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精神确实孕育和促成了西方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它所包含的科技文明几乎改变了整个世界，它是引领西方国家走向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文化（也包括世界其他各民族文化）莫不从中受到影响和冲击，并且获益。西方文化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力量，代表了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但它绝不是全部。
这种现象（即交互影响）的原因是与两种文化的不同含蕴有关的。中国文化是龙文化，是一种群体文化。西方文化是斯芬克思文化，是个体文化。中国文化着眼于整个社会群体，着重于处于群体中的人的关系。它提倡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也不反对退而求其次，讲求修身养性，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它是以多元思想并存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则强调个人，提倡个性，提倡战斗精神和勇士精神，它以二元的两极对立为依据。这两种文化，各有其文化的精神内核，它们可以相互补充，不能笼统地说谁好谁坏、谁高谁低。
当代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开放的社会，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也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但绝不是一种文化主宰全球。各种文化都必然有自身利弊得失的两面，也有符合与不符合历史的两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互为补充、交互影响的过程。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必然要汲取西方文化精髓，以促成社会经济和科技文化的发展，促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迈向先进的境地。它也必然继承自身的优良传统，不离自身的文化精神，从而求得在平和的心态中的稳进，也得以保持心性的崇高，不离生命的本原，同时也使整个群体祥宁合乐，更加融合一体。中国第三次文化转型之所以尚处于探索时期，就是因为中国人在文化转型中的迷失。我们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时，往往会迷失自我，盲目追从。这也导致了当代的一些中国人追求西方文化的表层浮浅的东西，甚至其中的糟粕，而不能得其文化的精髓，也不能发扬我们自己文化的精髓，因而造成了一种虚浮的表象：西方文化在中国大地大肆盛行，带来了很多不良影响，中国本土文化缺失没落，大家不知道如何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也不知道如何挽救古典的传统文化。其实，这只是表象，中西文化真正内在的关系，还是交互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第三次风骨转型是在20世纪末，也蔓延到21世纪初。以上论述和观点也可以用来说明在世界文化大融合中，龙文化所扮演的角色问题。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代表，或者可以说，龙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代名词。简单说，龙文化在21世纪世界文化大融合中，是边缘而不废，它在不断地复兴。正如前面对中国文化的阐释，龙文化体现着群体性、多元性和人文关怀。龙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世界其他文化有着一些共通的因素。这是因为，所有的文化都是以人为中心，都体现了人、人的意志和人的生存状态。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西文化，文化差异
一、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按Samovar（1998:48）的理解，就是指“具有足以改变交际效果的不同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的人之间的交际”。国内学者贾玉新（1997：23）的定义更为简单明了，即“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可见，跨文化交际最显著的特征是持不同语言的交际者之间的“不同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或者“不同文化背景”。简而言之，就是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既有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也存在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1、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1)、词汇隐含的文化差异，中西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上，可以体现在不同层面上，但词汇作为构成语言的基本要素是整个语言系统的支柱，必然最突出最广泛地反映文化差异。论文大全。事实上，词汇隐含的文化意义往往随着文化、时间和个人经历的不同而变化；同一词汇会由于不同的文化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意义。论文大全。如：“西风”与“west wind”而言，这两词是汉英两种语言中的对应词，但所涵盖的文化概念却完全不同。在汉语文化中，“西风”指“秋风”，还喻指一种势力或倾向，《红楼梦》第80回中，“但凡家庭之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西风有时甚至是破坏者：“昨夜西风过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王安石《残菊》）。看来，“西风”在中国是不受欢迎的，与英语west wind 的内涵截然相反，对英国人来说，“西风”是温暖的春风，生命的催生剂，它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故有“西风报春”之说。英国诗歌中有许多赞美西风的诗句，其中最著名当数雪莱的一首脍炙人口的《西风颂》（ode wind），在诗的最后，诗人名传千古的佳句表达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信念：
O, wind,
If wintercomes, can spring be for behind?
(2)、用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用语表现出的文化差异可以反映在许多方面。学生由于缺乏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对英语的会话规则知之甚少，从而出现语篇运用失误。笔者曾观察如下一幕：一名外教邀请一名学生给全班同学做一次五分钟的教学示范，该生面对同学，说了如下一段“开场白”：
“Ladies and gentlemen，at fist I’d like to say, Miss Flora,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such achance to stand here. Then I’ll tell my classmates,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listening to me. Now I am feeling excited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for meto give an English class. I’m feeling nervous because I’m not sure whether Ican give you a satisfying class. If I can’t, I’ll say I’m sorry to waste yourtime.”
可以想象这位外籍教师当时对这段语篇的迷惑不解。
再如：曾有一位美国友人邀请一位中国学者到家中吃饭，这位学者在电话中不停地说“thank you。”最后还加上一句“I will try to come.”这使得这位美国友人十分纳闷，并感到不知所措，因为他不知这位学者到底是来还是不来。
2、非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跨文化交际间的文化差异不仅仅反映在语言交际上而且反映在非语言交际上。所谓非语言交际是指语言行为以外的交际行为，它是不依附语言代码而进行的交际，在人类交际中起着语言代码无法替代的作用[3]。同语言交际一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非语言交际行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在表达情感方面一般都比较含蓄委婉。即使中国女性在微笑时，也常常“笑不露齿”或“掩面而笑。”而美国人则截然不同，相反，他们情感外露，喜怒哀乐往往表露无遗。又如，美国人伸舌头表示对对方的蔑视和挑衅，而中国人伸舌头是一种自知失礼或失言表示尴尬的方式；再如，美国人伸出拇指和食指表示的数目是“二”，而中国人做出同样的手势表示的数目却是“八”。
二、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ds，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于其他民族语言和文化，这种语言和文化具有本民族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3]。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果交际双方不注重彼此间的这种文化差异，交际时必然会有文化的不同而产生误解，导致语用失误，使彼此间的交流产生杂障碍。
1、文化差异会引起交际中的语用失误。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异会带来语言使用上的差异。若不了解文化差异，就会出现语用失误，闹出笑话甚至不快。让我们来分析以下两个例子：
(1)、田惠中笑迷迷地举起祝酒：“来，来。今天各位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我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我美丽的夫人……”
“去，去，去”！章淑娴扬着手，那样象轰一只苍蝇。“……再就是，我们美丽的密斯林远道而来。”
“什么密斯林，都老太太了。论文大全。” 密斯林又笑又摇头（谌容《散淡的人》）。
(2)、Philip Said:“Oh, Lucy, you are more charmingeach passing week. I guess no one can help loving you when they see you.”
