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来说，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匿名性、受众的交互性、网络平权以及新闻信息本身的泛化等诸多传播特征的出现，使得那种在文本生产及新闻理念上强调一元化旨趣限定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已经出现了富有自组织性的新发展，这包括：有关“异常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异常——寻常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影响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影响——交响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及时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及时——全时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冲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冲突——冲击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显要性”的价值观正在向“显要——需要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有关“人情味”的价值观正在向“人情——人群性”的价值观方向发展等。
【关键词】新闻价值系统；网络新闻；综合型价值观
新闻价值（newsvalue）是一种度量，用来判断新闻原事（newsstory）和新闻文本（newstext）的意义。由于新闻价值的度量通常拥有多种取向，因此，不同的度量会自然构成一个指标体系，而这个体系被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系统（newsvalues）。任何既有的价值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同一化的理念（mind），我们通常以“价值观”一词来指代这一抽象的思想倾向。
满足那些指标的新闻或文本被视为是“新闻的”，即是指它具有新闻的属性；而不满足这些属性或满足不充分的，则会被视为不具备新闻属性或新闻属性不明确。鉴于对新闻属性的判断是在富于主观化倾向的形容与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度量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主观认同的标准的预设；之所以在理论上承认这种主观预设仍具有论证意义，是因为建立这个新闻价值体系的有关度量的不同指向，早已被一一证明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曼切尔（Mencher）认为，所谓的新闻价值标准，就是决定事件或观念具备新闻价值的因素；麦道格尔（MacDougall）指出，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因素不谈，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不论有何差异，他们每天在对千百万事件作出选择时都有确定其潜在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即使这些标准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已经受到年复一年的经验的考验，并且在一批数目不容忽视的新闻编辑部内盛行。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曼切尔不仅仅把新闻价值看成是一种对有形对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者还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信号；而麦道格尔的观点则能从语言和逻辑上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承认一切现有新闻价值标准体系，但是鉴于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流行——尽管这一流行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积淀，被公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它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闻实践的反复积淀，这种改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而在当代，在Internet以超过以往任何媒介的孕育成长速度发展的十数年间，是否已经沉淀下某种智慧与旨趣，让我们能够把握到新闻受众中出现的有关读什么、听什么或看什么的要求?这里，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理论兴趣，结合网络新闻发展的机制，来探索网络时代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构成挑战，并演进出新的统合观念的问题。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合
客观性（objectivity）是传统新闻观念的思想核心，也是新闻价值系统的逻辑基础。今天，关于客观性的理念，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客观——主观性”（objectivity/subjectivity）的统合型理念方向发展。
对于新闻来说，客观性是指一个新闻文本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而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以下两个因素是我们在探究新闻的客观性属性时所必须重视的：1.Internet环境对新闻的概念的泛化，即从狭义的传统新闻概念泛化为其他有用的信息，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和商务。这使得我们对于网络新闻的客观性的评判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具有未知性和挑战性。2.Intetnet环境的主要特征是把关人的缺失感，反映在信息文本的表现上，则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效交融。正如我们在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的观念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即人”——网络中的受众已不再单纯的是接受者，而演化为媒介的一部分。②因此，对于网络新闻的某些文本形式（如新闻组、论坛、网络调查等）作有关客观性的判断时，仅仅依靠单纯的二元判断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体验到了大众传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信源的普遍的匿名性。在由叠加和链接共同作用的“辗转相传”的环境中，任何一个泛化的终端文本、声音、图像、文字、图表、内容、标题、细节的精细程度，都有可能会遭到折射和歪曲。在匿名、把关人缺失、受众大量参与交互、海量新闻信息的多重作用下，网络新闻的客观性在某些特定的文本样式以及总体的文本特质中，表现出比传统新闻更具有脆弱感。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在Internet环境下，在享受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人本化的新闻信息时，不得不面对着更多的新闻诽谤、谣言、片面报道、失实、滥寄（spam）、噪避（zapping）③及其他涉及新闻法律与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网络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弱于传统新闻，我们都会从技术的本质上看到一个明显的先验性的主题：在泛传播的条件下，由于把关人作用的消解，每一个匿名受众都有可能会把参与交互看成是新闻的一部分，也把对传播与再传播的参与看成是一种对新闻资源的良性的开发和利用。不管是在讨论版、新闻组、电子邮件中，还是在文章的转贴、编辑、深度链接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由于存在着极大量的个人化影响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冒着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失去原创新闻的事实及事实本身的真实的双重风险。并且，我们还会发现，这一理论上的风险往往不幸被现实所证实。④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正是由于传统的客观性观念受到冲击，另一种在Internet上可能会被公认的价值原则在悄悄地浮现。这个新型的传播事业所带来的同一性理念究竟是什么?它在新闻价值观念的判断上可以被公认吗?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个词可能会是“宏观真实”（macroscopictruth）或是其类似物。也许，为了与本题相关，我们更应该称之为“理念真实”（truthinmind）。新闻的宏观真实强调从宏大的系统上，如从长时段、事件与环境的关连、时代性上总体把握新闻的客观性，而在Internet上，透过那些技术上具有先验性的密集的失真，我们恰恰能够观照到在Internet的精神深处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使新闻信息真实化的能力：1.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2.以极广大的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予；3.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
也许我们终将承认，正是Internet使我们发现了：在新闻媒介中蕴含着人，人本身即是新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扩展了“客观性”的定义本身。
二、异常性与寻常性的统合
有关异常性（abnormal）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异常——寻常性”（abnormal/normal）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异常性是对新闻报道内容所具有的罕见性或陌生感的度量。从传播经验上说，异常性显著的新闻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和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以异常性作为新闻价值标准，是因为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岗哨作用，它监督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异常现象。人类应该在日常行为当中密切关注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对群体有所伤害或危及社会生活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当然地被预设为“罕见的”和“令人感到惊奇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求新求异并不是新闻者的动机，而是受众的源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传播动机。只有吻合受众的动机，新闻的价值才有可能会被确立。
正是从观察受众动机的角度，我们注意到，进入网络时代，异常性的价值观会紧密地与寻常性的概念相结合，相辅相成地构成一个更新的价值链。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人们在阅读任何奇异事物的报道时，都会比以往更有条件和更有理由追问：这个奇异的消息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而恰恰也正是Internet在新闻的领域里完成了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你可以自助地使用信息仓库、超文本链接和Internet交互，在技术平台上把不寻常的新闻转化为一种寻常的认识。今天，人们在哲学认知上从异常（个别）上升到寻常（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地缩短了。比诸以前，人们有更多的材料和更加充分的技术（包括搜索和统计）条件，能够在发现异常的同时，也发现该异常对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准确的意义，甚至具体到可量化的细节。人们对于新奇的事物和信息的渴望永无止境，网络新闻恰巧能够满足这种巨大的好奇心。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上对于异常新闻的期待总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咬狗”的事件出现，但是当全球的信息联网如望远镜、显微镜、传声筒、会议厅那样被造就为一个唾手可得的工具时，人们能够随时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今天的网络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新闻受众都更加习惯于经常得到这些异常。这也正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网络新闻既已开发出如此巨大的功能，但是它仍然能以高速度不断进步。网络新闻在价值观念上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的“异常”，而是强调“寻常的异常”。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下面这个因素：在全球化的Internet上，新闻受众却是个人化的或至少是分群的，因此他们对于异常性的把握互不一致。几乎每一个受众群都有自己的鉴别标准。在某一方认为是异常的新闻，在另一方看来也许是平淡寻常的，反之亦然。因此，在网络新闻这个一体化的宏大概念中，如果不将定义范围缩小到准确描述的分众群，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异常。考虑到了Internet几乎包容了所有的信息化人群，这种难以定义的牺牲，也许比以往任何大众传媒都更具有对新闻价值观的演进意义。
三、影响性与交响性的统合
有关影响性（affe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影响——交响性”（affect/interaffe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影响性是对新闻的题材或观点影响受众的深度与广度的度量。通常我们所指称的新闻，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所的新闻，因此，一个新闻能否影响较大的社会范围十分重要，影响越深越广，则新闻的意义越突出，反之，则新闻的意义越微弱。在传统媒介新闻中，正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所阐述的那样，关于事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对多少读者有影响；对读者有多少直接影响；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
而在Internet环境下，对新闻影响力的度量的标准发生了某些变化：1.受众的影响量可以区分为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追求绝对数量，是指争取影响总数量较多的受众群；追求相对数量，是指对于分众传播的某一层面的受众群（目标受众）来说，要力争在这一人群中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网络新闻人群影响力的计量，是这二者的总和。2.网际新闻的直接影响不仅仅包括针对直接的受众，而且还包括信息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转载环节。即对于某一网络媒体来说，还包括其他网站乃至传统新闻媒体，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各种传播渠道对于该信息的转载、传达、引用率。转载、传达、引用率越高，说明它的直接影响力越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的度量特征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立即促发交互。交互式影响是网络新闻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影响的交互性越丰富、越强烈，直接影响越大。3.迅速产生影响的问题反映在网络新闻的首发与跟进速度上，也反映在是否引人注目，是否便于认知、理解或记忆上。网络新闻的影响的即时性与其影响的直接性是融为一体的，如前所述，它能够以当前交互来实现这一融合。
网络新闻对传统新闻的有关影响性的不同取向，使得构成影响力的不同元素重新列序，并形成新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称之为“交响”的影响概念。我们把交响一词用于定义网络新闻的影响力，试图反映网络新闻在影响力方面的几个主要特质：1.新闻的文本能够迅即得到新闻受众的反馈。2.文本的作者、制作者或者本身能够与受众交互。3.受众与受众之间能够交互。4.者与者，文本与文本之间能够经由后台管理，而形成与文本信息直接相关的可利用的组织。从以上意义层面上说，也许，我们仿照affect而对比的使用interaffect一词来指代交响概念更为恰当。在未来，网络新闻对新闻的价值理论及标准会做出较大的调整，而最有可能被传统新闻理论所接受的，正是这种从单一性的影响到交互性的交响的跨越。事实上，从当代新闻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在试图走向联合、协作、同一，这也更为深邃地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新闻领域都有可能试图向这一价值观看齐，从而实现多向度的新闻的交响性。
四、及时性与全时性的统合
有关及时性（timeliness）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及时——全时性”（timeliness/timelessness）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从传统新闻学意义上说，及时性是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速率的度量。新闻通常被人们视之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是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时间或离当下尽可能近的时刻“发生”。对于电子媒体来说，及时通常意味着在刚才、当天、不久以前；对报纸来说，这种时效性经历的时间跨度会较大一些，而杂志则更大。尽管电子媒介已经把近代新闻媒介新闻的定时性有效地拓展为及时性，使得时效性的概念比两个世纪以前要先进得多，但在当代，这种价值标准仍然经由“随时化”和“全时化”思想而受到了某些必要的修正。
从观念进步的过程上来说，全时性的理性概念的提出受启发于BBC的随时化新闻服务理念——它为时效性下了“在需要时收看新闻”（newswhenyouwantit）的定义。⑤随时化的新闻服务思想既对正飞速跃进的网络新闻业作出了理念的呼应，又启发我们对网络新闻自身所蕴涵的全时化新闻观作出基本的阐释：1新闻的全时化观念并不主动的来自传统媒介的实践——仅就作为实态而言，CNN早在1985年已开始电视的24小时新闻播出，但10多年间并未很快形成观念的潮流——而恰恰出自网络新闻时代的召唤。2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受众（消费者）为导向，而不再以新闻文本与故事（产品）或新闻机构与人员（生产者）为导向来规划新闻运作（生产），这意味着媒介在时间战略上终于可以有能力真正听命于受众的“安排”。3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倡导以受众为本的服务。24小时内每一个收听、收看新闻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殊传受要求，因此，既一视同仁，又能区别对待，成为了媒介从观念到技术的新闻服务指针，在时效性上，新闻更强调时间的纵深感和连续性，更加及时的更新以及更科学的专题服务与搜索服务。4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时间战略实现了空间战略。快速（以秒为单位）、高频度更新（以分为单位）、重复、综合（主题链接）和移动（超文本阅读），使得受众对于新闻的接受更具有历时性和历史感，而与此同时，“受众主动式”的深度新闻优势亦展现无遗。5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并不只是针对网络新闻或传统新闻，而是针对一切面向未来的媒介新闻，它与泛介质（pan-media）的网络概念相呼应，⑥从虚指性的观念角度提示了未来新闻时代的最重要的媒介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性”对“及时性”这一传统的新闻价值指向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和统合，使其更强烈、更深刻、更细腻、更人本，同时也更辩证地反映了新闻的时间意义。
五、冲突性与冲击性的统合
有关冲突性（confli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冲突——冲击性”（conflict/impa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冲突性是对新闻题材及文本所展现的矛盾或戏剧感的强度的度量。新闻故事中的组织之间、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对抗，构成了某种新闻叙述上的本初的张力，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戏剧感。它从两个方面满足新闻的受众需求：1.冲突性的新闻总是给人的启示较多，同时，有关冲突的内容强烈地向受众发出警告，使人们关注危险的迫近、困难的出现。2.戏剧化地描绘矛盾被解决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观赏性，能够促使受众的阅读兴趣始终得到保持。
在传统新闻中，冲突性易被媒体叙述成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陷入脸谱化的境地，正如批评者所分析的那样，媒体似乎在抱着一种处理警察新闻或体育新闻的心理状态进行报道，把人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而且总是认为每一冲突必有赢家和输家。⑦此外，过分追求冲突使得新闻充满了阴谋、暴力、犯罪、战争，这对于社会化的教育显然不利，容易出现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负面作用。在Internet条件下，人们（包括大众和分众）仍然像过去一样迷恋于新闻的冲突性，但是与其技术条件和传播的机理相适应的是，这种冲突性和对冲突性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1.人们已经可以主动地寻求冲突和冲突性的表现程度，分众化的效果使得受众的决策权力更大。他们对于频道、栏目或议题的选择余地更强，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品味或需求来对新闻的冲突性和戏剧感有所把握。2.人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比以往更深刻。受众、媒介、记者和矛盾的各方“共同介入”文本，通过视觉虚拟的方式，受众可以进入“新闻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突不再是过去新闻事件内部的冲突，而是转化为它的一个广泛的隐喻：每一则新闻都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缩影，代表了某一个受众对于世界的认知。这种冲突性与其说是新闻戏剧的冲突，不如说是人们内心矛盾的总体表现。3.就媒介的性质而言，Internet能够用更有冲击力的方式来表现新闻内容，包括音频、视频、文字、图表、讨论和大容量的资料库，受众对于新闻形式力量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冲突性”这个纯粹的新闻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变得更加繁杂、深刻，并且发生了某种偏转，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矛盾的体现，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元素、更多的视角，形成了对广泛世界和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复合化的冲击之力，我们把这些转化和复合的方向描述为：有关冲突性的新闻价值已走向“冲突——冲击性”的统合。
