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海洋循环经济；人海关系；可持续发展
1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内在联系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地处太平洋西岸，海岸线长达18000多公里，接近陆地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海洋生物2万多种，海洋石油资源量约240亿吨，天然气资源量14万亿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31亿吨。应当指出，海洋所蕴藏的巨大潜在资源和能力将为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21世纪，海洋将成为解决我国资源、人口、环境问题的主要出路。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和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内在联系，已经成为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1）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是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前提。
毋庸质疑，发展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宗旨。发展海洋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海洋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意义下强调发展,不超越生态环境系统的更新能力,实现海洋生态的良性循环。其实质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把发展经济看作是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进化过程。其过程是一个“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通过延长产业链，在系统内进行“废弃物”全面回收、再生资源化、循环利用。循环经济的目标不是高能耗、高产出、污染严重的物质文明，而是高效率、高科技、低消耗、低污染、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健康持续的生态文明。因此，海洋生态的可持续性、高效性、和谐性和自我调节是海洋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环境系统,是新时代人海关系和谐的前提因素。发展海洋经济就是要实现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掠夺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闭合型演变的人海和谐生态轨迹，实现从只追求经济利益的一维繁荣走向社会、经济、生态、健康、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多维立体繁荣。
（2）构建和谐人海关系是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目标。
人海关系即人类与海洋之间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的一种类型，其主要反映在人类对海洋的依赖性和人类的能动性两方面。纵观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很早就开始了“兴鱼盐之利，通舟楫之便”的依海式生活，海洋也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和恩泽。然而，20世纪开发海洋的热潮，使得我国近海区域的一些海洋资源开发过度，环境遭到破坏，物种锐减，海洋污染逐年加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影响了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影响海域的综合开发效益，难以持续利用。所以，在新时代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观念下的新型人海关系的概念，其实是一种互利互惠,共生共长的关系,人要尊重海洋,尊重自然,这样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永续发展。一方面,人类要向海洋索取更多的资源,供人类发展利用,另一方面,人类要积极地良化海洋环境,让海洋的生产力不断的提高,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构建和谐人海关系既是发展海洋循环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前提与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其最终目标，二者互相作用，不可分割。
2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思路设想
必须看到，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向太平洋转移，而太平洋西岸更是世界经济中增长速度最快的区域。为了迎接海洋世纪的到来，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顺应历史潮流，体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走可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体系建设道路，以人为本，以海为源，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促进人海关系和谐。
（1）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勘探，充分掌握海洋资源情况。
人海关系和谐，发展海洋循环经济，首先应该着眼于开发利用新的海洋技术，加大勘测力度，发现更多资源，弥补陆地能源不足，缓解需求增长的压力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除此之外，还要反对海洋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物种类的多样性，走出一条以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为基础、海洋经济的可持续性为中心、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为目的的发展道路。其次，应该明确未来海洋发展战略，坚持生态目标与经济目标的统一，统筹规划与突出重点的统一，重视海洋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良性循环、海洋资源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怪圈，实现科学开发与永续利用的有机结合。
（2）根据国家宏观政策指导，部署有特色的海洋开发战略。
从宏观层次看，必须明确发展海洋经济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使海洋经济真正成为促进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以及环境质量提高的物质手段，由以海论海的狭窄圈子向海陆一体化发展的思路转变；由粗放型无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向集约化综合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转变；由传统海洋产业向新兴海洋产业转变；由无偿使用海域、掠夺性开发海洋资源向海域有偿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海洋利用开发转变，以人为本，把海洋开发作为全局性的战略任务进行综合部署，促进海洋生产力方式的优化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肯定，中国要提出以海洋资源为开发对象，以制度体制创新（如海洋资源产权制度、海洋投资机制、海洋法律制度、海洋教育科研体制、海洋管理体制等）为重点的海洋开发战略是至关重要的。
（3）依托循环经济基本原则，促进和谐人海关系形成。
走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之路，要求我们依托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基本原则，形成和谐的人海关系。主要表现在：1.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基础，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将经济社会活动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的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与资源紧缺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2.以人的健康安全为前提，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矛盾。3.遵循“减量化、资源化、再循环”的重要原则。最大可能地延长产品——废弃物的转化，有效延长产品的服务周期和强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同化能力，实现资源节约最大化和污染排放最小化。4.正确处理海洋开发与陆地开发的关系。加强海陆之间的联系和相互支援，发展既要以陆地为后方，又要积极地为陆地服务，相互依托，相互促进，海陆并举,加快人海关系和谐步伐。
3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构建和谐人海关系的支撑体系
2006年作为国家实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开局之年，推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采取新举措，要抓住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步伐，构置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支撑体系，努力人海关系和谐发展的局面，尤其是在海洋经济开发的进程中着手建立保护为前提的支撑体系、以法律为保障的支撑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支撑体系、以科技为动力的支撑体系。
（1）建立以保护为前提的支撑体系。
吸取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先污染，后治理”的深重教训，在海洋经济开发中必须建立以保护为前提的支撑体系，下功夫综合治理重点海域的环境，努力恢复近海海洋生态功能，保护红树林、海滨湿地和珊瑚礁等海洋、海岸带生态系统，加强海岛保护和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积极完善海洋功能区划，规范海域使用秩序，严格限制和制止开采海砂、围海造地的急功近利行为；有计划有重点地勘探和开发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和国际海底资源。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资源，实现海洋的可持续发展。
（2）建立以法律为保障的支撑体系。
对于发展海洋循环经济来说，建立法律支撑体系十分重要，有利于为全国海洋经济大发展创造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环境。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加快循环经济立法进程，形成配套的法律体系，建立监督有效、执法有力的海洋管理队伍，明确消费者、企业、各级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明确把生态环境作为资源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之内。以此推动海洋综合管理体系的形成和海洋法规的不断完善，逐步使海洋开发得到合理、有序、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3）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支撑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推进海洋经济开发必须建立起以内需为基点、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主线的产业结构，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各种操作机制和交易规则，站在时代的高度重视海洋事业，按照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标准统筹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的协调发展，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利益调节结合起来，遵循“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开放价值取向，坚持“开发与保护并举，速度与效益统一”的基本原则，实现人海关系的和谐发展。
（4）建立以科技为动力的支撑体系。
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循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因此，必须建立符合国情的循环经济技术支撑体系。循环经济技术体系的发展重点是环境友好技术或环境无害化技术，具体由五类构成：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所以，要加强战略性的海洋高新技术项目的研究开发，以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来延长海洋经济的产业链，完善和实施“科技兴海”计划，落实人才强国和科技兴海战略，鼓励海洋科技的源头创新，努力探索出一条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并且使涉海人力资源优势能够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人海和谐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N］.国务院公报，2003-18.
［2］杨玉民.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02）.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南沙西邻越南，东濒菲律宾，南临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向北续西沙、中沙群岛与海南岛相望，是中国传统海疆的最南端。在战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
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汉武帝时代，就发现了南沙，中国人是在长期的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沙群岛的。这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时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等书里均有记载。这些记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居住和生产经营的土地的认识，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南海群岛的发现足已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南沙群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改变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一法律地位。
中国人民在发现南沙群岛后，最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晋·裴渊《广州记》云：“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此外，南海诸岛上陆续发现、出土的历代遗物、遗址更是有力的佐证。1868年《中国海指南》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更路簿》是中国人民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沙群岛的史实，中外史料均有记载。[3]
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还表现在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自唐贞元以来，中国已将南沙群岛列入了中国的版图，至明、清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比如宋朝宣布对南海群岛行使管辖权。《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其中《元史》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了南沙群岛。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直至本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沙群岛行使着和平管辖。1932年和1935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132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管辖。20世纪30年代，法国曾侵占南沙群岛的九个小岛，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外交交涉，中国渔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的措施，如给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发放中国国旗，组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由政府地图出版审查机构重新命名和审定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的群体和个体名称等。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为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进行了不懈努力。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沙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
直到20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提出任何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后，风云骤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提出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南海问题强烈关注将并采取手段无端介入南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遇到了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陆地空间和资源上的危机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成为时代性的热潮。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过程的加速。海洋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海洋不仅是大国博弈的对象而且常常是地区问题的敏感点，海洋政治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索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制度的衰落，新的安全威胁出现，海洋政治的主题远远超出传统范畴，从控制海权到追求海洋利益的多元化，海洋问题如跨国捕鱼、远洋航运、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分配，海域和大陆架的划界，海洋污染与生态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盗、偷渡、海上恐怖活动和非法飞越、广播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主题。沿海国与岛国为在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加强海洋战略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海洋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因海岛和海洋资源争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已不能达到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目的，这就使国际海洋政治、外交事务日趋繁杂，促进海洋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国际合作的发展。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67年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提出报告说，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有210万立方公里的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美国亨特号探测船在美国海洋研究所指挥下，曾于1969年6月至8月间，五度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探测。根据其探测报告显示，此一海域均以基盘为火成岩的海底山为主，山与山之间均有因沉积物形成的盆地，且盘地边缘均向上尖灭，形成地层封闭。海坪周围的地层封闭，有储积大量油气的可能性。虽然此次探测所用的仅为普通性质的闪电反射法震测，必须做出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测才可确定，但是此项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
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国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抗不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问题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要求，主要是因为南海被相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世界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本、印度等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则主要是因为担心并认为承认中国一直强调的南海地区的，中国就会完全控制南海，就会扼住美日的石油命脉；同时也使得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大国总是变着法的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我国需要南海地区和平，并南海各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规定，在南海问题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不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份政治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倒是各方领导人一言九鼎的承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按照这个宣言，有关国家今后将不允许再占据南沙群礁并在上面建碉堡、飞机跑道等军事设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避免冲突的爆发创造客观条件。南海问题在现阶段，只能依靠外交斡旋和外交技巧进行巧妙周旋，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国家的利益。[4]
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我国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国防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当今的世界以事变为转折，处于重新洗牌的维妙关口，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舞台上演的依然是大国博弈。面对多事之秋的南海，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是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而且大国政治中的中国总是遇到警惕的目光。还有，在东盟10＋3中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小心有人希望南海地区成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沉默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国际法中的“领土变更方式”涉及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以及民族自决、公民投票、收复失地、交换领土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先占”、“时效”和“收复失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沉默的默认，为避免“默认”和“时效”，要有积极和及时的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先手”。
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5]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国家时代后,情形更是如此。当然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而不是战争的南海。
参考文献
[1]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0.
[2]南沙争端与中国海洋战略[EB/OL]
/read_art_sub.new.php?b=144481797&a=1096,2004.4.21.
[3]刘志鹏、刘建玉.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J]历史学习.2004.9;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的历史依据[EB/OL]/chn/ziliao/wzzt/2305/t10648.htm.
