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市场调节
一、引言
长期以来，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就受到经济学家和实务界人士的诟病，以斯蒂格勒（Stigler）和佩尔兹曼（Peltzman，1976）为代表的“俘获论”观点认为监管机构代表了相关产业集团的利益，产业集团通过寻找代言人说服监管机构采用对自己有利的监管政策，监管机构最终受该产业集团的控制；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大量的中小企业被排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之外，政府监管实质上是使资金被特权阶层掌控，运用效率低下。詹姆士·布坎南运用“经济人”假设证明了政府监管失灵的问题。制度经济学家格拉斯·诺斯也认为政府监管的成本大得惊人。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似乎已经表明政府监管只会抑制资本市场发展、增加成本、带来负外部性。尽管如此，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证券市场都存在政府监管，只是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在监管机构、监管手段、监管层次、监管效果上有所差异。特别是一些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范围更广、行政手段更多、监管层次更低、产生的影响更大；人们一面害怕不当的政府监管带来的负面影响，一面又希望通过政府监管可以促进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政府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证券市场各有分工、各有优劣，世界各国的证券市场实践表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单靠政府监管或者市场调节来发展资本市场，成功的做法往往是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二、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优势
政府之所以可以在证券市场监管中发挥作用，是因为它是国家权利的代表，具有强制力，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监管在证券市场发展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立法权、执法权、培养教育投资者、减少市场失灵带来的负外部性等。
1．政府立法和执法对规范新兴市场尤为重要。“法与经济学”研究专家LLSV（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reiShleifer，RobertW.Vishny）认为各国的法律结构、法律执行情况、法律起源将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发展，好的法律保护机制和执行机构促进金融系统发展，从而促进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发展；同时法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控股股东拥有的现金流量所有权将直接影响企业的市场价值，法律对中小投资者保护力度越强，控股股东拥有的现金流量越多，企业价值越高。新兴市场由于发展的时间短，法律体系不完善，市场基础薄弱，极易受外界政治、经济因素影响产生剧烈波动，更需要法律来规范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行为。政府凭借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LLSV（2006：whatworksinsecuritylaws？）以49个国家的证券法律为依据，将法律条款按披露要求（disclosurerequirement）、责任界定标准（liabilitystandard）、强制执行（publicenforcement）进行打分，研究法律对宏观经济因素（包括：外部资本/GDP；国内公司数目/总人口；IPO公司融资额/GDP；股权融资的途径等）的影响，得出披露要求、责任界定对经济有显著正影响。虽然实证结论表明法律对证券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正如DeFondandHung（2004）所言，市场的监管者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激活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必要的前提条件是机构必须是有效运行的，是无偏且没有腐败和政治偏见的。由此可见，新兴证券市场需要法律来规范市场，更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有效的法律和高效运行没有腐败的政府。
2．政府培养和教育投资者是新兴证券市场的必然选择。新兴市场中投资者缺乏经验、具有盲目性、投机性强、羊群心理，对上市公司的信息难以正确解读，同时新兴市场中也普遍存在着内幕交易、伪造业绩、包装上市，如果没有政府教育和培养成熟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受到更严重的损害。投资者理性化需要一个过程，西方国家的投资者经过了几百上千年的证券市场洗礼，才逐步从投机走向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无可避免地替资者选择上市企业，包括设置上市门槛、退市机制等。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被赋予重任，既要规范市场和上市公司，又要培养成熟的投资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投资者将会依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
3．政府监管最终目的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带来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发地调节市场的供给和需求，自利的经济人本质驱动每个人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市场自发的得到平衡。资本主义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破了市场自发平衡的美梦，市场有它无法避免的弊端。单纯市场调节会造成市场垄断，证券发行价格和企业业绩相脱离，甚至某些投资者完全操纵证券价格；市场调节很难克服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信息需求者和信息提供者相比永远处于信息劣势，上市公司从披露成本和企业发展战略需要出发，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供完全透明的信息，而及时可靠的信息对于投资者的决策至关重要，只有政府才具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和权威相对高效地制定信息披露规则和审查企业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新兴市场中的中小投资者很难具备与上市公司进行谈判的能力，每一个小投资者单独地监管上市公司成本太高，政府或者相关机构替资者监督上市公司可以减少社会监督成本；市场调节很难克服负外部性问题，证券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和普通商品有一定的差异，它是人们对未来的一种预期，并不能马上用来消费，因此买卖证券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缺乏政府对上市公司和市场规则的规范，证券市场很容易受投机分子操纵股市而剧烈波动，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香港证券市场如果没有政府的适时介入将陷入崩盘的境地。因此，政府监管有市场调节无法替代的作用，特别是新兴市场比较脆弱、经受风险的能力较差，政府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保护投资者和规范市场的重任。
三、新兴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现实困境
政府在新兴证券市场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对证券市场的规范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力。但是由于新兴市场的政府本身就是不成熟的，造成证券市场法律不完善、监管者的道德危机、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化手段过多、规范和发展难以两全其美等问题。
1．新兴证券市场法律还不完备。新兴证券市场的通病就是法律不完备、执行不力，对投资者的保护力量较弱。完备的法律是实现有效监管的前提，新兴证券市场由于发展时间短，既希望快速发展又希望规范市场，而规范和发展在短期内很难两全，因此新兴市场往往采取杀鸡取卵的做法，靠牺牲规范来发展市场，靠牺牲投资者的利益来成全企业融资的需要，甚至政府和企业合谋瓜分剩余利益。
2．监管机构设置不合理。新兴证券市场在设立监管机构的时候，最通用的做法是模仿成熟市场的设置方式。但是不同的政体下权利配置不可能雷同，如三权分立的国家和国家在证券监管机构的部门和权利设置方式会有差异，新兴国家很难照搬成熟市场的做法，即使照办，也会水土不服。同时新兴证券市场的市场化不彻底，市场和政府的职能范围经常交错重叠，在机构设置时很容易出现权利真空或者多头管理。以中国的债券市场为例，证监会负责企业债券的上市监管，人民银行负责企业债券的利率核定，国家发改委负责企业债券的发行审批，财政部负责国债的发行和管理。
3．监管者的道德危机。政府的市场监督人员也是“自利”的经济人，目前对监管人员缺乏激励机制，监督工作的好坏很难量化，一部分政府监管人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监督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投资者相对于政府监管者处于信息劣势，在缺乏相关的机构监督监管者的情况下，监管者偷懒、对于上市公司造假视而不见就再所难免了；而另一部分监管人员通过政府权利这层合法外衣与企业合谋寻租，钻政策的漏洞、以身试法、收受贿赂、违规操作等，中国的王小石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给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体系敲了一记警钟，因此，如果没有对监管人员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样的事情仍会发生。
4．监管目标多元化。监管目标多元化使得监管部门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正如波斯纳所言，监管职能在两个对立理论间选择，要么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要么为公共利益服务，哪个集团受到监督取决于该利益集团在该产业的利益。以中国的政府监管部门为例，政府监管部门一方面需要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另一方面，政府在规范市场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同时不能忽视上市公司强烈的融资渴求，因此，监管机构作为政府的代言人，既是上市公司上市融资的审批者，又是股市的监管者，同时作为上市公司最大股东，还是公司的参与者，因此监管机构要做到完全独立目前尚有很大难度。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十几年来，每一次大的涨幅波动都和新政策的出台、领导讲话、政府压市救市措施密切相关，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监管机构的目标多元化且摇摆不定，既希望证券市场快速发展，同时又不能对证券市场出现的各种问题熟视无睹，毕竟从长远来看，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要靠规范。
5．过多的行政干预。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监管很难把握政府和市场的界限，在遇到市场失灵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采用政府强制力执行，殊不知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政府也可能解决不了，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政府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之间也会出现信息不对称，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相比永远处于信息劣势，因此建立在不完全信息基础上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政府在制定决策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政策实施的后果。当政府监管不当时，可能会带来比政府失灵更糟糕的后果。新兴证券市场的政府很容易犯越俎代庖的错误，简单地估计了政府过度监管的成本。
6．监管者缺乏知识和经验。新兴市场的监管者对于证券市场运行规则缺乏认识，对于如何规范市场促进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缺少经验。如在银广夏、亿安科技、蓝田股份等一系列的事件爆发后，中国证监部门急切地希望从成熟资本市场的监管经验中寻找救市良方，从香港邀请梁定邦先生就任证监会首席顾问、邀请史美伦女士就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然而成熟资本市场的发展经验运用于中国未必可行，毕竟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特别是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特殊（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并存）、企业冗余人员难以安置、大学生就业问题亟待缓解，国有上市公司承担了多重任务。实践也证明了引入别国经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结论
和成熟市场的政府监管相比较，新兴证券市场的政府遇到了更多的困难，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也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其中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迅速规范法律、合理架构证监部门和配置权利责任、减少过多的行政干预，同时还需要提高监督者的素养并形成制约和激励监督者的机制，在规范中求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使证券市场走入良性循环的轨道，真正实现政府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的预期目的。
参考文献：
1.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
A．，Vishny，R．．Investorprotectionandcorporategovernance．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0a，（58）：3-28．
2.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
A．，Vishny，R．．Investorprotectionandcorporatevaluation．JournalofFinance，2002b，（57）：1147-1170．
