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天雪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高师院校历史学科专业英语与公共英语对接的途径
1.以专业词汇为突破点。专业词汇是专业英语教学中最基本、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部分，相当于公共英语中的难点。对此，我们应该想办法将专业词汇与学生头脑中储存的公共英语知识和历史专业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让生涩的专业词汇由“无趣”变为“有趣”，让同学们由“死”记变为“活”记。例如：同学们在公共英语的学习中已经掌握如何音译外国人名。在专业英语教学中，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教会同学们如何在阅读历史文献之中灵活地运用。首先，许多著名的汉学家都有自己的中文名字，像《中国科技史》的作者Sir.JosephNeedham，他的中文名字就叫李约瑟；其次，许多外文史料会受到中文方言的影响，如孙中山（孙逸仙）先生在有的英文资料上记为SunYat-Sen；再次，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如Caesar按发音应该翻译为“西瑟”，但“凯撒”这个译名已约定俗成；这些历史人物同学们在专业课、甚至在高中历史课程中就已经知晓，以他们为案例进行词汇拓展，能够大大激发学生的兴趣，加深学生的记忆。相反地，如果每堂课一上来就给学生讲授过于生僻的词汇，他们脑海中没有任何相关知识的存储，虽然同学们在课堂上也会读会背，但时间一长，又回到了起点。2.以专业文献翻译为主线。专业文献翻译是专业英语学习的重要环节，相当于公共英语的重点。不少同学认为，单就翻译的方法而言，公共英语和专业英语大体上是一样的，再加上现在许多国外的历史学专著和教材都被翻译成中文，所以，学习专业文献翻译是多余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方面，我国许多从国外原版引进的历史教材中往往存在一些问题，如由于两种语言表达习惯的不同而产生无法准确传达原文意思的状况，甚至有的译者因本身对历史专业知识缺乏了解，在翻译时造成错误或译句生涩难懂的情况；另一方面，英文本来长句就多，在相关历史文献和专著中的长句更是惊人，这使得历史专业的同学在阅读和翻译英文文献时捉襟见肘，甚至因难而退。为了改变这种情况，授课教师应该让学生直接接触原汁原味的原著，真正开阔他们的眼界，并在授课过程中以句型翻译为主线，将专业词汇、语法现象、修饰关系、文章结构以及专业知识串联起来，并通过一定数量的实例让学生反复尝试，对翻译中出现的常见或普遍错误进行分析讲解，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加深他们对专业思考的深度。3.以科研能力为拓展面。学生们大都认为公共英语是要“考”的，是要掌握的，而专业英语是不“考”的，所以没必要学那么深，混个学分就够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师应在教学内容上有意识地进行拓展，切实提高同学们的科研能力，将学生觉得“无用”的专业英语，变得“有用”起来。对此，我在授课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外的国家图书馆和各大学图书馆的链接，教同学们如何利用国外的商业网络书店和网络工具书来查找资料，如何更好使用图书馆购买国外的有关数据库，从而提高同学们检索的外文资料准确率；其次，现在同学们大都会借助网络工具来付诸翻译外文文献以及自己的论文，但这些即时翻译软件主要针对的是常用词汇和句型，完全依赖它们会出现许多错误。对此，我在授课过程中有针对性地介绍不同类型题目的翻译技巧，论文摘要的写作原则和翻译的常用句型，有效解决了同学们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保证了论文的质量；再次，增加学术讲座听力、国际会议英语，报告陈述演示等内容，满足同学们的进行学术交流的需要。
高师院校历史学科专业英语与公共英语对接的效果评估
除了上述“点、线、面”的对接，我们还需要采取一系列的方式对教学的效果评估。作为一门选修课，历史专业英语不宜采取公共英语那样的书面考试方式来进行考核，其评估的方式应该多样化。（1）在课堂精讲过程中，有意识给出部分专业词汇、词组或一些复杂的句型，让学生回答，并对学生回答问题的积极性作记录。（2）在每篇课文讲授结束之前，给定下一讲主题，让学生通过上网检索或者到图书馆查阅相关英文文献，阅读并用中文写出文章的摘要、结论及研究要点，并随机选出一部分学生将所阅读的资料进行抽查。（3）在每篇课文讲授结束之后，让同学们将其中的精华段落熟读、背诵，要求他们在随后的课上必须进行一次汇报展示，每人3分钟。（4）让同学们将自己之前的课程论文的标题和摘要译成英文，并作成PowerPoint课件，然后模拟学术会议的场景进行英语交流。（5）根据课程内容，穿插安排几次小测验，要求学生在10分钟的时间内阅读完指定内容，然后翻译出来。最后，根据学生在上述考核环节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分。这种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既能有效地避免学生临考前抱佛脚，学习过程不连贯的弊端，同时，也能把原来枯燥无味的学习变得多姿多彩，提高历史专业英语学习的质量。
【关键词】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法教学
国家教委制订的《中小学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纲要》，规定了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任务：通过中国文化史及近现代史的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教育学生认识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本质，继承和发扬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树立反“和平演变”意识；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增强学生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纲要》是对现行历史教学大纲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加强和补充，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是每一个历史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原则。
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是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好教材，它具有“树立良好社会风气，启迪人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积累丰富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凝聚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历史的使命感”（《历史学的教育功能》，见《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历史卷第2页）的教育功能。历史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就高中学生这一教育对象而言，在课堂教学中，有目的地选用翔实的史料，运用比较法教学，能更好地为他们所接受，更容易获得教育的效果。
“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同类，辨别其异同或高下。历史科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比较法教学，是依据教科书给教师所提供的内容，根据可比原则，对历史人物、文化、事件、集团、政治制度、观念、文明体系和历史进程等等，采用纵向或横向的比较。通过比较使学生既学到知识，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一、将中外古代科技文化进行比较，以提高学生的民族自
豪感、自信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灿烂辉煌的文化，是世界上任何民族所不能媲美的。中国古代在科技方面直到明朝中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学习中国古代史各个时期的文化的章节时，可根据教科书和教参书的资料，有目的选择某一领域某一成果，在时间或影响上进行中外（横向）比较。
（一）天文历法
1.观测日食的记录早外国约500年
《尚书·胤征》记载的一次日食，发生在夏王仲康时代（公元前21世纪）。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纪录。
2.观测彗星的记录早西方670年
鲁文公14年（公元前613年），鲁国天文学家观测到“有星孛（即彗星）入于北斗”。这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
3.《十二气历》比英国类似的历法早800多年。
北宋科学家沈括创制《十二气历》把24个节气和12个月份完全统一起来，有利于农时的安排。
4.授时历比现行公历的确立早300年。
郭守敬编定的《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现代测定的一回归年为365.2419日，两者之差只有26秒。元政府于1280年颁行。
（二）医学成就
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比西方早800多年。
唐高宗时，政府组织编写《唐本草》（《新修本草》），于659年颁布。
（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
1.雕版印制品比西方早4个世纪
唐朝印刷的《金刚经》，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868年）的雕版印刷品。
2.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00多年
11世纪中期，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四）数学成就
1.勾股定理比西方早知500年。
《周髀算经》记载西周开国时期（公元前1000年），周公旦与商高的对话，即勾三股四弦五(3[2,]+4[2,]=5[2,])的勾股定理的特例。
2.祖率比西方得出同一数值早1100多年。
南北朝时祖冲之把圆周率精确到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是世界上第一次把圆周率准确算出小数点以后7位数字。
（五）地震学成就
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比西方早1700年。
古巴比伦官方文件中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6世纪。埃及的日食记录为公元前17世纪。
欧洲约在公元一世纪才有这方面的纪录。
1682年，英国天文学家哈雷首先确定其运行轨道，因而得名。
1930年，英国气象局开始采用专门用于农业气候统计的历法，《普耐尔·肖历》。
罗马教皇格列高利13世于1582年修定的《格列高利历》（现行公历），也采用365.2425日为一回归年。
意大利佛罗伦萨药典于1494年编定。
纽伦堡政府药典于1542年编定。
14世纪末欧洲南部城市里出现了雕版印刷的基督教图画。
1450年前后，德国人谷腾堡用活字印刷《圣经》。
在欧洲，最早提出勾股定理的是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前580年-前500年），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
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才超过他的成就。
16世纪德国人奥托和荷兰人安托尼兹才重新算出这一数值。
132年，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出“候风地动仪”，安装在洛阳的灵台上，138年地动仪准确地测定了陇西地震。
1700年后，欧洲才出现利用水银溢流的方法来记录地震的仪器。
在进行以上比较之后，向学生指出，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四大发明时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况，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的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进行中外科技成就的比较，会使青年学生自然而然地产生出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因为他们已经“在历史中发现了我们的世界，发现了我们的自己，使我们自觉我们自己的权威，知道过去的历史，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共同创造出来的。现在乃至将来的历史，亦是这样的”（《史学论集》第247页）。更进一步激发他们刻苦钻研，奋发进取的精神，自觉以古代科学家为榜样，为光大中华文明，在将来世界的高科技竞争中，再创辉煌。
二、用旧中国和新中国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认识今天的
成就，培养学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感情
当代的青年学生已经是新中国的第二代，他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状况，仅仅从电影、小说中得到不完全的、肤浅的了解，对当时只有“洋火”（火柴）、“洋油”（煤油）、“洋钉”（铁钉）的中国经济了解不深。对当时劳动人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的悲惨生活毫无切身的体会。由于没有过去历史的感性认识，所以思考中大多采用横向思维，往往用今天的中国去类比当今的发达国家。当然，这样的比较方法也不是不可以，但对一个国家，一个制度的认识，如果不先采用纵的比较，即了解这个国家的过去和今天，只进行横向的比较，就会常常得出片面的，不正确的结论。
为了让青年学生更好地了解过去，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我们可根据《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现代史讲座》的内容，在讲述某一章节，某一事件时，选择几个问题进行比较。
（一）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各阶级的革命道路之比较
在民主革命中，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各有重大斗争，尽管国情相同（都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革命对象相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但由于领导阶级不同，所选择的革命道路不同，目标不同，所以革命的结果也不同。
