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在不断崛起，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货物贸易的不断发展及顺差增加，同时存在的是服务贸易的逆差增加。本文基于EBOPS统计的进出口数据，以“金砖四国”（BRIC）为研究对象，对新兴市场海运服务贸易及各分类项目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和贸易专业化指数进行了测度和国际比较。分析表明，“金砖四国”海运货运具有显著劣势，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但在海运客运和海运其他项目上，中国和俄罗斯具有一定优势。
关键词：海运服务贸易 国际竞争力 EBOPS
随着全球化的加深，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新兴市场国家在不断崛起，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货物贸易的不断发展及顺差增加，同时存在的是服务贸易的逆差增加。服务贸易正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重点，全球经济70%是服务型经济，而运输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海运服务贸易又在运输服务贸易中占比最大。根据UN Sevice Trade Database 数据，2008年，海运服务贸易占到了运输服务贸易的38.23% 。同时，海运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提高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直接影响着货物贸易的成本，从而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因此，关注海运服务贸易，对于强化竞争优势并带动其他服务业和货物贸易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服务贸易各行业总体竞争力的测度，对运输服务贸易的研究，比较多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目前的文献对于我国运输服务贸易是否存在竞争优势具有不同看法。另一种观点是基于比较优势要素的分析，认为运输服务需要的要素是设备（船队、飞机）和人员（船员、飞行员），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造船、设备的拥有、购买外国先进船只以及劳动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而我国在运输服务贸易上具有比较优势（洪晓东，2003）。第三种观点认为不能简单地以数字运算来判断竞争力的强弱，运输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原因。逆差的产生及持续一方面是由于我国的货物贸易增长过快，运输服务在短期内供给不足，供求的缺口需要由运输服务的进口来弥补；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国运输服务市场的开放程度较高，市场被外国企业抢占（何伟、何忠伟，2008）。
但目前的文献主要是集中研究运输服务贸易整体行业，未对运输服务贸易的分类项目进行研究。多数研究数据是基于《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Balance of Payments Manual）统计分析，BMP5统计的缺陷在于没有服务项目进行细分，只有大类数据，而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EBOPS）对BPM5分类进行细化。不能简单的认为海运服务贸易整体行业的优劣势即为海运客运、海运货运和海运其他所有项目的优劣势，应该分析出海运服务贸易主要的劣势来源于哪个项目。本文将选取2001-2008年UN Sevice Trade Database按《扩大的国际收支》EBOPS统计的数据，运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及各分类项目国际竞争力进行测度，并选发达国家代表德国进行国际比较。
“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一）海运服务贸易增速快且在运输服务贸易中比重大
中国的海运出口占运输服务贸易总出口的份额由2001年的43.4%上升到2008年的66.2%，增长了23个百分点。2008年，巴西的海运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相比2001年增长了200.3%，印度和巴西的海运出口占运输服务贸易总出口的份额都高达80%以上，俄罗斯的海运服务贸易进出口额的年平均增速为15.5%，但俄罗斯的海运出口的比例略有下降，2008年占到了24.6%。说明海运作为传统的运输方式，其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进口增幅则较为平缓，中国从2001年占运输服务进口总额的28.84%，2008年达到31.67%。巴西从2001年的66.2%上升到71.0%，印度和俄罗斯的海运进口占比还略有下降。在“金砖四国”中，海运服务贸易出口占比最大的是印度，进口占比最大的是中国。
（二）海运服务贸易逆差差异较大
虽然海运服务贸易出口额逐年扩大，但中国和巴西的海运服务贸易逆差较大，2001-2008年间我国海运服务贸易逆差仍呈逐步扩大的趋势，海运服务贸易逆差2001年为48.83亿美元，2007年达到152.79亿美元的峰值，随后开始回落，2008年为151.49亿美元。我国运输服务贸易中，主要逆差来源于海运，2001年海运逆差为48.83亿美元，占运输服务贸易逆差的73%，这个比例持续上升，2007年超过了运输服务贸易逆差达到152.79。巴西的海运逆差2001年后开始回落，由2001年的18.23亿美元一度降到了2005年的6.93，2005年后又开始上升，2008年达到了28.09。印度的海运服务顺差在2001年以后逐年扩大，由2002年的5.5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25.37。俄罗斯的海运服务贸易从2001年开始持续顺差，2001-2005年平均增速为44.51%，2006年开始顺差减小，2008年降到了2.97亿美元，相比 2001年减少了40.72%。
“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
基于《扩大的国际收支》EBOPS统计，海运服务贸易包括海运客运，海运货运及海运其他，海运其他包括沿海船和远洋船拖和推运输服务、领航和停泊服务、船只救助和打捞服务及其他运输设备的保养和维修服务等。本文将依据EBOPS统计采用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竞争力指数对“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进行测度与比较。
（一）国际市场占有率分析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出口额与该产品或服务世界出口总额之比。这一指标测度的是一国出口的绝对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在贸易出口方面的地位和竞争能力。其计算公式为：
MSij= Xij/Xwj
其中，MSij表示i国或地区j产品或服务的国际市场占有率，Xij表示i国或地区j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总额，Xwj表示世界j产品或服务的出口总额。表1计算了按EBOPS统计的“金砖四国”海运服务贸易及分类项目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从海运服务贸易总体来看（见表1），中国的海运服务贸易国际市场占有率在“金砖四国”中是最高的，并逐步上升，由2001年的1.82%上升到2008年的7.44%，而印度、巴西和俄罗斯在海运市场的占有率较低，并且俄罗斯的市场占有率还在逐步下降，印度和巴西的占有率在缓慢上升，上升速度不及中国。就分类项目来看，中国海运市场的占有率主要来自于海运货运，这跟中国货物贸易的快速发展有很大关系，而巴西和俄罗斯在海运货运上的占有率很低，在海运其他上的占有率较高。
作为发达国家代表的德国的海运市场占有率远远高于“金砖四国”，并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说明传统的发达国家在国际海运市场上依然占据重要地位（见表2）。从分类项目来看，德国在海运货运和客运的市场占有率都高于“金砖四国”，特别是在海运货运上具有很高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只有在海运其他项目上低于巴西和俄罗斯。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标只考虑了出口因素，没有考虑到进口的作用，还应结合其他指标进行补充。
（二）竞争优势指数
贸易专业化指数（TSC）反映某一产业净出口与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例，用来说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贸易竞争力指数作为一个与贸易总额的相对值，它剔除了通货膨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之间是可比的。其计算公式为：
TSC =（Eij-Iij）/（Eij+Iij）
式中Eij为i国j产品或服务的出口，Iij代表i国j产品或服务的进口。TSC在1和-1之间变动， TSC>0表示产业处于优势，越接近1，竞争优势越大，TSC
从海运服务贸易总体来看（见表3），中国和巴西都没有竞争优势，但是中国和巴西的 TSC指数都在稳步上升，印度和俄罗斯在海运服务贸易上具有微弱优势，这种优势在逐步减小。从海运分类项目来看，中国在海运客运项目上具有竞争优势，2005年达到峰值0.679，此后开始下降；在海运货运项目上，中国、印度和巴西的TSC指数都为负，都没有竞争优势，俄罗斯也在2006年由竞争优势变为了劣势，但是中国的竞争劣势在逐步减小，2008年，中国的TSC指数值是四国中最大的，劣势最小。在海运其他项目上，俄罗斯具备竞争优势。
相比“金砖四国”，德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上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海运货运项目上，优势非常明显（见表4），这与“金砖四国”在海运货运上的弱势形成鲜明对比，说明“金砖四国”在海运货运上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
结论
本文基于EBOPS统计，结合国际市场占有率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对中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进行测度，并分析了造成我国运输服务贸易劣势的原因，主要结论有：
同发达国家相比，新兴市场的代表―“金砖四国”在海运服务贸易上尚未形成类似商品贸易领域的优势。甚至比照发达国家的代表国家德国来看，“金砖四国”中只有俄罗斯在海运其他上具有微弱优势，中国在海运客运上具有优势，而在海运中占比最大的海运货运具有显著劣势，与发达国家具有较大差距。横向比较金砖四国，俄罗斯依靠在海运其他项目上的优势，在海运服务贸易总体上具有微弱优势，而其余三国都处于劣势。但在分类项目上又存在不同，中国的优势在于海运客运，俄罗斯在于海运其他，而在共同的弱势项目海运货运中，中国的劣势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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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实体经济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少有学者关注金融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Financial Sect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SFDI)。这主要是因为此前FSFDI的规模太小,因而一直未能引起重视。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的数量特别是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的数量迅速增长,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如国际清算银行下属的“ 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于2004年3月发表了一份题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金融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报告,该报告探讨了此前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FSFDI的有关问题。同年,该委员会在汉城、墨西哥城和华沙分别组织了三场专题研讨会,以深化对该问题的研究。此后,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问题得到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什么?FSFDI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部门产生哪些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在吸收FSFDI时应注意哪些问题?鉴于中国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以及部分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都已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因此,认真研究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
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FSFDI在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低,并且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之间的对流,而流向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FDI数量较少。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全球FSFDI总额大幅增长,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收的FDI数量迅速增加。如中东欧转轨国家在银行体系改革过程中大量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流向中东欧国家金融部门的FDI迅速增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以西班牙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和美国开始大幅增加对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的FDI;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些东亚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在银行市场逐步引入境外投资者。从数量上看,在1990年至1996年这一时期,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吸引的FDI总额仅为60亿美元左右;而在 1997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该数额增加到700亿美元,其中仅2001年一年便达到200亿美元。笔者认为,新兴市场国家FS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四个:
第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是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直接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大幅增长。发达国家的大银行由此也纷纷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以便继续为本国的跨国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即所谓的“跟随客户”(follow thecustomer)策略(Williams,2002)。这是早期的也是较有影响的对外资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理论解释。从实践上看,中东欧转轨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得益于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如欧盟东扩)的不断加快;而拉丁美洲国家金融部门FDI的迅速增长则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组建和以美国为主导的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努力。
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金融管制,加快金融自由化进程,进而解除了境外金融资本进入其金融部门的政策,使 FSFDI的大规模增长成为可能。90年代初期,中东欧转轨国家普遍进行大规模的银行不良资产清理、注资以及面向国内的私有化,但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成本高昂却收效甚微。90年代中期以后,这些国家逐渐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在银行改革过程中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并最终选择了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拉丁美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进程在90年代中期之后也大大加快,主要表现为放松金融管制和开放资本账户;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也逐渐开始向外资银行开放本国银行市场。这些举措消除了国际金融资本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提高了大型跨国银行进入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性。