3．Shleifer，A．，Wolfenzon，D．．Investorprotectionandequitymarket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2，（66）：3-27．
4.GongmengChen，MichealFirth，DanielN．Gao，OliverM．Rui．IsChina’ssecuritiesregulatoryagencyatoothlesstiger?JournalofAccountingandPublicPolicy，2005，（24）．
5.FranklinAllen，JunQian，MeijunQian．Law，finance，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5，（77）：57-116．
6.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
er，A．，Vishny，R．．Agencyproblemsanddividendpolicyaroundtheworld．JournalofFinance，2000b，（55）：1-34．
7.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
fer，A．．Governmentownershipofbanks．JournalofFinance2002，（57）：265-302．
8.La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
er，A．．WhatWorksinSecuritiesLaws?JournalofFinance，2006，（1）：1-32．
对此，中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李春顶博士认为，此次危机使全球减弱对美国信心。专家表示，本次金融危机发端于美国，传染全球，可谓“美国感冒，全球打喷嚏”，由此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重要地位;二是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有些失职。正是由于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全球各国的反思，即过度依赖美国和美元的世界经济格局需要有所改变。 新兴市场引导世界经济复苏。 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了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显示了较强的抗危机能力，给世界经济的恢复带来了信心和支持。李春顶称，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影响，主要在于动摇了世界对于美国的信心，以美国为主导的格局受到了一些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显现，同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脱颖而出的一支力量，受到了世界关注。
然而，实际情形并没有实质变化，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短期来看不会改变。 金融危机让新兴经济体看到国际。 经济旧秩序改革势在必行，但在与发达国家博弈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能否掌握更多话语权?李春顶强调，新兴经济体同样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而随着这些国家自身实力的增强，在世界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提高，它们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得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权利。
另外，它们希望建立能够考虑新兴市场经济体利益的全新国际经济体系。 李春顶表示，能够掌握话语权和增加谈判筹码不是一次危机就可以实现的结果，新兴经济参与到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构，需要国家实力的不断提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腾表示：中国经济去年第二季度已经开始恢复快速发展，“中国经济带领全球经济复苏”。很多经济学家都认同，在当前各大经济体中，中国经济已率先复苏，而且，与以往经济复苏情况有所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正成为牵引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火车头。[论-文-网] 全面复苏尚需时日。 近期不少国家经济景气指数显好，对于世界经济复苏前景，李春顶强调，未来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近期各经济体均呈现了触底反弹的迹象，但能够维持全球增长的长期动力尚没有找到，近期的反弹不排除只是全球各国经济刺激方案的结果;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还有可能引起全球通胀的危险。所以，总体看，全球复苏趋势已现，但预计仍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恢复期，短期内全面复苏的概率不大。
布局新兴市场：企业家在行动。 分析人士认为，有远见的企业选择在经济低迷期、经济调整期建厂，经过两三年的生产建设周期，经济恢复时也正是这些工厂生产能力最强的时候。事实上，国内外许多知名企业的触角早已延伸到新兴市场。据沃尔沃集团高级副总裁潘伟博介绍，沃尔沃做了很多工作来挖掘中国的市场潜力。沃尔沃在生产轮式装载机的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控股70%，在中国还有两家合资企业，在上海有独资的沃尔沃建筑设备工厂，此外在无锡还有一个重要的船用引擎和发电机的工厂。由于新兴市场具有反经济周期的特性，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公司盈利循环周期与西方国家的股票指数相关度很低，有的甚至是负相关，因此 ，在欧美出现不利的经济循环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可以有效对冲掉上述不利影响。 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表示，联想在这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是因为发达国家中联想的大客户相继削减了IT方面的支出，所以下一步联想将加大对新兴国家消费类产品的支持力度。他坚信，经济危机终将过去，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在电脑需求上有后发优势，这些都是联想的机会。
【关键词】特色产业；嘉兴蓝印花布；区域经济
蓝印花布是一种曾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古老手工印花织物，蓝印花布朴拙典雅的古典韵味，在我国的民间艺术中自有其独特的文化魅力，一度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与喜爱。2006年嘉兴桐乡地区的蓝印花布传统手工技艺成功申报为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因此保存情况尚好。本文以嘉兴蓝印花布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其发展现状和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也作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传承，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一、嘉兴蓝印花布发展现状及研究的意义
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传统的手工制作的蓝印花布市场急剧缩小，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危机。同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效率的提高，蓝印花布印染技艺也逐渐被自动化、半自动化的生产设备代替，坚守蓝印花布传统手工技术的人已越来越少。小规模的作坊式生产在现代的生产技术环境下必然导致生产成本的提高，因此，大多数被加工成工艺品作为旅游品销售，内销的范围很小，整体销量不大。下面就从各方面分析：
其一，蓝印花布发展的有利因素
蓝印花布的花型主要以传统的纹样以及客户订单需要的纹样为主。一些生产企业也会设计创造出新的图样来。而浅蓝、中蓝、深蓝3种颜色三种颜色的变化及调谐，改变了蓝印花布单一的蓝色格局，使印染的工艺与纹样的美感完美结合。总之，现代蓝印花布纹样在传统基础上已有了很大突破。
其二，蓝印花布发展的不利因素
蓝印花布主要作为旅游纪念品进行生产销售，价格相对比较昂贵（有些是因为手工制造费用高昂，有些是现代技术生产中成本的提高），这就导致了蓝印花布产品经济实用性的下降；虽然近年来通过工艺大师吴元新、王振兴等人的不断探索研究，研发了许多新的更接近现代生活的蓝印花布纹样，但是由于工艺等方面的局限，大多数仍然采用民间传统的吉祥图案，没有太多的本质上的突破；由于现代工业化进展，青年人中从事蓝印花布印染和设计的专业人员越来越少，专业人士青黄不接，真正长久的传承面临危机。
其三，研究蓝印花布发展对策的意义
对蓝印花布的进一步发展对策的研究有着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理论意义：（1）探索蓝印花布市场体系的创新理论。（2）补充和完善蓝印花布市场体系对蓝印花布企业绩效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3）探索通过构建蓝印花布市场体系后如何使蓝印花布市场的实体化及成果化加快。实践意义：（1）为政府机构制定资助和扶持政策提供借鉴和依据。（2）为蓝印花布产业的服务与管理工作提供指导与参考。（3）为蓝印花布生产企业提出设计及文化等服务需求提供参考，同时为蓝印花布市场体系提出新的服务需求时要考虑哪些因素提供参考。
二、国内外相关理论对嘉兴蓝印花布发展对策的支持借鉴
（1）绝对优势理论。所谓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个国家相比另一个国家在产品生产上有较低的单位劳动投入，则认为该国在这一产品上具有绝对优势。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阐释了各国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是国际分工和贸易基础的重要思想。蓝印花布作为嘉兴的地方特色产业相对其它地区具有绝对优势。
（2）比较优势理论。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将会出现一个较高的专业化水平，内生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嘉兴蓝印花布相对而言具备了一定历史的专业化生产的能力，所以在蓝印花布市场上存在充分的比较优势。
（3）竞争优势理论。随着当今世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际分工与区域分工、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日益融合。一些新的贸易理论开始注意国内贸易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它们不仅从国家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产业和企业本身竞争的角度来考察国际贸易的原因。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国家的竞争优势是通过创造得来的，它形成的关键在于优势产业的建立和创新，是否有无一些独特的产业或产业群。从此角度看蓝印花布也可称得上是嘉兴的独特的地方产业。
（4）微笑曲线。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是国内重要科技业者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振荣先生，在1992年为了“再造宏基”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Curve）理论，以作为宏基的策略方向。经历了十年多，以迄今日施施振荣先生将“微笑曲线”加以修正推出了所谓施氏“产业微笑曲线”以作为台湾各种产业的中长期发展策略之方向。微笑曲线中间是制造；左边是研发，属于全球性的竞争；右边是营销，主要是当地性的竞争。嘉兴蓝印花布也要着眼于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这两方面。
（5）文化创意产业理论。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教授提出了在中国国内很时髦的一个词叫“软实力”，就是指把文化推到世界去。文化创意产业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就是规模经济。第二个就是范围经济。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文化的经济化、市场化和商业化。嘉兴蓝印花布作为非物质文化，更应加强创新发展，将其文化精髓进一步延伸到更多地方。
三、嘉兴蓝印花布市场调研及存在问题
嘉兴蓝印花布品种广泛，有围裙、桌布、拖鞋、台布、茶垫等家用品及小双鱼、中兔子、十二生肖、荷包袋等小饰品，更新慢或不更新。在现代生活中，蓝印花布颜色暗沉，不太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要，不是很实用，使用范围相对狭小。桐乡蓝印花布利用乌镇丰富的旅游资源，广开门店，布局全国，扩大桐乡蓝印花布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仅“丰同裕”一家，在全国各地开设的专卖店就有70多家，2008年实现销售1000多万元。相比之下，南通蓝印花布“势单力薄”，一年销售仅100来万元，差距悬殊。
另外，从产业发展角度看，无论南通还是桐乡，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蓝印花布生产人员年龄普遍偏大，从事印染工艺的差不多都五六十岁。吴元新坦言，南通40岁以下学蓝印花布印染的已经没有了，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的危险。在桐乡，为解决印染工艺传承，一些染坊挑选能吃苦、有一定文化和悟性、20多岁的工人到印染工艺岗位上，实行“传帮带”。
其中05年桐乡市蓝印花布被省人民政府列入民间美术类申报项目。更要关注嘉兴蓝印花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传承问题，而不仅是经济发展上的前景，而是跟文化直接接轨更大空间的向市场经济打开长远发展门路。
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嘉兴蓝印花布产业创新技术面临巨大的压力。嘉兴蓝印花布生产产家近几年为了降低成本，采取了偷工减料、缩小成品大小、改变材质等不正当的方法，所以产品生产销售利润空间较大。而在乌镇旅游景区由于旅游的附带效应，蓝印花布的销售情况乐观，销售盈利也较大；但在月河街等地刚开发的蓝印花布销售市场的销售情况不容乐观，盈利微薄。虽然嘉兴桐乡较江苏南通蓝印花布市场的商业化程度较深，但嘉兴特色的蓝印花布市场体系的构建仍存在一些关键的本质问题。
四、嘉兴蓝印花布市场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业界一直有个观点，即南通蓝印花布做的是文化，嘉兴桐乡蓝印花布做的是产业。现在我们要根据调查结果和相关经济学原理提出相关建设性建议，为构建嘉兴特色的蓝印花布市场体系提出初步的对策。
思考：
1.对蓝印花布颇有研究的浙江桐乡市群艺馆馆长祝汉明研究员认为，最完善的保护应该是文化与产业的无缝结合。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嘉兴作为蓝印花布的原始产地，技术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发扬蓝印花布作为特色产业相对其他地区的绝对优势。
