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下的传媒专业教育现状
全媒体是指涵盖了所有传播媒介，同时又融合了过去单一传播媒介所未能达到的领域，由单一的媒介运营方式衍生出诸多的媒体运作范式。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新闻传播教育的改变，源于以下两个层面的冲击：一是整个传媒领域的准入门槛降低，当用手机便可以完成现场连线、网络直播报道时，技术层面的壁垒已经不复存在;二是媒介融合趋势不断加深，跨越多种媒介形式的传播方式已然成为新的潮流，不可避免地对传统传媒教育领域形成冲击。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传媒教育改革应当且必须顺应媒体发展的内在规律，立足于新的媒介生态，从培养适用性强、专业层次高的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出发，创新教育理念，调整课程体系，再造教学流程，革新人才培养的模式。
从人才培养规模来看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闻传媒事业飞速发展而人才缺乏的背景下，我国大学开始扩招。只用了几年时间，综合类大学、理工类大学、师范类大学、艺术类院校、民办院校、独立院校等，都出现了类似于播音主持、广电编导、动漫设计等传媒类相关专业，因此，使得我国传媒专业的二级学院，从以往的几个院系变成数百个，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办学的混乱无序状态。短短几年之后，大量的传媒专业毕业生集中涌入有限的就业市场。正规的报刊、广播电台很快人员饱和。在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下，许多学校的传媒专业沦为“鸡肋专业”，更谈不上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由于各地盲目开设传媒专业，而传媒行业能够提供的工作岗位有限，加之中文、历史、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法律等专业的可替代性，导致传媒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异常严峻，新闻传播专业已出现在就业困难专业排行榜上。
从人才培养素质来看 由于大部分传媒专业学生是以艺考生的渠道入学的，其文化课分数要求相对较低，加之良莠不齐的师资队伍和办学条件，传媒专业学生的整体素质参差不齐。每到毕业求职季，传媒专业学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成绩普遍不及中文、历史、政治、金融、法律等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对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希光认为，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已经渐渐地背离了新闻学专业的实际价值。新闻专业或传播学专业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认识与理解世界的能力。“在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更关注各种吸引眼球和注意力的技巧，而没有学会全面、真实、公正地报道，并保持其科学可信度。由于多数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没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他们在学识上没有准备好报道复杂的现实世界，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寻找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和知情人的区别。”这一现象，值得所有传媒教育工作者反思。
从人才培养教学来看 目前，国内开设传媒类专业的院校，多数仍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学生被动接受，很难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课程往往围绕某一媒体来设置，呈现“单一化”“理论化”特征。如：编辑出版专业主要以平面图书、杂志排版、编校、发行来设置课程;广播电视专业以电视艺术理论、纪录片理论等理论性课程为主干，缺乏学科交叉与创新，轻视主干课程与通识课程之间的联系，导致传媒专业学生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及技能操作上过于单一。当前，除了极个别国内顶尖的传媒学府可以依托自身地缘优势及媒体资源向学生提供较多的进入一线媒体的实践机会外，国内多数开设传媒类专业的高校，并不具备让学生进入真正的媒体、感知多样的媒体、理解什么是媒体的条件与环境。在全媒体形态不断深入的今天，传媒人才需求的领域、层次、类型皆发生巨变，5年前媒体所需要的人才，可能5年后就将面临淘汰或转型，但学校传媒教育依然远远跟不上媒体发展的速率。在媒体发展极其迅猛的今天，这种固步自封甚至停滞不前的媒体教育模式将是致命的。
由此可见，我国的传媒专业学科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理论水平还是培养模式，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分析研究国外大学成功经验并为己所用，是我国传媒教育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具体来讲，国内传媒专业发展应对策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延展学科内容，完善知识结构
基于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以及市场对于传媒复合型人才的质量要求不断提高，知识结构单一、仅具备本学科知识的人注定要被淘汰。比如，美国大部分地区的众多新闻院系非常注重本科阶段学生的通识教育。学生进入校园的第一年，他们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通识教育;学生只有修满相应的学分之后，才能够进行专业课的学习，修取专业课学分;总学分的设置也偏向于通识课程。由此可看出通识教育在美国院校的重视程度。更有甚者，一些大学的新闻系还推行了双学位教育，以纽约大学为例，学生除取得新闻类的学位之外，还需要取得另外的专业学位。例如，在本科应修满的128个学分中，新闻专业课程所要修取的分数和非新闻专业课程所要修取的学分各占一半。而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本科类学生需要修取的127个学分中，人文社科等通识课程的学分更是占到了63%。专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具有相当人文底蕴的传媒类人才。新闻媒体、电视台、网媒的工作者往往需要具有五花八门的学科专业知识，他们的传媒技能，则可以在工作中、实践中培养和历练。
我国传媒专业的学生由于自身专业局限，知识面狭窄，反倒处于竞争劣势。这就需要传媒院校在学科内容设置上下功夫，将与一线媒体业务活动联系较紧密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法律、经济、历史等相关背景学科，贯穿于教学内容之中。在具体操作中，可以硬性规定传媒专业学生必须修一门“第二专业”，或者同时修几个学科的课程，在学分达标后才可以毕业;专业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也应当适当穿插其他学科内容，“宽口径、厚基础”将是传媒专业学生的理想知识结构。
跟踪媒体步伐，改革教学模式
传媒专业教育主要是以技能教育为主，这意味着，从事传媒教育的教师，并不一定需要有多么高的学历，但是一定要有非常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这样才能在授课的同时，可以因地制宜地为学生传道授业。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是新闻教育界的佼佼者，以硕士层次的新闻教育闻名于世，但是该校全职或兼职的教师中，有博士学位的少之又少，大多是学士或硕士学位。不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美国的传媒教育大多都是“精品教学”。上课人数一般在20人以内，而授课的方式多以研讨的形式为主，教师们讲得比较少。一些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如新闻写作、影视创作等，需要学生结合作品和素材来阐述自己的理解与认知。学生之间需要展开充分的讨论，任何一个想法都要展现在课堂上，授课教师再对其进行点评和引导。而一些理论性强的课程，如传播理论、电影批评等，学生就需要在课下花费精力，下功夫去图书馆、网络查阅资料。这样一来，课外阅读量非常大。而学校教师检验教学效果的标准，是看学生自身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否有所提高。因此，像美国的这种传媒教育，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学生虽然较为辛苦，但这却能使每位学生得到充分关注，并且得到锻炼和成长。
全媒体时代传媒类学生的未来就业方向，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社，更大一部分择业空间在互联网、手机、新媒体平台等。目前，国内已经有高校逐步开设了“网络与新媒体”等新型专业。这类专业的自身定位，有别于传统的新闻传媒教育，着眼点放在未来的传媒空间，这种具有前瞻性的做法是值得借鉴的。与此同时，硬件条件不充分的院校，可以从主观上改变现有的教学方式，采取更接近实战的教学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得到充分锻炼。
增强校媒合作，提供实战平台
美国的传媒教育领域非常重视与媒体的联系。媒体中不乏有一些兼职教师，这些兼职教师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全职教师的人数，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在影视教育领域，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戏剧影视学院充分利用地处好莱坞这一优势，与大型电影公司加强合作，其电影制片专业的兼职教师都是好莱坞的大师级人物或者公司的CEO。美国电影公司的许多新决策，学生甚至先于公司内部人员知道。同样，许多传媒学院对业界也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世界知名的普利策新闻奖就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该奖项不仅为学院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声誉，也对新闻媒体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也设有密苏里新闻奖，为了增强与业界的联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近年来又成立了雷诺兹媒体智囊团，专门为媒体提供智力支持。”
借鉴发达国家高校成功经验，凡是开设传媒专业的国内高校，都应当加强同本地媒体之间的业务合作，给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实践平台。课堂教学一旦与前沿媒体形成多维度的合作，这将会有效促使学生从容地从校园迈向业界媒体，使传媒专业学生基本具备步入业界媒体从事相关工作的能力。学校、媒体双方合作，根据媒体对学生在校所学知识的要求，将课程内容进行调整，将新课程进行改造与再开发，将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内容重复、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问题进行改正。同时，学校与媒体还可以建立双向考核机制。考核的轴心和桥梁是以专业教师为中心，媒体工作人员与学生建立双向的考核考评机制。大家可通过向学校反馈、双向互评的方式，对彼此工作提出建议与意见。这是一举两得的做法。媒体可结合自身的优势，将理论储备知识提供给媒体和学生，并给予指导性意见;教师在提升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可向媒体工作者讲述理论的建议;同时，双方可根据需求及意见，不断调整实习岗位，力求使学生获得更多的业务技能。
结束语
在全媒体背景下，传媒教育必须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培养适应媒体融合时代的人才为根本，及时调整学科布局和专业教育体系，创建全真实践环境下的传媒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复合型传媒人才。
参考文献
[1]高有祥.广播电视艺术类本科教育培养模式的观察与思考[J].现代传播，2012（11）：115-119.
