强
在校企合作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优秀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在履行协议的条件下共同实现双方的目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主动了解和研究协议内容，积极了解企业结构和认识本专业发展前景，通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参与校企合作的资助模式。同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此协议的保障下，通过自身拼搏脱离困难。在学校里努力认真学习理论，扎实地掌握专业知识；在企业中积极参与岗位实践，娴熟地操练专业技能。
2.2 高等职业院校保障成长成才
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起“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利用2年时间在学校学习专业理论知识，1年时间参与企业顶岗实习。在校期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享受国家各类奖助贷勤补减的资助，同时获得企业设置的企业奖助学金；在职期间，企业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放符合工作业绩的酬劳，补贴相应的生活支出和全勤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其经济困难和生活压力，并且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在企业实习期间培养职业素养，提升就业竞争力，为未来顺利就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首先，高等职业院校积极联系优秀企业，拓展勤工助学的空间，以企业名称冠名培养班级，时刻以企业优秀文化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用职业发展的视角推动学生的成长成才。
其次，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社团通过各类校园文化活动调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参与性，在具体实践中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活动的项目化和社团化管理。
最后，高等职业院校各级学生工作人员在校企合作中，关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习心理困境，培养其感恩诚信的品质，指导其顺利实习就业。
2.3 优秀企业作为主体参与合作
优秀的企业作为校企合作的主体，积极参与双方合作。企业可在高等职业院校设置企业冠名的奖助学金，并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勤工助学的实习岗位。企业作为校企合作的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让学生在企业实习期间锻炼和实践专业技能，巩固在校所学的专业理论知识。企业为在校表现优异的学生发放专项奖金，鼓励学生认真完成学业，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同时，企业资助支持高等职业院校开展了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在活动中讲解企业文化和精神，凸显资助育人成效。
3 探索校企合作下资助育人新模式的意义
在现行的高等职业院校资助育人模式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资助的金额和数量是有限的，离根本上解决凸显的经济、生活、心理、能力和就业等问题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探索校企合作下资助育人的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充上述的不足。
3.1 新模式增加资助投入
通过协议保障，企业在高等职业院校设置助学金和奖学金。引入企业资助的金额对现有资助投入的来源进行补充，企业可提供稳定的资助来源，扩大资助的金额，增大受助学生的数量，能够充分的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学习和生活等多重问题，同时提升其对专业职业的学习兴趣，帮助其有更充裕的时间提升个人的综合素质。
3.2 新模式拓展资助形式
校企合作下的资助方式摆脱了常规的无偿捐赠式。通过顶岗实习的方式引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参与到企业的实践工作中，并通过自身的工作表现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从而缓解其经济上的困难。不符合企业工作标准的表现无法得到充足的资助，以此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自立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避免被依赖的意识所腐蚀。在岗期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不仅得到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师关注，而且得到企业的各层级领导员工的指引。如此一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以提前适应工作环境，加强职业能力的培养，为未来就业做好准备。
3.3 新模式丰富资助岗位
企业提供的勤工助学岗位补充了高等职业院校有限岗位的问题，并且改善了机械单一的劳动方式。高等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不仅要传授基础理论知识，更要培育技术应用能力强的专门人才。企业作为市场一线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能够提供的大量与专业紧密关联的工作岗位，并且提供技术娴熟的高级技工的指导教学，这恰恰符合高等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要求。
3.4 新模式提升综合素质
企业除了在物质上奖励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可以通过与高等职业院校协作，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提升综合素质。例如，职业技能比赛、文明礼仪大赛、主题演讲竞赛等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走出自我认知的误区，了解企业优秀的文化传统，校企文化得以相互融合和渗透，实现资助育人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李升红.张稳刚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体系的完善[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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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杰.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下学生管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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