2.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随着时间推移，嘉兴蓝印花布生产的熟能生巧效应将使专业带来的收益逐渐增加，所以要进一步提高嘉兴蓝印花布的专业化水平，使其内生的比较优势随之不断增强。
3.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嘉兴蓝印花布原料丰富，在原料上投入的成本较少。另外不少专家认为，保护和开发并非一对矛盾，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纯手工，开发一些适应不同消费层次的产品，降低产品成本，满足大众消费需求，完全符合市场发展规律，也有利于民间工艺从深闺走向大众、走向市场，有利于民间工艺产品做大做强。所以更要在产品科研创新上投入更多的成本。
4.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嘉兴本区域的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上寓于蓝印花布这个独特的产业，而蓝印花布在嘉兴本地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利于乌镇的旅游业的发展，在本地直接销售可降低运输成本，为了增加旅游纪念品的出售量，蓝印花布的各种产品应该制作的更加精美细致，以增强游客对这种文化的鉴赏，可传播嘉兴蓝印花布的这个特色产业的文化素养。蓝印花布产业是嘉兴区域经济特色的重要依托，要形成蓝印花布这个传统产业的集群，以此放大“乘数效应”，有利于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在发展形式上，可依照“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网络”的发展模式，同时要重视中小企业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从地方特色产业的视角出发，嘉兴蓝印花布可以“丰同裕”为中心企业，其他家庭式小作坊要逐步发展成中小企业，进一步发挥他们的中坚力量。这种发展模式也有利于区域创新体系的形成。以这个为初步的轮廓来构建嘉兴特色的蓝印花布市场体系，以特色产品生产技术为先导，突出其资源特色，发展区域经济。
5.根据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理论，嘉兴蓝印花布产业是现代制造业中的非物质文化，要进一步加强文化产业与制造业之间的互动性，另作为文化创意的一种特色产业在其旅游纪念品艺术展览品等方面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对策：
1.成立专门的科研部门，吸收先进的科研调查人员，进行产品的创新与研发，提升市场竞争力及影响力。嘉兴蓝印花布的样式更新不够快速，且颜色过于黯淡，不太符合现代人的日常的使用审美标准，所以样式和颜色上可与时代流行趋势相结合，以增大消费人群，使消费范围更广大。具有嘉兴地方特色的专利生产，巩固嘉兴蓝印花布市场的垄断性地位。
2.成立相应的市场调研监督部门，首先吸收高素质调研人才。生产新产品不能盲目进行创新，一定要经过一定的实地调研，获取第一手市场信息，以确保信息环境质量，然后进行设计生产；另要对企业各部门实行相应的监督机制。政府对此也应出台一系列奖励政策，促进蓝印花布的生产发展。
3.成立向外扩展的营销部门，嘉兴蓝印花布在浙江或华东范围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在国外或其他地区的销售情况并不是很乐观，那些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空间。可专门到外省甚至国外开设嘉兴蓝印花布艺术馆进行一系列的展出，宣传嘉兴蓝印花布这一特色产业，也可附带结合嘉兴五芳斋的产业介绍，增强地理集中企业集群带来产业的推进作用，在那里产生了一定的销售机遇就开设分店，进行专门的产品销售，产品纹样可根据当地的特色来开发生产。这样可进一步扩大嘉兴蓝印花布对外的销售市场，对构建嘉兴特色的蓝印花布市场体系具有深远的影响。营销部门也可从地方特色产业的角度，专门构想一些促进销售的方案，销售方案中可与嘉兴其他特色产业相结合。
4.政府给予一定的扶助，在本地的嘉兴学院设立专门的蓝印花布市场的学科专业，发展文化水平较高的继承传统文化的专业新世纪人才，与现代市场快速发展直接接轨。尤其是培养可管理蓝印花布中小企业入手的专业人才，这些人才不仅要有蓝印花布生产技术上的学习与继承，更要有对嘉兴蓝印花布市场体系建设的能力。
5.政府在出台了相关扶持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也应加大鼓动的实际力度，培养相关文化创意产业方面的技术人才，以及对国内外相关文化创意发展模式的一些思考与创新建设，这些专业文化创意技术创新人才的加入，加大了对构建嘉兴蓝印花布市场体系一定程度上的支持。
五、结语
嘉兴蓝印花布作为浙江省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在现代生活中以现代的生产方式融入，传承着劳动者最本真的情愫，创造者的智慧结晶。桐乡蓝印花布领军人物、丰同裕蓝印布艺有限公司老板哀警卫坦言，自己主要精力用在产品开发上。本文根据国内外的相关理论，对构建嘉兴蓝印花布市场提出了五点思考和五个对策，这有利于嘉兴蓝印花布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体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的和谐结合，具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
[1]程杰.一个特色产业的炼成[J].中国农村科技,2010,10.
[2]祝勇.蓝印花布[M].作家出版社,2003.
[3]吴元新,吴灵姝.蓝印花布[J].中国社会,2009-6-1.
[论文摘要]国际贸易分工理论的发展已有200多年历史，期间经过古典阶段、新古典阶段、新贸易理论阶段和新兴古典阶段，反映了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主要是揭示了互利性的产业间贸易问题；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解释了产业内贸易现象，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新阶段；新兴古典贸易分工理论又将贸易分工理论推进到更高的发展阶段。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回归了斯密的分工专业化思想，是对传统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
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问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问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一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一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o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白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一）新兴市场监管特征：特性解析
新兴证券市场是指区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证券市场的、发展中国家的证券市场[2].同西方成熟市场相比，新型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和监管制度透露出不同于发达市场的特性。
1、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过去高度干预与迅速市场化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
由于新型国家是在缺乏证券市场的初始状态下引入证券市场，要经历一个发展必要的金融机构以填充原先的结构和功能空白的过程，新兴市场的政府就要在建立这样一种体系中的角色作用做出相应定位。在新型国家金融改革初期，其实际情况往往是过去极度的政府干预已使得市场强烈扭曲。在不完善的金融体系和不健全的经济结构制约下，新兴证券市场在初始生长期不应实行高度宽松的市场化发展策略[3].政府监管作用的积极发挥将有力地促进国内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在实际中，政府监管者缺乏必要的经验、技术手段落后和市场管理所面临的大量现实困难使得新兴市场监管蕴含相当高昂的成本，尤其是执法成本。在制度不完善状态下较多的政府行为和行政干预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新兴市场的特性。
2、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国情条件下，新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资本需求
超强资本需求驱使新型国家政府更多地介入证券市场，以期促进高额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证券市场正是实现储蓄转化为资本的一条主要渠道[4].另外，新型国家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往往处于不合理状态，存在着种种“资金瓶颈”；同时，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机制尚未得到良好确立，市场对资金流向的选择不能让政府放心。在这种背景下，强烈的促进资本形成的动机导致政府监管者往往采用具有较强计划色彩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干预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行为，典型表现为股票发行的高溢价和证券发行的额度管理[5].此时，实现带有产业和结构导向性的低成本的资本形成成为监管者的基本宗旨。
3、投资者的非理性等人文心理因素和投资者构成中的“二元结构”引发了新型市场过度投机以及垄断操纵现象，监管部门相应奉行更多“家长主义”的监管原则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通投资者来说，低收入、有限的投资渠道、整体文化、知识素质和教育水平的偏低；与此密切相关的表现强烈的非理性和偏好投机的心态、轻视风险和法规的意识；相对缺乏的经验和相对虚弱的心理承受力；乃至隐约其后的种种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沉淀。种种因素往往成为证券市场恶性投机波澜的助推器。另外，新型市场的投资者构成一种“二元结构”，与成熟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投资基金不同，新型国家一般缺乏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而表现出两个极端：一头是为数少量的、而拥有巨资、通晓内幕信息，甚至具有官僚政治背景可以左右市场走向的“操纵性投资者”；另一头却是处于弱势的为数众多的普通投资者。
在原本薄弱的证券法规基础上，“操纵性投资者”所主导的垄断、操纵、欺诈和内幕交易等行为在普通投资者的盲目跟风和非理性投机烘托下盛行于股市，从而构成新型国家政府有别于成熟市场国家政府的另一个重任：积极培育和教育普通投资者，推动机构投资者的形成；甚至在现行法规制度缺省状态下采用行政手段以扼制上述不良行为。
4、较为普遍、严重的信息失灵是导致政府更直接、全面进行证券信息监管。
新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信息化程度低下和信息产业不发达，加上信息法规制度不健全和垄断、操纵、欺诈等行为的人为影响，使得新兴市场遍布严重的信息差别和信息不对称现象，充斥大量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典型的“弱效”市场、甚至是无效市场表征要求政府在市场运行的早期阶段采取更严厉、更直接的干预手段。如发行审核的优劣管理制度和更为严密的关于二级市场交易波动的信息公布制度等。
5、监管者要更多地致力于保证与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与稳定性
对于整个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新兴证券市场面临的局面是：金融相关比率较低，债权凭证大大超过股权凭证，其他金融机构（含证券类金融机构）的资产总和仍远远低于银行系统[6].同时，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功能完善的银行来履行支付手续和充当管理员，还要依赖于货币市场为证券定价提供参考。然而在许多新型国家这两者都不存在。进一步看，充当证券市场中介的各类机构在许多转轨国家的国有性质和长期以来处于金融抑制状态所形成的计划约束，使得这些金融中介往往缺乏内部效率，不良资产大量沉淀，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承受能力差；由此可能引发的金融风波在这样的金融体系中对于新兴市场带来的损害和难以控制的程度均比成熟市场严重得多。因此，监管者必须花费更多的精力，致力于保证与证券市场相关的各类金融中介机构的偿付能力和稳定性。
6、新兴市场通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供求状态
由于上市企业质量方面的限制和过度的投机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原因，加上市场容量不足、机构薄弱和市场准入障碍，新兴证券市场经常表现出不同于成熟市场的非均衡的供求状态。这种非均衡供求不是指“随机漫步”说和“噪音理论”所描述的现实中股价对其所谓真实价值的状态背离，而是指在特定市场发展阶段由上述新兴市场本身的经济、历史条件和体制约束所造成的特殊结果。其非均衡往往表现为两种极端的市场状态：要么面对的是相对有限的证券供给而市场狂热投机，要么是相对需求不足而市场超跌低迷。这就要求新型国家政府比发达国家更全方位地直接运用管制力量来调节证券买卖，实现证券交易中的总供求平衡，防止股价的暴涨暴跌，并最终维护证券价格和市场的稳定。特别要求新兴市场监管者更多地关注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增加储蓄，有步骤地加速机构投资者的培养，以促进国内证券需求并稳步扩大市场容量。
7、政府直接参与市场微观结构的构建与完善是新兴证券市场政府干预的又一特点
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理论[7]考察证券交易过程的各组成要素，并着重揭示证券市场机构性特征的重要意义以及作为市场行为重要决定因素的交易机制。微观结构的重要性来自于它在四个市场基本属性中所起的作用：流动性、效率性、交易成本和波动性[8]，所以，政府对微观结构的介入将最终有助于上述市场基本属性的改善。由于新型国家对高速发展证券市场的迫切需要而不耐心于漫长的市场自然选择，新兴市场的政府管理者可以主动对交易系统和其他机构性特征进行高端选择，以此影响交易和定价行为，从而可能更有效地定价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流动性和安全性，使投资者和证券发行者都获益。
8、新兴市场的外部效应相对更大
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和不透明，金融结构的脆弱性，证券法制建设的滞后和监管不力等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得在新型国家证券市场上，存在着产生市场泡沫和诱发金融危机的更大的可能性，更有可能地危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根基。新兴市场外部性的特殊表象反映在整个社会经济更容易受到证券市场波动的冲击，更敏感于市场变化从而产生更广泛、更深刻、更全方位的外部影响。政府监管部门要把目光投射到更为广阔的金融系统乃至国民经济整体的各个方位和各个层面，并把证券市场稳定乃至社会经济稳定视为首要监管目标之一。
总之，尽管自由市场经济可能会促进经济的静态或配置效率，但因为新兴证券市场上市场失灵的普遍性和尖锐性，自由市场不能有效地增进长期效率或动态效率。因此，从长期来分析，政府干预和供给主导型的战略更容易取得成功[9].