广东的远古先民早就有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的记载。《汉书·地理志》描述了粤出口船舶：“自合逋、徐闻入海”，“自日南障塞、徐闻、合逋船行”之路线，以及黄支国“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与蛮夷贾船贸易的盛况。
《后汉书·大秦国传》有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应是关于海洋商业文化最早的记载。
唐代《唐元和郡县志》载曰：“汉置左右侯官在徐闻县南七星，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以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yi）徐闻”。
唐宋时期,已有不少番商来韩江三角洲从事贸易活动：“任番商列肆而市”。《南澳志》记曰，妈祖庙是宋代来潮的番商首建。当时的番商满载潮洲陶瓷乘槎浮海而去。南宋人赵汝适在其所著《诸蕃志》卷上中，条列了与广东通商的五十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字，它们分布在东亚、东南亚、西亚及非洲等地。
《南史》记载，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前来中国的各国使者，如林邑（越南）、扶南（柬埔寨）、诃罗?国（爪哇岛）婆皇（马来半岛）盘盘国（泰国）、中天竺国（中印度）波斯国（伊朗）等国，很多都是先从海路到广州，然后转往京城建康（南京）。
到了清代，与粤进行海上贸易的国家日益增多：东洋有日本、朝鲜；南洋有菲律宾群岛、苏禄群岛、西利伯群岛、马六甲群岛、新加坡、婆罗洲、爪哇、苏们答蜡、马来亚、遢罗、琉球、越南、柬埔塞、缅甸等国；欧洲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俄国等国；美洲有美国、秘鲁、墨西哥等国；印度洋有印度等国。（参见黄启臣《海上丝绸之路史》）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贸易之后，“粤东之海，东起潮洲，西尽廉南，南尽琼崖，凡分三路，在在均有出海门户。”当时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如：佛山、黄埔、虎门、澳门、汕头、汕尾、潮阳、江门、澄海……粤东澄海自彼时修建起港口，即成为了粤东的通洋总汇和枢纽。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梁廷??《粤海关志·口岸一》卷五）
魏源《海国图志》卷79载：道光年间（1821~1830），每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约在一百余只至二百余只不等”。不仅外国来华贸易的商船增多，也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商船远航东洋、南洋及欧美等地进行商贸活动。
据日本大庭修《日清贸易概观》中载：开海贸易后，中国前往日本贸易的商船数量大增，康熙二十四年（1685）85艘，二十五年102艘，二十六年115艘，二十七年，增至193艘，随船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人达到9128人次。西人统计，18世纪50~70年代，每年至少有37艘广东商船来往于广东和东南亚各地。大量的葡萄牙船只也往来于广东与巴达维亚之间，1718~1738年，从澳门到巴达维亚的葡萄牙船只就达120艘。
海上商贸的繁荣，使广东与世界市场连为一体。光绪《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从康熙六十一年至道光二十年（1722~1840），由遢罗、越南、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国运到广东贸易的有米、石、象牙、沉香、槟榔、砂仁、苏木、铅、锡、珀、玉、棉花、燕窝、玳瑁、打火石、水牛皮、欧洲羽缎、毛织品、粗哔叽、印花布、胡椒、鹿茸、鱼肚、鸦片等。欧美各国输入的商品则有各种香料、玻璃器皿、银圆、珊瑚、玛瑙、洋参等。在广东的中西贸易中，茶叶、丝绸和陶器畅销欧美市场。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显示，从康熙三十九年（1700）至道光十年（1830）的130年中，仅广州一口净输入的白银总量约在9000万镑至1亿英镑左右。同时进出口的货物也种类繁多，从广东输往欧美的商品除了茶叶、丝绸和陶器之外，还有土布、麝香、明矾、铜、水银、甘草、生锌、大黄、桂子、冰糖、姜黄、樟脑、绸缎、丝绒等。同时，南洋各国经广州输入中国的商品亦种类繁多、数量可观。
二．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康熙年代，开海贸易后，广东开放给中外商人进行贸易的口岸几乎遍布广东沿海各地，共有七个总关口，下又设六十多个小关口，如：佛山、黄埔、虎门、市桥口、澳门总口、乌坎总口、汕尾口、庵埠口、双溪口、汕头口、潮阳口、江门口、海门口、澄海口、海安总口、梅?总口、雷洲口、赤坎口、海口总口等。（参见梁廷??《粤海关志·税则四》）其中粤东澄海在清代已成为海洋总汇和枢纽。这里呈现出一派对外贸易的繁荣景象。
粤东门户潮州，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流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宋代除了广州是第一大港之外，粤东的潮州也是一个航船出入的港口。《宋史·三佛齐传》载：“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泊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当时潮州的港口是凤岭港，此港有“粤东襟喉，潮州门户”之称。
明代粤东的海外贸易活动则以南澳为中心。此地为南北商船上下必经之地，各国番船多停泊此地进行互市活动。每年四五月间，各地海商便聚集这里，进行互市贸易。每当三四月东南风起，在南澳的商船即纠集出航，由南澳入闵，越过洋面，由外域而上，入浙江等地贸易；八九月西北风盛，又满载江浙丝织品与棉织品，扬帆顺风而下，返回南澳与本地的海外商人贸易，或由南澳远航东南亚贸易，潮洲商人往来南北，获利甚巨。
粤西沿海地扼交广海路，是中外商船往来的必经之地，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如雷州往西“通安南诸蕃国路”，往东“泛海通恩州并淮浙、福建等”。人殷物阜，商旅频繁。本文将进一步从海洋商业贸易与海外移民贸易这两种方式探讨近代粤海洋商业文化形态。
1．海洋商业贸易形态
官方商贸
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形成于西汉初期。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奉王恢之命出使南越。唐蒙从吃蜀产的枸酱中得知“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的岭南贸易情况：“建元六年……恢因兵威而使番阳令唐蒙风哓南越，南粤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以来，曰‘道西北????江，汇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为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江，汇广百余步，足以行船” （《西南夷两粤朝鲜传》，《汉书》卷九十五）
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亦记载了汉代官商外贸的情况：“汉置左右侯官，在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备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曰‘欲拔贫，诣徐闻’。”
当地考古发现，古合浦郡（包括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五县）的合浦县东、西南侧，约有汉墓五千座，它们距离现在海岸5~20公里不等。已出土的随葬品中也不乏舶来品或与之有关的遗物。合浦、徐闻、番禺皆被认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西汉时，从合浦起航出海沿北部湾西行，可到占城、遢罗（泰国）、真腊（柬埔寨）、爪哇、满剌加、三佛齐（印度尼西亚婆罗洲）直至波斯湾沿岸。这些成批出土的舶来品亦应与官商贸易相关。
东晋南朝时期，外国银币即在广东境内流通。八十年代中期，粤西考古发现了一个窑藏陶罐，内装全部是金银器物，其中波斯银币二十枚，这二十枚银币和其他物品都是波斯萨珊王朝伊卜尔三世至卑路斯时（383~484年）的制品。专家认为白银已成为当地主要流通货币，岭南是不同于全国其他地区的特别用银区。
唐人杜佑称隋代广州与国内荆、扬、益、越等大城市“运漕商旅往来不绝”。李吉甫谓：“炀帝开通济渠，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闵中等州，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唐朝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专职或相关涉外职能机构，形成自上而下完善的外交、外贸管理体系。并制定了若干涉外法令法规、保护外侨、外商的利益。如武德七年（624年）颁布的《赋役令》，唐初修订的《唐律》等。唐代中后期，官方还给外商发放专门“过所”（通行证），保护外商在华财产权益。唐文宗曾针对海外客商在东南沿海受到官府侵渔、税收过重的状况，告诫岭南、福建、淮南三镇藩帅，不得“多务征求”，“重加率税”。唐代中后期，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随着中外交往从西北陆路转向东南海路，海外贸易空前活跃：北通高丽、新罗、日本；南通东南亚、印度、波斯诸国，而以南海交通为主。“海外诸国，日以通商”。唐初于广州设立了市舶司院，总管东南海路的对外贸易。这一举措，开创了中国外贸管理的新局面。广州也因而成为了全国海外贸易的中心，强化了其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方首港的地位。
宋朝随着外贸控制的强化和市舶司制度的健全，广州等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大港的外贸垄断权进一步扩大，法规更为周密和严格。凡从广州进口的商品一律要由市舶司购买，全部进入宋朝官府。从而抑制了外贸的正常发展。南宋末，吏治严重腐败，官吏竟相打击外贸，侵吞舶货，残害百姓，致使海上丝绸之路日趋式微。商人们甚至放弃合法贸易而转向武装走私，沦为“盗贼”。
明代中国已处于世界航海史的领先地位，广东成为了当时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从广东起航或经广东放洋出海的远洋航线已扩展至全球。郑和七下西洋，就是明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航海活动，七下西洋都是经过广东南海水域而到达西洋诸国。郑和开创的洲际航线，为开辟欧洲至印度的东方航线起了先导作用。
私商与海寇商贸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惟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卷七）
私商贸易自唐代便是对外贸易的一种重要形式。经商已经成为当时广东人
谋生的重要手段。“百粤之地，其俗剽轻，猎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神道碑》，《全唐文》卷764）大历中，路嗣恭平定哥舒晃之乱，乘机私吞广州商舶之徒财宝数百万贯。因见海商财资雄厚。唐代旅居广州的外商也是外贸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他们“与华人错居，相婚嫁，多占田，营私第，吏或烧之，则相挺为乱。（《卢钧传》，《新唐书》卷182）唐末居广外商众多，他们具有中国海商所无法比拟的与海外市场更直接、更密切的联系与贸易优势：“岭外酋帅，因生口（奴婢）、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历宋、齐、梁、陈而不改”。亦显见了外商雄厚之财富。开成间，广州蕃商势力已发展到可以抗拒朝廷、制造动乱的地步。除了民间私商与外商之外，岭南的豪族势力同样是一股活跃于海外商贸领域的强大势力。这些地方豪强自恃才雄势大，凭籍武力，亦盗亦商。海南万安州豪族冯若芳“每岁常劫取波斯舶二三艘，其物为己货，掳人为奴婢……若芳会客，常用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富，亦称此焉”。彼时亦有以幻术之“得牟法”劫取财宝之海寇。《太平广记·幻术陈武振》记载了陈武振以幻术生财之道：“西域贾漂泊溺者因而有焉。海中人善咒术，俗谓‘得牟法’。凡贾船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诅咒，其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于所咒之地而止。武振由是而富。”此外亦有官商参与，亦官亦商的海寇，如不少岭南官吏就扮演着这类角色。他们利用职权，插足海外贸易，与民争利，其“十中无一，肯识廉耻”。《旧唐书·王锷传》载岭南节度使王锷：“能计居人之业，而榷其利，所得与两税相埒……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明代贡舶贸易的官市已退居次要地位了，私人的市舶贸易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私人市舶贸易所经营的商品多是明政府严禁出口的生丝、丝织品、硝石、硫磺、铁锅等。这些商品皆是当时国际市场上的抢手，因而市舶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不断提高，从而在嘉靖以后发展成为广东对外贸易的主要经营方式。
红头船商贸
“红头船”商贸是近代粤东地区特有的一种商贸形态，它既有物质贸易，也包含移民交易，或以物贸为幌子进行的移民交易。雍正年间的中遢大米贸易，澄海县的樟林港是潮汕地区与遢罗进行“红头船贸易”的繁荣商港。广东巡抚杨文乾等人曾向雍正皇帝奏道：“商船出洋之时，每船皆私载二、三百人，到彼之后，照（护照）外多出之人，惧留不归。更有一种嗜利船户，明载些许货物，竟将游手之人偷载至四五百人之多，每人索银八两或十两。载到彼地，即行留住”。
雍正至道光年间，潮州人通过“红头船”方式移民海外者近百万人。当时潮州移民多从澄海樟林出发，樟林有一种专做移民生意的商人，被称为“客头”。他们对东南亚地区比较熟悉，潮州人出洋谋生多由客头组织偷渡。已经移民海外并站稳脚跟的海外潮人，则又纷纷委托客头引带自己的眷属和亲友前往东南亚谋生。客头还代办潮州籍华侨与家乡的函件和汇款，据说每月由客头乘红头船带回的侨汇多达四万元。至1858年，红头船时代结束，遢罗已约有华侨一百五十万，其中60% 是由樟林乘红头船到达遢罗的（参见《潮州吴氏族谱传》）。据载，遢罗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824~1851），每年移居遢罗的中国人口达六千至八千人。为了表彰海外潮人对遢罗开发所作的巨大贡献，拉玛三世曾命人制作代表潮人的“红头船”模型，存放在岩尼瓦寺以作纪念。
走私商贸
粤走私贸易主要包括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1858年，美国驻华公使列卫廉在给国务卿加斯的报告中说：“汕头是厦门西南约一百英里的一个口岸，它是未经条约承认的，这是阁下知道的。那里进行着大量的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它似乎得到每一个参与这种贸易的人的默许，香港的报纸定期刊登汕头的船期表。” 1860年，汕头开埠后，鸦片走私进一步泛滥。通常的走私办法是先将鸦片从印度等地运来，卸进趸船。再由中国私商看样订货，并付款、提货。外国烟贩通过勾结中国官吏和烟贩所形成的走私网，用快蟹、扒龙等快艇武装走私运入广州及沿海各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粤东南澳已成为外国鸦片贩子分销、储存鸦片的重要停泊站。鸦片贩子通常是从澳门私运鸦片于此，再由此转销潮洲、闽南甚至北方等地。林则徐赴粤查禁鸦片期间，曾下令对南澳地区的鸦片走私船严加驱逐，并责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将在南澳的英国鸦片船招回虎门呈缴鸦片，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南澳、汕头再次成为鸦片走私的场所。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许多总部设在香港的洋行从事鸦片走私。其中最大的颠地和怡和洋行还配有武装护航船队。此外，帆船也参与了鸦片走私活动。广东沿海的帆船一年来回六趟。为了对付走私贸易，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一海禁政策同时也堵塞了正常的海上贸易之路。在禁海期间，澳门成为了我国的转口贸易基地。广东的部分货物先由陆路转运到澳门，然后再由海上转贩到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当时澳门附近的十字门就是走私商船汇集贸易的据点。清政府的海禁和迁海政策，虽然使广东贸易遭受损失，但广东走私贸易的富商大贾贿赂官府，使广东外贸得以延续。顺治十年，遢罗国有商舶至广州，地方官以“互市之利”进言上司，遢罗商人得以入贡，广州巡海道还以全体官员的名义表示欢迎。
海禁期间，广东官府亦有一批“藩商”参与了从事对外走私贸易。当时“海禁甚严，人民不得通澳”，而藩商们却利用他们上通官府，资本雄厚的优势，尽得外贸之利。《抚粤政略》卷十中曾记载广东的沈上达投靠平王麾下，仰仗特权，打造海船，私通外洋，他一次就能获利四五万两，一年得利四五十万两，被称为“藩商”。广东藩商以权势和武装作后盾，大肆从事走私活动。客观上为海禁时期的广东保留了一条狭窄的外贸通道。