六、显要性与需要性的统合
有关显要性（significance）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显要——需要性”（significance/necessar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显要性是对新闻报道涉及知名对象的程度的度量。“显要”在汉语里有显赫、重要之意，而显要性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着眼于外化知名人士和机构所包含的新闻价值。为什么显赫而重要的人物和机构能够产生新闻?除了新闻事件发生于他（它）们身上的概率较大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名人和著名机构具有很强的召唤力或吸引力，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社会的利益，受众关注显要人物或机构的事迹，即是关注他（它）们所代表的阶层，亦即是在关注受众自身的不断向上增长的需要。
以美国为例，近20年来，新闻的主要旨趣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异，大众的阅读兴趣更加集中在那些软性的新闻，包括那些不太“重要”的新闻，比如名人的纠纷与风流韵事等等。这些相对软性的阅读兴趣在近年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即一方面新传播时代的人们并未放弃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另一方面也对那些琐碎的、普通的，甚至是“无聊的”新闻内容感兴趣。⑧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受众倾向导致了当代新闻传播的多元化情境。
这种多元化的阅读在Internet环境下，得到了媒介技术能力的支持。Internet的分众能力，使得受众可以根据自己阅读需求去寻找他们的所需要的频道和新闻栏目，可以集合自己所需要的、与自己阅读口味相一致的人群，并与他们形成传播交互关系。事实上，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是新闻媒介的题材热点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因。就像在经济学领域里所发生的从生产者导向转化为消费者导向的发展潮流一样，媒介所的新闻有任何一点旨趣上的变化都是由受众市场引起的。在Internet环境下，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保持下去，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调节方式，来使得新闻逐步地在终极用户那里得到和谐和统一，并且自发地产生某种新的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有关传统新闻价值观中的“显要性”的价值元素开始向“需要性”方向发生偏移的机理。
这种偏移，目前是以一种“显要——需要性”相统合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变化，一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以一个单纯的关键词来规定哪些新闻是受欢迎的、哪些新闻是不受欢迎的价值观念已经过时。
七、接近性与亲近性的统合
有关接近性（accession）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接近——亲近性”（accession/intimate）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接近性是对新闻题材与目标受众生活空间的吻合程度的度量，有学者更直言接近性是指“在报纸发行的广播的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⑨接近性之所以构成新闻价值，是因为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总是更感兴趣，并受到打动——事件发生的地点离受众越近，与受众的利益关联就越大。如果对此做一个有趣的推论，那么我们会认为新闻接近性倾向于把物理距离缩短为零：要是某一新闻事件是由受众自己参加的，那么该事件的报道在这一个别受众心目中的新闻价值是最高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阐释：灾难事件死亡人数的多少与事件发生距离的远近（以当地为中心）成定比。例如，某个遥远国家因洪水死亡上千人的新闻，其价值相当于本国边远地区淹死上百个人的新闻价值，又相当于本州内淹死十人的新闻价值，还相当于本地淹死一人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对于不得不报道的外地新闻和遥远的国际新闻，通常会千方百计地突出与当地目标受众相关的因素，使其带上地方性的色彩。⑩这种相关要么是指在空间上与其接近，要么就是在情感上与之相联系。而从传统媒介来看，想使得信息与最大量的目标受众相吻合，通常的做法只能首选空间上的接近性。
但在网络时代，这种局面已为之改观。这主要反映在：1.技术特征使得媒介新闻可以支持个性化订阅、栏目的互动化以及更强的参与性。这使每一个受众都能够主动地寻求与自己的心理相接近的新闻。同时，他们自己还能够做到使用交互手段使心理距离更加趋近于零。这实际上是在把过去传统媒介甚至不敢想象能达到的出版目的，在一举手间得以实现。2.由于数据库能形成任何一条新闻和其他相关新闻相互联系的便利，使得新闻的本地色彩或者与相关对象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容易。3.在BBS、新闻组等媒介信息（泛意义上的新闻文本）服务项目中，人们所亲身参与的内容恰恰又多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新闻，因此在这种样式当中，新闻的拉近性，最大限度地表现为与每一个对象的零心理距离的亲近性。
我们注意到，以上三种特征，无一例外的以心理接近消解了空间距离。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Internet环境下，对于接受心理的控制是新闻分众化作业的首要问题，而空间性则早已被介质特征所消解。使物理转化为心理，这一媒介特质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网络新闻在新闻价值方面改变了从前我们所确认的关于“接近性”的单一原则，使其转化为“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原则。联想到美国自90年代以来，由WaltHarrington等人在传统新闻领域里倡导“亲近性新闻学”（Intimatejournalism）时所强调的“记录普通人每日心理与生活”的理念，⑾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有关网络新闻环境下“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型价值观正在与所有新闻领域里的相关理念形成相互激励的推测。显然，赛博空间以其虚拟性消解了受众以往所依赖的集群法则，并正在试图使信息消费的指向从物理空间重新回到人本身。
八、人情性与人群性的统合
有关人情性（humanity）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人情——人群性”（humanity/communit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人情性是对新闻内容契合人类基本感情的程度的度量。人情性又称人情味或人性。按照麦道格尔的观点，人们对于人自身以及对其他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涉及男男女女的各种事件的兴趣就叫做人情味。而汤姆森基金会则认为，人情味是指报道可以更多地涉及新闻中的人的人性侧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情性可以看作是新闻对于人性的展现、挖掘或捕捉，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人类独特的情感特征，并进而唤起受众的广泛的共鸣。
有关人情性的基本共识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怜悯。对不幸的人物或人群悲惨的命运给予关注，并提示他们不幸的根源。2.幽默。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喜剧化的特征能够为新闻作品带来相互的阅读趣味。3.故事性或悬念。如前所述，戏剧感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因素。4.对妇女儿童的关注。妇女儿童的处境总是能够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视角被观察，对她们的关注能够反映人性中最根本的善意。
人情味的价值指向实际上是在确认，新闻媒体应该用各种手段，从风格和题材上指向尽可能多的人群，并且使他们能够因相同的情感而产生类似的共鸣。这种同一化的努力有时因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使得大量目标对象的理念差异不能被有效地弥合。而在网络条件下，由于大众性和分众性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泛传播意义上的分层、分群的交流，因此，对于人性的指向可以以一种定向方式“本地化。”这既包括个性化服务，也包括网络用户的主动性阅读。如果我们观察网络新闻的总体格局，会发现随着网络新闻的日益成熟，它在平台的开发、新闻栏目的设计，以及受众的交互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不单纯依靠泛泛而论的人性指向，而不断地“增添”那些能体现“人以群分”思想的人群性议题的传受方式。对于人群的关注既不会过多的抵触人性的基础，又会较为准确地照顾到某一特定人群的传播趣味。
就出版而言，在网络媒介上，它早已不是单向的，而呈现为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编辑的分群化处理也早已被程序设置以及广泛的传播互动所取代。正因为如此，人群性不仅没有使得人性化的意味因为网络新闻的实践而减少，相反，更为它增加了新的、丰富而具有指向性的元素。这不仅使新闻更加具有信息效果，而且，其实在化的能力也比以往大大增强。——比如，你会发现那种“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或者“一人有疑问众人交互解答”的高效的实在化生活场景现在正频繁地发生在网际信息环境中。
结论是：“人群——人群性”的统合理念比之于单一的人情性的理念，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新闻价值中的“有用”的部分。“有用”的思想，与其说是在反映人性，不如说是在反映实际生活的需求和特指的实在人群的尊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西方某些关于中国的“人权”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力图泛化普遍的人性，而忽视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及传播环境中，脱离有人群性专指的新闻价值观，实际上难免会退缩为片面化标榜的高头讲章。
今天，网络媒介的分群能力早已不单纯是一种口号，而成为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的作业内容。小到只有一个人的专指的新闻服务，大到面向一个阶层、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从新闻价值观来说，也许，这种技术上的伟大进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为未来新闻指引了更加科学化的观念之路，即从普遍人性的观点迈向“人情——人群性”的统合价值观。
注释：
①⑦⑨⑩除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36页，144页，139页，140页，新华出版社，1998。
②⑥杜骏飞：《网络新闻学》，14-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及杜骏飞：《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载《小雅思想网》网站，
③关于噪避（zapping）的译名及传播学意义，参见杜骏飞：《论广告创意的观念》，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4）。
④以图片新闻报道为例，吴心梅在《眼见未必为实——网络新闻图片的陷阱》一文中，即以大量事实举出在Internet上出于种种广泛的原因导致新闻文本：A.自相矛盾，莫衷一是；B.图文不符，张冠李戴；C.细节失误，南辕北辙；D.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等4大类失实陷阱。载《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⑤彭兰：《数字化时代的BBC》，载《国际新闻界》，1998（2）。
当下影视批评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蔡翔
我把影视看作文化产品而不是艺术产品，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参与、资本介入的过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在今天要有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
大学要介入批评，大学的特征是什么，更应该提供一个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批评不太满意，某种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研究批评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来说，对影视应该加强专业、细致、带有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主旋律的影视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以后会为媒体的影视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向性。
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吕晓明
如果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话，那么它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正像西方有的电影研究学者讲的，他们认为电影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依赖于认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一种实践活动。电影批评、需要有专业的学者、专业的技巧。这是我对现状的看法。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和我们的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这样一些很难一时改变的原因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当代的电影批评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呼唤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电影批评，但不是用人文科学去代替电影批评。当前对重要影片的评论很少，对年轻导演的关注很少。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发现和讨论也少。怎么提高电影批评水准？要实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贬低，不要颂扬和反问。
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白烨
我谈谈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大片无大评”。我觉得，这几年大片一直很火爆，这从市场上来说是好现象。但是评论太缺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这些年，这么多编导都在搞古装武侠，是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没有人批评。我觉得大片没有相应批评的话，也是失衡的，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这些导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员，在观众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们的东西，观众会不假思索就接受，没有批评，这样很危险。
第二个不适应——“管播不管评”。国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视片，但不制约评论。电视台有时候会把剧组请来，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东西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电视台和一般的媒体不一样，在播出的时候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其实评论最好的平台就是电视。
第三个不适应——“乱改不顾评”。比如说，对古典名著的改编。早期的一些不错，过了几年，说人家老了，要从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来，弄什么选秀。曾经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几个“红楼梦中人”的演员，个个都很漂亮，但这和《红楼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完全是一个做秀的事件，选出的演员导演没法用，不合适。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没有人批评。
高等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徐甡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文环境下面，影评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单独进行，因此，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我觉得电影的智力在衰退，有点像中国足球，兴致的确很高，但球却一直踢不进，没有长进。不太礼貌的讲，很多电影看起来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会生气。如果说对电影那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种还有一点关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影评不得不作出尖锐的批评，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现在高校，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影评它还是需要有理论的素养，高校的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影评它的确有一些理性辨析的东西。
当然高等院校影评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我个人感觉，院校的某些少数的影评也是要“有话好好说”。影评这个东西是说理的，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在话语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说到位，说准、说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评文章中很多词汇的出现，比如“语境”，很多文章都用。我们没有发现“语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文章怎么写的。当然，用了“语境”包括很多很现代的词汇，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这样，一种腔调。
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石川
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本身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焦虑。以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某种民间话语正在被边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这个工业市场当中无法构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也就是说，工业不需要听你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或者说，它听了你的评论反而导致它的生产力的一种降低。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一种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电影工业所处的一个文化生态、现实，这个现实充满了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换到大片上，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对大片的批评、攻击甚至谩骂、贬低。当然，如果从一个艺术分析或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否能够适合现在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时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比如说，院校里的学院派批评能不能通过艺术批评方式，帮助创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们倡导的理念、思想、价值观演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
电影批评是有独立价值的陈思和
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拍电影，拍电影是导演的任务。电影批评与其他所有的艺术批评一样，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它与电影制作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电影制作得不好，供我们批评；制作得好，供我们研究。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影视批评有多么糟糕，现在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影视专业，博士也培养出来了。他们的职责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是为了培养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崇高的审美能力。
人文学者如何介入影视批评曲春景
当影像文化铺天盖地的时候，影视批评的孱弱和缺失，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焦虑感。即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介入意识，却很难找到与影视剧主创人员或者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导演不像欧美优秀编导那样本身介入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次，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懂电影，因此也不愿轻易介入影视批评。所以造成影视批评缺失的现象。其实，电影批评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的本体批评，由懂行的专业理论家、批评家操控，面对小众；另一类是影视文化批评，面对社会和大众。理论家批评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机位”等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市场上普遍民众都能看懂的影视作品，是这些作品携带出来的各种文化内涵。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是这类批评的主体，不用受业内某些有成见人士的影响。有些导演对这一块非常排斥。这种排斥并不是中国电影史一开始就有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得非常好，那个时代的电影对人文内涵是有要求的，他们是竭力邀请知识分子介入的。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影视批评症结之一吴小丽