（二）新型与成熟市场监管内核的差异：比较辨析
从实证的角度看，无论是西方成熟的规范市场还是正在发育中的新兴市场，都要遵循若干具有共性的基本监管原则，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然而各国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通常不存在唯一绝对的规范。所有这些市场在交易、清算、交割、过户、证券中介机构、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市场监管体系等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存在差异[10].就实质来说，新型证券市场监管与成熟市场相比，具有以下三个层面的差异：
1、政府职能范围差别：规范与发展的相对界定
在成熟市场，政府监管的主要任务即旨在清除西方经济学所描绘的市场经济制度本身所无法逾越的那些障碍，如垄断和操纵行为，信息失灵所导致的内部性问题等等。相对于新兴市场而言，美、英等国监管者一般较少从“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其监管职能，去考虑诸如实现证券市场筹资量的一定数额，时时留意并维持股指的一定水平和波幅之类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些问题被留待市场自身解决，市场“发展”依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
新兴证券市场则不同，如果把发达国家政府的监管职能笼统地称为“规范”职能，新型国家政府除此“规范”职能外，还要多一个“发展”职能，而且被政府优先放置。任何新兴市场均无例外地需要解决更为严重的由上述垄断、操纵、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规范化”问题。然而，当我们赋予新兴证券市场失灵现象以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含义并揭示出其背后的特殊原因之后，新兴市场的政府监管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承担比成熟市场更多样、更复杂的职责。这一“发展”职能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和培育，同时，“积极地”为保证证券市场发展而营造宏观经济环境。二是指政府“有意识地”更多地关注于与证券市场相联系的其他社会经济层面，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制度选择面临更严格的约束条件。
2、政府干预的逐步弱化趋势：一个辨证发展过程
对于新兴市场来说，规范应理解为发展的限定词，即“规范地发展”。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确立，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职能将逐步弱化，而“规范”职能将相对增强。即越是处于市场早期阶段，证券市场上的政府干预就越强，且越具有干预的现实合理性，但市场化进程的演进必然要求政府逐步淡化过多的直接干预，尤其是放松纯粹出于筹集资本等目的而形成的管制过度。伴随着市场成熟和机制完善，政府干预的范围必将逐步缩小，而促使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3、监管目标与理念的侧重要求
针对于证券市场的各个方面、层次、环节、领域的形形、各不相同的监管制度（包括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做法等）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发展阶段下不同国家政府对于证券市场的不同监管理念和不同的监管目标侧重。而后者又决定于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体制、法制、文化等方面的客观状态和发展水平。
从成熟市场的市场发展和监管历史来看，保护投资者利益始终是西方国家政府监管者的基本宗旨。围绕这一宗旨，对于监管目标来说，这些政府相对地更偏重于对这几项目标的关注：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和公平待遇；垄断、操纵、欺诈行为和内幕交易的克服和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投资风险的分散；信息完全性和市场信息效率；投资者的信心等。而对于某些目标，诸如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外部效应中的某些方面等等来说，西方政府则较少关注并不予主动干预，而是听凭市场的自发调节和市场的自由发展。
而新兴市场监管者则表现出政府干预的明显倾向。新兴证券市场中的政府及监管部门更广泛、更直接、更具体地干预和介入证券市场有其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在这些新兴市场特殊性的作用下，新兴市场监管者一般把下述几项目标放在优先考虑地位：资本形成量，现代企业机制的构建，过度投机的抑制，证券市场的外部效应，投资者理性及其培育。
（三）新兴市场监管理念抉择的依据：理论透视
对于新兴证券市场监管问题研究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关于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的理论争鸣。20世纪50、6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认为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国民收入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近几十年来，有关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方面涌现出新古典学派、修正学派、亲市场派和国家主义学派等许多不同派别和观点。其中，不少论点和理论分析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其新兴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干预提供了有力的论据，从而构成新兴证券市场监管的特殊理论背景。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失灵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经济社会对证券市场功能的正常作用的客观需要决定了监管存在的必要性。由于证券市场失灵的存在，政府理应积极介入证券市场。但政府在处理与证券市场的关系上，实质是要如何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实现均衡，计算政府放任自由和政府干预之间的成本。
由芝加哥学派所倡导的管制的利益集团理论和寻租行为的观点认为，经济管制是政治力量和受管制行业经济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其研究重点是政府管制的供给与需求、管制过程的利益影响和管制者的种种动机[11].在证券市场上，利益集团的“寻租”同样成为证券监管失灵的一个重要表现，显然新兴证券市场上的寻租问题更为突出。
由于监管决策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系存在差异，“体制漏洞”和新兴市场构建初期难以避免的大量“强行政性”制度安排为寻租行为的滋生和泛滥提供了便利。其中，最为典型的是“额度发行”管理制度。在这种带有明显计划色彩的制度安排下，正是由于“上市额度”这种资源的供给弹性不足，供给不能无限制增加，从而产生租金这种超额收入以及相应的各地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种种寻租行为。这种寻租一方面造成经济资源的非生产性损耗，另一方面扭曲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的优化机制，严重损害效率的增进和公平的体现。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采取某项证券监管制度乃至若干项监管制度的组合，实际上取决于一国政府监管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目标定位，以及执行和实施这些监管制度所需要的成本。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特定国情条件下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结构、社会政治与文化、金融体系状况、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战略、法规建设和人文观念等诸方面的客观限制和主观考虑，将决定其对于实施监管制度所带来的各项效果的目标期望。这样，证券监管制度的最优选择就在于：在满足一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各项效果指标的既定目标或既定偏好的前提下，追求监管制度的总执行成本最低。
［关键词］ 新兴市场国家 新型工业化 经济“起飞” 经济“长波”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01－07
当代新兴市场国家群体
从一般意义上讲，新兴国家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特别 是在英国率先发生产业革命后的150年期间，先是法、德、美相继崛起，继而日俄等国又赶 了上来。这些国家，在当时，对老牌大国英国来说，都是新兴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 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致力于改变落后贫困面貌的艰难过程中，前进步伐的快慢大 不相同。其中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 经济高速增长。仅仅用了大约20年，到80年代，就基本上完成工业化，被称为新兴工业经济 体。曾引起世人的称道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钦羡。
当今我们说的新兴市场国家，是继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新兴国家之后的又一批新兴国家。它们 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兴起的。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与过去历次相比，大不相同。
首先，这些国家数目众多，不像过去那样一定时期只有一两个或少数几个，而是成为一个群 体。它们究竟有多少，其说不一。早在1993年9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推出“国家出口战略 ”时曾提到美国将以经济增长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10个“新兴市场”为主要贸易对象，它 们是: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波兰、土耳其、中国、印度、印尼、韩国。进如21世 纪后，西方媒体和经济学家论及新兴市场时，所提到的国家就更多了。如英国《经济学家》 周刊(2006年)载文说，近几年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有32个。美国《纽约时报》(2007年)载文 称，目前新兴市场有26个。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7年6月)发表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 斯•沃尔芬森的文章说，新兴经济体“包括大约30个中等收入或贪困国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些估计，已不是像当年克林顿那样，从美国与之发展对外贸易关系 的角度，而是从世界力量对比、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的。
其次，不论新兴经济体数目有多少，人们都特别重视其中的几个大国，即中国、印度、巴西 、俄罗斯、墨西哥及南非等。早在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们就把四个最大的新兴 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专门提出，把它们一并冠以BRICs(被译成“金砖四国”)的 称号。这些国家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大。它们的快速增长，对世界经济影响之巨 是不言而喻的。
再次，这些新兴国家广泛分布在亚洲、非洲、拉美各大洲以及东欧、中亚、中东等各地区， 且都是各地区的主要国家和各自地区经济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与过去的新兴国家只限于某一 地区(西欧、北美或东亚)也不相同。它们与其他成员经济关系密切，对各地区经济的发展， 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最后，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在迅速加强。这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着较强的互补 性。美国高盛公司早已提出，BRICs四国之间互补性强，关系密切。它们有可能互相促进， 共同发展。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8月)载文，援引“某经济界人士”话说:“这四 国都保持着高经济增长率，而且它们之间己形成良性循环。”他解释说:中国和印度对原材 料和能源的需求，给俄罗斯和巴西注入了资金，其中俄罗斯是石油生产大国，而巴西的自然 资源十分丰富。这里且不说这些大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之间经济互补关系和相互促进作用的增 强。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具有上述种种特点，虽然它们的社会制度、经济水平、意识形态等各不相 同，但它们在全球国家分类中，被视为单独一类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 表的《世界经济展望》，过去把全世界国家分为三大类:先进经济体、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 家。从2004年开始，将全世界国家重分为两大类:先进经济体(包括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 ，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国家快速发展的原因
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在快速增长。如1988―1997和1998―2007这两个十年期间， 世界实际GDP年的增长率分别为3-4%和4-1%，而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分别 为 4-1%和5-9%，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增长。例如， 在 这20年内，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印度约为6%。新兴国家的增长速度，与发达 国家相比，更要高得多。在上述两个十年间，后者年均增长率分别只有2-9%和2-6%。即使 增 长率较低的拉美新兴国家的增长率也高于这个水平。美国《纽约时报》(2006年)发表文章谈 到近几年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说:“在老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经济稳步增长但增幅不大的时 代。在新兴世界，新兴经济体目前的经济增长是最快的。”
如此之多的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国，以如此之高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这在近现代 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什么原因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快速或高速增长呢?