1.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武装斗争打下了半壁江山，建立了革命政权，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没有先进阶级领导，很快就被中外反动势力所镇压。这说明：(1)农民阶级不可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2)“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的农民“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3)用旧式农民战争来改变中国社会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2.辛亥革命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虽然了中国存在的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建立起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由于没有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由于帝国主义的破坏，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果实被袁世凯所窃取。辛亥革命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这说明：(1)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不可能取得彻底的胜利；(2)不敢发动农民群众去进行土地革命，也无法使革命取得完全的胜利；(3)帝国主义为了自己在华利益，不允许中国富强、独立和自主；(4)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
3.无产阶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地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选择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井冈山道路”。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说明了：(1)中国的民主革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成功；(2)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通过以上三个例证，可以加深对中国民主革命的了解。它告诉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救国、建国、曾经选择了各种方案，探索过各种道路，经过了斗争、失败、再斗争，最终以中国共产党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确定了社会主义方向，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才取得胜利。对中国民主革命道路的比较，可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从而加深对党的热爱。
（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土地政策之比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这是中国2000多年来必须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很少的地主、富农却占有80%的土地；占人口8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有很少的贫瘠土地，有的甚至没有土地。因此，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广大农民的强烈愿望和迫切要求。在民主革命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有自己的土地政策。
资产阶级
1.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国家核定地价，征收地租税，同时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
2.《六大宗旨》……土地国有。
3.新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
4.四大家族为首的大地主，大买办大量兼并土地，收取高额地租。
无产阶级
1.八七会议决定：……确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动统治的总方针。
2.土地革命路线：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3.敌后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4.《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按农村人口分配土地。
5.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资产阶级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然而由政府“照价收买”或“照价收税”，这不意味着消灭地主阶级，实际上仍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法。至子“土地国有”，虽然最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资产阶级提出这个主张，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已。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他们除了独占金融，垄断商业，独占工业外，还大量兼并土地。国民政府实行所谓“田赋实征”，强迫农民以半数以上的收获物缴付农业税，使广大农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土地政策，自始至终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摧毁农村的封建剥削制度，使亿万农民获得解放。土地问题的解决，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功绩之一。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党中央的一系列农村政策，使11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这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使全世界为之叹服。须知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耕地仅占世界总耕地的7%，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决温饱问题，可见中国共产党之伟大。
（三）旧中国和新中国经济之比较
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一项重要标准。也可以从中评价出执政党治国执政的能力。
1.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掠夺，国民政府、四大家族的大肆搜刮和战争的严重破坏，到解放前夕，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已全面崩溃。那时候，工农业生产严重萎缩，全国交通阻塞，物资奇缺，通货恶性膨胀，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国民政府留下的是一个贫穷落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
2.为了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央人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到1952年底，国家的财政经济有了明显的好转，工农业生产都超过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民的物质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有领导一个国家的能力。
3.尽管在建国后，我国在政治上、经济建设上有过一些失误，但仍然取得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加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党和政府作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往，搞活经济的基本国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了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通过比较，使学生懂得这样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三、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比较，使学生在本
质上有明确的认识，以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
当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世界政治格局急剧地发生了变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背弃了社会主义制度，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随之解体，抛弃了马列主义原则。而在19，中国也发生了。这些事件，自然会引起青少年学生思考：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到底哪个优越？到底哪一种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并且有些学生还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象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见《邓小平文选》第346页）。世界历史用了二册的篇幅叙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史。即这两种政治制度的产生、发展的过程。为了引导青年学生对两种社会制度有明确的认识，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比较。
（一）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和经济发展情况
1.所有制：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由于所有制的不同，资本主义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资本家）对失去生产资料的人（工人）进行剥削和压迫。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人民，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2.经济发展的基础。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靠血腥掠夺来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方面教材有大量的史实）。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发财致富。
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之上（苏联、东欧皆如此），在贫困落后的基础上依靠人民的力量来进行经济建设。
3.经济发展情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的爆发。如1929-1933年灾难性的危机，使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减少了1/3以上，国际贸易缩减了2/3，造成3000万工人的失业。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影响了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伟大成就：“一五”计划的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二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工业总产值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较资本主义更具有优越性，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二）人权、民主、自由情况
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标榜社会的民主，人民的自由，自诩是人权的捍卫者，并以人权作为干涉别国内政的借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基本权利，民主自由的状况到底怎样呢？通过比较，说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非但不是“人权的捍卫者”，相反，而是人权的践踏者。资本主义美国1787年宪法，借口印第安人不纳税不给公民权，不计算在各州人口之内；黑奴只按3/5的人口折算。美国在扩张领土中，屠杀印第安人并霸占其土地财产。血腥大屠杀使印第安人由100多万锐减到19世纪末的24万。
在资本主义资本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贩卖黑奴，从16-19世纪中期，使非洲丧失了上亿青壮人口。
社会主义1936年，苏联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全部政权归城乡劳动者……凡苏联公民，不分民族、性别，一律平等，都享有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有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人身不受侵犯。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的原则……人民有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等等。
课堂教学是历史教学的基本形式，教材内容的不同，构成课堂类型和教学方法的不同。其德育渗透是通过教材、教法及教师的情感诸因素实现的。
1．教材内容的感染历史教材中有很多爱国主义教育的素材。如教材对林祥谦英勇就义的描写，“敌人用刀砍他，让他下令复工，他视死如归。没有总工会的命令，工是不能复的”。林祥谦的革命精神，使学生受到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激发了他们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教师应结合青少年思想活跃的特点，充分利用教材中的典型事例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使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信心。
2．教学方法的再现不同类型的素材，可通过不同的教学方法解决。直观教学，即通过教具的使用，可以把祖国的大好河山、英雄的人物、壮阔历史场面再现出来，因而是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方法。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如果把地动仪、水排、筒车、长城、秦俑的模型展示在学生面前，使他们亲眼看到祖先的发明创造，会使学生产生多么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呀？我们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如果拿出实证，将圆明园烧毁前后的图片展示给学生，学生会受到多么深刻的教育。他们对侵略者的愤恨，对祖国的热爱之情不会油然而起么！所以使用直观教具可以演示历史最壮观场面，可以表现英雄人物的业绩，可以表现优良传统。所以教具是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教材。一件教具的使用，往往就是一次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3．教师情感的熏陶情感教学是一种高层次的教学方法。通过教学引起兴趣，燃起热情，激起联想，强调师生之间的真诚交流，和谐关系，建立最佳教学情境等。教师应注意发掘历史知识中蕴藏着的丰富情感素材，做到对学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情感色彩强烈的气氛中，师生产生共鸣。如在讲述《甲午中日战争》一文中的黄海海战时，教师感情充沛地说：致远舰在激烈的海战中勇往直前，多次中弹，船身严重倾斜，最后不幸中鱼雷，全舰250多人壮烈牺牲。就在即将沉没的当儿，随从扔给邓世昌一个救生圈救他，可是他因全舰俱没，义不独生，摇手拒绝。