⒉ 海洋移民贸易形态
海外移民有被动与主动两种情况；所谓被动者即指苦力贸易，或曰“猪仔”，亦称“契约工”；所谓主动，指自发经济移民、政治商业移民以及偷渡者。广东自宋代始，已有少数商人出外经商而定居国外成为移民。明代广东的海外移民规模有所扩大，主要移居在东南亚国家。清代广东向海外移民逐渐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此后，随商船出海移居外国，或偷渡依据外国的广东人日益增多。广东潮州移民亦有依靠亲友和乡党关系移居海外的，他们依靠这种宗亲关系在侨居海外，从事社会经济活动。
苦力贸易移民
早在唐代，岭南掠卖奴隶之风就盛行，广州是奴隶贸易的中心。除贩卖本国奴隶以外，亦有外国奴隶，其中以东南亚人、印度人、新罗人为多。东南亚土人皮肤黝黑、体格强壮，尤善潜水，号称“昆仑奴”。张籍《昆仑儿》诗云：“昆仑家住海中洲，蛮客将来汉地游。”岭南贩卖奴隶之风至宋元犹然。
鸦片战争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亦以诱骗、掳掠的方式，即西方所谓“苦力贸易”（广东俗称“卖猪仔”）的方式，向中国掠夺劳动力。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更加肆无忌惮地在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诱骗华工。他们利用珠江三角洲劳苦人急于摆脱贫困的心理，引诱、掳掠他们出洋充当苦力。夏东元编《郑观应集》记载了苦力贸易者的罪恶与“猪仔”们的悲惨境遇：“被骗出洋而死于难者，每年以千百计，吾闻之有半途病死者，有自尽求死者，有凿船焚船同归于尽者，苟幸甫经到岸则售充极劳极苦之工，饮食不足，鞭挞有余，或被无辜杀戮，无人保护，贱同蝼蚁，命若草菅”。
鸦片战争后，广东的海外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殖民者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来开发殖民地与本国资源，需要在中国沿海地区从事掳掠、拐骗华工出国。据记载，1800~182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其驻广州商馆，从广州的黄埔和澳门多次偷运华工到摈榔屿、马六甲等地。他们还雇佣槟榔屿华人潜回广州或内地，替其招募华工出国。东南亚各殖民地借助于廉价华工，得到迅速的繁荣发展。（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广东是华工的主要输出地，广州、汕头、澳门、香港、琼洲等，均为主要出口口岸。广州仅1852年就出口华工二万四千五百八十一人。而在汕头和南澳一带装船运出的华工就达六千三百八十八人。美国驻华公使伯驾在1856年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曾说：1855年从汕头载运苦力出洋的外国船只共有12艘，运出苦力六千三百八十八人。亨特《中国海的美国船》称：“在1852与1858年之间，当苦力贸易自澳门转移于汕头港时，美国船只曾运出苦力四万名。”（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包令也不得不坦言：“汕头及附近一带为搜罗猪仔苦力并将他们贩运出洋而产生的无法无天暴行，已达不可想象的地步。” 19世纪中叶，在秘鲁、古巴、西印度群岛和巴拿马、巴西等国的契约移民输入数约达六十万人。
澳门、香港也是一个苦力贸易的中心。据有关资料统计，1856~1873年间，澳门出口华工十八万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平均每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七人。香港于1851~1872年间，运往美洲、大洋州和东南亚的苦力华工总数则达三十二万三百四十九人。（余绳武等主编《十九世纪的香港》）19世纪50年代，每年从广州、汕头、澳门、香港输出的华工合计约五万人。据估计，1851~1875年，仅贩卖华工到中、南、北美洲而获得的利润就达到8400余万元，年均近340万元。（参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同时西方船舶的船东们也受巨大利润刺激，不断添置新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畸形贸易也带动了广东沿海地区航运业的发展。
自发经济移民
明中叶后，随着以广州为始发港，并以澳门为中继港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贸易鼎盛发展。广东商人通蕃贸易、居留南洋诸国形成高潮。明代广东商人出海贸易而移民定居国外，主要是为了改善生存条件，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发财致富。属于自发经济移民。这是明中后期移民南洋的主要方式。
鸦片战争后的100多年间，除契约华工外，还有三百万至四百万的自发经济移民的华工，他们由亲友接引或自筹旅费以自由移民的身份移居海外。主要移居地为东南亚和美洲地区，其中以广东籍移民为最多。晚清以来，契约华工和自由移民人数庞大，他们的移居，不仅扩大了华侨队伍，而且使华侨的移居地扩大到世界各地。
清代粤海外移民已逐步形成高潮。康熙二十三年，准许民人出海贸易。开凿巴拿马运河、修建巴拿马等国铁路、巴西等国茶叶的扩大和香料种植业的发展，也吸引了大批华侨移居中南美洲。到了20世纪初，定居中南美洲的粤籍华侨约占85%以上。此外也有一部分“自发移民”，是被用诱骗、拐架、囚禁等办法贩运出口的“猪仔”。自1842年香港建港后，即设立了与槟榔屿、新加坡联系的招工机构，使汕头、广州、香港、新加坡连成一条华工贩运线，把拐掳来的广东劳工运往东南亚、北美洲、拉丁美洲、澳洲和非洲。港英当局为了掩盖贩卖人口的丑恶罪行，打着“自由移民”的幌子，强调华工是自愿自费移民。这批运到美国的“自由旅客”，一到美国，便被立即强迫签立还债契约。他们被债主利用债务契约的形式实行强制劳动，受到残酷地剥削。据官方数字显示1856~1872年香港运出的契约华工，每年约一两万人。
三．近代海洋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台湾学者方豪先指出：“利玛窦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方豪《中西交通史》）
1． 汉文化的海外传播
汉文化的域外传播，一方面是通过海外华侨卷入聚集地的主流社会，使汉文化融入、渗透其中，（参见拙文《论潮文化的海外渗透》）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来华的传教士、商人与学者的介绍与传播。高度发达的汉文化远播域外，令海外各国敬佩不已。近邻日本，自隋代开始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学习隋朝礼仪政治。从舒明天皇二年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630~894），日本共派遣过十九次遣唐使，吸收和移植汉唐文化。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高丽、新罗的情况也如此。中国的丝织品、陶瓷器、药材等商品以及造纸术、炼丹术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入了中东与欧洲，对中世纪晚期的西方走向近代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广东商人移民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后，主要从事商业、农业、采矿业、园艺业和渔业。他们对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贡献。在爪哇的万丹，华侨大部分经商，还有种植水道、胡椒和酿酒；在巴达维亚，广东华侨分别从事种植水道、蔬菜、水果、胡搅、甘蔗等农业生产；从事榨糖、酿酒、榨油等农产品加工业；从事捕鱼、饲养牲畜、伐木、开凿运河、除草、裁缝、制鞋、烧砖瓦、制石灰、打铁、木匠、造房、行医等行业。（参见黄昆章《印尼华侨史》）在安汶岛，广东侨民是“聪明、勤俭、亲切，而又善于谋利的国民”。在菲律宾，华侨除经商外，还从事机匠、木匠、园丁、农夫及其粮食的劳作。他们“开发了处女地，于无数世纪静止的荒野之中，开辟了茂盛的稻米、苴麻、蓝靛、椰子、烟草和其他谷类的耕种地。他们在峡谷山林间，披荆斩棘，开辟荒野，而后发掘了腹地的宝藏”。（参见陈碧笙《南洋华侨史》）而于16~17世纪兴盛起来的遢罗的造船业、制陶业，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华侨的积极参与，技术上无私奉献的结果。大批广东商民移居南洋，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对于相对落后，或有待开发的南洋各国而言，既提供了大量的先进生产技能和年富力强的劳动人手，又带来了丰富的中国商品、资金和生产工具，成为推动南洋社会进步和经济开发的积极因素。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的过程中，亦不断地将中国的典籍译成西文，寄回他们的祖国出版。罗明坚就是最早将中国的《道德经》、《三字经》寄回其国，又将儒家的《大学》译成拉丁文。利玛窦在广东韶关传教期间，将儒家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译为拉丁文，并加以注释，寄回意大利出版。1626年，比利时会士金尼阁把《诗》《书》《易》《礼》《春秋》译为拉丁文，在杭州刊行。利玛窦还将中国的儒教、道教介绍到了西方。在其所著的《中国传教史》中，他将中国的私塾和科举考试制度也一并介绍到了西方。利玛窦说，中国“最隆重的学位，是关于伦理学的，考中的人能进身仕途”。而考试的内容乃：“孔子修订的四部古书，他自写了一部，共有五经”。“除五经之外，又有三位或四位作家的各种道德劝言，收集在一起，称为四书”。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外接触日益增多，书籍及各类文化产品大量出口。中国语言文字对海外国家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有的国家开始使用中国语言与文字。并将中文尊为官方正式文字“上章表则用焉”。广州的“蕃学”专门培养外国留学生。“大观、政和之间，天下大治，四夷向风，广州、泉南请建蕃学，高丽亦遣士就上痒。及其课养有成，于是天子召而廷试焉”。1584年，利玛窦和罗明坚编写了《葡法字典》，运用罗马字拼音方法注解汉字，是为以西文字母拼音汉字之始。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是以拉丁字母拼音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三卷，更系统地运用罗马字母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汉语，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
2． 西学的传入及影响
西方文化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始于明中叶的天主教。候外庐先生指出：“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带来的学术为其端倪”。域外文化的输入，给中华文化带来了异乎寻常的物质精神文明。印度佛教、天文学和蔗糖技术，西亚伊斯兰教、景教、摩尼教、胡舞、胡乐，美术和戏曲，拜占庭医学等。成为构建中华文化的重要资源。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谈到唐文化面貌时说：“唐的文化，并不单是汉人的文化，而且夹杂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文化，尤其是夹杂着印度系统和伊朗系统的文化，这是很显著的事实”。陈寅恪先生说：“唐代以异族入主中原，以新兴之精神，强健活泼之血脉，注入于久远而陈腐之文化，故其结果灿烂辉煌。”
宋真宗时，宋朝“纂集大中祥符八年以前朝贡诸国，绘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并尤其注重了解海外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概貌。近代在造船业、工艺美术、音乐、建筑、医学、语言文字、教育诸方面，亦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学术文化之影响。
16~17世纪，从广州起航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经澳门出海至印度果阿到里斯本航线贸易运往欧洲的丝绸、瓷器、漆器等货物，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美术品，深受欧洲国家民众的青睐。并促进了17世纪欧洲其他国家陶业的发展。1628~1637年间，荷兰和德国都有了自己的制陶瓷厂，“欧洲的制造品大量采用中国的饰纹，又进而仿效中国的款式”。（参见包乐史《中荷关系史》）当时欧洲出现的绘画“中国热”，即始于中国风格的陶瓷绘画艺术。
传教士利玛窦1600年进入北京时，赠送的天主圣母像和天主像，是最初传入中国的西洋美术作品。罗明坚亦将意大利的美术印刷品在广州公开陈列，吸引了无数中国观众和画家参观。1629年，会士毕方济著《睡画二答》，宣传西洋画及雕版艺术方法。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也是以耶稣会士经澳门传入广东伊始的。黄启承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中援引王临亨述曰：“澳门夷人……制一木柜，中??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鸣，一人拔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利玛窦在北京传教时，将所带的西琴赠给了明神宗皇帝，还特意谱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宗颇感兴趣。
广东的建筑艺术同样吸取了西方文化所长。广州十三行外国商馆，俗称“洋馆”，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批“洋楼”。1888年建成的广州天主教石室圣心堂，是全国惟一纯花岗石结构的“哥特式”教堂建筑。体现了典型的法国哥特式建筑风格。建筑格局基本上是法国巴黎圣母院的移植。西方建筑风格的传入，对官方建筑、民间住宅、工厂、商业建筑均产生了影响。如广州沙面集中了数以百计的各类西方建筑，包括领事馆、银行、洋行、教堂和学校等。这些建筑总体以英式和法式为主，并有哥特式、新古典式、新巴洛克式等。建筑风格迥异，体现了西方各国多种建筑风情。
西医学和西医药学传入广东与中国内地，亦是始于耶稣会士在澳门开办西医院。耶稣会卡内罗来澳门传教时，他先在澳门“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其所用药皆露汁，是为西医传入中国之始。同时，耶稣会士也纷纷把西医学知识和理论介绍到广东和中国内地。利玛窦《西国记法·原本篇》论及人脑神经，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灵言蠡勺》二卷，涉论人体结构和生理功能。邓玉涵于1621年抵澳门，在澳门行医，曾解剖日本神父尸体，是为西方医生在中国的首次人体解剖实验。之后，他又与人合著《人身图说》，进一步阐释人体解剖的医学理论。
岭南医学在对外贸易中，获取了大批从外国贩运到广州的“海药”。有些药用植物在岭南被移植成功为“南药”。《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都记载了不少从外国引进的药材。填补了岭南的某些医术医方的空白。如苏颂《本草图经》记曰：“补骨脂……商广南诸州及波斯国，今岭外山坂间多有之，不及蕃舶者佳。”
广东因其对外贸易的独特地位，成为了西方新式教育影响的最早地区之一，清代外国传教士在广东等地开办了大量教会学校。1834年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在澳门设立中国第一个教会女塾，不久又附设男塾。容闳就曾在该校就读。19世纪30年代，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伊利沙在广东设立女塾，是为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女学之始。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大批涌入广东，办学数量大增。20世纪，教会学校发展迅速，办学层次不断提高。不仅发展中等教育，还兴办了高等教育。晚清时期，又增设了神学院、医学院等专门学院。大量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充实到各级官办学堂任教，担任西学教习，成为广东乃至全国各级学校教师的重要来源，从而影响了广东新式学堂的建立与发展。
四．粤文化与侨民聚集地异质文化的合流
“海上丝绸之路”既是贸易之路，又是文化交流之路。岭南地处对外开放的前沿，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窗口与桥梁。岭南文化在不断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大量地吸收了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东南亚各国文化因子，充实自己的文化内蕴。同时岭南文化多元化的特点在与聚集地异质文化的交融中得到了展示。岭南人在其聚居地所致力于形成的文化氛围，不仅深入地影响着海外各国的文化面貌，同时也促使、催化其聚居地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整合。
1．促进异域经济的繁荣发展
