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追溯我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得出结论：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只有改革开放，才会快速发展；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党的十七大的主题之一，也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思路、新方略和时代潮流，是我们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全面落实十七大精神的前提和内在动力。
十七大报告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这是对改革开放30年成绩和经验的洞明，又是对深化改革、更好地开放的深刻揭示。
一、只有解放思想。才有改革开放
回顾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我们特别怀念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活力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特别思念它的带头人邓小平同志。诚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在复出后，首先身体力行的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
十年的那场浩劫，使我国经济走上了崩溃的边缘，各级政府已几近瘫痪。内乱造成的危难局面、人为形成的各种矛盾加暴举，让不少人肉体和灵魂莫名地受到极大的摧残，还有不少人冤死在执行错误路线的“自己人”手里。人们惊恐万状，人际关系隔阂。尤其是思想的禁锢，人们变得圆滑世故、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只说粉饰太平、不关社会痛痒的大话、套话和大言欺世的空话，而社会正义不得伸张，是非曲直无处倾诉。忧国忧民的人心急如焚，刚直不阿的人敢怒不敢言，唯恐投机分子给上纲上线，抓辫子、打棍子。一时间，观望派、逍遥派比比皆是，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地被削弱挫伤。粉碎“”后，全国人民重新获得了解放，人们欢欣鼓舞、精神振奋，希望尽快改变国家混乱不堪的局面，能放开手脚去大干社会主义。而“两个凡是”又画地为牢、深闭固拒，严重阻碍和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这又一次大伤了中国人的元气和魄力，人们的思想再一次陷入迷茫的泥淖。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岗位后，直面人们的大喜大悲与怒不可遏，忧愤地顶着“”的高压，毅然决然地实行全面整顿。他利用各种工作时机，因势利导、循循善诱，以精辟明快、高屋建瓴的话语，深入浅出地启迪人们去思维，用一系列谈话解放人们的思想。以提高认识为突破口，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对于解放思想的目的性和重要性，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断在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是邓小平同志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以他勇于斗争、善于内省的独立思考精神，用解放思想为先导，扭转了局面，摒弃了墨守成规、执迷不悟者的错误。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地评价和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号角。
解放思想，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樊篱，在思想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批判“唯生产力论”、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启了全国各行各业人民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闸门。使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确立起来。获得新生的干部群众在科学战线，文艺战线以及各行各业迸发出极大的热情和智慧，新思想、新举措、新成果层出不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来没有这么昂扬，这么意气风发。
回首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正是人们思想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活跃、从封闭半封闭到全面开放的思想转变过程。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里程碑和重要标志，成为粉碎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并获得巨大成功。它为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以及而后的农村经济改革、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股份制等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提出，实现“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发展的条件。
二、只有改革开放，才有快速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同志强调，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不坚持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吸收利用世界各国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谁不搞改革开放谁就下台。”指出要不囿于姓“社”和姓“资”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谋求发展。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坐地保守到改革开放，这是粉碎之后我党历史上第二次思想解放。其间确立的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创的，是解放思想获得的巨大收获。它和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起，成为90年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中回答党应该是什么样的党的思想创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从邓小平到再到几代领导集体传承力持的求真务实谋发展，推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火炬接力。
由于改革开放，从1978年到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165亿美元增加到26269亿美元，GDP增长了12.3倍，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速，人均GDP已达2010美元。我国的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法国和英国，位居世界第四。从一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沿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由于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大大增强，全球影响力大大提升，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0多个。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达到近6亿，有2亿农民摆脱了贫困，13亿人初步达到了温饱和小康，实现了从贫穷一温饱一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部分领域进入世界前列，整体上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我们的研发投入逐年增加。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7》公布的，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55个国家和地区中由上年的第17位升至15位。我国的香港、澳门也极尽自己的优势、海峡两岸的互利合作捷报频传。外商投资、外资企业在改革开放后的骤然增多，“复关”与“入世”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已成定局。改革开放不但促进了经济、同时也带动了我国其他领域的国际化进程。中国从封闭、贫穷、落后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充满活力并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谁都不能不承认：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之路，是我们国家振兴的活力源泉。
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符合党心民心，合乎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也让我们从陈旧的发展观中解放出来，在世界范围内与所有国家和地区普遍交往和合作，有利于我们知此知彼，在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舞台上为自己寻找更多的机遇，更能发挥中华民族的创造、奋斗精神，顺应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旧观念和不合时宜的思维框架。在十七报告中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三、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开放
1.新时期仍然要把解放思想放在首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拥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就会采取怎样的行为路径，对改革开放认识的高度和广度。将决定革故鼎新的强度和热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史无前例的，适应新形势、应对新挑战、认识新事物、完成新任务，我们只能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而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甚至螳臂当车。为新世纪、新阶段、新起点上的新一轮思想大解放去积极探索，兴利除弊。“解放思想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本质要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拓新局面的强大思想武器。”
2.在深谙世情、国情、党情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回顾党的奋斗历程，我们在实践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工作上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同志继续解放思想的召唤，是我们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新课题，实现新突破，开拓新境界的关键，是对党的政治智慧、决策能力的新考验。
随着对外开放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情形长期存在，我们的机遇和挑战都在增加。我们应认真地与世界飞速发展的情势相对照，与中外反差相比较，通观国情。明察于外。在了然把握世界态势的情况下给自己找方略、寻空间，与他国合作互利，优势互补，积极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参与世界分工。面对国际市场的掣肘，我们更要抓核心产品、要害产品、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发展，主动、尽快地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不受别人牵制，除了扬长避短，转化劣势，寻找差距和不利因素外，更要从13亿人的可持续发展找出路，制定有效的激励措施，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出台培育国际化人才的机制，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养利用，开发高科技产品。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启迪我们自己的智慧与创造。我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中国在世界被边缘化的积弱积贫、缺乏活力和创新力的闭关锁国、闭门造车、把自己排除于世界文明发展场外，参与权、表达权往往自动放弃，对外来的干涉、野蛮挑战的封闭、缄默或不抵御的状况。通过十七大报告的学习，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外开放国策提升到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是全球化时代开放理论的鲜明特点。文化是全人类在社会各个历史阶段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总汇，是人类共建共享的精神财富，世界历史进程中有重大影响的宣言、、法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参考和指导。超级秘书网
1、加大投入，提档升级，建设专业型实验室
通信实验室建设的原则为了不断提高通信人才培养水平，近年来我院先后投巨资资用于实验室建设。在实验室建设过程中，更新观念，以培养动手能力强，具有实践创新精神的人才为出发点，以建设综合性、系统性和适用性的通信实验室跟踪世界前沿的实验室技术，为了跟踪知识前沿，激发学生对实验课的兴趣，我们对原有的实验教学内容进行了优化整合及合理取舍，既保留传统的实验内容，又在充分利用我们以功能块模式组建的专业实验室的基础上，增添了许多系统实验、综合实验。如移动用户与固定用户之间呼叫处理实验，就是在移动实验室和程控交换实验室进行的。学生必须在掌握程控交换和移动通信两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两实验室硬件设备的连接及软件数据的创建，最终完成实验。这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实验，加强了学对专业知识体系的把握，加深了学生对通信系统组网构成的理解。
2.加快实验教学手段改革，提高实验效率
将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入实验教学，自制教学课件，丰富实验教学课堂。增加现场观摩教学。我们与电信公司和通信工程局联系，带领学生到通信机房参观，请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给学生讲解通信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故障查找知识。在通信工程施工现场，请工程人员讲解通信线路勘查设计与工程施工知识。把学生置于实际工作环境中，并请工作人员在现场亲自指导实践，保证了我们的教学与现场实际不脱节，增加了学生对知识的感观认识和对未来工作环境的了解，达到了学校与市场“零距离”培养人才的目的。
3、探索多媒体实验教学方法
我们系开设了通信设备测量与检验课，在这门课程里，主要向学生介绍常用通信仪器仪表的使用方法，如何使用这些仪器仪表来对通信设备和通信线路进行测量的知识。为了便于学生随时掌握每个仪表的性能，我们把整个教学内容制作成学习软件，采用语言讲述、文字说明及视频图像演示的方法来介绍每一种仪器仪表的功能、使用方法、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并把制作好的学习软件上传到网络中，供学生上网来学习。这种教学方法突破传统的面对面课堂教学方式的限制，将授课课堂由教室和实验室延伸到因特网所覆盖的任何一个场所。通过网络学生可以自主学习，相互交流，真正体现了学生的主导地位。
4、改革实验教学模式