[2] 李希光.中国新闻教育走向何方[J].当代传播，2009（2）：4-7.
在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新闻传媒趋向信息化、多元化、网络化、融合化，对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层次和多样化、复合型的特征，从而对新闻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全球化视角来反思过去，变革大学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传统培育模式，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培育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一、新闻传媒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每年春季或年底，各路新闻媒体到大学招募新闻采编人员，大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生在笔试和面试中淘汰，败给法律、经济、人文社科专业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希光教授认为，中国新闻教育正渐渐背离新闻学的核心价值，新闻或传播学院远远没有使学生准备好理解世界的能力。“由于多数新闻或传播学院学生没有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安排，他们在学识上没有准备好来报道复杂的现实世界。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不知道到哪里知情和权威的信源，也很难知道声称与核实、推论与证据、偏见与公平、伪科学与科学、非知情人和知情人的区别。”①
新闻与传播专业学生的竞争力在哪里？他们的基本技能从哪里来？他们的后劲在哪里？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她的源头活水在哪里？她立足于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技艺和形式中，更植根于肥沃的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土壤里，而要让新闻传媒专业学生获取“源头活水”，在大学新闻与传播院系进行通识教育则是必由之路。正如武汉大学知名学者郭齐勇教授所言：“大学就是大学，不是专门的职业技术学校。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应具有较广博的文化修养（博而且雅），一定的知识基础与方法学训练，走上社会，后劲与潜力较大，可适应面较宽。”②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不是教导单一的技能，而是提供广博的通识基础；学生从大学所获得的，不是零碎知识的供给，不是职业技术的贩售；而是心灵的刺激与拓展、见识的广博与洞明。
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源于古希腊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亦称“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由人文教育发展而来。通识的“通”是指“融会贯通”，即通过对不同学科知识的学习，培养开放融通的思维，能够从开阔的、跨学科的视野去思考问题，从而达到不同文化和学科间的沟通。③
清末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倡学习西学，中西兼融。他把“中学”（中国固有之传统学术、文化）作为“体”，即作为基础和根本；把“西学”（西方先进的科学、技艺）作为“用”，即作为实务、实用之学。其实，通识教育和新闻传媒专业教育的关系亦如同“体”和“用”的关系，即通识教育是新闻传媒专业的基础和源头活水，是为“体”，新闻传媒专业则为“用”，即职业实用、工具技艺之学，是为新闻传媒专业学生安身立命之基。在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新闻传媒教育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变革传统的新闻传媒教育理念，培育以通识教育为“体”、以新闻与传播专业教育为“用”、“体”“用”融合、复合型的新闻传媒人才。
二、怎样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
在目前的新闻传媒教育中，培养“历史的记录者”“社会的守望者”“文明的推动者”已成为三个不同层次的教育理念。为此，新闻传媒教育正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技能训练向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转变。在加强知识基础、拓宽专业口径、文理渗透、强化应用的教改思路指导下，培养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成为新时期传媒教育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新时期的新闻传媒教育指导思想是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那么，怎样培养这样的人才呢？
1、制定多层次、有级差的培养目标
全球化首先向中国新闻传媒教育提出的挑战，就是培养目标的挑战――迫切需要新闻教育加紧培养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复合型人才：新闻从业人员不仅要懂新闻传媒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融合人文社会科学、管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学科知识，具有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创造精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闻传媒教育的培养目标不够合理，层次欠清晰。我们认为，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实力和特色，在培养目标上不必求“一律”，更没必要一哄而上，盲目拔高。但是，对于处于“第一世界”（新闻学科基础良好的研究型大学）的新闻传媒学院，如人大、复旦、北大、清华等，宜以《2005北京共识》为参照系，强调通识教育，偏重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新闻传媒人才，如培养专家学者型、经营管理型和媒介融合型、传媒策划型人才。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确立了以社会科学知识为基础，以新闻专业为核心，国际性、实践性、基础性相结合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比较合理。对于处于“第二世界”的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如上海大学、兰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宜结合本校特色，以通识教育为基座，培养复合型、职业技能性人才；至于其他新成立的“第三世界”非综合性大学新闻传媒院系，宜培养专业型（如体育记者、军事记者等）、技术型、实践应用型的人才。对于有博士点、硕士点的新闻传播学院，在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和方案中应有级差，至少有高端、中端和实用的区别。
2、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新闻传媒教育事业中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新闻教育事业需要的教师队伍，“既需要精通新闻传播专业的知识，也需要拥有跨学科背景知识；既需要了解专业的理论体系，也需要掌握实务工作的方法；既需要了解人类的经典文明知识，也需要洞察前沿学科的发展；既需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国的国情与传统，也需要清晰地了解世界的前沿动态与趋向。”④具体而言，从以下三方面建立多元化的师资队伍，或有效果。一是引进和培养通识教育课教师；二是高度重视、充分发挥高级专家学者在教学科研中的主体作用，特别是以名师的学术力量带动、提升现有年轻教师的科研水平；三是吸纳新鲜血液，从国内外引进科研水平高的高层次教师人才；四是从国内外引进有科研潜力、有跨学科背景的优秀硕士、博士、博士后或其他青年教师人才。五是学院派教师与社会业界师资的互动。目前，国内一些新闻或传播学院积极谋求理论和实践的对接，打破人事管理对师资的限制，引进业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一定教师潜质的人作专职或兼职教师。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5年拥有全职教师40人，来自媒介的兼职教师16人，兼职教师占31.03%。越来越多的新闻传媒院系教师与媒体轮换，使理论密切联系实践，已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3、优化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课程设置
目前，新闻传媒专业课程以新闻传媒理论、新闻传媒实务和新闻传播史( 含外国新闻史)三分法的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以基础课、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为骨干的课程体系。但这种课程设置模式过于强调新闻传媒专业自身，基本属于在新闻言新闻的课程架构。学生对新闻学科的知识得以系统化，但忽视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不利于学生构建合理的学科知识结构，不利于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培养“体”“用”兼融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我们需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通识与专业并重的课程比例结构；二是设置通识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优化课程结构；三是课程设置的内部构成――以“经典原著课程”为主导；四是新闻传媒专业课程的优化。
4、“经典原著（选读）”课程教学的传统与变化
中国的通识教育课程需要改变，改变概论（原理）+通史（专史）的泛通识模式，使之变成以研读、讨论古今中外的原著经典（尤其是元典）为主导的“核心课程”模式。在通识课的设置上，概论、原理、通论、导论、通史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这些的通识课程居主导地位，不直接让学生读中西方文明史上和各自学科领域里的原创性经典，那就难以培养出具有原创力的人才。“概论+通史”的泛通识模式，是以不相信师生们能读懂、能分析与理解经典原著为“议程设置”（传播学领域里的经典名词）的。事实上，概论、通论、原理、通史等只是一些专家学者嚼过的馒头，是转述的二手材料，以此来填鸭式地喂养学生，会使学生养成学习的被动、怠惰，特别是思想的懒惰。长此以往，学生就丧失了思想的原创力，容易人云亦云。中国大学通识教育应将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及著作作为大学的共同核心课程，深入挖掘其精粹和核心价值，并以深度阅读和讨论、探究作为主要教学方式。例如中华元典“四书”“五经”，“前四史”、四大名著等。新闻传播学的经典著作，像马列经典著作《资本论》（选读）、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美）拉里・A・萨默瓦等的《跨文化传播》，方汉奇先生的《中国新闻通史》，等等。在新闻传媒通识课设置中，选读、导读这些经典原著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要让新闻传媒院系学生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原创力，最好到中西方文明经典和新闻传播学经典原著中去寻找。
5、教学方式的多样化