近代，大批移居世界各地的粤侨，他们在聚集地的社会经济开发与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给这些国家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开发。前英属马来西亚总督瑞天咸在评价华工开发当地锡矿的作用时说：“惟开始作锡矿之工作者，首推华侨。彼等努力之结果，世界用锡之半额，皆由半岛供给。彼等之才能与努力，造成今日之马来半岛……英人初经营半岛时，着手于建筑道路，及其他公共工程，皆成于华侨之手。至于开矿事业，纯由华侨导其先锋……英政府收入的十分之九，皆出于华工之手。”19世纪80年代，婆罗洲英属殖民地沙捞越王查理·乌拉勿格克对华工在其地经济开发中的作用同样予以高度评价：“若无中国移民，我们将一事无成”。约翰·弗尔曼赞扬道：“中国人的确是首先把贸易、工业和有成果的劳动等观念传给当地土著人的。他们教导土著很多其他方面有用的事物，如从甘蔗榨取糖汁和锻炼熟铁的劳动。”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在美洲各国的开发与经济发展中，粤人同样功不可殁。秘鲁是从广州经澳门运去华工最多的国家。占秘鲁人口的1.8%，华侨成为秘鲁的两大经济支柱，即：沿海峡钦查群岛上的鸟粪开采工地和阿塔卡马硝石矿区开采工场，以及太平洋沿岸一带的甘蔗和棉花种植园的主要生产者。秘鲁沿海农业原来由于缺乏劳动力，几乎陷入瘫痪状态。大批华工的到来，对秘鲁沿海的农业危机起到了挽救作用。致使秘鲁农业很快出现糖、棉生产欣欣向荣的新局面。同时秘鲁的鸟类和硝石的开采也依靠华工而获得很大的发展，为秘鲁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收入。正如张凯说：“秘鲁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华工的力量。”（《秘鲁的苦力华工》，《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古巴的八万粤侨，大力促进了古巴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的发展。由于华工的参与，使“过去在西印度需要使用的五百名黑奴隶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糖，在古巴只需要一百九十名中国劳动力就够了”。（《华工出国史料汇编》）
英属殖民地与移民委员会在充分肯定华工对西印度社会经济开发的作用时说：“中国人在东方各地已经公认为是造成繁荣的因素。他们无论走到那里，都以他们的不懈劳动促成那个地方的繁荣富足”。（白沙丁等《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19世纪初，从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来到美国的华工达三十万之多。粤移民以在珠江三角洲修堤防洪、开渠排涝等兴修水利的丰富经验，在美国经营开发蔗草地、修筑萨克拉门托河三角洲的捞洼地。他们环绕一个个小岛修筑堤围，这些堤围被称为“中国堤围”。粤华工在对开发加州的黄金矿、兴建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太平洋铁路上，同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郑观应所说：“美国之旧金山向属荒野，招中国工人开垦，遂成富庶之邦”。
大量粤潮人亦拥入东南亚各国，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杨群熙著《潮人在越南》）海外潮人的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2． 介入异域学术文化生态环境
海外粤人打破了与粤地“壤断土隔“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疆域线，介入与异域文化相适应的生态环境，在异域这一特定的文化场中，粤文化展现出一种优势能的态势。如随同粤潮州移民浪潮的拥入，潮剧在移民潮人聚居的东南亚各国显现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300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亲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潮人在泰国》）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潮人在新加坡》）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发展华人教育是海外粤人文化生活中另一重要内容。为了使粤人的后代不忘桑梓之情，越南的粤人热衷于创办华文学校。有人统计，至20世纪60年代，越南各地华人创办的华文学校多达100余所。华文报刊的兴起，是海外华人文化生活中的又一件大事。报刊文学的开辟，成为华人探讨学术，推行道德教育的基地，同时也是他们交流情感，声气相求，追逐一种精神上的自得之场所。
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40余家，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3． 参与异域治国经邦的政治活动
第一，海洋管理职能权限不明确。目前海洋管理规范制度大多数还在遵循计划经济时期制定的规范制度，而且海洋管理涉及到很多部门，一些部门职责出现了重叠情况，这种情况下就会消耗大量时间和资源成本来协调各涉海部门的关系和利益，导致海洋规范制度出台和实施面临很多困难。同时，沿海设立的海洋管理部门机构之间隶属关系不尽一致，出现了整体管理分散、局部管理集中的现象，导致海洋管理整体秩序混乱，使得海洋经济开发效率底下，影响广东省海洋经济有效的、健康的发展，难以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第二，海洋管理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依法治国是我国治国治政的基本方针，因此海洋管理也应当依照相关的法律制度进行规范管理，但长时间以来海洋管理法律制度方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具体表现为：首先，海洋管理法律主体不明确，国家海洋局工作重点内容集中于海洋科学研究、环境污染治理，还有很多管理职能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其次，海洋管理法律责任不清晰，海洋管理关系到众多利益主体，各个主体都各自为战，相互间无明确的法律制度约束。再次，我们仍然还未制定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适应的法律机制，在健全海洋管理领域法律机制方面，我们任重而道远。
第三，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薄弱。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虽然人们对建设绿色海洋生态环境意识有所提高，但是我们仍然对海洋知识匮乏，对海洋现状了解甚微，海洋保护意识薄弱，对海洋生态保护在今后社会发展中地位认识不深刻，仅仅考虑现阶段所获取的经济利益，殊不知一旦海洋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人类的生活将遭受灾难。所以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思想，实现绿色海洋经济发展是我们必走之路，这样才能使海洋生态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得海洋经济建设、海洋文化建设以及海洋生态保护意识的构建贯穿于整个海洋管理过程。
二、实现广东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随着广东省海洋经济的快速增长，海洋资源受到了严重破坏，海洋生态环境遭遇到了严峻挑战，要想保证广东省海洋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们必须从制度、技术、思想以及生态结构等多个方面对广东省海洋经济进行引导和管理。
第一，编制未来海洋管理规划，完善海洋生态保护机制。首先，海洋管理涉及众多环节及主体，各个活动主体间又有着必然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如果我们只从局部出发，仅仅关注自己的开发利益，就会左支右绌，不能使经济、社会、环境和谐共赢。海洋资源的开发需要在充分调研、科学分析、缜密设计的基础上，正确的规划海洋产业开发的方向，在保证海洋经济良好的发展前提下，也使得海洋生态环境不受污染，两者之间健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其次，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就要在经济、行政、法律、社会和环境等各个领域有着健全的、全新的海洋生态保护政策，引导渔民规范用海，遵守海洋管理政策，合理的开发海洋资源，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将海域使用管理政策贯彻到乡镇、农村，让更多的基础群众能根据政策，合理规范的开发海洋资源，进而达到海洋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第二，发展科学技术，促进海洋生态自然修复。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同样海洋经济发展也要有较强的科学技术和高端的技术装备支撑，以保障海洋产业高速发展。海洋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二者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统一发展，在两者不断相互影响过程中，我们应该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在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导下，使海洋经济得到良好的发展，同时海洋生态系统也得到恢复和增强，进而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利和利益。同时，对于已经造成海洋生态污染的情况，我们应该加强污染的治理，海洋污染会造成鱼类减少、海洋物种濒危等严重后果，关系着人类生存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海洋环境污染已经刻不容缓。海洋污染主要来源工业废水排放、石油开采、海水养殖以及各类船只污染等方面。针对各类污染，我们应该对症下药，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及时治理海洋污染，走向绿色海洋。
第三，树立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公众生态环保意识。生命起源于海洋，海洋是我们生活的真正基础，我们呼吸的空气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与大气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首先，要培养海洋环保意识。我们应当发挥当下网络以及社会舆论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类倡导海洋环保意识，让我们人人对海洋环保有认识、有了解。一方面，通过我们的不断宣传，让人们意识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及必要性，树立人们可持续发展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深化海洋生态教育，让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作为学校教育建设的一部分，做到人人爱护海洋。其次，树立“陆海一体”理念。海洋经济开发是陆地经济的很多部门在海洋空间上的延展，不仅仅是海洋管理的一个或几个部门的职责，是很多部门及主体相互配合，相互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应当改变“重陆地、轻海洋”的观点，以海洋经济拉动陆地经济，二者统筹发展。
第四，建设海洋生态旅游文化产业，推动绿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旅游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经济、社会、人文等各方面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海洋旅游已成为一种时尚，广东省海洋资源丰富，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大力发展海洋旅游是广东省发展经济的必然选择。广东省海洋资源有着众多的自然海洋风景和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具备考古价值和旅游价值，我们应当加强海洋旅游产业建设。海洋旅游产业的开发建设涉及众多环节，不管是项目的前期调研、工程开工还是后期的项目维护及宣传，都涉及到政府和企业，以及当地的民俗、人文等因素，因此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我们应时刻以实现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出发点，走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道路。海洋旅游产业关联到旅游消费者的衣食住行，这些需求涉及到食品、交通运输、船舶等领域，进而推动了整个广东省经济发展。
三、结论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唐诗，海洋意象，抒情价值
一、诗歌中海洋意象的涵义
意象是中国诗学的一个原创性概念和审美范畴，可追溯到《周易》。《周易·系辞上》说道：“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①]其中象指卦象，也可泛指一切可见的征兆；意指卦象所包含的意义，也可泛指一切事物所包含的意义，从而将“意”与“象”联系起来。意象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最早出现在王充《论衡·乱龙》中。《论衡·乱龙》说道：“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②]这里的意象己经含有了明确的象征意义。从美学角度来把握意象则始于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文心雕龙·神思》中说道：“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③]这里把意象作为“陶钧文思”的结果、一种艺术构思和心中之象。刘勰所说的意象对后代，特别是对唐代的艺术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逐渐成为中国诗学中的重要术语。综合考察中国传统的意象，可以发现认识意象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它是“意”与“象”的复合体。所谓“意”，是指意念、意思、思想；“象”是指形象、实体、现象。意象，指的就是人的意念、意思、思想投射或物化为“象”，从而使某一实象成为“有意之象”。
同时，意象也是诗歌创作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本体性因素。陈植锷先生说道：“中国古代诗歌中，正存在着这样一些共同的基本结构单位，如‘落花’、‘流水’、‘莲花’、‘春’、‘暮’、‘风’、‘雨’等等具有特定含义的意象。从语言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一些表象性的语词；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使用共同语言的人类的共同感情在深层意识中的长期积淀；从美学的角度讲，它们是一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独立的艺术符号系统；从文艺学的角度，我们就把它叫做诗歌的意象。[④]”在诗歌创作中，诗人的创作灵感、对生命的体验和人生的经验都凝聚于意象中，因此意象便成为诗歌区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特呈现方式，正如陈植锷先生所说：“所谓意象，是诗歌艺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⑤]
在中国古代诗歌中，诗人常常用海洋物象来表现某种含义，例如曹操的《观沧海》，从而使情感和海洋物象之间具有了内在的联系，也使海洋物象成为诗人表达其深刻含义的载体，这种情感与海洋物象的统一或者说情感内容借助海洋物象形式的表现就是诗歌语言所要表现的海洋意象，即海洋意象是作为物象的海洋与作者情感世界的统一。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所谓海洋物象并非仅指狭义上的海洋本身，而是指包括涉海物品、海滨岛屿生活在内的广义上的海洋物象。因此，海洋意象可以归纳为蕴含了作者情感，以海洋物象为载体，并通过诗歌语言进行表现的意象。
二、唐诗中描写海洋意象的作品数量众多
虽然前代诗赋中也有一些海洋意象，例如王粲的《游海赋》（残篇）、班彪的《览海赋》（残篇）、木华的《海赋》（残篇）和曹操《观沧海》、曹植《远游》、祖莛《望海》、沈约《秋晨羁怨望海思归诗》等诗赋中的海洋意象，然而他们都无法和唐诗中海洋意象的数量相比。
唐诗中描写海洋意象的作品数量众多，据笔者初步统计，根据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的增订简体横排本《全唐诗》（清彭定求等编），在50000余首唐诗中，，有关海洋意象的诗句涉及作品为900余首。其中，仅以吟咏海洋本身、涉海物品、海滨岛屿生活等为主题的描述型海洋意象，据笔者初步统计涉及作品一百余首文学艺术论文，具体如下：