传统的实验教学模式从设计实验内容到指导学生做实验再到评定实验报告，始终以教师为核心，学生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这种单一教学模式不但不能充分发挥实验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压抑了学生参与实验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而且限制了实验室的发展和师资水平的提高。
二、改革实验教学模式，培养创新型教师
1、抛开理论课与实验课界限，采用一体化的教学模式。以往，理论课与实验课是分开来上的，由于实验课时相对较少，在课内要完成所有实验项目是不可能的。改革教学模式后，我们将一些课程如移动通信直接搬到实验室来上，压缩过去课堂上对理论过程繁琐冗长的推导过程，挤出更多的时间来让学生在实验中理解理论。每讲到一个问题，如时分多址，先讲它的原理，接着就做实验来验证。采用这种方式教学，不仅减少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增加了学习兴趣，学习效果显著改善，而且解决了实验课时少，实验项目开出率低的问题。
2、在教学计划外的时间，对所有学生以预约方式开放部分实验室，为学生从事科技活动、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等提供实验场所和实验设备。通过开放实验室，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自选课题或自命课题进行设计和实验，这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挥学生个性与特长，同时也提高了专业仪器设备的利用率。
3、创办研究性实验室，培养创新型教师。加强实验教学队伍的培养和建设长期以来，大多数教师只重视理论教学，而轻视实验教学。培养“双师型”教师，是高职院校未来师资培养的关键，教师不仅要懂理论，而且要有较强的实践能力。为了使我系教师的实验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我们首先采用了“送出去、请进来”的方针，一方面分批向外派送教师参加进修、培训、研讨、考察等，不断提高教师的实验学识水平；另一方面，与企业合作，成立校企共建实验室，利用企业合作伙伴的智力资源，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其次，将实验教学与业务考核和职称评定挂钩，要求理论课教师必须参与实验教学，这样不仅加强了实验技术力量，提高了自身的动手能力，也促进了理论教学效果的提高，从而闯出一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改革新路。此外，实施奖励政策，鼓励教师积极开发高水平的实验设备，改进和完善实验室建设。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教学实验设备必须适时更新，完全依靠购买是不现实的，因此，自行开发一部分实验设备，已经成为实验室建设的经常性任务。通过开发工作，不仅有益于教师对有关技术的理解，大大提高其科研开发能力，同时也给了教师施展才华的机会。
三、改革实验室管理方式，培养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
通过对移动通信的终端实验室的开放，会引发新一轮的创新产品的诞生，这就必须要加快技实验室对一线技术人员的开放。
1、改革实验室开放程序
改革实验室开放流程，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首先要让科技人员了解实验流程，然后参与实验的准备工作。开放实验室，不能盲目地开放，不是把实验室门打开了，就可以随时进入实验室，开放实验室之前，要把移动通信的终端系统的实验流程弄清楚，首先对学生进行实验室管理有关规定的教育，要教会他们对实验过程的相关规范操作、相关实验仪器的正确使用方法。其次，让他们学会实验课的基本实验技能与方法，参与实验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做法是：先找相关资料，依靠实验指导教材写好实验开题报告，详细叙述实验流程及注意事项，交实验指导教师审批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
2、提高综合设计性实验能力
开放移动通信实验室提高综合设计性实验，综合设计实验是教学评估教学的一个重要指标，完成这类实验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开放性实验教学。开放性实验教学，首先要开放实验室。开放性实验项目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按规范产生的。在实验选题和实验方面，充分考虑了改革的成果，改变了过去主要是对一些理论的验证，现在要重点培养学生动手能力，要把实验的重点放到新一代移动终端的设计、创新上来。转向重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通过开放实验室，进行开放性实验教学，使学生实验过程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节，从而让学生发现许许多多当初没有预见的问题，经过分析然后去解决这些问题，提高了实验技能，也激发了技术人员参与的兴趣。
3、改革实验的管理模式，培养学生参与兴趣
让技术人员在参与实验的同时，也要求做一些实验室的管理工作，有利于学生培养学生的管理能力。开放实验室是一个系统的小工程，需要严格的管理。日常管理工作繁琐、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实验室不仅承担着大量的实验工作，同时也要承担国家很多通信部门的科研工作。开放实验室人多手杂，如果没有一个系统的管理系统，很难组织技术人员主人主动自觉地参与实验室的管理，所以要形成制度，让其参与实验室的管理工作，当然参与的目的是锻炼能力，提高技能，培养管理能力。培养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我们对参与实验的学生要求严格按照实验室的规章制度，让他们参与到实际管理工作中去。要求做好严格的时间登记，同时也要做好自己本次实验的详细记录。发现与实验室管理有关的问题要主动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要立即向负责管理的教师汇报。在教师的指导下，有责任和义务协助教师解决有关问题。通过这种主动管理与相互监督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加强学生责任心和处理事情的能力，为他们继续深造和将来走上管理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从100多年以前开始的。1840年以后，中国就开始了这一艰难的历程。但是，一直到1978年以前，都还只是为现代化提供某些条件和基础，而没有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则是从1978年以后开始的。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而中国在1978年以前的情况则与此完全相反，是计划经济、权威政治、人治国家、单一文化、封闭社会。因此向现代化的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先后在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逐渐地展开，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弄清楚这些变化的状况及其发展的脉络，对于今后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走得更好，是十分重要的。
首先，这个过程是从经济生活中开始的，尤其是从经济生活的最深刻的层次即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变动开始的。
当代中国社会的利益结构以1978年为界限，前后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在许多文章中做过阐述，这里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在1978年以前的30年间，中国的社会利益结构是一种整体性的利益结构。这个利益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个体利益绝对地服从整体的利益，同时，个体之间在国家的控制与调节之下，实现平均化。而整体利益实际上是由几个大的板块构成的，即：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所谓利益的平均化则是在各个板块内部实现的。
在这种利益结构中，国家所有制以及从属于国家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制构成了人们追求利益的唯一源泉，离开了这个唯一的利益源泉，人们就会丧失一切利益，从而失去生存的条件。为了维持这个整体性的利益结构，国家运用经济的、行政的和意识形态的力量和手段对个人利益进行压制，使人们逐渐忘掉了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处于失去动力的状态。再加上的破坏，便使国民经济衰落到崩溃的边缘。这便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
因而，改革开放以后的首先也是最大的变革就是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多种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出现开始的：在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发展起来以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允许在公有制之外的多种所有制的存在。这样便造成了利益源泉的多元化，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公有制的束缚而到体制外去追求利益。同时，原有的对个人利益的压抑政策也开始松动了。这样，就在人们的观念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即人们的利益意识开始觉醒。与此同时，原有的整体性的利益结构便崩解成无数个小碎片，造成了社会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也就是说，，社会利益结构从几个板块构成的整体性结构变成了原子结构。从而使个人利益问题被提上日程，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变成合理、合法的事情了。
而当长期被压抑的利益意识一旦觉醒，就如洪水决堤一样产生了普遍而强烈的利益饥渴现象。人们开始如饥似渴地追求利益，而且这种追求向各个领域中迅速展开，形成一股巨大的浪潮。正是这股浪潮便给整个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动力。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的一切成就,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都是靠这种活力和动力的支撑才取得的。这是主鞯囊幻妗?nbsp;
另一方面，社会的变动又是十分复杂的，它不能抛开原有的控制体系从新开始，那样它将会因为完全打破已有的平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减少成本的办法则是从原有控制体系出发，把变革中的失衡保持在局部的、可控的状态之下。这就是渐进改革的道路。然而，渐进改革虽然具有这样的优点，但它必然要在改革过程中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许多旧体制的成分及其影响，形成新旧体制并存的局面。另外，在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中没有调节利益竞争的规则，而要建立这样的规则却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再有就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有落后于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影响，便造成了许多负面的现象，例如：不择手段的无规则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人际关系的商品化；体制内外利益差距的加大，使体制内的人们产生严重的利益丧失感，从而把权力与职业方便转化为利益源泉；体制内的懒惰的竞赛；小团体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犯罪的普遍化；对公共事务的冷淡，甚至产生损人不利己的社会破坏行为，等等。
其次，这种社会变动在经济生活变动的推动下，也逐渐在政治领域中展开。这表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一般地说，政治权威结构有四个层次：法的权威、机构的权威、职位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在不同的政治体制中，这四个方面各自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有所不同。在现代的代议制民主的政体中，法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权威是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再其次是职位的和人格的权威。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情况下有所不同。当一个领导者的人格魅力非常强的时候，人格的权威会高于职位的权威，而在一般情况下，则职位的权威高于人格的权威。在高度集权或全能主义的政体中，权威结构则是另一种情况。在这里，政治领袖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次是职位的权威。因为领袖们的人格权威一般也需要通过职位来表现。再其次才是机构的权威和法的权威。法的权威之所以处于最低的地位，是因为法律的制定包括宪法的制定总是在一定机构的主持下实现的，因此这些机构便总会在事实上把自己的地位置于法律的地位之上。这两种典型政体的权威结构，形成了权威结构的两个极端，其它政体的权威结构便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的一定位置上。
中国的政治权威结构，在改革开放以前，完全是全能主义的权威结构。的人格权威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此相联系的是职位的权威，它仅次于人格权威，并与人格权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再其次是机构的权威，因为机构中的关键的职位是和人格权威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定的职位虽然在机构之内，其权威却又高于机构的权威。而法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地位。因为，如果主持制定法律的机构都认为自己的权威比法的权威高，那么，职位权威和人格权威自然就更高于法的权威了。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政治的权威结构。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状况便开始逐渐有所改变。
推动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由于的结束以及对所造成的灾难的反思使中国人民从政治迷信中摆脱了出来。这就使人格权威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次，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也推动了这个变化。第三，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使人们的利益追求逐渐超越了意识形态，这样便从根本上拆除了政治迷信的精神基础。第四，政治信息交流的发展，使人们对现代政治的权威结构有更多的了解，从而大大增强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等等。
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这个的权威结构便逐渐地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邓小平，虽然仍有很高的人格权威，即仍是那种超越职位权威的人格权威，但这时的人格权威已不再靠政治迷信来支持，而是靠政绩来支撑了。而到第三代领导人的时期，则人格权威已基本上与职位权威结合在一起了。这方面已基本上与民主政体的情况相同了。然而不同的是，到现在为止，在中国与人格权威相结合的职位权威仍占居权威结构的首要地位。但是，由于强调建立法治国家，法的权威已逐渐上升到第二位。而机构权威则处于最低的层次。中国的权威结构的再进一步的发展，就是要使法的权威上升到第一位，而且是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中国的权威结构便与现代民主制政体的权威结构一致了。应当说，中国正处在这个变化当中，只是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意识形态是中国原有政治结构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也可以说是政治结构的黏合剂。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如果没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整个的政治结构就会瓦解。这个最基本的方面，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变化。但是，意识形态自身的状况却已开始发生了某种变化，而这种变化便不能不影响到政治结构。