这时他所养的名叫“太阳犬”的爱犬到面前，叨住他的臂膊，不使下沉。邓世昌毅然用手揽住爱犬，一同沉没在祖国的黄海波涛之中。就这样教师讲得慷慨激昂，学生听了深受感动，不禁泪下。师生同仇敌忾，共同声讨日帝的侵略，进而产生振兴中华，富强国家的决心。
二、课外活动中的培养
开展课外活动，可以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开阔视野、发展能力，更有利于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品德教育。我们曾进行如下活动：
1．开展“学史一得”演讲比赛这是结合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的好形式。通过这个活动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们革命热情，产生对家乡、对祖国、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心情，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几年来在省市历史教研会的组织发动下，活动开展得很广泛，受到师生们的好评。
2．开展历史教具小制作活动：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描绘和制作一些简单的历史教具，不仅可以丰富学习生活，增强学习历史兴趣，培养能力，还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历史，特别是由于学生参与了教具的制作活动，必然对所制教具产生的年代、背景、作用、意义等做深入的了解，从而增进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几年来我们历史课外活动小组的同学，绘制了二百余张历史人物画像，制作了几十件模型教具，有些教具还在省市的评比中获奖。
3．利用历史文物进行德育利用文物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个好方法。我们曾从三个方面开展这项活动。（1）考察历史古迹在学校的支持下，我们组织学生先后参观考察了凌源红山文化遗址、仙灵寺商周遗址、义县北魏万佛堂遗址、兴城明代古城和山海关古长城等地。使学生看到祖国悠久历史，壮丽山川，认识到人民江山来之不易，从而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党。（2）进行文物收集几年来师生共收集了一百多件文物，其中有古币一百多枚，还有原始人使用的石器、红山原始人类的遗骨、明清瓷器、商周时期的古陶器等，还收集了志愿军援朝使用的茶杯，解放战争时用过的子弹等。通过对文物的收集和考证，学生们的思想受到陶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3）进行“文物”展览我们将收集的文物分类、编号、考证，书写说明词，然后进行展览。几年来我们曾多次进行了“伟大祖国在前进”，“中国古代货币”，“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等展览。由于文物具有生动、形象、直观、真实、信等特点，易为学生们接受和理解，受到广大师生的欢迎。
三、历史教室的作用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关键词:历史学;史学理论;外国史学理论;史学史
“”结束后,我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打破了“左倾”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史学建设首先是史学理论的建设,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逐渐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对史学理论(包括外国史学理论)问题的关注,拨乱反正,对某些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鸣,成为“”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中国史学走向新世纪之际,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已经走过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这对当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以及整个中国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65年11月10日,在《文汇报》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十年浩劫的序幕。紧接着1966年5月1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发表后,被陈伯达等把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把史学当作他们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他们歪曲历史,借古讽今,欺骗群众,为资本主义复辟进行舆论准备。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在利用唯物史观这个战斗武器,揭露历史的本来面目,解剖现实的阶级动向,为保卫无产阶级,保卫社会主义,同反动的史学观念进行激烈的斗争。”[1]史学领域成为“”的重灾区。“”结束后,百废待兴,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国历史科学如何走上复兴、发展、繁荣之路,成为摆在广大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史学在“”中的惨痛教训使大家认识到:反革命野心家的兴风作浪,以及理论的无知、混乱和荒谬,给中国史学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新时期中国史学的复兴,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
“”结束初期,以及“”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史学界影响颇深的一种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因此历史学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论。如果有,那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总之,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史学惟一的、全部的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过去需要,今后仍然需要,但是它的指导作用并不仅仅在历史学方面,而在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以及社会生活诸领域。因此,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还需要自己具体的理论方法论,特别在历史学这个“重灾区”拨乱反正,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的指导。
1979年3月,在成都召开全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时,明确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研究的问题,立即得到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认同。大家从自身的研究实践中,特别是从中国史学发展的曲折道路中,深深感到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1983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再次强调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并做出了定期召开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讨会的决定。同年,《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发表评论员文章《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之花迎风怒放》。文中就史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写道:“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无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基础,是我们进行史学理论研究的指南,但它终究不能代替后者,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代替任何一门自然科学学科本身的理论、方法论一样。历史科学如果本身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它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上述观点反映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的认识,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有关专家组成历史规划组史学理论小组,在他们的积极筹划和组织下,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召开了11次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每次都有百余人参加,先后就历史与现实;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历史学方法论;历史认识理论;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及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的影响;东方历史发展道路;建国以来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与理论思考;新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展望;历史学的性质等等展开了较深入的研讨。
1987年,全国性的史学理论研究专业刊物《史学理论》创刊。1992年,在《史学理论》的基础上,创办了《史学理论研究》杂志。这些杂志在发表史学理论研究优秀成果,团结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培养史学理论研究新人,加强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学术交流,及时传达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的最新动态等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受到广泛好评。中国史学会《中国历史学年鉴》每年都约请有关专家撰写史学理论研究综述,并辟出专栏,刊登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论著的要目索引。1993年,经过多年的筹备,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历史系招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名额不断增加,使史学理论研究队伍的科学水平不断提高,后继有人;一些重点大学还成立了史学研究所,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方面的科学研究、教学和培养研究生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后,高等院校历史系普遍开设了“史学概论”课。1983年,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出版。吴泽、陈高华、庞卓恒诸先生也撰有史学概论方面的著作。以后又有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著的《史学导论》等10余种版本的著作问世。这些著作进一步推动了高校史学理论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对理论的迫切需求,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研究的科学水平。
“”后,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和争鸣的主要问题有: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乾嘉学派的评价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与分期问题;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及代表人物的评价问题;戊戌维新的性质、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讨论和争鸣进一步培养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历史理论思维能力,有效地提高了研究成果的科学理论水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年来,中国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又一重要标志是在通史、断代史研究的基础上,专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果。如中国政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中外关系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这些专史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十分宽泛,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没有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支持,如果不借助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那是无法开展研究的。此外,这些专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本身就是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如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形式问题;中国古代经济结构问题;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和当代文化启蒙的主潮问题;民族史研究中对一些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评价等。这些专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与史学理论研究迅速发展有直接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理论素养的提高。