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的变革必然引起优化教学方式的连锁反应。目前，我国诸多大学的通识课程、专业课程由于受大学扩招、专业设置蜂拥而上（比如新闻传媒专业就很典型）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人满为患，几十人、一两百人上大课的现象屡见不鲜。这给教学方式、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带来了诸多问题，需要变革。比如，在课时安排上，安排一些几周的短期课程或假期课程；在课堂规模上，采取大班化小、小班讨论课、互动教学的模式，以小而精的方式来替代目前单一的大而长、蜂拥而上的选课和授课方式，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6、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
新闻与传播院系在校学生既要系统地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理论知识，奠定较为扎实的新闻和传播理论基础，又要动手动脚，培养采访、写作、编辑及其他实际操作能力。惟此，才能学以致用。然而，当前新闻教育的偏差和缺失在于，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教育理论“腿长”、实践“腿短”的问题比较突出。学生在课堂上学了满肚子理论知识，却因为缺乏实践的环节，不能把理论与实践很好地融会贯通，因此，构筑互动化的教学实践平台便显得颇为重要。为此，需注意以下三点：一是共建教学平台，学院与业界互动；二是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突出技能训练；三是创办校园媒体，打造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①李希光，新闻教育改革的希望在哪里[J]，新闻与写作，2008（5）：32．
②郭齐勇，浅谈大学人文教育、国学教育的课程设置[J]读书，2006（4）：19
③何秀煌，从通识教育的观点看――文明教育和人性教育的反思[M]，香港：海啸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8：74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媒介融合是指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为支撑，在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促使大媒体业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媒介融合带来了新闻媒介组织与工作流程的变化，需要一大批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使其胜任文字稿件编辑、电视新闻节目拍摄、网站编辑等综合性的工作。通过调查发现，媒介融合对传媒人才的需求主要包括两大方向，一类是熟练掌握写作、拍摄、编辑等专业技能的全能型人才；另一类是懂传媒、会策划、善公关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新闻传播教育要根据媒介融合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进行重新构建。
（二）对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建设尚处于探索期，一些院校将与网络传播相关的专业设立为独立专业，这显然与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为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应将媒体技术与专业课程相融合，根据媒介融合发展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向学生传授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媒介融合素养。
（三）对教学体系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必须具备采写、编辑、拍摄、播发等多种新闻专业技能，并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电子通讯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一些新闻传播院系进行了相关改革，但是教学体系仍然缺乏完整性，课程之间的紧密度不足，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滞后，难以为学生提供集多种媒介于一体的实训环境。这就要求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深入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定位，不断完善自身教学体系。
（四）对师资力量的要求
新闻传播教育的师资力量以专业教师为主，能够为学生传授专业的理论知识。但是这些专业教师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容易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而拥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新闻人，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又难以到高校任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采取邀请媒体界人士来校讲座的方式，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然而这种方式无法满足新闻人才培养需要。所以，我国高校必须重视师资力量培养，引入具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才，将媒介融合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
二、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路径
（一）科学设置融合性专业课程
新闻传播教育院校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引导学生形成跨媒体思维，促使学生掌握多种媒体的专业技能，从而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环境。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要具备口径宽、基础厚、专业精、实践多的特点，同时还要进行创新性、实用性、扩张性的优化，培养学生文字写作、电视摄像、视音频编辑、网络编辑、多媒体编辑等多种专业能力。新闻传播教育院校的融合性专业课程体系可包括两大方向，一是教学、实验、实践的融合；二是新闻业务、媒介经营、媒介管理的融合。所以，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更加开放、灵活，实现各课程之间的资源共享，并能够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作出相应调整。
（二）构建融合性的课程模块体系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传媒间相互独立的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发展，这就促使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转变按照媒介种类设置专业的做法，构建起一套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课程模块体系。如，新闻学专业可设置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形成三大课程模块，即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选修课要灵活设置，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包括新媒体概论、媒介融合理论与实务、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等；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包括品牌公关、广告策划、营销传播策划等；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包括新闻英语阅读、新闻英语视听说、报纸编辑、跨文化传播等。通过整合课程体系，形成融合多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块，从而为培养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奠定基础。
（三）建设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
新闻传播教育要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为学生创建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促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专业技能。首先，新闻传播院系要积极与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联手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模式，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基地。其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还可以成立"媒介融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具备纸媒、广电、网络等多个类型实验室功能，能够完成媒体信息采集、加工、工作，实现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真正让学生体会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实务过程。再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与主流新闻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数字化媒体实习平台，使实习平台具备媒介融合功能，为学生提供参与新闻媒体运作的机会，让学生真正走入新闻传播过程中，培养多种专业技能。
（四）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
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积极与媒介合作，整合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采取请进来的策略，邀请或聘请媒体资深从业人员参与课程教学，要求这些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知识素养以及较强的业务能力。如，在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课程教学中，学校可组织记者、编辑与教师一同编写教学计划，提供真实的典型案例，并参与课程授课，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新闻传播经验和媒介管理验，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鼓励教师参与媒体一线工作，增强采写、编辑、策划、制作业务能力，并能够运用媒介新技术完成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工作。在积累新闻传播从业经验的基础上，将掌握的最新理论知识、最新媒介技术带到课堂上，促使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
结论：
