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低碳经济；新兴产业；全球气候；温室效应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反常变化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世界 经济发展模式发生重大转变，开始注重低碳经济的发展模 式。低碳经济是指经济的发展不再完全依赖于高能耗、高 污染、高排放的经济模式，而是强调低能耗、低排放、低污 染。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引入，从而导致了全世界范围的 能源技术、经济产业结构乃至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重大 改变，出现了一批以低碳经济为基础的新兴产业.
1 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概述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 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 步。是国际社会应对人类大量消耗化学能源、大量排放二 氧化碳(CO2)和二氧化硫(SO2)引起全球气候灾害性变化 而提出的能源品种转换新概念，其实质是解决提高能源利 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和人类 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定义的延伸还含有 降低重化工业比重，提高现代服务业权重的产业结构调整 升级的内容，其宗旨是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 本特征的经济，降低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中碳循环的影响， 实现经济活动中人为排放二氧化碳与自然界吸收二氧化碳 的动态平衡，维持地球生物圈的碳元素平衡，减缓气候变暖 的进程、保护臭氧层不致蚀缺.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 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 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 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2010 年七大新兴产业是“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 新医药、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性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召开，以低能耗、低污 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低碳经济”呈现在世界 人民面前，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倡导低 碳消费也已成为世界人民新的生活方式。世界各发达经济 体都把发展低碳经济，把发展新能源、新的汽车动力、清洁 能源、生物产业等作为走出国际金融危机新的增长点.
低碳经济将逐步成为全球意识形态和国际主流价值 观，低碳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市场已经成为世界 经济发展的热点。一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已经 出现，低碳经济不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大方向，更 已成为全球经济新的支柱之一，也是我国占据世界经济竞 争制高点的关键。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迅速提高，对世界 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中国，国际社会 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呼声日盛。我国在低碳经济时 代的大国责任，重要的体现在减排与发展低碳产业方面.
2009年9月，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承 诺，“中国将进一步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 划，并继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一是加强节能、提高能效工 作，争取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有显著下降。二是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能，争取到 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左右 三是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 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 四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 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这个承诺，充分反映出作为一个 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作为能源消耗和生产大国，这一承 诺无疑为我国未来的发展敲定了经济的发展方向———低碳 经济，但同时也给中国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3 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对策 3.1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 任何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都要求有一种新兴的产业或 者产业群为之作支撑，不然的话，这种模式将无法实践下 去，它的发展将会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低碳经济发展模 式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兴产业 的发展必然要求政府政策的支持.
低碳经济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煤、天然气、石 油等碳基能源的消耗，同时要加强对碳中和、碳封存等技术 的使用，极力倡导对风能、核能、太阳能、水能、地热能等新 兴绿色能源的利用。新兴产业必将朝着低碳甚至非碳消耗 的方向发展。这种新兴产业必将大大降低碳的消耗，减少 CO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从而使人类生活对自然的破坏大 大减弱。对于这些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主要有:生 物产业、太阳能产业、核能产业、风能产业、地热能产业、氢 能产业等等。对于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将面临着传统产 业的挑战和阻扰，同时对传统产业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为 了不让经济出现较大的不利变化，必须引进国家的力量，强 调国家的调控。国家政府应该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规 划，对新兴产业的发展做一些战略性的安排，保证新兴产业 在不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积极有效平稳的发展.
国家的政策主要从保护新兴产业平稳发展和避免传统 产业遭受大的破坏两个方面入手，比如在制定第十二五规 划时应该加入对新兴产业的规划，极力推出对新兴产业的 优惠、扶助政策。现在国家正在制定新能源行业的振兴规 划。规划将全面提升和发展新能源行业，包括创新能力，产 业应用。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风电、太阳能产业链， 形成了产业的群体，比如，光伏电池从最前端的硅材料，到 生产多晶硅的原料，到铸锭、切片，生产电池，到生产组件， 到建立电站，有完整的产业群，通过政府宏观政策推动和市 场机制的导向下，我们的基础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了.
3.2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融合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一改传统经济 的模式，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低碳消耗，而这个要求是 要求有一定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的，纯粹的摈弃高碳能源 而到达到这个要求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仅仅是消费角度考 虑的，而没有顾及生产方面的因素。所以应该从生产技术 和生产力方面考虑低碳经济模式下新兴产业的发展情况.
从技术和生产力方面来说，低碳经济模式要求新兴产 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生态生产力也叫绿色生产 力，它是指社会经济生产力跟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复 合，生态生产力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物质、能量循环以及信 息传递的过程。产业生产力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 表现出来的改造世界的能力。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的 融合是指人类自身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也许考虑自然的 承受能力、生态循环能力，而不应该无顾忌的发展经济、发 展工业，而不注重自然和生态的发展。同时产业生产力和 生态生产力之间不能相互抵消，产业生产力应该遵循生态 规律为生态服务。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应该相互融 合，这种融合并不是历史上的产业生产力抵消了生态生产 力，而是使得两个生产力共同作用。比如:将低碳经济发展 模式下的产业生产力计为x，生态生产力计为y，我们希望 由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催生的这一场新兴产业革命能够实现 产业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的和值效应即(x+y)，而不是差 值效应(x-y)。在低碳经济模式下的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 产业生产力向生态生产力融合.
3.3 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求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 从工业发展史来看，从英国的工业革命到现在的信息 革命，对于以上产业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融合问题一直 都没有得到解决。英国工业革命后，蒸汽机的大量使用，推 动了生产力转贴于 的发展，但是其也加大了高碳能源的利用，对自 然环境产生了严重的污染。历史上的“雾都”伦敦就是工业 所排出的大量废气所导致的。同样的，二十世纪的“电器革 命”和二十一世纪的“信息革命”使人类发展得到了快速的 增长的同时也给自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大量碳基燃料的 消耗，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使得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对人 类生存环境产生严重影响。所以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新 兴产业革命应该改变传统经济革命的作风，要朝着和谐、可 持续的发展方向进行。和谐、可持续发展是新型产业发展 的趋势和标准，它要求工业的发展跟生态的发展相协调，要 求人类跟自然的和谐发展.
首先是缩短能源、汽车、钢铁、交通、化工、建材等高碳 产业所引申出来的产业链条，把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产业 “低碳化”;其次是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特 别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 品向利润曲线两端延伸:向前端延伸，从生态设计入手形成 自主知识产权;向后端延伸，形成品牌与销售网络，提高核 心竞争力，最终使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逐步趋向低碳经济 的标准。同时，要推进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历史经验 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 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交易市场从 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 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而碳市场的存 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碳交易将金融资 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 济的发展，因此它本质上是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机制和运 行机制，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 界经济的发展方向。总之，节能环保、新能源产业必将是未 来各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新的利润增长点。我们必须 通过各方面的不断努力，大踏步向低碳经济迈进.
4 结语 总之，我国虽然经济快速增长，各项建设取得巨大成 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经济发展与资源环 境的矛盾日趋尖锐。不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 资源支撑不住，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承受不起，经济发展难 以为继。只有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才能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同时，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 变暖，备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进一步发展低碳经济和新 兴产业，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是我们应该承 担的责任.
