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本哲学的发展和确立与我国古代人本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商朝以前，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强化王权统治，在意识形态领域对鬼神大加尊崇[1]。《礼记•表记》中也有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到了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是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并把人们的行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民之所欲，天必从之”[3]。进入春秋以后，“重人轻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由当时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4]”，道出了人民在国家稳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学创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和重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会的主体地位，并结合自己的学说，创立了人本主义哲学。儒家人本哲学重视对人性的认识，认为人不仅具有生物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爱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点：恭、宽、信、敏、惠。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齐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学中体现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2.1儒家人本哲学的人性观与现代人类医学
人具有运动性语言中枢和知觉性语言中枢的特殊结构，人是以语言拥有世界的动物，人们通过语言的交流，可以引感、开放内心世界；同时，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语言符号伤害以及患语言疾病的动物，而且，人还是唯一可以通过语言符号医治的动物[8]。人的疾病与健康，不仅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会某一个单一层面，而是他们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联系，相互影响。根据现代卫生组织对健康的定义，只有当三者是一种和谐统一的良好状态时才是现代意义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会牵涉和影响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会功能损害和缺失，还有社会关系引发的心理和生理问题等。所以，与动物医学不同，人类医学除了自然科学性外，还具有人文性质。医生在给患者看病时，不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层面，而且要看到其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随着现代社会和医学的发展，人们已逐渐认识到这一点，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证。
2.2“仁”的人本哲学与现代医学人文关怀
“仁”是儒家人本哲学的核心概念，孔子在《论语》中使用了109次“仁”。《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就是要关心和爱护他人，不是弄虚作假，虚情假意，也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教养，而是从“与人为善”的本心出发，真诚地爱护他人。怎么样才能做到“仁”呢，《论语•阳货》中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谦逊恭敬、宽容大度、诚实守信、行事聪敏、恩惠于人，待人处事做到以上几点就是“仁”了。而具体来说，仁的施行，在于推己及人，也即“忠恕”之道。“仁”的实践包含了为人着想的思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就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尽己为人谓之忠[9]。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恕”。这两方面合起来就是“忠恕之道”。孔子认为这就是把“仁”付诸实践的途径[9]。人文关怀是对人的主体地位，对符合人性的需求，以及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条件及保障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人格的肯定[10]。医学人文关怀主张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医学价值观，医学人文关怀就是对病人不仅要提供必须的医疗技术服务，同时要为病人提供精神的文化的情感的服务[11]。这就要求医护人员对患者要有仁爱之心。作为专业人员，在患者面前更要谦逊恭敬，把患者当做自己的服务对象，以平等观念和服务意识去面对患者。由于信息的不对称，面对患者对专业知识的无知以及作为疾患承受者的一些不当言行，医护人员要给与宽容和理解，并给与必要的解释和指导。医护人员还要诚信待人，不弄虚作假，欺骗患者。在医疗护理中，医护人员要严格按照科学的操作程序，思维敏捷，行为果断，不因自己的失责和大意而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损失。医护人员还应根据安全性、实用性等特点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包括体质、家庭经济等因素为患者选择适当安全的治疗方法、药物等。医生救死扶伤，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医生是给人们恩惠的，应该以利于患者和惠于患者为出发点。用孔子的话说，就是要推己及人，遵循“忠恕之道”。其实这与现代心理学中的“换位思考”和“黄金法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医护人员和患者首先学会换位思考，然后以自己调换角色后希望对方对待自己的方式去作为。医护人员以如果自己是患者希望医护人员怎么对待自己去对待患者，而患者以如果自己是医护人员希望患者怎么样对待自己去对待医护人员。这样通过为别人着想，不仅很好的体现医护人员对患者的仁爱之心，而且能够构建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
2.3儒家人本哲学的“修齐治平”与现代医学人文管理
有学者认为，“修齐治平”体现了儒家人本思想中“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在现代医学中，医生作为服务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质量和水平，一方面是提高自己的医疗水平和技能，另一方面是要提高自己的医学人文技能，提高自己对患者心理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与患者沟通的能力以及与患者建构良好和谐医患关系的技能，还要提高自己的理论和认识水平，对人类疾病和健康以及相关影响因素的认识。这都需要医护人员不断的学习新知识、新理论，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全面素质。这样才能更好地医治和解除患者的病痛。不仅如此，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专业技能会通过其一言一行表现出来，而患者就据此对医生形成信任或怀疑、镇静或不安、安全或不安全、敬仰或怨恨、对疾病的良好的预后充满信心或失去信心等心理。具有良好内在素养和高水平专业技能的医生其言行往往就能够很好的安抚患者心理，使患者产生信任、安全、镇静、对所患疾病的康复充满信心和希望等积极向上的心理。而且这样的医生也会得到患者的敬仰。这也就是“修己安人”的过程。特别在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中，心理医生的内在素养和人格魅力是安抚来访者不安焦虑情绪以及影响来访者做出改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儒家人本哲学中“修齐治平”，也就是“修己安人”的思想在现代医学人文管理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3结论
网络具有速度及时，容量巨大，全球互通等特性[1]，这些特性犹如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让人们足不出户感受大千世界的精彩，另一方面却又加速了网络困境的产生。网络恶搞触及道德底线，网络炒作暴露社会“趋利性”问题，网络暴力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网络深陷困境，各种混乱局面反映出的是大时代背景下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变化。
（一）网络恶搞突破底线
网络恶搞起源于日本的“KUSO文化”，有着“恶意搞笑”的涵义，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用搞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某些事物看法”的行为。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恶搞”已经从最早的小范围的搞怪，演变为一种开放娱乐时代的文化现象[2]。恶搞可以表现在语言上，为热点事件当事人取外号就是例子：陕西省安全监察局局长杨达才，在勘察延安交通事故现场时的一张面含微笑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引发热议，后被网友指出其拥有多块价值不菲的名表，由此得名“表哥”；陕西神木县商业银行副行长龚爱爱，她利用伪造身份证，在京购买价值约10亿人民币的20余套房产，被网友冠名“房姐”。网友为热点新闻人物取外号的恶搞方式，幽默而又简洁，同时达到了讽刺戏谑的效果。除了语言恶搞以外，图片和视频恶搞更是恶搞文化的主要构成。网友通过Photoshop等图片制作软件，为本来的图片配上搞笑的视觉效果，达到恶搞的目的。2003年，广西南宁一名体态偏胖的中学生，因为不经意的一瞥被相机捕捉，传到网上后引发了PS热潮，他的头像被P到明星或者电影海报上，供人娱乐，当事人“小胖”也顺势成为了一代草根明星。用私人照片恶搞的行为可能会让普通人一夜之间变身明星，但这种恶搞行为明显触及当事人的肖像权，甚至有人身攻击的嫌疑。当恶搞触及法律，原本娱乐搞笑的性质就彻底变了味。2006年自由职业者胡戈恶搞著名导演陈凯歌的电影《无极》，这部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恶搞短片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却被陈凯歌导演以“侵权”为由告上法庭。虽然人们应该对颇具娱乐精神的恶搞文化持宽容态度一笑而过，但当恶搞行为触及道德与底线，就必然要采取措施及时纠正。
（二）网络炒作利益为先
网络炒作是一种存在于网络的策划性传播推广，它是“混合了公关、新闻、广告等多种信息形式的复合体手段，具有强烈的商业功能性指向。”[3]通过推手或者幕后人，炒作方将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推到公众面前，在引发正面或者负面的评论后，聚拢大量的人气，利益也随之而来，从而名利双收，达到炒作目的。“网络红人”就是网络炒作兴起后的产物。这些人物出位的言行刺激大众感官，以此为炒作手段，成为备受关注的“红人”。“芙蓉姐姐”早期在北大清华论坛上“身材曼妙”的照片，并自称“冰清玉洁”，出位的言行受到大量网友的嘲讽，反而让“芙蓉姐姐”一炮走红。部分“网络红人”通过无底线的言行刺激人们的感官，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无视作为公众人物所肩负的社会责任。“网络红人”及其背后利益链的根本目的就是在高度关注中谋取利益，完成炒作行为。这类群体可以说是娱乐进化过程的畸形产物。与“网络红人”对大众刺激相比，通过制造“网络谣言”进行炒作的方式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极大。2013年著名网络推手“立二拆四”因涉嫌寻衅滋事罪和非法经营罪被刑事拘留。曾经的“立二拆四”风光一时，由他经营的营销策划公司年收益可达千万。他为了提高网络知名度和影响力，采取了制造“网络谣言”的方式进行炒作。他和团队曾经编造的谣言包括“真实的雷锋生活奢侈”，“地方公务员被要求向红十字会捐款”，“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等等。由于造谣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注者，这些谣言很快迅速传播，在社会上造成极大的恶性影响。编造“网络谣言”的炒作方式或许能够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最终只能害人害己。“网络炒作”的兴起反映的是社会对于名利盲目崇拜的异常心理。除了炒作本身的噱头外，网民们对于“网络红人”蜂拥式的关注，以及对于“网络谣言”不加考虑的听信传播，也是炒作操作人能够屡屡得手的另一原因。
（三）网络暴力难于治理