白居易《潮》
刘长卿《严子濑东送马处直归苏》
白居易《题海图屏风》
刘眘虚《海上诗送薛文学归海东》
曹松《南海》
罗隐《钱塘江潮》
长孙佐辅《楚州盐壒古墙望海》
马戴《送朴山人归新罗》
陈陶《海昌望月》
孟浩然《岁暮海上作》
陈陶《蒲门戍观海作》
孟浩然《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
窦常《奉送职方崔员外摄中丞新罗册使》
孟郊《奉同朝贤送新罗使》
独孤及《观海》
栖白《送圆仁三藏归本国》
独孤及《海上寄萧立》
钱起《雨中望海上，怀郁林观中道侣》
方干《旅次钱塘》
钱起《重送陆侍御使日本》
高适《和贺兰判官望北海作》
施肩吾《岛夷行》
贯休《南海晚望》
宋务光《海上作》
贯休《秋过钱塘江》
汪遵《东海》
贯休《秋送夏郢归钱塘》
王建《海人谣》
贯休《送人之渤海》
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
贯休《送新罗人及第归》
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韩愈《海水》
韦庄《送日本国僧敬龙归》
韩愈《送郑尚书赴南海》
无可《送朴山人归日本》
胡权《济川用舟楫》
吴筠《登北固山望海》
胡曾《咏史诗?东海》
项斯《寄流人》
皇甫冉《赋得海边树》
徐凝《观浙江涛》
贾岛《过海联句》
徐凝《送日本使还》
贾岛《寄沧州李尚书》
许浑《送友人罢举归东海》
康翊仁《鲛人潜织》
许敬宗《奉和春日望海》
李白《天台晓望》
薛据《登秦望山》
李白《茔禅师房观山海图》
薛据《西陵口观海》
李昌符《送人入新罗使》
杨师道《奉和圣制春日望海》
李德裕《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海鱼骨》
姚合《杭州观潮》
李洞《送云卿上人游安南》
姚合《送源中丞赴新罗》
李华《海上生明月》
张籍《送海南客归旧岛》
李峤《海》
张籍《送新罗使》
李隆基《送日本使》
张籍《夜到渔家》
李颀《鲛人歌》
张九龄《感遇十二首》
李群玉《中秋越台看月》
张乔《送宾贡金夷吾奉使归本国》
李绅《新楼诗二十首?望海亭》
张子容《永嘉作》
李世民《春日望海》
章孝标《归海上旧居》
李中《送王道士游东海》
周繇《望海》
梁魏《观王美人海图障子》
宋昱《樟亭观涛》
林宽《送人归日东》
皮日休《咏蟹》
刘长卿《登东海龙兴寺高顶望海，简演公》
合成景气指数首先要对指标进行分类，即区分为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但由于指标个数较少本文参考了殷克东（2011）关于海洋经济指标分类的结果，它们利用灰色关联和时差相关分析方法将海洋经济指标分为三类指标。根据这一分类结果本文选择的先行指标包括：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海洋第二产业比重、海洋第三产业比重、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本文选择的一致指标包括：海洋生产总值、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总额、涉海就业人数、海洋全员劳动生产率（海洋生产总值／涉海就业人数）、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沿海地区人口。根据景气指数的合成方法可以计算得到辽宁省海洋经济扩散指数。
从扩散指数的计算结果来看，辽宁省海洋经济近年来都保持了比较快速的发展态势，其中只有2003年扩散指数小于0．5，其他年份的扩散指数均超过了0．5。特别是最近的2007－2009年扩散指数始终稳定在0．78的高水平，这说明辽宁省海洋经济近年来不仅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而且其发展速度是比较稳定的。将本文计算得到的辽宁省海洋经济扩散指数与殷克东（2011）计算得到的中国海洋经济扩散指数进行对比，可以得到如表2的结果。通过比较可以发现，首先中国海洋经济DI指数与辽宁省海洋经济DI指数的走势相似度比较高，两个指数都在2003年达到谷底。这一年海洋经济出现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走势疲软，而2003年的SARS病毒的肆虐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其次，2003年辽宁省海洋经济DI指数要低于全国的DI水平，特别是已经低于临界点0．5，根据扩散指数的合成原理，DI值在0～0．5之间表示经济处于不景气区域，DI值在0．5～1之间表示经济处于景气区域。可见2003年辽宁省海洋经济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已经处于经济不景气区域。最后，2003年之后辽宁省海洋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其中除2006年外其余各年海洋经济景气水平都高于全国的海洋经济景气水平，并且自2007年以来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水平十分平稳。 根据上文选择的5个一致指标和4个先行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也可以构造出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运用SPSS16．0可以得到如表3的主成分分析结果。一般情况下选择主成份分析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在表3的结果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有两个，且这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解释百分比达到了90．428％。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还可以得到这两个主成份的构成情况。权重可以计算得到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并以表3中主成分1和主成分2的解释方出差百分比为权重计算得到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辽宁省海洋经济预警指数，如图2所示。根据主成分分析方法合成的辽宁省海洋经济景气指数的走势来看，其与扩散指数的结果基本相似，但有一些细节之处存在差异。首先，两种方法合成的景气指数都显示出2003年后辽宁省海洋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其次，运用主成分法合成的景气指数2002年和2009年的水平要低于用扩散指数合成的景气指数，这主要是由于DI指数合成的缺陷造成的。正如本文第三部分所述，扩散指数只能表示景气的方向而不能准确表示景气的幅度。另外，从表4的权重来看第二主成分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和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两个指标的权重比较大，而在2009年这两个指标有比较明显的下跌。其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由2008年的51．76％下降至42．42％；海洋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由2008年的17．88％下降至9．97％。众所周知，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全球经济都受到了较大的冲击，辽宁省海洋经济的走势也充分说明这次危机的影响。
二、结论
近10年来，由于海洋在沿海国家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日益突出，以及人类对海洋环境特殊性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入，海洋生物资源多层面的开发利用极大地促进了海洋生物技术研究与应用的迅速发展。1989年首届国际海洋生物技术大会（以下简称MPS大会）在日本召开时仅有几十人参加，而1997年第四届IMBC大会在意大利召开时参加入数达1000多人。现在IMBC会议已成为全球海洋生物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出现了火红的局面。《IMBC2000》在澳大利亚刚刚开过，《IMBC2003》的筹备工作在日本已经开始，以色列为了举办们《IMBC2006》早早作了宣传，并争到了举办权。每3年一届的IMBC不仅吸引了众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前往展示与交流研究成果，探讨新的研究发展方向，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区域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发展进程。在各大洲，先后成立了区域性学术交流组织，如亚太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等。各国还组建了一批研究中心，其中比较著名的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海洋生物技术和环境中心，康州大学海洋生物技术中心，挪威贝尔根大学海洋分子生物学国际研究中心和日本海洋生物技术研究所等。这些学术组织或研究中心不断举办各种专题研讨会或工作组会议研究讨论富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生物技术问题。1998年在欧洲海洋生物技术学会、日本海洋生物技术学会和泛美海洋生物技术协会的支持下，原《海洋生物技术杂志》与《分子海洋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合刊为《海洋生物技术》学报（以下简称MBT），现在它已成为一份具有权威性的国际刊物。海洋生物技术作为一个新的学科领域已明确被定义为“海洋生命的分子生物学如细胞生物学及其它的技术应用”。
为了适应这种快速发展的形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先后制定了国家发展计划，把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确定为21世纪优先发展领域。1996年，中国也不失时机地将海洋生物技术纳入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不言而喻，迄今海洋生物技术不仅成为海洋科学与生物技术交叉发展起来的全新研究领域，同时，也是21世纪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将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巨大应用潜力。
1．发展特点
表1和表2列出的资料大体反映了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主要特点。
1.1加强基础生物学研究是促进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的重要基石
海洋生物技术涉及到海洋生物的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生殖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微生物学，乃至生物多样性和海洋生态学等广泛内容，为了使其发展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研究者非常重视相关的基础研究。在《IMBC2000》会议期间，当本文作者询问一位资深的与会者：本次会议的主要进步是什么？他毫不犹豫的回答：分子生物学水平的研究成果增多了。事实确实如此。近期的研究成果统计表明，海洋生物技术的基础研究更侧重于分子水平的研究，如基因表达、分子克隆、基因组学、分子标记、海洋生物分子、物质活性及其化合物等。这些具有导向性的基础研究，对今后的发展将有重要影。
1.2推动传统产业是海洋生物技术应用的主要方面
目前，应用海洋生物技术推动海洋产业发展主要聚焦在水产养殖和海洋天然产物开发两个方面，这也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发展势头强劲。充满活力的原因所在。在水产养殖方面，提高重要养殖种类的繁殖、发育、生长和健康状况，特别是在培育品种的优良性状、提高抗病能力方面已取得令人鼓舞的进步，如转生长激素基因鱼的培育、贝类多倍体育苗、鱼类和甲壳类性别控制、疾病检测与防治、DNA疫苗和营养增强等；在海洋天然产物开发方面，利用生物技术的最新原理和方法开发分离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测定分子组成和结构及生物合成方式、检验生物活性等，已明显地促进了海洋新药、酶、高分子材料、诊断试剂等新一代生物制品和化学品的产业化开发。
表1近期IMBC大会研讨的主要内容
表2近期IMBC大会和《MarineBiotechnology》学报论文统计表
1.3保证海洋环境可持续利用是海洋生物技术研究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利用生物技术保护海洋环境、治理污染，使海洋生态系统生物生产过程更加有效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应用发展领域，因此，无论是从技术开发，还是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它都有巨大的潜力有待挖掘出来。目前已涉及到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物修复（如生物降解和富集、固定有毒物质技术等）、防生物附着、生态毒理、环境适应和共生等。有关国家把“生物修复”作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及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物工程手段，美国和加拿大联合制定了海洋环境生物修复计划，推动该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1.4与海洋生物技术发展有关的海洋政策始终是公众关注的问题
其中海洋生物技术的发展策略、海洋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海洋生物技术对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性、转基因种类的安全性及控制问题、海洋生物技术与生物多样性关系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倍受关注。
2.重点发展领域
当前，国际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发展领域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1发育与生殖生物学基础
弄清海洋生物胚胎发育、变态、成熟及繁殖各个环节的生理过程及其分子调控机理，不仅对于阐明海洋生物生长、发育与生殖的分子调控规律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于应用生物技术手段，促进某种生物的生长发育及调控其生殖活动，提高水产养殖的质量和产量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因此，这方面的研究是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主要包括：生长激素、生长因子、甲状腺激素受体、促性腺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生长一催乳激素、渗透压调节激素、生殖抑制因子、卵母细胞最后成熟诱导因子、性别决定因子和性别特异基因等激素和调节因子的基因鉴定、克隆及表达分析，以及鱼类胚胎于细胞培养及定向分化等。
2.2基因组学与基因转移
随着全球性基因组计划尤其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各种生物的结构基因组和功能基因组研究成为生命科学的重点研究内容，海洋生物的基因组研究，特别是功能基因组学研究自然成为海洋生物学工作者研究的新热点。目前的研究重点是对有代表性的海洋生物（包括鱼、虾、贝及病原微生物和病毒）基因组进行全序列测定，同时进行特定功能基因，如药物基因、酶基因、激素多肽基因、抗病基因和耐盐基因等的克隆和功能分析。在此基础上，基因转移作为海洋生物遗传改良、培育快速生长和抗逆优良品种的有效技术手段，已成为该领域应用技术研究发展的重点。近几年研究重点集中在目标基因筛选，如抗病基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及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等作为目标基因；大批量、高效转基因方法也是基因转移研究的重点方面，除传统的显微注射法、基因枪法和携带法外，目前已发展了逆转录病毒介导法，电穿孔法，转座子介导法及胚胎细胞介导法等。
2.3病原生物学与免疫
随着海洋环境逐渐恶化和海水养殖的规模化发展，病害问题已成为制约世界海水养殖业发展的瓶颈因子之一。开展病原生物（如细菌、病毒等）致病机理、传播途径及其与宿主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是研制有效防治技术的基础；同时，开展海水养殖生物分子免疫学和免疫遗传学的研究，弄清海水鱼、虾、贝类的免疫机制对于培育抗病养殖品种、有效防治养殖病害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病原生物学与免疫已成为当前海洋生物技术的重点研究领域之一，重点是病原微生物致病相关基因、海洋生物抗病相关基因的筛选、克隆，海洋无脊椎动物细胞系的建立、海洋生物免疫机制的探讨、DNA疫苗研制等。