李安和姜文同时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者获得金狮，后者没有斩获。李安是一次次地运用普适性的叙事和普适性的人文关怀，来赢得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观众。姜文就输在电影的普适性人文关怀上。普适性不仅指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兼顾和融合，更多地是指作品一定要触摸到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人性内涵，也就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不被轻易触动的、封存的“结”。如果触动了这一点，电影就带有人性深度，能够赢得观众。
普适性价值同样适用于影视批评。当前影视批评文章并不少，然而很多文章只是各类知识的堆积、学术的炫耀、某种时兴方法论的实验，沉浸在学术的孤芳自赏当中。学术研究式的批评只能存在于高校、研究机构，专业的学术圈里，是研讨会、评职称、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的需求，它们与现实是毫无关涉的。新时期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问题，也是影视批评的症结之一，人文批评的缺席是思想的缺席和淡出。
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以人文性为核心曾军
专业影评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对常识的沉默，对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保持一种沉默，去追求别样的意义。第二个是意义的过度阐释的现象，就是说本来没有，硬要在影视剧里去挖掘各种各样的意义。我引用乔纳森·卡勒一句话来说明目前专业影评的一个问题，他说：“正如大多数知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他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所以那些从事专业文化评论、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的人，对这些淡乎寡味的意义，很容易就把它们抛弃掉。我的结论很简单，如何让影视批评真正深入到普通观众的心坎里面，能够被他们所接受。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就是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共鸣。那么，我们的影评，针对编导而言，就应该探讨这种具有普适性的人文关怀如何用镜头语言更好地去表达；面对观众，我们应该探讨如何从中吸取人生的意义。这可能又回到了80年代初启蒙的状态，可能现在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谈人文学者如何介入，那么人文性的强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是以人文性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理性精神的一种批评。
美国电影评论面面观孙绍谊
先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美国的电影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大学里出现的，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性和当代性倾向。电影研究在确立自身学科身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其日渐游离于电影创作实践和大众观影行为之外。美国大学开设的很多电影课程和教授撰写的文章都是高深的、很理论化的，基本上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跟现实毫无关系，跟创作和大众的观影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是满足于学术机构里面的知识活动，成了由学术出版、学术研究以及大学课程构成的研究类大学运作机制的一部分。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课程整个有一个内循环的过程，基本上不和创作实践、观影行为发生关系。
和创作实践和观影行为发生关系的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的介入电影的专门的评论员，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大学里面任职的，他们可能没有博士学位，但却是学电影出身的，形成了一个很专业的队伍。这批影评人绝对是有价值的，观众也养成了一个观影习惯，他们专门看影评人的评论才决定看哪部电影。培养一个品牌的影评人是比较难的。而美国大学的理论传统比起中国来更加浓厚，更象牙塔一些。
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孙善春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经常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影像的阅读者，而没敢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写一些所谓的批评文字。我们在说批评者缺失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一个阅读者的缺失，认真的、优秀的、非常专业的阅读者的缺失。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变成专家，在电影这个机械技术复制的时代，连卖报的小童他都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他也可以谈电影，当然他谈得可能不像我们那么专业。那专业是什么呢？我想专业读者他要读得非常地细致，要有趣，要有美感，要投入时间，要享受阅读的乐趣，一种鉴赏式的古典情怀的欣赏，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因而，我觉得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
中国电影批评界的分工倪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基本完成了体制化的分工，现在中国电影批评界从体制分工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第二种是商业性广告性批评，第三种是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第四种是网络化全面性的电影批评。实际上这几种都有交叉，比如网络批评里也有很多很专业的很优秀的批评，第一种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也有相当多的教授参与进来，无论从文化政策、产业研究包括艺术本体论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平。商业性广告性的批评实际上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娱乐记者手中。
在这种定位之下，我们人文类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功能，能否把学问做到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水平，能否在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做到话语畅通。我们就要拿出一个人文研究的姿态和学问的深度来进行表达。最后才是影响创作者。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既能够有一种很好的、温和的、古典式的评论方式，也要适当地关注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怎样寻找群体性的、和学院派的电影研究应有的阵地。
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毛尖
很多年前看到戈达尔的剧本里面有一句话，电影只不过是金钱罢了。当年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戈达尔电影的美学特征好像和金钱有些距离，但是这几年把戈达尔的后期作品都看了以后，并且随着电影形势的发展，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而且它也可以应用在影评上，“影评也不过是金钱罢了”。今天在国内写影评，有的时候很灰心，泥牛入海可能还是好的结果。所以整个逻辑是，谁砸的钱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这个逻辑的反向同构或者是反向运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评，基本是你砸金钱，我砸板砖。所以在影评界，道德重构成了最艰难也最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悲观的问题。
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或者说有多独立，互联网可以吗？我觉得网络影评以匿名性获得欢呼，好像草根影评也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不乐观的。大量的心情式影评，没有立场，也很飘忽，这种影评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影评的地位。所以我宁愿暂时保持不独立的状态。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大学首先要把电影作为一种阅读，另外大学可以提供电影史的知识，提供更多角度的方法论的知识，不断强迫观众重新体验他本身作为电影观众甚至是电影作者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影评需要更多的文化想象力和各种文化知识，包括重新研究电影意识形态和消费市场。
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葛颖
我觉得影评人就这个时代来讲是生不逢时的。因为之前影评人其实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然他们的人数也少，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多。创作界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除了影评人这个身份之外，大多数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一个我觉得生不逢时的原因是本来的大众是沉默的，影评人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大众的代言人。但是今天随着媒体的发达，大众文化的发达，他们有了表述自己见解的可能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本上失落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影评人在这个时代被创作者和大众同时抛弃了。
所以倘若我们谋求继续存在的可能，就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以此展开生存的新维度。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将热点议题引向建设性的方向，将火爆的争论、甚至诋毁谩骂引向逻辑释理，应该成为我们介入大众的姿态。对时下创作界晦明不清的问题，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帮助厘清一些观念，构建创作方法。我们也可以是创作界的密切监视者，阐释不良的创作动态背后的玄机，进行善意的揭露和警示。
学界自说自话甚至是各说各话刘海波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理论基础；价值；价值创造
价值及其源泉问题是每一个从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如：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等。[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科技知识及经营管理创造价值的问题；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问题等[2]。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必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加深对于价值及其创造的理解，是更好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科学回答这些新问题的钥匙。本文试图从分析价值和价值创造入手，并结合经济现实，对经济领域中价值创造进行解析。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哲学基础
1、科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首先他打破了古典派只从交换价值的形式上看待价值的局限，而从“不同性质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在数量上相比较”出发，抽象出价值概念。为此他提出商品的二重性学说，并独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确立下来。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剩余价值的出现既离不开流通领域又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价值增值关键是生产者，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因而，在价值创造源泉上，坚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真理。[3]
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必须认真分析其价值理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构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哲学基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钥匙。
2、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以人类整体的偏好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框架之下的。迄今为止的几乎全部学科，只要涉及价值判断的，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某物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其对人类有效用，能满足人类需要；反之若某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则无价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价值的概念是商品用于交换时才产生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类之间的交换，物品永远只是物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可见，价值是针对交换而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针对人们交换中双方交换物的比例关系而提出来的，是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一种尺度。从这个意义上，价值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是在交换过程以后，而是在交换的一瞬间才得以体现的。[4]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价值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5]既然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有意义，它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又是建立在双方平等意愿的基础上，所以价值是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人与人交换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交换比例）的表现。
二、价值创造的源泉
1、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为什么土地、资本也同样参与生产过程，但它们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已隐含在马克思对价值和交换的分析之中。让我们先考察交换，在假定交换物品对人类有效用，而且交换双方也为之付出劳动的基础上，来分析商品的交换比例问题。那么，以何种比例交换二物品最恰当呢？为什么一只海狸交换两头鹿，而不是一头或三头呢？这就集中到价值创造上了。马克思正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下，对其作了科学的回答。既然价值是以人为标准进行评判的，那么就看这次交换对双方是否公平。若公平则成交，否则交换就不能进行。怎样才是真正的交换公平呢？当然又是要从人类本身的判断来考虑。可见，马克思只所以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是把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的基础之上的[6]。因此，这种付出理所当然成了衡量交换比例的尺度。但这种艰辛和付出的度量在实践中又是有困难的。因此，马克思只有抽象出一般劳动，认为他们是同质的。进行了这种抽象之后，衡量商品的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的劳动。然而劳动还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有用人类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取代。而人类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时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社会平均的，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2、价值创造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源泉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建立在以整个人类的福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价值的唯一的更一般的源泉：“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从而价值创造的一般要件就是：第一，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第二，人类在创造该使用价值时付出了艰辛和麻烦。第三，创造价值用于交换。从这个基础上考虑问题，一切效用价值论者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从个体（效用）出发，而未以整个人类社会（效用）为对象，以个体抹杀了一般。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错误的，因为“价值是体现在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上的，只能由人来创造而不能由物来创造”[7]，非劳动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为商品的形成付出“艰辛和麻烦”，只是单纯的价值转移。三、价值创造分析——新时期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深化
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前提、价值创造的一般源泉以及价值创造的判断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据对新时期复杂经济现象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解析。
1、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人类劳动在当代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被消费转移到劳动力中，构成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具体劳动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也不能创造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不能创造价值，但它对价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第一、它是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劳动者就无法借助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第二、它构成了价值载体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商品价值就缺乏物质载体。第三、作为上一劳动过程结果的物化劳动是经验的累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8]。
2、科学技术知识不创造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与过去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所以有些学者便认为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价值，并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论据[9]。其实这是混同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跟价值即这个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毫不相干，更不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力量。科技的运用，只是导致使用价值的成倍增长，而非价值的成倍增长。正是科技使人们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减少了人们“获取该物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单位商品的价值才下降，而总价值却是不变的[10]。另外，科技的发展导致价值的转移或者说价值的剥削，会产生一个重新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价值。科技的唯一作用就是广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对其他行业剩余的剥削，必然带动社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从而人们获得社会产品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减少，即：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这个价值量降低的过程是人类生产自身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增强的过程。
3、经营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
经营管理劳动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协调、指挥、监督，是构成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生产环节复杂的生产下，经营管理显得比普通劳动更加关键。管理者虽没有参与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但其劳动与工人一般性劳动构成了企业的“共同劳动”，管理者也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间接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其劳动是更加复杂的劳动，需要掌握更加复杂的科技知识和管理方法，是比普通工人劳动更有创造力的劳动。