网络暴力是指“网络技术风险与网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而发生交叠，继而可能致使当事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人格权益受损的一系列网络失范行为。”[4]网民们自发对引起“众怒”的一方进行讨伐，通过语言暴力对当事人进行精神折磨，更有甚者会公布当事人真实信息，让当事人受到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影响。“人肉搜索”是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种最典型的网络暴力手段。2007年北京女白领姜岩跳楼自杀，她生前写下的“死亡博客”披露了丈夫王菲与人外遇的经过以及自己的绝望心境。她的博客被众多网友阅读，姜岩去世后，义愤填膺的网友自发通过“人肉搜索”的方式，将姜岩丈夫王菲及其情人的私人信息在网络上大肆公布。更有甚者直接上门对王菲及其家人进行骚扰咒骂，难以忍受的王菲最终将三家网站告上法庭，由此引出了中国第一次进入司法程序的“人肉搜索”案。随着微博等SNS社交工具在中国的盛行，“微博暴力”成为了“网络暴力”的新形式。中国微博用户已经达到2.8亿，在这个平台上聚集着普通网民、娱乐明星以及其他各领域的社会精英。微博拉近了人们之间的距离，甚至名人也不再像之前那样遥不可及。距离拉近了，问题也随之产生。2012年，著名影星舒淇因不堪忍受网友在微博评论中的谩骂讽刺一夜之间删除了所有微博，这样的行为却引来了网民更大范围的攻击，甚至连声援舒淇的其他名人也不能信免于难；2013年，网友“空游无一”一则微博照片，照片上埃及神庙浮雕上赫然写着“丁锦昊到此一游”的中文字样，这张照片被网友转发8万余次，网友义愤填膺，人肉搜索出中学生丁锦昊的个人信息，最终当事人家长主动站出来公开道歉，才使得事件逐步平息。不同于现实中的暴力流血事件，“网络暴力”给人带来的精神层面影响难以估计，甚至还会跳脱出网络的虚幻环境，为受害人造成实质的物质损害。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人们能够更加直接地表达感情，同时也更容易受到煽动，在“网络暴力”的过程中享受另类的“团结”。由于“网络暴力”参与人数众多，难以下手进行治理防控。虽然各大网站已经开始实行“网络实名制”，但效果并不明显，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网络暴力”仍在继续。
二、从价值哲学角度看网络困境
价值哲学是一门研究一般价值的学问。价值哲学中，现实中的人在其需要获得满足时，会与满足其需要的客体产生关系，这便是价值的本质。价值具有客观性，是客体属性的反映，同时也可以对客体属性进行评价，乃至应用。现实中的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二者相互作用过程中确立的，这种相互作用即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价值与人们的需求、欲望、利益、爱好等有着紧密的关系。人们的价值标准会受其所在的立场影响，并随着时代变迁更改。网络文化之所以会步入困境，与人们的价值观变化不无关系。当个体主义取代整体主义，就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价值多元化，最终导致价值迷失。
（一）个体主义取代整体主义
现代主义将必然、中心与整体作为核心内容，主张整体主义。但后现代主义却认为现代主义是过时的，它主张信仰多元化，对现代主义所说的“必然”保持怀疑态度，并且认为人们的生活应该在娱乐与游戏中度过。后现代主义提倡个性，主张个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后现代主义消解现代主义，它赋予人们个性自由，但后现代主义同时也消解了人们的价值观，它不止消解了原有的守旧派道德，对道德本身也是视若无睹。除此以外，为了免除走向一元价值的极端而极力提倡多元化，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混乱的极端。当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个性主义取代了现代主义秉持的整体主义，必然会产生价值上的混乱，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标准，并且将自己的标准奉为绝对[5]。这种表现在网络上尤其明显。跳出理论的框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解放后的新中国一直以整体主义作为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核心内容。当时的人们将集体利益放在首位，甚至不愿意显露个性。在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开放的同时，人们的思想也在一波又一波新鲜事物的冲击下逐步开放，开放的环境让每个人的思想都得到释放，个性主义发挥其作用，人们逐步形成独属于自己的价值世界。进入到网络时代，个体主义更是登峰造极：言论自由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畅所欲言直抒胸臆，各种观点相互碰撞出颜色各异的火花；在各不相同的价值观指导下，人们的行为也是千差万别，由此便形成了独具一格而又错综复杂的网络景象。可以说，网络文化乱象丛生的根源，就在于个体主义的盛行。
（二）个体主义导致价值多元化
个体主义大行其道，自然会产生千差万别的价值观，价值主体凸显的结果也就是价值多元化[6]。价值多元化尊重并承认不同个体的不同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意义。应该用辩证的方法来看待价值多元化：一方面，必须承认价值多元化的积极影响。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被极大地激发，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价值创新，传统思维方式跟着改变，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革新；同时价值多元化的到来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力，受到激发的个体主体性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物质财富不断涌入，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价值多元化的到来，异彩纷呈的个性主体让整个社会有了更加丰富的内容。另一方面，面对价值多元化浪潮的袭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管理层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合适的应对措施，对于价值多元化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失序、价值迷失等现象，不能做出及时的反映。当人们的价值观产生混乱，折射到现实生活中必然会演变为各种社会乱象，网络进入困境就是社会乱象中的典型代表。开放的网络环境让人们能够通过各种网络渠道表达自己的看法、体现个人价值观，当不同的价值观相互碰撞必然会产生摩擦与矛盾，人们继而通过“恶搞”、“暴力”等方式来发泄情绪，混乱现象也就随之产生。
（三）价值迷失
后现代主义颠覆了传统的理性主义，使人们的价值观趋向于随意和任性，每个人都在张扬个性和自我，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评判、选择、行动。在社会缺乏统一价值观领导的情况下，人们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必然导致社会步入价值迷失的困境[7]。另外，享乐化和世俗化的价值趋势是价值迷失的另一点体现。中国的物质实力不断增强，有钱阶层有资本去炫耀物质实力，让社会呈现出虚假繁荣的景象，价值迷失的人们跟着张扬物质利益，让整个社会充斥着“拜金”、“功利”、“享乐”的物质气息。同时，中国社会又是一个竞争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功利社会，伴随着日益增大的生活压力，人们逐渐进入焦虑的怪圈。焦虑让人们主动寻找娱乐来缓解身心的压力，刺激沉闷的心灵，发泄积压的情绪。网络上的娱乐内容为人们的焦虑提供了出口，“网络恶搞”符合人们的娱乐口味，“网络红人”刺激了人们的感官，“网络谣言”放大了人们的不满，“网络暴力”则成为了人们发泄的方式。人们对于这些网络现象的大量需求，为网络乱象提供了生长的空间，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步入网络困境。迷失的价值观让人们沉迷于网络的幻象，网络上复杂交错的混乱景象又让人们在价值迷失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三、化解网络困境的路径
选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网络进入今日的困境有着复杂的成因，想要摆脱困境也不可能一蹴而成。从政府监管机关，到网络文化媒体，再到参与网络活动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准自己的位置，坚守自己在网络活动中的责任，履行自己的相关义务。
（一）国家与政府维度
首先，国家不能因为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人们价值道德的培养，物质享受的风气应该从根源断绝，政府必须做出清廉的表率；其次，不到位的社会保障和不作为的福利制度为人们带来了不安全感，直接影响人们陷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理泥潭，沉迷于网络制造的虚幻美景中不可自拔。在必要的情况下，相关部门应该用法律法规对网络进行监管，促使网络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发展。另外，政府及相关工作人员及时转变思维方式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在多元化价值主体的诉求汹涌而来的今天，政府不能闭门不问，而是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对舆论采取相应的回应，通过平等对话，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同时加强政府与网络参与者的相互理解。对于政府来说，网络不仅仅是一个虚拟空间，而是成为了听取民声民意的重要平台。网络拥有自由的言论环境，网民可以在网络上自由使用自己的表达权。当国家要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时，就必须要好好利用网络，增强网络的公共力量，使之成为国与民之间沟通便捷的舆论平台。针对于此，有学者提出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信息监管体系”[8]，成立类似于“银监会”、“证监会”的“信监会”，即“信息业监管会员会”，整合过去松散的信息监管部门，政府监管重点从新闻管理转移到信息监督管理，从宏观上把握网络这个公共平台，争取引领网络早日走出困境。
（二）网络文化媒体的维度
网络文化媒体的问题主要出现在信息把关的失职和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这层面上[9]。从信息把关上讲，必须要对网络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和过滤，不能敞开网络大门让所有奇形怪状的言论都要到生根发芽的空间，更不能将鉴别信息好坏真伪的责任交给网民大众。媒体有责任过滤不良信息，同时应该以高度理性的态度对待网络信息，不能成为有害信息传播的平台，更不能成为恶性炒作的帮凶。当然，与传统媒体不同的是，网络媒体的把关地位已经弱化，网民可以自由言论，这为网络运营方进行信息把关增加了难度，但越是如此网络媒体越应该加强把关方面的投入，加大信息把关的力度。从社会责任方面讲，网络媒体作为盈利企业，不能只着眼眼前利益而放弃作为媒体的长远发展前途，并且应该始终保持作为媒体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不能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更不能主动编造虚假信息为网站增加流量。同时，网络信息朝着低俗化的方向发展，网络媒体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因为网络媒体对于“网络红人”、“网络恶搞”的默许，才使得低俗文化和另类红人的人气长盛不衰。另外，网络媒体对于眼前利益的执着，逐步偏离了主流价值观。当网络媒体出现了价值观的偏离的现象，又如何为网民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网络媒体重新树立社会责任，首先要提高网络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从每一个从业人员抓起，才能让网络媒体提高整体素质。其次，要规范网络市场混乱无序的发展现象，抵制网络媒体间的恶性竞争，为网络媒体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
（三）个人维度
论文关键词：儒家，仁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仁学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仁是他的哲学，他的世界观，也是他的伦理道德学说，教育学说，是他的全部博大庞杂的思想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总纲。[1]仁学思想中具有十分丰富的价值论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精神财富。