参考文献 [1]董浩.浅析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J].产业经济，2007，(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
本文将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介绍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的兴起，第二层次阐述制度分析引入后对发展经济学的改进，第三层次由制度分析方法的不足之处看发展经济学今后的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困境与制度分析方法的兴起
随着二战以后一批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从其诞生之日起，发展经济学就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休戚相关，其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解释力和其政策主张的切实效果将直接决定该学科的发展命运。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结构主义从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刚性”出发，提出“资本化、计划化和 工业 化”“三位一体”的“国家控制教条”（拉尔语），政策推行的结果尽管使一些国家经历了初期的短暂增长，但最终使广大发展中国家使陷入了农业停滞、工业萧条、寻租盛行、二元结构次级分化和经济发展乏力的恶果。
不仅如此，结构主义在以发展中国家特殊国情为基础，向理论宏观化方向发展的同时，其理论基础却依然置身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自觉不自觉地将发达国家的发展经历作为参照来提出其思想和政策主张。一句话，没有将对发展中国家现实的 研究 贯彻到微观层面，结构主义最终造成了发展经济学微观与宏观的不协调，影响了其整体的一致性和完善性。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上的双重缺陷，最终使结构主义主导的发展经济学逐渐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在猛烈抨击结构主义中兴起的新古典主义，在制度既定、交易成本为零和完全信息的严格假定下，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与发达国家的人们一样会在理性的驱使下，对价格机制做出灵活的反应。发展中国家只要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经济发展就会自动实现。既然“价格—市场”机制可以同时解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 问题 ，那么独立的发展经济学就无存在的必要。在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哈伯勒语）主张的冲击下，发展经济学面临着“走向死亡”的危险。
事实上，正如尼古拉斯·阿尔迪托-巴莱塔所指出的，“过去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增长，关键是第四个因素—制度—受到忽视。”[2](p.2)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新古典主义，其共同缺陷是都忽视了制度对于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未能看到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制度缺陷，这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而且也使持续的经济发展成为不可能。
早期已有些经济学者意识到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如刘易斯在对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中指出，技术进步是表层原因，而由土地制度、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等所激发的技术创新热情才是更为深层次的因素。他对二元结构的分析显著的解释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制度各方面的不均衡性。缪尔达尔讨论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循环累计因果效应，揭示了其制度根源，提出只有进行 农村 土地制度创新，才能摆脱恶性循环，走向良性循环。库兹涅茨对大量低收入国家的历史统计和罗斯托对“传统 社会 ”的分析，也体现了 政治 结构、 法律 体系及社会文化整合等方面的特征，指出了制度缺陷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源。但是，在这些学者看来，制度是很难进行严格分析的范畴。他们只是描述、罗列了大量的现象，并没在制度研究方面形成体系。[3](p.362)激进主义学派的发展经济学者也注意到了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但他们更多的是从阶级的视角来分析的。
制度分析方法真正对发展经济学产生巨大影响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科斯和诺斯等人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对以资源、技术和人的偏好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传统经济思想提出了挑战，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在短短的十几年内，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制度内生的经济发展理论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一种流行的观点。[4](p.41) 二、新制度 经济 学的引入给 发展 经济学带来的新变化
1、在 方法 论上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 研究 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人们在对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论文的详细考察中发现，“其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 [5]诺斯也强调：“ 历史 至关重要。……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 社会 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过去只有在被视为一个制度演进的历程时才可以理解。”[6](P.2)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 分析 方法研究发展 问题 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人对“运用启发式研究”的推崇即与科斯、诺斯一脉相承。他们期望“运用启发式研究来详细阐述选择—行动的情况以及这些情况内在的约束和刺激”，传统经济发展 理论 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 。”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2](pp.351-353)
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 中国 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历史虚无主义。
以赫希曼、缪尔达尔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新制度经济学倡导方法论个人主义，认为“对社会单位的分析必须从具体成员的地位和行动开始”，“‘社会’、‘人民’、‘ 企业 ’或‘政党’不是再被认为是‘一个像个人一样行动的集体’”。[7](p.4)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等学者也明确指出，“采取这样的（启发式研究）方法时，我们不必设想人类经验的世界需要被概念化为诸如‘国家’和‘社会’、‘市场’和‘经济集团’或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类笼统的东西。我们可以取而代之地设想交换关系存在于所有社会之中，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2]( p.351)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虽然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引入制度作为分析对象的前提下，基本保留了新古典主义方法的“内核”，具有与新古典主义一样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特征。但是，以诺斯和福格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则通过对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历史的考察，更具有动态特征。避免了新古典方法将静态方法用于分析发展这一动态问题的窘境。
2、在发展的决定因素上
反贫困首先始于对制约发展因素的探讨。所以对发展决定因素的求索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 内容 之一。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因素，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根据这种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稀缺。纳克斯提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纳尔逊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则进一步展示了资本不足与发展停滞的恶性互动关系。
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奥尔森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则开门见山地指出：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3、在发展政策上
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 自然 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 政治 、 法律 、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
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D·菲尼认为，“对制度安排变化的需求，其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够获得潜在的原有制度下所得不到的利益。”而“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的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2]( p138)而弗农·拉坦则进一步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一方面产生潜在的增长利润，这是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促进了社会 科学 、组织行为等方面的知识进步，这构成了制度变迁的供给方面。两方面综合导致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可见，拉坦式的制度变迁完全是一种市场行为。鉴于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林毅夫认为，如果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的话，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所以，由政府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但是公共选择理论和“诺斯悖论”却向我们昭示：政府一方面可能通过安排激励系统来刺激经济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可能因为统治者的偏好、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等因素而导致政府维持低效率的制度安排。有鉴于此，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
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三、 发展 经济 学中制度 分析 方法 面临的挑战与今后的趋势
新制度经济学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 ，在让 研究 经济发展 理论 的学者们刮目相看的同时，其自身也因为尚处于成长阶段而又有诸多不足。不可否认,制度是一个涵盖面广、 内容 极为丰富复杂的范畴，对它的分析早已超越了主流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领域。与之相适应，有关将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相结合的 文献 还显得驳杂和凌乱，不仅诸如制度、交易成本等一些核心概念尚无统一定义，而且缺乏一个公认的严谨逻辑体系，模型化也不够。在逻辑实证主义依然是检验经济理论必不可少的主流方法的现在，其主要概念的可计量性差，取得数据的困难，也严重阻碍了对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更为精确和深入地研究，妨碍了其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定量运用。对发展经济学来说，将制度经济学整合进来还需进行大量的概念梳理、框架建构和模型化的工作。
同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抨击新古典是“无制度”分析的制度主义，其本身对制度的内生化也是不完全的。比如，张五常在充分利用交易成本分析契约安排的选择时，就把立法机构的 法律 实施水平视为当然；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是将发展 中国 家的宪政体制作为外生变量来进行分析的。而且，市场本身也是一种制度。但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从理论上解释市场何以产生。科斯只是在市场存在的条件下研究了 企业 的起源；威廉姆森也是将“市场存在”的假定作为其分析的初始条件。20世纪80-90年代，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迫切需要一个培育市场的理论作为指导，面对这一情况，制度分析至今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对于以上的 问题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做出了一些探索性的贡献。
另一个重大的挑战，正如V·奥斯特罗姆等所承认的，是“如何理解人类 社会 中秩序的本质和建立”。因为“它要求学者及有关职业人士选择使自己能够探索他人在不同的人类社会中所创造的制度安排格局。解决这个难题往往是我们陷入不正当的文化种族中心主义，……相对生活在欠发达社会中的人，生活在发达社会中的人易于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如果不是傲慢的话……”[2](pp.334-335)比如，在当今新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学融合较好的代表作《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钱堂冯实际上认为美国式的多元化民主制是最理想的 政治 制度；V·奥斯特罗姆等人也或多或少地认为，只有在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市场制度下，经济才能持续发展。对于今后的制度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的结合而言，如果不能真正做到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考察这些国家的经济与非经济的因素对制度安排的要求和影响，也必将行而不远。
20世纪80年代勃兴的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已经对发展经济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正如阿罗所说，“新制度经济学运动”主要并不限于对经济学的传统问题给出答案。相反的，他还回答了新问题，即经济制度为什么以这种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它与经济史相融合，带来了比传统理论更加犀利的“本原经济” 的分析。诺斯也说：“我们对制度的严肃研究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一研究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可能对所有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3](p.362)
参考 文献：
[1] 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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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陈宗胜.发展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 周业安.关于当前中国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反思[J].经济研究，2001（7）.
[摘要]从经济学的性质和起源上看，涵盖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是其恰当名称；但是，自新古典经济学将其研究对象局限于稀缺性资源配置的私人领域，“政治经济学”一词就被“经济学”取代了。不过，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传统的抽象思维越来越不适应新的要求，从而导致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重新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关注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制度。特别是，当前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症结在公共领域，中国人的社会认知和行为机理与西方也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中国经济学的范式更需要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新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古典经济学；伦理学；工程学
一、前言
从词源学意义上看，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公共领域的学科，它不仅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更关注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而且，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和现象根本上都属于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公共领域，因而政治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科的更合适名称。但不幸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却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国家干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窄化。正是基于这种狭隘概念的理解，产生了目前的经济学两大体系：一方面，西方主流学者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以及把研究对象局限于个人发财致富之术，从而用“经济学”一词来取代“政治经济学”一词；另一方面，仍有一部分学者坚持政府对经济的重要作用，从而继承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在本质上还是起源上，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只是自边际革命以来这两方面内容才开始发生分离，从而形成了两大经济学体系：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之间发生了分裂，并逐渐局限于工程学内容的研究。