4、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劳动的创造价值
第三产业劳动也是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产业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产品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般凝结。第三，第三产业的劳动用于社会交换，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率越来越多，创造的产值也逐渐增加。第三产业中无论是生活服务部门、生产资料服务部门还是其他服务部门，都是创造了无形产品，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作为一般劳动，与工人的劳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没有两样。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区别就是其所有权的不同，或者说是价值分配不同，这与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不能相提并论。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要依据价值创造的三个要件。即：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价值创造主体为获得该使用价值付出艰辛、用于社会交换。由此看来，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创造的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在现在与将来仍然适用。不能由于一些经济现象的变化去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应该在分析当时经济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使之更加成熟，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冯春安．国内劳动价值论争鸣简评，经济学动态[J]．2001（1）：154-56
[2]罗润东、秦海英．劳动价值论研讨会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J]．2002（3）：46-48
[3]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M]．1983：74-84
[4][5][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M]．1975：64，89，51
[7]邓先宏、傅军胜、毛立言．对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研究[J]．2002（5）：8
[8]郭友聪、当代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的本质及其实现，新疆教育学院学报[J]．2003（9）：3-5
1.1以利润为核心
所谓的以利润为核心，除了企业的剩余利润还需要包括价值创造。传统的利润主要讲的是企业自身产品创造的物质价值。当前应用价值型管理模式之后就改变了这种利润概念。价值创造已经成为了当前企业利润的一部分。在企业的管理中，对价值创造产生影响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资金成本、人员投入、投资风险等等，企业的发展规模和经济效益都受到了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使用该项企业管理模式之后，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1.2以现金流为核心
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企业更加注重价值管理，而价值评价是价值管理中的重要工作，它主要是以现金流为核心，在理论上影响着大批的学者。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研究表明，现金流能够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全面反馈，而且对企业价值创造进行衡量。此外，这种管理模式还关系着企业在股市中的发展。企业通过应用以现金流为核心的价值型管理模式不仅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还能够使企业在股市方面获得更多的收益，利润也会大幅度增长。所以，这种管理模式的使用不仅能够影响企业的经营，而且还会对企业股东的经济行为产生约束作用。
2.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2.1明确价值目标，做好价值定位
价值型企业管理价值创造是核心，企业创造价值必须有明确的价值目标为指导，只有价值目标明确了，才能够按照目标指导企业员工为企业多做贡献，确立进行有效价值管理的战略战术，根据目标做好计划，制定有效的管理制度，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成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将价值创造与价值活动达成共识，为了完成企业的使命而共同努力。所以，现代企业管理如果运用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一定要先将自己的价值目标确定好，企业首先要将现金流量折现值作为最直接的价值尺度，企业以此来确定价值创造目标。并将价值创造目标分解为财务目标与非财务目标，短期目标以及长期目标，根据企业的现状以及发展状况逐步实现目标。企业的财务目标主要是企业的经济利润，企业的非财务目标主要指客户的满意度、员工的工作环境以及工作氛围、产品创新能力、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以及工作热情，企业非财务目标的明确，可以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促进员工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发员工的创造潜力，促进企业发展。
2.2确定企业价值驱动要素，实现企业管理价值创造
使用价值驱动能够很好的帮助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例如在资本规模，销售增长率等都属于价值驱动要素中的，这些要素直接影响到整个公司的正常运转，帮助企业获知管理风险。这些价值驱动要素存在于企业的各个部门，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企业的关键价值驱动要素随着企业的发展变化而产生变化，随着企业竞争环境以及内部实力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业务单位所有的生命周期的改变而改变；所以，经营者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分析企业驱动要素一定要根据企业的竞争环境以及企业的价值评估进行分析，只有根据以上各个方面综合判断，企业的关键价值驱动要素才能够最终确定。在具体操作时，我们可以为企业各层级管理人员建立价值驱动要素树形图，为人力资源管理与利用、产品开发等提供可控变量的管理。在企业管理中，通过有效管理关键价值驱动要素，实现企业价值创造。
2.3树立价值创造为核心理念，落实价值管理组织系统
为了能够更好地应用价值型管理模式，作为企业不仅需要做好价值管理的组织系统的落实工作。这主要是由于在进行企业管理的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价值管理系统，那么就无法向下开展价值型企业管理工作。各个部门之间必须有效沟通和协调，作为员工也应该积极地配合组织系统的建立，作为领导更应该重视企业管理工作，可以通过逐渐完善企业的奖惩制度，通过组织相关活动，使企业上下都能够认识到价值型企业管理模式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除此之外，还应该建立企业的有效地管理模式，组织系统内部的领导应该明确自身的职责，同时把该项工作的开展程度作为领导评估标准的一个方面。营造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通过对员工培训，明确员工承担的责任，实现企业的科学管理。
3.总结
从泛义的角度而言，管理创新是各类创新的基础和保证，无论何种管理创新范式，都强调把新思想、新体制、新机制、新方法引入管理过程，以提高资源整合效率并产生效益，从而有效实现既定的创新目标。当前，在全球创新呈现庞大而复杂变化的景观下，按照宏观创新框架，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源和逻辑并非技术创新问题，而是管理创新演进的问题，技术进步只是管理创新演进的结果。虽然管理创新不能替代技术创新，但技术创新的根本要素是人，即所谓的“非道弘人，人能弘道”。通过管理创新内激形成的动力机制，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思想解放程度、市场发育状况、科技进步水平和政府执政能力等指标，在本质上都可以通过管理创新水映出来，尤其是当社会发展进入后科技时代，涉及体制机制的管理创新难度越来越大，这类深层次问题的任何突破，都将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2管理创新史迹及启
示管理创新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不懈追求，已经成为根植于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信念，不断影响着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现代竞争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创新机制，只要勇于创新和积极竞争，后来者就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先行者。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借助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通过管理创新推动社会变革，实现了工业大发展，使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借鉴英国的管理理论，积极推动本国管理创新，实现经济飞速发展并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20世纪70年代，日本借鉴美国的管理经验，多层面推动管理创新，创造了经济腾飞奇迹，势头直逼美国。20世纪90年代，面对知识经济的兴起，美国企业着力推动二次管理革命，“75%-80%的美国大公司都进行了流程再造”，为实现美国经济复苏并持续多年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知识经济的发展经验昭示，越是处于高科技时代，管理创新对内涵发展的推动作用就越是重要，其中包括传统管理加快向创新型管理转变，传统型生产快速向知识型生产转型，传统人事管理迅速向以人为本的管理转变等等。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多次管理革命，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全球管理创新，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一次又一次地展现管理创新的价值，有力证实了管理就是生产力的论断。实践证明，管理创新能量堪比技术革命。近现代社会，世界上每次管理革命都带来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极大提升，尤其是20世纪以来，管理创新的一系列成果，更是对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实践表明，很多时候管理创新只需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而不必增加新的生产要素2，就能产生1+1>2的整合效应，并构建起新的竞争优势，由此彰显出管理创新的魅力和效力。“田忌赛马”并未改变现有要素，但是新的管理思路和管理策略产生了大相径庭的结果。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总负责人韦伯W博士曾说：“我们没有使用一项别人没有的技术，我们靠的就是科学的管理”。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总结美国曼哈顿工程的成功经验时说：“使科学充分发挥威力的是科学的组织管理”。美国权威人士曾指出：“美国经济发展水平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前列，靠的是三分技术七分管理”。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力推进计算科学基础研究并获得众多重要成果，对后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奇怪的是，尽管当时基础理论研究的优势在欧洲，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却于1946年诞生在美国，而且大半个世纪以来，在计算机科技创新上美国几乎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中的道理令人深思。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总结一些国家与美国在生产力水平上存在差距的原因后指出：“不仅英国，而且整个欧洲的工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原因，主要不是在技术和工艺方面落后于美国，而是在于组织与管理方面的落后。”
3管理创新的价值实现
3.1强化管理创新引导，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管理科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组织，管理创新都是维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根基。管理创新的目标之一在于提升管理功能与外部环境互动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以实现期望目标。如果没有科学管理意识的自觉，就不能自觉地进行管理创新。例如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是衡量其行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其中包含了对管理创新的判断。由于评价功能本身是中性的，其对地方政府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于是评价设计的导向具有特殊意义。如果遵循先发展后治理的倾向性管理思路，那么对地方政府实行以GDP为导向的考评模式，最终将导致以污染环境为沉重代价的悲剧。在此过程中，必须通过管理创新的引导，强化评价功能的正面效应、弱化负面作用。就评价而言，其固有功能只是一种体现特定效能的内部性机制，其内在特性使其独立而稳定地保持中性特征；但是评价作用所产生的却是一种体现显在效应的外部性影响，它通过评价功能特征与外部因素互动而产生相向效应，不同的互动方式将产生不同的评价作用和效果。简言之，评价功能无好坏之分，但评价作用却能产生或优或劣的影响。由此可知，对同样的事物，采取不同的管理思维，将会导致管理功能与外部环境互动结果的明显差异，。事实上，人类社会充满高度的管理复杂性，因此管理创新面对的挑战也是巨大的，而且经济社会发展越是高级化，管理创新就越需要沿着制度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等多学科交叉的方向进行探索，这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3.2加快管理创新进程，完善创新政策供给
制度经济学认为，合理的政策设计和安排可以产生影响系统变革的机制，保证创新过程能够在更合理的方式下进行，因此在管理创新推动其它创新的过程中，创新政策供给是重要影响因素。当前我们的创新政策供给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创新政策供给的决策研究力度不足，时常出现总体供给不足和局部低效供给的结构失衡和错位现象；二是创新政策供需双方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往往导致好政策难有好的实施效果；三是创新政策供给或多或少捆绑部门利益，造成创新政策供给偏向；四是创新政策供给缺乏竞争机制，不利于激励创新政策供给质量的提高。2013年7月考察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时指出，要坚决扫除影响科技创新能力提高的体制障碍，有力打通科技和经济转移转化的通道，优化科技政策供给，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极性。创新政策供给是一个涉及系统因素的动态过程，不能只关注某个创新点，而必须关注创新政策的组合性，努力形成创新政策的完整链条。创新政策的有效性离不开创新实践的有效性，因此创新政策必须从供给导向为主逐步转变为需求导向为主，要发挥市场对创新政策的引导作用，包括完善创新政策的采购机制，努力推动创新政策供给的管理变革。
3.3提升管理创新份额，优化创新系统结构
近年来，中国科研投入已高居世界第二位，但是科研产出却远未达到相应水平，个中因由颇值得深思。系统论告诉我们，任何创新过程都是由不同创新元素承载的，既包含技术创新成分也包含管理创新成分，技术创新的责任在于发明新技术，管理创新的责任在于推动技术发明转化并形成变革，技术创新的功能只有通过管理创新的推动才能趋于完美。大量事实表明，缺乏管理的发明可能被荒弃，有效管理的发明可以变成竞争优势。例如，科学家在实验室的创造充其量仅为一项发明，只有当这项发明变为商品进入千家万户并占领市场，才算是实现了产品创新，才能真正产生巨大效益。这个从实验室发明到商品市场化的转化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各个中间环节，都必须依靠管理创新的推动才能实现。我国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高度重视科技创新的人财物力投入，但是成效仍然差强人意，如何把有限的资源用到刀刃上，如何高效实现科技创新目标，这不是仅凭无限加大科技投入所能办到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不但科技基础不够雄厚，而且经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如果缺乏管理创新的支撑，创新系统将无法协调运转，各种创新元素作用的发挥也难以得到保障。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管理创新在国家创新结构中的占比，是考量一个国家整体创新发展水平的重要衡标。因此，要保证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顺利推进，就必须把管理创新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对于大科学系统和区域创新体系这类宏观尺度的创新任务，更应该坚持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双轮驱动”，按照三分技术七分管理的系统模式完善创新结构。只有具备良好的创新系统结构，才能保证系统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科学协调，进而使创新活动保持良性运行状态，这是提高创新品质的必要基础，也是有效实现创新价值及整体目标的重要保障。
3.4捕捉管理创新需求，突破约束市场瓶颈
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创新的发展动力及现实功能，在于及时回应效率与公平不断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指明了管理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上应重点突破的方向。例如，当市场需求牵动着技术创新飞速发展时，管理创新却不能感受市场需求而明显滞后。从本质上看，现代科技成果转化已远不是技术问题那么简单，产品创新不仅是技术的产物，更是管理的产物，因此管理创新作为产品创新和市场效益的最终实现者，如果不能及时满足市场的需求，将会对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形成压制。又如，当前我国人才管理模式仍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人才需要逾越的壁鱼太多，优秀人才很难被推到最需要的地方，人才配置的低效率并不鲜见；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具有不确定性和随意性较大等特点，容易诱使人性的弱点寻机而乘。因此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规范成为管理创新必须面对的问题。再如，人力资源管理有时容易脱离市场经济活动的逻辑起点，忽视人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对于人力资本交换机制中的交易成本尤其是制度成本约束日益成为重要因素的问题缺乏研究，不能很好理解营造良好人才制度环境的真谛。客观上，如果人才价值的实现无法大于其付出时，人才潜能的激发是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的，对于此类问题，管理创新必须做出解决方案。
3.5明确管理创新责任，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论文摘要：价值链会计是会计学的新领域。价值链会计，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价值链核心企业为龙头，以价值链的整体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构建价值链会计理论框架，要在突破传统会计方法局限性的基础上，从会计本质、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职能和会计对象等方面进行理论探索与实践。
价值链概念是迈克尔·波特(MichaelPorter)首先提出的。他将价值链描述为一个公司用以设计、生产、推销、交货以及维护其产品的内部过程和作业，并从企业内部角度描述了价值链，把企业内部的作业看成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的组成要素。
价值链管理站在战略高度，从价值链角度研究运用现代管理理论和方法，识别和重构企业价值链，通过价值链的分解与整合，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赢得竞争的优势。我国著名会计前辈阎达五先生2003年提出价值链会计概念，得到了广泛的响应。本文从价值链会计信息需求、传统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局限来探讨价值链会计的必要性，并综合提出价值链会计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构建价值链会计的必要性
1、会计信息需求的变化。
首先，内部价值链管理对会计信息有新的要求。内部价值链管理依赖作业成本和价值增值信息。从内部价值链角度观察，企业由一系列不同作业构成，一般包括研究与开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等作业，它们共同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内部价值链管理的关键是找出企业内部的哪些作业产生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是真正的增值作业，然后对这些作业进行更有效的管理。因此，需要依赖作业成本信息进行内部价值链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价值链作业，确定战略性价值链作业，追踪其作业成本，对战略性价值链作业进行更有效地管理，实现企业竞争优势。
其次，外部价值链管理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有新的特点。外部价值链管理的主体是价值链核心企业和其他成员企业，他们都是价值链联盟的参与者，都有对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需要，但其需求又各有特点:价值链核心企业是价值链联盟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从整个价值链联盟的建立、运行和日常管理，以及价值链的评价和调整，都必须依赖价值链联盟体的必要会计信息。第一，在价值链合作伙伴评价指标中，财务指标是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在价值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中，财务指标也占了重要份量。价值链其他成员企业，他们是价值链的加盟者和核心企业的追随者。他们在加人前的评估、加人过程的整合和加人后的日常运行管理中，都需要进行跨企业的信息交换，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决策。