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总的说来，意识形态是在逐渐趋向于淡化。过去作为一个全能主义的政权，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就是靠意识形态的力量来实现的。特别是对人们的利益意识的控制更是要靠意识形态来形成人们对利益要求的自我抑制。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追求已经成为社会上人们行为的主要动力。这就使意识形态逐渐退出对个人生活的控制，从而使社会开始产生了个人生活的领域，并不断扩大。
同时，个人隐私开始被社会所承认。而“单位”对个人控制的范围和程度也在逐渐减少，使个人对单位的从属性不断地有所减弱。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和学术研究中的思想自由度也不断有所扩大。有的人认为这种情况预示着中国的市民社会的产生，也有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一切无论如何总是反映出政府对社会生活干预的程度与范围的重大的变化。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还表现在其对社会公共事物的控制也有所减弱。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决策和经济的运行现在已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了。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和生产力标准的提出对于这种情况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显示出意识形态对公共生活控制的减弱，例如在科学、技术、教育、环保、卫生、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等等方面，意识形态都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被置于人们的视线之外了。
甚至在政治领域中的某些方面，意识形态的作用也有所减弱。例如，在日常的行政事务中、在一般的政治规则中、在法律事务中等等的各种问题上，人们已很少将其提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去认识和对待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显示着意识形态逐渐淡化的趋势。
这种情况说明，原有的意识形态强控制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形势。必须以意识形态的淡化来适应之。
但是，意识形态的淡化并不否定中国的政治结构需要意识形态来支撑的事实。实际上，意识形态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基本制度方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这是由于中国的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决定的。这一点并没有变化，也不能变化。如果变化了就要影响到政治结构的合法性问题，从而引起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与意识形态淡化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负效应，即社会道德的真空和社会生活规范的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原来意识形态强控制的时期，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都依赖意识形态的渗透来维持。从而保证社会上的多数人能够在这些方面不逾矩。但是随着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对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方面的控制也就随之而极大地减弱，从而产生了上述的负效应。因此，在意识形态淡化的过程中如何针对这种负效应来加强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对于政治结构的正常运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政府功能也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
这种变化总的说就是政府对社会干预范围的减少和干预方式的转变。例如上面所说的个人生活的领域，已基本上处于政府的直接管理的范围之外。
更重要的是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变，这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这就是政府从许多微观管理的领域中逐渐退出，而转向宏观的控制。例如对企业经营、市场运作、价格形成、证券交易、金融信贷等等方面，都从过去的微观控逐步制转变为宏观控制。有些方面还正在转变的过程中。推动这一转变的，一方面是一系列的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则是一次接一次的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的改革。政府干预状况的这种变化，则构成了政治结构变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里所体现的并不是权力结构的静态方面，而是权力结构的动态方面。从动态方面来把握政治结构的变化则是对政治结构的问题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明显地看出，政府功能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乃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直接结果。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政府干预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也发生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即政府在其应当起控制作用（宏观的或微观的）的领域中，往往产生控制能力下降或控制失效，以及行政执法部门腐败等等问题。这样便使政府在其应该强有力地起作用的时空范围内，未能有效地起到这种作用。这方面问题的产生也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如果说前一方面的变化是适应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要求的话，那么后一方面的变化则对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
这是一种原因所产生的正反两方面的结果。因此，需要在促进政府功能从微观控制向宏观控制转变的同时，通过行政体制的改革来不断地解决政府行为优化的问题，以便政治的动态结构能够顺利地运行。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在社会利益分化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在利益结构中处于地位相同的人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从而形成了层次不同的社会团体。
但是这种社会团体还只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利益集团，到现在为止，它们还没有成长为真正意义上的利益集团，或者可以称之为准利益集团。因为按照中国社团法的规定，所有的社团必须要挂靠一个行政主管部门。而行政主管部门的某些干部实际上就担任社团的领导人。这样就使所有的社团都带有程度不同的官方性。所以，中国目前的社团是具有民间和官方的二重性。所以说它是准利益集团。这种状况虽然使这些社团表达自身利益的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各个社团只能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控制下活动。但另一方面又有助于这些社团的成长，使它们在力量十分弱小的情况下能有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自己的依托。
中国目前的社会团体（指基本上从社会中生长出来的社团，而区别于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不同的类型：即行业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公益性社团和联谊性社团。就其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潜在的影响来说，最重要的是行业性的社团。这种类型的社团已初步具备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已经逐渐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行业协会的领导人在社会和政治地位方面也大有提高，他们在政协或人大中往往担任一定的职务，使他们不仅在维护行业利益方面能起更大的作用，而且上升到了参政的层次，对地方政府的决策有可能施加一定的影响。
总的说，目前社团的作用，从内部来说，主要表现在行业中的自我服务，利益协调和行为自律方面。而对外则是与各种行政执法中的不公正行为进行交涉，来维护行业的利益。尽管中国的利益集团还刚刚萌芽，但它已预示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变化。因为利益集团的产生意味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最终将有可能导致政治生活的多元化，直至政治结构的多元化。因此，这个问题是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不能不涉及的重要问题。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民主的发展，从制度层次来说便涉及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也是动态的权力结构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通过对民主发展的影响而改变着社会政治结构中的权力关系。民主从操作的意义上说，就是人民对政府的制约，即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者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的实质是人民对政府的一种利益表达。也就是说，所谓制约就是要想办法使政府维护人民的某种利益，或不要损害人民的某种利益。因此当我们不谈作为目的的民主而是考察作为手段的民主时，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不过是人民向政府表达利益的一种方式。而通过民主来表达利益则是要以社会结构的某种变化为前提的。我们知道，民主所要表达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个体的利益。集团的利益也是以个体的利益为基础和归宿的。因此，民主所涉及的利益表达，是以个体的利益意识的成熟、利益表达要求的相当强烈、对利益表达方式具有较好的选择能力、对利益问题解决的时效具有相当的承受力、与其它利益主体之间能够平等相待并尊重彼此的权利、对解决利益过程所产生的利益矛盾善于协商与妥协、对政府的合法性有必要的认同、对法律和各种社会规范有高度的共识，等等为前提的。而所有这一切前提都是由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利益结构的变化所逐渐提供的。很显然，由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所引起的利益单元的个体化，从根本上为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为个人利益被社会所承认也才会有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只有个人成为社会的本位，个人的权利才会为国家和社会所尊重。正是在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才形成民主运作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政治土壤。而在这个土壤中所生长出来的各种前提条件，便组成一种制度化的结构，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所以，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对民主发展的推动，从它为民主的发展创造前提的角度，正在引起中国政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中国在原有的政治结构下，政治决策虽然从形式上看是一种集体决策的模式，但实质上却是领袖个人说了算。当然，作为领袖个人来说，其决策也不是凭空作出的。决策的动机仍然是来自某些渠道的有关社会或政治问题的反馈。并且这些反馈信息按照程序也会在领导核心中进行必要的讨论。但这种讨论实际上是领袖的决策意图在领导核心中贯彻和被接受的过程。也就是说，领导核心的这种讨论，其结果只能是大家理解和接受领袖的意志，而不能允许否定领袖的意志。如果在这种讨论中产生了否定领袖决策意图的结果，那就会被看作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甚至会被看作是。当然，在这种讨论中，领袖个人如果在某些问题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作出一定的妥协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也算是正常的。但是，如果领袖不作任何妥协，那么，决策的集体便只能服从领袖的决策，而不能有任何异议。这些大体上就是原有的决策机制的状况。但是，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后，一方面由于对的反思，否定了领袖独断专行的个人决策模式，而开始强调集体决策；与此同时由于权威结构的变化，使得原来那种对领袖的迷信已完全消失，从而使集体决策从可能变为现实。另一方面由于民主的发展使原来并不被重视的民主程序和民主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意义。例如，少数服从多数的规则、集体决策的原则、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规则、与派和民主人士之间的政治协商与互相监督的原则、领导与群众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原则等等，都逐渐成为领导人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予以重视并加以实行的实质性的东西了。这些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政治决策的机制。而决策机制的改变，又反映出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动态结构的变化。即变成一种比较能体现现代民主精神的权力结构。这也是中国政治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第七、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结构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在过去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时候，主要的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一方面是支配各种经济资源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人、财、物”的权力，另一方面是支配经济运作的权力即所谓支配“产、供、销”的权力。对于这些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上处于没有支配权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缺乏积极性。当然，这种局面的形成在当时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原因的。但是，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每当这方面的问题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中央政府便不得不适当地下放一些权力、出让一些利益，以提高地方政府的积极性。