首先，仁学思想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仁学思想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以及对人的发展的追求已经被广大中国人民接受并内化，抛开其中的封建思想基础和不科学成分，不少语言和思想完全可以大胆继承。孔子认为充分体现了“仁”的精神的大同世界是最理想的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这种大同社会表现在政治方面是“仁道”能得到彻底实现，执政者能够使一切人民的生活都能得到自由幸福，能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整个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表现在社会风气和面貌上，这是一个充满仁爱的社会，每一个人都去爱别人也被别人所爱，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哲学论文，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表现在经济方面，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表现在社会治理效果方面，人们没有任何私心与杂念，没有罪恶，没有偷盗窃杀，也用不着刑法,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外户而不闭。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基本特征有三个：一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二是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三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天下为公也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的精神境界的提高和自由全面的发展既是这个社会的特征，也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大同社会理想显然体现了这一目标，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对美好社会的古老期盼。从人的发展角度看，孔子特别强调人的道德修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的基本内容就是养成“仁德”。“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是孔子倡导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道德。“儒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首位，突出道德在人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在儒学推崇的诸多道德中，儒学又把‘仁’放在首位，特别突出‘仁’在诸多道德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即所谓‘仁为根本’”[2]孔子强调“仁德”的目的可以理解为是为了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这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显然是相违背的。但是，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也包含了道德素质的发展，儒家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的宝贵思想资源。仁学思想对人际间情感道德的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项空白。
其次，儒家仁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思想渊源。当前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近期目标，和儒家的小康理想比较接近。“孔子政治理想的特点是从仁的人本哲学思想出发，以怀古的方式憧憬未来论文怎么写。孔子把古代社会加以美化，并且称尧舜时代为‘大同’，文、武、周公时代为‘小康’，并用当时普遍流行的、逆转历史的仿佛越古越好的好古眼光，把‘大同’作为最高理想，‘小康’作为近期的目标。”[1]邓小平正是吸收了儒家的小康思想，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其他论述，也汲取了儒家仁学思想的许多有益成分。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和孔子“庶、富、教”的治国思想有接近之处。《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认为哲学论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有了众多的人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使它富足起来；已经富裕了，就要施行教化。邓小平非常重视发展经济，并把物质文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同时，他也非常重视科技和教育，注重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体人民的素质。区别在于，邓小平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追求富裕的同时，把目标指向了共同富裕，而且提出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不可能做到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对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思考。这些思想同样包含了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所讲的“仁”与“中和”思想密不可分。如果人人都能做到“仁”，则能实现家庭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简言之，这个宇宙都将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生生不息的状态。“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儒家推崇“中”的哲学，“‘中’的哲学贯通于儒家所关注的所有层面（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所有领域（政治、法律、道德、艺术等）。儒家构拟了一个合乎‘中’之精神的和谐世界。”[3]反观当代中国，在市场经济利益机制的驱动下，追名逐利、坑蒙拐骗、见利忘义等随处可见。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人类疯狂掠夺自然，带来严重的资源环境等问题，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自然等关系问题日益突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所包含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诚信友爱、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都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现代体现。
再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提倡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也包含了丰富的儒家仁学思想。如前所述，儒家仁学在政治上的理想是追求大同世界，即天下定于“一”，这一思想表现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即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即源于此。儒家思想教导人们以个人的修养为核心，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内而外的步骤，实现内圣外王，维护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直至理想的大同社会。这一思想尽管立足于封建宗法社会，但其所倡导的整体主义精神在任何和平社会都具有现实意义。另外，儒家仁学对生命精神的强调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支柱之一。“原始儒学的精神，首先是创造性的生命精神，是人对宇宙的一种根源感。”[4]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所说的天即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不断创造生命的自然，而人的生命存在则是与之息息相关的哲学论文，不是二元对立的。”[5]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是符合孔子学说的，是对孔子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中华民族历来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积极入世。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和儒家对人格、人品的强调结合起来，造就了中国人民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舍生取义、勇于献身的民族精神。“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里的“志”就是道、义、仁、德等，儒家倡导人们无论穷达贫富，都要追求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孔子本人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典范。较之孔子，孟子更加锋芒毕露，他崇尚自尊其道，藐视王公大人的“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人格及“大丈夫”气概，尤其是孟子提倡的“以德抗位”思想，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君主权力的冲击，是他们本人未能预料的。从这个角度讲，儒家仁学的积极意义一点都不能抹杀。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求真务实、奋勇争先的时代精神看起来似乎与儒家思想无关，实际上也摆脱不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如上所述，原始儒学的生命精神，其实乃源自宇宙的本性。《周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地的根本性质是生生不息，人也应据此自强不息，发扬创造性的生命精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而不灭，靠的正是这样一种民族精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充分发挥了这种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最后，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论文怎么写。荣辱观是指“‘荣辱感’所蕴含或预设的道德观念体系”。[6]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先立后破,从不同内容和不同角度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价值判断的新要求。这些要求固然和当前时代特点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仁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中直接论述荣辱观的也比较多。子曰：“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论语?子路》）就是说“士”应该知道礼义廉耻。荀子从义利关系上论述了他的荣辱观：“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孟子则把仁与不仁与荣辱联系起来：“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上》。“仁”是儒家道德的最高原则，也称为“仁道”原则。它不仅是一种美德及行为要求，而且是一种判断主体是否具有荣辱感的道德标准。孔子将“仁”（即道德）的本质概括为“爱人”，不仅揭示了道德的利他本质，也提出了做人的一种道德准则和美德规范。孔子认为“忠”、“恕”是实行“仁”的根本途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此之谓“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之谓恕。（论语卫灵公）全球伦理将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定为黄金规则，作为最低限度的伦理规则，是人人都能遵守的哲学论文，仁学思想的现代伦理意义由此可见一斑。从广义的角度看，“仁”有全德之意，包含恭、宽、信、敏、惠、勇、知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 惠。’”（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仁学思想所包含的道德规范更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道德的角度看，儒家把孝悌作为最基本的道德，这是仁学得以绵延的社会基础。从职业道德的角度看，孔子提出的“敬事而信”、“行之以忠”等集中反映了儒家对职业道德的理解。从社会公德的角度看，台湾学者刘立林将孔子以仁和礼为核心的社会公德概括为十个方面：“1、仁爱为本，推己及人；2、以礼待人，以和为贵；3、尊重知识，推重人才；4、诚实守信，表里如一；5、严于律己，宽以待人；6、尊师敬老，爱幼帮残；7、见得思义，生财有道；8、当仁不让，勇是竞争；9、反对公害，宽容隐私；10、求实求新，有过就改。……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人类社会公共生活的历史，自孔子始，至今，丝毫没有减弱‘仁’和‘礼’作为社会公德奠基石的历史意义。”[7]当然，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倡导的一种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其内容显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是和当前社会条件、时代条件相结合，是对新的社会条件和时代条件的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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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邵显侠，陈真.荣辱思想的中西哲学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7]刘立林.孔子――人类社会公德的奠基人[J].孔孟月刊，1993:10.
