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资本成本会计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曾经引起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是否应该确认和计量权益资本成本。通过对稳健性原则、主体现念、债务资本与权且资本的界限、成本观念和利息资本化等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到：在财务会计体系中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不仅是可行的而五也是有益的。 关键词 权益资本成本 资本成本会计 计量 资本成本会计(Accountingforthe Cost of Capital)在西方会计理论界曾经引起长时间的热烈论争，但主要局限于财务会计如何对资本成本进行核算，未涉及其较深层的理论问题，而且论争之焦点集中在现行财务会计实务是否应该确认和计量资本成本，尤其是权益资本成本，以及由此引起的一些相关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发达的金融市场、完善的现代公司制度和会计信息系统为依托，对这些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以求达成共识，推动资本成本会计尽早付诸实施。 一、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和计量与稳健性原则 稳健性原则(Conservatism PrinciPle)作为一项修订性惯例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它曾经对财务会计实务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其要旨在于：如果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服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比如说，对资产的计价，如果有两种价格可供选择的话，就应该选用较低价格入帐；如果是对负债的计价则相反。但是，“对于费用与其迟确认不如早确认，而对于收入则与其早确认不如迟确认”①。一句话，稳健性原则要求“宁可预计损失和费用，而不可预计收入”。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基本原理，在确认权益资本成本时、借记“利息汇总”帐户，贷记“留存收益”账户。据此，有人认为在计量权益资本成本的同时，也确认了权益资本的收益。这种在收益实现之前便确认的做法，违背了现行财务会计的稳健性原则。 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这是因为： 第一，权益资本成本帐务处理的过程，一方面确认相计量了权益资本成本，而另一方面也确认和计量了留存收益。它既确认和计量成本(费用)，也确认和计量留存收益，其结果对股东权益总额并没有什么影响。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如果公司没有固定资产，也没有存货(即产销完全平衡，实现零存货)，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增加，当期净收益必然以相同的数额减少，而这减少的数额不就是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吗? 相反，如果公司既有固定资产，又有存货，这时，权益资本成本要在固定资产、存货和销售成本之间进行分配，当期有一部分权益资本成本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成本，只有由销售成／1担的这部分权益资本成本作为当期的费用与当期的收入配比，由此得到的净收益自然小于记入“留存收益”帐户贷方的数额。但是，如果我们从持续经营的角度来考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化为固定资产和存货成本的权益资本成本部分最终会转化为销售成本，从而与某期的收入配比。这样，在某个特定的期间，留存收益总额还是不变的。这与不同折旧方法在固定资产使用期限内不影响整个使用期限的利润总额道理相同。 第二，如果把稳健性原则表述成“某项业务有几种会计处理方法可供挑选时，应当选用对股东权益产生乐观影响最小的那种方法”的话，那么，应该说，违背稳建性原则的不是资本成本会计而是现行的财务会计。因为在现行财务会计程序和方法下，当期的净收益包括权益资本成本和真实的利润两部分。把本应属于成本的部分作为净收益，显然高估了当期的净收益。就当期而言，这能说稳健吗? 第三，根据实现原则，收益只有实现才能加以确认。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但是，我认为资本成本会计对权益资本成本的确认与实现原则无关。因为它影响的仅仅是成本和留存收益，顷与收益概念无关。恐怕没有人会认为收
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影响信息风险和经营风险，从而影响债权人判断上市公司债务契约的违约风险或债务人的还贷风险，进而影响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高低。Schneider和Church（2008）调查搜集了111名信贷员提供的数据，发现他们对公司的信用评级受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影响。研究表明，负面的内部控制审计意见会降低财务报告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保证程度，且对信贷方的判断产生负面影响，进而会增加公司债务融资成本。2011年集中出现的三篇实证文章足以说明了这一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热点。DhaliwalD.etal（.2011）检验了首次执行SOX法案404条款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披露与公司债务成本变动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平均来说，如果公司披露了重大缺陷，将会增加其公开交易债券的信用风险。同时，他们还检验了信用评级机构或银行的监管对此产生的影响。Kimetal（.2011）将遵循SOX法案404条款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借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比较了有内部控制缺陷和没有内部控制缺陷公司间债务契约的不同特征。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已知的债务契约条款的影响因素后，内部控制缺陷公司的贷款利差要比没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高28个基点。其次，内部控制缺陷更为严重的公司要支付更高的贷款利率。第三，债权人强加给内部控制有缺陷公司更严格的非价格条款。最后，通过对公司内部的分析发现在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缺陷后，银行会增加贷款利率，而当公司对以前报告的内部控制缺陷补救之后，其贷款利率又会降低。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采用SOX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度量财务报告质量，研究发现，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时，债权人会减少使用财务契约使用和以财务比率为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取而代之的是采用价格和证券保护及信用评级基础的绩效定价条款。同时，也发现因内部控制缺陷而改变债务契约设计显著异于财务重述，后者更强调对管理人员行为的严密监管。Kimetal（.2011）和CostelloandWittenberg-Moerman（2011）都采用银行贷款利差检验内部控制缺陷披露对企业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与美国强制披露的制度背景不同，至2012年前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及其披露尚处于自愿性阶段。这就为研究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如何影响资本成本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和数据支持。国内对于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研究刚刚起步。吴益兵（2009）以2007年度A股自愿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初步得出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结论，但其仅仅使用一年的数据为样本，而且权益资本成本求解中存在对公式理解的某些偏差。方红星和施继坤（2011）以2009—2010年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数据和PEG模型，检验在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环境下，上市公司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是否会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信息能够发挥信号功能，显著降低其权益资本成本。张然和王会娟等（2012）以2007—2010年期间深沪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年度报告或独立公告中披露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和鉴证报告为对象，研究其披露是否会降低公司的加权资本成本。研究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披露内控自我评价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相对较低，且进一步披露内控鉴证报告的公司资本成本更低。但他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度量权益资本成本，进而计算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作为公司资本成本的变量，这可能混淆了内部控制审计信息的自愿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和债务资本成本不同的作用路径，同时没有区分由于投资者和债权人在信息搜集和处理能力方面的差异而对资本成本产生的不同影响。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分析发现，目前还没有研究系统地探讨自愿性内部控制审计披露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影响。
二、假设提出