总而言之，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顺应新形势的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培养全能型、复合型的新闻人才。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充分借鉴媒介融合的发展模式，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与课程模块，建设融合性实训实习平台，并优化师资队伍，确保新闻传播教育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参考文献
[1]陈瑛，方艳.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转型探析[J].新闻知识，2015（7）：125-126.
[2]刘林山.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8）：85-87.
[关键词]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能力培养
影视传媒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一方面,经济、文化、技术等各方面因素对影视创作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影视创作行为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对影视人才提出了全面的素质要求。从业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影视制作技能和艺术功底,还要具备务实的创作观念、积极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建设态度;不仅要有影视作品主题的阐释、表达、实现能力,还要有影视作品开发的策划能力、创作团队的组织管理能力、影视服务的商业运作能力。显然,这种全面的素养和能力难以通过孤立的教学环节培养实现,必须通过整体性的实践锻炼来养成。为此,立足于影视传媒专业的学科属性,建立结构和功能最优化的实践教学体系,全面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是高等影视教育当前面临的重要工作。
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快速发展的影视传媒产业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全国各类高校都争相开办影视传媒及相关专业。在影视传媒教育高速扩容的同时,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也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影视人才培养与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脱节,多数毕业生由于专业技术不扎实、创新意识不强、策划能力弱、美学鉴赏力差等原因,在就业时无法获得相应的专业职位。“教育”和“影视”为何脱节,从我国影视传媒教育的现状考察,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一)实践教学观念陈旧,认识模糊
在许多院校的影视传媒专业建立之初,理论课程与实践类课程比重失衡的现象普遍存在。随着各院校开始注重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人才培养体系中实践类课程的比重逐渐上升,这基本缓解了实践课时不足的问题。但不少院校在对实践教学的认识上,依然停留在传统的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思维模式上。例如,在安排课程表时,优先安排理论课程;在常规教学检查中,往往忽视对实践类课程教学质量的检查;在实践教学资源紧缺时,随意取消实践教学环节;在教学工作量统计中,实践课的系数一般低于理论课。这些重理论轻实践、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反映出实践教学在学生能力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二)实践教学体系分散,实践教学模式单一
目前影视传媒类专业普遍设置了实验教学、专业实习、毕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实践教学环节。但由于缺少科学性、系统性的实践教学体系做保障,这些实践教学环节在相互衔接、资源整合以及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少问题。实验教学完全依附于理论课程,基本上属于老师教什么学生做什么的验证性实验。而这种在完全封闭的环境中完成的实践活动,对于特别需要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影视传媒专业学生而言,其作用是有限的。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是目前高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由于实习基地有限,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自寻实习单位。分散实习导致学生处于“放羊”状态,难以根据教学要求进行实践。而安排在寒、暑假的社会实践往往是以对专业教育意义不大的社会活动居多。
(三)师资队伍建设与高等影视教育发展不相适应
随着影视院校招生数量增大,影视类专业的师资力量出现明显不足。大多数教师是从校门直接到校门,理论水平较高,但实践能力较弱,缺少或根本没有在影视行业工作的经验,很难做好学生实习实训的指导工作。学生感到教师教授的理论知识很难转化成实用技能,导致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
面对以上这些问题,我们将如何应对?深化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惟一可行办法。
构建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正如实践不是简单的、纯粹的操作性活动,而是人以全部信念、情感、认识和智慧投入的、具有丰富创造性的行动,影视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也不是单纯的操作训练,而是培育影视人才的综合素养、包含科学与人文、技术与艺术内涵的综合的教学过程,是具有统合能力和综合效能的体系化存在。构建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应包括以下内容及层次。
(一)完善“实践教学体系”理论建设
建立影视传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首先要确立影视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确立影视传媒专业的学科体系。科学、合理、长效的人才培养目标不应该单单着眼于学生的就业,更应该考虑学生的终生发展。影视传媒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较强的现代影视传媒能力、较高的影视传媒专业素养和较扎实的影视传媒职业基础,适应未来社会对人的职业化、多元化、灵活化需求的应用型创新型影视传媒人才。其中,“应用”强调与生产实际的对接、融合;“创新”要求全面的素养和能力。应用型创新型影视传媒人才不仅要有以影视创作服务生活的能力,更要有以影视创作引领生活的潜力。
围绕培养影视传媒人才的科学精神、人文素养、艺术创新和技术能力等必备素质,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影视传媒专业应构建以影视传媒学科为主体,文学、工学、艺术等相关专业为辅助的学科布局。在课程设置上,应加大跨专业选课力度,增加人文和理论修养课程的比重。在教学视野和空间方面,要重视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拓宽办学视野与交流合作空间。
(二)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具有情境性和复杂性,根据教学载体和侧重点的不同,可以将影视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划分为递进、整合的几个层次:(1)课程实践教学。以课程结构和内容为主体,围绕相应课程中的知识吸收、技术训练、思维引导等开展具有实践意义的教学;(2)创作实践教学。不拘泥于具体的课程内容,以创作为核心,在实践性情境中培养创作意识、激发创造潜能、培养创新思维;(3)项目实践教学。拓展教学空间,通过虚拟的或实际的项目,全面锻炼学生从剧本创作、部门组建、资金决策、拍摄准备、正式拍摄、后期制作到营销及管理分析等整个流程的素质和能力;(4)行业实践教学。深入实际,在现实的行业运作中直接锻炼并检验职业素养、从业能力;(5)社会实践教学。如果说行业实践教学具有较为突出的商业色彩,那么社会实践教学就是在最广阔的空间里全面培养学生包括自律意识、社会责任感等伦理观、价值观的过程。不同层次的实践教学内容,总体目标在于通过动态的、综合的培养过程,使影视传媒人才胜任专业岗位、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需求,融入产业及文化发展。
(三)采用多元化的实践教学模式
在具体的实践教学环节上,可以采用技能训练、项目教学、模拟公司、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与政府部门合作开展社会文化活动等多种模式。其中,“技能训练”是指围绕“编、导、摄、照、录、制”等各项专业核心能力展开的逐项训练。这些训练要体现出阶段性、阶梯性特征,即根据不同阶段学生应掌握的知识或能力,分别选择课堂、校园、媒体、公司、社会作为实践场所,设定不同的实践目标,锻炼不同的实践能力,分层递进,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实践效果。同时,在实践教学中,校外实习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与企业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这一互惠双赢的合作机制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实践锻炼的机会,同时对于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专业结构,避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此外,影视院校还可以通过参与或主办各类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文化活动,有力地引导学生利用专业优势服务社会,使影视创作服务生活的价值理念得到积极践行。
(四)组建专业化的师资队伍
在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方面,应按照“双师型”要求组建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影视传媒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高素质的影视传媒教育师资队伍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广阔的文化视野、敏锐的专业洞察力、广博的专业知识、积极主动的生活态度。在这支队伍中,应该既有富有影视传媒素养的教育精英,也有受过最新专业培养的高学历人才,更要有影视传媒业界的优秀从业人员,是集教育、业界精英为一体的能够培养真正为社会所用的高等影视人才的师资队伍。
(五)建立健全实践教学体系的管理和评价机制
影视院校要建立上下协调的实践教学组织系统,通过岗位责任制明确各级组织的相互关系、各自承担的任务及所负的责任。在整个实践教学组织系统中构成一个职责明确、衔接紧密、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为提高实践教学质量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同时,要充分调动教师与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学分为杠杆、以教学效果评估为质量标准的教学体系。通过实施督导制,对实验教学质量、学习效果、管理工作、规划工作进行监督、评估和指导,使实践教学真正成为实现教育培养目标的有效手段。