关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是近20年来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史学史研究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已有多种著作出版。①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原来基本上是一个空白,近年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不断得到发展。历史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如历史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过程的一般特点;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历史认识的模糊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思维;史料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等,都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近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如彭吉富著《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研究》,在较广泛地汲取国内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历史认识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的关系问题。
史学方法研究的重点,近年主要关注的是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政治学方法和口述方法等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这些方法的研究并不是要用这些方法取代以往行之有效的史学方法,而是作为一种补充,在原有的诸种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史学方法。方法是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任何一种史学方法,都是一定理论指导下的方法,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方法。近年在传统史学方法的基础上,史学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并日益对中国史学发生有益的影响,这也是近年史学理论研究不断进步的积极成果。
二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前几乎没有人涉及的外国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在“”后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是和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论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并产生积极的反响联系在一起的。如20世纪初期,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成为先进知识分子在史学领域思想解放、破旧立新的锐利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进化论,就没有中国的“新史学”和建立在它基础之上的史学理论研究。五四之后,“建设中国新史学”成为一个令人鼓舞的口号。在“破坏”中国旧史学、“建设”新史学的过程中,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理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西方史学原理”时,即以鲁滨逊的《新史学》为课本。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在当时几乎全部译成中文出版。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和唯物史观及以它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广泛传播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83年5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强调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组织力量,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的理论问题。该室研究人员主持或参加的国家、院级课题,译介出版了相当数量的著作。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世界史所博士后流动站还接受了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博士后,以加强这方面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编辑的《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杂志,其宗旨之一,就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思潮和史学理论方法论。
近20年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欧美和俄国等有影响国家的史学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战后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西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外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研究;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等。这表明,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完全改变了只局限在某一断代或某一国别或某些代表人物的研究。经过必要的精心组织,近50种外国史学理论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③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近年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已经由以往一般性、概括性的介绍为主,逐渐转变到以系统的科学研究为主,其主要标志是一批内容广泛、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学术研究著述先后问世。这些研究相当一部分是基础理论研究,但也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在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其进行研究,使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如对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的批判,李祖德、林志纯、林甘泉、廖学盛、刘文鹏、施治生、刘欣如等学者,从东方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东西方专制制度比较、水利在东方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在理论上史实上的原则错误以及政治上的反动政治意图。
三
近年我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对这些成绩的进一步发扬,以及对存在的问题的改进,决定了今后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科学精神的精髓是求实创新”。一部中外史学发展史表明,史学的每一次重大进步或发展,首先是史学理论研究求实创新的结果。在21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尤其需要这种科学精神。追踪国内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进行艰苦的理论探索,将是新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展望21世纪初叶的史学理论研究,首先是研究的内容在现有的基础上将不断深化,史学思想史、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理论和历史思维等问题已经引起学者们的普遍重视。国外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某些前沿问题,有可能成为我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新的热点。
中外史学思想史是对历史学科建设十分重要,但又是十分薄弱的研究领域,至今为止,只有一部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有较大影响。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外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重点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中外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释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今后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史学思想史的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在外国史学思想中以及中国历代史学大家的历史思想研究方面,将会有精品力作问世。
在历史哲学研究中,一方面将继续深入探讨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问题,如对以波普尔为代表的分析历史哲学的研究、福山历史哲学思想研究以及关于宗教或神学与历史哲学的关系的研究等等;另一方面,将结合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现实,探讨建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问题。学者们不再认为历史哲学仅仅是“近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或专指“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
历史认识理论研究是历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往对其研究虽有不少成果问世,但却缺少系统的整体研究。随着史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广大史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完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认识理论的研究将逐步深入,在大量个别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将会有自成体系并有一定开拓意义的历史认识理论的专著问世。
史学理论研究和史学的实证研究如何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期以来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现在,广大史学工作者在明确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关注实证研究的同时,自觉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使整体理论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样,就为今后史学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将加强中外历史研究的理论描述和理论概括,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使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不断加强。
今后在研究史学自身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的同时,将有计划地开展中外历史进程中的某些基本理论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今后继续深入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主要是:历史发展规律与五种生产方式,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发展的动力,“亚细亚生产方式”,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地区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范畴等。今后将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主要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中国封建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若干理论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明清以来中国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洋务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中国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及分期、中国近现代若干历史人物的评价等。
历史研究要充分实现其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研究。而这种研究首先是在实证基础上的理论研究,我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时代呼唤加强史学理论研究。如何科学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及其特征;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及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文明的碰撞和交融———批判“文明冲突论”;苏联东欧剧变的原因及历史教训;“冷战”后世界战略格局的演变;科技革命与当代社会变迁;大国战略和我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等,都应是深入研究的课题。