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于公司财务信息可靠性及经营风险控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林斌和饶静，2009）。在非强制内部控制审计环境下，高质量公司主动聘请外部审计的行为可以视为一种旨在提高自身内部控制有效性、财务报告可靠性和信息质量披露策略的自愿承诺。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基于信号显示的意图披露由外部审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以弥合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与此同时，借助自愿审计的可靠承诺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是有信息价值的（DiamondandVerrecchia，1991；LeuzandVerrecchia，2000）。在债务缔约情况下，自愿内部控制审计可以减轻银行机构面对的事前信息不对称并降低事后债务监管和再谈判成本，从而有助于债务缔约（JensenandMeckling，1976；Bharathetal.，2008；Kimetal.，2009）。一方面，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对企业财务信息的可靠性提供合理保证，提升信贷决策所依赖的信息质量，有助于银行机构更加准确地估计公司价值和未来现金流，正确评价公司的还贷风险及履约情况，从而降低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已有研究表明，高质量的信息披露能够有效地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缓解公司面临的债务融资约束。信息质量高的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借款（徐玉德和李挺伟等，2011）。因此，银行会降低发放给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贷款所要求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另一方面，高质量内部控制意味着公司处于良性健康的运营环境和有效监控之下，有助于公司控制其经营风险并降低管理层滥用或侵占公司现金流的发生概率（Lambertetal.，2007），保证其经营目标的顺利实现，有利于实质性地降低银行对公司还贷风险的估计水平，从而降低这类申贷公司的借款利率。由此提出本文的基本假设：假设H1：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银行借款成本显著较低，即自愿披露正面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更容易从银行获得利率较低的银行贷款，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存在负向关系。StiglitzandWeis（s1981）指出在不完全信息市场上存在着信贷配给现象①。在现行的贷款利率下，不是所有的贷款申请人都能如愿地获得贷款。公司具有良好的政治关联（politicalconnection）和银企关系会使其更容易或以更低利率获得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贷款（LaPortaetal.,2002；Sapienza，2004；KhwajaandMian，2005；杜颖洁，2013）。国有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政府控股的公司通常处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肩负着基于战略和社会因素考虑的政策性负担（林毅夫、李志赟，2004）。政府作为这些公司的“父母”，当其陷入困境时，必然会多方救助，以补偿其所履行政策性负担。而所有权结构也决定了国家必须承担这些公司经营失败的责任。这就为国有公司的银行长期借款提供了“隐性担保”。因此，产权性质作为上市公司的一个外显特征，能够直接为银行机构所感知，从而正面引导银行机构对国有上市公司的违约风险水平做出乐观估计，认为国有上市公司发生贷款到期违约的概率更低，在利率定价上会给予其优惠。而国有产权提供的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在债务契约中的信号传递作用，使得银行机构忽视其对国有借款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足够关注。但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而言，由于缺乏隐性担保，银行机构在进行信贷决策时，不得不更加关注上市公司所释放的内部控制信息，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正常释放公司内部控制高质量的积极信号。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假设H2：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前提下，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降低银行借款成本的作用更为有效，即国有产权会削弱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间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银行借款成本的度量资本成本可以分为事前资本成本和事后资本成本。银行借款的事后资本成本是指企业为筹集和使用银行贷款而实际付出的代价，包括筹资过程中发生的手续费用，以及在使用过程中支付的资本使用费（即利息支出）等。ZouandAdam（s2008）采用（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年平均长期借款+年平均短期借款）来表示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Sanchez-BallestaandGarcia-Mec（a2011）采用公司实际支付的利息费用/有息借款总额的比值度量公司的债务成本，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和Kimetal（.2011）则以利息支出/当年平均债务总额作为银行借款债务成本的变量。借鉴李广子和刘力（2009）、PittmanandFortin（2004）、蒋琰（2009）等的前期成果，魏志华，王贞洁等（2012）采用两个指标来度量债务融资成本：一是利息支出占比，等于利息支出/公司总负债；二是净财务费用占比，等于净财务费用/公司总负债，其中，净财务费用等于利息支出、手续费支出和其他财务费用之和；长短期借款平均余额等于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的期初和期末的平均额。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是指银行机构对拟贷款企业放款时借贷合同中确定的贷款利率。胡奕明、唐松莲（2007）在其研究中手工收集了上市公司年报附注中披露的当年每笔新增短期或长期贷款的明细信息（具体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水平等），采用公司当年所有新增短期和长期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水平度量银行借款成本。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也采用胡奕明、唐松莲（2007）同样的方式度量银行借款融资成本，为了保证获取的样本借款信息更加完整，他们还将国泰君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借款信息进行整合。从上述文献的梳理来看，银行借款融资成本度量方法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事后存量计量法，二是事前流量计量法。前一种方法没有严格区分上市公司的负债来源，度量上有失针对性，后一种方法则着眼于动态决策过程。在财务决策中，债务成本指的是新债务成本即新筹债务的增量成本，而不是现有债务的成本。一般来说，新债务的成本均不同于现有债务的成本。由于本文立足于银行借款私有债务市场，考虑到本文的研究目标及前文分析的信号显示作用机制，银行借款的事前资本成本都更符合本文研究需要。另外，从财务学意义上看，资本是指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资金，即列示在资本负债表右方的长期负债①和所有者权益（刘淑莲，2012）。因此，在研究银行借款成本的过程中，本文从资本成本视角出发仅考察上市公司的长期银行借款成本。本文借鉴胡奕明、唐松莲（2007）和祝继高、陆正飞和张然等（2009）的做法，考察银行在向申请贷款的上市公司发放新增长期贷款的决策中，有无考虑最近一期上市公司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给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以较低的利率定价？因此，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可以由其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比重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来替代，具体测算方法可以表示为。
（二）模型设计和变量定义在明确银行长期借款资本成本度量方法后，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说，本文构建了如下模型，以考察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对其长期银行借款成本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考虑到自愿披露与资本成本间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技术方法，相信能够较好地克服可能存在的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1.被解释变量在模型2中，被解释变量为Cod，表示某一上市公司的年度银行借款成本，是以当年所有新增长期借款按照借款金额占当期全部长期借款金额之和的比重测算求得的加权平均年利率水平，如式（1）所示。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ICA，表示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哑变量，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取值为1，否则为0。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如果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了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那么解释变量ICA的系数符号应该显著为负。3.