(菲利普说“露西，你真是越发动人了。我想每个人看到你时，都会情不自禁爱上你。”)
Miss JohnsonSmiled: “Thank you,Philip, Thank you.”（约瀚逊小姐笑着说：“谢谢，菲利普，谢谢你的夸奖。”）
在例(1)中，中国女士章淑娴被男士夸“美丽”反应很强烈，用了几个“去”。而例(2)中，西方女士露西面对男士的称赞，欣然接受，视夸奖为一种礼貌的表示。这种对称赞行为的回应方式的不同源于中西心理文化特点的差异。若用中国对称赞行为的回应方式去对待外国人，后果不堪设想。
2、文化差异导致跨文化交际中的信息差。由于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事物的表达方式也存在着差异，赋予语言不同的含义，如果不加了解，势必造成交际中的信息差。如：“girl friend/boy friend”与汉语的男女朋友字面意思相同，但内涵不同。英语文化中以“girl friend/boy friend”相称，其内涵与性关系有关，而汉文化中男女朋友则专指结婚前的恋爱关系，二者没有性关系；“Valentine’s Day”（情人节）在英语文化中是指将信、卡片或礼物作为爱情的象征赠给异性朋友以表示倾慕的节日，而在汉文化中“情人”却专指配偶以外的异性；“single parent”（单亲）在英美文化指单身父亲或单身母亲，意味着未婚或离异，汉文化中则指离婚或丧偶的一方；“love child”（私生子）在英语文化中未婚先孕女子一般不愿意在社会上公开自己的身世，将孩子称为“love child”显示了英美对其的理解和宽容，在汉语中“私生子”却反映了其与汉文化不相容甚而遭到歧视。
三、结论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表达又靠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各民族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大大增多，包容多元文化标准是大势所趋。如果与外国人或赴外国学习工作，就要了解对方的文化，努力做到“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入乡随俗）。
参考文献：
[1] Samovar, Larry A. et al. 1998.Communication Between Cultures(3rd edition).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2]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 熊金才非语言代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
近年来，随着世界科技和经济飞速发展，世界市场加速形成，同时也随着我国加入wto，“全球化”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理论界争相讨论的热门话题。当然，通常所谓“全球化”主要是指“经济全球化”，但也并不仅限于此，还包括“文化全球化”在内，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和讨论。如果说对经济全球化我们是难以回避，积极争取加入，那么对于文化全球化问题则存在比较多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现代化与民族化问题，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问题，等等。其中往往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与同构性的关系问题。对文化全球化抱忧虑、警惕态度的人们往往偏于强调中西文化的“异质性”，反对西方文化霸权，致力于维护民族文化主权；而对文化全球化抱积极乐观态度的人们则往往着眼于世界文化的“同构性”，期望借文化全球化浪潮来推动我们的文化走向现代化。按笔者的看法，中西文化显然是存在着异质性的，但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中西文化又是可以而且应该实现互补的。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对中西文化的异质性、互补性以及异质同构的可能性有比较冷静清醒的认识，从而有利于在全球化语境和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关于中西文化的具体差异，人们已经谈得不少，但从文化精神的层面上来进行比较则似不多见。按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的看法，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物质生活方面（物质文化或器物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制度文化）、精神生活方面（精神文化），而在种种文化现象后面则有“根本文化”，我理解这里所谓“根本文化”，指的就是“文化精神”。是否可以说，对一种文化形态，可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文化模式，二是文化精神。文化模式难以照搬，但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学习借鉴的。 一、关于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 西方文化的本源是“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分析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思维方式，由此生发并形成它的几种基本精神。 一是科学精神。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否定的精神。 所谓“天人二分”，就是把人与对象世界区分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致力于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以满足人的生存发展需要。而人们要征服和支配对象世界，当然首先就要认识对象世界，掌握它的客观规律，这样就发展出它的科学精神和分析思维方式。 首先在开拓性的认知探索方面，西方文化从源头上开始，就表现出一种不懈地追求真知和真理、勇于开拓和探索的科学精神。比如古希腊哲学就主要是一种偏重于求“真”的哲学，即本体论哲学。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存在的学说，对于一个事物的存在，首先要追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以及它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存在是由什么因素构成的，它的原因与结果，联系与发展，等等；然后再根据巳知去推断未知，这样就有了概念、判断、推理，即有了“三段论”的一套规则。由哲学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思维方式，彼此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系统。由这种哲学观念及思维方式导引和影响，进入各种知识领域和学科门类的研究探索，便带来了各门科学技术的不断建立和发展，并不断拓展其未知领域和发展空间。 其次，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还体现在批判性、否定性的超越拓展方面。许多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学说往往都是在批判否定前人学说的基础上加以探索而发展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勇敢地否定和超越其师苏格拉底的学说，开创了理念论或超验论的哲学传统；而他的思想学说则又被自己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否定超越，由此开创了西方哲学文化批判否定性探索发展的传统。此后在各种认知领域和各门学科中，这种大胆怀疑和批判否定前人思想学说、实现否定性超越发展的科学范例层出不穷。正由于此，就使得各门学科的知识谱系始终处于解构与建构、裂变与整合的互动关系之中，使各种既成的科学理论不断得到补充、拓展和深化，这样就带来了西方哲学文化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 当然，如前所说，西方的科学精神及其文化科技，是在“天人二分”和征服对象世界的观念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过，如果以对象为敌的征服意识过于膨胀，超出了它的合理界域，试图用自身所掌握和创造的文化科技无限度地征服和支配对象，也会带来负面作用乃至灾难。对自然界如此，对人类社会更是如此。 二是民主精神。这是与西方人的人性与人权观相关联的。 钱穆先生曾比较区分过东西方的人之“性”，认为中国人偏于“和合性”，而西方人则偏于“分别性”，这不无道理。由于西方人注重“分别性”，即人的差异性，因此就强调尊重个性，尊重人的自由平等权利，重视人权，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 早在古希腊时代，希腊社会及其文化就形成了独特的民主传统。顾准先生认为，正是由于希腊社会这种民主的、自由的、宽松的氛围，使得每个人都能充分地自由竞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个性和创造性，从而创造出灿烂的希腊文明，其中关于哲学、科学、文学的文明成果，至今我们还在深受其惠。[1]可以说古希腊的民主传统，为后来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穿越了漫长的黑暗的中世纪之后，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具体体现为一种人文主义精神，比如否定神性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肯定人对世俗幸福的自由追求，肯定人生的意义价值，等等。到18世纪启蒙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的口号，高举起“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积极争取人的自由解放。此后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以追求思想解放、情感解放和个性解放为标志的。作为一种体现民主精神的文化形态，在当时显然是为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造势的，然而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目标，应当说还是在于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从人的解放和自由竞争开始的，没有个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自由竞争，也就不大可能有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反封建的意义上解放人的同时，又带来了人在现实关系中的异化。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西方现代人本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其基本精神就是激烈地反传统反异化，反对科学、理性、宗教乃至一切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追求人的感性生命的彻底解放，追求彻底的自由主义。这可以说是西方文化民主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在我们看来，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无疑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种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构成了西方社会民主体制的基础，标志着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但另一方面，西方文化的民主精神及其人文主义传统中，也逐渐培植了另一种东西，这就是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也就是把个人的价值、权力和自由追求强调到极端。这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和价值观显然也是存在负面作用的。 三是法制精神。这种法制精神是建立在西方的人权与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西方文化中的契约观念从古希腊罗马时代即开始形成。古罗马的伊壁鸠鲁派倡导：个人在追求快乐时不应妨碍他人，不做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事情；而国家的目的就是保障公民过幸福生活，这样彼此达成一种契约，既保障个人的自由权力，同时又维护其他人的权力和社会的公共秩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种原始朴素的“社会契约论”。 在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一方面提出“天赋人权”思想，大力张扬人的民主、自由、平等权力；而另一方面，则又提出“社会契约论”学说，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规范的关系，认为社会权力正是人们从自己的天赋权力中出让一部分所赋予的，社会权力的功能在于通过建立一定的法制规范管理社会，从而使个人的自由权力得到社会的合法保障，当然同时也把个人的自由限定在社会的法制规范之内。这一思想学说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基础。 从另一个角度看，建立法制秩序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要求。