关键词：中国哲学；价值论；转向；中国气象
近代来，东风渐进，世界范围内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趋势。肇始于西方哲学界的价值论转型也早在20世纪初就影响到了东方，新中国成立前罗素、杜威来华讲学之际就带来了价值哲学的内容，但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动荡年代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价值哲学被当作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遭到批判和摈弃。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热烈进行，人们的思想获得了较大的解放，价值论开始被我国哲学界接受，并引起了极大的研究热情，一时之间成为影响广泛的显学。
1 价值论在中国哲学界获得重视的原因
价值论于改革开放后在我国获得的热烈关注和迅猛发展绝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具有其自身的必然性的，是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客观的运行轨道和发展趋势所共同作用的结果。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改革开放对人们思想的极大地解放作用。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长期以来的“左”倾狭隘僵化思想的彻底清算，价值哲学乃至任何西方现代哲学思想都不可能被中国哲学界接受。因为长期以来的政治运动导致的学术政治化已经完全窒息了真正的哲学思考。改革开放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拨乱反正，为哲学研究提供给了宽松的环境和研究的资源和通道，价值哲学正是在这种高涨的文化引进中进入中国的。
其次，价值哲学的主题正好回应了改革开放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变化和冲突，人们期待通过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来解释这种转型时期思想观念的混乱和困惑，价值哲学的现实功用性在这次研究热潮中体现的很明显。在这种历史变革时期，新旧价值观念冲突交替，多元价值纷纷应运而生，人们迫切需要在这种困惑中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寻找合理的理论支撑。所以说中国的价值论转向根本原因是内源性的，是中国现实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需要。
再次，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文化交流的热潮。冷战后期两极对立有所松动，文化交流渐成趋势，我国也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这股潮流。一时间国内学者出访、国外大师的来华讲学变得频繁，价值论等哲学译著大量产生，这些都为我国价值理论的构建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这种思想文化的交流对哲学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也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研究热情的提高，因为文化的交流能为这种研究提供一个展示的舞台，从而激发持久的理论。
最后，中国哲学界潜能的爆发和学术自觉。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压制，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作为，但人往往是越挫越勇，这种被压抑的热情一旦条件成熟释放出来，必然会爆发出极大的能量。随着新资料大量的传入国内，中国哲学界以极精锐的学术嗅觉发现了价值论所蕴含的哲学创新性和现实意义，正是这种对现实价值问题的高度敏感性，直接推动了理论探索的热情。
2 中国价值论转向的特点
价值论的转型体现了哲学发展的趋势，因此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转型有着相同的脉络，但由于文化底蕴和国情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国内学者马俊峰把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理性化，坚持了哲学的唯物主义；二是，关心现实生活，体现出哲学的功用化；三是，强调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四是，立足于社会和思想发展的实践，研究的视野比较宏观。[1]也有人从价值论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方面来探讨中国价值论的研究特点，认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价值的定义以唯物主义作为根本路向，强调价值论研究要服务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二是，力图打破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僵化理解，在此基础上回归马克思哲学的原初本质和内涵，建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论。[2]这些观点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中国价值论研究的特点，但并没有说清楚价值论实现的哲学转向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转向在中国实现的特点进行概括。
首先，从哲学基础来看，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基本立场依然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依然是哲学的主流，从其理论本身来看，它也没有过时，依然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其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依然有很大的真理性，因此中国的价值论转向基本上还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进行的。当然我们在批判西方价值哲学中的唯心历史观和夸大精神作用的同时，也要吸收其有益的成果，研究方法和语言概念等工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重新阐释它的内涵，利用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来发掘它过去被我们忽视的特质，以此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价值论在新的哲学话语和视域中的交流，建构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
其次，从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轨迹来看，价值论转向要能够正确评估和继承古人的思想和哲学特点。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是不重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系统化建构，哲学主题以道德、人性、心性、修养为核心，在价值领域存在大量的真知灼见，其文本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富有灵性但又缺少精密严格的推理论证。中国古代哲学在价值方面确实表现出了独树一帜的智慧，产生了很多值得研究的价值理念和生存方式，如对大同社会的追求、对人格修养的重视和对修养方法的探究、寻求诗意化的生存体验、对社会生活的礼仪化建构等。这种古代文化的底蕴要求中国的价值论转向要体现出中国气象，而不能一味的搬用西方的模式。
再次，中国价值论的转向是以改革开放中社会的大发展和转型为背景的，所以必然会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和变革性。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新的价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不断涌现出来，外来的文化也以前所未有的范围和程度冲击着传统思想，在这种文化大融合的视域下，价值论研究要超越片面的地域文化观念和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创造出新型的价值理论和规范，为普世的价值原则和人类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中国式的养料。
参考文献：
[1]马俊峰.中国价值论研究：特点与问题[J].文史哲，1999（5）：12- 15.
关键词：中国价值哲学；派别；特点
改革开放后，借着大力引进国外先进物质精神文化的东风，价值研究在我国开始兴起并逐步发展成价值论研究的热潮。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我国价值学界就价值本质、价值评价、价值观念、价值创造等价值基本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从中初步建立起各家的理论体系。
一、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现状
关于价值哲学的定位，有下面几种看法： 李德顺对价值哲学有很高的定位，在他的《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一文中写到：“从学科层面看，价值论是继存在论、意识论之后形成的一大哲学基础理论分支。”[1]他把价值问题看作哲学中一个高层次的、全局性的普遍问题，这一观点和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相同，都把价值论作为哲学中一个重要的部门，与存在论、认识论相并列。李连科虽然没有将价值论上升到哲学基本部门的高度，但也强调价值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 认为价值观是哲学世界观的有机部分，指出这个问题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王玉梁和李连科观点大致相同，认为价值范畴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把价值范畴的研究作为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课题。
我国价值哲学的主要派别包括：从主客体关系模式来研究价值问题的价值关系说，其中李德顺强调价值关系中人的主体性；王玉梁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客观效应，把这种效应作为价值的本质；有的学者强调主客体的统一，认为价值就是客体属性和主体需要的统一。关系说是我国价值哲学的主流，其理论体系比较完善，在学界的影响也最大。另一种有影响的派别是人学价值论，认为价值并非是关系范畴，而“价值是人”[2]，从人的生存和超越性来解释价值。这种观点强调从人的本体层面来界定价值，突出了价值的主体性和主观性。第三个派别是实践价值论和历史价值论，属于价值活动说派别，他们把价值建立在实践或者历史的基础之上，强调了价值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还有以生命价值论和自然价值论为主的价值实体说，其影响有限。
二、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特点
我国价值哲学研究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它区别于弗赖堡学派的价值哲学，价值问题只是被当作哲学的一个部门或热点来研究。我国价值哲学的根本特点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价值，注重价值的实践性和客观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研究方法和本质取向等其他的几个特点。具体可以概括如下：
（一）以主客体关系模式作为价值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框架。“主体-客体”关系模式并不是马克思哲学的独创，而是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基本思路，作为认识的两个方面，主客体关系模式是有效地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实践以打破主客体的绝对对立，但并没有抛弃主客体模式，“主体-客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那里主要表现为：认识主体、认识客体、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在这种研究模式下，价值被看做是由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因此，价值不是实体范畴，而是关系范畴。主体或客体独自不会产生价值，价值并非是哪一方面的属性，而是两者在性质、作用、方向等方面的趋同和协调
（二）把价值的本质看作是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满足说”虽然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认为这种说法出处有误，是源于自发性的肤浅看法，不能说明价值的本质。但仔细考察他们的观点，就会发现其并没有真正突破“满足说”，而仅仅对其进行词语的替换和表面的修改，其思路和取向是基本一致的。“价值就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是“满足说”的典型阐述，是很多国内学者都曾经持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很快遭到大家的批评，王玉梁教授指出这种理论的漏洞主要有以下几点：①其来源是对马克思在批评阿.瓦格纳时观点的误解。②主体需要有健康、合理与不健康、不合理之分，前者可以产生价值，后者则会产生非价值，所以并非满足任何需要都会产生价值。③用“主体需要”界定价值过分夸大了主体的作用，忽视了价值的客体和客观性，容易陷入价值相对论迷误。王玉梁提出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认为价值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李德顺教授把价值的本质规定为客体的存在、属性及其变化同主体的尺度是否相一致或现接近。还有学者认为价值是客体属性与主体需要的统一。这些观点都没有摆脱在主客体关系下，用一方来关照另一方的某个方面的模式。
（三）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框架下研究价值问题，最重要的是把实践作为价值产生、实现的基础。价值问题应该立足于人类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构造点上来进行研究，认为在实践过程中人们的主体性、目的性、创造性对价值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认为只有立足于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才能在人类社会实践中寻得价值哲学的应有之意。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任何和人相关的理论都应该在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一点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旨趣是一致的，因为马克思以改造现实世界作为他哲学的诉求，而实践正是达成这一事业的根本途径，所以实践便和一切重要的哲学概念密切联系。价值论研究只有立足于生活世界、立足并服务于人们的实践现实，才能不成为脱离实际的空谈，才有可能从理论上符合唯物主义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李德顺. 关于我们的价值哲学研究[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