第三,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对利润的追求和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务的需要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FDI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银行市场的内部整合,使其国内金融市场日趋饱和,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逐步缩减。为了寻求更大的资产规模(避免被其他金融机构并购)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以增加盈利能力,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George Clarke等(2001)指出,(新兴市场国家)非饱和的、欠发达的以及低效率的金融市场能够为外资银行带来较高的收益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此外,这也是其获取规模经济收益和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的需要。虽然有学者(Amihud等,2002)认为,FSFDI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分散外资银行的经营风险,其潜在的收益可能被新的经营风险抵消,以及FSFDI是否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效率也值得怀疑(Berger等,2000),但一般认为,FS-FDI能够提高外资银行的资产多样性并有利于其在全球范围内分散经营风险,同时可以获取规模经济的收益并提高经营效率。
第四,通讯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普及与跨国交通的便利降低了FSFDI的信息成本,从而更加有利于跨国金融机构的组织和管理。Farouk(2004)指出,信息成本是影响FS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地理距离和文化差异对信息成本的影响最大。Buch(2001)的研究也表明,地理距离一直是外资银行在进行跨国投资决策时考虑的重要因素。9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通讯技术的突飞猛进和跨国交通的便利大大降低了由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而且信息网络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日益普及,也有利于外资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分行(或子公司)之间的业务往来和信息分享,从而使其母行更容易提高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并获得规模经济收益。
三、FSFDI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的影响
1. FSFDI对资本分配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一般认为,FSFDI会强化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体系的竞争,从而提高金融机构的效率。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有效地降低东道国(Host Coun-try ,在本文中指吸收FSFDI的新兴市场国家)银行业的运营成本并提高其效率(Claessens等,2001;Claessensand Laeven, 2003;Martinez and Mody, 2003)。虽然如此,但外资银行的进入并不一定带来利润的增长。一种解释是外资银行较国内银行更为保守,提取更高的不良贷款准备并执行严格的贷款风险评估方案;另一种解释是,竞争的加剧使贷款的价格(利率)更为低廉,向银行申请贷款变得更加容易,银行成本降低和运营效率提升所带来的利益更多地被转移至客户身上。东道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使信贷分配状况得以改善,关系型融资得以控制。这主要是由于外资银行在作贷款决策时,会依据其标准化的贷款条件和风险加权价格,排除那些不符合贷款标准、道德风险较高的申请者,进而降低产生不良贷款的可能性。在新兴市场国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外资银行采用较为严格的贷款 条件会增加一些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如中小企业将难以获得外资银行的贷款支持。如Berger等(2001)指出,由外资控股的大银行在向信息透明度不高的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存在缺陷。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Peek and Rosengren(1998)以及De Young等(1999)的研究证明,外资银行倾向于将贷款份额的一小部分分配给中小企业,但中小企业向外资银行申请贷款的积极性并不高;Marc Farnoux等(2004)的研究也证明,外资银行在信贷分配上并不歧视东道国的中小企业。
外资银行的进入能够促进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如基金市场、证券市场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的发展。这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市场国家,外资银行拓展业务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金融创新来占领市场份额(如为客户提供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而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必然要求在这些国家发展相应的金融市场。此外,外资银行出于避险和对冲风险的需要,会通过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和构建法律框架的建议等方式协助东道国的金融当局发展相关的金融市场。
2. FSFDI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外资银行的金融创新活动会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催化剂。其金融创新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与监管方法,提高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从而加强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定性。此外,为了规避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外资银行本身具有很强的维护和保持东道国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从中长期来看,FSFDI能够增强东道国的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进而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金融更加稳定。如 Demirguc等(1998)的研究发现,外资银行的数量与东道国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之间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外资银行具有稳定东道国金融体系的作用。 Bonin等(2003)认为,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东欧转轨国家,与私有化改革之初的混乱情况相比,外资银行起到了增加东道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作用。具体而言,外资银行作为跨国银行,其资本实力雄厚,资产多样化程度较高,信贷风险管理能力较强,因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波动的敏感度较低,能够为东道国的客户提供相对稳定的贷款。而对东道国商业周期敏感度较高的跨境贷款以及本地银行贷款则难以做到这一点。此外,在金融危机时期,外资银行可能会起到“稳定锚” 的作用。因为外资银行资本实力雄厚,而且在必要时会得到母银行的资金支持,这使其在东道国金融危机期间能够保持经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破产概率相对较低,因而有利于东道国的金融稳定。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这主要由于投资者对其金融机构失去信心,而外资银行可以在危机时期充当东道国国内资金的“避风港”,从而使资本外逃变成东道国金融体系内部的资金转移(即资金由内资银行转向外资银行),减少由于资本外逃对汇率和利率形成的压力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的消极影响。
3. FSFDI产生的问题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挑战首先,外资银行的重大决策,如风险管理和信贷评估策略,往往由其所属国的总部决定,而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仅负责日常的管理和运营。因此 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其总部的全球经营战略而丧失了独立性。这一方面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会更加专注于境内业务,进而导致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另一方面,使东道国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总部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如在特殊情况下,当外资银行的总部陷入困境时,由此带来的全面收缩可能对东道国产生负面影响。这可以看作是传染效应。此外,外资银行总部的经营战略和风险偏好的变化也可能对东道国产生影响。如出于调整经营战略的考虑,外资银行总部可能缩减其在东道国的金融产品种类,而这可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目标函数相左。其次,FSFDI可能导致信息缺失进而加剧信息不对称。当外资银行的总部决定将其在东道国境内的子银行摘牌停止上市时,会造成市场信息的缺失。一方面,股票市场所具有的价格信号功能消失了;另一方面,由于子公司不再需要公司的财务状况、营业状况等信息,市场透明度将会因此下降,市场分析人员也无法评估和分析银行的经营状况,从而加重了信息不对称,并削弱了市场的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也将变得困难。因为监管部门难以准确衡量外资银行的经营状况和风险情况,这要求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弥补由于信息缺失带来的信息不对(文秘站:)称。
总之,外资银行的经营战略和金融创新可能会产生新的金融脆弱性,如何应对这些问题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当局面临的重大挑战。1998年,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委员会举办的联合论坛上,与会各方深入研究和探讨了如何加强对大型跨国金融集团的监管,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其中着重强调了应当加强外资银行所属国与东道国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信息分享与合作,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以便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确保双方金融监管的审慎有效。
四、新兴市场国家吸收FSFDI应注意的问题
1.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努力消除监管信息的不对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资银行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部门直接投资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单独开设分行逐渐变为通过并购本土银行建立控股子公司。例如在中东欧国家,到2003年末,有超过85%的外资银行以控股子公司的形式开展业务;在1994至1998年间,外资银行在拉丁美洲设立的控股子公司数量也由6家增加到56家。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设立分支机构需要大量投资,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流动性,而控股子公司则可以利用杠杆效应,以等量资金在更大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分支行不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只能以总行的名义开展各种业务,因而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而子公司则是独立于总行的法人实体,既有利于其总行实现多元化发展,也能有效应对新兴市场国家不同程度的中央集权,规避各种针对外资银行分支机构的监管条例。FSFDI形式的变化增加了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监管信息的不对称。为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应当继续加强审慎有效的金融监管,改革陈旧的金融监管框架,提高金融监管从业人员的素质,并与其外资银行所属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加强沟通,分享监管信息,以此努力消除监管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监管无效。
2.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虽然FSFDI能够为新兴市场国家带来一系列的正面效应,但FSFDI并不是越多越好,合理控制FSFDI的数量至关重要。一方面,过高的FSFDI比率可能会使新兴市场国家更容易遭受来自外资银行所在国的外部冲击;另一方面,FSFDI对东道国的金融机构存在较强的正向激励,因此在理论上,一国存在一个FSFDI的合理比率。一般而言,小型开放型经济体更容易获得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因而可以保持相对较高的FSFDI比率,而规模较大的国家在吸收FSFDI问题上则须谨慎。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在合理吸收 FSFDI的同时,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如前文所述,FSFDI使东道国境内的外资银行融入大型跨国银行的全球经营战略中而丧失了独立性,其国际化程度下降并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分散风险。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当局应当鼓励本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程度,积极融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面对和接受外资银行的竞争与挑战。同时,提高国际化程度也是实现多元化发展,分散经营风险的客观要求。
3.统筹 规划FSFDI的格局,避免来源国过于集中东道国的金融资产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无疑会对东道国的经济产生较为复杂的影响。如果东道国与该国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较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致性较强,社会、历史以及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低,那么东道国可能会从这种集中的FSFDI格局中获益。但现实中,新兴市场国家很难找到完全符合上述条件的FSFDI来源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其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不仅会削弱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并加深对该国经济的依赖,而且还会增加遭受来自该国外部冲击的风险。此外,新兴市场国家往往只是被动地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FSFDI,很难与发达国家形成互动,即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机构很难向发达国家进行金融部门的直接投资。为此,统筹规划FSFDI来源国的格局,避免本国的FSFDI过于集中在某个国家就显得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拉丁美洲国家FSFDI的来源国集中程度较高,如在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每年分别有约91%、65%和58%的FSFDI来自西班牙;墨西哥每年约有 66%的FS-FDI来自美国;中东欧转轨国家FSFDI来源国的格局则较为合理,如波兰每年吸收的FSFDI分别来自德国(22%)、美国(21%)、意大利(18%)、爱尔兰(14%)与荷兰(8%);捷克FSFDI的主要来源国则为奥地利(39%)、比利时(24%)、法国(22%)和美国(12%);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由于FSFDI数量较低,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
五、结论
内容摘要：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西部作为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技术条件不同于发达的沿海地区，从而导致新兴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异和市场结构形成、演变的独特规律。实践证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模式只是市场结构范式的具体运用。