然而，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局限于私人领域的资源配置问题，它把人的需求局限于在物质层次上，从而把人的行为从社会中孤立出来：但是，这种研究无法揭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无法探究资源的创造问题，也无法理解丰富多样的人类行为。特别是，随着物质生产和消费的逐渐饱和，人类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此时，人类所追求的“经济”之内涵也从物质涵义拓展为一般社会效用。在这种情况下，关注人类福利的经济学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调整，经济学和其他学科又出现了合流的趋势，特别是出现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趋势。究其原因，经济学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社会的福利，而福利的内含本身是非常广泛的，叶坦就指出：“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经济’的语源都有人文的内涵，都有治国济民等政治含义蕴于其中……经济与政治以及哲学等都无法分开”。正因如此，在现代学科中，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范畴已经很难划分了，并且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重新以“政治经济学”来代替“经济学”。
二、现代经济学的困境及向新政治经济学的回归
自边际革命兴起，以新古典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就逐渐偏盛，而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方则日渐式微。究其原因，古典主义后期以来，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重新在社会科学中得到复活和壮大。有的学者曾指出，以自然科学的模型为基础的，侧重于搜集资料、寻找相关性并推演出可验证的假设的政治科学的兴起标志着政治哲学的终结。如果说哲学在政治研究中还能发挥一点儿作用的话，它的作用仅限于分析政治话语中词语的运用，并且消除可能会阻碍政治科学之发展的含混语词。当然。由于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逐渐集中于对物质财富的研究，而这与自然科学最为接近，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思维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最最明显的反映。事实上，经济学发展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理性预期等学派的兴起，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基本上已经没有哲学的遗痕。问题是，这种自然主义思维真的
能够深刻地揭示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研究特定内容的经济学范式能够具有长期而普遍的意义吗?赛亚·伯林指出，将政治研究强行塞入自然科学框架之中的企图扭曲并遮蔽了我们在理解政治生活时所不得不加以考虑的许多因素，而且，如果一种实证主义的政治科学实际上最终胜出了，这也并不代表客观性和中立性的胜利，而只是代表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化信念的胜利。显然，柏林的评论同样适合于现代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强调实证分析和数理模型并不意味着它没有意识形态。
其实，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性目的在于增进人类福利，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就必须包含了这样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面对着自然物时如何行为，二是人对着他人或社会时如何行为。显然，前一个内容是寻找人类如何最大化地使用自然物的途径，主要集中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领域以及物质资源的配置方面，需要借鉴自然科学所积累的知识以及运用自然主义的思维；后一个内容是要探究如何充分运用人的理性以实现社会需求的最大化，涉及到人与人的关系领域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这一问题，根本上关乎心理学和文化学的知识，需要分析具体环境下人之社会偏好和行为机理。也就是说，经济学不仅是要研究物，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人。由此可见，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资源配置和物质福利上，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封闭的结果，没有揭示人类福利的全面内涵，也无法适应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变迁。所以，福山就指出，经济学名称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演变实际上反映出作为该学科核心的人类行为模型已经慢慢窄化，因此，“现在的经济理论需要做新古典经济学派反对的事：重新恢复古典经济理论中某些丰富的内涵，探究文化如何以多种重要的形式塑造人类行为的一切层面，其中当然也包括经济行为。”
当然，在新古典主义时期，这种“去伦理化”的抽象化研究也具有特定的适应性、现实性。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因此，经济学就逐渐演化为一门对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的实证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也逐渐隐退。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从而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并逐渐把其研究范畴集中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分析上；于是，自边际效用学派兴起之初，经济学就将其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扭向了私人领域，并逐渐由一门主要研究国家如何增加财富的学问变成了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另一方面，当时人们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物质需求，而关键或瓶颈的生产要素也是物质资本；同时，在资本主义经济还
处于持续发展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也在各种压力下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个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还不突出。正是由于自然是被动的，工具理性也是单向的，因而根植于自然主义思维的经济人就比较适用这一状况。事实上，即使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了大危机，解决的主要途径还是通过投资来扩大需求，这些都是停留在如何配置或创造物质资源的问题，处理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偏好于在系列假设前提下进行技术分析，讨论的是消费者如何取得最大效用、厂商如何取得最大利润等个人行为，而不是关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同时，在自然主义思维的支配下，主流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机制和完全竞争能够调节经济，从而实现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物质资本的积累日趋饱和，经济学所处理的对象就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工具理性思维越来越不相适应新的要求。一方面，随着物质资本积累的日益丰富，财富创造所需要的关键或瓶颈生产要素已逐渐从物质资本转到了人力资本或社会资本；显然，这些新型的社会性资本的使用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不再是像新古典经济学所想象的那样可以基于工具理性加以任意配置，而是需要激发人力资本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人类的需求也逐渐从物质领域转向更为广泛的非经济领域。从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显然，非物质的需求往往涉及到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使得人类的需求不再是生理的而是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人们更加重视由人们互动所形成的联合理性和社会理性，而不是源于人处理自然的单向理性和个体理性。正因为随着生产要素和人类需求的转换。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开始涉及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领域，有关人类互动行为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的构建中也日益重要。这样，经济学就逐渐演化成了研究理性人如何行为的学科，这促使了博弈论和激励理论这类新学科、新工具的产生。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学重新从人对物进行配置的私人领域逐渐向涉及人与人互动关系的公共领域复归了，此时就出现了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的内在要求。
其实，经济现象本身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受其他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样，其他传统的非经济领域的行为也往往是由于“经济”行为的结果。因此，韦伯说：“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事实上，“典型经济的动机——即在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特性方面与那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的动机——在一种完全非物质的需求的满足与有限的外部条件的运用相联系的地方，到处都在起作用。因此，它们的力量不仅到处决定和改变满足的形式，而且也决定和改变最内在方式的文化需求的内容。受‘物质’利益支配的社会关系、制度和人群的划分的间接影响，毫无例外地扩及到所有的文化领域，直至审美情感和宗教的最细微的差别……是‘受经济制约的’。另一方面，一种历史地既定文化的所有生活现象和生活条件的总体，影响到物质需求的形成，影响到满足的方式，影响到物质利益集团的构成，影响到其权力手段的类型，从而影响到‘经济发展的进程’……成为‘经济相关的’。”
然而，由于工程学内容和伦理学内容的分离，现代主流经济学开始片面强调抽象化研究，逐渐走上了数理的道路，最终成为一些人士的智力游戏，使经济理论与现实越来越相脱节。但作为一门具有非常强现实性的致用之学，经济学是不可能长久脱离实际的，它必须关注如何处理和应对各种经济问题。显然，这也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色，也是那些经济学大师的重要特征。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重商主义逐渐专注于经济问题的思考以及斯密开创出经济科学或经济学体系开始，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努力用经济理论来解决形形色色的公共政策问题，他们对那些脱离具体政策的经济学往往缺乏兴趣。例如，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都是针对当时重商主义措施和极端乐观主义而分别进行的政策探讨，李嘉图则热衷于与马尔萨斯等人争论当时的谷物法和济贫法。正因如此，经济学发展路向在于它能否真正解决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当然，实际中的经济活动必然与社会关系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解决具体的社会经济问题就必须充分吸收其他领域的知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质上是公共性的，因而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的私人领域。
可见，正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市场出清的假设条件下过分关注经济学的私人性，结果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不断重复的经济危机，为此，凯恩斯创立了的宏观经济学重新关注了财富(收入)的创造，并且重新将经济学拉回到公共领域的范畴。然而，由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是源于应对特定经济萧条危机，主要靠粗放式物质资本的投入(消费或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从而也无法为维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正因如此，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所引发的凯恩斯主义革命和60～70年代滞胀所促动的理性预期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就开始逐步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有的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主流研究路线。此时，主流的凯恩斯经济学本身分成了几个相对争论的流派，被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的政治经济学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目。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正日益重新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潮或流派，且不说政治经济学是激进主义学术的基石，即使主流经济学家，如西蒙、布坎南、森乃至威廉姆森等都将政治经济学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实际上，政治经济学一词仍然是经济学界的基本术语，它与发展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一般而言，目前西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基本方向：一是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的新政治经济学；一是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契合的新兴交叉科学。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取向及其基本特征
就西方近来盛行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言，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斯所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它是指“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考虑因素的某种补充和修正，并主要体现为文化伦理等非正式制度以及法制等正式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影
响；二是布坎南等开创的公共选择学派，它将研究对象和课题集中在传统政治学的领域，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尤其集中在宪法制度形成的层次上，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即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研究对象的拓延。显然，这两个分支具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和分析框架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涉及“大众之事”的运行分析。由于它们形成了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范式，因而常常被冠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名称。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也可以看成是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这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说明。一者，新制度经济学派关注国家制度对经济的影响，这是经济的政治分析，是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涵；公共选择学派强调经济行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这是政治的经济分析。二者，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经济学都强调社会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并基于成本一收益框架来分析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但似乎都没有拓延到更广泛的人类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同时，它们主要是将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而没有分析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下的人类行为。正因如此，经济思维和其他社会科学的思维在此领域并没有形成有机的结合，没有形成一个政治和经济互动的理论体系，甚至反而将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更加狭窄化了。例如，M.鲍曼就指出：在“法律的经济学分析”的“标题下进行的研究大部分同法律制度产生与存在的经验条件的社会学问题没有任何关系或只有极少关系。通常并不涉及法律制度的解释，而是涉及对其所作的评价及其功能。人们研究的是在所有参与者理性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哪些法律制度和调节是有利和有益的”。。
因此，目前西方流行的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专注于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工程学内容，或者仅仅是对工程学内容的表面修正。例如，布坎南就写道：“个人，不论是独自还是集体地都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益作出决定，人们至少可以以两种身份这样做：首先，在有组织的市场中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其次，通过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作为商品和服务的买者(或卖者)……经济学家，尤其是英美经济学家很少花费时间和精力解释第二种决策过程的个体行为。集体决策中的个体参与一直没有得到透彻的分析，分散的私人选择是如何结合在一起产生出‘社会’或‘集体’结果的，也一直没有得到认真而严肃的研究。”正因如此，方兴未艾的新政治经济学还处于初级的不成熟阶段，甚至还没有形成对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统一定义，更不用说对研究范畴和理论体系的一致了。例如，森就认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在其理论分析中引入了交易费用变量并进而探究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他们只考察了制度的效率维度而从未考虑制度的伦理维度，这导致了科斯世界所反照出来的理论图景与人类生活世界的真实情形仍然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尽管新政治经济学试图使经济学研究与现实更为贴近，但韦森却认为：“科斯世界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一样，仍然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模型”。