(六)繁荣具有影视传媒特色的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培养学生的软件环境之一,它以其特有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影视传媒人才的培养需要美化的、文化的、生动活泼的校园生活,还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由探索的学术氛围。因此,影视学院要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并把校园文化建设与实践教学体系建设进程结合起来。
影视院校可以通过学术报告、专题讲座、名家论坛等活动,活跃学术气氛,扩展学术视野;还可以通过开展写生、影展、文艺晚会、DV比赛、创意大赛、电影艺术节、影评鉴赏周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想象力,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使学生在文化艺术的氛围中,接受熏陶、体验创新。
总之,影视传媒学科与普通文理科高等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强调知识性与技术性、艺术性并存,注重学生个性化的培养,注重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训练。如何在传授知识、技能的同时,激发学生的创造性,让教学走向创新,是影视教育的核心。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正是围绕这一教育目标展开的。构建影视传媒专业的实践教学体系,是从高等教育的普遍规律和影视教育的特殊规律出发进行的探索,是基于影视传媒学科属性和社会人才需求采取的举措,其中的深层内涵与意义,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在现实的人才培养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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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韩丙祥.构建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J].教学与管理,2006(09).
我国的报业集团化浪潮在20世纪90年代风起云涌。我国的党报集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现代集团，属国家所有，其运作方式符合我国国情；政治属性是社会主义的；时代属性是现代化的；在产业属性上是以报业为主体的。省级党报集团是在省级党委机关报社的基础上成立的，是报业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所采取的重要举措。
国内有不少学者从新闻传播教育的视角对传媒工作者应具备的新闻素养进行了深入研究。张昆认为，只有具备健全人格、人文情怀、责任意识、协作精神、学习能力、批判思维、全球视野和专业技能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传媒工作者。吴廷俊认为，“复合型”人才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立体性，即既有深厚的人文功底、扎实的传播理论基础，又具有现代传播技能；二是高能性，即集采编与制作于一身，一人抵几人用；三是多面性，即新闻与传播的“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胡忠青认为，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应具备五种意识，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开放的全球跨文化传播意识、丰富的媒介经营意识、跨媒体合作的意识以及与时代接轨的终身教育意识。
人力资源是省级党报集团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在媒介化和全媒体时代，省级党报集团在人才招聘中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了全方位的需求，对人才招聘岗位、专业背景、学历层次、年龄、工作经验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本文从另外一种视角即省级党报集团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需求的视角出发，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为个案分析对象，对其近年来新闻传播人才招聘的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期对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有所启示。
2010年3月，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所属《湖北日报》、《农村新报》、《楚天都市报》、《楚天金报》、荆楚网、《特别关注》、《可乐》、《前卫》、《家庭保健》共面向社会招聘63人。第一，从专业教育背景来看，该集团所属媒体对新闻采编人才需求的专业教育背景呈现多样化趋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背景。在此次人才招聘中，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背景28人，占招聘总人数的44.44%，非新闻学或非传播学专业背景35人，主要集中于汉语言文学、法律、经济、哲学、历史等文科专业，占招聘总人数的55.56%。由此可见，在新闻传播人才招聘中，非新闻学或非传播学专业背景的人才一样可参与竞争，对于新闻传播专业人才而言，既有与本专业背景人才之间的竞争，又有与非本专业背景人才之间的竞争，就业竞争压力巨大。第二，从学历层次来看，大学本科学历42人，占招聘总人数的66.67%，硕士研究生学历21人，占招聘总人数的33.33%，其中《湖北日报》对人才学历的需求为硕士研究生以上。第三，从年龄来看，30岁以上3人，30岁以下60人，其中20至30岁59人、20岁以下1人。第四，从该集团所属媒体对招聘人员工作经验的要求来看，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均可参加招聘考试，并没有严格限定只招聘应届毕业生，往届毕业生也可参与竞争。从以上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启示一：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新闻传播人才招聘岗位由以前单一的报纸记者或编辑岗位，逐步延伸到该集团所属平面、电子媒体的记者或编辑岗位，既包括报纸记者或编辑，又包括期刊记者或编辑，还包括网站记者或编辑。下一步，党报集团为适应传媒业激烈市场竞争的需要，将积极实施全媒体转型战略，对全媒体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这就要求高校新闻院系新闻传播学科要进行相应的教学改革，在以往采、写、编、评等新闻专业课程设置的基础上，增加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知识的学习，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文字、图片、音视频、动画等数字介质技能，将学生培养成为既精通文字稿件采写，又熟悉图片处理技术，既精通平面媒体，又熟悉电子媒体的复合型人才。
启示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新闻传播人才招聘采取不仅仅局限于新闻传播专业、非新闻学或非传播学专业背景的可一同参与竞争的做法，这就要求高校新闻院系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内容必须根据传媒业的需要而相应进行改革，进一步培养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深厚的人文素养，采取专才与通才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以往传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普及学生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全学科覆盖、宽口径培养，以适应传媒业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全方位需求。
启示三：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既招聘应届毕业生，也招聘往届毕业生，让应届毕业生和往届毕业生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这就要求高校新闻院系要加强传媒业新闻传播人才需求的调研，加强社会实践教学，增加学生的新闻从业经验。将课堂实验—校报、广播、电视台等校内媒体实践—新闻单位毕业实习贯穿于学生在校学习的整个阶段，增强学生的新闻实践能力。在课堂实验上，适当购置校内电子实验设备，建设好相应的“硬件”设施，让学生能够在校就能利用实验室熟练掌握基本技能。在校内媒体实践上，通过校报、广播、电视台等校内媒体实践平台，提高学生的新闻实践动手能力。加强与传媒业界的联系，通过在校外新闻单位建立实习基地的人才培养方式，使新闻传播理论教学和传媒实践有效对接，增强学生对传媒业各项新闻业务流程的认知程度，缩短学生对新闻单位实际工作的适应时间。
参考文献：
[1]邵华泽：《谱写党报历史的新篇章——在“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首届年会上的讲话》，《人民共和国党报论坛2004年卷》，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张昆：《媒介化时代传媒工作者的综合素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论坛（2011卷）》，2012年9月第1版
[3]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中华传播学会2001香港年会
[4]胡忠青：《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应具备的五种意识》，《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5]王卫明：《党报定位与功能新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
一、困境描述：“共生”迷局及其新闻专业主义质疑
1、恐怖事件传播的争辩：“共生论”与“工具论”
“恐怖事件”有特指含义，即由恐怖分子制造的针对民众社会或公共设施的暴力和破坏活动。一直以来，学界对恐怖分子与媒体之关系有“共生论”和“工具论”两种倾向，“共生论”将媒体与恐怖分子视为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一方面，恐怖事件为媒体报道输送广为关注的话题，恐怖事件制造的社会混乱和不安全感也增加了民众对媒体的依赖；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为恐怖份子提供了信息输送网络。在西方社会，持“共生论”观点的研究者不在少数，美国学者鲍耶·贝尔认为，“就像媒体无法抵制恐怖事件那样，恐怖分子也离不开媒体。他们俩处于一种共生的关系中”。① “共生论”持有者在“恐怖分子需要媒体来帮助传递信息”这一论点上达成共识。“工具论”则认为媒体是反恐阵容的一把利刃，通过媒体报道，政府可以宣传反恐力度，疏导民众心理，管理社会秩序，从而降低恐怖事件风险。
随着近年来社交媒体的繁荣，“共生论”与“工具论”进入一个全新视野。由于恐怖话题的敏感性，社交网络随时有可能成为恐怖扩散的温床，从而为“共生论”提供更多的现实依据。而“工具论”也在新媒体的土壤中生出新枝，特别是随着媒体“官微”的开启，以及媒体人和社会精英的网络参与，不仅抑制了社会恐惧感，而且对自救常识、防暴策略的宣传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2、“二论”争辩中的新闻专业主义悖论