史学方法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将呈现出多元的局面,这是和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及史学实证研究的进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目录学方法、辑佚的方法、辨伪和校勘的方法、诠释的方法、考证的方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方法、历史主义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以及整体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方法等,将继续应用,并在历史研究的实践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当代史学、特别是国外史学常用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心理分析方法、系统方法与跨学科方法、历史宏观与微观研究方法以及种种新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方法、人口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族学方法和政治学方法等等,也将会被广泛应用。史学方法的多元化,不是用什么新的方法代替或削弱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而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使之在历史科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如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瞿林东著《中国史学史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历史教学界关于历史核心素养的探讨，始自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后转至历史核心素养，讨论主题虽各有偏重，但都与历史核心素养密切相关。
从历史素养与学科能力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素养界定为“通过日常教化和自我积累而获得的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其所表现出来的，是能够从历史和历史学的角度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解决问题的富有个性的心理品质”。①从简单的掌握知识和思想教育为主，到从学科出发强调学科能力，再到将学科和素养结合起来，历史素养折射了历史教育的上述认识历程。论者借用了语文素养、地理素养的界定方法，将历史素养看成是“历史知识、能力、意识以及情感价值观的有机构成与综合反映”，此观点为当前历史教学界引用最多。
从历史学科素养与史学的关系，有论者通过解读史学研究过程，归纳了历史学科素养的基本构成：“从研究动机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具有现实性。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强烈的生活意识或现实意识。从研究抓手的视角看，史料是整个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操作对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课程具有浓厚的证据意识。从研究过程的视角看，学术的历史学，是一个问题解决的过程，具有问题意识。学术的历史学，还是一个理解的过程，具有融合意识。史著等历史研究成果，可分为客观史实、历史叙事、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等四个层次，这决定了中学历史学科素养具有分层意识。”②
从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对学科素养的界定，有论者比较了中美历史教学的学科素养关注点差异，将历史学科素养划分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历史知识在新情境中的运用、对历史学科方法的反思、历史元认知的发展”等维度。③
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与高中历史教学实践的关系，有论者将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界定为“中学生为适应现在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所应具备的核心历史知识、历史思维能力以及认同、尊重和融入历史的态度”。①其中，核心历史知识包括时间知识、空间知识、人物知识、史观知识；核心能力包括运用时空知识准确表达历史能力、历史理解能力、历史逻辑推理能力、历史解释能力。核心态度包括对自身的态度、对民族、国家和社会的态度、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态度。
从历史核心素养与历史学的关系，有论者论述了历史学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前提性局限，论证了历史思维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特征，并指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大功能在于认识自我。②
此外，还有针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所做的教学策略研究，此类研究数量大，且绝大部分为一线历史教师的经验总结，研究结论多止于经验层面，雷同情况较多。
综括看来，从历史素养、史学素养、学科素养到历史核心素养，不同视角得出的界定各不相同。这里面既有语境、视角差异，又有关注主题的不同偏重。有论者认为“对探讨的中学历史‘课程目标’，冠名‘中学历史学科素养’，更具针对性”，并通过归纳“沪版课标”“港版课标”“台版课标”等课程标准的三维目标，构建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体系；③还有论者将“基于中学历史教育而形成的核心素养称为史学素养”。④这些观点一方面揭示了“学科素养”“史学素养”“历史核心素养”等概念有一定内在关联，但另一方面又表明了上述概念的内涵界定不清，很大程度上，历史教学界只是照搬教育界的提法，对不同时期“素养”“学科素养”以及“核心素养”的提法缺乏学科内在的合理性学理分析，尤其是，历史核心素养是于什么语境下提出来的？它的内在合理性依据是什么？它究竟应包含哪些构建要素与层次？有什么样的价值诉求？这些都需要作具体辨析与回应。
核心素养的阐释可以有多种角度，但应该承认，核心素养首先是一个政策性概念。“在讨论一个政策概念时，充分考虑概念的政策指向应是首要的角度。”⑤核心素养是针对全球化、信息化大背景下中国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不足、社会责任感不强等问题提出的，其政策主旨仍在于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目前国家层面仍在讨论、修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高中课标修改过程中各学科都在提出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历史课程作为学校教育人文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素养的构建至少需要依托以下支撑点：
其一，历史课程作为学科课程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究竟能发挥哪些作用。
作为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顶层设计”，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已大致确定为九大方面：社会责任、国家认同、国际理解；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审美情趣；身心健康、学会学习、实践创新。历史核心素养作为学科层面的核心素养，其与“中国学生的核心素养”之间是局部与全局、特性与共性、具象与抽象的关系。换言之，“学校课程的学科之间拥有共性、个性与多样性的特征”，⑥历史课程要发挥自身学科的独特性，并尽量协调与其他学科间的共性，聚焦自身在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中的作用。
其二，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的学科思维特质。
“立德树人”本质上是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和课程强调的是对学生思想、人格、态度的培养。”⑦这里的“思想”并非简单指思想品德之思想，更指特定课程中所包含的学科核心思想或思维方法。“任何学科的构成总是包含了知识、方法、价值这三个层面的要素：其一，构成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的体系；其二，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概念体系背后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其三，该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背后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①学科思维凝聚了学科特有的理解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以及其背后真善美之类的价值与态度。历史课程作为人文课程，其学科思维更兼具人类的心智记忆、人性反省与对话。“精神及心智力量照亮的是它所处的现实处境；它所借助的是那些除了能在人的精神中存在以外别无所寄的过去；借助它而照亮现实。而只有记忆才使人们的精神心智能建立自己意识的形式及内容。”②依托历史学科思维，并在思维层面聚焦、提炼其培育学生内在品质的学科素养，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其三，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性成果。
从实践操作的可能性看，构建历史核心素养并非纯粹的理论推演，而要有现实的成果积淀。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三维目标划分，与历史核心素养有一定程度的重合。有学者认为，“基础教育界所称‘核心素养’的内涵可以从三个层次上来把握：最底层的‘双基指向’，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核心；中间层的‘问题解决指向’，以解决问题过程中所获得的基本方法为核心；最上层的‘科学（广义）思维指向’，指在系统的学习中通过体验、认识及内化等过程逐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实质上是初步得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③这意味着，借鉴现行历史课程目标中的合理成分，包括中国大陆、港台以及西方美英等国家的成果，也是构建历史核心素养的重要着力点。
依据上述构建依据，笔者以为，历史核心素养至少可遴选以下基本要素：
其一，时空观念。时间与空间是历史的两个最基本要素。“历史性植根在时间性中。”④“历史”的本质是“变迁”与发展，为了确切地显示人和物所发生的变迁，必须将这种变迁置于一种时间框架中，时间观念是感知、理解历史的首要认知性前提。但同时，时间观念又依附于空间观念，人类需要借助空间给时间定位，“时间和空间，不管它是存在，还是只是人的思考中错觉的范畴，都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⑤时空观念既是学生认识过去、感知特定历史人物、事件的必要前提，又是理解历史变迁、把握历史与现实联系的框架性认知依托。
其二，证据意识。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更是学生感受、确证历史的证据来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历史绝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做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⑥在学生的“认知世界”里，史料恰恰充当着学生重构历史的证据。证据意识既要求学生要能辨析史料真伪，能从不同类型史料中提取有效信息，能够辨清、理解史料作者意图，重构历史与现实相关问题的有效证据。证据意识不仅包含了必要的逻辑推理、分析与比较等能力，还蕴含着更深层的求真、科学精神与态度。
其三，历史理解。历史研究离不开人，这就涉及人的思想与心灵。“历史的知识是关于心灵在过去曾经做过什么事的知识，同时它也是在重做这件事，过去的永存性就活动在现在之中。”⑦认识历史不仅要考证史料，辨别其真伪，更要赋予其意义与价值，由此需要历史理解。历史理解主要指向历史认识的内在心理过程，它要求学生能够依据可靠史料设身处地认识具体的史事，对历史人物、事件要有“同情的理解”，能够感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物，能够体现出尊重和理解他人、客观处理问题的态度。
其四，历史解释。历史解释与历史理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历史解释涵盖且超出历史理解。基于历史理解，历史解释更偏重指向历史意义的外在表达过程。参照卡西尔（Ernst Cassirer）区分自然与人文现象为信号（signs）系统与符号（symbols）存在有关思想，“历史意义在此不等于文字意义，而是要在历史的上下文中读解的实践、文化意义”。①历史解释要求学生既能区分历史叙述中的史实与解释，能对所学内容中的历史结论做出分析，更能结合实践，赋予历史问题以现实意义。
其五，历史评判。历史评判在其直接性上是对被评判的历史对象施加价值判断，即对某一历史时代、事件、人物的评价是以特定价值取向或价值倾向为依据的。历史评判涉及事实与价值，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统一。历史评判更直接地映射了历史思维，“历史思维包括历史意识，这需要及时的反复思考。它包含时间和变革的理性思维，以及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之间的依赖性和独特性的识别”。②某种程度上，历史评判也是一种自我反思性的、指向未来的思维。历史评判要求学生能依据一定价值观对史实做出判断，能分辨历史上的真伪、善恶、进步与倒退等，并能将对历史的认识延伸至对自身成长与社会现实的认识上，形成积极进步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
以上所遴选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对应并契合着其构建依据：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外在地规约着探究历史的条件与方法，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却内在地洞见着理解历史的人文精神与价值，两者统合于历史学既具实证又兼诠释的人文学科特质。更进一步地，时空观念、证据意识所蕴含的求真态度与科学精神，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所生发的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可具体细化为人生态度、民族情感、国家认同、世界意识等），都在不同层面具体地回应着“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宗旨。从实践上看，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与历史评判等作为历史核心素养的基本要素，与美、英等国的历史学科思维所界定的内涵要素有一定程度的重合，也与现行历史课程目标的某些成分相近，有可借鉴的、可行的现实操作空间。