《哲学研究》连续几期发表文章展开讨论，但多数文章都为满足需要论辩护。后来，对满足需要论还不断有批评，但始终未能改变满足需要论在我国价值哲学中的主导地位。价值哲学基本理论研究处于沉闷状态，研究难以深入。满足需要论在理论上的混乱是显而易见的，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都认同满足需要论?为什么一些人无视需要并非天然合理的客观事实，似乎认为用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一些学者对人们的中肯的批评置之不理，甚至为之辩护?这种现象使我产生困惑和不解，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经过反复的思考，我想需要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之分，社会生活中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这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事实。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在逻辑上的混乱并不难理解。而且一些人也知道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知道满足不合理的需要是负价值，但他们仍坚持满足需要论。从这里我发现一些人之所以不顾事实和逻辑，认同满足需要论，不是出于理性的深思熟虑的思考，而是受本能驱动，受自发性支配，受非理性驱动。因为趋乐避苦、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人们总是倾向于认为能满足需要、能使人产生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有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这是人的本能决定的。所以，许多人都自发地认同满足需要论。由此可见，受自性支配是满足需要论在我国居主导地位的根本原因。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我还发现当代西方各国主流的价值哲学也是如此。
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西方价值哲学中有的学者持情感愉快论，认为能使人愉快的东西就有价值;有的持兴趣价值论，认为价值是人们对它发生兴趣的东西;有的持欲望对象论，认为我们欲求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有的持满足需要论，认为价值的本质就是满足需要;有的持情感表达论，认为价值是情感的表达。这些都是人们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产生的自发性的表现。西方价值哲学中的评价结果论、心灵赋予论，认为价值是评价的结果，价值是人的心灵赋予的，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性的认识造成的错觉。习惯成自然，这也是一种自发性。通过这些分析，我发现当代西方以至世界各国主流的价值哲学存在的根本问题都在于崇拜自发性。当代西方主流的价值哲学，由于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或从评价、从心灵出发理解价值，把价值视为主观的偏好，否认价值的客观性，陷于主观主义，使价值哲学的研究失去了客观基础。由于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忽视逻辑一贯性，忽视情感、兴趣、欲望、需要有健康与不健康、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忽视评价、心灵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在理论上陷于混乱。由于崇拜自发性，受本能支配，热衷于追求感官快乐和眼前价值，忽视长远价值和崇高理想，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使价值哲学从根本上丧失了催人向上的功能，使西方价值哲学庸俗化，使西方道德理论和道德文化生活陷于混乱。由于崇拜自发性，受非理性支配，缺乏理性思维，西方价值哲学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当代西方主流的价值哲学基本理论，仍然沿袭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的观点。这些观点理论混乱，广受批评，仍然无所改进，从而使当代西方价值哲学陷于困境。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西方价值哲学中曾兴起客观主义价值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这个时期西方价值哲学形成了主观主义价值论与客观主义价值论对峙并存的局面。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包括直觉主义价值论和现象学价值论两个学派，它们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事物固有的，否认价值的历史性，是机械的、僵化的客观价值论
。从直觉或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这也是一种自发性。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在逻辑实证主义的猛烈批评下，作为一个学派逐渐消亡，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当代西方价值哲学的困境，主要是西方价值哲学中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困境。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价值哲学乃至世界各国居主导地位的价值哲学陷于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崇拜自发性。什么是自发性?自发是相对于自觉而言。这里的自发与自觉指价值自发与价值自觉。所谓价值自发，就是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认识价值的本质，理论上陷于混乱，急功近利，缺乏远大、正确的价值追求。所谓价值自觉，就是克服受本能支配，受非理性支配的倾向，从科学的理性思维出发，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把追求眼前价值与远大价值目标结合起来。要使当代世界各国主流价值哲学走出困境，必须从自发到自觉。要实现价值自觉，关键是要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而要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必须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本质的认识的正确性。
所以，要实现价值自觉，必须在科学的理性思维指导下，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正确认识价值的本质;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克服理论混乱的现象;必须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相统一，确立远大而正确的价值追求。
二、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全面超越
价值哲学的发展，是从自发到自觉。怎样才能使价值哲学从自发到自觉呢?这个问题我从马克思关于认识真理性问题的论述中得到重要启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的论述指出，人的思维的真理性问题，单纯从理论出发去争论，就会陷于经院哲学，永远得不到解决。只有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才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论述启示我们，对价值本质的认识是否正确，也只能通过实践，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对价值的本质的认识的正确性，而不能脱离实践，仅仅从理论出发去解决。当代西方价值哲学是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统治，单纯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或从评价结果、或从心灵出发理解价值，是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去理解价值。西方一度颇有影响的客观主义价值论即机械客观价值论，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也是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理解价值。二者都是脱离实践的理论价值哲学。西方价值哲学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陷入困境，最根本的原因是崇拜自发性，脱离实践，单纯从理论出发理解价值，陷入理论价值哲学或经院价值哲学。而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效益效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则是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由此我发现，当今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价值哲学，即理论价值哲学和实践价值哲学。什么是理论价值哲学?什么是实践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哲学是脱离实践，单纯从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出发，从主体心理出发，或从直觉、直观出发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实践价值哲学则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哲学以唯主体论或唯客体论的思维为指导;实践价值哲学则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彻底、辩证的关系思维。理论价值哲学以个人为价值主体，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从个人的情感、兴趣、爱好、欲望、需要等出发;实践价值哲学则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个人利益与社会群体利益结合起来。理论价值哲学以主体情感、兴趣、欲望、需要等为主体尺度;实践价值哲学则以主体发展、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主体尺度。理论价值哲学把哲学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忽视真善美的价值，急功近利，只重视眼前价值而忽视人类长远价值和崇高理想;实践价值哲学则认为哲学价值是功利价值与真善美的统一，把眼前价值与长远价值统一起来，既重视当前行动，讲求实效，又重视理想信念道德建设。
西方理论价值哲学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主观主义价值论，另一种是客观主义价值论。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以唯主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从情感、兴趣、欲望、需要出发理解价值，或从评价结果、心灵出发理解价值，否认价值的客观性。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即机械客观价值论，以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为指导，从直觉或先验的直观出发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客体固有的，否认价值的历史性，思想上陷于僵化，作为一个学派早已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今天的西方价值哲学成为主观主义价值论特别是情感主义的一统天下。实践价值哲学有三种形态:一是原生态的或朴素的实践价值哲学，即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这是实践价值哲学的主要形态。邓小平的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内容非常丰富，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二是坚持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从客观效益、效果出发理解价值。三是坚持为人民造福，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一切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四是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以主体发展、社会发展为价值的基本尺度;认为价值从根本上说在于促进事物发展，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五是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既重视当前工作实效，又高度重视理想、信念、信仰、道德建设，体现了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的思想。第二种形态是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即广大干部群众中流行的求真务实，讲求实效，从客观效益、效果、实绩出发理解价值的客观效益论。这种形态，实际上是广大干部群众对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认同，反映了实践价值哲学的深厚的群众基础。第三种形态是学术形态的实践价值哲学，即效应价值论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论，它是对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和大众实践价值哲学的学术解读和理论阐释。