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是在20世纪初西方媒体煽情主义的大背景下提出的，存在着两种理解维度：“一种理解把新闻专业主义看作是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而另一种理解则把新闻业看作是一种社会角色分工。”②实际上，这两种维度规划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其一是媒体作为独立行业所引申出的中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等伦理话语，即专业意识形态，其二是社会或政治为了呼应这一独立的专业意识形态所实施规训的权力话语，促使其合理履行社会角色分工。“共生论”和“工具论”可看作是新闻专业主义两种话语方式的矛盾外化。“共生论”的潜在思维是媒体作为一种中立的社会公器，既可为反恐阵营所用，也可为恐怖分子所用，任何社会力量对媒体资源的争夺处于公平关系；“工具论”的潜在思维在于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拥有绝对权力，媒体应该具备社会责任、行业道德和公共追求。
但是，以媒体人和社会精英个人名义开设的社交平台却让“工具论”陷入悖论：一方面，社会个体话语权的即时性和随意性，使权力对媒体的规训在理论上不可能实现，因而社交媒体难以成为驯服的“工具”。另一方面，社交媒体的网络互议不仅在“规训”传统媒体自律，而且在各个领域督导政府行为，这种“反规训”颠覆了新闻专业主义中政治和社会对媒体的规训功能。
3、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理念在恐怖事件传播中的存疑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刨除了西方新闻理念中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存留了适应中国本土文化与现行制度的成份，“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二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③也可以说，“客观、独立、真实”是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集中体现。然而，在恐怖事件传播中，这三种专业秉性均受质疑。
客观性原则要求传播中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符合客观实际，在态度上不带有主观情绪。在恐怖事件中，情感指向性异常明显，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大部分伤亡者为农民工及家眷，现场视觉冲击力无法让传播者完全处于一种“冷眼看世界”的理性客观之中；新闻独立性原则要求传播者处于被传播事件的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之外。在恐怖势力与普通民众对峙的格局中，作为普通民众的传播者无法处身事外；真实性原则要求被传播事件的每一个具体细节都是符合实际的。在恐怖事件中，具体真实受到道德质疑，比如行凶时的残暴镜头和行凶后的血腥画面可能点燃社会复仇情绪，引起潜在恐怖势力竞相模仿，关于警方侦查计划的真实传播也将扰乱反恐布局。
二、案例分析：昆明暴恐事件中的媒介恐慌与新闻专业主义
1、新媒体与媒介恐慌
媒介恐慌论是“9·11”事件之后，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IAMCR）于2002年提出的概念，其思想脉络承袭了“共生论”主要理论，承认了媒体对民众恐慌心理的制造功能。在新媒体环境中，社会信息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恐慌的传播速度迅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昆明暴恐事件发生之时，最早通过网络对外消息的是网名为“我要存钱买药”（9点25分）的网友：“为什么警察救护车还没来！”，这条微博引起了恐怖消息的井喷式爆发，信息中的恐惧信号也明显上升，9点31分网友“黄Y3欣-Dione”：“在餐厅吃饭，突然冲进一大堆人，然后看见一个穿着全身黑的，拿着两把长刀追着人砍，太恐怖。”当信息渐趋清晰之后，网络中的恐怖分子形象从“疯子”变为“维族人”。类似恐惧性信息之后，全民陷入恐慌。这种社会情绪蛰伏期很长，乃至事发半个月之后，全国多地发生了因“砍人谣言”而造成的大规模人群逃散。
2、昆明暴恐事件的媒介传播过程与专业主义演进
通过对昆明暴恐事件新媒体传播和传统媒体报道的研究发现，整个过程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形成了一个循环的舆论场，形成 信息递进推力，给恐怖事件制造想象空间的同时，也给新闻专业主义带来了挑战。
在第一阶段，网友报料信息较为零散，散布的信息中蕴含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恐惧感，对恐怖分子的第一感觉是“疯子”，镇定之后的目击网友甚至开始对恐怖分子进行文学性描写：黑色蒙面人、统一的侠客着装、秘密组织的图腾、身手不凡的女杀手。这种信息刻画具有文学叙事情结，客观性和真实性元素稀缺；第二阶段，当晚10点钟之后，当地媒体开始介入调查，并公布了一些眼见或耳闻的表面信息，多数只追求“现象真实”。这一阶段的媒体尚处于兴奋期，传播血腥画面是一种媒介本能。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中当地媒体的官方微博体现了专业精神，快速、权威地传递了有效信息；第三阶段，媒体传递了中央及省市领导在现场的指示和表态，将事件升级至仪式化的政治高度；第四阶段，“人民日报”、“新华视点”、“央视新闻”等 “官微”开始对歹徒动机、警方进展、伤者救治、死者人数等信息进行定期，保证了信息的权威性；第五阶段，随着网络互议话题方向的多元化，专业主义出现分歧。
3、新闻专业主义的媒介修正
随着事态发展，新闻专业主义在“五阶段”循环中逐渐苏醒，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共生”和“工具”之间拉锯。在昆明暴恐事件中，媒体官微的新闻专业主义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清理谣言，阻止媒介恐慌的蔓延。
相较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以下两方面更好地实现了专业主义理念：第一，时效性。现场的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都可以以个人名义通过网络随时、随地、随意信息，这是传统媒体不可能做到的；第二，解释性。新闻记者不可能精通包括政治、经济、刑侦、国际关系、少数民族历史在内的所有专业性知识，这些知识正是恐怖事件传播中“整体真实”和“本质真实”所需的背景或因果，网络互议平台足以吸聚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精英，参与事件评价，并对事件表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修正，这比传统媒体新闻评论栏目邀请一两个专家现场解说更具有知识广泛性、深邃性和互动性。
三、路径研究：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与应用规范
1、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重构
伦理和权力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话语方式，前者要求传播具备客观性、独立性、真实性等职业理念，后者则暗指政治对媒体的权力规训。在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存在着诸多悖论，阻滞了恐怖事件的正常报道和理性传播。因此，在新旧媒体融合的环境之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理应有所突破。新闻专业主义应积极强调媒体的公共属性，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与社会公众共同面对恐怖袭击这一巨大的现实，传播目的在于尽可能地维护公众利益和公共安全，而非借机争夺眼球、讨好政治或资本权力。
在伦理话语中，传播者无法逃离伤害、死亡等一系列悲剧性语境和恐惧性阴霾，传播者让受众读懂了恐怖事件所带来的内心恐惧与悲伤；传播者更无法享受超脱的独立性，在传播之时，不仅需要受到来自法律的管制，同时需要承受社会和文化的制约，比如针对某一民族或宗教的挑战性、亵渎性传播，即使没有触犯法律，也应该受到制裁。在恐怖事件传播中，传播者本身处于反恐阵营，立场鲜明；真实性是一个逐渐显形的过程，上述的传播五阶段实际是现象真实向整体真实，具体真实向本质真实的转换过程。
2、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规范
在新旧媒体交替时代，对恐怖事件传播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应用需要进行规范：1、对整体真实与本质真实的不舍追求，是传统媒体得以存在的优势之一。这就需要传统媒体发出权威声音，挖掘深度信息。2、与官方保持“可视距离”，即互相在视线范围之内，能够及时获得权威信息或官方指示，但也避免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对具体报道的无理操纵，妨碍受众知情权。3、谨慎利用网络信息资源，标明消息来源，同时做出理性鉴别。4、不策划、不煽情，维护社会情绪稳定和公众心理健康，促进事态往良性方向发展。5、不采访恐怖分子，不以客观性为借口为其提供话语平台，不擅自宣传其政治主张和谈判条件。6、不公布官方不愿公布，或者认为暂时不适宜公布的信息。7、 避免将恐怖分子与民族、宗教等概念混同，在新闻叙事和传播修辞中，避免民族歧视或宗教亵渎性质的话语或画面。8、不传播血腥画面和残忍镜头，避免以真实性为借口对恐怖细节进行描写。
参考文献
①苏珊·L·卡拉瑟斯 著，张毓强 等译：《西方传媒与战争》[M].新华出版社，2002：196
②胡翼青，《自媒体力量的想象：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质疑》[J].《新闻记者》，2013（3）
关键词：传统媒体转型；新媒体；网络舆情；新闻专业主义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061-02
2013年，移动互联网、3G、4G、移动智能终端、云计算、微信、微博等新技术、新应用、新形态在中国传播领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强化，中国传统媒体的转型如何融入新媒体发展的浪潮，新媒体下的网络舆情的发展、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演变等趋势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也出现新的变化。
本文对2013年新媒体传播研究的梳理，重点放在国际新闻界、中国记者、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大学、新闻记者等核心期刊上的新媒体传播的相关论文。纵观2013年有关新媒体传播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点：
一、传统媒体的艰难转型及新媒体的融合
2013年，纸质媒体、广电媒体等在新媒体迅速发展下所面临的转型难题持续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的新闻制作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就纸质媒体而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如何融合，应该进行怎样的改革李良荣认为报网互动不是根本出路，最重要的是纸质媒体如何做好自己的新闻，结构规模要“瘦身” ，同时要改造报道模式，新闻要做到短平快[1]。江小静指出，《新民周刊》在新媒体发展的浪潮中，只有加强新闻性周刊的内容影响力和发挥新媒体平台的优势才能长足发展下去[2]。《新民周刊》做了一系列 “整合工程”，将纸质期刊的品牌优势和新媒体的技术优势有效融合，在长足发挥新闻类周刊自己优势的前提下，《新闻周刊》发展的新媒体业务不是附属品，而是其中一部分。潘若松提出，新媒介环境下，地方报纸要想突围，就要让报纸成为生活必需品，要着重做大本地新闻，“办厚报”“大而全”，并放下身段提升报纸服务功能，弘扬本土文化，打造公益品牌[3]。
广电传统媒体也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周小普提出由于视频终端，即通过电脑接收电视节目的方式、观众收视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电视的收视率大幅度降低。他以CNN创立的网站为例，提出可以建立公民新闻的长效机制，搭建畅通的信息传递平台，提高受众的参与能力，使公民新闻归为己用，提升新闻反应能力及品牌传播力[4]。高晓红指出，在新媒体的推动下，中国电视媒体面临着三个转变，由单一媒体向综合媒体转变，由传统媒体向现代媒体转变，由国内传播向国际传播转变。同时传播方式上，由单向传播转变为多向传播。他指出，美国出现了被誉为电视界谷歌数字录像机及附属网络系统TIVO，使电视获得了搜索引擎功能，充分发挥了观众选择的自主性和电视的互动性，同时他提出新闻的竞争，归根结底不是对新闻源的竞争，而是对新闻解释权的竞争[5]。