控制变量首先，借鉴PittmanandFortin（2004）、Kimetal（.2011）、李广子和刘力（2009）、蒋琰（2009）、姚立杰、罗玫和夏冬林（2010）以及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等关于上市公司债务资本成本的研究文献，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负债比率（Lev）、固定资产担保比例（Sec）、成长机会（Growth）、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率（Turnover）、现金流量（Cas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率（One）、年报审计意见（Ao）等因素对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可能影响。其次，深圳证券交易所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规定，自2001年以来持续对上市公司年度的信息披露工作进行考评，形成A（优秀）、B（良好）、C（及格）和D（不及格）四个等级，并纳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在其网站上公开。国内一些学者将这一信息披露考评作为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对债务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并获得了经验数据支持（徐玉德、李挺伟和洪金明，2011；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因此，为了控制其他信息披露对银行贷款决策的可能影响，本文对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core）也进行了控制。最后，考虑到宏观环境和行业差异可能对银行进行贷款定价决策的影响，在该模型中本文也对行业和年份设置了虚拟变量加以控制。具体的变量定义与预测符号详见表1。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筛选的具体过程如下：第一，首先确定银行长期借款成本。对于银行借款明细（主要包括借款金额、起止时间和年利率等）信息披露不全的公司予以剔除；在银行长期借款信息整理过程中，若采用浮动利率、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确定贷款利率的均以当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对应年限的贷款基准利率为准，若采用SHIBOR、EURIBOR、HIBOR或LIBOR①加基点确定贷款利率的，由于相关基准数据难以获得，同时为保证数据间的可比性，对此均予以剔除。第二，由于ST公司在监管政策和披露要求上与其他上市公司不同，因此本文剔除在此期间被ST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性质的一致性。第三，由于本研究需要用到上一年度的财务数据和内部控制信息，故剔除IPO当年的上市公司。第四，由于研究过程中需要公司2007年—2010年的财务数据，故剔除在此期间财务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第五，为消除极端值影响，对主要连续变量指标进行上下1%分位数的剔除处理。经过上述筛选和整理过程，最终得到949个公司/年样本，其中，研究期间样本的各年分布依次是：2008年186个，2009年278个，2010年250个，2011年235个；从是否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265个，占样本总体的27.9%，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有684个，占样本总体的72.1%；从样本公司的产权性质来看，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558个，占样本总体的58.8%，非国有产权公司样本有391个，占样本总体的41.2%。本文采用SPSS17.0、STATA11.0和Excel2003等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回归分析。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全部来自于万德（Wind）资讯金融数据库，银行借款公告信息和实际控制人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信息通过阅读上市公司2007-2010年财务年报、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等进行手工搜集、整理而获得。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取自于巨潮咨询网，深市信息披露评级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上市公司诚信档案。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数据需要，笔者手工收集整理了2008年-2011年深市A股（不包括创业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每笔当年新增长期有息银行贷款的起止时间、利率水平、借款金额以及借款条件。由于国泰君安（CSMAR）数据查询系统中的中国上市公司银行贷款研究数据库搜集汇总了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公告，为了尽可能获取较为完整的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本文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银行借款公告信息与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手工收集的银行长期借款信息进行整合，并剔除重复的信息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2报告了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和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组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借款成本Cod来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是5.760和5.605，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均值5.990和中位数5.760，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可能会发挥信号释放的功效，降低其银行借款成本。从控制变量来看，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相比，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有形资产的担保比率（Sec）、盈利能力（ROA）、资产周转比率（Turnover）、成长能力（Growth）和现金流量（Cash）的均值和中位数都显著较高，表明这类公司有相对较强的偿债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为进一步验证被解释变量银行借款成本Cod按照ICA分组的组间差异的显著性，本文着重对其进行了全样本组间差异检验，具体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和Mann-WhitneyU检验。如表3所示，在独立样本T检验中，两组的均值之差为0.230（5.990-5.760），且在1%水平下显著；在非参数检验Mann-WhitneyU检验中，两组的中位数之差为0.155（5.760-5.605），且也达到了1%水平下显著。上述分组差异检验的结果表明：自愿披露正面意见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其银行借款利率显著低于未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这说明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发挥信号显示的作用，显著降低上市公司的银行借款成本，因而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二）相关性分析表4列报了各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分析矩阵结果。从相关系数分析来看，不难发现：（1）对于解释变量来说，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否（ICA）和银行借款成本（Cod）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091和-0.070，并分别在1%和5%水平下显著；（2）对于控制变量而言，Stat（e产权性质）、Siz（e公司规模）、Se（c担保比率）、Turnove（r资产周转率）、Cash（现金流）和Iscor（e信息披露考评）与Cod（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在回归模型中有必要对上述变量加以控制；（3）从相关系数数值大小来看，各个变量之间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系数均小于0.5，因而多元回归中的多重共线性影响可以忽略；另外，从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表4中的VIF值均不大于2来看，本文构建的模型也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整体来看，单变量分析结果基本与理论预期相符，但由于尚未控制其他变量的影响，故还需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才能得到更稳健的经验证据。