其实，人是政治的动物也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经济学的“政治”一词并不是传统理解的“政府管理”之义，而是指有关对大众之事的管理；同时，任何大众之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的调整，从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是指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真实社会关系中人的行为。正因如此，恩格斯就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这个历史也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历史演化中观察社会规律，而离开历史思维的抽象化分析根本就无法真正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同样，按照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指“一门试图说明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由此而对这一行为的过程和作用做出因果解释的科学”；而且，这里的社会行为就是指“根据行为者所赋加的意向而与他人行为有关，并在其过程中针对他人行为的一类行动”。。显然，就这一点而言，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对象以及思路是与社会学有很多共同之处的。事实上，早先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几乎都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通家，他们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更全面了解的基础之上。例如，马克思就是如此，他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甚至伦理学家和人类学家。
为此，目前政治经济学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另一路径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道路，更全面地综合了社会、心理、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学科，从而形成一个交叉性学科，并以此来广泛分析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冯克利就指出，在帕斯卡、斯宾诺莎、笛卡尔和康德的眼里，“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严格的学科分工，是一种十分荒谬的做法；专业化对于我们是学有所成的前提，而对他们，却是有碍于充分理解这个世界的一道樊篱，因此他们要尽力打破知识体系壁垒分明的界线”。当然，根据结合的重点不同，基于具体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也常常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政治经济学、社会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伦理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等；其中，激进政治经济学或者新左派政治经济学是这一方向的重要分支，也是涉猎最广的分支。显然，根据上面的理解，这个思路代表了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人之行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方向，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行为中人与人关系的根本要求，因而蕴含了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方向和广阔前景。
然而。由于构建一个契合理论的广泛性和复杂性，该方向迄今为止的研究和分析还是零碎的，而且，该方向的文献主要是结构性的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统一理论体系，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观点往往缺乏微观的分析基础。因此，尽管这一方向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但却也一直处于非主流的批判者地位；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体现在西方社会，在当前的中国，有关交叉学科方面的研究也是微乎其微。辜鸿铭在比较传统的东西方教育时曾指出，西洋人人学读书所学的目的一则日知识，再则日知识，三则日知识，而中国人人学读书所学的是君子之道。然而，就目前经济学的现状而言似乎完全反了过来：在西方学术界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和知识的广博的同时，中国却在一味盲目模仿西方所谓主流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知识”，而将人文性的内容全然遗弃了。究其原因，在于目前的学术气氛越来越为一些肤浅的海归学者所主导，这些“海归派的经济学家大都是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模子训练出来的，并且在国外或者没有、或者有较短的教学和研究经历，因而对非主流的东西看得不多”。而且，即使国内那些控制政治经济学话语权的人士在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往往是试图借用西方经济学中的形式，试图用数理来装扮马克思提出的理论观点以使它显得更为科学客
观。于是，就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程这样的研究课题，似乎一冠以“工程”之名就成为科学了。显然，这些做法完全扭曲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点，没有真正重视它对事物本质的关注以及探究的途径，从而不但误解了它的精髓所在，而且抹杀了它的批判性精神；相反，却形式主义地模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皮”而利用数学符号把政治经济学装扮成一门工艺学。
可见，随着对经济学理论现实性要求的出现，西方学术界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学思潮，它们各有利弊并相互补充，从而有助于更全面的经济学体系之建立。例如，布罗姆利就在反思科斯、德姆塞茨、波斯纳等新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社会中利益矛盾和市场效率背后的动态收入分配问题。他认为：“斯密强调的是确立具有激励性的权利的重要性，而马克思集中关注的是对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剩余的控制”。为此，他试图将斯密和马克思两者的分析结合起来，并又充分借鉴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工具。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发展作了如下三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回到“古典”去，将西方主流经济学遗失的“人的主体性”纳入到理论分析体系中来；第二，关注现实，引入交易费用，摆脱主流经济理论完全竞争的理论“乌托邦”；第三，将制度经济学注入科学性、严密性。显然，我们从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中能够看到“新政治经济学”的曙光。正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在分析方法或理论渊源上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将其作为桥梁和纽带把三者综合在一起，催生出新政治经济学。”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在一个整体协作系统下探究人的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途径，因此它不能像新古典经济学那样单纯地研究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把提高经济效率、合理利用资源、加速经济发展都看成是人与物质间的关系。如果看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的认知必然是静态的，仅仅看到事物的表面而无法深入到本质。
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前面指出，经济学本身就包含了工程学和伦理学两方面的内容，不但经济学的鼻祖斯密对经济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内化了具体社会伦理的人性假设之上；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也早就指出，“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正因如此，早期的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本身是统一的，它们的分裂只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物质偏盛的结果，是经济学逐渐集中于物质经济的研究，特别是随着学科的分化，经济学越来越走上抽象化研究之路的结果。事实上，尽管人不是抽象的原子而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生命体，从而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自主性，但是，新古典经济学为了便于对个体展开分析，片面地将人类行为的经济动机与其他行为动机分裂开来，从而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在一个极端抽象的理性概念上分析经济现象。譬如，巴斯夏就写道：“倘若社会只是人的一种发明，而人只是一种没有生命的物质，卢梭曾说，它的感情和意志、活动和生命应该由天才的人物赋予，那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而只能有一些数量不确定的可能的和随意的安排。”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其所设立的经济人假设变成了没有血肉的骷髅，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被“经济学”所取代了。
然而，随着人类需求重新朝多元化方面发展，人们所理解的“经济”一词又有了新的变化，它不再停留在新古典时期的“物质”或“金钱”的涵义上，而是进一步扩展为更为广泛的“效用”的意义。显然，追求效用问题不但与更为广泛的人类需求联系在一起，因而追求效用的“经济”行为与其他“非经济”行为是分不开的。这意味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无法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相分离，从而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了重新契合的内在动力。霍尔瓦特就写道：“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出现，社会和政治的内容被剔除了，后来就只有纯粹的经济学了。此后不久，纯经济学日益成为与现实世界经济决策或解决实际问题无关的模型建造。只是在最近，古典的政治一经济方法和经济社会学一起，再度令西方产生兴趣”。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强调基于供求的市场交换，但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定伦理基础之上；而这种伦理包含了人性的两个方面：理性和情感，因为人类的理性本来就不是冷酷和不带情感的理性。因此，尽管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曾基于抽象的理性对人的物质追求行为进行分析，但却越来越难以分析人类的非物质性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开始把人的行为重新置于具体社会关系中进行分析，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理论危机的日益显现以及经济学思想的日趋苍白，这种取向有加速的趋势。汪丁丁写道：“从2000年到现在，西方学者终于发现了。‘情’和‘理’本来就是一回事，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根本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说的那样把它们一刀切开：这边是完全的理性选择，它解决的是最大化问题；那边是完全的情感冲动，它决定的是社会福利函数……这就是今天西方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方向”。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凸显，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察觉了原先研究路线的缺陷并开始试图加以修正；特别是，随着新政治经济学以及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一些经济学家正在试图重新把人类的情感因素纳入以理性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但是，国内一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却还在学那些已经被抛弃的研究路线以及具体的观点、理论，正如叶航写道的：“我们曾经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地告诉大家‘人都是自私的’。但现在西方人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国内许多经济学家还在那里讲经济学不要讲道德、经济学讲道德是‘狗拿耗子’。”究其原因有二：一方面，由于受到西方学术霸权的冲击，近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的独立思索之学术精神日益丧失，近来在海归们的鼓吹下这种学术的被殖民心态尤其严重了；结果，绝大多数青年学子总是力图照搬西方学术界发展出来的研究方式、框架和结论，而这种学问必然是滞后、缺乏活力和创新的，甚至只能是东施效颦而模仿了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真正探究具体社会关系之下的人之行为，就需要契合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其实，西方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分析思路以及具体知识的苗头，社会科学也正在走交叉和契合之路；但是，国内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者大都是理工科出身，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贫乏，对经济学各领域的知识尚且知之不多，更不要说对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的知识了。
经济学说史也告诉我们，只有具有渊博的知识，才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知社会经济现象，而且才能提出切实可
行的解决措施，古典经济学家就是如此。例如，正是由于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他才得以提出一系列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建议，这涉及到教育、福利、工会和妇女等各个领域，并关注长期分配公平等问题。哈德利就写道：“穆勒和斯密都受过哲学方面的训练，而又都对实际事务感兴趣。他们各自都把理论视为影响政治和商业活动的手段；各自在研究人们从事政治和商业活动的动机时，都发现自己的理论使自己具有了比其同事更宽广锐利的眼光。不过，斯密的眼光是预言家式的，而穆勒的眼光则是哲学历史学家式的。斯密不得不为其理论开辟道路，而穆勒面对的听众则已准备好接受其理论，把其理论看作是人类智慧的体现。自斯密时代以来，已有两代英国政治家实施了斯密的理论，这种理论已为诸如坎宁和赫斯基森、科布登和皮尔这样的人开展活动奠定了基础；在立法方面取得的无比辉煌的成就，已证明这种理论是正确的。穆勒的整个一生是在这种进步事业的拥护者当中度过的。他父亲曾是上述第一代政治家的领袖；他本人则曾经在第二代政治家开展的斗争中搏斗厮杀，与这些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光荣地联系在一起。他曾参加那场伟大的斗争，最终废除了弊端百出的政府救济制度；曾参加那场改革，使整个国家的通货具有了牢固的基础；曾参与确立自由贸易为英国的基本国策；曾参与创建了英国的殖民帝国体系，同世界古往今来的其他殖民体系相比，这一体系从原则上说更为开明，从结果上说更为仁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所面对的便是被这些成就弄得眼花缭乱的读者，读者信赖穆勒一方面是由于他为取得这些成就出了一份力，而更具决定意义的理由则是，他成功地表述的那些思想成了这些政治运动的基础，把这些政治运动纳入了一完整的社会哲学体系。”
正因如此，以斯密、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一直都在努力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结合起来，如穆勒的社会政策的思想打上了经济学家的深刻烙印，其改革建议也牢固地扎根于“市场措施”，其著作就是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而且，也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可以较为充分施展个人的自由。显然，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现状非常类似于欧洲的古典时期：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贫困化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制度依旧失范、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因此，也面临着相似的任务，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应该在公共领域而不是“发财致富”个人领域，根本上应该关注整个社会社会福利的提高，而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考察人们如何最大化使用既定的资源上。而提高福利又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整个社会福利的增加，二是社会成员福利的改进。前面主要涉及到社会财富的创造和增长，主要是生产技术问题，后者则更关系到应得权利的享有和财富的分配，涉及到社会制度问题。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制度不完善下的经济发展，都不仅仅是一个私人最大化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要素投入问题；相反，它根本上关乎公共领域的问题，更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问题。而且，任何一个社会制度的改良和设计，都不能仅仅是基于力量来决定，任何现实社会制度都不能仅仅一个是博弈均衡，而是包含了对弱势者的关怀和社会正义的关注。