然而在权力下放了一个时期之后，中央政府又会感到中央的权力和统一的计划受到一定的威胁，而且特别担心导致经济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于是便又收回权力。而权力收回之后，又会因为过分地集中而伤害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于是便又会有新一轮的下放权力。于是便产生了一个循环：权力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在改革开放以前，已经历过几次这样的循环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情况才开始转变。在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基础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也产生了巨大的利益分化。在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带动之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也迅速的发展起来。这就使非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能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对全国的发展大局来说便具有无可估量的重要性。而所有这些发展主要是靠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地方政府仍然没有积极性，那么一切就将无从谈起。于是，放权让利就成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根本办法了。在这种情况下，从8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便采取措施将许多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包括对各种资源的支配权、对建设与经营方面的一系列审批权、对划归地方政府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管理权、财政与税收方面的优惠权等等，使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大大地增长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格局。使地方政府成为国家发展中的主角。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其特区在中央的倾斜政策所带来的有利条件的支持下，发展得更快。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又暴露出问题来，这就是投资过热、各地发展的不平衡、地方保护主义，以及中央财政能力的下降，等等。从而使中央政府又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这种调节和过去的“收”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改变中央与?胤街涞男碌母窬郑鞘怪涞酶侠怼5较衷谖梗醒胝氲胤秸墓叵邓淙换勾τ诓欢系牡鹘谥校庵质沟胤秸S薪洗笕Φ母窬质遣换岣谋涞模彩遣豢赡芨谋涞模蛭丫哂辛瞬豢赡嫘浴5比幌钟械母窬植⒚挥懈谋湔迳系闹醒爰ǖ男灾剩淹械闹醒爰ㄖ朴辛酥实那稹？梢运凳窃谥醒牒偷胤街湫纬傻囊恢中碌恼谓峁埂?nbsp;
第八、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
所有以上的变化归结到一起，就是整个政治控制体系的变化。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决策机制和政府功能的变化是属于政治控制主体结构的变化。而意识形态作用的变化、利益集团产生及其作用、与民主发展相联系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格局的变化等等，则属于政治控制客体方面的变化。这两方面的变化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政治结构变化的基本状况。但这还只是政治结构总画面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而另一方面的问题则是这种变化对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究竟改变到什么程度？它们是否已经改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质的规定性了呢？我们说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有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基本上说来，仍然是在原有的结构框架之内的变化，基本上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框架的质的规定性。
再其次，这一社会变动还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展开，这可以表现在俩个方面，即社会在精神上的解放和人性上的解放。
所谓精神上的解放，是指人们摆脱精神压抑的状况。过去，尤其是在期间，由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泛滥，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压抑。作为个人，人们不能自由地思考，不能有精神上的追求，没有人格的尊严，没有个人的权利，一种宗教式的政治迷信充满了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完全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而失去了精神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不仅促使社会利益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且也促进了人们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开始摆脱意识形态的压制而获得一定的精神自由。这表现在：对政治迷信的摒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对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追求；对人类尊严的的重视；对个人权利的渴望，等等。
由于人们在精神上的解放，使人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另一方面，在人们追求精神解放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1，绝对自由的倾向。表现在人们想摆脱一切束缚，包括必要的社会规则。因而在许多人中产生了对一切社会规则的虚无主义态度；2，与此相联系的是对法律的轻视。一些人甚至以超越法律为荣。这种情况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相结合，便造成法律的虚置状态；3，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信仰和做人的准则，使机会主义盛行；4，拜金主义的泛滥，等等。
所谓人性的解放，指的是人们摆脱对人类感性满足的压抑的状况。人类对于幸福的追求，不仅表现在精神上的满足，而且表现在人类感性器官的满足上。这也就是作为一个肉体的人的人性的要求。这方面过去受到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压抑和禁锢。而在改革开放以后，与人们在精神上获得解放的同时，人们的感性满足也得到了解放。表现在：1，人们在生活中有了对美的追求；2，人们也有了对娱乐和休闲的追求；3，人们还有了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追求，等等。
正是这些追求使人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使社会文化形成了多元发展的局面，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大为提高。但是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结果，例如：享乐主义即对感性满足的过分的追求；低俗文化的流行；色情、、吸毒等现象的大量出现，等等。
最后，社会变动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使我们的综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整个社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这个过去的仁人志士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逐渐变成了现实。但是在取得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负面效应。1，泡沫经济的出现，并由此产生了社会的虚假繁荣现象，促进了社会高消费浪潮的发展，为人们过分地追求享乐创造了条件；2，物质主义的滋长。由于经济发展的刚性，使得人们必然把主要的精力向这方面投入，从而忽视精神领域的建设。从而造成一种重物质、轻精神的社会倾向；3，懒惰的倾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工具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而人类自身的能力则不断地丧失，显示出一种懒惰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反映在生活中便会助长坐享其成的思想。
时间: 2003-11-3 作者:杨帆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改革开放20年也是人们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 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与物质的繁荣，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促成了人们法律观念的进化。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民众在法律意识上逐渐积淀起规则意识、平等意识与维权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中国法治的基础水平，形塑了现代公民的法律形象。当然，在法律意识方面，当代中国也存在着种种问题，需要从制度上、观念上来加以合理解决。
从法理上说，所谓法律意识是指人们有关法律的知识、观念、心理、态度的总和。如果说法律的事业是大众的事业，那么，民众的法律意识则体现着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整体水平。同样，“人的整个生活整个命运都形成于法律意识的参与之中并在其主导之下，而且，对于人来说，生活就意味着按照法律意识去生活，在法律意识的功能和术语中生活：因为法律意识永远都是人类伟大而必要的生活方式之一。”虽然这是从人生活中的“应然”层面来进行的法律意识功能的定位，但实际上，当法律业已成为一种普世性规则并因而约束人们的日常活动时，民众的法律意识水平就会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产生密切的互动。换句话说，在人们普遍拥有较高的法律意识时，立法、执法、司法活动就可以顺利地得以展开，法律因此成为社会生活的权威规则；反之，法律则可能在人们的漠视与规避之下，失去其应有的效用。这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所指出的那样：“法律制度的出发点是：公民之所以能够履行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法律义务，是出于他们的法律意识，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害怕会承担不利的后果。要只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法院和执行机关加起来也是难以维护法律制度的正常运行的。”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一项伟大的运动，不仅促成了社会物质生活的繁荣，也同样带来了人们精神观念的进步。其中法律意识的积淀与升华，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改革开放对于形塑当代中国的重要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是与法制建设同步进行的。当标志着改革开放号角吹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时，就可以见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这也说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地预见到了法制在建立现代化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作为改革开放的制度保障与政策前导。随着法制建设在一片废墟上搭建起初具规模的制度大厦时，民众的法律意识也随之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自然，法律意识涉及到人们精神理念上的各个部分，要想一一列举究竟改革开放促成了哪些法律意识的发展，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以下三种意识，即规则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的产生与发展，直接代表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法律意识的进步。当然，民众法律意识的现代化仍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其中，需要警惕某些不良法律意识的产生与膨胀，并且在制度上、观念上进一步完善良好法律意识存在的社会环境。以下我们即分而述之。
一、规则意识
依照规则而生活本是人们生存的常态，所谓“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即指此意。然而，建国以来，伴随着法律虚无主义的高涨，轻视规则、践踏法律反倒成为人们的心理常态。刘少奇同志的子女曾就他们的父亲在中的遭遇作了令人心酸的回忆：斗争会结束了，爸爸被押回办公室，他疲惫已极，余怒未息，立即按铃把机要秘书叫来。爸爸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义正词严地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平心而论，刘少奇的说法并没有错，他借助“尊严”来抗议红卫兵践踏法律的言论也很有力量，但问题在于，那样一个目无法纪的年代，讲宪法、讲尊严似乎都是对牛弹琴。没有对规则的尊重，规则本身的建立即毫无意义；同样，没有规则意识的存在，社会即可能陷入如那样一种无法无天的时代。
随着法律体系的逐步健全，特别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法治所内蕴的规则意识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观念的重要部分。在现代，民众规则意识的主要表现是：(1)人们将规则作为自己主张权利并同他人建立关系的基础。当人们提出“我有这个权利”时，他们实际上就是以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证成自己主张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样，人们也深知，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讲究法律规则是其避免不利结果的主要凭籍。财产交易再也不相信所谓的“君子协定”，而是以一纸合同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相关文书应尽可能符合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从而能够保证在日后可能出现的争执中立于不败之地。(2)人们将规则作为解决与他人之间纠纷的前提。在法制欠缺的时代，当人们之间发生纠纷时，崇尚的是暴力。迷信的是权威，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私力救济存在的种种不足，因而都尽可能诉诸法律的渠道，通过国家机关来解决纠纷，消弭纷争。(3)人们通过规则的存在，可以合理地预期他人的行为，从而减少生活、决策与判断的成本。正如庞德所指出的那样：“在文明社会中，人们一定要能假定其他人不会故意地侵犯他们。……即：凡是采取某种行动的人将在其行动中以应有的注意不使其他人有遭到不合理损害的危险。所以当我们穿过街道时，可以合理地期望不会有人不顾红绿灯的交通管理规则而开车撞到我们身上来。”正是对他人也同样能遵守规则的期待，所以我们无需顾忌飞来横祸，当然也就不必要在生活计划的安排与日常的交易活动中付出太多的预防成本。(4)人们以信守规则作为文明人的标志与体现。在法治的社会中，“存在着一种由集体感和正当理解的利益加以规定的自我限制，它或许并不经常引导我们的所为，却给所为加以一定的界限。因此应当要求文明人，要像他所希望他人对待他的态度那样去对待他人。”法律本身就是文明社会中确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自然它也寄望于生活于其间的人们能够信守文明社会的规则。在这里，是否遵守法律成为人们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尺。这正如我们常将随地吐痰、电梯吸烟作为不文明的举动一样，不遵守法律也同样被视为是不文明的标志。