新兴产业指新技术产业化形成的产业。近年来，西部地区新兴产业经历了一个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过程，同时其市场、技术、资金、政策环境等方面都独具特色，但它们的成长道路折射出了西部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这使西部同一产业内不同技术链环节的市场结构与中东部差异很大，进而使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对西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丧失了相当的解释力。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仅仅是个微观市场结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重大问题。在熊彼特批判完全竞争模式的缺陷及在信息不对称理论得到广泛认同后，市场完全竞争理论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但不切合实际的市场发展模式。而对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范式的研究，实际上是关于完全垄断范式和寡头垄断范式，也将成为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模式选择的争论。
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市场结构特征分析
西部新兴产业内部层次明显，因技术、市场、资金、人才、政策环境等多方面的特殊性，战略环节导入期较长，形成垄断市场结构，而非战略环节分散竞争，而且不具备重要的研发技术，因此竞争力差，具体表现为：
（一）市场不确定性降低
产业技术创新的开发，能否商业化运作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缺少有关特定市场未来发展方向的相关信息，市场发展更难以预测。西部地区新兴产业发展滞后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需求对象及市场发展方向都相当明确，因而市场不确定性减少。
（二）市场容量大
西部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人们收入快速增加，国内市场规模迅速扩张，潜力巨大，同时对新兴产业，国家或地方政府有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扶持，以避免国外产品的冲击。
（三）产业链复杂
新兴产业包含着围绕特定产品或服务所开展的一系列生产或服务活动，存在上下游的链接关系，并形成了一个彼此紧密联系的产业链网络体系，其中支撑产业活动的关键技术的链接即核心技术链，它是支撑核心产业链运行和发展的基础。核心元件技术是指产业中核心元件的开发与设计技术，而产品架构技术指那些在终端产品实现过程中所使用的系统设计技术和重要组装技术（洪勇等，2007）。
新兴产业内部不同技术环节市场结构的变动趋势
西部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结构性进入壁垒将发生变化，表现为：
承接产业转移给西部带来了巨大的技术转让和直接投资，但发达国家或地区努力保持技术垄断和技术优势，牢牢把握住其核心技术。当西部产业某一环节的技术突破时，我国东部或发达国家为了继续获取超额利润，将被迫转让部分核心技术。
资本积累不断增加。资本短缺曾经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随着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及近年产业转移的不断增加，西部金融形势发生巨大的改变，一些大型企业也能够较容易地获得廉价的银行信贷资金，资本约束大为减轻，部分产业甚至出现资本过剩现象。知识技术的溢出效应。知识技术的传播、扩散及增值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趋势，主要因为新兴产业技术势差的普遍存在，从势位高的组织向外扩散，创新技术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伸展，加上西部企业缺乏成熟的技术保护机制，加速了技术的扩散。
市场需求因素。随着产业的发展，其商品将不断成熟，市场容量也不断增加，人们对该产业的技术、顾客、产品开发、竞争者情况等也有了确切的感知。另外，为了避开关税壁垒、反倾销及地方行政制约，规模企业可能会在西部直接投资建立生产企业，进一步提升市场的知名度及需求。
与世界先进企业相比，西部地区企业还处于弱势地位，难以实现技术垄断；它们也难以像发达国家优势企业那样，生产出相互兼容的第二代产品，增加用户的转换成本，对两代产品实施捆绑销售（吴照云、余焕新，2008）。因此，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链环节，将会有较多的大型企业进入，分享其利润并构成竞争关系，其市场结构也由原先的垄断市场结构演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而非核心环节也发生巨变，企业向集团化、集群化方向发展，竞争形态也由分散走向寡头。
西部地方政府在新兴产业市场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一）对新兴产业核心环节给予大力扶持
新兴产业核心环节肩负着振兴西部民族工业的使命，同时顶着技术创新的压力，应该受到重视，给予技术方面的扶持，比如，建设和完善科研基础设施对这类企业开放的机制，加速科技资源向这类企业的流动等。西部地区的新兴产业核心环节不仅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也是资金密集型的，因此特别需要资金和人才的支撑，如政府财政投入、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风险投资资金等。例如广西区政府通过完善和规范市场，完善中介服务，动员大量社会资金投入高技术产业领域。
（二）对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给予适当的引导
对于新兴产业中的非核心技术环节，政府有必要对其给予及时和必要的引导，避免其低水平重复建设、无序竞争的局面，而发展产业集群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产业集群，是指特定的领域里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建立在社会关系和网络基础之上，形成上、中、下游结构完整，支持产业体系健全，具有灵活机动等特性的有机体系。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进入新兴产业非核心环节上企业形成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集群。
（三）明确市场规则
核心环节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会诱使众多厂商进入该环节。因此，政府要采取相应政策措施，防止产业进入成长期的混乱，如政府对特定新兴产业的企业进入和退出行为作出明确的规范。对进入进行管制是为避免厂商的过度进入导致过度和低效的竞争，降低退出壁垒是为经营不善的厂商提供一条正常、高效和低成本地转移配置不当资源的途径（杨蕙馨，2000）。
（四）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扶持和引导
西部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国有制占据主体地位，而以国有制为主体的大公司和大集团，一方面容易造成政企不分，另一方面由于产权单一，不易形成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有限的提供公司持续发展资金的能力，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未来扩张能力（牛文等，2006）。相反，民营企业却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西部地方政府应在税收、资金、技术等方面给民营企业一定的扶持，引导创建合适的组织形式，拓展发展空间。
（五）推动企业优化重组
推动企业优化重组，强强联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增强与国际规模企业竞争的实力。国际规模企业，在各自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同时适时进行重组与联合，优势互补已成为国外企业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而西部新兴产业，无论零部件生产企业还是整个产品生产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技术交流合作不多，更别提重组与联合。因此，地方政府应在促进新兴产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专业化分工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吴照云，余焕新.中国新兴产业市场结构演变规律探究—以有机硅产业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8（12）
2.杨蕙馨.从进入退出角度看中国产业组织的合理化[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1）
3.陆奇斌等.中国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关系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10）
4.孙天法.中国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06（1）
日前,达彼思141了2009版《走近中国新兴城市消费者――中国消费力2.0研究》调研报告,对品牌如何把握新兴市场巨大商机等提出独到见解。
调研背景
本报告是达彼思141的2008版中国新兴城市消费者调研报告《广阔天地有得搞》的姊妹篇。2008版调研报告后,得到客户、业界和媒体的好评。达彼思141敏锐地看到,在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北京、上海、广州等一、二线城市的消费市场逐渐饱和、消费力不足以支持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县级市为代表的三四级城市逐渐成为本土企业、投资机构乃至跨国公司寄予厚望并试图开拓的市场。在中国,有数量众多的三四级城市,这些分布广泛的地级市以及大量的县级市构成了今天的新兴城市。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中国最小的“城市”,数量超过4000个的“小城市”,是80个大中型城市的“周边地区”,他们占据了中国55%的人口,以及超过52%的居民收入。为了深度了解这些小城市普通百姓的梦想与追求,以及他们所面对的不安与恐惧,揭示出他们面对现代化的内在动力与方式,达彼思141于2008年至2009年横跨两年的时间里深入中国各地的8个县级城市,进行实地调查和采访。
达彼思141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CEO虞晨曦说:“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09 年2月26日的《2008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2008年中国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34,753亿元,而这个数字在2004年仅为18,377亿元。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08年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中国农村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幅度达到89.1%。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新兴市场是一种强大的,不可忽视的新的力量,也是下一个发生奇迹的地方。达彼思一直以如何尽早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里,为客户发现有价值的趋势和撬动变化的改变点为己任。连续两年,我们的策略委员会对新兴城市的市场与品牌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有独到的发现。我们已经把这些发现和我们的业务结合起来,为客户的生意发现和创造更多的机会。”
调查城市选取办法
《中国消费力2.0研究》项目由2008年7月至8月第一轮和2009年5月第二轮两部分组成。研究调查了遍布中国不同地域的8个四级城市、共32户家庭的消费情况。
在此过程中,Bates 141和Oracle Added Value市场研究公司一起深入了以下这些城市:辽宁省灯塔市、河北省高碑店市、湖北省大冶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平市、山东省寿光市、陕西省韩城市、云南省宣威市和福建省永安市。
为了选取有代表性的四级城市进行调查,在横跨2年的两轮研究中除了错开地域外,我们在选取研究城市时还考虑了以下方面:
收入水平、人口规模在该省的县级城市中处于中游;
尽量避免大城市的卫星城,优先选择独立的四级城市;
避免情况特殊的城市,比如:少数民族人口为主,靠近边境,支柱产业为特殊行业或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国防/军工/旅游等)。
调查对象及研究办法
每个四级城市各4个样本,分别为:16~20岁单身年轻人,20~25岁单身女性,25~35岁已婚有孩且有工作的女性和25~35岁已婚有工作的男性。
本项研究对每户家庭进行了2小时的消费者生活观察以及1小时的陪同购物,同时还使用了消费者日记和影像志的方法对每位消费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消费场景进行真实还原。
在进行实地访问前,其中年轻的一半被访者记录了一周的生活日记,以便事前对消费者的家庭状况、业余生活,快乐和烦恼有初步的认识,并前瞻性的了解他们对于服装、手机、科技产品和白色家电的认知和使用情况。
实地访问中,调查致力于全方位地了解当地消费者的生活态度、兴趣爱好、人际关系、财务状况、投资理财,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生活的期许、媒体接触习惯,并且着重了解了当地消费者对于手机、电脑这类科技产品、白色家电、服装等的品牌认知和态度、使用情况以及购买过程和影响因素。
针对新兴城市的消费者调研报告
《走近中国新兴城市消费者――中国消费力2.0研究》调研报告力求描绘出左右新兴城市消费者的基本动因,并以此展开深入探究新兴城市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价值观、新兴城市消费者群体分类以及新兴城市消费者的品牌观等。每个部分都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例如,达彼思141发现,新兴城市的消费者对品牌的评价方式与一线城市消费群有很大不同,对他们而言,品牌是质量的保证,品牌基于良好口碑,且需要真实的使用体验帮助鉴别。对于数码科技类产品,品牌意味着承诺和保障。在新兴市场,家电、数码类产品是消费升级的优先品类,消费者不吝惜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口碑好的品牌,以获得无忧的使用体验,因此对品牌的忠诚度更高,尽管他们与这些品牌的联系依然主要以功能性利益为基础。但就服装品类而言,他们对服装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价格和穿着的舒适程度。对服装品类的低关注度使得消费者难以认同品牌服装的优势,甚少服装品牌能在情感层面和他们形成共鸣,导致对服装品牌的认可度和忠诚度较低。
调研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新兴产业,文献综述,政策建议
一、新兴产业的概念及起源
1新兴产业的概念
新兴产业是指随着新的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而出现的新的部门和行业。现在世界上讲的新兴产业，主要是指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海洋、空间等新技术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新兴产业部门。
2新兴产业的研究的起源
研究新产业的成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间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经典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了市场分工理论。他写道：“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这段话被后来的经济学家称之为斯密教条，斯密定理即由此而来。现代国外学者对于新兴产业成长和培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的作用以及市场需求的影响因素上。
3新兴产业的行业特征
新兴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我国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李悦教授在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讲话的第五讲《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结构》中提到了，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是：第一，开始建立时产值比重不大，但生产增长率高；第二，多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科研经费高，职工的科技水平高；第三，产品的附加价值高；第四，对于国民经济现代化具有较强的推进和带动作用。
结合新兴产业的行业特征，发展新兴产业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技术的创新与新兴产业联系在一起，技术创新可以产生新兴产业，发展新兴产业也可以促进技术的创新。伴随着最近二十年间发生的诸多技术革新，出现了信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一系列新兴产业；其次，新兴产业作为社会新专业生产或专业服务的集合，是社会生产分工发展的最新成果。发展新兴产业可以加快社会分工发展变化的过程，由原有产业间分工结构逐步衰退、消亡，新的产业间分工结构逐步形成、发展；第三，新兴产业作为一种新的供给力量，其产品适应了市场需求变动的新趋势。发展新兴产业可以推进和带动国民经济。
二、新兴产业的发展理论
1国外关于发展新兴产业的理论研究
20世纪中后期，学者开始研究新兴产业的发展，典型的两大理论是：
（1）“TFP全要素”理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洛建立其模型，即经济增长中减去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率后，即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称之为全要素贡献率（TFP）。TFP通过假设将复杂的经济问题简化处理，主要包括：市场条件为完全竞争市场；技术进步是中性的；生产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动，且资本和劳动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充分利用等。由于此前提假设带来了TFP在使用上的局限性：首先，要求资本、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这与实际生产情况差别较大；其次，借助经济计量和数学推导，用总生产函数间接地测定“余值”作为技术进步的贡献。“余值”不仅包含了狭义的技术进步，还包括了其它因素的影响.如市场环境的改善、自然灾害的减少、劳动质量的提高等。如果不能区分这些因素，将直接汁致技术进步贡献力的高估。虽然TFP理论存在弊端，在经济国际化的大趋势下，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生存的重要条件。