另外，价值链联盟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也将提出对价值链会计信息的需求。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成分复杂，关心并需要价值链会计信息的主要是价值链各实体企业的投资者、主要债权人、政府管理部门等。他们的决策行为或行政行为，也将由原来基于单个企业分析，而转向基于其直接关联企业所在的整个价值链的分析。
2、传统会计方法的局限性。
价值链管理模式下，会计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遭到垢病。财务会计方面，焦点在于财务会计无法反映企业价值的信息。传统的管理会计忽视了新的制造环境和新的管理理念。如在信息时代的竞争环境下，产品寿命周期逐步缩短，许多先进企业已经实行准时制制造方式，实现了零存货。在这种情况下，管理会计传统方法中的“经济订货量”、“最佳生产批量”等方法已经没有意义。变革现行的会计模式已是大势所趋。价值链会计是适应这一变革趋势的一种选择。
3、传统会计理论的存在条件发生变化。
第一，关于会计主体假设。价值链会计所管理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单一的企业，价值链会计将会计管理的范围由单一企业扩大到价值链的部分或整体，变成了由多个企业所组成的价值链虚拟企业。这种会计主体可以根据需要扩大或缩小，“价值链虚拟企业”使会计主体的范围具有“可变性”，从而把握会计主体变得十分困难。
第二，关于持续经营假定。在价值链中，会计主体存在时间长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虚拟企业”可以随业务活动结束，或者需要调整该项业务时，“虚拟企业”可以随时终止。持续经营假定将不再适用。在传统财务会计中，非持续经营条件下应适用清算会计;在价值链虚拟企业会计中，是适用清算会计还是创造新的财务会计方法值得研究。
第三，关于会计期间假设。会计期间假设是指为了定期总结企业经营成果，人为地将企业经营时间划分为一段段相对独立又相互连接的期间，并将其作为编制财务报告的时间范围。显然，这一假设的提出与会计信息的加工和传递技术受到限制有关。价值链会计是在信息化条件下出现的新的会计模式，实时报告成为现实，信息使用者则可从网络上随时获得最新的会计报告，而不必等到某个会计期间结束再获得，从而大大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及时性。
二、价值链会计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
1、价值链会计的概念与本质。
价值链会计，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价值链核心企业为龙头，以价值链的整体价值最大化为根本目标，以提高价值链竞争力、市场占有率、客户满意度和获取最大利润为具体目标，以商务和会计协同为运作模式，通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实现对价值链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有效规划和控制的一种管理活动。
2、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定位。
会计目标是指会计工作期望达到的目的或境界，它的内容既是人们主观愿望的体现，又要受到客观环境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价值链会计的目标也就是价值链会计系统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的或结果。因此，价值链会计的目标可以表述为:为信息使用人提供动态的价值信息，借以优化价值链流程和价值链联盟，并同时以实时控制为核心协调和优化价值链，最终实现价值链联盟和核心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动态地看，价值链管理实际上是一个围绕价值增值，不断协调和优化价值链的过程。价值链会计既是价值链管理的重要工具，也是价值链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价值链会计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价值链管理的目标和要求。
3、价值链会计基本假设。
价值链会计假设是价值链会计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价值链会计假设与传统会计假设既相联系又有突破。其内容分别是:价值链联盟会计主体假设、与清算假设并存的继续经营假设、实时处理与会计分期相结合，以及价值计量假设。
(1)价值链联盟会计主体。会计主体假设限定了会计核算与报告的特定的空间范围，强调企业以独立实体作为会计主体，为企业投资者和债权人提供会计信息。同时也允许将几个相联系的法律实体整合为一个会计实体。对于在何种条件下整合以及如何整合，则仅对于母子公司之间的合并报表事项有所涉及。对如何将价值链联盟体的整体或部分作为会计主体，则是一个新间题，这也正是价值链会计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在价值链管理中，价值链联盟体以及虚拟企业的出现，使会计主体的典型形态—企业变得越来越模糊。因此，会计主体假设的概念范畴应扩大，主体的范围可以不局限于是否存在实体。价值链中的会计主体可以是各个分立的价值链上的点，也可以是类似核心企业的母公司，及各外延企业为子公司的集团。
(2)持续经营假设和清算假设并存。传统财务会计基本前提之一的持续经营假设是指在会计上假定企业将持续经营下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企业不会被清算或破产。价值链管理中，多变的经济环境加大了经营风险，网络的扩张使企业虚拟性加强，这些都对会计主体持续经营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会计主体面临的是竞争日益激烈、风险日益增大的经济环境，企业随时有被清算、终止的可能。另一方面，会计主体十分灵活，存在的时间长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虚拟企业可以随业务活动的需要随时成立，当该项业务活动结束，或者需要调整该项业务时，虚拟企业可随时终止。投资者和债权人在分析评价价值链会计信息时，可能更多地需取得特定期间假设下的财务报告。因此，价值链会计既要提供持续经营前提下的会计信息，又要提供清算假设甚至其他特定期间假设下的会计信息。
(3)会计分期和实时报告。会计分期假设是在会计主体终止前，应定期向会计信息需求者及时提供会计主体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信息，人为地将会计主体持续不断的经营过程按一定的时间分割开来，形成一个个的会计期间。但在价值链管理下，会计分期实际意义受到挑战。计算机网络的采用，使每笔交易在瞬间完成，虚拟企业可能在某项交易完成后立即解散，存在时间长短具有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要人为地进行分割，不仅是很困难的事，而且没有实际意义。在此基础上的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也受到质疑。因此，价值链会计在满足传统会计分期反映基础上，还应该更灵活处理分期会计处理事项，诸如重视项目有效经营周期报告、重视实时报告，以弥补传统会计分期核算的弊端。
(4)价值计量。在价值链管理中，给货币计量提出了强化与充实的要求。一方面价值链联盟体的货币环境复杂化，加剧了会计主体所面临的货币风险，冲击了币值不变假设。另一方面，在价值链中，知识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参与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作为新经济时代最重要的企业资源。企业有必要对知识资本、人力资本进行确认和计量。而这些非传统资本都难以用现有的货币计量模式进行衡量。在价值链会计中，非货币计量形式将被大量应用。在基本财务信息之外，以非货币形式计量的非财务信息也将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依据。同时，在现代信息技术支持下，多种计量形式同时使用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强。
4、价值链会计职能界定。
(1)价值链会计的反映职能。价值链会计是传统会计的发展，其职能也应包括反映和控制两项基本职能。作为价值链会计的反映职能，其特点是动态性、实时性和全面性，不受会计期间的限制，而以最快速度反映企业价值活动的信息:第一，更全面。价值链各个节点企业或主要节点企业都成为价值链会计的反映对象。第二，实时动态。传统会计的反映职能也具有一定动态性，但这种动态性仅仅是反映对象的动态性。价值链会计能做到反映行为的动态性，价值链会计反映具有实时的动态性。
(2)价值链会计的其他职能。价值链会计还包括战略与计划协同、多维控制和实时评价等职能。战略协同:价值链联盟体是基于价值链统一的战略目标而形成。因此，战略协同就是价值链会计的重要职能。战略协同并非要求价值链上所有成员的战略目标都相同。战略协同的目标是所有成员企业各自的战略目标都能统一到联盟体的整体战略中来。这是联盟体建立的前提条件。计划协同:是指对较短时期的预测、计划或预算进行协同，它是为具体落实战略协同而实施的一系列计划程序和执行程序的协调一致。多维控制:企业的价值链常常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纵横交错的价值链网络。由此服务于价值链管理的价值链会计对价值链的控制也不可能是孤立和分散的控制，而应该在实时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多维的全方位控制。因此，对价值链的控制必然是一种多维控制。实时评价:实时评价职能强调的是评价的即时性，要求以最快的速度揭示价值链的价值创造过程，对价值链运营绩效作出评判。这种经过评价产生的即时性信息，更有利于正确及时地进行决策，实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就意味着它具有相对独立于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引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胜利前进。邓小平德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育即政治、思想和品德教育，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特征。邓小平德育思想内容丰富、系统、深刻，构成了一个适合中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时代特征的比较完整的德育思想体系。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为继承、丰富和发展德育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德育思想来自实践，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我们认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战略地位，坚持正确的德育工作指导方针，发挥德育工作的服务、导向和保证作用，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是新时期做好德育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
一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历来重视德育工作，马克思、列宁、的德育思想为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早期的革命活动开始，就倾心于工人运动的宣传鼓动工作，十分重视对青年的关心教育。马克思指出：“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他们阶级的未来，从而也是人类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1]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历史性和阶级性、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产主义道德原则的论述，关于人的社会本质、社会道德在个体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以及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论述，关于根据未来社会的要求努力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一种全新的人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等，都是马克思、恩格斯重要的德育思想。列宁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强调青年学生要把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当做首要任务，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2]列宁从建设共产主义的高度，论述了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内容和途径，阐明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在青年成长中的地位作用，开创了无产阶级执政党德育工作的实践。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有关于德育的论述，诸如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政治教育是中心环节；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青年要防止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要警惕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要引导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德智体全面发展等等。对德育理论和实践的许多精辟论述，成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党性和实践性。
邓小平是我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同中国革命和建设战略全局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的基本特征。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是党的军事战略家，他是从革命战争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考虑德育工作的。收入《邓小平文选》的开卷之作《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提出了政治工作、思想教育在部队建设中的意义和作用，以及部队政治工作、思想教育所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战略家，他是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战略全局的高度来看待德育工作的。50—60年代，邓小平多次强调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后期到拨乱反正期间，邓小平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在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举的关键时刻，高瞻远瞩，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方面的工作，打开了科技教育工作的崭新局面。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中，邓小平对德育工作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全局的高度来抓德育工作的。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我国面临着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面临着前苏联和东欧的巨变，面临着国内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严峻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教育好下一代，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就成了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大而紧迫的德育课题。邓小平紧紧抓住这一事关大局的关键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创新勇气，根据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和长远目标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现阶段重要的德育理论和德育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时期德育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其内容涉及新时期德育的地位、作用、培养目标、原则内容、途径方法、领导管理等各个方面，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科学体系的基本框架和理论基础。邓小平明确地提出了新时期德育工作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为德育工作排除“左”和右的干扰，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邓小平正确处理了现阶段讲理想、讲纪律和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间相互依存、协调发展的辩证关系，揭示了搞好德育工作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意义和功能。邓小平及时准确地把握社会各方面呈现出的复杂态势，充分肯定了德育工作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思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关于特别要教育好青年，教育好后代，青年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关于新时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关于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思想；关于人才优势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可能使我国到下个世纪中叶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思想等等，都为德育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邓小平新时期德育思想是对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德育思想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的境界，达到了新的高度。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文选》的压卷之作。这些谈话直接涉及我国十多年来改革发展关键时期的重大问题，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3]。邓小平的谆谆告诫寄托了他对我国德育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他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是值得我们永远珍惜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邓小平德育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亿万中国人民正在从事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事业。邓小平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总设计师，其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紧紧把握了现时中国社会的脉搏，为中国未来现代化竖起了一个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总体理论构架，使中国的现代化真正成为社会整体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规划中国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时，除了强调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特别注意到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共同建设。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并且使这几个方面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这次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所谓精神文明，就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也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果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4]。这里对精神文明的科学解释，展示了精神文明的广阔领域。人们主观世界的改造，包括思想意识的改造，也包括人们认识及其能力的发展和改造，人们情操、意志、美感的发展和改造。精神文明既包括知识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又包括从个人的文化修养、科学修养、道德修养、审美修养、精神境界到社会的精神生产、精神生活和习俗风尚两大范围，是人类整个精神世界的发展和改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历史的高度发展，它的产生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料、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坚实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精神文明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建设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通过社会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人们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过去一切精神文明不同，它特别强调社会的主体——人的建设，把提高人的素质，特别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根本内容和根本目标。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论述，不但明确规定了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高度概括了德育工作的重点所在，体现了德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布局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首先，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核心问题的德育工作，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精神是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自觉的心理状态。良好的精神能表现出巨大的活力、能量和高尚的品德，能变为强大的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对个人、集体和民族都十分重要。德育工作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力量，引导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提高思想道德修养水平，特别是把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融化和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去，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和精神支柱，成为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第二，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基础工程。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就是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社会主义的性质，规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对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青年是祖国的未来，人民的希望，是承担跨世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期，加强德育工作，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将对其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也将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搞好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需要。邓小平规划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是物的发展和人的发展，以及物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有机结合，并将现代化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最终落实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之上。德育工作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真理和人格的力量，动员和团结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中国整体现代化，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德育既是核心内容，又进直接动因和重要保障。现阶段充分发挥党的德育工作的政治优势，就能保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团结稳定的社会环境，有统一的意志和行动，保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离不开这个政治优势。