二、平等意识
在这里，我们将“平等”作为一种生活态度来加以理解。换句话说，所谓平等，是一种出自于人的内心的对他人的尊重，而不是居优势地位者对处于劣势状态的人的一种仁爱的施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的尊严的提倡、人权保护的深入，人与人之间应当处于平等的地位业已成为人们内心固有的情感诉求。当人们被歧视性地加以对待时，他(或她)就必然会产生出一种发自内心的屈辱感。正因如此，就业平等、教育平等、地区平等、性别平等多种平等诉求，构成了现代社会法律生活中缤纷多彩的一页。
那么，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平等意识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而言，人们不再视自己为从属于国家的附庸，而是有着自己独立身份与独立地位的法律上的主体。在专制社会，其“唯一的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蛤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动，人们的自主意识日益增强，人们不再以简单的“领导一服从”关系来定位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是将自己视为是国家的主人，既有权对国家的活动积极参与，加以监督，也有权向国家主张权利，表达抗议。这种对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国家主义的反动，本身就说明了人们业已将自尊、自主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并以此来衡量国家行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问题。
其次，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们不仅体现出对于社会事务的积极热情，而且通过对社会事务和社会活动的广泛参与，表明了其与他人一样，都是社会上的平等主体。从社会的层面说，平等本身就体现了社会意欲造就的一种状态，那就是在这个社会之中，没有人被视为劣等公民；社会公正、社会平等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表明社会有维护公正、平等的义务。社会通过等级、身份而造就社会的不平等时，这就是个典型的专制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自由流动，不再会存在某些人不得涉足的地域、行业，社会对其所有成员平等开放。简言之，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不再以身份、性别、民族、种族等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而是为所有成员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相互合作的平台。以农民工进城为例，当最初的农业大军进入城市时，城里人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对待这些民工，但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这些人的存在，城市将不再会正常地运转。可见，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再者，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来说，改革开放带来的人们观念上的重大变化，就是使人认识到自己和他人一样，都是有着价值、尊严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平等是人在实践领域中对自身的意识，也就是人意识到别人是和自己平等的人，人把别人当做和自己平等的人来对待。平等是法国的用语，它表明人的本质的统一、人的类意识和类行为、人和人的实际的同一，也就是说，它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对此可以作出的诠释是：(1)平等是“自我意识”的体现，它是社会中的人意识到自己是和别人一样的生命个体时所产生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由于契合了人类的正义理想，因而也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观念与行为准则。(2)平等的理论既可以存在于人的理念之中，但同时也可以成为行动的指南，激发人们去实现社会的平等与正义；(3)平等“表明人对人的社会的关系或人的关系”，这又与公正的观念统一在一起，都是为了安排合理的人际关系而从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观念形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现代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这就把社会关系与公正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只有在社会的场景之下，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平等。所以，平等是公正内容在法律上的细化或具体化，它有利于落实法律所欲达致的境界，使法律真正体现人文、人道的精神内涵。
三、维权意识
在谈到当代人们所具有的维权意识时，让我们先回顾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这一著名演讲中的论述。在耶林看来，“每一项权利，无论是民众的还是个人的，都是以坚持不懈地准备自己去主张它为前提。”如果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无人去加以实现，或者这种权利在被侵犯时受害人隐忍不发，那么，权利终究会变成一纸空文，在现实社会中毫无意义。所以，要使权利得以实施没有他途，只有一个，即“为权利而斗争”。“没有这种斗争，即对不法的抵抗，法权自身将被否认。只要法权必须被理解为反击不法——只要世界存在，这一反击是持续的——为法权而斗争仍不可避免。因此，斗争不是法权的陌生人，斗争与法权的本性不可分地联在一起，斗争是法权的概念的要素。”从历史上来看，所有权利的获得、所有法律的进步，都是人们前仆后继斗争的结果；从现实来看，任何一个人的权利要得以合理和周全的维护，也只有通过斗争才可能实现。“法非不费吹灰之力便降临于民众，他们必须为之角逐和争夺、斗争和流血，正是这种情况把他们与他们的法紧密地联系起来，正如在分娩时母亲与孩子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正是权利的丧失才会引起发自肺腑的痛楚，而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失去的权利得以恢复，因而权利在人们的生命、生活中显得那样珍贵。
那么，为权利而斗争是否意味着人们只是计较于物质的利益，而一味忍让、妥协是否就意味着道德的高尚呢?非也!即使以财产权而论，民众为之所发生的争执，也不能以纯粹的物质利益来加以对待。实际上，在为权利而进行的斗争中，“关涉的不仅仅是物的价值，不仅仅是防止金钱损失，而且是张扬在物中的人格本身，主张个人的权利和名誉。”换句话说，权利之争表面上是利益之争，但权利本身是附着于人而存在的。在权利的背后，隐含的是一个个对权利拥有占有、使用、处分的人格者，对权利的蔑视或侵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权利所有人尊严的亵渎与伤害。因此，对于人们而言，诉讼标的可能是微不足道的，诉讼成本可能是极为高昂的，然而人们还是会义无反顾地拿起法律武器，与加害人对簿公堂。为什么?就是因为诉讼所要达到的是一个更为高尚和更为理想的目的：“张扬人格本身和个人的是非感”!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目的的追求，诉讼作为捍卫权利的手段，应当服从于行为人的理想目的。所以，“落人权利人眼帘的诉讼造成的一切牺牲和烦恼，通通无足轻重——对他而言，目的补偿了手段”。诉讼由此成为人们必然的道德追求，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从而迫使法院承认其权利。在这一过程中，当事人可以随时听到“心灵之声”对他的召唤：“不可退缩，之于他，这不关无用的标的物，而关乎其是非感，其自尊，其人格——质言之，之于他，诉讼从一个单纯的利益问题变成了一种人格问题。”正因如此，为权利而抗争不是锱铢必较的小人之行，而是为维护、捍卫自己尊严与人格的正义之举。
当代的中国人当然不是按照耶林的教导去进行维权的行动，然而，在今天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却正如耶林所描述的那样，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对政策、制度乃至政府进行权利的抗争。就人们对权利的态度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保有权利、主张权利和维护权利三种态度：保有权利是消极地守护着自己的权利不至于被他人侵犯；主张权利则是源于自己的利益诉求，而向国家、社会和他人主张自己的应有权利；维护权利则是一种更为自觉的法律行动，代表着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珍惜，也表明了其作为法律主体的自尊。一般说来，维护权利的行动多在两种情况下存在：一是法律规定的权利被他人侵犯或为国家所剥夺；二是已有的权利主张未得到国家和法律的承认。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当一个人在权利未被承认或权利受到侵犯时的抗争，都是合理的、正当的维权行动。
如前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规则意识与平等意识，人们一方面认识到自己根据法律规则所享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也不再将自己作为法律的奴仆，仅听从命运的摆布。为此，在民众的观念中，通过自己的积极行动来捍卫自己的应有权利，成为社会观念中极可称道的一个地方。大致说来，这种维权行动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来加以体现：
一是积极抵制政府行为对民众权益可能造成的不法侵害。政府是社会管理者，政府的行动也往往代表着公共利益。然而，是否推行公共利益即可以不考虑个人的正当利益需求，而要求民众作出牺牲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公共利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另一方面也必须在保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强调对民众私权和利益的维护。当政府不顾及人们的利益而进行行动时，人们就有抵制的权利。在网上引起热议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就典型地说明了人们为维护自己正当权益而据理力争的法律态度。重庆市的一个危旧房改造项目，从2004年开始动迁到现在，三年多过去了，可工地的中央至今还矗立着一栋两层的小楼，成了当地颇为独特的一种景象。在周围都已拆迁、该房四周被挖下10多米的深坑之后，这幢房屋成了“孤岛”。我们当然不去深究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是想说明，在以往强调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的观念之下，这种情形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这类现象说明，普通民众不再认为政府部门的决定就是不可更改和不可怀疑的，当政府的决定未能很好地满足自己的正当利益需求时，个人可以与之僵持乃至对抗。
二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状告政府的侵权行为。我国的行政诉讼法颁布于1989年，并于1990年lO月1日起正式实施。根据法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都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讼，要求撤销或者改变行政行为。这部法律的颁布，为普通民众状告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法，提供了合法的制度渠道。正因如此，人们不再视政府人员为民之父母，而是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纸诉状将政府拉入行政诉讼中，与政府人员对簿公堂。显然，这一制度对于增强民众的法律意识与维权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法治社会所要求的是具有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的社会主体，而非盲目服从国家权力的“顺民”。德国著名思想家弗洛姆指出，对某个人、某种制度或权力的顺从实际上是屈从，它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自主以接受外界的意志或判断来取代自己的意志或判断，因此他认为，“通过学会对权力说‘不’的不从行为，人才能成为自由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敢于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表示怀疑，并通过有关法律程序表示自己的抗议，这不但是权利意识增进的结果，同时又推动着权利意识的发展。
三是对于处于强势地位者，民众同样有权进行法律行动，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消费者与生产者、销售者之间的利益争执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在以往，人们在商场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时，只能自认倒霉；如果商场或生产商能够予以调换，买家倒还很可能会感激涕零。然而现在的情形不同了，消费者不仅能够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在“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虽然这些规定也可能会给那些知假买假者提供便利，但更多的人们却都是通过这一规定争取到了本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家的欺诈行为。同样的例子还发生于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之间。在以往，按照“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学生与学校的关系是不平等、不对等的。学校作为特别的权力主体，其所作出的决定自始即推定为合法有效；学生是被管理者，只处于从属、受教育的地位，对于学校作出的任何决定，学生都只能是加以服从。而现在，状告母校的事件屡见不鲜，昔日作为听话的学子也敢于和学校对簿公堂。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民主观念和平等意识，人们在法律心态上更多地以与国家、社会、他人平等者自居，由此出现了珍惜权利和维护权利的良好社会风气。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法制事业；没有法制的建立与推行，当然也不会有人们良好的法律意识。
四、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当然，在认识到当代中国民众法律意识业已出现极大进步的同时，也需要注意，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加剧，在法律意识上也出现了许多值得警惕的现象。这主要包括：
第一，民众心态上的暴民倾向和刁民习性。所谓“暴民”，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对社会充满仇恨，不惜以极端手段来侵害社会上的不特定的人群。近期发生的上海“杨佳袭警案”就是如此。杨佳只因以前对公安机关处理某些事务上的不当，即冲进警署，刺杀民警和保安，导致六死四伤的惨烈后果。不管杨佳究竟受了多大的委屈，但我们认为，以这样一种残暴的手段来对付无辜的干警，的确说明，在现代社会，人们可能更不理性，更倾向于走极端。这是我们在培养正确的法律意识时所必须特别注重的。还有一类“刁民”的问题，即借制度的空子来谋取不正当的利益。例如，在上访、的人群中，就不乏以牟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者，他们以会哭、会闹闻名，而使得政府为息事宁人，往往予以迁就，这又在更大程度上开启了无休止的之路。如此种种，不仅导致社会的极不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公共机关丧失了法律上的公正意识，无条件地对这些不正当的利益需要给予满足。超级秘书网