二、网络舆情的发展及影响
新媒体领域已经成为舆论最活跃的一个场地，在舆论传播方面，李良荣认为，虽然网络成为社会舆论的主阵地，党和政府面临的挑战是不能采用行政手段来管理，那么如何掌握网络传播的主导权，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1]。王平指出传统媒体仅在网络舆情的二次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主流媒体、官方舆论及民间舆论之间取长补短。同时，随着个人媒介素养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当事者即网络意见领袖，在公共事件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左右着网民的看法。舆论的参与者扩散至当事者双方、普通网民、网络意见领袖、政府等[6]。也就是网络舆情是多方因素共同的结果是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制约的结果。在2013年发生的复旦学生中毒案中常江指出，当媒介清晰度较低时，这时候受众就有很高的参与度[7]，在此案中一些媒体为了抢时效存在着报道时机和报道主题两大问题。在刑事案件中，当案件正处于查案阶段时，媒体应节制一点，尊重法治，同时要避免刑事案件报道的娱乐化倾向。微博客已经成为信息的主流，提供服务的重要平台，对网络舆论的监测，越来越依赖新媒体这一技术平台。2013年，大数据再次成为热点，是指依托信息爆炸时代所产生的海量数据，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创新。
三、新媒体学术研究进展
新闻传播者在新媒体学术研究方面也有进展，吴飞指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瓦解新闻专业主义，相反加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8]。虽然普通的公众都可以成为新闻信息的传播者，但社会对新闻的诉求只要不变，新闻专业主义就有效。公民记者异军突起，在新闻传播中承担着积极的角色。但这与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没有直接的联系。作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之一，虽然人人都可以成为公民记者，但是新闻领域还是有门槛的。新媒体技术无疑给传统的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但只是他们追求新闻专业主义的领域，变得更富有挑战性了，而不是缩小了空间，做机器人式的专业新闻写作，仍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从这个层面上说，新媒体的发展，对新闻专业主义而言，是起激励作用的，而非颠覆性毁灭性的。同时，专业新闻媒体提供的新闻报道因为有各方面人力物力的保证，所以长久发展下去的空间是一直存在的。而公民记者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大现实。他最后指出，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不是新闻专业的终结，而是意味着更有力的维护。
胡冀青首先从技术层面对传统媒体是否会被新媒体取而代之做出讨论。他指出人们的需要从本质上是信息，而至于用什么方式去继承承载信息，只是一个技术层面上的信息[9]。只要做到传统媒体全媒体化和自媒体化就可以了，所以用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去看待新媒体必然取代传统媒体是伪证。其次从公民新闻角度看，新媒体的发展是普通公众人人都有麦克风。由新闻接收的被动者变为生产新闻的参与者。但这只是对新闻从业者从各个角度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如在时效性上许多信息是由网民第一时间在网上报道的，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更应该冲锋在前。回归到论文的最终观点上，新闻是否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化，从专业主义角度而言，一种职业变为专业要经历过五个阶段，就社会分工而看，新闻的生产需要建立在极其复杂的专业基础上。而且起始阶段投资巨大，新闻业有组织化、科学化的管理，已经成为一个趋势。而公民根本没有专门精力去完成新闻专业化生产，这是利用时空便利为新闻媒体提供重大的新闻线索。最终他得到的结论是新旧媒体之间的博弈不是技术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社会问题。
四、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及存在的问题
以移动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创新及网络的升级换代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目前，互联网技术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云计算、移动互联网、智能终端，这三大核心技术主导下的信息服务，最终改变了人类之间的交流方式，同时这些新技术因素，也影响着媒介融合的进程，跨地域、跨媒介的整合将势必成为未来的发展方向。融合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媒介融合的终极目标是通过融合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
陈堂发提出了新媒介环境下应该对隐私权进一步的界定并保护[10]。在新媒体的表达逐步成为个体的生存方式时，隐私保护的正当性问题被提上日程，但目前法律对隐私权没有明确的界定。他认为，隐私的“隐”主要表现在隐私利益诉求，即维护的合理性辨别上，同时还要区分什么是个人信息，什么是隐私保护，要加强对个人信息进行立法保护，可以避免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所导致的损失。
黄河提出新媒介环境中，社会管理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并形成了新局面，即正面宣传不堪一提，负面危机成为常态化[11]。新媒体下普通网民随时可以向社会管理者发难，而且一旦危机爆发，因为群体弱化等假设效应容易将广大网民处于对立面，再加上新媒体意见领袖的推波助澜，促使人们向现实发难，如果负面情绪没有得到及时修复，就会导致危机。即使危机过去了，也会形成刻板印象。新媒体勾画出的虚拟空间社会扩大了社会管理的范畴。如何有效引导和分析社会的多元意识形态，重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社会管理主体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首先，要加快新媒体即互联网的立法步伐，同时加强对新媒体准入及传播秩序的监督。要加强行业自律，在行业内形成成员的相互规范约束机制，加强社会监督。随着微博客的盛行，对新媒体组织舆论监督是最主要的监督方式。最后，要进行媒介素养的教育。媒介素养是指公民利用媒介的动机，使用媒介资源的方法以及对传媒的判断力等。当前，媒介素养落后，加强媒介素养知识提高，势在必行。
总之，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更新，新媒体产业更加复杂多元化。2013年，中国新媒体传播研究也非常活跃。研究者对新媒体传播现象的深入研究，为中国新闻传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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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媒介伦理学；拟态环境；人性价值；高校教育
1拟态环境下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传播学当中有一种叫作“拟态环境”的理论，主要是指人们没有对客观环境直接做出行为反应，而是依据媒介机构遴选和的信息形成对事物的脑海影像，从而被动地构建出受媒体“再加工信息”影响的思维意识。李普曼提出这种理论重点是要说明在很多情况下媒介传播对公众甚至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是非判断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媒体人对大众传播的责任之重大。
媒体在社会舆论传播中既能起到正面作用，也能带来负面影响。2013年12月轰动国内的“老外撞大妈事件”“2015年十大假新闻事件”等都引起了社会的诸多关注和谴责，这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媒体人并没有将事实本身还原给大众，而是让原本客观公正的“镜子式再现”消息变成了虚假谬误的“非真实性存在”。
造成这些虚假新闻报道的根本原因就是媒介机构过分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自身所承担的社会使命。随着传统纸媒的逐渐没落，媒体人受市场利益驱使，将更多精力放在了电视、网络和手机公众平台上。随之而来的就是行业的恶性竞争屡禁不止。不少媒介机构时常选择一些粗制滥造和博人眼球的媚俗题材传播给大众，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媒介传播为了迎合大多数受众的需求，甚至忽略了什么样的题材和内容才是真正有益于受众和整个社会的。因此，当前媒介伦理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应该是如何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做出权衡与取舍。
2人性价值与道德标准
人性价值和道德标准是维护社会文明向前发展的基本法则。无论科技如何变革，都不能以侵蚀人类的精神净土为代价。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行业律令和法规可以让媒体更懂得自我约束。
在把握媒体职业道德尺度时，有几个重要的因素：第一，寻求真相。每个从事媒体行业的人员都该正确对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真正优秀的新闻报道应当着眼于实事求是。第二，职业道德不能迁就利润底线。很多人在学校或者走上工作岗位之初都满怀信心，誓愿怀揣公平正义之心。但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市场利益的诱惑而逐渐失去媒体道德良知。第三，掌握好艺术和娱乐的伦理尺度。最近还未播出便被迫下线的《太子妃升职记》，就是因为画面和部分情节内容有伤风化，被广电总局勒令整改。所以，视觉滥觞已成为媒体传播的弊病，亟待扶正传播之风。
3媒介伦理学与高校教育
伦理学属于哲学范畴，而现代教育应该融合伦理学知识形成交叉专业学科。关于媒介伦理方面的教科书，目前看到的最早版本是威尔伯・施拉姆在1957年编写的《大众传播的责任》。路易斯・阿尔文・戴在2004年写过一本《媒介传播伦理：案例与争论》。之后，2006年菲利普・帕特森在他自己的专著《媒介伦理学》当中提出了信息伦理学、图片和视频新闻伦理学、媒介经济学以及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等方面的种种思考。2014年克利福德・G・克里斯琴斯和马克・法克勒也编写了一本关于媒介传播伦理案例教学的专著。国内相关方面的主要代表著作有2009年郑根成写的一本《媒介载道：传媒伦理研究》，书中论述了传媒伦理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还有2010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军编写的《媒介法规与伦理》。该书十分具体地从媒介与国家安全、媒介与社会秩序、媒介与司法程序、媒介实务等诸多方面探讨了媒体行业的职业素养和应该遵从的法律法规。除此之外，还有展江和彭桂兵编写的《媒体道德与伦理：案例教学》等。在卓越亚马逊搜索“媒介伦理”这个关键词，相关著作总数也不过区区十余本。同样在中国知网上按篇名搜索这几个关键字，学术文章总数也只有不到180篇。可见，媒介伦理学研究目前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专门研究此类专题的相关教科书及论文数量较少，可以说明专门的媒介伦理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都不算十分普及。第二，国内此类专题的研究和普及时间相比于国外较晚，也就仅仅是从最近的五年左右才开始逐步兴起的。