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来源于自由竞争，并始终以自由竞争为最大特点，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理想目标，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总是充满活力。然而自由竞争难免带来混乱无序，那么为避免无序竞争，就需要加以约束和规范，因此法制规范的建立和健全，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利益和普遍愿望。于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从经济生活到政治生活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社会都普遍注重建立健全法制秩序，因此法制精神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法制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意义上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中注重法制、规范、秩序的精神也同样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但就具体的法制内容而言，与西方社会的民主、人权一样，并与之相联系，西方社会的法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中恐怕主要是公正性和公平性的问题。在表面上的“公平”承诺之下，实际上可能还是偏于维护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还有就是在国际事务中，西方国家常常置各种国际法于不顾，动辄对别的主权国家实行威胁制裁，让人看到的只是强权征服姿态，而看不到他们所宣扬的民主与法制精神，这另一面当然也是无法忽略的。 四是宗教精神。以往人们对此关注不多，但我认为这也是西方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 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组成部分是宗教文化，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化。历史上它曾占据过重要的社会地位（如中世纪），后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不断发展，但西方人仍然没有抛弃宗教，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西方仍有35%的人信仰基督教，并仍呈蔓延之势。可以说，在西方文化中，宗教文化不只是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同时它的精神也渗透到了整个西方文化之中。 过去我们说宗教是麻醉和毒害人民的鸦片，这在人民革命时代确实如此。但是从整个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来看，宗教为何盛行不衰？它有什么作用？确实值得研究。 西方宗教的产生和流行，我想还是与西方的整个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有关。如前所说，西方人的基本哲学观念是天人二分、天人对立，一方面是把自己与对象世界（首先是自然界）区分开来，致力于征服世界，并且人与人之间也是不断竞争；另一方面则是把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区分开来：人所生存的此岸世界问题多多（包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因此就把此岸世界解决不了的问题，转移到彼岸世界去解决，到上帝那里去解决；把人间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如绝对合理的价值尺度，完全美满的自由幸福等等，都放到彼岸的天国去，作为人类的一种永恒的信仰。这样，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一方面是把彼岸世界作为一种超然的理想境界来追求；另一方面也是在彼岸世界确立一种绝对的价值尺度，用以观照和评判此岸世界的一切行为，在天国与上帝面前求得价值标准的一致性（而在人世间是不可能确立这种绝对的、统一的、永恒的价值尺度的）。 这样，宗教在人们的文化心理上，同时也是在西方社会的整个文化价值体系中，就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些作用：一是精神的寄托与安慰。人在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生存压力下，在异化的生存条件下，以此进行自我调节，缓解心理压力，求得心理平衡。二是宗教的原罪与忏悔的观念，对上帝的敬畏，使人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觉的自我约束规范，这与法制制约恰好形成互补，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平衡。三是如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认为的，新教伦理一方面适度肯定人的世俗生活享受和谋利行为，以及追求财富的权力，使人具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另一方面则又倡导敬业、勤勉、节俭精神，提倡理性的禁欲主义，反对放纵享乐的恶行，则有利于积累资本发展生产，因此宗教（新教）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2] 直到现在，一些西方思想家仍然认为，要解决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仍然需要从宗教精神中寻找出路。如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在批判分析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现实问题和文化矛盾之后，所预想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还在于提倡新宗教，至于这种新宗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似乎也语焉不详。[3] 从总体上看，西方文化在天人二分的哲学观念和分析思维的基础上，历来是追求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并行发展（当然其中也包含着失衡与寻求平衡的矛盾运动），从而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文化精神及其传统。 二、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文化传统可以分两个阶段讲：一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二是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二者显然有很大的不同。讲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当然先要从中国古代文化传统讲起。 中国古代文化可谓驳杂精深，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各种思想观念都有。多元文化格局中，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一般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是儒、道两家（佛教的中国化，属于外来文化本土化的一例）。但二者谁更重要，则又有不同看法。通常认为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属于官方文化，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当然巨大。但也有人（如鲁迅等）认为，从民间生活和民间文化形态方面来看，还是道家文化具有更大的影响，这似乎也不无道理。
上述争论姑且悬置不论，超越具体文化模式，我们来看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据一些著名学者（如钱穆、孙隆基、林语堂、梁漱溟、季羡林等）的看法，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所生发出来的“和合”精神——人与外部世界（自然、社会）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合为一体的，相互对应、呼应、照应，相互联系和协调。 从先秦以来，中华文化普遍讲“和合”，所谓“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实讲“和合”之道。这种精神贯彻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就有各种说法，比如“和为贵”、“和气生财”、“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还有与此相关的“中庸之道”、“中和之美”等等。林语堂甚至说，“中国”即中庸之国的意思，所以“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 与“和合”观念相对应的思维方式则是综合思维、整体思维。季羡林先生解释，综合思维就是八个字：整体概念，普遍联系。[4]如中国哲学本体论的“道”、“气”“心”等范畴，美学上的“尽善尽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等，都只有综合思维才能把握。 在“天人合一”的观念及其“和合”的统一文化精神之下，儒、道两家各有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 先从儒家文化精神方面来看。儒家文化所注重的是人伦关系上的“和合”，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文化精神。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伦理精神，即注重伦理关系，强调各安本份。 伦理即人与人的关系，以及彼此相处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是一种注重群体性、伦理性的文化，把一切问题都放到伦理关系中加以考虑，所以有人干脆说它就是“伦理文化”。儒家讲“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各有本份和相应的道德要求。 儒家伦理总的原则和前提是“仁”和“礼”。“仁”的本意是二人和合，推而广之就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和谐；那么这个关系的实质是什么呢？就是“爱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儒家所主张的是世俗的、此岸世界之爱，现实生活中人人彼此相爱，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能做到这样，就是真正的“和合”了。 “礼”是人们共同要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和伦理准则。儒家及统治者注重制礼，也就是要建立一定的社会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这个秩序的基本原则是要使上下尊卑有序，各守本份：“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就是“礼治”。“礼治”所注重的是教化和自觉的服从，而不象“法治”那样偏重强制性的约束。儒家的本意，建立“礼”的目的是要达到“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为”不管是理解为“为了”还是“就是”，其意思都差不多，即目的在于“仁”，就是要彼此“爱人”。这个愿望不能说不好。 这一套伦理原则的建立，在思维方式上是推己及人，由近而远，如石投水面一圈圈扩展开去的波纹（费孝通的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种伦理性、群体性的文化，一方面是比较讲究秩序，重视人与人之间在安于本份的基础上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美（国即大家），比较有人情味，比较温馨。但另一方面是比较忽视和压抑个性，不利于个体人格的成长和发展，走向极端甚至容易造成“奴性人格”，不利于民主精神和法制精神的生长。 二是道德精神，即非常注重道德修养。 伦理与道德密切相关：伦理是从群体关系着眼，而道德则从个体行为着眼。要达到如上所述的伦理目标，主要依靠每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这是伦理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 通常道德有三个层次：宗教道德、圣贤道德、世俗道德。儒家所倡导的是圣贤道德——这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准宗教道德意义的道德要求。 任何道德修养都需要有内在动力，有理想目标。儒家的人生理想目标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人生追求，皆从“修身”开始。而“修身”要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内圣外王”：内在修养要尽可能达到“圣贤”的精神境界，然后外在人生实践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如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以“圣贤”为目标而修身，可以有许多具体要求和尺度，比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安贫乐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还有“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与此相适应，儒家及其统治者不断树立圣贤人物的典型楷模（如周公、孔孟、关羽、诸葛亮等），对圣贤人物生前死后加封荣誉称号，大力宣传，号召人们“见贤思齐”，学习仿效。