（三）多元回归分析为了验证假设H1，本文选择全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在回归过程中，由于ICA和Iscore都可能成为银行进行贷款决策考虑的信息因素，这里采用逐步进入回归方程的方式以便于更加细致地考察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通过该表可以看到：首先，将上市公司是否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虚拟变量ICA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1）显示ICA的回归系数为-0.129，且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够向商业银行机构传递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有利于银行更准确地估计上市公司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从而降低银行机构信贷决策面临的信息风险。因此，银行机构会给这类公司发放利率更低的长期银行借款。其次，将深市信息披露评级Isocre也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列（2）显示，ICA和Iscore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21和-0.085，且都在10%水平下显著。这说明，银行机构在进行贷款决策时会全面考虑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能够传递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自愿披露和官方评级都会给予定价，该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自愿披露正面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向外界传递自身高内部控制有效和信息质量可靠的积极信号，从而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假设H1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产权性质（State）在全样本回归分析中的系数分别为-0.166和-0.165，且达到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非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显著更高的银行借款成本，这一结论与李广子、刘力（2009）及魏志华和王贞洁等（2012）的实证研究相一致；年报审计意见在上述全部回归分析中均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从对财务报表审计意见的统计分析发现，949个样本总体中只有28个公司/年样本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不到样本总体的3%。这说明除年报审计意见外，银行在进行贷款决策时还会综合考虑其他有助于显示和判断上市公司质量的信息来源。模型在两个回归方程中的调整后R2分别达到34.1%和34.5%，说明该模型拟合优度较高，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为了验证假设H2，借鉴方红星、施继坤和张广宝（2013）的做法，本文将样本进一步划分为国有上市公司组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组，分别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并采用Bootstrap测试进行组间回归系数差异检验。从表6的列（1）和（2）可以看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与银行借款成本之间都呈现负向相关关系，但在显著性水平上却存在差异，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组中ICA的回归系数为-0.091，没有通过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测试；而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子样本而言，ICA回归系数达到-0.130，且在10%水平下显著。但两组回归系数差异仅为0.030，经由Bootstrap测试得到的经验P值为0.126，没有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水平。这说明本文的经验结果并不支持产权性质对于两者之间负向关系的显著影响。这可能与银行机构对借款人信用和还贷风险的评价能力有关，还有待于今后大样本经验分析的进一步验证。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本文采取以下三方面稳健性检验：一是，本文选择有息长期银行借款为研究对象，由于银行长期借款利率没有小于零的情形，是典型的“删失数据”（CensoredData），因而借鉴魏志华和王贞洁（2012）的做法采用Tobit回归分析重复前述研究，经验结果基本不受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ICA（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系数在全样本及非国有上市公司的三个回归模型中均与Cod（银行借款成本）达到10%水平下的显著负相关。二是，以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按照所属行业、资产规模等指标，采用1:1匹配方式进行配对研究（回归结果略），经验结果基本没有变化。三是，由于949个样本总体中仅有28个公司/年样本的财务报表审计意见获得了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防止某一特征所带来的样本构成差异对本文研究结论产生的影响，将获得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8个样本予以剔除，并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略），研究结论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通过上述敏感性测试发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为您提供论文：论资金成本，如下： 简论资金成本 一、资金成本实际上是一种预测成本 计算资金成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成本大小的比较来规划筹资方案，从而为将要实施的投资方案提供资金。因此，规划方案在前，实施方案在后。作为规划筹资方案的一种有效手段，计算不同筹资方式下的成本，有利于降低其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因此，资金成本计算是规划筹资方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其计算结果即为预测数。如借款成本预测不是基于现行银行借款的利率成本，而是基于筹资方案实施时的资金可得住、利率走向及利率期限结构等因素的预测。又如对债券筹资，它不以债券现时的贴面成本而定，而是视公司债务未来到期时，收益率与能否偿还本金的风险大小等主要因素的预测结果而定。再如对于股票筹资成本，它着眼于投资者希望付出多大的成本（股票发行价）以及对于股票未来收益的期望值是否得到满足等因素而定。 作为预测成本，应该有一定的预测基础： （1）它可借助于历史数据为参照来完成； （2）有些变量可以借助宏观经济分析来预测，如利率走势、利率的期限结构预期等； （3）有些变量是可借助于其它媒体来取得，如股票风险系数大小等； （4）有些变量相对稳定，如税率等。 二、资金成本与资金时间价值的关系 作为让渡资金的使用权而向企业索取成本，从出让人看属于投资收益，与资金时间价值有关。作为利润再分配的基本形态，资金成本是一种投资收益；而时间价值是指不考虑风险报酬和通货膨胀贴水后的社会平均资金利润率或报酬率。从量上看，资金成本作为投资收益要考虑投资报酬因素，而时间价值则无须考虑。当资金所有者出让资金，其投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一致时，资金成本即为时间价值；而当所有者出让资金，其投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有偏差时，则其资金成本应为平均收益率加上投资风险报酬率。 三、资金成本的分类 1．按具体项目和内容，可分为具体筹资项目的资金成本和综合资金成本。项目筹资成本可细划为借款成本、债券筹资成本、股票筹资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这些成本是指为具体的投资项目而支付的代价。因此，主要用于项目投资效率的分析与决策；而综合资金成本则是对上述各项具体成本，按比重加权来计算的成本，是针对企业在某一时点的综合成本而言的。因此，综合成本很难作为具体投资效益的决策依据，而只是企业总体效益的分析依据。 2．按计算过程及时点看，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1）筹资前的企业现有资金实际账面成本。其计算的意义在于：为将要发生或预测的成本与已发生的付现成本进行比较，以判断其效益好坏。 （2）筹资时的项目预测成本和综合预测成本。由于它是在原有基础上，追增筹资而确定的成本，亦称“边际资金成本”。它主要用于为新增项目投资的效益优选提供依据。边际资金成本是成本计算的重点，有关资金成本的计算，大都是针对边际或增量成本确定而言的。 （3）筹资后的账面成本。它是筹资后，就原有规模筹资和新增筹资部分综合计算而确定的成本。 四、资金成本计算的对象 一般认为，资金成本计算只涉及长期资金项目，而不考虑短期资金来源项目，其主要理由是短期资金将在一年内偿还。这种看法有失公允。长期资金肯定必须考虑其成本，而是否考虑短期资金成本，应具体看短期资金用途而定：如这些资金被用于非但定性资产占用，则不予考虑；如这些资金被用于恒定性的流动资产，则应予考虑。“恒定”与“非恒定”两者的差别在于：恒定性资产占用要由恒定性借款方式（如周转借款）来满足；而非恒定性资产占用主要由免费的应付账款、定额负债（又称视同自有资金）来满足。因此，不是所有的短期资金都不计成本，也不是所有短期资金项目都要计算成本。需要计算成本的短期资金应是流动资金减去免费短期资金的差额部分，也就是恒定性资产占用部分。资金成本计算对象的另一个问题是，当资金能带来剩余价值时就成为资本。一般来说，对权益资本成本有不同的观点。经济利润中的成本是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的总和；而会计利润中的成本只指显性成本。显性成本是明显的、外在的，须要实际支付的成本或费用。隐性成本则是隐含的、不涉及真实的市场交易的成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中,投资方企业由于涉及到对冲减投资成奉的确认和享有投资收益份额的确认,会计实务处理有一定难度。本文侧重于实务核算中的会计分录处理,考虑了一些处理细节,没有使用教材中的计算公式,意在化繁为简,便于理解。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内容。 解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一、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账务处理比较简单,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税法规定应在投资发生时,投资方要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故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能会发生所得税,此时税金要计人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例1]东方公司2000年4月1日购入甲公司股份20000股,购入价每股30元,支付相关税费20000元,占甲公司表决权资本的10%尔厅公司准备长期持有该股份。 尔方公司购入甲公司股份时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620000 贷:银行存款620000 二、投资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例2]承例1,甲公司2000年5月2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每股0.5元。 东方公司的投资发生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股利前,属于清算性股利,应该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借:心收股利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10000 三、投资年度后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投资年度后发放的现金股利,可能包含了投资收益和清算性股利两部分,因此要分清投资前后利润的实现情况,确认属于投资收益的金额和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的金额。 