然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却不能为社会制度的改革和设计提供有效的指导：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资源的配置，特别是在个体资源既定情况下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而根本不涉及到资源的创造和人际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即使凯恩斯主义提高了依靠公共政策来促进充分就业，但这种宏观经济学仅仅建立在生产要素的粗放式投入上，根本没有深入剖析财富创造中的劳动有效配置以及生产的协作机理等问题。显然，现代经济学这些方面的缺失恰恰可以从古典经济学中吸取营养：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则不但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并由此展开对生产机理的深入分析，重视人类社会中的分工和协调；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非常关注个体福利的提高，认识到即使社会财富增长了也并不意味着个体福利的改善，这涉及到财富的分配和应得权利的界定问题，这更为适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当今中国之情形。其实，古典经济学家大多认识到，即使财富增长很快但分配极不平均，那么由于社会的不和谐而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下降；这不但不是帕雷托改进，而且，即使是那些富裕阶层，其福利也会受到抑制，因为他们需要时刻提防贫困阶层的反抗。为此，古典经济学家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改良，他们一直在为把社会公平和市场经济学相结合而努力；也正是在古典经济学家的大力努力下，西方社会逐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场制度，从而最终转变到研究资源配置问题上来。为此，笔者强烈主张，中国经济学在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出来的分析工具和检验手段的基础之上，应该更多地借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思维，中国经济学应该向重视公共领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学者由于其特定的历史背景而很少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但这理所当然应该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由“问题意识”所促发的，如程恩富和张建伟指出的，现实总是不断地对固有经济学范式提出挑战，从而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动态演进(包括范式转换)，形成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现实问题之间的叩问与解答。例如，正是由于森、迪克西特等出生于欠发达的印度，深刻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巨大影响，而西方经济学却越来越注重于逻辑推理方面，因而他们对越来越抽象的主流经济学的适用性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譬如，森指出，基于功利主义的主流经济学或主流福利经济学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忽略分配，假如两个状态具有相等的总福利水平，A状态下甲占了99％，而其余人分享1％，B状态下所有人平均分享总福利，那么如何评价两种状态的优劣?二是忽视权利、自由以及其他因素，因为权利、自由只是简洁地、按其对福利的影响程度而进入福利测度的，因而又如何处理“幸福的奴隶”和“不幸福的自由人”呢?为此，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重新把经济学和伦理学结合起来，对社会选择理论、福利和分配以及贫困化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再次把经济学引向了古典经济学。
随着主流的象牙塔经济学的弊端日益凸显，西方学术界的反思风气也已经逐渐兴起，当前社会科学各分支之间的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也有越来越多其他学科的理论开始渗入到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在国内，“问题意识”在经济学家群体中也产生了积极反应，甚至出现了经济学范式危机。程恩富和张建伟认为：“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学家的工作从理论引进、模仿的自在方式到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学家对教条主义的摒弃和主体意识的
觉醒”。然而，尽管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森这种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学者，但由于西方学者总体上都是从它们所处的环境出发，从而没有深入探究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仍旧被西方学者所主导。迄今为止，经济学主动与其他社会科学进行交融和契合的取向还只是个开头，还局限于一些比较狭窄的范围之内，而主流经济学还在热衷于数量化的经济模型构建。特别是，国内的那些“主流”经济学者依旧为西方的主流倾向所牵引，不但没有充分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以及当前的回归苗头，反而极端化地壮大西方的主流经济学，把西方的“主流”宣扬成“唯一”准确的方向，导致了国内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的严重脱节，甚至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现状。事实上，正是由于国内那一群“主流”经济学家越来越狭隘和片面，从而也就不愿意花少许的精力去读一读斯密、穆勒等人的著作；相反，却片面地接受那种建立在相对健全的市场机制之上的当前主流经济学，并把它极端地应用到类似于古典主义时期的中国社会的现实中，结果就造成了诸多非常严重的问题。
可见，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是西方社会经历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发展下的产物，因而它在提供一种成熟的市场制度运作的参照系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就当前国内的现状而言，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前提是不存在的，因而其理论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事实上，由现实经济问题积累而成的经验事实是检验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标尺，而显然，这些经验事实至少在许多方面已经证伪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说。正因如此，我们不能盲目地照搬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基本理论，相反，需要重新探索适合当前我国国情的经济学。一般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构建必须注意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学必须关注儒家传统的文化伦理，要将积极理论建立在中国人的行为机理之上；二是中国经济学还应该关注当今的国内现实问题，要关心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下的社会异化、分配不公、外部负差效应严重、福利畸形化等问题。为此，我们就需要充分把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契合起来，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市场经济的种种缺陷，探究当代的市场经济和社会公平相结合的方式。这就需要向古典政治经济学回归。
五、简短结语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任何一个经济现象都必然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经济学必须探究内在于经济现象中的“人”的因素。正因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必然会向政治经济学回归，经济学必须重新关注公共领域的问题，重新关注具体社会中人的理性问题。其实，从经济学学说史的发展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经济学都是全部经济学的历史名称；而且，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也不是什么截然对立的，两者只是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不同，以及由此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差异。基于对经济学性质的理解，西方经济学界也往往存在两种基本的分析思路：一是注重哲学思辨，二是主张数理实证。前者为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派别所注重，后者则为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崇。即使如此，西方目前依然有许多主流的学者也愿意将自己的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而批判那种象牙塔里的数字游戏。当然，尽管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学科交融的苗头，但掌握话语权的两派人士却往往强调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从而形成相互对立的两大学科体系。其实，如果真心求学问的话，本该奉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更不要说这两个分支本身都存在非常严重的片面性。一方面，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因抛弃了伦理学内容而使得其研究出发点越来越与现实相脱节，缺乏从人类基于互动而产生的社会性来探讨人类行为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尽管考虑了行为的社会关系，但却因将主要精力放在生产关系甚至财产关系方面而同样缺少对人类的微观行为机理的研究。因此，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更完整的经济学科，这也意味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更体现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在过去的十年中，新兴经济体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在世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经济总量来看，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上升至2010年的47.1%，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52%。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GDP大幅下降，下降比率分别为2.6%、5.2%、4.7%、4.89%。相比之下，大多数新兴经济体的GDP受危机影响不大，中国和印度两国甚至保持了9%和5.68%的高速增长。俄罗斯GDP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原因是，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而在金融危机之中，2009年全球石油需求始终呈负增长，国际石油价格急速下挫，因此拖累了俄罗斯经济。
新兴经济体从危机中恢复的速度也快于发达国家，以自身的高速增长首先走出低谷，引领作用不断凸显。2010年，巴西第一季度GDP增长率迅速上升到8.9%，比上个季度上升了4.5个百分点。同期印度GDP增长率从8.6%上升到11.2%。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复苏脚步缓慢。2010年，美国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仅为2.6%，日本季度GDP增长率仅为0.4%，欧洲各国则纷纷陷入债务危机中不能自拔。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人们普遍看好新兴经济体国家，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和发展空间，将成为今后拉动世界经济的新增长极。预计到2015年，巴西、俄罗斯与南非GDP的增长速度都将超过4%，印度和中国将分别达到8%和9.4%，全部高于3%的世界平均水平（详见表1）。
二、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特点
（一）大量进出口中间产品
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从事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代工生产，因此这些国家大量进出口中间产品。表2、表3给出了新兴经济体进出口产品比重。由图所示，2009年“金砖五国”进出口中间物品的比重均超过资本物品和消费品的比重，其中印度中间品的进口、南非中间品的出口已分别达到了78%和72%。
中间产品加工贸易为新兴经济体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体系提供了一条渠道。加工贸易使新兴经济体发挥了本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国内就业问题，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加工生产处于产品整个生产链的底部，进口原材料和加工成品两头受制，对于国家生产技术提升和科技进步的帮助不大，所面临的对外贸易条件恶劣，所获得的利润较薄等情况也是不争的事实。
（二）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发达国家
从金砖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国来看，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主要依赖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金砖国家前七大出口和进口国及地区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既是金砖国家重要的出口目的国，同时也是他们重要的进口来源国。结合表2和表3可以得知，新兴经济体依赖向发达国家出口也是由于处于产业链下游，大量向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提供生产最终产品所需要的中间产品所导致的。此外，从贸易集中度来看，新兴经济体的出口贸易都较为集中，前七大出口国出口量占各国出口总量的47%以上。尤其是中国，向前五大出口伙伴国的出口量已经超过中国出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三）重要技术和生产设备依赖进口
新兴经济体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大。由于新兴经济体自身拥有的高端技术很少，能够独立生产的设备也有限，因此，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重要技术引进和生产设备进口的规模不断上升。2007年，中国、巴西和南非花费在获得专有权利使用和特定许可上的金额分别为81.92亿美元、22.59亿美元、15.96亿美元，增长率分别为23%、36%和25%。
机械和运输设备等生产设备也是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巴西、中国、俄罗斯、南非四国进口产品的比重居于第一位，在印度进口产品比重居第二位。在该类产品中，巴西、俄罗斯和南非进口最多的是道路机动车辆，分别占三个国家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21.5%、21.5%、19%；中国进口最多的是其他电力机械和仪器，占中国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39.7%；印度进口最多的是电信设备，占印度2009年该类产品进口总量的19.2%。机械和器具非电器零部件是该产品中五个国家进口次多的产品，分别占五国进口第七类产品总量的17.9%、12.3%、17.5%、20.4%、17.5%。
三、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共同的问题。
第一，新兴经济体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美国采用“量化宽松”的政策，致使美元对外币不断贬值，进而导致全球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加剧。新兴经济体国内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本币升值压力更是不断攀升。根据巴西中央银行发表的《经济趋势报告》，巴西最近15周里有14周出现物价上涨。中国2011年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9%，生产价格指数(PPI)上涨7.2%，达到2008年10月以来的最高点。自2010年以来，新兴经济体普遍已经采用加息、上调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积极对抗通货膨胀。如何在控制通货膨胀、本币升值的同时，继续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是对新兴经济体的一大挑战。
第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势力不断抬头，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复苏进程较为缓慢，长期以来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而欧盟国家又深陷债务危机不能自拔。在这种经济形势下，一方面发达国家人民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产品的需求大量缩减，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采取排斥的态度，这使得新兴经济体的对外贸易不可避免地持续受阻。以中美贸易为例，奥巴马政府已经对中国产品开展了至少十余次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双方争端愈演愈烈。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几年时间，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出口贸易环境将会进一步恶化，来自发达国家的市场将会大幅萎缩，如何转变贸易发展方式，以及寻找出口贸易以外的其他经济“引擎”将是新兴经济体共同面临的又一难题。
第三，新兴经济体同时面临金融风险预警和金融监管的考验。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不断发展，这些国家同时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2008年，中国、印度、南非、巴西、俄罗斯分别吸收外商直接投资630.03亿美元、415.54亿美元、 90.09亿美元、450.58亿美元和703.20亿美元。大量国际游资加大了新兴经济体金融监管的难度，对金融市场风险评估和预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在利用好外资的同时，又能够有效的监管金融市场，谨防国际热钱扰乱本国的金融市场，也是新兴经济体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四，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弱势地位。在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分工格局之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与其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符。这是由于，新兴经济体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经济总量基数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普遍很小。虽然金砖国家都进入GDP世界前十五名，但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进入前五名。此外，新兴经济体不具有发达国家所掌握的先进技术，进行制造业生产所采用的设备和重要零部件仍然依赖从发达国家进口。因此，在短期内新兴经济体难以改变处于低层次国际分工的地位。近年来，工业化过程已经基本结束的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一方面将高污染的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提出“低碳”的要求，试图以“碳排放量”作为砝码来遏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如何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争取更大的利益是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第四大难题。