2.4生物活性及其产物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的分离与利用是当今海洋生物技术的又一研究热点。现人研究表明，各种海洋生物中都广泛存在独特的化合物，用来保护自己生存于海洋中。来自不同海洋生物的活性物质在生物医学及疾病防治上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如海绵是分离天然药物的重要资源。另外，有一些海洋微生物具有耐高温或低温、耐高压、耐高盐和财低营养的功能，研究开发利用这些具特殊功能的海洋极端生物可能获得陆地上无法得到的新的天然产物，因而，对极端生物研究也成为近年来海洋生物技术研究的重点方面。这一领域的研究重点包括抗肿瘤药物、工业酶及其它特殊用途酶类、极端微生物定功能基因的筛选、抗微生物活性物质、抗生殖药物、免疫增强物质、抗氧化剂及产业化生产等。
2.5海洋环境生物技术
该领域的研究重点是海洋生物修复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生物修复技术是比生物降解含义更为广泛，又以生物降解为重点的海洋环境生物技术。其方法包括利用活有机体、或其制作产品降解污染物，减少毒性或转化为无毒产品，富集和固定有毒物质（包括重金属等），大尺度的生物修复还包括生态系统中的生态调控等。应用领域包括水产规模化养殖和工厂化养殖、石油污染、重金属污染、城市排污以及海洋其他废物（水）处理等。目前，微生物对环境反应的动力学机制、降解过程的生化机理、生物传感器、海洋微生物之间以及与其它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和互利机制，抗附着物质的分离纯化等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
3.前沿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3.1发育与生殖调控
应用GIH（性腺抑制激素）和GSH（性腺刺激激素）等激素调控甲壳类动物成熟和繁殖的技术[1]，研究了甲状腺激素在金绍生长和发育中的调控作用，发现甲状腺激素受体mRNA水平在大脑中最高，在肌肉中最低，而在肝、肾和鳃中表达水平中等，表明甲状腺素受体在成体金银脑中起着重要作用[1]，对海鞘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进行了鉴定，分离到30个同源框基因[1]，建立了青鳉的同源框（Homeobox）基因[1]，建立了青鳉胚胎干细胞系并通过细胞移植获得了嵌合体青鳉[1]，建立了虹鳟原始生殖细胞培养物并分离出Vasa基因[2]，进行斑节对虾生殖抑制激素的分离与鉴定[2]，应用受体介导法筛选GnRH类似物，用于鱼类繁殖[2]，建立了海绵细胞培养技术，用于进行药物筛选[2]，建立了将海胆胚胎作为研究基因表达的模式系统[2]，通过基因转移开展了海胆胚胎工程的研究[2]，研究了人葡糖转移酶和大鼠已糖激酶cDNA在虹鳟胚胎中的表达［3］，建立了通过细胞周期蛋白依赖的激酶活性测定海水鱼苗细胞增殖速率的方法[3]，研究了几丁质酶基因在斑节对虾蜕皮过程中的表达［4］，从海参分离出同源框基因，并进行了序列的测定[4]。
3.2功能基因克隆
建立了牙鲆肝脏和脾脏mRNA的表达序列标志，从深海一种耐压细菌中分离到压力调节的操纵子，从大西洋鲑分离到雌激素受体和甲状腺素受体基因，从挪威对虾中分离到性腺抑制激素基因[1]；将DNA微阵列技术在海绵细胞培养上进行了应用，构建了班节对虾遗传连锁图谱，建立了海洋红藻EST，从海星卵母细胞中分离出成熟蛋白酶体的催化亚基，初步表明硬骨头鱼类IGF－I原E一肽具有抗肿瘤作用[2]；构建了海洋酵母De—baryomyceshansenii的质粒载体，从鲤鱼血清中分离纯化出蛋白酶抑制剂，从兰蟹血细胞中分离到一种抗菌肽样物质，从红鲍分离到一种肌动蛋白启动子，发现依赖于细胞周期的激酶活性可用作海洋鱼类苗种细胞增殖的标记，克隆和定序了鳗鱼细胞色素P4501AcD－NA，通过基因转移方法分析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的启动子区域，分离和克隆了鳗细胞色素P450IAI基因，建立了适宜于沟绍遗传作图的多态性EST标记，构建了黄盖鲽EST数据库并鉴定出了一些新基因，建立了班节对虾一些组织特异的EST标志，从经HirameRhabdovirus病毒感染的牙鲆淋巴细胞EST中分离出596个cDNA克隆[3]；用PCR方法克隆出一种自体受精雌雄同体鱼类的ß一肌动蛋白基因，从金鲷cDNA文库中分离出多肽延伸因子EF－2CDNA克隆，在湖鳟基因组中发现了TC1样转座子元件[4]；鉴定和克隆出的基因包括：南美白对虾抗菌肽基因、牡蛎变应原（allergen）基因、大西洋鳗和大西洋鲑抗体基因、虹鳟Vasa基因、青鳉P53基因组基因、双鞭毛藻类真核启始因子5A基因、条纹鲈GtH（促性腺激素）受体cDNA、鲍肌动蛋白基因、蓝细菌丙酮酸激酶基因、鲤鱼视紫红质基因调节系列以及牙鲆溶菌酶基因等［1—4］。
3.3基因转移
分离克隆了大马哈鱼IGF基因及其启动子，并构建了大马哈鱼IGF（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基因表达载体[1]。通过核定位信号因子提高了外源基因转移到斑马鱼卵的整合率[1]，建立了快速生长的转基因罗非鱼品系并进行了安全性评价；对转基因罗非鱼进行了三倍体诱导，发现三倍体转基因罗非鱼尽管生长不如转基因二倍体快，但优于未转基因的二倍体鱼，同时，转基因三倍体雌鱼是完全不育的，因而具有推广价值[2]；研究了超声处理促进外源DNA与金鲷结合的技术方法，将GFP作为细胞和生物中转基因表达的指示剂；表明转基因沟鲶比对照组生长快33％，且转基因鱼逃避敌害的能力较差，因而可以释放到自然界中，而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大的危害[3]；应用GFP作为遗传标记研究了斑马鱼转基因的条件优化和表达效率[3]；在抗病基因工程育种方面，构建了海洋生物抗菌肽及溶菌酶基因表达载体并进行了基因转移实验[2]；在转基因研究的种类上，目前已从经济养殖鱼类逐步扩展到养殖虾、贝类及某些观赏鱼类[2.3]。通过基因枪法将外源基因转到虹鳟肌肉中获得了稳定表达[4]。
3.4分子标记技术与遗传多样性
研究了将鱼类基因内含子作为遗传多样性评价指标的可行性，应用SSCP和定序的方法研究了大西洋和地中海几种海洋生物的遗传多样性[1]。研究了南美白对虾消化酶基因的多态性[1]；利用寄生性原生动物和有毒甲藻基因组DNA的间隔区序列作标记检测环境水体中这些病原生物的污染程度，应用18S和5.8S核糖体RNA基因之间的第一个内部间隔区(ITC—1)序列作标记进行甲壳类生物种间和种内遗传多样性研究[2]；研究了斑节对虾三个种群的线粒体DNA多态性，用PCR技术鉴定了夏威夷Gobioid苗的种类特异性。通过测定内含子序列揭示了南美白对虾的种内遗传多样性，采用同功酶、微卫星DNA及RAPD标记对褐鳟不同种群的遗传变异进行了评价，在平鱼鉴定并分离出12种微卫星DNA，在美国加州鱿鱼上发现了高度可变的微卫星DNA[3]；弄清了一种深水鱼类（Gonostomagracile）线粒体基因组的结构，并发现了硬骨鱼类tRNA基因重组的首个实例，测定了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海水轮虫的卫星DNA序列，用RAPD技术在大鲮鲆和鳎鱼筛选到微卫星重复片段，从多毛环节动物上分离出高度多态性的微卫星DNA，用RAPD技术研究了泰国东部泥蟹的遗传多样性[3]；用AFLP方法分析了母性遗传物质在雌核发育条纹鲈基因组中的贡献[4]。
3.5DNA疫苗及疾病防治
构建了抗鱼类坏死病毒的DNA疫苗[1]；开展了虹鳟IHNVDNA疫苗构建及防病的研究，表明用编码IHNV糖蛋白基因的DNA疫苗免疫虹鳟，诱导了非特异性免疫保护反应，证明DNA免疫途径在鱼类上的可行性，从虹鳟细胞系中鉴定出经干扰素可诱导的蛋白激酶[2]；建立了养殖对虾病毒病原检测的ELISA试剂盒，用PCR等分子生物学技术鉴定了虾类的病毒性病原，将鱼类的非特异性免疫指标用于海洋环境监控，研究了抗病基因转移提高鲷科鱼类抗病力的可行性，研究了蛤类唾液酸凝集素的抗菌防御反映[2]；研究了一种海洋生物多糖及其衍生物的抗病毒活性[3]；建立了测定牡蛎病原的PCR—ELISA方法[3]；研究了LatrunculinB毒素在红海绵体内的免疫定位[4]。
3.6生物活性物质
从海藻中分离出新的抗氧化剂[1]，建立了大量生产生物活性化合物的海藻细胞和组织培养技术，建立了通过海绵细胞体外培养制备抗肿瘤化合物的方法[1]；从不同生物（如对虾和细菌）中鉴定分离出抗微生物肽及其基因，从鱼类水解产物中分离出可用作微生物生长底物的活性物质，海洋生物中存在的抗附着活性物质，用血管生成抑制剂作为抗受孕剂，从蟹和虾体内提取免疫激活剂，从海洋藻类和蓝细菌中纯化光细菌致死化合物，海星抽提物在小鼠上表现出批精细胞形成的作用，从海洋植物Zosteramarina分离出一种无毒的抗附着活性化合物，从海绵和海鞘抽提物分离出抗肿瘤化合物，开发了珊瑚变态天然诱导剂，从海胆中分离出一种抗氧化的新药，在海洋双鞭毛藻类植物中鉴定出长碳链高度不饱和脂肪酸（C28），表明海洋真菌是分离抗微生物肽等生物活性化合物的理想来源[2]；发现海洋假单胞杆菌的硫酸多糖及其衍生物具有抗病毒活性，从硬壳蛤分离出谷光甘肽一S一转移酶，从鲤血清中分离出丝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从海绵中分离出氨激脯氨酸二肽酶，从一种珊瑚分离出具DNA酶样活性的物质，建立了开放式海绵养殖系统，为生物活性物质的大量制备提供了充足的海绵原料[3]；从虾肌水解产物中分离到抗氧化肽物质[4]；从一?趾Q笙妇蟹掷氪炕鯪一乙酸葡糖胺一6一磷酸脱乙酸酶[4]。
3.7生物修复、极端微生物及防附着
研究了转重金属硫蛋白基因藻类对海水环境中重金属的吸附能力，表明明显大于野生藻类[1]，研究了石油降解微生物在修复被石油污染的海水环境上的可疗性及应用潜力[1]；研究了海洋磁细菌在去除和回收海水环境中重金属上的应用潜力[1]；用Bacillus清除养鱼场污水中的氮，用分子技术筛选作为海水养殖饵料的微藻，开发了六价铬在生物修复上的应用潜力，分离出耐冷的癸烷降解细菌，研究了海洋环境中多芳香化烃的微生物降解技术[2]；从噬盐细菌分离出渗透压调节基因，并生产了重组Ectoine（渗透压调节因子），从2650米的深海分离到一种耐高温的细菌，这种细菌可用来分离耐高温和热稳定的酶，在耐高温的archaea发现了D型氨基酸和无氧氨酸消旋酶，测定了3种海洋火球菌的基因组DNA序列，借助于CROSS／BLAST分析进行了特定功能基因的筛选，从海底沉积物、海水和北冰洋收集了1000多种噬冷细菌，并从这些细菌中分离到多种冷适应的酶[2]；建立了一种测定藤壶附着诱导物质的简单方法，研究了Chlorophyta和共生细菌之间附着所必需的形态上相互作用，研究了珊瑚抗附着物质（dterpene）类似物的抗附着和麻醉作用[3]；分析了海岸环境中污着的起始过程，并对沉积物和附着物的影响进行了检测[4]。
4．展望与建议
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1）北岸。南海的东南岸逶迤着诸多弧形的岛国，港湾众多，为古代海上贸易活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处于南海北岸的珠江三角洲先民，生于斯，食于斯，往往利用海上资源为生。在南海开采的珠玑、玳瑁等珍奇产品，「一箧之物，可资数世（2），是古人艳羡的奢侈品；他们开展海上贸易，使当地的港湾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3）。宋代北方士民移住后，利用滨海区位和南海资源的优势，吸取中原先进农耕文化，建立起区别于内地的既从事农耕，又依靠海洋、仰资海洋，耕田服务于耕海的经济型式。先以南来的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而进行对海岸带滩涂的开发，并以海洋贸易为导向，实施商业化，变海岸带为发展海洋经济的基地；尔后又以不断移植海外的华侨的返馈来推动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是这一经济型式的主要内容。这里所说的海洋经济化，指的是以从事出口生产、出口贸易，以及服务于海洋经济活动为最主要生计。本文旨在探讨处南海北缘海岸带的珠江三角洲，是如何以北方士民的移入为契机，吸取中原先进的农耕文化，将沿岸不断外延的滩涂，开发成适应海洋贸易需要的农业商业化基地；作为海洋贸易的前沿地带，珠江三角洲又如何通过向海外移民，促进其自身的近代化和海洋经济化。一、宋代北方士民的南迁与南海北缘浅海湾滩涂的开发珠江三角洲位于南海的北缘，中国的南陲，广东省的中南部，处于北纬21°55'--23°73'，东经112°45'--114°33'之间。它与围绕南海的东南亚弧形岛国，隔海相望，具有优越的海洋经济的区位优势（4）。它原是一个多岛屿的浅海湾。西、北、东三江从不同的方向流入其中。三江所带来的巨量泥沙，不断地在这浅海湾中淤积；又由于世界海洋平面升降变化的巨大影响，这一浅海湾复经历着由陆至海和由海至陆的交替沉积的复杂过程。到了全新世晚期，即距今约二千多年前，古海湾终于被沉积物不断淤浅而逐步形成岭南最大的冲积平原。流入这一古海湾的西、北、东三江各自形成三角洲。此外，还有谭江、绥江、流溪河和增江等小河也直接流入这古海湾而形成各自的小三角洲。这些大小三角洲，相互穿插、相互连接，形成了复合三角洲平原。因古海湾原主要由地盘断裂陷落而成，以珠江口漏水湾（狮子洋和伶仃洋）为界，西北江三角洲地势呈西北向东南倾斜，东江三角洲则由东北向西南倾斜。从这一地貌，仍可隐约看出地盘断裂的痕迹。珠江三角洲的地域范围，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其源出自划分的标准有争议。有人主张以三角洲的顶点为河流分汊处；有人认为应以潮流能到达的河段为范围；还有人以有否海河交互沉积层为准。又因三角洲的边缘有过渡地带，不易划清界限。一般地说，狭义的三角洲（亦称小三角洲）是指以三水县的私盐窖（今称思贤窖）、东莞县的石龙为顶点，南至珠江口海岸地区。其范围包括今天的广州、佛山和江门三市区，中山市、珠海市、南海、番禺、顺德、新会、鹤山、斗门等县全部，以及东莞、深圳两市和高要、高明、三水、台山、开平、增城、博罗、宝安等八县的一部份，土地面积为17，200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7.8％。广义的三角洲（亦称大三角洲）则以小三角洲为主体，包括其平原，如肇庆盆地、清远盆地、惠阳盆地、广花平原、潭江谷地、四会平原等。其范围：西自肇庆，东至惠州，北起清远、佛冈，南至沿海岛屿，包含广州、佛山、江门、中山、东莞、肇庆、惠州、深圳、珠海等九市和南海、番禺、顺德、新会、台山、开平、恩平、高要、高明、鹤山、新兴、三水、四会、花县、从化、增城、博罗、惠阳、龙门、宝安、斗门等21县，以及清远、佛冈两市县的一部份。土地总面积约48，000平方公里，占广东省面积的23.3％，比小三角洲面积约大两倍。珠江水系和南海相通，继而可通各大洋。这种自然条件使珠江三角洲有可能成为“海洋总汇之地”、“河海分汇之区”，使珠江三角洲居民便于从事水上生计，依靠海洋，仰资海洋，又为当地海洋贸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从珠江三角洲的地形、气候、土壤、水文、植被等自然因素看，它既适宜于发展多种亚热带经济林木和水果，适合于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又可利用便捷的水上交通输入周边的非生物资料（如矿铁等）发展手工业；又因其南面有浩瀚的南海提供了丰富的海洋生物和矿物资源，可使当地居民从事与海洋相关的经济活动。这是一处具有海洋经济（5）特点的区域。潜在的优势，如果没有现实的需要，没有遇到机遇，是得不到利用和发挥的。早在秦汉时期 ，已有军事性的移民入住岭南地区（6），其目的在于政治上的控制，而非拓殖。尔后中原士民也曾不断地零星地迁入珠江三角洲的北缘的丘陵、台地；但是三角洲内部的岛屿却寡有移住，这是因为自然条件恶劣的缘故。汉未至隋统一前的四百年间，岭南地区较之北方是相对安定的。晋砖刻文就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7）；广州自晋代起，成为南海交通的首冲；唐代，更加繁盛一时，以世界东方大港著称（8）。但是广州的繁荣，并没有引起周边地区的开发。对此曾华满先生和日本学者中村久四郎等曾提出「广州发展的核心性、「广州的特殊繁荣的解释架构，尽管此说近日遭到一些学者的质疑，但仍然缺乏支持质疑的证据（9）。广州的所在地珠江三角洲农业生产的发展却是缓慢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其后，《汉书》、《晋书》、《隋书》等史书，都相继有类此的记载（10）。这些史书的记载是泛指江南，或楚越之地。但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江南地区尚且采用火耕水耨，就遑论相对落后的珠江三角洲了。据徐陵〈广州刺史欧阳危 德政碑〉的记载，岭南地区，于六世纪下半叶，还是「火耕水耨，弥望原野（11）。这一耕作方法至唐代依然流行未衰。《唐大诏令集》也有相同的记载：「岭南诸州居人，与夷獠同俗，火耕水耨（12）。事实上，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和初步精耕细作，是三种依次递进的耕作方法，从秦汉至隋唐的1100多年中，一直并存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的初步开发，始自宋代。这是以大量流民的移入为契机的，也同江南的开发，农业生产上所出现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分不开。江南地区存在的低洼的沼泽地，历来是一难以处理的问题，宋代通过修筑堤围来排涝，将它改造成围田、圩田高产水稻区。此外还开辟出淤田、沙田、山田、葑田、涂田等农田类型。农具也得到改进。可锻铸铁（俗称熟铁）之应用于农具，促使耕犁的多用途化和手耕铁农具的出现；具有早熟和抗旱性能的占城稻（即后来的籼稻）加以推广；矮株桑和植桑园林化得到发展，农艺学取提了进步。这一切使我国的传统农业臻于成熟（13）。宋代成为农业经济划时展的朝代。草莱未开的岭南，较之于经过数百年开发的长江流域，自当更有经济发展的潜力；江南开发的经验，又使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沼泽低洼之地难以处理为其特点的、与江南条件近似的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成为可能。