第一种情况:发放股利小于或等于投资企业按照投资后被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应享有份额 [例3]甲公司2000年度实现利润60万元,其中1～3月实现净利润10万元。2001年5月1日宣告发放现金股利40万元。 东方公司账务处理如下: 应该确认的应收股利为4万元(40x10%);由于4～12月甲公司实现净利润50万元,东方公司投资甲公司后按实现净利润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为5万元(50x10%)。东方公司分得的现金股利4万元少于其按净利润计算应该享有的收益份额5万元,说明2000年度冲减成本的1万元清算性股利已经被现在实现的净利润所弥补。故除了应该将现金股利全部确认为投资收益外,还要将2000年5月冲减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1万元转回确认为投资收益。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中,投资方企业由于涉及到对冲减投资成奉的确认和享有投资收益份额的确认,会计实务处理有一定难度。本文侧重于实务核算中的会计分录处理,考虑了一些处理细节,没有使用教材中的计算公式,意在化繁为简,便于理解。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内容。 解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一、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 初始投资成本的确定账务处理比较简单,但必须引起注意的是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税法规定应在投资发生时,投资方要将其分解为按公允价值销售有关非货币性资产和投资两项经济业务进行账务处理,故非货币性资产投资可能会发生所得税,此时税金要计人投资方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例1]东方公司2000年4月1日购入甲公司股份20000股,购入价每股30元,支付相关税费20000元,占甲公司表决权资本的10%尔厅公司准备长期持有该股份。 尔方公司购入甲公司股份时会计分录为: 借: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620000 贷:银行存款620000 二、投资年度的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例2]承例1,甲公司2000年5月2日宣告分派现金股利,每股0.5元。 东方公司的投资发生在被投资企业宣告发放股利前,属于清算性股利,应该冲减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借:心收股利10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甲公司10000 三、投资年度后利润或现金股利的处理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论述了人力资源成本的相关理论与管理控制方法，继而分析了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可控因素，最后从系统控制角度出发，进行了系统过程中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分析。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成本的管理，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但是，不同的企业，其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因此，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的特点及竞争者的情况定期的编制人力资源成本预算，做好对预算执行情况的反馈、分析和控制工作。
一、人力资源成本概述
（一）人力资源的取得成本
人力资源取得成本是企业在招募、选择、录用和安置时所发生的费用。招募成本是为吸引和确定企业所需内外人力资源而发生的费用；选择成本是企业为选择合格的职工而发生的费用；录用成本是企业为取得已确定聘任职工的合法使用权而发生的费用；安置成本包括:企业将被录取的职工安排在确定工作岗位上的各种行政管理费用；录用部门为安置人员所损失的时间费用；为新职工提供工作所需装备的费用；从事特殊工种按人员配备的专用工具或装备费；录用部门安排人员的劳务费，咨询费等。
（二）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企事业单位还需要对已获得的人力资源进行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成本，是企业为提高职工的生产技术能力，增加企业人力资产的价值而发生的成本，包括上岗前教育成本、岗位培训成本、脱产培训成本。
（三）人力资源的使用成本
人力资源使用成本，是企业在使用职工的过程中发生的成本。人力资源使用成本包括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维持成本是保证人力资源维持其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所需的费用，是职工的劳动报酬。奖励成本是为激励企业职工，使人力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对其超额劳动或其他特别贡献所支付的奖金。调剂成本的作用是调剂职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使其消除疲劳而发挥更大作用，也是满足职工必要的需求，稳定职工队伍并吸引外部人员进入企业工作的调节器。
（四）人力资源保障成本
人力资源保障成本，是保障人力资源在暂时或长期丧失使用价值时的生存权而必须支付的费用，包括劳动事故保障、健康保障、退休养老保障、失业保障等费用。这些费用往往以企业基金、社会保险或集体保险的形式出现。这种成本既不能提高人力资源的价值又不能保持其价值，其作用只是保障人力资源丧失使用价值时的生存权。这种成本是人力资源无法发挥其使用价值时，社会保障机构、企业对职工的一种人道主义的保护。
二、人力资源成本控制的可控因素分析
（一）取得成本因素
取得成本因素主要有招聘需求，包括招聘的人员数量和职位、对应的市场价格，以及招聘方式、流程等。其中招聘需求导致的选拔、录用、安置费及招聘过程费用属于可控成本；职位的市场价格等为不可控成本。控制前者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优化组织机构，精简人员；二是科学定岗定编，提高工作效率；三是预先做好人力资源规划，并充分发掘现有人力资源，避免人才浪费。控制后者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是选择最优招聘方式，能内部竞聘解决问题的就不外聘，这样既可填补职位空缺、节省成本，又有利于调动现有员工的积极性；二是规范招聘流程，招聘前要清晰公示空缺职位的任职要求，招聘后要追踪了解被聘人员的实际任职能力，避免不称职者给企业工作造成损失。
（二）开发成本因素
开发成本因素中，因培训耽误工作而产生的机会成本等不可控成本因素；培训需求、组织费用、培训效果为可控性成本因素，其控制重点是提高开发成本的使用效率，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培训需求分析；二是精确核算#严格控制培训组织费用，减少不必要的开支；三是促进培训效果转化，鼓励学员将所学新知识、新技能应用于实践，并在培训结束后及时分析、调查培训效果，总结成功与不足。
（三）使用成本因素
使用成本因素包括维持成本、奖励成本、调剂成本等。维持成本中，薪酬是人力资源总成本中最大部分，且薪酬刚性一直是人力资源成本只升不降的重要原因。薪酬一般分固定部分和浮动部分，前者由岗位、年资、学历构成，属不可控成本；后者由企业经营状况、员工绩效等因素构成，属可控成本。薪酬成本控制一要保证成本不溢出，二要保证薪酬发放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
（四）保障成本因素
保障成本因素包括劳动事故保障、健康保障、退休养老保障、失业保障等。退休养老保障成本相对固定，属不可控因素；劳动事故保障#健康保障具有可控性。尤其是劳动安全事故对电力企业影响重大，电力企业在这方面
要高度重视并舍得投入。
三、系统控制角度——系统过程中人力资源成本的控制分析
（一）人力资源成本循环控制计划环节
这一环节周密合理地计划决策，以从源头控制人力资源成本，包括预算和规划决策两部分。
预算——通过预算使成本在合理的幅度内变化，不至于严重不足或过分溢出。各种财务管理运用的预算方法，几乎都能够用于人力资源成本预算。一般企业可以根据定员并结合企业目标考核情况(如综合效益、安全生产）等做预算；新建或计划变动较大的企业则可用“零基分析法”即不考虑账户历史成本的记录，在全面分析人力资源结构、数量的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市场情况测算人力资源成本，难以一步到位确定成本的，可以考虑采用“滚动预算法”。应该注意的是，预算前要首先判断人力资源成本是收益性支出还是资本性支出，并据此决定预算是短期还是长期、静态还是弹性的。
规划决策——核心是进行人力资源成本的效益性分析，目的为最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修正不经济的支出。一般包括：估算成本；估算收益；评价投资收益。可通过投资收益率、投资回收期和净现值等加以比较，计算过程中要综合考虑人力资源成本支出的机会成本，即执行一项计划而放弃另一项计划可能带来的收益；人力资源投资的风险因素，即成本支出效益为负的可能性。
（二）人力资源成本循环控制执行环节
这一环节以成本意识严格控制支出，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预算调整。成立以人力资源部门和财务部门合作的人力资源成本管理组织，系统、全过程地对该项工作进行监控。
完善人力资源成本费统计台账，建立劳动工资、保险福利统计报表制度和财务报表制度。除有单项规定外，台账要按本期实际发生数而不是计划数填报，按“谁支付、谁统计”的原则登账，并明确成本责任。健全预算调整审核机制，凡需调整的，要预先申请和陈述理由，并经严格审核。滚动预算项目则通过项目阶段结算的方法，对每一阶段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核，符合要求才能进入下一阶段。
（三）人力资源成本循环控制检查环节
这一环节通过检查及时纠偏，确保成本管理不失控。
阶段性审查——即按季度、月度或项目，对各部门人力资源活动成本使用情况进行阶段性审核。
年度结算审查——即年度财务决算后，专门按照有关财会规定和台账对人力资源成本进行结算，对比年初所定的预算方案计算节约或超支的额度，看成本控制是否有效。
年度统计分析——即进一步分析结算结果，发现问题和差距，为下一年度的人力资源成本控制提供改进依据。
（四）人力资源成本循环控制处理环节
通过第三环节的检查，可以得到季度、年度企业人力资源成本使用情况的总结。针对其分析结果，采取改进对策。季度审核结果对策：对控制成本、提高效益的做法，及时给予肯定和褒扬；及时发现并纠正成本溢出和效
率低下的做法。
年度审核结果对策：表彰、奖励人力资源成本控制好的下属机构、部门，推广他们的经验，促进其他机构部门加强成本控制；如果存在人力资源成本控制失当的情况，必须从机构、制度、执行各环节分析原因，寻求对策，下一年度进行针对性调整。
参考文献
[1]李兴山，刘潮.西方管理理论的产生与发展[M].北京:现代出版社，2000.