三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有力保证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党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是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共同理想的根本保证。在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内容，能使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牢固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从而团结一心为夺取现代化事业的更大胜利而努力奋斗。
首先，明确了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实事求是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运用于新时期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实践之中，在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新时期德育工作基本指导方针是什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把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为“三个必须”，即：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精神文明建设。这也是邓小平所始终坚持的新时期德育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党全部工作的中心。邓小平曾尖锐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本质体现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德育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个中心，紧紧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德育工作必须支持改革开放，为适应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健康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新时期保证德育工作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德育只有紧密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我们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基本指导方针，规定了德育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且要通过德育工作，充分发挥德育的政治导向作用，保证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动员和团结全体人民积极投身改革开放。这一基本指导方针，摆正了德育在全部党的工作中的正确位置。我们既不能搞德育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又不能忽视德育，淡化、取消德育。坚持这一基本指导方针，就能使我们在德育工作中更坚定地同“左”和右的错误思想干扰作斗争。实践证明，这是建立在唯物论基础上的科学的指导方针。
其次，始终强调把握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面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邓小平始终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这也是新时期德育工作的重大原则问题。邓小平早在1978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优秀人才。他强调，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决不允许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此之后，根据国内出现的和国际风云的急剧变幻，邓小复强调，青年教育“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作为基本内容，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要努力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青年一代的侵蚀。
邓小平还始终强调要把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和“分化”的图谋作为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邓小平认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不让青年人接触西方的东西，不仅不可能，也不必要，关键在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强调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要适应开放的形势，既能学到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又能经得起风浪，不作资本主义思想的俘虏。青年学生由于对中国的国情和工农大众缺乏了解，缺乏实践锻炼，世界观和人生观还在形成之中，容易为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所影响。因此，一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多关心和帮助青年，增强他们抵制错误思潮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四邓小平德育思想奠定了培养跨世纪接班人、全面提高人才素质的坚实基础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是一代人的事业，是需要几代人继承、接力和发展，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实现的百年大业。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我党一贯重视的问题，在我国第二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谋划跨世纪的宏伟目标，谋划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百年大计宏观思维中，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被摆在极为重要的地位。邓小平站在关系到党、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为观察和思考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明确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5]，“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6]。邓小平紧紧抓住要把当代青年培养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这个主旨，特别关心青年一代的茁壮成长。他认为，未来无论是哪个层次、行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都应该具有德才兼备的共同品质，都应该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愿意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奉献聪明才智的人，对他们一定要打好坚实可靠的思想政治基础，引导青年从国情的实际出发去思考国家的发展问题，真正弄清楚“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大局观，“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7]。
全新的事业需要全新的人才。邓小平鼓励当代中国青年珍惜跨世纪的历史机遇，肩负起跨世纪的历史责任，争做跨世纪的合格人才，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充分发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生力军作用。邓小平还清楚地看到，国际间的经济竞争依靠的是科技和人才，对人才的全面素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跨世纪人才对于推动新世纪的社会全面发展是责无旁贷的。面对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青年不仅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素质，还要培养坚强的意志品质、积极进取的观念意识、健康的心理素质和审美情趣、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协作能力。在全面提高人才素质中，德育的根本任务是提高青年的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素质。德育对于引导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倡导开拓进取的思想观念和确立正确的生活方式，都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全新的事业需要拓展德育工作思路。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中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里的教育，除了指文化知识教育，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要面向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要面向的世界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我们要面向的未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未来。人的德育素质是人诸种素质中最根本的素质，决定着人才的政治方向，是智育和体育素质发展的内在动力。邓小平的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思想，不仅为智育和体育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向，而且蕴含了丰富、深刻的德育思想。邓小平把德育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对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内容和方法，也对德育工作者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德育工作者要找准自己的工作立足点，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我国现代化建设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进行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面对的国际国内环境是纷繁复杂的，必须以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加倍关注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思想道德建设，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8]。德育工作者还要不断拓展自己的工作思路，充分认识在改革开放环境下成长的青年特点，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问题。要尊重、关心、理解青年，贴近青年思想，进行充分的说理教育，还要勇于继承、借鉴和发展，改进德育方法，讲究德育艺术，探索德育新路，不断提高德育的质量和水平。
五邓小平德育思想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伟大的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邓小平德育思想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实践的科学总结，是从德育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论。邓小平德育思想之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新时期德育工作实践的根本指导思想。
在我党的历史上，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保证。早在1934年红军第一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即提出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始终重视结合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有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党把在革命战争年代积累起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丰富经验运用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向前发展。50年代末60年代初，针对当时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和政治生活方面发生的复杂情况，党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加强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宣传以雷锋、焦裕禄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光辉事迹，对青年一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由于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失误，在德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十年间，党的德育工作无论是在指导原则上，还是在工作方针方法上，都存在着许多违背科学规律的东西，诸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往往把思想认识上的问题说成是政治立场问题，在思想教育中随意上纲上线；思想教育完全违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搞大轰大嗡，一刀切，形式主义等。特别是在、“”鼓吹的“精神万能”、“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大批判开路”等许多违反科学的思想和口号鼓动下，党的德育工作的优良传统被破坏，德育工作者的声誉被败坏，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这些曲折给我们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我们集中力量批判了“左”的东西，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德育工作摒弃了过火的思想批判，取消了“冲击一切”不讲实效的政治运动，纠正了“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等简单化、庸俗化的形式主义倾向，打破了“左”的思想枷锁，同时又坚决地维护和继承了过去我们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德育工作从不间断的政治运动转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正常的思想政治教育上来。广大德育工作者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德育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积极的研究探索，并遵循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特点和教育规律，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地开展各项德育工作。可以说，没有反对“左”的干扰，就没有今天的德育工作的大好形势。另一方面，新时期德育工作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强烈反响，尤其是青年人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产生了种种思想困惑。为排除右的干扰，邓小平多次强调，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绝不能削弱，而是应当加强和改进。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重申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个思想的基本观点，要求在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开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特别是1989年那场之后，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着力澄清青年学生的混乱思想，解决青年学生思想中深层次的问题，引导他们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总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以邓小平德育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德育工作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树立献身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树立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和团结协作的观念，大力宏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在全社会形成讲理想、讲奉献、讲责任、讲道德、讲文明的良好风气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德育工作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并为德育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国近十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促进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直接、最现实、最富成果的科学指南。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党的十四大之后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必须把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作为一项基础工程认真抓好。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指出坚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印发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等德育工作的纲领性文件，这些都是在邓小平德育思想指导下取得的新成果，是党的德育工作的新发展。我们相信，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实践中，通过进一步深入学习理解邓小平德育思想，通过认真务实的工作，新时期德育工作一定会更加卓有成效的开展，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一定会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217页。
[2]《列宁选集》第4卷，355页。
[3][6][7][8]《邓小平文选》第3卷，379—380页、381页、199页、40页。
关键字：景观；社会；生态；艺术
TendencyofValuesofModernLandscapeArchitecture
Abstract:Asanintegratedwhole,landscapeisrealizedunderacertaineconomyconditions.Itshouldmeettheneedofthesociety,coincidewiththeruleofnature,followtheprincipleofecology,andasthesametime,italsobelongstothecategoryofart.Iflandscapeworkshavelastingvitality,theymustbethosewhichcanbalancethesefactors.Theyarecloselylinkedwiththetimessoul,absorbthehistoricalspirit,butnotimitatetheexistingstyle.Theyaccordwiththeprincipleofscience,andreflectthedemandsofsociety,thedevelopmentoftechnology,thenewideasofaestheticsandtendencyofvalues.