同样的，作为教育机构，学校依然未能克服浅表式教学的困境，学科教育仅仅成为一种工具和手段，还无法渗透到品德和操守的专门性、强化性理论。大多数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仅有专业及学术知识，没有足够的职业素养教育和培训。所以，弱化功利思想、加强道德教育亟须成为今后高校教学当中的一个侧重点。无论任何学科，大到航空航天领域，小到人文社交范畴，都应该开设针对本专业的相关伦理学课程。尤其是作为对社会舆论影响力最大的传媒专业后备人才，广泛普及媒介伦理学的任务更加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开设媒介伦理学相关课程的主要高校有中国传媒大学、浙江传媒大学和苏州大学等。很多大学都未专门开设有关媒介伦理学方面的课程。早在2009年，浙江传媒大学就拟定了媒介伦理学的5个学术方向，具体分为媒介伦理学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媒介法的历史与理论研究、媒介生命伦理与生命教育研究、思想传播与大众伦理研究以及媒介传播的伦理学批判研究。201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牛津大学媒介政策与法研究中心合办的“‘媒介伦理与法治’理论与实践”高端论坛在北京召开。
关键词 融媒体 新闻学 专业教学
“融媒体”时代即媒介融合形态的社会时代。“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作业模式，简单地说，就是把报纸、电视台、电台和互联网站的采编作业有效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传播平台传播给受众。这种新型的作业模式催生的“融合新闻”已逐渐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以信息海量、双向互动性、共享性、全时性等优势独树一帜的数字媒体为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综合表现方式，受众群体激增。在这种情况下，广播、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纷纷占据网络高地，发挥网络的多媒体综合性，形成了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新形势。
在这样的媒介发展趋势之下，高校的新闻学以及相关的传媒类专业教学应当及时地进行专业研究与教学的调整，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传媒业对人才的新要求。新闻专业教学较之于传媒业界往往会有一定的滞后性，这就更要求同时作为新闻学研究者和传授者的高校新闻学专业教师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储备，在不断更新的传媒业发展面前处于优势领先的地位。为了更好地提出在“融媒体”时代的新闻学教学新思路，首先要先了解“融媒体”。
一、“融媒体”的特点
1 新闻业务整合中的资源共享
“媒介融合”突破媒体之间的限制，整合所有的媒介，统一规划与协调，资源共享、建立新的新闻采编流程。www.lw881.com首先集中力量采集新闻素材，然后再根据各自受众的群体分类将新闻内容加工为文字、音像等形式，制成不同文本风格的新闻产品，提供给不同的媒体平台传播给受众。同样的信息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包装成适合不同媒体的产品。
这一特点的完美体现来自媒介整合的先锋——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newscenter)”，它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进行媒介融合试验比较成功的典范。2000年，该集团投资4000万美元在坦帕市建造了一座传媒大厦，将属下的《坦帕论坛报》、网站tampa bay online、电视台wfla-tv集中起来运行。虽然这几家媒体有各自独立的人员、办公区域和运作机制，但实行资源共享。集团设立“多媒体新闻总编辑”，管理协调三种媒介传播渠道的信息分流工作。大楼内部设有统一的突发新闻指挥台，能在第一时间将突发新闻传递给分布在其四周的三家媒体，并有专人指挥、协调对新闻的采访，力求让三家媒体在采访中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提高新闻信息传播的流畅性和新闻业务的协调性。
2 新闻载体性能数字化
数字技术和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媒体发展至今已经呈现边缘淡化、相互融合的传播形态。传播终端数字化，电信服务商和互联网服务商纷纷介入到传播终端的领域中，与传统媒体融合在一起，推出各种数字终端来作为新闻内容的载体，进入到人们的信息生活中。
有研究者认为，“经历了150年的历史进程，电信业和传媒业通过产业融合的方式，从各自独立的产业状态逐渐发展为大媒体产业。基于产业融合而诞生的大媒体产业是一种具有跨国家、跨专业、跨媒介特点的新型产业生态和产业群。”大媒体产业的形成打造了统一协调的技术基础和网络平台，提高信息传播的数字化竞争力，推进新闻载体性能数字化进程。
3 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
“融媒体”时代首先摒弃单一的传播形态，利用多媒体技术将文字、声音、图片、影像和flash集于一体，在视觉传达上打造丰富多样、形象生动的信息产品。有研究者认为，“媒介融合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内容为王’的时代，我们可以更多更方便的根据信息内容传播的需要来选择和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媒介，内容产品的生产进一步与传播的载体分离，载体的使用将完全服务和服从于内容。”
二、新闻学专业教学的改进与创新
“融媒体时代”给我国媒体行业带来的全面改革，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怎样才能实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学专业教学。目前新闻传播学科在大学本科阶段设定的专业方向，基本上是在网络数字化信息技术全方位进入新闻传播领域之前设定的。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传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界限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比如：以传统报业教学为主，缺乏对新媒体介入后的当前报业新状况的介绍；面对以网络为核心的各种新型传播技术，无力进行这些新技术的教学；过分强调专业细分，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数字媒体等专业人才进行割裂培养，难以适应当前不断出现的跨媒体集团所需要的复合型的新型新闻人才等等问题。笔者认为，在首先解放思想的大前提下，回归到新闻教学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教学平台等基本问题在当前的创新结合来进行突破改革，接轨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
1 注重以新闻学为中心的多学科知识的渗透和拓宽
新闻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是在中国新闻教育长期发展的历史下形成的，课程设置的核心部分是新闻传播业务和新闻理论的根基。但是。由于长期以往的新闻教学介质形态的分割致使新闻学教学只传授新闻理论、新闻业务的专业知识，新闻类人才培养仍停留在传统媒介技术的需求上，同时新闻学的核心课程未能将快速发展的业界成果和日益深入的学界探索成果及时充实到课程体系之中，致使课程的前沿性和实用性受到程度性的制约。社会进步要求新闻教学应注重以新闻学为中心的各学科知识渗透拓宽。
首先，要在通识教育层面进行调整改革，通识教育应该涉及文化、历史研究、自然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经济学等等学科类，要打造一个良好的知识体系平台，引领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观去思考、认知社会，培养学生的良好新闻素质。
其次，“融媒体”时代的新兴领域需要大量的具备媒体融合理念与操作技术才能的人才。电信业和传媒业的产业融合，带来的急需媒体融合人才去设计精准定位的产品内容。新课题对高校教学的要求注重传媒学和经济学科的渗透，培养新型的传媒市场经济管理人才、市场观察人才等等。
2 重视多种传媒技术的综合使用能力培养
目前，具有竞争优势的网络媒体需要大量兼具平面媒体、网络和广电等多种技能和经验的复合型人才。而且国内多数媒体集团已经开始了部分融合。如报社纷纷办网站，广电集团办报办刊等。一些有前瞻眼光的媒体集团在品牌融合、管理融合、组织融合和营销融合上寻求突破点。然而，这些从事所谓的媒体融合探索工作的人几乎都是被赶鸭子上架的，因为缺乏相关的专业训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很少有记者在报道重大新闻时既能采用文字报道。又能进行网络、视频、广播等多种形式的报道。
高校新闻教学要改变传统的室内上课、毕业前“粗放式”的实习的学习形式，而是重视多种传媒技术的综合使用能力，为学生创造专业的实习机会，理论知识和实务操作兼容共举。比如学校可以与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将媒体作为学生的实习基地，和媒体联手培养学生的实务工作能；学校可以与电视联合建设专业平台，将学生融入可播出的时政性、新闻性电视节目制作的各个环节之中，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高端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流程和核心技术；着手建设具有媒介融合功能的数字化学生媒体实习平台，让学生全面体验新闻实务工作的完整过程；注重打造一个“融合性平台”系统，教学、实验、实习的融合和多种媒体技术平台的融合为培养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专业人才提供教学改革的新平台，实现培养目标——“全能型”复合型传媒人才。
3 强调从传媒制作者的角度培养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
“融媒体”时代产生的融合新闻是各类型专业媒介新闻传播业务的融合，也是普通公民借助网络媒介参与新闻传播的一种“共享式”的新闻实践活动。当媒介组织之外的个人成为新闻传播者的时候，新闻媒体不仅更将“公众化”，而且将越来越多地扮演“公共交流平台”的角色。在这个平台上，公众的观点与信息传播与职业新闻人同样平等传播，信息传播的限制壁垒无体化。信息大爆炸引发的信息信度缺失，使专业的媒介传播系统也陷入了真伪难辨的困局。一系列的问题给每一个参与新闻传播的公民提出了道德要求：遵纪守法、提高媒介素养。公民的媒介素养的重要内容是学会正确使用“公共交流平台”，新闻制作者的媒介素养之一则应是培养社会大众正确使用“公共交流平台”。因此，对于公民的媒介素养的培养是新闻从业者的义务，对于即将走上新闻工作岗位的在校学生来讲，培养社会大众的媒介素养是他们的基本素质之一，这应该是新闻专业学生的媒介素养培养的重要内容。只有新闻专业学生(未来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媒介素养水平高起来了，整个社会的媒介素养才会有更快、更好的提高。
4 加强对新闻学教师的跨媒体、跨学科、跨文化知识建构
现在我国高校的新闻学科教师基本源于新闻相关的本专业系列，大多“术业有专攻”，教纸质平面新闻的专心研究纸质平面，平时也只注意同报业界联系；教广播电视的只围绕广播电视的发展变化层面看传媒，通常也只将注意力放在广播电视行业；教传媒的往往把视角投放在网络传媒系统。这种术业只专攻的研究现象在融媒体时代已经呈现出新闻教学相对滞后与传媒人才需求的窘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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