（2）新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和卢卡斯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探讨用新的理论来解释经济的增长，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而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尤其是在内生的技术变化。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只有资本的不断投入和劳动力的持续增长，经济未必保持持续增长。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可能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的整体增长同投入的资源成正比；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回报率，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
“TFP全要素”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都强调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而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就是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因此两大理论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2国内关于新兴产业发展的研究
国内学者结合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发展等问题，对新兴产业及扶持政策、主导产业及主导产业的培育与选择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
张胜荣、金高峰在《新兴产业的竞争战略》中提出了新兴产业进行战略选择时的几条建议，首先要塑造产业结构，要从整个产业的角度出发，和其他新兴产业一起寻求和制定游戏规则。其次，正确对待产业的外在性，在新兴阶段，企业自身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产业中的其他企业的发展。还要选择正确的进入时间，进入过早或过晚都对企业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一般认为，早期进入新兴产业是有利的。最后，掌握预测技巧，图景方法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工具。
黄南在《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中指出，产业政策的正确引导是新兴产业崛起的重要手段。他在分析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历程后认为，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的积极引导，可以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向新兴产业的集中和倾斜，这确实是发展新兴产业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
关涛、张永岳在《新兴产业群的发展与产业经济学的学科思考》中讨论了新兴产业群出现的必然性，发展新兴产业群不应该盲目地模仿日本或者欧美的做法，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同时应该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学关注的核心，并应该据此形成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特定学科范式。
他们还提出了，体制性障碍的存在是我国新兴产业群的一个重要特征，伴随着新兴产业群的发展,体制性障碍这一问题会进一步突出。
林文在《战略产业演变机理及产业培育可行性分析》一文中得出战略产业形成的重要结论：需求收入弹性大，关联效果强的产业易演化成新的战略产业。并且认为战略产业主要培育时期是产业发展的幼稚阶段和成长阶段。在幼稚阶段应该主要是确定研究与开发战略推动技术发展；在成长阶段应该主要培育产业和市场的规模。他将战略产业的转换机制分为两部分，第一步是由科学技术孕育战略产业，第二步是战略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总的来说，国内对于新兴产业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次上，并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具体的发展措施，也没有提出像国外“TFP全要素”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那样的发展理论，虽然已经有学者把上述理论运用与我国的现实相结合，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国外的理论在我国还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新兴产业发展理论的创新。
三、新兴产业发展与政府之间的的关系
现代国内外学者对于新兴产业成长和培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关于政府的作用的影响因素上。
在分析政府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角色时，国外与国内理论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一方面，国外的学者认为政府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作用轻微，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多的的是依靠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则认为政府在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是直接干预者。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特殊的经济体制决定的，我国还没有完全实现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的作用还是重大的。我国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应该逐渐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企业完全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去，只有这样，我国的新兴产业才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新西兰学者TobyHarfield在《新兴产业的竞争与合作》一文中主要研究了新兴产业对于追求利益的竞争和行业间合作关系的处理，并说明在新兴产业出现的过程中，相对于政府的鼓励措施，市场竞争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更为必要。
美国学者NicolePohl于2005年4月发表《日本产业振兴一政府角色与市场的平衡》，探讨了日本产业振兴合作组织(IRCJ)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一个半公开组织的目标以及与市场的关系，分析了产业振兴合作组织由于功能不是很明确，在产业的扩大再生产方面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相反，该组织的目标只是提供一个区域性的安全网络。
郭辉勤在《新兴产业亟须政府干预》认为，目前以演绎西方理论为主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理论同我国的现实脱节。要振兴我国的新兴产业仅仅依靠企业自发的能力修养无济于事，必须由政府直接干预。政府干预不是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减免税收和扶持资助。具体来说，就是要吸收计划经济的优点由国家直接创建、掌握和控制一批新兴行业的国有企业，还要借鉴市场经济的优点，把研发、制造、服务等繁杂的环节通过竞标外包的形式甩给社会企业，籍以迅速形成一批由这些国有虚拟企业为龙头的新兴产业群落，整体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陈洪涛、施放等在《基于政府作用的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中导出了政府对新兴产业作用的模型，接着详细阐述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衡量因素及政府行为的作用程度评价指标，指出当前我国政府在产业政策、产业激励政策、外部环境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方式的重要性。
四、写作思路
通过对新兴产业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对国内外的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了解，应该说国内在新兴产业方面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我打算选取具体的某一个具体的新兴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要界定这一行业，发展的必要性。
其次，运用产业结构，产业组织学知识，从市场容量、创新条件与环境、投入要素的供给状况和政府政策、其发展前景等方面分析这一行业的市场结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
第三，结合文献综述部分分析国内外关于扶植发展这一产业的政策措施及发展历程；
第四，找出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2002
2 张胜荣、金高峰.新兴产业的竞争战略[J].特区经济,2008,(5).
3 黄南.世界新兴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分析[J].科技与经济,2008,(10).
4 关涛、张永岳.新兴产业群的发展与产业经济学的学科思考[J].贵州社会科学,2007,(2).
5 林文.战略产业演变机理及产业培育可行性分析[J].资源·产业,2005,(2).
6 郭辉勤.新兴产业亟须政府干预[J].经营与管理,2004,(7).
7 陈洪涛、施放.战略产业演变机理及产业培育可行性分析[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8,(7).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 研发投入； 经营业绩
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不断通过技术创新来提高自身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研发作为创新的重要来源和创新链条上的重要环节，已经成为各国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增长潜力的重要措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那么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效果如何，是否具有正面的促进作用，不同产业之间这种影响效果是否相同，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划分及特征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划分
2010年9月，国务院审议并通过《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新兴产业界定为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个产业。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征
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涵盖了“战略”本身的重大性、长远性和未来性，也涵盖了“新兴产业”的新技术、新作用的特征。本文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归纳如下：
1.战略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担负着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具有决定性的促进和导向作用。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
2.创新性。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在原有技术不断创新和新技术不断突破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代表了科学技术的新水平。该产业知识技术密集，技术进步快，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
3.动态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根据时代变迁和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以适应经济、社会、科技、人口、资源、环境等变化带来的新要求。
4.风险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和主导设计尚未成熟，还受到成果转化是否顺利、投融资是否到位、目标市场是否启动等诸多经济社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风险。
5.高效益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极高的科技准入门槛，掌握技术专利的企业属于相对少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使该产业具有高收益性。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状况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市场平均水平的比较
主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市场平均水平相比略有优势，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市场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中小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与市场平均水平相比则处于明显劣势。2010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平均营业收入为16.12亿元，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均值仅为9.82亿元（如表1所示）。
从产业角度来比较，在《决定》中被列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在企业规模上存在着明显的差距。2010年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均值将近95亿元，而节能环保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均值还不到7亿元，其余几大产业的营业收入均值则在10—20亿元之间。可以看到，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的企业规模在七大产业中遥遥领先（见图1）。
（二）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比市场平均水平强，净利润和销售毛利率也都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见表1）
从产业角度比较，可以从图1的销售毛利率折线看到，被《决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更强，而“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的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则较弱。
（三）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成长性与市场预期相比优势并不明显
2010年，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而主板和中小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则与市场平均水平大体相当（见表2）。
从细分产业来看，与盈利能力正好相反，被《决定》确定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节能环保和高端装备制造产业上市公司的成长性较差，而“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的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优势明显（见图2）。
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状况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开始加大研发投入，并逐步体现出一定的创新能力。逐渐从“资源驱动”型企业向“创新驱动”型企业转变。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研发投入更大
从表3中可以看到，2010年，中小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均值为4 431.72万元，较2008年增长59.6%，而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6.37%。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均值为2 499.31万元，较2008年增长112.2%，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高达8.13%。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金额明显高出20%左右，研发投入占比则高出近一倍。