第五，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大于合作，造成竞争力的削弱。以印度为例，印度与中国相邻，人口总量相近，近年来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也很快，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因此，印度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竞争资源和影响力，两国在非洲的竞争就是最典型的一例。中印两国都需要从非洲获得石油、矿石等资源以支撑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目前中国每年从非洲进口的石油总量为3700万吨，而印度为1800万吨，双方存在很大竞争。鉴于中国近年来在非洲的影响力有所增加，印度也开始积极加强自身在非洲的影响力，强化了与塞舌尔、毛里求斯以及莫桑比克等印度洋沿岸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这种竞争思路削弱了两国的竞争力，阻碍了两国间进行合作。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而印度在IT、软件、金融、医药等服务业具有比较优势，双方存在很大的合作空间。
四、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路径
综上所述，大多数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似，拥有一致的利益诉求，目前也面临相似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中国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存在合作的基础。从本文所选择的代表性新兴经济体贸易数据看，近年来中国与这几个新兴经济体之间已经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中国是印度、俄罗斯和南非三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巴西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巴西和南非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国，印度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国，俄罗斯的第五大出口目的国。中国对于这些国家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之间可以考虑构筑新型南南合作模式，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争取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现有世界经济体制下，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由发达国家主导，所通过的决策往往也主要代表发达国家的利益。新兴经济体应该充分抓住历史机遇，团结起来，联合一致，齐心协力，促使现有国际秩序框架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同时提高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话语权，使之与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匹配。
第二，倡导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联合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新兴经济体应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条款和协商机制，在对发达国家贸易过程中维护自身权益，抵制目前盛行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为自身争取更为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与此同时，应积极扩大对外贸易市场，充分发挥相对比较优势，大力发展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商贸往来。
关键词：战略新兴产业；中国；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001-02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伴随信息、生物、医疗、新能源、环保、海洋和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新兴的产业部门，它们代表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在促进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和动态性特征的新兴产业。全局性是指战略性产业不仅自身具有很强的发展优势，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贡献，而且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国家安全，对带动经济社会进步、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目前，美国、日本等国都已经把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后危机时代”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战略选择，并相继推出了各项政策措施，加快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兴技术的布局，力争抢占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战略制高点。
一、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提出经历了研究和舆论准备阶段和全面启动阶段。2009年5月，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出席财政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时指出，要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战略战略性新兴产业”首次被提及。2009年12月27日，总理在中南海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专访，提到要开始考虑对产业的科技支撑，着手研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大力发展互联网、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环保技术、生物医药，这些涉及未来环境和人类生活的一些重要领域。2010年9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将下发，在“十二五”规划编制中，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编制作为重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围绕着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将对中国提出更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中国需要结合自身的发展情况，采取不同于推动一般产业发展的对策，从而在这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抢占制高点，加快从大国向强国转变的步伐。根据2009年11月23日在科技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当前的战略新兴战略产业主要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1]。
二、战略新兴产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基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而导致的中国产业的发展将会由过度依赖外部产业需求逐步转为主要依赖内部产业需求，一方面，迫于国际市场需求长期低迷的不利形势，基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中国产业发展不得不由外需转为内需；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经济和第三产业的长足发展孕育了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而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而基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了中国特定而广阔的市场需求，又进一步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发展。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尖端科学技术密切结合，拉动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并由此促进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从国际上来看，鉴于过度发展虚拟经济给整个经济体带来巨大创伤，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尤为重视发展与尖端技术密切相关的新兴产业，以此来保持自身的经济和科技优势。而作为日益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产业革命必将是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绝好机会。这次产业革命将带动一大批战略新兴产业的兴起，进而推动中国现代制造业的发展，提升中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与关联产业相互融合，逐步形成庞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战略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密切结合，并带动相关产业兴起，是其成为区域性乃至全国性主导产业的先决条件之一关联产业包括前向关联产业、后向关联产业以及旁侧关联产业，它们分别为主导产业提后、产前和产中服务。此外，关联产业中有相当比重是生产业，战略新兴产业与其相互融合必将推动生产业的快速发展。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看，新兴产业与关联产业相融合并逐步形成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将有利于提升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极大改善中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不利地位。
当前，中国许多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的严峻挑战，有待产业转型，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另外，被划为生态功能区的区域由于受自身环境和经济功能定位的限制，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和贫困的状态，也有待发展绿色高收益产业，实现与其他功能区的共同发展。而战略新兴产业作为低碳、节能的集约型产业，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将是一个新契机。从而在“后危机”时代，基于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带动区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对进一步促进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不仅关系未来主导产业竞争，而且也关系着国家经济安全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所以要科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过程所面临的背景和各种问题，把握好产业自主创新的规律和机制，努力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发展。为此，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要围绕如下方面来强化自主创新，从而提升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加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要深刻领悟和把握“技术―经济”范式更迭带来的自主创新契机，营造适宜于战略性新技术创新及其拓展的范式设计与制度创新。主导技术范式的转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潜藏着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发展中国家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结构转型问题。由导入期向拓展期的转变，不仅意味着主导技术和主导产业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而且要求新的经济范式与之相适应。
加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要通过划分不同技术和创新类型，实施模块化创新转换战略，累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模块化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战略实施的重要背景，所以应该大力实施模块化创新战略。所谓模块化创新战略专指在产品模块化创新环境下，企业围绕产品设计、制造等领域的架构创新、模块创新和元件创新的总体构想。架构创新建立了系统的秩序并使互相联络成为可能，属于破坏性创新。模块创新和元件创新属于渐进性创新，对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二次创新（集成创新）。今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以价值创新和获取为目的，动态实施模块化创新转换战略。
产业政策是一种宏观调控的重要措施，产业政策法是宏观调控法的重要构成要素。构建完善的产业政策法律调控机制，是“后危机”时期选择、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家需要[2]。
相较于日本等经济赶超型国家完善的产业法制定和法律机制，中国产业立法的效力层次较低，产业政策法律化程度不高，对政府制定的实施产业政策行为进行约束的规范或法律责任条款不明确，对于如何兼顾第一、二、三产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规划产业布局、结构调整、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方面，缺少指导促进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本法》，也未制定出三大产业促进法，某时某期的产业发展仅靠政策规划和规范性文件，这种现状远未上升到立法层次，更难保障“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协调发展”的经济战略任务，总结国外先进经验和调整产业政策法体系的需要，目前必须制定指导经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基本法》，在后危机时期为中国三大产业政策立法提供基本规范和法律保障，并依此制定相关战略新兴产业促进法，满足在振兴、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关键时期的法治需求[3]。
目前，中国对新兴产业的相关政策支持略显滞后，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继续鼓励促进自主创新，在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结合、财税、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知识产权、科技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既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的支持力度，也要把政策聚焦到支持产品研发的前端和推广应用的后端；既要为大型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到国际市场上参与竞争创造有利的条件，也要为中小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投融资环境，激励民营企业发挥创新积极性。
尽管世界经济陷入几十年不遇的危机，但科技创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重组的速度却没有放缓。一些发达国家为提升全球竞争力，研发产业呈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新趋势，在海外设置一批原创型技术研发基地。受金融危机影响，高端人才的引进成本降低，目前已成为引进国际科技人才的最好时机。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新兴产业领域可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整合国际资源，大力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团队，同时，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支持科研单位或企业到国外收购研发机构，通过合作吸收国外的高新技术及开拓国际技术市场，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有利条件[4]。
四、结语
总之，借鉴国外发展战略新兴产业的主要举措，充分剖析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现状与水平和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趋势，要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来促进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形成、带动区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从而拉动中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要科学选择战略新兴产业中的重点产业和优先产业；强化自主创新，提升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竞争力；营造适宜于战略性新技术创新及其拓展的制度创新；实施战略性产业的模块化创新转换战略，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构建中国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法律机制；制定产业基本法，确立战略新兴产业基本规范；提高立法层次，健全战略新兴产业的法律制度体系；培育良好的新兴产业发展政策支持环境；充分利用全球科技创新资源，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1]贺正楚，张训，周震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与评价及实证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0，(12).
[2]欧阳，生延超.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述评[J].湖南社会科学，2010，(5).