第二，法律观念上的漠视法律和轻贱司法。不容否认，在当今的社会，虽然法治国家的口号高霄入云，但中国还毕竟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由此导致的情况是，人们并没有将法律内化为自身行动的规则，甚至有些人可能根本就不把法律当一回事。与此问题相关的是，由于司法的公信力和司法权威近年来迅速滑坡，导致许多人不尊重司法判决，蔑视法庭权威。一个正确、合理的判决，后面引来的可能是无休止的上告；而如果党政要员作了批示之后，合法正当的判决也就可能顷刻间予以改变。这样，本属于最终裁决性质的司法活动，反而成为可以随意变更的国家行为。司法不严肃，司法无权威，其最终的结果是社会将会为纷争的解决支付更大的成本，由此导致制度之外的解纷办法大行其道。
论文摘要：高校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中的一支重要的亚文化,不仅能够引领社会思潮的变迁,而且能够感知、折射和映照社会进步的足迹。在现代社会中,高校校园文化变迁既镜鉴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巨大社会进步,融纳着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又在触摸改革开放强大的推力中,接受着改革开放的强劲促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潮流中,高校校园文化变迁与改革开放之间在互动中保持着共进共退的互动性。
凝聚着社会文化合理内核的高校校园文化,在变迁中折射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反映着时代进步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高校校园文化的变迁和改革开放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互动性。探析这种历史互动性,对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高校校园文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高校校园文化的变迁映射改革开放的全貌
高校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纽带,在改革开放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整体文化发展的影响,从而产生深刻的变迁。因此,高校校园文化的变迁是以社会发展脉络为主要线索和逻辑依据的,且校园文化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契合的。
基于改革开放的阶段性发展,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精神也随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呈现出阶段性的变迁轨迹。这种变迁表现为从宏观到微观、从理想到现实、从单一到整合、从严格到宽容、从外倾到内倾的发展趋势,并始终沿着正弦曲线的波动变迁。这种变迁不仅直接折射和反映社会变革的发展轨迹,而且将社会变革的全部内涵凝结成文化变迁的主题。
1.高校校园文化的内容变迁影印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特征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鲜明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变革以前所未有的广泛性和深刻性震撼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观念领域,表现为深度的系统变革。追逐着社会改革的历史进程,高校校园文化将改革开放的主题内容和历史进步的时代烙印深深地熔铸在变迁发展之中。
首先,在社会结构日益复杂的环境中,高校校园文化由单一型向兼容型变迁。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基于社会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日趋多样的基本特征,高校校园文化的构成也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变迁趋势,主要表现为校园文化的结构趋向于开放式、内容趋向于多元化、功能趋向于综合化。由于高校与社会环境时刻进行着物质、信息交换,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的每一微小变革很快就会在校园内引起相应的躁动,导致校园文化体系日新月异。因此,高校校园文化总是以最为快捷的方式感知和触摸社会进步的脉搏,并不断引领社会前沿的观念、汇集社会时尚的热点而成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加深,高校校园的开放性也不断得到加强。随着社会文化的多样化发展,高校校园以开放的姿态将各类文化包容并蓄,使高校校园文化系统成为一个复杂的构成体,其中既有高雅文化、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也有流行文化、大众文化、感性文化;既有各类外域文化、外国文化,也有本土文化、本族文化;既有高雅文化,也有庸俗文化等。
其次,在日益开放的社会背景下,高校校园文化由封闭型向开放型变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深入拓展,社会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和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不断促进文化观念的嬗变。伴随社会文化的开放性发展,高校校园生活也日益打破自成一体的封闭模式。市场经济机制使高墙封围的校园文化不可能继续维系,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通过各种渠道体现在校园文化的诸多元素中。与其他亚文化相比,高校校园文化具有思想敏锐、观念开放,接受新事物快、批判意识强、最少保守的特色,并对社会的风云变幻十分敏感。在开放的环境中,各类文化观念纷纷涌入高校,影映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的合理内核,并在各类知识和文化策源地(高校)衍生出富含时代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循着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轨迹,高校校园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汲取着改革的价值精神和时代养分,日益呈现出开放、透明和民主的文化气息,校园内日益凸显对个性发展、平等意识和权利观念的尊重。开放的校园文化在核心精神的追求上逐渐体现出普遍主义,尊重社会事实的真实性,注重社会规则的公平性并热心和关注公益事业,具有更自觉的环保意识。在开放的校园中,校园文化表现出对社会各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包容和认同,使校园呈现出与社会潮流高度一致的休闲态度和广泛的兴趣爱好,如“超女热潮”、街舞表演、网络歌曲、dv短片等,成为大学生的新宠,在大学生中传播较快。开放的校园内,师生们愈来愈喜欢直率的情感表露,不愿扭曲个性,厌恶形式主义等。
2.高校校园的热点变迁见证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伴随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高校在与社会进行观念对接和信息交换中,不仅首当其冲地感知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急剧变化,而且以校园热点变迁的方式来展示深刻而伟大的社会变革。纵观改革开放的历程,我国高校校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孕育和形成了与改革开放相适应的核心价值追求,见证了大学生价值取向不断变迁的历史轨迹。
(1)“自我”价值的萌发动摇了“无我”的传统观念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改革开放而来的是高校校园对世界、社会和人生进行自发的思考。传统文化中的“无我”价值取向在现实面前显得十分的尴尬,高校校园开始了对世界、人生和社会的历史反思。基于改革开放对高校校园的深刻震撼,传统义利观、生命观的困惑与现实的校园文化激烈对撞,高校校园开始了对“自我”存在的现实拷问——即“潘晓热”的出现。高校校园借助西方文化思潮对人的本性探讨已经深入到了对经典性的人生价值范例的深度质疑。同时对传统文化所提倡的极端的固有价值内涵提出了异议,并对传统价值标准进行了重新审视。相对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中绝对利他的价值诉求,自我价值的萌发无疑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由于高校校园在价值求解中难以排解偏激的情绪困扰,盲目仰望西方思潮华丽的外衣,忘记了脚下踏着的是古老的中国土地。在价值追寻中脱离现实和实际,因而暂时迷失了方向,高校校园价值取向的天平在否定“无我”的传统观念中,不可避免地向着“利己主义”、“自我中心”方向倾斜。
(2)市场热潮中的实用性价值重塑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市场经济体制的渗透式影响突破高校的藩篱,以迅猛的势头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校校园,“市场热”在各个高校校园不断升温。在文化精神层面,高校校园以崭新的姿态全面融入到市场经济体制之中,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新的价值观念重塑。“市场”热潮迅即蔓延到了高校校园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校园的饮食起居,引导着高校校园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倾向,制约着高校校园的生活方式、行为选择和核心精神,进而从外而内地深刻影响高校校园文化的各个层面。在“市场”强力的渗透式影响下,高校校园文化的价值取向开始趋于实用性和功利性,高校校园逐步淡化对纯理论探索和学理式生活的仰慕和关怀,对未来的向往呈现出多元复杂的价值取向。
(3)全新的价值体系在综合素质热潮中得以构建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的开放性和全面发展趋势,为高校校园文化提供了更为丰富多样的发展环境。尤其是加入wto以来,面对滚滚而来的全球化浪潮,高校校园渐渐认识到应该全面地看待世界,全面地认识“自我”,努力从多种角度塑造自己,以便全面实现“自我”。在市场竞争背景下,高校校园自身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大学生综合素质的优劣,在高校校园里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综合素质热潮”由此悄然兴起。如果说在“潘晓热”的时候高校校园文化是向狭隘“自我”提出疑问,那么到了“综合素质热”的时候,大学生则对大写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投入了关注的目光,“素质教育热”从主客观两个方面促动校园内新价值体系的全面变迁和构建。
二、高校校园文化变迁发端于改革开放的动力助推
一场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出发,自觉启动的改革过程,带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相应变化,不仅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迁,而且引起了高校校园文化的剧烈振荡,导致各类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在冲突与磨合中进入了深刻的流变历程。
1.经济体制改革是高校校园文化变迁的原动力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的前提和条件是决定性的,每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状况对当时包括文化在内容的一切社会现象都具有决定意义。因为,一切的社会意识形态都要依赖并受制于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生产方式对校园文化变迁的决定作用正是通过影响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实现的。追根溯源,文化的变迁是以经济的变化发展为核心的。基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内在规律,社会变革和发展不仅加速社会历史进程,而且强烈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行为、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并引起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
市场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式,也是一种文化表现。文化作为一定经济条件下对人包括人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设计,并不只是经济表面的装饰物,而是内在于经济的人文力量。所以,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一方面,要求实现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也要求建立起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文化背景,作为新的经济发展的根源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上,面对生产方式日新月异的态势,市场经济在观念层面带来了诸如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公正意识、效益意识、创新意识等的进步,以平等、独立、自由、竞争为核心的新型价值观在主流文化中确立。
2.对外开放是高校校园文化变迁的催化剂
三十年的对外开放就是中国打开国门审视世界,不断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历程。在对外开放中,有两种全球化力量深刻影响着文化的变迁:一是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一是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1)文化全球化进程直接促进高校校园文化快速变迁
从文化全球化来讲,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三十年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的历史。“全球化拓宽了文化视野,推动人们从全球的视角来重新构造文化活动;全球化凸现了文化精神中的整体意识;全球化创造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化为广泛的文化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充分的技术条件和心理条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国内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在交流和接触中进行着相互的选择和适应。来势汹涌的外来文化借助发达国家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起了世界范围的文化霸权,对中国本土的民族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进行了激烈的否定和亵渎,在其喧嚣的文化浸润中日渐肢解传统的价值体系,对中国高校校园文化形成了强劲的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西方思潮热浪的兴起,到今天对时尚潮流的狂热追捧(哈韩、哈日……),在高校校园里从日常学习、生活、消费等各个方面,外来文化都展示出其强劲的渗透性和表面张力。这种文化领域的“漩涡效应”借助全球一体化潮流,携带着诱人的现代气息,成为催生高校校园变迁的重要力量。
(2)经济全球化进程强力推动高校校园文化加速变迁
经济作为一种文明,决不仅仅只有物质的价值,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精神方面的含义,能够对文化的变迁产生重要的影响。源于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校园文化变迁通常有两种:一是潜移默化的渗透,一是显而易见的突变。