（二）60%的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拥有发明专利
企业专利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研发创新成果和技术保有年限，其中发明专利一般有效期长达20年，且申请难度较大，可以较好体现企业技术能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形势下，国内外的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下获得生存与良好的发展，就需要提前做好专利技术布局，掌握核心技术，做好企业专利技术的创造、管理、运营、保护环节。
2010年，78家创业板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中，47家拥有一件以上的发明专利，平均每家获得了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7.8项，外观设计专利3.4项；同时86%的企业正在申请发明专利，平均每家申请发明专利12.9项，实用新型专利4.9项，外观设计专利1.9项。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数最多。
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相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所获得和申请的发明专利明显较多，而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较少，体现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成果竞争力更强，而且技术保有年限更长。
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对经营业绩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在评论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创造时，我们把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衡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为企业的研发费用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投入。
国外大部分学者认为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正相关，如Han和Manry对韩国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经验业绩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研发投入对于经营业绩存在显著正向的影响。因此笔者以经营业绩为被解释变量，以研发投入相关指标为解释变量，假设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存在着正向的相关关系。
H1：研发强度与经营业绩正相关；
H2：研发及技术人员比率与经营业绩正相关；
H3：在不同产业中，研发投入对经营业绩的影响效果不同。
（二）变量选取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
资产收益率（ROA）。资产收益率（ROA）=息税前利润/平均资产总额。
2.解释变量
（1）研发强度（RD）。研发强度（RD）=研发费用投入/营业收入。
（2）研发及技术人员比率（TECH）。研发及技术人员比例（TECH）=研发及技术人员人数/总员工人数。
3.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总资产增长率（RAG）=（本年总资产增长额/年初资产总额）×100%。
（2）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LR）=（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3）企业成长性。营业收入增长率（RIG）=（本年营业收入增长额/上年营业收入总额）×100%。
基于以上分析，根据本文假设，建立资产收益率与研发强度和研发及技术人员比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ROA=β0+β1RD+β2TECH+β3LR+β4RAG+β5RIG
+ε
ROA表示企业的资产收益率；RD表示研发强度；TECH表示研发及技术人员比例；LR表示资产负债率；RAG表示总资产增长率；RIG表示营业收入增长率；ε是随机误差项；β0是未知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三）样本选取
通过筛选，最终选取共计187个样本作为本文的混合研究样本进行研究分析。这些研究样本的完整资料包括研发费用投入、资产收益率、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负债率、营业收入增长率、研发及技术人员人数和员工总人数。
数据处理主要运用SPSS15.0统计软件和Excel2003软件来完成。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有描述统计分析和回归分析。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1）样本公司产业分布情况（表4）
表4列示样本公司的产业分布情况，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有71家，占样本总数的37.97%。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力。从产业发展基础看，我国的IT产业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从市场空间看，新应用不断涌现，产品升级换代速度加快，互联网日益普及，两化融合持续深化给IT产业带来巨大的成长空间。
（2）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1）样本公司各项变量实证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出，样本企业中资产收益率最大达到了37.63%，最小为0.38%，平均资产收益率为9.47%；研发强度最大值为75.62%，最小值为0.07%，平均研发强度为6.42%；研发及技术人员比例最大值为95.23%，最小值为1.90%，平均值为25.76%。
可以看到，企业的各种指标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这说明，我们选取的样本具有全面合理的特点，反映了市场上不同产业、不同程度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情况，不会出现只反映单一类型企业的片面现象。
2）从不同研发费用投入的分组情况考察公司资产收益率变化（见表6）。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的研发费用投入分组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平均资产收益率虽然都为正，但却没有表现出正面的促进作用。研发费用投入处于1%～2%之间时，公司平均资产收益率为4.22%，比研发费用投入小于1%时的公司平均资产收益率8.20%低。也就是说，随着研发费用投入的增加，平均资产收益率并没有跟着增加，有时表现的是增加趋势，有时则相反，表现的是减少趋势，体现的是一种不稳定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研发费用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并不存在正的相关关系。
3）从不同研发及技术人员投入的分组情况考察公司资产收益率变化（见表7）。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研发及技术人员投入水平下，公司平均资产收益率指标都为正，说明研发及技术人员投入对经营业绩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随着研发及技术人员投入的不断增加，公司的平均资产收益率也会随着增加，但是不同研发及技术人员投入比例之间的平均资产收益率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级差，说明研发及技术人员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没能表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研发费用投入和研发人力资源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这一结论将利用以下数理模型进一步分析验证。
2.相关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回归分析方法对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分析。
（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8）
1）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样本研发强度的系数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正相关检验，否定假设1，因此可以推断出节能环保、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研发费用投入对经营业绩创造可能存在某种促进作用，但并非是正相关关系。而样本总体、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样本的回归系数β1是负值，也没有通过相关性检验，否定假设1。这种无规律性说明了研发费用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不具有相关性。
2）全体样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样本的研发及技术人员比例的系数β2为正，并且通过了正相关检验，因此不能否定假设2。而生物、新材料产业样本的研发及技术人员比例的系数也为正，但是没有通过正相关显著性检验，因此否定假设2。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产业样本的回归系数β2是负值，否定假设2。系数有正有负的无规律性说明了研发人力资源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不具有相关性。
3）6个产业6组样本的回归系数β1、β2的差异表明，不同产业的研发投入对经营业绩存在不同的影响，即不能否定假设H3。
（2）初步研究结论及原因分析
从费用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两个角度研究研发投入对经营业绩的影响得到相同的研究结果。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与经营业绩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未能产生相应的经营业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科技人才重“招”轻“用”的现象比较严重。近年来，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引进科技人才，但总体上表现为简单的数量扩张，人力资源的巨大能量未能充分发挥，无法发挥每一个科技人才的作用，也就无法使得科技人才队伍的整体效用达至最优，进而也就影响了经营业绩的提升。
2）对研发费用投入重“投”轻“效”。许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进行研发费用投入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进行严格的市场风险评估，造成了企业研发成果没有获得相应的市场价值，也就无法提升经营业绩。当企业把作为研发成果的新产品推向市场时，其他各部门缺乏高效的配合，使得许多产品并没有带来好的市场回报。二是没有进行严格的技术风险评估，企业在制定研发战略时未能对企业本身现有科研力量进行客观评估，缺少对技术目标的严密论证以及执行研发活动的可行性分析，这直接增加了研发风险，使得创新失败经常性发生。
3）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实不符。现在，我国相当部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投入的角度来看，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费用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和其研发及技术人员占总员工的比重普遍偏低。从产出的角度来看，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业绩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传统技术和传统产品来决定，高技术产品产值占企业总产值的比重普遍偏低。
五、建议
针对本文回归分析中所揭示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为进一步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投入活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笔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从宏观角度出发
一是加大政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扶持力度。政府应与企业、研究机构协同努力，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研开发能力，逐步培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能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很难通过一般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资金不足是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最主要因素之一。在此，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发达国家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即通过直接的财政科技拨款和间接的财税政策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开发与技术创新。
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如果企业不重视知识产权保护，那么新颖独特的新工艺、新产品也就不会产生，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也就失去了基础。加强知识产权制度，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保证，知识产权制度有激励创新的重要作用。
三是完善企业研发信息披露措施。新会计准则已要求上市公司对其研发费用信息进行披露，但披露制度并不完善，许多信息口径不统一，披露力度也不够。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实施科技创新、获取超额利润重要保证的技术和人才信息的披露尤其不充分。这样会使得市场无法了解企业真实的经营业绩状况，影响了报表信息的有用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误解，无法根据披露的信息作出正确的决策。
（二）从微观角度出发
一是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科技人才使用水平。首先，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招徕人才，防止出现人才闲置、浪费的现象。其次，要加强科技人才使用的制度建设，在注重使用科技人才的同时，也要注重科技人才的继续教育与培养，切实做到用养并重，实现科技人才使用的可持续性。再次，充分重视对科技人才的激励问题，一方面，给予他们相应的生活和工作待遇，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要建立有利于激励科技人才发挥作用的人才评价和奖励制度，建立符合科技人才规律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在职务和职称晋升、物质和精神奖励等方面出台有力的政策和措施。
二是建立企业内共享知识的平台，充分发挥知识互补效应。研发人员之间知识的互补效应很强，因而人才团队合作的边际收益是递增的，建立研发人员的行动社区是非常关键的。
三是降低研发资金投入的市场和技术风险。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的高效益是伴随着高风险性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投资时首先要进行严格的项目论证，选择适用的技术为研发突破口，要紧跟市场需求进行研发投入。其次要通过加强与各种风险投资机构的合作，降低经营风险，还可以获取专业性的投资指导。再次，要建立企业研发投入与营销职能的互动机制，从企业的组织结构、信息沟通方式、文化氛围等方面来推动企业研发部门与营销部门的紧密合作，使得研发投入能够产生积极的效益，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业绩。
四是积极参与国内外的技术战略联盟。战略性新兴产业之间通过建立起技术联盟，获得知识的共享，有助于分散研发投入风险，提高研发投入的效益。在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区建立的创新平台就是属于一种技术战略联盟，平台中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建设性地相互作用，起到启发、引进、改造和传播新技术的功能。
六、研究局限
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本文可能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第一，研发投入信息披露的不规范局限。虽然2007年实施的新会计准则对研发投入的披露作了相关规定，但是，本文在研发投入信息搜集的过程中，发现企业在披露研发投入的过程中很不规范，披露研发投入的形式和名称等各不相同，这会影响研究结果的正确性。
第二，本文用当年的研发投入与其经营业绩指标值进行相关分析，可能存在时滞上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结论的精确性。
第三，本文在考虑研发投入和经营业绩时，无法识别出所有影响因素，选择变量时具有主观性，这样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最后的分析结果。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S].2010.