历史核心素养的累积是长期的、层级递进的，其层次细化需要参照：1.教育目标分类。安德森（L.W.Anderson）修订的认知领域的教育目标分类，将认知过程维度划分为“a.记忆、b.理解、 c.应用、d.分析、e.评价、f.创造”六个层次，尤其是将知识维度与认知过程维度结合起来。霍恩斯坦（A. Dean. Hauenstein）将认知领域划分为“a.概念化、b.理解、c.应用、d.评价、e.综合”五个层次，将情感领域划分为“a.接受、b.反应、c.价值评价、d.信奉、e.举止”五个类别。③2.学习过程分类，这里可聚焦为学科框架中的学习。可分为：A.知识的习得与巩固（知晓）――包括事实性知识与认知性技能（记忆与再现、机械训练与熟练）的掌握，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形成。B.知识意义的理解与凝练（理解）――包括概念性知识与方略、认知性技能（解释、关联、结构化、比较与分类、归纳性与演绎性推理）的掌握与社会性技能（协同学习与知识的合作建构）的形成，以及基于内在价值的内发性动机、对学科的兴趣与爱好。C.知识的有意义运用与创造（运用）――包括原理性与方法论知识的掌握，问题解决、决策、假设性推理、审美表现，和基于项目的对话（沟通）与协作的形成、基于活动的社会性关联的内发动机、能倾、态度与思考习惯的形成。①3.教育内容分类，这里可聚焦为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层。从人文学科性质看，人文世界的认知可分为“文本”“语境”“意识”“物自体”等若干层面（见表1），这是西方由古典哲学的知识论到“后现代主义”的知识论的共同语意语境架构。②
借鉴上述教育分类理论，可综合“教育目标分类”与“学习过程分类”，并结合“教育内容分类”，再具体地对历史核心素养的每个要素予以细化。以“时空观念”为例，可细化如下（见表2）：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目标层次”“内容层次”两者之间的细目选项并非一一线性对应，其内在的层次关联应是相互依托、相互归属。它们之间的课程意义更应诠释为多元性关联、丰富性包容、复杂性回归。举例来说，“文字记述”层面涉及时空观念的理解与运用，可能与“历史语境”“历史意识”甚或最根本层面的“历史本体”，都生发着强弱不一的关联与导引，某一层面关于时空观念的理解，亦可能蕴含着跳跃式的生成潜能。即使“文字记述”层面所构建的时空观念，也可能隐含着指向历史本体的历史感悟，抑或成为具备自觉时空意识的洞察与“踏板”。
同样，历史核心素养的诸要素之间，也是复杂而多元的。时空观念、证据意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评判等，它们既可各自作层次细化，彼此间亦呈现包容、映射、回归、多元等复杂性关联。比如，“时空观念”与“历史理解”，两者都内含着对特定历史时空的条件放置或场域体验，“文字记述”层面的时空观念，可作为努力理解特定历史事件、人物的条件前提；反过来看，对特定历史事件、人物作设身处地式历史理解，又是孕育自觉时空意识的过程展开，两者相互包容，共置共生。
当然，对历史核心素养作要素遴选、层次细化，反映了学科课程逻辑、分析的思想方式，是学科课程理性、务实的实践需求，不过，对其内在要素的划分、分层的设置，却又不能作简单地线性理解，这恰恰反映了核心素养持续、开放、包容的综合性品质要求。
一、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贵在准确无误
历史是指人类过去活动的客观存在。因此，客观性是历史学科的生命，其文字表达也就必须准确无误。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与文学语言不同，文学语言允许想象和夸张，例如，“白发三千丈”，“轻舟已过万重山”等等，这些在文学园地里千古传颂的绝妙佳句，在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上是不能出现的。对历史过程的讲述，对历史事实的描绘，必须做到语言确切，用词严谨。如秦灭六国之前，嬴政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国君，就必须以“秦王”相称；秦灭六国统一中国后，嬴政称帝，秦朝的历史从此开始，这时方可以“秦始皇”相称。“秦王”和“秦始皇”“秦国”和“秦朝”，仅一字之差，但如果颠倒了时序，前后混用，或者模棱两可，闪烁其词，都是科学性的错误。又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或者“封建君主制度”，切不可说是推翻了“封建统治”，因为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封建社会这一社会性质，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后来新老军阀的统治，都没有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在这里，“封建君主制度”和“封建统治”，文字上相差无几，但意义却完全不同。
培养学生准确无误的文字表达能力，首先应充分利用中学历史教材。教材是文字表达最优秀的典范，其遣词造句是精雕细刻之作。我们应最为细心地去琢磨它的字、词、句，［2］从中领会文字表达的特点和意义。其次要正确掌握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是反映历史事实、历史现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它包括历史知识概念和历史理论概念。［3］对于历史理论概念，则应在平时加深理解。如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无产阶级掌握经济命脉的条件下存在的，同国营经济相联系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它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资本家的利润而存在，因此，我们就不能表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如，关于“统一战线”的几种提法，是严格有别的，大革命时期称“革命统一战线”；抗战时期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新时期则称“爱国统一战线”。这些，我们在语言文字表达上又怎能随意混用呢?再次，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善于发现问题并及时纠正学生在文字表述上出现的错误。
二、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重在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又称为史论统一。它是历史学科语言文字表达的最高要求和最大特点，近年高考历史试题尤其是问答题都十分强调史论结合这一要求。史论结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以论御史。即史实的罗列、材料的组织及逻辑推导必须体现自己的结论与观点，当然，你的结论与观点是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的。如在论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这一观点时，就必须运用“政治、经济、社会主要矛盾、革命任务及性质”的变化的史实来加以说明。二是论从史出。即所提出的结论与观点是在充分占有史实的基础上经过思维加工而得出来的。如通过对“隋唐文化”这一章基本史实的学习后，就可把唐文化的特点和历史地位概括为“全面繁荣、兼收并蓄、世界领先、影响深远”。在教学中，我们发现有的学生在答题时喜欢像语文课写作文一样洋洋洒洒，下笔千言，文辞华丽，但却找不出“史”与“论”，更谈不上“史论结合”。这是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之大忌。
培养学生史论结合的文字表达能力要注意以下两点。
(一)史料引用要准确无误，观点要正确鲜明。一般来说，教材上所引史料，当属无误，但要引用教材以外的史实时，首先要注意它的准确性，一些未经考证或过时的材料，不能随意引用，同时，史料不能有悖于结论。观点要正确鲜明，是指在观察、分析问题时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尤其要注意：1.阶级观点。历史学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因此，我们在文字表达中必须具有正确的阶级观点和立场。如在评述战国时期墨子的“兼爱”“非攻”主张时，就不应仅局限于其爱民的一面，同时还应看到其思想抹煞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事实上这种“兼爱”思想在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2.辩证观点。即一分为二的观点，它有助于科学地认识历史。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要看到其功绩，又要看到其过失，且要运用充足的史料加以佐证。3.全面观点。即看问题应注意从多角度、多层面入手。如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的比较，除了规模不同外，还可从史料中分析出目的、性质、历史影响等方面的差异。
(二)在平时的教学中要深入钻研教材，挖掘教材内涵，对“史”“论”作有机的补充。教材限于篇幅和编写特点，有的地方重“史”的叙述，有的地方以“论”的总结为主。因此，我们在平时的教学中应对“史”“论”作有机的补充，从中体会其文字表达上的“史论结合”。如在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时，五条经验都是“论”，这就需要补充史实，予以说明，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是怎样领导中国人民一步步走向胜利的，由此可见，这是从“史”中得出的“论”。
三、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妙在简明凝练
历史知识是综合性的知识，内容广泛，包罗万象。这就要求我们在文字表达上做到简单明了、高度概括、字少句精，用最为简约的语言表达最为丰富的历史知识。刘知几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4］可见，古人叙史是十分讲究简明凝练的。近年高考材料解析题和问答题都要求考生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概括说明，其实这就是对历史学科文字表达简明凝练的要求。
培养学生简明凝练的文字表达能力，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一)高度浓缩、概括课文基本史实。如中英《南京条约》的内容便可浓缩为割地、赔款、通商、定税八个字。同时，在文字表达上，要注意多用短句，避免长句，使语言简洁明了。［5］如讲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便可概括为：金田起义、东乡称王、永安建制、定都天京。简短的十六个字，使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发展过程的主要环节一目了然。
(二)平时注意积累掌握一些历史术语，使提炼出来的内容言简意赅，实现科学性与概括性的统一。［6］如讲西汉王朝王国问题的解决，可把这一问题提炼为三个方面：刘邦封王、景帝削藩、武帝推恩。通过运用历史术语对内容的概括，使自己的文字表达多一字显得累赘，少一字则不足以表达意思。
(三)平时注意用精练文字概述某一历史阶段的基本特征。这是培养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能力的有效途径。如明清时期这一历史阶段纷繁复杂，通过学习后我们就应该把其阶段性特征总结表达出来。即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空前强化，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落，中国农民战争已达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新水平；经济上，农业、手工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并缓慢发展；民族关系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发展，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加强；对外关系上，进行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明后期和清前期都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思想文化上，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加强文化专制，另一方面，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产生，总结性科学巨著出现，反封建并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小说问世。
四、中学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讲求逻辑严密
每个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都有发生、发展直至消亡的过程，每个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之间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在描述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时，应注意其前后逻辑联系；在分析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的原因、影响、性质与经验、教训等问题时，必须揭示各个历史事件与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些都要求我们在历史学科文字表达上做到逻辑严密。缺乏逻辑的历史知识，是杂乱无章的知识，没有逻辑的文字表达，是令人费解的文字表达。
培养学生逻辑严密的文字表达能力，可从两方面入手。
(一)加强历史教材的结构教学，注意教材的层次分析。首先要疏通纲目，宏观驾驭教材。教材的目录充分展现了教材严密的编排思路及科学的知识体系，把握好了目录，也就获得了宏观的认识。再在此基础上认清每一节下有几个子目，每一子目下又分为几个问题来论述，像剥竹笋一样层层分剥。［7］这既是一个思维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深刻体会并模仿教材逻辑的过程。除了掌握教材知识之间的相互联系外，还应注意新旧知识的前后联系，如讲清代“摊丁入亩”，必然要联系到前面所讲的“一条鞭法”“两税法”“租庸调制”及“编户制度”，以说明土地税的逐步增加和人头税的逐步废除这一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二)认真研读典型高考例题及参考答案，仔细揣摸其文字表达。高考试题是经过命题专家精雕细凿的，其中的绝大多数属精品佳作，学习过程中认真研读这些例题及答案对于培养历史学科文字表达能力很有意义。首先要仔细审题，掌握正确的解题思路。高考试题的设计，都有独特的意图，并通过文字合乎逻辑地显示出来。［8］因此考生答题，就要透过题面，理解题意，找准关键或重点，才能正确组织答案。如1992年试题“结合印度历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原因，归纳各项斗争的特点，并指出这一斗争的结局”。在审题过程中必须明确三点：1.时间：世界现代史；地点：印度；特别要注意“历次”两字，从而要抓住四个时间段(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一战后、二战后)作为组织答案的线索。2.求答项有三：原因、特点、结局，抓住这三个要回答的重点，用高度概括的文字作答。其次，认真分析高考例题答案，体会其文字表达。历史高考试题尤其是问答题、材料解析题的答案无论在史论结合、语言简练、逻辑缜密，还是在格式的规范化方面都堪称表率。如1996年“唐文化”题、1998年“明清文化”题的参考答案即是历史学科文字表达的上乘之作。教学中加强对高考试题答案分析，主要分析为什么要这样表述，否则将会产生什么不良结果？以此来加强学生语言历史化、合理运用标点等“文字表达”能力的培养。
注：
［1］陆建良，程文伟．中学历史学科语言文字能力刍议［J］.历史教学，1998，4．
［2］［7］胡军哲.读懂·读精·读深——从高考历史选择题看复习中对教材的运用［J］.历史教学，1999，2.