[2]汪安佑，曾宝成.人力资源管理理论[M].长沙: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传统文化 社会资本 市场经济
一、儒家文化与社会资本形成
1、儒家的仁与社会资本形成
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典范化的道德人，即仁人。仁人，就是人与人相处具有共有的同情和公行的大道。儒家以仁作为人们修身处事的准则，在市场经济下有利于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首先，仁就是要有真性情和自己真正的生命力。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是直心和真情的体现和相互感通，而不是以他人的好恶为转移，不是专门致力于让每个人喜欢。“乡愿德之贼。”“巧言令色，鲜矣仁。”“不如乡入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仁人是直道的人，不是以他人的好恶为转移，因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他。有真性情的人才能做到直和诚，内不自欺而外不欺人。人类生存的基础，正是直和诚。
其次，仁人自己的生命与其他人是相统一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入，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忽施于人。”孔子提倡贯通人我的思想，认为自身的价值正是在有益于他人中体现出来。仁，就是人与人相处，人们自身的效用与其他人是正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样的意识是人们之间信任与合作的基础。“如见大宾，如承大祭，”“仁者，其言也切。”“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刚毅木讷近仁。”孔子提倡的仁人，到处敬畏人家，直心由中，不失真情，这样才能够获得他人的尊敬与信任。
再次，仁要在事业中体现出来。“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仁者爱人，智者知入。”仁是入的情商，对入的认识和理解是智的体现，只有仁人才有智和勇。“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仁者，既要有人我相通的心灵，又要做人我兼得的事业。管仲的仁是体现在他的事业中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牺牲自己的生命而有利于群体，是很高的人生境界。在现代市场经济下，需要构建人们信任与合作的环境，让人们以爱的态度与人相处，将小我与大我相统一，从而实现自身价值。
最后，仁是礼的基础。“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人与入之间的相处，既要有内在的真情，即直；又要有外在的分限，即礼和恕。忠恕，是贯通人我、体现仁的关键。礼，是专论外部规范的。“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入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礼乐是人类和与敬的感情表现。孔子更提倡内在的真情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内在的自觉比外在的强制效果更好，“齐之以礼”比“齐之以刑”效果更好。
2、论语的信与社会资本形成
首先，儒家认为信是人与人相处的美德。“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的这些话都是强调要把信作为人的行为规范。“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强调忠信是人的美质。“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就是文学，要研究各种典籍；行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要用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而最根本的美德是忠信。没有忠信的入学礼是没有意义的。人的忠与信都是诚于中才形于外的。
其次，信是对其他人忠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忠诚，贵在能相互信任。孔子提倡忠信也就是忠恕。恕，从我的方面来说，我不宽恕人，不能尽我的忠。信，从人方面来说，别人不相信我，也不能尽我的忠。恕与信，都是推行忠，都是人与人相处不可缺少的。所以君子忠于人，在我唯恐不宽恕他人，在人唯恐不相信我。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忠信的内容更为丰富，如公务员对群众的忠信，厂商对消费者的忠信，职工对组织的忠信，这些都是社会资本的来源。
再次，儒家提倡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道干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足食足兵民信之。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辱，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这些话可以说明无信不行的道理。君子劳其民是忠于民，君子之谏是忠于君。然而无信则我的忠没有效果。儒家特提倡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信任，在市场经济下可以发扬光大。
最后，儒家提倡人们对道的信任。市场经济存在基本的法则，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都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企业家精神是需要捌昌的。市场经济下，树立公民意识、形成公民社会是人们信任与合作的重要方面。
二、老子与社会资本形成
首先，老子的道与社会资本形成。老子哲学的中心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的道指的是万物运动的总规律，是万物的来源，是生命力的体现。道的形体是虚的，是“惟恍惟惚”的，但它是“虚而不屈，动而愈出”的。老子的道含有无穷的创造因子。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从“道”的创造力中吸收营养。道不仅产生万物，而且并不据为已有。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老子并不是要人们消极，而是要人去工作、创建、贡献。弗洛姆说过，爱是给予的能力，人生的意义是生存而不是占有。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从利他的行为中可以获得效用。好的市场经济并不仅仅是人们物质上的占有，而是人生命的展开，是人文关怀的体现。
其次，老子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处事的准则和智慧。老子认为“道”运动的规律是“反”。反既包含事物是相反相成的辩让思想，又包含事物发展到极限就会走向其反面回到原点的规律。正是因为道的运动有这样的规律，所以老子提倡为人处事谦退、守柔、戒矜、不争。“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柔弱的东西，由于它的含藏内敛，往往较富韧性；而刚强的东西，由于它的彰显外溢，往往暴露而不能持久。自满自骄都是盈的表现，将不免于倾覆之患。“功成身退，天之道。”在事情做好之后，不要贪慕成果，而要收敛意欲，含藏动力。人与人相处应该像水那样奉献而不索取。
再次，老子理想的自然人有利于社会资本形成。圣人是道家最高的理想人物，其人格形态是体认自然、拓展内在的生命，
是虚静不争的，是扬弃一切影响身心自由活动的束缚的。在社会生活上，老子要人发挥创造的动力，而不可伸展占有的冲动。老子十分提倡内在心灵的生活，要“为腹不为目”。在市场经济下人们在追求外在的物质利益时，还要提倡内心生活的充实。老子唤醒人们不可为名利而奋不顾身。他理想的人格形态是“挫锐、解纷、和光、同尘”，最终达到“玄同”的最高境界。玄同的境界是消除自我与外界的隔阂，以开阔的心胸对待一切人物。
最后，老子无为而洽的思想有利于人们和政府之间的信任。老子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政府要能允许差异性和特殊性的发展。市场经济下的政府只是服务于主体的，要给主体自由发展的空间。人的个性发展是社会性得到发展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形成的前提。老子认为“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老子消解了人们巧伪的心智和贪欲的扩张。老子说“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种处处为别人着想的谦退精神，反而能成就他的理想生活。老子的无为是让事物按自然的规律而行，而不按照自己的心思而妄为。理想的政治应顺应自然，因势利导，要舍弃一切过度的措施。老子所发挥的不辞、不有、不为主的精神，消解了人们的占有欲与支配欲。从衣养万物中，我们可以呼吸到爱与温暖的空气。
三、孙子兵法与社会资本形成
1、《孙子兵法》的人本思想与社会资本形成
第一，孙子强调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孙子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则止。”战争的行动正是以“利”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第二，孙子重视对人的激励。对于有功的人不爱“爵禄千金”，强调赏和罚对人的激励作用。孙子认为“杀敌者怒也”。因而要重视兵士的亲附，军队要治气、洽心、洽力，将人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人们生活的组织是社会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只有人本的组织才有凝聚力。第三，孙子强调人的独立性。孙子说“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市场经济下需要提倡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正是要培育市场主体。第四，孙子重视人的潜力的充分发挥。孙子理想的人格体现在将领上，“将者，智信仁勇严。”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正是要具备这样的修养。做事业就要“如转石于干仞之山，如决积水于千仞之屿”。孙子同时重视发挥各方面人才的价值。一个组织就是要让人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让人们在组织中找到精神的自我。