关键词：家庭投资资产选择国际比较新兴市场
一、引言
家庭资产主要是指家庭所拥有的能以货币计量的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按资产的属性来分，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两大类。其中，家庭金融资产是指居民持有的具有要求未来收益或是资产索取权的各种有价证券，这是家庭在满足各种消费之后尚有结余的前提下，以储蓄或投资为目的而进行的资产选择行为。通常包括：货币和存款，除股票以外的证券，贷款，股份及其他权益，家庭人寿保险保险储备的股权净值，家庭养老基金的净权益，预付款项保险费和未决赔款准备金，以及其他应收账款。随着我国家庭财富的不断积累和金融产品种类的不断丰富，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发达国家金融中介发展迅速，家庭积极参与股票、债券、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等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发展尚不完善，家庭资产尚未形成合理的结构。本文通过对美国以及中、巴等新兴经济体家庭资产投资配置的差异进行分析，寻找新兴经济体可以借鉴的经验。
二、美国的家庭资产投资配置现
（ 一 ）美国家庭资产的选择日趋金融化 对美国家庭资产组合的研究相对较多，其中，SCF是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SCF数据提供了丰富的美国家庭金融特征的信息，对家庭资产和负债，以及家庭特征如人口统计特征、职业活动、收入等信息都很详细。样本中每个观察值对应于一个家庭，每个家庭包括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个人或者夫妻以及经济上依赖于个人或夫妻的其他家庭成员。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从1995年至2001年，家庭资产中金融资产比重明显上升，从36.7%上升到42.2%，在2001年达到最大值，金融资产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尽管美国家庭持有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比重从2004年开始上升，但主要是因为美国为刺激经济导致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从而导致美国家庭房产价值比重上升，而此时的房产市场并不是美国家庭的正常投资场所。事实上，美国持有金融资产的家庭比例并未下降，而是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5年的91.2%逐渐上升到93.9%，参见表（2）。因此，不考虑2004后美国家庭非正常的房产投资，总体来看，美国家庭资产的选择日趋金融化。
（ 二 ）家庭资产内部结构变化较大大多数资产（包括交易账户储蓄账户、储蓄性债券、债券和股票均有不同程度的）的比重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人寿保险折现值降幅显著，从1995年的7.2%降至2012年的2.5%，储蓄性债券的比例从1.3%降至0.3%。共同基金、退休账户和其他托管资金的比重有所增长，其中退休账户占比增幅明显，由1995年28.1%增至2010年的38.1%，而共同基金和其他托管资金的增幅较小。
（ 三 ）股票投资方式不断倾向于间接投资 美国家庭直接持有股票和间接持有股票的家庭比例变化更能说明家庭股票投资方式的中介化。从表（3）可以看出，美国家庭直接投资股票的比例逐渐下降，相比金融资产组合占比的变化，美国家庭非金融资产组合的比例在近15年内的变化较平缓，具体表现为：（1）车辆、住宅和其他非房屋产权的比重均有所降低，其中，住宅占比几乎不变，由1995年的47.5%升至2004年调查所得的50.3%，又逐渐降回至2010年47.4%。（2）其他房产和自有企业的比重有小幅度增加。
三、新兴经济市场国家的家庭投资配置现状
（ 一 ）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脆弱性逐渐增加面对新兴市场的脆弱性增加，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减少了参与新兴市场的力度。从2008年年初开始，流向新兴股票市场的资金速度放慢或已转向。这点在亚洲表现得更为明显，韩国和泰国资金大量外流，使得亚洲股票在9月净销售额为560 亿美元。拉丁美洲、新兴欧洲、中东和非洲最近几个月也都有股票投资组合资金净流出现象。其结果是导致这些地区家庭持有股票等风险资产的热情减退。
（ 二 ）新兴市场的股票市场表现相比欧美发达国家，印度、南非等新兴经济市场国家的家庭资产分配调查数据很难获得，我们只能通过其宏观金融发展状况来了解一下这些国家中家庭资产的分配情况。由图（1）可知，从2003 年起，外国持有的新兴市场股票的数量整体增加，但在所有案例国家中，韩国、俄罗斯、南非、中国以及印度的外国持有股票比例有减少的趋势，即本国居民更加注重将资产分配在金融资产上，尤其是股票，与发达国家居民资产金融化的趋势是一致的。
（ 三 ）新兴市场金融资产多样化近年来，新兴市场机构投资者群体（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等）在新兴市场国家大量增加。特别是自2000 年以来，新兴市场养老基金的总资产增长率超过140%，图（2）。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居民收入的增长加快，新兴市场共同基金行业发展迅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对较低，而且资产基础水平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变化，图（3）。南非拥有大规模蓬勃发展的机构投资者群体（世界上规模最大之一），包含的国有养老基金（公共投资公司-PIC）成为国内最大股本持有者，而保险部门也有新兴市场国家中最高的渗透率（溢价与GDP 之比）。同样，在巴西，大规模、多样化的新兴市场机构投资者群体的发展归功于金融市场的不断深化。新兴市场机构投资者在新兴市场股市中的兴起，使得这些国家中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更加丰富。
四、中国家庭资产投资配置现状及国际比较
（ 一 ）中国家庭资产投资配置趋势中国家庭资产投资配置呈现出以银行储蓄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我国家庭资产主要由通货、存款、证券和保险准备金四大类别组成。近年来我国居民财富总量大幅上升，由1992年的17239.5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313001.1亿元，增长幅度多达18倍。四类组成资金数额均呈增长趋势，其实保险准备金增长尤为突出。
由上图（4），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家庭资产投资组合构成的变化趋势有如下特点：（1）存款始终是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主要形式，且呈增长趋势。1992年家庭金融资产中存款占比68.47%，到1996年达到这17年间的最大值75.34%，而后几年有所下调，但其占比始终在70%以上，在2008年时，存款占比为71.55%。（2）我国家庭资产中手持现金比例有明显下降趋势。1992年家庭手持现金占比18.80%，到2003年跌至10.30%，之后占比始终低于10%。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货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日趋完善，人们逐渐接受非货币的支付方式，对降流通现金的需求也就随之降低。（3）证券资金占比变化不明显。1992年，我国家庭资产中证券占比11.96%，至2000年稍有升幅达到14.74%，随之逐渐降低至2008年仅为8.00%。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证券市场仍存在很多问题，居民消费投资观念始终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多倾向于保守投资，加之2007年金融危机，致使证券占比下降明显。（4）保险准备金占比增长明显。1992年，我们家庭所持有的保险准备金占比仅有0.77%，之后飞速增长，到2008年11.50%，17年间增长近15倍。这也反应出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变化趋势，除了银行存款以外，家庭逐渐认识到其他方式的可行性并有更多的家庭进行尝试。
（ 二 ）中国家庭资产投资配置与其他国家的比较 通过对欧美发达国家和印度、南非及我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居民家庭资产投资配置的对比研究，本文主要得出以下观点。（1）近年来欧美发达国家家庭资产投资选择行为家庭资产选择金融化和家庭风险资产选择中介化的规律性特征。与发达国家家庭资产投资选择行为的规律性特征不同，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主要呈现出以银行储蓄为主体的多元化趋势。居民始终倾向于保守投资，证券资金占比很小。（2）相比发达国家、地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不够充分，品种相对短缺，居民家庭能够持有的资产投资品种较少，致使居民金融投资的强制选择性。这主要是因为新兴金融市场产品不足，且新型金融资产在居民当中的认知度不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部分居民有意识利用多样化的投资组合来扩大投资收益，但是市场上却缺少其他投资工具可供选择，无奈之下，只能投资于一种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3）与先进经济体相比，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的资产分配倾向于占有较高比例的政府债券（部分原因是政府监管的需要）。（4）从长远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趋势与发达地区相似，居民持有资产逐步金融化，且供选择的金融资产种类逐渐增多。
五、优化我国家庭资产投资配置的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比较，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加强居民理财教育，丰富居民的理财知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居民的理财意识逐渐增强。现有理财知识的匮乏，使得市场投资者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隐忧。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逐步将理财教育纳入现有教育体系，为居民大众普及基本的投资知识。（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居民多元化投资。由于缺乏欧美发达国家完善的保险和福利体系，我国居民面临更多的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需要持有大量储蓄作为预防性资产。因此，完善居民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利于居民减少风险预期，进行多元化投资。（3）发挥金融中介功能，降低投资者的参与成本。从研究分析来看，欧美发达国家家庭逐渐倾向于通过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金融中介来投资于风险资产。面对日益复杂的金融市场，金融中介可以帮助一般的投资者更有效的运用新型金融工具，降低了一般投资者的参与成本。
*本文系武汉理工大学自主创新研究基金“基于金融配置角度的中国家庭消费差异分析”（项目编号：14661500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郭金龙：《金融波动与家庭财富管理》，中国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
［2］李涛：《社会互动、信任与股市参与》，《经济研究》2006年第1期。
［3］刘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4］罗楚亮：《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在第九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中信证券研究部再夺“本土最佳研究团队”第一名,连续第六年摘得此奖项桂冠。
中信证券研究部本届共获得9个研究领域的第一名、2个第二名、4个第三名、1个第四名、3个第五名。尽管较之2010年，只少了1个获得第一名的分析师，但总分却下滑了30分，与第二名的差距也由上年的42分缩小到13分。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和招商证券研究发展中心分列二、三位，两家总分均基本与2010年持平。
整体来看，虽然还无人可撼动中信证券六连冠的地位，甚至申银万国和招商证券的三甲宝座也依然坐稳，但不难发现，与往届相比，本土最佳前十名的得分已经十分接近，一家独大的场景不复存在，足以证明各研究团队的比拼已趋白热化。
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
在本年度机构投资者直接提名评选出的“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中，拿下5425分的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再次夺冠，成就了“七冠王”。在机构投资者眼中，申万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新颖，报告分析全面且多样化，对市场判断具有逻辑性、领先性。
中信证券研究部以4630分获得“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第二名，中金公司位列第三。三甲座次与2010年完全一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券商研究机构已形成品牌效应，获得了比较稳固的市场地位和影响力。前十名中，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广发证券发展研究中心、海通证券研究所为2011年新上榜机构，其中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部表现最为突出，以1415分获得第5名。
进步最快研究机构
齐鲁证券研究所
该奖项通过计算连续两届参评研究机构的获奖差距而评出，其中不包括“本土最佳研究团队”和“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前五名。晋身此奖项第一名的齐鲁证券研究所，本届评选共收获2个第二名、1个第六名、1个第七名和1个第十名。
最具潜力研究机构
山西证券研究所
该奖项主要针对刚刚开始对外服务业务并已经连续两年参评的研究机构，将其所有参评分析师得分加总后进行排名评出。本届评选中，山西证券研究所获得第一名。长城证券研究所、东兴证券研究所、东北证券研究咨询分公司、东吴证券研究所分列二至五位。
最佳中小市值研究机构
中信证券研究部
伴随中小企业板、创业板起航，具成长性的中小市值公司渐成研究新兴领域，《新财富》顺应这一趋势并征询各方意见后，于本届评选首次设立“新财富最佳中小市值研究机构”奖项，中信证券以7923.54的高分夺得第一名。投资者对其评价是，研究深刻、总能抓住市场热点、服务到位。
最佳海外市场研究机构
中金公司研究部
在“中国概念”崛起于全球市场的背景下，本届评选首度设立“新财富最佳海外市场研究机构”奖项，用以表彰2011年度在海外市场研究领域表现优异的研究机构。中金公司获得第一名，投资者对其评价是：对全球经济形势分析深入、对海外市场研究全面、数据及时详尽。首次参与“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的高华证券以1409的高分荣登三甲之列。
最具慧眼基金管理公司
该奖项自第六届“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起设立，至本届评选已成功推出四届。该项评选旨在挖掘基金管理公司中具有成熟价值投资理念的杰出代表，评选结果将由两项成绩汇总而成：首先，基金公司参与最佳分析师评选的投票结果与最终评选结果具有最高相似度；其次，由参评券商研究机构及基金公司的重要客户―券商资产管理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全国社保理事会等机构投资者投票选举。本届评选共有1595人参与投票，投票率达100%。
最佳销售服务经理
广深区域 华创证券 李涛
北京区域 兴业证券 销售经理
上海区域 兴业证券 邓亚萍
本届评选共有700多位销售服务经理被机构投资者直接提名，较2010年增长近40%。华创证券李涛、兴业证券销售经理、兴业证券邓亚萍分获广深、北京、上海区域的“最佳销售服务经理”第一名。其中华创证券李涛蝉联广深区域第一名。
产业经济论文范文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相关理论概述战略性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简介