［3］于友西.名师导考·历史［C］.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58.
［4］刘知几：《史通·叙事》。
【关 键 词】维科 历史哲学 不足 评述
一、维科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
乔巴蒂斯塔・维科(GiamhattistaVico1668――1744)，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是18世纪的语言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他在历史和社会领域的研究中，由于受培根《新工具》的影响和启发，在1725年出版了《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一书，这本书就是使他被称为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奠基人和“近代历史哲学的开山祖”[1]的《新科学》的第一版。该书于1744年将才第三版的标题改成了《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由于维科的著作涉及的知识过于庞杂、考据又十分繁琐并且学理比较艰涩，所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到十九世纪中叶他的学说才开始被世人关注，而直至二十世纪初期，他的学说才开始被世界广泛接受和传播。以下就对其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作以说明：
1.历史是哲学真正的研究对象。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在维科之前的西方哲学界在整体上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排斥历史学，或者说是将历史排斥出哲学的视域。这个传统是因为两方面的因素慢慢演化而成：首先就哲学本身而言，早期的西方哲学家其本身就是自然科学家，因而对自然进行考察与反思是哲学“天生”的任务与职责。而人作为主体的历史，却并不是哲学的源流。其次就认识能力和本体论而言，西方哲学的重要源头古希腊人由于自身的生产力所限，无法将认识的目光投向整个人类世界，因而无法从时间和空间上充分把握人类历史。
维科充分认识到这是不正常的，他指出：“这种状况使每一个思考它的人都惊奇万分，即过去所有的哲学家都认真地致力于建立关于自然世界的科学，却忽视了反思各民族的世界或者历史世界”[2]。他认为，只有历史世界才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他的历史哲学学说，以“真理――事实”原理（“真实即创造”）为基点，强调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过程，与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过程是同一过程。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也会产生出“真”与“善”，因而必然会同时演化产生出与之相符的真理尺度与标准。所以人类能认识历史，并且人类的认识范围只能够被限定在自己所创造的东西中。他提到“自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仅能为上帝所认识，而各民族的世界却是由人创造的，因而人能够认识它”[3]。那么人类是如何通过何种途径反思与自识，向自身内部去考察，从而认识历史的？维科认为西方传统的唯理论与经验论方法都不足以用来考察人类社会自身，揭示历史本质。他批判到：“不通过语言文献学家的权威证实自己的理性推理的哲学家，不注意通过哲学家的理性检验名种传说的语言文献学家，都是半途而废”[4]。他通过不断的批判与论证，在“新科学中，哲学以一种至今尚缺乏的批判艺术开始检验语言文献学，……把语言文献学引回到科学的形式，因为它在语言文献学中发现了一个永恒的历史的计划，各民族的历史在时间中都按照它发展。”[5]探寻出了一种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因而，我们不难看出，维科是第一个提出历史与哲学相结合的西方哲学家。
2.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西方由于受到自身传统宗教观及其“神创论”的影响，再加上政治原因，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把人的历史看作是上帝意识的产物。在这种观念的统治下，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被彻底地否定掉了，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上帝而不是人类自身。在启蒙运动之前，西方哲学界虽然也试图对这种历史观念进行挑战，但是，由于学者自身的研究出发点在于进行一种对政权的合理性论述，而不在于历史本身，必然会遭遇失败。维科提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把历史研究的目标还原到了人类自身，使得历史的关注点从“神”转向为“人”，从而奠定了以人类为本体的历史哲学。
维科本人是语言学家，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和对人类创造历史过程的分析，他为自己构建出一种揭示人类创世史的“起点工具”，即“诗性智慧”。他认为在最早期人类通过以构造或者创造为本质特性的诗性智慧去创造历史。诗性智慧是维科考察人类思维演进历史和社会演进历史的基础，是其历史哲学最重要的内核和逻辑起点。诗性智慧的阐述过程既是论述“人类的创建者们如何通过他们的自然神学(或玄学)想象出各种神来；如何通过逻辑的功能去发明各种语言；如何通过伦理功能去创造出英雄们；通过经济去创建出家族，通过政治功能去创建城市；通过他们的物理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创造出人们自己；通过宇宙功能，为他们创造出一个全部住着神的世界；通过天文，把诸行星和星群从地面移到天上；通过时历，使经过（测量的）时间有了一种起源；又如何通过地理，例如希腊人，把全世界都描绘为在他们的希腊本土范围之内。”[6]维科对诗性智慧的论证为我们清楚明白地表明了“这个民族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清楚明白地表明了，正是在这一创造中人类不但创造了人类社会，而且创造了人类自身。很显然，维科的历史哲学具有划时代意义。论证诗性智慧，维科试图将人类的一切文化、典章制度从何而来加以阐述，从而得出这些都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这个结论。因此《新科学》涵盖了整个人类的思想史和演化史。
3.社会结构呈共同性，历史变化具规律性。由于西方哲学本身重视因果律，只有能通过因果律考察的东西才是科学的。因此维科一直想建立“人类的形而上学”；才要一再强调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历史哲学要建立，必须对不同社会结构的共同性以及历史变化的规律性进行把握和认识，他在《新科学》中得出并努力阐述了“各民族历史在不同时期都要经历的一种永恒的历史图案”。他说:“永恒规律是一切民族在他们的兴起、发展、成熟、衰落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即使永恒中有无限多的世界不断产生”，“他们的事迹都会为这种永恒规律作例证”。[7]他认为人的创造活动全倾向于创造出同样的东西，不论世界上的民族存在多少文化形式上的差异、民族发展程度的不同，都会经历相同的历史阶段，因此历史是有规律表现的。并且他认为历史可以复现，在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便会在更高一级的形式下复归或重演。只有具有可复现性，才能称之为有规律。当然他认为的归复，并不是指同一民族历史的不断循环，而是历史发展阶位较低的民族向历史发展阶位较高的民族的发展史历程进行归复，从而论证他的历史规律是永恒的历史规律。
维科受埃及神话的启发，将世界所有民族的历史都概括抽象为三个时代，即神的、英雄的和人的时代，他相信“各民族都是按照这三个时代的划分向前发展的”[8]。他在《新科学》中认为宗教、婚礼和葬礼是人类众多繁杂制度的起源。并对宗教、婚礼和葬礼三种基本制度如何衍化出人类社会生活的种种进行了阐述和论证。他同时提出了人类因为有了私有制，所以分化为两大对立阵营，即产生出阶级，所以才有了国家。而国家和阶级是在英雄时代产生的，并不是伴随人类历史本身而产生的。而阶级斗争才会最终导致建立真正的共和国。而共和国内部也是有斗争的，也并不完美，因此，以共和国及君主制为代表的人的时代也是不完美的，并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点。但是维科只抽象出来这三个历史阶段。他认为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必然要经历这三个阶段。
二、维科历史哲学的不足
维科作为西方近代古典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其理论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