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渗透式文化变迁,主要源于西方富于渗透性的现代工业和现代科技的影响,对现代高校校园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充盈着对经济利益无限膜拜和盲动的情绪,也日益震撼着中国高校校园内“君子言义、小人言利”的价值围城。高校校园文化两种形态的变迁,校园内传统文化中内圣外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逐渐萎缩,迅速前进的工业巨轮轻易就把宁静的心灵图景碾成粉碎;伴随经济意识的空前膨胀,精神追求也开始全面萎缩;工具思想全方位渗透校园文化,人们的内心修养、价值追求追寻着经济利益的足迹,淡漠了精神渴求。
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突变式的更替,主要源于货币资本在全球范围空前频繁地往来,市场的开拓与扩张有力地突破了国家、民族、文化风俗以及意识形态划出的传统疆域。从跨国公司、卫星电视、互联网络到麦当劳、奔驰汽车、卡通片,这些异国他乡的文化正在穿越巨大的空间距离和森严的国境线,愈来愈密集地植入本土。高校校园作为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大学生始终是社会的先锋,他们思想活跃,敢闯敢为,乐于接受新事物。站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边缘,大学校园里回避不了这样的问题:是崇古还是尚今?是慎终追远还是面向未来?是维护传统观念体系还是变革创新”?因此,随着国际货币倾销而来的外域文化会在高校校园引发深刻的思考、艰难的筛选与有效的整合,从而导致校园文化在选择中突变,在更替中和合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2]王军.“校园文化的历史回顾、现状与对策——兼谈校园文化与教育的关系”[j].江西教育研究,1996,(3).
关键词：创先争优；社会改革；先进性建设；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2)08/09-0057-03
作者简介：张秋实（1962- ），湖北罗田人，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报刊部主任、教授、《湖北行政学院学报》和《党政干部论坛》执行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
创先争优活动既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载体，更是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成果的延展和深入。其落脚点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加强基层组织”，而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群众生活、基层组织建设等恰恰关乎到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中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因此，本文试就全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对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所具有的促进作用谈一点个人浅见，以期在创先争优的理论研讨中能够收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将创先争优活动与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紧密结合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不少严重问题，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远未到位，民生问题突出，妨碍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还比较多，消极腐败现象在蔓延。党中央在全党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正是基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而部署的，其历史意义具体而深远。党中央明确提出，创先争优就是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争做优秀共产党员；创建先进基层党组织要努力做到“五个好”，即领导班子好、党员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工作业绩好、群众反映好；争做优秀共产党员要努力做到“五带头”，即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这体现了我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对党的先进性建设要求。可见，创先争优活动既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也是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战略举措。
党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积累了许许多多的历史经验，其中把党的建设始终同党的历史使命紧密结合是最重要的一条。历史表明，党的建设只有与党的历史使命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所承担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起来，党才能真正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战斗力才能日益增强，党的领导地位才能不断巩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能不断取得成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必须发扬我们党服务于历史使命、围绕中心任务抓党建这一优良传统，将活动与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紧密结合起来，以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中的促进作用。
创先争优活动只有与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紧密结合，才能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带领广大群众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既是党在现阶段的中心任务，又是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要求。因此，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应紧扣这个根本目标和价值追求，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出发，紧密结合各项工作，整体推进。应该看到，创先争优活动的总体目标是一个有机整体，就包含在促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要求中。概而言之，就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调动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参与社会改革发展，推动经济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服务人民群众。这就是说，要使创先争优活动与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服务人民群众的功能，创先争优活动才会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二、创先争优活动怎样服务于社会改革发展大局
创先争优活动服务于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大局的最佳途径就是将其融入到社会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实践之中，把解决社会发展和改革的问题作为创先争优的实践载体和有效抓手。
（一）将创先争优活动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科学发展紧密结合
首先，将创先争优活动融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这是中央已经确定的大政方针，各级党委、政府也已作出明确要求，现在的关键是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带头贯彻落实。具体地说，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紧紧围绕“十二五”规划建议的这一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大动力，破解发展难题，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位，以实际行动展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风采。
因此，要将创先争优活动融入服务科学发展、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这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神圣使命，转变长期以来存在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这是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神圣责任。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要按照科学发展的思路，认真制订本地区本单位的科学发展规划，并以模范行动带领群众落实科学发展的举措，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各项改革。我们必须要以改革的思维审视档案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以改革的思维审定新的发展方向和举措，以改革的思维破除一切发展中的思想障碍和体制障碍，让一切在改革的春天里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是思想要解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认真分析制约档案事业发展的难点和重点问题，对档案的价值、档案工作的性质与作用，档案事业发展思路与出路等，树立新的工作理念，开拓新的工作领域，研究新的方式方法，确定新的工作目标，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使档案工作在不断改革中实现新的发展。二是体制上要理顺。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下力气解决档案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不协调、不可持续体制机制问题。必须用改革的思维，打破机制障碍，建立流动的、透明的、全覆盖的档案管理、开发、利用体制，从体制机制、数字化转换、网络平台建设、档案服务模式等方面入手，加以改革，整体协调推进。三是结合上要紧密。在新的形势下，档案工作一定要与经济社会发展找到结合点。要打破“只有办结材料才是档案”等传统理念，以改革的精神，确立“前移”、“反推”的工作思路，通过“前移”监督指导环节，“反推”中心工作。要建立“大档案”概念，从搭建以史资政、以文辅政等方面入手,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历史依据，使档案工作真正成为重大战略、各项政策、重点项目制定出台的参与者，真正做到党委政府决策用得上档案，群众维护权益查得着档案，化解矛盾纠纷靠得住档案。同时，将工作一线提供服务的各类业务材料都纳入监督指导范围,使专业档案的收集、整理、利用等各个环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展开,确保档案工作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相互促进。
二、要以法治的思维促进档案工作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让我们迎来了法治的春天，我们必须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要求和总体部署，依据《档案法》加快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使档案工作步入法治化轨道。一要完善档案法规体系。要依据《档案法》，协调省人大积极适应全省经济发展、山川秀美、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依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意见》对《甘肃省档案条例》进行修订和完善。各市州要根据当地实际，制定档案地方规章，确保档案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各单位要进一步增强依法管理档案的意识，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各项制度，使之成为人人遵守的法律依据，不断提高档案规范化管理水平。二要依法落实责任主体。去年8月中旬，国家档案局对我省2011年以来贯彻执行《档案法》情况进行了检查，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我省各级国家档案馆建设水平相对滞后。14个市州级国家档案馆中，只有兰州市达到国家标准，没有新建档案馆的10个市州，平均面积只有1449平方米，不到国家标准最低限的22%。86个县区级国家档案馆中，没有新建馆的50个县区，平均面积只有720平方米，仅有国家标准最低限的60%。严重制约了档案馆“五位一体”功能发挥。这说明我们在档案馆建设上差距还很大。今年各级党委政府每年至少要听取一次档案工作汇报，党委要有一名常委分管档案工作，政府要确定一名负责同志联系档案工作，对档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要切实将档案事业发展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力争把不达标的市级国家档案馆纳入本地“十三五”规划，县区级国家档案馆要纳入“十三五”国家支持中西部建馆项目，各地要做好相关配套工作。要把档案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证各项经费的落实。三要依法强化治理能力。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把行政执法贯穿于档案工作的全过程，依法收集、依法保管、依法利用。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要依法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各项档案事务，依法履行监督指导职能，适时开展档案行政执法检查，严厉查处档案违法行为，不断提高依法治档的能力和水平。对违反《档案法》的行为要敢于追究、敢于查处，解决政策落实不到位、依法移交档案不及时和损毁丢失档案等违法现象，切实提高档案行政执法的实效。
三、要以创新的勇气谋划档案工作
创新是发展的原动力，是事业兴旺的保证。新的时代、新的潮流、新的需求，都要求档案事业创新。一要在观念上创新。任何工作的跨越和创新，都必须有一个崭新的有创意的思想观念作前导。要破除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许多思维定式，解决档案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不紧密，档案工作者在继承和创新关系上的犹豫彷徨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唯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大胆试，大胆闯，才能在探索中前进，创新中发展。二要在管理上创新。档案工作从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到利用，都有一整套紧密相联的工作流程，每一程序的科学性、技术性都很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档案载体己呈现出多样性的趋势。如何解决电子档案收集、鉴定、使用、管理、保密和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新问题，主动适应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需要，实现计算机和手工管理两种方式，融合发展问题等，都需要同志们下力气解决。三要在服务上创新。创新服务手段、服务内容、服务方式，为社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档案服务，更好地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中去，融入到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间。