新兴产业集中表现出战略性和新兴性两个特点。战略性是指这类产业对国家宏观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能够左右国家整体经济发展趋势，其重要性十分突出;新兴性主要突出了新兴产业的创新与创造特征。通常情况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是高科技领域项目，其发展不仅对产业规模有较高要求，同时还对科技创新活力有很强的依赖性，需要相关企业能够顺应时代变化，随时迎接科技创新和技术革新。由此可以看出，新兴性也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明显特征之一。虽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一定优势条件，但这类产业发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规模支撑，否则发展起来就会比较困难，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难题;其次，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比较强，一个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批准和认可，更需要政府提供政策支持，有时甚至需要国家财政投入大量资金;最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相关企业拥有的资源十分有限，各种要素成本、人力资源成本都比较高，再加上客户缺乏，需要投入的销售成本和运营成本都比较高，这样大的成本压力会将许多发展中的企业扼杀在成长初期。综上所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它在发展中有着独特优势，但面临的问题也不少。通常政府在划分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明确标准，这个标准的确定对国家经济政策有很大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未来经济发展趋势。
(二)产业经济学概念及其主要特征
产业经济学是专门研究经济领域产业问题的重要学科之一，是一门应用型经济学科。在经历数百年发展之后，目前产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不再局限于制造业，也广泛应用于商业和服务业。许多新兴服务行业如金融、保险、信托等领域的研究或多或少都要用到产业经济学理论。产业经济学理论介于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之间，表现出了独特新颖的理论特征，首先，它研究的对象是产业而非企业，这一点与其他经济学科存在明显差异;其次，它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与产业相关的宏观结构、布局、政策等都属于其研究范畴。在微观层面，各种影响产业发展的要素也都有产业经济学研究人员关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产业经济学具有宏观和微观的双重属性，研究的内容比较宽泛;最后，当前国内产业经济学已经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在我国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切成果都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服务。虽然在发展的前期参照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借鉴了西方产业经济学的已有成果，但我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一切模式和经验，而是摒弃其不合理的一面，在批判中吸收，在吸收中发展具有我国特色的产业经济学理论体系。以上三个方面集中表现出了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三)定价策略分类
在市场营销过程中，定价策略是影响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商品和服务定价关系到商家与消费者切身利益，同时也是影响交易量的最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多数消费者并不是很在意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而是更加看重产品价格，这凸显了定价策略的重要性。从理论视角来看，在营销过程中，产品定价方式主要有议价定价、拍卖定价、折扣定价、差异定价、心理定价等;多产品的定价方式主要为有买有赠、多买多赠以及网络上流行的团购、捆绑销售等等。其中，议价定价和拍卖定价两种方式多用于高端产品，折扣定价、多买多赠、团购等定价策略多用于普通产品。商家通过薄利多销、以让利方式吸引消费者。实践中，定价策略一方面要根据产品和服务质量来选择，另一方面还要综合考虑其他因素，如商品供给与需求因素、市场氛围好坏因素等。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商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日益市场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商家应以市场营销理论中的定价策略来指导实践，科学、合理制定商品和服务价格。
二、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定价策略与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本特征不符许多企业在制定价格策略过程中，不仅忽视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基本特征，还忽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特征，结果往往导致定价策略出现失误，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失。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多属于高科技产业，但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并不能完全划等号，企业在定价过程中不能一味追求高定价。不同地域之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也要有所差异，不能采用统一定价策略，否则会产生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毕竟不同地区拥有的资源不一样。正因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企业在选择定价策略过程中，必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实践中，定价策略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特征不符的现象比较普遍，已经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战略性
新兴产业内部结构失衡，影响定价策宋华：基于产业经济学视角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研究略的制定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导致内部各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冲突、难以协调，而外部影响因素作用力十分有限。从系统动力学角度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缺乏内部动力，如果不能从内部入手及时进行结构优化，时间长了必然会影响到相关产品定价策略的确定。许多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外部力量依赖过多，尤其是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极强，一旦政策发生变化，相关企业将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科技创新也将成为空中楼阁。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少数企业甚至连融资都成问题，没有相应抵押条件，需要依靠政府出面提供担保。如此一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价抉择将变得越来越困难，内部结构失衡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
(三)缺乏自主创新
降低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定价能力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是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整体创新水平还很低，虽然部分领域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总体上对国外科技仍然有着很强的依赖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主要体现在技术创新层面，只有不断创新科技、快速更新产品，企业才能迅速占领市场，成为竞争中的强者。与国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比，国内除了航空航天、新材料等少数产业具备技术优势外，其他多数战略性新兴产业都缺乏核心技术。以汽车行业为例，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在改革开放政策引导下，打开了国门，吸引了许多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办厂，我国政府希望通过让出市场来换取技术，但经过长期的实践之后，我国汽车科技仍然缺乏核心技术优势，导致国内汽车产业定价优势一直不显著。从汽车产业发展的案例中可以发现，缺乏自主创新会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能力，这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三、解决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问题的建议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
实施应紧密结合产业基本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要紧密结合产业基本特征，遵从产业发展客观规律。一方面，要根据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并将价格限定在一个合理区间，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保留战略性新兴产业价格优势，不至于完全丧失价格控制权。从我国大众消费偏好看，在质量相近的情况下，多数人都愿意消费价格便宜一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价格高低对消费者购买决策有很大的影响。此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哪怕能够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也不能一味追求高价格，必须将价格限制在合理区间，并根据地区差异灵活调整产品价格。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要根据客观规律变化而灵活变动。除了按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采取差异化定价策略之外，灵活变动定价策略也是必要的营销手段。当一种战略性新兴产品出现以后，一般情况下，前期的生产成本都比较高，企业不可能采取较大范围的低价促销策略，也没必要一开始就自降身份、自毁品牌。可以在前期采取一定时期高价策略，等产品具有一定品牌知名度后，再在后期选择节假日等时间段实施低价策略，以换取销售量增加、占取市场份额、实现企业盈利。
(二)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实施
应以产业内部健康发展为前提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结构失衡是影响定价策略实施的重要问题之一。必须不断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努力提高产业内部运行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部各影响因素中，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是关键，在决定投入额度时必须综合考虑系统内部各种影响因素，毕竟其他环节包括销售、日常运营、广告等都需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过度重视技术创新和研发投入必然造成产业内部失衡，间接导致生产成本增加，给企业定价策略实施带来负面影响。总之，定价策略选择是一个系统问题，要充分考虑产业内部的各种影响因素，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制定的定价策略要符合产业发展内部需求，不能以牺牲产业自身健康发展为代价。在解决好内部问题之后，战略性新兴产相关企业才能进一步借助政策、金融等外部力量发展壮大自己。否则，再多的财政支持和补助、再好的资本融资市场也难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三)通过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来增强战略性
新兴产业定价能力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期，我国可以引进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这样能够在短期内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前发展。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之后，这种依赖学习外国经验来发展自身的优势就会逐渐消失，需要不断提升自主创新水平才能实现新的增长。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着先模仿后创新的发展历程。我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过程中同样可以借鉴这种模式，即在发展前期以学习和模仿为主、创新为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则必须以创新为主，努力打造创新实力强大的企业。要实现这一目标，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投入是关键，科技创新则是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四、结束语
未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会对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态势产生巨大影响，在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已经不能单纯依靠传统低端产业来谋求发展，必须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才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产业经济学视角看，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定价策略选择及应用，合理的定价策略能够对新兴产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引导大众更快接受新兴产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从这个意义上看，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定价策略十分有必要，它不仅决定着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败，也决定着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强弱。
产业经济论文范文二：我国翻译产业经济学论文
一、我国翻译产业内涵及发展现状
(一)翻译产业内涵