当然“圣贤道德”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于是儒家便设想了一条可进可退之路，即孟子所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一个人即使做不到建功立业关怀天下，也要求至少管好自己，修身养性，安守本份。这也许可以说是儒家对于人的道德修养的最低要求。 从道德修养的社会实践方面看，修身当然首先是每个人自觉主动的追求，心存高远，见贤思齐；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的引导规范，这是通过“教化”的方式来实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给人以伦理道德的“教化”。在这方面中国文化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和积累了有效的经验，并在中国社会的文明发展中起了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 三是追求建功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进取精神。 在人生实践方面，儒家提倡“入世”和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态度，倡导以圣贤为目标，追求建立不朽功业，大而言之有所谓“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孔颖达疏：“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具体而言，所谓“立德”，即建国立制，以德治国，这是王候官吏们所追求的；“立功”，是指以武功拯救危难，保天下平安，这是武士英雄们所追求的；“立言”，则是指著书立说，传播文明，这是文人学士们所追求的。以圣贤为目标，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奋斗的方向与坐标，其人生实践的过程，既是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同时也是对社会的贡献，儒家文化历来是重视个体自我价值与社会进步发展的和谐统一的，这也同样体现出一种“和合”精神。 其次，关于道家文化精神。道家文化更为注重人与自然的“和合”，不仅主张以平等、平和的态度对待外部自然存在，与一切自然存在和谐共处，同时也主张将这种原则应用于社会人生，提倡一切顺其自然，由此发展出它的基本精神。 比如，在政治上，道家崇尚顺其自然的放任主义，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无为而治，这样就不容易激化矛盾，无为而无不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在伦理上，则是倡导自然主义：对个体生命而言，主张不加约束，顺乎人性天性自然发展；对人际关系而言，则主张各自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相安无事，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如此当然也就不会有多少冲突。在人生态度上，提倡绝圣弃智，大智若愚，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吃亏是福，难得糊涂，等等，总的来说就是取“遁世”态度，主张与世无争，回避社会矛盾，向后退让：退回自然，返朴归真，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退回自我及其内心情感，清净无为，陶情冶性，寻求自我内心的和谐宁静。这无疑是一种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不过，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循着这种人生取向，往往走向“归隐”，这便与宗教境界也相差不远了。 中国的文学艺术，归于儒，是“文以载道”，致力于“教化”；归于道，则是自我陶情冶性，追求审美，如山水田园艺术。所以有人说，是道家文化精神养育了中国的山水田园艺术。林语堂甚至认为，中国的文艺（诗歌）部分代替了宗教，给人以精神、情感的慰藉。这是有一定道理的。[5] 此外，关于中国的神秘文化。前面讲到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哲学化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根本特征是设立一个超现实世界的彼岸天国世界，将真知、真理、幸福赋于彼岸世界：一方面此生为善，以求进入天国获得幸福；另一方面彼岸的上帝无处不在看着你，使你有所畏惧不敢为恶。 有人说中国没有真正的宗教，儒教是准宗教：人生理想是在此世此岸成为圣贤，而不是出世成佛或进入天国；道家寻求回归自然清静无为的生存状态，发展到道教才追求修炼成仙，才具有了宗教的意义，可看成是中国的土著宗教，但与西方、印度的宗教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国文化本身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宗教精神，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国现代学者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因为重视现世人生，所以肯定现实生活，看重自己的力量及其价值判断，为人处世专赖内心的善恶，所以道德特别发达；而西方人多借助外力，价值判断亦在另一世界的上帝，所以重视宗教。中国人认为人性本善，故主张修养内心，发展这种善端；西方人认为人性本恶，故须求助上帝洗涤罪恶。中国人注目在善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快乐，应该尽情享受；西方人着眼在罪的观念，所以认现世为痛苦，必须皈依宗教，才能超升天国。所以从中国学术方面看，中国只有伦理学而没有神学；从历史方面观察，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一种思想雄伟、组织完善的宗教出现。儒家教化，注重现实人生，儒教是教育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后虽有道教出现亦只有一种法术而不能称为宗教。[6] 中国虽然宗教不发达，却有一股很大的神秘文化的力量，主要存在于民间文化形态之中。它源于初民对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比如先秦时代即有阴阳学、谶讳之学。庄泽宣认为，中国民族的迷信心理，实源于天命思想：中国拥有伟大的自然，巳使人民产生崇拜自然的心理，更加灾荒频仍，愈使人民发生恐怖自然的心理。儒家对于鬼神，虽持敬而远之的态度，但很遵从天命；道家对于天，虽不认为神，然以天道为自然及人生归宿，也相信天命；墨子以为天为人生的主宰，对于天命，更为信仰；……再加佛家因果报应之说，宋儒性命之理，于是天命思想乃牢不可破，把人间的吉凶都用天命来解释，更把现世人间的关系来推论天上或地下的情形，于是便天上有人性化的神仙，地下也有人性化的鬼怪，这种思想更因阴阳五行之说，获得了理论上的说明，由于方士僧尼者流的倡导，乃深入民间意识。[7] 综观中国文化的宗教不发达而神秘文化（迷信）发达，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我以为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历来封建王权以及正统伦理文化势力强大，形成极大的制约力量，使宗教权威建立不起来，而神秘文化则能像野草般向民间蔓延；二是原始宗教观念在民间文化层次上的局限，使其上升不到形而上的哲学层次，即难以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而只能以形而下的神秘文化形态（如巫术迷信）存在；三是巫术迷信之类神秘文化形态恰好适应农耕社会那些文化层次较低的普通老百姓（如祥林嫂）的心理需求，因而具有极大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在中华文化圈中，神秘文化也仍有不小的影响。神秘文化虽然没有宗教那样系统的理论学说，但它的背后仍然有人生观和心理学的根源，因此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可以说政治哲学与人生哲学特别发达；而人生哲学方面，则又可以说过于完善，各种人生境况和进退之路都设想到了：儒、道、佛及神秘文化正好构成人生路程上的三重阶梯：入世、遁世和出世。有人说，人生无非两种情况，顺境和逆境：得意时信奉儒家积极进取；失意时退往道佛或托付鬼神。这看似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其实又构成一种互补“和合”。这种文化传统的好处是有利于调节人生矛盾，也可以缓解社会冲突；而弊端则是不利于科学精神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的变革进步。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超稳定结构，应当说与这种文化精神不无关系。 三、简短结语 以上我们对中西文化传统及其基本精神作了一个粗略的考察。近代以来，我国文化界对于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对西方文化是迎是拒一直争论不休，乃至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延续至今。以笔者愚见，第一，对各种文化形态，尤其是中西文化，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从整体上作优劣判断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当说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是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在他们的生活实践及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既各有其特长，也各有其局限，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赖肖尔、克雷格在他们合写的巨著《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中曾指出，西方人可能在个体生活经验方面显得比较突出；而东亚人在群体生活经验方面要远远丰富于其他各民族，比如个人适应群体，家庭适应社会，与其他民族的所谓社会经验相比较，这些关系间很少出现磨擦，也很少产生孤立感。[8]因此未必要对各种文化形态强分高下优劣。 第二，如果一定要对各种文化形态进行比较和作出优劣判断，也不应当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区域性立场，简单地褒贬弃取，而应当站在一个民族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立场，站在建设当代人的合乎人性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生活观念的立场，来作出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应当有中西可以通约的价值标准的，比如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科学、民主、法制的精神，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和合精神（重视人与自然、与他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以及注重伦理关系和道德修养、注重德治的精神等等，都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成果，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遗产，是应当纳入到当代文化建设框架中来的。 第三，某些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相对主义者往往夸大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差异，把不同的文化看作是不可兼容的。然而我以为，具有特定的环境条件制约的文化模式也许是难以照搬的，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则是可以借鉴和吸纳的。比如西方的民主体制模式可能难以完全照搬过来，但民主精神显然是可以学习借鉴的，如果连作为一种文化精神的民主精神也不愿承认和不肯接受，那就很难谈得上推进当今的民主建设，其他方面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因此，在当今的比较文化研究中，不是仅仅局限于各种文化模式的比较，而是适当超越文化模式的层面，加强文化精神的研究，乃至深入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异质同构性，以及不同文化实现互补融合的可能性，这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许是更为必要的。 注释： [1]《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87页。 [2] 参见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五章。三联书店1987年版。 [3]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5页。 [4]季羡林：《对21世纪人文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教学与教材研究》1998年1期。 [5] 林语堂《中国人》（旧译《吾国吾民》），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25-126页。 [6]庄泽宣《民族性与教育》，载沙莲香主编《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197页。 [7] 同上，第186-187页。 [8] 转引自金冲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中华文化走向》，《人民日报》2001年1月4日。