效应价值论坚持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从价值的客观存在、从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客观效应出发去理解价值，认为价值是主客体相互作用中的客体主体化，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客体对主体的积极效应或正效应，是正价值;消极效应或负效应，是负价值。从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客体对主体的效应出发理解价值，体现了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的思想。坚持主客体双向相互作用，坚持全面、彻底、辩证的关系思维。坚持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价值主体和评价主体，高度重视主体的作用，同时高度重视客体的作用，反对唯主体论与唯客体论的单极思维。坚持以发展、主体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坚持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反对把哲学价值等同于使用价值、功利价值的思想。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超越。首先，实践价值哲学以实事求是思想为指导，拿事实来说话，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事实胜于雄辩，有力地证明了价值的客观性，是对西方主观主义价值论否认价值客观性的超越。其次，实践价值哲学坚持以发展为基本的价值尺度。凡实践证明能促进主体特别是社会主体发展、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就有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理论严整，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忽视逻辑一贯性的弊端的超越。再次，实践价值哲学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统一，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讲求实效与崇高理想、信念、道德相统一，坚持功利与真善美相统一，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只重视眼前价值而忽视崇高理想、崇尚工具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的超越。最后，实践价值哲学坚持实事求是，从实践、实践结果出发理解价值，从相互联系和发展中辩证地理解价值，是对西方客观主义价值论机械、僵化思想的超越。所以，实践价值哲学是对西方理论价值哲学的弊端的全面超越，为价值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使当代西方乃至世界各国主流价值哲学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实践价值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中国对世界价值哲学的重大贡献，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被认为长期落后于西方的局面。实践价值哲学的主要形态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在我国已深入人心，从而形成了广大群众中广为流行的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即实事求是的客观效益论。在我国社会生活中，邓小平价值哲学思想和大众实践价值哲学居主流的地位。大众实践价值哲学也体现了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指导与影响。30多年来，在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使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所瞩目。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实践价值哲学的正确性与生命力。所以，实践价值哲学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今天，深入研究实践价值哲学，特别是邓小平实践价值哲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能否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哲学价值
如前所述，在我国价值哲学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能够满足主体需要，即为正价值;反之则是负价值。这种观点就是满足需要论。这种观点是西方价值哲学中广为流行的观点，在我国近30多年的价值哲学研究中，一直居主导地位;而且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都把这种观点堂而皇之地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进教材，让高校学生学习。这个问题很值得研究。价值作为一个哲学范畴，人们有不同理解，这是正常现象。在价值哲学研究中人们持什么观点，这是他们的权利，应当尊重。但是要把满足需要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则必须慎重从事，要有充分根据。早在1986年和1987年就有学者指出，把价值概念理解为满足主体需要，实际上是“把使用价值概念等于哲学价值概念”，这种观点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马克思所反对的瓦格纳的观点。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学”》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指出，瓦格纳“把政治经济学中俗语叫做‘使用价值’的东西，‘按照德语的语法’，改称为‘价值’”，从而“把使用价值同价值混淆在一起”。因而作出了“‘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是反对把使用价值混同于价值的。因此，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应当看到，马克思批评的是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商品价值的观点，而不是批评把使用价值混同于哲学价值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的价值，不同于作为人类劳动凝结的商品的‘价值’，但却可以相当于商品或物的‘使用价值’。”这种观点得到许多人的赞同。有的学者认为，应“从对象(物)的存在和属性与主体(人)需要的关系中理解‘价值’”。这种看法也是从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因为马克思说:“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
那么，到底能否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哲学价值呢?我们知道，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马克思说: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商品的使用价值主要指物或客体的效用、主要指物对人的功利关系，主要指物质功利。在价值哲学中讲使用价值，不限于物的使用价值，还包括精神方面的使用价值在内。使用价值主要指功利价值。功利价值的特点，就是对主体有用，能满足主体需要，使人愉快等，而不论其对主体、对社会是否有益。所以，功利价值有局限性。哲学价值则是功利与真善美的统一。哲学价值不仅包括功利价值，还包括超功利的真善美的价值，是以真善美为灵魂的功利与真善美的统一。功利价值是基础性价值，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真善美的基础;同时又是较低层次的价值。功利价值主要特点是能满足需要，而需要并非都是合理的。满足需要对人产生、对人有用，但并非都是对主体、对社会有益的。把哲学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单纯地追求功利价值，就会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就会背离真善美的要求。真善美是更高层次的价值，具有超功利性的一面。为了真善美，人们不图名利、不计得失，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把使用价值等同于哲学价值，就会把哲学价值庸俗化。所以，绝不能用使用价值去理解哲学价值，不能将哲学价值混同于功利价值，不能用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更不能说以满足需要界定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
四、满足需要论忽视逻辑一贯性
一种观点要能说服人，必须理论严密，必须坚持逻辑一贯性。列宁说:“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有无限的力量，是因为它正确，因为它完备而严密，给人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学说具有完备而严密的逻辑性，这是马克思学说的重要特点。忽视逻辑一贯性与马克思学说不相容。满足需要论认为，如果一事物能满足主体的需要，该事物对主体就具有正价值;反之，如果一事物妨碍主体需要的满足，那么该事物对主体就具有负价值。如前所述，需要有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之分，需要并非天然合理。满足合理的需要，是有正价值的;反之，满足不合理的需要，则是负价值。可是按照满足需要论的观点，满足任何需要都是有正价值的，实际上就是认为即使是满足不合理的需要也是有正价值的;这样就会把一些负价值的东西都说成有正价值。由此可见，满足需要论不能坚持逻辑一贯性，在理论上陷于混乱。如果把这种观点的逻辑贯彻到底，就会作出满足吸毒贩毒、等腐朽黄色下流的需要，也有正价值的结论。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这种观点在实践上容易产生误导，显然不利于汇聚正能量，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是一种受自发性支配的观点。
有的学者竭力为满足需要论辩护，他们一方面承认需要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之分;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区分需要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仍然是需要。在他们看来，归根到底，需要合理与否，还是要以需要为标准。这种说法实质上是否认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是根本不能成立的。首先，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这是客观事实，这是社会生活中大量生活实践充分证明的。吸毒贩毒、的需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危害之大，这是社会实践充分证明的，根本不是根据什么需要来区分的。在这里也不存在任何循环逻辑问题。其次，用某种需要作为区分需要之合理与不合理的标准，在逻辑上根本不通。正如一本书的好坏用这本书来作标准，一种观点是否正确用这种观点本身作标准一样。以自身证明自身的正确，只能是自以为是，是理屈词穷的辩解，根本不能服人。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未来社会应“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在这里，恩格斯说，未来社会应当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而不是满足一切需要。可见在恩格斯看来，需要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对需要并非天然合理有过许多深刻的论述，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看问题，就应当承认需要确实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由此出发，就会看到认为能满足需要就有正价值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科学的。这样混乱的观点，硬要把它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只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抹黑。
关键词：新时代；科技哲学；创新；发展
引言
作为对科学技术时代出现的科技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回应， 科技哲学既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又与近代以来哲学的演变相随相伴。作为对当代哲学问题的访谈， 理应对此予以关注。科学技术哲学既属于哲学体系，也是近些年快速发展的交叉学科。科技哲学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其规范性正在不断增强，有着特别巨大的研究与分析价值。全面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实质、门类构成和研究内容等方面，与传统的自然科技哲学均有较大的区别。
一、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
（一）学科定位
认识科技哲学具有的学科定位，首先要认识其学科性质。20 世纪 80 年代后，大学分学者认为，科技哲学属于哲学学科，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将马克思哲学中的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统一起来。部分人认为科技哲学尽管是独立学科，但并非属于哲学学科，而是综合学科或者边缘学科。认为科技哲学是处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哲学等学科边缘的学科，体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及哲学的特点；或者认为科技哲学是自然科学与哲学两种学科互相影响和渗透而出现的独立学科，其既非哲学，却和自然科学和哲学有重要联系，是体现双重性质的学科
（二）理念体系
我国学者对科技哲学的定位和学科性质有不同的认识，对其理论体系的看法也不相同。吴国盛认为，科技哲学的内容包括科学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陈其荣指出，当科学技术逐步发展，传统的自然辩证法会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进而建立起综合性较强的交叉学科，即科学技术哲学，其内容包括社会与科学技术、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等。张明国等学者将科技方法论列入到科技哲学结构中，指出其应该包括科技方法论、社会与科技、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近些年，随着全球性科技革命和我国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科技哲学不断分化，并形成专门的方向及学科，如，科学社会、技术哲学、科技思想史、科学方法论以及未来学等。虽然学术界的意见并没有得到统一，但基本同意科技哲学的内容基本包括技术哲学、科学哲学和自然哲学三个部分。随着科学技术、产业工程、社会等知识体系的实践和完善，逐步建立起产业哲学、工程哲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部分学者区分工程与技术、科学的理念，将传统的技术、科学二元理论进行拓展，使其成为工程、技术、科学三元理论，指出工程活动的中心是建造，而工程哲学是区别于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新兴学科。现在工程哲学开展的研究集中在工程案件、工程历史、工程共同体、工程人才、工程创新、工程设计和决策等方面。
二、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ι缁岷腿死嘧龀龅墓毕祝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学。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三、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
（一）自然将列入科技哲学的研究范围
就科技哲学而言，其内容涉及到多种观念，如，马克思哲学论、方法统一论、