因此，从宋代以降，北方士民从江南迁徙岭南者，日益增多。他们先越过南岭，寄寓南雄地区，然后继续南移至珠江三角洲。这从现存的岭南各族姓的宗谱中可找到例证(14)。南来的移民是取自然水道作为迁移路线的。唐开元四年（716年）大庾道开凿后，开通了由运河经长江入鄱阳湖，溯赣江、章水而上，越大庾岭，接北江，形成贯通南北的水道。越过南岭而来，「下浈水者十之七八焉(15)。南雄、韶关一带是这一移民路线的第一站。关于北方士民迁入珠江三角洲的经过，近人黄慈博编著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提供了研究这一问题极为丰富的史料。此书是作者从诗文集、族谱中摘出有关记载珠玑巷移民珠江三角洲的资料，加以考核、编排而成。手刻印本，不分卷，共49页，于1957年由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印行。该书所辑之资料，采自珠江三角洲各宗族的族谱，计达四十余种。这些族谱几乎都在明清年间修撰。关于他们先祖南迁珠江三角洲的原因、经过，尽管彼此间有种种歧异，但都说是来自南雄的珠玑巷。记载一次集体南迁较为完整的是《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手抄本）。据此谱说，宋季间，有宫妃苏氏被废黜，流落京都街头。苏氏为南雄牛田坊商人黄贮万所收留，并携回家。后皇上行敕复取苏妃，久查访未着而作罢。一日，黄贮万家仆因与主人有隙，上京泄露苏妃事，南雄牛田一带悸祸纷纷南逃。以罗贵为首的珠玑里居民三十三姓九十七家，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于是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浮浈水而南下，时在绍兴元年仲冬。此谱附有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似彰彰可考，无容置疑。但如果对这一记载略加考察，即可发现其讹舛秕漏之处甚多。内中收录的所谓宋代行文，既非当时之式样，且把明清时期的省、府等地方建制栽于其中。由于族谱记载的歧异，以及对某些记载难以理解，对南迁之史事，不少人已提出种种质疑。连究心于乡梓、宗族事务的霍韬，在《霍渭涯家训》中，也说其祖先霍氏迁来南雄之年代有种种说法，未知孰是，并指出南雄朱杞巷再徙南海之原因，有不同说法，且已无文献可足稽考（16）。 据文献记载，北宋未年的确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北方士民移入南雄地区的事件，靖康元年(1126年)，北宋首都汴京陷落，宋高宗仓惶南逃。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进入太湖流域；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佑太后前来赣南。据《宋史. 高宗本记》记载，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宋高宗诏谕中外：「以迫近防秋（笔者按：防秋即防金兵秋侵），请太后率宗室迎群神主如江表；百司庶府非军旅之事者，并令从行。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接应中原。官吏士民宾属南去者，有司无禁(17)。由杨惟忠率领护卫太后的军队有万人。估计随同隆佑太后南来者当有数万人之众。他们沿赣江先抵洪州，继而到吉安，终达虔州（今赣州市）。护卫太后的万人将士，沿途溃散、叛逃，抵虔州时已不满百人。在金兵步步追击下，这些逃散的兵士当会南下渡大庾岭避难。当隆佑太后自虔州往临安后，原随同太后南逃的这部分士民便沿赣江的上源章水继续南来，跨过大庾岭，寄寓南雄。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就此事写道：「时中原士大夫避难者多在岭南（18）。这些士大夫就道时所携带的随行人员和族人，以及邻里乡党中的大部分人，当随同他们度岭避难。粤北地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自唐代以来，人口密度巳跃居广东省的首位（19）。北来的士民，利用当地的丛山峻岭来当战乱的避难所犹可，要在那里定居，实属不可能。所以，他们稍作喘息，便顺着北江水道，南移至北江中游的谷地，乃至尚待开发的肥美的珠江三角洲，是理所当然的了。宋代北方士民移入珠江三角洲规模较大的有三次。一次是前述的宋室南渡期间，拥随隆佑太后南来的士民，先到南雄地区暂住之后，经过了解岭南各地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并经筹划，终于采取继续南迁珠江三角洲的行动。罗氏族谱等书所记载的以罗贵为首的三十三姓九十七家的迁移，当是这一次迁徙中的一个集团性的行动。据〈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记载的名单，今可考者有十三人(20)。据族谱记载：罗贵一家，男丁六口，女丁一口，男仆五口，女仆三口，共十五口；麦秀一家兄弟五人，家属共达二百余口；冯元昌一家七兄弟，家属人数阙如，想来也当属不少。从这几家的人口数类推，97家迁移集团的人口总数可达数千人(21)。这一次陆续迁入珠江三角洲的人口数当以万计。有两次是发生在南宋未年元代初年。一次是咸淳六年(1246)，因潮州王兴领导的义军转战于广州，广州属下各县人口在战乱中死亡或逃散，人口剧减，故「诏徙保昌（即南雄县）民实广州(22)。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元军挥戈南下，元将吕师夔攻陷南雄、韶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先后战死。为避兵燹，那些于北宋未年及以后移居南雄地区的北方士民，又于宋末元初继续顺北江南迁珠江三角洲。除上述的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珠江三角洲之外，南宋首都临安陷落后由文天祥、张世杰先后拥立的赵是、赵丙小朝庭转战于东南沿海，后为元朝所灭。其逃散的皇室成员、朝廷官僚和士卒，当改名换姓隐匿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宋末帝赵丙在崖山投水自尽后，其宗室成员就「更易姓名，潜迹山中(23)。我们知道，在德佑二年(1276年)赵是流闯闽广海上时，据区仕衡（顺德陈村人）的估计，尚有江淮兵一万，诸路民兵二十万，正规军十七万(24)。到1279 年崖山之役，当张世杰与元将领张弘范决战时，宋军还有兵民20余万。这些人除战死外，多逃匿闽广一带，尤以珠江三角洲一带为多。他们显然也作为一支劳动力加入开发珠江三角洲的队伍。正由于宋代，大量人口迁入三角洲地区，又因随着三角洲的开发，人口不断增殖，人口呈直线上升的趋势。宋元间三角洲的人户巳跃居广东的首位（25）。族谱关于南迁岁月及其原由，因作者是明清时人，唯据之于传说。传说自不能视为信史，只能从其隐喻中理解历史。有的传说所显露的往往寡于其丰富的隐喻。前述的用文字记载的族谱，说是迁自珠玑巷；据实地调查，单寒弱族，以及被歧视为贱民的蛋户等口耳相传的「口头族谱，也说他们的祖先同样迁自珠玑巷。终年浮荡江海水上的蛋民，甚至嘲笑一些珠江三角洲足趾甲凹陷的种姓。说他们从珠玑巷迁来时，因贫穷从陆路步行，趾甲也被弄破了，以至于子孙趾甲凹陷。他们有钱坐着船南来，所以趾甲完好（26）。笔者曾于1985年夏和1990年春，两度专往实地考察，在南雄城北通往大庾岭道上，确有一名曰：「珠玑巷者，巷长约1500米，巷之石刻匾额犹存。面对这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巷，作为与这一传说无关的局外人的笔者，已浮想联翩，陷入深沉的历史思索之中，难怪为珠玑巷后裔的明 清文人墨客、官宦士大夫每当途经此地要下马凭吊盘桓，留下许多歌咏感慨的诗文（按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一书收有这些诗文）了。为什麽区区小巷竟如此神奇地成为源发珠江三角洲各姓氏，乃至蛋民的圣地呢？清代番禺人黎遂球在《莲须阁集》「度梅岭记中说，北宋末年，中原诸豪杰「卜居珠玑巷，不过寥寥数十家，（按此地段确只能容纳数十户）姓氏俱异。何吾乡诸大姓，俱云从彼至哉!（27）《中山翠微韦氏族谱》收录的〈珠玑巷考〉一文的作者，也认为旧谱称我祖后居珠玑巷，「一巷之微，安能容百数十家？故省志载其地而略其人，最为有识。（28）他们或则怀疑，或则表示不解。其实，关于迁自同一地方的传说，并非广东所仅有。日本学者牧野巽早已指出，除广东流行迁自南雄的传说外，华北一带有同迁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的传说；山西北部有迁自山西马邑乡的传说；客家人有迁自福建宁化县石壁洞的传说；湖南人有迁自江西的传说；四川人有宋元时「僖宗（29）扈从的传说和现代的湖广传说；云南民家有迁自明代南京的传说；广西壮族有迁自山东青州的传说（30）。凡此种种传说，皆各有深意焉。今人陈乐素教授对珠玑巷移民的传说曾撰专文作过解释。他认为战乱流徙他乡者，总忘不了故乡。把珠玑巷作为中原和江南的象征，代表南迁者的故乡。其意义已不仅限于纪念南雄的珠玑巷，而且含有纪念广泛的中原和江南的故乡了。这种各大族源自珠玑巷的传说，具有维护同宗、同族、以至同乡团结互助的作用(31)。这里的确道出了其中的一些奥妙。因历来相信岭南的大族，如「梁文康、霍文敏诸望族，俱发源于此(32)，一些土著的单姓弱族，出自攀附这些名宗大族的动机，也假冒认同，以求庇护，当亦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从族谱所载的珠玑巷移民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的措辞看，可以判断这一传说盛行于明代。自明中叶始，尤其至清代中叶，是移住者深入珠江三角洲内部开发的时期。各族姓源自珠玑巷的传说，有助于消融以祖籍意识为基础的团体壁垒，促进彼此间的认同，起整合移住者群体的作用。正因他们意识形态上的认同点从祖籍和神明信仰转移到珠玑巷的传说，我们未曾发现移住者在开发这块滩涂过程中，以祖籍地缘或以神明信仰圈为基础的群体间，发生大规模冲突纠纷的记载。他们能顺利地对三角洲水网区作有效地治理与开发，无疑是与此有关的。移住者以珠玑巷的传说为认同点整合起来，显然有利于与土著居民的抗衡。移住者随着对开发三角洲作出的贡献，加之自明代中叶起在科举仕宦上取得成功(33)，便反客为主，不是他们归附当地的群体，土著化，而是土著者归附他们，认同于珠玑巷的移民。至于他们之所以将所谓申请路引词、官府公牍一类文件载诸族谱，且历代口碑相传，当是与他们还没有站住脚之前，耽心当地「势恶制造事端，日后产生「入住权的纠纷有关。譬如罗贵集团移入珠江三角洲之前，就曾了解当地是否有「势恶把持，先作如何与土人处置的思想准备。将所谓「路引和官府公牍载入族谱，正是为了争得入住权的合法化(34)。这反应了入住权在当时的重要性。随着明中叶以后为争夺沙田（滩涂）开发的矛盾尖锐化，入住权的确立，即沙田开发权合法化的标志。南移的这些士民，说来自中原。中原的范国是不断扩大的。到了唐代，湖北、江苏都算中原了(35)。其中不少人是从江南地区迁来的，自可说是来自中原。当他们来到珠江三角洲时，可耕之地早为土著居民所占有。他们只能落户于生产条件相对恶劣的地方。他们面临的是将低洼的、卑湿的冲积平原开辟成田。那里布满浅海、沼泽，洪、涝、咸灾害经常为患，如果不修筑堤围以防洪、防咸，并排涝，就无法垦种。江南修筑圩围、改造沼泽地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了借鉴。南海北缘的珠江三角洲浅海湾滩涂的开发因此兴起。先是在三角洲顶部的干流修筑堤围，继而不断下移，深入三角洲的底部；堤围原是防水患以耕浮露之滩涂，自明中叶起，尤其清代乾嘉年间，便在浅海中拍围，以促进滩涂之成陆，然后将成陆的滩涂垦僻成田。据史籍记载，宋代近三百年间，主要沿西、北、东三江干流两岸修筑堤围，尤以西江沿岸为多。在海坦和沿海边缘的冲积平原也建有围堤，如东莞南部滨海一带的咸潮堤和番禺县黄阁之东的黄阁石基等。堤围约计有十余处，大小28条。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堤长达66024 丈。修堤固定了河床，加速了水流，以水攻沙，有利于防止河床淤塞，保持水道畅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洪、防潮。但是一些原被潦水浸没的江边、海边之地，也被垦辟为田。例如新会外海、三江、睦洲和中山小榄四沙，都是在宋代垦辟 ，并有居民聚居(36)。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宋代的堤围，捍卫农田面积达24322顷。元代在对前朝旧堤作加高培厚的修缮的同时，集中在西江沿岸继续修建新堤，计有十一处，堤围34条，长50526丈，捍卫田地面积2332顷。元代的堤围规模比宋代小，捍田面积一般均在百顷以下，最大者为500顷，最小者仅得1.8顷。但技术有所提高。例如西江支流高明河西岸堤围多建有石窦。暗珠堤外有石坝。秀丽围内有间基(37)。从河床上下游水位差值考虑，堤围的高度也都比宋代时修的高。宋元所建的堤围均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西北部及东部地区。由于堤围固定河床，水流加速，泥沙被冲积在堤围以下的南部地区。这就加速了甘竹滩以下的中山县北部平原的浮露。到了元未，原来处于海中的三江、睦洲、五桂山、大黄圃、潭洲、黄阁等大小岛屿，巳因泥沙淤积成陆而与北部的平原基本连在一起了。人为的开发，加速了三角洲的发育。西北江三角洲的前缘巳推至古井、西安、港口、下河、横档、黄阁一线；东江三角洲的前缘则伸展到漳澎、道窖一线。范围比前大为扩大。与修筑堤围的同时，已利用水车进行农田灌溉，并已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和适合南方水田作业的耖、耘荡等农具。精耕细作阶段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都巳掌握，因而农业生产有了发展。南宋时，粮食不仅能够自给，而且有余粮输往闽浙(38)。蚕桑业虽早在汉代巳见诸文献记载，但得到较大的发展亦在宋代。北宋未年修的最大的一处堤围，以「桑园命名，可见当巳种植了不少蚕桑。从每年向北宋政府奉纳丝绢(39)，亦可佐证。半野生的果树，巳经广泛利用，主要的果树种类，当时都巳具备了。从九江、桂洲、沙湾连线以北的南海、顺德、番禺一带，村落日趋稠密，呈现出初步的繁庶。芦苞、官窑、金利、青岐等原有居民点，更趋繁盛。胥口、三水、大通、扶胥等，则巳发展成市镇。据元代陈大震修的《南海志》记载，单以南海县统计，长河渡有金利、丹灶、奇石等33处；横水渡有宁口、西岸、官窑等45处(40)。从当时的水上交通看，居民当巳比较稠密。从广州至紫泥、沙湾、市桥一带地区，成为当时封建官史聚居和活动频繁之地。外海至新会一带，也渐趋繁荣。珠江三角洲南部原分属南海、番禺、新会、东莞四县的五桂山一带岛洲，也于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置香山县，治所设于石岐。这标志着当地人口有了较大的增殖。宋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除前述的因移民带来了劳动力，又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等因素外，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甚有关系。宋代北部边境不宁，辽与西夏时时扰边，金兵更深入淮河地区，大肆侵扰。北宋对北方，意在防御而不是进取，把经济发展的注意力放在江南和东南沿海。南宋偏安杭州后，更是如此。宋代以向南发展来求得出路。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江南低洼地垦辟的成功，促进宋政权对珠江流域，尤其珠江三角洲开发的关注。宋政府所采取的鼓励垦荒、以兴修水利作为对官僚考绩的根据等措施，对发展农业生产是起了积极作用的。明清两代则在宋元的基础上扩大开发范围，开发的深度又有突出的增进。宋元修筑堤围多限于西、北江三角洲西北部和东江三角洲东部。明代在宋元基础上，继续在西、北江干流及其支流修筑堤围。有明一代276年中，共筑堤181 条，长达220，399.75丈，比宋元两代堤围长度之和116，550丈多近一倍(41)。修筑的堤围伸展到甘竹滩附近一带的河涌沿岸。西、北江干道及其支流，基本上筑上了护水堤围。因工程规模大小不一，收益也各有区别。大的如丰乐围，护田面积达七百顷，其他的都在三、五百顷左右。筑堤技术也有所堤高。西北江三角洲顶部的堤围，采用石料修筑的逐渐增多，宋元两代在高要县修建的土堤，此时也多改为砌石堤，换用石窦。明代还创造了载石沉船截流堵口的方法(4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海滩围垦方面取得很大的发展。如果说宋代巳将沙滩围垦成田的话，那么大量围垦沙田却从明代开始。明代沙滩浮露成陆范围，主要在香山县北部和新会县南部一带。其他如番禺县南部和东莞县西部也有浮露。明代前期，人们巳在香山北部浮露成陆的西海十八沙和新会东南部的海坦垦辟。明中叶以后扩展到围垦浮露成陆的东海十六沙和禺南一带。东莞西部海滩也有一些围垦。不仅围垦“已成之沙”，就是“新成之沙”也作拍围、垦种。开始与江海争田，扩大耕地面积。据粗略的统计，包括军屯与民垦共约万顷以上。香山县随着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的成陆，已不是孤悬海外，而是与大陆相连接了。应当指出，由于宋元修 筑围堤，加速泥沙淤积，在明代不到三百年中，西北江三角洲的前缘巳经推展到磨刀口附近。沿海的黄杨山、竹篙岭、五桂山和南沙等岛屿，已与北部陆地相接连。原来的三角洲冲积平原面积比前扩大几近一倍。东江三角洲也往前推移至漳澎、道窖一线以下。清代，修筑堤围的分布从甘竹滩一带向南伸展到三角洲的漏斗湾内部和沿海地带。修筑的堤围有272条，比明代增加了50％以上。其扩展的范围则比明代增一倍有余，相当于宋元明三朝堤围分布的范围。至清未，堤围巳遍布三角洲的河网地带。筑堤技术较于明代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堤围在距河岸二、三里处修筑。筑堤材料改为泥、石并用。注意选泥，“以老土为佳”，“堤根宜阔，堤顶宜狭，堤无太峻”。新旧堤交界处“用铁杵力筑，层层夯硪，期于一律坚实”，并于堤边“栽种草根”。还创造了有效的护堤方法即栽柳，“卧柳、长柳相兼栽植”；或栽种“茭苇草子”。于临水的堤面要“密栽芦苇或茭草”，以使“即有风不能鼓浪”(43)。在堤围的修筑和护围方面都积累了较完整的经验。