关键词：宗教 文化 神
一、宗教中神的来源：
代表西方人的基督教是以神的儿子--耶稣，来拯救人类而出现于世的。上帝是超脱、处于人类世俗之外的神，是永恒，绝对的，它创造了自然万物；并通过某个人向人类宣布自己的告示。例如摩西，摩西之成为神，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思想、学问或者德行超出常人，而仅仅是由于他转达了神的谕示；
而在中国宗教中，几乎所有的神都是由非常平常的、现实的、世俗的人经过修炼而成就的。如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包括从印度传播到中国的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等，他们都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纯粹是因为他们或想探索人生的真理 ，或想解救无数处于痛苦之中的人民，努力修行，体验，最终以他们深邃的思想、广博的学识和伟大的人格力量征服了天下的民众，赢得人们的信仰，乃至成为人们崇拜并追随的偶像，而变成神的。
二、宗教的心理基础：
西方宗教的心里基础是他们的罪恶感。《圣经》中告诉我们，伊甸园里的始祖亚当和夏娃， 违背了上帝的意旨，偷吃禁果，犯了人类第一个罪--称之为“原罪”。之后被逐出伊甸园，到世间去经受生活的磨难。所以我们要赎其罪，其次，要为自己违背上帝意愿所做的事情悔过，求得原谅，以期获得上帝的拯救。
而中国宗教的心理基础则是 “畏惧感”。人们认为个人的意志薄弱，面向社会和外来的威胁，人往往会产生一种恐惧感，因此需要一个外在的，超强的力量 来保佑自己，以避难获福。所以儒家认为，作为一个有修养的人，必须时时保有一种畏惧心理，事事小心谨慎，深刻理解并体会自己力量的微弱，从而去尊重现实，尊重一切未知的、神秘的力量。
三、宗教的教义
西方的基督教以神为中心而建立的，上帝他创造自然万物，为自然立法，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并为人类赎罪；因此人都相信他们的前世是有罪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所以他们应该服从上帝，犯罪感与忏悔成为圣经的永恒主题。人类要靠上帝的恩典，基督的救赎，主张善行，以期获得最终的拯救。
与基督教不同，中国道教关注的中心是人，主张“天人合一”。传统文化强调用省察克制、修德养心来体悟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佛家注重因果，深信轮回。 儒道则具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和仁道精神。人通过自省与教化去希望人们与自然、社会达到和谐，并涵养一种博大的人格修养。
四、对异教的态度：
在基督教中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能信奉一个神，一个宗教。除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是非法的，信奉这些非法宗教的人被称之为异教徒，是要受到惩罚的。耶和华就曾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在中国，各宗教之间大多时候，是互相平等、互相尊重、互相交流。三教并存是一个最常见的局面。尽管各宗教之间也有教义上的论争，比如佛教与儒教之间在学理上的论争，但谁也不去消灭谁。而且，从唐代起，儒、道、禅三教逐渐走向融合。中国各教教徒对其他宗教的领袖大都抱有相当的尊敬。在他们看来，这些宗教思想都代表了人类中的最高智慧和最高人格，一样都能够得到人们的礼拜和尊敬。
五、宗教的社会地位：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往往是超越于政治、文化等。教权高于一切。例如中世纪罗马教皇的权利就高于国王。并置于其它一切政治、法律等文化权力之上，乃至于对国王的任命，宗教成为衡量一切价值的最高准绳。在当时， 如果你是一个异教徒或一个无神论者，那你不仅毫无价值，甚至还可能是被打击和消灭的对象。
而在中国，由于各宗教的领袖都是世俗的杰出人物修炼而成， 其宗教也是伟人对人生的憬悟和理解及对人生思考的结晶。所以它就只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世俗性。所以宗教永远也不能够与皇权相抗衡。 并且，在中国许多大寺庙的兴废也往往是直接受皇帝的喜好影响。
六、宗教对人生的影响
在西方人的心中，宗教自始至终都是生活中，一个离不开的精神支撑，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并渗透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上帝是一个外在的、超自然的存在， 人们带着虔敬的心情向上帝求教，并按照上帝的旨意，拯救人类社会；
而在中国人看来，自然、天道与人道始终是合为一体的，所以人不但能够成为其中一部分，而且可以直接参与天地的造化，人们的观念中更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价值、信仰与理智就像自然与人—样从来就没有分离过，而维持各方面平衡、和谐的传统伦理观念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所以人文主义的色彩也比其他国家更浓厚。
七、宗教中人对神的态度
西方人只信耶和华或上帝，非常重视死后灵魂的超升，进入天堂，就正是这种皈依精神的体现。基督教徒对上帝的态度是认真的，无疑惑的，虔诚的，无条件的，故导致了人神之间的单向皈依和膜拜，人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和自由。
与之不同，中国人多是“多神论”者，信仰玉皇大帝、观世音菩萨、如来佛祖等等。中国的祈福与恭敬所表示的人神关系则是双向的，有条件的。当神灵能够给自己带来好处时，中国人是相信它的；否则，就去改信别的神灵。主动权在人，而不在神。你也可以什么都不相信，做个无神论者。在中国人看来， 人恭敬并祈福于上天，以作回报，上天就要保佑和赐福人们，这是一种双向的、交换关系， 一切都是可以通融、变通的。#p#分页标题#e#
结束语
中西宗教文化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可谓是历久而广博，这里也可谓是挂一漏万； 而谈论比较其差异， 则各有所见。为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本人不揣浅陋，述一己之见，不当之处，望各位大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梁晓鹏.中西宗教文化管见[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
2.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关键词：文化差异性；西方文化的影响与渗透全球化
一、总结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五次影响
我国文化发展变化的轨迹上，很容易发现外来文化的影响，总的概括为5次大的影响，自东学西渐起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第一次大的影响是东学西渐，这是一个和西学东渐互相补充的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当时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东汉王朝进行交往，这种交往就是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到了唐代以后，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基督教的传入，教徒一度发展到数十万人，这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第一次大的影响。第二次大的影响是在元朝的时候，大批的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克波罗，他的《东方闻见录》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中国由此成为西方人垂涎的宝地。接下来的第三次渗透是在明末清初，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并带来西方先进技术及先进理念，代表人物有利玛窦，汤若望等，只是中国当时的统治者继续沉迷于天朝威武的迷梦中。第四次影响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通过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宗教哲学经济政治思想，后来一批批的爱国青年成为了传播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主力军。而第五次文化大规模的影响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不断地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开始喝可乐，开始看NBA，开始流行过西方的节日，后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跨国界的西方文化开始传入并渗透到中国人的观念中。
二、简括中国为什么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
我们会想，西方文化为什么就能如此迅速的就征服了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我认为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我们自身的内部原因，中国分为3个派别，保守派（主张一成不变，走老路子），激进派（主张全盘西化），中间派（认为单纯的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则能救国）。一开始是中间派掌权，推行洋务运动，但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中间派的做法不可取，于是激进派发动了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被丢弃。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以及，再加上长期以来对传统文化的不重视不推崇，使国人在文化的精神上处于一种空缺的状态，在改革开放后，西方多姿多彩的文化形式弥补了中国人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正是这样才被年轻人接受并且迅速的推广开来。
第二是从西方文化自身方面来说，其思想是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其源头是古希腊罗马文化，受基督教的影响，重视个性与意志的自由，人权，注重实践和探索，并且西方文化宗教气氛浓厚，在一定程度上给西方文化披上了神秘的色彩，而且具有开放型的外向型文化特点。
三、西方文化在几个方面对中国的影响
现在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体现在多个方面的，节日、饮食、音乐、语言，电影，心理等多个方面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节日方面来说，年轻人热衷于过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而中国自己的具有传统民族特征的七夕节却鲜有人关注。电影方面来说，现在的很多人都喜欢看美国大片。
四、着重从两个方面阐述西方文化的影响体现
下面简要从音乐和心理两方面来阐述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渗透。
第一方面，与中国传统民乐相比学习西洋乐器的人偏多，例如西洋乐器中的代表性的键盘乐器，其相对于其他乐器家族而言，有不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其宽广的音域和可以同时发出多个乐音的能力，作为独奏乐器也具有丰富的和声效果和管弦乐色彩，所以钢琴被誉为乐器之王。而铜管乐器的音色特点是雄壮、辉煌、热烈；弦乐器的共同特征是柔美、动听。西洋乐器的音乐表现形式具有外向型和扩张性的特征，所以相对民乐的独奏来说，气势上就显得更强一点。交响乐队最开始的出现是为宫廷和宗教服务的。而民族管弦乐队以演奏传统民乐合奏及独奏为主，一般是产生于实用性方面，并随着人类的进步而不断丰富。从考古的发掘和壁画都可以看到狩猎围捕、祭天祷神、战斗助威或庆典舞蹈等都和发音工具或者节奏音响紧紧相连，中国传统音乐更多的是在适应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
因此由于乐器产生的背景和服务的对象不一样，也就导致西洋乐器和中国传统乐器在音乐表现方面差异性太大，民乐是温柔婉约的内敛型，西洋乐则是开放性和侵略性的外向型特征。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倾向于对外向型的选择。
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另一方面的巨大影响还体现在心理学领域，西方杰出的心理学家们为后来心理学在各国的发展壮大都坚定了道路，并且为后来所诞生的新兴专业也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心理学方面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哲学思想，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还有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