2、《孙子兵法》和的思想与我国社会资本形成
第一，孙子认为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是“合于道”。在战争中做决策时，首先要比较双方的“道天地将法”五个方面。“道”就是得民心。“合于道，则民可与之生，可与之死，而不畏危也。”“视民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渊，视民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组织要增强自身的凝聚力。第二，孙子是爱好和平而不提倡战争的。因为战争的消耗太大，“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人们要树立自身利益与其他人的正相关的认识。第三，孙子强调同外部的和。“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衢地则合交。”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是在一定的外部环境下生存的，同外界的和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第四，孙子强调组织内部的和。孙子认为整体的各部分相互配合是胜利的条件。胜利的军队是“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俱至。”相反，失败的军队则是“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后，后不能救前。”这启示我们要培育团队精神，心灵的封闭和小农意识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下的信任与合作的。一个组织要培育合作的文化。第五，孙子重视个人身心的和谐。“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而致战。”市场经济下的个人是理性的。孙子强调战争胜利是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的结果。“将者，智信仁勇严。”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而不同”。
[参考文献]
[1]钱穆：四书释义[M]，九州出版社，2010
关键词:筹资资金资本成本筹资方式资本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企业自身拥有的资金已不能满足其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企业必须根据其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及调整资本结构的需要，通过筹资渠道和资金市场，运用一定的筹资方式，经济有效地筹集企业所需的资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筹集和使用资金，是要支付代价(即资本成本)的。根据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要求，企业必须降低筹资中的资本成本。具体如何来降低企业筹资中的资本成本呢?笔者从资本成本的内涵、资本成本在企业筹资决策中的作用、降低企业筹资中的资本成本的途径这样几个方面来谈谈一些看法。
一、资本成本的内涵
资本成本是企业在市场条件下，为筹集和使用资金而付出的代价。具体包括使用费用和筹资费用两部分。其中:使用费用是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因使用资金而支付的费用，如向股东支付的股利、向银行支付的贷款利息、向债券持有者支付的债券利息等;筹资费用是指企业在筹资过程中为获取资金而支付的费用，如向银行借款时需要支付的手续费、因发行股票债券而支付的发行费用等。
二、资本成本在企业筹资决策中的作用
企业的筹资方式多种多样，不同的资金来源具有不同的资本成本。为了以较少的支出取得所需资金，企业必须分析各种筹资方式下资金成本的高低，并加以合理的配置。由此可见资本成本在企业筹资决策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资本成本是影响企业筹资总额的重要因素。
企业资金成本随着筹资数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大，当企业筹资数量达到某一额度时，所筹资金的边际成本就有可能增加到企业难以承受的程度，而当筹资数量超过某一界限时，边际资金成本便会连续地增长。所以，企业筹资数量并不是无限量的，它受资金成本的限制。
(二)资本成本是企业选择资金来源的基本依据。
企业资金来源和途径可以多种多样。就长期借款而言，可向商业银行借款，也可向信托投资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借款，可向国家政府申请贷款。企业究竟选择哪种资金渠道，主要考虑哪种资金渠道的成本低，只有选择成本低、使用期限长的资金，企业才有可能获得收益。
(三)资本成本是企业比较筹资方式的参考标准。
通常，即使是同一筹资渠道的资金，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筹资方式去筹集。例如，对其他企业的资金，企业可采取吸收投资、发售股票和债券，以及使用各种商业信用等不同方式进行筹集。企业在选择筹资方式时，需考虑资金成本这一经济准则，用尽量低的资金成本，筹集到企业生产经营所必需的资金数额。
(四)资本成本是确定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主要参数。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不可能只会使用某种单一的筹资方式。企业所需的全部长期资本通常是采用多种方式筹资组合构成的(即构成资本结构)。不同的资本结构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风险和成本，从而引起公司股票的价格变动。企业在规划资金的最优结构时，主要考虑资金成本和财务风险两种因素。
三、降低企业筹资中资本成本的途径
资本成本作为企业筹资决策中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的因素，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的好坏。因此，企业在筹资中要降低其资本成本，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一)合理安排筹资期限。
企业资金的筹集主要是为了满足投资的需要，尤其是为了满足长期投资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要本着以“投”定“筹”的原则，筹资期限要服从于投资年限，服从于资本预算，投资年限越长，筹资期限也要求越长。但是，由于投资往往是分阶段、分时期进行的，因此，企业在筹资时，可按照投资的进度来合理安排筹资期限，这样既可以减少资本成本，又可以减少资金不必要的闲置。
(二)合理选择筹资果道和方式，力求降低资本成本。
企业筹集资金的渠道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是从何种渠道，还是以何种方式去筹措，都要发生一定的资本成本。例如，向银行贷款，就要支付借款利息和借款的手续费;发行股票和债券，除了股票和债券的发行费用外，还需支付股利和债券利息;使用合营各方投人的资本，就要向投资者支付股利。不同的资金来源，形成不同的资本成本，即使是同一资金来源，因筹资方式的不同，资本成本也会不同。因此，企业在筹资前应认真比较各种资金来源的资本成本，合理选择筹资的渠道和方式，力求降低资本成本。
(三)合理安排资本结构，力求降低综合资本成本
在资本结构决策中，合理安排债务资本比率和权益资本比率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情况下，权益资本成本大于债务资本成本，因为债务利息率通常低于股票利息率，并且债务利息可以税前支付，具有抵税功能。因此，在一定限度内合理提高债务资本比率，降低权益资本比率，就可以全面降低企业的综合资本成本，从而可以给企业所有者带来财务杠杆利益，提高公司价值。但是企业如果一味地追求降低资本成本，导致负债规模大，则必然会使企业承担的利息支出过大，进而出现财务危机。因此，企业必须保持合理的资本结构，减轻偿债压力。:
(四)提高企业信誉，积极参与信用等级评估。
关键词：园林绿化；施工质量；投资成本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成为了人们追求的目标，做好园林绿化工作是提升居民居住环境的有效措施，对于施工企业而言，在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下，提升施工质量，做好施工成本控制工作至关重要，它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目前施工企业在园林绿化施工过程的投资成本控制上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不断加强成本优化控制，更好促进施工质量和施工企业经济效益提升。
1园林绿化施工过程投资成本控制概述
园林绿化是城市化建设中，针对城市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园林绿化美化城市环境，以提升城市环境为主，是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施工过程的投资成本控制主要是针对施工企业而言，施工企业根据园林绿化的计划方案，制定出合理有效的施工流程，通过合理的成本控制，实现低成本高质量施工效果，这对施工企业而言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同时这也是施工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的一个重要举措，应用合理成本控制法，对整个施工流程进行优化整合，深入分析施工的各个环节，降低不必要的资金浪费，合理控制施工过程中的资金投入，提升资金利用率，确保施工企业获得更多经济效益。
2施工过程成本控制的意义
施工成本控制主要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包括各种绿化设施、植被的采购，间接成本则主要是人工费用、机械费用、管理费用等，无论是直接成本还是间接成本都关系到整个施工过程的成本控制，加强施工成本控制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优化企业管理模式，是现代化施工单位必须具备的施工措施，同时这种施工成本控制理念同样也是现代社会对施工单位的要求，节能环保的理念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降低资源浪费，提升企业的资金利用率，从而不断促进整个社会向绿色环保低耗的形式转变。
3园林绿化施工投资成本控制问题
投资成本控制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从目前的投资成本控制现状分析来看，现状并不乐观，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3.1施工单位管理者缺乏成本控制意识