Keywords:landscape,society,ecology,art
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其实很难评判今天的作品的价值，毕竟离我们越近的事物，越难判断哪些会是持续的辉煌，而哪些又仅仅是过眼云烟的短暂时尚。我们曾经热衷的许多思潮，今天看来却非常片面；而一些曾经远离人们视线的作品，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后，却闪烁着迷人的光芒。尽管我们很难全面、客观地分析景观设计的发展趋势，但是无论过去、现代或是将来，我们每一个设计师在实践过程中都无法回避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与方式，取决于不同时代背景下景观设计师的观念和思想，也就决定了作品的表现形式，进而影响着作品的生命力。
传统与现代
几乎每一个设计师都曾面对过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的困惑。早期的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将二者对立起来，但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与文化的变革一样，景观的发展与变革，也是在伴随着对过去的继承与否定中进行的，一种新的景观形式的产生，总是与其历史上的园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设计师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既使将自己标榜为最前卫的设计师，也无法回避自己作品中沉淀的特定的文化痕迹。然而，珍视传统的价值，并不是要无视社会的进步与科技的发展，一味地模仿过去。最好的模仿也只能产生赝品，而不是真迹。优秀的设计不是对传统的浅薄模仿，而是将悠久的地方园林传统与现代生活需要和美学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精炼提高的作品。这一点从当代各国优秀的景观作品中都能深深地体会到。这些作品，无论形式多么现代，我们稍加品味，都不难发现它们所传递的传统的信息。
巴黎的雪铁龙公园（ParcAndrē-Citroën，1992年建成，G.Clement、P.Berger、A.Provost、J.P.Viguier、J.F.Jodry设计）、大西洋公园（LeJardinAtlantique，1994年建成，FrançoisBrun、MichelPéan设计）的平面布局与17世纪勒·诺特（AndreLeNôtre）的园林有相当多的联系（图1、图2）。甚至从拉·维莱特公园（ParcdelaVillette，1991年建成，BernardTschumi设计）这样挂着解构主义标签的作品中，也能看出法国园林传统的影响（图3）。模纹花坛是传统西方园林要素，今天，在不同的设计师的手中，经过现代设计手法重新演绎，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版本。慕尼黑机场凯宾斯基酒店花园（GardenofKempinskiHotel，1993建成，PeterWalker设计），将古典的花坛园用极简的图案式构图重新组合，创造了一个绿色的、令人愉悦的场地（图4）。荷兰乌德勒支VSB总部花园（1995建成，AdriaanGeuze设计）里，200米长的带状黄杨篱与红色的碎石地面构成一个狭长的下沉式花园（图5）。纽约亚克博·亚维茨广场（JacobJavits，1996建成，MarthaSchwartz设计），以法国巴洛克园林的大花坛为创作原型，将长椅、草丘、街灯、铺地、栏杆等要素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组合，用简单的形式获得了丰富的广场空间（图6）。在这些作品中，景观设计师追求的不是对过去形式的拷贝，而是将历史上的园林文化的精神吸收过来，把它们转换为适应新情况的合适的表达方式。这些景观是当今社会的产物，现代科学技术与思想、现代艺术、园艺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在环境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只有那些代表了当今时代文化精髓的作品，才具有持久的魅力和生命力。
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在一起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新的景观设计不仅要展现当今社会的需要，而且它们在保护或重新塑造城市历史地段的价值方面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巴黎贝尔西公园（ParcBerce，1997年建成，BernardHuet、MarylèneFerrand、Jean-pierreFeugas、BernardLeRoy、IanleCaisne、PhilippeRaguin等设计），保留了地段上原有酒厂的老街区构成的网格系统、酒窖和500棵古树等历史痕迹，并将这些历史信息与现代设计要素叠加重合，形成历史和现实的对话。公园唤起了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使这一区域城市的发展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图7）。威尼斯弗雷托广场（PlazaFeretto，2000建成，GuidoZordan设计）通过精细的石材铺装、丰富的地面标高的变化，以及与广场周边的教堂、文化中心、商铺与住宅等新老建筑的和谐关系，保持了老城中心的尺度，再塑了变化丰富、充满人情味的意大利传统城市空间（图8）。
景观与社会
景观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对景观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回顾历史，正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使园林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了现代景观的产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文化意识的进步，促进了景观事业的发展和设计领域的不断扩展。严重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对于无所节制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环境危机感日益加重，于是环境保护成为普遍的意识。社会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迁，使得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园的工业之后的景观不断出现……社会的发展改变着今天景观设计的面貌，社会因素是景观发展的最深层的原因。
景观的社会意义还在于，景观应该、也必须要满足社会与人的需要。今天的景观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景观是为了人的使用，这是它的功能主义目标。虽然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设计，但景观设计最终关系到为了人类的使用而创造室外场所。为普通人提供实用、舒适、精良的设计应该是景观设计师追求的境界。这一点，北欧国家及德国的设计师已在全球树立了榜样，在那里，景观的社会性是第一位的，日常生活的需要是景观设计的重要出发点，设计师总是把对舒适和适用的追求放在首位，设计不追求表面的形式，不追求前卫、精英化与视觉冲击效果，而是着眼于追求内在的价值和使用功能。这种功能化的、朴素的景观设计风格应该赢得人们的尊敬（图9、图10）。
反过来，景观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许已经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景观设计师面对的基址越来越多的是那些看来毫无价值的废弃地、垃圾场或其它被人类生产生活破坏了的区域，这与我们的前辈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那些具有良好的潜质的地块，具有造园价值的土地，进行锦上添花，所谓“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然而，今天的景观设计师更多的是在治疗城市疮疤，用景观的方式修复城市肌肤，促进城市各个系统的良性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的不是创造，而是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景观的积极意义不在于它创造了怎样的形式和风景，而在于它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景观的建造，可以刺激和完善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与进步。德国鲁尔区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IBAEmscherPark，1992年开始建造）就是很好的实例。埃姆舍河地区原为德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自1960年代以来，作为主要工业的煤矿和铁矿开采，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倒闭，大量质量很好的建筑也不再使用，地区人口减少，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化为乌有。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促使当地政府为地区的复兴采取有效措施，即建造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这项庞大的工程涉及800平方公里的区域，17个城市，250万人口，内容包含河流的生态再生、区域自然景观恢复、公园绿地、居住区、科技、商务中心建造、生态环境改善、原有工业建筑整治及重新使用等。十年来，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的建造有效地改善了区域的生态环境，刺激了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并巧妙地将旧有的工业区改建成公众休闲、娱乐的场所，不仅尽可能地保留了原有的工业设施，作为地区历史的延续，并有效地节约了资源，同时又创造了独特的工业景观。这项环境与生态的整治工程，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一地区由于产业衰落而带来的环境、就业、居住和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的难题，从而赋予旧的工业基地以新的生机，为世界上其它旧工业区的改造树立了典范（图11）。
景观的建设与经济的发展应该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实际上景观建设在今天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部分。经济的发展带动景观的发展，反过来，景观的建设也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巴黎贝尔西公园的建造为周边地区的开发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休闲交往场所。在保持地区的历史特色的同时，提升了土地的价值及地区的竞争力（图12）。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都是通过景观的建设为先导的，先有景观环境，再有商业、城镇及公用设施，一些大型的博览会、体育盛会的举办，往往是城市落后的地区或未开发地区振兴和发展的契机。对会址和园区的合理规划，特别是会后该地区的发展蓝图，是博览会或体育盛会成功的重要保证。一般而言，每一次博览会结束后，大部分的展馆、展园均被拆除，留下的是一个有着良好景观骨架的未来城市新区。展览是临时的，地区的发展却是永久的。1992年建成的荷兰园艺博览会公园为Zoetermeer城镇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天，原博览会花园已经成为该城镇的休闲公园，有些区域成为林区或自然原野，有些地区成为自然保护地，而公园的核心区域，即原来的展览区已成为居住区。公园的建造为Zoetermeer地区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图13）。汉诺威2000年世界博览会的“变换花园”（GärteninWandel，2000年建成，KamelLouafi设计)把展览会结束后的经济和时间因素考虑了进去，“演进将取代公园的维护”，公园将成为未来新的城镇公共空间和中心（图14）。
景观与艺术
毋容置疑，景观设计是一门艺术。它与其它艺术形式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现代景观设计从一开始，就从现代艺术中吸取了丰富的形式语言。对于寻找能够表达当前的科学、技术和人类意识活动的形式语汇的设计师来说，艺术无疑提供了最直接最丰富的源泉。从现代艺术早期的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风格派、构成主义，到后来的极简艺术、波普艺术，每一种艺术思潮和艺术形式都为景观设计师提供了可借鉴的艺术思想和形式语言。今天，艺术的概念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美”不再是艺术的目的和评判艺术的标准。艺术形式层出不穷，纯艺术与其它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艺术家们吸取了电影、电视、戏剧、音乐、建筑、景观等的创作手法，创造了如媒体艺术、行为艺术、光效应艺术、大地艺术等等一系列新的艺术形式，而这些反过来又给其它艺术行业的从业者以很大的启发。
绘画由于自身的线条、块面和色彩似乎很容易被转化为设计平面图中的一些要素，因而一直影响着景观设计的发展，追求创新的景观设计师们已从现代绘画中获得了无穷的灵感。荷兰阿姆斯特丹卡拉斯科广场（Carrascoplein，1998年建成，AdriaanGeuze设计），以草地、柏油路面和路面上白色的圆点阵列为元素，在地面上设计了一个二维的超现实主义的画面，加上场景中奇异的光、声和移动的火车，使这个空间具有了超现实主义的神秘气氛（图15）。
以追求极简主义风格而著称的美国设计师PeterWalker，其作品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吸取了当代艺术的营养，既新颖前卫，又不失典雅大方。在柏林索尼中心（SonyCenter，2000年建成，PeterWalker设计）中，丰富的室内外空间转化和神秘的景观变化是设计师用简单的植物种植和一些工业材料如不锈钢和玻璃以简单、重复的形式来塑造的。与Walker的许多作品一样，光在这里不仅仅起到照明和引导的作用，同时也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这个作品中显然可以看出当代艺术如极简艺术、光效应艺术的影响（图16）。
20世纪后半叶，对景观形式的变化与发展影响最大的艺术形式，也许是“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因其将自然环境作为创作场所，使用大尺度、抽象的形式及自然材料，与景观作品愈加接近，因而成为许多景观设计师借鉴的形式语言，同时，艺术家也纷纷涉足景观设计的领域，许多作品往往是景观师和艺术家合作完成的，这也更促进了景观与雕塑两种艺术的融合与发展，这也是目前许多景观设计的作品同时也被认为是艺术作品的原因。德国萨尔布吕肯市港口岛公园（BürgparkHafeninsel，1989年建成，PeterLatz设计）是在二战中被炸毁的煤炭运输码头上建造的，设计师用基址上的废墟瓦砾，在公园中构建了一个巨大的方格网，作为公园的骨架，以此来唤起人们对19世纪城市历史面貌片段的回忆。在荒芜的草丛中，还有用碎石瓦砾堆放出来的简单的几何图形，这些都让人联想到一些艺术家如RichardLong和RobertSmithson的大地艺术作品（图17）。
大地艺术对景观设计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带来了艺术化地形设计的观念。荷兰Zoetermeer园艺博览会花园中系列三角锥形的地形塑造无疑也是从大地艺术中寻求的灵感（图18）。在德国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中，旧工业遗留下的众多的巨大的矸石山都保留下来，成为大地艺术作品，作为工业纪念碑或眺望点。在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北星公园（Nordstern，1997年建成，WedigPridik、AndreasFreese等设计）中，原有矿厂的废料堆被修整为整齐的金字塔形，并覆以地被植物，形成引人注目的视觉焦点（图19）。
现代艺术的思想与表现形式对景观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使得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手段更加丰富。与纯艺术不同的是，景观设计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和使用问题的挑战，景观设计师不能无视这些而沉浸在自己的艺术天地中。但是既然我们能够理解“美”不再是评判艺术的标准，我们也应该能够理解景观不再是意味着“如画”，景观可以成为某种艺术思想的载体，它可以表现出多样的形式，因此我们也就可以给一些我们不甚理解的景观作品多一份宽容。
景观与生态
景观的生态性并不是新鲜的概念。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建造，景观都与自然发生密切的联系，这就必然涉及到景观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只是因为今天的环境问题更为突出，更受到关注，所以生态似乎成为最时髦的话题之一。
席卷全球的生态主义浪潮促使人们站在科学的视角上重新审视景观行业，景观设计师们也开始将自己的使命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联系起来。现在，在景观行业发达的一些国家，生态主义的设计早已不是停留在论文和图纸上的空谈，也不再是少数设计师的实验，生态主义已经成为景观设计师内在的和本质的考虑。尊重自然发展过程，倡导能源与物质的循环利用和场地的自我维持，发展可持续的处理技术等思想贯穿于景观设计、建造和管理的始终。在设计中对生态的追求已经与对功能和形式的追求同等重要，有时甚至超越了后两者，占据了首要位置。生态学的引入使景观设计的思想和方法发生了重大转变，也大大影响甚至改变了景观的形象。
越来越多的景观设计师在设计中遵循生态的原则，这些原则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但具体到每个设计，可能只体现了一个或几个方面。通常，只要一个设计或多或少地应用了这些原则，都有可能被称做“生态设计”。
设计中要尽可能使用再生原料制成的材料，尽可能将场地上的材料循环使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材料的潜力，减少生产、加工、运输材料而消耗的能源，减少施工中的废弃物，并且保留当地的文化特点。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Ziegeleipark，1995建成，KarlBauer、JörgStötzer设计），充分利用了原有的砖瓦厂的废弃材料，砾石作为道路的基层或挡土墙的材料，或成为增加土壤中渗水性的添加剂，石材可以砌成挡土墙，旧铁路的铁轨作为路缘，所有这些废旧物在利用中都获得了新的表现，从而也保留了上百年的砖厂的生态的和视觉的特点（图20）。
充分利用场地上原有的建筑和设施，赋予新的使用功能。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的高炉等工业设施可以让游人安全地攀登、眺望，废弃的高架铁路改造成为公园中的游步道，形成了立体的游览系统，工厂中的一些铁架可成为攀援植物的支架，高高的混凝土墙体改造为攀岩训练场，厂房成为展室、小卖部和旅馆（图21）。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园中众多的原有工业设施被改造成了展览馆、音乐厅、画廊、博物馆、办公、运动健身与娱乐建筑，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公园中还设置了一个完整的230公里长的自行车游览系统，在这条系统中可以最充分地了解、欣赏区域的文化和工业景观，利用该系统进行游览，可以有效地减少对机动车的使用，从而减少环境污染（图22）。
高效率地用水，减少水资源消耗是生态原则的重要体现。目前欧洲的许多景观作品，特别是德国的景观设计项目，能够通过雨水利用，解决大部分的景观用水，有的甚至能够完全自给自足，从而实现对城市洁净水资源的零消耗。在这些设计中，回收的雨水不仅用于水景的营造、绿地的灌溉、还用作周边建筑的内部清洁。汉诺威“变换花园”的水园的水来自雨水的收集（图23）。港口岛公园将地表水会聚于高架桥下，改善了桥下阴暗的条件，形成欢快的落水景观，并通过水的跌落和植物作用，净化水体使水得到循环利用（图24）。杜伊斯堡北风景公园（LandschaftsparkDuisburgNord，1999年建成，PeterLatz设计)中，设计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钢铁厂的历史信息，原工厂的旧排水渠改造成水景公园，利用新建的风力设施带动净水系统，将收集的雨水输送到各个花园，用来灌溉（图25）。柏林波茨坦广场（PotsdamerPlatz，HerbertDreiseitl设计）的水景为都市带来了浓厚的自然气息，形成充满活力的适合各种人需要的城市开放空间，这些水都来自于雨水的收集。地块内的建筑都设置了专门的系统，收集约5万平方米的屋顶和场地上接纳的雨水，用于建筑内部卫生洁具的冲洗、室外植物的浇灌及补充室外水面的用水。据统计，光是这一项每年即可节约2000万升饮用水。水的流动、水生植物的生长都与水质的净化相关联，景观被理性地融合于生态的原则之中（图26）。
尽管从外在表象来看，大多数的景观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绿色，但绿色的不一定是生态的，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形成和保持效果的景观，并不是生态意义上的“绿色”的。设计中应该多运用乡土的植物，尊重场地上的自然再生植被。自然有它的演变和更新的规律，从生态的角度看，自然群落比人工群落更健康、更有生命力。一些设计师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设计中或者充分利用基址上原有的自然植被，或者建立一个框架，为自然再生过程提供条件，这也是发挥自然系统能动性的一种体现。德国海尔布隆市砖瓦厂公园中砌筑的干石挡土墙很好地保护着野生植物，保持着荒野的景象，自然再生的植被形成与其它城市公园不同的性格（图27）。
生态思想在景观中还有一些视觉化的表现，如在城市中一些人造的非常现代的建筑环境中，种植一些美丽而未经驯化的当地野生植物，与人工构筑物形成对比。巴黎德芳斯大门旁的花园（Jardindel’ArcheGillesClément，GuillaumeGeoffroy-Dechaume设计）就反映了粗犷的自然与精致的建筑之间的对比（图28）。
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学的融合
现代景观早已从被围墙围起来的世外桃源中走了出来。今天，从传统的花园、庭院、公园，到城市广场、街道、街头绿地、大学和公司园区，以及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甚至整个大地都是景观设计师工作的范围。景观不可避免地与大自然、城市、建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它们与城市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它属于城市，融于城市之中。那种将景观作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对待城市环境采用“佳者收之、俗者屏之”的思想早已改变，景观设计师有责任和义务通过自己的努力，将景观融入城市，从而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和视觉环境。消除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之间存在已久的人为的界限，将人与自然，城市与自然，技术与自然融合已经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景观设计、城市规划、建筑学在实践上有众多的交叉，缺一不可，而在理论上又有众多的相似之处。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三者的平衡发展创造了条件，今天景观设计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景观师在与建筑师、规划师和其他专门人才的合作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有时甚至是一个领导者。在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多的工作需要三个行业的从业者紧密合作才能完成。那种城市规划师规划完了让建筑师设计建筑，建筑师做完了让景观师来填空的工作方式是不可能建设好我们的环境的，这一点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规划设计国际竞赛中可以看出，获奖作品均是将规划、建筑与景观很好地结合的作品，而且，景观设计师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景观设计师的地位在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在一些国家中，景观设计项目还主要由建筑师来完成。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景观设计师的作用并没有被广泛认同，另一方面也说明，景观与建筑之间其实并没有象人们想象那么有一条鸿沟。