西方的文艺复兴时期到19世纪中叶，人的心理特征一直是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心理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在当时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哲学的范围内独立出来。西方的现代心理学是在1879年建立的，而中国的第一个心理学系是1920年在中国建立，其中的很多教材都是翻译西方的著名心理学著作，如华生，弗洛伊德，弗洛姆，斯金纳等人的经典著作。
后来西方的心理学家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繁衍出来一门新型的学科—音乐治疗，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美国正式成为学科，发展到现在音乐治疗已经成为了一门应用学科，涉及学科广泛、应用领域庞杂、流派思想丰富。还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音乐治疗师，受文化、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上各国专家开展音乐治疗的领域及治疗方法的不同，所以产生了不一致的定义，但是音乐治疗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该学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迄今为止，音乐治疗在中国发展已30年之久，由于音乐治疗学科本身具有集医学、心理学、音乐学为一体的性质，这就意味着音乐学科的实用化发展以及心理健康产业多源化的发展。
[关键词]近代；文化冲突；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的武力入侵，西方文化涌入中国，同中国文化发生激烈冲突。在具有先进性和野蛮性双重性格的西方文化面前，中国传统文化凸显出落后性和软弱性，无力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爆发了空前的文化危机。文化危机是最深层次的民族危机。在中西文化冲突中进行文化选择，是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迫切需要。文化选择就是根据时展需要，选择出符合时展要求的、指明时展方向的某一种文化精神作为指导思想，发展新文化。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先后进行了三次文化选择，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引领中国新文化的前进方向，从而指明了振兴中华之路。
一、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文化选择
近代中西冲突具有全面性，首先是表现在物质层面上。鸦片战争后中国市场对外开放，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动摇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近代中西冲突也表现在制度层面上。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严重冲击了中国落后陈腐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带来空前的政治危机。近代中西冲突最根本的是表现在文化层面上。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的文化危机。面对封建主义的全面危机，地主阶级改革派首先是从文化上寻找出路，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文化选择。
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是从“开眼看世界”开始的。林则徐在广州查禁鸦片时，组织编译了《四洲志》，打开了国人了解世界的窗口。鸦片战争之后，一些介绍西方地理、历史、政情、风俗的文献相继问世。有魏源的《海国图志》、姚莹的《康鞲纪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在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随之产生了，那就是以何种态度去面对看到的新世界?对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作出了明确回答：“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师夷长技”思想的提出，使国人认识到西方不仅在物质上有先进之处，甚至是“养兵练兵之法”的制度方面也是有其优势的。中国人开始放弃夜郎自大、自我封闭的陈腐观念，转而放眼世界，向西方寻求强国之术。而“长技”的学习必然引发更深层次的探寻。
19世纪50年代，顺应维护自身统治和挽救民族危亡的需要，洋务运动兴起，“中体西用”模式也随之提出。“中体西用”思想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1861年冯桂芬在《校郐庐抗议》中对此作了初步阐释：“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岂不更善之善哉。”第一次完整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1895年沈寿康在《救时策》中的论述：“夫中西学问，本身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共同认可的模式，只在“用”的范畴上稍有所不同，早期维新派认为除了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科技，还应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但两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却都是不忍割舍的，“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可变者，富强之术，而非孔孟之经常也”。“体”是指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道统，“用”是西方的“富强之术”，是为“体”服务的。“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产物，本身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承认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确实是落后的，需要向西方学习；另一方面，它对阻碍中国近代化的封建道统又是极力维护的。
洋务运动可以说是“中体西用”模式的实践，洋务派创办军事、民用工业，引进西方的科技文化知识，培养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这些努力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结构，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传播奠定了基础，并且进一步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冲破了原先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同文馆和海防等问题的论争使“西学”在中国为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甚至得到一部分顽固派的认可。郭嵩焘“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的论述，甚至已经初步涉及制度变革的层面，只是由于其本身的局限性，“中体西用”不可能冲破封建主义的藩篱，也不可能成为重振中华雄风的正确文化选择，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中体西用”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了新的文化选择。
二、中国资产阶级的文化选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出现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在由外国资本家投资开设的近代企业里诞生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改变了中国的阶级结构，也改变了中国的文化结构，为中国资本主义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物质载体。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中国资产阶级不断壮大，资产阶级上层开始谋取政治权力，试图承担救亡图存、富国强兵、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于是一场新的文化选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
1895年4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悲愤，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举子1300多人“公车上书”，吹响了资产阶级改良的号角。维新派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严复的《辟韩》《天演论》、谭嗣同的《仁学》等发表出版，他们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深刻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宣传民权、平等思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七上皇帝书》等极力宣扬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维新派把洋务派对“西技”的学习发展为对“西政”的学习，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学习和仿效西方的议会制度，提出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他们创学会、办报纸、建京师大学堂等，进行广泛宣传。在此影响下，“史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界革命”相继而起，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初步形成。戊戌维新是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第一次试图主动改变自身来适应时代需求。相比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认为中国的“体”是需要变革的，迈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面向西方的深层文化学习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20世纪初，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兴起，接受新式教育的留学生和新式学堂学生积极组织革命团体，创办报刊、翻译出版书籍，广泛宣传革命思想，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译著《美国独立史》《法国革命史》等，推动了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宣传。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了“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他还撰文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辛亥革命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实现了制度上的变革。资产阶级文化首次完全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社会文化，并逐步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但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旧有的经济基础，加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人们在精神文化上还是很难一下子适用的，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变革方式是难以完成中国新文化建设的重任的。
面对袁世凯上台之后，复辟帝制和尊孔复古的逆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科学指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科学态度；民主除了政体意义更多的是指民主精神。民主和科学的宣扬旨在从国民性上改造中国文化，实现精神文化层面的变革。新文化运动还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极力批孔批儒，对传统文化作了彻底清算。前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文化的斗争，依然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对此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上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使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被广泛接受，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然而，由于中国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加之西方列强的阻碍，中国资产阶级的努力没有成功，面向西方的文化选择也随之夭折。