园林绿化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对施工单位而言很重要，关系到施工单位的市场竞争力和今后的发展趋势，但是施工单位的管理者却并没有认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在施工过程中，缺乏对整个施工过程的资金预算计划，大多施工企业遵循边做边算或先做后算的原则，不注重施工的资金控制，造成施工过程中出现资金滥用、资金供应不足等现象，这种现象会极大程度阻碍企业的资金利用率，出现工程资金浪费和资金使用不明确的现象。企业管理者成本控制意识较低，在工程的预算中，缺乏一个完善的资金成本预算体系，导致资金预算不合理，同时管理者对施工过程的资金利用情况不关注，无法保证企业资金的有效利用，同时企业不同工作人员之间的沟通交流较少，致使施工过程中的资金情况无法做到实时安排，最终导致企业施工过程中出现资金问题。
3.2施工成本控制认识不到位
要想做好投资成本控制工作，施工企业就必须对成本控制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能够准确把握成本控制的主体，大多数企业员工认为财务部门是成本控制的负责人，而技术部门则和成本控制无关，这表面上并没有问题，但是却忽视了成本控制同施工技术的联系，我们要明确成本控制关系到施工的各个阶段，没有资金任何部门也无法运转，做好成本控制工作就必须认识到整个施工过程都是控制的主体，需要从施工过程着手。例如，施工单位为了追求施工速度，就必须增加员工和设备，从而增加成本投入，在施工管理中的不合理安排也会导致资金的浪费。3.3施工成本预算管理有问题在工程前期对工程进行成本预算十分关键，这能够保证施工单位进行合理地安排，很好地把握资金使用情况，降低资金浪费现象出现，成本预算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在在资金预算中都不重视对施工现场的勘探以及市场波动对成本的影响，单纯依据目前的市场情况以及以前的工作经验进行资金预测，导致资金预算的准确性较低，在施工过程中的实际成本投入同资金预算差距较大，使资金预算流于形式化，起不到成本控制的效果，同时在施工过程中缺乏实施的资金与使用汇总分析，资金预算不能根据具体施工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导致资金使用混乱现象时有发生。
4提升施工过程成本控制水平的措施
4.1提升管理者的成本控制意识
管理者的成本控制意识的提升很重要，这直接关系到整个施工单位对成本控制的重视力度，管理者要不断提升自身思想意识，认清目前市场情况和自身企业的发展状况，从大局角度出发，加深对成本控制的了解，学习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关注施工过程中的资金使用情况，加强监督检查力度，确保整个施工过程的资金利用率，同时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施工优化改革，不断引进先进的施工技术，降低施工能耗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从质量和成本进行双重考虑，切实满足成本控制的要求，为企业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企业的发展。同时要加深企业对成本控制的认识，要有虚心学习的精神，把握施工成本控制的主体，从整个施工着手，深入分析施工流程，把握不同阶段的施工目标，做到资金利用上的合理掌控，合理把握质量、速度、成本等的关系，实现成本投资最优化。
4.2注重提升企业员工综合素质
企业员工是施工的主要参与者，其自身综合素质和成本投资密切相关，施工技术水平高就能降低成本投入和资源浪费，思想道德水平高在施工过程中就能积极主动配合上级领导的安排，在工作中认真负责，确保自身负责工作稳定。施工单位要定期对员工进行培养，委派专业人员为其进行技术指导，从根本上提升施工人员技术水平，同时还要注重进行思想文化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企业氛围，让企业员工感受到企业对他们的关爱，提升企业的凝聚力，从而不断提升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意识。
4.3不断完善企业成本控制制度
一个完善的成本控制制度是成本控制的保障，企业在制定制度时可以参考其它优秀企业相关制度，再结合自身企业情况进行改革创新，严禁照抄照搬，确保制度的适用性，同时还要深入贯彻现代化理念，使制度保持时代特征，这样才能使成本控制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不断成长，对成本控制进行严格的制度上的约束，这样成本控制才能有所依据，不断提升成本控制水平。要制定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针对施工过程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确保整个过程的真实性，同时还能对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同资金预算进行及时比较分析，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资金预算水平。
4.4合理安排施工机械
施工质量、施工速度都和成本控制有着直接关系，在施工过程中需要用到各种施工机械，施工机械的存在会大大增加施工成本，但是对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却有很大地提升，所以施工过程中要根据施工需要进行合理安排，在保证质量和速度的情况下降低成本，在施工机械安排前相关工作人员要进行实际考察，根据施工人员的施工能力进行妥善安排，进行合理的施工机械调配，避免出现施工机械调配过多造成资金浪费。
5结束语
园林绿化是人们和社会对城市的要求，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施工单位而言，施工过程的成本控制是提升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成本的合理调控，避免出现资金浪费的现象，能够大大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施工企业要充分认识到成本控制的重要性，明确现阶段成本控制中的问题，不断采取优化措施，提升企业施工水平。
作者:闭秀丽 单位:广西恒铁房地产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庞忠云.园林绿化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浅探[J].智能城市.2016,(1).
[2]张明霞.园林绿化工程成本控制分析[J].福建建材.2015,(1).
(一)未能全面揭示资本成本中的智能元素：重物质资本、轻智力资本
随着生产要素的创新及制度的变迁，资源的稀缺性发生了变化，即由工业经济时代物质资本(在财务会计表现为财务资本)的绝对稀缺逐步转化为知识经济时代智力资本的相对稀缺。现行资本成本会计理论构想产生于20世纪年代70年代，而当时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尚不明显或较为隐蔽。因此，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仍为物质资本。诚然，将权益资本成本纳入企业资本成本的核算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在知识经济中，价值创造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知识及其对知识的配置与运用，即创造性的新知识及拥有这些知识与创新能力的人。不论是人力资本、结构资本还是客户资本，均为投资行为所产生的能带来超额价值的价值。既然这些资本与债务资本、权益资本一样都是由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所形成，那么，对企业法人而言都是一种融资，理应向投资主体支付资本成本。只不过相对于物质资本而言，智力资本成本表现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济代价，从而难以进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
此外，根据收入费用相配比的原则，知识型企业的收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自于新知识在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整合中的运用、新客户的获取和参与企业创新的渗透性以及企业持续的创新能力，而这些因素均与智力资本的融资、营运等活动紧密相关。换言之，是智力资本及其与物质资本的整合而非单纯的物质资本为企业带来了超额收益。既然在收益的计量中默认了智力资本的贡献，那么在成本、费用的计量中理应反映使用智力资本的代价。否则，既违背了收入费用配比原则，也难以反映该类企业真实的盈利能力。
(二)未能完整地反映多元化的主体权益并清晰地界定其索取权
按照资本成本会计的思路，主体权益是除负债、股东权益之外的、由企业主体自身努力所形成的资本来源。企业将支付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之后的净收益部分纳入主体权益，并完全由企业法人所拥有。但是，企业法人毕竟是一个虚拟的概念，其自身的努力也是一个指向相对模糊的表述。智力资本管理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价值增值的核心驱动力，结构资本是人力资本与客户资本发挥作用的载体与平台，客户资本为人力资本和结构资本创造环境，三者在相互支撑的机理下带来价值的增值。由此看来，企业超额回报可能是经营者卓越的经营能力所致，也可能是组织学习、组织创新与代际传承的结果，亦可能是品牌再造、客户消费价值的转变、消费者参与企业互动式创新等因素的结果。
更进一步而言，制度变迁的原动力为要素的创新，对权益主体的界定构成其索取权安排的逻辑起点。在未能明确界定多元主体权益的情况下来确定剩余索取权以及实质控制权，将必然出现制度安排的混乱与无序。在管理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由大股东或企业高管一人独断来安排剩余索取权而全然漠视市场的调节作用的案例。实际上，知识密集型产品价值的度量与实现必须通过市场行为来完成。那么，由此倒推，生产知识密集型产品的企业对其超额收益进而剩余权益的分配理应由市场来调节。这里的市场体现了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融会贯通。只有引入市场机制才能真正实现债务资本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企业法人、客户在剩余索取领域充分、公平的博弈。
(三)未能充分体现资本成本与企业竞争未来的能力之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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