关于翻译产业的概念，目前尚未统一。朱宪超(2009)认为，广义的翻译产业不仅包括翻译服务、翻译培训及翻译技术，还应包括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中以纸质、网络或影音等形式为媒介的对外文化交流或对外信息内容传播等。狭义的翻译产业即翻译服务产业，以翻译活动在社会经济中的价值得到了体现为标准，以译出的服务或产品为载体，主要包括口译、笔译、手语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和机器翻译等;不包括对劳动者(译员)的教育与培训，对劳动工具(电子词典、翻译软件、计算机工具等)的研发与生产，以及对劳动对象(语言和文字)的分类、整理、加工及再利用等。中国翻译协会早期使用的是翻译产业这一术语，随着语言服务产业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拓展，该机构开始使用语言服务行业，在最近召开的2013年中国国际语言服务业大会上又改用语言服务业或语言产业。崔启亮(2010)认为语言服务产业包括语言文字信息内容设计与开发、文字信息内容翻译与本地化、语言技术软件开发、语言技能教育与培训、语言行业研究与咨询、语言服务行业管理等内容。综合上述观点，我们认为翻译产业概念应结合产业的概念及翻译行业的特点来界定。在经济学领域，产业的含义是具有某种同类属性的企业经济活动的集合(苏东水，2010：4)。因此，翻译产业的概念可界定为：提供语言或文字信息转换产品和服务以及关联服务的经济活动的集合。换言之，本文所指的翻译产业包括经营或业务的主要内容为提供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即笔译口译服务、软件本地化、网站全球化、技术开发、语言培训或信息咨询服务的企业或机构等。
(二)我国翻译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中国翻译协会和中国翻译行业发展战略研究院于2012年的《中国语言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2》(以下简称《报告》)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11年12月31日，全国(不含港、澳、台)共有语言服务企业(即本文意义上的翻译企业，下同)37197家，从业人员约119万人，2011年创造产值约1576亿元。在当下经济贸易、文化传播全球化时代，随着我国多方位、多领域、多层次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国企业、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翻译服务已经渗透到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域，翻译产业已经成为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性行业，企业走出去的支柱性行业，现代服务外包发展的基础性行业(崔启亮，2014)。换言之，翻译服务已经成为我国全球化经济的基础性支撑产业。就翻译产业的结构而言，我国翻译产业包括翻译内容产业、翻译技术产业以及翻译能力产业。翻译内容产业是翻译产业的核心层，指提供语言间信息转换服务的产业，包括笔译、口译、本地化、网站国际化、翻译创意、影视字幕译制等领域。翻译技术产业是翻译产业的相关层，指研发和生产辅助翻译工具、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的产业。翻译能力产业是指提供翻译培训、翻译咨询、多语信息咨询等内容为经营对象的产业，翻译能力产业是整个翻译产业的支持层。《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我国从事翻译内容产业经营的企业已经达到29372家，从事翻译技术产业经营的企业共54家，而从事翻译能力产业经营的企业数量为278家。从业人员约119万人，其中从事翻译内容产业的人员占53.8%;兼职人员达330多万人。过去30多年来，我国翻译行业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随着中国服务外包业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和文化走出去战略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的翻译产业发展前景良好，预计十二五期间该行业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中国翻译协会等，2012:9)。
二、我国翻译产业发展的SCP分析
产业经济学也称作产业组织学，其研究对象为产业，具体包括产业组织、产业联系、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研究等，其目的是为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服务。SCP范式是一种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框架，是指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相结合的研究模式。美国哈佛学派代表人物Bain(1968)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在其著作《产业组织》一书中提出了SCP分析范式，具体涵义是指，特定的市场环境决定市场结构，市场结构决定企业的市场行为，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而决定市场绩效;同时，绩效、行为、结构之间也有反作用。其中，市场结构是第一位的，是决定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基础，是市场关系或资源配置优劣的最终制约力量。市场绩效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市场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个动态的系统。SCP范式的结构如图1所示。这是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工具，它通过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从而可以对某一具体产业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日本著名产业组织理论权威植草益(1988：17)认为，SCP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框架和方法，并明确指出产业组织理论可以对农林、水产、服务业等任何产业进行分析，产业组织理论主要把制造业、矿产业以及建筑业等第二产业作为研究对象，但是根据需要也涉及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因此，尽管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以生产性企业为研究主体，但其同样也可运用于翻译产业这一新兴的服务产业的研究分析。
(一)我国翻译产业的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是指特定产业中各企业间市场联系的表现和形式，如图1所示，包括企业数量、规模、市场份额、利润分配等各个方面的关系特征，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势。市场结构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进入和退出壁垒等。市场集中程度。市场集中程度指大企业在市场上的控制程度，用市场占有额表示。集中度越高，市场支配势力越大，竞争程度越低，越容易形成规模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的主要指标是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Rate)，是指行业内规模最大的前几家企业占整体市场或行业的份额，用以计算的数据可以是资产总额、产量、产值、销售量、销售额和雇员数量等。现阶段，我国翻译产业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新兴服务业态，而且尚未列入我国国民经济产业统计数据当中，精确的行业数据目前尚难以获取，《报告》提供的数据尚无法充分衡量该行业的组织状况。根据该《报告》提供的数据，我国翻译企业的数量多，但投资规模小，行业集中度不够，市场竞争力不强，基本上处于单兵游勇作战状态，资源比较分散。其中，注册资金在50万元以内的企业数量占到总数的75.9%，而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仅占6%。翻译企业总体注册资金少，以小型和微型企业为主。此外，我国的翻译企业区域分布不均，主要以大城市为中心，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国际化程度高的地区。《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东、江苏4省市的企业数量在全国排名前四位，占全国总量的69.8%，仅北京和上海两大城市的翻译企业就占到了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55.6%)，仅北京一地的翻译企业数量就达到12000余家。因此，行业整体竞争力较弱，抵抗风险能力低，面对国际企业竞争时处于劣势，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度不高，在国外设置分支机构和参与国外行业组织，获得国外语言服务行业认证的企业数量很少。产品差异化。产品差异化是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或提供的同类服务，因存在差异而导致产品间的不完全性替代。产品差异化实现了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产品的可替代性的减少，从而独立地影响价格，进而带来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以及寡占或市场垄断。我国的翻译企业业务，即产品构成为：笔译和本地化服务占71%，口译占22%，其他(包括培训、翻译工具与软件开发等)占7%。由此可见，大部分翻译企业从事的是传统的口笔译服务，产品同质化现象突出，导致低端市场竞争，翻译价格低，产品质量也较低。与此相矛盾的是，高端市场领域，如中译外等领域，又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
(二)我国翻译产业的市场行为
市场行为是联接市场结构和市场绩效的中介，是指企业在市场上为了获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和更大利润而采取的战略性行为，包括定价、价格竞争等价格行为以及产品策略、企业组织调整等非价格行为，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翻译产业的市场行为即翻译企业的企业行为。就价格行为而言，目前我国翻译市场十分混乱，价格竞争激烈。翻译产品与其他有形产品不同，没有明显的替代品，只在质量上有所差别。按照价格因素，可将翻译产品按照品质由低到高分成多个层次。高质量翻译产品与低质量翻译产品即互为替代品。由于我国翻译市场刚刚初步形成，消费者在对翻译产品的消费方面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对翻译服务的形态、方法等了解较少，对一般客户，较低的翻译质量即能满足其需求，无需花费较高代价购买高质量翻译产品，因此对高质量翻译产品构成了替代威胁。另外，再加上国内翻译行业进入壁垒较低，大量小公司以及不胜任的兼职翻译人员涌入翻译市场，采用掠夺性定价方法，以极低的价格抢占了能够提供高质量翻译服务的翻译公司的原有市场。如有的翻译公司声称本公司对承接译文，只分种类不分难易程度，施行统一收费(田传茂，2007：108)。这种做法对不少老牌翻译公司构成了很大冲击，使翻译产品价格不断下降，一些翻译公司为此不得不减少工作步骤，以降低成本。这样的价格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柠檬市场的出现，使我国翻译市场存在鱼龙混杂，翻译质量低劣的情况。就非价格行为而言，我国翻译企业可分为高、中、低端三个层次。高端和中端翻译企业近年来开始注重自身产品品牌形象的塑造，加强翻译队伍建设，将翻译服务作为翻译项目分为译前、译中、译后流程进行运作，实行项目经理制度，重视知识资产管理，利用互联网等IT技术提供语言服务，实行多元经营等。在品牌推广方面，传神联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地区翻译企业发展状况调查报告(2007年)》(以下简称《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2%的翻译企业会通过报纸杂志来进行品牌推广，13%的企业通过展会活动来推广，也就是说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主动的品牌推广意识。34%的翻译企业是通过网站论坛来推广，其实这一推广是定位于接市场散单的。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品牌推广。另外，还有41%的企业不作要求。在企业重组方面，一些低端翻译企业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无法经受市场的考验而消亡。高中端翻译企业则开始注重多元化经营，2013年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国际语言服务行业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表明，一些企业已将产、学、研、政相结合，打造了涵盖翻译服务、职业培训、研究、信息数据交互、法律服务等为一体的新型服务基地，呈现出翻译产业集群的雏形。
(三)我国翻译产业的市场绩效
市场绩效是企业在特定的市场结构中，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取得的相应经济成果，体现在产销量、成本、利润等方面，反映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及资源配置的最终成果。市场绩效受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的共同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市场结构，调整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评价通常由资源配置效率、产能利用率、技术进步等指标综合度量。国内目前尚无关于翻译企业营业额、成本、利润、资源配置等方面的精细数据。《调查报告》提到，大多数翻译企业年营业额为200-499万，年营业额上千万的企业很少，超过2000万的企业更是屈指可数。而在技术进步方面，《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近三年(2010-2012)，我国的翻译企业平均每年对翻译技术、翻译辅助软件及工具研发和购置的投入占总营业额的平均比例为14.79%。翻译辅助软件及工具的普及程度在不断提高，一些企业在使用自主开发的辅助工具和管理软件。
三、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翻译产业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需求旺盛，产业前景良好。同时，通过对其产业组织情况的分析发现，我国翻译产业行业集中度低、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以价格为主的低端竞争现象激烈、市场绩效低。另外，我国翻译产业的产业地位尚不明确，《国家经济行业分类》标准规定的国民经济20个门类、900余个小类中，都未将翻译产业或语言服务产业列入其中。而在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orthAmericanIndustryClassicationSystem,NAICS)中，从2002年以来就已列出了翻译与口译服务业(TranslationandInterpretationService)，产业代码541930，属于职业科技服务(Professional,Scientific,andTechnicalServices)产业的范畴之下，其翻译与口译服务业具体包括以翻译与口译为主的企业以及提供手语服务的企业。基于此，我们认为，要促进中国翻译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给予政策扶持
确立产业地位，加快翻译行业产业化进程。我国的翻译市场已经部分实现了产业化。衡量其产业化的因素主要包括：(1)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2)创建并规范了翻译任务的执行模式，使得翻译市场中所产生的翻译工具经改造后几乎被所有的职业译者使用。翻译行业日趋产业化的主要标志包括翻译业务量增多、待译材料和文件的标准化、产业化的工作方法、工作流程和组织形式的出现、材料处理和翻译的标准化、特殊翻译工具的研发和应用、质量管理、翻译服务业外包、翻译企业集中或分散发展等(葛代克，2011：209-211)。如前文SCP结构图所示，政策对市场结构、市场行为以及市场绩效都有一定的作用。因此，政府应当重视翻译产业的发展，加大扶持力度，主要应着力于科技扶持政策、财政税收扶持政策、金融扶持政策(贺宏志、陈鹏，2013：92)，加速翻译行业产业化，尽快将翻译产业纳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体系当中。
(二)提高集聚水平
促进翻译产业集群发展。产业集群是提升效率最为有效的一种产业组织形式。集群内的企业通过竞争与合作的方式，能够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可以树立行业品牌，并同时促进企业创新，不断刺激新服务、新产品的出现，提高效率，这种内生的优胜劣汰机制有助于推动我国翻译产业健康发展。为此，应积极建立翻译或语言服务园区。
(三)开展翻译产业状况调研
加强翻译产业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报告》提出，应建立行业研究机制，深入研究国家相关领域政策，寻找行业发展机遇;深入调研行业状况，积累行业发展的数据和分析，对行业发展进行规划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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