首先，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开始走上快速增长的轨道之前，都已走过了一段不算太短的发 展路程。即使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们获得独立时算起，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三四 十年。拉丁美洲的巴西等国，更早在19世纪初就已获得政治独立。至于俄罗斯，其前身的苏 联，经济有了更高度的发展。总之，这些国家，在其经济快速增长之前，工农业生产、基础 设施、科技教育事业等各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为其快速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其次，这些国家在其不算短的发展过程中，都在寻找最适当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上，进行 了艰难的探索，其间，有得有失。不少国家都遭受这样或那样的重大挫折，如中国长达十年 的浩劫，拉丁美洲国家长达十年之久的债务危机，俄罗斯更是十年之久的转轨期的沉沦。这 些国家都从它们本身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中获得了了宝贵的经验，更吸取了深刻的教训。 这些经验和教训，是多方面的。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顺应世界的潮流， 以适当的步骤，实行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逐步走出有本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和构建 有本国特色的经济模式。这样做了的国家，就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振兴之路。
最后，有利的世界历史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 政治集团对立斗争的局面成为历史，两个互相平行、互相隔绝的市场开始结合成统一的大市 场，世界真正迈进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时期。商品、资本、服务、人员及科技信息在全球范 围的流动规模逐步扩大，各国间经济的依存关系不断加强。互联网在全球的日益普及为世界 各国间更加紧密的交往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手段，跨国公司的新一轮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这一 切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有利的机遇。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 来说，更是如此。那些拥有相当资源优势和市场潜力、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实行适当的改 革开放政策的国家有更大的可能，抓住这个历史新时期的机遇，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吸引外 资，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切有益的东西，趁势而上，集中力量发 展生产，不断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提高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成为新兴市场国家。
简而言之，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是新兴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而改革的不断深入 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则是其快速发展的根本动力之源。
快速发展的内涵
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只是一种现象，其内涵是什么，是我们应予探究的。这个内涵，简而言之，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
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是生产力进步推动下的自然过程。农业经济是停滞的或 发展十分缓慢的，只有实行工业化，转向工业经济，才会出现快速增长。现在的发达国家在 历史上都曾有过跃进式发展。这就是它们实行工业化的时期。当时劳动力大量从农村转向城 市，从农业转向工业，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发展中国家独立之初，也都是落后的农业国，它 们也面临着实现工业化的历史任务。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就先走了这一步。今天更多的新 兴市场国家也正在走这一步。
但是，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的内容和完成工业化的标准也不相同，这些都是随着时代的变 迁而变化的。当初英国实行工业化时，主要是发展轻工业和纺织工业。过去有人认为，当一 个国家的工业产值超过农业，或工业劳动力数量超过农业，这个国家就算是完成工业化了。 如按这个标准，英国早在19世纪上半期，就完成工业化了;后来美、德等国进行工业化时， 它们首先发展的也是轻工纺织业，但当时已是第二次科技革命兴起之时，它们以更大力量发 展重化工业，以及当时作为新兴产业的电机、石油和更先进的机器制造业。美、德在19世纪 末完成工业化时，不仅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而且这些新兴部门已获得长足发展，成为整个 经济的主导产业。
再看韩国等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起步并加快进行时，正值战后新科技革命高潮涌起之时， 它们起初也曾发展纺织工业等劳动密集型工业，但时间不长，很快就转向重化工业和新兴产 业，如汽车、家用电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仪器仪表及飞机引擎等。当它们于20世纪 8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时，不仅工业生产和就业人数早已大大超过农业，而且工业中重化工 业和新兴产业更大大增长，成为这些新兴工业经济体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它们的出口商 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不仅出口一般的制成品，而且，其中新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也 愈益提高。
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基本内涵仍然是推进工业化。但此时与“四小龙”崛起的 历史时期又大不相同。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革命掀起高潮，以电 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 ，在发达国家中，这些高新技术产业取代了传统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经济从工业 经济转变成知识经济，社会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在这一新时期，新兴国家的工业化， 更不能沿着老工业国走过的老路，亦步亦趋地前进，而必须在发展轻工业、重工业和基础产 业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在实行工业化的同时实行信息化。信息经济的另一重要 特点，是在其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有更大发展。目前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已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70%以上，而且，这些服务业也不再是传统的商业、运输业等服务业，而是采用信息技术 的、高效的、多样化的服务业。新兴市场国同样也必须在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
总之，今天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是工业化和信息化同时并举，互相促进的发展过程。这 种工业化与传统的工业化不同，它是一种跨越式工业化。其实，过去经历过的工业化，也 都有某种跨越性特点。正是由于具有这种特点，后来的工业化水平才更高，发展势头也更强 劲，速度也更快。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与过去不同的是其跨越度更大。进行这 种新型工业化，一方面，其难度会更大，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另一方面，根据过去的经验看 ，这些国家走这种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仅是可能的，而且速度会更快，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至于这种新型工业化的进度应以怎样的指标来衡量，怎样才算完成，何时才能完成，这是需 要多方研究的一个新兴课题。目前多数人关注的更多的是新型国家的GDP总量何时才能赶上 或超过发达国家。这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工业化的特点和进程，虽有联系，但它们是两个不同 的问题。
持续发展问题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的经济学家提出四大新兴国家(BRICs)时曾提到，如果这四国经济发 展顺利，那么，在2025年之前，其GDP将超过六个主要发达国家(即G-7除去加拿大)的1/2。4 0年内，则将超过这六大国。该公司的经济学家曾预测，到2040年中国将成为按市场汇率计 算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到那时，世界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将有五个是新兴经济体，即 “金砖四国”加上墨西哥。如果按美元计算，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将大于G-7(英国《经济 专家 》周刊，2006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后五年，新兴经济体的年均增长率为6- 8 %，而发达经济体将增长2-7%，照此下去，在20年时间里，新兴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将占全球产业的2/3。这些预测都设有前提条件:“如果这四国发展顺利”，“如果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增长的政策 ”，“如果照此下去”等等。
在谈到当前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时，有些评论都提到当前正值世界经济的新一个增长周期 ，而没有对它们更长远前景的展望。
那么，新兴市场国家究竟能不能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直到基本完成工业 化，或在经济总量上赶上发达国家呢?它们目前的快速增长是周期性的高增长，还是超越生 产周期的一种长期趋势呢?