围垦沙田方面，也比明代有进展。「昔筑堤以护既成之沙，今筑堤以聚未成之沙；昔开河以灌田，今填海以为陆(44)。海坦的围垦巳从「新成之沙扩展到「未成之沙，与海争田更为迫切。原来浩瀚的浅滩，陆续变成了耕田。例如香山县蜻蜓洲山「昔在海中，今皆成田，有民居。蜻蜓洲以北的粉洲山、横山「四际巨浸，今成潮田(45)。漏斗湾内的万顷沙，在清未也淤积成陆，并围垦成田了。从上可见，明清两代，堤围修筑的范围愈加扩大，滩涂得到大规模的开发。人为的开发加速了滩涂的发育，珠江三角洲平原因而不断地向海域伸展。珠江三角洲的范围从唐代的泷水－江门－桂洲－沙湾－黄埔一线，不断地向南延伸。到了清未，终于形成西江、北江和东江分别从今日三角洲的虎门、蕉门、洪奇沥、横门、磨刀门、泥湾门、虎跳门和崖门等八个口门出海的自然景观。三角洲滩涂开发的加深，还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广双季稻，采取农作物间作、套作、混作、轮作等方法，提高复种指数。这样既可扩大耕地面积，又可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保持地力，使之趋向集约化的耕作。在耕作、选种、栽培、施肥、密植、田间管理等民间农艺学方面，均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注意因地制宜，根据节令作出合理的农事安排。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明中叶以后创造出独特的「桑基鱼塘型生态农业。从上所述，可见宋元南迁的北方士民与土著居民一道，经过数百年艰苦卓绝的拓殖，终于将这块处于南海北缘的海岸带、岛丘林立的浅海湾，开辟成适应于海洋经济活动的人文环境。 注释：（1）南海南积为350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沿边五大海区总面积的74％，是最大、最重要的一个海区。（2）《晋书.吴隐之传》。（3）参见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 期（1992年1月），页207-223；又:Beijing: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2 (April 1992) pp.191-214。（4）从今天的人文地理看，它处于东亚新月形地带的中点。东亚新月形地带拥有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日本，有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所谓亚洲「四小龙，还有近年经济发展引人注目的泰国、马来西亚等。珠江三角洲正是处于东京、汉城与曼谷、新加坡之间。它作为我国的南大门，是通往东南亚和殴美的交通枢纽。尤其随着交通信息的发达，今日的珠江三角洲巳成为亚太地区海空交通的辐合点。以广州为中心，1000公里为半径作圆，武汉、台北、海口等囊括其中，如以3500公里为半径作圆，则包括东京、大阪、平壤、汉城、上海、北京、兰州、马尼拉、文莱、新加坡、曼谷、仰光和加尔各答等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在内。可见它在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战略的地位。（5）这里所谓「海洋经济，是指面向海洋、仰资海洋，以经营海洋贸易为主，包括从事与海洋贸易相关的海上运输业、商品性农业、手工业等经营活动。它是相对于以农业活动为主的大陆经济而言的。（6）刘安，《淮南子》卷18「人间训记载：「（秦始皇）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7）广东历史博物馆藏。（8）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1992年1月），页2 01--223。（9）唐代广州的繁荣，是因海外贸易发达之故，并非周围地区经济发达所使然。这种「特殊的繁荣，中外学者巳有论列，请参见曾华满：《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出版）；（日）中村久四郎：〈唐代之广东〉（《史学杂志》第28编第3.4.5.6号）；叶显恩等：《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1992年1月，页201--223）。关于曾华满提出「核心性发展的研究架构，对之表示质疑者，可参阅刘健明（香港）先生：＜再论唐代岭南发展的核心性＞（见周天游主编《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页数180－187，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一文。（10）《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晋书. 食货志》：「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诏曰：江南良田，旷废未久，火耕水耨，为功差易；《隋书. 地理志》：「江南之俗，火耕水耨，食鱼与稻，以渔猎为生。按：关于火耕水耨，日本渡部忠世、樱井由躬雄编的《中国江南的稻作文化--- その学际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作了专门的论述，所论甚详。国内者如彭世奖：〈“火耕水耨”辨析〉（《中国农业》1987年第二期），可资参考。（11）徐陵，〈广州剌史欧阳危 德政碑〉，见《徐孝穆集》卷9，见四部丛刊初编，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版。该版本将「危 误作「顾。（12）《唐大诏令集》卷109。（13）参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一卷第8页。(14) 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1957年刻印本。 (15) 余靖，〈浈水馆记〉，见《武溪集》卷15。(16)霍韬，《霍渭涯家训》。(17) 脱脱，《宋史》卷25，〈高宗本纪〉。（18）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三年(1133年)三月癸未条。（19）参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隋唐宋元间广东人口分布变迁的初步分析（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页238—250，。 (20)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广东省中山馆1957年油印本)第9-11页。(21) 见《东莞英村罗氏族谱》（罗氏手抄本）；《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家谱》；《番禺市桥谢氏族谱》。(22) 简朝亮，《简氏族谱》（顺德南岸）。(23)见《新会三江赵氏族谱》。(24)郭汝诚（咸丰），《顺德县志》卷22。（25）参见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元代广东经济地理初探（广州：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1990年），页219—237，(26) 参见陈忠烈、罗一星，〈1989 年在三水县卢苞镇的田野调查报告〉（未刊稿）。(27) 黎遂球，《莲须阁集》，见粤十三家集。(28)韦勋表等， 《中山翠微韦氏族谱》（光绪34年刻本）卷12，〈杂录〉。（29）按宋元两代皇帝庙号均无称「僖宗者。(30) 《牧野巽著作集》（御茶 の 水书房刊）第五卷「广东原住民放族考。(31) 陈乐素，〈珠玑巷史事〉 广州：《学术研究》第6期（1982年11月）。(32) 金光祖，《广东通志》卷23，「古迹，南雄府保昌县珠玑巷条；郝玉麟，《广东通志》，卷53，「古迹。(33) 通过商业化，取得经济实力以培养子弟，然后经科举考试而进入统治集团。如明中后期农民出身的伧文叙和伧以训、以谅、以诜父子取得「四元双进士之誉。养鸭户出身的霍韬、冶铁户出身的李待问等，都从社会的底层上升为朝廷重臣。入清之后，科举仕宦者更多。他们成为地方控制的强大势力。可参阅：西川喜久子＜珠江三角洲の地域社会と宗族·乡绅＞，《北陆大学纪要》第14号（1990），页129－－149；松田吉郎＜明末珠江三角洲デルタの沙田开发与乡绅支配の形成过程＞，《社会经济史学》第46卷第6号页55－81。(34）入住权，有时历数代百余年而未曾取得。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南宋末年蒲甫山从广州迁至顺德县之蒲庐。三传至蒲胜，又迁往南海之西鸦。因无户籍，「托人檐宇，他族实逼。后由于与杜胜宇有结兰之谊故，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再迁至甘蕉村。又传至第三代蒲观美时，尽管田地广僻，家室安居，但「仍挂籍于人，借户输税。对未能注籍编图，焦虑万分。直至永乐22 年(1424年)，才得以蒲镜兴开户于南海甘蕉籍，编为沙丸堡 之十图十甲。自此时起，才感到「乡园已异旅居，井里益相守望了。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发展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1988年1月）一文。(35)许倬云，《斩不断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36)参见卢了骏，《湖莲乡志》（1946年版)；赵善庭：《赵氏族谱》（新会三江）宣统刻本；蔡尧曦：《新会乡土志》光绪刻本；李喜发，《李氏族谱》（中山榄镇），民国刻本；《中山乡土史资料》1960年油印本。(37)邹兆麟，（光绪）《高明县志》卷10，「堤岸。(38)《宋史》卷401，〈辛弃疾传〉：「闽中土狭民稠，岁敛则籴于广；又卷35，《孝宗纪》：淳熙九年(1182年)，「籴广南米赴行在（杭州）。 (39)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4，〈财富〉1，〈东南折帛钱〉记载，广东于南宋绍兴中年每岁奉纳的绢四千六百多匹。转引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02页乙表20。(40）陈大震，《南海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河渡，页88-90。(41) 参见《珠江三角洲农业志》（佛山地区革命委员会1976年出版）第二册。(42) 冯式宗，《桑园围志》（光绪15年刊本）：「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九江陈处士博民，塞倒流港……洪流激湍，人力难施，公取大船，实以石，沉于港口，水势渐杀。遂由甘竹滩筑堤越天河，抵横江，络绎数十里。(43)(44)潘尚楫，道光《南海县志》卷15-17。(45) 祝准，道光《香山县志》卷1。
目前海洋工程平台设计过程中，经常存在这样一种问题，当一个专业的模型数据发生修改且未及时反馈到其他专业去时，这就导致了其他专业的模型出现问题。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企业期望提高目前各专业的自动化设计程度，包括开孔、补孔、现场开孔和开孔变更以及板材余料的管理和模型信息的检查，以提高各专业内部、专业之间的协同性，使得数据及时同步更新共享，整个信息的流动减少依靠设计人员人工的书面报告类沟通的过程。
2协同设计组织分析
大型海洋工程装备的研制过程通常分为初步设计、详细设计、生产设计和制造等4个阶段，各个阶段涉及到大量的部门和专业。协同设计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联动如表1所示。为了使产品的式样、配合性、装配性、品质等问题早期发现、早期解决，提高图纸正确率。在开发设计阶段，船体、管系、舾装、电气、制造等相关人员聚到一起，共同探讨图纸问题并实施对策，以谋求品质水平提高及后工程对应方法。
3协同设计情景分析
以初步设计阶段为例，如图1所示，海洋工程装备企业作为主制造商，根据市场调研和需求进行产品开发立项，开发团队通过信息收集、分析，提出创意和初步方案。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和产品功能特点，进行产品分解，寻找合作伙伴，主制造商确定设计要求和主要参数，供应商需要确认是否满足企业所提出的设计要求和主要参数，经确认后，主制造商需要分析现有技术难点和产品成本，以及是否开发产品平台。通过线上与供应商讨论技术难点解决方案和产品成本是否满足要求，最后确定是否有必要开发产品平台方案。之后主制造商企业研发部门进行草图设计并与设计院、供应商、客户反复沟通，修正设计。
4协同设计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将每个大系统逐步分成小系统，主要是挖掘每个子系统过程中的任务都会对各个参与专业人员进行交叉，通过细分任务，可以找到任务之间的关系，各个专业人员之间的关系，最终通过各个相关专业的协同交互使得资源互补。经层次分析，在海洋工程装备研制中各个专业的协同属于“多项目—多层次”协同。以船体开孔为例，项目、各专业人员、产品任务层次之间的结构关系如图2所示，从纵向看同一个专业（例如管系专业），参与电缆管道图、查询与套料、开补孔、现场开孔、开孔变更等任务；从横向来看，某一子任务也可能由多个专业共同完成（例如，任务开补孔由管系、船体、舾装共同实现）。可得到如下4个协同要素，即协同对象、协同场所、协同者、协同时间。1）协同对象。协同项目需要处理的信息包括：各专业的计划、审核执行情况、时间和建议、资源利用情况、库存情况等。2）协同场所。各专业通过协同平台进行TRI⁃BON模型数据交互，主要采用3种工作方式，包括虚拟的集中工作方式、中立协同工作方式或者简单的工作包交换工作方式等。船体专业人员需在完整的项目执行期内始终与其他专业人员保持紧密联系，形成真正的虚拟专业联盟，并以船体专业为核心，建立集中式项目管理平台。各专业采用物理集中或者虚拟集中的方式与管理平台相连，船体专业人员、舾装专业人员、管系专业人员之间可对相关数据和信息来直接访问，从名义上来集中工作。该协同方式具有高效率、高安全性的优势。当船体开孔进入详细设计阶段后，不需要船体专业时刻与舾装管系等专业保持紧密联系，采用中立的协同工作方式以满足各专业间协同的需要，以便基于虚拟的项目管理平台实现。总部提供协同平台，各专业访问平台，船体、舾装、管系等专业之间数据与信息不直接交互，通过信息平台数据库的更新实现生产设计中各专业协同。这需要协同双方在协同之前定义数据/信息接口，并保证进行的数据包双方都可读取。3）协同者。舾装、管系、船体、电装等专业人员由于责任不同，相互之间的制约合作关系各不相同，故通过互动沟通平台来交流，使整个项目“和谐”运作。4）协同时间。在船体开孔的生产设计阶段中管系、船体、舾装、电装等专业的协同下完成协议图中的分段工序图、板材套料图、开孔加强图、电缆管道图，各种管理信息文件，例如：前期资料整理和系统配置；板材登记、查询与套料，出报表；开孔计划、开补孔、现场开孔、开孔变更，最后出图纸，并通过平台进行数据模型交互。
5协同设计互动分析
UML（UnifiedModelingLanguage）分析图通过将协同过程的场景活动详细的描述出来，画出与之相对应的序列图，从中取出事件或者活动的执行主角、信息传递方向等信息，结合后续协同信息流分析，可以构建出完整的协同应用场景。以船体开孔过程为例，抽取出各专业协同化的本质属性，即本体由项目信息、协同流程、组织机构及文档组成。部门分为专业类型、专业角色以及专业层级。协同流程的本体则由计划、活动、协同过程状态和协同过程流组成。计划的安排囊括了内部计划、协同计划、时间节点；活动为组成任务的各个基本活动单元，包括如图3所示：矩形上方输入信息、矩形下方输出信息、上级活动和本活动细节以及活动发生的先后次序。当开孔计划存在着问题（比如遗漏孔）或者孔的位置出现错误等要进行开孔变更或者补孔时，协同设计互动如图4所示。在规定期限内船体专业根据管系、电装、舾装等专业要求的预开孔和预加强原则和相关信息，驳回舾装专业的开孔计划，舾装专业需要进行检查并且重新申请补孔计划或者开孔变更计划，与此同时还要通知管系、电装等专业。船体专业人员对申请补孔计划或者开孔变更计划进行确认，并更新信息平台中的Tribon模型信息。最终信息更新后反馈给各专业。通过平台获取开孔信息后，各专业进行活动间所依存关系的沟通并获得反馈，优先是信息传递到协同项目管理平台，其次接受信息并处理信息，通常方法是确认或者拒绝、删除或者更改，最后把信息更新给所有需求专业人员。
6示例验证
以船体零部件设计数据同步为例，船体零部件数据功能可以同步指定分段的船体零部件数据到系统中间数据库，以完成以下任务：1）根据分段或模块号，从Tribon系统中将最新的船体零部件数据同步至数据库中，系统自动生成新版本；2）根据搜索条件，查询最新版本的船体零部件数据；3）支持船体零部件数据的导出功能。【船体零部件数据】同步的操作步骤如下：1）从“系统目录”->“设计数据同步”进入【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见图5）；2）在图5所示“同步信息”区域中，选择需要同步的零部件模块名或分段号；3）如图6所示，在弹出的“分段及模块”筛选器窗口中，可通过模糊查询，快速检索到具体的模块名或分段号，如：输入“10%”可检索出以“10”开头的所有模块名或分段号。根据搜索出来的结果，点击具体的模块名或分段号，同时“分段及模块”筛选器窗口将自动关闭，返回到【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4）在【同步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中（见图7），即可看到已选择的分段或模块，然后再点击【同步船体零部件数据】按钮，将Tribon系统中符合要求的最新船体零部件数据同步到协同设计平台中。5）若数据同步成功，如图8所示，则在【船体零部件数据】界面中可查看已同步成功的数据，统将自动生成新版本，同时还将本次同步的数据和上次版本进行对比，在“调整标记”中记录其变更状态。
7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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