三、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化选择
中国的无产阶级诞生于鸦片战争后各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开设的近代工厂企业里，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无产阶级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是他们的同盟军，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三次文化选择。
近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向西方学习，一战的爆发使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失去了信心，新文化运动又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中国文化究竟该何去何从?正当中国人迷茫彷徨之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俄国人的路一这就是结论”。中国人在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中看到了曙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迅速把目光从西方转到俄国。撰写了《法饿革命观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先进知识分子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积极努力。1919年的爆发，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转折，中国从此进入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文化也开始向着新民主主义文化转变。思想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不仅新旧文化之间有斗争，新文化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理论的论争。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论争，是中国文化该向何处去、该走什么路的论争。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党，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逐步建立起来。
首先，从文化导入的内容来看，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课堂中的文化导入应创设符合教学内容的情境，切实贴近学生的所思所想，从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或熟悉的角度出发，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语言文化的探讨中来，从而以学生的已有知识和经验为基础，培养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能力。另外，在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导入主要是英美文化，但是有些文化知识离学生本身的知识和经验相距甚远，不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因此，应该在文化导入中加强中国文化的导入，或将相关的中西方文化相对比，从而加深学生对语言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其次，从文化导入的方式来看，应该引导学生通过实验、独立探索、合作等方式进行学习;因此，文化导入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文化知识展示出来，更好的方法是给学生提供一个框架，让学生自己能主动地去查询资料，对文化知识及相关背景进行积极的思考或将两种文化进行对比，主动地构建意义，成为学生自己知识库的一部分。当然，在安排学生的学习任务之前，教师需提供相关“支架”，通过一定的帮助把管理学习的任务逐渐由教师转移给学生自己，最后撤去支架。这也就是建构主义教学模式中的支架式教学。在大学英语课堂中教师都是以教材为蓝本进行教学的，下面以《新视野大学英语》教材为例，探讨在课堂教学中如何结合教学内容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原则来导入文化。
2《新视野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西方文化导入
随着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国内出版和发行了不少大学英语教材。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郑树堂主编的《新视野大学英语》自2002年沿用至今，在很多院校得到了广泛采用。《新视野》教材以题材为中心组织单元。教材中的文章体裁多样，风格各异，涉及政治、经济、语言、文化、科技、体育、风俗人情等各方面。文章难度从第一册到第四册由浅入深，词汇量不断增加，难度也逐级加大;每一册中的词汇复现率较高，便于学生更好地掌握词汇的用法。同时，《读写教程》与《听说教程》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这一点与大学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相符。从课文所承载的文化的角度来看，《新视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中的课文文化内容丰富，由于是以题材为中心组织单元，因此便于在每个单元的教学中更好地引入某个主题的文化。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教材中绝大多数课文来自美国，更多呈现的是美国文化，缺失了其他英语国家及亚洲国家的文化，这也是在课堂的文化导入教学中需要补充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启发我们，课堂中信息的输入应该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和框架为基础，也就意味着在进行文化导入时要考虑学生的可接受性，文化输入应与学生息息相关。以《新视野大学英语》中的课文为例，第一册第二单元的主题是亲子关系，牵涉到亲子关系的中西方文化有不少，根据建构主义的理论，如果只是单纯地向学生展示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学生不一定能真正理解和吸收。那么在做文化导入时，首先，可以从学生谈论自己与父母的关系入手，然后再引入在亲子关系上中西方文化的区别。其次，从导入的方式上来说，可以让学生自己查找相关的资料，了解中西方文化中的亲子关系的异同，并得出自己的体会;教师可以给予一定的提示，比如中国文化中的“孝”道，西方文化亲子教育中对独立性的培养等等。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文化差异、文化冲突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深入，西方社会的人和事物越来越多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跨国域、跨民族、跨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将会与日俱增，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与西方人接触和交往的机会，这对于加深我们的西方社会的理解是一件好事，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来自陌生的文化和国家，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在与之交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文化冲突的现象。
1．中西跨文化交际中经常出现的文化冲突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会出现的文化冲突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们不可能一一叙述，只能列出比较常见的几种。
1.1隐私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的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认为个人要归属于集体，在一起讲究团结友爱，互相关心，故而中国人往往很愿意了解别人的酸甜苦辣，对方也愿意坦诚相告。而西方人则非常注重个人隐私，讲究个人空间，不愿意向别人过多提及自己的事情，更不愿意让别人干预。因此在隐私问题上中西双方经常发生冲突，例如：中国人第一次见面往往会询问对方的年龄，婚姻状况，儿女，职业，甚至收入，在中国人的眼里这是一种礼貌，但在西方人眼里则认为这些问题侵犯了他们的隐私。
1.2时间观方面的冲突
西方人的时间观和金钱观是联系在一起的，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它们非常珍惜时间，在生活中往往对时间都做了精心的安排和计划，并养成了按时赴约的好习惯。在西方，要拜访某人，必须事先通知或约定，并说明拜访的目的、时间和地点，经商定后方可进行。而中国人则属于多向时间习惯的国家，在时间的使用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一般不会像西方人那样严格的按照计划进行，西方人对此往往感到不适应。
1.3客套语方面的冲突
中国人注重谦虚，在与人交际时，讲求“卑己尊人”，把这看作一种美德，这是一种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貌现象。在别人赞扬我们时，我们往往会自贬一番，以表谦虚有礼。西方国家却没有这样的文化习惯，当他们受到赞扬时，总会很高兴地说一声“Thankyou”表示接受。由于中西文化差异，我们认为西方人过于自信，毫不谦虚；而当西方人听到中国人这样否定别人对自己的赞扬或者听到他们自己否定自己的成就，甚至把自己贬得一文不值时，会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人不诚实。
1.4餐饮习俗方面的冲突
中华民族素有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在交际场合和酒席上，热情的中国人常常互相敬烟敬酒。中国人宴客，即使美味佳肴摆满一桌，主人也总习惯讲几句“多多包涵”等客套话。主人有时会用筷子往客人的碗里夹菜，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多吃菜、多喝酒。而在西方国家，人们讲求尊重个人权益和个人隐私，所以他们不会做强人所难的事。吃饭的时候，绝不会硬往你碗里夹菜，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他们也不会用各种办法劝客人喝酒，不会非要你喝醉了为止。
2．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探究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行为等多方面的差异，甚至是冲突，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有哪些主要的原因。
2.1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不同的国家存在不同的文化，因此在思维模式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一点在东西文化之间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逻辑和分析，而东方文化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这一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维的特征。由于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往往特别重视直觉，注重认识过程中的经验和感觉，在交往中也往往以这种经验和感觉去“以己度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相比，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具有明显的笼统性和模糊性，久而久之，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可以解释为识别和简化对外界事物的分类感知过程。从本质上说，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常常带有感彩，并伴有固定的信条。在所有的定势中，有些定势是正确的，而有些则是错误的，会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造成交际失误。
2.2行为规范各不相同