应该承认，2003年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渡过又一次衰退后，进入了新的增长周期。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率提高。就连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欧元区国家和日本 的经济也有了起色。根据历史经验，这一增长周期仍将持续几年。这种形势对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有利。新兴国家增长率的提高，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年来，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世界石油 价格的大幅度上涨。这对进口石油的国家不利，但对石油出口国家，如俄罗斯以及海湾 地区、非洲、拉丁美洲的石油出口国来说，则是十分有利的。
但是，对于新兴国家的发展来说，无论是周期波动，或是诸如石油价格变动之类的个别因素 ，尽管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快速发展的长期趋势，更不会中断这种趋势 。这是由于，从历史经验上得知，当一个国家已走上快速发展的工业化轨道，它都会持续进 行下去，以至最后基本完成工业化。以产业革命为起点的英国、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明治维 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60年代实行出口战略的韩国等，都经历过超越经济周期的较长快速 增长期。这并不是说在这些国家经济周期已经不存在，而是其周期波动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其 工业化快速进行的脚步。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也将是这样。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也 有所论及，如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006年9月)载文，把当今新兴经济体加速增长带动世 界人均GDP大幅提高的状况与1950―1973年的“黄金时代”和1870―1913年的工业革命时期 相比，认为21世纪头十年世界平均收入的增长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快的。文章说:“只要新兴 经济体迈向自由开放的市场，保持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发展更好的教育体系，它们的 长期前景被看好。”美国耶鲁大学数理学院教授杰弗里•加腾撰文说:“新兴市场已从 全球 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今后发达国家兔不了要发 生经济 衰退，这也会对新兴经济体带来不利影响。但是，新兴市场国家不大可能单独爆发大范围的 危机。”(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前所述，新兴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充满活力，是由它们进行改革开放推进和激发的。但改革 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会有新问题和新困难出现。必须进一步深入进 行改革，采取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如目前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着社会分配不公，不同阶 层、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贫困人口大量存在，城乡差别 和地区差别扩大，教育和医疗落后，和贪腐现象相当普遍，环境恶化，资源浪费严 重，等等。这些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会导致各方面矛盾的激化，妨碍经济稳定、快速 、健康和持续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在新兴市场国家已引起重视，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 改革的深入，有可能逐步减轻和解决。
理论上的简要说明
为了对当前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有深入的理解，应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进行一些理 论上的说明。
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告诉我们，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所得产品的价值，除用来支 付工资和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固定资产之外，没有更多地投入下轮生产，那么其规模就不会 扩大，这是简单再生产。反之，如果能有更多剩余价值积累起来，并转化为资本投入下一轮 生产，生产规模就会扩大，这就是扩大再生产。只有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社会生产才能 加速增长，而为此，资本积累规模必须不断扩大。积累规模的扩大，又源于生产率的提高。 这就要求采用新技术，改进生产管理，加强劳动强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加速进行之时，也 正是其资本积累加速扩大之日。众所周知，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过长期的资本原始 积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当时，仍继续从加紧占领和掠夺殖民地中获得更多的资本积累源泉 。今天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加速发展，也必定是不断进行的扩大再生产。但这些国家并没有实 行过资本原始积累，更没有占领和掠夺过殖民地，相反，它们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帝国主 义殖民政策的受害者。独立时，这些国家都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它们通过外国资本 国有化和掌握了一定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之前，也从本国工农业生产和开展对 外贸易中进行了一定资本积累，它们又通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关系，举借外债，吸引外资， 获得了一些资本。它们开始快速发展后，其内部资本积累规模和外部来源更不断扩大。
马克思主义另一条基本原理，是社会生产的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 社会生产就会受到阻碍和发生危机。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正是生产力空前迅速进步，出 现 科技革命的时期。当时这些国家为适应这种形势也都曾在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范围 内进行了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一定调整。现在的新兴市场国家实行的改革和对 外开放，更是经济体制和生产关系(包括国内生产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一定变革，通过这 种变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生产方式和旧观念，为生产力大发展开阔广阔的天 地。
关于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西方经济学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也可资参考。例如美国经济史学 家W-W•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分为若干成长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创造前 提 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罗斯托的理论史观是立足于 人的心理因素的分析，认为人类的动机是经济成长的基础，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对 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但他从 经济历史发展经验的概括中提出的“起飞”概念，却已为人们普遍采用。如果依他所说对经 济成长阶段的划分，当可认定新兴市场国家已走过了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正处于起飞 阶段或甚至正向成熟阶段迈进。依他所说，“起飞阶段”是克服了妨碍经济不断成长的旧的 障碍和阻力的时期，这一阶段，有效投资可能大致从占国民投入的5%增加到10%或以上， 新 工业迅速发展，新的企业家阶级日益扩大，工农业都推广了新技术。而“向成熟推进阶段” ，则是虽有波动，但仍在持续前进的很长时期。现代技术已可推广到其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 ，国民收入约有10%～20%经常用于投资。经济结构不断变化，对外贸易日趋活跃，由于采用 了较精深和较复杂的技术和生产方法，它已能生产它要生产的任何东西［1］。当时 发展中国家正在全力促进经济发展，他认为有些国家都在先后“起飞”，他并没有料到以 后许多国家会遭遇到种种挫折。
此外，还可以提到康德托耶夫的经济长波理论。这一理论说明，经济运行中，存在着50年左 右的长周期，每一周期由大约25年的上升期和同样长的下降期组成。这一理论于上世纪20年 代提出后，直至今日，仍争论不休。即使赞同者中，对如何产生长波的原因，也其说不一。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科技发明和创新是长周期背后的动力。每一次长波的上升时期 ，重大科技发明和创新大量涌现，并得到应用，世界市场迅速扩大。这时，通常总会有一些 后进国家趁势而起，加入这一上升的浪潮，甚至以更快的速度前进，以致成为世界经济的新 的推动力。按照这一理论，目前应是自18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第五个长周期的开始时期。而 目前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现，正是这一次经济长波上升期的最重要的表征。早在上世纪80年 代，韩国等东亚“四小龙”基本完成工业化时，韩国经济学家金永镐曾发表文章(日本《经 济评论》杂志，1987年)，把经济长波与工业化联系起来，认为自从18世纪末以来到20世纪8 0年代，世界经济经历了四次长波，也相应地经过了“四代”工业化。首先是第一次长波(17 90年到1844―1851年)期间，英国完成的第一代工业化；其后是第二个长波期间(1844―1851 年 至1890―1896年)，由法、德、美等国完成的第二代工业化；继之是第三次长波(1890―1896 年 至1948年)期间，由意大利、日本、俄国等进行的第三代工业化；其后是在20世纪下半期第 四次长波期间，由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完成的第四代工业化。他具体对比了历次长波的时代特 点和相应各次工业化的特征。照此推演下来，当前的工业化就应是第五个长波期间由新兴国 家进行的第五代工业化。如前所述，这次工业化浪潮规模 之宏伟，参与国家之众多，对世 界的影响之深远，都是过去历次工业化所不能比拟的。
新兴市场国家在当代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过长短不等的一段路程，时至今日,它们在经济水平、 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等各方面，大体上是处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 的位置。在这一位置上，它们与发达国家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互补性都愈益增强，从 而与这些不同类别国家的相互经济关系都在迅速加强。前边援引的耶鲁大学加腾教授所说的 :“新兴市场已从全球的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果不是把“中心”理解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国际剥削中心，则这一论断 是不错的。
具体地说，新兴国家在当今全球经济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可归纳如下:
(1)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上世纪80年代，人们认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美国和日本，9 0年代主要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也已明显减弱，而新兴市场 的国家，特别是中国等最大和增长最快的新兴国家，所起的支撑和推动作用显著加强。
(2)巨大的商品供应国和销售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正迅速提高，在 过去十年中，已从约27%增长到33%以上，新兴国家向发达国家提供它们所需的原材料、能源 和价廉物美的各种制成品，又从这些国家大量进口所需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从这种商品贸 易中，双方都获益匪浅。特别是对最大的消费国美国来说，廉价商品的进口，不仅满足了其 消费需求，且对其通货膨胀起到一定抑制作用。至于经济长期低迷的日本，近年来经济的复 苏，也是与它同中国和东亚其他新兴经济体发展进出口贸易是分不开的。新兴国家生产的快 速增长，对能源及各种金属和非金属原材料的需求愈益增加，这必然对世界能源和原材料 市场的供求关系带来新的变化，特别是中印等新兴大国，正在一方面采取措施，开发国内资 源，另一方面，与石油和原材料生产国，主要是其他新兴国家和其他发展中的国家中的石油 和原材料生产国加强合作，这种合作，对促进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3)新兴国家是全球资本的重要流入对象。据加腾教授的分析，自1997年以来至今的十年间 ，流入这些国家资本的性质在发生变化。与90年代不同，这一次不是股票债券投机，而是国 外直接投资。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近年来，这些国家净外来投资增加了92%，股票债券 的净投资额略有下降。目前以世界“五百强”为代表的大跨国公司纷纷计划今后大幅增加在 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直接投资。西方大企业将业务外包给新兴国家已成 为一种常规现象。
(4)新兴国家正在积极进行对外投资。加腾把这些国家的“本土跨国公司”的增多看作是一 个“关键变化”。他说，直至20世纪末，这类公司还是凤毛麟角，如今，主要国家的各行各 业已经出现了1000多家新兴的热门企业。它们能获取全球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同时也 以低 成本为当地提品和服务，有些则带动当地的革新。许多公司将与西方企业建立联系，创 建浑然一体的全球性企业。作为一种新类别的企业，它们将拉近新兴市场与成熟市场的关系 (美国《新闻周刊》2007年1月)。
如此看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它们对外经济关系的加强，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中 的重大积极因素，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会从中受益。但美国有些人却把它面临的 问题归咎于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归咎于中国，如他们认为，中国把大量低廉产品销往美国 ，导致了某些行业工人就业的减少。其实，这些年来，美国总体的失业率并没有明显上升。 如果不同产业部门就业机会增减不一，这主要是美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结果。美国又有些 人把美国国际收支中经常项目不断扩大，也归咎于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石油出口国。其 实，美国经常项目不断创造新记录，主要在于美国这个一向保持高额消费和过度消费的国家 ，进口经常大于出口，这个不断扩大的资金缺口主要是由来自中国、亚洲其他新兴国家和石 油输出国的资金予以弥补，只要美国的过度消费不改变，其经常项目的逆差和对外债务的扩 大的趋势也难以扭转。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其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当代世界面 临的各种问题，没有它们的参与，是难以解决的。早在1999年就以新兴市场国家为主，组建 了20国集团，虽然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团”，而只是一个论坛式组织，但这也被认为 是新兴国家作为新的国家群体出现在当代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标识。在WTO“多哈回合”谈判 中，以印度、巴西、中国等新兴大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坚持反对美欧等国对其农业提供巨额 补贴 、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立场，更显示了新兴国家积极作用的加强。发达国家和国际经 济组织都意识到这一点，如八国集团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从2005年起，邀请巴西、印度、 中国、南非、墨西哥等国列席，表明以新兴大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全球治理和全 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中将扮演愈益重要的角色。