1.人类历史提纯化，去掉了精神。前面论述到，维科将历史提纯化是其一大进步意义，但是我在标题中已经明确，其进步意义是在当时而言。就现时代而言，将历史纯质化，以重思辨而轻经验，过度重视逻辑思辨，将人类历史纯质化是有着很恶劣后果的。如果要完全的思辨的研究历史，要将历史建立一个逻辑思辨后的模型，将人类历史中个人的目的和动机；各民族、各个不同个人的个性以及偶然因素予以悬搁，这无疑会导致一种结果，就是将人类的历史“物化”。人的历史不再有人类自由精神和意志，偶然，那么人类就会完全物化，为因果律所支配。而维科确实也是梦想构建一种因果律的历史：“与允许上帝直接干预人类命运的进程的历史神学相对立，《新科学》试图证明，历史是一个纯属人类过程，它像自然一样，服从自己的因果规律性”（F・费尔曼在《新科学》法兰克福1981年版的导言第1页中如是说）。
虽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反抗神创历史，但是恶劣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正如牟宗三先生在《历史哲学》（台北经联出版社民国92年版）中所表述的那样，这样做会使得历史哲学彻底否定属于人类精神的一切，将人类历史的规律变为机械系统，从里而外彻底的穷尽一切数量的精神。将人类的人性、个性纯然排除，净尽纯化，这样使得历史虽然纯化，但是否定了一切经验事物，将历史哲学僵化于“物化”中。这样为近代古典历史哲学走向覆灭埋好了伏笔，20世纪初所兴起的现代批判的历史哲学和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皆是出于对近代古典历史哲学的以哲学思辨取代经验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反抗。
2.历史进步理论的确信，忽略了科学进步与道德进步是否同步的问题。维科认为历史是一种进步史，与之前的历史观全然不同。但是维科的历史进步观确实没有考虑到道德层面的东西。但是纵观人类历史，科技的进步并不等同与道德进步。维科没有涉及人类道德的发展历史，从而使得近代古典哲学的历史进步论充满了目的论。他的历史进步论是以一种目标为参照物的，只有向那个目标运动才是进步，而这个目标完全是一种以物质层面为临界评判标准的分层目标“森林――茅屋――城市――学院”。他以实践的理性、人对自然的自由为标准，最终从科学进步的角度论证历史的进步。城市到学院，他并没有提出如何让道德进步，而是认为当物质发展到一定程度，道德会自动向前发展。
历史的佐证偏偏不是如此，社会科技的进步与道德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同进同退的关系。维科的这种观点，为以后很多近代古典历史哲学开创了一个不太好的先河，那就是对人类科技进步大声赞颂，而忽略了对道德历史的考察，盲目的认为只要科技进步，人类道德水平就一定会进步。这种思维以至于今天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从卢梭开始，西方历史哲学家很多都认为科技进步的同时是伴随着道德的退步，但是这个思路，并没有被后世一些历史哲学流派所重视，这些流派，往往产生了社会发展的“唯科学主义”思路。
综上，维科的思想，开创了西方近代古典历史哲学，而他的理论中的不足，发展到后来，也为新的历史哲学的产生预留了空间。
参考文献：
[1]〔英〕巴恩斯.《史学史》(英文版)［M］.192.
一、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能力是较高层次的学科能力,它总是包含再认、再现、阅读理解、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抽象等学科能力,同时又离不开对材料的整理、最大限度地获取有效信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作指导,史论结合。其中归纳和抽象是概括的前提。
概括的过程,首先是归纳的过程。需要概括的知识往往呈现零散分布状,这不利于概括。历史知识本身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我们完全可以用系统化思维方式,从宏观和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那些零散分布的知识,对历史教材内容重新整合或类化。行之有效的做法是重视和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所谓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就是要善于把大量分散的相对孤立的历史史实、历史概念以及历史结论纳入完整的学科体系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事实和历史概念之间的普遍性联系,揭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客观规律。因此,加强历史知识结构的教学,是快速提高学生概括能力的有效方法之一。
概括的过程,其次是抽象的过程。概括总是在人们的抽象过程中并在抽象的基础上进行和完成的。因为概括的结果已不是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简单再现或全部罗列,而是对历史事物、历史现象的更高层次的认识,是形成一系列稳定的科学的概念,是把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一结果的实现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来完成。历史事物、历史现象共性或本质属性的归结,历史哲理、历史规律、历史基本结论的提炼升华,基本要点、核心内容的得出,无一不是抽象思维的结果。抽象的最初结果是形成一系列比较稳定的、科学的历史概念。历史概念源于史实,又高于史实,是历史事物的本质、全体及内部联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历史概念的这些特点与历史概括的涵义、特点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广泛地准确地使用历史概念为历史概括服务。重视历史概念的教学和运用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又一有效方法。
二、史论结合法是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和典型形式
所谓“史”即客观史实;所谓“论”则是从客观历史事物、历史现象之中抽象出来的带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史论结合既是史学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又是历史高考、中考考查的学科能力之一,更是我们进行历史概括的基本方法,还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
1.论从史出是概括性思维的原则和方法。一般情况下,对“论”的考查总是要结合具体的史实才能进行的。归纳式概括、点睛式概括出的内容就是被概括史实的“论”。由于历史史实的丰富多彩决定了归纳式概括的“论”千差万别、丰富多彩;而点睛式概括的“论”大多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有关史学理论及历史基本结论。如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结论是对整个民主革命历史的点睛式概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民主革命历史及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史的点睛式概括;生产关系的变革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规律是对整个人类历史>:请记住我站域名/
2.史论结合是历史概括的典型形式。不仅一道主观性试题中有史、论两部分组成,而且每一个要点(或每一句话)多数也有史、论两部分组成。“史”要概括,主要表现为历史概念的运用;“论”要具体不能空洞,“论”从史出。历史学科主观性试题的答案不会有生动的描写、华丽的词藻、浓厚的文学味;也不会整段都是深奥的理论说教,浓烈的政治味;而是具体而不繁琐,朴实而不刻意雕琢,有抽象但不深奥。
3.训练是提高学生历史概括能力的基本途径
知识可以传授,能力必须靠平时的训练逐步培养和提高,非一朝一夕而成。高层次的概括能力的培养更不例外。
(1)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加以训练。一方面要准确地随心所欲地表达自己的历史概括性思维成果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这离不开语文学科;另一方面,历史概括性思维和语文概括性思维的特点、要求又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完全可借鉴语文学科的一些概括方法为历史概括所用。如概要式概括可以把语文课中抓关键字词、划分逻辑层次的方法迁移到历史概括中来,按题目要求划分材料的意思层次,妥善地抽取出有关问题的答案要点来。对于概述式概括可以借鉴语文课中撰写故事梗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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