世界观等。科技哲学可以分析与探讨自然界的辩证法，并建立起独具特色的自然观。传统理念中，对科学哲学的理论进行研究是科学哲学的正宗，自然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问题或者边缘问题，部分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自然科学
哲学应该是科学哲学涉及的重要领域。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科技哲学会逐步增加对自然界的研究。进而建立起系统的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自然问题、社会问题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可以建立起有较高合理性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为切入点来区分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并为发现、解决自然问题和社会问题给予全面、完善的理论依据。
（二）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科技哲学要在未来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多元化发展是大势所趋。多元化
发展的概念就是全面融合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让科技哲学的分析与探索更加具有层次性和价值性。科学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是多元化、层次化和歉收并蓄的体系。而基础理论研究重视科学哲学性、方法论、规范性及逻辑性等方面，自然科学哲学重视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前者是理性升华而后是实践基础。就人文科学问题而言，重点在于对价值观与人生观进行深入思考，对人生意义进行研究。根据物质决定精神的思想理念，可以认识到洛克菲勒家族为何会贡献家产来建设学校、办慈善机构。在某种意义层面上，此行为是否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具体行为。同时该家族捐献私有财产支持学术研究，体现出人文、社会与科技哲学的有机融合。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科技科学进行全面融合，可以让科技哲学具有扎实、稳定的科学基础。另外，在新学科不断出现的前提下，会出现对分支学术内容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如，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逐步完善这些领域的研究，可以使其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发展出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科技哲学的创新研究
（一）创新科学哲学
要从科技哲学向着科学文化哲学的方向创新，从哲学认识向着哲学价值的方向拓展。在文化哲学领域中，科学价值论的内容特别丰富，一方面它是体现多
种价值内容的文化及其活动，而并非只是某种认识或者实施的认识活动。另一方面，其重视全方位的研究价值，而并非只限制在认识价值的领域内，其重视科学对社会和人类做出的贡献，包括精神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及技术价值等，进而体现出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对于人类解放、自由、发展及生存的价值和意义。要充分融合分支学科，让科技哲学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传统科技哲学重视对认识论进行研究，而非全面、系统的研究哲学，所以其并非是真正的科技哲学，全面发展科技哲学，有利于深入挖掘不同学科中的思想，将这些思想整合与完善，使其发展成为真正的科技哲W。科技哲学要推动新型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这样既能够扩展科技哲学的研究的覆盖面，也能给予科技哲学的研究增加研究范例及素材具体科学问题是科技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由于其重视具体学科的多样性、前沿性、现实性和个体性，而这些可以为理论研究提供必要的现实基础，所以分析具体问题不应该脱离哲学进行研究。现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具体科学进行哲学研究也逐步发展起来。国内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全面、深入地研究复杂系统演化的过程、机制、条件、标准、概念和相关的哲学问题。部分学者在方法论、认识论、复杂知识论和复杂概念等领域对科技哲学进行创新和探讨，拓展研究的视野。我国科技哲学要体现出自身特点，虽然西方哲学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部分，但我们要建立起体现中国问题、中国语境的科学哲学，并构建有明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部分学者尝试性的研究科学哲学中国化的意义、现实性及可能性，指出这是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要吸收我国和西方思想精髓并不断创新，以我国实际情况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
（二）建立起发展技术哲学
虽然技术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技术哲学却属于新兴学科。国内学者既希望构建起自己的研究框架，也希望学习和借鉴国际研究成果，因此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是两个领域共同发展的。陈昌曙等学者从技术哲学的性质和定位、理念意义、本质、价值、发展规律以及技术与科学的联系等方面研究技术哲学，指出技术哲学应该深入研究的领域。现在，我国研究技术哲学更加成熟，随着逐步建立健全的建制化，技术哲学也得到哲学领域的认可，此研究正在增加研究深度、明确研究课题、创新研究成果。在科技哲学范畴内，工程体现出自身的独特性，并诞生工程哲学。部分学者指出工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工程活动和工程知识，是哲学分支之一。工程哲学的主要问题是人能否能改变世界和如何改变世界的问题。部分学者认为，技术是具有实践性特点的知识体系，包括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其中社会技术的概念是人们管理和改革社会、优化和调整社会关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体系。社会技术和科学体现出一体化发展的趋势，是技术哲学发展的新范畴。我国技术哲学要创新及发展，要遵守认识传统技术和发展新技术相结合、中国语境和国外学术成果相结合、反思升华和面向实践相结合、群体多样化和个体专一化相结合等四个基本原则，促进我国技术哲学以本土化为基础，逐步向着建制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起具有中国特点的技术哲学。
结语
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所以，我国要明确科技哲学的学科定位和理念体系，以推动科技哲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科技哲学若想在未来的研究中获得良好的发展前景，就要将自然纳入研究范围内，积极融合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使其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另外要创新科学哲学、建立和发展技术哲学，丰富科技哲学的涉及领域和研究内容，并进一步提高科技哲学的价值。现代科技哲学是建立的初级阶段，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研究特色各不相同，研究方法、研究诉求、哲学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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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哲学；必要性；价值性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5-0008-03
石中英教授的《教育哲学》一书从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了教育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意义，着重关注了人的自由、理智、权利的发展和教育的职能与价值，体现了教育的人文主义关怀。面对来自学术界和实际教育工作者对教育哲学价值性的不断质疑，石教授为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做了辩护，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并针对教育领域中的几个基本议题――知识、教学、民主、公正等，从哲学的高度给以清晰、具体、理性地阐释和论述。这本书让笔者收获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概念，它使笔者在全新的视域里窥得了教育的全貌，加深了对教育的理解和信念，更引发了笔者对教育哲学存在之必要性和价值性的深思。
一、哲学和教育的契合点
哲学不仅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它是人文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结合，探索现实世界变得更好的可能性。哲学自产生之初，就以人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人们源于生存困境而提出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不断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究、追问、考察、批判和反省，以不断追求民主与自由、超越与解放、人生价值与意义。与此同时，教育就是力图使人向最真最善的方向发展的活动，人是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最终追求应是“使人成为人”。无论教育者持有何种人性论，认为人性善也好人性恶也罢，或者认为人生而是块白板，其目的都是试图采用较好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来增进人的知识和技能，提升人的思想和素养，完善人的性格，促使人全面和谐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教育的根本精神和哲学是相通的，都关注人的发展，并体现出理性的精神。哲学和教育都以人、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为根本问题。
人是哲学的一个永恒主题，而教育的本质则是精神成人，由此，人成为了哲学与教育的契合点，是联系哲学和教育的重要媒介。在此意义上，教育哲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使人活得更美好，它的本真追求应该是不断地回到教育的基本问题，回到教育初始的问题，其真义就是为了探询何谓教育，什么是好的教育。正如刘铁芳教授所言，“教育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给教育行动赋形的活动，即赋予纷繁的教育行动以和谐而优美的形式，使散乱的教育行动朝向对善好人性的促进”[1]。
二、教育哲学存在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受苏联的影响，教育哲学课程一度取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拨乱反正，教育哲学才迎来了复苏的机遇，并由此得以蓬勃发展。到21世纪初，我国的教育哲学已经重构了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但是教育哲学研究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其中，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断地遭受来自学术界和实践教育工作者的质疑，人们为教育哲学与教育学如何区分、教育哲学是否有必要独立开设等问题困惑和争论不休。
对于这些困惑和问题，石教授给予的回应是清晰而明确的：教育活动需要哲学，教育哲学的独立开设极其必要。正如黄济先生所谈到的，重新开设教育哲学，首先是学科设置的需要，是培养视野开阔、理论思维水平高的师资的需要；其次是拨乱反正、有效审视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并得出合乎规律的结论的迫切需要；另外还是有效应对教育所不断面临的新挑战并完成未来赋予教育新使命的需要。总之，教育哲学的重新开设，是教育实际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教育科学深入发展的必然趋势[2]。
我们知道，教育目的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教育目的具体要回答的是理想的人的素质结构与规格。在这方面，虽然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心理学等都可以提供知识基础，却仍然不能满足界定和明晰教育目的的要求。只有当教师及教育研究者追溯各种教育问题的哲学根源，才能以比较广阔的眼界来看待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寻觅到教育的意义。此外，哲学对于教育活动之必要性还通过对教育理论的影响而间接地表现出来。众所周知，教育活动是蕴含着理论的，即使这些理论可能只是一些缄默的理论。教育理论的产生和辩护必然受制于一般的哲学，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往往有着不同的哲学基础，“一个时代哲学基础或立场的变化也必然会带来教育理论的革新，从而间接然而却是非常有力地影响到教育实践”[3]。
三、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
高伟教授认为，“为教育哲学存在的价值进行辩护是一种不具有思想性的学术行为。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不需要辩护，教育思想才需要辩护。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为时代所需要的教育思想给出理由”[4]。石教授对教育哲学的价值进行了新的认识和评价，并重估了教育哲学的价值。教育哲学可以帮助教育者思想的成熟，增进其理性并引导其反思自己的教育生活，因为教育哲学就是对教育实践寻根究底的反思，教育者唯有在其帮助下才能在学习许多教育知识的同时获得教育的“真知灼见”。这一点正如奈勒所指出的：“无论你干哪一行业，个人的哲学信念是认清自己生活方向的唯一有效的手段。如果我们是一个教师或者教育领导人，而没有系统的教育哲学，并且没有理智之信念的话，那么我们就会茫茫然无所适从”[5]。除此以外，教育哲学还可以检验和引导公众的教育观念，对教育政策进行理性的分析，促使教育学者对教育知识进行批判与反思，为多学科知识的交流和对话提供思想平台。在这里，石教授特别指出，重估教育哲学的价值不是一个无立场的思考，而是从著作者自身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信念出发，对教育哲学价值的主观阐释。
受到石教授思想的启发，笔者认为，教育哲学的价值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命价值：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