其实，不只是最高决策层，地方政府近来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力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例如，上海市最近推出了国资国企改革20条，其中强调要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有一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国上下一致将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不无道理。曾有经济学家预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向经济严重服务化和低效率路径持续演进，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持续扩大，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劳动力和资本向劳动生产率较高的新兴产业倾斜，在提高经济整体效率的基础上发展服务业，最终实现“弯道超车”。
在调结构、促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显然只能选择第二条道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已刻不容缓。
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在重大前沿科技突破的基础上，代表着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新方向，对经济社会具有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且未来发展潜力巨大。201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被划分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七大领域。此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陆续被“十二五”规划、十报告等重要文件反复提及。根据国务院确定的总体目标，到2015年和2020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分别达到8%和15%。
从本质上来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是一种产业升级：从以引进外资、技术模仿、接受产业转移、专注低端制造为主，升级为主要依靠自主技术来源、主要靠本国资本和主要以自己的力量将创新技术发展为先进产品，进而带动高端制造业的繁荣。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这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只能通过自主创新解决。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自主创新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源头。
令人欣喜的是，从“嫦娥”奔月到“蛟龙”入海，从高铁到大飞机，在这些重大工程的背后，一项项重大技术的突破标志着我国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开始走在世界前列。
与此同时，因掌握高光电转化率多晶硅电池片和组件生产、高性能锂电池研制等技术，我国已形成了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善的新能源产业，其中光伏电池产量跃居世界第一；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领域，已建成全球最大的IPv6互联网系统，并成为国际物联网标准制定的主导国之一；随着治疗性疫苗与抗体、细胞治疗、生物能源作物培育等一批关键技术取得突破，我国生物产业产值以年均22.9%的速度增长，生物医药、生物农业、生物制造、生物能源等产业初具规模，并出现了一批年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大型企业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的大品种……
成绩的取得来之不易，而前路更加任重道远。应当看到，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仍存在着关键技术领域自主创新缺乏、新旧产业过渡不顺畅、部分项目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到底该如何依靠自主创新进一步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促进中小科技企业成长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中小科技企业是创新的摇篮。在美国，70%以上的专利由中小企业创造；在欧盟，中小企业研发投入产生的新成果是大企业的3到5倍；在我国，65%的发明专利、80%的新产品来自民营科技企业。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数量与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促进这些企业的健康成长，相当于为自主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让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结出硕果。
推进产学研结合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高校和科研院所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支撑。因此，应通过立法和相关政策引导，促进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各种科技创新要素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为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创造条件。
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今世界应对危机、提振经济的战略选择，是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加快发展新兴产业，规划引导是重头戏，徐州市按照“科学选择、优化布局、积极引导”的要求，积极走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之路、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之路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之路，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促进产业集聚和规模发展，多类型多途径培育发展新兴产业，使之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掌握核心技术，抢占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一是突破重点技术。徐州市立足优势资源和瞄准国际科技前沿，加大研发力度，积极攻克难关，努力在关键技术、高端共性技术研发上取得重要突破，有力催生和推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物联网是徐州着力打造的新兴产业之一，依托中国矿业大学和江苏省唯一的矿产基地，市里将物联网发展的突破口定位在“矿山安全物联网”。经过一年多的公关，中国矿大物联网研究中心已经在无线通讯组网、本安型片上无线传感等核心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井下作业人员精确定位、井下安全环境实时预报和井下设备远程监控“三大感知”。目前徐州矿山物联网已经启动示范工程，明年2月份示范工程第一期将全面完成。二是加快技术创新。主要是强化产学研用结合，加快推动一批先进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截至今年9月底，我市新兴产业创新技术达250多项，年底可新增产值259亿元。技术创新为我市新兴产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江苏中能集团实施冷氢化技术改造项目，通过技术创新改造，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彻底解决了多晶硅生产尾气污染环境问题，多晶硅生产工艺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全市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等方面涌现出一批饮誉中外的中能硅业、艾德太阳能、江苏协鑫等国内同行业的龙头企业，涌现出国内最大的糖尿病药物研发生产基地万邦药业、国内一流中枢神经药物研发生产基地恩华药业等。三是重大专项带动。重点在六大新兴产业领域，瞄准产业发展的高端水平，大力推进百亿产业提升工程。据统计，今年1～9月，我市竣工投产1000万元以上高新技术项目181个，项目总投资328.8亿元，预计年新增产值481.6亿元，新增利税62.8亿元。协鑫光伏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于今年3月底竣工实现并网发电，成为目前国内装机容量最大的太阳能发电站；总投资4500万美元的500MW多晶硅铸锭切片项目于6月初全面达产；万邦医药公司重组人胰岛素产业化技改项目配套检测中心正式投入使用。中能硅业9000吨电子多晶硅、总投资42亿美元的力晶半导体暨晶旺光电晶片、总投资2亿美元的光电触摸屏及装饰保护镜片、高创风电公司风电设备等一批重大新兴产业项目，正在加快建设；总投资1亿美元的LED芯片、总投资3.06亿元的华盈光电LED等一批项目，已开工建设。仅今年上半年，新兴产业的利税和利润同比分别增长108.6％和123.2％，分别高于全市规模以上企业平均水平44.7和41.1个百分点，有效地带动了全市工业经济效益的提升。
完善扶持政策，强化新兴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一是制定产业扶持政策。市政府研究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指导意见，制定了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等综合性扶持政策，将资金安排与节能环保、新能源、高端制造业技术创新挂钩，多节能、多减排、多奖励，实施间接补贴，以企业为主体培育市场，推广节能产品，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集中和倾斜。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优先办理新兴产业项目的核准、备案、土地、环保等相关手续；支持符合新兴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发行债券等，有力地助推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二是设立专项引导资金。市财政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引导资金，主要用于新兴产业招商引资、重大产业人才引进、品牌名牌创建、重大兼并重组以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和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建设等，重点扶持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物联网、软件及服务外包和节能环保等六大新兴产业的发展。三是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发挥政府对社会投资的“引爆”作用，制定和完善包括财税、采购、投资、信贷、科技创新、资源环境、重大项目建设、空间布局、人才引进、基础设施配套、中介机构、国际合作等政策支撑体系，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使以“政府投入为主”向以“社会投资为主”转变，逐步形成市场化盈利模式。目前，我市吸纳社会资本投入已形成一定规模，恩华药业首市募集资金1.7亿元，为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加快基地建设，打造新兴产业发展的大平台。一是建设特色产业基地。整合创新资源，优化发展环境，引导、支持新兴产业集聚集约发展，重点建设好新兴产业领域的部级和省级新型工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按照有主导产品、有发展空间、能辐射带动的要求，在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建设新能源、新材料、矿山物联网、新医药、软件、服务外包、节能环保等一批重点特色产业集聚区。集聚区面积达152平方公里，形成两个部级特色产业基地，目前已入驻规模较大企业300家，其中外企70多家。另外，各县区(市)省级开发区也相应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新兴产业园区和不低于3000平方米的高新技术孵化中心，主要打造硅基太阳能电池原料制备产业基地、清洁能源基地和电子医疗器械特色产业基地等。二是强化创新载体。以大企业集团技术中心为依托，建立健全产学研用联手运作体系，建立健全责任明确的组织推进体系，建立健全政策支持体系。以中国矿业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文化创意大学科技园等高新技术孵化基地联手形成新的高新技术产业区开发群体，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技术服务的支撑与撮合，众多创业者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科技活动的扩散效应，吸引院校培养、流出的人才，并发挥科技园区技术创新的集聚效应，为大型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充足的技术供给；大型企业则可以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将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和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市场主流产品，推进新兴产业不断升级。依托各类开发区，重点推进孵化器、中试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一批大学科技园、科技创业园的建立，有效聚集创新要素资源，提供良好的孵化和创业环境，促进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目前，我市大学科技园已入驻研发机构8家，服务机构21家，在孵企业310家，从业人员2117人，其士生导师、教授50多人，硕士生比例达21％。搞好外引内联，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有关重点企业、科研机构加大定向招商力度，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新兴产业项目及配套产业项目，促进世界知名大企业集团的研发机构和生产基地进驻，促进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群形成，促进了我市产业结构优化提升。三是培育优强企业。实现双轮驱动协同发展，一方面着力培育“大而强”的新兴产业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导向作用，带动配套企业发展。主动对接央企、大企、民企和国外大公司，围绕现有重点企业、优势产业和优势产品，鼓励和推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重合，力求引进一个项目延伸一个链条，推动一个产业发展，把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目前，我市重点培育30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竞争力较强的新兴产业龙头企业和50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自主品牌，形成了六大新兴产业体系，带动配套企业1000多家。另一方面促进“小而精”新兴产业企业发展，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协作发展，引导中小企业向“专、精、优、特”方向发展，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专业化配套的分工协作体系，提高产业关联度，加快从“徐州配套”向“徐州制造”转变，从“徐州制造”向“徐州创造”、“徐州服务”转变，从根本上改变我市工业企业结构“小、同、散”的局面，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目前，全市“小而精”新兴产业企业发展方兴未艾，今年仅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就安置就业15万多人，为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市经济腾飞打造了广阔的平台。
日前，被誉为“21世纪的新材料”的玄武岩纤维在阿拉尔市批量生产，一期工程每年可产玄武岩纤维及制品3000吨。这一绿色高新技术材料可广泛应用于道路桥梁修建、建材及防火制品生产。
玄武岩纤维生产作为新材料分支产业之一，填补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空白，是兵团新兴产业加速发展的一个缩影。
战略性新兴产业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对新疆兵团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可谓一只已崭露头角的“潜力股”。2012年，新本文由收集整理疆兵团出台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意见，并设立专项资金，在强化招商引资、加快人才培育和引进、搭建发展平台等方面给予支持。目前，新兴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生物、信息、节能环保等六大产业已成为兵团优先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据介绍，到2015年，兵团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将达120亿元，年均增速35%以上，占新疆兵团生产总值的8%左右。
在新材料领域，新疆兵团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其中，“宽带隙半导体材料碳化硅晶体产业化关键技术”已获成功，拥有第三代碳化硅晶体生长炉25台，形成年产2万片碳化硅晶片能力，成本仅为国际同类产品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初步建成全球第三家碳化硅晶胚规模化生产基地；“超级电容器电极用多孔碳材料”已形成年产50吨的生产线，首批试制品已被韩国、日本及国内部分厂家试用，打破了发达国家对该领域的技术封锁；新疆西部宏远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特高压电极箔填补了国内空白，生产技术居国内先进水平。
在生物医药领域，天康畜牧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口蹄疫o型、亚洲i型三价灭活疫苗作为国家注册的三类新兽药，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生产的益绿素植物提取物饲料添加剂、泰力饲用复合酶制剂等产品，在国内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2010年10月18日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简称“决定”下）明确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同时，决定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步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目标：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健康发展、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显著增强，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8％左右。到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力争达到15%左右，吸纳、带动就业能力显著提高。到2030年前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一、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日益扩大。GDP总量、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货物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经济指标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对国际经济的影响明显增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发展加快，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经济总量规模扩大，国际地位提高，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经过程。
首先，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看，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经济总量的跃升没有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地位，没有改变我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从人均水平看，目前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的位置比较靠后（马建堂，2011）：2009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650美元，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1.8%；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10，主要金属人均储量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1/4；劳动生产率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大：2008年，我国每个就业者创造的GDP为5855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5.9%，日本的7.7%，俄罗斯的24.8%。
从经济结构和需求结构看，需要优化和调整（马建堂，2011）：我国产业结构是以工业为支撑的“二三一”的模式，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
从经济增长效益和经济发展质量看，经济增长效益较低（马建堂，2011）。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也曾被戏称为“世界加工厂”，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依赖模仿，创新不足，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的产品为主要生产形式和制作的产品。经济增量和企业竞争力面临严峻的挑战，如何巩固中国“世界工厂”的战略地位，增大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这种发展的时代潮流，无疑时刻呼唤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科技教育水平看，仍有差距（马建堂，2011）：2010年，我国研究与试验经费支出（R&D）占GDP的比重为1.75%，明显低于发达国家2%以上的水平。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3%，低于4.5%的世界平均水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5%。