当今一些优秀的城市设计或建筑设计项目，都是规划师、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合作的结晶，如波茨坦广场（1998年建成，建筑设计RenzoPiano，景观设计HerbertDreiseitl）、柏林犹太人博物馆（1999年建成，DanielLibeskind设计，Louafi参与景观设计）、索尼中心（建筑设计HelmutJahn，景观设计PeterWalker）（图29、图30、图31）。波茨坦广场上矶崎新设计具有波浪形外表的办公建筑中心是一个充满趣味的庭院，青翠的竹丛软化了建筑的外形，波浪起伏的地表与建筑外部的线形相呼应，成为庭院中最为生动的视觉要素（图32）。优秀的景观设计往往为建筑增光添辉，象乌德勒支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建筑(1993年建成，Mecanoo事务所设计)中三个各具风格的内庭，由石组塑造的“禅院”、满植竹丛郁郁葱葱的“林院”和流光四溢“水院”，为整座建筑赋予了轻松的风格（图33、图34、图35）。
今天，越来越多的设计事务所都融合了城市规划、建筑学和景观三方面的人才，许多景观设计师有建筑学教育的背景，面对复杂项目的挑战，不同专业的事务所常常通过合作来应对。
社会性、艺术性、生态性的平衡
景观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它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实现的，必须满足社会的功能，也要符合自然的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同时还属于艺术的范畴，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方，设计就存在缺陷。虽然由于文化的不同，观念的不同，每个设计师有自己侧重的方面。但是景观设计作品如要有持久的生命力，必定是在总体上达到了这些因素的互相平衡，而其中又以一至二个因素特别突出。因而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批评某些生态主义设计过于平淡而缺乏艺术的价值，或者过于强调自然而忽略了人的需求。一些纯粹功能主义的作品虽有良好的社会性，但却与文化、自然隔绝，同时不具备相当的艺术水准，这样的作品很难引起人们的关注。同样，盲目地追求文化、艺术性，但却连基本的使用功能都没有很好地满足的设计也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设计。景观设计涉及科学、艺术、社会及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它们相互间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功能合理、满足了不同人广泛的使用需要的作品，意味着是高效的，而一定的资源投入产生了最大的效益，也意味着符合一定的生态原则；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最容易得到的资源就是通过高效利用现有资源，而节约下来的那部分资源，所以生态主义已经从一种实验或意识变为与经济密切相关的因素；而艺术的作品，意味着具有引人注目的潜质，它可以改善一个地区的视觉环境，提升一个地块的价值，这又与社会经济联系在一起。今天更多的景观设计师追求的是这些因素之间的平衡，即具有合理的使用功能、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及高质量的艺术水准的景观。
关键词：和合学文化价值科学技术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一、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第二、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2000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的走进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20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21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雄居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量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二、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和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整体对应，学理际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专著中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第一、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100）+（-30）=（+70）]，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1．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和不相容选择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2．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基实，优劣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理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尽度之大小。小尽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换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第二、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新人学导论》中关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②（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已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了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③；《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⑤，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迭合。价值加和与意义迭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迭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迭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纪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三、和合学与科学技术
科技史上的综合与分化并行构成内在和合机制，科技与人文的和合历史及其现代危机，科技内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新生态。传统人文精神必须在科技革命中涅化转生，更新媒体。
（一）和合是科技发展的内在机制
和合学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有两个基本的关系：一是和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特征；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平发展的全新基础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学技术，是东西古代人文实践和合的文明结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综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测量技术思想，三角运演方法，以及古希腊的思辨自然哲学，概念辩证法。欧氏几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撑了西方古典哲学本质研究。当非欧几何出现后，便否定了欧氏公理的绝对性，使现象背后唯一绝对本质发生了动摇。这样，现象后面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本质。每一个现象都得自己确立自己背后的本质。
托勒密的天文学综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观察资料，历法编制技巧，于公元140年的《天文学大成》中系统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说宇宙论模型。他巧妙地运用本轮--均轮体系，获得与当时观测一致的计算结果和宇宙论哲学假设。然而到了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却被教会用来作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中国的《九章算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测量；粟米--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生活中方程算法；高体--体积算法；均输--如何公平征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算法；勾股。些数学都有自身特殊的具体内容，并发现了数与数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吴文俊认为，《九章》机械化数学，将重新焕其光芒。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于天文历法特别重视，据《史记》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⑥。《索隐》引《系本》和《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纶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黄帝组织了占日、占月、占星气律吕、算数以及造历，容成综合这些观测天文的资料，以算数的成果而制定了《调历》，（可能是《黄帝历》）。《汉书》记载：先秦有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⑧。秦统一中国后，曾采用《颛顼历》。
中西古代天文历法算数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实践活动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学技术是近代人文解放运动的历史产儿。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弘扬，解放了人的创造智慧与发明才能。牛顿经典力学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技术，都是高度综合的产物。比如牛顿是伽利略、笛卡儿、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原理。运动三定律的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性质比较明显；万有引力原理扩展为天体运行动力与运动轨道形成的研究；并通过比较方法，测量诸天体的质量及相互间引力大小的数据；他还证明了以数学表达方式出现的万有引力的普适性，以及推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的。后来求得地球扁率为1/334，与牛顿理论推算近似⑨。人文主义与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进步的两个冲突融合难分的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人文启蒙思潮的流产，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失落，从反面实证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冲突融合的关联。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文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错综复杂。就狭义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缘政治论，人种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一元论，以及殖民主义观念等等。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消除战争，保卫和平，克服落后，共同发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结果。尽管从局部的动机、暂时的情况看，似乎现代科技是战争的帮凶，先进剥削、压迫落后的手段；但从整体的趋势，长久的效果看，现代科技的不断革命和不断跨国界的发展，已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关的利益和合体，使全球性战争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并终将被彻底清除。
生态、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危机，与其说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说是科技发现的。事实上，即使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耕文化时期，亦已引发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坏，动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都见于史书记载。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导致当前各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人类由来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发明了高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导致了负面效应的各种危机。化解各种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类自我创造，通过现代科技，从根本上转换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念与不恰当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平共处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要使人类与自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必须真实而系统地把握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法则，把握自然生态平衡的约束条件和人类文化进步的可能道路。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高度完备的现代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的和平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形式，又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和合产物。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类文精神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滥用，显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态。对科学技术的厌倦、反感、担忧、悲观，甚至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虚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冲突融合而和合机制，有两个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论的诸原理、诸学说和诸规程合乎逻辑创造性和合；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诸要素、诸方面和诸规范合乎价值的创新性和合。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完成第二个方面的创新性综合。相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人文学者无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二）科技是和合精神的现代体现
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体历经历史更替。宗教神学、伦理道德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态；科学理论、技术工程为其现代形态。中间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启蒙为联系环节的发展枢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合人文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哲学、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具体现象后面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后面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体项，如各门个体科学理论。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应有一个统摄各类现象的东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学的科学，这就是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具体学科之上。对形而上学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学，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学。哲学与神的互补，构成了西方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在中国被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诠释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⑩卦爻阴阳是形器的现象层面，形器现象的后面是所以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国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宗教革命与人文启蒙来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冲突互补，人文主义得以发扬。人文主义者承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发展人的才能思想，发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学，以便取代宗教神学。他们在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宣传和发展人道精神，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他们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来世哲学；以人性、人道与神性、神道主义相抗衡。高扬以人为中心的革命，歌颂、赞美人，以针对宗教神学。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国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属经验型的人道主义；二是以德国、荷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均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尊严、价值等。
现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过科学理论革命和技术工程革命来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世纪的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从思维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现为相对论的宇宙观、量子论的结构观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学说之中。从实践方式上看，它主要体现为遗传学的生命工程、信息论的知识工程与智能科学的智力模拟之中。离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而别谈所谓"人文精神"，只能是对时代精神的误解。
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合学原理的实践运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以及和合决策学等领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三）人文精神的科技奠基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长期被囚禁在"经学"之中而不能开放，开放也不能转生。转换新的媒体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用现代科技为其奠基，这是中国和合人文精神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合学原理实践运用的现实使命：一是尽现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价值；二是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发展。
在20-21世纪之交，人类文化处于转基时代。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形态，其文化价值观念，是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和道德形上学的准则分不开的，有的就是他们演绎下来的直言命令、绝对理念，真如本体。从形式上看，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绝对的、永恒的，以及"万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实质上是将人异化，使人成为价值理念表现自己的工具，异化成为天命义理施展权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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