时下最时髦的一句教育口号是“教育‘以人为本’”，而人是双重生命的存在，既具有和动物共有的种生命，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类生命――超自然生命的生命[6]。超越性――人的生命本质――对人来说，追求的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然而，当今的教育只教人掌握“何以为生”的本领，放弃了引导受教育者对“为何而生”的思考。其结果是，在教育的作用下，现代人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生存能力，但是却越来越对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这种怀疑使得现代人的生活充满了无聊、空虚、寂寞和无意义感，从根本上威胁到人生的幸福与人类文明的进步[7]。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自杀问题的日益严重。自杀源于人生意义的匮乏，源于作为日常生活准则的价值合理性的丧失[8]。因此，我们的教育最基本的作用就应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不断获得或重建价值的合理性，获得或重新体验生命的意义。
教育哲学的意义就在于揭开生命的困惑，引领生命的境界提升，把个体的自然生命引向超越性的类生命，使人的生命达到真善美、理性与非理性、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教育哲学意味着不断把个体成长引导到最初的起点，以向自然的不断回归来甄定自我发展的方向，以热情与理智的培养来提升人性的境界。对教育哲学的理解，可以使得我们对教育、对人自身以及二者的关系获得更准确地把握，在研究教育问题时也有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
（二）文化价值：帮助人们澄清教育价值
众所周知，教育的内容是文化，文化的传递又必然基于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追求，价值追求直指个体的精神世界。精神的侏儒化正成为时代的精神状况，当前的教育已经越来越多地湮没在现实的功利主义欲求之中，成为了个人搏击世俗生活利益的工具。宗教关乎信仰，哲学追问本源和价值。教育学是带有人文性质的社会学科，它所要研究的教育现象或者教育问题，表面看起来是一个个属于教育事实的问题，当研究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时已内在地包含着自身价值的前提，体现着价值的追求。对于教师来说，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价值、体现着价值、追求着价值，从而与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因此，我们有必要借助于哲学思维来审视教育活动，以更高更广的视角来明晰各种教育价值、教育观念。从这个角度讲，教育哲学便优于教育原理，前者探求的是教育背后的深层东西，比如以什么方式、据什么观念来认识教育、教学等，已经不拘泥于就教育而论教育。所以，教育哲学能够帮助分析和辨明教育中隐含的价值观点的合理性，能帮助教育工作者发现那些未经反思而认同的价值观点，使他们通过不断地价值完善及反思以达到最终传播和传承价值的目的。
教育哲学的意义正在于帮助教育工作者澄清教育价值，激励教育实践者对教育价值的合理认同，唤起教师作为完整的教育人进入教育实践，促使教师的教育实践成为完整的实践，而非工具性的、技术性的教书匠的行动。这样的教师培养出来的学生才有更宽广的思维、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平庸的追求。
（三）实践价值：促进对教育实践的反思
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人类极易不计后果地拥抱一波接一波的变革，也极易盲目地抵制变革，保守传统的价值观念。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一直以来，哲学的功能之一是对当时一些争论进行批判性检验，并提供新的思考方向；哲学的另一功能是帮助人们在寻找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自己所使用的语言和逻辑问题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性。那么，教育哲学的学习就有助于批判思维的养成和正确教育观念的形成，它能够使人们用更宽阔的视野来看待教育和新时代的变革，对教育实践中的问题给以深入、理性地反思。
石教授提到，“教育哲学的研究从根本上说是为教育实践服务的，是为那些在教育实践第一线的教师、校长、教育行政人员等服务的。”[3]35在教育实践工作者看来，教育哲学总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的知识，与教育实践相分离，因而造成了教育实践工作者对之不理不睬，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著作被束之高阁。关于教育哲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也一度引发了教育者的热议，它到底是该哲学化还是实践化，似乎构成了教育哲学的两难处境。其实不然，哲学化取向或是实践化取向本身都无可厚非，都是教育哲学的发展路径之一。研究者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必然有自己的偏好，只是最终都需在偏向的“度”和“量”上把握好，给实践以指导。此指导并非要告诉教育实践工作者什么是无可辩驳的教育真理，而是帮助他们思想上的成熟，增进他们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的理性水平。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评价杜威时说，杜威的最大贡献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希望从哲学中得到任何普遍有效性或真理这样的东西。那么此刻，我们也不能希冀从教育哲学中寻求到一套完整的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我们所能得到的是理性的提升和反思品质的形成。正如高伟教授所言：“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仅仅探索一种可能性，其意不在于取代，而在于希望通过它来发现我们思想当中的困难。事实上，无论是哲学还是教育，当然也包括教育哲学，都不会也不能拒绝那些关于人类幸福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价值。而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在教育中安置这些价值”[4]。
总而言之，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教育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哲学问题，教育与哲学的结合点是人。教育走向哲学是把人引向对人生最重要事情上的思考，引向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教育哲学使教育工作者以哲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决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其存在必要而且极具意义。
参考文献：
[1]刘铁芳.为什么需要教育哲学――试论教育哲学的三重指向[J].教育研究，2010，(6):15-22.
[2]黄济.教育哲学初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13.
[3]石中英.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高伟.论一种可能的好的教育哲学[J].复旦教育论坛,2011,(2）：5-9.
[5]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135.
[6]冯建军.生命与教育[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1.
[7]石中英.人作为人的存在及其教育[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2）：19-23.
【关键词】伊丽莎白・波特；价值中立；女性主义；哲学思想
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生于1955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活跃于妇女运动，上世纪90年代正式从事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属于该领域中的一位后起之秀。她提出的科学哲学的反价值中立说（Anti-valuation-free）在西方哲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鉴于目前国内学者对此人及其理论研究不多，所以本文特对此进行粗浅的介绍，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问题提出的目的意义
女性主义科学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 of Science）有一部分关注科学研究的女性主义学者，由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才在上个世纪70年代出现了这门新兴学科，本文所研究的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 ），既是一位现代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又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活跃于女性主义运动中。她主管米尔斯学院（Mills College）的妇女项目研究，从其研究成果来看她可以说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中一位独树一帜的代表人物，她提出的辨明的语境以及对科学哲学的价值中立说的反驳等观点，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样，她的研究成果也为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提供了女性主义发展新的途径，对于我国的女性主义学术研究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对于她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流派的思想及最新动态，同时也对我国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研究起到了参考作用。
二、伊丽莎白・波特其人其说
2001年伊丽莎白・波特（Elizabeth Potter）出版了《论性别与波义耳定律的气体》在研究科学与价值的构成、二者相互作用的背景，以及科学在要素和非要素之间的差别上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波特2003年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科学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的文章，她从女性主义哲学的视角研究以往的科学哲学理论，并得出结论科学中存在性别歧视。在这篇文章中波特提出重要问题是“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是不是有足够的研究证据来证明它使‘人类社会富强昌盛’的想法是成立的？”并且她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思考到在研究科学哲学“价值中立”这一问题时同样存在着不同语境下的性别歧视。这一共同利益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为了“价值中立”观点提出的诱因。
三、反价值中立说
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但作为一把双刃剑对他的各种评价也一直不断。从休谟开始的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开始，在哲学史上对科学的价值的分析也一直不断。所谓科学哲学价值中立就是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看待价值中立的问题，更进一步说是从哲学的角度对科学的价值中立现象的一种研究或反思。
2006年伊丽莎白・波特的代表作《女性主义和科学哲学》（Femin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属于剑桥大学出版的哲学系列中的一本，在这本书中她明确的提出了反价值中立说（Anti-valuation-free）此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强烈的轰动，特别是波特从辨明的语境，后实证主义纲领和建构的假说证据三个方面对以往科学哲学根深蒂固“价值中立”一说予以反驳。女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允许我们审视性别政治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科学的众多事件之一。科学研究被理解成为一种理性思考和实践的范式，所以对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是“性别价值影响科学研究吗？研究仍然是理性的吗？”女性主义科学哲学的标志就是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积极的回答。大多数的回答是，“是的，时常”。
在二十世纪里，科学哲学试图查明究竟是什么确保了科学理性；早期的努力都聚焦于科学的方法。逻辑经验主义者及其后继者们致力于把科学方法还原为逻辑，首先还原为演绎逻辑，然后还原到归纳逻辑。那些哲学家们假设在事实与价值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sharp distinction），而且这个假设又制造出其他的区别，比如在表述认知含义的命题中――表达事实的，能够被经验证实或证伪，而无意义的语句，包括那些表达价值的――被设定为免于经验的证实或证伪。然而，哲学家们尤为关注的是是否语境价值和利益会影响“判断的语境（context of justification）”.
伊丽莎白・波特尝试着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批驳科学哲学“价值中立”（Value-free）。她的反“价值中立”说（Anti-valuation-free）丰富了科学哲学和价值哲学，发展了语境分析方法论，完善了客观的含义。
【参考文献】
[1]Elizabeth Potter. Feminism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M]. Routledge.2006.
[2]Elizabeth Potte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J]. New York：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3
[3]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
[4]Sandra Handing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M]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5]肖巍.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吴小英.科学、文化与性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J].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4）.
[8]周伶俐.科学哲学“价值中立”可能吗？？[D]，湘潭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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