新兴国家走上快速发展轨道，其经济实力及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不断 加强，是发展中国家于半个多世纪前获得政治独立后，又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飞跃，虽 然这一过程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它无疑预示世界又一新时期即将来临。
关键词：绍兴；民营经济；产权；产业集群；专业市场
目前理论界和实际部门对民营经济内涵的理解都不够统一，本文把民营经济界定为非国有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集体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非国有成分，以及其他由自然人投资的各种经济组织。目前民营企业已占到绍兴企业总数的95%以上，产值的90%以上，在税收、就业、出口创汇等方面的贡献都占绝对优势。绍兴经济是由民营经济支撑和引领的，研究绍兴民营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绍兴民营经济概述
2007年绍兴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制造业所占比重达到98.7%，其中，大纺织业（包括服装、化纤）、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设备制造业三大行业总产值占全部民营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9.3%、9.6%、13.7%。绍兴民营企业实力普遍较强。2007年营业收入超过500万元的私营企业达7966家，其中超亿元的371家；现有总资产亿元以上的私营企业509家；在全国最具竞争力500强民营企业中，绍兴占了8家；全国500强民营企业中，绍兴占了51家。据统计，绍兴市排名前50强的民营企业，其经济总量占全市经济总量的45%左右，骨干作用十分明显。
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在国内外市场上造就了黄酒、化纤纺织、染料、化学药品、塑料薄膜及一些日用消费品等已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且呈现工贸互动发展态势。至2007年底，全市各类市场发展到364个，全年市场商品成交额980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49个，“中国轻纺城”、钱清轻纺原料市场成交额分别为301.1、197.4亿元，居全国第二位和第六位。以特色块状经济为特征的民营经济，极大部分的产品销售依托相应的专业市场，基地和市场互为依托，共同发展。如绍兴轻纺、嵊州领带、大唐袜业、店口五金、上虞精细化工和伞业等名闻遐尔的“基地＋市场”区域特色。
二、绍兴民营经济活力之源
（一）产权竞争力
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归属清楚、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维护公有产权、有利于保护私有财产权，促进非公有制的发展”。现代产权经济理论认为，产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性规则。如果产权界定清楚，在交易成本为零的前提下，不管谁拥有产权，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明晰界定的产权和足够低的交易成本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什么样的产权是明晰的呢？得姆塞茨认为，如果所有者是确定的，并且是唯一的，那么产权就是明晰的。民营经济产权是明晰、完整的，绍兴民营经济占95%以上，因此，绍兴的竞争力是十分显著的，是绍兴经济充满活力的主要源泉之一，这可从绍兴上市民营企业的业绩中窥一斑而见全貌。根据2004年上市各公司年报显示，19家绍兴民营上市公司加权平均收益率为0.238元，高于5家国有上市公司0.198元的平均收益率。
（二）产业集群战略竞争力
战略集群是指行业内执行同样或类似战略，并且有类似战略特性的一群企业。战略集群的崛起是产业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力日益激烈的新的竞争优势。绍兴已有一些在国内外声誉卓著的产业集群以及以产业集群为依托的专业市场，比如绍兴县集中了3064家纺织企业，有无梭织机3万多台，年产化纤面料21亿米，占全国1/6，化纤面料出口占全国1/2，印染加工量40亿米，占全国的1/5，是全国最大的轻纺产品生产的出口基地。诸暨市的织袜业，年产88亿双，占全国市场份额的65%。又如上虞的制伞业、嵊州领带业、新昌的医药用胶囊生产基地等。据统计，绍兴目前有专业化产业区41个。
企业集群化的优势在于：区域大量的采购和销售，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战略集群使专业化分工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获得了空前发展，大大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技术管理知识的交流和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利用；有利于专业性外部服务和配套设备发展。
企业战略集群优势可以通过企业集群的成长机理分析得出根源。产业集群的成长一是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二是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张。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是企业集群形成初期的基本特征，随后企业集群的发展逐步由数量扩张向规模扩张转变。企业规模的扩张过程实质是获得超额利润。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和配套生产体系不断降低生产成本，这是绍兴集群内企业相对于其他非集群地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通过产品差异化和多样化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是集群内企业自身竞争优势的来源。
1、专业化分工与配套生产体系。在绍兴企业集群内部，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大规模集聚，使企业内分工外化为企业间分工，企业专业化使得企业集群获得生产效率收益以及节省运输成本，并可有效对抗需求波动的影响。因此，集群内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往往比集群外企业生产的最终产品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这是绍兴集群内企业相对于外地企业最显著的竞争优胜。
2、产品差异化与产品多样化。在绍兴企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超额利润是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实现的，其实质是通过引入新产品、开辟新市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潜在的多样化需求，同时企业从这一过程中获取相应的创新回报，形成区别于集群内其他企业的独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创新活动可以概括为产品差异化与产品多样化两个方面。
（三）绍兴本土文化竞争力
企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源泉是企业家资源。而企业家资源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当地历史文化的影响。作为越文化象征之一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思想内核――低调、坚韧、谋略渗透到了绍兴人的品质之中。乡镇企业初创时期企业家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创造出令人刮目的经济奇迹。新世纪后，绍兴人把越文化的精髓概括为“胆剑精神”――卧薪尝胆、奋发图强、敢做敢为、创新创业，成为绍兴制度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绍兴企业家无论选择产业还是开拓市场都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胆剑精神”。比如绍兴历来是“三缸”文化发达的地方，酱缸、染缸、酒缸，每个产业都有一套手艺及衍生出来的工艺文化。绍兴人最初选择产业时，“染缸”文化的传统引领他们踏进了现代纺织业，绍兴人用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染缸式的家庭作坊。可是，引领绍兴面料今天兴旺的局面不仅来自对现代化工业的改造，其更深层面的原因在于精于谋略的越文化特质，使绍兴人在制订纺织产业链上的中间环节――纺织面料，这是从区位特点和比较优势出发的设计：环杭州湾，以至长三角地区，一直是我国纺织产业发达的地区，对纺织面料有强大的消费需求，产业结构调整使原先以大城市为主要生产基地的纺织面料逐渐外移。于是，绍兴人顺势整合外部和自身资源，做强纺织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并通过形成专业批发市场来调节当地纺织面料业的生产。这样的目标集聚和差异化战略，使绍兴“轻纺城”生意依然红火。
绍兴其他产业群的形成，也无不体现着绍兴企业家的文化内涵，一乡一品的产业选择看来很合理，但深藏于内的更合理的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文化基因。
绍兴企业家的谋略不仅表现在对产业的选择上，还表现在对政策的敏锐反映和对商业机会的捕捉上。《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不久，绍兴民营企业家就投巨资涉足以前禁止民营经济准入的军工领域，表现出了超常的胆识。
（四）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竞争力
中小企业是绍兴民营经济的主体，也是绍兴经济的主体。2007年绍兴拥有规模以上中小企业4000多家，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9.5%；从业人员59.7万，占全市工业企业从业人数的89.9%；销售收入2005亿元，占全市工业销售总额的74.1%；创造税收65亿元，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税收总额的73.8%。可见，中小企业在绍兴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从市委市政府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举措中可以看出绍兴地方政府较强的公共服务竞争力和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1、政策倾斜，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早在2002年，市委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每年由市财政安排500万元，专项用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损账补贴、技改贴息、创业辅导、市场拓展、信息咨询和其他服务开支。2003年又出台了《关于推进先进性制造业基地建设的政策意见》，进一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同时，人民银行绍兴市中心支行，专门出台关于金融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七条指导意见，对于引导信贷投向，创新信贷业务，支持企业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积极鼓励技术进步，提升中小企业素质。市本级每年从技改贴息基金中切出300万元，用于市区中小企业技术改造贴息。有关部门也切出一定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引进、研究和发展，对中小企业在科技活动中的各项费用，经审核后允许按实际发生额计入成本。
2、优化创业环境，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主要举措有：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允许公司制小企业注册资本金分期注入，首期出资额可以是注册资本的50%，三年内全部到位。对连续三年获“重合同，守信用”的企业，免予工商年检。改革前置审批办法，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前置条件外，对市内自行设置的前置条件，原则上予以取消，并实施“一站式”联合审批制度。建设创业服务中心，为中小企业成长提供保姆式服务。
3、建融资平台，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矛盾。中小企业因可抵押的资产不足融资难问题一直难以得到解决，绍兴市在中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方面进行了成功尝试。一是建立市区中小企业专项信用贷款。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已累计为市区500多家中小企业发放专项贷款14多亿元。二是建立健全信用担保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市政府制订并出台了《绍兴市区企业贷款信用担保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等，鼓励民营企业、行业协会出资建立股份制或会员制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目前，全市已建立十多家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
4、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企业经营者素质。近年来，市委、市政府相继制定了《绍兴市人才发展规划（2003～2007年）》、《进一步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等，切实抓好企业经营者队伍的建设。坚持三个原则，即宏观管理原则、间接管理原则、重点管理原则。利用院校优势，联合办班。近年来，绍兴分别与浙江大学、浙江省委党校联合多次举办了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班，提升参训人员的经营管理水平；举办“绍兴企业家论坛”，更新知识结构。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兴产业;培育;政府;市场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050-02
一、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正在形成热潮，各地政府摩拳擦掌，正在加紧制定发展规划和相应的扶植政策，以图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这种只争朝夕的进取精神令人敬佩。然而，从各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的现状来看，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政府主导模式，从各地陆续推出的投资计划来看，不少地方政府仍将自己定位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主攻手的位置，政府大包大揽直接参与产业投资与建设，在制定新兴产业规划时忽视产业自身发展规律和地区产业实际，而是沿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主观地定指标、上项目。例，广东等地陆续推出的巨额投资计划，2010年将启动45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工程的投资，项目整体投资额约1 043亿元。不少地方还提出了过高的规划指标，如上海和广东的十二五规划就提出五年内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翻番的指标。
2.急功近利，有明显贪大求全、大干快上倾向，一些地方引进高端产业项目，且以短期内形成大规模产能为主要目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已经异化为竞相扩展产能上投资项目，进而演变为圈地块、争补贴、上投资的“锦标赛”。这种重引进、重规模、轻消化吸收、轻创新，追求短平快发展的做法，使基础研究、技术积累和研发创新未受到足够重视，核心技术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使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能规模上虽然跻身世界前列，但因缺乏核心技术作支撑而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形成高端产业的低端制造、重复建设和低层次竞争局面。例，新能源（特别是光伏电池）领域的技术依赖、重复建设和低层次竞争已经使整个产业陷入困境。