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就是指被社会所共同接受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简单的说，就是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一种规范。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套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定对方行为的合理性，由于双方的行为规范存在差异，常常会产生误解、不快甚至更坏的结果。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表示一种友好，而在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父母会对此非常愤怒。所以说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否能够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尤其是什么行为是被禁止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入乡随俗的原则。
2.3价值取向不同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必然与价值观念联系在一起。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特有的价值体系，这套体系能够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良与邪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但是它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存在，每一种文化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种文化认为是好的，另一种文化可能认为不好，但是它们在自己的文化体系内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绝不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标准先进，而另一种价值标准落后。以中西文化为例，在中国文化中，人们推崇谦虚知礼，追求随遇而安，不喜欢争强好胜，同时社会风气也往往封杀过于突出的个人，正所谓“行高于众，人必非之”。在中国文化中，集体取向占据主导地位，追求个人发展被视为是一种严重的个人主义，必然会受到谴责。而西方文化则非常崇尚个人主义，“随遇而安”被看作是缺乏进取精神的表现，是懒惰、无能的同义语，为社会和个人所不取。人本位的思想根植于他们心中，人们崇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个人利益，并且认为个人利益至高无上2.4语用迁移造成影响
人们对遇到的现象、事物和行为的评价和解释是建立在本身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跨文化交际中也同样如此，因此往往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根源就在于忽略了语用的迁移。文化不同语言的使用规则就会不同，一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定条件加以解释，而不能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否则必然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人们缺乏对社会语言差异的敏感性，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而这种后果有时会很严重，甚至会招致巨大经济损失。我国的羊绒制品在国际上评价颇好，北方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英文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在英语中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山羊”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英文商标，无论这种羊绒被的质量有多好，用起来多舒服，那些妙龄女子、家庭主妇也不会愿意把它铺上床的。
3．英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避免文化冲突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我们与西方的交往过程中，确实存在着很多文化方面的冲突，直接影响到了跨文化交往的效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我们极有必要在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措施如下：
3.1授课教师要转变观念
在我国目前的教学体系中，外语教学多半只在课堂上进行，教师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如果教师只把重点放在语法和词汇教学上，学生就不可能学会语言的实际运用，也无法获得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因此，授课的教师必须要转变自己的观念，切实认识到文化冲突的危害性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重要性。同时，教师还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的综合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英语文化知识教育的量与度，以及教学的具体步骤和方法，以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3.2改进现有的教学方法
一直以来，大学的英语教学侧重点都放在了语言知识的传授上，而忽略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改进教学方法，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对课堂教学中的文化教学加以控制，并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电影、投影仪、互联网等)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还可以举办一些专题讲座，以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望，培养出具有较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改进教学方法时，一定要使新的内容与学生所学的语言知识紧密联系，并与语言交际实践紧密结合。
3.3重视非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
非语言交际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方式，指的是在特定的情景或语境中使用非语言行为交流和理解信息的过程，它们不是真正的语言单位，但在生活和交际中有时候却能表达出比语言更强烈的含义，一些特定的非语言行为往往代表着特定的含义，在跨文化交际中必须加以重视。中西文化背景下的非语言文化内涵差异非常大。例如，中国人信奉“沉默是金”，认为沉默里含有丰富的信息，甚至“此时无声胜有声”，而英语国家的人对此颇感不舒服。西方人交谈时，听者一般都会长时间注视对方的眼神，以示听者的认真和对说话者的尊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于对方长时间地盯着自己看。
3.4引导学生广泛接触西方文化材料
在大学里，英语教学的课时非常有限，但学生在课余有充分的可支配时间，因此不能仅仅依靠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来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广泛阅读西方英语文学作品、报刊杂志和时事评论等材料，从中吸取文化知识，增加文化素养，拓宽西方文化视野，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另外，有外教的学校还应充分发挥外教在西方文化传播中的作用，他们是活的文化教材，让学生直接与外教交流，听外教做报告或讲课，其言传身教会对学生起到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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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译中，通过双方语言文化的对比，找出两者间的语言特点，运用这些特点解决英汉互译的问题，是非常有效的。英汉互译中的许多问题都来源于双方语言的文化差异。所以，理解对方文化是翻译的主要任务之一，只有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更好的实现互译。
二、英汉翻译的思维差异
（一）逻辑思维差异。中国看重群体意识、注重集体利益的价值体现,家庭和社会做贡献来自于个体的贡献,个体应为群体利益服务,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而个人主义是西方文化强调的价值观,个人自由、个人自立、自由思考和选择是西方人追求的目标。如，Nobodycouldbetoocleverthisday．如果将这句话译为:“今天谁也不会太聪明，”那就完全错了。在英语的逻辑思维中，表现的较为明显的是双重否定的逆向思维。更加妥当的翻译应该为:今天，不论你怎么聪明，都不过头。因此，在英汉翻译中，注重了解思维差异，才能把错误率降到最低。
（二）语言思维差异。中国的语言思维模式是整体而善于归纳的。中国人习惯用先因后果的方法组织自己的语言，因为这样符合归纳的逻辑思维，更能说服别人。而分析，演绎则是西方语言思维特点。因此，西方人习惯把结论放在原因之后。试比较下面两段文字：（1）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now,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So,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2）Isuggestthatwedelaymakingourdecision.That’sbecausemostofourproductionisdoneinChina,andit’snotreallycertainhowthegovernmentwillreactinthecomingyear.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倾向于第一段文字所使用的归纳法，而第二段文字是典型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具有演绎的特点。思维模式的不同会造成感觉上的不适应。特别在谈判中，西方人过于直白，甚至强势，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使中国人会感到不舒服，而中国人爱绕弯子，不够直率也使西方人会觉得中国人有些虚伪。所以，在翻译过程中注意分析语言思维模式的不同，可以避免产生误会甚至矛盾。
三、差异对英汉翻译影响
在西方，人们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产生时，欧洲大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基督教应运而生，人们的语言也深深地打上了宗教的色彩，如：Manproposes,God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天），Godhelpsthosewhohelpsthemselves（天助自助者），Gotohell（下地狱）。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佛教已有一千年的历史，人们相信有佛祖在左右着一切，因此，汉语语言中有许多词语是来源于佛教。如：“借花献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苦中作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看僧面看佛面”等。可见宗教文化是构成英汉语言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宗教文化的差异才能准确地把握译文的文化意义。
四、历史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一）中外历史背景不同。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我贬仰的儒家“中庸之道”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基本的行为准则。中国人在接人待，举止言谈始终以温、良、恭、俭、让为原则，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不赞成或者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推崇的人文主义思想对英美等国家价值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忽略了谦虚。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二）风俗习惯差异。风俗是指一地区社会文化中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以及禁忌等的总和，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对社会发展影响巨大，因此，不同的民族有着各自不同的风俗和性格。中国对别人健康的关心是有教养、有礼貌的表现。但在西方人眼中，关心别人的健康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西方人看来，有病看医生这种简单的事情连小孩都知道，用不着任何人来指教。
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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