尤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马建堂，2011）：一是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二是能源消费量巨大，能源利用效率不高。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三是较多的污染物排放与环境容量有限的矛盾日渐突出。我国单位GDP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污染物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海洋污染、陆地污染严重。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方式来看，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马建堂，2011)：2003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7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高达4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最终消费率却持续下降。200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为48.0%，比2000年下降14.3个百分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长期以来我国投资拉动型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
最后，从国际经济形势看，2008年下半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严重的衰退，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全球贸易出现多年来罕见的大幅下降。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与其说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此次金融危不仅机彻底宣告了以美国为主的经济体过度透支的消费不可持续，而且也警示我们：继续依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难以维继，改变投资拉动型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始终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供给结构不协调、要素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损害大、空间布局不合理等方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已存在固化的趋势。因此，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
(二)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大战略决策的提出
2010 年2 月3 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强调，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针对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总理指出：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要以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来选择和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标准和科学依据有三条：一是产品要有稳定并有发展前景的市场需求，二是产品要有良好的经济技术效益，三是要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兴起。
为此，在“十二五”开局之际，党中央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前进主线，同时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促进和推动加快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决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九五”时期开始，中央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的根本性转变。党的十七大又明确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由“增长方式”到“发展方式”的变化，由要求“经济总量向”到要求“经济质量”的转变，由注重“GDP”向注重“GNP”的转变，无疑体现出中央更深远的战略考虑。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们多年来探索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化和经验总结。
2、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
坚持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扩大内需特别要重视扩大消费需求。这对于我国经济实现均衡发展、抵御外部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丘小雄，2011）。主要表现为：要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避免经济大的起落；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重要作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完善投资体制机制，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扩大内需不仅是一项具体政策措施，而是我国经济发展长期的、基本的立足点和战略方针。党的十六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新变化，中央坚持并完善了扩大内需的六个方针。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国家 “十二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这“五个坚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内涵，它指明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无论是着眼于克服经济暂时困难，还是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总需求结构，有效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在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避免被动、争取主动，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3、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科技兴国与“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里关乎全局和未来的一场深刻变革。“无技国不兴”，从技术兴国看，中国错失了“第一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现代产品的价值多数处于低端，缺乏核心技术，发展方式远远落后了；从国际的形势看，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也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更加凸显。
30多年来的改革发展，我国一直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同现代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开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我们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增长建立在主要依靠扩大内需、结构优化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权，和平崛起。
4、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是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切实需要
这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主要表现为：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科学判断未来市场需求变化和技术发展趋势，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突破重点领域，尽快使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要改造提升制造业，通过优化结构、改善品种质量、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淘汰落后产能等措施，促进制造业由大变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潘盛洲，2010)。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发展方式，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构建现代企业国际经营体系，提高国际竞争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客观上不仅受到发展阶段和体制条件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基本国情和战略选择的影响。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器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实现经济增长。战略性新兴产业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作用和地位也极为重要。这是由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和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涵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一个动态概念，内涵极为丰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影响深远，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产业，也是一个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以技术创新发展为支撑，不仅有重大的科技创新特点，而同时又是一个新兴的产业，既代表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又代表着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未来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导向作用，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引导科技进步的能力，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命脉和产业安全的新兴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
1、高技术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技术支撑
战略性新兴产业强调的是产业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对国民经济影响的长远性可持续性。高技术产业则强调其产业的知识、技术密集度高、研发投资大和工业增长率高等。二者在所属范围有较大差异，只不过是侧重点不同。但以技术创新互相影响，互相促进是二者高度融合的主要特征。
从本质特征上看，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没有技术支撑，就谈不上新兴产业的大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高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发明和专利等，并聚集了大量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才，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的技术和人才。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
2、有助于推进传统产业高新化发展
传统产业的高新化发展是新兴产业形成的重要基础。它是指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改变原有动力、材料、结构、工艺而采取新的技术路线，最终形成新兴产业。
我国现阶段创新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创新驱动，而且发展传统产业也需要创新驱动。传统产业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用最新科技，与信息化融合；二是向节能环保的绿色产业转型；三是进入新兴产业的产业链。
3、有助于自主创新产业化发展，加快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
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全世界49个主要国家中位居第28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中等偏下水平。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在50%以上，而发达国家低于30%，美国和日本则在5%以下。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科技创新和成果应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不仅为科技创新提出了新的需求、提供了新的动力，而且科技重大突破和创新会极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
我国要赶上和超过一些发达国家，就必须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必然要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产学研合作，大力推进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掌握一批重要的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标准。同时，也有助于在自主创新发展中，不断健全完善创新体系：加快健全完善技术创新体系、知识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创新服务体系，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科技创业、创新示范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多渠道、多层次搭建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撑力量。
4、有助于企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归根结底在于企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企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载体和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主要力量。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史，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一大步，同时，新兴技术新兴产业的产生无疑地引领了一批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无一例外地伴随着一批批世界级企业的创生。企业，形成了经济变革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我国企业从实施跟踪创新战略向赶超创新战略转变，并逐步过渡到领先创新战略，将是企业战略的一次深刻的、伟大的转折，其核心是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实现产业价值链增值，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随着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深入实施，一个着力引导企业向创新驱动型转变，一个着力引导企业向绿色发展型转变，一个着力引导企业向知识密集型转变的具体规划和相关政策支持体系的机制的推出，必将加速我国企业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三)有助于推进整体产业升级，并产生超大的技术溢出效应
产业升级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载体。产业升级有三种主要形式。一是产品技术的换代升级。二是在产业链上向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领域延伸。三是创建新兴产业。在产业升级的三种形式中，前两种是企业时时进行的常规的发展方式，是保持和提高竞争力的基础。而新兴产业则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产业升级的三种方式都非常重要，关键是升级的路径选择。产业升级的本质意义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有更强的能力参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固守于低端制造环节的所谓“新兴产业”，那是他人的新兴产业；由老产品的低端制造变为新产品的低端制造，即使产品升级了，那也是他人的产业升级。若没有自己的技术发明和专有技术，20多年前组装磁带“随身听”与10年前组装DVD“随身听”，对我们来说，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升级”的意义，也不能分享产业和产品升级后的经济利益。
从产业发展的历史看，任何一个产业都是在一项或一组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上，附之一个庞大的技术群而发展起来的。其后续发展还需持续的技术来源不断完善产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同时还需要大量细微的创新开拓增值业务、扩展边缘业务和强化产业渗透力，围绕新兴产业形成多层次市场。
产业创新能力关系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我国现阶段创新的一个重要着力点就是大力推动产业创新尤其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有助于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的制约
自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重化工业化的推进方式具有明显的粗放型和外延式特点：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仍然不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不协调、低效益。其中大部分节能潜力必须通过加快淘汰电力、钢铁、建材、电解铝、煤炭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来实现。这说明中国单位产出消耗过高，经济结构的矛盾依然突出。
可见，资源环境瓶颈的制约向我们敲响了转变增长方式的警钟。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重要举措，更是是破解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的根本途径。
未来十年，随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中国以传统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格局将被打破，特别是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而且，三次产业中的现代服务业必然有一个量和质的大幅提升。这对于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束语
(一)我国的经济发展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经济社会发展看，新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世界各国纷纷出台有力措施，促进本国新兴产业发展，全球范围内一场以绿色、低碳为主题，以新能源、生物、新兴信息网络等新技术为核心的科技产业革命浪潮正在兴起。经济总量的跃升没有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定位，没有改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资源环境瓶颈的制约向我们敲响了必须转变增长方式的长鸣警钟。
(二)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变的“扦手”
技术落后，要用发展科技来解决；体制落后，要用不断深化改革来解决；而破解技术落后，破解发展方式落后，破解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以及破解现阶段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从科技创新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扦手”。
(三)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和平崛起”的核心内涵的延伸
自从1978年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技术的崛起是最好的和平崛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兴起，以新时期的创新思维，最大限度地发展和延伸了和平崛起的战略内涵，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立国和科技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是和平崛起的最好体现。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不会也不需要通过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更不会也不需要采用争霸或损害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唯有经济崛起，技术进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参考文献：
[1]来源.“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一文，中国国政府网，2010
[2]来源.“发展改革委解读“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步走思路”一文，中国政府网，2010
[3]马建堂.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N].人民日报，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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