四、要以队伍的强化保障档案工作
档案事业要发展，人是关键。要坚持“以人为本”思想，建班子、带队伍、强素质。一要突出班子这个核心。要着眼高素质、精谋划、有朝气、善作为的标准要求，把各级领导班子打造成领导水平高、改革思路新、拒腐能力强、团结协调好、工作业绩佳的一流班子，成为政治坚定、开拓创新、勤政、廉政、优政的坚强领导集体。二要抓住队伍这个关键。要促学。学习是开启干部队伍思想宝库的钥匙。干部必须学懂弄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懂弄明法律法规，学懂弄精专业业务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要以建立学习型干部、学习型机关，学习型社会为切入点，健全制度，严格措施，使干部做到主动学习、自觉学习、善于学习。要交责。要坚持用制度管干部，强化干部责任感，调动工作积极性。坚持一级抓一级，形成抓干部带队伍的互动协调机制，做到常抓常新，不断增强队伍的凝聚力，让干事创业、成事成业的干部有平台、有机会，使处理问题会上手，面对困难敢上手，遇到事情快上手，对待工作勤上手的干部真正能够脱颖而出。要交心。注意关心和解决干部思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营造团结奋进、和谐融洽的工作氛围。三要强化能力这个重点。着力打造善于领导档案事业科学发展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继续开展大规模、多层次培训干部，创新干部教育培训形式，使干部提高素质、增长才干。要立足多岗位锻炼，着力在重点工作和艰苦环境中锤炼考验干部，采取横向交流、纵向帮带等方法，提升能力、培养才干。
【关键词】改革开放 经验总结 发展阶段
一、党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的起步阶段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做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
（一）党的十二大首次总结了改革开放实践经验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无论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是建立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来之不易。从此，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为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全部工作的主题。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工作的全面展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拨乱反正胜利完成，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新进展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规定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提出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和任务，并在党中央最高领导层开始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胡耀邦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报告通过对过去六年来实践的总结，充分肯定党领导人民取得的胜利，肯定了人民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决定性力量，党是改革开放的领导核心。党坚决相信人民，依靠人民，顺应了人民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潮流。党正是集中了人民的意志，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把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重新引上康庄大道。报告突破了以往对社会主义的许多教条式理解，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为改革开放的开展做了理论准备，揭开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二）党的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党的十三大科学总结了处于国际国内复杂情况下改革开放事业，在党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实现进一步发展的宝贵经验，以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立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同时，论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大大的解放了全国人民的思想，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
十三大报告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深刻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这就是说，两次历史性飞跃都离不开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十三大报告，总结近代一百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演变，特别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经验教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的确立，构成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基石，是我们认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是理解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线索。这是党的十三大的历史性贡献。十三大报告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和现实经验，在研究当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就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也是十三大报告总结的我们的主要经验。这一基本路线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全部工作的基本遵循，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党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的继续发展阶段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环境，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科学把握新时期新条件下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现状，正确总结经验，有力的推动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的突破
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改革开放”，并且回顾了改革开放十四年的历程，总结了改革开放十四年的经验，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十四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想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现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性的突破，开创了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新局面。
十四大报告全面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走过的道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十四年来的基本经验，对十四年伟大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战略决策做出了郑重结论。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指出这个理论，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和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十四大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十四大报告指出：“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可以这样说，十四大对改革开放十四年伟大实践的科学总结，既凸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基础，又昭示着在实践中坚持这一理论指导的必然逻辑。
（二）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深化改革、激发全社会经济发展
1997年9月，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背景下，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十五大报告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对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三次历史性巨变做了回顾，对十四大以来的工作做了总结，首次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深刻阐发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涵、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为了实现党在新世纪的战略目标和宏伟蓝图，十五大报告总结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郑重指出：“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近二十年来我们党最可宝贵的经验，是我们事业胜利前进最可靠的保证。”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基本路线，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进一步明确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十五大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些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十五大报告强调：“这个纲领，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这些年来最主要经验的总结。”
（三）党的十六大改革进入到“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的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坚定不移的推进各方面的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在改革开放中走出一条加快发展的新路”等重要思想，以及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的政策原则和重大举措，使我国改革进入到“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循序渐进，注重制度建设和创新”的阶段。
十六大报告总结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十个方面内容。主要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坚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以上十条，是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这些经验，既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经验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也是建国以来党的基本经验的继承、深化、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总结，与之前之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其他场合所作的经验总结，都是相互衔接和不断发展的。
三、党对改革开放实践经验总结的深化阶段——党的十七大
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地强调“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这“十个结合”，最本质的结合，就是把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结合起来。“十个结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能动反映，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十个结合”生动阐明了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是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如何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十个结合”的总结与以前历次总结相比，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精神，既保持着发展的连贯性，又具有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的时代性，实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党和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艰辛探索得来的，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牢牢记取、坚持运用，并在新的实践中更加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经验总结，加深对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认识，继续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站在时展高度，着眼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进程，在党的十二大到十六大对改革开放阶段性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围绕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才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对新时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改革开放的经验总结作了一次极为重要的总概括，对三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做出了系统总结。
参考文献：
[1]历届全国人代表大会报告.人民出版社.
[2]田克勤.党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3]熊泽成，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季刊，1999.
[4]钟实.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共党史研究，2006.
[5]熊泽成.要重视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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