这些问题说明，当前一些地方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指导思想存在误区，即过于看重政府的作用而过于轻视市场的作用，急于求成的心理使其直接按照计划模式来培育新兴产业。如不加以纠正，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作就可能走上歧路。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进程中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各是什么，政府工作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进程中如何正确定位？这是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事实上，政府与市场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的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又相互转化。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是做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工作的关键所在。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成长需要政府大力支持是不容置疑的，政府在培育新兴产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应是组织引导者而不是主攻手。政府工作的重点应当定位于自己擅长、并且社会最需要发挥作用的领域，而不应本末倒置。政府主导的长处在于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在经过充分论证无误，且条件成熟（例如掌握了核心技术和有可持续研发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可以集中全社会力量，组织多部门多企业协作，实施大规模财政支持，迅速形成产业链竞争优势，进而巩固成果，使其成为真正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如果违背战略性新兴产业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政府决策层远离技术前沿和生产一线，既缺乏专业技术知识，又缺乏市场竞争的实践经验，容易理论脱离实际，让政府指导产业发展方向或技术路线，失误率很高，一旦决策失误，将给经济带来巨大损失。
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本质上是计划模式，与市场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机制的产业竞争优势主要来自科技创新和科学管理，而政府主导的产业竞争优势主要依靠权力和其选择的扶植政策。因而，对新兴产业培育效果和后续发展的可持续性将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一般而言，依靠政策扶植和技术引进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新兴产业，无论其规模有多大，由于缺乏核心技术和竞争优势而很难具备战略性，只能充当技术输出国的打工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先后引进过许多的技术和数以百计的生产线，但由于未能掌握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至今仍需进口，技术仍然需不断引进，始终无法打造出自己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例就是一个典型教训。因此，正确估计政府主导对培育新兴产业的利弊得失，才能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作用的关系。
另一方面，作为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角企业，对产业发展规律及动向比政府有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更准确的把握和了解，由于企业是按市场机制运作的，其投资决策需承担经济风险，因而企业投资决策更理性更科学，其决策的成功率和投资收益率远高于政府。因此，市场主导不但能够有效避免造成资源浪费的盲目投资，而且也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健康成长。与政府主导培育模式相比，靠市场机制培育的新兴产业费时长，其最终形成产业方向也不一定与政府规划的愿望相同（这也是当前地些地方政府不愿采用的主要原因），但经过市场优胜劣汰洗礼而形成的产业却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因而也更具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
关键词：战略性新兴产业；政产学研合作；风险控制；技术风险；投资风险；营销风险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63 文章编号：1009-2374（2017）04-0001-02 DOI：10.13535/ki.11-4406/n.2017.04.001
1 概述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众多学者证实了政产学研合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很有必要的。满海雁等研究了政府在“政产学研金介”中的作用，明确了政府在不同的合作发展阶段的定位。Marge Seppo等就欧洲情况基于欧洲各国的数据，分析了政府在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支持措施进行了分析。
马宁分析了产学研合作成绩、问题和原因之后，提出了在产学研合作中以企业为主体，最快实现技术突破和实现产业化。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文献，陈昭峰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的研究与开发风险、投资风险等，并提出了一些针对风险管理的防范对策。余佳设计了相应的指标衡量与防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风险。张米尔在讨论技术入股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时，给出了针对道德风险的防范对策。钱丹构建产学研博弈模型提出了利益分配机制问题是道德风险问题的本质。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抢占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但因其具有高风险性、复杂性、创新性等特点，需要充足的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资源支持，所以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有必要的，整合各方优势资源，攻克技术难关等，促进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微观方面，新兴产业取得成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产品、技术及工艺，提高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对大学而言，培育了高端人才、创造了新的知识、完善了理论知识和实践了现有的知识。宏观方面，推动了技术的进步，实现了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风险性、复杂性，通过政产学研合作帮助其发展，仍然面对不小的风险。文章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面对的风险分为四类，分别是道德风险、技术风险、投资风险、营销风险，并对产生原因、表现形式等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2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学研合作风险类型
2.1 技术风险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风险分为两大类别：第一是指技术本身的风险，新兴产业是知识、技术密集型，在发展时因不具备技术开发的条件、技术决策失误等因素，使得产业发展中断甚至是夭折，这不仅打击政府、企业、学研方的热情，而且导致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第二是指技术需求方面的风险，产学研合作攻克技术难关后研制出了新产品、新工艺，但这种产品或工艺并不存在市场需求或市场中已有同类产品，这也将导致较大的损失。技术风险的本质来源于技术的不确定性和技术与经济的互动性，是比较特殊的一种风险。
它是发展新兴产业要面对的首要风险和核心风险，是因科技发展现状、政策支持、人才水平、相关技术等因素导致的集成风险。技术风险发生在产业发展的早期，但严重的结果后期才暴露出来。技术风险的发生主体主要是学研方、企业两方，学研方的基础研究水平、前沿技术研发水准等因素都会导致新兴产业凸显技术风险，企业对市场把握不准、资金投入不足等也会导致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是一种集成风险，要进行系统的防范和控制。第一，政府目光要长远。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技术创新，政府不要过于注重产业规模，而要关注产业的创新，依据创新现状给予企业“阶梯状”的资金、税收等政策支持；第二，注重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我国中小企业数目众多，产学研合作时，大型企业或重点企业应吸纳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创新意识强的中小企业，共同进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开发，有利于新兴产业攻克技术难关、取得技术的进步；第三，针技术风险的第二类――技术发展与市场脱轨，企业要发挥其和市场密切联系的特质，对市场进行调研和预测、分析技术开发的市场潜力，以便及时调整技术发展方向以满足市场的要求；第四，政策合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搭建良好的政策环境。
2.2 机会主义
产学研合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合作中必然要防范合作双方的机会主义。产学研已达成合作，所以本节主要分析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产生原因有：第一，在合作过程中，双方已经签订了合作契约，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一方的机会主义导致合作破裂。如企业掌握了学研方的关键技术后终止合作，独立进行技术开发工作，获取超额利润；第二，合作完成后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学研方的研究人员面临着发论文、评职称等压力，科研人员未经企业同意提前把研发的先进技术或核心理念作为自己的创新点发表在论文中。合作过程道德风险的本质是合作双方的诚信问题及利益分配问题，主要发生在技术研发的后期或市场化两个阶段中，产生的后果立即表现出来，发生的主体是企业或是学研方。
本节提出防范道德风险的一些措施：第一，选择合适的合作对象。对于学研方，要选择有高端研究设备、科研人员水平高等综合实力较好的机构。在选择企业方面，应该考虑企业的资金、规模、声誉等因素，声誉是企业无形但宝贵的资产；第二，签订合作契约时，列出违约的一些条款和惩罚措施。如企业违约，应加大惩戒力度，不仅要支付学研方研发投入的人力、设备、技术等资源的一切费用，还要明确规定学研方要占去这项技术市场利润的百分比；第三，合作研发成功后，技术产业的利润分配要合理。利益分配不合理是发生道德风险的主要原因，若新兴产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取得的利益是不可估量的，因此利益在企业和学研方之间的合理分配是至关重要的；第四，选择合适的合作方式。企业和学研方共建研发经济实体如成立联合开发的公司是比较好的合作方式，双方依据投入要素相当的股份，合理分配市场收益。
2.3 投资风险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开发工作要求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技术的研发、技术的市场化等。我国R&D研发投入逐年增加，但R&D占GDP的百分比不足，仍然不能跟美国、芬兰等发达国家或新型工业化国家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风险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新兴产业是创新型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撑；第二，新兴产业的投资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收益。投资风险的本质是高风险，融资比较困难。产业萌芽期，许多投资主体持观望态度，依靠政府的一些资金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投资。投资风险发生在新兴产业的各个阶段，发生的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还有社会上的其他投资主体等。
本节提出降低投资风险的一些建议。第一，政府加大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尤其是在萌芽时期，政府应投入大量的资金引导企业进行投资，降低企业承担的风险；第二，发展新兴产业要结合时代特点，创新融资模式。正如重庆市通过融资租赁、产业基金、股权投资等模式培植和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取得一定的成效，如应用PPP公私合营的模式进行融资，使得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其他投资主体的风险，给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撑；第三，正确地对新兴产业进行投资风险分析。对新兴产业的发展环境、相关产业、资源和能力、市场等进行全面的分析，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
2.4 营销风险
政产学研合作把新兴技术产业化投入到消费市觯仍然会面临消费者购买力不足、消费市场无法打开的营销风险，其重要性不可忽视，新兴产业只有通过营销推向市场获得经济效益，参与主体才能获得投资收益，从而更好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文章把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的营销风险的原因归为：第一，新兴产业形成的新产品没有目标用户或者目标客户定位不清晰；第二，新产品受到用户的消费习惯、消费模式的冲击或现有市场的抵制；第三，对于新兴产品没有合适的营销渠道。营销风险在时间纬度上处于产业的末端，发生的主体是企业方。
本节提出降低营销风险的一些建议。第一，政府拉动需求。新产品的市场购买力不足或者产品价格过高，政府应主动购买这些产品或技术，拉动需求；第二，大学或科研机构对于新兴产业的教育宣传。在大学开设相应的课程或专业，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人才；第三，企业经常进行市场调研并做好市场营销工作。企业是与市场联系最紧密，面对市场的变化企业应当尽快做出反馈，而且应顺应时代、把握新兴产业的特点创新营销模式。
3 结语
产业的发展总是风险与收益并存的，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产业，文章在搭建政产学研模型的基础上阐述了该产业遇到的四种风险：技术风险、机会主义、道德风险、营销风险，并对四种风险的成因、表现形式、发生主体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针对不同的风险提出相应的措施或建议防范风险，但是控制这四种风险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而不是相互独立的。
参考文献
[1] 满海雁，陈明.论政府在“政产学研金介”战略联盟中的角色定位与功效发挥[J].科技管理研究，2011，（11）.
[2] Marge Seppo，Kart Roigas，Urmas.Governmental Support Measures for 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on――Comparative View in Europe[J].J Knowl Econ，2014，（5）.
[3] 马宁，王立.企业主导型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分析
[J].科学学研究，2005，23（增刊）.
[4] 陈昭峰，江应中.高新技术产业化创新活动风险类型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1998，15（4）.
[5] 余佳.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分析及预警机制研究[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2，（1）.
[6] 张米尔，武春友.技术入股型产学研合作创新的道德风险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1，13（2）.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